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赫赫有名的第六条
有人曾说过，好像是布莱希特说的，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蚀。绝
对权力的主要特征是没有竞争者。执掌国家大权的人可以随心所欲，根本无须顾及
反对派，反对派要么本不存在，要么被卡住喉咙不敢张口。布莱希特所指系统治者
个人，但这一说法同样适用于除掉一切对手、并力图永世巩固统治地位的政党。无
论这个政党受到感召的思想是何等地正确，其纲领是何等地明智，开始之时人民所
给予它的支持又是何等地强而有力，革命政党不可避免地蜕变成保守政党，此事或
迟或早总会发生。
关于这种危险性，顺便说一下，普列汉诺夫、卢森堡、考茨基等工人运动的活
动家都曾向列宁提出过警示。十月革命的领袖与他们争论，却从未否认过这一危险。
但他认为，“胜利后的无产阶级”，其“政治先锋队”依靠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管
理、党内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手段是能够避免这种危险的。我觉得列宁当时是
从他本人以及他周围的人所具有的政治文化水平为出发点的。不久，怀疑情绪便使
他烦躁不安起来。在他1921-1922年所写的文章中，与党的官员迅速官僚化、共产
党员因而有脱离人民的危险有关的忧虑，已突现于首要位置之一。但要找到并实际
应用整治这种弊病的强有力的措施已经来不及了。
我认为，我们的经验，也像其他共产党的经验一样，相当令人信服地证明，无
论多丰富的想象力，多巧妙的花招，包括允许派别活动存在，都不能成为防止官僚
化、防止停滞僵化的可靠保障，当然，这不是针对大量普通党员讲的。这里指的是
很快迷上权力并准备不择手段保住权力的领导层。70年来，这个阶层经过党和国家
几代精英的交替，他们的意识中起决定作用的特点是坚信其永远执政的权利系与生
俱有，不与人分享。当时豪门贵族大致也有这种感觉。另有一些名门之后至今仍以
为，把这个阶层从权力宝座上踢开的革命是非法的、非正义的事情。现在，某些原
中央委员和原州党委书记不能原谅戈尔巴乔夫，也是因为改革的结果使他们丧失了
原有的“份地”。
不过如果说我当时相信取消苏联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对人民和共产党本身都有
利、至少是对几百万普通共产党员都有利的话，那么无论是过去和现在我都认为，
这样的事是不应该一蹴而就的。我并不认为苏联共产党似乎应当签发一份退位诏书，
并让那些棒小伙可以去夺权，他们早在1988年就已经在群众集会上打出：“党啊，
让我们来掌舵吧！”的横幅。
1989年，当国家已被分离主义运动、人民阵线的活动和种族主义分子向中央发
动的攻击闹得相当动荡时，《文学报》上刊出一篇由两名年轻的社会学家伊戈尔·
克利亚姆金和安德拉尼克·米格拉尼扬撰写的文章，主题是彻底的经济改革只有在
强大的有权威的政权的可靠庇护下才可能成功。当时社会已感染上民主思想，许多
人把这看成是独特的越轨行为。
这样提出问题，对我和我周围的人来说并不是什么新发现。我们决不是缺心眼
的人，居然不懂得手里要是没有权力这个杠杆、没有克服所设想的改革必然会遇到
的抵制的能力，就无法推行任何实质性改革。这个问题早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党代表会议之前就已作过深人的讨论。当时是这样打算的：为实现改革的设想所必
不可少的“盾”，将由权力逐步从党手里转归经选举产生的国家领导人手中来予以
保证，并形象地将其表述为：从老广场转归克里姆林宫。
我们还意识到，权力不像物品，可以亲手转交。关键是不要在半途中把它丢失
了，比如不要在古姆或者财政部那一带财政部大楼和过去莫斯科最大的百货商店
（古姆）皆位于克里姆林宫内的全苏议会所在地和苏共中央委员会所在的老广场之
间。--作者注给弄丢了。权力的更迭是非常复杂的社会过程，必然会遭到那些不
得不与权力告别的人的抵制，同时要求做好积蓄新的力量的准备，他们要承担管理
国家的责任。不难看出，苏维埃尚未准备好履行全部权力职能。没有为此所必备的
机构，没有足够数量的具有专业素养的干部，也没有经验。而主要的是缺乏自信心，
缺乏那种今后一切都要由他们最后拍板、再也不必每走一步都要跑到党的区委和州
委去征得同意的自信心。简而言之，为了“掌权”需要时间，而且是不短的时间。
当然，这类问题在暴力革命的条件下会用别的方法解决。在那种情况下无暇顾
及手段：把旧政府赶走，第二天新政府就开会，即使没有任何技能、没有任何必要
