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一周年。按照中国传统说法，八十一个春秋，九九归一，从头起始，到了又一个周期重新出发的时候了
随着中国六十、七十年代社会动乱和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随着九十年代初期苏联东欧变色易帜，共产主义不论是作为一种社会运动还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走过了一个完整的周期：二十世纪初的节节高涨，变成了二十世纪末的节节败退。带来了至少包括互相关联的五个方面挑战。
首先，在意识形态上，使以共产主义立党立国的中共，陷入指导思想真空的尴尬境地。其次，在政治地位上，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完成了“灭私充公”的过程之后，二十年来又在共产党领导下经历一个完全相反的“化公为私”的过程：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共产党领导地位，更不用说共产党官僚在这一过程中惊人的腐败造成的严重后果了。再次，在经济基础上，开放与搞活使中国的人力、资源、资金和信息都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流动，经济的自由化、市场化趋势，连传统的国家权力结构都要突破，相形之下，政治集团──党的权力体系更是脆弱不堪，无法与之抗衡。第四，在文明模式上，私有制的发展使民众利益分化，社会空间扩大，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的要求日益强烈，政治上要求体制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不能不最终与一党专政的现实禁锢发生尖锐冲突；而私有制的弊病也在同时暴露和发展，共产党能够克服这些弊病的手段又不断在弱化，处于两难处境。第五，在科技更新上，中共这一种权力结构越来越表现出缺少弹性、难以因应的深刻缺陷。
在人们以为一切只能等待胡锦涛掌权才能正视这些严峻挑战的时候，变化的契机竟提前出现了。江泽民在即将交出权力的前夕，提出了“三个代表”学说：
中共要“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二○○一年七月一日，江泽民在一个最郑重盛大的场合──中共建党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长达两万二千余言的演说，阐述这一理论。
那天晚上，北京电视台的大型文艺演出中，有一幕为“三个名字”，台词称：我们不能忘记“伟大领袖毛泽东”、“总设计师邓小平”和“领路人江泽民”。
●从政治领袖变为精神导师难以如愿
谁能料想得到，江泽民居然萌生了这样的胆魄，要做一个敢于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精神开拓者呢？他是企图用这一口号，作为后江时代指导共产党一方面“和平演变”、一方面永保江山的纲领；同时，“三个代表”也可以使他自己，由在一段时期内实际掌管最高权杖的政治领袖，摇身一变而成在更长久岁月里主宰共产党思想路线的精神导师。王军涛先生曾经有一次谈到：作为统治者，未必就没有推动政治改革的个人意愿，从戈尔巴乔夫、李登辉、甚至邓小平的例子中，他发现一个现象：最高统治者在推动改革过程中的个人声望上的得失考虑，与他领导的执政党的利益评估有时并不一致──也就是说，他可能会为了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在国际上的名望，违反自己所属执政党的利益去推动改革。
不管江泽民出于何种动机，提出这一学说还是走得太远了，遭到党内的反对是可以想象的。不仅中共硕果仅存的元老反对，凡是对马克思列宁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还保有一定信仰的人，无不义愤填膺。共产党的宗旨就是要消灭剥削阶级，江泽民对剥削阶级打开党的大门，这些人会“去为共产主义奋斗”？岂不是天方夜谭！？江泽民推行“三个代表”，花了一番心思。《南风窗》杂志二○○二年元月十七日记者赵义在《“执政党创新”大幕拉开》文章中赞叹过“三个代表”思想推行手段之高明：“政治家的理论创新从来都是一种高明的政治活动。这从理论创新过程的巧妙布局可窥一二”，“令人叹为观止”。尽管如此，反弹还是让江泽民难以招架。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江泽民和胡锦涛审批发出的新华社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在新的社会阶层中发展党员》。文章反映出在强大的阻力面前，江泽民对资本家入党的问题对左派作出让步，设法自圆其说。八月三十一日，江泽民专门跑到国防大学，对正在学习他七一讲话的高级将领讲话，胡锦涛和所有中共军头均列席。电视屏幕所见，个个神情严峻。许多将领交叉双臂，并不是屏神敛息洗耳恭听，笔记本就空摆在那里。
二○○○年底笔者之一在北京向一位中共中央研究室的资深研究员求证时，他非常肯定地透露：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在党内遭到极为强劲的反弹，尤其是吉林省委副书记林炎志，林对这位研究员当面说过，共产党既然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这个性质就决定了绝不能允许私营企业主加入共产党。
●寻找“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很多人早就在寻觅“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有人说朱镕基能够担当这一角色，有人说希望寄托在胡锦涛身上，有人说，胡锦涛充其量只能是“中国的安德罗波夫”，而“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还要等待他培养提携的“第五代”接班人翅膀长硬……
人们却没有看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不是别人，就是江泽民。江泽民与戈尔巴乔夫的价值观念、性格做派迥然不同，我们这里，只是从一个意义上来说他就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那就是他提出的这一“三个代表”学说，与戈氏提出的开放性“新思维”一样，启动了最终埋葬共产党本身的历史进程——不管这是不是他的本意初衷。这个进程，并不是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的石头”——永远推不上山，而像从山头往下推石头，只要有了第一推动力，它就再也无法停下来，如同市场经济改革一旦启动就无法逆转一样。
在中国“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尤其在东欧和苏联共产党纷纷倒台之后，有人预测，中共执政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了。但是中共却居然熬到了二十一世纪。“长寿”秘诀是什么呢？有一点是各方分析家和观察家都承认的，这就是，尽管如今中共仍然企图维持一党统治、并没有改变垄断权力、不与他人分享的专制本质，但是，其指导思想和统治方法都发生了微妙但意义深远的变化。中共内部分为两翼（尽管两派的边缘模糊），一派要“以不变应万变”，另一派要“以万变保不变”。前者，极左的“马列原教旨主义”势力曾居上风，但是后来以邓小平南巡为转折点，抛开左右之争、资社之扰，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把全民的注意力都吸引到升官发财上，将共产党的所谓“合法性”建筑在政绩上。“三个代表”标志着中共正式和公开地与马列主义告别，彻底背离“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马列原教旨”。因为众人皆知，今天“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绝对不会是下岗工人和盲流农民。曾经在赵紫阳手下工作过的学者吴稼祥甚至认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学说一旦付诸实践，中共内部将发生一场“共产主义宗教革命”，中国共产党一旦从一个阶级的政党转变为多数派政党，它就会完成从共产党向社会民主党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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