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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对知识份子的迫害：1957年的反右运动
在中共业已走过的历史中，撒下了不计其数的谎言。1957年的反右运动就是这其中可以排在前列的谎言之一。海外学者丁抒先生著的《阳谋》一书以详尽的史料，揭示了这一段历史的真象，让我们深切的了解到这一运动发生的始末，发生的一幕幕惨剧，以及中共的罪恶。
在这场浩大的反右运动中，约一百五十万人被扣上“右派份子”、“中右份子”、“极右份子”、“反社会主义份子”和“坏份子”的“帽子”，被迫害至家破人亡，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知识份子。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同毛发动的反右运动相比，也许是小巫见大巫了。1958年，毛泽东曾得意的声称，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但事实上，被迫害至死的人数远远不止这些。中共的暴虐在此展现无遗。
本章将结合并引用丁抒先生的研究成果，加以阐述。
* 反右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引蛇出洞”
1956年，是中国两种发展可能交错并存的一年。苏共对史达林罪行的揭发和自由化浪潮的兴起，这对中共不能不发生影响。而在中国国内因毛泽东对政治、文化的高压和急速推行经济国有化、农业集体化造成的弊端的暴露，引发了人民的不满，开始促使中共修正其一列政策。
同年，一批匈牙利知识份子组织了“斐多菲”俱乐部，被苏联出兵镇压，称为“匈牙利”事件，毛泽东引以为戒。中国政府不仅表示坚决支援镇压在匈牙利发生的反革命事件，而且还赠予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价值3000万卢布的物资和现金。
从毛当时的所为看，他并不想放弃史达林道路，但是他又不能漠视当前存在的不满情绪，特别是知识份子中的不满情绪。为了彻底消灭这种情绪和所谓的反社会主义逆流，1956年，毛宣布在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领域采取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由于中共宣布每人都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转引自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一书第一二六页。）不少人耳目之一新，十分兴奋，认为跨进了一个新时代。但是仍有许多知识份子对于中共发动的历次改造运动记忆犹新，生怕再次成为中共屠宰的羔羊。因此对于中共的最初的号召，大多数知识份子并没有积极的回应。
不过，中共不断诚恳的态度逐渐使情况有所改变，天真的知识份子的疑惧开始消失。虽然大多数人仍然选择了沈默，但终于有人勇敢的站了出来。作家刘宾雁和王蒙相继发表了抨击中共党内丑恶现象的小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基本没有什么政治压力的情况下，人们展开了对小说内容的讨论。
为了创造百家争鸣的气氛，中共于7月间将已经停刊的上海《文汇报》复刊，制造所谓宽松气氛。该报的复刊受到了知识份子的普遍欢迎。9月，受苏共对史达林搞个人崇拜的错误作了严厉的批判的影响，中共八大的主要议题是反个人崇拜，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在党章中将中共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标”这句话删去，在“党员义务”那一款中也删去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上述举措推动了知识界对“双百方针”的回应。而毛对此举动表面不加以反对，但内心处心积虑，终于在日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邓之后的 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他终于成功推翻了八大的决议，将上述被删去的内容重新写入了党章。
而毛在发布“双百”方针后，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地，即将“反党分子”诱骗出来，将存在于知识份子中的反社会主义逆流引诱出来，他在1957年1月到4月，逐渐将文艺上的“双百”方针往政治方面引，将 “百花齐放”的“放”演变成“大放厥词”的“放”，将“百家争鸣”的“鸣”演变成“不平则鸣”的“鸣”。至于“双百方针”本身，中共似乎不再关心，任其冷冷清清的无疾而终。而毛和中共的关注点已经放在政治上的鸣放去了。同时毛又号召中国的知识份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毛泽东在1957年初给各省党委书记的信中表露出借鸣放和整风“引蛇出洞”的意思。当时有几句鼓励人们鸣放的说词，叫做“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决不秋后算帐”。
毛不仅鼓励大家“鸣放”，而且提出要出版《蒋介石全集》，允许罢工、罢课，“第一条是反对官僚主义”等等。
