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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帝去世后，武帝即位。在西汉王朝，除了高祖刘邦，最有名的就是武帝刘彻（公元前140—前87年）。 但就成就而言，武帝又超过了刘邦。西汉在武帝时达到了鼎盛时期。
武帝时期的西汉帝国，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比较强盛的时期，而且还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历代王朝的历史上，有“汉唐盛世”之说。这里的“汉”，主要是指的汉武帝时期。人们又常常把汉武帝和秦始皇相提并论，称为“秦皇汉武”，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是秦始皇创立，而由汉武帝巩固下来的。
被班固称之为“雄才大略”的武帝不仅开创了新的制度，塑造了一个强大的时代，而且他的成就和作为也已经深深的熔铸進了华夏民族的历史与传统中。以前帝王没有年号，但从武帝即位称建元元年开始，后世帝王才使用年号。汉民族的名字则是来源于被他以银河作为命名的一个年代——“天汉”。武帝时代所开拓的疆土，从福建、广东琼崖直到四川、贵州、云南，从新疆于阗和阿尔泰到黑龙江、吉林和辽宁，勾勒出了日后两千年间中华帝国的基本轮廓。而这个帝国影响力所幅射的范围，由成海、葱岭、兴都库什山脉直到朝鲜半岛；由贝加尔湖到印度支那，则扩展成了汉文化影响所覆盖的一个大文化圈。
武帝生之异象
武帝生于公元前156年，父亲是汉景帝刘启，碰巧这年又是景帝登基之年。武帝出生前，景帝梦见一只红色的猪从云中降下来，直入宫内的崇芳阁。景帝一下子惊醒了，他召来一位算卦的姚翁请教，姚翁说“这是大吉大利的预兆。这个崇芳阁里一定会出生一位主宰国家命运的人，他将会平定北方的夷、狄等异族，使国运昌盛，成为刘氏王朝兴盛时期的一位明主。
武帝三岁时，景帝把他抱在膝上，问他愿不愿意当皇帝。武帝说：“这事是由上天安排的，由不得我自己。但我愿意天天在皇宫里住着，在父亲面前玩耍，决不会放肆不恭而不尽作儿子的责任。”景帝听了这番话，心里更加惊奇，就特别注意对他的教导培养。过了几天，景帝又把刘彻抱到书桌前，问他喜欢读什么书，让他详细说一说。刘彻就开始背诵从伏羲以来的一些圣贤的著作，包括一些论述阴阳五行和历代的著名国策论文，背了几万字的文章没有遗漏一个字。
武帝长到七岁时，景帝见他聪明透彻超过凡人，就给他改名叫刘彻。他的母亲虽然不是皇后，（根据规定，一般皇后的儿子优先继承皇位），但景帝最终还是选择了他做了太子。
武帝做了太子后，更加勤奋学习。他学习的范围很广，包括骑马、射箭、经学与文学。
武帝登基后初次改革受阻
公元前140年，十六岁的汉武帝正式继承了皇位，他雄心勃勃的想将文景之治的盛世继续下去，但在初期却遇到了阻力。这主要是来自当时的太皇太后窦氏，即武帝的爷爷汉文帝的皇后。从她做皇后到武帝即位，已有近四十年，她的家族在朝廷的势力很大。而且窦氏和武帝的治国思想也有很大的区别。
窦氏同文帝一样，提倡“无为而治”，这是汉初“与民休息”政策的基本治国思想，它使国家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也促成了“文景之治”盛世景象的出现。但到了武帝时期，分封的诸侯王们与中央政府的对抗日益增多，因此需要加强中央的权力来压制地方势力。这是武帝和窦氏太皇太后的思想分歧所在。
武帝即位后开始实行自己的政治方略：武帝下诏命令全国官吏向中央推荐肯于進谏的贤良方正人才；安排自己信任的人掌管朝中大权，如让舅舅田蚡做太尉，掌握军权。同时，许多的儒生也被他重用。董仲舒就是在这次推荐考试中得了第一名的。武帝召见了他，探询治国的良策。董仲舒便将自己的一整套经过发展的儒家治国思想说给武帝听，武帝非常赞赏。东方朔也是在那时中选的。他初次给汉武帝上书时，洋洋洒洒，用了三千汉简，汉武帝用了两个月才读完。后来，他被任命为太中大夫。跟随汉武帝在朝中为官四十余年，有君臣之谊。他是为汉武帝出谋划策的智囊人物，更是告诉汉武帝神仙的存在，但前题是必须“有道”的人。
但是武帝此时还没有力量和窦氏较量，在他任命的重臣赵绾提出窦氏不应再干涉朝政时，惹恼了窦氏。窦氏逼迫武帝废除了刚刚实行的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罢免其任命的丞相和太尉。随后，窦氏宠信的人接替了这些重要职位，听从窦氏的命令。这对武帝是一个打击，但武帝有年龄的优势，他没有从此消沉，而是养精蓄锐，等待着时机。
