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取为住校生
我于1950年中学毕业，因成绩突出获得银质奖章。我已满19周岁，是应征入伍
的年龄，需要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父亲的话言犹在耳：“毕业以后你自己看着办。你要是想工作，我们就一起干。
想学习，就接着上，我尽量支援你。不过这事非同小可，主意只能由你自己来拿。”
我的倾向十分明确：继续学习。这是当年我的同龄人的典型倾向。国家正在恢
复和建设，工程师、农艺师、医生、教师都很缺乏。往往是全班学生统统升入大学。
即使成绩最差的学生，也能找到录取条件较宽的大学报考。
我的同班同学都报考斯塔夫罗波尔、克拉斯诺达尔和罗斯托夫的学校。我则认
为要上就上最大的大学--国立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大学的法律系。
不能说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想法。对于什么是法学和法制，我当时只有相当模
糊的概念。但是我敬仰法官和检察官的地位。我把材料寄到法律系招生办公室，就
开始等待。过了一些日子，没有任何反应。我发了一封已为回电付费的电报，这回
得到了通知书：“已被录取，并提供宿舍。” 就是说已按最高档次录取，甚至面谈
也免了。看来，一切都起了作用：“工人农民出身”，工龄，已是候补党员，当然
还有最高级政府奖励。总之，就当时主要靠前线战士来达到的对大学生社会结构的
“优化” 而言，我也算是合适的人选。
于是，我成了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头几个星期以至头几个月，我都感到不大舒
服。对比一下吧：普里沃利诺耶村和莫斯科。我从新朋友那里初次听到“莫斯科是
个大农村”这样的说法。列宁格勒人特别喜欢重复这个说法。然而在我这个农村中
长大的人看来，莫斯科是个庞然大物，一个巨型城市。当时的不安心情至今印象很
深。
对我说来，一切都是第一次：红场，克里姆林宫，大剧院--第一部歌剧，第
一部芭蕾舞剧，特列嘉柯夫美术馆，普希金美术博物馆，第一次泛舟莫斯科河，到
莫斯科近郊游玩，第一次十月革命节游行……每次都有一种无与伦比的认识新事物
的感觉。
尽管如此，最先回忆起来的，还是大学宿舍那其貌不扬的楼房，它位于索科尔
尼基的斯特罗门卡大街上。我们每天都要辗转奔波七公里跑上一趟（乘地铁、电车
和步行），到母校去再回来。每次这样的行进都使我们见识到新的市区，我们对这
个城市愈来愈依恋了。当然，老莫斯科和她那素来就有的“俄罗斯特色”，那纵横
交错的小街道小胡同，别说是5年，就是50年也休想弄清楚。然而大学周围的所有街
道和胡同、宿舍周围大学生群岛的所有小岛却永远留在记忆之中：鲁萨科夫大街的
大锤电影院和鲁萨科夫俱乐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广场那绝无仅有的情调，布赫沃
斯托夫大街那古色古香的塔楼，索科尔尼基的公园。
到后来，已经是四年级了，我们搬到列宁山上，两个人住一套房，往往躲在
“贵族之家”里一两个星期不进城。可当初在斯特罗门卡大街，我们这些一年级学
生是22人住在一间房里，到二年级是11个人，三年级6个人。
这里设有自己的带小吃部的饭厅，花上几戈比就可以买一杯茶，就茶吃面包，
面包管饱，都放在桌上的盘子里。这里还有理发店和洗衣房，不过衣服常常是自己
动手洗，因为没有钱，也没有可供换洗的衣服。这里有自己的门诊部。这对我说来
倒挺新鲜，因为我们村里没有，只有一个卫生站。这里还有图书馆、宽敞的阅览室，
俱乐部里有各种各样的小组和运动队。这是一个完全特殊的世界，一个具有自己不
成文的惯例和规则的学生大家庭。
我们大学生的日子过得很清苦。文科各系的助学金为每月220卢布（1961年以前
的币值）。诚然，我一度因为是优等生和担任社会工作，曾领到过很高的个人助学
金，叫做加里宁助学金，金额为580卢布。此外家里每月寄200卢布。这笔钱的代价
我很清楚：父母亲在自家宅院里种上蔬菜、养上鸡鸭，再拉到城里市场上去卖。
在莫斯科处处都得节约。不过，同我的大多数朋友一样，每到发助学金之前的
那个星期，就感到特别紧张。只得吃“干粮”了，来上一个青果罐头或者是其他不
