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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05年武则天病重，宰柏张柬之等人联络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发动政变，强迫武则天传帝位给唐中宗李显，恢复大唐国号。同年武则天在上阳宫中去逝，终年八十三岁。死前遗制“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并指令与葬于乾陵的高宗合葬。武则天共做了15年皇帝。
大唐复国后的帝位之争
武则天死后，唐中宗即位。中宗是个昏庸的皇帝，而他的皇后韦氏则残暴、淫荡而又野心勃勃。韦氏希望象武则天那样登临帝位，因此她和安乐公主、武氏结成同党，共同把持朝政。公元710年，韦皇后下毒谋杀了中宗李显，并封锁消息，妄图登基效法武则天。而事实上，她把朝政弄得腐败不堪，“公私俱废”、“十室九空”。这时武则天第四子唐睿宗李旦和女儿太平公主还有相当势力，是韦后专权的障碍，因此成了韦党要消灭的对象。
睿宗之子李隆基是个颇有政治眼光的人，他联合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率禁军攻入后宫，杀死了韦后、安乐公主和武氏宗族，以武力粉碎了她们的女皇梦。同时恢复了睿宗李旦的帝位，李隆基被立为太子。睿宗懦弱无能，太平公主把持朝政。太平公主势力的膨胀与李隆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太平公主想要废掉太子李隆基。公元712年，唐睿宗让位给太子，李隆基合法即位，史称唐明皇(唐玄宗)，国号开元。次年，太平公主发动政变，失败后被赐死。至此，持续近十年的帝位之争终于结束，政局也开始日趋稳定。
玄宗李隆基的身世和异相
玄宗讳隆基，是睿宗的第三子。《旧唐书》说他“性英断多艺，尤知音律，善八分书。仪范伟丽，有非常之表。”
高宗三年，被封为楚王，开府置官属，年始七岁。长大后，又改封为临淄郡王。武则天神龙元年，迁卫尉少卿，后兼潞州别驾，加银青光禄大夫。据说，潞州境内有黄龙白日升天。一次，李隆基在田野中行走，有紫云笼罩在他的头顶，从者都可以看得见。此外，在他的居所外有水池，浸溢顷余，望气者以为龙气。象这样的祥瑞之事出现了十多次。根据古人的说法，李隆基有帝王之相。
唐玄宗的开元之治
*即位之初的图强之策
二十八岁就登上皇位的玄宗，深知安定升平的政局来之不易，所以即位以后，立刻起用贤才姚崇为相。玄宗曾说：“朕委姚崇理政，大事与朕共议，小事自行决之。”群臣都认为玄宗晓得君臣之体，有大将之风。
开元四年（716）姚崇罢相以后，玄宗又重用宰相宋璟，并且求谏纳谏，革除弊政，抑制奢靡。姚崇提出了抑权幸、爱爵赏、纳谏诤、却贡献、礼大臣；宋璟则善择人才，刑赏无私，又敢于犯颜直谏。在姚、宋执政时期，赋役宽平，刑罚清省，天下富庶。此后玄宗所用诸相张嘉贞、张说、韩休及张九龄等亦堪称贤良，各有所长。正是在这些良相的辅佐下，玄宗针对当时的弊政進行了一些改革。
但是，从政治上看，开元之治不过是对贞观之治的学步而已。
具体的改革措施如下：
首先，恢复贞观时期“以宽仁为理本”的法治原则，废止武则天时期的酷吏政治和严刑峻法，禁止酷刑和滥用刑罚，将行仁义作为治理天下的第一要务。此外，玄宗还下令编撰《唐六典》，它是现存的中国最早的行政法典。该法典，共有三十五卷，历时十六年，于开元二十六年完成，它标志着唐朝政治体制正在走向完备化。
其次，裁汰冗官，整顿吏治。中宗时，韦后及安乐公主等把持政柄，又大肆卖官，以致官僚机构臃肿，造成国家开支的巨大负担。玄宗即位后，开始裁减机构和官员。比如，开元十一年，将政事堂改在中书门下，内置吏房、兵房、户房、刑礼房，增置翰林学士，选用心腹官员担任，专掌“内命”。
第三，重视农业生产，继续实行贞观时期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和轻徭薄赋政策以及相关的检括户口政策。
玄宗时，将以往均田制中的“男子16岁至20岁为中，21岁至59岁为丁，60岁以上为老”改成“18岁至22岁为中，23岁为丁”。国家每年一造计账，三年一造户籍。户口簿籍是国家推行均田和租调制度的依据。