对于毛的姿态，曾经深受其害的知识份子深表怀疑。但是善于耍手腕的毛和中共主动邀请全国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一齐到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坚决宣布 “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的时代已过去了”，这次整风“不再是狂风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的毛毛雨”。由于主要是请党外人士鸣放，毛还特地于4月30日约集各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谈话，说民主人士有职无权，确是不好当，“党内外应改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又说“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学校党委制恐怕不合适，要改一下”等等。在这种循循善诱的气氛中，《人民日报》又于5月2日发表了根据毛的意见写成的社论《为甚么要整风》，表示中共决心“使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充份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觉”。这种作法使还没有看透中共本性的一些高级知识份子再一次上了当。但是，还是有一些知识份子分子对中共保持了应有的警惕。我们可以在此引用《阳谋》一书的某些资料：
身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中央常务委员的北京大学原社会学教授潘光旦，对于自己在“知识份子改造运动”中检讨十二次尚不得过关的经历记忆犹新，于是面对帮共产党整风的“邀请”，坚决声明“不跳”。
重庆一位年近七十的老教授，过去爱对不合理的现象发表讥论，吃够苦头后，现在学乖了，私下对朋友说：“主人翁感万万感不得。天下无不是父母，只有听说听教罢了。”有的教授则悄悄劝人学圆滑些，不要直话直说，当炮筒子：“要多学薛宝钗，乃至王熙凤；那林妹妹的性格，千万不能学。”四川还有教授在家里贴了副对联：“守口如瓶，身心安宁”，表示对毛泽东那些“和风细雨”保持距离，决不回应。
河南省信阳地区计委干部刘铁华不相信共产党已经变了。他认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是个幌子，实际上是言者有罪，闻者不戒”。“共产党是闻到批评，面红耳赤，居高临下，棍帽齐来，泰山压顶，藉端报复。”“不如武则天，例像隋炀帝……以顺为贵，以直为仇。”（一九五七年八月二日《人民日报》，转引自陈权《鸣放选萃》第二册第二二○页。）
河北省一位党外人士则表示他有顾虑，怀疑共产党的“放”是“放长线，钓大鱼，发现目标”，以便整肃。
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费孝通本为社会学教授，因各大学系均被撤消，他无书可教，去国务院专家局做了个副局长。这几年他心存不满，写了题为《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的文章，请朋友（如著名女作家谢冰心）看过，修改之后，发表于三月二十四日的《人民日报》。文中点明了大多数知识份子的心理状况：“心里热，嘴却还很紧……怕（百家争鸣）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
可见，中共的整人手段之残酷已经让本应以天下为己任的的知识份子禁若寒蝉。
当时的国务院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副主席罗隆基为了解除知识份子的忧虑，便提出了一个方案，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来保证这一点，而且建议全国上下都设立这种委员会，形成一个系统，不但审查过去运动中的偏差，为过去受了委屈的人平反，而且可以制止以后可能发生的对批评者打击报复的事件。“这样既检查了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又配合了整风。”但是本意是消灭知识份子中的“反党分子”的毛和中共，根本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方案。而罗隆基亦为此付出了代价，成为日后举国声讨的“大右派”。
车厢鸣放时期
在毛和中共的温和的姿态和循循善诱中，许多知识份子终于解除了疑虑，开始真诚的向中共提出自己的建议。
首先，一些人提出了“镇反”、“肃反”中制造的冤案。《阳谋》中记述了一位国民党老党员、广东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罗艺群得鸣放：“共产党所领导的一切，别的省份我不知道，就广东省来说，肃反政策、农业政策，搞得太糟，七年以来的镇反、肃反冤杀了许多好人。”还有渖阳师范学院两位青年干部张百生、黄振旅联名在《沈阳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镇反和肃反都是企图用暴力维护革命果实。这同我国著名的“爱民如子”、“以德立国”、“以法治国”的传统思想是背道而驰的。”复旦大学法律系教授杨兆龙的口气比较和缓，但问题却提得十分尖锐：“希望检查一下历次运动的合法性，尤其是肃反运动。”对于中共将法律定义为“阶级镇压的工具”，他表示异议：“中国今天镇压物件只有百分之几，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民要不要法律？”
……
但是在肃反问题上，鸣放只是鸣放而已，那些肃反的受害者，死的不说，活着的也没有因此得益。出席鸣放会的共产党干部只是在听意见，而不是听指示，当然不会说了就去处理冤案，开狱门放人，向当事者赔礼道歉。
