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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当上人大代表后，姚/立法的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忙乱之中。由于对教师工资拖欠问题的穷追不舍和救灾款截流的秉公调查，姚立/法赢得选民的信任，声名大振。
从早到晚，姚/立法家里的电话响个不停，大多数是选民打来的。姚妻说，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睛，电话就响了；晚上睡得迷迷糊糊，电话还在响。
姚立法不在家或者忙不过来的时候，姚妻便充当起忠实的接线员，将电话内容记下。这样的记事本，日积月累，已经有十来本了。
选民们不仅给姚立法打电话，还给他写信。
一个姓熊的教师在信中说：
黑市教师是1990年市教委为解决教师子女就业问题，承诺我们进入师范学习三年，合格毕业后安排工作，并解决工资待遇的教师子女。
我是第一批黑市教师，至今工作了五、六个年头，工资分文没有我已经三十岁了，每月连自己都养不起，谈何成家。借钱上班，真是苦不堪言
姚老师，您是大家的朋友，是我市杰出的人大代表。您正在为老师的工资而奔走，请您也帮帮我们这些无助的人吧。
选民们所反映的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为此，五年来，姚/立法提交了五十个与教师权益相关的建议案。这意味着，平均每周，他都会提交一份和教师权益相关的建议案，他当之无愧的成了“建议案大王”。
2000年，姚提交了《关于荆江化工厂向全市教职工借钱已超期，应该及时还钱的议案》等建议案；
2001年，姚提交了《关于将持有聘书且聘期未到的民师辞退应给予赔偿的建议》等建议案；
2002年，姚提交了《关于落实国办发[2001]14号文件精神的建议》、《关于落实810名“民转公”教师待遇的意见》等建议案；
2003年，提交了《关于规范学校领导岗位的建议案》《关于市实小民主理财应规范的建议》等建议案
教育系统内，哪里有不公，哪里有不平，哪里有拖欠工资的现象，就一定能听到人大代表姚立法的“嚷嚷”。 教育系统有那么多的市人大代表，给人的印象，好像只有他一个人忙前跑后，就他的意见最多，也最大。
如果问题没有解决，姚/立法会不断的嚷嚷，声音很大，声嘶力竭，恨不得全世界都能听见。 事实上，几年后，通过媒体的宣传，他为民请命的声音的确传到了全世界。
50多个建议案！每一个建议案的调查、核实、起草和追踪解决，姚/立法都必须亲力亲为。这些庞杂的工作，耗去了他绝大部份时间。停薪留职后，他一直依靠经营液化气的微薄收入过日子。代表工作的超常忙碌，使他不得不麻烦七八十岁的老母亲帮助自己料理生意。
不只是为选民的事情，五年的代表生涯中，他常常身不由己地去“多管闲事”，常常为一些和自己、和选民毫不相干的事情打抱不平，并惹“祸”上身。这是后话。
从姚/立法家出来，走大概60米，是潜江长途汽车站。这是一个小商小贩云集的地方。
每天，天刚蒙蒙亮，小生意便开始了。
卖茶叶蛋的大娘早就把便携小炉子的火升起来了，茶叶蛋“咕嘟咕嘟”的煮着，发出诱人的香味。每个茶叶蛋五毛钱，大娘辛苦一天，也许能挣个一二十元。
有人拉着大板车叫卖水果；有的孩子在车辆之间穿梭着叫卖报纸；有的妇女兜售小商品；有人推销香烟；有人给旅店拉生意；有人支起了早餐摊，热情的请过往的乘客尝尝自家的豆腐脑
这些人大多有着黝黑的脸，骨节粗大、适合劳动的手，穿着廉价而整洁的衣裳。他们之中有些是下岗工人，有些是来自农村的乡下人。
他们是无照经营者，对每一个乘客笑脸相迎，小心的经营着自己的卑微生活。车站因为他们而喧哗、热闹、温暖，也因为他们而变得拥挤、肮脏、杂乱。
突然间，几个城管大队的工作人员出现了。
“你，有照（执照）吗？”城管口气强硬地问卖茶叶蛋的大娘。
“没有”大娘怯怯的， 象个知错的孩子，声音蚊子一样大。
“交罚款吧。15元。”城管说
收钱后，城管拿出几张票，问大娘“要发票吗？”见大娘摇头，随手就把票给撕了。撕得粉碎，随风一扔，纷纷扬扬落了一地。
城管收的是占道费，老百姓称作买路钱。就是说，这个地方按照规定不可以摆摊设点，你如果要摆摊设点，就得交占道费。买路钱交了，违章经营变成“合法”经营了。在这里，城市管理简化成了“收费”二字。
也有不识相拒绝交钱的小商贩。
城管一声令下，小商贩的板车立刻被掀翻了，水果撒了一地，圆圆的苹果滚得到处都是。随后，大板车被扔进了城管的车里。再然后，小商贩不顾一切地朝汽车扑过去。他想抢回自己的大板车，抢回自己的生活。
在旁人看来，仅仅为了一辆大板车和几个苹果，这个卖水果的男人又哭又闹，简直把一个男人的尊严和脸面丢尽了。 可是没有了大板车和苹果，孩子就没法上学了，家里没米下锅了，还要尊严、脸面干什么用？
这一幕，1998年前后，经常发生在姚立法家门口的这个车站外，也经常发生在全国各个中小城市和乡村。
这样一个毫无尊严、羞耻感的小商贩，伤心绝望，蹲在马路边失声痛哭的情景，无论大江南北，你我都曾经看到、听到过。
