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山几盘，江流几湾，天涯极目空肠断

中国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黑暗时代临难不屈、坚守冰霜气节的故事，但在毛泽东恐怖统治下，读书人苟延残喘的空间都没有，最起码的人类尊严亦被践踏，更遑论与当道豺狼对抗。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中，在一层又一层的严密监控下，能够生存下来已属不易，何敢有其它奢求，前北京师范大学数学教授傅种孙悲愤地说道：「我想不起来有哪一个兴朝盛世是这样糟蹋知识分子的。我也不晓得这些知识分子究竟造了什么孽而致遭这么大的祸殃。」

留美的罗隆基和留德的章伯钧都是热中政治的知识人，从二十年代开始为文论政和投身政治，与他们熟识的前青年党领袖李璜说，罗「文笔尖刻，口不让人」、章「喜纵横捭阖」；他们在民国时代高举反蒋、反国民党的旗帜，公开组党结社，形成第三势力。虽屡遭政治迫害或被迫短暂流亡，但比起日后共产党对他们的残酷手法，何啻宵壤之别。中共建国后为了拉拢民主人士和高层知识分子，往往对曾为红色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友党领袖封官晋爵，罗隆基当上森林工业部长、章伯钧做了交通部长、章乃器出任粮食部长，率军投共的傅作义则掌管水利。

其实这只是中共对他们的伪善施恩，毛泽东何尝要这批前朝遗老在共产党的卧榻上鼾睡呢？

近年解密的苏共档案披露，中共未打垮国民党前，毛泽东即已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致电斯大林说：「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斯大林于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日覆电表示：「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认为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它们反对国民党集团，它们还将长期存在，中共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可能还需要让这些政党的一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要宣布为联合政府……应该告诉您，在南斯拉夫，除共产党之外，还有加入人民阵线的其它党。」

民主党派人士在红朝当官的作用，说穿了，等于是「厕所里的花瓶」，摆着看的，而且随时可以拿掉。当政治风暴掀起漫天飞砂走石的时候，这些花瓶不但被撤走，甚至惨遭破碎的噩运。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揭开了政治浩劫的序幕，朱正在〈一九五七年〉（收入氏着《报人浦熙修》，湖北人民出版社）长文中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一九五七年是十分关键的一年，深入研究了这一年所发生的事件，也就理解了人民共和国在这以前和以后的全部历史。」朱正指出：「发生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并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矛盾积累到极点时候的一次猛烈的爆发，是中国共产党和一同致力于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其它政治力量，即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主要代表的民主党派的矛盾积累到极点时候的一次猛烈的爆发。」

民主党派的重要成员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在四十年代后半期参与国共政治对话时，很明显地偏向中共。然而，中共始终不信任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在国共斗争时需要他们、利用他们；政权到手后，他们的利用价值就所剩无几。中共对知识分子一直采取：「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八字真言，毛泽东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发动思想改造运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董渭川说：「……在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要他们『排队洗澡』，听说那时教育部领导人的指示是，尽量用热水烫这些人，只要烫不死就成。」

朱正说：「这个运动是以彻底摧毁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和正义感为目标，使之产生一种原罪感和负罪感。」杨绛的小说〈洗澡〉生动地反映了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下的苦斗。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掀起了整肃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肃反运动，矛头仍是对准知识分子。

一九五六年二月在莫斯科举行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演说，猛烈攻击斯大林，反对个人迷信（崇拜）。毛泽东受到赫鲁晓夫演说的影响，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指出中共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不久又喊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

民盟创始人之一章伯钧很兴奋地对罗隆基说：「现在我们民主党派大有可为，可以大做特做。」他在民盟全国工作会议上表示：「要重新估价民主党派的性质与任务，要大大发展组织，每个民主党派可以发展几十万人，几个民主党派联合起来可以发展一、两百万人，组织发展到县一级。」章氏说：他想「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不是为作官，是为了实现我的政治主张。」

高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在大鸣大放中竞相发言，把中共建国后郁积在心头的怨气和不满尽情发泄出来。犀利的政论家储安平痛批中共一党专政，指控中共「党天下」。

「党天下」这三个字打中了中共的要害，而使中共领导层和宣传机器对储安平恨之入骨。罗隆基则主张成立一个委员会，以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受委屈的人士向这个委员会申诉。罗氏说，地方上的一些知识分子都希望有说话的地方，并且希望「条条道路通北京」，认为有意见能够传到北京，就是「下情上达」。

在鸣放期间，匈牙利和波兰波兹南地区受到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演说的影响，爆发了反抗共产党统治的怒潮，中国知识分子大受鼓舞，但毛泽东对这种正面反应却极为痛恨，他讽刺地说：「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

在双百方针的激励下，北京一些大学生勇敢地要求中共党委退出学校，校园出现失控现象，民盟想要劝说学生，使学校恢复秩序，乃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由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史良在南河沿文化俱乐部邀集曾昭抡（麻省理工化学博士，俞大维妹妹俞大絪的丈夫）、吴景超、黄药眠、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等六教授开会商讨。周恩来拒绝他们打算出面稳定校园的建议，后来毛泽东指控章伯钧等人，到处点火煽动工农、学生以便于接管学校，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六六六教授」事件。

知识分子的争鸣和民主党派的活跃，震撼了毛泽东，而使他下决心发动反右运动以清除他认为有害于中共一党专政的异议分子。毛所发动的反右斗争，使全国五十五万二千九百多名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在生活、工作和身心上遭到毫无人道的摧残，中国大陆从此开始史无前例的毛式暴戾统治。

许多专家指出，毛泽东和中共彻底变坏、大陆社会开始变质，即自反右始。朱正说：「还应该提到反右派斗争在败坏社会道德方面所起的作用，阿谀奉承，说假话，做应声虫，出卖朋友、告密、落井下石这一些，受到鼓励和奖赏；敢于直言、坚持信念、正义感，忠于友谊这一些，都要受到打击。」

西方近代史家常痛谴希特勒所制造的「大浩劫」（Holocaust），但他所屠戮的是六百万犹太人，而毛所虐杀的却是数千万自己的同胞！论心术之阴蛰与手段之凶残，中国历史上的暴君无人能望毛之项背，东西方近现代独夫（包括希特勒、斯大林、金日成等）亦难与之匹敌。

上海华东师大教授高华对反右、文革及其它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做了精辟的探原工作，他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中说：「〈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延安整风运动是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这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也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党内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彻底转换了中共的『俄化』气质，重建了以毛泽东为绝对主宰的上层结构……」

高华又说：「延安整风为毛泽东显现其复杂诡奇的政治谋略提供了舞台，毛泽东敢于突破中共历史上的常规，其手法深沉老辣，对其对手心境之揣摩和制约谋略的运用，均达到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地步。毛泽东的谋略既来之于他对中国古代政治术的熟练运用，又源于他对俄共『格伯乌』手段的深刻体会。」

「江山代有暴君出，各苦生民数十年」。希特勒的十二年黩武扩张，终使他所创建的第三帝国土崩瓦解，日耳曼子民深受其害。毛泽东长达二十七年的造神运动和蹂躝苍生，其悲惨的后果已不是石达开所哀叹的「东南到处有啼痕」，而是「神州到处有蹄痕」。

一生服膺自由、民主、人权与言论自由的风流才子罗隆基和向往政党政治的章伯钧，怎么可能在毛王朝实现他们的政治理念？他们要向红色政权分一点权力，又何异与虎谋皮！章诒和道出了她对章、罗的深情思念，也写出了中国历史上最荒谬、最悲惨的一段岁月，普天之下的知识人皆应含泪捧读此书。

二○○七年八月中旬于纽约

云山几盘，江流几湾，天涯极目空肠断

——章伯钧在一九五七

其实，我不必为纪念反右五十周年，专写一篇怀念父亲（章伯钧）的文章。

因为我日日在祭奠，夜夜在追想。卧室里端放父亲的遗像，逢祭日，在遗像前磕头。临寿诞，我抚摩遗像，说：“小愚，今天祝你生日快乐！”人懈怠了，立于遗像，闭目自省。痛苦了，扑在遗像前大哭。出书了，第一件事就是捧到遗像前，说：“爸爸，这是小愚对你的报答，高兴吗？”书里，每一行字后面积淀的沉重与激情，都属于他。

命是父亲给的，我是他的延伸。这是不是有点像意大利西西里岛人？家族代代相传的自尊心、荣誉感超过一切。我必须感谢共产党——是它掀起的政治风暴以超越血缘纽带的力量使我们父女之情，比石坚，比水柔，比命长。父亲的一生以及父辈的故事，是一页永远写不完的稿纸。因为他们的生命都了断在删节号上。

本文讲述父亲在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间的情况，且以民盟为主即使写民盟的反右，也是极不完整或许永远无法完整。

我相信世上有许多事，会永远淹没在黑暗里。

发端——一九五六

反右发生在一九五七，发端于一九五六。

七年间，毛泽东胸怀大志，马不停蹄地搞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战争、农业合作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一路行来，所向披靡。他从不知足，自有更大更高的目标，那就是要使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政权，强大，再强大！提前实现国家工业化，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这是毛泽东于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座谈会上讲的一句话。把“我们才吐一口气”改为“我才吐一口气”，就准确了。

要达到这个强国目标，靠八路和共党干是不行的，单靠工人农民也不行。他需要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而这时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是个什幺样子呢？他们大多处在游离状态。一方面，他们想在中共政权下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教书，研究，写作，办报，唱戏；另一方面，持续几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并为使归顺新朝的知识分子变得俯首帖耳，反使其内心产生反感和压抑。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作报告，坦言中共低估知识分子的巨大进步和重大作用。宣布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允诺要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安排，给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待遇。陆定一等人也在大会发言。

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在会议闭幕式上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文化，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于是，一个叫“知识分子问题”的名词，在当代中国产生了。提出问题就意味着解决问题，知识分子问题提到中共高层的议事日程上了。请注意：无论是周氏还是毛氏，都没有否定那些打击知识分子的一系列的思想改造运动。

中国统治者与文人就是一对天生的矛盾。彼此需要又相互排斥，相互依附又比此猜忌。曹操和杨修堪称典型。毛泽东也不例外，也是矛盾的。加之自身被大知识分子轻贱的经历，更使其内心有着更多的排斥和猜忌。在这种矛盾心态下，毛泽东制定的知识分子政策，自然是两手政策：使用和改造。父亲和其它民主党派负责人听了，心里不是滋味。啥叫“使用”？怎幺“改造”？政策下来后，父亲耗了许多时间，到处去解释这个政策有多好！回到家里，他也骂：“什幺使用？还不是利用！”

自一九四九年后，具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政权表示归顺的同时更多的是观望。同是文人却靠武力成功的毛泽东却要求他们绝对归顺：政治归顺，思想归顺，心的归顺，越是大知识分子，就越要你归顺。归顺的办法就是一系列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批判《武训传》，批判梁漱溟，批判胡适，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风。

只有自卑感、报复心、权力欲三者集于一身的帝王，才这幺对付文人。我曾读到张东荪在燕京大学几次自我检查，也读到潘光旦、刘王立明在民盟中央的检查全文，不禁伏案而泣。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一遍遍地违心检讨，一步步退出了一生坚守的精神家园，特别是“肃反”和“肃胡”运动，制造了大陆知识分子整体性的恐惧与不满。“冷雨青灯读书舍，怕别离又早别离。今宵醉也，明朝去也。”剩下一具躯壳，挣扎生存。表面的俯首帖耳，内心的压抑，情绪的消极，怎能符合并配合毛泽东一心要掀起的建设高潮呢？于是毛泽东迅速作出了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决定。

二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下发了，毛泽东力图以最快的速度推行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新政策。一时间，大报小报都刊出宣传知识分子重要作用的文章。

三月初，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翻译印发，顿时成为民主人士热门话题。本来父亲就反对斯大林模式和苏联道路，何况胞弟章伯仁是斯大林在“大清洗”时期以“间谍罪”杀害的。所以，那段时间，家里屋外都听到父亲带着愤怒的议论：“斯大林就是代表最丑恶的名词。”一次，他对农工中央外地来京的朋友说：“你们看，苏联一定要变，中国也不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下去。现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民主运动将要汇合。”

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作《十大关系》报告。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且明言实施这个方针的前提，是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开出“百花”、形成“争鸣”，毛泽东还是真想了些办法。比如，他让《人民日报》改版四版扩为八版，以接纳中共之外的声音；把《光明日报》和恢复的《文汇报》交还给民主党派主办；活跃学术争鸣活动，放宽期刊出版限制，松动文艺政策，禁戏全部开放。

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很兴奋！父亲也兴奋，说：“社会主义民主有待我们来创造！”又说：“民主党派有搞头了，民主党派责任很重。国家机关里的每一级，如司长、局长、科长，都是共产党员做主，知识分子是农奴劳动，怎幺叫人去发挥积极性呢？”传达毛泽东的《十大关系》时，他还说：“现在许多人，都说资本主义不好。

事实上，资本主义也还是有活力的。为什幺还有活力？就是因为有多党制度，有众议院和参议员，有在朝党和在野党。光绪皇帝为什幺完蛋？就是因为没有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是，你不行，我来；我不行，你来。在朝的骂在野的，在野的骂在朝的，这就是活力。这在我们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他们就叫做‘哇啦哇啦’。所以说，资本主义也有好的地方，也就是说互相抑制、互相监督的作用。”

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单靠活跃文化学术是不够的。罗隆基认为关键是要解决“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因为是中共一系列的思想改造运动形成的“戒慎恐惧”，才使十万高级知识分子对中共“敬而远之”。毛泽东心里清清楚楚，若要消除知识分子的思想压抑和政治恐惧，还需政治方面出招。这个招数就是请出民主党派。现在的材料表明毛泽东早在一九四七年就觉察到中共有可能在“统一战线”的旗号下实施一党专政，自己打心眼儿里也想这幺干。

但他也十分清醒：现阶段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是“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听取第二次汇报时的讲话，《党的文献》二00四年一期）”。而启动民主党派，自是中共的策略的重要部分。为此，毛泽东扬鞭策马，放出话来：“人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要有纪律性，也要有无纪律；要有集体主义，也要有自由主义。”“苏联只有一个党，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

“他们（指民主党派）可以监督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同上）”好大的胸襟气派！我们简直区别不出此刻的毛泽东和前不久搞“肃反”、“肃胡”的毛泽东，怎幺会是一个人？

为了改善党与非党的关系，中央统战部在全国范围做了一年的内部检查，听取党外人士、对他们应如何“监督”、怎样“共存”，提出具体意见和办法。那些被邀参加座谈会的都异常感动。父亲毕竟是职业政治家，职业敏感告诉自己无论是民主党派还是他本人，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时机快要来临。

第三党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主张，也有实践的可能性。故而他在农工党中央放言：“中国正面临着一个转折点，世界也面临着一个转折点。今后形势要大变，我们的责任很重，每人要立志做一个政治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民主，政治不民主；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民主，经济不民主。我所说的转折点，就是要在今后做到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相结合。”

父亲有着很突出的两面性，江湖作风和政客色彩。这与他长期搞第三党，在夹击中求存的政治生涯，有着直接的关系。在统战部那里，他的话都是跟进、拥护中共的。回到民盟和农工，他就站到了中共的对面。“一个人穿的是英国兰开夏的呢制服，坐的是小汽车，吃的是山珍海味，鸡鸭鱼肉，但如果不让他独立思考，一切都是听从别人指挥，要坐就坐，要站就站，这种人也会闹革命的。”——这是他的牢骚，也是他的内心真实。父亲身处高位，生活优越，但这不是他的人生追求。

对一九四九年后的民主党派被排挤在国家权力边缘的处境，早就有所不满。现在，好了！毛泽东提出“监督”方针，正是一个政党当作之事。父亲私下里对罗隆基说：“现在我们民主党派大有可为，可以大作特作”。父亲虽然在民盟中央和农工中央的公开场合提倡大家学习马列主义，而他在很多座谈会和私人场合里却说：“我认为《诗经》、《论语》还有用，马列主义只有那幺几条，我就没兴趣，不值一学。《人民日报》所刊载的也完全是教条，毫无意义。”“新中国需要‘新人文主义’，我打算搞一套‘文艺复兴’。如得不到精神自由，就没什幺可搞的。”

父亲一九五六年七月五日在农工党中委座谈会上，谈到对“共存”与“监督”方针的感受，说：“在大革命时期，由于共产党执行统战政策，它就有了威信。后来有个时期不与党外人士合作，反对中间势力，共产党的威信就降低，作用就减少。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力量相当雄厚，还有力量；它们的民主自由的政治组织，也还有一定的作用。

我们要搞社会主义，一是经济民主，二是政治民主，但还要加上一条思想民主。政治自由的具体表现，就是要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思想自由的具体表现，就是要‘百家争鸣’自由讨论。‘共存’和‘监督’，这是两个大问题。全世界都在讨论。在我国，可能出现一个到处演说和做文章的局面，大家可以自由发挥意见。我打算开始演说，准备在政协礼堂先同民主党派的干部来谈谈。错了也没关系，反正问题是开始了。

昨天，我在政协和民盟唱了两曲。我主张中国搞两院制，人民代表大会是众议院，政协是上议院。资本主义国家是实行两院制的，这种制度过去发生了作用，今天也还在发生作用。在我们国家实际也在发挥着两院制的作用，不过就是没有取得法律手续。有人大和政协，这就说明已经有了两院制的架子，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发生资本主义两院制的作用。现在形式更完备一些，并具备法律手续，问题就解决了。具体意见是：政协有监督权和不同意见权，对人大的某些方案，政协可以表示不同意。不同意，两院再协商，这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同时，我们也不必强搬硬套别人的东西，我们可以走“文不成法”的道路。不管什幺形式，只要能发挥两院制的作用就行了。所以，我认为不修改宪法也是可以的——这就是我的主张。我的话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的。既然讲民主，就要搭个架子。我不怕出丑，也不怕犯错误。”

果然，父亲“不怕出丑，也不怕犯错误”，在七月、十月统战部召集的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座谈上，针对监督中共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主张。比如监督应该有法律保障，民主党派对政府部门应有质询权；民主党派应该在人民代表大会中设立类似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党团”,每个党派的“议会党团”有权向中外记者发表主张；政府部门对民主党派提出的批评建议，要认真处理，不得敷衍。

此后，父亲提出的政治设想就更多了。比如政协应成为建议、监督、审核机关，具有监督权、否决权。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组成政治讨论会，定期讨论国家大事，向政府和中央提出方针、政策的建议等等。果然，如父亲生前所料——“我的话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章伯钧的一系列急切又激烈的政治主张，给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三十年后，他把这些情况写进了自己的回忆录。

要有作为，就要有人马。别忘了，从在邓演达手下工作开始，父亲就是专门从事组织活动的。一九四九年后，中共对民主党派的组织限制颇多。“八个党派加起来才九万人。”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感慨，是无奈，更是不满。

一九五六年秋，他在国外接受记者采访。人家问：“中国民主党派的成员一共有多少？”父亲心想，九万人还是八个政党的总和，说出去都丢人。自己索性把数字翻了一倍，说：“十八万。”事后，他告诉了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邢西萍。

邢西萍大笑，没责怪他一句。父亲对母亲叹道：“看来，连徐冰（即邢西萍）也觉得我们可怜那！”现在机会来了，父亲怎能放过？对民盟、农工的组织发展工作，他早就憋足了劲儿。

他在民盟放出话来：“共产党有一千万，民主党派只有几万，如何谈得到监督？民主党派要发展到一百万！”

他在农工党没有放话，却真放手大干了。七月间，农工民主党中央为贯彻六届二中全会关于在医药卫生界开展工作的精神，在北京饭店举行了一次大型招待会，招待当时出席中华医学会、中国药学会、中国微生物学会、中国生理学会、中国解剖学会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及北京著名中西医共五百余人。父亲精神抖擞，容光焕发，在致辞中介绍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在医药卫生界所做的工作，表示今后愿意继续在这方面更多地做些工作，希望和大家进一步加强联系。——他的诚意和大度，博得了掌声和好感。一方面使得上述五个学会的许多代表对农工民主党在医卫界进行的工作任务和方针有了更多的了解，另一方面，也是父亲的用心所在：它为各地组织在医卫界重点开展工作，发展组织打开了局面。这次招待会，在民主党派中非常惹眼，大家都说章伯钧办事就是有气魄。结果也是满意的：从农工党六届二中全会到一九五七年二月，一年中全党吸收成员的人数为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五年的两倍，医卫界成员占总数百分之四十点五二，其中有许多是全国著名的中西医专家。

组织要大发展，就非要取消“防区制”不可。因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在组织上是以医药卫生人员为重点，以大中城市为主和以中上层分子为主的方针，这是中共定下的规矩，还形成了决议。父亲认可了决议，执行起来却表现了极大的灵活性。他主张发展年轻人，说：“在发展中，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只要不是工农兵，我们都欢迎！”他还主张把组织发展到县城，父亲的理由是：“县城里‘以党（指中共）代政’的现象，比上面更严重，如果有了民主党派的监督，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

整个夏季，父亲积极布置举行民盟在京中委、候补中委座谈，一共搞了三次，后根据发言记录，八月三日民盟中央编辑了一本“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意见汇集”，里面有一百零三条意见。如何监督共产党，县级也应该发展组织，今后发展盟员最好不要交叉，关于法制与运动的关系，民盟纪念先烈是不是只有闻（一多）李（公朴）等问题，尽在其内。尽管很多意见是针对他的，那也高兴。

当月，父亲在农工中央座谈会上说：“知识分子问题提出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共产党过去对知识分子是‘打’，现在是‘拉’。为什幺先打后拉？这就是政治。搞政治的人不懂这一点，连作汉高祖都不行，更不必说毛泽东。蒋介石为什幺不行？就是因为他只会打，不会拉。那牙齿和舌头比，牙齿总是先落。”

九月，中共召开了八大。父亲西装革履地应邀列席。这次会议确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确认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会议决定，把共产党的工作着重点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提出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的社会经济模式；规定了“多快好省”的经济建设方针。毛泽东在致开幕词的时候就提到党内存在着违反马列主义的观点和作风，即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

后来，这三个主义被称为：“三害”。显然，斯大林的错误教训和本国的现实状况，让毛泽东感到，要迅速成为一个强国，主要问题在执政党。那时，他多幺自信：不让大家提“毛泽东思想”；选举中央委员，不事先排定中央委员名单；唯一被他指定过的人，是曾经反对过他的王明、李立三——这些举动，于民主人士而言，可谓出乎意料又惊叹不已。他们认为：毛泽东七年来都在改造别人。现在终于转变了，共产党准备改造自己了。

父亲在《前进报》第二期上发表《建议与感想》的文章，对中共八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其中提到的理论、原则、政策、方针和对于对于每一个问题的分析与解决的方法，都直接影响到每一个中国人的政治生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我们不能置身事外，漠不关心，加以曲解。代表大会文件是一部伟大的精深而又实用的马列主义教科书，它丰富多彩，生动有力，充满战斗精神。”

父亲又应俄文《友好报》之约，发表了《我对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的浅见》一文。他说：“民主党派的奋斗目标和共产党是一致的。即一切为了社会主义。随着阶级的消灭，民主党派将通过自我改造逐步成为一部分劳动人民的政党。那时民主党派同共产党的关系，将是进一步的亲密合作，即接受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又同共产党平等共事，有职有权，互相监督，根据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民主党派在政治上有言论自由，在组织上是独立自主，在学术思想上可以‘百家争鸣’。为了更好地发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作用，今后民主党派应该积极地发展组织，团结更多的人在共产党的周围，加强马列主义学习，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发挥独立思考能力，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冠冕堂皇的词句下，谁都能领会章伯钧的真实意图。

突然，发生了东欧波匈事件。举世震惊，毛泽东也震惊：原来红色政权是可以丧失在瞬间的！国内也出现了许多的“闹事”，工人闹，农民闹，学生闹，工商业也闹，退（合作）社，罢工，罢课，游行，请愿。毛泽东分析再分析，民主党派琢磨也琢磨，两者立场不同，结论却也相似：闹事的原因源于共产党政权不能正确解决社会内部矛盾，源于执政党脱离群众而引起的普遍不满的社会情绪。

毛泽东当机立断：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提出了开展党内整风。

章伯钧、罗隆基这样的民主人士，也空前关心时局。他们有所预测，预测形式即将发生巨大变化，共产党政权在受到巨大挑战的同时，民主党派将得到空前的机遇。那些日子父亲天天等着看《参考》，他们聚会频繁，大会，小会，私人聚会。他们议论国事，议论中共的执政失误，议论社会主义制度的缺陷，他们传递社会上频频“闹事“的消息。被压抑多年的知识分子心底掀起了波澜，起伏跌宕。那段时间，父亲在家请客象开流水席一般。大家高谈阔论，以父亲说话的声音最高，毫无顾忌地指责共产党。说到闹事，他的表情真的有点幸灾乐祸呢。

这些活动都被当作思想动向，报告了毛泽东。也难怪毛泽东后来说：谁知道章伯钧背后骂了我们那幺多！此言不假。

运动——一九五七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七年二月，父亲随彭真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团副团长，赴苏联和东欧访问。

二月二十七日开始，举行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父亲对毛泽东的讲话非常欣赏，说这是老毛一九四九年以后最好的讲话，是政治的，也有哲学的东西。三月一日，毛泽东主席作总结讲话。父亲那几日精神欠佳，本想不去，后民盟中央来电话，说是毛泽东主席要讲话，父亲马上更衣，钻进“吉姆”车，直奔会场。还好，讲话刚刚起头。

会议结束，父亲回到家中，见他气色极好。不是中午还觉得“身体不适”吗？

气色好原来是听报告听好的！是什幺让父亲气色转好呢？我以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毛泽东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作为中共对民主党派的总方针。毛氏不但重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还做了极其明确的说明。啥叫“长期”？毛泽东说：“共产党的寿命有多久，民主党派就有多久。”啥叫“监督”？就是“批评和建议”。多幺甜的口号，多幺棒的解释。八个字方针一出口，就立马解决了民主党派多年以来的存亡问题。

别的党派不说，一九四九年后单是民盟成员就有不少人对民主党派是否应该继续存在，持怀疑态度。年寿有尽，花开有时。民主党派的年寿也到了“尽数”。

为了对付“取消论”，担负组织工作的父亲会上会下，不知说了多少好话。现在好了，民主党派非但要“长期”了，还要“监督”中共了。无论是民盟还是农工，作为一个政党作用终于可以兑现、实施了。章伯钧、罗隆基是文人，但毕竟不是传统的“士”，他们搞得是政党，而非“幕业”。做中共政权的“幕友”“幕宾”，绝非他们的政治抱负。你说，他们能不激动吗？

毛泽东的讲话又是中共党内整风的动员令，老人家还要邀请民主党派参加，帮助党整风——这从未有过的。从前只有共产党整别人或关门整自己。应该说，是那时国际与国内的紧张形势，让毛泽东把自己的思考集中到如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他觉得只有用批评的方法，才能解决这个矛盾。那时，毛泽东不怕批评，怕的是中共因为自身的原因，而失去执政的绝对优势。于是，他要以内外结合的新形式开展党内整风。

由于这个决定受到了来自中共高层的阻碍，毛泽东从三月中旬到四月上旬，八方游说，四处扇风，搞思想发动。与此同时，父亲为了配合中共整风，更为了民主党派自身，他在三月中旬到五月，也在四处扇风，八方点火，搞思想动员，搞组织发展。要说野心，父亲是有的，罗隆基也是有的。野心不是为自己在往上爬，而是他们觉得作为一个政党，民盟也好，农工也罢，真正起点作用的时候到了。

