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初，香港《争鸣》杂志传出胡锦涛“高处不胜寒”，三次萌生激流勇退之意，向政治局提出辞职请求
一般到了这种高位，“卒子过河只能拼命向前”，不过萌生退意，倒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完全可以设想，他这五年处境非常为难。就说他与江泽民和乔石的关系吧。江泽民以前与他八杆子打不着，乔石却屡有提携拉拔之恩。但是偏偏自己分工管党务，这就难办了。管党务，而党内腐败之势愈演愈烈，大案要案一再发生；作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乔石，提出要加强立法，加强监督，来根治腐败，依胡锦涛之聪明，不可能不体会到其思路之正确可行；依胡锦涛之聪明，也不会不知道乔石这一主张“一箭双雕”的另一“雕”是什么。他作为管党务者，只能强调“党要管党”、“党管干部”，进行思想教育……之类。这就不能不落入江泽民的“讲政治”的窠臼，而与讲“法制”的乔石渐行渐远。同辈竞争者甚多，人人都是过五关斩六将才到达今天的地位，各有各的高招绝活，又都各有后台靠山，自己仅凭钦定而占据高位，他们不服气是可以料定的，借故发难，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要在他们面前树立权威，又要与他们融洽感情；要给他们尝到甜头，又要与他们保持差距；要开始在他们中挑选和培植信得过的班底，为将来掌权未雨绸缪，又不能让第三代领导集团抓到把柄，产生疑忌。身为最高决策圈的成员，自是今非昔比。总的来说，这五年中他的曝光率虽然在常委同仁中还是最低，但官方电视和报刊等媒体关于胡锦涛报导的数量急剧增多，在中央报刊和电视上露脸的次数，一个月就超过当政治局常委之前一年的总和。但是这些报道要么浮光掠影，要么八股套话连篇，使胡锦涛反而常常成为一个传声筒般的模糊影子。
●协助摧跨“北京帮”，向江靠拢
十四大之后这几年他被安排了好几件露脸之事：
同意陈希同“引咎辞职”、尉健行取而代之，是胡锦涛代表中央到北京市开党政干部会宣布；
十五大筹备班子，政治局指定由胡锦涛挂帅牵头；
一九九五年陈云辞世、一九九七年邓小平辞世、同年彭真辞世，代表党中央出面为这些元老的后事负责张罗的，主要是胡锦涛……
不过这些事，除了摧垮以陈希同为帮主的“北京帮”一事，其它都只是表面“功夫”。这五年，算得上多事之秋，其他人好歹都有几把自己的刷子，江泽民，有“讲政治”“江八条”等等；朱镕基有“宏观调控”；乔石几年来一而再再而三反覆强调“法治”……而胡锦涛拥有什么主张的首创权，获得什么打下个人印记的成果？
摧垮以陈希同为帮主的“北京帮”，倒确实是胡锦涛在任期中所做的最大的一件事，也正是这件事，使他决定性地赢得了江泽民的信任。
陈希同垮台，到底是法治的胜利，还是江泽民在政治权力争夺中的巨大成果？难怪人们疑窦丛生：此案既然并不牵涉国家机密，为何调查审理直到最后判决，整个过程自始至终当局一直是黑箱作业，不敢对外界公开？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为何刚开始搞倒陈希同时，罪名骇人听闻，最后判决时却又大为缩水；而区区几十万元的腐败金额，却又判了他囚禁十六年的重刑？
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新华社播发了一篇仅一百六十五个字的消息，强烈地撼动国内海外：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王宝森慑于反腐败威力自毙身亡；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引咎辞职。
陈希同事件由此拉开序幕。
用“爱恨交织”来形容北京民众对陈希同的感情，大概八九不离十。辞职时六十五岁的陈希同，也属马，是一匹从没离开过北京的“老马”。一九八八年一月他连任北京市市长；四月，升为国务院国务委员。“八九”学潮期间，全国电视观众都看到了屏幕上他与学生对话，后来也都知道了他在“八九风波”期间如何上下其手，推波助澜。李锡铭下台后，他当上了北京市委书记，进入了政治局。
●在第一线指挥调查陈希同
陈希同当市长、当市委书记当了多年，专横跋扈，除了邓小平等元老，谁也不放在眼里。但是北京市民却认为在陈希同领导下，北京市政建设“旧貌变新颜”，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确有较大改善。许多人并不关心高层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也不过问体制改革、市场经济方针的辩论，他们只念叨陈希同的许多不辞劳苦深入现场的故事。
一九九五年四月五日，王宝森跑到怀柔县郊区畏罪自杀；次日，陈希同和市长李其炎联名向中央书记处呈交“引咎辞职报告”。江泽民批示：辞职一事暂不议，先向北京市处以上干部传达王宝森自杀事件的情况，上下要坚守岗位。