其次，一些人还提出了胡风问题，认为胡风并不是反革命，应该予以平反。对胡风案讲得最直截了当的恐怕要算北京大学的女学生林希翎，她的鸣放一语破的：“胡风的意见书基本上是正确的……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两年还不公布胡风案件的下文，我看共产党很为难，没法下台，知道错了又不肯认错……”
第三，一部分知识份子还对于中共不依法行事提出了批评。鸣放期间以顾执中教授的意见最为尖锐：“宪法自一九五四年通过以后，有的被彻底破坏了，有的有名无实。”“第八十九条规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经法院决定或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而肃反时的行动证明这一条文全被破坏了。第八十七条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事实都没有得到保证。”“集会结社的自由更少，许多人民团体几乎都是官方包办。可不可以再有新的民主党派？宪法没说不行，但事实却没有人敢大胆的做。”“大家都把宪法当做一张纸，通过后也就算了……现在从刘委员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刘少奇）到一般公民谁也不提保护宪法了。这样下去，把宪法当成了手纸，乱关人、乱捕人、拆（私人）信等等，都可以为所欲为，将来何堪设想？”（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第四，在对苏关系上的一边倒政策也遭到了批评。比如，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学生在黑板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人的呼声》的文章，文章说：“今天已解放八年了，中国人民应该站起来了。应该由中国人来管理自己的国家！遗憾得很，现在哪一个地方没有苏联专家和顾问！那些所谓中国干部们把苏联专家捧得七丈高，把中国专家看作饭桶！苏联专家什么都好，即使放一个屁都是香的。中国专家被排挤得透不过气来发表与苏联专家相反的意见就要大祸临头，一连串『反苏』、『反共』、『反动』等大帽子暴雨般地打下来芋K在中国境内，中国人没有说话余地，这是什么样的社会？”文章还喊出了“精简全国苏联专家” 的口号，呼吁“需要者留下，蹩脚货叫他们回去！”（《提高惊惕，粉碎右派阴谋》第一○五至一○六页。）
而最终刺痛毛和中共的并引发大规模镇压的是知识份子对中共政权问题的讨论。下面引用《阳谋》一书的研究资料：
中共于1954年制定的宪法规定，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既然中共说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当然就要它来领导。但它和中国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机械科学研究学副院长雷天觉用提问的方式放出了自己的意见：“党究竟应在国家之上，还是应在国家之中？”
山东青岛市民盟成员曲北韦也用提问的方式参加了鸣放。他在市政协会议上发问道：“我十分怀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呢，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共产党？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呢，还是人民为共产党服务？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呢，还是人民的统治者？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呢，还是奴隶？”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人民日报》）
广西省副省长、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仁说：“每个党员并不等于党。有的机关、学校中有人给党员提意见，竟被批评为是反党反组织，这不是比“朕即国家”还有过之吗？”“在省里还好一点，愈到下面愈成问题，区委书记和乡支书就可命令一切。”（一九五七年六月六《人民日报》。）
北京大学有人署名“天水心”贴出一张大字报说：党独揽一切，专断一切，党即人民全体，党即国家，党即法律。所谓“民主”实际上已被党主所代换。
……
而《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却将矛头直指中共主要首领毛、周二人。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于1956月1日召开的座谈会上作了一次发言，题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他说“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党这样做，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竟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竟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一九四九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坐此交椅？”（一九五七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
