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当农民的日子
- 插队落户生活1969-1974
前言
对我们陈氏家属中青年人来说，可能只知道你们的小舅/小舅公住在美国，是个美国公民，也是个电子工程师，住在大房子里，经常来回美国与上海，生活过得蛮潇洒，但可能你们不知道你们的小舅/小舅公曾经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农民，一个种过六年田的农民！这是怎么回事呢？那还得从头说起。
那是发生在近四十年以前的事。当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种种原因，大学连年没有招生，而城市里又无法安置大量中学毕业生到本地的工厂工作；另一方面，出于政治考量，中学毕业生也属于年轻的“知识分子”，有必要接受工人农民的“再教育”。所以，政府除了安排一部分学生在本地的工厂外，其他绝大部分中学毕业生都被“动员”到农村去，这就是“插队落户”。 当时，最小的初中毕业生才14-15岁，连自己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甚至连“知识”都没有学到，也稀里糊涂被当作“知识分子”，送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现在看来，非常可笑吧！“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是一场涉及面非常广泛的运动，大约有近三千万中学生被送到农村，按当时三亿城市户口来算，近十分之一的人口（学生）被送到农村。
而我选择“插队落户”是因为我根本没有选择，不走不行。一是里弄，学校时常来“动员”，有时还带有胁迫成分；二是我找不出适当的理由，身体也还不错；三是母亲顶不住，因当时父亲失踪（自杀）不久，还没有结论，家中“名声”更差。母亲在惶惶不安中过日子，她的精神状态比以前更差，受不了大的刺激，尤其怕与里弄干部，政府人员打交道。为了顾全母亲的身体，我无奈地走上了长达近6年的插队落户生活。
我的回忆读起来可能有点杂乱无章，因为我是想到那里就写到那里，基本上没有连贯性，我只是把我的体会，我的经历与大家分享。还有，我的文采很差，望谅解。
目录
第一章 离别上海到农村
第二章 插队落户劳动生活篇
第三章
为农民服务篇
改进公社有线广播
第一章 离别上海到农村
别了，上海
从我无奈报名插队落户到出发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切都办得十分顺利，可是当我走进派出所去转换户口时，我变得犹豫不决，因为我明确地知道，一旦我的户口迁出上海市，就有可能永远迁不回来了。我热爱这个城市，它留给我太多的记忆，我问自己，我真的愿意离开它吗？好几次我已走进了派出所，还是转了回来，直到限期的最后一刻，我才不得已再次跨进派出所的大门。当我看到户口本上我的名字下“注销”两字时，我的手在发抖，我知道我已经无法改变这一事实了。好几天我的情绪一直很低落。。。
说实话，我不担心我独立生活的能力，因为在读初高中时我有过多次农村劳动的经验，还有几个月外出“大串连”的经历，我相信自己会打理好生活的。（注：“大串连”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特有的学生行为。当时，为了让大，中学生更快地了解文化大革命发展的情况，政府鼓励学生到全国各地的学校学习文革经验。“革命”学生可以免费坐火车到各地去“串连”，吃，住也是免费。我也利用了这个机会，到全国各地免费游山玩水了一番。）其实，我真正担心的是我今后前途。因为我的“出身”不好，如有回城的机会，一定是排在最后，我该如何才能早一点“上调”，早一点回上海呢？结论是，我必须要比别人表现好，要有他人没有的知识/能力/长处，所以我不单要巩固现有的知识，还一定要多读书，多学其它的知识。有了这个方向，我就开始整理我的书籍，找出了100多本有用的书，我决定不管有多重，也要把这批书带到农村去，我做到了。
与此同时，母亲也在默默地帮我整理农村需要的物品。她给了我家中唯一的大“樟木箱”，也是家中唯一没有被抄走的樟木箱。那是一只巨大的箱子（120公分宽，60公分深，60公分高）。母亲说，农村比较潮湿，樟木箱可以防潮，防蛀，衣服，书籍放在里面比较保险。母亲又拿出一条毛皮毯子，再三嘱咐我要垫在床下，既可以保暖，又可以防潮，这样就不容易得关节炎。我深深地体会到，这就是母爱！
时间飞快，转眼就到了出发的日子。记得那一天上海下起了大雪，天特别的冷。母亲为我做了最后一顿饭，还有几样我最爱吃的小菜，可是我吃在口中全然无味。母亲叫我多吃一点，可我怎么也吃不下，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感。我站在窗前，看着天井中慢慢积起的白雪，情不自禁地叫道“雪好大哦！”，我的语气中流露出一种留恋而不愿离去的态度。母亲看了我许久，眼中含着泪水，无可奈何的对我说：“小弟啊，没有办法的，就是‘下铁’也是要走的！”。我牢牢地记着母亲说的这句话，这不是母亲对儿子的无情，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对青年学生的无情，只不过由母亲把它直直地说了出来！试想，天下有哪一位母亲会把她唯一相依为命的儿子送到千里之外的农村呢？母亲实在是被文化大革命搞怕了，被抄家抄怕了。离别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我紧紧地拥抱了母亲，没有眼泪，我最后深深地看了母亲一眼，转身走出了18号。没有任何人来送我，我自己坐上了电车去了我们集合的地方，再与同学们一起去了火车站。从火车启动的那一刹那起，我领悟到，我即将要离开这个生我养我二十多年的地方，我已不是一个上海人，我的身份是安徽农民，是社会地位最低的农民。我的心在流血，在隐隐作痛，我暗暗地流下了眼泪。。。
安徽，到了
