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的这一生》

少华游胡／著

 

目录

书评《林彪的这一生》引人注目的传记

第一部分

山乡少年（一） （二）

黄埔从军（一） （二） （三） （四）

井冈浮沉（一） （二） （三） （四）

第二部分

闽赣建功（一） （二） （三）

破围先锋（一） （二） （三）

长征风云（一） （二） （三）

第三部分

草地波折（一） （二） （三）

陕北岁月（一） （二） （三） （四） （五）

第四部分

抗日首勋（一） （二） （三）

旅苏生活（一） （二） （三）

第五部分

辽沈大战（一） （二） （三） （四） （五） （五续） （六）

平津战役（一） （二） （三）

南疆逐鹿（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第六部分

解放后记（一 – 十二）

 

 

 

 

 

 

林彪，这两个字，对于我们来说，是简单的；对于中国的某个时期来说，是复杂的。他曾经是历史的功臣，更是历史的罪人。由于时间的行走，对他，许多人不甚了解了。《林彪的这一生》，把他奇诡跌荡的一生进行了全景式地曝光，唯物地客观地告诉读者一个“历史的林彪”。

 

书评《林彪的这一生》引人注目的传记

　　在中共历史上，林彪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少华、游湖所著《林彪的这一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2版)以翔实的史料、优美的文字和独到的评述，全景式地反映了林彪跌宕起伏、曲折多变的一生，堪称史学园地一株引人注目的新葩。这本书有三个显著特点：

　　(一)有质有文，毫无沉闷之感。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许多著名的史学论著，如《史记》等，本身就是优美的文字。但不知从什么时起，史学渐渐远离了文学，只剩下一幅无血无肉的骨架，也就渐渐远离了喜爱它的人们。

　　《林彪的这一生》，作为一部史学人物传记，大胆采用纪实体裁，以平实的叙述、白描的勾勒、洗练的文字，实现了史学与文学的有机结合。在这里，人们完全看不到一般人物传记那样的沉闷之感，凸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鲜活的、丰满的、独特的人物形象。这样既满足了读者对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林彪的浓厚兴趣，同时也获得审美的多样化需求。

　　我感到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着力调动艺术手段，对于一些场景、气氛等，进行了必要而合理的渲染。二是深入细致地刻划传主的特征，包括人物性格、语言、语气、手势等，使人物的形象栩栩如生。三是放开历史视野，意气纵横，任笔挥洒，通过对中共历史的宏观关照、通过对林彪与毛泽东等的矛盾冲突的精心评述，写众人眼中的林彪，也写林彪眼中的众人，这样，既能从多角度表现林彪的形象，又从一个侧面展示历史波澜壮阔的进程。

　　读着这些清新自然、活泼流畅的文字，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就是在这美的享受中，我们不知不觉地领略了林彪那跌宕起伏、曲折多变的人生经历。书读完了，还意欲未了，情犹未尽。

　　(二)蕴含哲理，揭示人生真谛。

　　古人云：读史使人明志。这既是历史的一个重要功能，又是对历史著作提出的根本要求。读了《林彪的这一生》，你就会从中领悟到许多做人的真谛。

　　对于林彪这样一个屡立战功的著名战将，后来甚至成为党章规定的接班人，最后却落得个逃跑国外、机毁人亡葩。这本书有三个显著特点：

　　(一)有质有文，毫无沉闷之感。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许多著名的史学论著，如《史记》等，本身就是优美的文字。但不知从什么时起，史学渐渐远离了文学，只剩下一幅无血无肉的骨架，也就渐渐远离了喜爱它的人们。

　　《林彪的这一生》，作为一部史学人物传记，大胆采用纪实体裁，以平实的叙述、白描的勾勒、洗练的文字，实现了史学与文学的有机结合。在这里，人们完全看不到一般人物传记那样的沉闷之感，凸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鲜活的、丰满的、独特的人物形象。这样既满足了读者对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林彪的浓厚兴趣，同时也获得审美的多样化需求。

　　我感到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着力调动艺术手段，对于一些场景、气氛等，进行了必要而合理的渲染。二是深入细致地刻划传主的特征，包括人物性格、语言、语气、手势等，使人物的形象栩栩如生。三是放开历史视野，意气纵横，任笔挥洒，通过对中共历史的宏观关照、通过对林彪与毛泽东等的矛盾冲突的精心评述，写众人眼中的林彪，也写林彪眼中的众人，这样，既能从多角度表现林彪的形象，又从一个侧面展示历史波澜壮阔的进程。

　　读着这些清新自然、活泼流畅的文字，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就是在这美的享受中，我们不知不觉地领略了林彪那跌宕起伏、曲折多变的人生经历。书读完了，还意欲未了，情犹未尽。

　　(二)蕴含哲理，揭示人生真谛。

　　古人云：读史使人明志。这既是历史的一个重要功能，又是对历史著作提出的根本要求。读了《林彪的这一生》，你就会从中领悟到许多做人的真谛。

　　对于林彪这样一个屡立战功的著名战将，后来甚至成为党章规定的接班人，最后却落得个逃跑国外、机毁人亡的惨剧，这的确是一个悲剧。但悲剧把可以把人生的善与恶，美与丑、崇高与卑微推至极端，它所提供的人生哲理和历史教训是无可比拟的。《林彪的这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有益启迪呢？

　　作者是写人物的高手。《林彪的这一生》并没有简单地就林彪论林彪，也没有面面俱到，写尽枝微节末，而是择其大端，并放到波澜壮阔的中共历史进程中，特别是通过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来揭示传主的个性特征，从来揭示人物的历史命运。

　　本书在开始部分就告诉我们：林彪“要像那夜半孤鹤，独往独来。”(p12)林彪的一生命运和最后结局似乎从这一刻就决定了。

　　林彪平时言语不多，但心机甚深，固执已见，患得患失。对此，作者把林彪与毛泽东之间的矛盾冲突、恩恩怨怨构筑成本书的另一条主线，极好地烘托了传主的性格特征，深刻地揭示了传主的命运走向。

　　江西时期，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建了红色根据地，林彪却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长征路上，四渡赤水，毛泽东认为是其军事生涯的得意之作，而林彪却说这是尽走弓背路，甚至闹出了要毛泽东离开军事领导岗位的风波。初到陕北，毛泽东提出东征，到抗日前线去，但林彪却提出到陕南打游击。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要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线，打锦州，而林彪却希望北上打长春。建国初，毛泽东希望林彪出任志愿军总司令，林彪借机推托。“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不同意设国家主席，而林彪却反其道而行之……

　　从中可以看出，林彪的一生虽然为党作过重要贡献，但同时私心极重。他与毛泽东等的冲突，虽然也含有对工作的不同看法，但从根本上讲却是他私心的暴露。所以，即使是在他最辉煌的时候，人们也可以预见到他悲剧性的结局。

　　(三)实事求是，评点林彪这一生。

的惨剧，这的确是一个悲剧。但悲剧把可以把人生的善与恶，美与丑、崇高与卑微推至极端，它所提供的人生哲理和历史教训是无可比拟的。《林彪的这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有益启迪呢？

　　作者是写人物的高手。《林彪的这一生》并没有简单地就林彪论林彪，也没有面面俱到，写尽枝微节末，而是择其大端，并放到波澜壮阔的中共历史进程中，特别是通过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来揭示传主的个性特征，从来揭示人物的历史命运。

　　本书在开始部分就告诉我们：林彪“要像那夜半孤鹤，独往独来。”(p12)林彪的一生命运和最后结局似乎从这一刻就决定了。

　　林彪平时言语不多，但心机甚深，固执已见，患得患失。对此，作者把林彪与毛泽东之间的矛盾冲突、恩恩怨怨构筑成本书的另一条主线，极好地烘托了传主的性格特征，深刻地揭示了传主的命运走向。

　　江西时期，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建了红色根据地，林彪却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长征路上，四渡赤水，毛泽东认为是其军事生涯的得意之作，而林彪却说这是尽走弓背路，甚至闹出了要毛泽东离开军事领导岗位的风波。初到陕北，毛泽东提出东征，到抗日前线去，但林彪却提出到陕南打游击。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要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线，打锦州，而林彪却希望北上打长春。建国初，毛泽东希望林彪出任志愿军总司令，林彪借机推托。“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不同意设国家主席，而林彪却反其道而行之……

　　从中可以看出，林彪的一生虽然为党作过重要贡献，但同时私心极重。他与毛泽东等的冲突，虽然也含有对工作的不同看法，但从根本上讲却是他私心的暴露。所以，即使是在他最辉煌的时候，人们也可以预见到他悲剧性的结局。

　　(三)实事求是，评点林彪这一生。

　　长时期以来，由于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常常出现两个极端：对于需要歌颂的人物，往往强调他的功绩，而对于其缺点或者错误要么轻描淡写，要么一笔带过，甚至闭口不谈；而对于需要批判的人物，往往着重于他的阴暗面，对于他曾有过的贡献则少提或不提。

　　对于林彪，过去也有两个极端，“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对林彪歌功颂德、顶礼膜拜，以致朱毛会师成了毛林会师，以致遵义会议上林彪成了主角之一，等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段时间，林彪又成了千人古罪人，他的历史功绩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林彪的这一生》的作者对于一个在历史上犯过重大错误、最后甚至背叛了党和国家的人，能够依据大量材料，在对传主的错误和背叛行为进行揭露的同时，对其在中共党史上曾经有过的贡献也给予了充分展示：

　　土地革命时期，林彪以其聪明才智和卓越战功累迁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纵队司令、军长，成长毛泽东、朱德麾下的著名战将，令国民党将领望而生畏，被誉为“战神”。

　　抗日战争时期，林彪指挥了平型关战斗，歼敌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千余人，缴获了大量军需物资。林彪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一夜之间，“常胜将军”的美名传遍神州。

　　解放战争时期，林彪接连指挥辽沈决战、平津决战、渡江战略追击战和解决海南岛等规模巨大的战役，从东北到南疆，林彪和他的四野所向披靡，令国民党军闻风丧胆。

　　……

　　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一部信史。

　　除上述几个特点之外，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版式、包装，也颇具匠心，特别是众多的插图，令人赏心悦目，特别有助于阅读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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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山乡少年（一）

　　瘦小的身材，清秀的面容，柔弱得像个女孩儿，但却有一腔孤傲不群的凌云壮志。林育蓉改名林彪，想添增一点虎气。

　　黄冈回龙山走出闻名遐迩的“林氏三兄弟”。林彪是被他两位堂兄带出来参加革命的，但他后来的声威远远超过了林育英和林育南。

　　少年春梦随风而逝，遭受初恋失败的林彪投笔从戎，发誓“男儿不展风云志，空负天生八尺躯”。林彪的童年从这里开始。

　　湖北省黄州中部，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地方——回龙山。回龙山，原名枣儿刺岭，地处大别山南麓，属天柱山脉。由大崎山主峰南下，蜿蜒起伏百余里，至此呈游龙回首之状，故名回龙。这里的集镇均依山定名。

　　据传，回龙山镇始建于唐代天宝年间(公元742—755年)。当时庙宇初具，规模不大，集镇人口仅有百余人。到明代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的皇后陈娘娘在此重建东岳庙，俗称大庙，规模宏大，有上中下三重大殿，雕梁画栋，飞檐翘壁，十分壮观。殿内塑有佛像，殿外修有钟、鼓二楼，楼前均有清池碧水，清池之上还有三孔桥。整个建庙工程耗银百万，费时数年，于农历的三月二十八日竣工。这天正是东岳大帝圣诞之日。自此每年的三月二十八日这里都要举行盛大的庙会，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要前来赶会。

　　离回龙山镇不远，有一个号称林家大的村庄。全村只有三十多户人家，全都姓林，无一杂姓。林家大是一个风景秀丽、乡风淳朴的小山庄，他们的族长名叫林明卿。

　　林明卿是回龙山有名的大户。他有良田四十九亩、山林三百多亩、房屋三十五间，另外还兼营织布工场一座。除此之外，林明卿执掌着林家大宗族之权。

　　1907年12月7日(清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林家老屋的油灯闪了一夜。临近黎明，一阵婴儿洪亮的啼哭声把尚在睡梦中的人们惊醒。不多久，一个消息便传遍了全村。

　　“林明卿又添了个儿子!”

　　天终于大亮了，纯朴的乡民们纷纷前来林家贺喜。他们瞧着产妇身边的婴儿，口里不停地说着赞美和吉利的话语。他们看到的，只是婴儿那一张不断啼哭的小嘴。林母不顾产后的虚弱，兴奋地向妯娌和村邻们介绍说：“生他前我做了个梦，好稀奇!梦见一只大白虎，盘脚架腿，坐在堂屋上，醒来就生下了这孩子。”

　　“好兆头!”妯娌们都这么断言。中国人有个习惯，为了孩子有个好前程，做母亲的总希望梦见些异兆，没有也要编造一个，反正人们都信。

　　林明卿这年正好三十岁。他为在而立之年又添儿子而感到高兴。婴儿出生之时，天刚发白，可以看见门前清水塘中团团的荷叶和几点熠熠透亮的水珠。林明卿苦思一番，给儿子取名叫“林育蓉”。

　　也许“育蓉”这个名字的女性色彩太浓，脂粉气重了些，孩子一生下之后就经常病病怏怏，即使不病，也清秀柔弱得像个女孩子。为了使孩子多多增加阳刚之气，也为了纪念林母产前吉兆，林明卿又给儿子取了个学名，单号“林彪”。彪，是小老虎的意思。

　　虎气十足的名字，在林彪的性情、气质、体魄上未带来任何变化，林彪依旧如故，小病连连，阴柔怯懦。这一点，是林明卿没有料到的。

　　林彪五岁那年，林家由老屋搬到了新屋。新屋紧靠白羊山，坐落在“神仙垴”上，据称是一块“风水宝地”。

　　白羊山，旧称白洋山。光绪八年，《黄冈县志》这样写道：

　　白洋山，旧志作白杨山，山侧有桃花洞，明主事秦继宗著书处。……考邑乘车称白杨，土人又称白羊，且有白虎赶白杨之谶。

　　是山也，三峰并耸，苍翠插空，朝露夕霭，绀紫百变，其或久旱欲霖若雨，新霁漫浩汗，漾澄湛，始如牵丝，继如团絮，渐乃光明，百顷如洪波，函肆演迤若无涯。

　　对林彪，林家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在林家堂屋内，挂着一幅木板对联，事过多年，木板上的字迹已经黯淡不清，但擦得清洁泛亮。上面，铭刻着林氏祖先的遗训：

　　一等人忠臣孝子

　　两件事读书耕地

　　林家祖宗历代，奋斗了多少年，也没多少人成为“一等人”，惟独“两件事”时时在做。林明卿希望自己未能达到的目标由林彪得以完成，基于此，他很早就将林彪送进了回龙山地区有名的一所私塾念书。

　　这所私塾的先生，名叫李卓侯。他就是中国地质学之父李四光的父亲。李卓侯先生思想开放，知识渊博，富有正义感和责任感，是一位颇有声望的启蒙老师。

　　李卓侯执教一生，有三大快事引为自豪。其一，他参加过同盟会，与孙文、黄兴等人多次聚首；其二，培养了李四光；其三，启蒙了“林氏三兄弟”。

　　在中国革命史上，“林氏三兄弟”曾有过他一段辉煌的时日。所谓“林氏三兄弟”，系指林育南、林育英(张浩)和林育蓉(林彪)三人。他们虽不是亲兄亲弟，但有着同一个高祖，生在同一个子，进了同一所学堂。共同的相貌特征，相同的口音习俗，一致的朋友和敌人，使他们兄弟三人有如白羊山，三峰并峙，相映生辉，尽管林彪最后走向了反面。

　　林彪的这两位堂哥都比他大十岁。可以说，林彪是被他的这两位兄长带出来参加革命的。然而，他们谁也不会料到，林彪最后的声威却大大超过了林育南和林育英。仅自1968年至1969年的一年间，就有一百零八万人前来林家大“瞻仰林副主席故居”，川流不息的人群把清水塘的水都喝干了。

　　作为启蒙老师，李卓侯对“林氏三兄弟”十分喜爱。他曾说过：“育南秉性聪慧，育英勤奋刻苦，育蓉既聪明又刻苦，日后都会大有出息。只是育蓉性子阴柔，不好把握，是龙是虫，一切全靠他自己。”

　　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全国。京、沪、津等地学潮如火如荼，林育南、林育英也在武汉与恽代英一起领导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学生运动。而与武汉仅隔咫尺的黄州府却依然风平浪静，回龙山林家大依旧是过去的林家大，村民们对外界发生的事情似乎一无所知，耕地的仍旧耕地，念书的仍旧念书，打牌的仍旧打牌。

　　光阴荏苒，林彪长到十三岁了。和往常一样，他除去念书，便是张弓弹鸟，过得无忧无虑，自由自在。这一年，全国教育界兴起了一股尊孔读经热。农历八月初五(9月16日)，是各大中小学祀孔日。林彪被同学推举，写了一篇《上巳祀孔记》，受到老师的褒奖。

　　《上巳祀孔记》不过一百九十余字，记叙了全校师生祭祀孔子的情景。全文如下：

　　孔子为我国周时代人，仁义爱民，为我国之伟人焉。中华民国九年八月初五日，为仲秋上丁，全国各学校于此祀孔，遵古礼也。吾校师生亦祀孔，同学高初共百余人，皆敬祀孔子。因孔子圣人，为我中华教宗也。

　　这篇文章叙事简明，层次清晰，语言亦通畅。出自13岁孩童之手，说明林彪学习还是用功的。

　　这年春节，林育南、林育英先后回到了林家大。三兄弟又团聚了，依照惯例，要由两位堂兄检查林彪的作业。

　　“林氏三兄弟”中，林育南性子最为刚猛，人称“暴徒”。他笑时声震内外，怒则疾言厉色；林育英为人谦和，和颜悦色，平易近人。因此，林彪敬畏大哥林育南，亲近二哥林育英。

　　当林育南翻阅林彪最为得意的作文《上巳祀孔记》时，脸色陡地一下沉了下来：

　　“这是什么?”

　　林彪心里一怔，他忐忑不安，嗫嗫嚅嚅地说：“祭……祭孔文。”

　　“现在什么时候了，还祭孔?!”林育南嗓门越来越大，蒲扇大的巴掌在林彪眼前晃来晃去。

　　林彪赶紧躲到林育英的身后，小声抗辩说：“先生都说我写得好嘛。”

　　“先生说好就好吗?大哥、二哥在外面领头高喊要科学、要民主、打倒孔家店，你倒好，在家里写起祭孔文来了。”林育南说着又火了，他又抡起巴掌，就要掴了过去，林育英把他拦住了。

　　林育英说：“育蓉才十三岁，一个小伢，懂得什么?要怪只能怪他读书的那所学校。这件事倒使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救救孩子!现在的学校名曰新式，其实腐朽，误人子弟。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学校，培养新式的人才。大哥，我看应该恢复‘浚新’学校了吧。”

 

山乡少年（二）

　　“浚新”学校是1919年林育南为宣传新思想而发起创办的一所新型学校。它与陈潭秋、陈荫林兄弟二人创办的“聚星”学校和“青黎”学校一起，鼎足而三，成为黄冈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策源地。1920年，“浚新”学校因经费不足而被迫停办。

　　1921年春，恽代英、林育英等人筹资恢复了“浚新”学校。“浚新”学校的宗旨即是“自觉觉人”。“浚新”学校一开学，林育英就把林彪第一个送进了教室。

　　“浚新”学校坐落在白羊山南麓八斗兴隆寺内。门前清池碧水，寺后茂林修竹。每逢金秋时节，漫山遍野丹桂飘香，沁人肺腑。在这所新式学校里，师生平等，纪律严明，传授新思想新知识，既学习又劳动，开湖北教育界一代新风，深受社会各界欢迎。不仅一些家长都想把子弟送来这里念书，连兴隆寺里的年轻和尚也积极要求入校读书，最后兴隆寺主持弘忍法师索性将庙产捐出，送给“浚新”学校作经费。

　　林彪在这所学校里，初步接受了革命理论的教育。他虽然缺乏表演才能，不能像弟弟林育黎那样参加新剧社，四乡演出，大出风头，但也能和大家一起高唱《放脚歌》和《劳动歌》。稚嫩的歌声在兴隆寺外传扬：

　　青的山，

　　绿的田，

　　蓝蓝的江河；

　　鲜的食，

　　美的衣，

　　玲珑的楼阁；

　　谁的功，

　　谁的力，

　　劳动的成果。

　　“浚新”学校采用新式教育方法，开设国文、算学、地理、历史、图画、音乐等科目，校长唐际盛还编写大量的乡土教材，对学生进行启迪和诱导，培养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

　　黄州是一座人杰地灵的历史名城。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谪贬黄州数载，在此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传世之作。历代文人墨客、风流名士纷纷前来凭吊，留下了许多诗文歌赋。

　　一天，唐际盛请学校几名学生畅谈个人的志向和抱负。

　　“拯中华于水火，解民众于倒悬。”

　　“驱逐列强，振兴中华。”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

　　…………

　　在这番慷慨激昂的谈论声中，唯独林彪显得十分平静。林彪没有发言，他的神情十分冷漠，流露出一丝不屑谈论的神态。唐际盛注意到了这一点。

　　等大家都平静下来，唐际盛问林彪道：

　　“育蓉，你呢?能谈谈吗?”

　　被同学们认为聪明孤僻的林彪的回答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他随口背诵了一段苏轼的《后赤壁赋》：

　　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

　　予乃摄衣而上，履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

　　听罢林彪的吟诵，唐际盛校长多少窥见了这位少年的心迹：“哦，你想像苏轼那样，淡泊宁静，我行我素。”

　　“不!我要像那夜半孤鹤，独来独往。”林彪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唐际盛暗暗诧异。借物寓意，颇有一股傲世独上的气魄，光这一点就值得称赞，何况这志向和林彪的秉性脾气又是那样贴切。

　　1923年，林彪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这年他十六岁。

　　看到林彪迅速成长，林育英十分高兴。二十年后，林育英在延安的一次演讲上，曾经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激动地说：

　　“当时的人们哪里料想得到，这样一个启蒙学校竟培养出了一个今天的林彪!”

　　林彪从浚新学校毕业后，林育南把他带到武汉，送进武昌共进中学继续学习。这时，林育南已是中共湖北区委负责人之一，同时代理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

　　在共进中学学习期间，情窦初开的林彪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恋爱。他暗恋上了一位名叫陆若冰的漂亮姑娘。

　　陆若冰是黄冈回龙山戴家冲人，与林家大只隔三里路，她一直跟随着兄长陆沉(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生活。童年时，她就与林彪熟识，到武汉后两人来往更是频繁。林彪热情地教她识字，学文化，渐渐萌生了感情上的冲动。陆若冰比林彪大一岁，正处妙龄，肌肤白嫩，五官清秀，亭亭玉立，风姿绰约，一笑一颦，洋溢着妙龄少女的青春气息。她把林彪看作是聪明伶俐的小弟弟，从生活上关心他、照顾他。没有恋爱经验的林彪把这种姐弟间的友情当作为爱情，为之魂牵梦绕。

　　1924年8月，陆若冰由堂哥介绍，由武汉前往安庆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林彪按捺不住思念之苦，不断地给陆若冰写信，把她比作娇艳的“牡丹”和带刺的“玫瑰”，说她是自己心目中最可爱的姑娘。到这个时候，陆若冰才发现林彪人小鬼大，想岔了。于是，她冷静地给林彪写了一封回信：

　　育蓉：

　　来信收到。目前，我的学习很紧张，没有考虑个人的婚姻的打算。盼你好好学习，并取得好成绩。即颂

　　时绥!

　　陆若冰上

　　对于这件潜藏在林彪心底的暗恋，陆若冰始终没有对人谈起过，直到晚年，她才透露出当时慧剑断情的理由：

　　“林彪打仗胆大，追求女人胆也大。那时，社会上有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媒不成婚的说法。在那个年代里，他不找媒人说亲，直接向一个姑娘求爱，这是很少见的。

　　我拒绝了林彪的追求，主要有四个原因：其一，他比我小。那时有只许男大女十岁，不能妇大男一岁的风俗，我是一个姑娘，不能在婚姻问题上让人指责。其二，我太年轻，书未读完，一心想学知识，觉得婚事处理早了，对学习不利。其三，我知道他在老家有未婚妻，我不能做拆人家墙脚的事。其四，我看不上林彪，青年时的林彪个性奇特，形象太差，特别是他头上长的黄癣，看着很不舒服。

　　他暗恋我几年，我全不知道。那时，他的条件那么差，鼓那么大的劲追求我，可以说是盖被子垫竹席——一面发烧!”