民盟副主席章伯钧是国务院交通部长及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对“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状况也颇有不满：“国务院每次开会，总是拿出成品要大家提竟见。生米煮成了熟饭，还有什么竟见可提？”“譬如文字改革和如何改革，并未讨论过，就拿出已拟好的改革方案，向大会宣布，就算通过，强制执行。这算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没有说话的余地，只可说是党的专政吧？实际的情况就是共产党专政，并没有人民民主专政。”
党外人士对中共不满，说：“只要是共产党员，不论工作、地位、待遇、生活都可以特殊照顾……旧的统治阶级是没有了，但是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殊的阶层。”
很多党员也一样不满。一九三六年参加共产党的山东农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周次温就这样说：“我是战时入党的，假若是在解放后的现在，这样的共产党，我根本就不会参加。”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戟引自陈权《鸣放选萃》第一八五页。）
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报刊处副处长傅信也认为中共已经变了质。他认为共产党的干部利用特权剥削人民，是剥削集团。他说，这种剥削很巧妙，不必占用生??资料，“直接利用特权而无偿地占用劳动人民的剩余劳动”。（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民主党派不满被排斥于权力中心之外，“轮流执政”的意见自然就提了出来。不过，各党派的领导人似乎都很有自知之明，并不认为那是现实可行的方案，因此他们并没有提出这个意见。章伯钧、罗隆基、龙云、黄绍弘、陈铭枢、章乃器等所有“国家级”的大右派份子无一人主张“轮流执政”。倒是有位小人物，天津市一位中学教师黄心平这样说：“既然允许民主党派存在，为什么不可以实行各政党轮流执政的办法呢？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的选择，这样可以刺激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点来博得选民的选票，为人民服务。”不过，即使他希望这样做，也并不认为这是个现实的方案：“这是一个触及共产党利益的意见，问题是共产党肯不肯放弃政权。”（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此外，新闻界也提出了新闻自由问题，文艺界提出了对党干预文艺演出的批评。吴祖光曾讽刺说，“如果党一定要这样的领导，过去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的？又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莫里哀的？”（《戏剧报》一九五七年第十一期第五至七页。）教育界提出了党对学术研究的控制。画家，音乐家等也都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
而且，在全国各个高校，都出现了针对中共的激烈的言辞和行动。比如，6月2日，北京清华大学一个共产党员，并且是 “解放区土生土养”、为中共打过仗的，署名“一个清华人”，张贴了一份题为《我控诉、我抗议》的大字报，矛头直指毛泽东。这份大字报行文不甚通顺，不像从容写来再加润饰的文章。作者显然是在感情冲动的情况下草草挥成，所以顾不上遣词造句：
“我抗议毛主席最近在团中央所说的……。皇上哟！秦始皇与你相比，也只能是个无名小卒了，无怪乎你说：“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你在镇压人民的这方面，是胜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多少倍了……。老祖宗啊！世界上有多少皇上能像你这样，从一九四九年以后杀了七十多万人民！（还算不算一些自杀的呢）杀吧！把中国人杀绝吧！
“胡风那一条子构成了反革命份子的罪状呢？还不是由你将‘莫须有’的罪名加在善良人们的身上！……他要杀你时，还不用自己动手，还可以动员你的妻子、你的骨肉孩子翻脸不认你，亲手杀死你！这是理性的社会乎？这就是毛泽东式的阶级斗争啊，这就是我们时代的精神面貌啊------
随着鸣放言论的激烈，中共亦开始准备行动了。但是早在5月15日，毛泽东就写就《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并发至党的高层，将反右部署安排妥当，只等扣发板机了。毛和中共已经决定收网了。不过，毛和中共为了将“反党分子”一网打尽，在收网前，依旧上演着彬彬有礼，虚心倾听的一幕幕。
5月25日，早已听到反右风声的作协主席周扬甚至在邀请文艺工作者提意见的座谈会上说：“希望大家意见提得尖锐一点。你们太客气了，你们的批评只是一分，可是我体会到我们的缺点有十分。”其态度之诚恳，使任何善良的党外人士都料想不到共产党正在暗里布罗网。所以不谙阴谋伎俩的作家、《文艺报》副总编辑萧乾直到6月1日还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认真地讨论实现“百花齐放”之道。他要共产党对作家放得下心，“大家彼此都放心一些，花，自然就会慢慢放开啦”。
但是仍有许多知识份子不相信中共会阳一套，阴一套，这是因为他们太不了解中共的历史了。