超过一个卢布的东西。即使如此，那最后一个卢布也不是花在吃上，而是拿去买电
影票了。
大学里的学习从一开始就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学习占据了所有的时间。我学习
起来如饥似渴，如醉如痴。家在莫斯科的朋友取笑我说，许多我觉得新鲜的东西，
人家早在中学时就会了。可我念的是农村中学啊。
斯大林之死
1953年3月5日严寒的早晨。在通常上公共课的16号教室里，死一般的寂静。老
师走了进来，以悲哀的声音，噙着眼泪，向大家报告了74岁老人过早逝世的消息……
有些学生的亲人曾在大清洗中受到迫害，他们当时已经（或多或少）认识到现
制度的极权本质。然而大多数学生都深感悲痛，认为这是全国的悲剧。不必隐瞒，
我当时的感情大致就是如此。
我中学的毕业作文题目为：《斯大林是我们战斗的荣光，斯大林是我们青春的
骄傲》。作文得了最高分，后来又作为样板向毕业生展出了几年。我可是了解现实
生活、也了解他执政年代所发生的某些事情的。
前不久我看到萨哈罗夫院士写于1953年3月的一封信，信中说：“我正处于伟人
逝世的印象之中。我在思考他的仁爱……”可见，这并非我一人所特有。
那几天仿佛再没有比向斯大林告别更为重要的任务了。我是和一些同班同学一
起去的。大家十分缓慢地艰难行进，走了整整一天，往往几个小时都在那儿原地踏
步。我们顺利地绕小胡同，避开了特卢布纳亚广场，广场上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挤人
事故，许多参加吊唁活动的人因此丢了性命。我们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走了整整一
夜。终于来到遗体前面。
从前在参加节日游行时，即使从远处我也始终没有看见过斯大林。如今在圆柱
大厅里才第一次看到他……死去的他。那是一张木然不动、呈蜡黄色、毫无生气的
面孔。我用目光在他身上寻找伟大的痕迹，但所看到的东西却妨碍着我，并产生出
种种混杂在一起的感情。
“我们今后会怎么样？” 无论对斯大林的态度如何，这自然是1953年3月摆在
每个人面前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因为死者乃是整个体制的化身。
“解冻”
不久便出现了第一批变化的征兆。一医生案件” 被中止了。《真理报》、后来
其他报纸开始刊登关于“个人崇拜”（不错，暂时没有点名）及其与马列主义毫不
相容的文章。文化领域出现了“解冻”。这一切当然不会不在大学里反映出来。讲
课愈来愈有意思，课堂讨论、学生小组的活动也愈来愈活跃。“解冻” 影响到我国
各社会组织的活动。
前面提到的几次“晚期斯大林主义” 运动使得某一部分高年级前线战士的心灵
深受刺激，这些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一手进行的。他们的影响开始明显下降。
我记得曾为“列别杰夫集团案” 开了三天大会。列别杰夫本是法律系党委书记，
他培植亲信，实际上已篡夺了系里的大权，控制了党委会和系办公室。他对全体教
师施加影响，干预生活的各个方面和系里的日常工作。经过激烈的三天辩论之后，
将他免职。我们年级也有了自己新的领导人，并且这已经不是我入学之初那些当权
的莫斯科人，而是“外省人” 了。
最后两个学年，大学里的气氛开始发生变化。人们起初是提心吊胆、后来便愈
来愈无所顾忌地对于某些历史事件以及当代政治生活的某些现象的“固定” 解释表
示怀疑。当然，离公开的意见多元化还相差十万八千里。党的领导机关和其他机关
虽说是放松了手中的意识形态缰绳，却决不打算完全撒开不管。
相遇
大学几年的学习对我说来不仅异常有趣，而且相当紧张。课内课外的学习时间
加起来，每天至少12～14个小时。必须填补农村中学的缺陷，这种缺陷已经表现出
来了，尤其是在头两年。至于说到缺乏自尊心，老实讲，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所
有的新东西我都掌握得相当快，而为了巩固所学的知识，却需要仔细阅读大量额外
的参考书。顺便提一句，这就是莫斯科大学的教学与其他高校的不同之处。
我是个爱交往的人，我与同年级的同学以及系里许多学生都保持着同志式的关
系，这也是团内职务的要求。还有一个范围较小的朋友圈子。他们是：尤拉·托皮
林，瓦列里·沙普科，瓦西里·祖布科夫，沃洛佳·利伯曼，兹杰涅克·姆雷纳尔