的知识也无所谓。但问题是我们认为改革并不是暴力革命，而是一个排除激变及由
此引起的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人民的灾祸和苦难的和平改良过程。它要求高超的
技巧，以便最好地选择权力交接的时机。这种交接只有在自由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
利用它深化民主制、继续推进旨在建立法治国家和社会目标明确的市场经济的改革
时，方能完成。
我们未能在最佳时机结束这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这是天大的遗憾。
现在我尽量再现事件的过程。从原则上讲，苏共放弃垄断地位的决定及由此而
产生的一切后果（多党体制、准许政治反对派存在等等）都是早已经全苏第十九次
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如果说政治改革的其他要素，首先是自由选举和建立议会，本
拟立即实施的话，那么向多党制过渡便是“计划中”的下一步了。我们不准备把这
件事束之高阁，但也无意匆忙上阵。就这个题目我们争论了足有好多个小时，所有
参加讨论的人都同意，在新政治机构尚未相当有效地开始工作之前，党仍然应该是
稳定的保证。但这期限应有多长，我们自然不便指明，而想来粗略估算一下：议会
得以巩固，多党体制所需要的正常条件得以形成，总得不少于2～3年时间吧。
我想请读者注意，当时还没有人敢于以社会的名义向党的领导发起直接的挑衅。
胆大包天的“骚乱分子”在议论思想和政治多元化时也都必然要带上“苏联共产党
的先锋作用”的保留条件。可见，是党自己主动地放弃了不受监督的掌权，并表明
准备同其他政治组织及运动在平等的基础上为争取掌权而斗争。无须证明，这是具
有重大转折意义的时刻，它标志着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分离。同时，自愿“放弃权力”
不仅是总书记和以政治局为代表的小范围领导集体事情，而且得到了苏共高层代表
机构，先是代表会议、随后是代表大会的正式同意。不过，在改革的这一时段上未
能保持一个比较合理的速度。
撤销第六条的运动实质上是刚成立的反对派的第一次重大的政治行动。这一运
动的口号是立即撤销1977年苏联宪法第六条，这一条的内容是：
“苏联共产党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和指导力量，是其政治制度、国家和社会组
织的核心。苏联共产党之存在是为了人民，是为人民服务的。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总的前景，决定着苏联
的对外、对内政策，领导着苏联人民的伟大的创造性活动，使她为争取共产主义胜
利的斗争具有按计划的有科学根据的特点。
党的一切组织都在苏联宪法的范围内行动。”
当时，激进派控制着全部或者一部分出版事业，利用他们在广播和电视部门的
追随者的机会，使这项要求变成了广泛的社会舆论，还将其作为深化改革的主要条
件。相反，任何抵制执行这一要求的做法不管是否有理有据，一律被轻率地宣布为
顽固落后，是党内当权派为保住自己对国家的统治、阻挠国家推行民主政治的垂死
挣扎。当然，其中有一大部分是真实情况。但如此极端地提出问题，大大地减少了。
乃至完全失却了平稳地由一种政治体制向另一种政治体制转轨的机会。
起先似乎还可以对要求迅速撤消第六条的人做些开导工作，告诉他们党自己已
经走上这条道路，已经通过了正式的决议，再回到老路上去已无可能，但需要让苏
维埃为履行其所面临的新职能作好准备，如此等等。然而，随着社会上由报刊煽起
的所谓“革命的焦躁”日益强烈，这些道理听的人越来越少了。后来，由于派到矿
区去的鼓动家的指点（根据布尔什维克在与沙皇制度斗争中的经验），罢工工人开
始在经济要求之外又加上了政治要求，第一项要求又是宪法第六条。
从战略方面讲，激进民主派的积极立场，以及由他们所掀起的争取思想多元化
和政治多元化、多党制的社会浪潮是符合改革意图的。但过分的敌意、蓄意“催发”
事端是会促使改革从可控制的变革向严峻对立转化的。这一点我自然无法认同。
我记得，这个问题我们在1989年中央六月全会之前曾进行过长时间热烈的讨论，
还专门讨论过是撤销第六条呢，还是同意只作修改？当时在我们的“高层大臣”中
谁也不敢冒风险从激进派的立场出发表态。大家都赞成必须变动，而围绕这些变动
该如何表述的问题争吵得相当激烈。已经明确立场的保守派集团（利加乔夫、尼科
诺夫。谢尔皮茨基）赞成作一些粉饰性的修改，不触及苏共在我国政治体系中的特