胡锦涛本来就忙，这下别的往后推一推，北京完全占住了他的手。四月中旬，政治局常委研究了北京市的紧急事态后，胡锦涛随江泽民找陈希同谈话，提出将其调职的意见，不料陈希同盘算一番后，却以退为进，坚持要“辞职”。他列举出三条理由：年龄大，不适合再做第一线工作；王宝森自杀虽是个人问题，但我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自己的秘书也卷入王宝森案，对此我有直接责任。
江、胡听后，仍没有同意陈辞职，但对他宣布，今后北京市的工作要向胡锦涛汇报。
整个四月，胡锦涛不得不一头扎进陈希同、王宝森的案件中，与陈希同的谈话就有多次。江泽民后来透露，他和李鹏、胡锦涛“抱著治病救人的态度，同陈谈过多次话，但是他一直不讲（自己的违法事实）”。江泽民早就如鲠在喉，不拔不快，这次是一定要仿效毛泽东摧垮彭真一样，摧垮他的“独立王国”了。江泽民亲自坐镇，指派胡锦涛率中纪委第一书记尉建行等人在第一线指挥，调查陈希同的罪状。
四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同意陈希同辞职，同时根据乔石、李瑞环、刘华清等人提议，由尉健行接替陈希同。
●陈希同案判决难以取信国人
这么个惊天大案，陈希同只是收了五十五万多元外国人的礼物没有交公而已，难怪很多国人感到受了当局一个大大的愚弄：谁能相信位高权重的陈希同，会贪图五十几万块钱礼物的蝇头小利？！陈希同对对判决大概也会觉得好笑，所以才辩称“未将礼物交公是为捐助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这么点事，居然要调查三年一千多个日夜才宣判，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此事一定有政治权争的背景，江泽民只是“杀鸡儆猴”，借陈希同的“政治人头”来树立权威；要么陈希同一定还有见不得人的事，牵涉到其它中共高官，不便公开。不管是哪种，老百姓都是被蒙在鼓里了。当局希望把此事宣传成“反腐败”的巨大成果，效果却适得其反，在民众看来只是欺人之谈而已。树倒猢狲散。陈希同一倒，北京市权力系统发生地震，仅一九九五年，市纪委直接立案三十一件，涉及正局级以上干部六人、副局级干部十人。原市政府秘书长、市人大副主任、外号“铁女人”的铁英、原市政协副主席黄纪诚……相继被逮捕；北京市甚至传言说“市委大院随时有警车进去”。副市长张百发一时也风声鹤唳，后来安排退休销声匿迹。 让老百姓很难打消“陈希同是败于政治斗争”疑云的还有一个理由，这就是谁来接替陈希同垮台留下的席位？江泽民将在福建省委书记位置上还未坐满一届的贾庆林调来，将京畿重镇一手交给了他。而贾庆林正是“国王的人马”！江泽民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当然是大大的赢家；而胡锦涛虽然没有在陈希同为首的北京帮垮台事件中扩充地盘，但是赢得了江泽民的器重，也算是得分了。
●几年之内走遍全国
胡锦涛在当上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之后，尤其是担任封疆大吏之后就养成习惯，在省里工作，要走遍全省，在中央工作，就要走遍全国。胡耀邦当年当总书记时曾发下宏愿，“要走遍全国每一个县”，但壮志未酬；但他的宏愿却在此时对胡锦涛产生奇妙的功效。胡锦涛遵守了中央政治局的有关规定，除了中共中央召开重要会议和出国访问之外，基本上每一到两个月都要到各省市巡视考察一次，每次一周左右：一九九三年，他到了北京、浙江、江西、湖南、云南、辽宁等地； 一九九四年，他到了河南、天津、内蒙古、上海、广东等地；一九九五年，他到了陕西、福建、青海、宁夏、内蒙古、以及河南、河北、山西交界处的太行山一带； 一九九六年，他到了广西、吉林、河北与北京交界地带、四川、海南、安徽和江苏等地；一九九七年，中共大事太多，但他仍然抽出时间到了天津、湖北三峡等地。
罗列胡锦涛的考察地域，笔者发现了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他有意回避自己生活、工作过或者有瓜葛的地方：到安徽时，主要视察了淮河流域，却并未到皖东南的绩溪老家；他到江苏，走了很多地方，却特意绕开了泰州，没有回去看看旧居；他到了青海和宁夏，却偏偏没有在自己工作过的甘肃停留；他去了广西、湖南和云南，也偏偏没有再重返贵州夜郎国……从这一点看，说胡锦涛非常谨慎，名不虚传。
●讲话磨平一切个性特征
无论翻开胡锦涛哪次讲话，都很难发现他的个性化语言，和具有独特创意的见解。将胡锦涛署名的文章题目、在公开场合所发表演说的标题列出来，基本上就是中共的套话、空话大全。
