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三年见闻录
　

　
第一章 美国人在新疆

在抗日战争以前，除了个别的美国旅行家到过新疆以外，全疆没有一个美国侨民。但是到了１９４３年间，在新疆的省会迪化却设立了美国领事馆。其经过内幕是这样的：１９４２年６月，重庆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了一个《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这年下半年，美国将一批军火运到德黑兰，经过苏联境内的中亚细亚进入新疆，再运进内地。这批军火是由一个美国少校率领一个车队运来的，这是美国人第一次成批地到新疆和在新疆活动的开始。

１９４３年（确切日期，我不清楚），美国驻重庆的大使高斯以苏联对新疆有领土野心，企图把新疆变成为第二个外蒙古为借口，要求在新疆省会设立美国领事馆，以便“看住苏联”。这个要求对蒋介石反苏反共的政策显然是有利的，他自然满口答应。于是，在没有一个美国侨民的新疆，就设立起美国领事馆来了。

这个美国领事馆的第一任领事是克拉布（Ｃｌｕｂｂ），原在海参崴工作，是一个研究中苏问题的专家。第二任领事为华德（ＲｏｂｅｎｔＳｐｅｎｓｅｒＷａｒｄ），原任美国国务院政治计划委员会副执行秘书。１９４４年下半年到任，于１９４６年冬去职。第三任领事为包懋勋（Ｐａｘｔｏｎ，包懋勋系自己取的中文名字），原在中东伊朗等国工作，于１９４６年冬调来新疆任领事，到１９４９年新疆快解放前的一个多月才离开。包懋勋离开迪化后，其职务交领事馆秘书马克南（Ｍａｃｋｅｎｎａｎ）代理。此人是１９４７年７月到迪化的，在新疆临解放的头几天，他把美国领事馆房屋、器具等托英国驻迪化领事福克斯代管，自己带着一个白俄，乘着吉普车跑到奇台乌斯满处进行阴谋活动后，乘车经柴达木盆地前往西藏，在行抵西藏边境的时候被西藏边防部队击毙，随同他去的那个白俄也负了重伤。这样，美国在新疆的活动也就从此结束。

克拉布我没有见过，他的情形我不清楚。华德和包懋勋两人，我和他们接触较多，下面是我对他们两人所了解的一 些情况。

１９４４年华德到新疆后不久，当年１１月就爆发了伊犁事变，蒋介石派去镇压的一个师几乎完全被歼灭。当时我在迪化担任中央军校第九分校主任。因为过去我在滇缅边境对日军作战时，曾和许多美国人在一起工作过，美国政府还赠过我一枚自由勋章，所以我很快就和华德成了朋友，有过多次谈话，对于他的思想和作风也比较了解。

华德的政治观点大体如下：

１．他认为战后美苏间应该进行全面合作，不应该互相猜疑。如果彼此扩充军备，进行另一次大战的准备，对人类将是很大的灾难。

２．他也强调应给予殖民地民族以独立，但他所理解的民族独立是美国给予菲律宾那样的独立。他在１９４６年７月４日举行的庆祝美国国庆的招待会上发表的演说，主要内容就是极力宣扬美国在这一天给菲律宾以独立的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

３．他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通过政治协商会议共同制定的和平建国纲领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两党应该根据纲领的原则处理各项问题，绝不应诉诸武力。当１９４６年七八月间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各解放区时，他仍然希望马歇尔的调停能获得成功。

４．他谈到新疆问题时，认为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待新疆少数民族的政策，完全是以征服者自居，实行殖民地统治，以致引起各少数民族的极大反感。解决的方法，必须做到民族平等，并帮助他们发展经济文化。我问他伊犁事变是否有国际背景时，他说：“这很难说，外面有种种传说，说俄国人如何如何地帮助他们，但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

当１９４６年６月间张治中和伊方代表阿合买提江等达成协议，行将改组新疆省政府时，他十分高兴，曾对我说：“这将是新疆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同年７月，我以西北行辕参谋长的身份，衔张治中（张那时是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之命，前往南疆视察，到过焉耆、库车、阿克苏、喀什、莎车、和田等地。他对我此行非常关心，当我于８月下旬回到迪化后，他特来看我，向我征询南疆之行的感想。

