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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的形成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定关系，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是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一个特点，“礼尚往来”这一诫律使人际关系中的利益交换具有一种道德含义；“千里做官为求财”则说明中国人心灵深处对在政府任职的一种世俗看法（“经世济民”只是儒家的道德政治理想，而不是中国人，尤其不是普通民众的普遍理想）；“法不责众”一方面使人们在犯罪之时有了从众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使社会惩罚失去效力。正因为如此，从文革后期以来“关系网”的形成，腐败行为的大量滋生，在中国从未遇到文化上的反抗。更糟糕的是社会现在已出现了不以腐败为耻，反以腐败为荣的风气。在沿海一些城市的人才招聘广告里，公开出现这样的词句：与政府部门有良好关系者优先录用。这一广告后面所隐藏的东西耐人寻味：无论是国营企业还是私营企业，甚至深谙中国国情的部份港台商人，都必须贿赂各有关政府部门官员以及工商、税务、公安等部门人员，否则经济活动会遇到重重障碍。试图保持正常商业规范的公司，往往会发现自己是在和采用大量行贿手段的其它公司展开不平等竞争。这种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将公共权力视为“资本”，并千方百计以其谋取超经济暴利的腐败行为，使不少社会公众产生了“在经济发展时期，腐败不可避免”的思想，其结果是助长了人们的玩世不恭，弱化了人们对行贿受贿行为的抵制。最耐人寻味的是，90年代以来，美国一些公司要在中国开展业务，也开始有意识的选聘一些中国的高干子弟，以便在中国通过“关系”获得一些特权与利益。这一事实恰好推翻了一个非常流行的假设：国际社会普遍期望中国加入WTO以后，欧美大公司会迫使中国遵守国际规则，减少腐败行为。而事实证明：不是欧美公司改变了中国官商结合的游戏规则，而是他们顺应了中国腐败的社会制度环境。在这一点上，他们正在步80年代进入中国大陆投资的香港、台湾商人之后尘，有些公司的学习进度相当神速。
中国的腐败现象之严重，已为世界所注目。1995年，德国的哥汀根大学（Goetingen University)在一项评估报告中列举了全世界41个国家的清廉度，中国大陆被排名于第40位，最末一位则是印尼，也就是说中国的贪污腐败程度位列第二。《经济学人》1995年5月27日报导，香港“政治经济风险顾问公司”发表的调查报告显示，在亚洲地区11个国家和地区的贪渎情况的评比中，中国大陆被排在首位。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发布的“2001年各国腐败度指数”（The 2001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中国的腐败指数位列第二。华人圈的香港、台湾的腐败指数也都名列前茅。这就促使研究者必须考虑中国传统贪渎文化对今日政治的影响：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都经历这样一种重复，即每一朝代建国之初，都有那么一段励精图治、廉洁节俭的清廉时期，而经过几十年以后，就无一例外地陷入了贪污腐化的泥淖之中？为什么凡是和中国文化有关的区域，贪污腐化就成为难以根治的社会公害？细细分析中国当前关系网的形成与其在资源分配中的作用，就能粗略把握到上述一些文化脉络，因为人毕竟只是历史文化的沉淀。
翻开一部《二十四史》，就会发现贪污之事例几乎每朝每代都有，尤其是王朝末期尤甚。以与我们时距最近的清王朝为例，这一时期的贪污就非常有名，俗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些情形在清代谴责小说如《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描写得淋漓尽致。当然这还只是国人的看法，如果将这一时期英国人写回国去的信件相对照，就更清楚我们的贪渎文化是怎么一回事了。一些英国商人在他们的信件中说，他们踏上中国的土地之后，最头痛的是贪渎情形十分严重，无官不贪，不行贿就几乎办不成任何事情。官员们索贿手段有明有暗，明的公然索取酬金，间接的贿赂则需要双方的默契与技巧。他们必须先学习解读这种既特殊又微妙的贪渎文化，才能在中国打开局面。写信的英国商人还提到他的“诀窍”，就是先买通卸职的政府官员，再通过这些卸职的官员打点在任的官员，等等。这信件所言可算是外国人对晚清贪渎文化的一种直接的经验性体验。至于以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贪渎文化，更是人所皆知。
如今中国这“关系网”，可推溯至“文革”后期落实政策时期，那时大家要落实政策，不少人就借助于“关系网”之威力。更兼当时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物资缺乏，表面上是按计划分配，而实际上“灰色分配”即关系网的功能在经济生活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走后门”这个词就是那时候的产物。所以如果将现在的“内部人控制”及种种“寻租”活动看作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至少持此论者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事实：现在的腐败现象只是中国古老的贪渎文化的一种延续，只是转型期既有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巨大遗产，又有非常多的制度漏洞，才给一些人将国有资产转移到私人手中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也正因为历史上有贪渎文化的传统，因此大规模的腐败行为在中国肆虐，才根本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而中国的实际情况还远比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更为糟糕，不少人在腐败行为如洪水泛滥之时，不仅没有看到这后面隐藏的巨大危机，反而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腐败有助于消解体制内不利于改革的阻力，从而降低改革成本。最有代表性的是在中国一直很流行的一种看法：在改革中，经济发展和社会平等、公正有冲突，二者是“鱼和熊掌”[ii]的关系，要想达到经济发展，必须牺牲社会公正。并引经据典地用美国、日本等国的例子来说明，在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初期，都有过一段非常腐败的时期，以此来证明中国现阶段的腐败现象无可避免，是改革必须付出的社会代价，甚至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这些观点经过一些从西方留学归来的经济学者们引经据典地反复论证，广泛宣传，几乎成为社会共识，并被当作是西方经济学的“经典命题”。不幸的是，大量事实非常确切地证明了腐败只耗费资源而不创造社会财富，并不能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由于腐败行为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导致了分配的不平等和收入的集中化，最后阻碍了经济改革的有效进行，并强烈地影响了民众参予改革和发展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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