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最高层决策过程，常常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慎重。常常发生多数同意、一人不同意就通不过的怪事，或者一人提议、多数没表态就通过的更怪的事。胡锦涛的仕途安排就遇到了这样的事
一九八五年七月五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之一《光明日报》，发表了胡锦涛署名的文章《帮助青年知识分子尽快担起时代的重任》。没过几天，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突然下达决定：任命胡锦涛为贵州省委第一书记，随后又被相应地任命为贵州省军区政委，贵州省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委员。
胡锦涛的新任命，离他正式当上团中央第一书记仅仅八个月。这颗政治明星被外放到有“夜郎国”之称的贵州，变故来得如此突然，著实令许多人吃惊不小：这到底是凶是吉？
不明内情的人马上翻开中共提拔干部惯例的老皇历，预测说：不到四十三岁的胡锦涛被放下去“镀”一下“金”，是要更加重用的上上吉兆。
但情况却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在此之前，从党中央到团中央，确实纷纷风传胡锦涛还要被提拔重用，还要再青云直上。据有关人士透露，一九八五年春，胡耀邦等人已经决定：让乔石接替陈丕显的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职务，并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又征得元老同意，让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尉健行来接任乔石遗下的中组部长职务。这就又空出了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职务，谁来接替？
胡耀邦和乔石建议，党内要培养“第三梯队”，拉开年龄差距，提议让胡锦涛接替尉健行。说起来，从团中央第一书记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常务副部长，都是省部级，只是平调而已。但是中组部地位极端重要，常务副部长比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权力大得多。这个提议传到何光炜等“太子党”耳朵里，他们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便到薄一波等老人处告状。
此时薄一波除了在“集体太上皇”——中央顾问委员会任副主任之外，还担任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胡耀邦为主任），是有相当影响力的实权元老。他听了太子党的“小报告”之后发话，认为胡锦涛才到团中央没有两三年，到中组部担任这一要职，“嫩了一些”。
薄一波认为胡锦涛“嫩了”，中央其他人没有谁附和，也没有谁反驳，但此事就这么搁下来了。
中共最高层的决策过程，常常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慎重。常常发生多数同意、一人不同意就通不过的怪事，甚至还有一人提议、多数没有表态就通过的更怪的事。胡锦涛本人就遇到过不少次这样的事。前面我们举过高占祥突然被调走的例子，这里再举一个例子：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五讲四美三热爱委员会在中宣部召开“全民文明礼貌月”最后一次筹备工作会——
●改革派苦心安排主政夜郎国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五讲四美三热爱委员会在中宣部召开“全民文明礼貌月”最后一次筹备工作会——所谓“五讲四美三热爱委员会”，可以说是中共党内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怪胎”，“三热爱”是“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中共党内竟成立专管“热爱党”即热爱自己的机构，岂非咄咄怪事！
且说会上解放军总政治部、团中央、北京市委负责人依次汇报了各自系统的筹备工作，中宣部顾问、五讲四美三热爱委员会副主任廖井丹也最后作了小结和提了要求，快散会时，挂有五讲四美三热爱委员会主任头衔的万里赶来了要讲几句话，刚开口，全场就愣住了：“‘文明礼貌月’活动搞了几年，看来各地走过场搞形式主义一阵风比较多，效果不好。昨天我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了这个事，定下来今年就不搞了。”
与会代表面面相觑，瞠目结舌，连廖井丹也当场愣在那里。须知，将每年的三月定为“全民文明礼貌月”，是人大常委会于一九七九年通过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决议，怎么今年临到三月即将来临，全国上下已经筹备多日，马上要开始各种活动了，国家领导人的电视讲话、《人民日报》社论等等，都已经准备好，只待一声令下。党中央书记处就这么果断干脆，说声“不搞了”就不搞了？