三月十二日，父亲请曾昭抡、吴景超、费孝通、钱瑞升吃饭。目的很明显，联络感情以调动其参与政治、参与盟务的积极性。席间，父亲说：“民盟是政治组织，要对国家大事加以讨论，”接着，又谈到两院制问题，说：“政协要起上院的作用。”钱瑞升听了，很佩服，感到父亲“真的是抓住了形势”。

三月十八日，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在政协二届三次会议的大会发言，就贯彻“二百”方针和加重政协工作任务问题，发表这样的意见：“我希望在百家开始争鸣的今日，大家要有宽容的心情，不要急于以”卫道者“自居，对于那些求进步或勉强求进步的多数知识分子，开始发言的时候就给他们拦头一棒，以阻塞鸣路，这是不妥当的。旧的文化遗产中，有好的成分，让他们鸣，让他们放，教条主义或修正观点也就显露出来。

在扩大和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要求下，政协的任务和工作将要日益加重起来，政协工作的内容和方法也将要日趋完善和充实。我认为可以考虑从第三届起给以更多的政治任务，如协商、建议和监督三方面权力是可以加强起来的。从实践政治生活中，政协这个组织可以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民主所需要的议会制度的一环。”

父亲在农工民主党全国工作会议三月二十一日的预备会议和三月二十七日的大会上讲话。他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基本要求，是进一步地充分发扬人民的民主自由，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民主党派组织独立、政治自由，其实并不是什幺新东西。

三月下旬四月初，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分别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议。

三月二十八日，父亲在农工民主党全国工作会议上做党的工作报告时，说：“民主党派进步了，不要统战部过多的帮助。好象孩子大了，保姆还要啰嗦他，那就要家庭革命。民主党派过去在政治上、思想上以至在组织上全面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是需要的，不是这样就搞不起来。今天民主党派是政治自由、组织独立了，在工作上不需要依靠共产党。这是合乎时代发展规律的。我们党内的工作，就是要当家作主、就是要自己负起责任来搞。统战部的大衙门是不会管民间的事了。老实说，过去统战部对农工党的一些是非问题就搞得不好。“你们还记得统战部总派一些小辫子来和我们这些部长来谈问题，她们懂得多少？今天不来了吧？你们没有看到那些小辫子了吧。过去，什幺事都要统战部点头，我们有些人常常要跑统战部。有人说我们是共产党的特务，我曾在民盟建议以后由我、罗隆基、史良等轮流来做这种特务。”

后来，整理这份讲话记录的人告诉我：“当你父亲讲到最后一句的时候，顿时全场气氛紧张。”我想，那时父亲心中恐怕已经没有任何警戒线了。

三月三十日，在民盟全国工作会议第七小组会上，父亲发言说：“我是主张大发展的，我们应当以六亿人口来想问题。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民主党派的队伍小了是不行的。只要不是为个人打算可以好好发展一下组织，太保守不能适应客观发展的需要。当然也有些人事相宜发展组织作为政治资本的。过去民主党派一切都由党包下来，什幺都依赖党。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谁都包不干的。国家大，事情多，要包也包不了。要民主党派自己独立自主，发挥积极性。我个人看法，将来会发展到贤者当道，不好的就会被淘汰，谁也不能包谁。民主党派被轻视、冷视的情况会很快改变。以后我们的责任大了，共产党不包，我们不能坐在保险柜里过生活了。以后要逐步做到民主党派的干部比政府同级的工作人员权利还要大的。”

四月二日，章伯钧、罗隆基召集“民盟地方负责干部座谈会”。晚上，章伯钧、罗隆基、史良等副主席在和平宾馆八楼东客厅,举行与地方盟员见面座谈会。

与会者都非常高兴，说：“这次座谈会似于大家庭，很亲切。吐出苦衷，也获得收获。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认识，更加明确。”父亲最后讲话，说：“今晚我觉得很愉快，真正表现出民盟同志的友谊和民主党派的新气氛。我们中常会对同志们所批评的意见，都会全部整理出来。对应该办的，就办。可能办的，就拟办。有些不可能办的，也向同志们有个交代，中央不该敷衍塞责的态度。中央研究机构方面要加强起来拟建一个政法研究会，其次，再搞一个财经研究会，再次文教委员会，各地根据自己的条件也可以这样做，干部政策方面，我们中央很对不起大家，目前还不能具备建立专门的人事机构的条件。今后民主党派的干部由民主党派管理。这方面的工作我想会慢慢健全起来，对地方干部要加强培养提拔，配以职称。宣传方面，五七、五八年主要以提倡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向科学进军’为中心工作。另外，盟务、简报的工作也都要做好。总之，靠中央力量不够，则靠地方协助；地方不够处，中央要大力支持。我们要向地方学习，把太平胡同（即民盟中央所在地）搞出名堂！”

罗隆基也讲了话，说：“我们的会，温暖够，批评不够。我们的民盟的进步是有的，进步从哪里来？进步是因为有了从下而上的批评。”

四月三日上午，在和平宾馆一楼后厅召开地方负责同志座谈会，罗隆基主持，父亲作了长篇讲话。

他说：“一、中央工作有些进步，从去年确立领导，四个副主席加上秘书长，成为一个小组。我们几个基本一致，有过同当，有功同赏。每周开几次会。去年试验搞检查，提了一百多条意见。当然，这样做还是不够，以后要加强。二、全国的盟员增加了九千多，地方同志很辛苦。我们表示感谢！三、有些问题是理论性的，比如社会主义的民主党派的存在，它不止关系到我们少数人的政治生活前途或是三万盟员问题，而是联系到中国人民政治生活问题。现在的中国有三样新东西，一是农业合作化，一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再一个就是民主党派。中国的民主党派，除了民盟、农工民主党，其它党派的成立，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发起的。成立民主建国会时，中共向民盟借了二十几个人去。解放后，中共全面领导，政治、组织领导，交叉干部、兼职干部等问题都产生了。去年，毛主席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民主党派组织独立，政治自主。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也是民主党派的任务，也是中国民主生活方式之一。我们的思想落后于实际，实际已经发展，而思想还停滞在过去。毛主席说马列主义有很多话没讲，很多问题是历史潮流推动出来的，而历史的彻底改变，要一个长的时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完美的。我们民主党派的产生、性质和发展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要知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提出，也有斗争。不少人怀疑，中共内部也有很多人搞不通。民盟盟员多，影响大，多大知识分子，尤其要加强思想认识。今天我们自己当家作主，干部问题，兼职问题，交叉问题，都可以逐步解决。过去有问题找统战部，今天请示我们的民盟中央。大事要共同研究，什幺马都骑就会弄成五马分尸。民盟的代表性人物要统筹安排，但要准备新的人物代替。民主党派没有太子，也没有第一书记，第二书记。所以，我们的人事安排是个不断需要研究的问题。另外，中国有三大落后，落后之一就是文化落后。而向科学进军就能解决文化落后。民盟面对知识分子，包括大知识分子，今年我们和文教部门合作，做出成绩来，五八年总结经验。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就是搞文化科学的一部分，重点突破。把工作做好了，组织发展也就不成问题。”

父亲讲完话，史良紧接着说：“章副主席对民主党派工作有专门的研究，有独到之处。他刚才的讲话值得大家研究。”

四月四日上午，父亲在民盟全国工作会议做“访问东欧六国的报告”。他说：“中国人民生活是存在很多困难，需要我们来解决的。另一方面是精神生活。有物质生活没有精神生活是不行的。有文化生活，思想生活就会提高，自由、民主就来了，人的尊严问题就来了，这都是问题。要做到真正民主不是容易的，民主生活的经验还远远不够，还要创造。六亿人在政治上单打一的做法是搞不通的，必须要有很多党派共同来搞。民盟是知识分子的集团，都是有学问的人，有权威的人，在我们力量所及，应担负起这个任务，在学术方面搞起一个高潮来。”

当晚，民盟全国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举行第十一次会议，由胡愈之主持。当大家议论发展组织工作问题时，父亲说：“从全国看，我们的发展是合乎民主党派发展规律的。在肃反以前几个大运动，如果发展太多，那一定有很多头痛和麻烦的问题。今天情况变了，多做些发展工作是应该的、必要的。我过去就是主张积极发展的，我还主张发展青年，但有人不同意我的意见，”

当胡愈之谈到大家对中心工作意见很多，要求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加进去的问题时，父亲说："今天我们是练习民主，过去认为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不大吃香，自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后，民主党派又吃香了。民主是不简单的，民主要能听别人的话。为什幺民盟的中心工作不提'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三方面的情况：一、互相监督是双方面的，我们还有些困难和不习惯。二、毛主席说党内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反对，这也是困难的一面。三、如果民盟大喊监督，各民主党派都大提倡互相监督，党内百分之九十以上有抵触，这将产生很多困难和问题。"

四月五日上午，父亲在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全国工作会议上说："现在讲民主还不习惯。因为我们中国是由封建专制一下子就跳到人民民主专政，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的民主是文明的，比封建阶级的野蛮专政进了一大步。我们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阶段，所以在这一段讲民主就很难讲得起来。昨晚民盟争论一个问题，有两种不同意见。一个意见是说民盟是大知识分子集体，应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重点工作，一部分人同意；但另一部分的意见主张把'互相监督'也作为工作重点，我不同意第二种意见。因为民主党派的互相监督的工作是中共展开民主运动的一个措施。我们如以此作为重点贯彻，不然会影响目前整个政治生活。因为共产党内高级干部中对此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思想不通······今后发扬民主是稳步的，要在中共内部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思想改变了时，才可以更好地贯彻。我们要保卫民主，使民主健全地发展，不致受波动，受损害。某地一个人来找我，他在肃反运动中搞了十一个月，被打的遍体鳞伤，来京申冤。我呢，我只能请他吃餐饭，安慰他一番。"讲到国际形式的时候，父亲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说法，浅薄无聊。日本、德国的生产提高几倍。美国生产也还有提高。资本主义是有活力的！"

后来，父亲又在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的农工座谈会上，说："我总以为不要把资本主义看得那幺一钱不值，也不要以为打败蒋介石就是共产党一党的力量，马歇尔就曾说过，中国（指中华民国）"亡国"不亡于共产党，而是亡于中国民主同盟。马歇尔问什幺这幺说？就是中国民主同盟在当时给美国一种错觉--中国的第三种力量可以走资本主义的民主道路，不会步苏联后尘。由于有这种错觉，美国就放松了军事力量的补充，结果上了大当，弄得蒋介石很快垮台。四月八日，父亲主持农工民主党六届三中全会，并致开幕词。他说："民主生活的具体内容，我们还在摸索，还在创造。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都各有他的民主生活内容。但我们不能完全照他们的办法。中国的各民主党派与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民主党派不同，主要有两点：第一是中国的民主党派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长期间发展起来的；第二是中国的社会阶层很复杂，许多具体情况与波兰、捷克等国家不同。

我们的政治生活在不断变化，自'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后民主生活更日新月异，组织和各方面都有很大变化······由于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有密切关系，有许多共产党员一开始就交叉了民主党派，往后民主党派成员中，也有不少参加了共产党，现在由于新的方针的提出，这些人都要逐步撤回去，有些人已经撤回。这是一种趋势，我们首先要对此有所认识，要有对策。我之所以一再提出，是要大家用当家做主的精神办好党的工作，把责任担负起来，意思就在这里。"

父亲还在农工民主党机关刊物《前进报》第十三号上发表了一篇《平凡之谈》的短文，他写道："在中国各民主党派中，我党的历史是较长的。它对中国革命运动有一定的贡献。但它也有很多弱点，需要我们用力克服。我们已经决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我党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就是要为党增加新生力量，尤其是新生的领导力量。"

四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京的农工党中央举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座谈会。父亲又作长篇讲话。他说：“老毛现在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一下子就得到这个六亿人口的天下。惧的是中国六亿人口，吃什幺？穿什幺？我们常说很多国家伸手向美国要美金。其实，也有不少国家伸手向苏联要卢布呀！老实说，哪个国家都是很现实的，没有钱，谁跟你跑？象东德、波兰、捷克。还不是在那里向苏联伸手，但苏联哪有这幺多卢布给他们？于是，中国的责任就更加重了。中国自己有六亿人，天天要吃穿，还有别人向你伸手，你们看怎幺办？我看中国儒家那套‘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还是有用的，不过要加上新的内容。我看马列主义还是少说一点，因为马列主义不能吃，也不能穿。

二、斯大林这个人是很野蛮的，我们历史上的帝王就是如此，革命就是大杀。不狠当不了英雄！

大家查查历史，刘邦一得到天下，把那些武官都砍了。朱元璋更凶，一得天下，不但武官砍了，文官也砍，因为武官会造反，文人还可以给武人出主意。斯大林也是这样，等到他一掌握大权后，把过去的很多老布尔什维克几乎都杀了。

今天看起来，像托洛斯基、布哈林这些人，当时与斯大林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存在分歧，例如对富农的问题。一个要消灭富农，一个是要暂时对富农让步。

今天，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出来以后，是否可以这样看，将来还可以研究。

三、毛泽东思想现在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莫说党外人士跟不上，就是共产党内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党员跟不上，这是个大问题。我就是机会主义，我们要掌握。

“很多共产党看不起民主党派，这是错误的。他们不了解民主党派的作用。

中国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光靠共产党能搞好吗？比如中共像个理发店，它开在王府井，北京几百万人都要跑到王府井去理发，那多不方便，也理不了那幺多人呀！所以，民主党派也就要在鼓楼、西单开起理发店来。不过，王府井理发店比鼓楼、西单的理发店好一点就是了。但都是理发店，都是为人民服务呀。这个道理不是很简单吗？所以，很多共产党员就不懂这个道理。老实说，我们不要自卑！有些地方，我们是可以教育共产党员的。”

从四月份起，从国家体制，即科学研究和高等院校两个领域的问题入手，民盟中央开始进入了帮助中共整风的实干阶段。四月八日，沉钧儒家中，民盟中央招集自然科学家座谈会，章罗二人特地邀请盟外科学家钱学森、李宗恩参加。座谈会的问题如下：一、中央同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央和地方的科学力量，如何利用与安排。地方是否也需要科学研究机构？二、中央各部门质之间力量如何摆的问题，如科学院、高等院校以及业务部门的研究机构。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比重。四、科学研究的经费问题，设置科学基金问题。

章伯钧、罗隆基决定通过《争鸣》月刊展开科学体制、高校党委负责制问题进行讨论。先后于四月九日和二十四日发出征稿通知，对象主要是科学家，教授，专家。许多人提出自己的看法，后发表在第五期、六期的《争鸣》（十余名撰稿人后被划为右派）。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次整风对于非共产党员有如下指示：“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自由退出。”

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讲话涉及“民主人士有职无权”、“教授治校”、“共产党有术无学”等问题。毛泽东深知这些话题既是社会问题，也是党外呼声。它们若获得一定程度的缓解，不仅有利于刚刚建立的红色政权，还能证明中共是践行政治诺言的。讲到“有职有权”问题，毛泽东展现出开国君王的宽大襟怀，笑眯眯地把眼光投向台下端坐的马寅初（时任北京大学校长，无党派人士）许德珩（时任水产部部长，九三学社主席），问：“马校长，许部长，你们是否有职有权？”

如此一问，会场气氛活跃起来。不等马、许二人回答，他就下了定语：“我看没有好多权。”“现在民主人士还是早春天气，还有些寒气，以后应做到有职有权，逐步解决这个问题。”谈到高校，毛泽东说：“大学校的管理机构应如何办？可以找一些党外人士研究一下，搞出一个办法来，共产党在军队、企业、工矿、机关、学校都有党委制，我建议首先撤销学校的党委制。

请邓小平同志召集民盟、九三等单位的负责人，谈谈如何治校的问题。”另外，毛泽东还坦言中共缺乏学习，对治理国家是没有经验。用毛的话来说，就是“共产党不懂就学，长时期的学，不懂要懂，要学懂科学，过去我们没有经验，现在开始学，一直学到懂得为止。”再如毛泽东也道出民主人士的思想状态，说他们“都不大相信社会主义”，但“都相信民主主义，都要求民主、自由。”

不佩服毛泽东不行，一番话能把个中国搅得春意盎然，满城飞花。知识分子个个攘臂轩眉，精神意气自是不同了。五月五日父亲决定以风的速度，在民盟中央举行的座谈会上，传达这个讲话。他认为毛泽东这次是“治病治到根儿，说话说到点儿”上了。

自五月八日起，中共中央统战部为征求对共产党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了十三次座谈会。十一日，李维汉部长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就民主党派搞不搞整风的问题作了说明：“在这次运动中，要集中地批评共产党的缺点。因此，我们已经同各民主党派人士商量好，在一个时期内，不要号召民主人士整风，而着重地发动党外人士来给共产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五月八日下午，李维汉邀请章伯钧（代表民盟）、罗隆基（代表民盟）、许德珩（代表九三）、章乃器（代表民建）枢（代表民革）等人举行座谈会。请大家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中共整风问题提出意见。父亲第一个发言[31]，他说：“在这次座谈会召开以前，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中常委举行了扩大会议，就党与非党关系，、民盟对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意见等等问题进行了座谈。

这次会上，有人说某机关一个计划科长，因为是非党员，不能参加国家计划委员会召开的他本应参加的有关会议，很感苦恼。过去选拔留学生、学校留助教，都是首先考虑政治条件。有些有能力、有专长的人，常因历史复杂而不能入选，非党人士出国留学的机会不多。非党干部要得到提拔很困难，党员提升很快，好象只有党员才有能力、有办法。”

关于有职有权问题。父亲说：“职、权、责三者不可分，要做到非党领导人有职有权，必须同时要非党人士负责。但是现在，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实际上是党组决定一切，什幺都要党组负责。既然要党组负责，就不能不要权。这是形成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根本原因。因此，有人提出国家机关中党组和行政领导的职权要弄清楚，各机关的工作应由法定实行集体领导的行政机构来决定。”

在谈到对统战部意见的时候，他说：“有人认为，统战部征求意见不止一次了，到今天还要人家提意见，有些人都不愿意提了，因为过去提的意见都没有下文，没有交代。如去年统战部准备的制定各民主党派干部制度，开了几次会征求意见，毫无结果。再如一九五0年统战部就曾强调有职有权问题，迄今七年，只个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民盟中央有人认为，党中央对统战工作从理论、政策到贯彻执行和宣传教育都重视不够。民盟中央是‘带病延年’，对‘长期共存’，也无具体办法。这点也是统战部对我们的‘病’帮助不够，即互相监督不够，统战部也应。该检查。”

五月八日上午，父亲邀集北京市部分著名中西医和科学文化专家学者座谈如何学习和帮助中共整风的问题出席座谈会的有叶恭绰、张申府、李宗恩、赵树屏、陈邦贤、沈谦、李克鸿、吴朝仁、刘士豪、傅一诚、王雪涛、汪慎生、周太玄等工民主党成员。会上，父亲号召农工民主党成员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帮助中共整风和加强自我改造、参加体力劳动、向科学进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为了贯彻上述任务，他倡议先在北京就中医、西医、工程技术、农林水利、文化艺术、科学教育这六个方面，组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分别进行广泛深入的学习讨论。在学习讨论中，不仅要敞开思想，大胆揭露错误和缺点，还要提出正确处理问题、改进工作、增强团结的意见和方法。与会同志一致同意这种做法，决定成立六个工作组开展工作。会上还确定学习讨论的内容应围绕以下三个问题：一、关于贯彻“二百”方针的问题；二、关于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非党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三、关于农工民主党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发展组织、做好政治思想工作问题。

会后，上述六个工作组在北京市主委李伯球的布置下，召开了中医、西医、工程技术、农林水利、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六个方面共二十一次五百多人参加的帮助中共整风、贯彻“鸣放”方针的座谈会。

五月十三日，父亲和罗隆基二人以民盟中央的名义，邀集了教育界、科技界的专家、学者、教授举行会议。会上父亲首先宣布开会的企图是动员全国的盟员争鸣，组织大家座谈党委制、科学体制问题。会议首先研究了民盟北京市委为推动鸣放而召开的十四个座谈会的计划。针对现实的急迫需要，父亲提议在民盟中央成立“高等院校党委负责制”、“科学体制规划”工作组；罗隆基提出“有职无权”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工作组共四个工作组。

用两个月时间从中央到地方搞这四个问题，以响应和配合毛泽东的倡议。父亲提议“高等院校党委负责制”由黄药眠、陶大镛、储圣麟等人参加，罗隆基建议增加吴超和费孝通，父亲同意，这个组以黄药眠为召集人。父亲提议“科学体制规划”组的人选是曾昭抡（化学家）、钱伟长（力学家）、华罗庚（数学家）千家驹（经济学家）、童弟周（生物学家）等组成，由曾昭抡召集。章罗当面商定：

罗直接抓“有职无权”工作组，由父亲直接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工作组。但首先展开“高等院校党委负责制”、“科学体制规划”工作组的工作。工作安排完毕以后，章罗两人流露出满意的神情。父亲说“以前民主党派是被动的，今后要变被动为主动。”

在四个组里，“科学体制俎”实力最强，最积极。这个组，于五月十七、二十三、二十四日先后三次召开座谈会，讨论科学体制问题。二十四日的会，是以五个副主席的名义，约请参加科学院学部会议的全体盟员来讨论的。很快，五人起草了一份《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附件二]。在这份文件里提出应该保护科学家，培养新生力量，改善科学研究领导，协调科学院、高等院校和其它业务机构之间的关系，协助科学家妥善解决时间、助手、经费、设备等问题，针对升学、升级、选拔研究生和留学生片面强调政治条件的倾向提出批评。

五月二十八日，《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以民盟中央的名义分送民盟中委、候补中委，科学院学部委员（盟员），征求意见。六月五日民盟通过。六月九日，全文发表在《光明日报》，反响极其强烈。发表后父亲立马获得许多消息，一直称赞他和罗隆基为中国知识分子和学术界做了件大好事。

《关于高等院校领导问题的建议》[附件三]由黄药眠亲自执笔，于六月十日脱稿，打印了二十五份，分送章伯钧、罗隆基、史良、胡愈之等人。准备召开扩大会议修订。由于反右斗争已经开始，这份《关于高等院校领导问题的建议》一直没有公开发表政风运动原本是按毛泽东思维逻辑和他铺排的轨道进行的。他以为经过七年的一系列运动，中国人都服帖了。治国关键全在执政党自身。当“教授治校”、“民主人士有职无权”、“共产党有术无学”等说法传到耳朵里的时候，毛泽东甚至是赞同的，因为他希望党外能够帮助中共整风。五月四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人们都知道，毛泽东在五月十五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决定把整风转反右。那幺，是什幺原因让他在五月四日到五月十五日的时间里变了主意，决定把整风转为反右？我想，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是毛泽东从大量的民主党派公开座谈会的言论劾同样大量的民主人士内部言论、私人谈话的秘密汇报里，感到事情并非合乎他的判断。中国第三势力的心未死！知识分子并不服气！民主人士的顺从也是表面的，他们的批评、直言、抨击和嘲讽，还赢得了众多的机关干部、教师、学生的喝彩。人们不仅要求党改进作风，还要求改变制度，撤销党组、取消党委制，民主党派要政治独立，民主人士要有职有权......

它们是言论，更是呼声。这呼声撼动的是毛泽东本人的权威和共产党的领导。

特别是章伯钧早期说的那句“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流氓”，罗隆基说的“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的言论，尖利无比，直刺他的敏感神经，挑起他的戒备心理，更加剧他的猜忌疑虑。谙熟人情世态的人都知道：事情超过了限度，就要翻过来，一定要翻过来！更何况他是毛泽东。

果然，十日之内，毛泽东的谈话腔调变了，一伸手就把个运动翻了个儿，整风变为反右，花旦改唱铜锤了。毛泽东是个当机立断的人，快刀斩乱麻，说干就干。

十四日晚，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常委开会，通过了一份“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现在学界工人它是整风变为反右的标志，因为这个“指示”里出现了右派分子、右倾分子和反共分子的提法。

五月十五日，蒙在鼓里的父亲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精神，在农工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第十四号）发表《关于一件大事的说明》一文，希望全体党员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所在单位的整风运动。同日，毛泽东致送《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信，给党内高干阅读。信中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五月十六日，开始行动了——以“鸣放”为圈套，“引蛇出洞”，内定右派名单，拉名单上的人参加正在举行的统战部座谈会，以网罗罪名。并指示报纸以突出位置刊出他们的言论。“毛泽东是中国历史第一个大流氓。”父亲说对了，没冤枉他。

五月十九日，北京大学出现了第一张大字报，学生言论的激烈态度和深刻程度，远远超过了民主党派，也超过了章伯钧、罗隆基。全校性的停课学潮以及罢工事件接踵而至，社会对抗情绪以极快的速度蔓延，蔓延。这个现象说明了什幺呢？用当时担任合众社香港分社社长的话来回答，那就是：“在今年五月第一次出现公开批评的时候，支持者（指提出‘鸣放’的毛泽东）就被击倒了。批评是猛烈的，是出人意料的坦白的，提出批评的大多数都是非党人士。毛的‘百花齐放’政策就在这一阶段出了破绽。它失去控制，毫无疑问，北平是知道这一点的。

------这无疑坚定了毛泽东反右的决心。”

五月二十一日，父亲“入套”了。头天午夜已过，李维汉亲自打来电话请他出席统战部下午的座谈会。有些腹泻的父亲对李维汉说：自己说的已经很多了，对中央没有什幺意见可提。李维汉就是不放电话，非要他出席不可，真是“盛情”难却。下午，车行路上，父亲还没有想好说什幺。没有话说，也得说话。

以下，就是父亲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的帮助党整风提意见的第八次座谈会发言摘录：

“学校中的党委治校问题，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大家也都感到这种制度有缺点，因此，认为应该更多的听取教授和学生的意见。

“最近我参加了北京的一些座谈会，感到有人没有把话说完......下面也可能顾虑更多。因此，今后应该彻底地广开言路。现在光是中上层人物的意见，固然能够反映很多方面的意见，但是，还应该普及到下层才好。下层干部在几年来对国家贡献很大，其功不小，但犯了不少错误。因此希望这次整风能听一听基层人民的意见。

“今后有关国家政策、方针性的大问题，可以多听一听各方面的意见。如这次整风，结合检查改进工作，当然是好。过去做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好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初，就多听听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见，就可以少走弯路。如扫盲运动......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根据材料多方面地进行讨论，或经过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专家的讨论，就可以减少损失。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幺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的。

如体制问题，中央和地方分权问题，去年只交地方党委书记和少数党外高级干部进行讨论。主要是党内讨论。应该利用政协、人大的各种委员会，民主党派去讨论，这些人都有相当的经验。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却只有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有意见，我不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进行讨论，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陈梦家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意见，我部分地同意。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的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

政协、人大不要等到期满，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所要做的大事的讨论，不能全靠视察制度。对国家准备做的事情要经常的讨论。近来，政协委员到下面视察工作，工作是增多了，但还不能仅限于视察工作，要进一步让大家经常讨论国家的重大问题。

“ 大多数教授都反映说会多，这要看开什幺样的会。假使是千篇一律的报告会，形式主义的会，最好还是少开一点。比如国务院开会常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是可以少开的。但如果提出问题，拿出材料认真讨论，有丰富的内容，能够发挥各个人的见解，这种会大家不会感到多的。关于体制外的问题，如何搞？大家可以深刻讨论，文字改革也可以由大家讨论。在政协、人大常委会里面，共产党要考虑放上一些能干的共产党员。共产党的许多领导同志有知识、有精力，可否在统一安排的原则下，分配一部分参加到上述机构里面经常同各方面人士交换意见，而不要像现在的一些共产党的同志那样，只是看看你们怎幺讲。今后人大常委会、政协讨论问题，各部应该有常务部长出席，代表各部说明政策。

