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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清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和圣祖康熙大帝后，清朝再次出现了一位留名青史的皇帝：高宗乾隆。他是雍正的第四子，在位60年，退位后又当了三年太上皇，终年89岁。可以说，乾隆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享年最高的皇帝，也是实际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在其统治期间，乾隆在康熙和雍正王朝发展的基础上，使清朝达到了强盛的顶峰，在文治武功方面也颇有建树，称得上是一位有为之君。而且，乾隆皇帝是继远古尧舜实行禅让制后，第一个在有生和在位之年提出“禅让”的皇帝，虽然只是形式上的。
关于乾隆帝的预言和其身世
唐朝高僧黄檗在《禅师诗》第四首中预言了乾隆的在位时间和功绩。诗中写道：“ 乾卦占来景运隆，一般六甲子孙同。外攘初度筹边策，内禅无渐太古风”。“乾卦占来景运隆”一句首尾两个字暗含乾隆二字，“ 一般六甲子孙同”玉石乾隆在位时间和祖父康熙大帝都是六十年左右；“ 外攘初度筹边策”暗指乾隆平定边疆的武功；“内禅无渐太古风”，预言乾隆将仿效古人实行禅位。
乾隆帝弘历，世宗第四子，母孝圣宪皇后，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十三日生于雍亲王府邸。不过，关于乾隆皇帝的出生地和其生母，史学家一直存在争议。但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乾隆确是雍正皇帝的亲生儿子，而非野史中传言的那样是汉人的子孙。
乾隆还是孩子时，就是“隆准颀身”，赢得了康熙帝的锺爱，而令其在宫中读书，老师是庶吉士福敏，弘历聪明过人，过目成诵。此后，又跟着贝勒允禧学习骑射，跟庄亲王允禄学习火器。一次，在木兰围场狩猎，刚要射熊时，熊突起，弘历镇定自若。康熙帝御枪殪熊。其后，康熙对温惠皇太妃道：“是命贵重，福将过予。”
雍正元年八月，世宗在乾清宫写下密诏，藏于世祖所书的正大光明扁额上，由弘历继承皇位。雍正驾崩后，乾隆正式登基。
乾隆帝的文治武功
乾隆即位之初，实行宽猛互济的政策，既有其祖父康熙帝的宽仁，也有其父亲的严苛。他继续采取务实的政策，重视农桑，停止捐纳；为保护百姓，在浙江修砌海塘，同时继续平定边疆的一系列叛乱。根据统计，乾隆十年，三十五年，四十三年，五十五年和嘉庆元年，乾隆下诏先后五次减免全国一年的钱粮，三次减免江南的漕粮，共计2万万两。其减免钱粮次数之多，地域之广，数量之大，效果之好，前所未有。同时说明乾隆时期天下的富庶。此外，乾隆帝向慕风雅，除了自己喜好诗词、丹青外，还在文化方面多有提倡。其在文治方面值得称道的成就主要有：
一、主持编纂《四库全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 36304册，其卷数是《永乐大典》的三倍。《四库全书》是对古代书籍的一次整理，修补，使得许多书籍在遭受后来诸多的天灾人祸后得以保存下来，让今天的人们在温习某些书籍的过程中，体察古人的智慧。它同时也方便了读书人的阅读和文化的传播。在编纂的过程中，乾隆曾下令毁书约3000多种，共6万多部。也许，上苍正是借乾隆皇帝之手，将历史的某些真实掩盖，让后人陷入更深的迷中；也许，上苍通过这人间的举动，让后人能够有所警醒。
二、主持编修了其它典籍，如《满文大藏经》，《八旗通志》，《满文老档》，《国朝宫史》等，在文学和史学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兴建皇家园林。清朝的许多皇家园林和建筑都是在乾隆朝兴建或开始兴建的，比如颐和园，圆明园，香山，避暑山庄等。这些建筑有的经过后代皇帝的翻修，有的已经被毁，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无不体现出了清代园林文化的辉煌。
在武功方面，乾隆帝同样值得称道的有：
一、统一了整个新疆地区。乾隆时期，先后两次派兵平定了新疆准噶尔的叛乱，并使土尔扈特部回归，统一了整个新疆。此后，清政府在喀什噶尔等地设置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及劣谟大臣；乾隆还设置了伊犁将军，实行军府制，修筑城堡，驻扎军队，巡查边界；并移民屯边，加强了对西域的管理。