日，鲁道夫·科尔恰诺夫，廖尼亚·塔拉韦季耶夫，维克多·维什尼亚科夫，瓦洛
佳·利哈乔夫，娜塔莎·博罗夫科娃，娜佳·米哈廖娃，利亚·亚历山德罗娃，萨
沙·费利波夫，柳夏·罗斯洛娃，埃拉·基列耶娃，瓦利姬·雷洛娃，加利姬·达
纽舍夫斯卡娅，瓦洛佳·大库兹明。我与他们以及许多我根本叫不上名字的人一起，
进入了首都这个陌生的大世界。
我们曾一起去看戏、看电影、听音乐会、看画展。经常在一起准备功课和考试。
莫斯科大学不仅是思想方式不同、生活经验各异、分属不同民族的人们的荟萃
之地。这里也有人的命运的相互交汇，这种交汇有时转瞬即逝，但往往也有从此永
远交汇下去的。而且有一个经常出现这种邂逅相遇的中心，就是我们在斯特罗门卡
大街上的学生俱乐部。
一座简陋的低矮楼房，好像是昔日的兵营，却成了我们的真正文化的发源地。
名噪一时的歌唱家和演员均曾在此演出。其中有：列梅舍夫，科兹罗夫斯基，奥布
霍娃，扬申，马列茨卡娅，莫尔德温诺夫。堪称莫斯科演艺界的精英。演员本人将
演出看作是一种职责：培养青年对美好事物的感觉。这是艺术界知识分子的优秀传
统，它可以追溯到革命前时代，可惜今天已几乎丧失殆尽。这样的演出活动确实使
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得以了解真正的艺术。
如上所述，俱乐部里有许多小组，可说是五花八门，既有学习煎鸡蛋和改旧衣
裤的家政小组，也有交谊舞小组。当时几乎是人人都很痴迷交谊舞。俱乐部经常举
行舞会。我很少参加，更喜欢钻书本。可同年级的同学经常去，回来以后就对自己
舞伴的优点展开热烈的讨论。
那天晚上我正在房间里看书，这时沃洛佳·利伯曼和尤拉·托皮林走了进来……
“米沙，那儿有这么一个女孩！新来的！咱们去吧！”
“好吧，”我说，“你们先去，我回头就到……”
他们走了，我试着继续看我的书，可是一种好奇心占了上风。我就到俱乐部去
了。我哪里知道这一去竟会与自己的命运有关。
刚一进门就看见身材高大、却像军人一样地衣着整齐、腰板挺直的托皮林了，
他正在同一位陌生的姑娘跳舞。乐曲声戛然而止。我走到他们面前，我们相识了。
赖莎·季塔连科在哲学系学习，该系与法律系同在一座大楼，她也住在斯特罗
门卡大街的宿舍里，我原先却没有看见过她，真是无法理解。
我一到莫斯科，就下定决心，在莫大五年期间要一心扑在学习上，决不搞“风
流韵事”。应当承认，同年级女孩很快就凭直觉感觉到了这一点，至少她们没有将
我归入“未婚夫”的范畴。我也绝对相信我能挺得住。可眼下……
从这次见面开始，我就开始了难熬而幸福的日子。
当时我觉得，我们的初次相识没有使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产生任何情感。她对
此处之泰然。这可以从她的眼神看出来。我一直在寻找新的见面机会，有一天，又
是尤拉·托皮林邀请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同房间的女孩到我们这里来做客。我们请
她们吃茶点，通常都是这样，大家海阔天空，有些兴奋。我很想“加深印象”，我
认为当时自己显得很蠢。她始终很矜持，而且第一个提出要走……
我一再设法与她见面、攀谈。可是几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直到19
51年12月，才终于有了这个机会。有一天晚上，我做完功课后到俱乐部去。那里正
在举行与文化活动家的见面会。礼堂挤得水泄不通。这时宣布稍稍休息。我顺着过
道往主席台走，想找熟人。
我在前进中先是感觉到、后来才发现有人在注视着我。我与赖莎·马克西莫夫
娜打了个招呼，说自己正在找坐位。
“我正好要走，”她站起来说道，“这里我不是很感兴趣。”
我觉得她好像有些不对劲，便提出来跟她一起离开。她并未表示反对，于是我
俩一起走出俱乐部。我们在宿舍区里溜达，说东道西。按照大学生的标准还有点早
--将近10点钟，我邀请她一起去城里走走。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表示同意，几分
钟后，我们再次会合，顺着斯特罗门卡大街往卢萨科夫俱乐部的方向走去。
我们久久地漫步街头，话语连绵，但谈得最多的是关于面临的考试和大学生的
事情。第二天又再次见面，不久，我们所有的课余时间都在一起度过了。仿佛我生
活中其余的一切均已退居次要地位。老实说，那几个星期连学业也荒废了，不过考