　　收到陆若冰的回信，犹如一盆凉水从天而降，不仅浇灭了林彪熊熊燃烧的爱情之火，而且极大地刺伤了他那颗孤傲的心。林彪发誓，大丈夫当以事业为重，不做出一番惊世伟业，决不涉足情场。从此，他紧闭心扉，潜心学业，言语越来越少，成绩越来越好。到了1925年，在林育南的帮助下，他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党员。

　　1925年11月1日，由陈独秀、毛泽东联署，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第六十二号通告，要求各地迅速选派党、团员前往广州，投考第四期黄埔军校。通告强调：“此事事关重大，各地万勿忽视。”黄埔军校第四期预招新生三千人，分配到湖北省的名额有一百五十五人。

　　“男儿不展风云志，空负天生八尺躯。”这是林彪青年时最喜爱的诗句，投笔从戎，横戈立马，更是他的梦想。林彪决心中断学业，报考军校。他郑重地征求两位兄长的意见。

　　林育南意味深长地说：“你这个考虑很对，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很关键的一两步，这个步子如迈对了，可说受用无穷；如迈错了，就会跌入深谷。武力没有正义是暴政，正义没有武力是无能。中国的革命，最终要靠军事解决问题，共产主义事业将来需要大批军事人才。我和你二哥(育英)搞党务、工运，你搞军事，我们林家三兄弟就各有所长。”

　　林育英也支持林彪南下。他从亲身领导并参加的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最后惨遭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革命非有武装力量不可，没有军事力量，赤手空拳、红口白牙是对付不了反动军阀的刺刀和警棍的。林育英还给林彪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次，一位工友因参加罢工被关进了监狱。林育英立即求亲托友，奔走营救。后因营救无门，便决定到警察局喊冤。他对警官说：“我的朋友是无罪的，你们不能关押他!”

　　这名警官喝斥道：“憨包，滚开!你他妈不知天高地厚，到这儿喊冤叫屈来了，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长官，”林育英仍然彬彬有礼地央求道：“你们要是不肯释放我的朋友，那么，就请把我也关起来吧!”

　　“为什么?”警官不解。

　　“我要陪着朋友一起坐牢，分担他的一些苦难。”林育英虽然说了许多的好话，流了许多眼泪，但他的朋友还是没有得到开释。他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

　　“这些狗杂种，是不能用眼泪和央求打动的，要用武力来打倒。”林育英告诫林彪说。

　　林育南一反往常刚毅、严肃的神情，变得十分细心、周到。他亲自为林彪整理行李，忙着给广州的熟人、朋友写信，托他们照顾好第一次出远门的林彪。

　　临行前，林育南抄录了一首著名女革命家、“鉴湖女侠”秋瑾所写的《赤壁怀古》送给林彪：

　　潼潼水势响江东，

　　此地曾闻用火攻。

　　怪道侬来凭吊日，

　　岸花焦灼尚余红。

　　林育南语重心长地对林彪说：“秋瑾，一位妇女尚且能够驰骋沙场，为推翻清廷奋斗至死。我们七尺男儿更要奋发图强，有所作为。”

　　林彪对送行的林育南说；“大哥，你放心。此去黄埔，投笔从戎，我一定好好干，不为人龙，便为人虫。”

　　林彪从此告别了父亲林明卿、哥哥林庆佛和弟弟林育黎，也告别了堂兄林育南和林育英，踏上了他的军旅之路。 

 

黄埔从军（一）

　　在“日月双璧”庇护下，黄埔四期生林彪表现如何？有人誉之为“军校之鹰”，有人认为“比较平庸”。

　　“彪决心从军征战，难免有个三长两短，岂不误汝青春？”林彪写下一纸退婚书。

　　喋血潮汕，彷徨庾岭。南昌起义失败后，林彪产生动摇离队思想，陈毅劝他做“经过 失败考验的英雄”。

　　林彪走出了回龙山。

　　1925年冬，喧嚣的广州城粤华路杨家祠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外来了一位瘦削的青年。他风尘仆仆，满面倦容，背着一个蓝花布包袱，操着满口浓重的湖北乡音。这位青年在门外踌躇了一阵，随后跨门进来，在会客单上填下一行文字：“林彪，十八岁，湖北黄冈人。求见恽代英、肖楚女先生。”

　　门卫认真地盘问了青年一番，才指点他往里走。

　　林彪千里孤行，只身一人来到广州，按照堂兄的吩咐，来找林育南、林育英的好友恽代英、肖楚女。在他们的帮助下，林彪顺利地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四期，编入步科第二团第三连学习。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坐落在广州黄埔岛上，它是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军事政治学校。军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日后成了统率千军万马的将领。他们高唱着“以血洒花，以校为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的校歌入校，怀着“同学同道，乐遵教导，始终生死，毋忘今日本校”的信念离校。然而，残酷的现实，变幻的政治风云把他们分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相互展开了绵延22年的生死搏斗。这是黄埔军校的不幸。

　　林彪入校受训时，黄埔军校已经毕业了三期学员。到林彪所在的第四期时，军校的经济条件虽然有所缓解，但还是捉襟见肘，十分紧张。学员按步兵、马兵、炮兵、工兵、辎重、政治各科分编成队，散驻在蝴蝶岗等地。整个军校，除一间俱乐部是青砖瓦房外，教堂、宿舍、伙房、厕所都是草房。军校学员每人发两套军装、两件衬衣、两双布袜、三双草鞋和一条武装带。学员以集体生活为主，每星期放假一天，可以自由活动或请假外出。黄埔军校参照日本士官学校教学内容，讲授《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军制学》、《交通学》和《实地测图》等课程，此外还进行单兵动作、连排营行军、平战中的联络等训练。叶剑英是当时黄埔军校最有声望的战术教官。

　　林彪经过了从私塾到高中的系统学习，文化基础较好，人又聪明，因此，他的各科成绩在考评时均为“优良”，而且由于他肯动脑筋研究战术问题，深受一些军事教官的青睐，同学们不无妒嫉地称他为“军校之鹰”。这只“军校之鹰”不畏繁重的课堂课程，就怕野营拉练和早典。因为林彪耐力很小，体质虚弱，适应不了大运动量、长距离的训练。

　　按照军校的惯例，每天雄鸡鸣白时，只要不是雨天和雪天，全校各科各连的学生，都要围绕黄埔岛公路列队跑步。绕岛一周，大约有十五公里的路程。一天，素以严厉著称的邓演达教育长到校视察，全校学员早典跑得又快又齐。突然，步科三连的方阵中有一个学员“扑通”一下倒在了地上，整齐的队形被打乱了。邓演达疾步搀起这名扑倒在地的学员，大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怎么啦?”

　　这名学员满脸羞色，难过地说：“报告教育长，我叫林彪，刚才吃不消了。”

　　“停止跑步!便步走!”邓演达告诉值星官：“跑步要兼顾学员体力，逐渐增加路程，不可硬来。体弱多病者应视情况分别对待。”

　　黄埔军校的早跑，既是一种纪律的约束，又是锻炼身体的好方法。日积月累，持之以恒，林彪也逐渐适应了这种马拉松式的早跑，体质渐渐增强。到后来，身体虽然仍旧那样瘦削，但已经炼成了一副经得起摸爬滚打的筋骨。

　　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争夺革命领导权异常尖锐激烈的场所。校长蒋介石一手策划“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第四期学员的学习环境，表面上看来是处于左、右派斗争的低潮状态，实际上不过是大雷雨前的暂时沉寂而已。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调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后，恽代英和肖楚女便成为军校政治讲坛上的“日月双璧”。

　　恽代英、肖楚女二人是著名的共产党人。对于他俩的演说，当时在黄埔军校工作的茅盾(沈雁冰)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描述，可谓一语见的：

　　肖楚女为湖北人，与恽代英同乡。二人皆健笔，又同为天才的雄辩家，平居宴谈，都富于幽默味。然楚女纵谈沉酣时，每目嗔而脸歪，口沫四溅，激昂凄厉，慑震四座，代英则始终神色不变，慢条斯理，保持其一贯的冷静而诙谐的作风。

　　二人之文，风格亦不同。代英绵密而楚女豪放，代英于庄谐杂作中见其煽动力，楚女则剽悍劲拔，气势夺人。其于演讲亦然。楚女之演讲，有如进军鼓角，代英则有时嘲讽，有时诙谐，有时庄严，历二三小时，讲者滔滔无止境，听者孜孜无倦容。然雅俗共赏，刺激力强，则又为二人共同擅长。

　　在恽代英、肖楚女的团结和吸引下，军校中大批有才华的进步青年成长起来。但令人失望的是，在“日月双璧”光环笼罩下的林彪，在政治上并无出色表现，有负堂兄林育南的希望和恽、肖二人的培养。

　　对林彪在黄埔军校的评价，历来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聂荣臻元帅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秘书，作为见证人和知情人，他于1984年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认识林彪最早是在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他当时是第四期学生，学习上比较平庸，政治上也不活跃。

　　而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却在他的著作《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这样写道：林在著名的广州黄埔军校受训期间，也曾是蒋介石和后来成为苏联元帅的勃留赫尔(加伦将军)的宠儿。

　　应该说，索尔兹伯里的论定是有些失之偏颇。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材料证明林彪与蒋介石、勃留赫尔在黄埔军校时期有何种联系。

 

黄埔从军（二）

　　1926年秋，北伐军出师获捷，北定武汉三镇，东逼苏杭宁沪，声威大震，如日中天，但前线此时也急需补充大批中下级军官。在此形势下，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毕业了。

　　1926年10月4日，毕业典礼在广州郊区瘦狗岭沙河广场举行，前来观礼的宾客不下万人。林彪在学员方队中列队经过检阅台，高声朗诵四期学员誓词：

　　不爱钱，不偷生。统一意志，亲爱精诚。遵守遗嘱，立定脚跟。为主义奋斗，为主义而牺牲。

　　继承先烈生命，发扬黄埔精神。以达国民革命之目的，以求世界革命之完成。

　　谨誓。

　　武汉在广州革命政府迁来后，即成为大革命的中心。1926年12月林彪来到武汉，由中共武汉军委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第三连任见习排长。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就是在北伐战争中血战汀泗桥、贺胜桥，攻克武昌城的“铁军”——叶挺独立团。1927年初，叶挺独立团升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五师。

　　这年农历腊月二十八，林彪向连长请假回家探亲，获得批准后，匆匆跨上战马，一路风尘地返回暌违已久的林家大。

　　林彪回家，令林明卿喜出望外，他决心乘此机会，帮助儿子把婚事办了。

　　林彪的婚事一直是林明卿的心病。小时候，林彪患黄癣，头发少，斑迹多，农村称癞痢头。林母陈氏担心儿子长大后娶不到媳妇，于是按照当时的风俗，在离林家大不远的古坟咀抱养了一个比林彪小三岁的小女孩做媳妇养。这个女孩进了林家，三天两头患病，成天咳嗽、流鼻涕、头疼脑热。林明卿很不满意，说：“育蓉本来身体就弱，再找一个歪歪倒，两个病秧子凑在一起怎么过?”他把这个小女孩退了回去，在林彪七岁那年，作主与世交汪友成的女儿汪静宜定下娃娃亲。林彪年纪小，不懂事，开始还觉得好玩，后来渐渐长大，对目不识丁的小脚“未婚妻”很不满意。他在共进中学追求陆若冰失败后，更是发誓：三十岁以前，决不谈婚论娶。

　　林彪对包办婚姻的抵制，得到了林育南的支持。他说：“育蓉，婚姻要心与心的结合、爱与爱的交流才有意义，你将来一定要吸取我的教训，免得婚后痛苦不堪。”林育南也是父母包办的婚姻，夫人汪秀芝人很贤惠，但没有文化，只能做他生活上的帮手，没法心灵相通，成为事业上的知己。

　　林明卿在全家吃过团年饭后，迫不及待地对儿子说：“育蓉，过一年大一岁，转眼你也二十岁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里和你般长般大的同伴个个都已娶妻生子。我合计，趁着年关，把你和汪家姑娘的婚事办了，圆个房。你娘专门请回龙镇的刘半仙算过了，门当户对，八字不克，是一门好亲事。”

　　林彪自小敬畏父亲，又猝不及防，呐呐地嗫嚅了半天。大家也没听懂，都注视着他。他横下心来，大胆地冒了一句：“我想把这门亲事退了。”

　　“混账东西，你说什么?”林明卿怒不可遏，喝斥道：“说出嘴的话，泼出去的水，怎么能收回来呢?这样做，怎么对得起你汪世伯?”

　　“我与汪家姑娘都没见过几次面，根本不了解，怎么结婚?再说，现在正是乱世，男儿志在四方，我不愿过早成亲，让妻室捆住手脚。我当兵打仗，提着脑袋东征西讨，万一有个什么不测，岂不是耽误人家的青春!”林彪举出了许多理由，企图说服父亲。

　　知子莫若母。陈氏知道儿子的心思，温语规劝道：“汪家姑娘除了不识字，人品、模样、家境都不差。好物难全，红罗尺短，到哪里去找十全十美的人呢?你就将就些，把婚事办了。”

　　林明卿、陈氏和长兄林庆佛好话说尽，林彪就是不松口。见儿子这般执拗，辜负了自己的一片好心，陈氏忍不住老泪纵横。林彪是个孝子，见母亲如此伤心，自己也不好受，便退了一步，答应再考虑考虑。

　　好容易挨到大年初三，林彪逃难似的匆匆辞别父母，返回部队。

　　陈氏心里清楚，林彪这般行色匆忙，其实是逃婚。她指望父母的规劝、汪家姑娘的痴心会感动儿子，使他回心转意。谁知不久，林彪越过父母，直接给汪静宜写了一封信，提出废除婚约。林彪在信中写道：

　　值此国家破裂之时，战事正殷，前途难卜。彪自投身革命，献身共产主义，义无反顾。国民党发动政变，共产党被抓被杀，武汉国民政府已决定第二次北伐。彪决心从军征战，难免有个三长两短，岂不误汝青春？此为退婚因由。乞谅。

　　林彪以为此信一去，婚事可了，万事大吉。不料汪静宜是个烈性女子，说：“我与育蓉的亲事，回龙镇哪个不知，谁个不晓？他不能仅凭一纸书信，就将两家的婚约撕毁。”

　　汪静宜苦心守候，终身不嫁，与患侏儒症的妹妹相依为命。她盼望林彪回家，两人还有沟通转圜的余地。可林彪自离开家乡后，如同泥牛入海，杳无音讯。汪静宜这一盼就是二十三年。50年代初，林彪从东北打到武汉，就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时，他的一位婶娘去武汉见林彪，告诉他：“育蓉，汪家的姑娘还在等你呀!”林彪一怔，说：“我这么多年未回去了，她不应等嘛。”这时，林彪已与叶群结婚，并生有一双儿女。汪静宜听闻林彪娶妻生子的消息后，柔肠寸断，心如刀绞。在巨大的失望、难言的屈怨和纷纷的议论面前，这位敦厚的乡姑没有上门哭闹，只是和泪嗫泣，自叹命苦。倒是林明卿良心不安，多次对林彪说：“王宝钗苦守寒窑十八载，而汪家的静宜却等了你二十三年，这是多不容易。现在你不能娶她，但你不能不管他。她一个弱女子，在农村生活很艰难，你是不是把她接出来，安排点事情。”林彪一想也是，便与叶群商量。叶群心胸狭窄，既不敢忤逆公公的意旨又担心丈夫旧情复炽，左右为难。后来，她心生一计，派人来接汪静宜，说是安排她到林家当保姆，给叶群带孩子。汪静宜对来人说：“尽管我与叶群虽然地位悬殊，但人格都是平等的。告诉育蓉，我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不需要他的怜悯!”就这样，她单身一人，孤苦无助地过了一生，1963年因病去世，终年五十六岁。

　　对于这位善良而苦难的女性，她的侄儿和乡邻有许多回忆。

　　汪培天，是汪静宜三哥的儿子，在谈到姑姑生前的情况时说：“林彪未娶我的姑姑，给我姑姑造成的痛苦是很大的。她是一个正常、又很不错的女人，却不能像其他的女人一样出嫁成家，而且还经常听别人的冷言冷语。寂寞、孤独伴随她的一生。对于她与林彪的婚约，因我是晚辈，她从未向我谈过。但有一次，我听她与村里一位婶娘谈到1927年林彪到我家的情况时，曾说：‘我要是不与育蓉订婚就好了。我是小姐身子丫环命，不怪任何人。’从这几句话可以看出，她对林彪未娶她还是很有意见的。”

　　殷树芳，回龙镇农机厂退休工人。他追忆道：“就我们老百姓的眼光看，汪静宜除没文化外，是各方面都不错的好女人。她在香炉山住了几十年，个个喜欢她，对她的不幸遭遇非常同情。60年代初，我曾当面对她说：‘你的年龄已不小了，林副主席也早已成亲，你还把个人大事拖着干什么呢?看合适的人，你还是应找一个。’她听后，摇摇头说：‘以前，我和父亲都天真地认为育蓉会有回心转意的那一天，总在等他。那晓得他一去不复返，并在外面结了婚。我年轻时未找人，现在五十多岁了，还找人做么事。一个人过一生算了。’她说话时，声音低沉，情绪低落，我听了也很不好受。”

　　解放前，林家出过一本家谱。家谱上记载林彪有三任妻子，第一任是汪静宜，第二任是张梅，第三任是叶群。在汪静宜名字下特地注明“聘”，意思是未婚妻。从这本家谱可以看出，尽管汪静宜没有与林彪正式拜过天地，但林家大和林氏家族都把她列为林家的人。

　　当然，这是后话。

　　林彪不愿意耽误汪家姑娘的青春年华而要求退婚，然而退婚却在事实上造成了汪静宜空帏寂寞、孤独一生的悲剧。林彪没有料到，汪静宜也没有想到。 

 

黄埔从军（三）

　　1927年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先期举行二次北伐，然后东征讨蒋。5月，国民革命军与奉系军阀在河南展开激战。双方伤亡惨重，战争反复拉锯。在一次争夺战中，第二十五师三连击溃奉军追至渭河边，溃军潮水般窜过桥梁退至北岸，连长命令停止追击。

　　“为什么吹停顿号?”林彪气呼呼地问。

　　“上级交待不可穷追，以免孤军深入，受敌夹击，要等友邻部队到齐后，再行追击。”连长据实相告。

　　“战机瞬息万变，指挥官应该独断机行。如果奉军炸毁桥梁，或者在北岸设防，再追就来不及了。”林彪建议继续追击。

　　连长还在犹豫。林彪大喊一声“冲啊”，率领他指挥的一个排冲向北岸，其他各排尾随其后，迫使正在北岸布防立脚未稳的奉军，彻底溃散，纷纷缴械投降。是役，三连共俘虏八百余人。林彪因机智、果断，善于因势制变，受到嘉奖，被提升为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一营七连连长。

　　二次北伐成功后，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叛变革命，国共两党分裂。及至1927年夏，蒋介石——这位林彪先前的校长和汪精卫相继举起屠刀向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杀来，在“宁可枉杀三千，不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下，尸曝山野，血涨江流，南中国陷入血雨腥风的肆虐之中。

　　中国共产党人被迫拿起武器进行武装斗争。7月下旬，党中央授权周恩来组织前敌委员会，全权指挥南昌暴动。当时，贺龙的二十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和蔡廷锴的第十师已经分头往南昌城集结，留在九江一带的还有十二师和二十四师。二十五师驻扎在马回岭，是预定参加南昌起义的主力之一。周恩来指示聂荣臻设法把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并负责接应随后赶到九江的部队和零星人员。他们约定，南昌一发难，立刻开出一列火车到马回岭，火车一到，立即把辎重物资和部队运往南昌。

　　在马回岭，聂荣臻在党员军官中逐层传达了党中央关于起义的通知和决定，并具体拟定了各项行动计划。林彪所在的二十五师由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三个团组成。七十三团又是我党较早掌握的基本部队，因此，林彪作为一连之长，也较早地得悉了这些计划，并向他所在的七连或个别或集体作了传达和动员。

　　1927年8月1日凌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起义军二万余人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

　　1日下午，周恩来发出一列火车开往马回岭。聂荣臻知道南昌暴动已经得手，立即与七十三团团长周士弟商量，决定部队不带背包、行李、伙食担子，只带武器弹药，以打野外为名把队伍拉出马回岭。

　　由于事先进行了动员准备，一旦开始行动，忙而不乱，井然有序。不仅七十三团登上了火车，七十五团也有一部分连营队伍一同行动。这消息传到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和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那里，两人大吃一惊，急忙乘车前来拦堵部队开往南昌。张发奎隔着铁路桥大声喝斥已登上火车的七十三团官兵：

　　“你们干什么?我是总指挥张发奎，我命令你们停止行动!”

　　此时此刻，纵令是总指挥也对七十三团无可奈何。在聂荣臻的率领下，二十五师的大部分官兵开进了起义胜利后的南昌。进抵南昌后，七十三团和七十四团一部经过补充，整编为二十五师，周士弟担任师长，陈毅担任了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林彪仍任七连连长。

　　林彪为未能参加8月1日的南昌起义而感到终生遗憾。面对起义领导人周恩来、朱德、贺龙、刘伯承的崇高威望，林彪即使后来身居高位，心里也始终是酸溜溜的。他曾几次心怀妒意地对罗瑞卿说过：“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暴动的领导人呀!”

　　南昌起义胜利后，按照党中央的预定计划，部队迅即整编为第九军、第十一军和第二十军，挥师南下，占领广东，夺取海口，以求得到国际援助，俟机举行第二次北攻，打倒蒋介石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权。

　　8月3日，部队撤出南昌，开始南下。劳师远征，兵家大忌，又值酷暑，骄阳似火，部队马不停蹄地在烈日下南进，途中给养、饮水不足，病员骤增，造成了严重减员，更为严重的是，一出南昌，蔡廷锴统辖的第十师就叛逃，脱离了部队系列，使起义军的士气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9月24日，起义军占领了广东潮汕，随即错误地作出了分兵的决定，由第九军副军长朱德指挥周士弟的二十五师留守三河坝，钳制敌人，其他部队继续前进。此后，起义军又接连几次分兵。节节分兵，造成了敌强我弱、众寡悬殊的军事态势。十一军和二十军进至揭阳汤坑，与敌相持；敌黄绍亲率二个师并指挥钱大钧部大举反攻三河坝和潮州。不久，潮州被敌攻陷，三河坝我军陷入孤立无援、前后失据的境地之中。

　　在朱德的统一指挥下，第九军及第二十五师与敌军激战数昼夜，伤亡惨重，被迫撤退，留陈赓率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一营担任阻击掩护。敌钱大钧师四个团的兵力黑压压地朝阵地围上来，子弹在空中划出“”尖厉的叫声，炸弹掀起层层青草和泥屑。双方交战的中下级军官，多是黄埔同学，他们不仅彼此认识，而且还有许多是形影不离的朋友。在肉搏战，竟彼此喊着对方的姓名叫骂。

　　“陈赓，林彪，你们快过来吧，校长会原谅你们的。你们不要造反哪!”

　　“我们不是造反，是革命。你们为什么要当蒋介石的走狗?”

　　…………

　　双方一面疯狂地厮杀，一面又忍不住暗地心酸流泪。不断有人受伤，不断有人倒下，牺牲的尸体布满山坡，血流成溪。一营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打退了追敌的数次进攻，自身也遭受很大损失，防御阵地被冲破几道缺口，部分连排因减员或分割无法保持正常建制，各自为战。

　　陈赓扫视战场，发现七连正在徐徐后移。七连战斗位置正处于阵地中央，如果中央被敌楔入，后果不堪设想。他大声招呼“林连长”!

　　林彪走过来，刚喊一声“陈营长”，就有一颗手榴弹在附近爆炸，立即腾起一股烟雾，把两人都罩住。

　　“七连是怎么回事?”

　　“我们连牺牲太大，有生力量仅存三分之一，撤吧?”

