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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在隋制和高祖制定的措施的基础上，進一步强化了王朝的制度建设，其合理性和高效性堪为后世榜样。主要体现在：
第一，建立了相对高效的官僚机构。继承隋制，中央设三省六部，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全国军政大权集中在三省，皇帝颁布政令，需要通过中书省和门下省付署才算合法。国家的大政方针，先由中书省研究，作出决定；再由门下省审核，如有差错，可以驳回；尚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具体执行中书省和门下省通过的政令。中央政府设立政事堂，作为宰相的议事机构。一切重大事务，包括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都要由政事堂会议讨论，经皇帝批准后颁行。三省的首长，即中书省的中书令、门下省的侍中，尚书省的左右仆射，都是首长，以后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其他官员也是宰相，他们都带有参知机务等头衔，所以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宰相多至一二十人。
这种中央官制的特点是：宰相的权力较大，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君主的专权；而同时宰相是政事堂集体议事，三省又相互牵制，又避免了个别宰相的专权。
唐太宗又设立了监察机关御史台，长官是御史大夫，监察内外百官军民。御史台与刑部（司法行政机构）、大理寺（最高审判机构）合称三司。每遇重大案件，三司主事会会同审理，称“三司推事”，也就是后世王朝“三法司”会审的前身。
地方行政机构也沿袭隋制，分州县两级，全国共三百余州，一千五百余县。唐太宗时，还将全国分成十个监察区，即十道。皇帝派观察使不定期的视察道内各州县的情况。
第二，完善了官员选拔制度。贞观元年，唐太宗“盛开选举”，此后又通过考试选取才士。太宗时常举科目是明经与進士两科。明经科主要考帖经、经义和时务策；進士科主要考时务策和经义。贞观晚年太宗扩大了進士科，提高了進士的進身之阶。士子考取進士后，还需要由吏部复试，复试合格，才可入仕。
科举考试的发展，为才士开辟了入仕的途径。它原则上规定，除了宫户等贱民阶层，一般平民都可以参加考试，这彻底打破了魏晋以来的门阀政治局面。尽管当时科举考试仍然讲究门第，但随着考试制度推行日久，平民子弟，也可十年寒窗，金榜及第。
第三，完善了教育制度。唐太宗十分重视学校的建设，在他的重视下，学校教育制度逐渐完善。全国的最高学府是国子监，下设六种学校：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前三种学校接纳三品、五品、七品以上的官僚子弟入学；后三种学校接纳八品以下的官吏子弟和平民子弟。此外还有弘文馆、崇文馆，专门招收皇亲国戚和高级官员子弟入学。地方上则有州县学。
各级学校都以儒家经典作为必读书目，学习优异者，送往吏部参加科举考试。
贞观时期的教育发展，杜佑在《通典》中如此描述道：“贞观五年，太宗数幸国学，遂增筑学舍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亦增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一员。其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无何高句丽、白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入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
第四，完善了宽简的法律。高祖时，鉴于隋炀帝法烦严苛导致的严重后果，开始制定新法，并于624年颁布了以宽简为原则的《武德律》。唐太宗即位后，采纳了魏征的建议，确立了宽仁、慎刑的宗旨，并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修订法律，于贞观十年，即公元637年正式公布《唐律》五百条，基本内容有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杂律、捕亡、断狱等。
唐高宗时，由长孙无忌领衔，对《唐律》条文加以注疏，编成《唐律疏议》十二篇三十卷，对当时高句丽、日本、安南等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是此后的宋、明各朝法典的范本。此书今存，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法典。