殊地位。改革的积极支持者（梅德韦杰夫、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反对他们
的意见，与其说是从实质上反对，倒不如说是拿这一方案“通不过”为借口。而那
些可以归类为政治局中的中派分子的人（雷日科夫、沃罗特尼科夫、斯柳尼科夫、
切布里科夫）则提出指望可以“通过”的表述，其中保留了党是所谓的“政治先锋
队”之类的说法。
我把当时提出来的建议在脑子中逐一思量之后，不得不作出结论：所有这些都
不过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治标之方。对第六条的任何修正都不能为实施多党制提供宪
法保障，也不会改变原先的政治制度。在这些修正的基础上，我国就只会出现像在
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中国的那种非独立的“二等”政党，那些国家的
这些政党起着工会和共青团那样的“传动带”的作用，并成为由共产党人领导的人
民阵线或民族阵线的成员。
在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之前，这个问题实际上成了在党的会议上的所有争
论过程中经常的话题。1990年3月，中央全会决定将有关宪法第六条和第七条的提案
作为立法倡议提交代表大会审议。关于这一做法的意义，弗罗洛夫的发言陈述得最
确当，他说：“我们现在所讲的，只是表面上的我国宪法第六条和第七条的修正。
事实上（这又一次说明为什么在政治改革的收尾阶段需要这样做），同志们，这是
真正意义的上转折，是收尾，是政治体制变更的大结局。”
3月11～14～16，间断地举行了中央全会。
无论在中央全会上，还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上，都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认真的辩
论，这一点很有意思。大家对我们就第六条所提出的修正案大体上都较满意，在当
时的情况下这是合宜的妥协。
但除了第六条之外，还有宪法的其他部分，其中包括增加设立总统职位的条款，
也是相当重要的。
诚然，在表决之前曾企图从文本中删除关于共产党的叙述，但没有通过。所通
过的第六条措词是这样的：“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青年团、社会团
体和公众运动，通过他们的当选为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以及其他方式参与制定苏
维埃国家的政策并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
很显然，立法者低调承认成立其他政党的可能性，同时也还未下决心不突出共
产党。这真是一项模棱两可的决议，但其革命性并未因此而稍减。
第一任苏联总统
第六条的问题同改造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建议一起研究，在祖国历史上第一次
设总统职位，这当然不是旨在“出人意外地”通过那项妥协的议案的策略性手段。
修正第六条和补充基本法第127条相互之间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前者表明，我们
国家将不再是一党制的国家，在一定意义上甚至不再是神权政治的国家，我们将奉
行民主制的一项主要原则--思想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后者表明，我们承认民主
制的另一项也是相当重要的原则：权力分立。
把总统制的形式和这一原则“捆在一起”是否合理呢？我想是的。这一思想的
公认的创始人孟德斯鸠，是以限制君主的独裁统治为出发点，同时要求维持能够保
障国家的完整性和社会的正常活动的相当强大的政权。这两者兼顾之达成，所依凭
的便是在决策集团中的职能分离。国家元首（总统制共和国）或者政府首脑（议会
制共和国）实施执行职能和指令职能，但不能参与立法，立法是议会的特有权力；
也不能包揽司法，那是司法机关的事情。
毕竟我还是后悔没有立即想到必须以设总统职务来圆满完成我国新政治机构的
改造。此外我还坚决否定了我的几位战友和专家们提出的相关建议。而且强调我国
政治体制的基础即使在改革之后仍然是苏维埃制度，总统的职位同苏维埃制度很难
相容，格格不人。我让我的对立面相信，也许将来我们会采用这种形式，而现在有