团中央参加会议的胡锦涛和刘延东回到自己机关，马上给已经在党中央办公厅工作的王兆国打电话，掏内部消息。王兆国说：对，昨天党中央书记处是开了例会，商量完了预订的议程快散会时，万里同志发言，说“文明礼貌月”搞成了一阵风，建议今年不搞了。他讲完其他书记没有人再发言，就这么散会了。这件事也就算这么定了！
如果考虑到万里还算是当时中共党内著名的开明派，是公认的还算具有一些现代民主意识的元老，就更令人沮丧了：法制观念竟也如此淡薄，视人大决议等于零，“党中央”想怎么作就怎么作。其他人等而下之，就更不用提了！
这次在胡锦涛的工作安排上也算碰上了类似的情况：薄一波发了话，胡锦涛由团中央第一书记升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提议就被否定了。
以胡耀邦为首的党内改革派，与保守势力明争暗斗了好长一段时间，竭力挤掉邓力群，此时终于部分得手，迫使邓力群让出中宣部长的乌纱帽，专任中共中央研究室主任。中宣部长这个重要岗位由谁接替？胡耀邦等人又一次将胡锦涛列入了候补名单之中。但是与前一次一样，眼看胡锦涛仍然肯定无法过老人这一关。在酝酿人选时，比较多的人倾向于把上任刚刚三个月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朱厚泽调来接任中宣部长，“让胡锦涛到贵州去接替朱厚泽”的主意也就达成了共识。
据传，是乔石首先提出了这一主意，他是一番好意，让胡锦涛既到省里锻炼锻炼，增加一点资历，同时也暂时避一避某些老人对他的非议。也有人说，是胡耀邦率先提出的这一主意。总之，胡锦涛就这么当上了“夜郎国”的封疆大吏。
●此去不知何时归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后来事实证明，朱厚泽倒确实是一个有为有守、个性鲜明的中宣部长，也命运坎坷。他多次在内部会议上鼓吹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对文艺界、思想理论界几次风波和争论，都持相当开明温和的态度。尤其是一九八六年七月，他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提出了脍炙人口的“三宽”政策，即：“对不同意见和看法，要宽容一点；对不同意见者，要宽厚一点；要努力使空气和环境宽松一点。”此说大得文化艺术界和思想理论界欢迎，却得罪了中共意识形态的掌门人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被他们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在胡耀邦下台之后，他也受到围攻，被逼得摘下“顶戴花翎”。朱厚泽提出“退休”（其时他正五十六岁），未获准。后来赵紫阳收留他，将他安排到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担任副主任。
一九八八年秋末，风声稍缓，朱厚泽重新出山，被安排为全国总工会第一副主席兼书记处第一书记（主席是有“工人贵族”之称的倪志福）。但是“八九6.4”期间，全国总工会不仅有大批干部参加声援学生的游行，还公开向学生提供价值十万元人民币的食品和药物。李鹏后来在一次会上，气势汹汹地指责“全总”和四通公司是“反革命动乱和暴乱的两个后勤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朱厚泽又一次丢了官，接受审查，后在家闲居当“寓公”。
至此，他已和邓小平一样“三起三落”（一九六四年“四清”时朱厚泽曾被开除党籍，下放劳动达十四年之久）。据传，在邓小平南巡之后，邓和杨尚昆曾找他密谈，后来他随即去四川、贵州等地农村考察。
胡锦涛应该感谢乔石，没有他提议这么走马换将，厄运说不定就降临到胡锦涛头上了！即便不惹同样的麻烦，担任中宣部长也是弊大于利。中共的宣传战线实在是个既危险又吃力、威信低又各方面都难讨好的是非之地，民众讥讽宣传部门为与“天气预报台、配种站”并列的“说不准单位”——意即宣传口径经常随领导人的意图、随中央政策变化而变。
话说回来，即使当时预见到后来这些风浪，胡锦涛仍然难以高兴。本来胡锦涛可能会把“外放”视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担当重任之前的锻炼过程，但是这么两番被提名担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和中宣部长要职，均遭封杀，他多少能听说到一点内情，觉察出前景崎岖。
依他一贯的沉稳性格，若真升官了，倒也并不会趾高气扬，甚至得意忘形，但此次临行前他显得格外低调。对于一般官场同僚，他仅仅表示：不抱“临时观点”，去就要作长期扎根改变贵州面貌的思想准备；而对团中央去为他送行的比较熟悉的下属，则语气低沉地说：“这一去就不知道回不回得来了！”
耐人寻味的是，胡锦涛嘴里说“不抱临时观点”，但当时却是单身赴任，并没有带妻子刘永清同行；就这么两地分居，留下妻子在北京，后来也一直没有去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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