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后期思想解放运动，青年向官方意识形态提出尖锐的质疑挑战。党中央很希望团中央抵挡一阵，但是韩英等人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却被批评为软弱无力，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更是节节败退
团十一大之前的第十届团中央班子第一把手韩英，本在山西煤矿系统搞技术工作，“文革”中后期，他于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四日被任命为山西省委书记（相当于后来的副书记），与谢振华、陈永贵、张平化、王谦等人共事主政山西；“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周围的官员垮了若干，他却通过了审查，在一九七八年三月的山西第四次党代会上当选连任省委书记，后来，由山西籍的华国锋挑选上来主持筹备团中央的恢复工作，而后就当了团中央第一书记。由于他被人视作在文革中窜升甚快的“火箭”干部，当邓小平成功地搬开了华国锋等人之后，他也就地位越来越不稳。
韩英在任上抓了“全国新长征突击手”评选活动，以顺应全党战略重心转移；和其他政工、群团组织发起了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等为内容的五讲四美等活动，以图挽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颓势。但是文革之后的青年普遍发生“信仰危机”，一九七九年思想解放运动之际及其后，青年更是思想活跃，向官方意识形态提出了越来越尖锐的质疑与挑战。党中央很希望团中央发挥“助手作用”，最好能够冲锋在前，起码也能够抵挡一阵，以减轻党中央所受的冲击，分散一些压力。例如，当民办刊物《北京之春》、《四五论坛》和《探索》等等出笼，要求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上访者大批涌进北京，西单墙大批大字报不断激起汹涌热潮时，党中央招架不住，再三要求团中央积极出面“做工作”——毕竟，上访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身份和要求，例如知识青年大回城、青年就业等社会问题，是与共青团的工作范围有关。
但是韩英等人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却被批评为软弱无力，“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更是节节败退。而这时的团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又有王军涛、韩志雄等人，他们是以在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中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英勇事迹，在天安门事件平反之后成为众所瞩目的英雄，从而被选入团中央委员会的。但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们又成为民主运动的骨干，不仅发文章、作演说，王军涛还在就读的北京大学里积极竞选海淀区人民代表，名噪一时。在他们看来，这是秉承了四.五运动的真谛，而在当局看来，则是这些人正在“走向反面”。党中央本来指望韩英等人能成功地控制住王军涛这些“不安定因素”，将其负面影响控制在“内部”不至于向社会上扩散，但是这哪里是韩英办得到的！这更激起党中央的不满。
关于韩英当年面对王军涛等人做工作的尴尬，笔者曾向王军涛本人求证过。《北京之春》一九九八年八月号发表亚衣对王军涛的专访《政治是责任、智慧与善意》，也讲述了韩英当年怎样无计可施：
我在一九七八年被选为共青团十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在十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八○年团中央开会的时候，当时的第一书记韩英，派了两个书记、三个部长到北京组参加讨论说要处理我。后来是被胡耀邦制止的。胡耀邦从外地回来，韩英到机场迎接，向胡耀邦汇报了我的问题，胡耀邦说年轻人愿意讨论一些新问题，没有什么，可以批评，但不要组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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