细按胡的文章、讲话篇目，其中有：《人民群众的公仆 年轻干部的楷模》（人民日报一九九四年十月三日）；《领导干部要带头增强党性》（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给中共中央机关部级领导干部所讲的党课，见《紫光阁》杂志一九九五年第九期）；《工人阶级要为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纲领努力奋斗》（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在首都庆祝国际劳动节大会上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讲话）；《为实现党的跨世纪宏伟目标艰苦奋斗建功成才》（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八日在首都青年纪念“一二.九”运动六十周年、“一二.一”运动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全党都来学习孔繁森》（人民日报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二日）；《迈向新世纪，创造新业绩》（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九日在共青团十四大开幕式上发表祝词）；《适应跨世纪发展需要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在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经验交流暨表彰会议上的讲话）…… 不仅与在社会下层摸爬滚打过多年、深通市井语言的朱镕基、李瑞环相比，黯然失色，比行伍出身的刘华清，比附庸风雅、被老百姓讥讽地称为“大话、空话、上海话、外国话”的“四话干部”江泽民，也要逊色甚多，甚至比起索然无味、毫无魅力可言的李鹏，都显得更缺乏光采。应该公平地说，听过胡锦涛本人指示的人对笔者介绍：胡锦涛实际上讲话（尤其是小范围听取汇报和深入讨论问题的场合），比新华社所公布的他代表中央的那些程序化的演讲，要生动和具体得多，也要更为言之有物，多少也能闪现一些他自己的思考锋芒，其逻辑性在上述中共几个最高决策者中，甚至可以说数一数二。但这些东西，他自己严格把关不让外传，外界无缘得见；一旦要公布，他一定事先把棱角全部磨平，四平八稳得让人昏昏欲睡。
●要改革党又怕改垮党
胡锦涛在十四届中央政治局期间几年艰巨的工作，一言以蔽之，是推动中共这个正统革命政党作出必要的调整革新，以适应现代化社会。说其艰巨，主要艰巨在他必须“走钢丝”：既要恪守马列主义教条、毛泽东的建党思想，恪守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以避免触犯说话仍有分量的元老；又要顺应历史潮流，顺应党心人心，顺应社会变迁，否则没有办法保住必要的统治基础。换句话来说就是：党要改革，但又不能被改垮，或者更准确地说，不能被元老视作“改垮”。胡锦涛虽然不能轻易动作，但是苏联、东欧的共产党铁打江山一朝覆亡的前车之鉴，与各国共产党交往中了解到他们的理论和现实的困境，以及每天从送到他的办公桌上来的全国各地基层危机的信息，不能不令他深入反复地思考。他着手部署作了大量的考察、研究工作，在尽量不露形迹、不动声色的前提下，安排各条线上的智囊、幕僚，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乃至未来的政治战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搜集意见，充分论证，提出各种各样的蓝图。其中，由“中国青年报思想理论部”署名的一份《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值得一提。这份研究报告提出中共应该从革命党真正变成“执政党”，但其中主张将国有资产“党有化”，传到海外后引起猛烈抨击。当时人们以为这份“太子党施政纲领”的东西是陈云的儿子陈元策划的，但后来据知情人透露，才知道是《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潘岳一手策划的。
与被称为“江泽民化妆师”的王沪宁、专职政协委员何新、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林炎志等中国当代思想新锐一样，潘岳也被认为是“奏折派”之一。类似《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这样的奏折，还有其它如中共中央研究部门、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等院校和党报党刊理论部门许多人也都独立或者合作搞出不少方案，通过各种渠道上送到胡锦涛面前。这些信息到了他那里，就是到了“终端”、进了黑洞，没有了下文——他才绝不轻易作任何表态。
●策划中央组织部的改朝换代