查和考试都顺利通过了。我到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宿舍去得愈来愈勤，结识了她
的两位女友及其男伴--梅拉布·马马尔达什维利和尤里·列瓦达（前者后来成了
著名哲学家，后者是同样有名的社会学家）。他们都是很有趣的交谈者，可我凭直
觉感到，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我一样，最喜欢的是我们两人在一起。因此我们宁
可街头漫步，也不愿在一起聚会。
然而，冬天却发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事情。我们像往常一样课后在莫霍瓦亚大
街莫大的院子里见面，决定步行去斯特罗门卡大街。可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一路上
几乎一句话不说，也不太愿意回答我的问题。我觉得有点不对劲，便直截了当地问
她出什么事了。她的回答是：“我们不必见面了。这段时间我一直感觉很好。我又
回到生活中来了。同一个我曾经相信过的人决裂，使我痛苦万分。很感谢你。但是
这种事再来一次我就无法承受了。最好现在就趁早结束我们的关系……”
两人一路无言。快到斯特罗门卡大街的时候，我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说，无
法满足她的要求，那对我说来简直是一场灾难。这也成了我对她的爱情表白。
进了宿舍楼，我把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送回房间，分手时我说，两天以后还要
在莫大院子里等她，地点不变。
“我们不必见面了，”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再次斩钉截铁地说。
“我等着你。”
两天以后，我们见面了。
我们又在一起度过全部的课余时间了。我们在莫斯科的林荫道上徘徊流连，互
相倾吐衷情，惊喜交集地发现彼此身上所有使两人亲近起来的东西。1952年6月的一
个夜晚，我们在斯特罗门卡大街宿舍的小花园里谈兴甚浓，彻夜未眠。也许在那个
六月的夜晚最终明白了：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分开。生活表明：我们彼此并没有选
错。
一年后我们决定结婚。但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下通常会遇到的问题：在哪儿住，
父母对“大学生结婚”会说什么，主要是婚后靠什么过活？就靠两份微不足道的助
学金和家里（多半是象征性的）帮助吗？
根本就别指望在斯特罗门卡大街宿舍里要个单间。然而青春毕竟是青春。上完
三年级后我回到家乡，向父母通报了我的决定，整个收割季节我都在拖拉机站干机
械手的活，特别卖力气。父亲嘲笑道：“有了新的动力。”
临去莫斯科之前，我和父亲卖了9公担粮食，加上现金报酬将近有1000卢布，这
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我原先手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钱。于是我们的“家庭计划”
便有了物质基础。
我提前几天去了莫斯科，以便迎接假期回乡探亲的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有一
次我们一起散步时路过索科尔尼基户籍登记处。我提议：“进去看看！”
我们走进去，问清了登记结婚都需要哪些证件。1953年9月25日，我们再次跨入
这个可敬机关的大门，领到一张编号为PB047489的证件，证明公民米哈伊尔·谢尔
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1931年生人）和公民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季塔连科（19
32年生人）依法结婚，有关签名和印章已经查明属实。多少有些缺乏诗意，不过倒
是进展神速。
在我们的家庭“民间创作”中，还保留着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恰好在那几天做