四年之后，即公元前135年，窦氏去世。武帝马上将窦氏的人一律罢免，将田蚡重新重用，做了丞相，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進行改革。
武帝的功绩
前面已然提过，经过近70年的恢复和发展，武帝即位时，天下已经非常富庶，粮食和物资的储备相当充足。但是他仍然面临着文帝和景帝时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即对内是解决各地方诸侯对抗中央、加强中央集权以及如何保证汉室天下长治久安的问题；对外，则是如何解决匈奴威胁汉室边境以及向外开疆拓土、恢复秦时疆域的问题。雄才大略的武帝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并使西汉王朝达到了鼎盛时期。武帝能诗善赋，原有文集两卷，亡佚。
对外关系
武帝时期，对外关系以及和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也有了新的变化。最有名的就是对匈奴的战争。
针对匈奴的战争和拓展北疆
早在文帝、景帝时代，匈奴就不断侵扰汉室边境，而强调无为而治的文帝和景帝，为使百姓免于战争，采取的只是击退或和亲的办法，这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匈奴仍然常常侵扰汉朝北部边疆。到了武帝，强大的经济实力使他对外用兵成为可能。于是，从公元前133年起，武帝不断派遣兵将打击匈奴，并将匈奴往北驱赶，使之不再对汉族地区产生威胁。此外，武帝还派张骞出使西域，联合西域的一些国家夹击匈奴，这确立了汉朝对西域诸国的宗主地位，扩大了汉朝的影响。
公元前133年，30万汉军埋伏在马邑（今山西朔州市）一带，企图引诱单于入侵，一举歼灭。但计谋被单于识破，未等汉军合围就撤走了。从此匈奴更加剧了侵扰，汉朝北部从今陕西北部至辽宁西部一线无不受到骚扰掳掠。从公元前129年开始，汉军开始连续发动進攻，先后驱逐了匈奴的白羊、楼烦王，收复了“河南地”。汉朝在这里设置了朔方郡（治所在今内蒙古杭锦旗北）和五原郡（治所在今包头市西北），并修缮了蒙恬所筑的城塞，使边界又恢复到了阴山山脉一线。
公元前121年，汉军主力从西路出击，俘获了匈奴浑邪王的儿子。不久，浑邪王杀了不肯投降的休屠王，率众降汉。这样，汉朝的疆域扩大到了整个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即今青海湖以东、祁连山东北地区。汉朝先后设置了酒泉（治所在今甘肃酒泉市）、武威（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市）、张掖（治所在今甘肃张掖市西北）、敦煌（治所在今甘肃敦煌市西）和金城（治所在今甘肃永靖县西北）五个郡。原来聚居在湟水流域的羌人被驱赶到更西的地区，他们与匈奴的联系被隔断了。由于汉朝控制了河西走廊，通向西域的大门已经打开。
早在公元前138年，武帝为了招引大月氏回敦煌、祁连山旧地，以便共同打击匈奴，曾经派张骞出使西域。由于往返时都被匈奴扣留，13年后张骞才回国复命。尽管没有达到联络大月氏的目地，但张骞亲历了大宛（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康居（在今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大月氏和大夏（在今阿富汗北部）等中亚国家，使汉朝了解了这一地区的具体情况。在公元前119年，汉军又一次大败匈奴以后，武帝派张骞再次出使乌孙。到乌孙后，张骞派副使出使大宛、康居、大夏、安息（今伊朗一带）、身毒（今印度）等国。到公元前115年张骞回国，汉朝与西域和中亚、西亚的交通从此开通，外来文化的输入也自此开始，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也从此演绎或喜或悲的故事。
但是汉朝与匈奴在西域的争夺并没有结束。西域大致在今天的新疆一带。武帝对西域发动了几次军事行动，最大的一次出动了十几万兵力、十几万头牲口和十几万民工，征服了大宛。由于交通线太长，补给困难，汉朝虽然控制了天山南路，但对天山以北还不能经常控制，那里的国家还受到匈奴的威胁，不敢完全服从汉朝。后来又经过多次战争，直到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朝终于取得决定性胜利，完全控制了天山北路，设置了西域都护府。