胡锦涛上任以后，将很大的精力投向了中共干部队伍从选拔、考核和培训的正埂颉虔、制度化、程序化。他首先面对的还是一个老问题：要调整党务方面的人事，使手下的一帮人马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十四大之前中共中央的组织工作一直由宋平掌管，十四大之后的中组部长接班人选，也是事先由宋平提出推荐人选交中央讨论。宋平当时提出的推荐人选便是胡锦涛。十四大开幕前夜，邓小平突然发话要胡进政治局常委会，连宋平都事先没有想到，以至于再考虑另外推荐一个合适的中组部长接班人选，已经来不及了，只好把当时已超过六十五岁的中组部长吕枫再留用一段时间。在所有的党中央部委首长之中，以中组部长最为位高权重，成为争夺的焦点。数一数中共党史上的组织部长，后来大多数成为党内权倾一时的重量级人物：三十年代，陈云就当过中央组织部长；中共建政之后，彭真、邓小平、胡耀邦、宋任穷、乔石、尉健行、宋平……都在中组部长职务上积聚力量，收揽队伍，而后呼风唤雨，大展宏图。据何频考证，十四大开过之后，胡锦涛在乔石帮助支持下，重组中央组织系统的领导结构，煞费了一番苦心，动了不少的手脚。乔石先把追随自己的亲信、原中组部副部长孟连昆调到全国人大常委会自己手下，委以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孟连昆的年龄偏大，不调走不行，而这么一调，至少就连带扯下了另一位比孟连昆小三岁的副部长赵宗鼐。赵是宋平的老交情，宋平在甘肃任职时，赵是玉门石油管理局局长。一九八八年赵升任宋的副手，担任中组部副部长兼国务院人事部副部长。本来光要将赵宗鼐拉下来，胡锦涛肯定是会要得罪其恩公宋平的；但如果不将之拉下来，且不说对胡锦涛也栽培拉拔有加的乔石这一关通不过，胡锦涛自己要想施展才智，也会多受掣肘。现在，让孟连昆也下来，宋平就说不出什么了——谁要他们都年龄过了线呢？乔石也相当满意。
下，是为了给上的人腾出位置。随后胡锦涛就操办着将原团中央第一书记、已经出任国务院人事部长的宋德福，委以中组部副部长职务。
●宋德福在胡锦涛手下“得福”
宋德福之所以能后来居上主掌团中央，主要是因为胡锦涛离开时向中央鼎力推荐；二来是当时军方负责人向中央提出，宋是我们军内培养的后备干部，团中央不提，我们就把他要回来提。没想到党中央突然下达决定：团中央排在书记最后一名的宋德福，从排尾跳到排头，当了第一书记。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办主任的王兆国，到团中央机关传达中央决定：“延东同志很优秀，但是中央认为，德福同志更有潜力。”一时间，所有原来排在宋德福前面，突然被甩在他后面的那些书记们大吃一惊！据后来传出的消息，宋德福之所以能后来居上，主要是两条原因：一是胡锦涛走时向中央鼎力推荐；二来是当时军方的负责人余秋里和杨尚昆向中央放话说，宋德福是我们军内准备提拔的后备干部，团中央这次如果不提的话，我们军队就把他要回来，自己提！这样将了一军，宋德福就当了团中央第一把手。可想而知，宋德福对胡锦涛是感激不尽，而胡锦涛也藉此机会与军方接上了线。
恰巧就在宋德福在团的十二大上连任第一书记后，爆发了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学潮。宋德福心悬到半空中：自己是否会蹈韩英的覆辙？
更糟糕的是，韩英当年还仅仅是对参加民运的青年作说服劝阻不力，民运骨干中虽然有团中央候补委员王军涛等人，但毕竟团中央机关干部没有卷入。这次可不同了：团中央机关竟有干部在李鹏宣布对北京部分地区戒严之后，组织游行，声援绝食学生，向党中央请愿！这要让邓小平等人知道了，岂不龙颜大怒！宋德福再清楚不过：这种关键时刻只能明哲保身，千万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那天，当团中央机关游行请愿队伍集结起来，要打起“团中央机关”大旗出门之际，宋德福带领团中央书记们、部长们赶到门口，声嘶力竭地极力劝阻，但他们无力回天。最紧张的瞬间，忽见宋德福眼皮一翻，在大庭广众中突然倒地。“宋德福晕倒了！”现场一片混乱，有人赶忙将他送往医院急救。团中央二把手刘延东，不得不“继承遗志”，继续劝阻，但就更拦不住游行队伍出门，汇进广场上和平抗议的洪流了。
宋德福从此就在医院住下了，再不管事，直到”天安门事件”平息。
后来在清查期间，宋德福果然厕身事外，一身干净，而刘延东不得不对机关当时大批人马卷入“动乱和暴乱”风潮，担负起领导责任。团中央机关不止一人猜测过：宋德福当时究竟是真晕假晕？有人调侃：刘延东毕竟还是嫩了点，缺个心眼，当时她要是抢先一步晕倒就好了！
●与宋德福不是纯然利益交换
