第二个问题，1981年全国进一步经济调整问题。1979、1980年为了纠正当时经济上的失衡，已经进行了调整，这是在陈云同志主持下进行的。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财经委员会【117】，小平同志力主陈云主持，那时我尚未来北京【118】，后来我主持时改叫中央财经领导小组【119】。那两年的调整，主要是纠正李先念、余秋里他们主持那一段发生的问题。这次调整，余秋里、康世恩【120】他们很不以为然，比较反对。后来把余秋里调离计委，由姚依林接替，与此有关。

　　在1979和1980两年调整后，1981年又提出要进一步调整，这是我担任国务院领导人以后遇到的第一个大事情。本来在1980年5、6月间，在讨论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我曾提出过一个十年倍增的设想，也就说，1980到1985年期间，每年递增5%-6%；前一个五年计划慢一点，后一个五年计划快一点，总之十年增一倍、翻一番。但在计委具体研究1981年年度计划的时候，发现1979、1980年财政赤字每年都在100亿元以上，1981年仍将有很高的赤字。同时，这两年物价已在上涨，群众反映不少。陈云知道这些情况后，他提出必须做到1981年财政平衡、信贷平衡，他提得很尖锐，说宁可不要速度，也要做到财政平衡。他主要怕年年财政赤字，引起通货膨胀。李先念甚至提出不仅要财政平衡，而且要有节余。他们两位过去历来主管经济工作，按他们的意见重新研究1981年经济计划时，就必须对1981年的经济进一步调整，也就是说，要大大压缩基建规模和大中型建设目，降低发展速度。计委根据这个精神拟订调整后的经济计划，提交1980年11月28日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经过小平、陈云、李先念同意后，于12月26日召开了有各省市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向全国作了部署。

　　由于那几年农业连续丰收，市场也比较繁荣，经过城市和农村的改革，群众生活有了提高，形势很不错，各地的同志认为没有必要进行这么大的调整。因为有些项目已经与国外签订合同，如果要压缩，就要修改合同，有些项目的设备已经运来，如果压缩那就要封存。所以那段时间，国际上对此议论纷纷，认为中国形势不妙，但也有赞扬的。我看到的材料，只有日本认为调整有必要，才能使经济走上轨道。

　　这次大调整是陈云、李先念提出的，邓小平虽然在常委会上表示同意，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话，但实际上这个做法并不符合他的意愿，尤其是从国外引进的大型项目下马、设备被封存起来，他是不愿看到这种情况的。他在会议上同意陈云、李先念的意见，只是对陈云投了一张信任票而已。直到这个时候，据我看邓小平仍然把陈云作为经济问题的主要决策者。他认为在经济问题上，陈云看得比较深，比他要高明，几十年来已证明了。邓也说过这样的话，即使他不以为然，还是投了陈云一票。

　　耀邦在那次会议上没有讲话。据我观察，他是不大赞成的，但也不便于反对。因为两位老人提出来，另一位老人也同意了。但是事情过去了一年，1982年春天耀邦在外地考察工作时说，1981年经济调整搞了个小“马鞍形”【121】。后来这句话传到陈云耳朵里，他当然很不高兴。我当时虽然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但因为刚到中央不久，对全国经济情况不太熟悉，我思想上比较信任陈云，所以虽然他的意见和我原来十年倍增的想法不一致，我还是同意了陈云的意见。从结果来看，这次的调整是必要的，效果也是好的。因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段时间，我们整个经济处于还账阶段。多年来，不仅文化大革命中，包括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在城市建设、农业、人民生活等方面欠下了许多帐。要把经济大体理顺，就必须还账，必须“补课”。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可能很高，不可能把建设的摊子铺得很大。比如说，当时为了恢复农业的活力，恢复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提出了要给农民休养生息的机会。这就不能不对多年来存在严重的“剪刀差”【122】问题加以调整、解决，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价格。这个政策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定下来的。当时我还在四川，但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研究时，我也参与了意见。当时 农副产品的价格必须提高，否则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这是第一。第二，那时虽然还不能取消，但要减少对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123】的数量，尤其是重点产粮区、商品粮区，多年来派购征购压得很重，农民喘不过气来。要实行计划外加价收购的政策。