武帝针对匈奴的战事，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一方面减少了匈奴对汉朝的威胁；另一方面拓展了汉朝西北边疆的领土，打通了汉朝与西域和中亚、西亚的交往，也打通了中西文明交往的通道。但是，这些战争充满了太多的血腥气味。班固的《汉书》记载，将军卫青攻打匈奴时，曾斩首三千，后斩首和俘虏近一万；霍去病先后斩首匈奴人八千，斩首和俘虏三万。而武帝不但未加以斥责，而且却予以奖赏。这种滥杀无辜的行为多少损害了武帝明君的形象。
南部的拓展
公元前138年，南方的闽越围攻东瓯，东瓯向朝廷求救。武帝立即派军队渡海前往救援，迫使闽越解围撤回。东瓯人怕汉军撤退后闽越会卷土重来，便迁徙到长江和淮河之间的地区。
三年后，闽越王郢進攻南越。武帝在接到南越报告后，派兵救援。闽越王的弟弟馀善杀了郢，向汉军投降。由于汉军无法久驻，武帝还是保留了闽越国，立馀善为王。但馀善依然反复无常，因此到公元前111年，汉朝灭南越后，武帝派兵攻占了闽越，馀善被部下所杀，闽越人大部分被迁往江淮之间，当地几乎成了无人区。直到西汉后期，遗留下来的越人逐渐增加，才重新在今天的福州恢复了冶县，以今天浙江台州市椒江区一带设立了回浦县，隶属于会稽郡（治所在吴县，今江苏苏州市）。
为了向西南开拓，大约在公元前130年，武帝征发巴、蜀二郡（约相当今四川东、中部）的士兵从僰道（今四川宜宾市西南安边场）向牂柯江（今北盘江和红水河）筑路，并新设了一个犍为郡，治所就设在僰道。在这种情况下，“西夷”的邛（今四川西昌市一带）、笮（今四川盐源县一带）的首领请求归属，汉朝在那一带新设了十几个县。但由于筑路工程非常艰巨，加上汉朝正忙于对付匈奴，一度曾取消了部分新设的县。公元前122年，汉朝恢复了对“西南夷”的开拓。几年间，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上的部族如邛都、笮都、冉駹、白马、且兰、夜郎等都已纳入汉朝的统治，武帝在这些部族的地区新置了五郡。公元前 109年，又在滇和昆明这两个部族的地区建立了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晋宁县东），汉朝的西南边界扩展到今云南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一线。
对岭南的统一也已是大势所趋。公元前111年，武帝派兵灭了南越和闽越，并分别设置了郡县。
自此，武帝对南方的拓展结束，重新确立了汉朝南部的疆域。
东北部的拓展
西汉初年，中原人卫满率领数千人進入朝鲜半岛，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这时朝鲜的疆域大致包括今辽宁东部、吉林西南和朝鲜半岛的西北部。公元前109年，武帝派兵灭了朝鲜，并设置了玄菟、乐浪、临屯、真番四郡，辖境南至今天的汉江流域。
评说
西汉的疆域在武帝后期达到极盛。这时，西汉的疆域在西北包括今天的新疆和甘肃地区，东北方向的版图则扩展到了现在辽东半岛和鸭绿江和浑江一带，西南则到达今云南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一线，南方到达福建、广东琼崖。但由于扩展太快，建置过多，兵力和财力不能适应，加上有些地方官的苛政引起当地民族的反抗，所以以后局部地区不得不有所收缩。除了一些局部的收缩外，西汉的疆域基本上是稳定的，一直保持到了西汉末年。
不过，武帝连年的四面对外征战，特别是对匈奴20余年的战争，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这为西汉的衰败埋下了伏笔。
对内政策
武帝在对外开疆拓土的同时，也开始在国内实施改革。改革旧制是武帝一直致力追求的。武帝元朔元年的诏书上说：“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 元朔六年诏书又说：“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
改革的目地当然是如何使百姓生活得富足幸福。
元光三年，董仲舒上策论三篇，史称“天人三策”。武帝召见他并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 灾异之变，何缘而起? 性命之情，或天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共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则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欲谷登……德泽洋溢，施平方外，延及群生?”
