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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和毛时代经历了大起大伏的邓小平重新执掌政权后，意识到了只有快速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摆脱毛时代遗留的混乱的中国经济状况，才能继续维护中共的政权统治。因此在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并通过了实施经济改革的政策，但对政治体制上的改革却讳莫如深。
根据中共近年公布的资料，可以了解，当时中共内部在经济改革上仍存在着分歧。以陈云为首的“调整派”不主张改变现存的经济结构，但主张缩减国家对重工业的发展规划，刺激消费品工业的发展。而与之相对的“改革派”，不仅主张调整现行政策和发展次序以获得更为平衡的经济增长，而且要求改革现存经济体制的基本结构。“改革派”把市场力量看作是解决“计划经济”中存在的问题的途径，提倡运用一些资本主义方式来加快经济发展。邓小平最终选择了支持“改革派”。而为了调和“调整派”和“改革派”的分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采用了把“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相结合的模糊提法。
1979年春，中共新政府调整了工业发展比例，即大幅度减少了对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的投资，大量增加了对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改革的序幕慢慢拉开了。我们将从三个方面分别讲述：农村经济改革、城市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
* 农村经济改革及其带来的问题
毛时代时在农村实行的人民公社，因将农民手中的一切个人财产与生产资料划归公有，并且在产品分配上采取了绝对平均主义来分配，造成“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局面，严重抑制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1978 年，中国安徽省出现旱灾，当地凤阳县小井庄、小岗村等地的农民决定实行包产到户，均分小队下辖的土地与劳动工具，展开自负盈亏的农业生产──这在人民公社下是属于私分共有财产的重罪。不过，其结果是两个村在当年得到了惊人的农业收入。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讲话中公开支持了这项措施。不久，中国所有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以往的人民公社。根据“责任制”，在坚持土地最终所有权为国家所有的前提下，允许农民与生产队签定关于使用土地的合同，允许农民自行生产、自负盈亏，只缴纳部分农业产品。并鼓励农村发展乡镇企业和农业副业。到1983年底，中国98%的农户变成了“责任制”的基本单位。1983年和1984年，农民被允许转让承包的土地和雇佣劳动力。为打消农民对政策多变的担忧，中共新一届政府又规定把土地承包的时间延长到15 年。
在政府的鼓励下，农村出现了私人企业。医疗和教育设施也逐渐走向商业化。大多数农村干部成为最初的一批受益者。
而邓小平在1985年10月23日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的“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它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更是进一步推动了有能力的农民的干劲。
应当说，中国农村的改革在最初取得了十分显著的经济结果。从1978年后，农业总产值以每年9%的速度递增，农村的劳动生产绿也明显提高。在其后的5年里，农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一部分地区的农民先于其它地区富裕起来。
但是，农村的经济改革也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带来了相应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一，非集体化生产导致农村生育率开始增长，因为一个家庭拥有越多的劳动力走向致富的机会越高。这自然同中共政府提倡的“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节育政策相冲突。因而出现了强迫妇女流产和妇女杀死超生的孩子的人间悲剧。其二，鼓励农民从事个体经营对其他长远和普遍利益带来了负面影响。由于以往的公社、大队等集体性组织逐渐萎缩，对农村老年人、残疾人和贫困户进行照顾的资金越来越少，一些地区的公共诊所关闭，学校入学人数减少。而中共政府对此并未投入相应的资金，使上述情况在90年代愈加严重。其三，一些地方政府和农民为了谋取短期效益，大量砍伐树木，占用耕地兴建房屋，破坏环境，致使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其四，由于传统的士绅阶层在中共建国时被彻底打倒，农民的思想教化一直存在着真空。改革开放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而又缺乏道德上的教化，使曾经淳朴的农民变得不再朴实。其五，经济改革引起的长期后果是农村经济出现了不平等的发展，农村出现了新的阶层分化和社会冲突。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通过利用他人的劳动和劳动产品更加富足，而大部分农民则从相对的富有到相对的贫困。一些无所事事的农民成为危害乡里的流氓。其六，随着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逐渐深入，农村的发展开始低于城市地区的发展速度，甚至至今两者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距，这导致中国在90年代出现了世界上最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而这同中共强调的实现“以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相悖的。90年代农民生活状态恶化不能不说是政府的错误所致。
