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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对国家经济的破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
反右运动和其前发动的一系列运动使毛泽东和中共在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都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而1957年因为头一年农业的歉收，城市失业问题日益严重。而且农村集体化并没有使国家得到更多的农产品，反而使农业停滞不前。毛和中共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在1957年的毛看来，工业发展的重点应该慢慢转到投资较少的劳动密集性企业，即农业、轻工业和中小规模的重工业。这样不仅可以解决失业问题，而且可以解决日益膨胀的人口问题。
1957年7 月，马寅初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新人口论》一文，提出控制人口，得到了毛的赞许。8月8日，中共中央在农村发起“大规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以此鼓动农民的干劲。10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肯定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并称之为“四大武器”。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首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
1958年初，中共中央做出了“全面大跃进” 得战略决策，希望推动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当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提出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在毛和中共看来，只要利用中国人多的优势，调动人们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中国的经济就一定会有飞跃的发展。这样，马寅初控制人口的主张受到了批判，鼓励多生育取代了对人口的控制。
由于经济学家和许多知识份子在反右中被打倒，一场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运动轰轰烈烈在各地开展起来。而反右的后遗症是，中国进入了恐惧事实的状态。听假话、说假话、做假事，逃避事实、歪曲事实成为世风。大跃进便是一次全国集体编造谎言的大爆发。人们在共产党的邪灵引导下，做出了许多荒诞不经的蠢事。说谎者和受骗者同样自欺欺人。
1958年4至9月，中共在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所谓人民公社就是由一些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而成，接受中共的统一领导。每个公社下分几个生产大队，下边又分成若干生产小组，每个生产小组相当于以前的一个合作社或半个村庄。农民的自留地被公社收回，所有生产工具和牲畜也属公有，统一分配。按照规定人们必须在公共食堂吃饭。
6月中旬，《第二个五个计划要点》报告中提出新的计划，要五年超英十年赶美。7月，全国农村有四亿人在公共食堂吃饭，占当时农村人口总数的73%。7月，“卫星”不断上天。湖北长风农业社早稻亩产15361斤。农业部公报夏粮产量比上年增长69%，总产量比美国还多四十亿斤。汽车工业也发生大跃进，半年全国各地研制出二百多种汽车，不但制成了汽车，还采用了V型发动机、液压动力转向、自动变速装置等先进技术，使我国汽车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8月17至30日，北戴河会议提出在1962年赶上美国，向共产主义过渡。同月，正式提出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9月，为完成全年1070万吨钢的指标，全国钢铁大跃进。城市里，人们纷纷砸锅卖铁，或者自炼钢铁，一派热火朝天的场面。而在农村，农民则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没有收入仓，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譬如四川省“抛撒、浪费的粮食约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十左右……当在二百二十万吨以上。”河南省更为严重，竟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粮被毁弃在地里未收获入仓。
而当月更创下了人类历史亩产最高纪录：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稻谷亩产130435斤。在这一个月当中，中共造出了六种飞机。
11月，云南发生浮肿病，毛泽东在批示中提醒人们不能光顾着生产，忘了生活。任务不要提得太重，生产生活要同时抓。
在这场谎言与愚行的闹剧中，xx党强制的把它的暴虐邪气植入了全国人民的精神境界。人们高唱着“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的跃进歌谣，实施着“亩产万斤，钢产翻番，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的荒诞计划，轰轰烈烈，经年不醒。
1960 年1月1日，《人民日报》提出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3月，以政治挂帅为主旨的“鞍钢宪法”提出。5月，中央指示，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11月7日，军队中开展以“两忆三查”（忆阶级苦、忆民族苦、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为主要内容的忆苦思甜运动。