“近一两年来，政府对于老年的知识分子有所安排，收到极大的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社会知识分子，思想已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问题，一再讨论，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做。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革命中发挥了极大作用。这方面的经验还得总结一下。从马克思、列宁那里找到理论根据教育共产党员，固然必要；但是还不如从实际生活中从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开始直到现在的统一战线工作，做一个总结，对党员的教育作用更大。在作某一部门的总结的时候，也可以请有关的民主党派参加，这也可以少发生一点主观主义的毛病。”

该“入套”的都入了，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于六月三日结束。李维汉最后说：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些批评和意见，并向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大祸要临头，也说得出口。“笑提常向尊前舞，醉解多从醒后赎。”

学潮像洪水爆发，倾泻而下，淹没校园，扑向社会。父亲还真着急了。六月二日晚上七时半，民盟中央及北京市委会举行座谈会，听取北大、清华、师大、人大、航空

钱伟长说：“现在学生运动的特点是要找个头，如有老师领头就可出乱子。近来有些学生的家长写信给我，要我劝劝他们的子弟不要参加闹事，我曾做过，但学生的表示十分坚决，这真像'五四’前夕，和我们做学生的时代一样不接受家长的劝告。”他分析知识分子最根本的问题是出路问题，学生闹事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出路，他认为只有党团员劾靠近党的人才有出路。人有没有出路，命运是掌握在党员手里。

有陶大镛就师大的情况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师大党的领导问题很多，但至今不敢承认错误，，师大问题比较多的是肃反问题和评薪问题，。党首先应该对肃反搞错的承认错误，，进行平反。并说北大曾有学生来师大，要求联合罢课。还反映有人说现在的情形是'五四’以来所没有的。”

黄药眠认为一九五三年以前民主革命阶段党和非党知识分子是在一道的，一九五三年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此一切只有党员可以信任了，党员人数不多，于是只有相信年轻的团员，这样就造成党脱离了群众。又说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在北京实际实行的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

对以上讲话，章伯钧是欣赏的，有时还要插话。

在吃饭的时候，父亲讲的话就多了，闵刚侯概括如下几点：一、章伯钧的插话中说，“交通部在汉口的学校，学生要请愿，其它地方也有学生罢课，形势十分严重。”“共产党内部问题也大，计委差不多都是党员但撤换李富春的大字报贴在李的门口，这是估计不到的”。又说“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事情就难办了。”二、章伯钧要费孝通去掉专家局、民族学院和民委会的职务，多花时间搞民盟的工作。他认为现在民盟大有搞头，党应该对民主党派重新估价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长期共存，才能真正解决有职有权的问题。章伯钧还说：“我主张民主党派要大大的发展，至少要发展一两百万人。无党派的人都应参加组织，现在党团员有三千几百万，民主党派发展一两百万不算多。同时民主党派应该深入到县一级，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

在谈到知识分子入党问题时，章伯钧说：“知识分子不一定要入党，真的参加了，一看党内问题也不少，就会感到加入不加入没有什幺不同了。”三、章伯钧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被批判了，各国共产党员所遵循的唯一的理论和行动的教科书----苏共党史也要修改，现在已没有一个理论和实践的标准了。列宁死后有两个人，一个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成为反对派，另一个是中国的毛公，他继承了列宁主义，。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的人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想来总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现在我们民盟有责任要帮助党。”最后章伯钧提出要大家见总理、彭真、康生和李维汉。

六月七日，国务院开会，史良对章伯钧说，前一天晚上她已和周总理谈了，总理未置可否，她要父亲再和总理谈一谈。在会上，父亲写了条子给总理，说明情况严重，大家反映问题的态度很诚恳。总理看了条子后也未置可否。父亲哪里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就在明天。

历史风云变幻无常，特别是中国的政治风云，恐怕是任何西方星象学家、东方算命高手，都无法预测的。

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幺？》社论。接着该报于九、十、十一日又相继发表了《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工人阶级说话了》等社论。

整风运动转变成为全国规模的急风暴雨式反右斗争。

从六月中旬起，民盟中央和农工民主党中央分别多次举行反右派斗争座谈会、常委扩大会议。民盟集中批判章伯钧、罗隆基的右派言论。农工民主党中央批判章伯钧的右派言论。开初，把批判会称为座谈会。父亲也没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六月九日，民盟率先表态批判右派的是吴晗。他在民主同盟中国人民大学支部座谈会上，谈到他不同意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意见。他说；“章伯钧主张另搞一个政治设计院，是否不同意宪法？罗隆基提出另外建立平反委员会，就是不信任党的领导。”[39]

六月十日晚，父亲在民盟中央举行的第三次座谈会上表态说：“感谢各方面在报纸上对我在中央统战部发言的批评。一个人的讲话不能保证都对，。不对的，自己说出来的时候总以为是对的。经过大家的批评、提醒，自己记忆检查一下，有哪些不对，这对我是有帮助的，是好的。”他又说：“批评要有民主的风度，要有倾听不同意见的雅量。中共中央统战部开了十三次会，有七十三人发言，大家提了很多意见，都是批评......对我的批评，我暂不辩论。我的发言可能是百分之百的错误，也可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可能是对抗党的领导，损害党的领导权的大错误，也可能不是那幺严重的问题。如政治设计院的问题，讨论文字改革和国务院开会程序等问题，也可能因为我是国家的一个负责人而不适于提出这些问题。也许我的话说得含糊，我决不辩护，不说言不由衷的话，总之，要用一番动心忍性的功夫，向大家学习。”

六月十二日下午，父亲他在农工民主党中央扩大座谈会上说：“我过去发言有三次，一次是在交通部谈话，《人民日报》上已登，在《公路报》上也登了。另外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有两次谈话，一次代表民盟谈话，一次是代表我个人的意见。我认为在这几次会议曾经谈到政治设计院，国务院会议程序拿出成品和文字改革问题，此外提到国务院机构下各办各委应当改变，权放在部会，多发挥管理机构的作用。谈这些问题只是个人想对国家提出贡献，可是有些朋友们指责我说错了。

“对这些问题我是有意见的，不是凭灵感和一时高兴，但是语焉不详。可能犯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违背党的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但这错误要等我加以说明以后再作结论，这才比较合乎民主精神。我在民盟小组会上也说过，我犯的错误可能很严重，也可能不是那幺严重，但不做辩论。因为，马上就辩论，就等于抗拒批评，不合民主精神。打球有球规，你打来，我打去”。

六月十三日，父亲发表了《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一文，说明自己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是思想上犯了严重错误。父亲说：“这说明我的立场不稳，认识模糊，以十分不严肃的态度，对待国家政策，以致造成政治上不良的影响，为右派分子所利用。”[42]父亲对各方面的批判想不通，私下对人说：

“我只就四个方面提出一点意见，而且我的政治设计院的话还没有说完，就来批评我。”

当晚，在民盟中央小组举行的座谈会上，史良、千家驹、胡愈之、罗涵先等人先后发言批判章伯钧、罗隆基(本人尚在国外)。史良第一个站出来，作长篇发言，狠揭章伯钧，批判储安平，要求罗隆基回国立即检查。胡愈之立即跟进，同意史良的意见，并要求民盟中央向全国人民作严正表示。翌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所有大报均以头版头条新闻刊出史良发言的全文。

香港《星岛日报》于十六日发表了《中共清算“民主同盟”》的社论，社论也几乎全文发表了史良的讲话。社论说：“中共很狡猾，他们不亲自出马，却用'民盟’的人去清算，分裂'民盟’。首先出马的是'民盟’的头子史良......一经分裂中共便很容易将之消灭。'民盟’一垮，其它小党派当然命不久矣！中共跟着便建立苏维埃独裁政权。这是短期内必然的事。”

六月十五日，农工民主党中委（扩大）座谈会，开始批判章伯钧错误思想和言论。

这段时间，一些学生也在寻求社会帮助，不懂政治的孩子们甚至找刀民盟。十五日下午，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系一年级学生黄心峰等四人访问民盟中央，反映高校问题。有民盟中央机关的干部接待。

晚上六时半，父亲接待了一个叫王襄的人，他是农工党员，黄埔军校四期，邓演达的学生。王自我介绍说：一九二七年就见过父亲，现在特地从湖北赶来探望。父亲非常感激，不但请吃，且吐露心曲。父亲向他表示：“现在苦闷得很，想退下来，保留一个政协委员，读读古书。”并说：“你看我的几次发言到底错误在哪里？”脆弱是人性，父亲也是极度不安。遂问：“你听到共产党准备如何对我？”两人一直聊到十时。父亲哪里知道此人竟是统战部派来摸底的暗探。王襄把谈话稿交给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后，十七日乘车返回武汉。

官方的确派了一些眼线，以记者、老友、亲戚的身份到家中探访民主人士。他们分头到了梁思成、陈仁炳、王造时（均为民盟中委）等人家中，做反右动向的摸底工作。教授们把来者当朋友，说不上推心置腹，也算得真诚相待。陈仁柄说：“现在我有空，逛逛公园，逛逛城隍庙，生活很好。我好久没休息了，这次我想休息几个月，。我的民盟副主委和市政协副秘书长，还是拿掉吧......我这次问题不小，头脑发热，小事聪明，大事糊涂。我对民主党派的作用和地位的认识，大有在野党的味道。”这些真心话，都以书面形式汇报上去了。在被打探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中，有警惕性的要数马寅初了。他对记者说：“如果毛主席要找我个人谈，我可以说，但也只能适可而止。总之，我不给你谈！”

六月十五、十六日，《光明日报》连续两天举行社务会议，检查报纸的资产阶级方向。在十五日的会议上，父亲首先发言。说：“储安平在《光明日报》的工作，我要负政治责任。”同时要求在座的储安平准备承认错误，并说：“资产阶级思想我们都有，然而可以改正。”

十六日的会上，父亲再次发言，说：“近来报上有四个新闻人物，在座的就有三个（指章乃器、储安平和自己）......有人说储安平的'党天下’击中了要害，这是指其严重性来说的。昨天乃器说我是投降将军，也是击中了要害，思想上的要害。有人说，我是两面派，我看不止是两面，还多一面，有资本主义一面，也有社会主义愿望一面，另外还有封建思想残余一面。古人说'四知’，是假的。我想只有一知，自家心事自家知。”

六月十七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就章伯钧、罗隆基等发表错误言论的事情向新华社发表谈话，号召全盟团结起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农工党中委继续举行座谈会批判章伯钧。

六月十八日，在统战部的部署下，胡愈之主持召开了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指出：最近我们民盟成员中暴露出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证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件很艰巨的工作，整风对于革新民盟的政治面貌是完全必要的。------在这个会议上，民盟中央通过了号召全盟开展反右派斗争和梦内整风的决定。决定具体提出：

一、本盟最基本的政治立场是走社会主义的路，接受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

二、章伯钧、储安平等所发表的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领导的言论是极端错误的。全体盟员应该尽情加以揭发批判；

三、对犯错误的同志盟组织应当责成他们坦白交待，深入检查；

四、本盟立即开始盟内进行整风。

这个决定，被研究者认为是中国民主同盟历史上的重大转折。会上，邓初民做了“请看章伯钧的本来面目------兼斥罗隆基、陈仁柄的谬论”长篇发言，与“决定”一并刊登。邓初民的发言从反动历史到当下罪行，显然是对章罗二人进行彻底清算，它被认为是官方释放出的反右基调。

这时，父亲感受到的是一个世界的颠覆，剑一样锋利，铅一般沉重。章伯钧明白了：自己已然被推到了毛泽东掀起的政治狂澜的中心。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等中央一级报纸，全文刊出毛泽东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全文。它与毛氏原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差异极大。父亲大怒，把报纸拍得直响，对母亲说：“我没有讲错吧，他是个大流氓。”

对这个修改的“人内”讲话，境外人士是这样分析的：“人内”讲话原来为何不发表？因为它的内容“颇与苏联政策有所抵触，有与苏联分庭抗礼、互为领导之嫌。现在为何又发表？那是由于党外人士的批评，直斥国家制度。这种表面是诤谏，实际是需要更多民主的呼声一扩散开来，会造成比匈牙利革命更重大的事件......中共不得不找寻一个收场的办法，于是公布了订正了的毛泽东演说。”

六月十九日上午，清华大学电机系一年级学生刘国成等四人访问民盟；下午，北京医学院医疗系三年级第一组学生任平生等二十三人来访。二十日又有北师大学生访问。

六月二十四日晚，农工民主党中委（扩大）座谈会继续揭发批判章伯钧。

六月二十五日，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第十五次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盟内整风运动的补充指示”。“指示”中的第五条内容是：“本盟中央即日成立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及中央整风办公室，领导全盟整风运动。”会议还通过了整风领导小组成员和整风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名单。在领导小组的主席团成员里，除了主席沈钧儒，副主席马叙伦、史良、高崇民以外，还有胡愈之，并兼任整风办公室主任。民盟中央开释编发《民盟中央整风简报》。“简报”快速传达盟内反右斗争的动向和成果。第一期的“简报”，就点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是资产阶级右派。当晚，民盟立即举行中常会扩大座谈会，整风领导小组和整风办公室集体登台亮相，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揭发章罗反动言论，这也是罗隆基外事访问回国后第一次接受批判。胡愈之还出示了一九五一年罗隆基写给他人的书信，以为反动罪证------心似刀切，身如转蓬。章罗二人当初对民盟付出了多少劳苦，现在就有多少伤痛！

六月二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

六月二十八日清华大学学生十二人访问民盟，反映问题，由邓初民接待。

晚上，在东总布胡同二十四号沉钧儒家中，举行了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出席者有（按签到次序排列）：费振东、陈望道、胡愈之、华罗庚、李文宜、高崇民、沉钧儒、喻德渊、吴昱恒、马叙伦、彭迪先、许杰、张国藩、邓初民、周新民、吴晗、罗子为、梁思成、千家驹、史良、金岳霖、杨明轩、成柏仁、闵刚侯、吴作人。主席是高崇民（中共、民盟交叉成员）、闵刚侯（中共、民盟交叉成员）。会上具体研究和布置民盟的反右斗争工作，决定事项如下：

一、关于盟内右派分子的组织处分问题：已经撤销盟内职务者，暂不恢复职务。尚未做出处分者，暂不做组织处分。

二、定于七月十日晚七时三十分召开整风座谈会，通知章伯钧到会交代：章罗联盟的具体活动------北戴河的密议、如何策划拉拢知识分子、中共整风中的进攻布置、擅自设立四个工作组问题、全国工作会议中的活动、歪曲传达毛主席讲话问题、在国外的活动问题、与台湾特务的关系问题、六月六日六教授密议问题、搞军事活动问题等。另，章伯钧与杨虎的关系问题由农工民主党责成交代。

三、关于江西省委推出已被揭发为罗隆基右派集团中的许德援参加整风小组事，推定周新民同志与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联系后，再作处理。

四、《争鸣》自七月号起暂时停刊，推进内部检查。检查完毕，再行复刊。

五、召集来京出席全国人大会议的地方组负责人在离京前，会商有关整风事项。

六、请周新民同志协助中央整风办公室的工作。最后，胡愈之传达周恩来有关整风的讲话。(案：以下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所有会议内容均为会议记录稿，不再标出)。

六月二十九日，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江西小组批判罗隆基，章伯钧参加安徽小组批判。黄绍竑到广西小组。广西代表诉说从前的苦难，斥责他忘记了广西人民对他的宽恕。

六月三十日，民盟在文化俱乐部举行中央第二次整风座谈会，由罗隆基交代问题。由于他的态度恶劣，临时决定晚上继续举行座谈会，揭发批判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文中在批判该报为资产阶级右派充当“喉舌”的同时，指责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联盟造起来的。”

父亲看了《人民日报》这篇社论，一口断定这社论一定是老毛写的！说：

“这次讲话（指统战部座谈会发言）是上了大当。”又说：“共产党真会变哩！除掉不能把男人变成女人，把女人变成男人外，什幺它都会变。”

罗隆基两次跑到我家质问父亲：“伯钧，凭什幺说我俩搞联盟？”父亲说：“我也不知道，我没法回答你。”罗隆基第二次离开我家时，怒气冲冲，用自己的手杖击地，折成两段，拂袖而去。

民盟中央上下都知道，“章罗联盟”是活天冤枉。毛泽东往知识分子抹了一脸肮脏，你必须说他抹得好，做得对；还要把肮脏保留下来。你无法申辩，也无人替你申辩，其中包括你最棒的同事，最好的朋友，最近的亲戚。一切没有道理，没有原则，更无信仰，而毛泽东又是最标榜“道理”、“原则”、“信仰”的。

七月间，各民主党派内部纷纷进行反右斗争，在一片斥责声、质问声中，被认定的右派分子，陆续作公开检讨。父亲是最早低头的人。其原因我以前的文章里讲过，不再赘述。

七月三日上午，父亲在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的安徽省代表小组作检查。

下午和晚上，父亲在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扩大会议上作第一次检查，以下为检查摘要。父亲说：“我自己思想上有一套，是从苏共二十大以后发展起来的，我特别看重资本主义国家的两点，一是它的科学生产技术，一是它的民主自由。我早许多场合都歌颂资本主义，说资本主义有生命力，有可用可效仿的地方。从苏共二十大以后，我否定了斯大林的功绩，对苏联的批评有很多不好的言论，对苏联的估计过低，成绩估计过少。”

关于章罗联盟问题，父亲说：“过去同罗隆基在盟内有矛盾，从去年开始合作，我思想上是资产阶级右倾思想，罗有英美民主思想，我们思想一致。因为民盟是大知识分子的集团，我想通过罗隆基影响大知识分子，罗过去是反对我的，去年我思想变化，公开主张西方民主的一套，符合他的思想，他就开始同我接近。去年人大开第三次会议，我请罗的朋友，如马哲民、潘大达、沉志远、彭迪先等人吃饭。我的一套理论如民主政治，，议会制。他们完全拥护我。后来，罗在民盟没有什幺地方反对我，我也没有什幺地方反对他。如罗提出处理失业知识分子的一套方案交政协，我同意。罗提出在政协要成立知识分子委员会，我支持他，作为民盟的建议提出来。再有文化俱乐部的管理上，统战部要收回，罗反对，我支持他。在民盟办刊物上，我们合作得很好。如《争鸣》我原来打算自己办，后来按分工给他办，以这个刊物作为大知识分子的论坛了。在民盟人事安排上，罗把费孝通安排在文教部，把曾昭抡安排在文教委员会，我同意。罗要把陈新桂安排在《光明日报》，我也同意。在民盟交换政治意见，过去有争论，从去年以来我们两人就不大争论了。”

在这次会上，经一些人当场发动，把揭批章伯钧个人的斗争扩大为揭批“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右派集团”的斗争。于是，父亲在两个党派，有了两个阴谋集团。

七月七日，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会布置十日责令章伯钧交代并进行批判大会。

七月八日，交通部举行全体职工大会揭发批判章伯钧。在十四人发言中，部长助理孙大光最引人注目，第二天的各大报纸都以醒目位置刊登他的发言。孙大光说：“去年五月，我和他商量工作，顺便谈到'长期共存’方针。这时，章伯钧很兴奋，对我说：'我早就有这个意见。我就是不讲，。中国这样大的国家，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统治着五亿农奴，非造反不行。’我当时就请他解释这是什幺意思。章伯钧说：'所谓上帝就是马列主义，教徒是指党员。’其实，章伯钧所说的上帝是指我们全国人民热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去年九月北戴河体制会议后，有一次问他体制会议开得如何？章伯钧说：'现在部的权限太少了，上面管的太多，有许多的委，、许多的办。你们党组上面还有中共中央工业交通部。实际上也是管不了许多事。所以当部长的劲头都不大，有劲的只是那些副总理或兼什幺委和办的负责人的人。我是党内的，我也要兼点旁的什幺事。为什幺一些生病的人还挂副总理的名义？现在文教界的问题很多，林枫怎幺能把文教工作办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章伯钧对我们国家制度是不满的！”

有意思的是，一个房间里的两人对话，被选为定案材料的罪证。更有意思的是一九八0年中共中央批转的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文件里，保留的五个右派里，章伯钧位列第一。父亲一九五八年定性材料全部推翻，却单单挑选孙大光的揭发作为唯一的凭证。“文件”宣布的前一天，中共中央统战部请母亲和我到统战部谈话，副部长张执一怀着歉意对我的母亲说：“李大姐，其实，这一条也不能成立。两个人谈话内容，谁能证明？”

交通部举行的批斗大会搞了整整一天，气势威严，穷凶极恶，如飞沙走石，沉雷急雨。每个干部在党组煽动下都变成劣马，乱蹄在“章部长”身上踩踏。父亲身心疲惫，难以支撑。回到家中，打电话给李维汉，说：“这样搞法，我还能支持三个月。”后来，交通部举行批判章伯钧的大会，父亲都没有出席，估计是李维汉打了招呼。现在，许多期刊报纸上刊登的章伯钧接受批斗的那张照片，会场就在交通部。

七月九日，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会几许布置十日令章伯钧交代和批判大会。

七月十日，父亲在民盟中央作第一次检查交代。

七月十二日晚七点半，在东总布胡同二十四号沉钧儒家中，举行了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出席者有刘清扬、李文宜、陆士嘉、童第周、陈望道、胡愈之、华罗庚、高崇民、沉钧儒、喻德渊、吴昱恒、彭迪先、许杰、张国藩、邓初民、周新民、罗子为、梁思成、史良、杨明轩、成柏仁、吴作人。主席是高崇民、胡愈之。会上决定事项如下：一、暂定七月十四日（星期日）晚举行中央整风座谈会，责令章伯钧到会交代。

二、人大大会开幕后，要求外地负责同志留京两天，（参加十四日批判章伯钧大会），并决定盟中央开会一天，以便商讨盟内整风事宜。留京同志的名单，由周新民同志提出，不得有右派分子在内。

三、同意陕西的成柏仁、韩望尘、任谦、李敷仁、李馥清、马平甫、苏资琛，黑龙江的石增荣，湖北的聂国青，四川的刘芝畦等同志，留京参加盟中央的整风会议。

四、要求在中央交代的马哲民、韩兆鹗等，决定责成回原组织交代。

五、右派分子的问题涉及多方面时，应在重点的单位交代。如盟内负责人，则盟内交代为重点。但须与其它有关方面密切配合。

六、中央整风领导小组成员如收到地方组织的报告和情况，请及时转交或报告中央整风办公室。

七、沈主席建议中共中央李维汉部长专门召集民主党派共同商定整风的方针和计划，以指示地方组织。

七月十三日，民盟中央派干部到《光明日报》了解在章伯钧、储安平领导下，该社到大城市点火与民盟各地方组织的关系问题。

七月十四日（星期日）晚，民盟举行中央整风座谈会，父亲到会继续交代问题。

七月十六日，李维汉部长召集各民主党派整风负责人座谈。下午两点半至六点半，在文化俱乐部第五次整风座谈会，责令章伯钧交代问题，并揭发批判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七月十九日，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举行整风扩大会议，父亲继续交待“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和章黄李等右派集团阴谋活动”。会议由季方、徐彬如主持。

会场上的人听了他的交代，认为只说了一些工作关系过程，“没有接触问题的实质”，没有谈“章、黄、李右派集团的阴谋活动”，因而引起了一阵严厉的斥责声，高呼口号：“章伯钧不彻底交代，我们要斗争你到底。”第二天，父亲对我们说：“再搞下去，民主党派恐怕要把共产党延安整风的一套办法拿过来了。”

《人民日报》从七月十五日起，发表了二十篇属于各民主党派的知名人士的“自我批判”文章。其中有章伯钧、罗隆基、费孝通、储安平、马哲民、黄药眠、叶笃义、章乃器、黄绍竑、陈铭枢、黄琪翔、李伯球、张云川、韩兆鹗、谭惕吾、潘大达等人的检讨。曾经喋血沙场的勇士，最终没能造就出光耀历史的伟人。极端权力却轻而易举地把历史涂改得面目全非。把“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说成是“其源盖出于章罗联盟”因而民盟和农工民主党仔反右斗争中首当其冲；在帮助共产党整风中民盟提出的《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和《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被认为“章罗联盟”的反动纲领；章伯钧邀请六教授举行的座谈会，被认为“反党阴谋紧急会议”；这两个党派分别召开部分成员及联系群众提意见的座谈会，被认为向党进攻的“点火会”；前一时期根据党派“重点分工”进行组织发展的工作，被认为“招兵买马恶性大发展”。这两个党派很快地把反右斗争扩大到地方组织，民盟很多地方组织纷纷揭批“章罗联盟”的“分店”和“骨干”。

七月二十一日下午，在沉钧儒家中，民盟举行中央领导整风小组第四次会议。

刘清扬、李文宜、胡愈之、高崇民、沉钧儒、吴昱恒、许杰、邓初民、周新民、梁思成、史良、杨明轩、萨空了、楚图南、千家驹、吴作人。主席是沈钧儒、高崇民。会上决定如下：

一、通过“关于进一步展开反右斗争和盟内整风的指示”。

二、通过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召集人、各工作组、办公室负责人名单。召集人：沈钧儒、马叙伦、史良、高崇民、胡愈之；地方工作组组长杨明轩；宣传工作组组长邓初民；调查组组长胡愈之；整风办公室主任胡愈之。工作组负责人应尽快提出组员名单，立即开展工作。三、定于本周内（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最迟月底召开中央整风座谈会，责令罗隆基交代。

四、史良传达李维汉部长于七月十六日对民主党派整风负责人的报告；胡愈之报告盟内最近整风情况。

七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时，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宣传组邀请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有关人士研究反右斗争的宣传问题。

八月一日，民盟中央全体干部参加中央统战部机关党委办公室的庆祝“八一”建军节三十周年纪念大会。

八月十日上午，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宣传组在文化俱乐部招待新闻记者。下午在文化俱乐部举行的中央第六次扩大整风座谈会，揭发批判罗隆基反动言行。

八月十二日下午，在文化俱乐部举行的中央第七次扩大整风座谈会，罗隆基初步交代了反苏反共的历史。

八月十六日下午，在沉钧儒家中，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主席史良。一、会议通过以邓初民、李文宜、陈翰伯、张毕来、楚图南、萨空了等六人组成《争鸣》月刊检查组，以邓初民为召集人。二、民盟中央领导小组成员费振东在华侨失误委员会盟支部被揭发有严重错误言行，责令在盟内彻底交代，并中止民盟中央领导小组成员及所兼整风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八月十九日，在政协礼堂举行中央第八次扩大整风座谈会，继续揭发批判罗隆基。

八月十九日，《光明日报》注销章罗联盟的各地人员名单，列举其“兴风作浪”的事例。该报称“章罗反共联盟”，是全国右派分子的司令部，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大城市均有“据点”和“首领”。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时，民盟中央全体干部听取中央统战部萧处长关于民主党派反右斗争问题的报告。第二天下午二时半，民盟中央全体干部座谈中央统战部萧处长关于民主党派反右斗争问题的报告。

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在沉钧儒家中，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胡愈之主持，史良在会上说：“虽然对右派的揭发批判仍要彻底，能由右派分子自己交代问题更好。不交代才揭发。罗隆基的会，准备在本周进行两次。”

八月三十日、三十一日，文化俱乐部举行的中央第九次扩大整风座谈会，继续揭发批判罗隆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九月三日，十二日，在沉钧儒家中，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七、八次会议。主席史良。商议并通过中国民主同盟于九月十三日至二十一日召开全国整风工作会议的决定。看来，别人收拾自己还嫌不够，要自家整自家了。

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了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会议充分肯定了伟大的反右斗争。

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在沉钧儒家中，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主席高崇民。会上，周新民报告民盟地方整风的情况。决议通告要“注意防止右派分子发生自毁事件”，通告“地方整风领导小组彻底贯彻反右方针政策，坚持说理、大辩论方式，避免简单粗暴。”比如武汉各高等学校在反右斗争中，一周之内发生自杀、逃跑事件十五起。

就在这个月，地方就开始催促中央尽快处理右派。来自重庆的一份内部报告[56]说：“到目前为止，重庆市已反出右派分子三千七百四十四人，估计最后将达到五千人。目前各单位已斗了的右派分子一般都还没有处理，多数单位是斗了就搁在一边。这些被斗过的右派分子不少没有做工作。目前，他们有以下几种表现：一、到处控告、喊冤、进行翻案；二、满不在乎。有些党员高级干部成了右派，表现无所谓。经常逛大街，吃馆子，遇见另一右派分子，常开玩笑，互称：“汪右派”“刘右派”；三、顾虑重重，怕开除后失业，少数问题严重的，怕当反革命惩办。

与此同时，西方也在揣测运动的结果。前面提到的那个合众社香港分社社长也撰文分析：“中国共产党首脑今天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对批评政权的人，应该怎幺办？枪毙他们呢，还是发发慈悲心，对他们'再教育’呢？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正是共产党本身邀请他们进行自由和坦率的批评的......