胡锦涛支持宋德福晋升的原因，目前尚无可信资料以供分析。但是有一个说法值得记载于此留作参考。此文披露说：胡锦涛被宋平推荐进入政治局常委时，“需要按照选拔接班人的‘民主程序’进行一番‘群众评议’，由中组部派出几个征求意见小组分赴胡锦涛工作过的团中央、贵州省委和西藏自治区委找人谈话。在团中央系统，宋德福不但自己对胡锦涛大加称赞，而且特别组织了许多团中央的中基层干部座谈，为胡锦涛评功摆好。”笔者证诸中共提拔干部时的考察程序，基本可以断定这一说法可信。那么，这就给胡锦涛提拔宋德福的动机提供了一个线索，虽然笔者并不认为从这一史实，能够推断出胡锦涛与宋德福的关系纯然是利益交换。宋德福接掌国务院人事部，虽说是十四大之前即已内定，但胡锦涛从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向中央推荐宋德福的领导能力。在胡锦涛本人进入常委之后五个月，四十七岁的宋德福终于被任命为国务院人事部部长，成为国务院最年轻的部长，随后不久，宋德福又被连续任命为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胡锦涛主持该委员会工作），兼任中组部副部长，一时权势炙手可热。为了使宋德福更上一层楼成为中组部长，胡锦涛一度煞费苦心地安排。除宋德福而外，中组部当时的副部长中再没有一个被安排成中央委员，只有两人——武连元和王旭东是候补中央委员，这就造成宋德福是“中组部长候选人”的说法更在北京政坛不胫而走。宋德福在人事部长任上倒也没有辜负胡锦涛的嘱托。他最大的贡献是具体操作，推动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改革。这在中国大陆整个干部制度的转型上，是做了一项基础性和开创性的工作。而近年来，他又提出“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的概念，颇为标新立异。他主持召开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工作会议，指出中国人才资源仍相当落后，每万名劳动力中具有初级以上职称者仅六百四十名，人才资源密度仅为百分之五点一。他提出用五年至十五年时间，基本建立起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结构优化、布局合理、配置科学的人才队伍。尽管对他这一目标，熟悉中国国情的人多表示怀疑是否能按期达到，但是应该说，确实抓住了中国立国之本。
●逐步调整中央各部人事
中央办公厅因为是江泽民的心腹曾庆红在那里当家，胡锦涛既无力也无意去搅混水，干脆避而远之。在中宣部，丁关根近年以一个劲地靠拢江核心着称，以多少改变自己邓系色彩太浓的缺陷，为邓后安身立命作准备；这里有著名“左将”徐惟诚，原来长期在北京市委当常委兼宣传部长，胡耀邦对他恨之入骨，又莫可如何，他升不上去也垮不下来，八九年“6.4事件”以后才趁势当上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但是十四大以后，胡锦涛协助江泽民，安排胡耀邦前秘书、新当选的中央委员郑必坚到中宣部当上“第一副部长”，压过徐惟诚一头。而另一个副部长刘云山，在胡锦涛担任团中央常务书记期间，正担任内蒙古团区委副书记，胡锦涛与他打过交道。江泽民、胡锦涛又调来与上海有渊源的龚心瀚、徐光春等人。中宣部的力量对比有了极大改观。中央对外联络部，历来与中共高层党内权力结构关系较远。十四大以后胡锦涛调整起人事来，难度也较小。接替朱良任部长的李淑铮，是胡耀邦当书记时的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少年部长，算是“共青团派”成员；与胡锦涛算是有更深一点关系的是朱善卿，他在胡锦涛刚到团中央时，还担任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副部长、全国青联副主席。胡锦涛在他的工作去向上出过力，推荐安排到中联部当副秘书长。现在他已经爬到中联部副部长之职，既然相熟，就更能上下配合。很快，与胡锦涛管党务这一分工相关的许多头衔纷至沓来，最受重视的，是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一九九三年十月四日，胡锦涛首次以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身份，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研讨班开学典礼上亮相并讲话。其时，距离他首次跨进中央党校大门当学员，踏上政坛升迁之路，不过十二年。中央党校校长这一职务，历来为中共决策者高度重视，毛泽东在到达延安、中共处于相对安定的阶段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亲自担任党校校长，好好地过了一番理论瘾和演说瘾，将他过去被陈独秀、王明等人瞧不起，被贬为“山沟里面的马列主义”的胸中恶气，全都一吐为快。后来这一职务，总是交给最高领导人信得过、肚子里还得有点墨水的人掌管。中央党校在谁手里，其功能就受谁左右。
●兼任党校校长培养接班人