从上海出发，火车开开停停走了大半夜，大约在凌晨时到达了“滁县”（南京的下一站，这是一个“地委”级的小城市）。火车没有停在正式的站台上，而是停在离站台近500米的地方。我们拿着手提行李蜂拥地下了火车，只见外面一片雪白，有5，6寸厚的积雪，又有不小的风，我冷得直打哆嗦。没有月光，天有一点濛濛亮。只见雪地中站满了知识青年和当地来接学生的农民干部，少说也有一，二千人。有人在那儿指挥，一会儿叫我们朝前走，一会儿又叫我们朝后走，反正我们随着大流走，忙忙碌碌，来来回回地走了好长一段路，来到了“滁县”汽车站。又等了好长的时间，最后我们总算被带到了一辆汽车边，看上去是军用卡车，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行李（大箱子）。我们上了汽车不久，车就开动了。黑压压的一溜车队在濛濛的黑色中出发了，它朝着我们插队落户的最终目的地，来安县，大余郢公社进发。我们的公社离开“滁县”有50-60公里，而且大部分都是山路，“公路”又小又窄，又是在晚上，不太好走。车队摇摇晃晃走了几个小时，终于到了目的地，大余郢公社。
我拉开车窗布，只见公路上，公路边人山人海，还听到欢迎的锣鼓声。由于是“敞蓬车”，四面通风，几个小时下来，我们都冻僵了，行动变得很慢。没等我们完全下车，当地接待的农民干部都已围了上来，有和我们说欢迎的，有给我们送水的，也有拿着当地的“干粮”（山芋干片）给我们吃的，把我们当作“外宾”一样对待。他们的热情冲走了我全身的疲惫，使我心中感到一阵阵温暖。我终于来到了农村，来到了接受“再教育”的地方，我要好好努力地工作，向贫下中农学习，争取早日返城，那时候，我的想法就是如此单纯。
我和三位同班同学被分配到离公社很近的一个名叫“上冯郢”的生产队，村庄里大部分小伙子，姑娘们都到公社所在地来迎接我们，他们十分热忱，也十分友好，前呼后拥地帮我们拿行李，扛箱子。最瞩目的要属于我的那只特大号的“樟木箱”，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好的箱子。由于箱内放了很多书籍，所以箱子显得特别重，他们三三两两地在嘀咕，里面到底装着什么东西，这么沉？有人说是吃的粮食，又有人说是高级衣服，也有人说箱子的主人一定很有钱，因为地主老财家才有这么高级漂亮的箱子。。。大家一路上说说笑笑，没多久就到了我们插队落户的村庄。这是一个只有三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一百多口人，有几百亩地，其中一半是在山坡间，由零星小块地组成。村子中没有一间瓦房，全是用泥土为墙的草房。几乎每一个人都穿着很旧的，打着补丁的衣服。可见这个地方是相当地穷困。后来听人们说，“来安县”是全省有名的穷县之一，外号叫“破猪圈”，可以与全省最穷的“凤阳县”齐名，难怪这里的人这么贫困。
第二章 插队落户劳动生活篇
我们的新家 – 牛棚
在队长的引导下，我们被带到了我们的住处：一间刚被腾出来的牛棚。外墙很多地方已经剥落，屋顶上有几处刚放上去的草，是因为漏雨才修的。总之，从外面看上去，这不是住人的地方。牛棚的大门只有1米5高，进出都要低头弯腰，两边的门缝有3寸多宽。牛棚里分为两间，小的一间大约10平方米，刚砌了一个做饭的灶头，还有一个水缸，没有窗；大的一间有20来平方米，有两个窗口，没有窗框，也没有玻璃，于其说它是窗，倒还不如说是两个洞，每个洞大小为一尺见方，中间有几根一寸宽的木条，只听得呼呼的风声在洞里洞外自由进出！大房间里一无所有，没有床，没有桌子，除了靠墙根边的那一堆草，在冬天的微风里散发出着阵阵的牛屎臭味，稻草味。我的天呐，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这是我们要住的地方吗？这与上海上山下乡办公室介绍给我们的情况完完全全不一样！我突然感觉到我是受骗了，我根本不应该来插队落户！我们大家都惊讶得无话可说。以前在上海听说过“关牛棚”，可我们现在自愿从上海跑到安徽“住牛棚”了！可悲可叹可笑！
队长看出我们有点不高兴，赶紧对我们解释说，“你们的安置费下来得太晚，还来不及为你们打制家具，只能先将就几天，我们会尽快请木工来做的”。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在以后的近一个月里，我们都睡在用草铺成的垫子上。还好我有母亲给我的毛皮毯子，这样可以除去不少的寒气。看来母亲有先见之明。
在往后的几个月里，我们逐步修建和改善我们的家，我们有了床，有了桌椅板凳，“窗户”也用塑料薄膜糊起来了，既挡风又透光，门缝也请人来堵上了，外墙也补平整了，房间里变得温暖了，这个原先的“牛棚” 慢慢地变得象个“家”了。
农村第一课 – 在农民家中吃饭
刚到农村，为了尽快适应当地的生活，我们二个人一组被安排到农民家中吃饭。我和另一位同学被分配到生产队长家搭伙。我永远忘不了我到农村后的“第一顿饭”是如何“吃”下去的。我记得，当我们走进队长家家门时，我们看到是，堂屋有几只鸡在四处觅食，到处可见鸡屎，有两个3，4岁的小孩穿得比叫化子还要差，还要脏的衣服在屋里玩耍，较大的几个站在门口呆呆的看着我们，房间里几乎没有家俱，两边有好几个用泥土做成用来儲盛糧食的土罐子，墙上有几幅破旧不堪的宣传画，屋子中间有一张所谓的“桌子”，大约有80公分大小，仅40公分高，还有几个小板凳。桌面由几块木板拼成，木板之间的缝至少有半公分宽（可能是木材干了后收缩的关系），缝里镶满了变质的米粒，及其它的小颗粒的脏东西，一只鸡站在桌子上啄着缝里的“食物”，要说有多恶心就有多恶心。桌上还放了几个碗，碗里有咸菜等。队长见我们来了，热情地向我们招呼，顺手把鸡赶下了桌子，再拉了几个小板凳让我们坐下，队长夫人也从隔壁厨房出来欢迎我们，同时也为我们每人盛上了一碗“大鲁糊”（玉米做的糊），她又回厨房拿出了特地为我们准备的“狗肉”，队长又拿来了“干粮”，用玉米做的粑粑，粗糙无比。在这样的环境下，我能吃得下饭吗？那不是在吃饭，那是一种惩罚，那是在受罪！我已经记不得我是如何咽下第一口“饭”的。我不敢再看周围，我更怕看那只离我仅仅半尺之遥的桌子，那只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脏，最可怕的桌子，我甚至想象那缝里边有蛆，有蟑螂，我只是死死地盯着我的碗，希望能尽快的把“饭”吃完，尽快地离开这个地方。
当我们回到自己的“牛棚”时，另一组的两位同学也已经回来了，一讲起来，大家的“遭遇”都差不多。由于没有吃饱，我们赶紧拿出上海带来的点心充饥。有好一阵子，我感到胃不舒服，总想要呕吐。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队长家是全村最脏的人家，主要是队长夫人只会生小孩而不懂得理家。
几天以后，我们向队里提出要自己做饭，从那以后，我们才吃到自己做的，干净的，带有上海风味的饭菜。