第五，改革了府兵制。隋唐都沿袭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度，但唐朝又有所改革。唐代府兵的中央领导机构主要是十二卫，一小部分归东宫六率。府兵的基本单位是设在各地的折冲府。由折冲都尉和果毅都尉统领。折冲府下有团，每团200人；团下有旅，每旅100人；旅下有队，每队50人；队下有火，每火10人。折冲府有上、中、下三等，上府6团，领卫士1200人；中府5团，领卫士1000人；下府4团，领卫士800人。全国设置的折冲府最多时达634个，总兵力68万人。
府兵的来源，是由军府所在地从“六品以下子孙及白丁无职役者”中挑选，每三年选拔一次。府兵从21岁服役，60岁免役，服役期间免本身租调。府兵经常性的任务，是轮班到京城宿卫，叫做“番上”，有时也到其它地方出征和戍防。除外出执行任务时期外，府兵不脱离自己的乡土和农业生产，只有冬季集中進行军事训练，实行所谓兵农合一制。
唐代的府兵制贯彻着加强中央集权的原则。当时关中的兵力最集中，拥兵26万，约占唐朝兵力的 40%左右。府兵的调遣由中央兵部牢牢掌握，地方官乃至中央十二卫都没有调兵的权力。战时，中央从各地调集军队，高级将领都是临时委派，战争结束后，“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有利于防止将帅的专兵跋扈。
唐太宗在文化方面采取的措施
唐太宗注十分注重编修书籍和历史。他命令搜求民间死去学者的遗书。隋末，在洛阳的隋代藏书剩余的只有一万四千部，约九万卷，但到太宗成立弘文馆后，藏书达到二十多万卷。太宗认为南北朝时期经学分为南北两学，经学纷云，于是令孔颖达加以整理，颁为《五经定本》，是为《五经正义》的稿本，为科举考试提供了范本。
在史学方面，太宗下令成立了国史馆，编选南北朝及隋朝历史，一方面以示唐室正统，另一方面从中汲取历史教训。此外，他还募集名儒出任学官。因此，京师一时儒者云集，人才辈出，为大唐培养出无数国家栋梁。
唐太宗十分重视佛法的宏扬，他大力支持唐僧玄奘的取经、译经活动，并在洛阳亲自与其会面倾谈。这使佛教在唐中期达到了其鼎盛时期。
唐太宗的辉煌武功
贞观年间，唐太宗不仅在国内取得了太平盛世的局面，而且其天威直贯东南亚大片地域。他经略四夷，降东突厥，平薛延陀，征高丽，服吐蕃，平回纥。其武功彪炳，使唐之国威播于四方，远超秦汉。因为他罕世的辉煌武功，四方各地的族长、酋长、大汗、国王等共称太宗为“天可汗”，即“天下大帝”。（西北各族称其君主曰可汗）
*平定突厥和薛延陀 爱之如一
早在玄武门之变后，突厥颉利可汗就乘唐朝内乱，大举入侵。太宗派遣尉迟敬德出战，大败突厥。不久，颉利再次入侵，到达渭水便桥，并遣使臣到长安示威。太宗于是亲率六骑到渭水，与颉利隔河相会，数颉利背弃盟约，这时唐朝大军亦陆续到达。颉利见唐军强盛，认为无隙可乘，于是与太宗议和，随即北归，这就是“便桥会盟”。
贞观四年（630）三月，唐将李靖、李绩大败突厥，俘获了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唐朝的版图扩大到了今天的贝加尔湖以北，原属突厥的部落有的北附薛延陀，有的西奔西域，其余投降唐朝的尚有十多万人。
如何处理这十多万突厥降众，唐太宗召集朝臣商议。大多数朝臣认为，北方的游牧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地区的严重边患，今天有幸将其灭亡，应该将他们全部迁到黄河以南的内地居住，打乱他们原来的部落组织和结构，分散杂居在各个州县，引导他们耕种纺织。这样，就可以使原来桀骜不驯的游牧民族变成易于制服的内地居民，使塞北之地永远空虚。亦有人提出，少数民族弱则请服，强则叛乱，向来如此。应该将他们驱赶到草原之上，不可留居内地，以绝心腹之患。
只有中书令温彦博力排众议，主张将突厥降众迁居到水草丰美的河套地区居住，保全他们的原有部落，顺从他们的生活习俗，这样既可以充实空虚之地，又可以加强北边的边防力量。最后，他指出：“天子对万事万物，应该像天覆地载一样，无有遗漏。今天突厥在穷困潦倒之时归降于我，能将他们拒之于外而不予接受吗？”唐太宗十分赞成温彦博的建议，并补充说：“自古以来都是贵中华而贱夷狄，只有我对他们都是爱之如一的！”于是，太宗在河套地区设立了定襄和云中两个都督府，统领突厥降众。对于愿意归附的各级酋长，都拜为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的少数族官员就有一百多人，几乎占到了全部朝臣的一半左右，相继迁入长安居住的有将近万家。
唐太宗的这个政策，很快得到了周边很多民族的拥护和爱戴，他们纷纷将唐太宗尊为“天可汗”，敬若神明。
东突厥灭亡后，漠北薛延陀继续居于该地。644年，唐太宗趁薛延陀汗国发生内乱出兵，其战败而降唐。自此，唐朝北部边患暂时解除。
史书记载，当李靖消灭东突厥的消息传入京城时，太宗禁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说道：“当年太上皇为了百姓，向突厥屈服称臣。那时朕痛心疾首，誓灭突厥于有生之年。如今只劳一军出征，便生擒其首领入京，尽洗当年大唐耻辱。”所有大臣不禁高呼“万岁！”
东突厥亡后，唐政府在东起幽州、西至灵州（宁夏灵武县西南）一带，设置了顺、祐、长、化四个都督府，以安置内附的十多万突厥人。唐政府又把颉利可汗所统辖的今内蒙古地区，东面置定襄都督府，西面置云中都督府，下面设六个州，任用原来的突厥酋长为刺史，来管理当地的突厥部落。当时，突厥人迁居长安的近万家，突厥贵族被唐朝任命为将军、中郎将等五品以上官吏的达百余人。
*平定西域之战
