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谋》初版问世以来十余年，中国又迈过了一个时代。然而国人对当代史的无知并无多少改变，而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对于父辈经历了无兴趣，又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因而本书也就比十多年前具有更大的价值了。
天灾人祸，是我小时候最早学会的词组之一。可见人祸，即人为的灾难在中国之频繁了。但本书所写的一种，却是古今中外别具一格的，无疑是一伟大（不含褒意）创举。毛泽东不愧为一伟大（同样无褒意）天才。
1957年反右派运动，我曾称之为中国当代史中的一大逆转。不是说那以前就是一个黄金时代，恰好相反。最晚从1953年起，那场四年前才取得胜利的革命，已经朝相反的方向走去，当1955年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时，作案者已经变成反革命了。但1956到1957年还是出现了一个转机，那是二十世纪下一半历史给与的第一个转机，不幸被我们错失了。但随之而来的灾难，也曾经提供另一些转机，比如1953年便已开始、1959年由彭德怀推向高峰的党内反对毛泽东农业路线的斗争，和伴随大饥荒而来的1959至1962年反对毛泽东错误的社会思潮和农村的包产到户运动，可惜又一一失败了。还要等上二十几年，那便是1979年开始的改革了。但1979至1987年和1989年，我们又错过了两次机会，从而出现了九十年代至今的全民族、全方位的大倒退。
1956年斯大林之死，为社会主义国家走上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一个契机。当年就爆发了布达佩斯起义。1968年布拉格之春，由捷克斯洛伐克党的领袖杜布切克发动，全党决定把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变为人道主义社会主义。1980到1981年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几近推翻了共产党政府。虽都一一失败，却无不是苏联武装镇压（波兰则是由于为避免苏联的镇压而实行戒严，解散团结工会）的结果。但是倘若类似事态发生在中国，苏联就绝对无力干涉了，二十世纪的历史便将会是另一个样子，而中国也就对人类做出一大贡献了。然而中国却失败得更惨、倒退得更远，这能怪谁呢？只能算到自己的账上。
难道还不该做一点自省吗？我曾写过“苦难之树，必定会结出幸福之果”，此言谬矣。我们还活着，就见证了相反的事实：苦难也会繁殖出更多、更大的苦难。那就看它是在哪块地上生长出来的了。荒谬绝伦创下历史记录的1955年的反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冤案，不是就引向反右派运动，而后者又引向文化大革命吗？“六四”之变把中国和民主的距离拉得更远，也有目共睹了。然而这一切又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反右派运动，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历史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报复。二十余年来连篇累牍的批判知识分子之软弱的文章，忽视了一个巨大的事实，那就是广大工农群众的蒙昧在五十年代成为毛泽东暴政的强大后盾；对于我本人的低头认罪，全国工农“愤怒声讨”右派震耳欲聋的吼声就起了不小的作用。而“五四运动”后三十年知识分子在人民大众的启蒙上未尽到责任，难辞其咎。只有胡风一人坚持作家必须发挥“主观战斗精神”、直面人民“精神奴役的创伤”，因而站到了同毛泽东那个把作家和人民变为党的工具的路线的反对方面。而毛泽东一声令下，同代作家、批评家、文艺理论家竟一拥而上，对那位伟大思想家和他的同道落井下石！“五四”后前三十年文学的贫弱和1949年后三十年精神、思想和文学的沙漠化，甚而至于1989年天安门运动之葬身血泊，究其原因，无不是由于知识分子未能真正把自己的心放在苦难的劳苦大众身上，同时，也欠缺刻骨椎心地探求真理和穷其究竟地深入思索的精神和习惯。而正是这两点，使胡风以难以想象的顽强坚持其立场，并因而陷于孤立。
1957年春季会有那么多人轻信毛泽东，就和我们的文化基因中欠缺思考的习惯有关。1956年两篇《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于是毛亲手所写，其中对斯大林的极力维护和对苏共否定斯大林的不满，曾令我极为反感。但是两个月后听到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却又立即欢欣若狂，心花怒放！既然前一些话言犹在耳，有什么理由相信毛泽东会在两个月内（而且是在布达佩斯起义之后）翻然悔悟，真心要听取异议、纠正他的那条比斯大林还要斯大林的路线呢？不仅是太天真，也太不善于思索了。
这本第一部反右派运动史书，作者竟是一位比右派年轻一代、本人未受政治挫伤、专业又和文史无关的丁抒君，这就透露了历史的另外一面。神通广大如毛泽东者，也无力阻止他的罪孽会经过百曲千折，促使后人觉醒。这就是我们对中国未来还可以不致绝望的理由。希望这本书不仅照明中国的过去，也能帮助人思索1957年以后的历史和未来。假如今天的年轻人偶发奇兴拿起此书，又能够从中以古鉴今和以今鉴古，洞见一个和自己的设想有所不同的未来，恍然大悟于自满自足之可怕，为灾难还将会以另一种形式重现而出一身冷汗，那就是民族之幸，也是作者之幸了。
2002年8月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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