武则天时，均田制已开始逐渐破坏，土地兼井和农民逃亡现象日益严重，721年（开元九年），玄宗派宇文融为劝农使到各地检括逃户和籍外田，经过几年的努力，共括出客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唐政府对这些客户每丁税钱一千五百，免租调徭役六年，后由各州县安插在均田土地上。这一举措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玄宗规定皇室宗亲以及功臣不得向封户讨要租调，由政府统一征收，封主向政府领取。
除此之外，玄宗还下令在河东道、关内道、河南道、河西道、陇右道、河北道、剑南道等地大兴屯田，那时全国共有军屯992屯，垦田面积在500万亩左右，令边关军区自给自足。
在关中的三辅地区，“诸王公权要之家，皆缘（郑、白）渠立硙，以害水田”，玄宗下令统统予以拆除，使“百姓大获其利”。
第四，提倡节俭。玄宗下令全国上至王公下至百姓一律不得奢靡厚葬，皇亲宠臣犯法与庶民同罪。
开元时期政治的清明与安定，使经济再度得到发展，国力蒸蒸日上，空前强大，出现了唐朝历史上又一个盛世时期：开元盛世。
不过，玄宗时期却开始压制佛教。武则天统治时期修建了很多佛寺，许多人出家为僧。中宗、睿宗时，佛教势力继续发展，全国的僧尼人数达到数十万。玄宗接受姚崇的建议，下令淘汰天下僧尼，强使还俗的有12000余人。他又下令各地不得创办佛寺，并禁止民间铸佛像和抄写佛经。这些措施都抑制了佛教的发展。
开元盛世景象
唐朝著名大诗人杜甫在诗歌《忆昔》中描绘了开元盛世景象：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从诗歌中可以一窥开元时期的富足和安定景象。史书记载，开元二十八年，即公元740年，全国在籍编户由贞观时期的300万户增至841万户、4814万人口；到754年，更增加到906.9万户、5288万人口。耕地面积也达到了八亿亩左右。公元749年，中央粮仓共储粮1245万石。据说民间藏粮也十分多，“人家粮储皆及数万”。这是农业连年丰收所带来的富庶景象。据杜佑《通典》上说，当时天下无贵物，长安和洛阳的米价每斗不过二十文，面粉每斗三十文，绢每匹二百一十文。可以说“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
农业的发展，也促進了商业的发展。不仅出现了类似后世的钱庄的柜坊，还出现了汇兑票证---飞钱。都城长安不仅是政治中心，而且是商业中心。许多外国商人来到长安、洛阳和南方的扬州、成都、广州等地進行贸易。其商业繁华程度可见一斑。
史书上记载，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全国判死刑的人只有五十九人，大理寺监狱一片冷落景象，乌鸦和麻雀竟在树上筑巢。可见，把行仁义作为治理国家的第一要务取得了类似贞观之治的效果。
此外，因为玄宗本人多才多艺，更大力提倡文化艺术。著名诗人李白、杜甫、孟浩然和王维等皆活跃于这一时期，可谓：“奇人雅仕，尽在京城。” 唐朝的文化艺术，包括诗歌、舞蹈、书法等都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颠峰。
唐玄宗由“明”趋“昏”--唐朝由盛转衰的开始
在经历了开元盛世后的唐玄宗，开始“渐肆奢欲，怠于政事”。开元之治乃是依据“贞观故事”，但玄宗不及太宗之处在于，不知“守成难”，不知“慎终如始”，一旦取得了盛世成就，便陶醉在自我满足中。加之摒弃贤臣，亲近阿谀奉承之辈，曾经的明君也逐渐变成了昏君。
*宠信奸臣
唐玄宗由“明”趋“昏”的转折点是在以开元二十二年年任用奸相李林甫为标志。
李林甫年轻时品行不佳，但因为善于钻营，先后做了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及至丞相之职。当时人人都知道李林甫口蜜腹剑、阴险狡诈，但又“巧言似忠”。唐玄宗却对此忠奸不辨，使其专权达19年之久，曾经让朝政清明的三省合议制至此形同虚设。
当了二十多年皇帝的玄宗一心只想纵欲享乐，大部分时间沉醉于与绝代佳人贵妃杨玉环的游乐中。李林甫则一味迎合上意，排除异己，使玄宗由骄纵而昏庸。有此皇帝，有此宰相，唐朝焉能不走向衰落？
*沉迷声色享乐