从上述几点看来，华德是美国罗斯福对外对内政策的一 个竭诚拥护者。他在新疆的一年多里，和苏联领事馆人员处得相当好。他有病时，都是请苏领事馆的医生诊治的。他在新疆并未积极活动，领事馆里只有在迪化雇用的一个职员和几名工友。他对于朱绍良和吴忠信在新疆的统治，常流露不满。当时驻在迪化的国民党情报机关，曾怀疑他是共产党的同路人。１９４６年冬，华德患肠结症，情况严重，当即由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派人护送，乘苏联飞机到哈萨克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治疗，据闻曾由莫斯科派来两名外科医生到阿拉木图为他施行手术。他病愈回到迪化后，曾把他到阿拉木图治疗的经过以及受到苏方很好照顾的情形，给美国国务院写了一个报告。不料，这个报告去了没有多久，华德就被调职了，而且听说他以后被美国国务院整肃了。又１９４６年冬郑介民（当时任国防部保密局局长）对我说过：“华德在新疆的言行，我曾告诉过司徒雷登大使。”这样看来，华德之被调离新疆，可能和保密局（即原来的军统局）的活动也有关系。

１９４６年１１月，我由行辕参谋长调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就职后不久，美国国务院派来接替华德的新任领事包懋勋就来到了。

包懋勋这个人，是美国多年培养起来从事间谍活动的能手。他曾在我国当过某教会的传教士，会说些半吊子的中国话，对中国的社会情形有相当了解。他的政治见解是：“美国至上”、“美国第一”，处处宣扬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夸耀美国的财富和强大，对共产主义运动是反对的，对苏联是仇视的。

包懋勋接任领事后，逐步扩充人员，积极开展工作。除了他的妻子担任机密文件及密电码的保管和译电工作外，领事馆还增设有副领事、秘书等职。先后任过副领事的，有马丁（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４７年）、迪尔克逊（Ｄｉｅｒｋｓｅｎ，１９４８年）；任过秘书的，有博恩顿（Ｂｏｙｎｔｏｎ）、马克南（Ｍａｃｋｅｎｎａｎ）。先后来过的信使有克拉克（Ｃｌａｒｋ）、凯斯勒（Ｋｅｓｓｌｅｒ）、包奇朗（Ｂｏｕｒｇｅｒｏｎ）、凯德（Ｋｉｄｄｅｒ）等人。他还在迪化雇用了俄文和维吾尔文的翻译人员。他又要求我的一个英文秘书邝宇彰（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每天去他的领事馆作半天的英文翻译工作。１９４７年南京美国大使馆用专机给领事馆送来一架超短波的无线电台，装设在领事馆的一间办公室里。这部电台高达二三公尺，据闻可与华盛顿直接通报，由一个美国人担任保管、修理和收发电报。

自１９４７年初到１９４９年７月，包懋勋离开新疆时为止，他的重要活动约有下列几个方面：１．多方搜集有关苏联的材料：这是美国国务院给他的主要任务，而尤为重要的，则是侦察苏联是否有了原子弹——这是美国当时最为注意的中心问题。包懋勋到迪化后，第二 次和我见面时（第一次是一种礼节性的拜访）就谈起这个问题。他问我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消息，是否听到过苏联境内发生过巨大的爆炸声音。我说：“没有，只是听说苏联在新疆阿山地区，用几十辆汽车昼夜不停地运输在当地开采出来的矿产。”包懋勋又问：“这些矿是不是铀矿？”我说：“只听说在盛世才统治时期曾和苏联订有合同，在阿山的富蕴县开采钨矿，是不是有铀矿还不大清楚。”他对于每一个从苏联境内来到迪化的旅客（除苏联人外），总要多方设法向他们了解情况，尤其是关于原子爆炸的情况。