在大跃进中，即便很多人知道是自欺欺人，但是在中共的暴政下，谁都怕“反对三面红旗”，谁都怕当“大跃进消极分子”，因此为了迎合中共高层的心理，全国上下虚夸吹牛成风，粮食等产量层层加码。又因中共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农民完成国家粮食徵购任务之后剩下的才是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饲料粮。徵购量随产量走，由于浮夸上报，1958年的徵购数比1957年增加了二百十五亿斤，全国农民的人均口粮减少了二十一斤。个别地方，如河北省张北县，1958年的粮食产量“被近四倍的虚夸”，“使国家征购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征购数几乎相当。”留给农民糊口的只是一些土豆。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跃进的恶果逐渐显现。在农村中实行的人民公社，破坏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而且浮夸风，使农民的口粮下降。农业和农村形势逐步恶化。
在这场持续了一年度的大跃进后，中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发生了严重困难，大饥荒席卷中国，饿殍遍野、民不聊生，造成了至少三千五百万人被恶死的惨剧。
大跃进的后果：至少三千五百万人被饿死
大跃进实行了一年多后，到了1959年春天，许多地方已处在饥馑的边缘，发出了饿死人警报。1959年4月初，仅山东、安徽、江苏等十五个县统计，就有两千五百万人“无饭吃”。
在这种形势下，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出头“为人民鼓咙胡”，在7月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大跃进提出质疑。可是他因此而被打倒，毛泽东就势发动 “反右倾”，整肃了一千多万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形势极度恐怖。中共各级干部唯恐“右倾”帽子落到自己头上，谁也不敢再为“无饭吃”的农民大声疾呼。
早在1959年初，毛泽东就曾拟文件批发全国：“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此后，凡收罗的粮食不足上级规定数，就一定是基层干部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于是“反瞒产私分”，拼命从农民碗里夺粮，全国一律，没有例外。结果留给全国农民的的人均粮食（含口粮、种子粮、牲畜饲料粮）比1958年还少一百余斤。“反瞒产”完成国家征购数之后，许多地方的公社食堂普遍吃空，只剩下菜，连糠都没有了。
从11月月末起，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馑就笼罩了全中国。
四川的非正常死亡远超过任何一省。根据如今官方发表的完整、清晰的人口统计数位：一九五八至六二年的非正常死亡数分别为一零三万、二五八万、三百万、一二五万、二十六万。整个大跃进期间，四川饿死的人数高达八百十一万，每九个人就死了一个！
而广西也饿死了很多人。据1967年“广西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发表的《给毛主席的一封信》透露：“韦国清(广西第一书记)自己承认的数位”是三十多万，但广西“公安厅厅长锺枫揭发，起码有五十万。”
死人严重的另一个省是安徽。凤阳县是个典型。凤阳县1959年的粮食产量是一点五亿斤，但县委宣布“我们在总路线的照耀下，夺得了农业生产的全面大丰收。粮食总产四点○五亿斤……”报了高产就得多交粮食，县委挤社员的口粮。挤不出来，便“反右倾”、“反瞒产私分”。凤阳县委在十月间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开始了空前野蛮、残酷的“反瞒产私分”运动。社队干部奉命成立“查粮突击队”，挨家挨户地搜查。翻箱倒柜，挖地凿壁，找不出就打，仅一个小溪河公社就有三千多人被打，一百○三人被打成残废，还有三十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设的劳改队。
一个月后，便开始饿死人。该县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在化名“石求明”给毛泽东写的信中说：“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情况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百分之五，一个占百分之十一强，一个占百分之十五，一个占百分之二十多。……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我亲眼看到，住在我们临淮关上的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的儿童约有三、四百人，死有一百名左右。”一九九○年，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八十年代初考察过的安徽省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万凤阳农民饿死在那场人为的饥馑中。
饿死了四分之一左右人口的县还有宿松、濉溪、灵壁、涡阳等县。《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的老家全椒县，官方坦诚公布，该县一九六○年“人口非正常死亡四万余人。”每六个人就死了一个。
其实，安徽究竟死了多少人，连安徽省委也说不出准确的数位。直到1979年，省委内部还有三个不同的估计数：三百多万，四百多万，五百多万。三百多万是个下限。