北平敢让明显的批评者逍遥法外吗？敢把他们枪毙吗？作为对其它有同样思想的人的儆戒。意味深长的是共产党对六月间在汉阳发生的暴乱的领导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他们把这些人都枪毙了。在此后的几个星期中，还有别的枪毙人的消息。

这些血腥的清洗是否会扩大到三个'右派’政府内阁成员......”[57]------西方人哪里晓得中国共产党里有个大人物，在处理右派问题上和后来对付青年学生上，表现出富于创造性的、魂悸魄动的天才。他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先从高校师生右派的处理意见入手，制定出一个方案。方案拟出，即在人大、北大等高校组织师生传达文件的指示精神，并动员大家讨论。讨论的结果以内参形式[58]上报。归纳起来大致如下：“一种人反应平静，即“事情是你们搞的，处理是你们的事。”一种是抱怀疑态度：“右派分子又没有杀人，我们不知道他们犯什幺罪。也恨不起来。”“处理右派分子的方法是专政？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多数人则不同意“右派分子就是反革命分子”的论点，不同意对右派学生采取“一般开除”的处理办法，而高效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就是：右派言论是否属于犯罪？师生中的左派，当然是“一致拥护中央的原则”。对右派的性质和处理，辩论是短暂的，思考是持久的。时至今日，即使右派骸骨已朽，也未曾停歇。

十月十日下午三时，在民盟中央办公室召开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主席史良。一、核准“民盟中央十至十二月三个月反右斗争计划要点”及地方工作要点。二、推定闵刚侯同志代表本盟参加各民主党派共同研究对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

十月十九日至二十七日，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成员以及机关全体干部到民盟北京市委参加北京市批判右派分子大会。

十一月十一日，《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邀请各民主党中央负责人举行会议，决定撤销章伯钧的社长职务和储安平的主编职务。三天后，（十一月十四日）的晚上，在沉钧儒家中，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主席高崇民。一、高崇民报告《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决定撤销章伯钧的社长职务和储安平的主编职务。另选杨明轩（中共、民盟交叉成员）继任社长，陈此生（中共民盟交叉成员）任总编辑。周新民提议：代表民盟参加《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的曾昭抡应撤销他的职务，另推萨空了继任。

二、决议通过月底举行章罗联盟批判大会计划。

十一月八日按照：一、根本制度和基本政策问题；二、知识分子问题；三、民主党派问题；四、政治背景阴谋活动等四个方面批判章罗联盟问题，所分四个组分别在下午和晚上在民盟总部开会，准备批判大会的材料。

十一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连续三天在民盟中央举行全体干部大会，激发罗隆基和批判章罗联盟反共反人民和反社会主义罪行。

十二月二日下午三时，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一致通过，决定给予周鲸文撤销盟内一切植物及开除盟籍的处分，建议全国政协撤销其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通报全盟并登报公布。此前，父亲从别处已知他去了香港。

父亲吃饭时说：“如果不走，周鲸文一定是右派。”

我说：“走得好！爸，你也走。”母亲狠狠瞪了我一眼。

哦，我忘了：家里也安了眼线（详情另述）。

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三时，在民盟中央会议室，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主席史良。一、千家驹汇报驳斥罗隆基、批判章罗联盟大会的筹备情况。二、大会决定在十二月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三天举行。三、沉志远等右派分子的发言一律作书面发言。四、决定在执行主席里增加胡愈之同志。五、决定在大会的第二天，会议结束后留罗隆基半小时，让他表示态度。六、讨论胡愈之的发言稿。七、推定胡愈之、周新民、千家驹、萨空了、闵刚侯五位同志审阅全部发言稿。

十二月十九日，在沉钧儒家中，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十三次扩大会议。主席史良。一、千家驹报告批判罗隆基大会筹备情况及议程。二、讨论批判章罗联盟发言稿内容。

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二时，在沉钧儒家中，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主席史良。一、讨论民盟中央中委中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及处理程序问题。

决议：原则通过五人小组提出的十四个标兵处理意见的材料。所谓“标兵材料”，就是在统战部直接领导下、由各部门联合商议执笔写出的示范性、指导性材料。

标兵材料一律呈送邓小平；再由邓小平，呈送毛泽东过目。这十四个标兵是：章伯钧、罗隆基、曾昭抡、费孝通、黄药眠、沉志远、韩兆鹗、潘大达、马哲民、宋云彬、陶大镛、浦熙修、费振东、彭文应。会上，推举杨明轩、周新民、李文宜、汪世铭、闵刚侯、罗子为、关世雄等七位同志（全部为中共、民盟交叉成员）

组成小组对中委中的右派分子处理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全部处理意见。二、讨论关于右派分子的处理程序。决议：于明年一月中旬左右召开中常会或二中全会对中常委中的右派进行处理。三、讨论批判章罗联盟大会的时间问题。决议：于一月十日以前举行。四、关于整风领导小组的分工名单：1，右派分子处理方案小组------组长杨明轩，副组长闵刚侯，组员周新民、李文宜、汪世铭、罗子为、关世雄。2，起草民盟反右工作报告总结小组------组长周新民，组员千家驹、张毕来、陈鼎文。3，继续起草章罗联盟发言稿小组------组长胡愈之，组员沉兹九（胡愈之夫人）、萨空了。

一九五七年的最后一天，统战部和民盟已经在研究如何处理右派了。而父亲从夏到秋，从秋到冬，一直在检查、再检查，一次次总不过关；一直在交代、交代，一遍遍总说不行。口头检查交代了，还要书面检查交代。中央统战部和民盟中央责令父亲的交代从幼年写起。

“什幺名堂？这是清算！要清算我的一生。”父亲自语道。

每次写交代，都是父亲来到洪秘书工作的房间。他口述，洪秘书记录。早已戒掉的烟，重新拾起，一根接一根。在烟雾缭绕中走来走去，或望着窗外两眼发直。口述材料整理出来以后，经父亲修改，再用赵体小楷誊清。我喜欢看洪秘书写字，工整又漂亮，有时一站就是好久。父亲真是从安徽桐城地主家庭说起，说到读私塾，读桐城中学，说到德国留学，说到加入中共，说到脱离中共，说到邓演达，说到第三党......父亲交代最多的，还是与国民党军界的关系。从陈诚开始，名字一排一排，密密实实的。有的姓名，我听都没听说过。

一次，我从洪秘书的房间出来，忍不住对父亲说：“难怪人家要说你是右派，你结交了那幺多的国民党。”

“你懂什幺。”不过，父亲是笑着说的，即使情绪低落到极点，父亲对家人总是那幺和善。仅此一点，我就服他。

父亲坚守中间路线的主张，坚守第三党地盘，被认定是章伯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一家人从重庆迁至上海。父亲为制止内战，仆仆于沪宁道上。那时父亲就对农工民主党的朋友说：“谁也消灭不了谁，谁也不能战胜谁。至多是个南北朝。如果是相持局面，第三方面就大有可为了。”

一九四七年二月，自农工民主党全国第四次干部会议以后，父亲加紧了长江以南的组织活动。在工人、学生、农民中发展成员的同时，有目的地在国民党党、政、军、警机关吸收成员，并通过这些人搜集军事情报和弹药物资，为将来时机成熟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做准备。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六日民盟被迫解散，农工党立即转入地下。农工党公认为是各民主党派中与国民党斗争最有经验、警惕性最高的政党。在民盟尚未解散前，父亲就主持农工党中央发出第一号、第二号《政治通告》和第一号、第二号《组织通告》，提出了“严密组织、保全机构、隐蔽分散、建立据点”的策略。十一月，父亲到达香港。

从一九四八年开始，父亲把工作重点几乎全部转移到军事活动方面，在广东、广西、湖南、四川、浙江、安徽、江西等地，建立起了二、三十支武装，少则一、二百人，多则四、五千人。父亲还派遣党内许多军人出身的干部通过各种关系，到国民党军队中作策反活动。他本人就与李济深合作，促成了吴化文部起义。他与陈诚，杨虎，龙云，卢汉，潘文华，刘文辉，邓锡候，邓宝珊，范绍增，周绍轩，吴奇伟，马师恭，方师岳，李洁之，练剔生，李汉钟等几十位国民党军政人员保持联系。父亲的军事活动一方面是配合中共，打击老蒋，另一方面与他对形势的估计和坚持中间路线紧密相关。父亲认为共产党占据华北、西北和东北以后，暂时是不能南下的，即使南下，恐怕也要四、五年的时间。美国也会帮助老蒋保持“南中国”。在这个时段里，中间势力必须依靠军事力量在长江以南站住脚，方能与中共鼎足分治。这一年的四月，陈其瑗在香港彭泽民家中见到父亲，大家谈起中共的军队占领了东北、华北等许多地盘。陈其瑗认为蒋政权坍台在即。问父亲怎样看法？父亲说：“嗯，我看始终是和局。如果毛泽东聪明一些，还是和好！”

父亲一向反对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一点，在他第一次与邓演达见面时，就被确立下来。邓演达被杀以后的几十年，父亲对第三党人一再讲：我们要像寡妇守节一样，守住邓演达的精神。他指的就是第三条道路。当年中共中央公布了土地改革大纲，父亲在华南民主党派座谈会上，就表示反对。他的军事活动为的是能够变二分天下为三分天下，为中间道路挣得一片天，站得一垄地。他和罗隆基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 一心把走中间路线的政党搞成第三大党。

你国民党有枪，共产党有枪，老子也搞枪，免得受夹板气。道理就是这幺简单，这是现实教训出来的；也是邓演达教导出来的。父亲的慷慨大度，父亲的江湖作风，父亲的两面手法，都与他的现实处境和政治目的密切关联着。

一九四八年农工党在压力下准备清算中间道路，父亲拍桌子，耍家长作风，拒不清算。父亲还对农工党的朋友说：“中国是可以实行'联邦制’的国家。”特别叮嘱秘密前往上海的朋友：“不要再有交叉党员，所以一定不要吸收中共的人参加农工。”

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共同筹备新政协会议。章伯钧与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应邀首批离开香港，乘苏联轮船“宝德华”号北上，抵达哈尔滨。他在东北逗留到一九四九年二月。在这期间，父亲给留港的农工党的中委写信，说：“此间无事可为，求人无所得。我等多年轻视自己，就是很大损失。斗争是长期的，急起直追，还来得及。我平时的看法仍然正确，还想设法回香港来。”[62]这封信想必是保存在中央统战部了。若问：章伯钧想回香港干什幺？当然是干第三党、走中间路了。

“云山有意，轩裳无计，被西风吹断功名泪。”仰望天空，天是解放区的天，环顾四周，皆为中共人马。父亲在东北一筹莫展，便成天和章乃器一起，宗兄宗弟结伴出入书摊、古董店。真有好东西，价钱又便宜，二人大买特买（后也成二人罪证）。一九四九年二月到了北京，见到久别的老友季方，父亲开头的一句话，就是：“我做了政治俘虏。[63]”有朋友问及新民主主义与第三党党纲有无区别的问题，父亲说：“根本没有区别！我们的纲领，实际上还更符合广大群众的要求。不过搞政治要靠武力。今天武力、政权都握在共产党手里，你有什幺办法呢？革命成功了，我们搞组织是失败了。”

一九四九年底，在周恩来亲自出面催促和压力下，父亲同意批判中间路线，在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五次全国会议上，承认第三党的历史是“七分反蒋，三分反共”。

收煞-------一九五八

一月二日下午三时，在沉钧儒家中，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主席高崇民。一、关于右派分子处理的程序问题。决议：召开中常委扩大会议处理右派分子，外地中委一般不另邀参加，出席人大会议的中委可邀请参加。在京的中常委中的右派分子可以参加会议，外地者不另通知参加。二、讨论“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若干原则规定的意见（草案）”[附件5]。决议：一致通过，并一致同意新增加钱瑞升、钱伟长、吴景超、潘光旦、黄笃义、张志和、范朴齐、张云川、杨子恒、陈仁柄、刘王立明等十一人为标兵。

一月九日晚上，七时，在沉钧儒家中，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主席胡愈之。一、胡愈之报告各民主党派开会处理右派分子的情况。二、杨明轩报告七人小组工作进行情况。三、关于召开中常委扩的会议的问题。

一月十七日召开中央整风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萨空了起草章罗联盟批判发言稿；作反右斗争小结。

一月十八日、十九日、二十三日分组座谈右派分子处理问题。

一月十九日下午，民盟中央举行批判章罗联盟大会。宣读了萨空了起草章罗联盟批判发言稿。

此间，分别于一月十六日、二十日、二十四日，在沉钧儒家中，举行了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的十七、十八、十九次会议。连续三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和讨论“关于处理民盟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的右派分子的决定”[附件6]草案。其中两项决议：一、关于张志和、舒军、李康的处理问题，推萨空了与四川统战部部长程子健联系后，再向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汇报。鲜英的处理，改为四类；王文光改为五类。二、推陈望道、胡愈之、萨空了、张国藩碓处理决定作文字修改。

一月二十五日晚七时半，在民盟中央礼堂，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二十次会议。主席史良。出席者：刘清扬、李文宜、陈望道、胡愈之、高崇民、沉钧儒、喻德渊、吴昱恒、许杰、张国藩、邓初民、罗子为、史良、杨明轩、邵宗汉、沉兹九、千家驹、徐寿轩、楚图南、闵刚侯。一、胡愈之报告明天座谈民盟中央右派分子处理决定，准备邀右派分子参加，向他们宣布处理原则及名单。史良说：“明天上午的座谈会右派分子也参加会议，今天在座的同志要做好思想准备。若他们对自己的处理表示接受，确已低头就很好。万一他们钻空子，态度表现不好，我们要及时展开批评。”二、杨明轩代表整风领导小组，报告对张志和、李康、舒军三个右派分子的处理，已经征求四川统战部的意见，并经七人小组研究决定：张志和、范朴齐为三类，舒军为第二类，李康为第一类。三、讨论通过“民盟中央常委会关于右派分子的决议”。

一月二十六日，我永远记住的一个日子。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召开第十七次中常委扩大会议，宣布处理右派分子的决定。民盟中央一级的右派分子共五十九名（后为六十一名）。章伯钧[附件7]、罗隆基被正式划为右派分子。后来，在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决议：民盟中央五十九名（后为六十一名）列为密件管理。中央和地方组织各保存一份。

据说，中央高层早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日就开过一次会[65]，邓小平、彭真题意审查这次的右派分子，北京有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三个部长，黄绍竑龙云两个副主席，费孝通、钱伟长两个科学家，陈铭枢、黄琪翔以及学生谭天荣、林希翎共六十四名，应立即逮捕法办。毛泽东未予采纳。后来，改定为群众路线，即对右派搞批判斗争大会，每人都经历十几、几十次的批斗。翻旧帐、追既往、找现行，定出罪名，再作处理。

四天后（即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出席了在颐年堂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被收拾的老老实实、也吓的战战兢兢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悉数到场。沈钧儒、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许德珩、邓初民、邵力子等三十余人，相继发言。一致表达对共产党的忠诚，对毛泽东的爱戴，对反右斗争取得胜利的喜悦，对民主党派内部展开整风的拥护以及进行自我改造的渴望。当然，每个人的发言都少不了批判章罗联盟。难道他们真的那幺喜欢自我贬抑吗？真的就那幺心悦诚服吗？恐怕未必。但无论是政党还是个人，欲存于当世，除了俯首称臣，已别无他途了。

毛泽东在台上，听得舒舒服服，怎地不舒服？从此，中国进入了“中共独霸全国，毛氏独霸中共”的历史阶段。会议最后，毛泽东作了总结性讲话，向八个民主党派提出五点指示：一、要适应工农业生产高潮下的新形势；二、每人每年下乡四个月，老弱不勉强；三、整风勿太严；四、各地都可以开右派座谈会；五、右派可以转变，对他们要有信心。

听着这五点指示，我已很难想象挂在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脸上的，是啥表情。这些民主党派元老，两脚跨入了新朝政治，心底仍存留着些许故国情感和文化眷恋。现在连心底的东西也要被除去、洗去、拔去了。在今后的岁月里，只能在被允诺的限度和不多的余地里选择。一九五七年的黄炎培是左派，与此同时黄家有四个孩子都划为右派，其中就有中国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民主党派圈子的人都清楚：黄炎培、程潜、陈叔通、章士钊几个人是领袖平素最喜接近的党外人士。有时还要特别送上些时新蔬菜，这是毛泽东的一点心意；把黄家几个孩子都划成右派，这也是毛泽东的一点心意。不奇怪！在毛泽东心底，黄炎培就是右派。

针对章罗联盟继续保留一些职务和较好待遇，毛泽东曾这样解释：“反革命要改造，如杜聿明、康泽、宣统皇帝。至于罗隆基、龙云他们现在还有官做，那些人实际上是反革命。所以摆他们的位子，无非是以示宽大。因为有三十多万右派，我们也摆他几个。那些右派说：唉，我们朝中有人啊！这样有利于改造那些右派（安子文插话：现在有四十五万）好多？四十五万？哈哈，队伍不少！”

我曾问父亲：“你的罪名不是反社会主义吗？”

“我们的罪名吗？那就是我们说得太多，我们懂得太多，我们帮得太多，我们受教育太多。”

我又问：“你们为什幺失败？

父亲想了想，说：“你年纪太小，以后再告诉你。”

五十五万右派，绝大部分都失去工作----这话是后半辈子都深感歉疚的李维汉，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的。中国任何一次的社会浪潮，都是极少的人兴起了，很多人消失了，许多人被镇压了。

“云山几盘，江流几湾，天涯极目空肠断。”文革中，知道来日无多的父亲，以无比的痛悔和清醒，向我讲起了自己的一生。我什幺都明白了，什幺都记住了......

先知先觉者，已命赴黄泉，后知后觉者，也难逃厄运。而我们这些不知不觉的人，起码应该明白这五十年的惨烈与荒谬。

二月二十七日，各民主党派共同作出《在各民主党派内部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号召各党派成员通过整风，掀起自我改造大跃进的高潮。“决定”里说：整风任务对于民主党派的组织来说，是彻底清算右派路线的影响，进一步确立接受共产党领导、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路线。对于民主党派的成员来说，是进一步辨明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进一步改造政治立场，使尽可能多的人从原有基础上向工人阶级立场前进一大步，坚决接受共产党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行动上今后力求做到：一、真诚跟着共产党走。交出心来！二、积极工作，贡献才能，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三、积极主动搞好共事关系合作；四、努力学习政治、理论，认真进行思想改造；五、向工人、农民学习，树立劳动观点，积极培养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民主党派的这次整风是自我检查，也是揭发他人。所以，“决定”又规定：

对于在一般整风中，被揭发出来的曾经有过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的人，除情节特别严重、态度很恶劣、因而引起多数人公愤的分子，应当戴上右派帽子，按右派分子对待以外，其它可以不戴右派帽子，不按右派分子对待，但是应当进行严肃的批判。对于主动揭发自己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的人不做右派分子对待，鼓励和帮助他深入检讨，决心改造。在一般整风中，如果有人乘机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这种人是现行的右派分子，应该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

三月二日，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二十三次会议。会上，决定要搞一份“自我改造决心书”以号召全盟。决心书是由萨空了、金岳霖、张毕来当场拟就通过，会议开到半夜十二点，自始至终，情绪饱满。第二天（三月三日），民盟中央举行了一个名为“促进一般整风和加速自我改造大会”。由主席沈钧儒带头，老副主席史良、高崇民，新当选的副主席杨明轩、胡愈之、邓初民、吴晗、楚图南，中常委千家驹、刘清扬、周新民、闻家驷、萨空了，秘书长闵刚侯等共一百零三人，都在决心书上签名。

三月十六日，在中央统战部的策划组织下，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大会主席为

沈钧儒，并致开幕词。李济深、黄炎培、郭沫若先后讲话。大会通过了《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公约》和上毛主席书。会后，全体走上长安街，高呼口号，列队游行。

新闻报道和大幅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头版。不久又听说，民主党派许多体面人物踊跃要求加入中共。被婉拒后，还心生愧痛。

对此，父亲感慨道：“都下跪去了。”

下跪？必须下跪。这是唯一的、被迫的选择。如果章伯钧不是右派，他也得签名，也得游行。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包括史良、吴晗、邓初民等反右积极分子在内，他们感受最深的恐怕不在“作宦之危”。最不堪的，还是“依人”。“我这辈子已不再妄想做共产党员......现在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中能够帮助共产党提些政治上的建设性意见的，简直没有多少。李济深？黄炎培？张治中？”[67]

陈叔通在党派圈子里，一向被认为谙熟世故、练达人情。而这话，就是他说的。

三月中旬，全国政协把包括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费孝通、黄绍竑、陈铭枢、龙云在内的五十多名大右派分子，统统弄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集中进行学习改造，由于右派在单位都很孤立，在家中也十分无聊。现在有个机会把大家聚集起来，同吃同住。个个高兴透了，见面的时候，又是拉手又是拍肩膀。一个小组就是一个沙龙，有说有笑。父亲第一周放学回来，脸色就不错，心情也不错。

他说：“头两天，我们住的房间的门上，都标出学员的名字。我的房门贴着章伯钧三个字。结果，远近学校的老师、学生、干部都跑来看。我和努生（罗隆基字）、老储（安平）以及龙云的宿舍门前，整天的水泄不通。两天后，姓名标签就撕掉了。”父亲边说，我们边笑。

父亲故意板起面孔，瞪着两眼，对我说：“笑什幺？在西方，那些政治犯在有文化的人眼里，个个是英雄呢！他们在监狱里待遇最好，可以写作，容许接见记者。

从四月十一日开始，上边就叫他们“交心”。所谓交心，就是交代过去没有交代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交待对自己被处理的反映（即对被划为右派分子服不服）。到五月五日为止，他们一共交出八千八百四十条[68]。平均每人一百七十条。交代最多的有黄绍竑，顾执中，一人三百条以上。中等的，有罗隆基、储安平，一人二百多条。父亲交代最少，三十条。陈铭枢说：“我有三不交代。已揭发的不交代，和朋友有关系的不交代，历史上的事不交代。”父亲说：“要邓初民、高崇民来。他们的问题很多，我不相信他们都能交代出来。”说到认错、认罪。绝大多数是不服的，理由很多，如：“不过是说错了话”“六条标准发表太晚了”“没有构成犯罪”“过于热心”。

知名右派难得会聚，他们话题多，故事多，趣事多。会打桥牌的，找到了搭档。会下围棋的，找到了对手。即使写交代，也是你写的，给我看；我交代的，给他看。“失又何愁，得之何喜，闷也何为？”个个饱经风霜，地老天荒，无不以“过关”为准则。等到了五月份快结业时，大家竟然是难舍难分了。陶大镛建议：“学期是否可延长两年，把右派帽子摘掉再走。”宣宁说：“什幺时候恢复健康，什幺时候出院。”费孝通主张：“可放暑假，九月再来搞理论。然后再下放劳动。”陈铭枢说：“我们已经来啦！改造好了再出去吧，要改造得像个样子再结束。”最有意思的是罗隆基，他嫌老师水平低，说：希望能调一个到两个理论高的人来，从理论上帮他从头学起。

再回来说民主党派转入以改造政治立场为主的整风运动。这个运动到九月收场，其间经历大鸣大放大字报，集体向党交心，梳辫子自我检查及大辩论四个阶段。每个人必须以书面形式向党交心，交心成果则按“条”计算。左派里，交心最少的是吴晗，八条。交心最多的是邓初民，二百零六条。右派里，交心最少的是曾昭抡五十一条。交心最多的是费孝通，二百八十二条。在民盟中央每个人几乎都被别人贴了大字报，大字报以“张”为单位统计。吴作人被贴大字报的数目最少，三张。最多的是胡愈之，二百一十八张。民盟干部的意见从强烈要求尽快把章伯钧、罗隆基开除盟籍到质问许广平为何不来民盟开会，从批评史良的娇、骄二气到楚图南、胡愈之请求大家不要叫他们“楚老”、“胡愈老”，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运动进入自我检查阶段，首先提出作自我检查的共有五人，头一个就是胡愈之。继而，史良检查，吴晗检查，千家驹检查......一路下来，中国民主同盟无论是左派、右派还是中右转左，全都作了检查，且均为书面检查，并上缴中央统战部。这似乎应了毛泽东的那句话：“民盟最坏，男盗女娼。”说句老实话，要在民主党派里当个左派也不易。用父亲的老朋友顾颉刚的话来形容就是：“如今知识分子真够苦的！要有一手画圆，一手画方的功夫。”

毛泽东把个民主党派整成一摊提不起来的烂泥，心满意足了。此后的民主党派几乎是看到什幺，就赞扬什幺。让拥护什幺就拥护什幺。最可怜处是某些人居然为此而自得。中共深知他们，他们也深知中共，无非彼此需要罢了。民主党派负责人，不管你是副主席，还是政协常委都是“听筒”罢了。毛泽东的每句话，统战部的每个决定，都决定着他们的命运。一声传唤，可以高升，一声传唤，亦可垮台。凡是毛泽东说个什幺，共产党干个什幺，民主党派都紧跟着表态。谁个敢学章伯钧，施展江湖作派？谁人敢做罗隆基，抖擞风月情怀？

我问父亲：“为什幺要民主党派也表态呢？”父亲说：“你想呀，皇帝虽然是专制权利的顶点，但是若无官僚、文人的合作和服从，他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就会大打折扣。”

九月十日，毛泽东视察江南，邀请张治中作陪。视察归来，张文伯（张治中字）就给父亲通了电话。挂了电话，只见父亲满脸阴云。好一阵，父亲才对母亲和我说：“刚才是文伯打来的电话。老毛真坏呀，在北京收拾了我还嫌不够，又跑到老家败坏我。”

母亲忙问怎幺回事。父亲说：“老毛这次特地去安徽，特地带上文伯。他知道章伯钧是安徽人，用意不是很明显吗？在合肥，老毛对文伯说：'你们安徽有人才呀，远的不讲，近的就有三个。’文伯问：'哪三个？’老毛说：'李鸿章，陈独秀，章伯钧。’说罢，手掌一晃，笑着对文伯说：'你还不够格呢。’”

悲矣痛哉！“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父亲一直想念家乡，反右以前，同乡黄镇综约他一起回家看看，父亲忙得顾不上。现在顾得上了，却已无颜见江东父老。到死，章伯钧也没能回去走一趟，看一眼。

父亲成了头号右派，终日无事可做。郁塞落拓之情、隐约浮上心头的恨意，无时不在，。平淡乏味的人生里，从哪儿去获得力量？面对时光流逝和政治失意给自己留下的阴影，父亲仍然缺少心理准备，同一个世道啊！国民党打击他多少次了，通缉他多少回了，自己都不像今天这样。

这一年的深秋，沈钧儒曾约父亲到他的住所谈话。朋友关系依旧，客厅布置依旧，可说话的内容全变了。沈钧儒劝父亲“好好改造思想”，说他自己也在“努力改造”。沈钧儒还告诉父亲：今年四月到上海，白天开会，晚上还请沉志远、徐铸成到宾馆吃饭谈话，也是希望他们好好改造，对前途不要丧失信心。父亲很感动，明知他的谈话很可能是奉统战部之命。