意思是：夏商周三代受命的根据何在? 天地之间的灾异为什么而发生?人寿的长短、人性的善恶是根源何在?如何教理? 怎样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政事祥和、五谷丰登，使天下百姓都生活得快乐幸福？
这些问题说明他对如何治理国家考虑得很远很深。他所探索思考的不是一时应变之权，而是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治国思想上，武帝采用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开始加强中央集权，对付地方的诸侯势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独尊儒家，废除其它百家学说；强调君王的权利来自上天的赐予；此外，还强调实施仁政，“德主刑辅”。这是一种刚柔相济的治国方针，在被武帝采用之后，成为此后汉朝其他皇帝治理天下的指导思想。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武帝具体采取的措施首先是削弱相权。当时的丞相负责管理文武百官，实权很大，所以皇帝有时就不如丞相的权力大，这是皇帝们所不能忍受的。武帝削弱丞相权力有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就是原来做丞相的那些人都是开国的功臣，而现在他们基本上都已经年老，或者去世。武帝便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来让众多的儒生代替元老们，掌握国家政权，同时通过打击丞相来加强自己的权力。公元前124年，武帝便让平民出身的儒生公孙弘来做丞相，这样就改变了以前总是由贵族来做丞相的惯例。
随后，为了削弱诸侯权力，颁布了《推恩令》。内容主要包括：诸侯王的王位除了由嫡长子继承以外，还可以用“推恩”（也就是广布恩惠，让更多的人来享受特权）的形式把其他的儿子在本侯国内分封。新的侯国就脱离原来王国的限制，地域独立，而且政治权力也基本被剥夺，受当地郡县官吏的管辖。这样，就使原来独立的地方王国自动的将权力上交给了国家。此后，地方的王与侯仅仅享受物质上的特权，即享用自己封地的租税，但是没有了以前的政治特权。这样就很自然的解决了以往诸侯与中央政府对抗的问题。
此外，为了進一步加强君主权力，武帝用派御史的方式对地方的豪强、官吏進行监督。公元前106年，武帝将全国分成了十三个监察区，每个区叫做部，每部派出一名刺史，中央的刺史叫做司隶校尉，其它十二个州都叫刺史。刺史在六个方面对地方進行监督，即“以六条问事”：一是豪强占田超过了限制数量，而且恃强凌弱；二是郡守不遵守诏书、法令，欺压百姓，横行地方，贪污腐败；三是郡守审判案件不体恤百姓，草菅人命，随意赏罚，被百姓所嫉恨；四是选拔任命官吏不公平，排斥贤能之人，任用小人做官；五是郡守的子弟们仗势欺人，郡守也为子弟向下属求情，使下属枉法办事；六是郡守不忠于皇帝，而是和地方的豪强们勾结，搞权钱交易，损害国家利益。刺史的作用主要是为了防止郡守和地方的豪强们相互勾结、对抗中央，重蹈原来同姓王犯上作乱的局面出现。同时，刺史也要负责向中央推荐认为较好的官吏，对于政绩不好的还可以罢免。
刺史的地位在当时是相当高的，相当于钦差大臣，而且是常年的，在地方还有自己的办公地点。就“刺史”名字本身来说，其实它已经具备了这种特点。“刺”即是刺举，也就是侦视不法，“史”是指皇帝派出的使者。
同时，为了选拔有用人才，武帝一方面继续推行汉初的察举制的，一方面扩大了察举的范围。察举制，又称为推荐制，主要是通过各级官员推荐来选拔人才。但不可避免的是，被推荐的人多为推荐者的亲戚或朋友，良才并不多。因此武帝才扩大了察举的范围。汉朝初期察举制只有贤良和孝廉两科，武帝增加了儒学、明法（即明习、通晓法令）以及德行、学术等科。此外，武帝还允许官吏和百姓上书评议政事。武帝通过这种方式最大限度的选拔出了有德有才的人。
武帝又听从了董仲舒的建议，在京城设立了“太学”。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家设立的大学，以儒家的经典为主要讲课内容，学生是国家选拔的杰出青年和各地郡国推荐的青年。在太学学习一年之后，再進行考试，依照成绩分等级来任命做官。从此，普通的儒士们开始大量的進入国家管理体系。