这到农村的第一堂课对我心灵上的冲击是震撼的，我生活在大城市，从来没有体会到，在中国还有这样穷，这样脏的地方。在这里，没有“卫生”这两个字。我感慨道，中国啊，什么时候你能变得象报刊杂志所描绘的那样呢？
在我们生产队插队的共有五位学生（第一年四人，第二年五人），四男一女，都来自上海。开始，大家在一起同吃同住，在生活上，每人每月拿出5元钱，放在一起共同管理；大家挣来的工分也都放在一起，俨然过起了“共产主义大锅饭”的生活。在工作上，我们决定，五个人轮流在家值班，除了做饭外，也负责家里的打扫，挑水，整理房间等等。这样每人至少每五天可以在家“休息”一天。
这样的“共产主义大锅饭”的生活大约维持了近2年。再以后，情况略发生了变化。一天，有一位同学突然向大家提出，他想要“独立自给”，换句话说，他想要“分开吃饭，工分也要独立核算”。他认为，“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不够公平，挣工分多的人吃亏。当然他是挣工分较多的人之一，但按比例来算，其实也没有吃太大的亏。因为我是挣工分较少的人，所以我也不便开口说话。大家讨论的结果是，为了注意周围农民的影响，我们一致同意，他的工分可以独立核算，我们另外四人工分仍然放在一起算；同时他不必另起炉灶，仍然和我们一起吃饭，仍然是五人值班制，这样既满足他的要求，外人也看不出来我们学生内部有什么不和。就这样，我们从“共产主义大锅饭”走到了“半共产主义”，有意思吧！说心里话，因为我们每年工分收入实在是太少了，扣除掉口粮后，我们五人，总共能分到手上的才几元到几十元。况且我们工分的差别也没有离谱，顶多上下5%左右。其实真的不必要那么认真，团结才是最重要的。就拿我们第一年上半年的收入作为例子来说，扣除掉口粮后，我们只拿到0.77元人民币，believe it or not （信不信由你）, 这就是我们半年的收入！我的同学乌加璋拿着刚分到的钱，特地到公社买了一斤猪肉，他用余下的钱，为每人买了一颗糖果，我们饱饱的吃了一顿饭，也把我们半年的收入吃得光光的。事实上，光靠我们的工分是无法养活自己的，我们每人每月都收到从家寄来的生活费，我们的父母没有忘记我们，他们时时刻刻在关心我们，我们永远是他们的儿女！
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是千真万确的道理。我在几个同学中是个子最小的一个，当然，体力上比他们也差一截。我每时每刻都体会到来自同学的帮助和关怀。当轮到我值班时，我会发现，水缸里的水已经挑满了；生产队里安排重的活，他们总是抢在前面；家里外出买重的东西，总是让我挑较轻的，等等。
有一件事我必须要提一提。因为我们住的房子原来是“牛棚”，不住人，所以盖房子时也是用最差的材料，多年下来，房子已经不起负荷，在一天半夜里居然轰隆倒塌！当时有4位学生在里面睡觉，一听到房屋倒塌声，大家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冲着朝外跑，可睡在较里边的一位同学根本跑不出来，因为他被倒下来的房粱挡住，就在这紧急关头，有一位同学不顾自己的安危，奋力顶起粱棒，使得睡在较里边同学得以脱身，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伤亡，这是多么真诚的同学友情啊！
农村生活的关关卡卡
我们来农村主要目的是来接受农民的“再教育”，说到底就是来吃苦的，劳动是我们的第一关。除了耕田外，我基本上干过所有的农活，锄地，挑粪，挖沟，插秧，割麦，割稻，。。。劳动锻炼的结果是：我的肩膀上长出了两个象鸡蛋那么大小的“馒头”（肌肉）。回上海时，母亲看见后，再三问我，我说这是由于挑担子后形成的，母亲心疼的对我说，适可而止，不要太拼命了。
在烈日下暴晒，我的皮肤已变得灰黑，背上都脱了皮。晚上在家洗澡，在油灯下，同学们远远望见我，问我是否穿了一条白裤叉（白色短裤）？其实我什么也没有穿，只是因为中间部位没有被阳光晒到而保持原本的白色。
的确，劳动锻炼对我来说是一种考验，我在身体和精神受到了一定的磨练，我变得更经受得起苦和累，但我并不感到我在思想上有任何改变，我还是认为“知识就是力量”，我仍然不喜欢农村，我还是想回上海！说穿了，谁真正愿意从上海跑到安徽农村来受这份罪，还不是被逼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上山下乡，说不定我已在那所大学上课呢！
我们的村庄是处在丘陵地带，全村仅四分之一的地可以用来种水稻，其它的只能种粗粮。所以，我们有四分之三的口粮是粗粮。主要的粗粮有玉米，山芋，和高梁，其中最多的是山芋。所以吃粗粮是我们必不可少的一关。每当山芋收获时，我们会分配到上千斤山芋，堆满大半个堂屋。那时候，我们是一日三餐都只能吃山芋当饭，如果不吃，山芋就会烂掉，那样我们的口粮就不够了。开始还可以，但吃到后来就越来越不想吃了。最后，大家看到山芋都感到怕了，有几位同学肠胃都感到不适。
此外，在农村是没有什么“小菜”可吃，也很少“开荤”。经常吃的小菜就是，大白菜，韭菜，辣椒，豆腐算是好菜了。很多时候，就是每人一碗饭，然后就是一大碗“炒辣椒”，我们唯一的小菜。由于辣椒很辣，吃完饭后，会清楚的感觉得自己的食管和胃阵阵发痛，尤如一个发热的袋子放在体内，难受无比，着种感觉直到现在我还是记忆犹新。
除了体力劳动，吃粗粮外，我们来农村要过的还有一关，那就是“烟酒”关。在安徽农村，几乎百分之百的男子，不论老少都抽烟，大多数的已婚妇女也抽烟。在工余饭后，他们都会抽上一支，也会给我递上一支，可我就是不抽。唯一不可幸免是，当村里有婚事时，新娘为你点上一支烟，那你就必须抽，我往往是勉强抽几口，赶紧跑到旁边扔掉。说实话，我的父母亲都是抽烟的，我从小就闻惯了烟味，但不知什么原因，我就是不喜欢香烟的味道，我也不用自我控制，就是不想抽烟，更不想学抽香烟。但是我身边总带着一包烟，那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很多场合下，送上一支烟，问题就容易解决。根据我知道，在来农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中，有相当比例（四分之三以上）的人都过不了“烟”这一关，都学会了抽烟，而且一直抽到现在都戒不掉。