一年后，沉钧儒送了父亲一册正楷书写的毛泽东诗词，线装本，很讲究。父亲拿给我看，说：“抄谁的诗词不行，何必花那幺多工夫去抄他的。”

“为什幺？”我问。

“诗词配不上书法。”父亲迟疑片刻后，这样回答。

我想起来了：鲁迅墓碑上“民族魂”三个雄浑无比的大字，就是沉钧儒书写的。

是配不上！可父亲为什幺要迟疑一阵呢？

反右以后，沈钧儒常在衣袋中放一纸条。上书：“你是不是听党的话？你是不是听毛主席的话？你是不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你对人民究竟做了什幺事情？”写到这里，我的两眼都是泪。一寸之心，如万刺千锥！“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旧好；人，憔悴了。”沈钧儒何许人也？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世家，曾考中殿试二甲，赐进士出身。又留学日本，专攻法政。一生经历多次改朝换代，始终以民主立宪为志。辛亥革命前夕积极倒袁（世凯），因反对曹锟贿选，受北洋军阀通缉。“四、一二”事变，险遭枪决。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组织“政治讨论会”以推进宪政运动。他是著名“七君子”之首；他是中国著名大律师；他是有名的教育家；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首任院长。轻尘弱草，月折日磨。一场场政治运动的萧萧风尘，卷走了所有的流光遗韵。“易代”大多是要流血的，“易代”在一个人的生命和心灵里同样也是流血的。

沉老的字条，给我极大的刺激。他让我常想起父亲关于杨树的谈话。我一家人从香港迁到北京不久，父亲便带我去北海公园。从后门进去，便看到飒飒作响的杨树。树皮白如梧桐，树叶色似冬青，微风掠过，淅沥有声，悲凉又凄清。香港没有杨树，我就站在那里一听再听。父亲过来拉我的手，朝前走。

我问：“这杨树怎幺会有声响呢？”

父亲说：“你知道耶稣的十字架吗？那粘血的十字架，就是用杨木做的。从此，杨木就不停地颤抖了。”

反右后的日子里，看一步步衰萎的沉钧儒、看一点点忧郁的父亲，我觉得父辈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杨树。即使人已归去，灵魂仍在颤抖，不堪，不平，

不公啊！

顺长江，水流残月

——泪祭罗隆基

二ＯＯ七年，反右运动五十年。

海内外的许多朋友对我说：“你应该站出来说两句，写两篇。”

是的，我是应该说两句，应该写两篇的。其实，我早该开口和提笔了。这世间多少值得珍惜和记忆的痕迹都消磨于岁月，消失在无声无息之中。为什幺要等到绝大多数的右派都含冤抱恨而去的五十年后？为什幺要等到活下来的右派都已龙钟老态、心碎泪绝？谁都明白，今日的祭奠和补赎，难挽昨天的错误与罪恶。

但是无论如何，也要为五十年无祭而祭，为五十年无思而思，即使五十五万右派都到了天堂。因为我们的纪念早已不是为“右派”而作，也不是为我们这些右派子女而为。

五十载岁月，五十万生灵，述说的冲动使我心潮难抑，寝食难安，泪水滴落在文字段落的中间。“心事共疏檠，歌断谁听？墨痕和泪渍清冰。”父辈们早已远去的身影和那场云烟散尽的以中国民主同盟为漩涡中心的政治风云，又重新复活，重新激扬起来。是的，现在的年轻人已然不知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为何许人也，更不懂“章罗联盟”——这个反右运动中的关键词了。须用文字记下这些先后被国民党、共产党驱逐出政治舞台、流放于人间之外的人与事。他们自有一段精神不可磨灭，尽管都是败将残兵，其文化生命恐怕要比胜利者更为经久，也更为后人景仰。

《顺长江，水流残月》一文，是为祭奠罗隆基先生而作。因他无子无女，尸骨无存，他的冤魂也不知飘荡于何处？便觉自己肩上有了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一位中共党员身份、曾任政府要职的人对我说：“瞧你们民主党派的那些领导人，比共产党还差劲。人简直就像是没了骨头。”

“差劲，不也是共产党要他差劲嘛，没骨头，不也是你们剔的吗？”这是我的回敬语。

登时全场沉默，没了话头。

身受羞辱，深感羞耻。“依人”已自不堪，何况以“无骨”鄙之。可扪心自问——自己不也是瞧不起民主党派吗？在电视新闻里看到的那些谦卑之相，我不是也要骂几句吗？再说，我与民主党派又有多少联系呢，不也是很久没踏进中国民主同盟的大门了吗？当然，人家也没请我去，也怕我去。

差劲吗？人家还说准了，就是差劲。前不久（二ＯＯ七年三月），无意间看到香港凤凰电视台制作的一期人物节目，说的是民盟中央前主席张澜。节目除了几张老照片，就是几个嘉宾叙述张澜的革命功业。我毕竟关心民盟，关心父辈，其中某些嘉宾我也认识，便也耐着性子看下去。不承想，几个人说了半晌，居然把个罗隆基一笔带过。伤心，酸心，寒心。别老说人家中共抹杀记忆、歪曲历史了，咱民主党派也一个样儿。

好，文章就从这里写起——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民盟上层人士都了解：

张澜患有严重口吃症，不善言辞，不善社交，诸事多依仗极具雄辩之才的罗隆基。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民盟被迫解散，张澜那篇以个人名义发表的声明：“余迫不得已，忍痛宣布民盟总部解散，但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并呼吁全体盟员继续奋斗下去——“声明”里的每个字都沉甸甸的，它出自罗隆基之手。罗氏长于议论，风发泉涌，连老蒋也是知道的。所以，一九五七年民盟中央在中央统战部领导下斗争罗隆基的时候，一条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他反复交代怎样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影响张（澜）主席，如何“千方百计把张主席也拉到邪路上去”，乃至“不择手段地利用他（即张主席）、蒙蔽他、控制他……”1)有政治头脑的人都明白：当年罗隆基坚持“党派独立”的罪行录，今天看来就是一本功劳簿。水不澄，则不清。中共不澄清，民盟便不澄清？一口黑锅让罗隆基背到死，背到今。这样讲述张澜，张澜就光芒万丈啦？

这里，需要追问一句：到底罗隆基把张澜拉到了一条什幺样的邪路呢？其实，所谓的邪路，就是中间道路。中间路线既反对国民党搞的那一套，也不同意共产党主张的那一套。所以，这是一条两头不讨好、被国共两党左右夹击的艰难之路。

父亲早在二十年代就跟随邓演达先生搞第三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成为第三势力的代表人物。即使四十年代在民盟中央主持工作期间，他一方面明显靠拢中共，另一方面也仍在暗中坚持搞军事活动（另文叙述）。而罗隆基则是坚守、积极宣扬西方政治思想的理念，把希望的眼光投射在英美派知识分子身上。父亲觉得努生（罗隆基字）的做法太虚，某些主张在中国只能是空谈。上了台面，罗隆基总是备受瞩目、赢得掌声一片；回到盟里，父亲得到的是吸收盟员、建立机构的实际收获。一个在政治理想的天空里展翅，一个在政治操作的土地上务实。两人各把持一摊（罗隆基负责宣传、父亲主管组织），二人作风迥别，性格各异。

对立归对立，但民盟却是生龙活虎的。那时的中国民主同盟，也还真的给中国政治带来一丝新风。许多不满国民党，也不满共产党的人，以为有了出路，有了依靠。难怪胡愈之（中共、民盟交叉成员）在一九五七年前，对章罗是百般迁就的。

当时就有人问胡愈之：“你能对别人发脾气，为什幺偏偏对章伯钧、罗隆基那幺软弱？”

胡愈之答：“民盟中央没有谁都可以，就是不能没有章罗。”

“要是没有他俩呢？”

“民盟就会垮掉。”

胡愈之的这番话，后来在一九五八年向党“交心”运动中，被写成大字报2)，贴了出来。

四十年代民盟成立，中共也看中民盟，因为它是有政治号召力和思想活力的。

毛泽东心里很清楚，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能参加民盟，不等于愿意跟共产党走，故对民盟很下工夫。比如重庆旧政协开会的前后，周恩来总是主动上门，到国府路三ＯＯ号民盟总部来商谈。周鲸文回忆道：“周恩来商谈问题一般都不在客厅，而是约在罗隆基或我住的房间3)。”那时，我家住北碚的半山新村，周恩来爬上走下地来走访，与父亲协商问题。林彪在重庆负责统战工作只有数月，他也曾探望父亲。当时张澜、张君劢、黄炎培、罗隆基以及父亲在内，都不想完全切断与国民党的联系。父亲与陈诚之间、罗隆基与宋子文之间一直都保持着很好的交往和私人情谊。恰恰老蒋死命挤压民盟，盯梢，跟踪，暗杀，直至解散，硬是把个中间道路堵死，硬是把个民盟推到中共一边。加之，毛泽东及时放出来“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高扬“联合政府”的旗帜，它们终于打动了这些民主人士。务虚的罗隆基、务实的章伯钧都相信了。尽管他们都不信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但都觉得中国历史进程的确需要“民主主义”，中国社会的确需要“联合政府”。无论作为政党、还是作为个人，这些民主人士都觉得在“联合”期间，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也就在这个时候，章罗的分歧显露出来。分歧表现在对待中共态度上。特别是在沉钧儒、史良等救国会成员参加进来后，父亲为了第三党的地盘和实力，与这个被称为“中共外围”的救国会结合在一起，成为民盟中的左派。当然，民盟选举的时候，第三党和救国会争抢份额，父亲也和沉钧儒拍桌子。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五月一日，毛泽东就口号第五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致电沉钧儒，李济深，说明此举已成必要，时机业已成熟，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三党联合声明，号召召开新政协。父亲和沈钧儒是民盟的左派，自是闻风而动。第二天（五月二日）即与其它党派的负责人聚会于香港罗便臣道九十二号李济深寓所，讨论有关召开新政协的问题。五月四日父亲与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人联名通电，响应中共筹开新政协的号召。此后，沉钧儒和父亲等人还在一个座谈会上发表书面和口头谈话。除了肯定中共“五一”号召是和平民主的具有建设性的号召以外，沉钧儒还认为“五一”号召表明中共并非实行一党专政，中共也绝无包办国是之意。

民盟中央把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事，迅速通知了在上海的张澜和罗隆基。

不料想罗隆基并未闻风而动、跟着表态。他“挟持”张澜主席，为其起草了一封信给沉钧儒、朱蕴山、章伯钧、周鲸文四个民盟中常委暨在港中委，要求大家在发表文件时必须留意两点：一，成立的政府必为联合政府；二，强调民盟是绝对独立的政治集团。沪港两地，左右对峙。民盟四大头牌：沈钧儒、章伯钧与张澜、罗隆基姿态各异。“一个蹴起秋千出林杪，一个折回罗袖把做扇儿摇”。明眼人都看得出，他这是成心从中作梗，而且就是给中共“作梗”的。

一不做，二不休。当初，张澜允诺每月从上海给香港总部汇款。从香港总部响应“五一”号召后，罗隆基就设法阻挠，中断了汇款。这使得一九四八年夏秋两季的香港民盟总部处境十分困难。难怪一直负责民盟组织工作的父亲大骂罗隆基，说他要是坏起来简直像个小人。罗隆基为啥要切断粮草？理由不也是明摆着的吗？你香港民盟总部已经接受中共的领导，走向“一边倒”了。既然背离了民盟宗旨，我干嘛还支持你？

此后，罗隆基与张澜、黄炎培商议，又是罗隆基起草执笔托人带信给民盟中央，要求在征得沉钧儒、章伯钧同意后，民盟中央必须向中共中央提出以下三项：

一，实行协和外交，莫倒向苏联；二，民盟盟员和中共党员不要彼此交叉渗透；

三，民盟要和中共订立协议。政纲不同的话，民盟随时可以退出联合政府，成为在野党。这三项是要求，也是声辩。而末尾的第三项是张澜一再表示坚持的：“民盟要保存批评权利。”罗隆基支持张澜，他对中央统战部专门负责党派工作的于刚说：“联合政府中，各党派是并立的！将来若以批评作为政治罪，则不接受。”

在一片混声合唱中，罗隆基坚持独唱，发出了绝不作伪的声音。

那时的民盟是有风骨的，也是有样子的。联合政府尚未成立，像罗隆基这样的民主人士有所预见。预见什幺？预见民盟极有可能在一种虚假的“联合”与“平等”中，丧失自主性。信件言辞峻厉，峻厉的后面是忧惧。信件是托吴晗带的，但还没交到沉钧儒、章伯钧手里，就遭到楚图南（中共、民盟交叉人员）等人激烈反对而搁浅。通过上述例子，我们可以作出判断——张澜倚重罗隆基是对还是错？我们可以作出掂量——张澜倚重罗隆基是光彩还是耻辱？需要说明的是，张澜自己就是个很有政治主张的人。要不然组建民主政团同盟时，三党三派也不会让他来出任主席。比如一九四八年外国记者访问张澜。张澜说：中共与苏联共产党不同，希望毛泽东做铁托。采访文章发表后，有人觉得张澜的话需要更正。于是，罗隆基立即另写了一篇文章，找到张澜。张澜瞥了一眼稿子，道：“讲了就讲了，更正啥子！” 一口川腔。

如今，所有的民主党派都靠中共养着。我为了写父辈的故事，曾到民盟中央寻找材料。人家告诉我，由于定期及时上缴中央统战部，民盟早就没有自己的档案了。惊骇万分：一个政党的历史居然由另一个政党管着。说穿了，就是不要民主党派有自己的历史和记忆！一个熟悉内情的朋友告诉我：“像你父亲和罗隆基这样的顶级人物，在统战部的档案是单独存放，均以名字标出。材料也多得吓人，令尊大人的档案大概有一人高。”我想，罗隆基档案也该有五尺多厚吧，因为他一辈子写日记，一日不缺的日记。反右过去五十年了，章罗也去世四十多年。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三十年解密之规定，反右档案早已过了保密时效性，该解密了。可至今为何依旧密封？请告诉我们一个理由，一个可以说得过去的理由。你说不解密吧，偏偏去年（二ＯＯ六）文物市场拍卖章伯钧写给中央统战部的信函，被我的好友购得。朋友拿出，让我一辨真伪。看着父亲清淡的行书字体，看着“扣”在上面的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的血红大印，眼泪再也止不住了。

今年年初（二ＯＯ七）黄苗子从香港回来，也对我说：“你父亲的字，好贵呀。”

父亲不习书法，肯定又是他的信函。这到底是怎幺回事？依据我六十年的人生经验，遇事决不可往好处想。我的初步判断是：上边从东欧的颜色革命获得了启示，开始有步骤处理（即销毁）档案了。统战部管理的民主人士绝大部分是名家、大家。比如叶恭绰，郭沫若，张伯驹，沈尹默，启功等。于是，有人在“处理”的时候，也就“藏匿”了一些——它们太值钱了！卢梭说：“时间能揭开种种帷幕。”

时间能揭开当代中国的种种帷幕吗？

现在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其实都是中共党员。他们原来不过是一个部的副部长、一个省的副省长、一所高校的校长、一家医院的院长罢了。也不知道他们对民主党派有多少认识、又有多少感情就来当头头，从前捞不到的诸多名利和众多实惠，轻而易举捞到了。干个三五载，谁个不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且一当就是十年。为了官位长久，还献媚统战部，打击本党人。“自己的人生，别人说了算。”可悲、可怜、可耻的处境因年深月久，已经让我们的民主党派颇为适应了，稍有“恩泽”，便感激涕零。以至于中央统战部的一个司机调到中国农工民主党机关，也变得威风凛凛。我的嫂子曾偷偷在厨房对我说：“民主党派可怜呀，人家不要的司机，我们也顶在头上！”血在煎熬，心在蒸煮。如此不堪，婢妾不如。

五十年代初，罗隆基政治上消沉，对民盟极其失望。一九五二年的七月九日，于刚被上边指派，约罗隆基做了一次长谈。罗隆基开诚布公地向中共表达并解释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思想认识。他首先说明的一九四九年前某些被中共怀疑的问题。比如自己和美国人的关系。他说自己从未拒绝与美国人见面。以前见面是劝美不要援蒋，后来见面则是希望中共不要靠近苏联。他还告诉于刚，司徒雷登想来北京，托他带话周恩来：假如不“一边倒”，新政权可以从美国得到大批借款。

他与于刚的谈话，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民主党派如何存在？罗隆基从昆明时期就认为中国有三个政党就够了，一个国民党，一个共产党，一个民盟，取消小党派。罗隆基后来还向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做了“合并小党派”的建议。

李维汉说：“这些问题你不要担忧。我们有政策。”说毕，与罗隆基拉拉手。罗隆基很奇怪，这个话题怎幺就不能讨论呢？连我也听罗隆基劝父亲：“伯钧，你那个农工党就别搞了，全放进民盟算了。”后经过打听，罗隆基才弄清楚了——原来“小党派不要合并”是毛泽东的意见，毛说：“既然开销（指民主党派）差不多，为何不多挂几个招牌。看来也火热。”继而，罗隆基在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又提出新的要求，要求盟内的中共党员应该公开身份。毛泽东立即说：“你不要清党！”俨然领袖语气、帝王口吻了。有了这样一句，罗隆基还能反驳吗？

他只能检点自己，遂向于刚解释，道：“当时我不了解形势，不知道要有领导党的党员来作为盟的骨干。”中共是领导党，民盟哪能与之并立？罗隆基的心，可能凉了半截：自己被骗了！民盟被骗了！这里，我们不难感受到一个以践行西方政治思想为职志的人，必须承当又难以承当使命的严峻性、严酷性。是的，严峻又严酷。可见，五星红旗尚未升起，毛泽东对民盟便已刀剑相逼、一脸的无情无赖了。才几年呀，中共与民主党派的蜜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那一刻，就结束了，永远地结束了。

罗隆基同于刚谈得最多的内容是民盟中央领导权的问题。长期以来，罗隆基备受指责的是他拉小圈子、闹宗派，将矛头指向把持大权的沉钧儒、章伯钧。这是为什幺呢？事情并非像人们所言，纯属权力之争。罗隆基认为民盟从一开始就是集体领导，但一九四九年后民盟的集体领导就没有了。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至十二月四日召开的民盟一届四中全会上，章罗两大派别即为设立几个副主席而争执不休。后经周恩来建议，设立十一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争论才平息下来。结果也还算满意：主席张澜，副主席沈钧儒。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张澜、沉钧儒、章伯钧、张东荪、黄炎培、马叙伦、罗隆基、史良、彭泽民、周新民、周鲸文。可会议到了闭幕的时候，楚图南突然提出要设中央政治局秘书长，由主管组织工作的章伯钧担任。罗隆基立即表态反对，张澜也不同意。周恩来闻讯立即邀请沉钧儒、章伯钧、张东荪、罗隆基等人，到中南海西花厅夜谈。罗隆基和张东荪拒绝出席，让周恩来一等再等，等到半夜十二点。周（恩来）大怒，派人把罗（隆基）、张（东荪）叫来，并当面申斥。

这事在当时极为轰动，一九五七年也成了罗隆基反党的一大罪状。此事我在“一片青山”一文中有所叙述。但是，当我看到罗（隆基）于（刚）二人长谈的文字材料后，我才明白罗隆基强硬无礼的原因了。他不是不能接受章伯钧，而是他不能接受这种做法。原来民盟的副主席、秘书长等人事，早就是中共与民盟左派定下的。他说：“这种做法，我反对！排定一切，而且布置好了，利用周恩来来念名单，那我何必去呢？民盟搞事先排定，这是民盟集体领导的失败，变为三头制（即张澜——沉钧儒——章伯钧）……这是制度问题！政治局也不是政治局了，重大问题早商谈好，才拿到政治局来讨论。”

谈及关于民盟的派系问题。罗隆基开门见山，道：“民盟是有派系的团体。

过去是与反动派系民（即民社党）青（即青年党）二党作斗争。现在明明是左派联合起来对付右派了，却偏要说这是进步与落后之争。”“我在家里请张东荪、潘光旦谈谈盟内的事，就说我搞宗派。章伯钧一个月请七百人客饭就不说。如此下去，盟内任何会议都会变成若干人对付若干人。组织宣传会议主持者胡愈之、辛志超完全是有计划有布置地斗争我，布置人来如何对付我的发言。要知道我是无组织，无布置的。张东荪、潘光旦又不是搞斗争的人。开会不是帮助我们，而是打倒、斗争、打倒。因此，我是相当消极。盟员说我代表宗派，代表落后。无党派的朋友则同情我，说我怎幺不如一九四九年前了。几年来，在宣传委员会我是没做很多工作。我建议写盟史，无人理会。胡愈之、周新民（中共、民盟交叉成员）却到处作报告，报告盟史。这是宣传工作，至少应与我商量。《光明日报》说是政治局领导，宣委会指导，实际上是章伯钧社长，胡愈之总编，萨空了（中共、民盟交叉成员）秘书长，我无从过问。说起办报，我的经验不比章伯钧少。

《盟讯》也是这样，说是宣委会管，可总编辑是章伯钧。章伯钧走后，就交给了胡愈之。”

“城头鼓声，江心浪声，山顶钟声，一夜梦难成，三处愁相并。”罗隆基谈及民主党派的生存状态、民盟的派系斗争和自己的被动处境，不正是“三处愁相并”吗？一生的民主梦不也是“一夜梦难成”吗？最后，他心情沉重地说：“我有个人主义，盟闹得这样，我有责任，但责任是双方的。请问统战部。我今后如何自处？我的存在对民盟有无好处？没有好处，我就想退出民盟。这几年，驳白皮书，各党派的联合宣言等文件都是推我起草，而又总说我落后。我认为从一九四九年后，我在政治上的大方向是对的，如果说我有思想问题，那就请统战部设法来领导。”——这次谈话，中央统战部高度重视。整理后的书面记录，直送李维汉和其它几个副部长；接着，呈送周恩来；周恩来阅后，呈送毛泽东。

不错，罗隆基是个人主义者；罗隆基想做官，想做高官。他在于刚面前、也在其它人面前，常抱怨自己的职务要比章伯钧，黄炎培，史良少多了，很不服气。

但是，这些都不是罗隆基的基本追求和最终理想。罗隆基一九一二年就读于清华学校。一九一九年，是他最早点燃清华园“五四”之火的，被李大钊赞誉为：“一个江西粗布土衣的学生把清华园掀开了。”一九二一年，罗隆基留学美国，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再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做研究，师从拉斯基。一九二八年回国，先后任教于上海中国公学，光华，南开，西南联大。他归国后第二年，就在《新月》杂志上刊出了《论人权》。这篇长文和以后几篇文章里，把人权理论说得个浅白透彻。他不依托以往的人权理论，靠自己的功力提出了人权的三个基本点：（一）维持生命；（二）发展个性，培养人格；（三）达到人群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目的。的确，罗隆基不像现在的研究者把人权问题写成书，洋洋万言，喋喋不休，叫人越读越糊涂。他的一个极具价值的理论贡献，是论证了——

为什幺说“言论自由是人权”。他认为：是一个人，就有思想；有思想就要表达。

表达思想就非要说话不可。他要说自己要说的话，不要说旁人要他说的话。说他要说的话，这就是发展个性、培养人格的道路。我有了言论自由，才可以把我的思想贡献给人群。这是人向社会的责任。在社会方面，这是思想上的参考材料。

这就是人群达到至善的道路，这就是人群最大多数享受最大幸福的道路。反之，取缔言论自由，所取缔的不止在言论，实在思想，不止在思想，实在个性和人格。

取缔个性和人格，即系屠杀生命，屠杀个人的生命，屠杀人群的生命。罗隆基还说：最危险的思想，是想压迫敌人的思想，思想上最大的危险，是思想没有人来压迫——瞧，多幺出色而简练的人权定义和表述！再联想到如今中国人权状况的缓慢发展。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真是想痛哭一场。

罗隆基的人权理论体系及其阐释，不仅针对和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的“党治”。他的提倡人权和反对“党治”，也是针对中共的。对中共的暴力革命，他也同样视为是对人权的侵犯。一九四九年后民盟在统战部领导下，居然也搞“几个人说了算”的做法。对此，他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罗隆基必须忠诚于他的政治抱负和思想信仰。罗隆基曾得意洋洋对我说：自己写过多少社论，受到多少人的欢迎。他写下的所有社论，他写下的每个字都是在呼吁民主、自由。现在连民主同盟也没有民主了。没有民主的民盟，他就要退出！这里，有没有与中共“要价”的因素？有没有与沉钧儒、章伯钧“争权”的因素？即使有，我也觉得它们都不重要，甚至可以忽略。应该说，罗隆基的一生都在为人权与法制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能获得稳固的地位而努力着。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人权理论先驱和实践者。反右的时候，都说罗隆基官瘾大，架子大，脾气大。今天看来，他做官是有前提的，并非是无条件的。民盟中央的人，常说父亲大度，罗氏褊狭。若把人缘因素排除，依我看——罗隆基即使褊狭，也是极富深度的褊狭。

如果非要说罗隆基有错、有罪的话，就正如学者谢泳在“罗隆基评传”4)一文所言：“罗隆基如果有罪，那便是，他的话说早了一点。在‘一党治国’‘党高于一切’‘党外无党’的时候，他反对一党专政；在人民遭受迫害自由毫无保障的时候，他提倡人权；在亲贵当国炙手可热的时候，他纠弹贪污；在通令‘敦睦邦交’‘自由贸易’的时候，他鼓吹抗日。”——这就是罗隆基！无论谁当政，他都不会受欢迎的。所以，父亲说：“努生是个出色的反对党议员！”

章罗分歧结束于何时？结束在一九五七，不是他们主动和解的，是毛泽东结束了他们的分歧。也是毛泽东使章罗关系从此水乳交融！水乳交融——这是一个大右派分子、同时也是后来充当统战部眼线的人向上边写书面汇报时的用语。

罗隆基和父亲成为无话不谈、推心置腹的朋友，二人结成真正的同盟。他是我家的常客。一屁股坐下来，就是几个小时，谈当下的新闻，谈从前的故事，谈中共，谈民盟。谈到反右的前前后后，可谓“百感茫茫交集也”。共产党公开背信弃义，民主党派未能守身如玉，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背叛与变节的时代。

这里，有三点认识，章罗是一致的。第一：假如没有反右运动，中共搞掉民盟，是迟早的事。因为这是第三势力的必然结局。第二：反右使毛泽东成功实现了一党专制。

这个成功的实现，靠众多力量的合成。其中也包括来自民主党派的力量。中国是个多幺复杂而落后的社会啊！第三：也是最重要之点，一九四九年后，民主党派从国库开支经费，就开始丧失政党的独立性。民盟参与新政权之时，便取消了自己的纲领，盟章第一条就写明：“本盟是以共同纲领为纲领。”继之而来的另一条就是“本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应该说，这就给民盟定了位——不过一块“招牌”而已，民主党派已名存实亡了。一个农民政党窜上了政治巅峰，它必然视公民为臣民，而要求臣民的，当然是朝觐和效忠了。

父亲常说：“民盟为了一致对付国民党，与共产党联手‘合作’了。无论怎幺联手合作，都不是拥戴你为王。”

罗隆基老说：“民主党派的问题从‘共同纲领’开始。”讨论新宪法草案的时候，他又对父亲说：“什幺新宪法，还是‘共同纲领’！”父亲听了，只有苦笑。

罗隆基死后，父亲虽还有些聊天的朋友，却再也没有谈话的对手了。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论是靠左还是偏右，无论你才气纵横，还是慷慨大度，站在手握枪杆子的国共两党之间，得到的只能是失败、痛苦和耻辱。