　　“不行”，陈赓厉声命令他，“没有总部的命令不许撤退，你给我往上冲，填补阵地缺口。”

　　“陈营长，不行，我们的人太少!”林彪不肯轻易放弃自己的建议。

　　“你再说我枪毙你!”陈赓急了，粗红的脖子青筋直爆。按战场纪律，对于不服从命令的下属，上级长官有权就地正法，林彪看了看周围的人，明白这不是闹着玩的，横下心，操起枪，拉起喉咙吼了一声，“冲啊!”又率七连投入了战斗最激烈的中央阵地。

　　阻击从早晨8点一直打到黄昏，总部人员仍没来联系，陈赓焦急地直跺脚，漫无目标地臭骂一阵，只好下令“收队”，追赶主力。

　　8月下旬，主力部队又在汤坑恶战，再次受挫，朱德率余部并收集由潮汕撤退下来的起义军官兵共二千五百多人，由福建向湘赣边界退却。  

 

黄埔从军（四）

　　起义军进入赣南山区后，道路崎岖难行，沿途屡遭国民党民团袭扰，部队粮饷毫无补充，处境十分危险。

　　这天，林彪奉命带领七连打前站。进至石径岭宿营后，他下令以班为单位去购买粮食、棉衣和医药。

　　“钱呢?”被派出去的战士们问道。是啊，没有钱，买东西从何谈起?

　　林彪一愣。他派人到处去找军需官，不见人影。有士兵向他报告说，“好像军需官行军途中就不见了，半天了，恐怕已经开溜了。”

　　一听这话，林彪急得团团转，额头上沁出了一层冷汗。军需官正是他的表弟，一旦逃跑属实，林彪性命难保。

　　傍晚时分，后续部队陆续来到宿营地。得不到粮食和衣物，军饷又被人拐走，一刹那，群情激愤，军中大哗。

　　七连军需官携款逃跑，七十三团团长黄浩声闻讯大怒，气冲牛斗：“林彪，你这是给革命犯下了大罪呀，你要死个明白。你表弟携款逃跑，你是他的长官，又是他的兄长，该当何罪?治军不严，纵弟逃跑，罪大恶极。来人，把林彪捆起来!”

　　林彪吓得脸色苍白，不知所措。正在魂飞魄散之时，随后赶来的朱德和陈毅大声阻止了七十三团团长的这一行动。

　　朱德操着浓郁的四川口音，和蔼地问：“不要害怕，慢慢说。是怎么回事?”

　　林彪惊魂未定，他上气不接下气，结结巴巴地说：“我知道军饷事关全军安危，所以特地叫我表弟携带。谁知这个狗杂种半路上开溜了。这叫我怎么办?你们可要为我做主啊，军长，指导员。”

　　林彪的一番苦诉，使为人忠厚的朱军长谅解了他。他让人为林彪端来一个凳子，让他坐下。等林彪镇定下来后，朱德和言悦色地对他说：

　　“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丢了军饷，就等于丢了部队的粮草，弄得不好，士兵们是要造反的。你今后一定要吸取教训，重要文件、军饷细软一定要亲自收藏，不要随便交给别人。记住了没有?”

　　林彪感激得涕泪交加。他发誓今后若是碰上表弟，一定亲手杀死他。

　　一场风波过后，林彪跟随部队在饥寒交迫中，继续前进。

　　对于这支从南昌起义中冲杀出来，不肯认输的部队在湘赣边界行军打仗的处境和当时官兵们的心理状态，粟裕大将曾经这样回忆说：

　　在黑暗重重、前途茫茫的严峻时刻，反革命势力无比猖獗。我们这支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在江西境内、赣南山区，边走边打。

　　我们从武平经筠门岭、寻乌、安远、三南等县境，向信丰以西的大庾岭山区挺进。部队在孤立无援和长途跋涉中，困难越来越多，情况也愈来愈严重。我们虽然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追击，但一路上经常遇到地主武装、反动民团及土匪的袭击和骚扰，特别是三南地区地主土围子和炮楼很多，不断给我们造成威胁和损耗。为了防备地主民团的袭击和追踪，我们有意避开大道和城镇，专在山谷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营。此时已是十月天气，山区气温低，寒冷、饥饿纠缠着我们，痢疾、疟疾一类的流行病折磨着我们。

　　更重要的是，大革命失败之后，全国革命处于低潮，南昌起义军主力又在潮汕遭到失败。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前途究竟如何?武装斗争的道路是否还能坚持?我们这支孤立无援的部队究竟走向何处?这些问题，急切地摆在每个起义战士面前。

　　严酷的斗争现实，无情地考验着每一个人。那些经不起考验的人，有的不辞而别了，有的甚至叛变了，不仅有开小差的，还有开大差的，有人带一个班、一个排、甚至一个连公开离队，自寻出路去了。其中也有一些人后来又重返革命队伍，继续为革命工作。我们这支队伍，人是愈走愈少了，到信丰一带时只剩下七八百人。不少人对革命悲观动摇，离队逃跑，特别是那些原来有实权的、带兵的中、高级军官差不多相继自行离去，给部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使部队面临着瓦解的危险。

　　粟裕大将还特地指出，林彪就是一个“想跑而没有跑成的逃兵”。

　　此话从何讲起呢?

　　部队驻扎在大庾县城时，林彪和一些黄埔军校毕业的中、下级军官来找陈毅，表示要离开部队，另寻出路，还劝陈毅也和他们一起离队。

　　林彪对陈毅说：“你是一个知识分子，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现在部队不行了，碰不得，一碰就垮。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

　　“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陈毅斩钉截铁地否定了林彪的说法。他严肃地对林彪等人说，“你们要走你们走，把枪留下，我们继续干革命。队伍能存在，我们也能存在。拖枪逃跑最可耻。”

　　10月下旬，起义军余部召开全体军人大会。朱德宣布这支部队今后由他和陈毅领导，他大义凛然地说：“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再干的可以回家，来去两便，绝不勉强。”

　　陈毅也诚挚地劝告大家，“南昌起义是失败了，但南昌起义的失败并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我们大伙要经得起失败局面的考验。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就是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在大多数士兵信心日益增强的时候，悲观已久的林彪还是开了小差。在部队离开大庾县城的那天，林彪伙同几个动摇分子离队，朝梅关方向跑去。在山林中，他们遭到反动民团的搜捕追杀，林彪与几个离队者失去了联系，只身一人，踽踽而行。路遇一个好心的山民告诉他，梅关一带的路隘、关口被地主“挨户团”把守得水泄不通，只要碰到可疑份子或操外地口音的人，轻则搜去财物痛打一顿，重则砍头杀身。一听这话，林彪又害怕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只好返回了部队。

　　“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御用文人百般吹捧林彪，称南昌起义失败后，是林彪率领剩余部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朱毛会师”应改为“林毛会师”。深悉内情、素以耿直驰名的陈毅愤怒地痛斥道：

　　“伪造历史是一种犯罪行为。南昌起义上井冈山，林彪起过什么作用?他说穿了是一个逃跑分子。”

　　1927年11月，朱德利用他和国民党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的同学关系，使部队赢得了一次休整的时间。为利于隐蔽，在保证原编制不动和行动自主的条件下，朱德将部队暂时改编为第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团，率部进驻湖南资兴一带，解决了弹药、冬衣、被服等供应方面的困难。11月中旬，朱德得悉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已到达井冈山，即派毛泽覃前往联络。毛泽东及时派何长工来介绍了井冈山的情况。

　　何长工告诉朱德，井冈山周围五百余里，有六个县，山高、林密、路陡、地势好，有五大哨口，内有盆地，远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不但可以屯兵，而且遇到敌人进攻还有回旋进退的余地，易守难攻。朱德当即决定，在湖南举行年关起义后，同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共图发展。 

 

井冈浮沉（一）

　　最早发现林彪军事才能的“伯乐”是朱德。耒阳之战，林彪一啸冲天，指挥一个营击溃敌军两个团，令全军刮目相看。

　　湘赣边八月失败给林彪带来机遇，毛泽东破格攫升他为主力团团长，成为与黄公略、伍中豪齐名的“红四军三骁将”。

　　白沙会议上唇枪舌剑，一场激烈的争论波及红四军全部高级干部。林彪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给失意的“巨人”留下深刻印象。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身处荒山僻壤，林彪疑团重重，写信向恩师求教，毛泽东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最早发现林彪军事才能的“伯乐”是朱德。

　　正是这位阅尽沧桑，厚道慈祥的老帅慧眼识英才，从奔腾的马群中发现了这匹俊美而孤独的骐骥，不拘一格，委以重任，林彪才得以逸群而出。

　　1928年1月，朱德率部在湖南南部举行起义，连克资兴、永兴、耒阳等县城。湘南起义后，参战部队和各县农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2月29日，林彪带领一个连护卫着后勤辎重从永兴赶往耒阳，行至耒阳东南小水铺时，已是深夜。大地一片漆黑，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山路崎岖，又黑又滑。突然间，枪声大作，数百名民团团丁从暗处杀出，将后勤部队截为数段，不断有人中弹倒下。林彪命令部队收缩，拼死抵抗，好不容易才将敌人击退。清点人数，伤亡三十余人，运送的军用物资被抢劫一空。

　　林彪沮丧地来到耒阳城，朱德大为恼怒，质问道：“你护送的物资呢?你带的部队呢?你在黄埔军校学的本领呢?”

　　林彪本来就不善言辞，打了败仗后更是羞愧，低着头，干脆一言不发。

　　朱德不忍心再责备下去，放缓语气：“你打算怎样善后?”

　　林彪立正，攥着拳头，说：“我已查明袭击我部的是耒阳县民团谭孜生部，我要他血债血偿。”他将自己的复仇计划如此这般地汇报了一遍。

　　朱德眼睛一亮，对这位不认输的青年人重新打量了几眼，颔首批准了他的计划。

　　3月3日早晨，一支打着“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旗号的白军向小水铺开来，领头的国民党军官骑着一匹洋马，年龄不大，人挺清瘦，引人注目的是他那两道浓眉和浓眉下那对闪烁着锋芒的眼睛。这位威风凛凛的国民党军官便是化装后的林彪。

　　驻扎在小水铺三公庙的谭孜生早闻十九军将到耒阳“剿”匪，没想到他们首站到了小水铺，立即率队出迎。他还洋洋得意地汇报如何剿杀起义军后勤部队的功劳。林彪眯着眼听完汇报，大加赞扬：“谭团总足智多谋，为党国立下奇功，一定报李宜煊师长嘉奖。这样吧，下午就先开一个庆功宴会，我要代师长先行犒赏，务必请那天参加战斗的有功人员参加。”

　　下午三时，庆功宴会在三公庙召开，庙内庙外，摆了数十桌酒宴，谭孜生和众头目鱼贯而入，进入庙内大厅，依次落座。酒过三巡，谭孜生恭敬地请国军长官致词。林彪不动声色地走到大厅中央，将手中的酒杯一摔，端坐在大厅的二十余名“国军”军官掏出腰中的驳壳枪，一齐开火，把谭孜生和众头目打成血筛。庙外喝得半醉的团丁们听见枪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惊慌中也被化装成“国军”的起义军战士俘虏。经此一仗，林彪不仅夺回了被抢的全部辎重，还俘虏了数百名团丁。

　　接着的几件事，更令朱德对林彪刮目相看。

　　3月9日，李宜煊带领一个师的国民党部队将起义军逐出耒阳城。傍晚时分，王尔琢指挥主力从西门发起反攻，遇阻于坚城之下。激战一个多小时，毫无进展。李宜煊是位沙场老将，从密集的枪声中听出革命军只有少量轻机关枪，根本没有重武器，于是果断下令打开西门，主动发起冲锋，兵分两路，向我军阵地穿插。一时间，兵锋锐不可挡。王尔琢见势不妙，命令起义军撤出阵地。

　　当晚，军部在灶市街讨论对策，都主张避敌锋芒，唯有朱德没有表态。门外传来敲门声，林彪前来请战，说是愿立军令状，只需一个连，即可击溃李师，收复耒阳。

　　“请战?”

　　“只要一个连?”

　　军部领导感到惊讶。

　　朱德也觉得意外，问道：“好一个林彪，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不是写诗，是打仗。你有什么法宝?”

　　面对诧异的目光，林彪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现在敌人不明我军虚实，误以为我军已被击溃。耒阳城内，敌人多半是在领功请赏，戒备必定松懈，他们绝对想不到，我军会连夜逆袭。我军应该趁敌不备，大举反攻。”

　　大家冷静思忖，觉得有道理，不妨一试。

　　朱德亲自指挥林彪的第七连和第六连两个排从城西马埠岭出发，潜至西门外，突然发起攻击，突入城内。正在睡梦之中的敌军仓促应战，乱成一团。林彪挥舞驳壳枪，领着部队横冲直撞，将敌军建制完全打乱。与此同时，耒阳县三千余农军，从东南北三个方向攻城，上百门松树炮、土铳一起轰响，铜锣、牛皮鼓鼓得震耳欲聋，松明火光将城外照得一片血红。李宜煊得胜之后骤然间遭到夹击，被揍得摸不清方向，无心恋战，带领残部夺路而逃。

　　耒阳一战，起义军消灭敌军一百余人，抓获俘虏八十余名，缴获枪枝五百余支，可谓大获全胜。

　　一口气还未喘匀，林彪又找到朱德，提出我军应一鼓作气，风卷残云，将耒阳境内敌军全部歼灭。朱德再次采纳了林彪的建议，令王尔琢带领三个连，兵分三路，直捣新市街的耒阳县常备队和驻在大陂市的耒阳挨户团总局。

　　根据当时掌握的情报，在新市，不仅猬集着常备队五百余人，还有从郴州、永兴等县逃来的地主豪绅上百人。他们在新市修筑了成群的炮楼，摆出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势。此地易守难攻，王尔琢准备亲自带队去取新市。

　　朱德有心考验林彪，对王尔琢说：“派七连去。”

　　林彪率领第七连在李天佑一千余名农军的协助下，将新市街团团围住。双方僵持了一天，外面的攻不进，里面的出不来。林彪心生一计，命令农军四面放火，一时间，烈焰冲天，防守的团丁、居民担心房子被焚，纷纷放下武器，忙于扑火。林彪下令吹冲锋号，南北对进，一路突进北门攻打常备队队部，一路突入南门，焚烧大地主黄宾虹的老巢，然后四面开花，各个击破敌人，顺利拿下新市。

　　经此三战，朱德发现林彪沉默寡言的外表下蕴含着过人的才华：此人聪明绝顶，临危不惧，遇乱不慌，沉得住气，稳得住神，是个做大事的材料。更为难得的是，林彪机警、敏锐，善于思考问题，常有出人意料之举。如果假以时日，他会成长为一啸冲天的鹰隼。

　　1928年3月12日，朱德在伍家祠堂召开连以上军官和耒阳县委委员以上干部会议，提拔林彪为二营营长。

　　对于这个任命，军中颇有怨言。有人提出，林彪先败后胜，至多功过相抵，如何能破格提拔，比他经验多、资历深的干部有的是。二营之中，也是怪话连篇，说跟着厨师不挨饿，跟着娃子有奶吃。朱德听到这些反应后，付之一笑，他知道，军人最看重的是胜利，能打胜仗自然服众。

　　四天后，战争便给了林彪一个扬威服众的机会。

　　3月16日，李宜煊命令副师长李力率领两个团从衡南方向突袭耒阳。此时，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人正在小水铺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革命军主力分散到全县各个乡镇配合地方工作，耒阳城区只有林彪所率的三个连。朱德派人传信给林彪：立即前往敖山庙设伏，尽量迟滞敌军，为主力集结争取时间。

　　军情如火，重任如山。

　　全军都把目光投向刚刚度过二十岁生日的小将林彪身上。

　　林彪的确与众不同，他的感觉不是沉重，而是兴奋。长期以来，他都是跟随别人冲锋陷阵，从未单独发号施令，现在有了独挡一面的机会，他一心要打个漂亮仗。这种任务越重，对手越强，斗志越旺的特点，林彪保持了一生。

　　林彪手下三个连合计只有二百七十余人。营部讨论战法时，大多数人都把重点放在固守待援上，唯独林彪口出狂言：“任何时间都不要依赖别人，要立足于自己的力量。”

　　营部参谋本来就不太服气，反唇相讥：“我们自己的力量只有不到三百人，而敌人是两个团三千余人，怎么依靠自己的力量?”

　　林彪轻飘飘地说了一句：“我们不是有农军吗?”

　　耒阳县委一声令下，李天佑带领八千余农军与二营一起来到敖山庙。

　　林彪视察地形后，更加胸有成竹。他将指挥所设在敖山庙内，命令三个连分作两路，一路埋伏在敖山河的桥头，一路埋伏在敖山圩，耒阳农军也埋伏在道路两旁的油茶山上。

　　16日下午五时许，敌先头部队陈壁虎一个团逶迤而来，陆续进入伏击圈。陈壁虎见一路上风平浪静，远望敖山圩除了三五个农夫犁田点种外，没有任何异常，遂下令部队休息待命，自己带着几个卫兵向敖山庙走来。林彪见时机已到，朝天一枪，两路设伏部队从桥头和山圩包抄过来，子弹像喷射的火龙朝敌群倾泻，手榴弹雨点般砸向敌人。陈壁虎慌忙命令部队向两旁山上撤退，抢占制高点。没等爬上山坡，李天佑帅旗一挥，几百门松树炮迎面将敌人轰得人仰马翻，八千余名农军刀枪并举，从丛林中杀出。陈团调头向山下跑，又与林彪率领的起义军迎面相撞，双方杀作一团。只用一个多小时，陈团一千余人悉数被歼。

　　跟着陈团后面的李力听见前面枪声大作，以为陈团遇上了小股农军，督促后续团往前赶，等他们来到战场，禁不住傻了眼，漫山遍野躺着的都是陈团士兵的尸体。而战场上，除了地上的死尸，竟然没有一人。

　　正在李力诧异时，突然间，松树炮像一阵骤风，喷射到面前，数不清的士兵从道路两旁和丛林之中钻出来，向他们包抄过来。李力以为遇上了朱德的主力部队，急忙下令敌军撤退。

　　耒阳是林彪的福地。他在这里一战出名，不仅令部下心悦诚服，而且还赢得了朱德的青睐。他像一枝钻出水面的小荷，虽然甫露头角，但给人以新鲜灵动的印象。如果没有朱德的赏识，林彪的军事才能不可能发现得那样早。可惜，对于发现他的“伯乐”，林彪的感激之情只保持了很短的时间。 

 

井冈浮沉（二）

　　朱毛会师后，林彪把目光投向了毛泽东。

　　群山环抱的砻市，在初春的阳光沐浴下，显得格外秀丽。清澈的龙江穿市而过，江畔屹立着一座古老而雄伟的建筑——龙江书院。

　　1928年4月28日，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个神圣的日子。这天，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 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了，两双巨手握在了一起。

　　对于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师，作为毛泽东身边联络员的何长工记得十分清楚。他回忆会师的情景时，曾这样写道：

　　毛泽东和朱德会见地点是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朱德、陈毅先到龙江书院，当毛泽东来到书院时，朱德连忙偕同陈毅到门外迎接。我远远看见他，就报告毛泽东说，“站在最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左边是陈毅同志。”毛泽东点点头，微笑着向他们招手。

　　快走进龙江书院时，朱德抢先几步，毛泽东也加快了脚步，早早地把手伸了出来。不一会，他们的两只有力的手掌就紧紧地握在一起了，使劲地摇着对方的手臂，是那样热烈，那么深情。

　　当毛泽东、朱德的两双大手紧握在一起的时候，一位文学家用诗一般的语言，这样描绘道：“地球一阵轻抖，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5月4日，两支革命武装举行了会师庆祝大会。这一天，云淡风轻，阳光明媚，远近山坡上杜鹃花开得一片火红，砻溪河两岸的田野里，黄灿灿的油菜花散发出阵阵幽香。一万多人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在热烈的气氛中，毛泽东、朱德发表了演讲。陈毅宣布两支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此时的林彪，一位二十岁刚出头的一营之长，资历、声望都不出众，加之性格内向，拘谨腼腆，在会师过程中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会师以后，原二十团一营营长李奇中调任他职，林彪调任为一营营长。

　　是星星，总有闪亮的时候。在井冈山的反“围剿”斗争中，特别是在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三打永新和龙源口激战中，林彪机智灵活、善用疑兵的战术风格赢得了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以审视的目光注视着这位年仅二十一岁的营长。

　　1928年夏，湘赣边界遭受了著名的“八月失败”。但“八月失败”却给林彪带来了机遇，使他得以从下级军官的序列之中走上红四军中重要军事领导人的行列。

　　这年7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委为了执行上级的“左”倾盲动政策，派杜修经以“特派员”身份来井冈山传达省委指示，欲调部队南下湘南作战。杜修经等人在毛泽东没有到会的情况下，利用二十九团中湘南籍战士思乡心切的情绪，擅自决定井冈山红军主力南下。在决定部队行动的会上，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和一营营长林彪等人都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未被会议接受。

　　部队南进途中，毛泽东派人送来一封长信，请杜修经、朱德和陈毅重新考虑主力南下决策的利弊得失，建议将主力撤回边界。杜修经不听劝阻，坚持主力南下，攻打郴州。

　　7月24日，兵临郴州城下。红二十九团首攻未克，败退下来，王尔琢又率领二十八团再次强攻。上午9时，林彪率领的第一营破关夺旗，率先登城。城内敌人遂仓皇撤至郴州城外北郊山下。

　　红四军全军入城后，二十八团二营在营长袁崇全率领下担负警戒任务，其余部队就地休整。不料，时值正午，北郊山之敌趁二营疏于防备，放松警戒之机，突然间发起猛烈的反攻。城内处于休整状态中的红军主力猝不及防，来不及组织有效防卫，纷纷向城外退去。二十九团全团覆没，二十八团也溃不成军，仓促退守。见此情形，朱德不敢恋战，他下令部队立即向井冈山撤退。

　　俗语云：“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部队在向边界撤退途中，二营长袁崇全惧怕追究失败之责，率部叛逃。在他的诱惑下，共有四个连的部队被拖走。这时的形势十分严峻。

　　革命的力量来之不易。朱德当机立断，派林彪带一营追踪搜索，王尔琢自告奋勇，单枪匹马追赶袁崇全，对他进行劝阻。

　　林彪率部疾追，很快便追赶上了二营，并包围了二营驻扎的恩顺圩。袁崇全命令反包围。双方一场血战在即。正在此时，王尔琢也赶到了恩顺圩，他高声喊话，劝二营的士兵们不要受蒙蔽，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红军不打红军。被胁迫和蒙骗反水的二营士兵听到军参谋长的喊话，纷纷放下了武器。袁崇全见事已败露，恼羞成怒，举枪对准王尔琢就是一梭子，然后遁逃投敌。王尔琢当场牺牲。

　　王尔琢是湖南省石门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大革命失败后，他发誓不铲除反动派绝不理发，因而蓄下了一头乌黑发亮的长发和络腮胡子，军中人称“美髯公”。从南昌起义到湘南暴动，再到会师井冈山，王尔琢亲自参予了对革命军队的创建和领导，深得广大红军官兵的拥戴。

　　王尔琢牺牲的消息传开，红四军中一片痛哭之声。亲自率部前来接应主力的毛泽东闻讯，深感痛措。他连夜赶写了一副挽联，寄托自己的哀思：

　　一哭同胞，再哭同胞，同胞今已矣，留却工作谁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平等便甘心。

　　“留却工作谁承受?”毛泽东、朱德思虑再三，决定由林彪接任王尔琢的职务，担任红二十八团团长的重任。

　　二十八团，是叶挺独立团的老底子，并补充了南昌起义、湘南起义的精干力量。全团一千九百多人，战斗力最强，是红四军中有名的“钢铁团”，一个团可以与国民党军一个师抗衡。委派年轻的林彪任此重职，表明了毛泽东对林彪的器重和希望。

　　严格地说，从林彪担任红二十八团团长始，他才开始了和毛泽东形影不离、“紧跟”毛泽东的历史。王尔琢的倒下，换来了林彪的升起；王尔琢不死，林彪的历史或许是另外的写法。

　　井冈山时期，工农红军除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之外，面临的另一个艰巨任务就是如何把这支由农民组成的游击队锻炼成为党直接指挥下的人民军队，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分两步走，首先用铁的纪律进行约束，然后从思想上彻底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这两步走的重大步骤中，林彪都发挥了引人注目的作用。毛泽东八年后对一位外国记者讲述道：

　　红军在物质上和政治上的情况有了改进的同时，还存在着许多不良倾向。例如游击主义就是一种弱点，反映在缺乏纪律、极端民主化和组织涣散上面；另一种需要克服的倾向，是流寇思想，不愿意安心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喜欢流动、变换环境，喜欢新奇的经历和事件。还有军阀主义残余，个别指挥员虐待甚至殴打战士，凭个人好恶，对人有所歧视或者偏爱。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逐渐地，红军的群众工作改进了，纪律加强了，新的组织方法也摸索出来了。……红军给战士规定了三条简明的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贫农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后来在上述三条之外，又添了八项，这八项是：