可对于酒，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农村里时常会有一些应酬，少不了都会喝上几盅。我并不喜欢喝酒，也不胜酒力，但当着公社干部的面，我只能陪着他们喝。那是六十多度的山芋干酒，有几回，我都当场就醉倒在餐桌上，连干部们什么时候走都不知道！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可笑。
在农村生病，并不是每一个同学都遇到的，对我而言，这也是一关，而且还留下了病根。
到农村后一年，我得了习惯性腹泻的毛病，为什么呢？主要是肚子经常受冷刺激的缘故。在安徽农村，绝大多数农家是不用马桶的，厕所都在旁边的小棚子里。其实，就在屋外挖一个坑，坑边垫上几块较平整的石头，周围用玉米杆简单地遮挡一下就算是个厕所了。不管是烈日当头，还是刮风下雨，都是要跑到那里上厕。我们学生也不例外，没有马桶，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厕所”，我们还得跑到邻家去用厕所。每次上厕所，对我们从城里来的学生是一种受罪。尤其是在冬天的晚上，北风呼叫，下半身都给风吹得冰冷，肚子阵阵作痛，久而久之，我就得了习惯性腹泻的毛病，这个毛病还伴随着我近四十年，到现在还没有治愈。
另一种我经常发的病是“打摆子”，也就是“疟疾”。从医学上来说，“疟疾”是由蚊子直接通过血液传染，也可能通过不清洁的食物经口腔传染。我不知道是如何得到这种病的，但每年都要发病好几次。它给我的生活带来极大的痛苦。每次发病时，我的体温达到近四十度，全身发冷，混身发抖出汗，牙齿上下打颤，就是盖上几条被子也无济于事，一夜下来，被子都湿掉了。就这样要连续3，5天。一场病下来，人瘦了一圈，没有干劲上班，只是更想着回上海！在农村，我也没有因为生病受到特别的照顾，因为，“腹泻”，“疟疾”是太常见的病。
总之，对于我们城里来的青年学生来说，农村生活有太多的关卡要过。
到农村后，虽说我的出身不好，可我从来没感觉到农民干部们对我有任何歧视。他们从不关心我的出身家庭，只关心我本人，这使我感到十分宽慰。可在同学中，我的条件就差太多了，第一我的家庭成份是最差的，父亲是个资本家，还有严重的历史问题，半年多前又“自杀”了；第二我不是一名团员。所以不管我做得再好，再出色，一到“政治审查”这一关，我必然会败下阵来。因此我想，争取入团是唯一的好办法，有了“团票”，至少可以证明人我本人是要求进步的，对我“上调”会起到正面的作用。由于我经常为农民服务，不管从生产队到大队里对我的印象还是不错的，我也注意到，在农村里入团相对来说好象比较容易。我在努力表现自己的同时，对一，二位关系较好的同学及大队团组织提出了我的入团要求，他们也全力支持我的想法。不久，大队团组织经过讨论后决定发给我“入团申请书”。我感到我入团的事有了希望。交了入团申请书”后，我请了几个团员同学去打听结果，开始看来情形还不错，团组织要我补充一些本人及家庭的情况，但后来就没有声音了。在我再三追问下，大队团支部书记告诉我，原来应该是可以通过的，但后来“有人”反映你家庭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只能暂不作考虑。至此，我知道我入团的“戏”已没得唱了。我有点失望，甚至感到有点后悔。如果我不提出入团，生产队里也不会对我的家庭有深入的考虑，现在看来反而是弄巧成拙，正是“偷鸡不着蚀把米”，这对我今后上调反而起了反面的作用。我从心里怨恨那个人，我想不通，为什么要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呢？
每年冬天我们插队青年都要回上海过年。说心里话，大家每天都在盼望冬天快快到来。回上海前，同学们都忙着准备带回上海的东西，不外乎是花生，黄豆，还有风鸡。为了买到便宜的价格，大家结伴到十几里外的地方去买。那段时间，几乎每个插队知青的家里都在剥花生！有时农民也会来帮忙，我们一边剥花生，一边聊天。。。
回上海路上的劳累是可想而知。使我深深难忘的是，当我挑着两个旅行袋走出上海北站时，周围上海人投过来的种种轻蔑的眼光，时而可以听到“阿乡回来了！”。当我的旅行袋不慎碰到一位上海人时，即刻会遭来一阵叫骂，“眼睛触瞎啦，走路看清爽点，乡下人！”。这时，我的心里象被刀割了一样疼痛，多么势利的上海人（尽管我曾经也是个上海人）！我在想，难道你家里就没有“插队青年”了吗？难道你的亲戚中就就没有“插兄插妹”了吗？为什么要这样看不起我们呢？可再看一看自己的一身打扮，一套旧的军装，一双沾满泥土的跑鞋，黑里带红的脸庞，小扁担挑着旅行袋，活脱一个会讲上海话的“乡下人”，怪谁呢？我也在想，我以前是不是也是这样看不起“乡下人”呢？可能是，但自己从来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有什么“势利”呀！如今，轮到我自己，我亲身体会到了，做“乡下人”的“痛苦”。。。
在上海的日子是愉快的，除了休息，要么就是走亲戚。我是利用大部分空余的时间来“玩”无线电，装电视机。当然，最最高兴的是每天可以吃到母亲亲手做的小菜，清墩火腿，香加炒肉丝 （大头菜炒肉丝）。。。
在上海的日子有时候也是苦闷的，每当看到在工厂上班的同班同学一付得意的样子，心里有说不出的委屈，我没有丝毫嫉妒他们，我是抱怨我自己的“出身”不好，否则我也不至于到农村！看来“父债子还”是有它的道理。
在农村几年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娱乐可言。我能记得的就是，看过几场露天电影，两场乡村杂技表演。
在农村看电影是一种高级享受，因为在农村生活实在太枯燥了。一听说邻村有放电影，大家是兴奋不已，奔走相告。大家早早吃了晚饭，结伴上路。一般地说，放电影都选在没有月亮的日子，否则月光会影响放映效果，所以路上都是漆黑一片。不知什么缘故，放映队总是选离我们村子很远的地方，往往要走上一个多小时。乡下的农民夜路走习惯了，所以走得特别快，我们跟在后面往往是跑得气喘嘘嘘。夜里走路也有一种技巧，一种就是看着前面一个人的头，如果他的头影歪了，就必须停下，否则有可能掉到路边的沟里去；另一种就是看着前面一个人的脚（鞋跟），同时也要看好田埂的位置。大家不多讲话，都在匆匆地赶路。到离放映场不远的时候，我发现四面八方都是人头，每一条通往放映场的田埂上都是匆匆行走的人群，好一片特别的景象！可是每次看电影都是以失望告终，因为所放的电影往往我在上海已经看过。唯一的收获是能见到一些老同学，老朋友。有时，我们甚至不看电影而跑到场外聊天。
