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胡锦涛当年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良好初衷，毕竟造成“前人造孽，后人遭殃”的严重污染。这至少显示胡锦涛及其率领的班子，思维方式和领导作用出了严重偏差
贵州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专业人员漆国先二○○一年奉命到毕节附近的大方县进行炼硫污染治理试验，这里也是土法炼硫曾经盛行的地方，“尽管做了二十五年的环保研究，但炼硫旧址留下的一片焦土仍然让他大吃一惊。那里的土地除了少量玉米，连辣椒都种不出来。持续十多年的污染（又是“十多年”！——仍然是从胡锦涛担任省委书记的时候开始污染起——引者注），已经彻底改变了当地的土壤结构，有机质含量几乎为零，在这样的土地上，种什么，死什么。”
高嵩文章还披露说，让人吃惊的是穷困农民们对关闭炼焦炉、炼硫炉持有的看法：炼焦、炼硫虽然有污染，但一天还可以挣几块钱，“关了，我们吃哪样嘛？”
“这已经变成了恶性循环。”漆国先说，污染让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环境，
使他们对带来污染的小炼炉产生更大的依赖。
贵州省一位现今在任的负责人指出，“土法炼锌、土法炼硫、土法炼焦，是老板赚大钱，工人赚小钱，损害的是国家的长远利益，用一时的经济利益换来的是对生态环境的毁灭性破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位负责人和这届省委、省政府班子，正在收拾胡锦涛那届班子所造成的烂摊子，他所批评的“土法炼锌、土法炼硫、土法炼焦”，正是当年胡锦涛主政时省委大力推行、大力提倡的。世事沧桑，轮回报应，竟如此急速！
此时我们再读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新华社播发的记者刘子富所摄照片的说明，不能不感到实在是一种讽刺：
贵州省毕节地区是全国十八个连片贫困区之一，也是长江上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一九八八年，国务院将该区批准为我国首个“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十多年来，试验区七县一市的人民群众紧紧围绕“粮食短缺、人口膨胀、生态恶化”三大难题，以生态重建为突破口，寓生态建设于经济开发之中，实行生物、工程、耕作措施一起上，形成林草保土、以草养畜、以畜增肥、以肥促粮的良性循环格局，逐步走出了“越生越垦、越垦越穷、越穷越生”的怪圈，步入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大方县实施的山顶植树戴“帽子”，山腰种草铺“毯子”，饲养肉牛抓 “票子”的发展思路，取得显著成效。试验区实施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共治理水土流失漫漶近七千平方公里。
将贵州今天出现这样严重的问题全部归咎于胡锦涛个人，当然是不公平的；藉此推断胡锦涛“好大喜功” “荼毒民众”，也并无多少根据。八十年代中期之前，政府对小煤窑是严加限制的。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啓动经济体制改革，国务院制订加快地下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鼓励农民开矿，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有水快流的办矿方针，鼓吹“农民挖煤利国利民”。其用意是爲了调动民众的积极性，但是法制规章、管理措施未能跟上，顿时乱采滥掘狂风大作。第二年即胡锦涛调往贵州的那一年，全国的民办小煤窑从两万处急增为六万处，随之而来的就是土法上马冶炼各种矿产，造成极爲严重的资源浪费，极爲惨烈的环境破坏。如果要反思教训，应该说当时的中共中央颁布的大政方针难辞其咎。
不过，说全国的恶果应追究中央决策者的责任，并不意味著对贵州的恶果胡锦涛可以厕身事外。就算胡锦涛当年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良好初衷，毕竟造成“前人造孽，后人遭殃”的严重污染，这是不容回避的铁的事实。这件事至少可以说明，胡锦涛及其率领的班子，思维方式和领导作用出了严重偏差，成为不顾长远只看眼前的典型注脚。
我们迄今没有看到胡锦涛对此有任何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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