这么一个重要的革新措施已经完全足够了，那就是以最高苏维埃主席来替代最高苏
维埃主席团主席。这种革新措施自身就能扩大国家元首的能力，而且会赋予他许多
纯属总统所有的权力。与此同时，他仍然是最高苏维埃的首脑，这就是说，他将与
代表们一起从事立法工作，更深人地意识到自己对选民应承担的责任。
可是，事隔几个月之后，我真的相信我是犯了一个错误。我在最高苏维埃第一
次会议期间，从头至尾坐在主席的坐位上，尽力弄清会议所有议题、议程、各委员
会工作的细节，这时我明白了，将直接领导议会同其他职能结合起来，体力上是吃
不消的。
问题还不止于此。也许，更重要的还在于立法部门和执行机构需要不同的处置
问题的方法。这决不是说，两者之间一定会处于持续不断的相互对骂、或者甚至是
“战争”状态，一如目前我国最近的情况。两者应当既相互监督，又相互照顾，而
我们所选择的方案却排除了这样的可能性。因而，就使分权制结构的一个优越性失
去意义。
很遗憾，还有一个理由我明白得太晚了，很可能还是一个主要的理由。有时理
论家和政治家所创立的国家机构无论有多么完美，如果得不到社会政治文化和民众
心理方面的理解和支持，这些机构就可能运转不起来。几十年来，我们这里形成了
一种对政治局和总书记的特殊的迷信，要求对他们所下达的命令和指示绝对服从。
这个极有威望，既备受敬重、又令人畏惧的权力之源仿佛已经干涸，并立即在国家
的纪律上反映出来。尤其是如今他们的职能已转归最高苏维埃。而按根深蒂固的观
念，最高苏维埃在我国可是一个纯属装门面、摆样子的机构。至于这个新议会确实
很有权势，要相信这一点很难，至少马上不易做到。同样，就大多数民众而言，他
们对政治定义不甚了了，也就难以琢磨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最高苏维埃主席
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差别。
总之，设立总统职位一事应当还有纯心理特征方面的原因。同时，建立联邦委
员会和总统委员会旨在加强最高权力机关的威望，这是在新的政治体制下独特的政
治局等同物。这一决定早在1989年的秋季便已酝酿成熟，但它只是在内部圈子里进
行过相当长时间的讨论，后来又征求了专家们的意见，后来有一个律师小组（沙赫
纳扎罗夫、库德里亚夫采夫、托波尔宁等人）根据我的委托，准备了必要的文件，
主要是修改苏联宪法的法律草案。就这样，与第六条和第七条的提案以及一系列其
他的提案一起提交非常代表大会审议。雅可夫列夫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
在争论中纳扎尔巴耶夫是第一批发言者之一。他支持设总统职位和对我的提名，
同时又明确主张这一模式同样应当在各加盟共和国采用，以求“消除已经暴露出来
的总统制思想和各加盟共和国扩大本身自主性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各加盟共
和国迅即察觉到中央政权要加强，在不希望放弃已经取得的自主权的同时，决定要
利用这个机会保障自身的安全，以防万一。经验丰富、足智多谋的政治家、哈萨克
斯坦的领袖可以说玩了一场只赢不输的游戏。
不必隐讳，我原来当然并不打算在各加盟共和国设总统职位。这样做会使我们
为提高中央政权的威望已经赢得的成果失去一半的意义。各加盟共和国在同意给莫
斯科更多的特权时，随即要求得到“他们各自的那一份”。这有什么办法呢？要想
驳斥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只能煽起激情，并导致宪法修正案得不到所要求的特定多数
的支持。当时我真的相信（不知道已经是第几次了！），政治是“把握可能性的一
门艺术”。
然而不出所料，主要的攻击来自民主派阵营。而扮演代言人角色的，还是那位
莫斯科国家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所谓“代表大会好斗而驯服的多数”这一表述的
发明人阿法纳西耶夫。他一开始就明显地歪曲事实真相，他的话似乎是指“关于某
某人，此时此刻就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特别权力的合法化问
题”。以这样歪曲的方式摆出问题之后，便开始修辞性提问了：我们大家需要这样
吗？改革、苏联全体公民需要这样吗？改革的创始者本人需要这样吗？并通报说，
跨地区议员团集会并通过决议，对设立总统职位持否定态度，反对在代表大会上选
举总统。
总之，我常常会在脑海里作出一个比较。法国大革命时极左翼有一个起名叫
“疯人派”的阿贝尔一卢派。其实，我们这里也有极左分子。不过，阿法纳西耶夫