看到这一幕，有人习以为常；有人麻木；有人觉得本该如此；有人不屑；有人看热闹；有人摇头；有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有人愤怒，并为之拍案而起。
姚/立法拍案而起：“城管太过份了，看不下去了。”
通过查阅相关的法律文件，姚得知，潜江市城管部门根本就没有罚款的权利。他们这样做纯属违法行政。
细心的姚将城管撕碎的票据一张张捡起来，拿回家，用浆糊粘好。之后，他发现，这些票据都没有加盖公章，既不是发票，也不是收据，几乎就是一张张白条。
为什么收了钱后，城管不开具正规的发票？这笔不明不白的钱最终到了谁的手里？会不会被某些谋私利的人独吞瓜分了？为一笔违法的费用，把小商贩们逼得哭爹喊娘，是否是野蛮执法？
姚/立法决定为这些小商贩鸣不平。
虽然，姚立/法是教育选区的人大代表，他的主要职责是反映本系统选民的呼声。为这些小商贩呼吁，并不能为他赢得哪怕一张选票。但是，即便吃力不讨好，他照样认认真真。
1999年5月，姚立法写了一个建议案《关于城建执法队员在执法中裁票不规范的情况反映》，质疑城管的野蛮执法，也质疑城管的乱收费问题。
根据《代表法》的规定，闭会期间，县级以上的各级人大常委会应该组织人大代表的活动，并为代表履行代表职务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服务。
姚将建议案交到潜江市人大常委会。
见到姚，某工作人员说“天哪！姚代表，怎么又是你？你过去交的教师建议案，还堆在桌上没处理完。你又交来了。我们每天忙你一个人的事情都忙不完。”
这是姚立法当选人大代表的第六个月。这半年里，他前前后后一共交了十多个建议案。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姚几乎每周，有时候甚至每天，都要去“麻烦”市人大常委会。
“你怎么一天到晚给政府添麻烦？我们人大代表应该给政府帮忙，而不是添乱。”某工作人员教育姚。
“请政府解决老百姓的问题，怎么能说是给政府添乱呢？”姚很生气地反驳。
某工作人员想了一个折衷的办法，“你自己去找市建委，听听他们什么意见。”
按照《代表法》的规定，人大代表提出建议后，一般不直接参与问题的处理，建议案应该由人大常委会监督处理。
姚/立法说，因为潜江市人大常委会某些工作人员总是做“甩手掌柜”，“逼”得他不得不一次次超越法定的权限，亲自追问、参与各种问题的处理。
走出市人大，心灰意冷的姚立/法来到市建委的办公大楼。
峰回路转。市建委主任听说来访者是人大代表姚立法，非常客气，当即吩咐某科长配合姚代表的工作。
姚说，在所有的市局级单位领导里，市建委主任应该算是比较开明、友善的一个。
并不是每次“运气”都这么好。一次，姚曾经找到市公安局某负责人。当时，该负责人捶着桌子厉声威胁：“你就是姚立法？我们早就想抓你了！你是人大代表又怎么样？”
公安局某负责人的粗暴，显然与《代表法》中规定的“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代表的权利，支持代表履行职务。”的精神相违背。但是，在一些地方，一个科级、处级干部的权力大过一部《代表法》，甚至大过《宪法》，是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
10月份，市建委对姚的建议案作出回复。
姚/立法代表：您好！
首先感谢您对我市城建执法管理工作的监督和支持，您的《关于城建执法队员在执法中裁票不规范》的情况反映已收悉，针对您反映的上述问题，我委特安排管理科孟长江同志对此事进行调查，确认您所反映的问题属实，并作如下处理决定：
一、责成园林建管所，对当班带队领导李志民进行批评教育，并在全体监察队员会议上进行检讨。
二、针对这一事件造成的不良影响，所主要领导对此事监督教育不力，经委领导研究决定，已于9月8日对该领导班子做出了调整。（所长被撤职）
回复中，没有涉及到敏感的“占道费”去向问题。据姚/立法介绍，从反映问题到做出处理并回复代表，前后经历了5个月的时间。在他五年来所提交的187个建议案中，这已经是效率最高、速度最快、态度最诚恳的一个回复。
此后，在汽车站，城管部门再也没来收过所谓的“占道费”了。
经过这件事情，姚/立法成了汽车站小商小贩的朋友。小商贩们这才知道，原来这个每天路过、穿着和他们差不多的好心人，是个市人大代表。这是他们第一次对一个人大代表有了直观的感性认识。以往，在他们的印象中，人大代表是那种坐在高档小车里的领导干部，吃得好，穿得好，有一份收入很好的工作，和他们这些穷人没什么关系的。
对于绝大多数小商贩而言，在一个市人大代表和一个好人之间划上等号，是一种非常奇妙、惊喜的心理感受。大家高兴地奔走相告：潜江出了一个专为老百姓说话的人大代表──姚代表。
此后，每当姚/立法从汽车站门口经过，一些小商贩会问候一句：“姚代表，忙呢？吃饭了没有？”
和过去一样，一年到头，姚立/法依然很少买水果吃，价格太贵了。至多夏天西瓜便宜到两三毛钱一斤的时候，才会偶尔买些西瓜降降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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