自然条件本不算好、粮食产量不高的甘肃省，因1958年国家征购的粮食高达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而导致农村普遍缺粮，早在1959年上半年就已处处有农民饿死。六月初国防部部长彭德怀自国外访问归来，总参谋长黄克诚向他介绍国内情况时，就曾特别提到过甘肃的问题。八月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省委搜刮粮食变本加厉，收走了占当年产量百分之四十七点六的粮食。“再扣除种籽和饲料等留粮，农民所剩无几，平均每人全年不足一百公斤。”据当时的省委财贸部长张天珩回忆，当时“整个河西地区，日人均口粮不足六两原粮。”仅折合四两食用粮）整个甘肃一下子掉进了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中。
作家麦天枢在作了大量调查后得出结论说，“陇中大饥馑饿死近百万居民”。大跃进期间甘肃的非正常死亡在一百三十万至二百万之间，一百三十万是个下限，占当时人口的十分之一。
青海同甘肃差不多。由于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左倾蛮干”发生严重的非正常死亡，刘澜涛向邓小平点名要求派公安部副部长王昭去青海主持工作。据刘回忆：“王昭同志到达青海时，正是春耕大忙季节。但是从湟水之滨到黄河两岸，地里看不到人迹，村里看不见炊烟，一片荒凉萧疏景象。”王即向中央报告，“要求中央火速调拨粮食，先把人畜死亡的问题煞住。”但在救济粮送到之前，许多农民已经死去了。
青海当局公布的死亡数仅为十二万多，因为打了“外流”的埋伏，说1960年至1962年人口“外流”了五十四万。而实际上全国各处都在挨饿，外流者很难讨到吃食活下去，哪怕只有四分之一“外流者”死于他乡，青海的非正常死亡数就是四十万、占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五了。
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范文澜曾说：“在大跃进中哪一省卫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灾荒就最严重。”河南就是其中之一。该省1958年秋收有百分之五十的庄稼烂在地里未收到手，1959年减了产，当年粮食产量仅一百九十五亿斤，他却按四百五十亿斤的产量作基数，分摊指标，强行徵购，完不成任务的干部就是“小彭德怀”。各地只好靠搜刮农民的口粮来证明大跃进之伟大，将当七十五亿斤交了国家。结果弄出了几个“事件”，其中最严重的是“信阳事件”。如今官方的正式说法是：“‘信阳事件’是指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发生在信阳地区的大批农民群众饿死的事件。当时信阳地区所属十八个县（市），有十五个县（市）出现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出在信阳地区，饿死人信阳也是第一。当上交完国家后，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多被劫掠而去，平均只剩下一百多斤口粮，仅够食用四个月。潢山、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三个月。还不到1959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断粮停夥了。而各县派民兵封锁村庄，街头、交通要道都设了关卡。农民无处可逃，只剩下饿死一途。
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数，如今官方公布的是五十万。但这与目前已披露的各县的死亡数不符：截止1960年春，正阳县饿死八万多人，新蔡县死亡近十万。临靠淮河的淮滨县，仅在1960年一年里就饿死九万八千人，每四个人中死了一个！在那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岈山人民公社，四千人成了饿殍！而“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的县（市）“有十五个”！
实际上，内部还有一本帐未公开：“第一次统计是八十三万人……第二次统计查出九十七万；上级估计在百万人以上。”
……
根据海外学者丁抒先生的研究，大跃进一共造成了至少三千五百万人被饿死的严重后果。中国经济出现了大倒退。这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
人祸还是天灾？
毛泽东在世时，一直嫁祸于老天爷，将那场深重的灾难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而对造成这场灾难的原因的探究也一直是个禁区。
终于在毛死后的八十年代，当年参与其中的一些中共干部吐露了真言。当年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说出了真话：“‘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运动造成的。”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也说：“国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像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另一位1959年时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则评述道：“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
从中共高层干部的真言完全可以断言：造成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千万人死亡的元凶正是毛领导下的中共。而正是在中共制造的恐怖中，人们为了自保，在共产党的邪灵引导下，做出了许多荒诞不经的蠢事。听假话、说假话、做假事，逃避事实、歪曲事实成为世风。人们在中共和自己编造的谎言接受着上天的惩罚。
中共带给人民的除了灾难，死亡，恐怖，还有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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