可是明显地领先，只不过跟尤里·切尔尼钦科是一伙；也许，秘密在于刚好是法国
革命的专家，他受廉洁的罗伯斯比尔形象所鼓舞，下意识地觊觎着改革中类似的角
色？照弗洛伊德的看法，这是会发生的。
阿法纳西耶夫的论据遭到许多代表的驳斥。最出众的批驳要数戈利丹斯基院士
的发言，他说：“当然，选举总统最好是在全民平等和直接选举权的基础上进行，
今后就打算这样做。但是，今天我们根本没有这个时间。今天的问题，如果我们使
用医学术语表述的话，是紧急复苏，而不是卫生保健医疗。我根本不同意所谓设立
总统职位是由戈尔巴乔夫对个人绝对权力的追求所决定的说法。实际上，他在五年
前成为党中央总书记时所得到的正是这样的绝对权力。认为这五年间把自己的活动
都用来摧毁行政官僚体制的戈尔巴乔夫现在决定要以新的身份把权力抓到自己手里，
这岂不是太荒唐了吗？”
工会代表A．科尔舒诺夫也曾谈及这个题目，他说：“很遗憾，我们这里不知为
什么把尽可能多的污水往领导人、往制度、往随便什么人身上泼，成了好风度的特
征。不过，大家还是回想一下吧，他挑起了一副什么样的担子，是自己主动挑起来
的，所以我要直截了当地说，并不是在他的决策集团的行政机关、党的机关普遍同
意的情况下挑起这副E担子的。如今我们从中央全会上的发言中了解到这些情况n全
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也有这样的发言，我们这个会场里，经常会响起怀旧、怀
念铁腕人物的声音。我们现在的主席不值得羡慕：多年来当权派里的显要，工人阶
级中的糊涂虫从各方面向他发起攻击。是的，社会上缺乏信心、对改革不信任、对
自己的领袖不信任的风气在滋长。应当讲，在这方面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
尔巴乔夫也是有责任的。他的错误在于不能始终不渝地将他自己开创的事情坚持到
底。但是，亲爱的同志们，我们自己应当作出选择，艰难的选择，但必须作出选择。
要么国家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走向衰落；要么我们还是再试一次，让它恢复正常
的人道的、作为国家的那种新的生活轨道。”
我请求读者原谅我大段的摘录，不过在那次会上已经展开戏剧性的情节，它不
仅与我本人有关，而且还涉及改革的未来，涉及国家的命运。当时的某些说法跟我
国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可说是异曲同工。摩尔达维亚作家H．多别扎（乔巴努）的论述
即是例子。他说，“我们中间许多人今天能来到这个会场全靠戈尔巴乔夫，而现在
该轮到我们去帮助戈尔巴乔夫；去‘捍卫’戈尔巴乔夫免遭戈尔巴乔夫的攻击了。
巨大的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里，对于和戈尔巴乔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我国社会民
主化的进程来说是很危险的。我们信任他，但谁能肯定，四年之后或者十年之后不
会来一个竭力想在苏联营造沙皇式社会主义的人物呢？这就是我们所应当担心的。
是的，国家有难。存在着独裁专制复辟的危险，纪律急剧松弛下来，我们大家都始
终生活在紧张状态中，谁也不听谁的。换句话说，为了使事情走上轨道，我们需要
一个‘沙皇’。不要去管他叫个什么名称：总书记也好，党主席也罢，重要的不是
名称，而是我们忽然意识到，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老爷’，他能控告下级警官或地
方官，必要时他还能解散杜马，如此等等。”
不错，这话听起来是不是真有点万分急切了？从摩尔达维亚作家接下去的发言
中可看出，各加盟共和国所担心的，是总统的职位可别使中央能够剥夺他们由于实
施改革而获得的自主性。因此，支持设总统职位必须附带一个条件：在总统委员会
里要有在委员会中轮流坐庄的15位副总统。换句话说，这也就是独联体最初的一种
模式了。
由各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自治区所选出的人民代表也表达了他们的多少有些
独特的观点。他们向代表大会声称，应当强调各民族享有自决、各自治体独立决定
自己的政治地位和保护人口较少民族的权利。与各加盟共和国平等地参与联邦苏维
埃成了各自治共和国提出的最主要的政治条件。
在某个时候看来很明显，绝大多数代表都赞成设总统职位，赞成就在代表大会
上选举第一任总统。之后，辩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总统能否同时留任党的首脑。这
