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电力部第四工程局八一三分局革命领导小组不假思索地就将新来毕业生发配到房建队劳动锻炼。在当时那种时代背景，学河川枢纽电站的大学毕业生，去和壮工肩并肩挖土、打地基、砌墙，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何况他还是一个文革前入党的党员
其实，刘家峡在水电站中远不算最偏僻、最边远的。它位于甘肃省的永靖县，紧靠著省会兰州。这座水电站在大跃进声浪最高涨的一九五八年九月开工，在三年困难时期被迫停下，一九六四年初复工，到胡锦涛去的那年，已显露出了雏形；次年四月主体工程基本完工，向中共九大献礼。这座大型水力枢纽工程，混凝土重力大坝高一百四十七米，可以蓄水五十七亿立方米，年发电量为五十五点八亿千瓦时，还有防洪、灌溉、养殖等效益。按设计规模，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水电站，在坝高，地下厂房规模，高速水流，单机容量，超高压输变电工程和设备等方面，均属当时中国国内的首位，代表了中国七、八十年代水电工程施工建设的最高水平。
刘家峡水库附近，还有另外两个水库：盐锅峡水库和八盘峡水库，成三足鼎立之势，被黄河一线贯串，常被当时的工农兵业余文艺战士在诗中、歌中赞颂为“黄河金线串起三颗明珠”。刘永清所在的八盘峡水库建得晚一些，到胡锦涛去刘家峡时尚未开工。而位于刘家峡水电站下游三十公里处的盐锅峡水电站，与刘家峡基本同时开工，一九六一年初冬第一台机组就发电了。一九七二年，以刘家峡水电站为中心，形成了陕、甘、青三省的联合电网，为青海东部、甘肃中东部和陕西关中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后来担任“驻藏大臣”——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完全有资格对藏人说，我“二十年前就为你们的繁荣和进步洒下了血和汗”。
水利电力部第四工程局八一三分局的革命领导小组的头头们，根本没有考虑新来大学毕业生的年龄问题。他们不加区别地就将大学毕业生发配到房建队劳动锻炼——无论是这些分配者还是被分配者，都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奇怪，没有追问这算不算“耽误人才”。在当时那种时代背景中，一个学河川枢纽电站的大学毕业生，去和壮工肩并肩挖土、打地基、砌墙，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何况他还是一个文革前入党的党员（这在当时的大学毕业生中真是凤毛麟角），更要听党的话，服从分配。他越多流汗水，身上越多落灰沙，就越证明他干活儿卖力，与工农相结合的决心坚定。
对于胡锦涛来讲，体力活路重是一方面，难熬的还有生活环境的极大反差。听惯了的吴侬软语换成了生硬的西北方言，从小在江南餐餐有大米吃，天天有清水喝；可到了西陲住不上像样房屋，只有杂粮果腹……肯定有家园万里的思念，肯定有磨砺淬炼的自警，但有没有大材小用的怨艾？有没有蹉跎岁月的叹息？我们无从推测，然而从后来胡锦涛在担任全国青联主席期间，与许多知青出身的作家、艺术家谈得来，不是可以显露一些端倪么，他是否被他们唤起了曾经“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
一九九九年四月下旬，胡锦涛这一届水利工程系的八十多位同学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聚会，纪念入学四十周年，胡锦涛夫妇也去了。校友之间最多的共同语言当然还是水利专业，除了各自科研项目，就是水利事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胡锦涛讲起了不久前考察黄河小浪底工程后的感受，他说：“我想起六十年代在刘家峡工地上艰苦奋斗、干打垒的生活，那时候到工程最高峰时，工地上有两万多人。”尽管他没有详说当时艰苦奋斗的细节，但这段经历显然使他心里铭刻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不用说，当年的胡锦涛可不能表露一星半点“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岑参）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他在房建队干了一年活，给领导和工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干活能吃苦，没有摆“名牌大学”出来的架子，虚心向工人师傅请教……在当时，这些就是对于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最大的褒奖。而且，先来的刘永清在八盘峡水电站工地，距离约百里之遥，总算还不是相隔天涯海角，虽然为了赶工期不能每个周末都见面，比起只能靠鸿雁传书来倾诉情思，还是好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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