* 城市经济改革及其带来的问题
中共新政府在城市中最初的改革主要体现在：减少对重工业的投资，加大对轻工业的投资比重。结果是在80年代初，民众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消费品呈现了购销两旺的局面。而在农村实施的改革所取得的成效使中共新领导人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巨大动力，转而着手对中国城市经济进行进一步改革。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发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城市改革的开始，并于1985年全面展开。
改革的重点是运用市场关系模式来对城市工业经济部门进行改造。改革派认为，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由市场而不是政府通过政治行为决定，将有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因而他们主张将经济权力和决策权力下放给企业，即在国家的宏观指导下，企业的负责人有权按照变化的市场条件来决定生产计画、工人工资和产品价格等。1985年城市经济改革开始，改革内容包括：企业的自主权扩大，将一半经济活动权下放给企业，支援并鼓励负债企业兼并或破产；私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被遣返，放宽私营企业的经营自主权，鼓励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进一步发展。将企业纳入宏观经济的管辖范围内，与市场调节作用相结合；对于生产盈利不再坚持一刀切的均分政策，转而以按劳分配为主要的分配方式。同时为了解决理论上的困境，改革派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
在企业进行改革的同时，城市中重新出现了个体户。个体户除了零售业和服务业外，传统的手工业也得到了恢复。这部分解决了城市就业紧张的问题。
但是对企业的改革，并未取得预想的成果。由于允许负债企业兼并或破产，一些国营企业倒闭，全国约有数百万工人失业，而政府并没有提供相应的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同时，企业还出现了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这引起了工人的强烈不满。为了缓和矛盾，中共一方面继续宣扬改革的必要性，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实行下岗再就业政策。
* 对外开放及其带来的问题
在毛时代，毛的“内无内债、外无外债”的政策使中国在1979年以前对外贸易值只占经济比重很小的一部分。1979年，中共新政府决定放宽对对外贸易的限制，给予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的特殊政策。
1980 年，在邓的支持下，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被建为对外经济特区。在这四个地区，将加工装配、合资经营作为主要的外贸形式，并许可了少量外商独资企业存在。1984年，进一步开放了上海等14个城市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并将环渤海地区、长江、珠江、厦漳泉三角州地区辟为经济开放区。
对外开放的4个试点地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深圳从一个泥湾村落发展到与香港不相上下的繁荣都市。其余三地也成为80年代初中国经济的巨大亮点。随后开放的14个城市也取得年均10%以上的经济增长。1988年，中共新政府又将海南单独设省后全省对外开放，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开放区。同时对外开放的地点也随着沿海向内陆地区发展。而现在各省各市均有权规划土地，并在国务院批准后设立对外开放区。
对外开放一方面使大量外资流入，缓和了中国外汇短缺情况，并缓解了部分城市就业状况。但另一方面，使中国经济开始纳入世界市场，并日益依赖于世界经济市场的变化，同时官方与非官方的贪污腐败现象大量增加。
中共新政府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使身受毛时代浸染的一部分人产生了抵触情绪，认为外国企业与中国企业的竞争是中国政府“主动将中国再度变成殖民地”，还出现了部分沿海省抵制中外合资企业。
而伴随着对外开放，大量国外资讯不可避免的进入中国，这包括西方的民主和人权思想以及对中共的负面报导。民众中，出现了对中共的不信任、批评和反对的声音。