里占上风的不是法律形式，而是政治态度。很少有人怀疑，戈尔巴乔夫将当选第一
任总统，也就是说，他会不会随之辞去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具有重大的意
义。
至于反对国家和党两方面的职务一定分开的论据是相当充足的。首先是在别的
国家的宪法中并没有这类要求，而实际上许多国家的元首都还保留着政党的领导身
份。至于跨地区集团的主要论据，他们认为，总统将会以政治局的名义执政，并执
行政治局的决定。
最后，禁止总统领导政党的第127条的修正案并没有赢得特定多数票而遭到否决。
但从投票结果来看，很显然，支持这一修正案的既有“跨地区议员团分子”，也有
希望撤换总书记的（理由显而易见）“党内原教旨主义者”。右翼和左翼合在一起，
总票数达到1303张，然而投反对票的共607人，足够使修正案无法通过。
接着，注意力转向宪法修正案的一些极其重要的细节。这里说的是总统宣布紧
急状态的权力的准确表述，“核按钮”应当控制在谁手里，新建立的联邦委员会和
总统委员会的权力和人员构成。对所有这些问题经过仔细讨论后，修正案获得通过，
代表大会即开始审议总统的人选问题。
当时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后来当选为苏共中央副总书记B．A．的伊
瓦什科代表通报说：在两天前召集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一致提名戈尔巴乔夫为苏联总
统。他又补充说，全会还表达了许多对他当选表示祝愿的话。
发言者在支持“改革首创人”作为候选人的同时，纷纷提出他们所代表的全体
选民的要求。来自别尔哥罗德契纳的集体农庄副主席尤．波霍德尼亚说：“在提名
这位候选人时，我们想说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因为我们不完全同意到目前
为止的他和政府对农业问题的态度。”维·格·库利科夫元帅受战争和劳动两条战
线上的老战士的委托，支持我当候选人，同时强调指出，总统是最高总司令，应该
竭尽全力“使军队居于它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应有的地位”。还有许多
其他的发言带有一定的暗示或者温和的批评。
这只是开头，厉害的在后面。最尖锐的一篇要数国内的知名人士阿瓦利阿尼的
发言，当时他是克麦罗沃州基谢廖夫斯克煤业联合公司的副总经理。他指责我缺乏
坚定性，又常常陷入迷茫，不知所措，还说我唆使“一部分人民去反对另一部分人
民”。库岑科、谢尔卡诺夫（“疯狂的”右翼分子十“疯狂的”左翼分子）对我所
说的话也相当尖刻。
但是，发言者中大多数还是支持我当候选人的。对我来说，最可珍贵的是听到
我所深深敬重的卡尔梅克诗人库古利季诺夫的善意的话。他称我是一个“已经给了
我们每个人所应该拥有的一半，也就是自由”的人。库古利季诺夫是这样说的：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还记着什么是康拜因上的操纵杆。他还没
有忘掉什么是几乎等于零的劳动日，农民是怎样受蒙骗，怎样遭苦难的。他没有忘
记，工人是怎么回事儿，真正的公正是怎么回事儿。”
雷日科夫和巴卡京也得到提名，但他们自动放弃了。我很不愿意只剩我惟-一
个候选人。说老实话，我以为跨地区议员团终究会提出候选人的，不是叶利钦，就
是他们首领里面的某个别的人，比如说，波波夫或者阿法纳西耶夫。但这种情况没
有发生。这不仅仅因为任何一个出来竞选的候选人当时实际上没有任何取胜的机会。
在别的情况下这并不会妨碍民主派提出候选人，那样可以有机会宣传他们的路线并
重申他们遵循不容许等额选举原则。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千方百计降低我的当
选总统的合法性：别看是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仍然是在别无选择的基础上。事实
上，这些人事先就暗示他们不准备同大多数人的意志妥协，要继续进行无情的夺权
斗争。
结果，我以1329票赞成、495票反对当选为总统。我立即向代表大会发表了简短
的演说，力求对从代表大会的讲台上表示的担心给以答复。
我觉得，履行总统的职责就是要坚定地继续贯彻改革政策。我对那些担心总统
制会产生篡权现象的代表说，这样的担心没有根据：“宪法本身便是保证，而宪法
现在由强大的、握有实权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
