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等人担心共青团系统中再次对由党中央“空降”干部产生反弹，于是在共青团十届四中全会上，慎重其事地把王兆国推荐给全体团中央委员，履行追认手续
团中央委员们为何“造反”？或许是因为其时北京和全国民主风潮高涨，团中央委员们被“启了蒙”；或许感到此四人一来，堵塞了原来某些人以为“非己莫属”的升迁之路，或许跟随韩英的一些人感到党中央此举矛头冲著自己，地位受到威胁？
而团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一些像王军涛等人这样的非专职团干，提出的问题，更具有实质性的挑战，他们质问党中央这样作，将“群众组织的权利”置于何地？
全会已经在进行之中，选举在即。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团中央在任的负责人大惊失色，赶紧分头连夜进行说服动员，最后在选举时，总算勉强保住了四个人当选，但是票数低得惊人，其中王建功比半数仅仅多三票。党中央非常难堪和震惊，胡耀邦后来严词批评了韩英等人。应该说，这次的批评并不见得有多少道理，但是党中央熬到团中央换届就将韩英调走的决心就此下定。
胡锦涛在团中央的主要合作者，是王兆国。
王兆国比胡锦涛早到团中央。早在会前三个月，他就从位于湖北十堰市的第二汽车制造厂调到这里。一九八二年九月上旬，他们两人都参加了中共十二大，当时党中央并没有作出让胡锦涛到团中央任职的决定。
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十二大期间的九月四日晚，召见了包括韩英在内的团中央常委和王兆国，正式通知韩英卸任，王兆国接替，令王兆国马上就到团中央上班，而韩英则等候另行分配工作。后来，他被调任正在组建的北方煤炭公司副总经理，第四把手。这个公司是个部级单位，那么他就算是副部级了，比他在团中央第一书记的级别略有降低，但也总算差强人意。自然，韩英的中共中央委员是无法再连任了，王兆国则在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而胡锦涛开完党代会，当选为党中央候补委员之后，就重返兰州，当他的团省委书记去了。
胡耀邦等人担心共青团系统中对再次由党中央“空降”干部可能产生反弹，同时也要让王兆国有个合法的身份，于是在当年十一月初举行的共青团十届四中全会上，也就是在团的十一大之前的最后一次全会上，与全体团中央委员见面，并履行增补为团中央委员、常委、书记的追认手续。
有了前一年掉以轻心差点“阴沟翻船”的经验教训，这次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照华专门到会，对全体团中央委员介绍党中央对王兆国的审查经过和审查意见。
据他所公布的情况，王兆国确实是邓小平一九八○年七月到湖北二汽视察时发现的。当时二汽的党委书记黄振亚向邓小平当面汇报工作时介绍，二汽车厢分厂副厂长王兆国在一九七六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坚决顶住，不搞批邓，引起了邓小平的极大兴趣。邓随即召见了王兆国，这个抵制批邓的青年干部就铭刻在邓小平脑海里了。
●王兆国的三条缺点
不过这次王照华在全会上对团中央委员们反复强调，王兆国的越级提拔，并不是邓小平一言堂的结果。邓小平在向中央人事安排小组推荐了王兆国之后，中共中央组织部专门做了多次考察。湖北省委也证明：王兆国已经列入了省的后备干部名单。后来，胡耀邦到湖北视察时也专门召见了王兆国，印象也很不错。王兆国于一九八一年调中央党校受训。中央是这样经过慎重考察和斟酌之后，才决定将王兆国挑选来担任全国青年的头号带头人的。
王兆国有没有缺点？王照华这次在介绍中，倒也没有“为宠者讳”。在用大量篇幅赞扬了他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党性强”、“坚持原则”、“有魄力”，等等符合干部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的四化要求之后，比较少见地提出他有三条不足：第一，他对“老同志过于尊重”；第二，他长期在基层从事技术工作和企业管理，缺乏从事青年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第三，他的知识结构有所欠缺，对文史哲经少有涉猎，文学书籍中“只读过中国古代四大名著”。
王照华讲到这里，台下响起一片嗡嗡的低声议论：这三条，对于企业主管，或许无关宏旨，对于一个担当全国团的领导重任的官员来讲不是致命伤吗？爲什麽一定要把经验和知识有这些缺陷的干部放到显然并不适合他的岗位上？中央提拔和使用干部，到底是个啥标准？
但是由于当时在任的团中央书记们分头软硬兼施，团中央委员们这次没有人公开发难，王兆国顺利当上了团中央第一书记。胡锦涛当时虽不是团中央委员，但以团省委书记的身份，率甘肃代表团参加了这次全会。
两个多月后，在团的十一大又经全体代表投票，新班子正式当选，实现了团中央的改朝换代。
胡耀邦对团中央新一任班子寄予厚望。前一任班子在组成时受到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左右，后来再想“掺沙子”，也还是不理想。这次全部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应该最能推行党中央的意图了。
在组建新班子时，党中央开始有一个考虑：王兆国、胡锦涛和刘延东等人过去都没有从事过团的领导工作，为了新老交替搞点传帮带，同时也体现不要对旧班子全部赶走，那么留下一两个老的团中央书记是否更适宜呢？原来团中央书记处的核心人物韩英、刘维明、周鹏程和王建功等人要调走，是确定无疑了。上届团中央书记中唯一一位女性李海峰，虽然在新一届书记处中留任，但是事先就有考虑，有合适去处就安排，团代会后没有多久果然调走了。不过，党中央当时决定留下在前一届班子中分管宣传的高占祥。
胡耀邦、万里和胡启立等人，早在“文革”前就认识北京印刷工劳动模范、担任过北京团市委副书记的高占祥——他的经历与李瑞环和张百发颇为类似——认为高为人正派、刻苦、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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