有人为中共狡辩说：毛本欲接纳对共产党的批评，只是在鸣放超出了他的接受限度才转而决定反击。这与事实不符。这是毛造就预谋好的。我们可以看一张时间表：5 月15日，毛写就《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此后才有北京大学的第一张鸣放大字报，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5月21日) ，龙云的“反苏谬论”(5月22日) ，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5月22日) ，林希翎在北京大学演说，抨击中共的封建社会主义(5月23日) ，葛佩琦的所谓“杀共产党人”(5月30日) ，吴祖光的《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5月31日) ，储安平的“党天下”(6月1日) 等。
有些中共事后用以证明反右之必要的“罪恶活动”，全是在毛泽东5月15日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通知党内高层准备反击右派后，在不知中共幕后部署的情况下，为中共反覆邀请而“放”出来的。据粗略估计，凡因为“鸣放”而当上右派的人，一大半是在5月15日之后被劝说、诱导而中计的。
6月初起，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已悄悄开始变调。譬如6月6日发文说“帮助共产党整风，是为了巩固党的领导”，“有些人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下，反对马列主义”；6月7日的文章说“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容动摇，社会主义方向不容模糊”。但此时似乎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一场规模空前、比两年前的“肃反”远为酷烈的运动就要开始了。
前文已经详细介绍了反右运动的源起，毛及中共是如何运用“引蛇出洞”的策略让天真的知识份子鸣放的，本章将接着叙述反右过程和最终结局。
诛心为上─反右运动
6 月8日，反右斗争正式揭幕，《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指“少数的右派份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同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份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郑重宣布：“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二八四页。）
毛于这一天开始正式指挥反右斗争。
6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工人阶级说话了》，于是全国各地都将工人搬出来，异口同声说“工人阶级说话了”，“我们不答应”。一时间，“右派份子”便成了反动派、恶棍、伪君子、大坏蛋的代名词，成了亿万“工农兵”口诛笔伐和当众斗争的物件。
在党的指挥下，各地工人动辄举行数千、上万人的集会，“愤怒声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工人们“一下子就和毛泽东站到一起去了，尽管几天以前他们还给这些右派的言论喝彩，而现在也闹不清什么叫反党和反社会主义”。（刘宾雁《从我的一生看中共》，香港《九十年代》月刊一九九一年七月号。）
农民也说话了：“想取消党的领导就是要拆散农民的集体幸福生活。”几年前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英雄黄继光的母亲也被安排在6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说话：“哪个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就要和他拚命！”
起初，一些知识份子仍不敢相信中共会如此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仍然以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中共。比如，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许良英认为这是失信于人民，于是公开表示《人民日报》的社论“使人感到昨天还是笑嘻嘻的，今天突然变了脸了，不道德，连起码的民主也没有，太粗暴了”。（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结果他成为中国科学院第一个全院批判的右派，并被定为“极右份子”。
九三学社的顾执中教授还希望中共能听得进逆耳之言：“有不少人已不顾一切的说了许许多多的不好听的坏话，这种坏话虽然在实质上是好话、是良药，但往往容易被误认为坏话。”他希望中共不要将好心说坏话的人拿去斗争，那样“在道德上，非忠厚之道，是不应该的……英明的党也决不会做的。”半个月之后，他就被中共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人民日报》还发了辱骂“顾执中之流”的社论。（顾执中发言和《人民日报》社论分别见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五日和六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顾执中不甘受辱，决定以死抗争。他一头向一个石柱撞去，幸因年老劲小，只撞成重伤，未死。
……