　　一、上门板；

　　二、捆铺草；

　　三、对老百姓要和气，随时帮助他们；

　　四、借东西要还；

　　五、损坏东西要赔；

　　六、和农民买卖要公平；

　　七、买东西要付钱；

　　八、要讲卫生，盖厕所离住家要远。

　　毛泽东讲到这里，特地停顿下来，加以说明，“最后两条是林彪加的。这八项注意执行得越来越成功，到今天还是红军战士的纪律”。

　　毛泽东用人选将的重要原则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用人放手，纵横自由。他欣赏林彪，放手使用林彪，林彪也能充分施展手脚，发挥聪明才智，创造出一流成绩。

　　1929年春，红四军重新整编，下分三个纵队，林彪担任主力纵队——第一纵队司令，与伍中豪、黄公略并称为毛泽东手下的“三骁将”，深受毛泽东器重。

　　这年，林彪才二十二岁。 

 

井冈浮沉（三）

　　1929年春，在红四军高级干部中发生了一场波及全军、异常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由于主要在毛泽东与朱德之间展开，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上，人们都讳莫如深，党史上也语焉不详。

　　争论最早溯源于中央的二月来信。1928年10月，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发表演讲时，对农村苏维埃运动的前途十分悲观，认为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 则会妨害老百姓的利益，会把他们的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根据他的指示，中共中央于1929年2月7日致信朱毛及湘赣边特委，要求红四军前委应有计划地将主力分解为小部队，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深信朱、毛两同志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这样一方面有利于红四军分编计划的执行，另一方面又可以用他们武装斗争的经验来指导全国革命。中央甚至还设想出发布假消息，对外宣称朱毛死亡，以便他们安全地撤出根据地。接到中央指示信后，朱德主张按中央命令办事，毛泽东持不同意见，他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说服大家横下一条心，坚定地实现赤化江西、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他在给中央复信中从四个方面阐明了红军不宜分散的理由，并坦率地指出：“中央要求我们将部队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部队，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毛泽东说服中央收回成命，但红四军中开始产生分歧。一部分本来就主张分兵游击、不愿做根据地艰苦工作的干部借题发挥，认为毛泽东不服从党中央的决定，要求毛泽东只管党务，不要管军事。这种分歧还因前委与军委的关系问题而进一步复杂化。

　　在朱毛会师以后，在红四军中前委与军委一直并存，军委置于前委领导之下，以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在行军途中，敌人围追堵截，山道崎岖险峻，形势复杂多变，为应付突发事变，红四军决定军委停止办公，将权力集中到前委，由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到了1929年5月，随着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开辟和党务、政务、军务、群众工作的展开，前委工作繁重，难以兼顾军委工作，遂决定军委恢复办公，并由新到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任军委书记，并接替毛泽东的政治部主任职务。

　　刘安恭是从苏联学成归来的年轻干部，虽然具有指挥经验和军事才能，后来又在战争中英勇牺牲，但他在红四军中却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他生搬硬套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推行首长负责制，认为前委代替包办了军委的工作，党代表权力过大。在他的主持下，临时军委会议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红四军的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情。这就限制了上级党委——前委的领导权，实质上是限制了党对红军的领导。

　　朱毛对刘安恭的做法表示了不同的态度。朱德表示赞同，他认为军委与前委分清彼此的职权范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认为这不是简单地分权问题，而是从根本危及党对红军的领导、关系到民主集中制和根据地建设的重大原则问题。朱毛两人的对立态度导致争论进一步升级，使红四军高层领导分歧公开化。

　　在这场争论中，一向沉默寡言的林彪表现出鲜明的立场，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主张废止军委机构，由前委代行军委职权。他还将火力对准了亲自提拔过他的朱德。

　　1929年5月底，红四军前委在福建永定县湖雷召开会议讨论分歧意见。刘安恭与林彪成为两种对立意见的代表人物，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刘安恭等要求成立军委，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他们还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不但“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还代替了“群众组织”，甚至攻击前委领导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很明显，刘安恭的矛头主要是指向毛泽东。

　　林彪等人则针锋相对地提出，现在红军只是一支四千多人的小部队，又处在频繁作战、游击动荡的环境之中，领导工作的中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重叠的机构。林彪说，如果在前敌委员会之下、纵队委员会之上再插入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还是这些事，一层层议，一层层往下传，这实际上是一种只看外表不重结果的形式主义，这些形式主义者的要害在于试图成立军委，与党分权。

　　两种意见争执不下。红四军移师福建上杭白沙，准备在6月8日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出席者扩大到连以上干部。

　　白沙会议召开前三小时，林彪派人飞马给毛泽东送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结成一无形的结合派，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另外，林彪还用了“政客手段”、“卑污行为”、“阴谋”等语言，矛头直指朱德。

　　会议开始时，毛泽东公开了林彪的信，一下子将林彪推向了风口浪尖，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林彪也不含糊，索性尖锐到底。他站起来发言，毫不隐讳地声明，自己这封信是专为军委问题而写的。

　　刘安恭与林彪再次发生激烈争论。刘安恭发言说：“毛泽东总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按这条标准来衡量朱毛，两人存在很大的差异。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的命令。这次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央二月指示就是一个明证。所以，现在不仅有一个划分前委与军委职权的问题，还有一个红四军是留朱还是留毛的问题。”

　　针对刘安恭对毛泽东的指责，林彪激愤地说：“关于军委的问题，我信上说得十分明确，理由不再重复。有一点需要指出，朱德一贯喜欢说大话，吹牛皮，喜欢用政客手段和封建手法拉拢部下，形成团伙。这次他支持成立军委就是想借此脱离前委羁绊。”

　　刘安恭和林彪的发言再一次令争论升级，并将红四军两位创始人逼到不得不表态的悬崖边。

　　宽厚待人的朱德想用他的恭谦和包容缓解会场上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他耐心地解释道：“有人说我放大炮，说大话，说过要红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汉、南京，解放全中国。这不叫‘吹牛皮’，这是为了鼓舞革命斗志。有人说我拉拢下层，常和下面的官兵混在一起，搞所谓的小组织活动，这是为了和下级打成一片，便于及时了解情况。”

　　在原则问题上，毛泽东从来就不让步。他没有像朱德那样去缓和气氛，而是采取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态度。他将一份书面意见放在会议桌上，简短地说：“从机构设置上看，军委不仅与前委重复，而且是同前委分权，更为重要的是动摇了党管理一切的最高原则。现在，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部分负责干部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地争论，决议后不仅反对，还要将责任归咎于个人，前委陷入了不生不死的状态。我不愿在不生不死的前委工作。我提出辞职!”

　　毛泽东的这一举动，出乎全体与会人员的意料。他在红四军和根据地的威望是无人可与比拟的。毛泽东此举，使大部分与会者对军委与刘安恭的做法很不满意。在投票表决中，前委以三十六票赞成、五票反对的压倒多数，决定撤销军委。这样一来，刘安恭的军委书记一职自然不复存在，他改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司令。

　　白沙会议虽然撤销了军委，但争论范围还在继续延伸。刘安恭散布了许多挑拔离间和攻击毛泽东的言论，硬说红四军中有拥护中央派和反对中央派。少数人还有意将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战士中去。这种言论极大地紊乱了指战员的思想。毛泽东再次萌生离开前委的想法。

　　林彪看出了毛泽东的矛盾心理，白沙会议刚结束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江华转交。江华后来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为了搞清问题，红四军前委要求朱毛两人提出书面意见，详细陈述自己的观点。6月14日，毛泽东写了《复林彪同志信》；15日，朱德写了《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

　　毛泽东的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说明了红四军内部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列举了“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认为党对军队的领导是红四军目前存在的关键问题。在信中，他阐述了反对军委与前委并立的四点理由：一是分权，不能集中领导；二是重复，毫无必要叠床架屋；三是危及党领导一切的最高原则；四是动摇了前委在组织领导上的威信。毛泽东希望党组织批准自己到莫斯科学习的请求。

　　朱德则认为，在红四军中，确实出现了党的组织替代群众组织、忽视基层工作的缺点，形成了书记专权的沉闷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6月中旬，《前委通讯》第三期将《林彪致毛泽东的长信》、《毛泽东复林彪同志信》和《朱德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一并刊印出来，让各种意见公开亮相，于是争论也进一步公开化。在四军中和根据地内，人人都可以对毛泽东、朱德说长道短，而且争论的内容也远远超出了前委与军委关系这一范畴。

　　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毛泽东在会前建议，通过采取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主要问题的目的。这一建议没有被采纳。红四军七大由陈毅主持。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居然落选了，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

　　林彪等人表示不能认同这样的结果。

毛泽东在会上最后发言。他神情凝重，几乎是一句一顿地说：“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实际斗争中的经验，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这个不正确。”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了他一手拉扯大的红四军，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井冈浮沉（四）

　　对于红四军七大，中央后来做了严肃地批评。主要是四点：第一，对朱毛两同志的问题，前委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是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分歧。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只是在组织上回答一些个人问题。第三，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了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威望受到影响。中央要求前委采取补救措施挽回上面的负面影响。

　　三个月后，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城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致信毛泽东要他出席会议。毛泽东这时对于主持前委工作的陈毅颇有意见，拒绝与会。他在回信中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边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议了。”回信送到上杭后，前委觉得毛泽东态度成问题，又给了他一个党内“警告”的处分。毛泽东只得坐着担架赶到上杭，等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大家见他病得实在厉害，让他继续养病。

　　红四军八大开得很不成功。红四军代理军委书记熊寿祺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由于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大大小小的问题，事先没有准备意见，就拿到会场上来争，往往争论到最后还得不出一个结论。举个例子，为了确定红军法规中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整整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八大在熙熙攘攘中吵了三天，毫无结果地结束了。这次会议用事实证明，削弱党对军队的领导、实行极端民主制后，即使是像红四军这样的雄师劲旅也会变成一支没有统一意志和铁的纪律的“乌合之众”。

　　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陈毅奉命赴沪汇报。在上海，周恩来、陈毅起草了《九月来信》，要求派人请毛泽东重新主持红四军工作。在嗣后召开的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朱德对毛泽东的离职也深感不便。“朱不离毛，毛不离朱，朱离了毛，过不了冬”，朱德与同志们一起联名写信给毛泽东，请他病愈后即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战友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当时担任第四纵队参谋主任的罗瑞卿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参加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听到了四军党内的一些争论，也听到了对当时中央那封来信的讨论，有所谓“留毛还是留朱”的问题。当时自己不理解，觉得党内怎么会有这样严重的斗争。足见我当时的幼稚和无知。

　　关于部队的行动问题，一些人当时不听主席的意见，坚持主张分兵去闽西，结果二、三纵队出闽中，一、四纵队留闽西。听说当时主席有病，留闽西永定养病，并指挥一、四纵队在闽西做巩固和扩大赤区，进行分配土地、建立政权的工作。当时第一纵队司令员是林彪，二纵司令员是刘安恭，三纵司令员是伍中豪。

　　去闽中的二、三纵队打了败仗，又不得不折回闽西。……在上杭，又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红军党内广大干部和党员要求主席回来，在大会上有很强烈的反映。以后，主席回来了，听说是坐担架回来的。主席回来后发了一封告党员干部的信，批评了某些犯错误的人及其错误主张。

　　但是部队的行动问题，仍然不听主席的意见，仍然按着中央来信的精神，于是又把红军的三个纵队拉去打广东的梅县。二纵队在广东边境打虎头沙时，纵队司令员刘安恭牺牲。这是一次血的教训。

　　在汀州，我被调到纵队司令部任宣传科长。部队向上杭、龙岩地区前进时，主席召开了纵队党代表以上干部调查会。每天都开，行军时则一到宿营地就开。主席亲自手写口问，并与到会人展开讨论，会议空气十分活泼、自然、愉快。这就是有名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准备。

　　1929年12月，在闽西古田村，主席亲自主持了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亦即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并为大会起草了决议。这个决议对于军队的建设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上发生过的争论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朱毛之争也不过是他们漫长合作过程中的一段小插曲。但是在朱毛之争中，林彪却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毛泽东对林彪在患难时挺身而出，全力支持自己十分感激，他更加信任和重用林彪。

　　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林彪也曾受到过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1928年5月，林彪自从登上井冈山以后，眼见敌强我弱，环境险恶，前途渺茫，心存许多疑虑。担任了第一纵队司令员后，他还曾多次散布，“现在边界很困难，只有红米饭、南瓜汤是不行的，一定要打出山去，否则没法维持”。

　　罗霄山脉高耸入云，红色区域与外界隔绝；还处于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在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下，部队中流行着一种内含悲观的拼命主义。战士们把武装带称作“牺牲带”，当谈论到革命的前途时，他们便把两眼瞪圆，不无凄怆地说，“牺牲的时候，革命可能就成功了”。

　　一种黯淡和悲观的气氛如同山中湿雾在井冈山蔓延散开。有的干部们就私下议论起“红旗能打多久”和“井冈山要守到何时”等问题。林彪也受到了这种情绪的感染。

　　毛泽东对此并不否认，他也感到寂寞和清冷。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坦诚地写道：

　　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形势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和暴动。马日事变后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军也是这样。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

　　即令如此，毛泽东仍然没有放弃他那“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的信念，他要朝着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目标坚定不移地前进。

　　是坚持巩固的根据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而使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还是分散出击，打到山外，闯州过府，形同流寇，这是当时的重大原则问题之争。林彪力主分散出击。

　　1929年就要过去了。在岁末“古田会议”结束不久，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坚持对形势的悲观估计，怀疑“井冈山红旗究竟能打多久？”

　　对于林彪提出的这个问题，毛泽东十分清楚它的代表性。1930年初，毛泽东整整花了五天的时间，给林彪写了一封长达六七千字的回信，并以《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为题，印发各纵队、大队党支部，展开讨论。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写道：

　　林彪同志，我从前颇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5月18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内也没有建立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

　　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了林彪的悲观思想和流寇思想，他写道，“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在信的最后，毛泽东以诗一般的语言和激情勉励林彪振作起来，丢掉悲观情绪，迎接革命事业对他的选择，不辜负他本人对林彪的厚望。毛泽东写道：

　　……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眺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1948年，中共中央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准备收入这封信。时在东北的林彪闻讯，急忙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说“我同意在党内外公布这封信。为不致引起误解，我同意公布信的内容，而不公布我的名字”。毛泽东善意地答应了林彪的恳求，删去了林彪的名字和信中对林彪的批评部分，把题目改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怎么也不会想到，林彪却有不认账的时候。

　　1968年，林彪重返井冈山，远眺竹林云海，近聆流水潺潺，一时兴起，填下了一首《西江月·重上井冈山》的词，并送呈毛泽东阅：

　　繁茂三湾竹树，苍茫五哨云烟。井冈山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工农亿万志昂扬，誓把敌顽埋葬。

　　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没蒿莱，生死艰难度外。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尽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毛泽东看后，微微一哂，用红铅笔在“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下面重重地划了二条粗杠，并打了一个问号，说道：“这是历史公案，不要再翻了。” 

 

第二部分

闽赣建功（一）

　　谁都不与“刺头”搭档，唯有胸宽如海、沉静如水的罗荣桓能使“林罗”相安无事，互展所长。

　　聂荣臻发现军团长最大的秘密是与彭德怀一争高下，这种竞争延续了三十多年。

　　“我只有一种才能，绝不把打赢一场战役的机会搞砸。”黄陂、草台岗伏击战为林彪 赢得运动战专家的美名。蒋介石称昔日的学生——林彪为“战争的魔鬼”，悬赏十万元收购他的首级。

　　“短促突击”令红军损兵折将。面对“太上皇”李德，刘伯承犯颜直谏，彭德怀大骂“崽卖爷田心不痛”，林彪却训斥手下：“这种打法我也不懂，不懂就学嘛！”

　　林彪的机会来了，他终于进入红军最高领导层。

　　1930年2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武装扩编成立红一军团，朱德、毛泽东就任军团首长，不再兼任红四军职务。在毛泽东的提携下，二十三岁的林彪出任红四军军长，进入红军最高领导层。

　　为了把林彪培养成为搏击苍穹的雄鹰，毛泽东耗尽心血。他不仅要为林彪讲解自己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还要精心为林彪挑选合适的副手。在这方面，毛泽东流露出一种明显的偏爱，甚至袒护。

　　林彪并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朱德、陈毅就很反感他，用聂荣臻的话讲，林彪“独断专行，排挤同级政工干部，当连长时看不起营长，当营长时又反对团长，有非常浓厚的个人主义”。从林彪担任红二十八团团长起，他偏狭古怪、猜忌疑心的脾气同历任团党代表都搞不好关系，难以共事。下井冈山时，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负重伤后因林彪不予理睬、抛下不管而惨遭敌人杀害。二十八团改称第一纵队后，党代表由谢唯俊继任。谢唯俊就是王明批判中央根据地所谓富农路线执行者“邓毛谢古”中的“谢”。林彪对谢唯俊也看不顺眼，经常跑到毛泽东那里告状，硬是把谢唯俊挤走了。

　　派谁给林彪当政委呢?毛泽东颇觉踌躇，他考虑，红四军政委除具备立场坚定、观念正确，有丰富的政工经验外，还要有宽广的胸怀，容人的度量，善于忍让、谅解，以利于搞好和林彪的团结。挑来挑去，毛泽东看中了罗荣桓。

　　罗荣桓出任红四军政委后，一心扑在部队建设上，把军中政治工作、宣传教育、军事训练和后勤保卫等各项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连林彪也觉得无可挑剔。因此，林彪除了负责指挥打仗和钻研战术外，对部队日常工作索性不管了，一时间，林罗之间倒也相安无事。毛泽东得悉这些情况，十分高兴，他对身边的同志说：

　　“谁说林彪难缠?罗荣桓在四军，不是跟林彪团结得很好吗?”

　　对毛泽东的这番话，罗荣桓可不敢苟同。他心里明白。在某些私下场合，罗荣桓曾这样形容与林彪共事，“和林彪共事等于判无期徒刑”。罗荣桓60年代病逝后，毛泽东对此有所醒悟，他在悼诗中这样写道：

　　斥每闻欺大鸟，

　　昆鸡常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

　　国有疑难可问谁?

　　1930年夏，全国红军开始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作战规模和战斗力大幅度提高，根据地不断巩固地向外扩展。在这一大好形势面前，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不切实际地夸大国民党内部矛盾和工农红军的作战能力，提出了攻打大中城市、夺取湘鄂赣三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冒险计划，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三军团攻打长沙。毛泽东、朱德发现南昌工事坚固，敌人有重兵防守，决定改变计划，率领一军团到赣西开辟新的红色区域，避免了屯兵于坚城之下的后果。红三军团虽然乘虚攻克长沙，但是损失很大，几天后不得不退出城外。8月中旬，李立三严令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组织部队第二次攻打长沙。

　　9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包围长沙。当时国民党何键部队坚守不出，长沙外围地势平坦，还在数千米的开阔地带设置了三道电网，电网之后，星罗棋布、密密麻麻的尽是一座座掩体堡垒。红军缺少攻坚设备，连重机枪也只有一挺。朱德、彭德怀指挥几次硬攻，均因电网阻拦和优势火力封锁而告失败，急得直骂娘。毛泽东命令由四军担任主攻，把希望寄托在林彪身上。

　　林彪关在房子里琢磨了好久，急中生智，想出一条“火牛”计。他说，“前几次攻城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缺少重武器，特别是无法突破敌人的电网，战士们一碰到这玩艺就倒。人怕电网牛不一定怕。战国时齐国大将田单为破敌阵，曾把水牛集中到一起，在犄角上捆上刀子，在尾巴上绑上油棉，一点火，牛就负痛地向前奔，在敌军阵营横冲直闯，齐国将士尾随其后，结果大获全胜，我们也可以仿效古人。”

　　大家一听，觉得有理。于是，部队分途征集黄牛和水牛。土豪的牛，没收征用，农民的牛，花钱收购。很快征购到了一千多头牛。

　　9月10日晚8时，攻城司令林彪、罗荣桓指挥部队向长沙东南郊二里牌、乌梅岭、黄土岭发起总攻，同时动用火牛阵。

　　“点火”。林彪一声令下，战士把牛尾上的油棉点燃，一千多头牛受到剧痛，发疯地向敌阵冲去，蹄声敲得地面发震，“哞”的叫声在夜幕下显得格外恐怖，数百名敌军在惊慌失措中被牛踩死。火牛阵初显神效，可是没持续多久，油棉烧完，疼痛减轻，电网后敌人一放枪，这些牛又哗啦啦掉转头往回跑，搞得战士东躲西藏。敌人一个反冲锋，涌到前沿指挥所跟前，离林彪、罗荣桓只剩几十米。形势危急，罗荣桓挥舞双拳喊道，“全体人员拿起武器，把敌人压下去”，指挥所警卫员、通讯员、炊事员迅速迎敌，贴身肉搏。三纵队司令员肖克一见不妙，二说不说，拔出大刀，大吼一声，“跟我来”，带领部队从侧面横击过去，打退了敌人，化险为夷。

　　林彪擦一把冷汗，命令停止攻城。火牛阵为什么失灵，林彪百思不解。事后不久，他带着疑问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告诉他，“火牛阵的关键是要用木棍把两头或三头牛的颈项连在一起，并在外沿用枷子从两侧夹住，这样牛就只能低着头并列向前冲，而我们没用这招，牛一条条散兵游勇式地乱闯，所以不能起到预想的作用”。林彪这才明白过来。

　　事实证明，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军不可能攻克和长期占有中心城市。毛泽东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又考虑到当时蒋冯阎中原之战即将结束，蒋介石有可能从北方调兵增援长沙，认为如果继续围而不克，对红军十分不利，于是说服大家撤围，返回中央根据地。

　　1930年11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兵力进攻赣南赤区。敌军兵分八路，分进合击，企图一举荡平红一方面军主力。毛泽东指挥红军部队实行“球心退却”，转移至黄陂、小布地区。12月下旬，东固之敌张辉瓒部孤军东进，朱、毛下令反攻。林彪、罗荣桓按照军委指令，亲率红四军直扑龙冈以北的上固。急行军余中，侦察员报告张辉瓒师位于龙岗。林彪立即决定改变行军路线，签署了一则十分简短的命令：

　　上固无敌，敌在龙岗，望全军将士奋起精神消灭之。

　　林彪的命令简洁精练，近乎训词，命令由参谋人员抄在一块门板上，竖在部队经过的路口，以便每一个战士都能看见。指战员一望便知。张辉瓒所部已被围困，高兴得直叫唤。30日下午，林彪率领的红四军和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同时赶至龙岗地区，已与红三军、红十二军苦战一天的敌张辉瓒师抵挡不住红军的三面夹击，顿时溃不成军，土崩瓦解。此役俘敌九千余人。

　　1931年春，蒋介石换将易帅，派军政部长何应钦担任总司令，增兵二十万向中央根据地再度发起进攻。毛泽东将主力红军撤至根据地底部，在敌人鼻子底下隐匿了二十天之久，而敌军毫无察觉。5月14日，红军破译敌人电讯，得悉敌二十八、四十七师将离开富田进占东固，其中公秉藩之二十八师经中洞靠拢东固；王金铭之四十七师沿观音崖、七寸岭向东固攻击前进。红军总部决定吃掉这两股敌人。命令由毛泽东亲手签发，为了保密，连军参谋长也不知晓。这一仗的关键在于观音崖方面。

　　由富田到东固，中间横亘着一座大山，七寸岭、观音崖是敌军必经的两处险隘。5月15日，林彪率领红四军抢占了这两处隘关，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御林军”四十七师展开激战，白刃相交，刺刀见红，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

　　按照红军当时的规定，行军打仗，军事首长走前面，政治委员留后面。战斗一打响，这一规定被打了折扣，林彪、罗荣桓和各师团军政首长都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炮弹爆炸声和战士们的冲杀声响彻云霄。突然，一发炮弹突然在师团首长所站处旁边爆炸，击中了站在林彪左边的红十一师政委罗瑞卿，受伤部位就在太阳穴附近。林彪下令将罗瑞卿抬下去抢救，继续组织部队反击，以攻对攻，把敌军逼出阵地，压到山洼中消灭。

　　罗瑞卿被抬到后方，陷入昏迷之中。医生估计这位政委可能会牺牲，便通知后勤部门做一副棺材，准备收殓。

　　可是，罗瑞卿却神奇地活了下来。当他苏醒过来时，他的军政上司，林彪、罗荣桓站在他的面前，告诉他红军横扫七百里，五战皆捷，俘敌二万，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

　　蒋介石痛心疾首之余，感到“步步为营”的战法失之过缓，改取“长驱直入”的方针。1931年7月，蒋介石亲挂帅印，发誓“不获全胜，不回南京”，指挥三十万大军洪水一般由北而南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几乎占领了整个苏区。由于敌军来势凶猛，红军不能在根据地腹部进行集结调动，只好冒着酷暑，绕道千里，经瑞金至兴国地区集结力量。8～9月间，红军发起旋风般的总攻击，经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方石岭五次战斗，歼敌三万。蒋介石再次损兵折将，无功而返。

　　1932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恢复重建红一军团，任命林彪担任军团长。这年，林彪二十五岁。

 

闽赣建功（二）

　　自1930年至1932年，在三年时间内，林彪率领的红四军纵横驰骋，战功卓著，声名鹊起。林彪的声望也已超过一般军事将领，与号称为“红军之狮”的彭德怀齐名，并驾齐驱，双峰对峙。

　　林彪和彭德怀是中央红军中的两员名将。一位外国友人在仔细比较了他俩的性格特征、处世风格和指挥才能之后，写了一段十分精彩的文字：

　　彭德怀一生中说话坦率，不转弯抹角。彭写文章措词明白有力，篇幅往往很长，言词诚恳而激烈，使人一听就了解他的观点。他的部下常说，“他和革命结了婚”。面对那些折磨他的人，他捶着桌子，厉声斥责他们，响声震动牢房的墙壁。“我什么都不怕”，他大声吼着，“你们可以枪毙我，你们的末日不远了”。

　　林彪看上去不像彭德怀那样直率和精力充沛。他比彭年轻八岁，长得十分瘦削，他的脸是椭圆形的，肤色浅黑，显得很清秀。彭经常和部下交谈，而林却同他们保持一段距离。对许多人来说，林似乎生性腼腆和含蓄。找不到称颂他对部下热情和爱护的故事。他在红军指挥官中的同事都尊敬他，但他一开口就是谈正经事。

　　毛手下的高级指挥官虽然性格各异，但他们配合得很好。林彪善于声东击西和隐蔽自己，善于奇袭和伏击，善于从侧翼和敌后发起进攻和使用计谋。他的胆量和善用疑兵超过了任何人。不过，据说他只在有十分把握时才出战。而彭德怀总是从正面进攻敌人，他打仗极为勇猛，对手一次又一次被消灭。彭认为打一场战斗，必须使得失相抵，或得大于失，要多缴获枪炮，多抓俘虏，并更多地把战俘转化为红军。这才算打好了仗。

　　事实上，从1932年春开始，林彪就暗自憋劲与彭德怀一试高低，一心要超过这位敦厚朴实的军团长。这是一场灵鹰与雄狮之间的、同志式的较量与竞争。

　　1932年春，聂荣臻走马上任，担任了红一军团的政治委员。

　　聂荣臻上任没几天，发现林彪有一个神秘的小本子，经常随身装在口袋里，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他指挥的历次战役和战役中歼敌、俘虏、缴获战利品的数字。而一旦谈论到这些数字，林彪便立刻变得神采飞扬，他掏出小本子一页页往下念，平素木讷古板的脸上顿时容光焕发，他的部下便知道，“军团长又活了”。

　　1933年春，林彪在他的小本子上，又写上了这样一行文字，“1933年2月，指挥黄陂、草台岗战役，歼敌三个师，俘获二万五千余人”。林彪为何对这次战役如此重视呢?