武帝在经济方面，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权力，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具体措施包括：
一、将有巨大利益的盐、铁、酒这些关系到百姓生活和国家稳定的商品的专卖权收归中央，从煮制、冶炼、酿造直到销售，都由国家来负责经营，设立盐官和铁官。控制与经济命脉有关的大手工业和大商业。并制定了法令来严格限制私人经营。
二、推行均输令和平准令。这是武帝时期封建国家运用行政的手段来干预市场、调剂物价的重要措施。平准就是由中央大司农的属官平准令来负责京城和其它大城市的物价平抑工作。在丰收的季节，因为粮食价格比较低，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由国家以高价来收购，等到第二年粮食贵时，再由国家平价卖出，达到平抑物价的目地。这使大商人们失去了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的机会，同时也稳定了国家的政局。
三、推行告缗令。公元前119年，武帝推行“算缗”，这是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规定商人们都要向官府申报自己的财产数，然后根据财产征税，每二千钱征收一算，即一百二十钱。但商人们为了少交或者不交，就隐瞒不报或者少报。所以，在公元前114年，武帝又下令实行“告缗令”，即鼓励人们告发不遵守“算缗”的人。告发的人可以得到被告发商人财产的一半作为奖励。命令一下，全国的商人遭到了沉重打击，中等以上的商人基本上都破产了。
武帝的这种抑商政策虽然增加了国家的收入，但严重打击了商人的经商积极性，使当时的商业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在武帝时期，还有其它的抑商措施，如商人不能坐车，不能穿丝绸衣服，不能携带武器，他的后代也不能做官。这种歧视商人的思想影响了后来的朝代。
武帝在他即位后的20年里整理币制，将货币的铸造和发行，直接控制起来；废销各种杂劣铜钱，统一推行“五铢钱”。 上述经济政策的实行，充裕了汉王朝的财政。
此外，武帝还注意兴修水利，先后修了引谓入河，引汾入河，引斜入渭等渠道，这样既可通航，又可灌溉田地。还下令治理黄河，移民屯边，行“代田法”。
武帝个人评说
史家对武帝的评价各不相同，是因为他不仅是一个雄才大略、卓具眼光的君主，而且是一个知过而改，虚怀纳谏，任人以贤的明主，其宏谋远虑为此后直到清皇朝两千年间的中国君主法宪制度提供了一整套相当稳定而成熟的模型和范式。但同时作为一个个体，他能文善赋，风流倜傥，好色、骄傲、虚荣、自私、奢侈享受，又有着普通人性中的弱点，因而也犯过一些错误，比如他爱民如子，同时却又杀人如麻。
与武帝同在一个时代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其描述成一个奢侈、易被方士所欺骗的君王。东汉时的班固则纠正其偏颇的一面，赞扬汉武道：“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班固对汉武帝的雄材伟略基本给以肯定。但清朝赵翼《廿二史札记》则指出其仍有偏颇：“专赞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则不置一词。仰思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
宋朝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论汉武帝，说：“孝武帝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资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爱忠直之言却恶人欺蔽。好贵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武帝的功绩前面已经详细叙述过，而史家对武帝的诟病主要在于他的奢侈和对外的连年征战。比如他和秦始皇一样也喜欢巡游，而且次数也有十几次之多，公元前110年那次巡游里程达到了一万八千里：从长安出发，先到北面阅兵，再南下到了中岳嵩山，然后向东巡游海边，接着到泰山封禅，又沿海岸往北到了碣石（现在的河北昌黎），此后向西经过九原（现在内蒙古包头）再回到长安。这次巡游里程和花费都超过了秦始皇。而他的对外征战也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