第一次看乡村杂技表演就在我们自己的村子，那年因为收成不错，生产队就请了杂技团来犒劳大家。其它的表演我都忘了，唯一忘不了的是那个类似“气功”的表演。台上摆了两个方桌，方桌间的距离约为60公分，只见他双腿叉开，站在两个方桌上，慢慢地他分开双腿成180度，然后他叫助手把两个方桌抽走，只见他整个人就完全停留在半空（在80公分的高处，完全腾空），整整持续了7，8秒！！这正是叫人感到不可思议！我有点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但我是亲眼见到了！为什么重力不见了？这不符合物理学的基本原理，“气功”真的能把一个人托起来吗？回家后，我们几个学生反复苦思苦想也得不出合理的解释。直到现在，它还留在我的脑子里，没有答案。
体力和意志的考验 – 到外地买粮
在农村的几年中，让我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到外地买粮”。那是一件最苦，最累，最消耗体力的工作，也是对意志的一种考验。由于安徽农村的土质不好，收成自然也不好，每年的口粮是不够吃的，为了要补足口粮，必须要到外面购买。记得我到农村的第二年，队里安排我和其他十来个农民外出买粮。我从来没有外出过，只听说要走很远的路。当时年少气盛，没有多大考虑就答应下来。
那天天还没亮，我们买粮的队伍早早吃了早饭就匆匆上路了。不知道翻了多少个山头，趟过了多少条小河，大约在中午的时候，我们终于到达了40多里地外的目的地（江苏省的一个村庄）。说实话，走了40多里地，翻山越林，我已经是累得够呛，脚下也磨起了水泡，我真的有点担心如何回去？
在庄外吃了自带的干粮，就进庄买粮。队长给我安排了90斤左右的粮食，装在两个沉甸甸的口袋里。我试挑了一下，感到还好，不那么重。其他的小伙子都挑到120斤以上，我算是挑最轻的一个。稍稍休息后我们走上回家的路。开头的十几里路我本人感觉还好，有时还感到越挑越来劲。可是到后来，我渐渐地感到力不从心，担子变得越来越重，好象在挑两块大石头，脚步也迈不开了，我感到我快要死了。根据我的经验，这就是所谓的运动“极点”，如果能冲破极点，我就能跑完全程，否则就可能倒下来。我心里默默地念着，“我不能倒下，我绝不能倒下，我要走到底”。路越来越难走，尤其是上下坡更难控制。在上坡时，我几乎是一步一步向上爬，我的眼睛死盯着山顶，脑海里在想，“赶快让我爬上去吧！”，我浑身上下汗水直淌，肩上也感到阵阵刺痛，扁担在我红肿的肩头上滑来滑去，我不停的换肩，想减轻痛苦，但没有太大用处。渐渐地痛已变为麻木，我感到担子越发沉重，可是，我还是咬着牙坚持。终于我们到达了山顶，我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可是没想到，下山的路似乎比上山的路更加难走，走慢了挡住后面的人，走快了会撞到前面的人，甚至跌倒而把整个粮食袋撞破，那就不可收拾了。就这样，翻过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终于在天黑前回到了自己的村庄。当看到自己村庄微微的灯光时，我露出了笑容，我太高兴了，我终于坚持下来了，我胜利了！这是多么艰苦的一仗，我赢了，我有了这样的实力，我可以挑90多斤重的东西走40多里地！我为我自己的胜利而感到骄傲！
回家后，我发觉我的肩头已经全部磨破，有的还与衣服沾在一起，可我不感觉到痛，胜利的喜悦把一切都盖过了。那一夜我睡得特别香。
到农村一段时间后，我发觉我们已经被遗忘了，这和我们来农村的初衷格格不入。我们原来的想法是比较单纯，认为去插队落户是一种锻炼，短则6个月-1年，长则2-3年，没想到来到农村后就没有人来管我们了，心中有受骗的感觉，可又不能讲，心情变得很不好。不管怎么说这日子这是要过下去的，大家的心中都在期盼着“上调，回城，回上海”，我也一样。
从小我就记得一句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总认为多读书是一定会有用处的。我想“为什么我会修收音机，而别人不会”，因为我看了很多电子的书；“为什么李同学会懂那么多的历史故事，而我只知道其中的几个”，因为李同学看了很多的历史小说，而我只看了很少。因此，书是永远读不完的，知识是无止境的。所以，我来农村时，行李中有一半是书，绝大部分是高中教科书，数理化参考书，医疗卫生书及少量的小说。
为了有较多时间看书，我想尽办法争取到了“望青”这份工作。这是农村中最轻松的工作之一。它不用下地，只要你看好那些田里的庄稼不给牲畜遭蹋，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望青”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好了，它给了我许多时间可以用来读书。每天出去“望青”我都会带上一本书。 我永远记得这样的画面：我爬到半山腰，呼吸着新鲜空气，看着山脚下的一片片绿田，看着在田里劳动的人群，周围环境是那样地悠静，除了附近几个小放牛外，只有我“闲人”一个，那是一幅多么美丽，多么充满生机的自然景象啊！我会找片树荫坐下，然后就是看书，做笔记，当然少不了也要看看下面的绿田。如果我带出来的是英文书，我会大声地朗读出来。有时，小放牛们会过来和我聊天，我也会给他们一些好处（给点吃的），然后叫他们帮我“望青”，这样我就可以更专心地看书。当然，有好几次因为我用心看书而让牲畜跑到了田里，损坏了庄稼，这样我就要到霉了，因为我的工分会被扣掉。可我还是感到值得的，因为我所学到的知识和工分是远远不能相比的。
所以，我虽然人在农村，我的高中数理化知识不但没有丢掉，还自学了不少新的课程，这对我以后高考大学有着莫大的帮助。
第三章 为农民服务篇
我原来的想法十分单纯，以为插队落户只是一个过渡。为了能早日回上海，要表现好，要多为农民服务，按现在来说就是要拍马屁，送东西。早在来农村前，为了更好的为农民服务，我去静安区中心医院学习了基本的医疗知识，针灸，一般急救，打针，还有简单的药理原理，就是说要学习如何能成为一个“赤脚医生”。没有想到，来农村后，我所学的医疗知识差不多统统都派上了用处。我也不知道自己的胆子会这么大，当农民拿着“青霉素”要我注射时，我会毫不犹豫地为他服务。其实这是要承担相当的风险，如果试验做的稍有不逊，甚至会出人命危险。要是放在今天，我绝对不会那样冒然行事。