　　黄陂、草台岗战役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打的最大的一次伏击战。战役的全胜，使林彪善于组织大部队、大兵团作战的传闻更加为人们所折服，“常胜将军”的美名也不胫而走。有一次，当他的老部下吴法宪向他请教作战要诀时，林彪不无得意地引黄陂、草台岗伏击战为例，对吴法宪传授道：

　　我有“常胜将军”的美名，这并不是我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事实上，我只有一种才能，我绝不把打赢一场战役的机会搞砸，这个机会绝对不能放过。机会一旦失去，就永远不会回来。

　　黄陂、草台岗战役的关键，是红军极其准确地把握住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稍纵即逝的一线机会。

　　1932年冬，蒋介石调集五十万人马，分左、中、右三路大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当时，毛泽东已被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逐出了在红军中的领导位置，剥夺了在政治和军事问题上的决策权。前线指挥由朱德、周恩来担任。“围剿”一开始，敌人主力即由西北向东南齐头并进，步步紧逼。到1933年2月初，敌中路军以十个师的兵力分三个纵队向南丰、广昌前进。12日，红军进攻南丰，示形于敌。敌军为救援南丰，与红军主力决战，以第一纵队之五十二、五十九师取道永丰、乐安向宜黄南部急进，将整个左翼裸露于红军的面前。

　　这时，红军总部当机立断，迅速命令红军主力自南丰撤退，隐蔽集中四五万优势兵力于黄陂以北地区，然后从两翼包抄北上。

　　按照总部的部署，红军部队兵分左、右两翼。左翼为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第二十一军，进至黄陂一线设伏，整个左翼部队由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右翼为红五军团和第二十二军，负责阻击敌人和掩护红军右侧。

　　林彪作为此次战役战场指挥，在与彭德怀、董振堂等人商量后，决定左翼采取平行路线，隐蔽接敌，准备以伏击、侧击、兜击等手段，从左至右逐次消灭敌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大家约定，以林彪打响的枪声作为总攻信号。

　　2月下旬，适逢连日阴雨，白天山野昏暗，浓雾笼罩山头，不见人影，入夜则一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加之道路泥泞，又粘又滑，给部队进入设伏阵地带来了很多困难。27日拂晓前，徐彦刚、罗瑞卿率七、九两个师和炮兵连在右，林彪、聂荣臻率十、十一两个师在左，同时进入阵地。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并进，在红一军团之后依次摆开。各师、团、营迅速展开，隐蔽于丛山密林之中。

　　红一军团的军团部和红十一师指挥所设在一道山沟里。山沟东口便是大路，相距仅一千余米。由于红十一师位于谷口，很容易被敌人突破，林彪不放心。他亲自检查了十一师的阵地，要求他们加强西面火力。

　　清晨，四周群山幽静，山泉淙淙。八九点钟，太阳升起，浓雾逐渐消散。不一会，雾散天清，敌人也大摇大摆地进入了火力射程之内。

　　首先过来的，是敌五十二师。全师二个旅四个团毫无戒备地从指挥所前走过。“打不打?”参谋请示林彪。

　　林彪冷静地说：“等辎重部队。”他判断，敌人大部队行动不可能没有辎重部队。不出林彪所料，敌人辎重部队过来了。“打吧?!”参谋人员又请示。

　　林彪仍是冷静地说：“等护卫团。”这样，等敌人全部进入了我军的伏击圈后，林彪才发出总攻信号。顿时，平素僻静的山谷里，枪炮声震耳欲聋，数万大军将敌人团团围住，使其动弹不得。经过三小时战斗，全歼敌五十二师。

　　黄陂大捷后，林彪、聂荣臻又率红一军团和第二十一军、第二十二军及独立第五师进攻草台岗。战斗最激烈时，敌人派出飞机狂轰滥炸，一颗炸弹落到前沿指挥所，“轰”的一声，林彪被爆炸的气浪掀倒在地。但是，林彪没有受伤。

　　攻占草台岗必须先占领黄柏岭。黄柏岭是紧靠草台岗南面的制高点，山坡陡峭，易守难攻。红四军十、十一师强攻多次，都被敌人居高临下地挡回。红一军团中，有三位师长负伤。战斗至下午三时，黄柏岭还未得手。这时，林彪决定使用预备队。他对红九师师长李聚奎说道：“从拂晓打到现在，还没拿下来。现在命令你们九师从正面山垭口突过去，限你们在两个小时内把它拿下来。”

　　李聚奎想了想，对林彪说：“敌人只要两挺机枪就可以把口子封住，我们攻不上去。”

　　“那怎么办?”林彪问。

　　李聚奎建议以一个团正面强攻，以两个团从垭口左翼山梁攻上去。林彪听了这话，把李聚奎“”了一句：“你怎么不早说?”

　　按照这一部署，李聚奎率红九师迅速拿下了黄柏岭，然后又冲向草台岗。

　　草台岗战斗，红一军团获得全胜，歼灭和俘虏敌军近四千人。

　　在黄陂、草台岗战役中，林彪麾下的红一军团又立殊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认为，“一军团在决战方面作用很大”。林彪听到这话，十分高兴，他把整个战役的成果全部记入了他的“功劳簿”。

　　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结束后，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李卓侯赶编了一出《庐山雪》的剧本，内容是写红军打进南昌，杀上庐山，俘虏蒋介石的故事，寓意国民党反动统治就像庐山上的春雪，很快就会消融、瓦解。

　　这个剧本亦正亦谑，着重表现红军战士的豪迈精神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罗瑞卿饰演蒋介石，童小鹏扮作宋美龄，两人在戏中极尽调侃嘲弄之能事。如戏中有这样一个细节：红一军团眼看要杀上庐山，蒋氏夫妻慌作一团。

　　“蒋介石”色厉内茬地吹牛皮，说：“我有百万大军，还有美国的钢盔，我怕什么！”

　　“亲爱的，给你钢盔。”“宋美龄”忙中出错，递给“蒋介石”一个痰盂。

　　“蒋介石”把痰盂往头上一戴，觉得不妥，摘下来，气得破口大骂：“娘希匹！怎么把痰盂扣到我脑袋上了？”

　　剧本在彩排时，效果极好。周恩来笑得前仰后合，直不起腰。李卓侯请他提意见。周恩来想了一下，说：“戏中敌方主角是蒋介石，我方的主角是一个军长，好像不太搭配，是不是应该换成军团一级？”

　　李卓侯苦笑道：“至少应该是军团一级，但是林军团长那么内向，谁有这大的本事让他上台表演？要不你帮助做做工作？”

　　周恩来摇摇头，也没有把握。

　　这时，罗瑞卿站出来说：“我来试试。”

　　次日，军团开会前，罗瑞卿故意神吹自己演起戏来如何神形兼备，现在当军人埋没了表演天赋。

　　“别吹你那两下子了，真正的师傅还没开腔呢！”林彪说：“我在中学那时候，也演过老太爷，拄一根文明棍，一步三摇，还是蛮有味道的。”

　　罗瑞卿见鱼咬钩，忙说：“那你现在为什么不演呢？”

　　林彪说：“现在不方便。”

　　罗瑞卿使出激将法：“恐怕还是不会吧？聂政委那次上台，有板有眼，一看就是行家，什么方便不方便。”

　　不提聂荣臻还好，一提他，林彪忍不住奚落起政委来：“他那哪叫演戏，一口四川辣子味，吓得死人。”

　　聂荣臻也帮助做工作，说：“咱们别学天桥的把式，只说不练，真有本领咱俩上台亮亮。”

　　聂荣臻的一席话，激起来了林彪好胜心：“那咱俩就比一比。你们赶快把我和政委安排到戏里去。”

　　等李卓侯把剧本改好时，林彪又反悔了，说：“说几句笑话，哪个真的上台。”

　　罗瑞卿不干了，说：“军团长向来是说一不二的，怎么能反悔呢？”

　　林彪搔搔头皮，问：“在戏里，我跟哪个打？”

　　罗瑞卿知道林彪好胜心强，故意先说：“跟王金钰打。”

　　“王金钰，手下败将，跟他打有么意思？”林彪不干。

　　罗瑞卿又说：“跟何应钦打怎么样？他是军政部长。”

　　“他算老几？”林彪说：“你要我演也行，但要把对方换成蒋介石，林军团长打败蒋介石，这不是很好吗？”

　　罗瑞卿心中暗喜，口里却说：“换成蒋介石太大了吧，人家可是总司令？”

　　林彪说：“我打的就是总司令！”

　　剧本开演的那天，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人都来观看。

　　林彪，这个公认为性情古怪的人这次表现出了罕见的热情。本来，大伙都还挺担心他过于拘谨、呆板，谁知一上台就出人意料，不断抖出一些令人叫绝的“包袱”。

　　戏演到最后一幕，达到高潮。台上正是军团司令部，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桌子上放着一部电话机。突然，铃声响了。

　　“喂，我是军团长，有什么事?”林彪煞有介事地拿起电话。

　　“现在山上缴获了许多战利品，请示怎么处理?”

　　“用船装回来。”林彪答复得很干脆。

　　“山上怎么走船。”台下一阵大哗，周恩来、博古、洛甫等中央领导人笑成一团。

　　电话里继续有人请示，“俘虏怎么办?”

　　“请罗主任回答。”林彪向来不管属于政治工作的事。这是政治部主任的职责范围，可是他忘了，罗荣桓正在害疟疾，事先说好不上台的。林彪这一嚷不要紧，台下又是一阵哄笑，几个小伙子不由分说，把罗荣桓推上台。

　　好容易处理了俘虏的问题，蒋介石又被押到。

　　“你是蒋介石?”林彪问。

　　“是”，扮演蒋介石的罗瑞卿回答。这些都是台词，可是，往下，林彪就脱离剧本，随心所欲地跑调。

　　“你为什么这样瘦?”

　　罗瑞卿一怔，忙急着补台，“我满脑子只想到剥削人民，所以胖不起来。”

　　“那为什么不吃补药?”林彪又冒一句。

　　“补药?”罗瑞卿答不上，“什么补药?”

　　“补药可多，人参、燕窝、罐头、红烧肉……”林彪越说越带劲。

　　罗瑞卿灵机一动，临场编排道：“什么补药都不中用，我心肠坏了，吃红肉拉白水，不可救药。”

　　…………

　　一个乱编，一个巧补，自然浑成，天衣无缝，将士们反响极好，林彪几十年后还时时不忘向部下提起这件轶事，炫耀自己特殊的演出才能。 

 

闽赣建功（三）

　　蒋介石对第四次“围剿”的惨败深感耻辱。他在给中路军总指挥陈诚的手谕中说，“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疼”，并称林彪是“战争的魔鬼”，悬赏十万元缉拿林彪的首级。

　　敌人的哀叹是最好的奖励。“校长”的诅咒又一次提高了林彪的声望，他到处向人们传播蒋介石送给他的这个称号。的确，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林彪确实可算是一枝独 秀。

　　林彪在这段时期，不仅指挥作战大放异彩，在军事理论上，也曾经大出风头。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书可算是一部中共党史的扛鼎之作，但有一段话他却说错了。斯诺在书中是这样写的：

　　林彪在中国红军的军事刊物《斗争》和《战争与革命》上发表的文章被南京的军事刊物转载，受到他们的研究和评论，在日本和苏俄也是这样。他以短促突击战创始者著称，冯玉祥将军曾就这种战术发表过评论。据说一军团的许多胜利都可归因于红军熟练地掌握了短促突击战。

　　事实上，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短促突击”不仅未能使红一军团取得胜利，反而将中央红军拉入覆没的边缘，损失惨重。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根据地。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洛甫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先后到达瑞金，开始对中央根据地发号施令。自此以后，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指导下，中央苏区的形势急转直下，日趋险恶。

　　博古等人的到来，给林彪带来了一连串不愉快的消息。首先，博古告诉他，他的革命领路人、堂兄林育南因为反对王明，已被开除出党，并于1931年夏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惨遭杀害。听到这一噩耗，林彪强忍住内心的悲痛，沉默着没有吱声；其次，毛泽东被剥夺了一切重要职务，大权旁落，并受到党内“左”倾人士的猛烈批判和抨击。

　　博古带来的消息，使林彪敏锐地感觉到，此时此刻，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关系着自己的命运。他比以前更内向、更阴沉，有时整天不说一句话，不理一个人，只是低头钻研战术，指挥战事。

　　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外国人之间智慧的较量，因为国民党军队和工农红军在军事上的实际指挥者都是德国的军事顾问。博古等人不懂军事，把指挥大权拱手送给了李德。李德这个吃惯了牛奶面包的日耳曼人，既不懂中国的地理民情，又不理会毛泽东运用过的已经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战略战术，只会死抠军事条例，根据地图指挥打仗，结果把事情越搞越糟。

　　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之初，李德、博古等人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分为两部分作战，提出了“两个拳头打人”的口号。对于这个口号，在后方养病的毛泽东称之为“使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取得当时能够取得的最大胜利”。打得很疲劳的拳头是指红三军团。彭德怀痛感一、三军团分开作战的弊病，他抱病写了一首词，表达当时无可奈何的心情：

　　猛虎扑群羊，硝烟弥漫，人海翻腾，杀声冲霄汉。地动山摇天亦惊，疟疾立消遁。狼奔豕突，尘埃冲天。大哥未到，让尔逃生。

　　彭德怀词中说的“大哥”，是指红一军团。林彪带领的红一军团坐守防御，供给困难。当一、三军团汇合时，林彪碰见黄克诚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有盐没有?”这是因为红三军团在白区作战，供养补充比较容易。

　　反“围剿”斗争中，李德、博古等人提出了“短促突击”战术。这个战术，即是以碉堡对碉堡，以阵地对阵地，俟敌人进至距我碉堡二三百米时即用短促突击消灭之。这种战术除偶尔获得一两个小胜利外，每战每败。有战士这样发牢骚说：“我们一夜不困觉做了一个堡垒，人家一炮就打翻了。而人家的堡垒，我们只有用牙齿去咬!我们没有重火器，天天去同人家比堡垒，这是搞什么鬼呀?”在红军的师级干部中，也流传着这样一句俏皮话：“短促突击，等于送死。”

　　在临时中央支持下，李德凶焰十足，他宣布凡是对中央指挥不满和抵制“短促突击”战术的人都将受到严惩。轻则剥夺军权，重则送上法庭。

　　林彪素以善打运动战著称，他一开始就反对这种“短促突击”的战术，因为如陈云所说，“短促突击拒绝了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战术”。1934年2月24日，林彪和聂荣臻向军委提出了一项关于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结果遭到军委的批评。军委告诫林彪，要坚决服从命令，不要脱离中央的正确轨道，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

　　在李德的淫威下，林彪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执行“短促突击”特别下力。他请李德来一军团讲授“短促突击”战术。李德整整讲了一天，大谈“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应毫不动摇的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等内容。

　　李德走后，红一军团的干部战士们纷纷反映说“听不懂”，越听越糊涂。林彪开导说，“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太懂。不懂就学嘛。”爱钻研战略战术问题的林彪果然学有所成，于1934年6月17日发表了《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提出了二十七条实施措施和注意事项，得到了李德等人的赞赏。

　　对于林彪此举，聂荣臻认为，“林彪突然发表这篇文章，自然不仅是谈战术，实际上是他在政治上的表态”。联系到林彪后来所说的“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一语，他的这一举动蕴含的真正动机也就很清楚了。

　　彭德怀与林彪同为军团长，在李德的淫威面前，彭德怀始终没有低下头来。他痛斥李德、博古等人是“崽卖爷田心不疼”。对此，毛泽东十分感叹地说：

　　“一个是硬汉子，一个是细伢子，金子不能比铜哟!”

毛泽东随口吟诵出“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的诗句。他用那敏锐的目光，注视着手下两员战将。

 

破围先锋（一）

　　一个要保存实力，一个要顾全大局，破围部队军政首长展开了长征途中的第一次争吵。风头正劲的学生对老师，既不服管，又不服软。

　　红一军团指挥部险些被包饺子。政治保卫局局长罗瑞卿用驳壳枪顶着耿飚的脑袋：“为什么丢了阵地？说！”

　　湘江苦战，血流漂杵。负责阻击湘军的红一军团伤亡惨重，林聂第一次不敢打包票。朱德向全军发出最后的动员令：“胜负关系全局，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

　　骨岳血渊换来黎明的曙光，毛泽东重掌中枢。遵义会议后，下台的李德想起了“友好”的红一军团军团长，结果被气得半死。

　　林彪和聂荣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忧郁地说：“到命令你们去的地方去。”毛泽东的忧虑是有原因的。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被中共临时中央派往江西于都去做“调查研究”。当时担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录中指出，“毛主席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去于都搞调查研究只不过是一个借口”。

　　这年秋，身材高大的毛泽东经过长达几个月的疟疾折磨后，体质十分虚弱。他双颊深陷，颧骨高耸，长发披肩，憔悴不堪，看上去很令人难受。但是，比疟疾更为难受的是根据地日益恶化的军事形势。毛泽东表面上平静自如，内心却忧心如焚。

　　金秋十月，温煦的阳光洒满庭院。林彪、聂荣臻回总部接受任务后，顺道来到毛泽东住处，看望老师。毛泽东十分高兴，他半开玩笑似的说道：

　　“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呀?这一段时间我这里是门可罗雀呀。”

　　林彪腼腆地一笑：“我们红一军团前些日子在福建温坊作战，今天才从前线回来。回来接受总部的新任务。”

　　“什么新任务?”毛泽东问道。

　　“要作战略转移。”林彪回答。

　　沉默了一会，聂荣臻忍不住问道：“主席，我们要到何处去?”

　　毛泽东忧郁地说：“到命令你们去的地方去。”

　　转移的方向和地点连军团一级的首长也不知道，所有计划都放在李德的行囊里。10月中旬，中央红军近十万人马开始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含泪辞别赤都瑞金，向谁也不熟悉的地域行进。

　　国民党在红军西进途中精心布置了四道封锁线。蒋介石吹嘘它为“钢铁封锁线”。突破敌人的封锁，最最要紧的是和敌人争速度，抢时间。可是，临时中央的领导人却忽视了这一点，他们命令部队成甬道式队形前进，其中以一、三军团为左、右前锋，八、九军团为左、右双翼，五军团殿后，中央纵队居中，大批辎重物资随军行动。

　　对于临时中央的这种行进阵式，毛泽东戏称为“叫花子搬家”，刘伯承讥笑是“抬轿子行军”，彭德怀更干脆，说这是“抬棺材送死”。

　　由于大量辎重物资随军行进，加之敌人的围追堵截，部队行军速度十分缓慢，每天只能前进四五十里路。红军经过英勇奋战，冲破敌人二道封锁线后，情况已经十分严重，红军面临绝境。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沿粤汉铁路湘粤边展开，在湖南境内良田至宜章之间形成一道屏障，阻遏红军前进。此时，蒋介石已经判定红军主力在实施突围，急令其嫡系部队长途追击，同时，广东敌军也利用铁路之便超前堵截。在这一严峻形势面前，红一军团的两位军政首脑之间发生了长征途中的第一次争吵。

　　当时，红一军团受领的任务是派一支部队控制粤汉铁路东北约十公里的制高点——九峰山，防备广东军阀在占领乐昌之后向红军袭击和堵截，以掩护中央纵队从九峰山以北到五指峰之间安全通过。根据情报，广东敌军正兼程赶往乐昌。林彪于是决定，带领红一军团不占九峰山，拣平原地区走，一下子冲过乐昌。

　　“那怎么行呢?”林彪的决定遭到聂荣臻的强烈反对。

　　林彪见聂荣臻反对，便陈述了他作出这一决定的理由：“你放心。我估计敌人还没到达乐昌。”

　　“我也估计敌人可能没有到达乐昌。但是，我们的两条腿怎么能够跟敌人的车轮比速度呢?就算我们冲过去了，中央纵队怎么办?敌人把后面的八、九、五军团截断了怎么办?”聂荣臻没有让步。

　　“生死存亡之际，保存实力是最重要的。这是争取最后胜利的要诀。我是军事首长，可以机断行事。”林彪把手一挥，“就这样定了。”

　　“不行。”聂荣臻加重了语气。作为政治委员，他深知这一行动执行后的严重后果。他一字一句地说：“不执行军委命令你是要犯错误的。我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之权。”

　　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参谋长左权提议暂不行动，先派一个连到乐昌侦察一下再定。

　　聂荣臻同意了：“派人侦察是可以的，但是部队必须按照军委命令向九峰山推进。”

　　军团部到了麻坑圩，侦察连前来报告，乐昌大道上已看见大批敌军。正在这时，麻坑圩敌军逃跑时没来得急撤走的电话响了，林彪习惯地拿起了话筒：“什么事?”

　　“你们发现赤匪了吗?”话筒里传来一声广东话。原以为是部下报告情况的林彪一愣。“是敌人。”聂荣臻和左权也听得清清楚楚，两人面面相觑。这时，头脑灵活的林彪用一副大大咧咧的口气说：“我们是中央军，刚刚来这里接防，没有发现‘赤匪’活动。你是哪里?你们是怎样布防‘赤匪’的?”

