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共的报刊上不会公开报导的则是：从三月份以来，西藏每天都要发生或大或小的反共示威，在冲突中导致一些人伤亡，几千人被捕。报刊对这些虽然缄口不言，但偶尔也还是会透露出来一点社会风吹草动的蛛丝马迹，例如《法制报》四月二十三日报导，拉萨一次出动五百多名警察，缉获了二十把被盗手枪和一千发子弹
西藏毕竟与闭关锁国的过去时代不同了，进进出出的人很多，也会将耳闻目睹的情况传开来，更何况还有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的宣传机器呢。
一位从拉萨旅游归来者描述：三辆卡车，每辆载有二十八名手持步枪、配有轻机枪的士兵，在八角亭广场上慢慢巡逻；七辆三轮摩托车载著手持冲锋枪的武警，在街上穿梭；重装备的镇暴警察，部署在广场四周；晚上十时开始宵禁，违者被拘留盘查……
“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这样的敏感关头，“驻藏大臣”不在拉萨坐镇，却滞留京华，无论如何是启人疑窦的，于党于己，胡锦涛最起码必须出席在北京召开的这次重要大会，不能缺席。
在这次会上，他自然成为人们注视的焦点之一，人们注意到胡锦涛确实气色不好，健康欠佳。
胡锦涛有病，这大概并未造假，不像前述伍精华多半患的是“政治病”。但是，他是否就病得无法回青藏高原视事？除了病，还有没有别的理由使他宁愿在北京的闹市里蛰居？
一九九一年，整个中国的气氛压抑沉闷。中央一时也顾不上重新安排胡锦涛的工作，他就这么休养着，读书，思考。
胡锦涛仍然住在团中央分配给他的宿舍里。左邻右舍都是团中央昔日的同事，其中有的已经调到其他单位，有的还在团中央供职。邻居们不时在门口、走廊上能够见到胡锦涛，聊上几句。有一次他对团中央一位相熟的干部叹了口气说：“反正，我听中央的，要我到哪就去哪吧……”
当时似乎没有什么人会将胡锦涛当成自己仕途上的对手，同级干部中，又有谁会羡慕“西藏高原王”这个苦差事呢？谁能想到，胡锦涛回京养病一年多，因祸得福，时来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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