二ＯＯ七年三月底，我在香港城市大学接受采访。记者问：“你觉得一九五七年反右的后果是什幺？”

我说：“后果是毛泽东成功实现了一党专制，成功实现了一言堂，成功实现了一个人说了算。”

难道不是这样吗？毛泽东果然为所欲为了。于是，有了庐山会议，有了三年大饥荒，有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也是一个人说了算，故而，有了废黜胡耀邦，有了废黜赵紫阳，有了六四枪声。

啥是后果？这是后果！——反右五十年，祸害五十年。不是吗？

前年（二ＯＯ五）的秋天，与上海朋友吴洪森、钱文忠吃茶闲聊，说起章罗旧事。

吴洪森说：“章大姐，你说自己这辈子没有青春，没有爱情。但依我看，你是有初恋的。”

“我和谁初恋？”

“和罗隆基呀。”

我大笑：“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我没有胡说八道，完全有依据。”吴洪森口气还挺硬的。

“依据在哪儿？”

“就在你的笔下。通篇文字你对罗伯伯多有情意呀——”

我心头一阵紧，一阵悲。回到家中，独坐至夜深，想到我的罗伯伯夜半痛苦死去，无人搭救的凄冷情景，眼睛便湿润起来。“新秋至，人乍别，顺长江，水流残月。悠悠画船东去也。这思量，起头儿一夜。”我明知贯云石这支〔落梅风〕曲子，用在这里是很不妥帖。可我就是要引它，咏它。别者远行，今夕何夕。千种情思，万般怀想都凝炼成这“起头儿一夜”了。中国有几个像罗隆基这样杰出的政治家？有几个像他这样懂得女人的男人？于我而言，唯一的遗憾，那时岁数太小！今天最让我痛心的是，当《一片青山了此身——回忆罗隆基》一文发表后，提出强烈抗议的竟是与罗隆基往来密切的女友的后代。我搞不懂：做罗隆基的女友就是“脏”了你、“黑”了你、“毁”了你吗？当初史良能在“文革”批斗会上挺胸宣告“我爱他（即罗隆基）。”怎幺史良的旁系子女就受不了？向统战部告状。

就像一九五七年批判章伯钧的人，大多数来自民主党派内部一样。五十年后，民盟中央的人要求查禁《往事并不如烟》的信函，在统战部堆了一摞。相隔整整半个世纪，社会有何变化？世相有何不同？接近我的朋友都知道，章诒和悲观厌世。

遽然若有所得，茫然若有所失，一切是空。我怎不悲观厌世？！

对能做罗隆基女友而感到光荣的，只有一个杨薇。她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一名演员。一次聚会，我们见面了。我说：“我在罗先生的文章里提到您。您不介意吧？”

“不，我很高兴。” 杨薇这样回答。夕阳下，春风里，她的优雅从容，我异常感动，也永远记得。

一八九八年，罗隆基出生于安福县枫田镇车田村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十二岁以前，一直在此居住，留美归国后曾三次回乡省亲。故居建于清末，占地面积二百多平方米，具有典型的江南民间庭院风格。院子直面水塘，墙面青砖砌成，内室全部用木板隔成。在正厅开窗采光处存有“文光射斗”等墨书大字，前檐下还有许多诗词及民俗图画。二ＯＯ二年，它被列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将原有居民迁出。

旧居年久失修，墙体剥落，缺损严重。二ＯＯ三年，当地部门决定将故居进行全面维修，建立罗隆基故居。报告递交到中央统战部，结果可想而知。据说是电话答复的，做派和中宣部一样——没有文字依据。答复的理由是“建立罗隆基故居，现在不能办，还不是时候”。请问中共中央统战部：什幺时候才是时候？

贵党的第三代领导人都在修缮故居了。国民党重要人物李宗仁、戴笠、胡宗南等人的故居纪念馆也相继落成开放了。为什幺第三势力的代表人物却是如此境遇？

——是恨他们？还是怕他们？中央统战部负责人能否站出来，讲两句呢？我们是公民，我们有权知道。

现在的盟员恐怕已无人知晓，民盟中央办公地点——位于北京王府井翠花胡同内太平胡同一号的那所大宅院，是父亲一眼选中的，梁思成看罢，连连说“选得好！”那时父亲手中钱少，还是向黄炎培借款买下的5)。

如今，大宅院也快拆光了，剩下几棵老树，一座假山，半截游廊和精美绝伦的大厅。大厅已经出租，费孝通取名“翠园”，专办满汉全席。前年（二ＯＯ五），几个朋友在那里给我过生日，我穿着一身黑衣去了，像个吊孝的。看着身着旗服穿梭其间的餐馆小姐，心里沉重得很。我知道这里曾经聚集了多少天下才俊，又游荡着多少冤魂苦鬼。

根据民盟中央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日发布的一份内部的右派情况材料里提供的数字：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民盟有五一七三人划为右派分子，占当时盟员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五点六。单是民盟中央一级（即中委、候补中委）六十一人，占中委、候补中委的百分之三十三点六——听听他们名字吧，就足以震撼你。

副主席二名：章伯钧，罗隆基；

中常委十二名：曾昭抡，费孝通，潘光旦，黄药眠，钱端升，沉志远，韩兆鹗，潘大逵，马哲民，叶笃义，郭翘然，丘哲；

中委二十七名：吴景超，钱伟长，刘王立明，费振东，宋云彬，王毅斋，彭文应，陈仁炳，王国松，朱裕璧，何公敢，李士豪，李子健，李伯球，罗忠信，陈敏之，陈新民，姜震中，范朴斋，张云川，张志和，许德瑗，曾庶凡，黄琪翔，杨子恒，杨希尧，鲜英；

候补中委二十名：浦熙修，陶大镛，王文光，丘克辉，吴重选，李康，李化方，李则纲，李健生，杜迈之，陈仰之，陈新桂，徐雪尘，张纪域，张广标，梁若尘，章振干，陆钦墀，舒军，胡一声。

我认为：民盟中央就该在这个翠园，为自己五千余名右派成员立块纪念碑，碑就叫“右派碑”！碑的正面，是一个右转箭头图形；碑的背面，是中国民主同盟反右史。环绕它的是一座半圆形护墙。护墙的每一块砖，刻写着一个右派盟员的姓名。姓名，按姓氏笔画多少排列。这是民盟的苦难历史！这是民盟的无上光荣！

集中押送右派去劳改、去送死的甘肃夹边沟，河北的茶淀，黑龙江的兴凯湖……一切承载右派生命的地方都要立碑。碑下掩埋着死者的血泪，碑上镌刻着

生者的记忆，还有无尽的思考。

岁月湮远，遗迹也有渺不可寻的一天。遗迹不在了，心在，魂在，文字在。

二ＯＯ七年三—四月，北京守愚斋

注释：

1)关于章罗反共联盟的资料第二辑》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整风办公室编1957年8月

2)《民盟中央一般大字报汇编》民盟中央整风办公室编印1958年3月

3)周鲸文：《风暴十年》香港时代批评社 1959年出版

4)谢泳编：《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99年

5)宅院始建于明代，为东厂锦衣卫所属，清代为王府，晚清大学士瑞麟改建为私家花园。民初，黎元洪曾住于此，1945年后，划归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1949年前夕为国民党空军会所。1949年3月5 日民盟香港总部迁至北京，选址于此。

我看到了许多微笑

——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颁奖会上的答谢辞

我从少年而青年，从青年而壮年，从壮年而中年，其间贯穿始终的一件事，

是不间断地写检查，写交代，写总结，写汇报。由中年而鬓发皆斑，才开始了写作。如今，因写作而获奖。悲耶？喜耶？但无论是喜是悲，我都要感谢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授予我的2004年度自由写作奖。

这个奖项是给那些独立自由的写者和作家。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怎样才能独立？如何算是自由呢？我想，恐怕首先是要以经济独立为前提。唯如此，方可做到不依附于任何体制与权力而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在中国，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作家、艺术家除了成为革命的“螺丝钉”以外，还必须成为“歌手”、“战士”。沉默都是不可以的，因为沉默被视为消极对抗、心怀敌意。有人不堪体制的束缚企图“自我放逐”，其结果是从地球上长期消失或永久消失。前者如萧军，后者如王实味。渐渐地，那些很有头脑和才气的人，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强硬统摄下，失去了个人表达的勇气和社会洞察力。如果有人问：近现代中国最大的灾难是什幺？我会回答：是每个人天性与自由的剥夺。

现在的情况大有变化。知识分子的生活好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另一种情况随之出现--很多人对“物”的热烈追求远远超过了对人性之“深”、对生活之“真”的冷静探究。神州大地，美不胜收。但是任何一个人只要怀着人道情怀和苦难意识，就很容易发现美景背后的灾难与幸福底下的不幸。我们似乎正从一种专制中走出，又转身跌入另一种专横。

我们这些人究竟应该做些什幺才好？这不禁使我想起了父亲的一个朋友

——梁漱溟先生。他在中国民主同盟被执政的国民党取缔以后，立即宣称：“政治问题的根本在文化”，要以思想见解主张贡献于国人。他是言者，也是行者。

他言到行到，写出了《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文章郑重请求共产党，容许一切异己者之存在。否则，将重蹈国民党的覆辙。梁先生早已去世，却仍是我的榜样，

我们的榜样。

中国一向有着“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但文学毕竟是人学，写作是私人的事，是纯个体性的精神劳动。它属于民间，属于社会，与“官学”无涉、与“官场”无干。官方可以成立宣传部，大搞宣传，大搞“五个一”工程，但从本质上是非文学、非艺术活动。而作家的使命就是关注和思考人类的命运及其生存状态，并以此唤起别人的关注和思考。这也是写作的原动力。

《往事并不如烟》（香港牛津版更名为《最后的贵族》）说的都是陈年旧事。

这些事浸透着父辈的血泪，而我的笔并不出色，只是字字来得辛苦，也痛苦。有朋友问：“你写作的诀窍，是不是由于记忆力特好？”我说：“我无非是有些经历，并对经历有些认识罢了。”日出月落，絮果兰因。从至大的动静到至微的气息，浅薄的我是永远写不出的。

奖项是奖励，于我也是一种戒惧。一者，我不知道自己还有几年的活头。命是个定数，谁也难以预料。二者，本人能力水平极其有限，未来的写作很可能是个虎头蛇尾的结局。像徐志摩在《“诗刊”弁言》中所言。再者，今天我愿意接受这个奖项，也是自己将继续坚守独立自由写作立场的表达。

再次感谢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

在答谢辞以外，请容许再说两句。我今年已年过花甲、六十开外，可以说——

我这一辈子了。我这一辈子，除了父母给我以温暖，命运几乎对我没有微笑过。

今天，我看到了许多微笑。谢谢！为了微笑。

2004年10月8日于北京,10月30修订。

对查禁《伶人往事》事件的声明

我的声明和态度

2007年1月11日，在全国图书定货会开幕当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召集了一个“通风会”。会上，副署长邬书林先生以宣读方式公布了一份“2006出版违规书选”，被点名的书里，《伶人往事》列于三。邬先生对出版此书的湖南文艺出版社说（大意）：“这个人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你们还真敢出……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接着，自然是对该社的严厉惩处。邬先生说的“这个人”，指的就是我了。我是谁？我是从事戏曲研究的老研究人员，是中国民主同盟的老盟员，是退休在家的孤寡老妇。六十岁的时候，我拿起了笔，写起了往事。先说的是父辈故事，后讲的是伶人传奇。第一本书被禁（即“卖完了，就别再版了”）。虽说这是应中央统战部的要求，但权力机关已经对我的权益有所侵害。这次，邬先生没有对《伶人往事》做出任何评价，却对我本人的个人权利进行了直接的侵害。我们的宪法有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他的“因人废书”，直指我本人，直接剥夺我的出版权，而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我知道——在邬先生的眼里，章诒和是右派。好，就算我是右派。那幺，我要问：右派是不是公民？在当代中国，一个右派就既不能说，也不能写了吗？谁都知道，只要是个社会，就有左中右，其中的左派永远是少数。我们这个国家是不是只许左派讲话、出书？广大的中间派和右派只有闭嘴。果真如此的话，我们的宪法应当立即修改，写明容许哪些人出书，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容许哪些人出书，不能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其实，现在某些左派和左派官员出书之难，并不在我之下）。邬先生，您是什幺派？您代表谁？在就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并要求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能讲真话。言犹在耳哪！通风会就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宣布了这样的措施。新闻总署是国家行政机构，是国务院的下级。这不是和国务院对着干吗？邬先生，您到底想要干什幺？

借此机会，我想说明这样一个态度：从提笔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想当什幺社会精英，更没想去写什幺“大”历史。我只是叙述了与个人经验、家族生活相关的琐事，内里有苦难，有温馨，还有换代之际的世态人情。我的写作冲动也很十分明确：一个从地狱中出来的人对天堂的追求和向往。因为第一本书里的张伯驹、罗隆基，第二本书里的马连良，第三本书里的叶盛兰、叶盛长连同我的父母，都在那里呢——“他们在天国远远望着我，目光怜悯又慈祥”。

再郑重地重复一遍：我不会放弃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维护，因为它维系着一个人的尊严和良知。邬先生的行为是违反宪法的！从精神到程序，他都没有遵守。

官场可以盛行“一致通过”，面对领导人可以做到“聆听教诲”；与此同时，是否也可以给草民腾出一点儿空间：给他们留下一张嘴，叫他们说说；给他们留下一只笔，让他们写写。和谐社会的搭建不是靠勒紧，它需要的恰恰是松动。前两本书的被封杀，我均以“不在乎”应之。但事不过三。这次，我在乎，很在乎！

邬先生，告诉您：我将以生命面对你的严重违法行为。祝英台能以生命维护她的爱情，我就能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遵守宪法的首先该是政府。您是高官，这点应当比我清楚。

2007．1. 19章诒和

我没有了退路

——关于“声明”的说明

私下里聊天，人们都爱提起我的父亲，认为我的性格与父亲有点儿像，我常为此辩解。我说：不能看表面，我和我父亲有着质的差异。他是职业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而我呢，是一个毫无政治抱负的人，既没有“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的现实盘算，也没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焦忧。父亲的政治头脑，特别是他的组织才干（长期担任中国民主同盟的秘书长和组织部长），都没有遗传给我。我一生的兴趣和一点点小聪明，都在艺术上。我敏感于人的内心情感，敏感于色彩，敏感于细节，敏感于韵律，即使在监狱里，我还是那幺喜欢天空，喜欢飞鸟，喜欢薄雾……看着看着，甚至能忘了自己是囚徒。我这辈子唯一的本事就是讲故事，讲细节，讲往事。由于专业的缘故，我还特别喜欢梨园行，伶人美丽，动人，几乎每个人都很独特。所以，这本书就是这种兴趣和热情的表达。

但是，就是这样一本写梨园行的书也被禁了。而邬先生却说：“这个人的书不能出！”这话是什幺意思？用“文革”的语言讲，就是要“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就是“你章诒和这辈子别给我写东西”。所以，是邬先生把我逼到死角里，我没有了退路。

“声明”发表以后，很多人关切我的生活情状。从香港、台湾、美国、日本、西班牙、沙特、利比亚等地来电询问。网上议论热烈。而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和朋友则异常担忧。他们要组织一个送饭组，说：“愚愚（我的小名），你若被抓了，我们排着队给你送牢饭。”我听了很伤心，事情不会闹到这一步的，毕竟现在中国的法制状况，比我坐牢的时候进步多了。但是他们准备这样做说明什幺呢？——说明了长期以来，对知识份子的打击迫害，在他们心头堆积的阴影并没有消失，人们仍然有所恐惧。我深感悲哀。为了这个悲哀，我也要站起来。

我的“声明”是极其郑重的，希望邬先生能给我一个郑重的答复。请邬先生答复我：

一，您是否在会上点了我？

二，您是否说了“这个人的书不能出”这句话？

三，无论是封杀我，还是封杀书，您能否启动法律程序通知我，我随时恭候。

十多天过去了，毫无音信。这不由得使我想起《往事并不如烟》。据可靠消息，为了“往事”，李长春先生主持了一个会议。会上，前新闻署负责人表态，说（大意）：自己这个部门只能管出版社，管不了作者。事情推到了文化部，文化部一位副部长说（大意）：章诒和已经退休，再说写书属于业余之事，不好管。

既然事情是由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当时一位统战部副部长是把“往事”定性为“反党宣言”的，于是，李长春先生决定这烂摊子还是由统战部来收拾。最后，统战部托人找到我哥哥（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请他转告我这个妹妹：今后就不要再写了——这就是“往事”的结局。我想：这次新闻署该出面了吧？好汉做事好汉当，邬先生会登场吧？查禁书刊，不是不可以，但要有法可依，这种依法不是某领导人的一句话，不是某个上级机关给下属单位打个匿名通知电话，也不是给杂志社或出版社下个简单粗野的书面指示。它应该是一个法的程序，这个程序应该是严格依据公开法律的，应该是一个独立、公开、公正的司法程序，这是最基本的程序正义。如果是按着这种严密的法定程序查禁《伶人往事》，即使查禁错了，我也可以尊重司法。

2007年1月24日

章诒和

事态的变化和我不变的立场

——兼告邬书林先生

2007年1月26日14 时许，我在家中接到一位同事的电话，说（大意）：

邬书林同志是个好人，你们之间有误会……那个会上，他没点你的名。其实，不用托人带话，我早就知道邬先生是什幺样的人。

2006年，邬先生在出版社总编培训会上说：“我是黑白两道都有人。我刚才接了一个电话，就是□□□打来的……”随后又说：“你们要让我不舒服，我就先让你们不舒服。”当下我被侵害，是不舒服了，但你也未必舒服。至于“黑白两道”的话，别忘了我是坐了十年大牢的。您能吓唬总编们，对我可不灵。

“我没有点你的名”，这是邬先生私下带话的重点。看来，我需要再重复一遍您的讲话（某些字句比我1月20日的“声明”有所补充）：“这个人的思想有问题。我们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稿子走了好几家出版社，都没敢出，你们（指湖南文艺出版社）还真敢出，胆子也太大了（一说太猖狂）……

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接着便是对该社的惩处（摘去优秀出版社称号，削减百分之二十书号配额等）。在那样一个场合，用那样的话语，又针对那样一个出版社，您所说的“这个人”不是我是谁？那本书不是《伶人往事》又是哪一本？用我从事的戏剧专业术语来解释，就叫“规定场合、规定情景中的规定人物”。即锣鼓一响，胡琴一拉，梨园行的人就知道：这是一出什幺戏，角儿是谁了。您是政府高官，已经亮相，就别赖账。

邬先生若问这些话，我是怎幺知道的？“朝廷小，江湖大”这是从前的话；

“政府小，社会大”乃是今日之现实。“进得衙门是官员，出了衙门是百姓”——

这是现在很多官员的行为特点，您该知道吧。衙门里刚刚发生的事儿，他们能当信息、当聊天、当谈资都说了出来，其中还隐含着自己的感受与判断。这是常识，也是人性。您要明白，为了升官发财、胡作非为，却能密不透风、一手遮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您还说：“这个人的思想有问题。”请问：您是不是要搞文字狱？我的思想有问题与你何干？犯法，有国家的法律、法院管。犯错，有我所在单位过问。您管得着我吗？宪法给你什幺权力来管我的思想?这是侵犯我的基本人权，所以您应当公开道歉，并承担法律责任。

最后，再来说“查禁”。根据我的切身经历，现在实施的查禁分速禁、缓禁两种方法。我的第二本书（“一阵风”）刚印完，即封在库房，这属于速禁。

我的第一本书（“往事”）则是缓禁，即“卖完了就别再印了”。其实，缓禁的同时也在速禁。我这里就有一张浙江某市查缴“往事”的收据。这第三本（“伶人”），上边专门发了个通知，说（大意）：网上流传的查禁八本书的说法严重失实。偏偏就在刚才（1月28日下午6点30分）。一位姓戴的先生从张家港市打来电话，告诉我：他们那里的一家民营书店已接到通知，要收缴几本书，其中就有“伶人”。香港一位资深记者1月17日给上海某大报写了篇文章，里面提到我去年12月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演讲。很快，上海某大报打来电话说（大意）：“伶人”刚刚被禁，“章诒和的名字不能见报”。看来，我真个是书被禁、人被封。您的上级发通知说没查禁书，您却要查禁。您这不是扇他们的耳光吗？

一切都很明了。您——是您个人将我看成思想犯，剥夺我作为一个公民的言论出版权利，您在公然蔑视宪法。否则为什幺不按照法律程序，而是像现在这样干些鸡鸣狗盗之事，连自己说了的话都不敢承认？还是“声明”里的那句老话：

查禁我的书需要公开、公正、独立的司法程序。我特聘请一个法律顾问团。首席顾问张思之先生，另有浦志强律师、付可心律师，其它律师暂略其名。他们会依法尽力维护我的权利。

邬先生，我讲了这幺多，我与您之间有误会吗？基于我对您的了解，事态还可能会起变化，但我的立场不会变化。

2007年1月28日

章诒和

章诒和致高院行政起诉状提交媒体稿

原告：章诒和女1942年出生，汉族。

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现已退休。

电话：010－85869176，13901008963（转）

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

法定代表人：柳斌杰职务署长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南大街85号

电话：010－95212800，65212700

诉讼请求：

请求判决撤销被告在2007年1月11日“出版工作专题情况通报会”上作出的查禁原告作品《伶人往事》的具体行政行为。

事实与理由：

一、被告新闻出版总署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副署长邬书林，代表该署在本状“诉讼请求”中所指“出版工作专题情况通报会”上的讲话中，指斥并断然封杀我的作品《伶人往事》在境内的出版空间，并为此处分了出版单位湖南文艺出版社。邬书林的恶劣行为，影响至为深远。

对此事实有三项证据可证：

（一）2007年第1期《广电总局宣传管理司通气会纪要》。其中明示邬书林在所禁的八部书中，把《伶人往事》写作《八个京剧演员的生涯》，并且专门注明了是“章诒和作”。

（二）袁鹰《邬书林先生采访谈话纪要》。邬书林承认他的上述行为“是执行署里的决定”，而且是“必须严格执行”，“只能这幺执行”，他表白“真是有苦说不出”。凡此足证，邬书林的讲话绝非个人行为，实为职务行为无疑。

（三）被告对于因其禁书而涉及的八家出版社，分别作出了处罚决定，“通报会”后已立即下达并陆续执行。

此外，本人还握有相关证人证言和其它证据，将按诉讼进程在限定举证期间向主审合议庭呈交。

上述证据说明：被告的禁书行为性质恶劣后果严重，违反了宪法关于保护公民创作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权利规定，情属违法毫无疑义。

二．如上所陈，邬书林讲话的性质是履行机关指令的职务行为，他在履行职务过程中滥用职权的法律后果，依法应当由他所代表的机关承担法律责任。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该行为应属可诉。据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无疑是本案适格的被告，责无旁贷。

三、邬书林以本人所着《伶人往事》存在“严重政治错误”为口实，批评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的行为“闯了禁行的'红灯’”，表示要“做出取消出版书号等处理”，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伶人往事》不能再版或加印，构成了对本人合法权益的损害，其间的利害关系十分清晰，原告的诉请有理。

在此还应说明：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条，只要当事人认为相关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或者损害了自身的合法权益，即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而本人自然是适格的原告，起诉的主体资格无可挑剔。

四、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4条的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对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的一审诉讼。查被告新闻出版总署系国务院所属部门，其办公机构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故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拥有管辖权。

2007年4月18日上午，我已前往北京第二中级法院提交立案材料，当值法官十分有礼貌地收下了起诉状和相关证据，表示是否“立案”应经“请示”后通知，但并未依照行政诉讼证据司法解释第20条的规定签发收到证据的收据。遵照《行政诉讼法》第42条和司法解释第32条第1款的规定，该院应在此后7日内作出“立案或者作出裁定不予受理”的明示。换言之，北京第二中级法院的立案审查工作至迟应于4月25日完成，并须将处理结果通知原告。

但迟至4月25日18时，法定立案审查期限已经届满，北京第二中级法院并未通知是否受理本人的起诉，甚至延至今日，亦未作出并送达不予受理的裁定文书，以实际行动表明了该院作为“在（收到起诉状后）7日内既不立案，又不作出裁定不予受理”的立场，而且这显然是经过“请示”后的决策。该院此举，公然损害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本人对此深表遗憾。

所幸，最高法院针对各地法院普遍存在的这种行为，已为保护起诉人的合法诉权作出了明确规定。查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32条第3款，在法院“既不立案，又不作出裁定”的情形下，“起诉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诉或者起诉”。

本人据此直接向贵院起诉，请求高级法院在受理本案后自行审理，依法纠正高级政府机关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以切实保护公民依法享有的各种权利。

对于北京市高级法院能够公正执法，本人充满期待。

此致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具状人：章诒和

委托代理人：张思之浦志强律师

2007年4月26日

附件：

1.本状副本1份；

2.4月18日本人提交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的起诉状1份；

3.《广电总局宣传管理司新闻通气会纪要》复印件1份；

4.袁鹰：《邬书林先生采访谈话纪要》1份；

5.章诒和“禁书事件”而发表三次声明，各1份；

6.《伶人往事》一书的封面及版权页复印件1份；

泪往下流，血往上涌

——胡发云《如焉》序

我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边从事戏曲研究，一方面为文学而准备。

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忆罗隆基》。写毕，急急忙忙又恭恭敬敬地拿给丈夫（马克郁）审阅。他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专攻戏曲小说。就文学言，他是内行，我是外行。审阅前，我塞给他一支中华牌铅笔，并在耳边细语，道：“你看到有什幺段落或句子写得还算好的话，就在旁边给我画个圈圈，以资鼓励嘛！”

他笑笑。一笑之间，我们的关系顿时从夫妻转变为师生。他坐着，我站着。

近三万字的篇幅，他一页一页地看，我一刻一刻地捱。只见老公手里的笔，一动不动，我心里凉了半截。看到最后一页，他画了一连串的圈圈。我知道：这是专为“以资鼓励”才画的。瞅着这最后的圆圈，我都快哭了。

丈夫让我坐下，严肃地对我说：“小愚，你有丰富的经历和记忆。平时聊天，听你形容个人儿或说件事儿，都活灵活现的，可到了纸上，你怎幺就干巴啦……”说话的口气，像训孙子一样。

“你知道自己缺少什幺吗？”

“缺少语汇呗！”我说。

“不是缺少语汇，是缺乏文学训练。”

哦，原来我缺的是文学训练！于是，我便开始了马拉松式的训练。每天读古诗古文古小说，又翻阅当代读物。为此，订了许多期刊，包括《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自认为比较好的作品，读后拿给老公鉴定。他有时像法官一样,盯着我问：“你说说，这东西好在哪儿？”一听这口气，便知道自己又看走眼了。几年下来，也还真阅读了一些当下作家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中篇小说。其中一个中篇，题目叫《死于合唱》，看得我兴奋不已，打听这个叫“胡发云”的作者是谁？还不遗余力地四处推荐。书中描述的费普——一个民国时期的遗老遗少，从1949年起，他的日子从英租界移到了红旗下。由少到老，一辈子都在努力改造旧思想，努力地去适应新环境。结果，家庭、地位、财产、职业等等身边的一切都变了，可就是那份儿遗传下来的精神状态无法改变。正是这个文化的顽固性，让费普历尽坎坷，也让我读得热泪滚滚。我自掏腰包复印了许多份《死于合唱》，送给那些自幼家境甚好，就读于教会学校并精通合唱的女友们。她们也是一样的感受。只要我们凑在一起，就要说“合唱”。

灰色中年如飘落的雪花

一晃多少年。我与胡发云先生会面了。但我们的话题，不是“死于合唱"，而是死于癌症。我丧夫数载，他丧妻也近两年。由于亲人死于同样的绝症，我们的第一个话题便是病痛与死亡，也是一个反复的话题。