虽然中共新政府大力推进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但在政治上却并没有改变其专制的本质，即便在1985年以来胡耀邦和赵紫阳当政时期的政府不断放宽思想言论控制。由于政治改革的滞后，不可避免的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改革。
“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中共继续保持政治上的专制
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新一届政府虽然在经济上实行了改革和对外开放，但在政治上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依旧采取专制的形式。所谓实行的“人民民主”也是空话而已。当中共的领导人们意识到政权受到所谓的“威胁”时，便毫不犹豫的对民众进行打击、镇压，甚至是血腥的屠杀。
前文已经提及，1977年-1978年北京出现了毛时代结束后的第一次民主运动。北京西单出现了政治集会和内容更为大胆的大字报，批判了文革和过去中共的暴行，要求人权、法制和民主政治制度。越来越多的青年加入了这一民主运动，并出版和发行了各种非正式刊物。中共新的领导人意识到这些独立的组织和刊物将会对中共的政权构成威胁，遂于1979年春采取了行动：查禁了非官方刊物和组织，逮捕了一些民主运动的领导者。1981年，中共发起了第一次所谓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以过去的右派作家白桦为首要打击对象。中共领导集团甚至一度决定把这场运动发展为第二次反对资产阶级右派份子运动，只因阻力太大、后果不堪设想才作罢。
1983年4月，美国政府宣布给予中国网球运动员胡娜政治庇护，被称为“胡娜事件”。10月，中共掀起在思想战线上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运动。
胡耀邦和赵紫阳当政时期，虽然受制于邓小平，但两人倾向于放宽思想言论控制。因此自1985年以来，中国出现了短暂的罕见的自由时期。包括曾被禁止的大量西方著作被翻译出版，大量西方学术思潮和民主自由思想涌入中国，影响着民众，特别是知识份子。许多知识份子在经过深刻的反思后，对国家政治模式提出了不同看法，希望借鉴西方的民主制度。当时具有代表性的知识份子有北大教授方励之，作家刘宾雁等。而充满了变革国家热情的青年学生更是身先士卒。这种自由化倾向引起了邓和其他中共“左派”的不安，1986年，中共展开了第二次所谓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1987年1月1日，北京学生游行要求取消游行十条。这再次引起了以邓为首的中共老一代领导人的不满。 1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旗帜鲜明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月16日，胡耀邦被迫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由总理赵紫阳代理总书记职务。中共掀起了第三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同月，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先后被开除党籍；2月，作家马建的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被查禁，《人民文学》主编刘心武被停职检查。
赵紫阳，1919年出生。中共建政后，曾在广东、内蒙古和四川担任中共党政领导工作。在四川期间赵紫阳领导农村改革，获得巨大成功，并在中国推广。由于其在经济工作方面的突出成就，赵在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在同年出任国务院总理。赵不仅希望推进经济改革，同时还希望推进政治改革，实行人民真正的民主和司法独立。
根据赵紫阳的回忆，他上任不久，就对邓汇报说“反自由化最后就是反改革开放，反到你的头上”。邓听后默默不语，赵的心里于是就有了底，随即发动反左运动，把左派邓力群打了下去。赵紫阳主持下达了中央“四号档”，明确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只限于党内，农村不搞、企业和机关以正面教育为主”。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在1987年寿终正寝。赵紫阳的做法使这次运动并没有扩大化。
在1987年5月，大兴安岭发生特大火灾。9月和10月，西藏爆发要求西藏独立的游行和骚乱。1988年1月，上海爆发甲型肝炎。3月5日，拉萨祈祷大法会再次出现要求西藏独立的游行和骚乱。中共派兵镇压。在镇压行动中，共有四人死亡，两百多人被收容审查。
并不谙政治为何物的赵紫阳当上了总书记后，希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根据其回忆，他在89年之前曾经探询过邓的意见。当时邓小平的意见是：一、允许党内存在不同的派别；二、可以开放报禁，允许发表对领导人的批评意见，但是批评一定要合法；三、绝不能搞“三权分立”。这就是邓的底线。不过，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在 1987年后就一直没有再向前推动过。
而1987年的学生运动虽然夭折，但并没有彻底打消学生对民主的渴望。1989年出现的学潮再次表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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