由于我们几个知青都会点医疗工作，没多久，我们居然有了点小名气。除了本队的农民外，周边生产队里的农民也会跑来要我们服务。每次，农民们都会带点鸡蛋，蔬菜瓜果给我们作为报酬。当然我们也会送他一些免费的药品之类。这样一来，我们根本不用买菜了。
有一件事我一直是记忆犹新的。那是有一天的半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们都惊醒了。开门后，只见一个满头满脸都是血的农民在他妻子的陪同下闯了进来，仔细一看，他是我们生产队长的弟弟。他要求我们赶紧为他做止血，清理伤口，以及必要的包扎，因为公社卫生站已经关门，要到明天天亮才能去。我本人有“晕血”的毛病，就是看到血就会头昏，脸色发白，混身发冷。看到他这个样子，我已经有点支忖不住。但我还是咬牙坚持。在油灯下，我仔细地检查了伤口，我的妈呀，他的头上有7，8条2，3寸长，似是刀砍的伤口，有的伤口还在不断的出血！由于在头皮上，又与头发混在一起，清理十分困难。我更觉得自己的脸在发白，在出冷汗。可就是这样我还得帮他，否则发炎就麻烦了。我用尽了所有的消毒药水，酒精棉花，才勉强清洗了伤口，然后再用上了我们全部的消炎粉，消炎膏，最后，用大纱布把头包起来，才勉强止血。可惜我们没有“破伤风”的针，否则效果会更好，我也会感到更安心。他们千谢万谢的走了，可我自己却头晕发昏，心中发麻，背心直冒冷汗，一直想嘔吐。整整一个晚上，我是在抖抖缩缩中度过。后来听公社卫生所的人说，幸亏我们及时作了消毒处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至今，只要我想起那一夜发生的事情，我背上还是会有冷冷的感觉。
来农村后，我经常遇到的农民要我帮他们修理半导体收音机，这是我的拿手，基本上来者不拒。当时，半导体收音机算是一种奢侈品，价格非凡，一台携带式的半导体收音机售价超过一百多元（在当时人平均收入仅五，六十元），修理费也相当贵，如要换一个半导体“晶体管”，那就要好几元钱。由于我家的条件还不错，我又喜欢电子技术，也自装过很多收音机，所以我有很多用剩下来的另件，来农村的时候，我把这些另件都带了下去。
我为农民修收音机是免费的，而且基本上我能把每台收音机都修复，所以信誉还不错，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来找我修收音机的人越来越多，到最后，连公社干部也来找我修收音机，甚至有人跑十几里路来找我的。农村又没有电，只能用火烙铁，就是把烙铁放在煤油灯上烧，要有很大的耐心。农村的收音机都是相当破旧的，机身内部都是灰尘，泥土，修理前还得清理，十分头疼。可当农民高兴地捧着修理好的，内外都清洁了的收音机离开我家时，从中我也享受到为农民服务的愉快。
为了继续为农民服务，每次回上海我都会到收音机商店购买些另件带回乡下去，为此我确实“倒贴”了不少钱。但几年下来，在无影中，我建立了一些社会关系，我的投资有了回报，它对我以后申请“病退”起着一定的作用。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说公社有一台廢弃的30匹马力的柴油机，原来是用来碾米的，后来坏了没有人能修理，一直搁置不用，最近公社有计划要修复再用，可就是请不到人。由于我到农村后一直在帮周围的农民，干部免费修理收音机，人又住在公社附近，所以也小有名气，大家都认为我在“技术”上有一套。一天，一位公社干部随便问我是否懂得柴油机？我想，能到公社做事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绝对不能够放弃。我就回答说，我懂一点，尤其在原理上是没有问题。我这样回答的确没有错，因为我在上海看过不少科技方面的书，我对柴油机的原理的确是懂的，但是没有真正“玩”过。他们再问我是否愿意试一试？我想不管成功与否，我都应该试一试，于是我欣然答应了下来。
为了尽快修复机器，一方面我即刻给上海写信，要求家里马上寄几本有关柴油机原理和装配的书；另一方面我得先去看一看那台廢弃的柴油机是个什么模样。在公社干部的陪同下，我来到了机房。不看到没什么，看了以后我真是吓了一大跳！这30匹马力的柴油机是一个庞然大物，有2尺来宽，2尺来深，4尺来高，没有电动起动装置，完全要靠手摇起动，至少要有2个人摇动才有可能起动。由于多年失修，柴油机已是面目全非，很多另部件都已生锈，我真不知道机器内部会是什么样子，我心中暗暗着急，看来修复它有一定的难度。
为了显示自己的决心，不等上海的装配书寄到，我在第二天就投入了“战斗”。在没有任何人的帮助，我用了仅有的几件工具，开始逐步拆卸和清洗另部件。我把个个另部件都一串串的放在地上，用纸写上另部件的名称和部位（只有我自己能看懂），以避免以后装回去时出错。1，2天下来，整个机房的地上都已经放满了拆下来的另部件。直到后来才发现，有些另部件是根本不用，而且也不应该拆下来的，那是后话了。接下去，我又化了整整1天时间用来打磨汽缸的阀门（其实是应该全部换新的，但我们没有足够的经费）。最后，我把所有的活塞环都换了新的，这可是必须的，否则柴油机就没有功率（马力）。几天下来，我的手已经不是我的手了，所有的手的纹路里都镶满了“永远”洗不掉的黑色油污。看着我的双手，我的心在隐隐作痛，这手原本不该接触油污，它应该是拿笔作设计，画电路图的，它应该是用来打电脑的，可是。。。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仔细地把柴油机再重新组装了起来，这时，它看上去完全是另一付模样了，混身油亮，显得十分精神！我再次细致地调节了分配器，检查了油位及冷却设备，看是去一切正常，应该可以开机了。可是我的心情显得特别紧张，请来的几个民工已在旁边等着我的号令。我又一次检查了所有的部位，我想，不管如何，迟早要开机的，“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我下了摇机的命令，2位农民开始使劲摇机。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才摇了不到十圈，这台30匹马力的柴油机居然顺利的发动起来了。在没有任何图纸，没有任何人的帮助，就靠自己的一点小聪明，居然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把一台几乎报废的柴油机给修复了，而且第一次发动就成功，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太伟大了！听着那隆隆的机器声，我感到无比的兴奋，我大声的叫起来，“我们成功了”，周围的农民们也齐声欢呼起来，“我们有碾米工场了，我们不用再多跑20里地了。。。”。消息传开，公社，大队干部们都跑来祝贺，并留我在公社吃饭。一时间，我俨然成了个“大英雄”。