中共的流氓嘴脸终于暴露无遗了。道德早已被其踩在脚下。他们首先采取其一贯的策略：让知识份子相互批斗。最先顶不住的是身为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的费孝通。6月17日，他首先做了检讨。新华社专门为他的检讨发了报道：“费孝通表示，他有决心和右派份子划清界线。他要跟着共产党走，不跟野心份子走。”他揭发“罗隆基最讨厌的是盟内的（中共）党员，在背后打听谁是党员”；因中共说章伯钧和罗隆基组成了“反党联盟”，他便攻击章、罗在“为垂死的资产阶级作最后的挣扎”。
许多曾经是罗隆基的支持者和朋友也纷纷站出来“和罗隆基划清界线”。他们本以为这样可以获得中共的宽恕，保全自己，但是他们的检讨和揭发只是加速了自身的崩溃，却没有使们躲过“右派份子”这顶帽子。
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百分之九十被扣上右派帽子的人，在反右初起时都曾经跟着批判过首批被定为右派的人。但是毛和中共早已嫌以往对知识份子的镇压还不足够，因此决定扩大整肃物件。
其次，为了搞臭知识份子，报纸上开始刊载一些辱骂性的文章。比如，《人民日报》从6月中旬开始连篇累牍的到登用文学语言污辱右派的文章：《章乃器吃了咸肉骂火腿》，《右派大学生成了落汤鸡》，《学生中的害群之马》，《灵魂深处长了脓疮的林希翎》，《为资产阶级叫嚎的猫头鹰－－穆木天》（穆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章伯钧－－一条带保护色的毒蛇》，《终于露出了孤狸尾巴－－揪出河南省副省长、民盟河南省主任委员王毅斋》，《在前进路上的一堆垃圾－－西安市西北大学教授刘不同、程元斟等“肮脏的一群”》，《一群狂妄之徒碰得头破血流－－内蒙古计计院总工程师高公润等》，《斩断章伯钧伸进戏剧界的魔爪》，《挖掉章罗联盟在江西的巢穴》……
在中共看来，谎言重复了千遍就是真理。当资讯贫乏的人们在广播，报纸等媒体中，每天看到和听到的都是这样的辱骂，也就都相信了中共对右派的指控和给右派栽的赃。
右派们成了社会公敌，哪里有广播喇叭，哪里就在唱“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份子想反也反不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四类份子” 变成了“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从此右派们就成了“不得乱说乱动”的人物。章伯钧所说的“共产党专政”真正实现了。
6月19 日，毛正式在《人民日报》发表他于二月间所作的讲话，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但作了很大改动，补进了他二月时根本未曾讲过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至是很激烈的”一类的话，将“毛毛雨”换成了黑火药。文章还公布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六个“有利于……”，其实核心只有一条“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已）。至此，“鸣放”正式结束。上当受骗的知识份子再一次成为中共清洗的物件，而且是较以前更为严酷的摧残运动。
7月1日，毛发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针对有人指责他言而无信，搞阴谋，他巧妙的自辩为“阳谋”：“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从此，中文大词典里多了一个新辞汇－－“阳谋”。“阳谋”的真意，按照毛曾经的解释是：“蛇不让它出来怎么能捉它？我们要让那些王八蛋出台唱戏，在报纸上放屁，……然后……一斗一捉。城里捉，乡里斗，好办事。”
事实上，毛和中共并非是第一次运用“阳谋”，当年的延安整风就已经一显身手了。当然，这也不是中共最后一次运用“阳谋”，在其以后的历史中，我们依然可以寻到它踪迹。
一批又一批的右派“从阴暗的角落里挖出来”了，但是擒贼先擒王，当局真正大张旗鼓地在全国范围内声讨、蓄意搞臭的主要是章伯钧、罗隆基这些“大家夥”。在7 月1日毛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明确点到：“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其实，按民盟中央常委千家驹的说法，“章、罗两人虽同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但……两人同床异梦，互相攻击，民盟中央同志，众所周知……”。毛泽东“说他们两人结成『联盟』来『反党』…… 稍知民盟内幕的人无不认为滑天下之大稽！”（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第二三九页，千为民盟中央常委。）
结果一场反右斗争至少划定了五十五万名“右派份子”(内部数位是一百零二万)。二十七万人失去公职。二十三万被定为“中右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被打成右派后的人们，表现也是迥异。有的人采取了检讨认罪以保饭碗的态度。如费孝通、储安平、黄琪翔（黄曾批判中共学苏联的政治制度）等人的检讨书被冠以“向人民伏罪”、“向人民投降”、“请求人民的宽恕”的标题，印在《人民日报》上，发到全国各地。