二、進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康熙和雍正时期的西藏，达赖（驻拉萨）和班禅（驻扎什伦布）掌政令，行教化，同为政教僧俗领袖。而乾隆时期在两次打败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尼泊尔）后，乾隆于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颁布了《钦定西藏章程》中，规定“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其地位“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各级地方官员及管事喇嘛，都归驻藏大臣管辖，“事无大小，均应禀命驻藏大臣办理”；他们的任命，也“统归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选，分别奏补拣放”；达赖、班禅以及其他呼图克图“灵童”转世时的“金本巴瓶掣签”仪式，也要在驻藏大臣的监视下進行。即把呈报出世的“灵童”指出数名，由驻藏大臣将其姓名、生年月日，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上，放進皇帝颁发的金本巴瓶内，诵经七日，届时，驻藏大臣亲临监视抽签，然后再呈请中央政府批准，方为有效。其它如审查财政收支、主持对外事务、春秋巡视国境等，也都由驻藏大臣经管。此外还整顿西藏地方军队组织，加强防务，铸造西藏地方银币。通过这些措施，西藏“事权始归一”。标志着中央政府开始对西藏实行全面的管辖。
乾隆时期的盛世景象
乾隆时期，百姓安居乐业，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非常快，主要表现在荒地的大量开垦和耕地面积的扩大。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全国耕地面积突破了明代最高耕地统计数字，达到851万顷；到1725年（雍正三年），达到890万顷。而乾隆时期则大大超过了这一数字。
此外，南方双季水稻种植的推广以及番薯和玉米的引進和推广，使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大幅度提高，如稻米生产，在江浙、湖广、四川、福建等省的膏腴之区，一般都亩产两三石，多者可以达到五六石，甚至六七石。这進一步导致了人口的快速增长。1711年（康熙五十年），人口为2462万。这只是丁数，不是人口总数。乾隆以后，统计方法变了，总括大小男妇数。1741年（乾隆六年），全国人口总数为1亿4300多万；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又增加到3亿100多万。人口的大量增加，一方面表明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同时，也给社会造成了巨大压力。
另一方面，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有明显的增加。桑、茶叶、棉花、甘蔗、烟草等都成为当时非常重要的商品化农作物。如棉花，在明末基本普及的基础上，种植更加盛行。不仅江苏、浙江、湖北、河南、山东、河北等省都是著名的棉产区，而且东北也成为重要的棉花产地。在浙江、江苏、广东的一些地区，农民都大量种植桑树。特别是浙江省，“蚕桑之利甲天下”，其中有一些地区，“尺寸之堤，必树之桑”。所获之利，比种稻往往多出四五倍，甚至十余倍。甘蔗的种植在广东、福建、台湾等地也十分普遍。广东一些地方种植的“白紫二蔗，动连千顷”。台湾更是“蔗田万顷碧萋萋”。烟叶的种植也已推广到全国各地。在“江南、山东、直隶，上腴之地，无不种烟。
手工业生产在康熙中期以后，才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而乾隆时期的手工业发展得更为迅速。
