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谈谈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这个问题上，在中央主要领导人之间，是有两种不同看法的，也可以说自始至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以邓小平为代表，一种以陈云为代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主要主张，是加快经济的发展，注重速度，强调对外开放，实行市场经济改革。以陈云为代表的主张，基本上坚持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做法，坚持计划经济，对改革开放持怀疑或保留的态度。十多年来，几经反复曲折，邓的主张逐渐占了上风，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我和耀邦基本上是站在邓小平一边的。李先念是完全站在陈云一边的，甚至比陈云更偏执、更顽固。我觉得他和陈云很大的不同之处，在于陈云主要是观点、认识不同，而李先念还夹杂着一些个人得失的考虑。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相当长的时间里，经济工作基本上是由他主持的。还有长期担任国家计委主任的余秋里【111】，主要是他们两个人主持的。包括粉碎“四人帮”【112】以后那两年搞了一些大干快上，造成经济上的失衡，不自量力地引进许多大的项目，即被称之为“洋跃进”的那些事，也是在他和余秋里主持下搞的。以后搞改革开放，李先念似乎觉得自己过去的工作被否定了，常常流露出这样一种不满情绪：“什么都是现在对，过去都错了？”等等。当然，从观点上说，他接近陈云，他所以那样固执，就是因为他有这样一种情绪，后来一直对改革开放不满，站在改革开放的对立面，经常对改革开放发牢骚。

　　支持陈云观点的还有姚依林，他后来接替余秋里任国家计委主任，在国务院是主持全面经济工作的副总理。

　　我对邓的改革开放一直是完全支持的，可以说为此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但对邓过于强调速度，我也有所保留。我不大赞成过于强调速度，当然如果各方面搞得好，经济搞得顺，速度加快了，那当然是件好事，不会有人反对。但鉴于多年来我们追求产值的毛病，过分强调速度，很容易造成下面盲目追求高指标，不讲经济效益只讲速度，而我们旧的经济体制也很容易搞成这样。虽然我提出的指标低了些，强调经济效益，邓也知道我的这一看法，双方没有形成明显的分歧，彼此能够理解。

　　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我与耀邦基本主张相同，都有热情，但在具体步骤、方法上也常有些不同看法，尤其在速度问题上，耀邦比邓更厉害。邓只是一种想法，希望搞得快些，而耀邦却到处鼓吹，要求“提前翻番”【113】。因为我主持全面经济工作，所以有时我们两人的分歧比较明显。

　　对陈云同志，我调中央工作的头几年对他很尊重。我觉得在老一代领导人中，陈云对经济工作有深刻的研究，有自己的真知灼见。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得很成功，当然那是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1957年以后，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不赞成毛主席大跃进【114】那一套搞法。当时全党头脑都发热，他老人家坚持自己的观点很不容易。而且在五十年代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是他最先提出既要搞大计划，又要允许小自由，以计划经 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主张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尽量把经济搞活一点。这一点也非常不容易，因为当时全党都是一个调子，要计划占领全部阵地。还有1962年，在经济困难时期，他出来收拾局面，搞了一些非常有效的挽救措施，包括高价糖果，从国外进口黄豆救治国内水肿病等等，很快使形势好转。当然那时还有少奇【115】同志、周总理【116】，但是很多措施是陈云同志提出来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陈云首先提出进口一些粮食以保国内的经济作物。因为那时国内经济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折腾，许多东 西都要进口，粮、油、棉都要进口。总之，他是有真知灼见的。我到北京后，对他不赞成片面强调速度，避免经济大起大落，我也是同意的，这和我的想法相同。同时，他对我提出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要打破大锅饭，扩大企业自主权，他也表示支持。因此，开始几年双方处得不错。而且我还可以在邓、陈之间起一点沟通和中和作用。因为我主管经济工作，我听听邓的意见，又听听陈云的意见，然后提出我的见解，这些见解当然主要是根据邓的，但也照顾到陈云的一些意见，结果他们两个人都同意。

　　问题是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不断提出新的问题，需要把改革开放向前推进时，陈云的思想仍然原封不动。在五十、六十年代，陈云的经济思想在我们党内算是很开明的，但是现在还是大计划、小自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那一套，因此他和整个改革开放的思路和形势，越来越不合拍了。于是我们之间距离也就越来越远了。这是第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