他对于新疆境内有多少苏联人，从事一些什么活动，在伊犁、塔城、阿山三区是否驻有苏联军队，苏联在这三区开采一些什么矿产，由苏联开采的乌苏独山子油矿的产量有多少，蕴藏量大不大，等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他对于苏领事馆吸收新疆人加入苏联籍一事特别注意，曾就此事向我询问过两次，并向迪化市的警察局探问过。

２．搜集有关新疆地方的资料：关于新疆各少数民族的分布情况和宗教信仰，新疆的矿产及农产品，新疆境内交通及通往苏联、阿富汗、克什米尔、青海、西藏等处的交通状况，各地区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和他们的政治倾向，各地区社会团体的负责人及其政治倾向等等，领事馆也多方搜集这些资料。

３．积极拉拢各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他们所要拉拢的都是一些反苏反共的上层人物；凡属同苏方亲近或者主张亲苏的人，他都采取审慎和屏弃的态度。包懋勋所拉拢的，主要有以下一些人：维吾尔族的麦斯武德（曾任过新疆监察使、新疆省政府主席）、穆罕默德?伊敏（曾任新疆省政府建设厅长）、艾沙（曾任新疆省政府秘书长）、色以提（南疆阿克苏的大阿訇）、尧乐博斯（哈密区行政专员）以及迪化维族中的大阿訇等人；哈萨克族的贾尼木汗（曾任新疆省政府财政厅长）、哈德万（艾林郡王之妻，当时任迪化行政区专员）、萨力士（曾任新疆省政府副秘书长）、乌斯满（曾任阿山区行政专员）等人；回族中的马良骏（回族的大阿訇，曾任新疆省监察使）、白文昱（曾任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副厅长）等人；蒙古族的乌静彬（汉人，焉耆蒙族部落首领之妻）、乔嘉甫（原为塔城区蒙族的女王）等人。他拉拢这些人的目的，一方面是向这些人宣传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最民主的国家，争取这些人在政治上倾向美国，投靠美国；一方面向这些人了解情况，经常约一些人到领事馆喝茶或吃饭，向他们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借以探悉各少数民族的内部情形。

４．和官方保持密切联系，并进行渗透：这里所指的官方，主要是指当时在新疆的西北行辕迪化办公厅、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国民政府外交部驻新疆外交特派员公署等机构。这些机构的官方人士，基本上都是从内地去的汉人，而且除了极其个别的外，都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在政治上倾向于美国的。虽然当时在新疆标榜着所谓亲苏政策，但包懋勋到迪化后不久，就看出这种政策是行不通的。大约是在１９４７年四五月间，我曾问他对于亲苏政策的意见，他笑而不答。我又说：“我是请你以私人朋友的关系谈谈你的看法，不是要你作为外交官代表美国政府的意见说话。”这样，他才说出了他的看法。他说：“据我了解，贵国政府２０年来和俄国的关系一直是不怎样友好的，一个地方政府能脱离中央政府的基本政策吗？如果中央行的是一套，地方行的又是一套，而这个地方政权又和中央的关系是密切的，这怎能使对方相信呢？盛世才曾有过一个时期和俄国人合作，但盛世才那时的政权是完全脱离了中央，形成独立割据的局面，现在能这样做吗？所以，依我看来，这项政策恐怕不易行得通。”他说的这段话，当然有他的用意，但确也道破了新疆当局所谓亲苏政策的实质。

包懋勋懂得在新疆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同南京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他们虽然标榜亲苏，但是对美国人绝不会有所歧视。所以他常约上述这些机关的高级人员去领事馆吃饭、喝茶，借以探听情况；有时他甚至事先不用电话通知，就一直跑到机关问情况。那时正值新疆多事之秋，我们基于利害关系，遇有重要消息也随时告诉他。在这方面，我和他的联系较为密切。自１９４７年６月北塔山事件发生后，我经常将前方来的消息抄送给美领事馆；尤以苏联飞机协助蒙古军队作战，轰炸北塔山我守军阵地一事，我认为很严重，一得到这个消息，立即打电话约包懋勋到我的办公室，把这个情况告诉他。

