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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过去了，迎来了2003年。
2003年，中国发生了很多的大事。这一年，SARS瘟疫席卷神州；政府因为乙肝歧视遭遇行政诉讼；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因瞒报疫情去职；青年孙志刚用生命葬送了惨无人道的收容遣送制度；中国人首次飞入太空；宋美龄辞世；张国荣自杀
新年的第一天，姚立/法走出潜江，远赴北京参加了一个聚会。
召集这次聚会的是中国改革杂志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农村研究室等单位。他们举办了一个“乡村建设培训班”，诚邀各地有思想、敢作为的农民。
前往北京之前，姚/立法偷偷的做了一件事。他深更半夜找到一个印刷厂的老板，秘密的印刷了五百多本《谁当村官，村民说了算》的小册子，准备带到北京分发给与会的农民。
“这本小册子不是被定性为非法出版物吗？”我问。
“内容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是胡搅蛮缠。如果我把胡锦涛的重要讲话印成小册子宣传，他们敢说这是非法出版物吗？肯定不敢。我这是在做好事呢。”姚说。
“你干吗要带到北京去？”
“农民要得到一些政策文件不容易的。小册子很全面，我想对他们应该有作用。”姚说。
过去，姚/立法也曾经背着大包小包的材料多次去过北京，但都是为了解决一些和自己毫不相干的问题，以上访者的身份去的。有时候，政府还会派人到火车站、到北京围追堵截。所以，每次的北京之行，他神情紧张，而且不得不躲躲闪闪，为的是尽量不被“追兵”发现。
这次大不一样了，他是被邀请参加一个略带学术性质的培训班的，可以大大方方的走进北京城了。在那里，不仅能见到很多志同道合的农民兄弟，还能听到很多专家学者精彩的演讲。平时，他常在报刊杂志上看到这些学者的名字：茅于轼、邪党国英、秦晖、白钢
本次行程的开销全部由会议的主办方承担，姚立/法本来可以买张卧铺车票，但是他却买了张硬座车票，一路坐到了北京。车厢里，是他早已经习惯了的拥挤、肮脏和嘈杂。旅客见缝插针的站在过道内，厕所发出难闻的屎尿臭味。
“请这么多人，主办方要花不少钱呢。我能省就省点，从武汉过来只需要坐一个晚上火车就到了。”姚说。
对自身道德近乎苛刻的要求，使得姚立/法身上有一种让人敬畏、凛然不可侵犯的气质。
夜晚，北京郊区小汤山附近，农家女学校简陋的校舍内。一百多个身穿臃肿棉服、操着南腔北调的乡村精英聚居一堂，准备聆听姚立法的演讲。
这些农民大部份听说过姚立/法的传奇事迹，相当部份人与姚/立法通过信件、电话的方式联络过，有些还亲自到潜江拜访过。大家翘首以盼，等待心目中“明星”的出现。
姚立/法出现在教室的一刹那，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随后，姚/立法在讲台上走来走去，眼睛睁得很大，嘴咧得很开，表情丰富地开始了演讲。充满激情自信的语调，一口浓重湖北口音的普通话在教室内回荡──
人大代表究竞有多大的权利？现在很少有人去研究和宣传
比如，我们潜江在人代会选举人大常委会和一府两院组成人员时，若有10位以上的代表联名推荐候选人──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市长、副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这些人员加起来有30多号），其权力相当于省委组织部的考核推荐权。仅这一项联名推荐候选人的权力我认为就相当大的了。
在全国范围内，乡至省四级的人大常委会主任（乡人大主席团主席）、乡（镇）长、区长、县长、市长、省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的选举，进行差额选举的有多少？少得可伶。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我认为出在人大代表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出在人大代表不敢使用自己的权利，出在选举人大代表没有严格依法，出在选民没有把选举人大代表的神圣的公民政治权利当回事