干部进中央党校，一般是两种情况：最大多数是作为“好苗子”，上级有了提升的深谋远虑，安排到党校学习——党校就是“加油站”，党校学习完毕后，仕途上往高处攀升。一种是在现任岗位上出了事，需要调离或者降职，但是一时又没有合适的去处可以安排，于是便放到党校学习一段，闭门思过，等待发落，以作缓冲，党校就是“反省室”，学习完毕后，在官阶上往低处挪动。除上述两种之外，还有个别情况是因为有的党官身处风口浪尖，遇到非常敏感的关头，矛盾激化，被安排到党校暂时回避，党校就是他们的“避风港”。中共的不少改革派风云人物，在保守派气焰最炽之际，被安排进党校学习；也有不少保守派的风云人物，在改革派声势最壮之时，被安排进党校研读。在胡锦涛就任党校校长之前，这一职务由乔石担任，在一定程度上，与“6.4”以后由宋平所掌管推行的组织人事口的那条保守路线形成了制衡。胡锦涛接任，实际上就将组织人事权与党的高级干部教育这两方面，在最高层统筹主管起来。对于胡锦涛来讲，这倒是可以在组织干部问题上将这两条线合二为一，做到一条龙：从遴选、教育、培训到使用、考察，都一并考虑。
与一般高等学府不同，中央党校在招收学员、教学内容的设置、学员的管理等诸方面都有着特殊之处。比如在招收学员时，由中组部、中宣部和党校三家联合进行。在胡锦涛主管中央党校后，根据邓小平“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精神和关于培养跨世纪接班人的思想，及时进行教学改革，按照新的教学体系轮训培训干部。在课程设置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为主课，以学习邓小平理论为中心内容，并注重对当前重大现实问题的研讨。
按照规定，现任的省部级主要领导都必须经过党校培训，三个月的课程尽量安排紧凑而充实，除了系统地学习《邓选》第三卷以外，还安排了许多课程，其中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和讲座颇受学员们的欢迎——有人甚至说，是最受学员欢迎的课程。
胡锦涛加强了党校的领导班子。在时任七个副校长中，除苏星是颇有名气的经济学家，邢贲思是颇有名气的哲学家，他们两人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杂志的总编之外，其馀五人都是胡锦涛上任后设法安插充实。其中汪家鏐是胡耀邦的老部下，曾担任过北京市委副书记；刘胜玉在八十年代曾任西藏团区委副书记，中直机关团委副书记、书记；龚育之是“研究邓小平理论的权威”，汝信和杨春贵也有哲学研究背景。
●通过党校物色班底和智囊
中共领导人历来把党校作为阐述他们的思想理论和政策观点的论坛。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江泽民总书记在这里发表重要讲话，被公认为十五大的召开定下了基调。而市场经济是十四大的主旋律，胡锦涛也会同党校负责人请来副总理朱镕基、钱其琛、李岚清、吴邦国、姜春云等，在党校就经济形势、外交政策作过报告。
党校也是胡锦涛了解下层和影响上层的渠道之一。近年除了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在党校的简报和内部参考材料上也经常刊登学员和教研人员撰写的各种理论政策建议，为中央和国务院“提供决策参考”。在党校，胡锦涛着眼点不仅在通过与各地的后备精英的接触，为日后自己上台掌权挑选精干队伍，他也在与党校的教学、研究人员的交往中组建充实自己的智囊班子；同时，感受到世纪交替国际潮流的他，也谨慎地尝试对传统党校“潜移默化”地改造：将西方当代的经济学、管理学、财政理论、心理学等等列入课程，让这些雄心勃勃、摩拳擦掌要在政坛上显一番身手的后起之秀，在价值观念上、思想方法上对西方有一点粗浅了解——当然，“与世界接轨”还是远远谈不上的。此外，还积极强化对国际关系和战略安全的研究。五年时光，胡锦涛协助江泽民分管组织人事系统，起到一个高级助手的作用。他全面熟悉中共中央机关编制机构职能人员情况，全面掌握中共中央省部级以上官员的个人经历及家庭情况，全面考察即将晋升省部级行列的中共后备干部情况，这使他对中共执政队伍从机构到职能到人员有了非常全面清楚的了解。我们以一件事例来看看江泽民与胡锦涛之间的互动。
●推荐提拔刘正威看走了眼
一九八八年底在胡锦涛推荐下接任贵州省委书记的刘正威，到一九九三年一月又被安排为省委书记兼任省人大主任时，已经六十有三，他向原来在河南时的老同事罗干求援，希望能在国务院机关安排一个退休年龄限制不是很严格的正部级领导职务，于是罗干找到也很熟悉刘正威的胡锦涛。胡锦涛便同意李鹏调钮茂生到水利部掌印，腾出国家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的位置给刘正威。罗干身为国务院秘书长，统揽一大堆事务性工作，还兼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和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副主任，根本无暇顾国务院系统的党务工作，全部推给常务副书记刘正威。没有多久，奉江泽民之命物色中组部长接班人选的胡锦涛，就认定刘正威是合适人选之一。但是，胡锦涛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考虑这一动议时，江泽民未置可否，只是说“这个同志还可以在机关工委的岗位上再考验一段，中组部长吕枫同志还可以再干一段”。胡锦涛万万没有料到，时过不久，国家安全部系统发掘出刘正威妻子阎健宏涉嫌贪污、受贿。