他把这个情况立即电告了美国国务院。当时有些美国记者曾向美国国务院询问这一事件的情况，国务院的发言人答复说：“我们驻在新疆的外交人员曾从当地军方获得北塔山事件的第一手资料。”

包懋勋并不以我们随时向他提供重要消息为满足，他还要千方百计地从我们的机关里收买干部，进行渗透。下面是几个例子：我的英文秘书邝宇彰，每天在美国领事馆工作半天，包懋勋除了每月给他５０元美金之外，又对他进行诱惑欺骗。说过几年后，将负责设法送他去美国免费留学，条件是要邝宇彰在西北行辕迪化办公厅和新疆警备总部为他刺探消息，搜集资料。邝宇彰受包懋勋的诱骗，就替他搞情报活动，但很快就被我发觉了。我曾警告他说，这样做是犯法的。

外交特派员公署的一个楼科长，也被包懋勋收买，经常把公署和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在外交上的有关文件交给美国领事馆，随后也被发觉了。

此外，在迪化的基督教徒约有１００多人，绝大部分是汉人。包懋勋夫妇常到教堂去参加做礼拜，并捐一些钱帮助办慈善事业，对这些教徒进行拉拢。

在我离开新疆后，听说包懋勋还派马克南到奇台去见过乌斯满，而马克南于１９４９年新疆快解放之前，又特地绕道到奇台和乌斯满会面。１９５０年乌斯满、贾尼木汗、尧乐博斯等人在新疆的叛乱，不能说和美国领事馆的阴谋活动没有关系。

１９４５年有一位美国少校马克宁（Ｍａｃｋｅｎｉｎ）带着几个美国士兵，在新疆设了一个气象观测站。我没有和他们见过面，究竟他们干过些什么，我不清楚。到１９４６年，这些人都离开了。

１９４８年春（大约是三四月间），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侯腾陪同美国大使馆武官苏洛（英文名字记不明确）准将，乘一架美国制的Ｂ２４式轰炸机，飞到迪化。当时张治中不在新疆，在迪化行辕办公厅负责的是刘孟纯，我和刘对于他们的来临都感到突然，因事先并未接到任何通知。此事曾引起苏联领事馆方面很大的注意。他们下机后，就向我们说明苏洛准将是来新疆旅行的。我和刘孟纯联名设宴招待了他们，我还陪同他们到头屯河（离迪化四十公里，原系一个小型的炼钢厂，以后停办了）的一个骑兵部队和在迪化附近的第九分校参观过。

在他们来到迪化的第二天晚上，我和苏洛、侯腾有过二三小时的谈话，并由侯腾任翻译。谈话内容颇为广泛，我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苏洛准将曾向我询问了下列几个问题：１．他问伊、塔、阿三区的武装力量有多少，我告诉他大约有３万人。他问步兵多还是骑兵多，我说没有确实的资料，依据情况判断，骑兵可能多于步兵。

２．他问驻在新疆国民党军队的兵力有多少，部队的装备情况和弹药的储备是否充足，补给和运输的情形如何，我没有列举详细数字，只是概略地答复了他。

３．他问在新疆境内有几个飞机场，第一个机场的跑道有多长，是否每一个机场都贮存有供应飞机使用的汽油，我也概略地告诉了他。

４．他问伊犁方面是否会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如果他们进攻的话，我们能否击败他们？我说：“现在还看不出他们有向我们进攻的迹象，如果只是伊方那点力量，我们是有把握击败他们的，但如有其他国家的军队参加，那就很难说了。在这一带地区的这些民族、语言、文字、宗教、习惯等大体相同，他们只要把服装一换，就很难辨别了。”

他们在迪化住了两天，除参观外，还游览了市郊的风景区，并买了本地出产的地毯、绒帽等，第三天早上就走了。

同年８月，我到南京和侯腾见面时，问苏洛准将春天去新疆的主要目的到底是什么。侯腾告诉我，他的主要目的是侦察由兰州到新疆的航空线路，所以当时除苏洛武官外，还有几个关于航空、气象等的技术人员同去。