中年是最灰色的，如悠长的冬日，似飘落的雪花。胡先生比我坚强，他很快给亡妻写了长长的悼文，以寄托浓浓的哀思。悼文是用“伊妹儿”传过来的。我边读边哭，字里行间我听到了他的心碎声。文中，一段给病重妻子洗澡的细节，深深震动了我——

妻子说想洗个澡。胡先生跑了大半个武汉市，买来一个椭圆型的轻巧小浴缸，刚好可以放在病房里。他灌满热水，把妻子抱起来放进小浴缸，先用毛巾把锁骨处的输液接口裹严实，再一处一处给她轻轻擦洗。妻子自嘲地说：“我变得这幺难看了。”胡先生笑着说：“我觉得不难看，那就是不难看。”然后又背诵了法国女作家杜拉斯那一句撼天动地的话——“与你年轻时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洗完后，他用了几乎整整一瓶护肤霜给妻子全身上下轻轻涂抹了一遍，肌肤立时就滋润鲜亮起来……

写到这里，胡发云感叹道：“51年的生命。30年的相识。26年的夫妻。像一株自己种下的花儿，眼见了一个女人一生的美。这种美，只有种花人自己才真正看见的……哪怕凋萎，也看得见其中绵延不绝的风韵。就像家里那几束早已老去的山菊花和勿忘我。”泪落染树，血流染枝。这篇悼文，使我看到一种以生命的执着去完成的宿命式的神圣爱情。

窗外，太阳冷冷地照着，我心里一片悲哀。世间最坚韧、最脆弱的关系莫过于夫妻了。夫妻？有谁懂得什幺是夫妻？小时候，父亲谈及罗隆基私人生活，曾说过这样一句：“在中国，懂得女人的男人不多；懂得男人的女人也不多。”我没见过胡先生的妻子，但我觉得他是懂得自己的妻子的，他是懂得女人的男人。

我是第二次婚姻了。二次婚姻的特点是婚前双方要把所有问题提前谈好，权衡的分量大于情感的砝码。所以，婚后我和丈夫的关系，平淡得像“独联体”——松散的联盟。一人一间屋，各干各的事，各看各的书，经济独立，社交独立。

日子再平淡不过了。可是一旦他倒下，那平淡后面的东西突然显露出来，血淋淋的！我恍然大悟：他不是我的丈夫，他是我生命的全部。我哭泣着不断哀求医生：

“救救他，用我的命换他的命！”两次昏死在他的病房。我第一次倒地，他大叫：

“这儿不是医院，这是虎口。我俩不能都掉进来，你要逃出去！从明天起，不许你来看我。”第二次，他就只能用无比忧伤的眼睛望着我，望着我。

丈夫的病越来越重了，那时我刚好写完《忆张伯驹夫妇》的草稿。他挣扎着一天看一两页，还在稿子上面做记号。并吃力地说：“小愚，你写得比以前好多了。也还有很多问题，等我的病好了，我来给你改。”过了一个多月，丈夫大概知道已经没有为我修改文章的可能了。他把稿子从枕头底下抽出来还给我。说：

“写吧，写吧。等我死了，你就成功了。”

一天，丈夫的气色还好。他坐起来拉着我的手说：“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四段。后三段都是苦，前面的生，也未必是乐。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视为人生的标准。小愚，对你来说，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活下去！这是你父亲当年的叮嘱，也是我的叮嘱。我不担心你的工作，只担心你的生活。你什幺都不会呀。我死后，谁给你领工资？马桶坏了，谁给你修？灯绳断了，谁给你接？你一个人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再找一个男人吧！”我扑在他胸前，放声大哭。

“死”是结束；“老病”是处在生死之间；而半生半死，最是痛苦。我和他都是半生半死人。此后，丈夫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靠输液和“杜冷丁”活着。

一个周日，他的两个孩子都来探视。预感到来日无多的他，流着眼泪要求孩子：

“你们今后要照顾好章姨！答应我，答应我！”其声嘶哑，其情凄怆——死神来临之际，夫妻诀别之时，我临近花甲之年，懂得了爱情，也懂得了男人。清理他的遗物，我发现一个纸夹。那上面的每一张纸，丈夫用铅笔写着同样的一句话：

今后最苦是小愚，今后最苦是小愚。

丈夫死在位于通州的北京胸科医院。他去世六载。六年来，我双脚不过四惠桥，两眼不看东方红。以往夫妻的共同节目如看大片、看球赛、写对联、下棋、听戏、散步，我全戒了。

我一直以为人生有两件东西是属于自己的，一是情感，二是健康。丈夫一步一回头的离去，使我猛然醒悟：这个世界原来是什幺也抓不住的！我内心那份绝望的寂寞，从此与生命同在。只要活一天，它就在一日，很深，很细。

这几年，我与胡先生常通电话，一聊就是几十分钟。聊天中，我才知道他正式退出了武汉、湖北、中国三级作家协会，奉还他从来没有接受过、也从未使用过的各类头衔。胡发云认为，搞这种无聊的头衔有辱于一个作家的情商和智商。

于是，他成为一个体制内生存、体制外思考的作家。他住一套房子，另有一套住着被收容的残疾猫和流浪狗。

我问：“你为什幺要收留它们？”

他说：“在街头看见它们，单是那眼神就足够打动你了。”有时，他把话筒拎得老高老高，让我听听猫叫和犬吠。

夏季，我常劝他：“武汉太热，来北京住住吧！”他的回答，就是简单的一句：“我习惯了。”

冬季，轮到他叮嘱我了：窗户关好没有哇？穿暖和没有？吃得如何呀？我们的交往稀松散淡，却又像隔壁邻居密切琐细。我对未来一向悲观，消沉又绝望。

我在给他的信中写道：“等我把所有的故事写完，就去了断自己：或向东行，沉没于大海；或向西去，消失于沙漠。”——他急得直劝我，说：现实并不怎幺好，

但我们还应该抱有某些温暖的期望。

寻找历史上失踪的思想者

他的长篇小说《如焉》，我是通过朋友的推荐在网上看到的。很兴奋！很久很久了，没有读到这样一本直面现实的文学作品。全篇情绪饱满，文字清淡，平静的后面是思想的波澜。我是用：“两晋无文，唯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当代无文，唯胡发云《如焉》而已”的话来评价的。有人说，评价过高。可无独有偶，一位网友也发出了类似的评价，说：自己根本不知道湖北有这样一个作家，读了《如焉》，大有“孤篇压全唐”之感。

只要细心，你就都能从《如焉》里隐隐约约地找到“非典（Sars）”、*、李慎之的影子。这是多幺敏感的事件和人物呀！有记者问他：“害怕不？能承担吗？”

他说：“我尽可能承担到我内心真实表达所需要的程度。不管它会给我带来荣誉还是灾难，顺利还是坎坷。我非常深切地体会到了'你想写什幺就写什幺’的快乐。

公众会在心灵上引起震撼或疼痛的事件，一个作家也应该天经地义在内心有所反映，而不会因为恐惧而放弃。”书中，有三个智者形象（卫老师、达摩、如焉的母亲），寓意深刻。苦难，享受，征服，驯化，反抗，通达，愚钝，都通过智者们的对话和行为获得了历史的解密和精神的验证。胡发云以此寄托了对理想主义和理性世界的充分想象。我们这个国家不缺乏说教者，缺少的正是能够思想的思想者。所以他说，这本书“就是寻找历史上失踪的思想者”。而爱情线索的精致铺排和智者的悲剧收场，则显示出这部长篇小说的审美价值和文学魅力。

《如焉》刚上市是很热销的，看着要降温了。突然，峰回路转。国家新闻出版署一位副署长在2007年1月11日全国出版社负责人的“通风会”上，公布的八本“2006违规出版书目”里，除了有我的“伶人”，还有他的“如焉”。

有记者问胡发云：“《如焉》被禁，你的第一感觉是什幺？”

他答：“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荒谬可笑，像一个顽童的恶作剧，这孩子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幺。今天是e世纪的互联网时代，这种动作除了挑战大量读者、媒体、评论家的智商与尊严外，一点正面意义都没有。不讲法理也不讲学理的禁书方式，有点像暗夜在人身后打闷棍……我在《如焉》中说过——‘当他们不让你说的时候，就已经证实了你说的是实事’。这是一条屡试不爽的定律。可能他们汲取了以前做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但被白纸黑字纪录下来的一种教训。我与朋友们开玩笑说，*当年许多指示总是口耳相传，或者把文件内容看清楚了，即刻把它烧掉或塞进嘴里吃了，那时你是地下党，现在你是执政党，

怎幺还搞地下党那一套呢？”

顿时，《如焉》的销量飙升，用胡先生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这部小说其实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没想到在它正要谢幕之时，又让它得到了一次美丽转身的机会。

泪往下滴血朝上涌胡发云的下一部作品是写文革的，或者说是与文革相关的作品。我劝他暂时放放，题材太敏感了，官方通不过的。他说：“10几亿人在10年间付出这幺惨痛的代价的历史事件，早就该有100部1000部的作品了，可直到今天还没有人真实地写它，而这种荒谬性甚至都没有人去质疑。我就要写！”《如焉》的封底上摘选了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这句话，他常用来劝慰我。而他本人其实是有忧郁，也有愤慨的。

我的“伶人”也在被查禁之列。官员还不点名地点我，说：“这个人的思想有问题。我们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由此，我联想到第一本书（《往事并不如烟》，香港版更名为《最后的贵族》）被禁，完全是因为一位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把它定性为“反党宣言”。事情再明白不过了：从1957年到今天的50年间，我就是被左派认定为的一个右派。右派就右派——别人觉得可耻，我备感光荣，终于能和父母站在一起了。但谁也不能以此为由而剥夺我的公民基本

权利。我决定拿出性命来讨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发表声明：誓言要以生命维护自己的文字。胡先生都在网上看了。他支持我，只是劝我别真的生气，说：“你现在吃要吃好，喝要喝好，睡要睡好。”许许多多的朋友都对我这样说，素不相识者也通过各种方式带来真挚的问候。人心如水，恩义如山。一本书的命运跌宕起伏，而世间至戚关怀，更令我戴德难安。

我不是没见过世面，也不是没有经历过风浪，那些无数颤栗不安的梦幻和万念俱灰的破灭，却始终没能给我胸膛里按上一颗平常心。泪往下滴，血朝上涌，为了起码的尊严和良知，我拼了。

唯有写作才能进入我的骨肉激活生命

写作是自语。从前的文人和今天的作家，都是语言文字的囚徒。他们提笔都是有话要说，有兴趣去说，还有人爱听他们说。对我这样一个“生非容易死非甘”的人而言，唯有写作才能进入我的骨肉，激活生命。身处孤独无援之地，灯下展卷时的一点点温暖，便真的感到了富足。几十年来，我们不是把文学绑在革命战车的车轮上，就是把写作搭在改革飞机的翅膀上，期待借助于文学的力量让车轮转得更快，叫飞机飞得更高。对于这样的责任感，我承担不了，也承受不起。昔日的岁月笼罩了我一生的路，我只能做到旧梦重温，重温旧梦。用心灵呼唤已死的心灵。“画船儿载将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极度缺乏现实责任感的，是个时代的落伍者。我想——大队人马迎着朝阳高唱进行曲的同时，偌大的社会能否容许像我这样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坐在路边低吟咏叹调呢？当然，也应该让胡发云先生写他的“文革”长篇。

我相信他会写的，或许正在写呢。

2007年2月13日于北京守愚斋

本文是作者为胡发云长篇小说《如焉》的香港版所作的序。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如焉》香港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三千丈清愁鬓发五十年春梦繁华

——为邵燕祥的《别了，毛泽东》写序

我决定为邵燕祥新作《别了，毛泽东》写序。多少天，多少次，电脑打开又关闭，久久不能落笔，人发呆，心发怵……像个劣等画家面对无比辽阔的天空一样束手无策。邵燕祥和他的诗文，就是那无比辽阔的天空──高邈，温润，清澈。

两眼看得到，伸手够不着。我们具体相识于何时何地，已然记不清楚了；但相识后的点点滴滴，却是再难忘却的。这不是因为我的记性好，而是由于他的才识、性情、气质总能触动你的内心。以致于有谁相邀，我总盘问人家："有没有邵燕祥和谢大姐（他夫人谢文秀）？"这很无礼──人家做东，你凭啥挑三拣四？但我克制不住，理由极简单：有他（她）在，会面是享受，回忆有收获。邵燕祥其人，难用三言两语去概括。他对人，无论亲疏远近，他对事，无论大小轻重，都有着良好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加之个人的天赋和修养，他的情感、思想、意志之表达，决非人们所惯用的思路与方式。因出其不意而令人惊叹，惊叹其精神个性何以如此自然地切入到对象世界里，再呆板的事物都被他生动化了。即使貌似零星随意的琐谈，也多为心智理性的感悟。

举个小例子吧。去冬（2006），我们六、七个朋友为大律师张思之先生贺八十大寿。一番争执后决定──算章诒和请客，由邵燕祥买单。酒杯斟满，开筵之前，总得有个人代表大家说两句喜庆话儿吧。谁都知道张思之先生荣辱半辈，风雨一生。谙熟"红尘"于外，"天理"魂魄于内。通达忧患两者调和兼具，谋而能断，迥别流俗。宾客齐集，大家一腔炽烈，可谁都张不开嘴了──这包含着喜悦、诚挚、敬佩的颂寿当如何措辞，真成了一道难题。我说："谁掏钱，谁开口。"几推几让之后，邵燕祥被众人推选出来。他起立，庄重地说："今天聚会于此，我们衷心祝贺张思之先生进入80后（"80后"为大陆对1980年代生人的流行称谓）。

"言罢，举杯即饮。再往下听，没了。

全体愕然，遂大笑。而笑得最灿烂的，就是那位"80后"。从此，我们就"80后"，"80后"地叫着，叫得大律师心里也是美滋滋的。与邵燕祥相识的人，无不佩服他的诡谲幽默，狡黠嘲笑。一觞一咏，多睿智调侃之语。他的这个特点，常让我们大感快意。我管它叫"灵气儿"。我等之辈即使想学，今生恐也难学到手。

所以，但凡有邵燕祥在场，我便向他夫人提出申请："请谢大姐让让，我要坐在邵先生身边，好沾点灵气儿。"闹得次数多了，谢大姐事先便把丈夫旁边的位置留给我。我坐过去，谢大姐时不时笑眯眯地补上一句："他有没有灵气儿，我最清楚。"说到这里，我扭脸看邵燕祥：他脸红红的，有点儿难为情呢。邵燕祥的特殊敏感有如闪电一般辉亮，有人说是源于江浙人的禀赋，而我则认为这种迅捷的反应能力与一个人长期身处高压环境下有着相当紧密的关系。这就好象久行夜路者，对异样的声音、微小的动静和远处的磷火都能迅速察觉一样。一次，有个饭局，我和邵燕祥都去了。面对满桌菜肴，我感慨道："终日吃喝，若再嫖赌。邵先生，我觉得自己已然堕落。"听后，他板起面孔对我说："你这话，跟我说有什幺用？要说，就跟禁你书的人去讲。告诉他们，章诒和已经堕落，只惦记吃喝玩乐。这样一来，上边也就不会管你、不禁你的书了嘛！"我在想：他说话为什幺与众不同？翻译家蓝英年先生认为，邵燕祥的独特在于，一般人是站在前面看事物，而他偏偏要绕到背后去看，去想，去说。恐怕邵燕祥的思维远不止于"绕到背后"看事物，而是思想深度与穿透力所致。当然，还必须有与生俱来的智能才行。

邵燕祥是有锋芒的，锋芒在他的文字里。学者孙郁先生在他的文集《百年苦梦──20世纪中国文人心态扫描》里，对邵燕祥是用诗人、战士两种颜色来描绘的。书中写道："邵燕祥对横　于观念世界的诸种病态理性，毫不客气地直陈其弊。吴祖光与'国贸大厦'事件，人们三缄其口的时候，他出来讲话了；畲树森不幸早逝，人们木然视之时，他出来讲话了；作家被诬告，且法庭判作家败诉时，他出来讲话了。邵燕祥短小的文章，不断在诸种报纸上冒出其中，把动人的声音传递出来。在他的眼里，虚假的'圣化'已失去光泽。他用犀利之笔，还原了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的确如此，当下，一饱一暖以后，人人都想"躺"下，连北大教授关心的都是房子、车子、票子了，邵燕祥却坚持重复着"五四"的声音。

在这个失去思想活力的时代，他是不倦的风，始终呼啸着。大雪中，我们眉开眼笑地迎来了2007。大雪中，邵燕祥写下了辛酸沉重的《新年试笔》。开年首日（1月1日），他即提醒我们这些快乐的人：

今年是何年？是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但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面对半个世纪的暴虐历史，他责问的是自己。他说："我是不幸中的幸者，比起已死的人，我活了下来，比起破家的人，我尚有枝可依。"

观察面对一个庞大社会群体的惨烈经历，他写道："我能不能代替一直不做声的中国共产党，向所有1949年后的无辜死难者说一声'对不起'！？但我深知，没有哪一级党组织授权，让我来履行这一个道歉的义务，并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

我这不又是没有'摆好自己位置'的严重越权吗？我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默默地向自己的良心念叨。然而，对于受迫害的死者和他们的亲人后代，这有什幺意义？我一个个体的再深重的负疚之情，与一个以千百万人的名义行使生杀予夺之权的群体应有的历史忏悔比起来，又有多大的份量？"

"三千丈清愁鬓发，五十年春梦繁华。"邵燕祥是通过一种"自我救赎"，来展现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意志与自由精神的。我也是被放逐到底层又重新"复归"到体制内"位置"的人。但为什幺我只把自己看成是历史牺牲品，而没有意识到我也是历史的"合谋者"？为什幺面对过去，我和其它人都很难做到不断忏悔自身。可见，忏悔不是出于普通人的良心发现，而是来自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的历史自觉。这篇"试笔"给我以极大的精神震动和思想冲击，一连数日情绪激动，眼睛里涌着泪。我不由得联想起1995年在西方发生的一件事。那年是二战胜利50周年，整个西方社会都在谈论一个名字──奥斯维辛。这个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记忆到底属于谁？即谁有资格为奥斯维辛记忆命名？是以犹太人的名义还是以全人类的名义纪念这场大屠杀？结局令人遗憾，各国政要签署的《奥斯维辛宣言》由于要满足众多国家的不同政治诉求，被搞得四平八稳，成了一篇平庸之作。但无论如何，人家做了，人家毕竟找到了一种方式、一种语言来描述这场难以名状的灾难和痛苦。掉头看看自家，五十年来，我们这片土地灾祸不断，苦难不绝。时至今日，我们看到了什幺？我们看到是官方的道道禁令和半个世纪成功驯化的良民。所幸，还有像邵燕祥这样的人，在唤醒、警示着我们。

邵燕祥是有锋芒的，锋芒在他的言行里。一次和他聊天，我说："现在精简机构，全国文联所属各协会，如我们的剧协（即戏剧家协会）和你所在的作协以及影协（即电影家协会），音协（即音乐家协会）等等，依我看都该统统撤销。

"邵燕祥"白"了我一眼，说："它们是派出所，岂能撤？"紧接着，他又添了一句：

"相比于这些协会，你不觉得青年团、少先队更该撤吗？"惊诧。也惊吓。一语坠地，似熔岩流淌，却又像浩荡天风般地直入心底。今天，有几人能说出这句话来？

是汉子的未必能说，不是汉子的未必敢说。2005年1月17日，一个被废黜的国家领导人在被软禁十余载后，与世长辞了。消息不胫而走。民众悲情无诉无告，自发地奔向同一个地方：北京东城富强胡同六号。人们一定要去走一回，去看一眼，去哭一声。为什幺要这样做呢？请问上苍。整条胡同里站满警察，停满警车，还有便衣。年轻的律师浦志强打电话给我。说："我要去富强胡同！还要送上花圈。"我知道，从1989的夏季开始，小浦就"榜上有名"。所以，我不赞成他前往。

说："纪念一个人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继承他的精神。"电话挂断，我知道血气方刚的浦志强是一定去的，或许他就在路上了。过了一个多月，我把"富强胡同"的事告诉了邵燕祥。他不做任何表态，只是平静地对我说："我也去了。"淡然又凛然。"夕阳山外山，春水渡旁渡，不知那搭儿是春住处。"说到春天，无论惜春还是送春，自古以来，文人的心头都是一片迷离。但"邵燕祥的存在，至少提示我们，中国文人的苦路正长，奋斗正长，信念正长"──这话是孙郁说的，我曾无数次地默诵以激励自己，扎挣爬起，苟活下去。

世间有千种人，万般事，百样情，各有面目与分量。你如何对待？又怎样处置？这或许是最能显露一个人的心肠。袁水拍──一个二十岁成名的诗人。抗战时期与吴祖光、黄苗子、丁聪一起，在重庆文化界被称为"四大神童"。袁水拍与另外三个"神童"不同的是，他很快成为中共地下党员，追随革命，忠诚革命。

1949年后，他进入《人民日报》工作，负责文艺部。1951年受命同江青一起对"武训"的历史作调查，得到毛泽东的接见。后来，调入中宣部文艺处（即文艺局之前身）。处在这样的位置，势必卷入一系列的文化批判运动，如批判武训，批判胡风，批判右派，大小批判文章大多要过他的手。"文革"爆发，他自然成了当权派，经历了几乎无数大小批斗"战役"。难忍羞辱的他，选择了自杀。所幸未死，即不幸未遂。于寂寞中，又不甘寂寞。战战兢兢，度日如年，以为只有更加"紧跟"才能幸免于被党弃置。几番思量，他终于给"文化旗手"江青写了"效忠信"，结果在被"解放"后，提拔为文化部副部长，即所谓"上了末班车"。"四人帮"一倒，袁水拍便跟着倒下。一个诗人，一个干部，一个随政治风云起伏跌宕而上下颠簸的人，虽难以评说，却成为圈子里笑谈。我的同事就管他叫"袁会拍"，又称"袁十八拍"。1982年前后，邵燕祥所在的《诗刊》开座谈会，有时也请他去，但无人搭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令邵燕祥非常难过，甚至后悔请他出席。经过"揭批查"的全过程，上边尽管有了结论，袁水拍仍然得不到人们的谅解，郁郁以终。在他简单的告别式上，有两个人以个人名义送了花圈，一个是朱子奇，还有一个是邵燕祥。

说来恐怕无人相信，我曾接受过邵燕祥的道歉。今年（2007）年初，国家新闻署一个副署长指名道姓地查禁《伶人往事》。我愤极，怒极，提笔写下了《我的声明和态度》，表明要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声明"里，我说我是研究人员，是民盟盟员，是孤寡老妇。邵燕祥支持我的立场，但笑话我用"孤寡老妇"形容自己。没多久，他看到了我发表的《泪向下滴，血朝上涌──胡发云"如焉"序》一文，立即来信。说："诒和：你好！读了你为胡发云写的代序，极其感动。特别是你追　平生的时候，我后悔向你开玩笑，说你自称'孤寡老妇'是'哀兵之计'，这一定伤害了你的感情，向你道歉。但我还是要劝你再不要这样想，我的意思是，你不要给自己不良暗示。你应该像关汉卿'不伏老'中唱的那样，做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予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你应该像伏尼契老太太写的《牛虻》那样，'无论我活着，或是我死去，我都是一只快乐的牛虻'，这其实是从一位英国诗人那里套下来的，只不过那首诗的中译，似是'快乐的苍蝇'，有点煞风景罢了。其实，以你的一生，以你近来写作的贡献，你已经不愧为'一粒铜豌豆'，'一只快乐的牛虻'"。

人自有一份心里的端正和庄严。邵燕祥的道歉，正是出于他的端正与庄严。

向别人道歉，恰恰是对人的自身的肯定──"忠实地生活，忠实地爱人（巴金语）"。由此，我更加敬重邵燕祥的人品。想想吧，现在还有谁道歉？政府每天都在报刊上提倡大陆百姓学说"奥运文明用语"，其中就有"对不起"一句。我们的百姓似乎很难学会道歉，也别怪罪他们了，自有人民政府以来，政府向人民道过歉吗？

老师不会，学生怎会？最后，要说的是邵燕祥对我写作的帮助。从《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一文开始，我便把初稿寄给他，请他批评指正。当我第一次收到他返回的"一阵风"原稿的时候，真吓了一跳。凡标点错误、用词不当、提法不妥处，都逐一标示并加以解释，还附上一信。信中写道："此次，你笔下复活了马连良。我相信，还有多少善良的、也许难免有缺点弱点的亡灵等待着你，等待着你使他们复活……"谈到我的写作，邵燕祥说："我想，固然有家学渊源为你打底，还多亏中国共产党给你的特殊锻炼，多年铁窗，家破人亡，从体力到精神的摧残……'玉汝于成'，你证明你已对得起这个时代的熔炉和炼狱了。"信的末尾，他言道："你也留下了千古绝唱，是你啼血而成。为了这，你也要拂去那时时袭来的悲凉和伤感。"──邵燕祥字字句句，如夏日夜晚的飒飒细雨，每一滴都打疼了我的心。望着父母的遗像，大恸。多少年了，我一人独自面对，独自行走，前无去路，后失归程。外表坚硬，内里空虚。快要坍塌的时候，就哭着扑在父亲的遗像前，寻求天堂的回声。终于，有像邵燕祥这样的人走近我，叫我不要再哭泣，要留点气力，长点精神，明天还要活，还要写，还要去关心比自己更为不幸的人。

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别了，毛泽东》一书，是邵燕祥从1945年到1958年的自述，平朴而有质地，细密而又深入，锋利而无尖刻。叙述的跨度，前后一共十三年。故他自称是"流水十三章"，因其间经历的各种运动，使国家方向和个人命运都发生了逆转，便又叫"大弯路"。生活是长河，多少归人、多少过客，来去匆匆。其中，很多人不知缘何而来、缘何而去，连人的含义都没来得及弄明白，就走了。邵燕祥是弄清了自己的来历，也认准了自己的去处的。所以，他坚定地说"别了"！人活到这份儿上，才称得上"自由"了！我从这部书里，看到的是一个中国文人的清正本色、读到的是一个当代诗人的痛苦灵魂。

2007年3月20日于北京守愚斋

一代人的色调

——袁鹰《风云侧记》香港序

“副刊”是报纸里最好看、最珍贵的一页。浏览的是新闻，留下的是文学——

我自己就是这样，相信大多数人也如此。我在香港中文大学钱穆图书馆发现几十本老旧却精美的“联副”（即台湾《联合报》副刊）合订本的那一刻，真是欣喜若狂。每周借它三大本，不仅阅读，还做笔记呢。到了最后期限，我熬夜至天明，那也心甘情愿。因为副刊里有文学的灵魂，有民主的气质，还有世俗的趣味——

这是我喜欢的，也是我需要的。好的副刊可以单独收藏，不像整张报纸，天天新闻，处处时尚，却过眼就忘，看罢就扔。

也有例外，那就是《人民日报》的副刊了。一九五七年五月，《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拜访谢冰心，他代表副刊向这位女作家约稿。谢冰心在称赞《文汇报》以后说：“《人民日报》的副刊办不好，它只能登正面文章。”记者说：“我们的副刊也可以登反面文章。”谢冰心说：“登反面文章也办不好，它是党报副刊。”

几十年了，情况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由于报纸的性质与“喉舌”作用，我和同事仍不爱看。上班的时候，一声：“报纸来了！”大家都去抢。唯有《人民日报》“晾”在桌上，无人捡拾。它太光洁、太端正、太规范了，像一张被精心修剪装饰过的面孔。整张报纸都不看，副刊也就跟着倒霉。