从那以后，我就在碾米工场上班了，我担任了“柴油机房负责人”兼碾米工场的“会计”，我再也不用到田里工作了。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有机会认识了不少干部和下乡知识青年，增加许多社会关系，这对我今后的发展和“病退”上海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这就是我的插队落户的故事。那好象是一场梦，现在梦已经醒了。可它在我的人生旅途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它在锻炼了我的身体的同时也锻炼了我的意志；它增长了我的见识，说明人的可塑性很强，只要克服困难，在任何条件下都能生存，更使我有了一种强烈的反差感，对我今后的生活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它使我变得比任何时候都不怕苦，不怕累；它也使我变得更加坚强而有韧性，在面对困难时，我都会与插队比较一下，一切都变得那么轻松。
俗话说“没有苦，那知甜”，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劳动并不能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和信仰，这也是我真正的感受。
陈洪本于2008-4
副篇 回上海的经过 （病退经过）
由于在公社（镇）上班，自然有较多的时间和机会与公社干部接触，不久我就与他们都混得很熟。由于公社地处公路沿线，有一个长途汽车站正好在我工作的碾米工场附近，每天都有3，4班班车来往。司机也会下车买点小吃。久而久之我与他们也渐渐熟了起来。车站边，常有许多农民和下放青年在这里等车进城办事。我记得那是1973年10月里的一天，那是改变我命运的一天。在车站附近我遇到了一位邻村的插队青年，我跟他并不很熟，就知道他来我的碾米工场碾过几次米。只见他除了随身的旅行袋外，还有几位农民帮他扛着箱子之类的东西，有点不正常。他主动向我打招呼，并告诉我，他要回上海了。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就随口问了一句，“那你什么时候回来？”。他回答说，“我不回来了，我被批准‘病退’回上海了。”“病退”，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新名词。他又告诉我， 他是我们公社近300个插队知识青年中第一个被批准病退回上海的学生。同时，他又洋洋得意地拿出他的一些病退的证明给我看，他解释说，“我回上海看眼睛，医生说我的眼睛有很大的问题，近视达几千度，属于‘超级近视’，不宜继续在农村工作，并建议我回城工作。。。”。他又告诉我，现在国家有政策，只要有医生证明，说你不适合农村工作，就可以调回原地，这就是“病退”。突然间，我的脑中闪现出回上海的希望，我的内心在翻腾，一种强烈的“我也要回上海”的欲望牢牢地控制了我，我发现我已经找到了一个回上海的大好机会。他下面讲的话我已经听不清楚了，直到他叫我，我才清醒过来。在以后一个多小时等车的时间里，我就不断问他办理病退的各项细节和过程。送他上汽车后，我已无心再工作。我懒懒地回到了机房，满脑子都是“病退”的事。晚上回队里后，出于私心，我都没有把白天的事告诉同村插队的同学。
一个多月后，我们都请假回上海过年。因为在安徽农村，冬天是没有庄稼活可干的，男的管理一小块菜地，女的就是扎鞋底。我们知青都是借冬天回上海住几个月。一来休息一下，二来探亲访友。回上海后，我把“病退”的事与母亲做了交流，母亲当然是支持我的想法，但又怕没有可靠的医生证明，否则一切都是徒劳的。的确，在那个年月，医生是不敢随便出证明的，万一要复查又该怎么办呢？一旦查出来，那真是“吃不完兜着走”，搞不好可能还要受处分，这对我们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今后更是上调无日。母亲也许是习惯了，她认为子女在外地工作也没有太大问题，的确，我有几个姐姐都在外地工作，也都过得很好，所以回不回上海不是一件大事情，关键是能够上调工厂就上上大吉了。可是对我来说，这可是个天大的事！我不愿意留在农村，也不愿意上调到安徽当地的工厂，我要的是回上海！事实上，要找出我不适合农村工作也的确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我去了医院，做了全身检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我是一个健康的人。我还能做什么呢？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没有太大的进展，我也渐渐地感到有点失望，可也不甘心。我一边仍在想办法；一边也开始做一些回安徽的准备工作，整理旅行袋，买点农村需要的物品。。。
时间一天一天在过去。记得有一天，我的一位同学/朋友，董进华来看我，我和他谈起我想搞“病退”的事，他百分之百支持我的想法。他看到我在整理东西，就赶紧阻止我。他说，“千万不要回农村了，那是没有希望的。你一定要把‘病退’搞成功，就是装病也不要回农村，一定会有办法的！”。他也告诉他是怎么样留在上海的。在他强烈的阻止下，我作出了我人生中一个重要的决定，那就是“不回安徽了，把‘病退’搞到底”。当晚，我就通知我的同学，说我因为身体不好暫不能回农村，并请他们带去一封请假信，还请他们带了一些礼品给当地的干部。从那天以后，我真正开始了我“病退“的漫长过程。
有一个想法一直在我的脑中转悠，那就是，如果我的身体没有问题，那就比较麻烦，最终可能还是要回到农村，因为我不可能用假证明来办理“病退”。从整体上来说，我的身体应该说还是比较健康的，要找出“不适应”农村的病真是难上加难。经过与母亲，兄姐的商量后，我记起自己在年青时（初中一年级）有过骨折的经历，左手臂上过石膏。那是在1961年上体育课时，在一次“跳马”时从鞍马上摔下来，左手肘粉碎性骨折，上了石膏，在家休养了几个星期。石膏拆除后，左臂不能完全伸展，呈150度 （正常伸直为180度），行动略有不便，与周总理的右手有点相仿。后来在父亲的一位朋友（上海有名的骨科专家）精心治疗下，左臂伸展恢复到165度，但仍无法完全伸直至180度，可是所有的病历都在文化大革命中遗失了。从心里讲，自1961年到现在，我几乎没有感觉到左手伸屈给我生活带来的不便，我基本上都正常参与各项活动。我周边的人，甚至包括我自己，都不认为我的左手有什么问题，我自己都差不多把它给忘了。但是为了“病退”，为了要回上海，我决定去博一下。
