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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为了挽救文革和毛后期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深重灾难，挽救中共政权的颓势，除了提出经济改革、以满足民众的物质需求外，还面临着如何评价文革、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
作为文革和毛后期的受害者的邓和其他拥有类似经历的中共领导人。在此问题上似乎面临着一个困境。一方面，只有削弱或否定毛的形象、放弃并修改其政策，即证明其错误才能确立中共新政权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面，否定人们心目中曾经的神圣形象是极为危险的。因为毛一贯的伪装和中共宣传机器虚假的宣传，使一大批中国人，特别是参加过中共暴力革命的老干部和文革中的积极分子，对毛仍旧怀有尊崇的心理。否定毛，很可能导致民众对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对产生这个国家的革命的道义合法性产生怀疑。其结果是中共政权处于危机中。
出于上述考虑，在1980年夏起草关于如何评价毛的档时，邓小平定下了基调：“我们不会象赫鲁雪夫对待史达林那样对待毛主席”，“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因此，要对毛的功绩作出“适当的评价”。
为了欺骗民众，为了使中共政权的存在具有合法性，中共新的领导人邓小平不得不把一个屠杀了几千万人、犯下了滔天罪行的暴君依旧悬挂在中共的所谓“圣坛”上。可见，其根本的考虑还是中共和自身的权力，而非什么人民的利益和权利。从这一点上看，邓与毛并无本质上的不同，而八十年代末邓下令军队开枪屠杀学生的恶行也就不难找到根源了。
事实上，在中共官方于1981年对毛作出所谓“正式评价”前，由于中共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和舆论的导向，对毛的批评也已经是半公开化了。
具体表现在：一、1978年12月，给曾经由于激烈的反对大跃进而被毛打倒的彭德怀正式平反，并恢复了他在1959年前的地位；二、1979年后，大批在文革期间和毛时代被打成“右派分子”和“走资派”的人被逐渐平反，他们在恢复以往的地位后，加强了反毛的舆论和政治活动。三、1979年后的中共官方刊物出现了含蓄批评毛的潮流，而那些由民主人士出版的非正式刊物更是直言不讳的批评毛。不久，全国掀起了反对“极左主义”的思想运动和反“个人崇拜”的讨论，并将批判矛头指向了毛。四、1980年11月，中共新政权决定公开审判“四人帮”，判决江青和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他人分别被判为时间不等的有期徒刑。这一举动大大降低了毛在民众中的声望，因为毛显然成为了未被点名的被告。尽管这次审判号称是按照新颁布的法律进行的，但是审判的内容和目地明显是政治性的。法官们不是听命于法律，而是听命于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政治局指挥着从开始的起诉到最终的判决的全部程式。在审判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毛在其遗孀和由他提拔的人被指控为犯罪分子的这些事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为了维持中共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技巧的回答了这一问题：即毛是犯了“严重的错误”，而这个严重错误与“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是有着根本上的不同的。1981年6月27日，中共发表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并对毛泽东作出了官方评价。
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国官方的正式说法是：文革是“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对于毛本人，决议中高度赞扬了毛在中共暴力革命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并高度评价了其在建国七年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作用。决议在称赞毛是一个 “伟大的革命家和现代化者”的同时，还严厉批评了毛在其统治后20年（1956-1976）中所犯的“错误”。这些“错误”包括1957年的反右斗争扩大化，这场运动使许多无辜的知识份子受到迫害─但决议认为这场运动的最初阶段是“必要和正确的”。毛在大跃进中犯的“左倾”“错误”和在晚年实行的“个人专断的统治”和搞个人崇拜也受到了批判。对于毛在文革中的严重“错误”，决议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
中共新的领导人出于维护中共政权的目地，就这样以毛犯下了“严重错误”为藉口，为其罪行开脱，而对文革“负有主要责任”的毛的罪行只好由“四人帮”承担了。
另一方面，对毛后20年政策的否定，使邓及其追随者建立的后毛时代的政权实现了存在的合法性目标。
1981 年的决议暂时解决了对毛和文革的评价问题。几年后，对毛的个人崇拜的残存现象至少在公开场合逐渐消失了。不过，毛曾经的“神圣”形象虽然自此有些黯淡，但依旧挂在中共的所谓“圣殿”上。中共只有继续不断重复着谎言，继续欺骗着民众，才能确立其政权存在的合法性。正是依靠着这种欺骗伎俩，到了90年代，处于政治需要，经过相当修饰的毛的形象，又被人们以不同方式利用，有时还大加颂扬。可见，不彻底剥掉毛的画皮，就不能使中国广大民众真正认识到中共的邪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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