１９４８年４月间（也可能是５月上旬），美国大使馆副武官艾克瓦尔（Ｅｋｖａｌｅ）由兰州乘吉普车来到迪化。他的父亲听说曾在中国当传教士多年，他生于甘肃某地，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到迪化时，正好乌斯满也来到了迪化，包懋勋偕同艾克瓦尔来看我，要求和乌斯满会面，我答应了。第二天就约乌斯满和艾克瓦尔到我在迪化东门外的住所会见，我亦在座，翻译的有本部会说哈萨克话的蒋科长和英文秘书邝宇彰。艾克瓦尔先对乌斯满恭维一番，然后向他提出下列三个问题：１．当１９４４年伊犁事变发生时，是否有苏联的军队参加？

乌斯满说：“我是在阿山地区起义驱逐盛世才的人，对于当时伊犁方面作战情形，我不清楚，是不是有苏联军队参加，不能肯定。但据我所知，红军第八团（即驻在哈密的苏军）从新疆撤走后，一直留驻在中苏边境上，要来是很方便的。在伊犁方面参加暴动的好些领导人，都加入了苏联籍，伊犁的苏联领事馆在当地很有权势，这是我很清楚的。”

２．苏联在阿山地区开采一些什么矿产？分几个地方开采？

每个地方有多少工人？苏联的技术人员如工程师等有多少人？

有些什么样的机器？开采出来的矿产物的形状、颜色？有多少汽车运输这些矿产等等。艾克瓦尔对这些问题，问得非常仔细，当某个问题答复得不够明确时，往往重复问几遍。当乌斯满答一段时，他就用笔记录下来，而且记得很详细，单是这一个问题，几乎整整花了两个小时。

３．在中亚细亚地区是否发出过巨大的爆炸声？乌斯满说，他自己没有听见过，也没有听旁人说过。

谈话结束后，艾克瓦尔对乌斯满表示感谢，临行时又对我说，他对这次谈话感到满意，并对我致谢意。

过了一天，包懋勋来找我说，艾克瓦尔想到北塔山去看看，问我能否同意。我答应了，第二天派了司令部的一个少校参谋陪他一道去北塔山。艾克瓦尔是自己驾吉普车去的，他在北塔山守军的骑兵团长那里住了一晚，曾登上北塔山山顶了望北边的形势。他同在１９４７年６月５日坚守阵地击退蒙古军进攻的马希珍连长会了面，并向他了解当时作战的详细情形除了美国军官来新疆活动外，不少美国记者也曾来过新疆。《洛杉矶时报》（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Ｔｉｍｅｓ）记者法拉克（ＷａｌｄｏＤｉａｋｅ）于１９４６年１０月到迪化，主要是想了解伊犁事变的背景。我没有和他见过面，因为我那时不在迪化。

《生活》和《时代》杂志女记者史迪芬（ＢａｉｂａｒａＳｔｅｐｈｅｎｓ）于１９４７年初到迪化住了几个星期后，去南疆的焉耆、库车、阿克苏、喀什等地旅行了约两个月。大约在同年四五月间，她由迪化搭乘一架国民党空军Ｃ４７运输机前往兰州，在酒泉附近飞机失事丧命，全机共２０余人均罹难，内中还有一位画家韩乐然。