到一九九四年十月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阎健宏的经济罪案材料已经摆在政治局领导人的会议桌上。自江泽民上台以后数年里，中共所处死的数名经济犯罪的司局级干部中，女性仅有一名，即随丈夫刘正威前往贵州，并由胡锦涛批准安排为贵州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正司局级），后来又兼贵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的阎健宏。此前，贵州省公安厅和省高级法院负责人都没有想到中央会下达“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命令。理由之一是刘正威系十四大中央委员，曾担任省委第一把手，调离后仍为部级高官；理由之二是阎健宏贪污受贿金额并不很高（钱物相加，折抵人民币并未超过百万）。何况按照中共司法机关判案惯例，同等罪行男犯会判死刑，女犯则往往判处死缓。
考察阎健宏案，不能不牵涉贵州干部安排中的深层矛盾。
●曾庆红曾调查刘正威
华铭认为，江泽民下决心要拿刘正威夫人为反腐败祭刀，是基于几方面考虑：其一，贵州地方势力与中央派去的干部唱对台戏，令江泽民十分恼怒。其二，江泽民希望通过这一“打老虎”举动，警告其它地方势力特别是北京地方势力：如果不在政治上与党中央坚持保持一致的话，别忘了你们的屁股都是不干净的！贵州方面在分析江泽民亲自下令处理阎健宏的背景原因时，则增加了一条江泽民与胡锦涛之间的微妙关系。一九九四年初，几位中央大员到贵州省委微服私访，用个别征求意见和召开小型党员群众座谈会两种形式，“了解刘正威同志在贵州工作期间的群众印象”。有被“征求意见”者发现，那几位中央大员并非来自胡锦涛主管的领域中组部，而是来自曾庆红执掌的中央办公厅。这时刘正威可能会接任中组部长的消息也从北京传到贵州，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其背后隐藏的政治内幕微露端倪。随着江泽民稳住政治阵脚，已经一步步令胡锦涛对他心服口服。而在“降服”胡锦涛的过程中，江泽民的政治动作之一，便是利用曾庆红掌控的中办系统，暗中牵制胡锦涛掌控的中组部系统。两个系统暗中较劲的第一个回合，便是围绕胡锦涛举荐刘正威接任中组部长一事进行的。江泽民起初指示曾庆红暗中调查刘正威，并不一定是抱着整他的目的。但刘正威妻子“以权谋私”问题一旦被端了出来，等于是江泽民在政治上将了胡锦涛一军。随后江泽民下令判处刘正威妻子死刑，中组部长的接替人选便由江泽民趁势一锤定音，临时安排张全景。传胡锦涛事后就推荐刘正威接任中组部长问题作了自我批评，自认“仅凭个人主观印象，没有对刘正威后来的表现作进一步的调查了解，险些因为刘正威给党的形象造成重大损失”。从那以后，胡锦涛不敢轻易再推荐中组部长人选，宋德福也只能继续在中组部副部长兼国务院人事部长的岗位上蛰伏。这五年之中，胡锦涛与江泽民最能谈到一起去的话题，就是干部年轻化。
●反腐败进度赶不上腐败速度
抓反腐败，不仅仅是胡锦涛的任务。实际上，不仅江泽民和政治局常委中乔石（人大）、朱镕基（国务院）和刘华清（军委）各方面都投入了很大精力，亲自抓大案要案的查处，书记处书记中多人也都参予反腐败，而有责任抓此项工作的党政、政法部门、机构更达几十个之多：从中纪委、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到最高检察院、国务院监察部、司法部、公安部、财政部……这几年反腐败，也不能说没有丝毫成效。
根据一九九七年年底公布的数字，中共处理“腐败党员官员”五十万人，其中县处级干部一万五千六百九十人，厅局（地师）级干部一千三百三十三人，省部级干部三十人，包括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和副市长王宝森、广东人大副主任欧阳德、湖北省副省长孟庆平都被揭露和处理，挽回经济损失一百四十二亿元。随着一系列措施出台，中共某些方面的腐败现象有所遏止。但是从总体和根本上看，胡锦涛直接要负责的党风迄无好转，惊人的腐败渗透进军队、武警、政法机关和各级执法机构，包括工商行政、交通、海关、税务……而经贸、金融和基本建设方面的腐败，更给国家带来令人咋舌的巨大损失。在中共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进展，整个权力机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而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大形势下，胡锦涛就是再能干也是无力回天的。相反，他时常深陷一团乱麻般的矛盾旋涡之中。
●“新鲜人”五年熬成“资深者”