在县级，由人大选举和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一府两院的官员共有100多人。这些人接受人民的委托，行使行政、司法、检察权。对他们中的腐败分子，人大代表是有权联名提出罢免案的，也有权联名提出质问案，也有权联名提议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目前，全国范围内使用了这些权利的人大代表有多少
小汤山位于北京的北面，是北京的大风口。窗外北风呼啸，暖气不足的教室寒气袭人。
农民们裹紧身上的棉服，哈着气，跺着脚，揉搓冻得发红的耳朵，专心致志地听着姚/立法说的每一句话，神情亢奋、若有所思。
“人民代表应该代表选民的利益，代表正义和前进的方向！”姚立/法用手画了一个大圈，结束了自己的演讲。
随后，农民们迫不及待地问了姚/立法很多和村民自治有关的问题。比如：谁来组织选举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村民选举委员会怎么产生？为什么要村账乡管？外出打工的人选举的时候怎么登记？如何处理村邪党支部和村委会之间的关系？等等
就像是坐在自家沙发上，回答来自潜江市董滩村、西湖村农民的问题，姚/立法一一从容耐心的予以解答，起初的紧张感一扫而光。
这是姚立/法第一次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和学者们发表演说。演讲前，他很紧张，寒冷的教室里，他的内衣却快湿透了。 他害怕自己讲不好，更害怕自己的湖北普通话别人根本听不懂。
接下来的沟通是随意的。由于教室里气温太低，农民们和姚/立法围成一圈，把身子挤到了一块，并感觉到了彼此的体温。
一个农民问道：你当选代表的花费能经受得起么？您不怕受到打击么？
“我去年当代表总共花了一万多元，我还是能承受。”顿了顿，姚/立法语调轻松的说：“我要强调一点，人大代表在人大组织的各种会议上的发言是不受法律追究的，这就是代表的免责权。所以说，只要代表的落脚点是代表人民，那就可以无话不说。就是公检法对代表实行法律措施的时候，那是要遵守一个特定的程序的。”
姚立/法这么回答的时候，距离潜江市撤走跟踪人员和批评他的电视节目仅仅四天的时间。伤痕还在，心痛还在，恐惧还在，但是他毫不犹豫的给了大家一个阳光的答案。
“有希望总比没希望好。”姚立/法对我说。
在这次会议上，姚立/法非常意外的见到了在杂志社打工帮忙的儿子姚遥。 从大二开始，姚遥就通过勤工俭学来完成自己的学业。他知道家里经济太困难，所以一直没有开口向家里要生活费。
关于这次见面，姚遥在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洗漱之后，他和我坐在一起。突然间，父亲和我聊起我以后的打算，他说得很简短，问了问我的计划，然后简短地说了几个要点，于是便什么也不说了。父子俩坐在长椅上，互相之间也没有太多的话。于是，两人又默然了一会儿。回想起来，前前后后这样的交流有过很多次，每次大约都是这样。在没有人打断的情况下，父亲说完他的要点，我说完我的要点，然后就是默然
这一年的春节，姚遥回了一趟家。这是他四年大学生活期间唯一一次回家，也是全家人四年来唯一的一次相聚。
文章中，姚遥回忆道：大年三十，天飘着大雪，外面白茫茫一片。天黑以后，我们开始坐在电视机前等待12点钟。可是，父亲没有在，他当时正在经营液化气。年关时分，是用气的高峰，因此送气的活儿非常繁重。
非常惭愧，我有缚鸡之力，但确实扛不动70公斤左右的满罐液化气。父亲一般一次扛两罐，有时候是三罐。我帮不上忙，父亲也不会答应我帮忙。所以，我坐在温暖的屋里，而他在大年三十的夜晚，顶着朔风大雪，开着农用三轮车挨家挨户的送气。
接近午夜时分，父亲终于回来了。头顶着一片白，脏兮兮的工作服背上也全是雪花，散发浓重的汗臭和液化气的混合味。他的脸上依然带着微微的笑容，无论多么繁重、艰巨的工作，父亲永不疲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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