　　电话是乐昌附近一个叫赖田的民团团长打来的，他哪里知道听电话的是“赤匪”军团长林彪，他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全部讲了出来。粤军邓龙光部的三个团已经开抵乐昌，一个团的部队开往九峰山。

　　听到这里，林彪的脑门上沁出了几滴冷汗。听罢电话，他急令二师第四团立即行动，奔赴九峰山，拼死抢占阵地，他自己也亲率后续部队攻击九峰山南侧的茶岭，监视九峰圩之敌。

　　九峰山从山脚到山顶，怪石兀立，古树独生，悬崖陡壁，洞深路险。被林彪命令前往抢占九峰山的红四团政委杨得志在回忆录《横戈马上》中这样写道：

　　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适逢瓢泼大雨。没有照明设备，四周一团漆黑。雨点像倾泻的大水，随着狂风扭成水鞭子，一道一道地向我们抽打着，使你抬不起脚，挪不开步，好像要淹没在这个世界似的。广东军阀在这里派兵守卫着。我们攻一个山头，他们退一个山头，真是一步一个血印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

　　由于红四团动作神速，加上红三军团右翼钳制了粤军的行动，一场难以避免的恶仗得以幸免，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红一军团由左翼改走右翼，沿天堂圩向道县前进。在林彪、聂荣臻的率领下，整个突围过程中，红一军团始终作为全军的开路先锋，历尽艰辛，过关斩将。在行进中，红一军团代号“南昌”。

　　在湘粤边界地区，有两条南北流向的大江，一条是潇水，一条是湘江，两江之间，相距五十公里左右。道县旧名道州，紧靠潇水西岸，是这一带最大的渡口。1934年初冬，蒋介石企图利用潇水和湘江这两道天然屏障，将红军全歼。于是，在这里展开了一场血与火的大厮杀。

　　为了掩护中央纵队(代号“红星”)安全渡过潇水，红一军团决定先敌抢占道县。11月20日，林彪、聂荣臻令红二师奔袭道县。22日，红二师占领道县，中央纵队于此顺利越过潇水。

　　与湘江平行，有一条桂黄公路。为了阻止红军西进，敌人在湘江与桂黄公路之间连绵不断的丘陵上赶修了一百四十多座碉堡，有二十多个师的敌军布防在全州、界首、灌阳之间的“铁三角”地区，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中最严密的部分。

　　11月16日，红一军团攻占临武，向江华、永明方向推进。此时，桂军退守龙虎关和恭城，湘军刘建绪部还未赶至全州，灌江、湘江一线空虚，正是抢渡湘江的有利时机。但是，在博古、李德领导下的中央军委却迟至11月25日才下达命令，决定兵分两路强渡湘江。

　　这时，敌人各路部队均已到位，湘江已被敌人堵得插翅难飞。

　　中央军委将渡江地点选在界首与凤凰嘴之间。11月27日，红一、三军团先头部队突破敌人防线，控制了界首至觉山铺之间的渡河点。

　　红一军团的司令部就设在界首的一幢旧房内。红一军团四师政委黄克诚奉命前来接防。林彪问：“彭总呢?”

　　黄克诚说：“正率三军团主力在灌阳与桂军作战。”

　　林彪又问：“中央纵队呢?军委呢?”

　　“还未赶到。”黄克诚报告。他看见林彪嘴角动了一下，听见林彪轻声咕哝了一句，于是问道：“我们是否也在湘江北岸布防?”

　　林彪拒绝了：“不行。守江先守岸，你们要过江在南岸构筑防御阵地，阻止桂军侧击，掩护主力和中央直属纵队过江。”

　　黄克诚接受任务后，立即率四师行动。红一军团也由界首北移至全州，全力阻击湘敌。

　　由于湘敌刘建绪部四个师先期占领全州，红一军团只能将阻击线布置在全州西南、湘江西岸的鲁板桥到觉山一带小丘陵上。 

 

破围先锋（二）

　　11月28日凌晨，一弯明月仍高悬天下，银辉遍地，寒气逼人。连夜赶到觉山的林彪、聂荣臻召集师团以上干部查看地形。觉山，北距全州十五公里，南离渡口二十五公里，一条公路与江并行，两侧是起伏的丘陵和山岗。觉山是扼守这条公路的要地，守住了它，就卡住了敌人进入湘江西岸的咽喉。受命主守觉山的是红二师四团。林彪、聂荣臻反复叮嘱耿飙和杨成武说：“这片山岭一定要守住，否则部队将成为砧上鱼肉，任人宰割。”

　　29日，敌刘建绪得悉我中央直属纵队将要渡过湘江，即以四师兵力，从全州倾巢而出，直扑觉山一线，战况空前激烈。

　　杨成武事后回忆这场战斗时，这样描述战斗的激烈：

　　敌人像被风暴摧折的高粱秆似的，纷纷倒地。但是打退了一批，一批又冲上来；再打退一批，又一批冲上去，从远距离射击到近距离射击，从射击到拼刺，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一片喊杀之声撼天动地。我们的短兵火力虽然猛烈，可是还不能压倒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他们轮番冲锋，不给我们空隙，整整地激战了一天。敌人死伤无数，我们也减员很大。

　　30日，红一军团展开全线阻击，战至下午，敌湘军以优势兵力和猛烈炮火，在飞机的掩护下，相继攻占米花山、尖峰岭、美女梳头等阵地。五团政委易荡平牺牲，四团政委杨成武身负重伤，红一军团被迫退至珠兰铺、白沙、水头、夏壁田一线，组成第二道阻击线。

　　林彪一下阵地，就问：“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渡江了没有?”

　　“没有。后续部队每天只能走四五十里路，还没到江边哩。”聂荣臻告诉他。

　　参谋长左权没好气地说：“怎么这么慢?”说罢，他叹了一口气，又说：“抬着那么多破家当，怎么快得了?唉!”

　　30日深夜，月光再度升起。林彪、聂荣臻、左权等红一军团首长彻夜未眠。他们冷静分析了战场上的敌我态势，给中央军委拍去一封火急电报：

　　……由觉山到白沙铺只二十里，沿途为宽广起伏之树林，敌能展开大的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以发挥，正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兵力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

　　12月1日凌晨，朱德下达紧急作战令，命令红一军团坚持原地抗击来自全州之敌，“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以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两小时后，为保证前一命令的完成，中央局、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又联名打电报给红一、三军团：

　　1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胜负关系全局，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

　　电报语气之沉重，措辞之严厉，为历来所罕见。12月1日，林彪给部队下达了一道死命令，“誓死不让敌人突破白沙河”。于是，红一军团在江岸，二十多里的战场上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杀。起伏的树林间，尸身狼藉，杀声阵阵。时近中午，一股敌人迂回到了军团指挥部门口。警卫员邱文熙跑进来大声报告：“敌人摸上来了!”

　　正在吃饭的林彪和左权吃了一惊，连忙放下饭碗。聂荣臻有些不相信，问道：“你没看错吧?”

　　邱文熙急得直摇头：“你看嘛!”

　　聂荣臻顺着他的手势向远处一望，果然是一股敌人，手端着清一色的奉天造刺刀，明晃晃地直逼过来。“快撤!”林彪、聂荣臻、左权等赶紧分头向山隘口转移。

　　转移至安全地带后，林彪雷霆大怒，“妈的，这是拿兵团首长的性命开玩笑，要追究责任，查一查，看这股敌人是从哪个缺口进来的?”

　　“是西城。”作战参谋回答。“西城”是红一师四团的代号。

　　“大军突围，要严守纪律，”林彪那泛青的脸冷森森地对军团政治保卫局长罗瑞卿说，“你亲自到四团查明原因，要是他们临阵退缩或有意纵敌，就执行军法，提着耿飙的头来见我。”

　　罗瑞卿提着大张机头的驳壳枪，怒气冲冲地带着执行小组来到四团阵地，耿飙一见，心中暗叫，“糟”。“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时期，谁在作战中弯一下腰，也会被认为是动摇而受到审查，轻则撤职，重则杀头。在战场上，尤其是战斗失利的时候，保卫局长找上门来，大半是不妙的。

　　果然，罗瑞卿三步并作两步跨到耿飙面前，用驳壳枪点着他的脑袋，大声问，“西城，格老子怎么搞得?为什么丢了阵地?说!”

　　罗瑞卿腮部有一伤口，是二次反“围剿”时在观音岩负的伤，由于愈合不好，留下块很醒目的疤痕，加上说话时严厉的神情，显得有点“咬牙切齿”的样子。气氛变得异常紧张。

　　耿飙委屈地说，“你看嘛，全团伤亡过半，政委负伤，我这当团长的已经拼开了刺刀，敌人兵力处于绝对优势，一个团抵挡十多里的正面战场，结合部失守，也是战士全部牺牲后才发生的。”

　　“好，我相信你一次。”罗瑞卿态度稍稍缓和，又问：“指挥打仗为什么要披毯子，这像什么样子?”

　　耿飙的警卫员跟罗瑞卿很熟，忙解释，“罗局长，你弄错了，我们团长正在打摆子，是我给他披上的。”

　　“哦，”罗瑞卿这才收起驳壳枪，有些后悔，温和地说，“刚才有股敌人从你们这儿冲过，直插军团指挥部，林彪军团长和聂政委险些当俘虏，你们说玄不玄?”

　　耿飙听了伸伸舌头，“哎呀，差点闯大祸。我们将功补过。”他亲自组织突击队堵住缺口，又用一个营的兵力兜击突进来的那股敌人，防线才恢复稳定。

　　在红一军团与敌人浴血奋战的同时，三军团和五军团也在湘江东岸同追敌激战五天五夜，损失惨重。1日正午，中央纵队渡过湘江。被剥夺了指挥权的毛泽东望着满江血水和两岸堆积的红军尸首，喃喃自语道：“罪过，罪过!”

　　湘江一役，红军损失过半，由出发时的八万五千人减少到不足四万人。红军广大官兵中对现有领导的怀疑和不满经此次失败更加激烈，达到了极点。

　　湘江战役之后，红军进入湘南山地。饥饿与疲乏，无停顿的行军，长距离的奔走征战，使红军官兵怨声载道。一场关于红军行动方针、权力和人事的斗争也在最高领导层中进行着。 

 

破围先锋（三）

　　1934年12月11日，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攻占通道县城。毛泽东提出放弃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前进，以免被正在等待红军北上的敌军一口吃掉。14日，红一军团二师六团攻占贵州黎平。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会议，同意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意见，并确定以遵义为这一新根据地的基础和中心。

　　毛泽东被冷落两年后，第一次受到尊敬和信任，这标志着博古、李德时代进入尾声。 博古本人对于日趋严峻的局面一筹莫展，他整天拿一把手枪在脑门上比划，嘴里呢喃着：“这样一下，就完了，就好了。”当时广大的红军将士都在迫切要求撤换现有领导，一向态度隐晦的林彪也因为湘江一役使红一军团受损过重而对博古、李德颇有怨言。

　　黎平会议后，一军团奉命抢渡乌江天险，林彪、聂荣臻率一师，军委率二师分别在江界和回龙场两地同时渡过。在行军途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等人来到一师，恰巧军团司令部刚宰了一口猪。大家一起“打牙祭”，这是长征途中难得的享受。吃完饭后，毛泽东等人正要出门，碰上李德进来。毛泽东往里一指，告诉李德说：“里面有饭，进去吃吧!”没想到这么平常的一句话却很快变成了“毛主席说李德是饭桶”，流传到各军中。

　　1935年1月2日，红一、二两师渡江成功，接着打开遵义城。遵义是黔北首府，贵州第二大名城，这里汉、苗、黎各族商贾云集，市面十分热闹。遵义是红军长征以来所占领的第一座中等城市。

　　从1月14日开始，林彪、聂荣臻奉军委指示，将部队日常工作交给参谋长左权和政治部主任朱瑞，专心致志地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15日晚饭后在一间长方形的房间内宣布开始的。二十多名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各军团军政主要首长参加会议。他们围坐在一个小铁火炉周围，正中三把椅子上坐着博古、周恩来和毛泽东。博古很高很瘦很黑，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像一个“黑面木偶”。他是会议的主持者，又处在被审查的地位。他在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所作的总结报告中，一再强调客观原因，推诿责任。与他相反，作为军委主要负责人的周恩来一开始就坦率地承认了自己在军事指挥方面的错误，很快便获得了与会者的谅解。

　　毛泽东一改过去总是等到最后才发言的惯例，第一个站起来作了长篇讲话。他批评李德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导致反“围剿”斗争的失败。毛泽东十分策略地避开政治路线，不提政治错误，只提军事错误。他的发言博得热烈的掌声。接着，王稼祥、洛甫、朱德、聂荣臻、彭德怀先后发言，表示支持和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林彪在遵义会议上，没起多大作用。这一点，遵义会议时为李德担任翻译的伍修权是这样认为的：

　　林彪本来是支持李德那一套的，会上被批判的“短促突击”等等，也是林彪所热心鼓吹的……会议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批判他，他实际上也处于被批判的地位。所以在会上，基本上是一言不发的。

　　聂荣臻也说，“林彪没发什么言”。

　　遵义会议整整召开了三天。散会后，林彪并没有按照会议的要求向全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十几天后，红一军团才从其他部队获悉遵义会议的主要内容。遵义会议精神过了十几天后才传到红一军团的原因，时任一师师长的李聚奎这样认为：

　　一方面，因为一军团在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之前，已进到离遵义五十公里以外的桐梓、松坎地区，且遵义会议一结束，我师就作为先头部队奉命向赤水方向前进，军情紧急，来不及向我们传达；另一方面，参加遵义会议的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因脚打泡，化脓未好，坐担架随中央纵队行军，没有回到前方部队；再一方面，不能不说同林彪对遵义会议的态度暧昧有关。

　　虽说林彪在参加遵义会议之后就回到了部队，但却没有及时给我们传达。

　　在遵义会议上遭到无情批判、成为众矢之的的红军“太上皇”李德想起了一向对他很尊敬、很友好的林彪。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了指挥权之后，李德提出到红一军团去随军行动。这个要求得到批准。李德拉着驮满了特殊食品的一匹马，兴致勃勃地来到红一军团，没想到受到了林彪冷冰冰的接待。寒暄之后，林彪指定军团管理科科长照顾好李德的生活，说完便不再理他，一摔手离开了李德。这使李德十分恼火。二进遵义时，翻译伍修权去看他，他一肚子气没处发，见伍修权拿了小桌上的一个核桃，勃然大怒：

　　“你为什么吃我的核桃?你和我只有工作关系，没有吃核桃的关系。”

　　遵义会议红军虽然解决了领导权问题，但军事形势仍不乐观。国民党在短时间内调集了近四十万兵力，组成了“铁壁合围”式的几层包围圈，封锁了乌江、金沙江，企图再次将红军聚歼于此。

　　红军能否跳出包围圈，取决于极端灵活的战略战术，要用反复穿插的曲线行军调动敌人部署，诱使蒋介石让出或减少江防兵力。为此，毛泽东重执帅印后，于1935年春指挥了他称之为“一生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战役。 

 

长征风云（一）

　　激战娄山关，三军团夺魁；再取遵守城，一军团告捷。林聂欲建新功，唯有毛泽东一人反对。“有时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聂荣臻是最早称林彪为“魏延”的人。为了反对部队走弓背，林彪胆大包天，竟然上书中央，要求毛泽东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负责前敌指挥。

　　会理会议追究换帅风波。“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林彪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毛泽东把林彪的错误记到了彭德怀的身上。彭德怀采取不抗辩、不申明的态度，背了二十多年的黑锅。

　　飞夺泸定桥决定红军的命运。夺桥的勇士得到的最高奖励是一套列宁服、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不是林彪抠门，而是他只能拿出这么多东西。

　　林彪在毛泽东面前是一个娃娃。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位置时，对林彪在长征途中的过失都宽容地原谅了。

　　南国春早。二月的贵州，一望无际的群山披青挂绿。爆芽的柳枝，葱茏的小草，团团簇簇的野花，令人心旷神怡。遵义会议后，红军官兵的面貌焕然一新。尽管长途行军身体十分疲惫，但他们失而复得、期待已久的游击战略又回到他们身边。2月16日，军委发布《告红军战士书》，阐述了今后红军行军作战新的指导思想。《告红军战士书》中写道：

　　为了有把握的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找有利的时机与地点。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把握的战斗。我们必须走大路，也必须准备走小路，我们必须准备走直路，也必须准备走弯路。

　　熟悉的思想，熟悉的战术，熟悉的语言。《告红军战士书》准确无误告诉广大基层指战员一个信息：毛泽东又开始重掌军权，中央换了舵把子。

　　毛泽东披挂上阵决心打几个胜仗以振奋军心，但是土城之仗，红军遭敌夹击，伤亡惨重。这时舆论对新的中央领导核心十分不利。战士中有骂娘的，有些营团干部也跟着骂。有些了解一点情况的人也说，中央不是在遵义城开了会吗?还是打败仗。这些论调，自然而然地通过各种渠道输送到红军最高统帅部。“军事三人团”中，周恩来、王稼祥忧心忡忡，毛泽东不以为然，“土城之役，问题出在情报不准。起初以为只有川军两旅四团，接敌才知数倍于前。这是个意外。大家有意见很自然，有意见怎么办?再打一个胜仗不就平息了吗?”说罢，他一挥手，仿佛把这些烦恼和不快轻烟般地抛至脑后。

　　2月26日，红军在国民党铁桶合围下绕了一圈，来到云贵高原著名的天险娄山关脚下。这里群峰环立，直削如剑，沟壑纵横，狰狞可怖，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娄山关驻扎着贵州军阀王家烈的数师人马，横亘在国民党包围圈中央，成为红军回师黔北、再占遵义的障碍。中央军委集中兵力，由彭德怀指挥，猛攻娄山关，击溃敌军两个师二十八个团，扭转了长征以来红军尽打败仗的局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率各军团军政首长登上关口，这时，天边晚霞正红，火红的亮光透过云朵照射到巍峨的群峰之上，如同威武壮士披上了金色的霞衣，格外壮观。

　　“好一座铁关啊，终于被我们敲开了。”周恩来兴奋地说。

　　“万峰插天，中通一线。这样的雄关隘口，你们能攻下来，不容易!不容易!”朱德顾盼着四周险峻的峰峦严肃地说。

　　山风呼啸，吹得毛泽东蓬松齐耳的长发纷纷扬扬。他心情凝重，百感交集，吟成《忆秦娥》新词一首：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主席，下一步行动方向如何确定?”总参谋长刘伯承打断了毛泽东的诗兴。

　　“追击，乘胜追击，再占遵义。”毛泽东不假思索地吩咐道，“这次老三有功，也很辛苦，攻击遵义的任务交给老大。”

　　林彪高兴地接受任务，纵马飞驰至指挥所，命令号兵用号音通知各师长、政委、参谋长前来开会。

　　红一军团指挥所设在五里堡一所木板房内。林彪有个习惯，喜欢研究地图，指挥所整整一面墙挂满了拼接起来的大倍军用地图。一见林彪在地图前转圈，师长们就知道有大仗要打。

　　“军团长，我们缴获敌人的地图不够用，有些地区还是空白，对图部署任务有困难。”军团参谋长左权说。

　　林彪皱着眉头“嗯”了一声，又转了几圈，然后说：“我们探险去。”

　　“怎么探险?”左权不解地问。

　　“弄一些洋学生的服装，背上书包、网袋，还有画夹子，到遵义城下野游。”林彪边说边往外走，对外面牵住马准备跟行的警卫员说，“这次不用你们跟着。”

　　林彪这一招很灵。遵义城外到处是敌人丢弃的破烂，还有敌人留下的让掉队士兵赶队的路标和道路践踏情况，从这些标记和迹象可以判断出敌人大体去向和兵力情况。

　　“军委给我们的任务是追歼残敌。现在二师向南追，以乌江为界；一师向西，沿鸭溪、白腊坎方向猛打猛扫。”林彪下达命令。

　　“追多深?”有的师长请示。

　　“可以追出一百里。兵贵神速，就此分手，你们各自回部队组织实施吧!”林彪说完，与左权一先一后悠悠闲闲地回到军团指挥部。

　　当晚，遵义外围的大追击开始了。耿飙在回忆录中典型而生动地描述了追击的情景，这是一段很有趣的文字：

　　我们的当面之敌是手下败将王家烈部。我带二团沿公路穿插。开始部队还比较集中，没有多久，一个团分成三个营。每个营又分成三个连。连队又分成若干战斗小组。因为敌人太分散，到处乱拱乱钻，所以我们也只好分散追击。有个班追到一个小镇上后，发现这里的敌人根本就不是统一指挥着宿营的；而是两个一伙三个一群相跟着逃进来的，他们连累带饿，分散到老百姓家里，不管洋芋红苕，抢来就吃。我们这个班长只好在大街上吹哨子，大喊集合了!集合了!这些双枪将们晕头晕脑地就出来集合，一下子集合了五六十人。班长问“还有没有?快去喊。”敌人也真乖，便老老实实地把那些没睡醒的叫出来。这时我们这个班便突然亮出武器，大喝一声：“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这些敌人就这样当了俘虏。

　　我们就这样一路穷追下去，沿途都是疲惫不堪的散兵，“双枪将”变成了“单枪将”——大部分敌兵把步枪都丢了。俘虏多得没法收拾，也来不及押回，我们就沿途留下一些战士，看押这些俘虏。看守俘虏的战士都会一手“绝招”：一律收了他们的大烟枪。这些烟鬼们烟瘾发作，无论军官或士兵，全都没羞没臊地向我们的战士磕头求情，要求让他们抽一口提提神。我们的战士就说；“那可不行，有了精神你们就跑了。”

　　追击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件怪事，师部特务连的一个战士，只顾跟着大队追，没料想，插到敌人队伍里来了。这是敌人一个团部。这个战士便装着停下脚步打绑带，悄悄地等我们上来后告诉我，我说不要惊动他们，带我们去抓那个团长。结果一阵猛跑，就赶上那家伙了。那团长还回身问我们的战士：“这是跑到那儿了?”我们的战士便附到他耳朵上，“跑到家了，我们是红军。”那家伙一下就吓瘫了。我们就下了他的枪，用枪口顶着他收拢部队，集体投降。

　　我们一路上不断俘虏敌人的整个连部、营部、团部。看来，王家烈这支部队有个特点，越是机关大，逃得越远。第二天早晨我们追上敌人一个师部时，前面已经没有敌军了。

　　抓住这个师部时，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这个师部挤在一个大庙里，里里外外都是人，躺了一地，困得像猪似的。我们先捉了哨兵，了解到是一个副师长带队，便让他带我们去找。果然，在供桌上睡着一个盖呢子大衣的瘦子，旁边点着一盏桐油灯，我们先下了他挂在柱子上的枪，被捉的哨兵推醒他，说，“副师长，‘他们’来了。”那副师长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叫他们到林子里去睡!”我们的侦察参谋一把把他掀起来喝道：“我们是红军!”那副师长竟反手打了我们侦察参谋一个耳光，骂道：“妈的，开什么玩笑，这是闹着玩的吗?”

　　这一下把我们的侦察参谋搞火了，一下子把他摔在地上，抽出马刀架在他脖子上。我把桐油灯拨亮，照着我们八角帽上的红五星，让他看看我们到底是什么人时，他才清醒过来，一边举手投降一边哆嗦着说：“你们来得真快呀!”

　　遵义再告大捷，红一方面军将士们扬眉吐气，跃马冲兵，士气高昂。

 

长征风云（二）

　　3月5日，部队休整一个星期后主动撤离遵义向西开拔。根据敌情综报，北面有强硬的川军堵截，长江天堑无翼难飞；南面省会贵阳驻有中央军薛岳纵队，乌江天险，又挡住去路；东面是突围的来路，有湘军紧随，唯有向西才有一线生机。

　　3月10日，野战军进抵苟坝。毛泽东经洛甫提议已任前敌总指挥。深夜，周恩来送来林彪、聂荣臻联合署名的急电：

　　(万急)

　　关于目前的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方法如下：

　　1以三军团之两个团经安底、儿母洞向三重堰前进，以三日行程赶到，切断三重堰至西安寨地域之敌退黔西之路。

　　2三军团另两个团及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协同消灭西安寨之敌。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经洪关坝，13时到达津水，断西安寨退新场之路；三军团之两个团经波罗海到西安寨，于14时到达西安寨(西安寨到泮水十五里)。11日此一、三军团之各二个团到达打鼓新场。

　　3一军团主力四个团经永安寺、无马口、岩扎于11日到达打鼓新场附近攻击，干部团明日打周(浑元)敌。

　　4五军团为总预备队，明日由原地出发向打鼓新场前进，限11日到达。

　　5九军团任务仍旧。

　　林聂

　　10日1时

　　在油灯下，毛泽东阅完电文，良久不语，他有一种感觉，这场仗不能打，硬打会有危险。

　　“林彪大概是想乘遵义新胜之威再打一个漂亮仗，这种心情我理解，但是打鼓新场一带敌情不明，还是慎重一点为好。”毛泽东严肃地说。

　　“嗯，事关重大，是否通知军委委员和几个军团的负责人来研究一下，再作决定。”周恩来建议。

　　“好，事不宜迟，马上召集会议。”

　　很快，洛甫、朱德、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叶剑英、刘少奇等十数人齐集总部作战室，讨论林聂建议。

　　朱德首先说，“林聂的建议，我们似可考虑。打鼓新场是通黔西必经之地。如果攻占了这个战略要点，对我们西进极为有利。”

　　“总司令可明了新场一带敌军情况?”毛泽东反问。

　　“据侦察报告，滇敌有向新场开进的模样，但现在还没有动，只有黔军一两个团守在那里。”朱德回答。

　　“我了解的情况与总司令略有出入。驻守新场之敌，除确系黔军之外，滇军主力正朝这一方向运动，如果我冒进，势必与滇军正面对垒，重演土城之役。”毛泽东明确反对林聂建议。

　　“土城之役，是否把我们的胆子弄小了，”林彪接过话题，“既然吴奇伟的中央军，我们都较量过了，还怕滇军?”