比如在清代手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丝织业的主要产地是：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发展十分迅速。如江宁的织机在乾、嘉时达到三万余张，而且比过去有许多改進，“织缎之机，名目百余”，所产丝织品畅销全国。而棉织业在江南一些地区也日益发达。棉纺织工具有显著改進。如上海的纺纱脚车，可“一手三纱，以足运轮（名脚车），人劳而工敏”。织布机也有一些改進和革新。当时的棉布生产，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贾多以此起家”。苏州的“益美字号”，因大家誉其“布美，用者竞市”，“一年消布，约以百万匹”，结果“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也”。苏布“名称四方”，可见信誉之广。无锡也盛产棉布，乾隆时，“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一岁所交易，不下数十百万”，有“布码头”之称。
在制瓷业方面，江西景德镇仍是全国的最大中心。乾隆时，不仅官窑众多，而且“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据统计，乾隆时全国著名陶瓷品产地共有四十余处，遍布各地。如直隶武清、山东临清、江苏宜兴、福建德化、广东潮州等地的窑场，都有很大的规模，所产瓷器色彩鲜艳，精美异常。
在台湾、福建、广东、四川等地，制糖业都很发达。康熙至乾隆时期，台湾的种蔗制糖极盛，内销京津及江浙各省，外运南及吕宋，东至日本等国。广东的蔗糖也贩运四方。
矿冶业在乾隆时期也发展到鼎盛，云南全省开办的铜厂有三百多处。其中有官督商办的大厂，也有私营的小厂。1740年（乾隆五年）至1811年（嘉庆十六年）间，云南铜矿的最高年产量达到1467万余斤。乾隆时，贵州铅矿年产黑铅也达到1400多万斤。此外，广东的铁冶规模也很大。广东佛山镇的铁器制造业也很发达。
农业和手工业的繁荣，自然也促進了商业的繁荣。当时中国的各种商品行销海内外，四方流通联系十分密切。中国出口的货物有茶叶、陶瓷器、生丝、绸缎、棉布、纸张、纸伞、干果、线香、烟草、铁锅、家具、糖、人参、牛马、谷物、豆、羊肉、麦粉等，而進口的商品多为毛织品、五金、玻璃、珊瑚、玳瑁和各种香料、海味等奢侈品。在嘉庆以前，中国在国际贸易上始终保持着出超的地位。
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也更加繁荣。北京、南京、苏州、杭州、扬州等著名大城市都很繁华。如苏州“五方杂处，人烟稠密，贸易之盛，甲于天下”，“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其它繁荣的都市还有天津、济南、开封、太原、广州、厦门等地。此外，一些中小市镇也发展起来。如湖北的汉口镇，“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商业往来，以“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而各省会馆亦多”。
商业的发展，导致一些财力雄厚的富商的出现。如山西的票号，两淮的盐商，广东的行商和各地的粮商、布商等，资财都达到数十万至数百万两。可以说，乾隆时期使康熙盛世发展到了顶峰，是故史家将其合称为“康乾盛世” 。而历史发展到现在的中国，在世界上仍然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
文字狱和文化专制
清朝在康、雍、乾三朝，一方面在经济上飞速发展，一方面在文化上实行专制政策，尤其是雍、乾时期，曾连续大兴文字狱。对一切文字著述，只要清朝统治者认为触犯了君权，或者有碍于自己的统治，便被目为“狂吠”、“矣谒”、“悖逆”，必兴起大狱，置之重典，往往一案株连数百人。
如1728年（雍正六年）吕留良之狱。浙江吕留良所著诗文和日记，其中有激烈的夷夏之防等言论。吕留良早死，湖南曾静与弟子张熙，因受其思想影响，列举了雍正皇帝九条罪状，劝四川总督岳钟琪起来反清。结果岳奏闻朝廷，将吕留良家属、师徒，以及其他与此事件有关的人员，一律治罪。主要人物死者戮尸，活者斩首，受牵连者或杀或流，或发配为奴，轻者亦受杖责。乾隆时期的文网更加严密，即使是那些曾经受过皇帝嘉许的人，只要被认为稍有“不安分”的表现，也会横遭杀头之祸。乾隆时期的文字狱，多达50多起。
上述政策为后世中国的统治者起了极为不好的示范作用。文化专制导致社会自由思想的萎缩，对于社会风气也产生了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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