玄宗在位日久，渐以声色为娱，天宝二年后宠幸杨贵妃后，更是疏于朝政。杨贵妃名叫杨玉环，其祖上为隋朝名臣。她原为玄宗之子寿王李瑁的妃子，玄宗与其一见钟情。玄宗为了得到杨玉环，将其先赐为道士，道号太真。一年后，被玄宗纳为太真妃子，后又被册封为贵妃。唐朝诗人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描绘了杨贵妃的美貌和玄宗对其的情感。“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从诗中可见，沉于情感中的唐玄宗已经将国家大事置于脑后，受奸臣的蒙蔽也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虽然杨贵妃并不干涉朝政，但其远房堂兄杨国忠在李林甫死后成为了又一个专权的朝臣。他在当宰相后，一个人身兼四十多个职位。杨国忠为人强辩而轻躁，专擅朝政，“公卿以下，颐指气使，莫不震慑”。他一方面迎合玄宗，一方面拼命搜刮老百姓，致使朝政比李林甫在位之时更加败坏。《国史概要》中说，李林甫是“养成天下之乱”，而杨国忠则是“终成其乱”。李林甫和杨国忠的先后专权以及对百姓的搜刮和对天下财富的聚敛，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了伏笔。
*无度开边
此外，玄宗自以为国力雄厚、军队强盛，因此十分热衷于开边，对吐蕃、南诏、契丹不断发动战争，不仅恶化了民族关系，而且财政上也用度不足，故而又任用王等聚敛之臣，对人民加紧搜括；同时大量扩充边军军备，导致了军事布局上的外重内轻。由于府兵制的崩溃，开元十一年实行募兵制。这种雇佣兵，由政府提供粮饷，因此军费成为一项重要负担。开元初军费二百万贯，开元末军费增至一千万贯，天宝末年军费增至一千五百万贯。曾经的“盛世”怎么经得起这样频繁的折腾？
开元年间，边境共设十个节度使，他们不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政权、军权、财权集于一身，形成了半割据的势力。玄宗期间边境驻军占全国总兵力的85%以上。
随着唐朝朝政的腐败，唐朝在西域的威信一落千丈，边境危机日趋加重。为了应付边境危机，朝廷更加仰赖节度使。这种状况使节度使骄横跋扈，自然对中央政府的离心力日渐增大。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就是边境的节度使作乱，唐朝从此开始由盛转衰。
前文业已讲过，玄宗后期，边镇的军事力量不断扩大，使唐的军事形势由原来的“内重外轻”逐渐变成“外重内轻”，这个变化一方面是由于唐玄宗穷兵黩武，喜欢开边；另一方面则与府兵制度的瓦解也有密切的关联。
府兵制度是唐初开始实行的兵役制度。府兵必须自备兵甲衣粮，所以对于百姓来说，服兵役是一项极其沉重的负担。在均田制推行较好时，农民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这种兵制还能勉强维持。后来均田制逐渐解体，农民便无法负担沉重的兵役。这是造成府兵制破坏的主要原因。此外，服役的士兵年限长，而且常受虐待，这样就使人们视兵役为畏途。府兵的兵源渐渐枯竭了。到749年（天宝八年），唐政府不得不下令停止对府兵的征发，实际上宣布废除了府兵制度。
代替府兵制的是募兵制。征募来的士兵的武器和衣粮都由政府发给，他们长期服兵役，属于雇佣性质的职业兵。这样唐政府在军事方面的支出日益增大。
另一方面，由于唐玄宗追求开边，因此不断增加边镇节度使的军备，而节度使的权力也不断扩大。开元年间，边境的十个节度使不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而且 “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政权、军权、财权集于一身，形成了半割据的势力。玄宗期间边境驻军占全国总兵力的85%以上。
随着唐朝朝政的腐败，唐朝在西域的威信也一落千丈，边境危机日趋加重。为了应付边境危机，朝廷更加仰赖节度使。这种状况使节度使骄横跋扈，自然对中央政府的离心力日渐增大，乃至公然反叛。公元755年，节度使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叛乱拉开了唐王朝走向衰落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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