米捍卫……作为这方面的保证，还有在我国已成为现实的公开性、政治多元化。”
从今天的历史高度来看，可以说，这是很有力的论据。1991年8月那次未遂的篡
权尝试，以及后来，同年12月那次得逞了的篡权事实证明，危险并非来自总统握有
的广泛权力。值得纪念的那一天的傍晚，代表大会闭幕之后，我还不得不花2～3个
小时接受代表们的祝贺，倾听他们的要求、希惯望、忠告，还免不了对苏联和外国
的记者发表简短的谈话。随后，当大厅里的灯火已经熄灭，我站起身来回到办公室，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那里等我。还有两位助手：沙赫纳扎罗夫和伊格纳坚科。我
们举起酒杯，喝了咖啡，以此纪念我的新的地位。而我对自己发问：我的地位难道
真的起了什么变化吗？
新体制的漏洞
请设想一下，一位军事首长，其属下有司令部，有元帅和将军，但却没有他可
以指挥的部队。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如果失去能够依凭的分布在全国各地的
握有实权的指挥机构网，岂不也很可能陷于同样的境地吗？从某种程度上讲，第三
次代表大会之后，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我们有总统，有司令
部（联邦委员会和总统委员会），但下面没有支撑。好像没有人来公开否认中央最
高权力机关享有特别的权力，可是从上面发出的脉冲却得不到有力的回应支持。
当我们作出了实行总统制的正确的决定之后，我们实际上还是停留在那个初始
阶段，没有把问题想透，想到底。因为最高苏维埃主席也拥有相当广泛的权力，再
加上那个优越性，就是他还能通过最高立法机构发布权威性的决定来加固自己的路
线。总统制的优点尽管很多，但也只有在建立了相应的机制时才能发挥出来。在这
里，我们确实有过动摇，没有做到始终如一。在对已经出现的变化进行讨论时，无
论是在我周围的人，还是在范围更大一点的政治局里，都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理论总归是理论，实践，活生生的政治才始终最有发言权。这一次也不例外。
对始终不渝地搞总统制共和国妨碍最大的，莫过于我国政府对自身权力的担心。雷
日科夫和他的战友们顾忌有人会贬低部长会议，将其降低到次要地位，变成“国民
经济委员会”。对此他们坚决不同意。而我当时既没有理由、更不希望同雷日科夫
发生争执。我一如既往地很看重他这位经历过国家计委锻炼的管理行家的经验，也
不怀疑他对改革事业的执著追求，并决意同他共事下去。
从另一方面讲，顾问们的论据也很有说服力：总统不应该把领导经济的重担直
接压在自己身上。问题成堆，势必他会事无巨细亲自过问。
简言之，当时决定部长会议的职能不再变动。我的看法，大矛盾即由此而来。
另外一个严重的疏漏是，我们并没有在实行总统制的同时，建立起强有力的司
法机关，我们没有成立名副其实的宪法法院（或者赋予其相应的最高法院的权力），
却成立了一个宪法监督委员会。
满有理由以为宪法监督委员会能在我国国家生活中占据应有的地位，并协助解
决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日子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它那里却杏无音信。至多也不过
是对一些无足轻重的问题作出决策，或者作出可以有截然不同解释的非常模棱两可
的裁决。爱说俏皮话的人开玩笑说，宪法监督委员会的决定要由善释神谕格言的女
巫来解释。控告委员会的信函很多，但我认为我不能介人这个领域，因为这严重关
乎权力分立的原则。
无论对导致政府地位的举棋不定，还是司法机关方面的疏漏，自然都不能与总
统制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相提并论，我已经说过，这是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通过独
立宣言之后立即展开的主权大检阅。继之而来的便是法律大战。各共和国赞同只承
认将为它们的议会所认同的那些联盟法令。中央政权遭到了严重损害。
显而易见，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宪法的修修补补，应当签署新的联盟条约，
并相应地改变整个国家体制。可见，我们刚刚完成一次相当彻底的改组，又面临必
须着手进行另一次改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