对于胡锦涛，五年时光或许度日如年，对于变化中的中国，五年却是光阴似箭。一转眼，又是下一届党代会了。这一次，对于第三代领导集团来讲，是第一次独立掌权后举行的党代会，也是要在政治舞台上第一次打下邓后岁月印记的党代会。江泽民在十五大举行前夕的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九日，非同寻常地选中胡锦涛主管的中央党校，作了一次重要讲话，被看成是为十五大精神定下“江泽民时代”基调。有人在十五大之前预测，按邓小平的设想，十四大是第三代接班掌权，十五大就该轮到第四代了——也就是胡锦涛该接管实权了。这种说法不仅已被十五大的事实证明其谬误，而且可以说根本就昧于中共史实。中共在和平时期每一代人实力的培植，是要一定时间的：第一代经营了二十七年，第二代经营了十四年。十五大时江泽民正是刚刚独立掌权、在外交内政和人事上打下自己的理念印记、“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鼎盛时期，在自己的人马一一各就各位、安排停当之馀，哪里有胡锦涛置喙的地步！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九日，中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按照惯例，立即关起门来举行首次全体会议，投票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总书记、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和委员。苦候在会场外面的媒体记者，最关心的是最高决策圈究竟有哪几个人榜上有名，还在猜测最后关头会不会冒出令人跌破眼镜的戏剧性消息。总算盼到了十五届一中全会选举完毕，谜底就要揭开——江泽民领着政治局常委们鱼贯而入。他身后的是李鹏、李瑞环、朱镕基、胡锦涛……还有两个新人是谁？尉健行，李岚清！人们蜂拥拍照、摄影、录音，两位新人加上江泽民成为注目焦点。一时间几乎没有人顾得上注意胡锦涛所站的位置。但这却是意深味长的：在严格按照等级排序的中共最高层，他已经由一天前的第七名，往前跨进了两名：胡锦涛，现在是党内老五了！借用人类首次登上月球的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的话说：胡锦涛在政治局常委名次上是前进两小步，在中共权力交接程序中却是前进一大步：他从老七上升到老五，是一个象征：这位被邓小平、宋平、薄一波等元老为江泽民选定的接班人，在元老相继退出历史舞台之后，被江泽民认可，确定了他接班的名分。
●年轻的中国“备胎”
一九九八年的阳春三月，北京举行第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第九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在政治强人缺位之后的重组权力结构和制订路线方略，在十五大上亮出了大纲粗目，在九届人大上尘埃落定。这届大会几乎每一个方面都被老百姓和海内外媒体翻过来倒过去，热热闹闹地争论剖析：内阁更迭后重臣们的去留升降，国家机关前所未有的变动方案，以及铁面宰相朱镕基关于国营企业、金融体制改革的成套措施……如果说这些都毕竟牵涉人们的切身利益，人人关心并不足为奇；那么过去不会引起多少人感兴趣的国家副主席一职将要由谁来接替，也由冷门话题变成热门话题，就难免令人觉得稀罕了。时任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年逾八十，肯定要退休，谁来继任，这次会上要揭晓。
众所周知，在美国政治体制中，副总统被称作“备胎”——除非总统出了意外不能执掌权柄，副总统才能派上用场。而在中共权力体制中，“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从一九六六年以后，国家主席的职务要么干脆被废除，要么长期是“聋子的耳朵”，只具外交礼仪意义，处在权力中枢的边缘位置。国家主席尚且如此，国家副主席就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虚衔，处在边缘的边缘。历届国家副主席，不论是“文革”前的宋庆龄、董必武，还是一九八三年恢复这一职务之后出任的乌兰夫、王震、荣毅仁，都是所谓“德高望重”者的“荣誉头衔”而已。为什么这次港台和西方媒体居然连篇累牍地推测分析？原因无他，会前传出的人选中，出现了一个大家本来压根儿不会想到的名字：胡锦涛。
当三月五日上午九届人大在人民大会堂开幕时，第一排正中，是即将出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他的两旁，一个是这届大会的秘书长田纪云，另一个，是政治局常委胡锦涛。据《亚洲周刊》披露，会前已经有“权威人士”说，胡锦涛实际上是本届人大会议的“幕后秘书长”，并主导了本届人大有关的人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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