首先，我找到三姐（陈洪英），她在医院工作，人际关系较多，她认识一位在静安区中心医院工作的骨科主治医师，袁大夫。在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三姐陪我去了静安区中心医院见了那位大夫。袁大夫详细地询问了我的情况，并仔细地检查了我的手臂，三姐在边上帮我说情，主要是让袁大夫知道我们的来意是为了“病退”。 袁大夫不多说话，先要我去拍X光片子，一共拍了4张。从X光片子上来看，连我自己都大吃一惊，我的左手臂确实有问题，我自己都能看出骨头有明显的断裂痕迹，有几片骨头是后来重新长结在一起。那张关键的伸屈角度的X光片子，显示我的左臂曲伸为160度。袁大夫看了片子后，再次检查了我的手臂，然后在诊断书上写下了几个字，“左肘陈旧性粉碎性骨折，有功能障碍”。这简单的几个字，却决定了我的命运，使我办成“病退”的机会大增。骨折是明显的，“功能障碍”是关键词。这也就是说，我的左臂功能有问题，不能正常工作，当然也不合适在农村工作。这是我提出“病退”最好的医疗上的根据。我十分激动地从袁大夫手中接过了诊断书（病历卡），久久地说不出话来。我仿佛看到回上海的梦想已渐渐地由希望变成了现实。三姐为我向袁大夫表示了万分谢意。三姐为此也松了一口气。她告诉我，她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事先已托其他朋友向袁大夫打过招呼，所以会比较顺利。当然，如果没有1961年的骨折，袁大夫也不敢下此断论。我带着满怀喜悦走出了医院大门，我感到天变得更蓝，树叶变得更绿。我想，在不久的将来，我将重新生活在这蓝天之下，我露出了长长的笑容，这是好久好久没有的笑容。
为了进一步证实袁医生的诊断，我哥哥（陈洪承）和当时的嫂嫂也陪我到他们认识的一位骨科医生所在的医院里做了复查，检查的结果与袁医生的相仿。所以我手中已经有了两份比较过硬的医疗证明可以证明我的病情，可以用来办理“病退”。在1974年3月，我向所在的街道上山下乡办公室提交了“病退”申请书，正式开始了我的“病退”程序。
为了进一步证实我的病情，及骨折的历史，我找到原初中，高中，及动员我上山下乡的老师，请他们写了证明信件，然后由我原母校出面直接把信件寄到我所在插队落户的公社。
有一件事我一直心中不安，因为我在农村的4年里，一般农活都能胜任，生活也能自理。这与我在申请书上写的有较大的出入。是否当地农民干部会不同意我的“病退”呢？好在我在农村时与当地干部们的关系还不错，给他们送过不少东西，为他们当过赤脚医生，也为他们修理过半导体，也常常“借”钱给他们，还给几位公社干部送过自装的半导体收音机。其实我当时那么做是为了“上调”，根本没有想到“病退”，现在看来这是“弯打正着”，这些年来的小恩小惠，在关键时刻起了大作用。
到1974年11月，令人震奋人心的消息终于来到了，我正式收到了“病退”的通知书，我的档案也转来上海，我的户口也已报入。我拿着那份通知书，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我在想，这是真的吗？我真的重新成为上海人了吗？我不是在做梦吗？我太激动了，我流泪了。。。我想起我在农村时与同学们谈到如何渴望回上海的一幕又一幕：有的同学说，“如果能够恢复高考，那我们就有机会回上海了”，另一个说，“如能回上海，报上户口，我爬都愿意爬回去”，还有的说，“希望政府能改变政策，让所有插队青年都回上海”。可见，在每一个插队青年心中有着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 “回家，回上海”。而我现在已经做到了，我是多么的幸运！我要感谢我自己的不懈努力，我更要感谢我的同学董进华的鼓励，我也要感谢我的三姐和哥/嫂为我介绍医生，当然也少不了那意外的骨折，缺少了任何一个环节，我都不能成功！谢谢你们！
几天后，我再次回到安徽农村去取我的行李，我有几份得意，我已经不是一个安徽插队的知识青年了，我是一个上海人，我有了上海户口，我是一个上海的待业青年。借着这个机会，我看望了一些邻村的同学，我发现同学们的眼神中流露出羡慕，甚至有点妒嫉的目光。我介绍了“病退”的经过，也鼓励他们，如果有可能也可走这条路，这是一条捷径，而且可以直接回上海。我也看望了一些对我有过帮忙的公社干部，送给了他们一些礼品。他们告诉我，我是全公社第二个办成“病退”的知青。
在农村的几天里，我再次爬上我“望青”的小山头，远远的望着这一片黄色的土地，这里，我曾经付出过无数的汗水；这里，有过我的欢乐的笑声，也过我的痛苦唉叫，现在我要离开它了，我有一种说不出的留恋。
还是那些小伙子帮我抬着那个大“樟木箱”，里面除了一些书籍外，其它的东西我已都送给我的同学及当地的农民。我需要这些书，我热爱这些书，它们是我知识的源泉，我不能放弃它们。好多村里的农民到公社来送我，同学们也都来了，我们好象有说不完的话，可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长途汽车来了，我依依不舍地上了汽车，汽车缓缓地开动了，同学们，农民们向我挥手，我心中充满了留恋，我的泪水在我的眼眶里翻滚，我热爱和我一起插队的同学，我热爱这些淳朴的农民，我也热爱我曾经生活了近5年的地方。可是，这里实在太穷了，太苦了，太没有前途和希望了，也太不适合我了，我应该回上海！猛然间，我看见那条我和同学们一起养的狗，它追着我的长途汽车，直到追不上了才恙恙回转。。。我要说，再见了，安徽，我的第二故乡，有照一日我还会回来看你的！我也真诚地希望所有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都能象我一样回到上海，回到自己的家，回到自己的亲人身边。
谁也没有想到，几年后，凭着我箱子里的数理化参考书，凭着我在农村时的不懈努力，我考上了大学，它把我的人生推到了另一个新的起点。
- 副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