不过，武帝对自己的所为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他晚年曾对卫青说：
“汉家诸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事。”他认为他所从事的“内兴功利，外事四夷”政策，都是出于创立制度、为后世留下样板和国家安全的考虑。他承认自己的政策会扰民(劳民)；他并不希望他的后代效法他的扰民政治，他告诫后代必须警惕而避免重蹈秦朝速亡的覆辙。
武帝向道，也修道。《汉武内传》中有记载他即位后，特别喜好神仙之道，经常到名山大川和五岳去祈祷，以求神仙。后来，其诚心感动了上天，有西王母降临宫殿，授他真经。汉武帝自从得到真经后修行了六年，觉得心胸清爽，格调高雅，认为既然得到上界大仙的亲传，自己一定能得道成仙。有了这种想法后，就渐渐放松了对自身品德的约束，又大肆修建宫殿亭台，劳民伤财，并对南方北方的异族夷、狄进行远征讨伐，对投降的俘虏也残酷的活埋屠杀，以致血流成河尸骨如山，黎民百姓怨怒冲天。到了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日，天火焚烧了供奉真经的柏梁台，存放在那里的经书连同装经书的匣子一起不见了。这是王母得知武帝不遵从她的教导胡作非为，才让天火烧毁了柏梁台。
由于他任用方士为其寻仙访道，晚年时，出现了方士栾大之祸和江充的“巫蛊”之祸。
晚年的武帝因为经常有病，所以疑心很重。有次他梦见有几千个木头人打他，醒来后就又病了。他不是吃药调养，而是说大臣和百姓诅咒了他，他才得的病。于是，他命方士江充到各地去调查此事，江充趁机打击异己，先后使几万人死于非命，这些人中有丞相和武帝的两个女儿。
后来，又有人揭发太子的宫中有诅咒武帝的木偶人，这逼得太子假造圣旨捕杀江充，同时派兵抢占长安的许多官署，想处死江充。武帝听说后不由大怒，命令抓捕太子。双方的军队在长安激战几日，太子最后自杀，卫皇后也自杀了。
次年，武帝查清太子是被诬陷的，于是给太子平反。但后来丞相刘屈氂（音毛）和将军李广利竟也被诬陷巫蛊活动来诅咒武帝，结果刘屈氂也被杀死，李广利则投降了匈奴，所带的七万军队全部丧失。这对于常胜匈奴的武帝来说打击无疑是很大的。最后，武帝终于查清楚所谓的“巫蛊”之祸都是江充一手制造的，武帝盛怒之下诛杀了江充的全家。
公元前89年，武帝最后一次巡游路过泰山时，在泰山的明堂向天神和大臣们检讨自己的过错。时间不长，他应大臣的请求，将所有的方士都赶走了。后来，武帝又下了罪己诏。此后，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如与民休息，任用有为的大臣，两年之后，政治和经济都有了较大的改善，汉朝又恢复了活力，这为武帝的儿子昭帝和曾孙宣帝时期的“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87年，前后在位长达54年的武帝病重，在立了刘弗陵为太子，任命几个辅佐大臣后，第二天便驾鹤西去。死后被谥为“武帝”。武帝的陵墓叫做茂陵，在今天的陕西西安附近。
尽管汉武帝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这些都无法掩盖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皇帝的光芒，他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浓重的一笔，历经千年也不曾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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