　　“我们为什么要去攻那个堡垒呢?我们应该在运动中调动敌人，乘隙歼敌，避实击虚，这才是上策。兵书《管子》上说，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

　　“滇军现在还未朝新场运动，我们集中进攻，未尝不可打下来。”彭德怀也表态。

　　这样，以毛泽东为一方，以与会的大多数同志为一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

　　“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总指挥了。你们既然要我负这个责，又不听我的，我不干了。”毛泽东不惜辞职。

　　“不干就不干!”

　　“少数服从多数!”

　　激烈之争，下面也有人硬顶。表决的结果仍是攻打新场之敌。

　　毛泽东从来不肯在重大问题上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特别当他坚信自己是对的时候。回到住处，毛泽东辗转反侧，烦躁难眠，他索性起身向周恩来住所走去，他要再次动员周恩来取消进攻命令。

　　毛泽东刚推开门，周恩来就急着迎上来说，“泽东同志，你来得正好，刚才一局送来情报，黔军犹旅由西安寨退泮水，向新场推进，滇军鲁旅由黔西火急增援新场，滇军安旅、龚旅亦进。同时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也在集合。……”二破译敌人电文，说蒋介石飞抵贵阳，坐镇指挥。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新场是个陷阱。立即发电通知各军团停止西进，转头向南猛扑贵阳。”毛泽东因势制变，又献上一计。

　　“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是毛泽东的名言。有关林聂建议的争论，雄辩地证明了他天才的洞察力和高人一筹的判断，极大地提高了他在军事指挥上的权威和当机立断的信心。

　　正当蒋介石坐镇贵阳，喜孜孜地看着肥羊入陷阱的时候，红军主力直逼贵阳，吓得他连连急电防守金沙江的滇军孙渡“兼程猛进，万勿延误”，赶来贵阳“保驾”。毛泽东将军抽车，一着妙棋，终于诱使蒋介石让出了金沙江，敞开了红军西进的大门。

　　担任佯攻贵阳任务的，就是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林彪的任务是尽量逼近贵阳，使蒋介石相信红军此战目的就是“攻城擒王”。林彪及红一军团顺利完成了这一任务。随后，军委电告林彪、聂荣臻，要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到金沙江龙街渡口过江，否则有被敌人隔断的危险。

　　龙街渡口滩险湍急，两岸山高崖陡。李聚奎指挥红一师折腾了两天还没有进展，桥始终架不起来。第3天，林彪打来电话，李聚奎报告了架桥情况。

　　“你不要讲情况了，干脆告诉我，队伍什么时候能过江?”林彪问。

　　李聚奎本来就为这事伤脑筋，一听林彪发问，更着急了：“要是干脆回答，那桥架不起来，什么时候也过不了江。”

　　林彪听罢，顿时火冒三丈，紧训慢骂了半个多小时，然后又问：“你说，为什么桥架不起来?”

　　李聚奎听口气有所缓和，便将龙街渡的水文地理情况作了汇报。林彪这才说：“你们再想想办法，我向军委请示。”

　　不一会儿，军团司令部电告李聚奎：“桥不要架了，部队吃饭后休息两个小时，然后出发到绞平渡，在那里渡江。”李聚奎率领一师跟随林聂首长又挥师北上，沿着羊肠小道和乱石滩，一夜急行军六十公里，赶到绞平渡。先期渡江的毛泽东站在渡口北岸的一个崖洞口，等待红一军团。看见林彪、聂荣臻两人走了过来，毛泽东的焦虑之情顿时冰释，眉开眼笑。他高兴地拉着他们的手说：“你们过来了，我就放心了。” 

 

长征风云（三）

　　1935年5月上旬，红军攻占会理县城。部队在会理附近休整几天。在此期间，在红军高级领导层中泛起了一股波澜，流传说毛泽东指挥红军不行，要求撤换领导。凯丰甚至指着毛泽东的鼻子嘲讽他：“你懂什么军事?至多读了几遍《孙子兵法》!”林彪也是要求撤换毛泽东领导权中的一个。

　　四渡赤水过程中，林彪虽然忠实地执行了军委命令，但他对毛泽东朝令夕变的指挥作 风十分不满，对翻来覆去走路的行军方式尤为恼火。行军途中，他对聂荣臻抱怨道：“尽走弓背!尽走弓背!不会走弓弦吗?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

　　聂荣臻和林彪共事有一条原则：大事不含糊，小事装糊涂。只要涉及到原则问题，宽厚随和的政委立即变得严肃认真起来。他对林彪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好比落在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如何出得去?”

　　林彪看聂荣臻不同意他的观点，在会理休整期间，便给彭德怀打电话：“彭总，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了。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

　　“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现在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至于我，则更不适当。”彭德怀在电话里拒绝了林彪的要求。

　　林彪有些气馁，他苦笑了一下，对聂荣臻、左权和朱瑞说：“彭德怀真倔。”

　　聂荣臻没想到林彪胆子这么大，竟擅自煽动撤换中央领导。他质问林彪：“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红军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聂荣臻警告这位二十九岁的军团长：“你不要乱来。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令部队不执行。”

　　林彪清楚这话的份量。在红一军团中，政委和军团长的威望一样高，从某种程度上讲，师团级干部和政委在感情上更亲近一些。林彪固然不敢擅动部队，但也没有就此罢休。几天后，他写了一封给中央三人指挥小组的信，要求朱毛随军主持大计，让彭德怀指挥作战，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很明显，这封信的中心意思，就是要毛泽东下台。林彪把信交给聂荣臻看后，请他签名。

　　聂荣臻看完信，拒绝签名。他十分严肃诚恳地对林彪说：“革命到了这样的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刚参加了遵义会议，现在又反对遵义会议，这个态度是很错误的，是违犯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我不能签这个名，我也坚决反对你签名上送这封信。”

　　“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林彪没把聂荣臻的劝告记在心里，他最终还是发出了这封信件。

　　接到林彪的信件，阅毕全文，毛泽东吃了一惊，但很快便镇定下来。他又一次宽恕了林彪。毛泽东断定这封信是林彪的语言、彭德怀的思想，认为林彪是在比他年长八岁的彭德怀煽动下写成这封信的。

　　于是，5月12日，毛泽东在会理城外一个铁匠铺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彭德怀对中央“不满”的错误。彭德怀对这飞来之祸采取了不抗辩、不申明、日久自然明的态度。他当时不会想到，毛泽东对此事却是耿耿于怀，在以后的二十四年之中讲了四次，并在庐山会议上成了罪状之一。

　　林彪对此却缄口不语，俨然是一个受害者。毛泽东批评林彪的口气并没有批评彭德怀那么严厉。他对林彪说：

　　“这段时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对的，毋容置疑。渡过金沙江后，我们不是摆脱国民党的追兵了吗?不是实现了原定的计划渡江北上了吗?下一步棋，就是研究如何同张国焘、徐向前的部队会合了。为了实现总的战略目标，我们多跑点路，走了一些弓背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打仗就是这样，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这值得发什么牢骚?讲什么怪话?天下的事，有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想这样作，却偏偏一下子办不到。但转了一个圈，事情又办成了。总之，遵义政治局会议后，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要相信，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

　　林彪闷坐在条凳上，斜瞄了毛泽东一眼，“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其他想法，主要是心里烦躁……”

　　没等林彪继续讲下去，毛泽东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

　　在毛泽东面前，林彪的确是个娃娃!

　　1935年5月，在国民党围追堵截我中央红军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凭藉自己超人的智慧和胆略，接连下了几着险棋，把长征史诗般地推向高峰。

　　出会理，过彝族区，到大渡河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从泸沽越小相岭，经越西，到大树堡，渡大渡河可直抵成都，这是一条大路；另一条是从泸沽，经冕宁，过拖乌，到安顺场渡过大渡河，这是一条崎岖不平的山路。毛泽东决定走小路，派刘伯承、聂荣臻率红一军团一师为先遣队直奔安顺场。可是，安顺场渡口只有一条小船，最多一次可渡四十人。若如此，全军渡江需半月之久，敌人就极有可能赶至江边，置红军于死地。5月26日，毛泽东、林彪率后续部队来到渡口。经过一番慎重权衡，毛泽东决定迅速北上抢占泸定桥。毛泽东沉重地说：“情况十分危急。抢占泸定桥，这是一个战略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才能渡过大渡河，才能避免石达开全军覆灭的命运，才能到川西与四方面军会合。各级军政首长务必重视问题的严重性。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红军兵分两路，林彪率红一军团司令部、二师和五军团沿大渡河西岸赶赴泸定桥，毛泽东随一军团行动，刘伯承、聂荣臻率已经渡河的一师和干部团沿大渡河东岸前进。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直线距离为一百七十公里。林彪决定派二师四团，即威名远扬的王开湘、杨成武团为全军前卫团，于三天之内夺下泸定桥。

　　28日清晨5时，四团政委杨成武接到军团通讯员飞马送来的林彪的命令：

　　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29日以前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

　　我们预祝你们胜利。

　　看罢命令，杨成武差一点惊懵了。这意味着两天的路程要作一天赶。杨成武怀疑军团长林彪的命令把日子算错了。但是，“军令如山倒”，不能有一分一秒的拖延。四团立即出发，日夜兼程，终于在29日晨6时以前赶到了泸定桥边。

　　泸定桥，流水湍急，巨浪拍岸，徒涉和船渡根本不可能。桥头一块石碑上刻着两行字：

　　泸定桥边万重山

　　高云入峰千里长

　　大河之上有一座铁索桥，由十三根碗口大的铁索组成。两边各有两根作桥栏，底下并排九根做桥面，铁索上的木板已被敌人抽走，只剩下滑溜溜、光秃秃的几根铁索。四团二十二位突击勇士，手持枪，背挎刀，腰缠手榴弹，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击。黄昏时分，英雄的红四团牢牢地控制了泸定桥。

　　随后赶到泸定桥的林彪向红四团表示了祝贺。他决定发给每位参加飞夺泸定桥的英雄一套列宁服、一本笔记本、一支钢笔、一个搪瓷碗、一个搪瓷盘和一双筷子。在当时，这是红军战士能够得到的最高奖赏。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想起来，聂荣臻仍是心有余悸，他说：

　　如果不是有一师渡江，与二师四团夹江而上，飞夺泸定桥是否能够那样得手，也很难预料。固然四团动作神速勇猛确有独到之处，如果我们当时夺不到泸定桥，我军又是一个怎样的处境呢?

也许历史就要重写或另辟篇章了。飞夺泸定桥的壮举，给红一军团战史增添了一道永不褪色的光彩，战争幸运之神又一次光临了林彪——红一军团的军团长。 

 

第三部分

草地波折（一）

　　长征万里，铁流滚滚。红军健儿最危险的敌人不是飞机、大炮和国民党军队，而是袭人于无形的瘴气、沼泽、草地和会师后来自同一阵营的冷箭。

　　聂荣臻把手枪顶上膛，随时准备应对暗处打来的黑枪。林彪垂涎于张国焘雄厚的兵力，和聂荣臻在草地大动肝火。

　　在一、四方面军分离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将林彪推到对敌斗争的最前沿和党内斗争的最后方。对他的无限信任？还是对他有意识的保护？历史留下重重疑团。

　　林彪率红一军团作为中央红军的先锋，在渡过大渡河后，绕道雅安，沿川西天全、芦山向北急行。翻越夹金山，夺取懋功，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是当时的战略总任务。

　　天全、芦山一带，地理上属川西高原，山峰都在海拔3000米以上，还有遮天蔽日、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和高寒刺骨的雪山。岷山、邛崃山两条蜿蜒伸展的山脉挡住了红军北去的道路。

　　在大渡河以西，威胁红军的不再是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枪炮刺刀，而是风沙雪雹、沼泽和荒野；时刻将夺去红军战士生命的，是自然灾害和红军自身的体力状况。二郎山虽然只有三千四百三十七米高，但在翻越它时，由于体力消耗殆尽，许多红军战士把翻越二郎山称之为长征中最艰难的行军之一。

　　二郎山位于泸定、天全、荣经三县的交界处，北接夹金山，西连大雪山，据说是《西游记》中二郎神修炼成仙的地方，故得此名。当地一首小曲这样唱着：

　　二郎山，高万丈，

　　石头荒草遍山岗。

　　羊肠小道难行走，

　　康藏交通被它挡。

　　1935年6月1日，林彪率红一军团前卫部队一师强攻二郎山险隘——飞越岭，打开了北进的必经之路，后续部队陆续到达二郎山地区，向抱桐岭前进。

　　抱桐岭是一片原始森林，古木参天，青藤盘绕，腐草烂叶遍地，野猪毒蛇乱窜。6月初，天公不作美，一连几天大雨滂沱，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瘴气在林中弥漫开来。就在这阴森恐怖的原始森林中，许多战士无声无息地死去。以致一年后，当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还痛惜不已：“在那里，有一个军团损失了三分之二的驮畜，好几百人倒下去，再也起不来了。”

　　林彪本人并没在二郎山逗留，他率一师绕过天全，奔袭芦山。在芦山城外十几里处，一师又通过了一座铁索桥。不苟言笑、正经古板的军团长在这座铁索桥上出了一次洋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回忆道：

　　在离芦山城约十几里地的地方，我们过了一座铁索桥。这个铁索桥同泸定桥相比小得多，可是它却是我师进入川康地区以来第一次过铁索桥。由于大家都没有过铁索桥的经验，人一踩上桥，就像打秋千一样，左右摇晃。

　　当时林彪和我师在一起行军。因为他是从泸定铁索桥走过来的，所以大家都想看看他是怎么走铁索桥的。不料他的双脚刚踏上铁索桥，整个身子就摇晃起来，差一点摔倒了。走在他前面的警卫员赶紧用手拉他，可是越是前面有人拉，他就越迈不开步。不晓得他是怎么过泸定铁索桥的。

　　后来还是生长在江边的同志说，走铁索桥如同在江中小船上行走一样，必须随着铁索的颤动迈步，才能走得开。果然部队陆续地过去了。

　　红一军团到达芦山时，川军已弃城退到罗纯山一带。林彪决定由陈光率四团带电台先走，限令6月12日前到达懋功，刘亚楼率五团跟进，林彪、聂荣臻率军团部和红三军团彭雪枫师尾随其后。

　　6月12日，林彪等率部行进至夹金山脚，接到陈光、杨成武发来的电报，得悉他们已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李先念部会师，三十军二十五师韩映山部已于8日攻占懋功。消息传来，全军欢腾。林彪、聂荣臻立即通过电台将喜讯报告毛泽东。毛泽东电令林彪“继续前进”。

　　林彪率众从大硗碛方向攀登夹金山。夹金山海拔四千五百米左右，中午前后，天气骤变，先是大雾，然后是毛毛细雨，转眼又下起鹅毛大雪，随风狂舞。聂荣臻开过刀的脚化脓了，躺在担架上。林彪低着头，闷声不吭地一步一步挪动着，不一会儿，他们两人就被风雪隔开了。

　　6月13日，聂荣臻翻过了夹金山，林彪却迟至14日才下来。这幸亏了忠心耿耿的警卫员，林彪才没倒下。由于身体虚弱、缺氧和高山反应，林彪在夹金山顶几次失去知觉，昏迷过去，警卫员们合力把他背下山。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此刻，毛泽东心头萦绕着一个问题：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情形会如何呢?一个是久经休整，兵强马壮；一个是长途跋涉，人困马乏。为此，毛泽东指示林彪所辖红一军团要主动搞好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团结。他亲自为一军团拟定了三条标语，供两军会师后用：

　　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

　　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欢迎张主席!

　　与此同时，毛泽东电令林彪、彭德怀统领的一、三军团所部向不同方向前进。

　　对于这一举动，有些史学家认为，毛泽东“也许并不是不相信张国焘，但他在采取防范措施。他们两人已有十二年没有见面，关系历来不密切”。与张国焘共事过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善耍权术、血腥味极浓的铁腕人物，四方面军中凡是反对他的人，都被冠以各种罪名除掉了。在“肃反”的口号下，张国焘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干部。现在，张国焘走到了自己的身边，毛泽东、林彪该如何应付呢?

　　6月16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进驻懋功地区。懋功，又名小金，是一座四周被雪山环抱的小县城，只有几百户人家，居住着藏、回、汉族人民。从16日到24日，毛泽东在此足足等了一个星期，直到25日，张国焘才威风凛凛地在一队骑兵护卫下来到两河口镇，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叫化子与龙王爷比宝”(毛泽东语)式的会面。

　　张国焘很快了解到中央红军的全部家底。他估计红一方面军人数不超过两万人，而自己带领的红四方面军足有八万人，双方力量对比是一比四。

　　张国焘是个注重实力的人物，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强大后，权力欲和个人野心急剧膨胀起来，表现出一种自负和傲慢，不把毛泽东等人放在眼里。和毛泽东在一起的“洋顾问”李德这样写道：

　　他像主人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

　　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与张国焘就红军行动方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提出迅速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建议。张国焘则主张南下川康边。最后，政治局以压倒优势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张国焘对此甚为不满，他把自己的主张未能获得通过的原因归咎于政治局内毛派人物太多。他开始利用红四方面军的兵力优势，煽动手下一部分人向中央要权。张国焘还在一批高级指挥员中散布“谁得票多谁当主席”的言论，制造篡权舆论。

　　7月18日，中央政治局为顾全大局，搞好同四方面军的团结，作出了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的命令，并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 

 

草地波折（二）

　　张国焘就任总政委后，立即决定将原红一、三、五军团改为一、三、五、三十二军。中央红军的军团，就实际兵力而言，仅能算作一个军，人数最多的红一军团也由出发时的一万多人减员至三千五百余人。

　　如果把中央红军比作一乘战车，那一、三两个军团就是车之双轮，林彪、彭德怀就是冲锋陷阵的两匹骁骑。当有人偷偷地把会理会议的情况透露给张国焘后，他立即敏感地意识 到，中央红军也不是铁板一块，也不团结，有机可乘。于是，他开始加紧对红一、三军团领导人进行策动。他以为，只要把林彪、彭德怀争取到自己一边，毛泽东就是一个光杆司令和孤家寡人了。

　　张国焘过于热情的奉承，含义不明的举动，挑拨性极强的语言，使彭德怀、聂荣臻等人警觉起来，他们顶住了张国焘的诱惑，挫败了张国焘的阴谋。

　　可是，在这次很明显的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中，林彪又没站稳脚跟，立场又发生了动摇。由于在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上两次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林彪的情绪一直很低沉，抵触情绪很大。不及时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和会理会议后成天咕咕囔囔就是明证。会师后，林彪与张国焘一谈即合，显得很亲近，这不能不引起聂荣臻的焦虑和不安。

　　北上方针由于张国焘的拖延，迟迟不能实施。8月初，中央利用毛儿盖休整之机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申了北上川陕甘，创建新苏区的既定方针。会议还将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右路军以原红一方面军为主，由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红军大学组成，徐向前、陈昌浩任指挥；左路军以原红四方面军为主，由四方面军的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组成，由朱德任指挥。会议决定分兵北上，毛泽东率中央政治局随右路军以班佑为目标前进；张国焘率左路军以阿坝为目标前进。两军约定在巴西会合。

　　事态愈加严重，林彪也越滑越远。他的政委聂荣臻感觉到林彪似乎与张国焘达成了某种协议或默契，这从当时被视为张国焘代理人的陈昌浩的亲疏态度上可以得到证明。为了说明这一点，聂荣臻曾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险记”：

　　右路军组成后，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胡豆。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

　　吃完了晚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陈昌浩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

　　……谈到晚上10点钟了，我说，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他才说，好吧，你走吧。我就带着两个警卫员，牵着一匹骡子，离开了。……老实说，我怕陈昌浩整我，也怕藏在藏民中的坏分子打我的冷枪。我走了半夜多，才摸回军团部。

　　聂荣臻是全军公认的“最守纪律，最负责任”的政治委员，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提醒周围的同志，特别是林彪。

　　8月中旬的一天，红一军团指挥部。当电台报告左路军迟迟不肯向巴西地区推进时，林彪、左权、朱瑞等人都沉默了。聂荣臻对他们说：“我们光在毛儿盖附近，前后就耽搁了一个多月，再不能在草地上拖了。还是照毛泽东同志讲的，出甘肃。要不，我们可就要完了。”他转身又以郑重的口吻对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

　　“不见得吧?”对这位比自己年长7岁的政委，林彪说话总是那么一种不以为然的口气，不冷也不热。

　　“不见得?我告诉你吧，张国焘有一个方案，要把我调到三十一军当政委，把你调到另一个军当军长。把我们调离原作战部队，这意图不是很明显吗?”聂荣臻说。

　　“你这是宗派主义!”一向说话模棱两可的林彪，这次一点也不含糊，反驳聂荣臻的提醒。

　　“这怎么是宗派主义呢?”聂荣臻没有想到林彪口中突然飞出一顶“宗派主义”的帽子，过了一会儿，他才说：“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不一致，从会师以来到现在一直是这样。我们应该想一想，保持警惕，这是个路线问题。”

　　“既然是路线问题，那么你的意思是说张国焘的路线错了?”林彪把聂荣臻逼到了关口上。在当时，得罪权势炙人的张国焘是件十分危险的事。

　　聂荣臻并不害怕，他平静地说：“我看张国焘的路线是错的。”

　　林彪却不能冷静，他高声说道：“你说他的路线不对，那他们怎么还有那么多人?我们才几个人哪?”

　　对林彪的这番话，聂荣臻十分气愤，他按捺不住感情，“霍”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大声说道：“人多就对，那蒋介石的人更多，难道能说蒋介石是正确的吗?”

　　似这般激烈的争吵，在林彪、聂荣臻之间，尚不多见。似乎为了证明林彪的错误，没等林、聂争论完毕，张国焘便开始动作了，一场关系党和红军命运的斗争又在草地荒原中展开来。

　　彭德怀最先察觉到危险。当灾难还在萌芽状态时，他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彭德怀在《自述》中说：

　　我回到芦花军团部时，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一、三军团和军委、毛主席通报的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张国焘)通报了。与中央隔绝了，与一军团也隔绝了。

　　这次北进，三军团走在右翼纵队的最后面，前面是一军团，中间是红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九军和前敌总指挥部。当时使我感觉：张国焘有野心，中央似乎没有察觉。毛泽东、张闻天随前敌总指挥部一处住，先一两天到达上下包座(松潘西北百余里)，三军团后一两天才到达阿西、巴西，离前敌总指挥部约十五里至二十里。我到宿营地时，立即到前敌总部和毛泽东处。其实我是为了到毛泽东处，才去前总的。这时周恩来、王稼祥均害病住在三军团部。

　　在巴西住了四五天，我每天都去前总，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毛主席住处不远，以备万一。在前敌参谋长叶剑英处，得知一军团到了俄界地区。找不到向导，问不到路，没有地图，茫茫草原，何处是俄界呢?这时杨尚昆已调其他工作，三军团政委是李富春。三军团准备了电台，编了密码，也只能说是要与一军团联络，而未说是为了防止突然事变。派武亭同志带着指北针寻找一军团走过的行踪，务把电台密码本送给林、聂。正好送到林彪处，这天，事情就发作了。

　　事实证明，送密码本给红一军团，这是在事变发生前极为关键的一着棋。电台与密码将一、三两个军团重新联络成一个首尾相应、交替掩护的战斗整体，一旦出事，即可行动。

　　林彪在毫无思想准备和丝毫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被推到了这场斗争的最前沿。这也是他的幸运。如果从容地让他进行选择的话，他很可能走上另一条道路。 

 

草地波折（三）

　　红一军团(这时改称红一军)到达阿西后，9月上旬，林彪接到几份相互矛盾的电报，这使他估摸不定一、四方面军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9月5日晚8点，陈昌浩发来电报，宣布“右路军七天整理计划”，指定红一军就地休整；

　　——9月6日下午3时，周(恩来)彭(德怀)李(富春)发来电报，命令“1军主力应集结俄界，派队向罗达侦察前进”；

　　——23小时后，彭(德怀)李(富春)又有电报飞至：

　　林、聂：

　　…………

　　内情复杂，1军应在原地休整，特别注意体力恢复。

　　彭、李

　　7日14时

　　一会“休整”，一会“前进”，一会说“内情复杂”，一会又要“注意恢复体力”，林彪有些捉摸不定。他疑惑地望着聂荣臻，问道：“这捣的是什么鬼?”