梦的回忆。
仿佛我们（她和我）都在一口黑洞洞的深井下面，只有上面很高的地方有点光
线。我们相互搀扶着，顺着木井架往上爬。手已受伤，流着鲜血。疼痛难忍。赖莎
·马克西莫夫娜掉了下去，我把她抓住，我们又慢慢地往上爬。最后精疲力竭，终
于爬出这个黑洞。我们面前是一条笔直、清洁、两侧镶有森林的光明大道。前方地
平线上是巨大的、鲜艳夺目的太阳，大道仿佛汇人和融人到太阳中去。我们迎着太
阳前进。忽然之间……从大道两侧开始在我们前面落下一道道可怕的黑影。这是什
么？森林呼啸着回答道：“敌人，敌人，敌人。”心脏一阵发紧……我们携起手来，
继续沿着大道向着地平线、向着太阳走去……
大学生婚礼
婚礼是后来，到11月7日十月革命节才举行的。婚礼之前，用夏天挣的钱在基洛
夫大街一家成衣店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做了一条漂亮的裙子，布料用的是意大利
纱。她穿上这条裙子真是美丽动人。我是平生第一次做了一套贵重料子的西装，料
子名叫“突击队员”。这样，在仪式前我们都做好了准备。只是新娘子的白鞋没有
钱买，不得不向女友借债了。
婚礼在斯特罗门卡大街的营养餐厅举行。前来参加婚礼的都是同年级的朋友。
上的是大学生菜肴：以必备的凉拌菜为主。喝的是香摈酒和首都牌酒。大家纷纷起
立致祝酒词。兹杰涅克居然往自己考究的“进口” 西服上撒了大块的油污。食堂里
欢声笑语，大家翩翩起舞。那是个真正的大学生婚礼。因此，诚如俄国革命者心爱
的歌中唱的那样，“我们并未在教堂里举行婚礼”……
我们家庭生活中开始了一个有些“奇怪的” 阶段。我们几乎整天都在一起，到
了晚上再各自回到斯特罗门卡大街那人满为患的“住所”。我们直到秋天搬到列宁
山上的宿舍时，才分到了单间。这里住的是理科学生和文科高年级的学生。
未能分到“一家一户” 的单间。更有甚者，校长办公室担心我们的道德问题，
实行了绝无仅有的学生住宿办法。将全部宿舍分成两部分：男生部和女生部。赖莎
·马克西莫夫娜住在了区，我住在乙区。进入每个区都有严格的出人证制度的限制。
好不容易才获准每日探视。而且每次我都得随身带上注明已经登记结婚的身份证。
可是这也起不了什么作用：11点整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房间里就会响起刺耳的电
话铃声，楼层的女值班员说：“你们那里有外人。”
不过好在1953年12月到了，召开了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一次团代会，我们这些学
生代表针对校长办公室成员的假仁假义把他们批了个体无完肤。在会议进行中贴出
了反映学校生活实际的讽刺画。其中的一张（有四五米长）画了校长的一只脚，他
皮鞋下面踩着一张结婚证。
共青团提出的意见尖锐而果断。一切都经过重新审议，并作了改变。学生开始
分系住宿。恢复了正常的交往。生活进入了自然的轨道。如今我们已经有了家庭早
餐和家庭晚餐，甚至有了家庭午餐。朋友到我们这里来串门。总之，我们十分幸福，
我已经开始感到自己是个有家眷的人。
前途未卜
五年的学习结束了。现在是毕业生最心神不安的日子：分配工作。分配结果实
际上会决定整个今后的生活道路。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已经过了这一关。她比我早一年毕业，考上研究生，通过
了副博士考试，正在写论文，她将来肯定是在首都从事科研工作。
也有人建议我报考集体农庄法教研室的研究生，但我无法接受这个建议，是出
于原则性的考虑。我对所谓“集体农庄法”的态度已彻底弄清。我认为这门科目绝
对是不科学的。
不过，我并不担心我的前途。我作为团组织书记参加了分配委员会，知道我的
命运已经决定。我和其他12名毕业生（其中11名为前线战士）都分配到苏联检察院。
对斯大林大清洗受害者的平反工作开始了，打算在重新组建的对于国家安全机
关的案件处理进行检查监督的部门中使用我们。为正义的胜利而斗争，这是我对于
自己未来工作的想象，这也完全符合我的政治信念和道德信念。
6月30日考完最后一门。我回到宿舍，发现邮箱里有一封公函，大意是请我到未
来工作的单位苏联检察院去。我去的时候兴高采烈，期待着关于我的新职务的谈话，
还想着要提出的建议该如何措辞。然而当我兴冲冲、笑呵呵地跨进信上所指的办公
