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春夏之交，我正在上海一所中学念初一。有一天跑进老师办公室所在的大楼，几乎吓了一跳：走廊两边，数不清的大字报从天花板一直垂到地面，都是批判“右派分子”的。我赶紧跑了出去。
高中我是在另一所中学念的。当时的上海市区远没现在这么大。我家院墙外的小河刚被填平修成马路，河对过的农田里还散落着几户农家。我步行上学的沿途也是一半新工厂、一半老田家。在途经的一片农田里新建了一所简陋的初级中学，仅一座楼而已。有一阵，我每日清早从那楼旁的田间小道走过，总看见一个文弱的女子握着长长的竹笤帚在楼前扫地。后来我才知道她曾是我念初中的那个学校的最高领导：校党支部书记。她是四十年代末的大学生，中共地下党员，1949年后理所当然地成为干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罚到这所「XX路中学」来扫地。这是我眼见的第一个右派。
1962年，受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哥哥的影响，我也进了清华。进校第一课就是“系史”教育。本系是五十年代仿苏联工程物理学院模式成立的，第一届学生都是从各系选调的优秀生，预定1958年毕业，叫“物八”。1957年该班一小半是右派，比例为全校之冠。当时学制六年，我们预定1968年毕业，也称“物八”。党教育新“物八”说：不要走“老物八”的路。
后来才知道，1957年鸣放期间，因1952年高校理、工分家时清华的理、文、医、农全部迁出，“老物八”成立了一个“理工合校工作组”，在全校征集签名，拟请愿恢复理工合校。党说他们“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企图“复辟资本主义教学制度”，所以是“资产阶级右派”。
“地、富、反、坏、右”，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都可以望文生义，了解其身份。唯独右派不同。右派是什么样，我们不得而知。右派学长们去了劳改农场。但右派教授被宽大，还留在学校里。例如数学分析的教授，他是全校公认最好的数学基础课老师。他有个绝活：用粉笔在黑板上一笔划一个大圆，漂漂亮亮。每当他画圆时，阶梯教室就会发出一片惊叹声。第二年的物理课老师也是个右派。后来我练冬泳，有一次入秋后到荷花池旁的露天游泳池，曾看见他也在游泳。
这两位教授是我眼见的第二、第三位右派。尽管课堂下没多少接触，我还是得出了一个结论：把“右派”和“坏分子”并列，大概没什么道理。
后来渐渐知道：同屋一位同学的哥哥是右派；另一个同学，父亲薛愚曾任中国药学会理事长，是药学界的“大右派”；还有一位同学，父亲胡考原是《人民画报》副主编、母亲戈扬是《新观察》主编。两人都是右派。陈安同学的父母陈明绍、陈霭民都是右派。他们都是三十年代清华的老学长。她的舅舅陈新民也是老清华，反右前不久从美国归来，在母校任教，后来到中南矿冶学院去任院长，也是右派。
也许是近墨者黑的缘故，我那时虽不知道世上已有“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是大好人”【康有为的女儿康同壁语】的说法，却也开始私底猜测，右派可能是好分子。
到了文化革命时，“漏网大右派”的帽子满天飞，我更明白反右是怎么回事了。我打算收集数据，把那段历史记载下来。但因资料不足，始终没动笔。毛泽东死后，中国开放了一角，我抵不住诱惑，经由研究生、留学生这条道，于1980年到了美国。
1987年初中共开除刘宾雁、王若望、方励之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三人在三十年前反右时都被开除过一次的。那时我已找了一份教职，有时间写东西。自忖手头有关“反右”的资料已够我动笔，便写成了此书的初稿。初版问世后，不少右派当事人向笔者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数据。他们有的是坐了十几年牢的右派，有的是右派的同事，有些是右派的子女。
1988年底，我访问波士顿，在哈佛大学校园近旁的一栋陈旧的房舍里见到了心仪已久的刘宾雁先生。1991年《九十年代》杂志社刊行《阳谋》二版时，先生特地写了个序《贱民岁月廿二年》。
因该版早已售罄，《九十年代》又已停业，此书在市面绝迹多年，《开放》杂志社遂筹划再版此书。
刘宾雁先生不辞辛劳，在病中又写了一个序。而今新版眼看就要刊行，刘先生却已辞世。令人不禁想起，与笔者交谈、提供过数据的黄继忠(1923-2001)、王若望(1918-2001)、李梧龄(1935-2002)、吴祖光(1917-2003)，也已在近年先后作古。
作者在此谨向今仍健在的陈斯骏、冯国将、戈扬、何之明、黄定良、李温平、刘光华、王正、文彻赫恩、吴宏达、许良英、张广达等，致以诚挚的谢意。
丁抒
2006年4月
美国明尼苏达州（zheng.ding@normandale.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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