有的人始终忠于中共，比如老xx党员冯雪峰被党开除后仍忠于党，给也是xx党员的儿子写信道：“你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相信你一定会跟着党走，永远前进。”而女作家丁玲被开除出党后，到中国作家协会成员之一的刘白羽那里去痛哭：“白羽！离开党我很痛苦……”（《人民文学》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第四十三页，刘白羽的文章。）到了八十年代，她回忆自己当时的表现时写道：“一切辱骂、讽刺、一切冠冕堂皇言词下的造谣诬陷我能忍受吗？我能反抗吗？我能辩护吗？我只有匐伏流涕，锥心泣血，低头认‘罪’。”（丁玲《远方来信》，《人民文学》一九八五年第三期。）
也有人拒绝认错，因此遭到了更大的摧残。比如，《北京日报》编辑徐锺师因为同意储安平的“党天下”论，他被揪出来斗争。可是在斗争会的台上，人们突然发现：“此时昂首站在被审判席上的他，竟然成了亮晶晶的光葫芦头。老徐不但剃光了头发，还刮净了脸上平日的胡子拉茬。……穿起中式蜈蚣扣儿的盖布裤挂，一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神色，溢于须眉之间。” （从维熙《走向混沌》第五页。）由于“态度恶劣”，几天后，他就被送去“劳动教养”了。……
知识份子顺从原因分析
那么，为什么除极少数人外，所有右派份子都认了罪，顺从的接受了长达二十余年悲苦的贱民命运呢？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1957年那场为时虽然很短的“鸣放”浪潮（不到一个月），是1949年以来中国人第一次见到的言论自由。那些对中共的批评和这种难得的自由气氛，曾在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的心中唤起一种希望，广大工人和学生甚至以行动－－罢工、罢课和请愿示威等来呼应知识份子对中共的批评。然而毛泽东一旦发动反击，全国宣传机器一旦以一个调子鼓噪起来，特别是全国各地工人群??在党委和官办工会操纵下纷纷举行大规集会“声讨”右派份子，一时间便形成铺天盖地的浪潮，似乎全国人民都和中共站到了一起，而昨天还被视为真理而受到热烈欢迎的种种勇敢的真知灼见，立刻成为“射向党和社会主义的毒箭”；因大胆为民代言而被视作英雄的人物，顷刻间便成了“一小撮敌人”和“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宣传机器的鼓噪和周围的人（包括昨日的知己甚至今日的亲人）的敌意，造成一种难以忍受的孤立感，使右派们知道，党既看中了你，一个不可更改的结论便已在那裹等着你；况且“态度”非常重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只能招来更坏的厄运。假使你已成家，就还要考虑如何使自己的妻子儿女少受一点牵累的问题。这样，你便不能不逐渐软下来，直至在一份结论上签字，接受一个政治死刑的判决，从此便开始你漫长的暗无天日的贱民岁月。
事实上，划成“右派”的人中并没有人提出要推翻xx党，不过是批评、建议。当时被万箭齐发、密集批判的右派“三大反动理论”是由罗隆基、章伯钧、和储安平几次讨论会发言组成的。细看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简而言之，无非是要建立一个有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共同组成的委员会以检查三反、五反、肃反工作中的偏差（罗）。国务院常常出了成品要政协、人大等机构表态，建议要把政协和人大的人加进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去（章）。党外人亦有见解、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不要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安排一个党员作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着党员的脸色做事（储）。就是这些批评、建议使数十万人失去了人身自由，给数百万家庭带来了苦难。随之而来的，还有“向党交心”、拔白旗、新三反、下放劳动和划漏网右派。谁对本单位领导，特别是党委书记有意见，谁就是反党。其下场轻者是不断被批判，重者则劳动教育或全家迁送农村。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子女上大学、参军都没有份，就是到县城找个工作也是不可能。从此他们失去了劳保、公费医疗，加入了农民的行列，成了二等公民中的贱民。
反右的后果和影响
同史达林的直接杀人不同，毛有着更为高明的杀人手法，即诛心为上。他和中共刻意营造的那种特殊环境里长年的贱民地位与非人的生活条件，是对“右派”的慢性枪决。事实证明，这种“慢性枪决”并不比史达林处置政敌的手段更人道；对于最终仍然死于非命的许多右派份子来说反而要痛得多，对于统治者却更为有利。一百余万名“反面教员”（毛泽东语）散布在全国各地，朝夕出没于数以亿计的人们面前，无疑是对于所有中国人的无言的警告：哪一个胆敢对中共稍发异议，便必定会得到同样的下场！而那个下场是令人不寒而栗的。他们同时也在向人们昭示着：在中国做人，切不可诚实坦率，切不可过问政治，切不可有自己的是非、善恶感，切不可违抗当权者的意旨，切不可对任何人寄予同情与信任！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将把这些戒条牢记心间，并传给自己的子女。毛和中共终于确立了专制恐怖的极权政治。
反右运动的后果是：一部份知识份子形成了墙头草，随风倒的双重人格。他们紧跟“红太阳”，亦步亦趋，成为xx党的“御用知识份子”而不能自拔。另一些人则清高自远，对政策问题噤若寒蝉。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份子像是徐庶进了曹营，一言不发了。