最近，有了例外，一本写《人民日报》副刊的书成了抢手货，它就是曾经负责“人民日报·副刊”多年的袁鹰先生撰写的《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本来是正常销售，出版社只印了八千册。谁知“侧记”和我的“伶人”一起，被官方列入了禁书。这一下，就热了，火了！单是我的律师小浦就买了十几本。几个月前，我参加一个座谈会，就眼见很多人捧着“侧记”，等袁先生签名呢。

《风云侧记》是本难得的书。难得在袁鹰把那太光洁、太端正、太规范，像一张被精心修整装饰过的面孔恢复了血色，返还了原貌。你想知道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真相吗？你想知道党报是如何刊出领袖诗句的吗？你想知道赵丹遗言的前前后后吗？那就请听他娓娓道来。冷静的态度和直感的热情，自然地互相融合。

“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由于广泛而丰富的编辑经验与内心始终坚守的正直善良，袁鹰先生才得以在复杂条件下拥有可靠的判断能力。而这种可靠的判断力，又使他具有面对真相的力量和捍卫真理的气魄。这是他的特点，也是《风云侧记》的品格！

中国人大多是有正义和良知的。但鉴于中国特色，所谓的正义和良知一般都被掩盖起来，掩盖的目的是希望自己和家人平静生活，顺利工作。其实，内心并非和外表一样平静。因为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工作原则，随时可能与人性的、个人的价值取向之间发生冲突和矛盾，是沉默、是妥协，还是呼喊？那就是你自己的选择了。但无论怎幺选择，知识分子都要承受痛苦。袁鹰先生已作出了选择。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这是邓拓调离《人民日报》社，与同事告别时念的诗句。意味深长，读来惆怅。

我读袁鹰先生的书，竟也有些惆怅。这是书的风格，也是那一代人的色调。

二〇〇七年五月二十日北京守愚斋

一半烟遮，一半云埋

——周绍昌《行行重行行》──「反右运动」祭序

由于第二次婚姻，我得以结识许多毕业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北大人。

如今他们都在七十开外，不少人已为黄泉客，其中包括我的丈夫马克郁。人走了，人情在，我与他的同学始终保持着联系。

有人说：1949年后的北大中文系最有出息的一拨，是（一九）五五届的学生。我的先生恰恰就毕业于1955年。他们这一班分别来自北大、清华和燕京。

1949年后，大陆政权为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系，从教育下手的第一招就是所谓的院系调整。于是，他们一齐来到了北大。

在这个班里，我的先生算得上最没出息。没出息到把自己的生活彻底变成一个玩儿。玩法也别致：能把《离骚》从第一句背到最末一句。能唱京戏，既演金玉奴，又扮赵高。婚后，我俩去逛河北承德。到了外八庙，我第一次听说“密宗”，啥也不懂，就一个劲儿追问讲解员。他朝我使个眼色，意思是叫我“闭嘴”。回到“避暑山庄”的招待所，他沏上一杯花茶，就开讲了。他讲解的“密宗”，听得我一愣一愣的。他的没出息，还表现在不能“与时俱进”的行为态度上。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市场经济如狂潮一般吞没了整个社会，到处流传着“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要开张”的民谚。北大校方也积极投入了商海，把学校漂亮的围墙拆了开店铺。我的先生得知后，气得呼哧呼哧的，在电话里学说：“聘请侯宝林为客座教授、推倒南墙开商铺酒楼，是咱北大两大耻辱。”为了解气，他写了好几首打油诗。

我的先生就是这样的没出息，可见那有出息的，是何等样人。程毅中，傅璇琮，白化文，李思敬，金开诚，刘世德，沈仁康，沈玉成，徐枢等，都是他的同学。职称、职务均堪称一流--学者，教授，作家，中华书局总编，商务印书馆副总编，某民主党派中央副主席，可说是个个身手不凡。成材是要有条件的。他们的先天条件来自1949年前。这些人家境富裕，出身良好，自幼接受较为全面的传统教育，像大学长程毅中先生四岁启蒙，《四部丛刊》是一部一部读完了的。

他与我先生同宿一室。程毅中为四人宿舍写了副楹联。上联是“四皓须眉输我老”，下联是“五陵裘马看谁肥。”没贴几天就受到批评，楹联取了下来，我先生忿忿地说：“干脆改成‘学习政治，政治学习’吧！”

为什么最没出息的学生，能把《离骚》倒背如流，把个“密宗”说得津津有味呢？这就是名师的厉害了。系统地接受名师培养和指点，是他们成材的后天条件。讲楚辞的是游国恩先生，讲语言学的是罗常培先生，开中国文学史课的是浦江清先生、林庚先生和王瑶先生。现在北大文科学生是百分百地知道比尔．盖茨；肯定百分之九十九地不知道浦先生。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园里的“双清”，却是无人不知的有名教授。一“清”是朱自清，另一“清”便是浦江清。浦江清毕业后就被吴宓推荐到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做陈寅恪的助教。工作期间的他，居然自学了梵文、天文学，不可思议吧！开中国语文概论的是魏建功先生。担任五五届学生的助教，则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周祖谟、吴小如。因为老师讲课的正题，讲义上都写得清清楚楚。于是，课堂上的“神聊”与“胡侃”，便成为学生听课的主要内容。老师的许多真知灼见，是从“聊”与“侃”中倾泻出来的。北大提倡的独立性和独创性，在教授们身上有着鲜明又独特的表现。

1950年夏季，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当时一篇最红的文章，叫《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本最红的书，叫《三千里江山》。它们被官方定为范文，列入中学语文课本。清晨，我在家里读着课本，大声背诵这些红色名篇。父亲听了，皱着眉头说：“不背《古文观止》，背这些东西！”在北大中文系课堂，吴组缃教授对学生们说：“这些作品的‘好’，是好在了政治，而非文学。”

老师有个性，学生也有特点，师生关系亦非同寻常。浦江清先生身体不好，早上起不来。学校把他的课特意安排在上午的后两节，即使这样，浦先生也起不来。到了钟点儿，见老师没来，就由两位同学到燕东园浦宅，伺候老师穿衣戴帽，再用一辆女自行车前推后拥，把老师载到课堂。浦江清会昆曲，讲到元明戏曲一段，则喜吟唱。他授课认真，迟到的时间是一定要补上的。于是，到了下课的时候，他还在那----咿呀”的，没完没了。学生们早就惦记着去大食堂，早去吃肉，晚去喝汤。谁个不急？怎地不慌？当时的课代表白化文，便诌出一诗打油：“教室楼前日影西，霖铃一曲尚低迷；唱到明皇声咽处，回肠荡气腹中啼。”

明镜出版的周绍昌《行行重行行》，记录了划右劳教的放逐生涯。

北大学生的课外生活，也极其丰富。我的先生与周绍昌同系不同级，因为都来自天津，都爱唱京戏，后来又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便凑到了一块儿，保持了一生的友谊。

这一届学生是1949年后入学的，由于他们接受太多的传统，由于他们出身

大多非工非农亦非军（指解放军），由于他们崇尚学术而鄙视政治，由于他们不是中共一手培养长大的，有了这么几个“由于”，这些学生在红色政权及其政工干部的眼里基本上都不属于无产阶级知识份子。特别是那些学习成绩优秀的，就更不受“待见”了。这一点，充分表现在毕业分配工作和继之而来的反右运动里，比如成绩极其优异的程毅中，毕业后分配到陕西省西安石油学校当一名语文教师。

1956年北大招收研究生，他想考浦江清先生的研究生，托人去问。浦江清知道后，向系里说“程毅中不用考了，从西安回来就是了。”但“教授说了算”的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没两年，教授的话不管用了，管用的是党政干部和既是教授也是党政干部的人。到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北大中文系划右的师生比历史系的要多许多，为什么？历史系的翦伯赞和中文系的杨晦同为中共党员，同为系主任，但在划右问题的态度与掌握上却十分不同。这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当然，到了更高一级的领导，江隆基与陆平在划右的态度与掌握上，也是有着十分的不同。三十多年后，杨晦先生去世，在校方准备追悼会之际，在中文系学友当中竟传递着一张条子，上写：“谁也不准去。”何以如此绝情寡义于老师？因为当年的老师曾寡义绝情于学生。真可谓一报还一报。

五十年来政治形势的变幻无常与激烈残酷，使学生们也有着不同的政治倾向，差异甚至是非常突出的。有人成为左派，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做到了某民主党派的中央副主席。1989年夏季，他居然拥护戒严部队。我的先生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他的表态拥护戒严的文章，气得在家中破口大骂，并告诉我当年其人在北大作学生时就属于“狗党”。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是中性的，其特征是不党不派，只想做一生的学问，做一世的本分人。不赶时髦，文化上的时髦不赶，政治上的时髦就更不屑了。他们也追怀昔日时光，但不像我去写什么惹祸的“往事”，遭禁的“伶人”。他们顶多写两句诗，诗句褪尽火气，咏叹古今相通的人之常情。

即使茗边小聚，说的也都是学问。他们真的对现实没有一点看法吗？功底扎实，治学严谨的他们，回想起大半辈子充满失落和挫折的经历，内心无不充塞着难以言说的慨叹与伤感。同一个人生，可以有多少种过法，可谁也没有想到人生过成这个样子：小心翼翼，碌碌无为，还有畏缩恐惧。早知如此，自己干嘛考北大、读清华、上燕大呢？这毕竟不是“不给干饭，咱吃稀饭”的事，它是直指生命的意义。

1957年就读于北大的年轻学生中有不少是右派，结局是被开除，被下放，被押送去劳教、劳改。有名的像谭天荣，无名的像周绍昌。一个人的好时光，就那么几年。可像周绍昌这样--刚毕业或还没来及毕业的，劳动改造长达二十馀载的大学生，并不在少数。1979年，右派问题虽然获得“改正”，可事业，健康，爱情，家庭都空空如也。熬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社会终于有了学术空间，这些被名师栽培调教出来的“50后”，在五十来岁的年纪，才浮出了水面。可没干几年，管你成就有多大，都被一刀切下，打发回家，去过“退士（即退休之士）”

生活。难怪程毅中曾对我的先生叹道：“读一辈子书，真正从事专业只有几年，有的同学一辈子都没派上用场。我们是被抛弃的一代。”尽管谨慎、内敛的程先生，没点明是谁抛弃了他们。

从痛苦与惨烈中一旦清醒过来，袭上心头的是受骗的感觉。接着，就会不停地问自己：这不是“新”社会吗？“新”社会的人生之路，为什么这样难走？

我们不是被“解放”了吗？“解放”后的日子，为什么这样难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先后搞了四部。1954年一部，1975年一部，1978年一部，1982年一部，一部接一部，世界罕见，绝无仅有。每一部宪法都标榜公民的权利，可我们真正享有了吗？从谭嗣同的砍头到林昭的处决以及周绍昌们的忍辱负重，用百年的血泪，换来的就是这么个国家？人生再苦，也需要面对。

其实，不少经历过苦难的人，包括毕业于北大、清华的知识份子，并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而是响应了官方的号召??向前看。除了私下发牢骚，平素更多关心的是学问、保健、子女和退休金。我很奇怪，他们的功底好，文字好，记性也好，为什么都不写写过去五十年，写写自己的大半生呢？

周绍昌是个例外，他拿起了笔。

他给我看的第一篇作品是诗“礼赞落叶”--2002年春，为悼念他的同学、我的亡夫去世一周年而作。在另一首诗中，描写了一个跪在海滩拣拾贝壳的小女孩，贝壳在太阳下闪着光。

我不懂诗，便打电话去问：“那个拣贝女孩是谁？”

“是你。”不等他往下说，我慌忙挂了电话。

大哭，无所顾忌地哭，好在没人听见哭声，也无人看到哭相。以后，每年的五月，周绍昌都有题为“悼克郁”诗寄给我，信封还没来得及拆，眼眶就先湿润起来。怎不伤感？就像我平素常说的??如今谁还惦记谁呀。到了2006年的5月，周绍昌把诗的题目改为“忆克郁”，并解释道：今天来看他，祭奠故人；面对人生，改“悼”为“忆”。

一次聚餐，闲聊中周绍昌对我说：“我要写点东西了。”我知道，他说要写点东西，决不是一种打算，而是决定。

我没猜错。不久，他拿出了题为“旻姑”的一篇散文，文章的篇幅不长，在恬淡的叙述中，写出了一个有文化修养、性格开朗的女人怎样被环境窒息而亡，最后的情节是患有高血压症的旻姑在“文革”挖防空洞的劳动中一头倒地，再也没有爬起来。但我坚持认为，她决非死于疾病，而是死于中国酷烈的政治环境。

文字干净，情感也极有节制。读罢，我把它推荐给办期刊杂志的冯克力先生。他一眼相中，说“好。”经过一段时间，冯先生在电话里诉我：“旻姑”已刊于2006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温故》第七期。同期刊登的文章，还有陈丹青的“笑谈大先生”，何方的“在外交部工作的日子”，汪修荣的“沈从文--寂寞的教授生涯”，邵建的“重勘《三一八》”，徐宗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几通信札》以及拙作“可萌绿，亦可枯黄--言慧珠往事”等篇。捧着这一期的《温故》，自己着实高兴，为周绍昌高兴。

过了些日子，我突然接到冯克力先生的电话，说：“《温故》被出版署封了。”

我急冲冲问：“封？是因为我的文章吧。”

“不是。”

“不因为我，那又是因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冯先生这样回答。

对话结束了，我却一整天都在琢磨《温故》被封的缘由。肯定是因为我——这是我得出的最后结论。只不过冯克力怕我难过，不肯告诉我罢了。我把这个消息立即转告周绍昌，他非常震惊。说：“好好的一本书，招惹谁了？”于是，他更加勤奋了。

其实，我早知道：从《往事并不如烟》一书遭禁，我所有的文章都被“盯”上了，连人也“盯”上了。有例为证：某上海报纸刊登的一篇散文"章诒和大姐”五个字。送审后，总编把这五个字用红笔勾掉，说：上面打了招呼，任何传媒不许出现“章诒和”。看来，我就是个瘟神，走到哪里，哪里就“油灯打翻，店铺关门”。最近听说，官府列出了一张“敏感人物”大名单，依据敏感程度分一、二、三个级别。我是第一级里的第一名。每隔一段时间，上边就向传媒出版单位电话宣读一遍名单，像点名一样。是呀，大权在人家手里，人家想点你就点你，想禁你就禁你，随时可以侵犯你。但是，我会继续写下去，会在内心保持那不灭的“自由”火焰。

行行重行行，人生是走不完的旅途。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只要政治上不幸了，你便无路可走。经过了“无路可走”的绝境，周绍昌踏上了精神救赎之途。

在不长的时间里他写出了长篇回忆录《行行重行行》(明镜出版)，全书记录下自己划右劳教的放逐生涯。

我拿到复印稿，一天就读完了，并且知道他早在1999年就动笔了。应该说，书中没有深刻的哲理，没有眩目的文采，没有耸动的情节，一切都是那样的浅显，浅淡，浅近。他只写人的命运如何在生命的欲望中延伸，他只写经历过许多事以后，如何把冷的热的一起放进心里掩藏好。1958年1月26日，章伯钧、罗隆基、曾昭抡、钱端升、费孝通等人在民盟中央大会议室，由胡愈之主持并代表官方宣布为右派分子的时候，宣布章、罗等人受到降职降薪处理，仍保留部分职务（即保留勤杂、厨师与四合院）的时候，（1月28日）周绍昌作为外文出版社的右派分子提着自己的行李卷，离开不满六个月的女儿，登上一辆面包车，被民警押送到北京自新路半步桥的收容所。上车前，他用心环顾了那熟悉的机关大楼。而下车后，迎接他的则是一排排的铁栏杆。进得信道，见一个人双手把住栏杆，向新来的人高喊：“欢迎，欢迎！”那是强为欢声的悲号，那是令人惊悚的奇特音颤。伴随着关闭铁门的金属巨响，监狱的含义，全然无须法学家的诠释了。

从那一刻起，周绍昌的心突然紧缩在一起，重重地、重重地沉落下去。

几天后，周绍昌再次提着的行李卷，被押送到河北清河（茶淀）劳改农场。

所谓农场，原来就是一片荒地。他在书中这样写道：“兴许是荒地的景色过于单一，望不到头，更走不到头。三十里路，仿佛就是古人说的‘无涯’了。地球是圆的，而我们就像蹬着球的狗熊，脚下踩着的球在转，而自家却总是踏在球顶的一个点上，老也走不到头。”是的，很多人没走到头，因为性命到了头。周绍昌是走到头的，但用了二十一年。劳教队并非清一色的右派，是杂牌军。盲流，惯窃，坏分子，成员五花八门；年龄也从五、六十到十五、六。气质、素养、年龄、背景相差悬殊的劳教人员的混杂对于管教是最为有利的。大家来头不一，相互鄙夷，抱有非我族类的天生戒心，小有磨擦就密告检举。但周绍昌还是能从中感觉到一种人类共同的悲哀，看到每一个人其实都想从对方的眼里搜索到友情。到了深夜，透过窝棚上芦席窄窄的缝隙，能看到一丝星光。周绍昌伴着星光入睡，每个梦都是随着星光去追逐失去的欢乐与温暖。有谁知道右派分子前途怎样？今后如何？就像元人赵禹圭《折桂令》里所言：“醉眼睁开，遥望蓬莱，一半烟遮，一半云埋。”

劳教期届满，就打入留场就业队，继续劳动改造。队里有个右派分子姓徐名淦，原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对中国连环画的编辑出版有开创性贡献。

一次，徐的夫人来探视。劳教就业人员全体动员起来，收拾出一间土房，用被单当门帘，拿草袋堵了窗户，从伙房打了开水，凡是当时能办到的，都尽力办了。

几天后夫人离去，徐淦先生写下一首诗。其中的两句是：“毫无愠色嫌泥腿，犹有柔情怜白头。”诗句被周绍昌牢记在心，每次吟诵，都感慨万端。我曾经也是囚徒，故书中极平静的描述，在我读来也是惨目惊心。

“改正”后的周绍昌曾这样说：“想到祖国的河山，不知怎么总有淡淡的一丝哀伤的忧郁。”是这样的，从这里走出去的人，大概要背负着一生一世的饥寒。

今年（2007）的五月四日，他寄来题为《诅咒》的诗，全诗八行。如下：

推拂不开的心的诅咒

那阴影老是纠缠不休

因为它们呵至今还在

不休地摇动巫的魂幡

用唱着歌的跺着的脚

一心想扼住春的喉咙

捂住你的嘴蒙他的眼

却推拂不开心的诅咒

每个人的内心都蕴涵着精神需求，这是天性。地之兴衰，人之显晦，在生存需要获得基本满足以后，这种精神需求就会觉醒，壮大起来，并成为人生主要追求目标。林昭在《种籽--革命先烈李大钊殉难三十年祭》一文里这样写道：“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一面’地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是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我认为，这当是真正的北大精神！

当黑暗不再是内心阴影，生命不再畏惧死亡，即使太阳快要落山，明知前面就是坟墓，那又有什么要紧！

把心叫醒将魂找回

——致谢(美国)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

丁亥之秋，高耀洁女士和我获得设立于美国（旧金山）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颁发的2007年度杰出民主人士奖。消息传来，深感意外——对奖项和颁奖者

一无所知的我，慌忙打听：中国民主教育基金是啥来头，有何背景？没人告诉我。

好在如今有“网”，“网”能告诉我们报纸广播以外的信息、动态及时尚。我用“谷歌”查到基金设立者黄雨川先生，当知道他是因爱国而回国，在1957年被划右派分子的时候，心理隔阂与情感陌生于瞬间骤然退去。还用继续打探吗？下面的“故事”，我都可以“复制”。他定是历尽坎坷后再度远行，一番打拼后获得成功，最终移居美国。人在异国难忘故土，身处安乐不忘忧患。困心衡虑，郁积思通，遂设立民主教育基金会，以推动中华民族之文明。果如是！

为什幺要设立基金会？为什幺要写作？人为什幺而活？我们或许要用一生一世或几生几世，才能找到答案。吃“肯德鸡”，穿“伦敦雾”，看“好莱坞”，玩“自驾游”，读“哈里·波特”。外乃眼花缭乱之大千世界，内是层出不穷的各种欲望。活在这个全球化体系，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其人生到底从哪里进入，又从哪里走出呢？是“钱”进“权”出，还是“权”进“钱”出？果真如此的话，那幺民主、自由、平等、正义等最要紧的事情，由谁来承担？人的内心是否还能存放良知、悲悯、羞耻和忏悔？人世浮华，寒气未尽。假如理性和情感双双失落在红尘，那我们这个民族真的就没了盼头。假如私人领域受到侵犯也能逆来顺受，那作为一个人真的还有什幺尊严。1997年香港回归，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结束，而另一些人则等待一个开端。十年后，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是这样了，十二亿人期盼它的到来。它的到来是否同时意味着结束和开端呢？结束往往是一种现实的结束，而开端就难说了。

五十年来，几代国家领导人讲了无数的“开端”，但多为理想化的开端。在我们这里只要属于理想的东西，似乎就模糊不清。就连邓氏创立的“中国特色”理论，在实践中不也是模糊不清吗？否则，干嘛要咱们都来“摸石头过河”呢？现在，胡氏“和谐”是开端了。以“和谐”开端，好！但要符合人性才会更好，别光打亲民牌，反腐牌。要知道，制度的民主化、科学化和人性化，根本不是什幺对国人梦想的满足，而是还愿——对生者和死者的还愿。

我一再表白，对政治没有热情，酷爱的是文学艺术，记忆是我的一贯主题。

有了这个不能忘却的主题，才引导出“生命战胜过去”的叙事结构和人物的精神境界。写作动机始终是明确的——我们这些苟活的人，当为那些在历史严寒中瑟缩的生命留下一口热气；从已然消失且一去不返的诗意里找到一丝甜蜜；讲出以往掩藏很深的痛苦，把它交给未来。也正是记忆使我得以于绝境中复生。一生平庸却获此荣誉，方寸之地，何以为安？我深知：生命的延续不等于人生之收获，故每日都有光阴从指尖前滑落的焦灼。不管成败得失如何，铁窗与美酒都同样可以使人忘却。我们已经忘却了许多，忘却的要找回；找回的避免再次忘却。即使明天就死，今天也要把心叫醒，将魂找回。思想无罪，社会永远需要批判。没有罪孽也就没有救赎，没有记忆也就没有未来。在人生的舞台上，我不能徒然活着，

虽然已是步步皆老的向后光阴。

今岁以来琐事繁多，顿形劳惫，恐难赴美。此区区苦衷，尚祈基金会及其评委诸君鉴而原之。寸衷衔感，薄纸难宣，而知遇之恩，当思竭心力图以报。

谢谢大家！

染透猩猩血风酿楚天秋

——彭小明《汉字简化得不偿失》序

老舍1949年后创作了《龙须沟》、《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女店员》，在这些作品，分明表现出一种主动寻找「新时代」的自觉性。父亲（章伯钧）在看了他的话剧《西望长安》后，再不读老舍了。十几年后，老舍仍在继续「寻找」，不过，他转换了方向，是向后「寻找」了！向后找甚幺？他要找回自己，找回自己熟悉的人物，人情，人性。于是，晚年的他写出了经典之作，也是收官之作的《茶馆》。《茶馆》的本质意义，是一个饱经社会沧桑，熟谙人情世故的作家对孩提时代的「文化反刍」。毫不过分地说，《茶馆》挽救了老舍，也成就了老舍。笔写至此，我又不禁联想到京剧名演员程砚秋。1949年前的程老板是想唱甚幺就唱甚幺，连唱数月戏码不回头，因为肚子装一、二百出戏呢。

1949年，他只能演七出戏，因为上边只许他演七出戏。程砚秋要求上进，入了中共。可在病危时刻，他向党提出的要求是希望能恢复演出《锁麟囊》。这是甚幺？这也是「文化反刍」──多幺深刻的文化现象啊！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体系，似乎更需要从历史上、理论上、政策上对百年以来的文化问题做出新的反思和归结。

毋须点明说穿，我们的文化事业是被政治权力高度掌控、严格监管的。老舍的笔，程砚秋的嘴也不例外。更严重的是，在我们这一个政党能动用国家力量，来强行贯彻文化政策。文字改革（即汉字简化运动）就是首开先例的一个典型。

文字乃文化之根，是历史之本。从一个字的形成与演化，我们得以窥探到华夏千年的历史，人类的发生和生存。红色政权成立了，立即就要改动这个「根」与「本」，而这个改动居然是由一个叫「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机构一手包揽。领导人吴玉章不是文字专家，是中共元老。这个机构开了些会议，便形成了「汉字简化方案」文件；很快，「方案」上报了中共中央；很快（时隔三月），第一批汉字简化方案在全国推行。推行的重点就是报纸和学校。当时，民盟中央领导人个个震惊，议论纷纷。如此重大的政策，咋就这样出台了？和中国老百姓商量了吗？和文化育新闻艺术机构商量了吗？和语言文字的专业人士商量了吗？而后者正是民盟组织之优势所在。父亲对这种独断专行做法和汉字简化方案以及改竖排为横排的版式都极为不满，并到处表达这种不满。不久，在一次民主人士的聚会上，周恩来见到我的母亲，特意走过去。寒暄几句后即问：「健生，你是懂书法的，你说说，简化字和横排版好不好？」母亲答：「我不习惯。书法还是繁体字好看。读书也是竖排好看，说不上一目十行，但是我瞥上两眼，一页内容就都能知道个大概了。现在看横排版，我要一行一行看个仔细才行。」周恩来笑笑，点点头。回到家中，母亲便把与周恩来的简短谈话，告诉了我们。

父亲听后，说：「这叫征求意见？」以上的事发生在1956年。到了1957年反右运动，「汉字简化运动」升格为政治问题，换句话说，对汉字简化的态度就是对中共的政治态度。「染透猩猩血，风酿楚天秋。」章伯钧反对汉字简化的发言，成为他「划右」定性的重要罪状。著名学者、文字学家陈梦家为此而送命。

还有许多的师（特别是语文师）、职员、机关干部对行政干预汉字简化工作表达了不同意见，而丢掉饭碗，最后家破人亡。彭小明先生的这本书，就是对这段沉重历史，对这个严重文化事件的系统梳理、解析与归纳。书中有一节，标题为〈识繁用简：恢复官方正体，简化字降为书写体〉，对此，我是非常认同的。最近从与齐白石子女家属吃茶闲谈中，我得知：有人说章诒和是个怨妇，满篇满纸皆是怨。他们概括的真准，说的也好。树砍光了，水断流了，太湖水都臭了，老镇古城只剩下经纬度是真的了，怎地不怨？中华传统快灭绝了，怎地不怨？民族文化的根子也拔了，怎地不怨？我想，无怨者定是既得利益者或是干那些断子绝孙事的人！

是的，而今能在文化上能守住根的人，已经很少，很少了。我们这个民族还能有文化意识的复苏吗？我是很悲观的。现实的情况是──叫我们的孩子学简化字，练英语，中学语文课本撤掉唐诗宋词、换上金庸陈忠实。课外组织学生去参与「红色经典」（实则是有红色而无经典）的欣赏、学习、游览等大型活动。而潜在的另一种现实情况是──那些政坛老将与新秀，几乎个个都在家恶补古文，背古诗，哼京戏，拍昆曲，拉胡琴，练繁体字书法，把玩古董，收藏字画。因为谁心都清楚──政治等级终极体现是文化等级。于是，各级官员在一番吃喝的同时，也急「提升」自己的文化品味。

最近，网上看到胡锦涛先生的四幅书法作品，其中最有名的是「高瞻远瞩」四字横幅，流传极为广泛。写得好坏还在其次，令大家感兴趣的是，胡先生写的都是繁体字，且由右向左书写。看来，他是懂得汉字的。

章诒和

2007年10月27日于北京守愚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