平定突厥之后，太宗继续经营西域，先后多次用兵。贞观八年（634），吐谷浑寇边，太宗派李靖、侯君集、王道宗等出击，次年吐谷浑伏允可汗逃入沙漠，后为国人所杀，太宗另立吐谷浑国王。
贞观十三年（639），太宗以高昌王曲文泰西域朝贡，遂命侯君集、薛万彻等率兵伐高昌。次年，高昌王病死，其子智盛继位，投降唐朝。太宗于是在高昌首府交河城置安西都护府，西域各国皆到长安朝贡。
*征服高丽之战
贞观十九年（645）二月，唐太宗以高丽执政泉盖苏文弒主虐民为由，亲率六军，从洛阳北進，率兵攻打高丽。但东渡辽水以后，由于遭到高丽的顽强抵抗，唐军在安巿城（今辽宁海城南营城子）久攻不克，加之气候转冷，草枯水冻，粮草不继，兵马难以久留，只得下诏班师。
与吐蕃和亲
西藏高原原来的居民称孟族。战国以后，有些羌族部落，如发羌、迷唐等部，逐渐迁移到今西藏地区。他们和当地人民相融合，繁衍发展，形成了吐蕃族。
建立吐蕃王朝的是活动在雅隆河谷的牦牛部，统一牦牛部各部落的叫弃聂弃赞普。“赞普”是雄强丈夫的意思，以后成了吐蕃君长的尊称。从弃聂弃开始，吐蕃确立了酋长世袭制度，第八世赞普布袋巩甲以后，吐蕃社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629 年，年仅十三岁的松赞干布继赞普位，他削平了叛乱，统一了西藏。松赞干布还進行了多方面的改革。他迁都到逻些（拉萨），从此逻些成为西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他参照唐朝的中央官制和府兵制度，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军事制度。为了适应经济和政治的需要，松赞干布时开始采用历法，规定统一的度量衡，依据于田、天竺等文字创造了吐蕃文（以后发展成今天的藏文），又制定了残酷的法律。
贞观十五年（641）正月，唐太宗在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多次请求下，答应将文成公主嫁给他，并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公主入藏。松赞干布闻讯大喜，亲自从首都逻些来到河源（今青海鄂陵湖西），以子婿之礼接见李道宗。他看到中国的华丽服装和壮观的仪仗，十分羡慕。从此，吐蕃和唐朝结为甥舅关系，相互学习，友好相处。
文成公主進藏时，带去了大量物品，有锦帛珠宝、生活用品、医疗器械、生产工具、蔬菜种子，还有经史、诗文、工艺、医药、历法等书籍。唐高宗时，吐蕃又从内地引進了蚕种，唐朝并派酿酒、制碾碓、造纸墨的工匠到吐蕃传授技艺。她带去的中原乐队丰富了藏族的音乐。
文成公主信奉佛教，当时唐朝佛教鼎盛，而西藏无佛。她带去了佛塔、佛经和佛像，并建大昭寺来供奉。她与松赞干布亲手在庙门栽插柳技，这就是“唐柳”的由来。著名的“甥舅同盟碑”(也称“长庆会盟碑”)就立在“唐柳”旁。
松赞干布十分敬重贤淑多才的文成公主，他脱掉毡裘改穿绢绮，并多次派贵族子弟到长安学习。
在吐蕃的四十年间，文成公主不断付出，为汉藏两族的友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文成公主于公元680年逝世，极受藏人爱戴的她被称为阿姐甲莎（即“汉族阿姐”之意）。唐朝诗人陈陶《陇西行》诗曰：“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
太宗对周邻各族恩威并施，除用武力征服强敌外，也注意缓和民族矛盾，如益都大都督奏请出兵平僚人之叛，太宗不许。
还有一年，突厥遭遇大雪，羊马死亡甚多，民饥畜瘦，群臣劝太宗借机進攻突厥。太宗说，“我和人家刚结盟就背弃盟约，这是不守信用；在人家遭灾的时候牟取好处，这是不仁爱；乘人家在危难的时候取得胜利，也不是正当的武装行动。即使突厥各个部落都叛乱了，牲畜一只不剩，我也不進攻，一定待到他有罪了，我再讨伐它”。
因此四夷宾服，诸国来朝。
当然，太宗取得的辉煌的武功，离不开秦叔宝、尉迟敬德、程咬金等大将，他们都是多次与太宗出生入死。但能够使大唐威震四海的英雄还有两位天稀大将：一个是李靖，一个是李绩。
贞观十一年，太宗对大臣们说：“隋炀帝不识用人，屡修长城以御突厥。朕委任李绩镇守并洲，突厥怕他而逃，边境安然，又何必劳民修城？”这足以说明唐太宗知人善用。
唐太宗与天象警示
太宗深信，星变日异乃是上天对人们的一些启示。地荒天灾即上天谴责，君主需检讨改过，否则国家灭亡。呈祥瑞事即上天嘉许，福佑降世，国祚绵长。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八月二十三日，南方上空被一颗长达六丈的彗星划破，历百余日方散。彗星在古代乃不祥之物，太宗询问大臣：“朕有不德，政有亏失才会出现彗星，众卿家认为如何？”
大臣虞世南答道：“从前，齐景公见彗星，大惧而立修德，十六天后彗星即没。皇上只要别因功高而傲矜，勿以太平渐久而骄逸，若能始终如一，不必忧心彗星一事。”
太宗深表赞同，说道：“秦始皇平定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国速亡矣。感谢上天对朕与大唐之警惕，朕承认是颇有自矜之心，是朕之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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