然而毛没有料到他的打击会是双向的。他在清除异己时，也就清除了党内真正有良心、有智慧、忠于革命理想的党员。中共党内早已存在的左倾势力，以及中共执政后为追逐个人利而拥入党内的新党员则纠集在一起。这些人政治投机，唯命是从，不问是非，打击异己时不择手段，对人民疾苦无动于衷。反右派运动使这些人如鱼得水，逐渐在中共内取得主导地位，使中共的法西斯成份大大加强。
反右运动给中国造成的伤痛与灾难是至深至巨的。它为以后的中国留下了永远无法治愈或很难愈合的创伤；大好河山面目全非，自然生态和人的生存条件的破坏无以复加；人口恶性膨胀，伴随着人的生理与精神素质严重下降；一个中国历史上空前庞大、贪婪的官僚集团章鱼般附着在中国的肌体之上吮吸着人民的鲜血；1949年以前曾长期为害中国的官僚腐败、盗匪横行、贩卖人口、吸毒、赌博、卖淫等现象现在又在中国重现；又因权力之集中而无能，法纪之阙如和传统道德之败坏，而使社会失去了对于邪恶的任何有效的制约机制。遂使种种罪恶现象洪水般在中国大地上泛滥开来，其势头之大甚于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
右派的结局
没有哪个右派份子当时会料到厄运会延续那么久。所有被他打倒的敌人中，毛泽东似乎特别锺情于右派。1962年，当毛泽东因他发动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导致三千余万人饿死，以致不得不同意对 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定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人平反时，党内出现了也应为右派平反的呼声。安徽省作为试点，甚至已经给不少人平了反；北京各机关也开始进行。毛泽东赶忙出来制止，说：“对于1957年的右派，不存在甄别平反的问题。”于是全国立即刹车。一些已被本单位领导列入平反议程，遵命写了要求平反的材料的右派份子，则一概被视作“妄图为自己翻案”的死不悔改的右派，处境更加恶化。
1966年文革开始，许许多多右派份子，包括早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又一次成为阶级斗争的物件。但是，在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下，一些人忽然发现，原来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份子当年便是今日造反派的先驱；而十年前主持反右派运动、把这些人打成右派的人，正是今日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斗争物件－－ 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越发证明了右派是冤狂的。而中共党组织这时又已停止活动，在一些地区和部门，一度出现了为一些右派平反的机会。不过，这种苗头很快就被压了下去。
到七十年代末期，侥幸没有在劳动中冻饿而死，未在屈辱与绝望中含恨自尽的右派份子，大约没有一个对于自己的右派问题有一天会翻案再抱什么希望了。因而，当1978年底风传中共中央准备给右派平反时，很多人不肯信以为真，按照中共中央五十五号文件，不过是给一右派中“结论做错的”少数人“改正”结论而已，并不念有任何大规模平反的意图。显然是经过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的极大努力，并经过邓小平的默许，这个文件在实行中才一变而为给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以上的右派全部平反－－承认划错，恢复当年的级别、薪金，xx党员则恢复党藉。
二十二年中间，从基层到中央，很多当权者是靠1957年后卖力推行左倾路线爬上去的。因而，给右派平反遇到极大阻力就不足奇了。而且由于这股势力的强大，很多右派无法回到原来的单位工作，只能是“就地安置”了。而补发工资和补偿问题亦因遭到抵制而搁置。这只能说明中共既得利益集团中许多人对反右派运动负有罪责而无忏悔之心。
比如邓小平，尽管同意给绝大多数右派“改正”，但仍坚持认定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是“必要的”，因为确有“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向党进攻”，那场运动的问题无非是“扩大化”，即打击人过多而已。为了给这种论点提供依据，甚至不得不留下几个当年的重要人物（民主党派的首脑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不予“改正”。又明知理亏，不得不派人去安抚那些人（都已故去）的家属，私下承认这些人也属无辜，但请他们“顾全大局”，即为了党的政治需要而任死者继续将右派帽子戴下去。其原因是当时邓小平是反右派运动期间党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比毛泽东本人还积极主张扩大打击面，因而自知罪责重大。
从反右运动看中共邪恶本性
有人把中共在反右运动中的整人权术整理为四条：1）引蛇出洞，2）罗织罪状、突然袭击、一言定乾坤，3）明讲治病救人，实则无情打击，4）逼人自我批判，无限上纲。
从反右运动中中共采取的种种手法看，其不仅承袭了其一贯撒谎和耍两面派的流氓习性，而且其残忍和血腥程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共的邪恶再次展现在人们面前。但是中共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到此为止却还不是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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