室时，听到的却是该处官员那冷若冰霜、照章办事的通知：“无法录用您在苏联检
察院工作。”
原来，政府作了一个决定，严禁接收法律院校毕业生进入中央司法机关工作。
这样做的理由是，在造成30年代大清洗愈演愈烈的诸多原因中，据说也有这么一条：
幼稚的青年太多，他们没有任何职业经验和生活经验，却掌握着生杀大权。于是，
我这个出生在大清洗中受害家庭的人，却不由自主地成了“恢复社会主义法制斗争”
的受害者。岂非咄咄怪事！
这是对我的全部计划的打击。计划在顷刻之间化为泡影。当然，我可以在大学
里找个美差，以便留在莫斯科。我的朋友已经在为我出谋划策了。但是我没有这个
想法。
有人建议我到托木斯克检察院、布拉戈维申斯克检察院、后来又是塔吉克共和
国检察院去工作，最后，是到距首都咫尺之遥的斯图皮诺去当市检察长助手，那里
还提供住房。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对这些建议均未多加考虑。干吗要到人地两
生之处，到人家那里去寻找幸福呢？因为无论西伯利亚的严寒还是中亚地区的酷热，
斯塔夫罗波尔都并不缺少。
决定作出了。于是，在派遣信写有“交苏联检察院使用” 字样的地方，划掉
“苏联” 二字，并在该行上方填写“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 的字样。
总之是回家，回到斯塔夫罗波尔。决定先去看望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父母。
要“祈求宽恕过失”。
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不冷不热：谈不上不友善，却也并未掩饰自己的怨气，因为
我们结婚是先斩后奏。今天我作为一个父亲对此完全能够理解。而我们又给他们增
加了一条消息：女儿在莫斯科的研究生不念了，我要把她带到默默无闻的地方，到
一个叫做斯塔夫罗波尔的“洞穴”里去。
同家里的年轻一代--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弟弟热尼亚和刚刚中学毕业的妹
妹柳达相处没有任何问题，很快便彼此产生好感。同父母亲相处就麻烦一点。父亲
比较冷静，而同母亲亚历山德拉·彼得罗夫娜起初就是不好相处。到后来我们确立
了亲密无间的关系。双方的父亲特别要好。
我让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父母家住上一个月，自己则回到莫斯科。7月的最后
几天一直在做临行前的准备。我们的全部东西都装进两个箱子。主要的行李是书，
我好不容易搞到一口大木箱，装了满满一箱，运到车站发“慢件”，这样要便宜点。
夜里我自己也该上路了。我回到宿舍。冲了个淋浴。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第
一次思考后来曾不只一次地想到过的问题：在我的生活中，莫斯科大学意味着什么？
我很清楚，1950年夏天首次跨入莫霍瓦亚大街大楼的那个“工农青年” 和五年
后准备前往斯塔夫罗波尔的莫大毕业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判若两人。
当然，家庭是我作为个人和公民的成长中至关重要的推动因素。当然，中学和
中学老师在我的进一步成长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我还要感谢我那些年长的同志
--机械手们，是他们教会我如何工作，并帮助我认识到劳动者的一系列价值观念。
尽管如此，正是莫斯科大学给了我决定我的生活选择的基本知识和道德力量。正是
在这里开始了长年累月对我国历史、它的现在和将来进行重新思考的漫长过程。可
以断言：如果没有这五年，也就没有政治家戈尔巴乔夫。
大学给定的智力高度使我永远避免了自高自大和自以为是。它帮助我在日后生
活最困难的日子里挺了过来，到那时我的生活环境、交往范围已完全不同，人们看
重的不是智力，而是完全不同的“美德”。
我在看自传体小说时，注意到有些作者为自己所经历的考验感到十分自豪。他
们把生活本身看成“大学”。我的生活中也有各种变故，经过的苦难也不少。但我
还是认为，我的经历中只有一所大学，那就是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