　　在这里我要说一下，这两条非常重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农业的复苏，从1979年、1980年、1981年、1982年、1983年、1984年，连续几年农业丰收，农村欣欣向荣，首要的当然是解决了农民“耕者有其田”【124】的问题。农民有了土地，实行了包产到户【125】，这是最根本的一条。多年来，农民为生产队打工的状况改变了，农民开始为自己种田。但是我要说，农村那几年之所以有那么大的活力，简直像是变魔术似的，谁也 没有想到。多年来大家感到无法解决的问题，几年时间就转过来了，过去粮食那么紧张，到了1984年竟然发生了农民有粮卖不出去的问题，国家收购的粮食，压在仓库里很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除包产到户，另外两条关系极大：一条是提高农产品价格，农民开始在农产品里感到减少了“剪刀差”，农民种地有利可图；另一条就是减少了统购、派购的数量，不从农民嘴里夺粮。过去多少年来农民吃不饱肚子，每年粮食一收下来，就交公粮、余粮【126】，这种状况持续了二十多年。当然，我们之所以能实行这样的政策，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决定每年要进口粮食。陈云同志原来说进口粮食以保经济作物，实际上进口粮食解决了城市粮食供应，减少了对农村的购粮。那时每年进口粮食数量很大，我记不很清楚了，大约是1000万吨到2000万吨。这边进口粮食保证城市供应，那边不从农民口里夺粮，重点产粮区又可以拿多余粮食以较高的价格出售，使之有利可图。这样三条一配套，农村一下子就搞活了。

　　实行这三条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但城市粮食的销售价格却不能马上提高，因为那时居民的购买力有限，城市粮价不能轻易动，这就增加了财政上对农副产品的价格补贴。同时进口粮食要用外汇，也就影响了进口设备。另方面多年来城市居民住房非常困难，不能不增加城市住宅建设面积。同时工厂扩大自主权，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和奖金，这些都需要开支，所有这些都属于还账性质。没有那几年的还账，不可能有以后那么好的形势，缓不过劲来。

　　所以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占国民经济比重逐年下降，而财政开支逐年扩大，这就出现了赤字。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正常的，是不能不解决的问题。直到1984年，我才提出今后要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要减少财政赤字，只能暂时压缩经济建设的规模，放慢经济发展的速度，别无他途。我认为，制定1981年计划发现这些问题后，提出调整是必要的，我现在仍然是这个看法。如果那时不顾这些情况，认为政治形势比较好，粉碎了“四人帮”，开了三中全会，大家欢欣鼓舞，于是就搞大干快上，那就很容易或者很快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或者又回过头来压得工人、农民喘不过气来。从整个形势看，虽然经过1979、1980年调整，1981年再缓冲，实行进一步调整很有必要。

　　从结果来看，1981年的调整结果和过去的几次调整结果不同，不仅农业继续丰收，市场继续繁荣，国民经济不仅没有出现负增长，全年也增长了4%左右。特别要指出的是，1981年随着调整的发展，增长的幅度越来越高，第一季度比较低，第二季度就好一些，第三季度就高一些，第四季度明显加快了。这说明调整很好，国民经济回升了。

　　这次调整有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在压缩基建规模，压缩重工业、钢铁和机械加工的同时，大力发展轻纺日用消费品工业，并结合着城市放宽就业政策，允许、鼓励个体户经营，大量发展多种服务行业，因而经济发展继续保持了一定的速度，市场继续繁荣，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不但没有下降，而且继续提高，没有进一步造成失业，就业的范围也宽了。最后做到了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人民比较满意。

　　当然从事后来看，不是没有缺点，除了计委历来在压缩基建的时候，常常采取“一刀切”、“剃平头”【127】的做法没有完全纠正。

　　我也感到，在压缩基建规模开始的时候也很难不一刀切，就是发指标要各地方压多少，当时还是那种旧体制，不这样做也不行。但为了挽救、照顾那些实在不该压的项 目，我叫计委留下一部分机动费用，以备“拾遗补缺”。在普遍压了指标以后，再回过头来看，那些压了实在可惜，或者继续搞极为有利的再恢复一点，当然数量不能多，不能大，以减少“一刀切”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这样做虽然好些，但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事后来看，这次调整搞得狠了一些，如果能注意一下适度会更好些。主要是对已经引进来了的成套设备，有些项目，或者是其中某些设备，确是国内所急需，安装起来周期不长，很快就能发挥效益，这些就应该照顾。因为这些设备已经进来了，已经付了款，安装起来国内配套资金不需要很多，而且封存也需要经费。如果能安装就安装，这是合算的。如成套引进的电站设备、化肥、石油化工设备，还有宝钢的炼铁高炉等等，都属于这种情况。虽然有的项目过了一年又上马了，但不仅时间拖长，花费也增加不少，而有的几年以后才恢复。

　　当时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大部分采取缓建、封存办法，主要是国内没有配套资金。因为要压缩赤字，搞财政平衡。看来是机械了一点。比如说，即使搞的结果没有完全做到消灭赤字，还有部分赤字，而这些赤字用在合算的项目上，一两年、两三年就回收过来了，也是可以的。再说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如果多借点外资也是可以解决的。当时陈云他们态度比较坚决，顾虑比较多，他根据1961年1962年经济调整的经验，怕摊子铺得大了、多了，就坚决地压缩。我们当时有些事也看不清楚，缺少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