史迪芬女士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作家，为人爽朗诚挚，生活朴素。我和她曾见面三四次。她从南疆回到迪化后，曾来看我，和我作了一次两个多钟头的谈话，由新疆省银行总经理罗志枚担任翻译。她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这次谈活的内容记不完全了，但有一段在我的回忆中还是很清楚的。下面是她这段话的大意：１０８第四篇文献史料史迪芬说：“我没有到南疆去以前，在迪化逗留期间，和你们当中的好些负责人谈过话，也和在这里的我们美国人讨论过，大家都说新疆问题是民族问题，又是外交问题。当然不能说这个看法不对。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有的说只要实行亲苏政策，只要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问题就解决了。依我看，恐怕不这样简单。我在南疆旅行了两个月，在新疆人口最多的喀什、阿克苏两地呆的时间较久。我深入社会的基层进行调查，同许多劳苦人民在一起过了好些日子，才了解他们所渴望的并不是民族独立或民族的高度自治；他们也并不是如外面所宣传的那样仇视汉人，只是由于受宣传煽动的影响，造成对汉人仇视的心理而已。当然他们更谈不上要同哪个国家亲善和同哪个国家不亲善的问题。他们所最关心的是如何能使他们那种贫穷痛苦的生活得到改善的问题，那怕只是稍许的改善也会感到满意。”她列举了好些她亲自看到的当地人民生活贫困的具体事例。她说：许多人吃不饱，更不必谈什么营养的话，许多人穿得很破烂，住的地方肮脏污浊；好多儿童没有衣服穿，绝大部分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妇女在社会上毫无地位，出门不带面纱就会遭到阿訇们鞭子的抽打；在人口那样稠密的地区，几乎没有一点现代化的医疗设备……等等。然后她又说：“地方上封建势力很大，那些阿訇们作威作福，为所欲为。像这样，纵然把汉人的官吏全部撤换赶走，仍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她所说的这一大段话，实质上说的是当时新疆的阶级矛盾问题。我那时只觉得她说得有道理，但是还不理解她的含义。解放后，经过学习，我懂得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真理后，回忆起她的话，才理解到她那２０８中国近代史通鉴?解放战争些话的深刻意义。现在把她的这段话追述出来，作为对这位美国进步作家的纪念。

美国国际新闻处记者罗伯逊（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美联社记者麦斯特逊（Ｍａｓｔｅｒｓｏｎ）于１９４７年６月５日北塔山事件发生后，先后来到迪化采访关于在北塔山中蒙军队冲突的原因和战况。其时正值由前线送来缴获蒙军的作战命令、旗帜及一门苏联制造的小炮等物，我接见了他们，并把这些物件给他们看，他们都拍了照。关于苏联飞机协助蒙军轰炸我北塔山守军一事，我也根据前线部队的报告告诉了他们。他们又曾问到这次冲突是否纯粹是边境的争端。我答复他们说：这是一 个边界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罗伯逊并获得我的允许，到北塔山去采访过。

纽约每日新闻报女记者派克（ＰｅｇｇｙＰａｒｋｅｒ）于１９４７年７月来到迪化，主要也是采访北塔山方面的消息。我同样地把所获得的前线情况告诉了她。她还直接去访问了苏联总领事馆，与萨维里耶夫总领事在谈话中弄得面红耳赤。据她说由于她当时提出的问题过于尖锐，萨维里耶夫拒绝回答，以至造成尴尬的局面。

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兰德（Ｃｈ?Ｒａｎｄ）于１９４７年９月来到迪化，那时正值继北塔山事件之后的吐鲁番暴动发生，伊犁方面参加省政府的人都离开了迪化，局势相当动荡。他来见我时，除北塔山问题以外，还谈到新疆的整个形势。

《纽约时报》记者立伯门（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于１９４８年８月来迪化，那时我刚刚离开新疆，没有见着他。只听说这个记者的态度很蛮横，坚持要到伊犁去访问。当外交特派员公署拒３０８第四篇文献史料绝他的要求时，他竟然咆哮地质问：“伊犁是不是你们中国的地方？为什么不能去？”经向他多方解释才作罢。

《芝加哥日报》记者巴纳特（Ｂａｒｎｅｔｔ）于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到迪化，那时我已不在迪化，他的活动情形我不清楚。

除了以上所述的美国记者之外，还有英国的《泰晤士报》记者莫里逊（Ｍｏｒｒｉｓｏｎ）曾于１９４８年１０月到迪化访问，我没有和他见过面。法新社记者沙瓦莱力（Ｊ?Ｓａｌｖａｒｅｌｌｉ）于１９４７年９月由曾任过国民党宣传部长的彭学沛陪同来到迪化，主要也是采访北塔山事件的消息，并曾经到北塔山去过，拍摄过好些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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