　　聂荣臻对于红军统帅部里发生的情况虽有所知，但并不知晓内情。他沉思一会儿，对林彪分析说：“说不定张国焘想动手，那样中央就身处危境了。”

　　为了应付突发事变，林彪、聂荣臻向周恩来、彭德怀、李富春发出了一封探询式的请示电报：

　　我军久滞番地，部队日益减员，应乘岷(县)、西(固)敌防薄弱之时突出为妥。目前迟迟不进，究拟如何?

　　9月8日，林、聂电报到达巴西时，巴西情况已如箭上弦，千钧一发。

　　早在9月3日，张国焘电告中央，噶曲河水上涨，无法涉渡，建议放弃北上计划，全部红军向西南方向的川康边界推进，后又提出了“我们要南下”的口号。

　　9月9日，张国焘向毛(泽东)周(恩来)洛(甫)王(稼祥)提出“最后通牒”，逼中央就范：

　　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左右两路(红军)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

　　如何?

　　同日，张国焘致电陈昌浩，命令陈昌浩率右路军迅速南下，如果毛(泽东)林(彪)彭(德怀)不执行命令，应立即“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武力解决”。

　　密码电报指明“该电由陈昌浩亲译”。事也凑巧，当电报发来时，陈昌浩正在一个政治会议上讲话，结果电报由译电员译出后交给叶剑英转陈昌浩，并说明这是密电。叶剑英当然知道此话的涵义，他根据军队保密守则没有展开电报稿。他走进会场，将电报递给陈昌浩。

　　陈昌浩有个特点，当他讲话讲到兴头上时，不喜欢人家打岔。他见叶剑英递给自己一份电报，便瞪了叶剑英一眼，说：“等一会儿。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吗?”

　　无奈，叶剑英只好退回一个座位上。无意中，他的目光扫过电文，顿时怔住了。“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武力解决”，这意味着一场火并将要发生。如不采取措施，后果不堪设想。叶剑英当机立断，借口上厕所，离开会场，疾步赶到离会场约二百米处的毛泽东住所，将电报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吃了一惊，脱口而出：“势头来得好快!好猛呀!”就在两个小时以前，彭德怀曾根据一些迹象判断，张国焘有可能胁迫红一方面军南下。

　　事不宜迟，毛泽东等人火速脱险，来到红三军团住地——牙弄。在与周恩来、王稼祥商量后，决定火速拔营，离开险地。叶剑英则暂留一步，俟机从陈昌浩处弄出作战地图。

　　“马上给一军团发报”，危境中的毛泽东又一次想起了林彪，他亲自口授了电文：

　　林、聂：

　　行动方针有变，你部在原地休整，待令出发。

　　毛泽东

　　9月10日凌晨，叶剑英带地图率中央二局赶到牙弄。“出发!”彭德怀下达了命令。整个红三军团和中央机关闻令开拔，部队如同影子一般在月光下悄然移动，很快便无声无息。

　　下午5时，红三军团到达拉界，距红一军团住地俄界尚有一天的路程。这时，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李富春联名向红一军团发出了通报情况的一封电报：

　　林、聂：

　　(一)张国焘违背战略方针，令右路军南退，中央已去电申斥(不得下达)；

　　(二)中央今率三军全部及军委纵队开抵拉界，明日到俄界；

　　(三)拉界到俄界里程、沿途情况、给养条件如何望立报，并请准备三军全部及军委纵队宿营地。

　　彭德怀李富春

　　接到电报，林彪几天来的疑惑终于明白了。他还能说什么呢?他只是咕哝了一句：“又闹翻了。”

　　9月12日，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领导随三军团到达俄界，并在此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张国焘得悉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后，急忙打电报给林彪等军团军政首长，希望以前煞费苦心的策动工作没有白做。

　　(甲)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为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后悔之无及。

　　…………

　　(丙)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真会断送一、三军团的。

　　望诸兄细思吾言。

　　张国焘的电报此时打来，已经不起任何作用。彭德怀、聂荣臻、李富春自不必说，一度对张国焘颇亲近的林彪也不能不对这封电报嗤之以鼻。

　　因为，毛泽东就在自己身边。毛泽东看了张国焘的电报，付之一哂，说道：“让历史裁决吧!”

　　中央红军脱险北上，进抵腊子口下。腊子口是进入甘南地区的险道要隘。倘若腊子口打不开，中央红军往南不能返回，朝北走不过去，进退不得，将陷入绝境之中。

　　攻打腊子口的战斗，毛泽东交给了林彪。林彪立即给刘亚楼、黄、陈光、肖华发报，命令他们迅速占领哈麻、里朵作为北上据点，准备进攻腊子口。随后，林彪、聂荣臻冒雨赶往腊子口下。从山下往上看，山口宽约三十米，两边是悬崖陡壁，无路可通。山口下面的两座山峰之间，是一条深不见底，水急浪高的沙河，河上横架一座木桥，把两山连接在一起。

　　为了阻止红军北上，甘肃军阀鲁大昌在木桥和山口处布置两个整营的兵力，山后囤积了大批粮草和弹药。距此不远，岷州城内随时有援兵增援腊子口守敌。

　　“事关全军命运，”林彪一咬牙，对杨成武说，“腊子口是座刀山，你们也要给我上。不然，我们还得退回去。”林彪批准了四团的作战计划，即杨成武率一连人直攻木桥、隘口，王开湘带一连人迂回敌后，策应杨成武进攻腊子口。

　　进攻腊子口的战斗从9月16日入夜时分开始，一直打到17日凌晨才结束。杨成武指挥的正面部队发起六次连续冲锋，最后在王开湘的侧翼部队掩护下攻克了天险腊子口，穷追溃敌三十五公里。

　　腊子口一役，缴获粮食十万斤，盐巴两千斤。这对于已经饥疲不堪的红军来说，可谓是无价之宝。

　　腊子口得手以后，林彪立即将战况报告尚在里朵寺等候消息的毛泽东和党中央。他自己即和聂荣臻一起赶往哈达铺，准备迎接毛泽东等人。

　　9月19日，林彪一行抵达哈达铺。这天，一位名叫曹德连的连指导员奉命去邮局寻找敌人的报纸。在邮局，他找到了一大摞国民党《山西日报》。报上，有一则阎锡山进攻陕北红军的消息。

　　曹德连把报纸送到了军团部。林彪和聂荣臻看到这则消息，大喜过望。他们深知这则消息在红军统帅部中的价值。两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快给毛主席送去!”

　　毛泽东本人在当时消息闭塞的情况下，也没有想到陕北会有一支红军力量在活动，还有一块红色区域。

　　9月22日，中央在哈达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兴奋不已，他激动地高声说：

　　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向陕北进军。

　　就这样，一个偶然的事件，成了决定历史进程的关键。中央红军由此决定了自己的落脚点和归宿。

　　历史也把林彪裹挟到了陕北高原。

 

陕北岁月（一）

　　林彪不愿总当乖巧的狐狸，渴望成为一只啸傲山林的百兽之王，提出离开陕北另辟天地，被堂兄阻止。

　　东征期间，一军团拒绝拨兵给徐海东。毛泽东愤怒地说：“红一军团不是你林彪的兵！”回师之后，调任林彪红军大学校长。

　　斯诺眼中最昂贵的军校和最富计谋的校长。第一科学员平均年龄二十七岁，平均枪伤三处，他们的首级赏格总值二百万银元，解放后最低军衔为中将。

　　一时疏漏酿成“出走风波”。毛泽东亲自做许世友的工作，使这位“反对者”变成了赤胆忠心的追随者。

　　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先后参加了毛泽东直接指挥的吴起镇、直罗镇战役，并取得辉煌战果。

　　尽管林彪和他在长征途中一样机智灵活，指挥若定，但他的情绪阴沉、性格阴鸷妨碍了毛泽东对他作更高的评价。相反，对于彭德怀的豁达乐观、立场坚定，在关键时刻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毛泽东十分欣赏，并在举止言谈中不时表现出来。

　　红军胜利开进陕北吴起镇后，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去了一封这样的电报：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骋。

　　谁敢横刀立马，

　　惟我彭大将军。

　　毛泽东能诗善词，他的诗词常被人们当作无上褒奖，传遍全军，在他麾下的林彪、彭德怀、黄公略三位著名战将中，有二位曾出现在他的诗扁中。彭德怀自不必说，对于黄公略，《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有“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之誉；《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更有“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的夸赞。

　　可对于自诩为“常胜将军”的林彪，毛泽东却未给他写下只字片语。林彪对此十分妒嫉和愠怒。

　　中央红军历经千辛万苦，辗转十一省到达陕北，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移到了大西北。这无疑使毛泽东十分自豪。由于长征的成功，他作为全党、全军领袖的地位也更加牢固。他满怀激情地歌颂了长征：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个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

　　“”林彪对毛泽东给予长征的评价不以为然，他一直不认为长征是胜利之举，相反还把长征说成是“一场败仗后的溃逃”。部队开进陕北后没几天，林彪受直罗镇大捷鼓舞而高昂起来的情绪又黯淡、低沉下来。

　　林彪当时的心情并不难理解。作为中国革命大本营的陕北虽然地域如同信天游一样悠远辽阔，军事态势也较以前有利，但陕北的经济、文化如同那“兰花花”一样凄凉、落后、贫乏。映入林彪眼帘的，是寒风暴虐中的几座破窑洞，荒原上是一望无垠的黄色尘土。天是黄的，地也是黄的，林彪的心如同浇了一瓢凉水，寒透了。

　　1935年12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召开瓦窑堡会议前夕，曾征求各军团领导干部对战略问题的意见。藉此机会，林彪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带领队到陕南去打游击。

　　林彪自己常说：“我有时候是虎，有时候是狐狸。”他深深意识到，在毛泽东的身边，他永远只能当一只乖巧的狐狸。这次，他渴望能够独闯天地，成为一只啸傲山林的百兽之王。为此，他在信中称，开辟陕南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更有意义。林彪还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要求将红一军团主要干部尽数调出，由他率领南下。

　　“林彪又摇晃起来了。”毛泽东目光敏锐，洞察一切。他看出了林彪的心思，严厉地批评了林彪的悲观思想，指出他同中央有分歧，并希望他及早改变主意。当时的战略态势是十分明显的，向南发展，就要同东北军和西北军打仗，而且陈诚在洛阳及其以西地区控制了三个军，放在机动位置上，专门用来对付红军。向南发展，就会把蒋军嫡系部队引进西北，加强对西北的控制，最终会危及陕北的安全。

　　林彪南进的要求遭到毛泽东批评以后，他没有就此断绝念头。几天后，他又在一封电报里和毛泽东软磨硬争，仍说“我还在期待中央批准我打游击战争”。这次，毛泽东干脆没有理他。

　　得不到毛泽东首肯，林彪成天在军团部阴沉着脸，耷拉着头，乱发脾气。聂荣臻比林彪大好几岁，在黄埔军校和武汉军委分别担任过林彪的老师和上级，一身兼兄长、师长和政委三重关系。他劝林彪说：

　　“我们只有这么一点部队，只保有这么一点骨干，你能带多少出去呢?你带多了，我们这里能维持下去吗?我们这个根据地能维持下去吗?”

　　林彪和聂荣臻共事六年来，争论不断。林彪从没赢过他，他总感觉聂荣臻以大自居，居高临下，说话不十分入耳。但他又无可奈何，因此发生争吵时，对聂荣臻的话总是一只耳朵听，一只耳朵出。

　　聂荣臻见林彪脸色不好看，于是放慢语调，和言悦色地说：

　　“你不要小看目前这几个破窑洞，它终归是个根据地，是我们的落脚点，我们不是经过两万五千里才找到了这几个破窑洞吗?你去陕南，搞不好，连破窑洞也找不到。你别以为四方面军曾经从那里经过，打过游击，条件会好，我看综合各方面条件来看，不见得一定会强过陕北。”

　　聂荣臻这番推心置腹的话，林彪根本没有听进去，但他也未再作争辩。对这些批评和劝告，他素来不屑一顾。林彪只相信自己，“人的上帝是自己”，这是他多次重复过的一句引以为训的格言。林彪在谈论战争和指挥艺术时，曾经这样讲：

　　只要有信心，就会胜利。你必须尽可能少依赖别人。不管别人是多有经验，力量有多大。这就是要领。

　　由此可以看出，林彪的性格中充满了自满、自信，有时甚至是倔犟。一旦形成自己的观点、看法和思想，他就不轻易放弃，不轻易退却，这使他在跟随毛泽东的漫长岁月中经常与毛泽东发生冲突，思想上经常产生歧义。因此，他获得了一个较为恰当的外号：“摇摆不定的毛派分子”。  

 

陕北岁月（二）

　　这次，林彪关于率部单独到陕南打游击的想法未能坚持下去，最终放弃了。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突然来到陕北的缘故。

　　张浩，又名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1933年，张浩化名李复之赴莫斯科，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张浩参加了共产国际1935年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参予制定了在中国建立统一战线的总政策。 为了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恢复已经与中共中断了一年多的电讯联系，共产国际决定由中共代表团派人回国，担当此重任。

　　从苏联回国，有三条路线可供选择，即可从东北、新疆、内蒙古三个地区的中苏、中蒙交界处入境。在当时，东北已被日军控制，新疆路途太远，只有假道蒙古入境较为方便。但从蒙古入境却要穿过浩瀚的沙漠，闯过层层关卡。最为艰难的是，回国的人身上不能带一片纸一封信，必须把所有文件印记在脑海中，抵达陕北后再口述出来。因此，派回国的人一定要立场坚定，勇敢机智，有应付敌人的丰富经验。同时，此人还要在中共党内有一定声望，被国内同志所熟悉和信任。

　　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权衡，张浩被选定担当这项任务。

　　张浩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主要文件和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指示背熟，然后取道外蒙回国。他一路上忍饥挨饿，过关闯隘，于1935年11月赶到定边，随后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张浩一回国，就立下了殊勋，赢得了党内广大同志的信赖。这不仅仅是由于他全面地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指示，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代表共产国际强有力地支持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为两个方面军的再度会师奠定了基础。

　　张浩回到陕北党中央之前的1935年9月，毛泽东带中央红军北上后，张国焘一意孤行，带领红四方面军和原属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南下，并于10月5日在(四)川(西)康边界卓木碉另行成立“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通令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等人的工作和通缉杨尚昆、叶剑英。12月5日，张国焘发了一封长电给陕北党中央，狂妄地要党中央改称“北方局”。

　　电文如下：

　　(一)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

　　(二)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冒用党中央名义；

　　(三)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

　　(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报来，以便批准。

　　1936年1月6日，张国焘打电报给张浩，攻击党中央的路线是“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要求张浩转告共产国际承队他的第二中央。

　　张国焘的电报和他另立中央的消息在陕北传开后，党内一阵哗然。张国焘的行为激怒了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人。1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电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的“中央”机关和“中央”政府。对于这封电报，张国焘并不吃惊，当初他就知道陕北会作此反应。但是，两天后，他接到了另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无疑使他感到心情抑郁和前途未卜。发电人不是别人，而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张浩：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的。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从字面上讲，甲乙两点互不关联。但久居领导地位的张国焘一看就明白，这是分别从思想上、组织上对他提出的严厉警告。张国焘也知道，此时张浩的声音已不是湖北黄冈林家大的土话了，而是代表了共产国际，代表了斯大林的声音。

　　张国焘在莫斯科工作期间，十分清楚和了解斯大林的脾气和手段，这是一个一提起他的名字就令人胆寒的国际共运领袖。张浩带来的共产国际的压力和红四方面军南下受挫陷入绝境的事实，迫使张国焘最终低下了头。很快，他回电党中央，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第二“中央”改称西南局，他自己也将率四方面军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

　　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企图，终于彻底失败了。党中央负责同志向张浩表示祝贺，林彪也心悦诚服地向堂兄表示钦佩之情。林育英、林育蓉(林彪原名)两兄弟双珠联璧，一时在陕北传为佳话。走在陕北的黄土路上，人们常常这样指着他俩说：“左边是林彪的哥哥，右边是张浩的弟弟。”

　　黄冈家乡的人们得知此事，在林彪父亲五十寿辰的宴席上，特意送了一块上写“双鹤栖庭”的寿匾。 

 

陕北岁月（三）

　　1936年1月，毛泽东决定遣军东进，打到山西去，武装宣传抗日救亡纲领。彭德怀有些担心，一怕红军渡不过黄河，二怕东渡黄河后在国民党军阻截下回不了陕北。因此，他打电报向毛泽东提出，要绝对保证部队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对此，毛泽东满脸不高兴，他见到彭德怀后气冲冲地说：“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

　　话虽是这么说，在背后，毛泽东还是嘱咐林彪到黄河边去勘测水文，调查敌情，制定 渡河计划。

　　黄河以东是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天下。阎锡山把山西视作自家花园，连外境的一只野兔也不愿放进。为此，他和蒋介石、冯玉祥等人曾经大打出手，尸横遍野。到最后，连蒋介石也奈何不得这位“阎老西”。1935年冬，他一听说红军到了陕北，就沿黄河东岸十多个县构筑了明碉暗堡，普遍实行闾甲、连坐制度，发誓不让红军将半步跨过黄河。

　　东征前，林彪来到黄河西岸，对东岸敌人的工事设施、兵力配备、火力配置进行了观察，选定了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渡河点。

　　1936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才2月份，黄河就已开始解冻，白天黑夜，沿河上下，到处可以听见“咯吱”“咯吱”的冰块崩裂声。鉴于这一情况，林彪建议渡河方式由冰上抢渡改为船渡。

　　2月19日，毛泽东来到红一军团前线指挥部。正遇上林彪、聂荣臻、左权在争论谁的手表时间准。在红军中，每次总攻之前，部队常常为时间准确与否扯皮拉筋，有时上级批评下级延误了时间，下级不服，说按照我们的表还提前了哩。这是因为当时红军指挥员戴的手表都是在战场上缴获过来的敌人的手表。式样各异，新旧不一，快慢不同。见大家又为这个简单的老问题争个不休，毛泽东说：“给各个部队发报，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在20号20时开始，以聂荣臻的表为准。”

　　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是渡河左翼先遣队。先遣队先将小船由通向黄河的港汊里悄悄地划出，推到水深处，然后载人直向黄河对岸划去。这夜，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只听见黄河的咆哮和冰块撞击木船的声音。接近对岸的时候，枪声如炒豆般地响了起来，偷渡变成了强渡。红军战士迅速登岸，投入战斗，很快突破了江防，向纵深推进。26日，阎锡山组织晋军反攻，企图把红军赶回河西。林彪率红一军团主动迎敌，击溃了晋军独立第二旅，打了渡河后的第一个大胜仗。

　　3月下旬，红军以十五军团为左路军，二十八军和三十军为中路军，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八十一师为右路军，兵分三路，向山西腹部进军。

　　红一军团作战区域是汾河流域。当时，晋军大部被红十五军团牵制于北线，无力抽兵南下，只得眼睁睁地看着红一军团深入汾河富庶地区。

　　汾河，是山西的天堂。这里的地主除拥有大量土地、羊群外，往往宅第连云，几乎占半个村子，几十匹骡马，连杂色的都没有，把从陕北来的红军战士看傻了眼。山西财主喜欢把金银财宝埋在地下窖起来，红一军团的战士们很快学会了根据敲打地面的声响来判断窖藏所在位置的方法。在这里，红一军团扩红发展迅速，补充了五千名新战士。对这一点，林彪特别高兴。

　　一天，毛泽东打电报给林彪，告诉他红十五军团在北线作战艰苦，伤亡过大，加上处于山区，筹款、扩红等工作开展得不理想，希望红一军团能够拨点兵力给十五军团。

　　“我还有几个鸟兵?!”林彪气呼呼地把电报摔到桌上，大声说道：“不给，不给。就说没有，不给。”

　　聂荣臻看完电报后，向师团一级的干部们了解了一些情况。下边的干部们也反映部队编制还不健全，人员也不满额。聂荣臻找林彪商量后，打电报给毛泽东，汇报了自己部队员额未满的实际情况，请求免拨。看到政委和他观点一致，林彪脸色稍缓。

　　1936年4月，蒋介石派十个师分两路进军山西，阎锡山也派五个师另两个旅南下，以图南北夹击，形成包围之势。毛泽东鉴于红军东渡黄河作战目的已经达到，遂挥师西进，撤回陕北。

　　1936年5月，毛泽东在延川县大相寺主持召开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对红一军团的本位主义观念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这主要是指红一军团拒绝拨兵补充红十五军团的事。顿时，会场上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林彪和聂荣臻身上。林彪一向以不苟言笑、沉默寡言著称，这次，他索性一声不吭，无动于衷地望着寺外的几株古柏，把问题全推给了他的政委。

　　作为政委，聂荣臻主动地向大会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在他们的共事中屡见不鲜。林彪的精明，有时正表现在他的沉默上。 

 

陕北岁月（四）

　　这年夏天，中央军委颁布命令，林彪调任红军大学校长，任命左权代理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仍任军团政委。这一调动，对林彪是奖励，还是微惩，人们议论纷纷，但大多倾向于后者。人们知道，1934年以来，林彪与毛泽东的分歧之处太多，有必要煞煞他的锐气。

　　红一军团为他们的军团长举行了简朴而又热烈和隆重的欢送会。政委聂荣臻在致词时，绕开了他们之间的争论和分歧，热情地赞扬了林彪在红一军团工作期间的建树和功绩。

　　但是，林彪没有对此表示出应有的大将风度。他仍然对与聂荣臻之间过去发生的不悦耿耿于怀。他对聂荣臻说：“我们在一起搞了几年，现在要分手了。过去我们之所以发生分歧，是因为我们看问题的着眼点不同。你是从组织上考虑的，我是从政治上考虑的。”

　　聂荣臻笑了笑，然后严肃地说：“你这个说法不对。你把政治上和组织上绝对对立起来，完全不对头。我们之间争论的许多问题，都是政治问题。现在你要走了，又扯这些问题，再扯几天也扯不清楚，还是等以后有机会慢慢谈吧。今天我们主要是欢送你，不谈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不欢而散。军团长和政委就这样分手了。第二天，林彪带着警卫员，离开了红一军团，踏上了去红大的路途。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始建于1936年6月1日，这是毛泽东为即将全面展开的抗日战争准备干部力量而采取的一项战略措施。按照中央的规定，各军团从军团长到连排基层干部，都必须在红大进行轮训，以求充分利用全面抗战爆发以前的有利时机提高红军自身的战略战术水平。毛泽东希望红大能办成第二个“黄埔军校”，为此，他挑选黄埔军校毕业的林彪来担任红大校长。林彪也常以“校长”之誉而自勖。

　　红大校址最初设在瓦窑堡。1936年6月21日，国民党第八十六师高双成部突袭瓦窑堡，红大即随中央机关撤出瓦窑堡，迁至保安县城。

　　就在这场突袭事件中，林彪有过一个因惊吓过度而偶尔失态的插曲。这件事是罗瑞卿讲的。他的女儿点点在《非凡的年代》一书中，首次披露了这件事：

　　由于陕北红军和地方部队没有及时赶到，敌人突然袭击了瓦窑堡。第二天，父亲随林彪到瓦窑堡的后山去观察地形，看看我们有没有收复瓦窑堡的可能。

　　袭击瓦窑堡的敌人部队大部分都是陕北人，是很熟悉地形的，他们隐蔽得很好。父亲他们估计到这一点，在接近敌人的时候就很小心地弃马步行。但是狡猾的敌人还是远远地发现了他们的行动。“噼噼啪啪”，一排冷枪打过来，父亲大吃一惊。这倒不是因为敌人突然打枪，而是他看见林彪随着枪声仆倒在一块大石头的后面。他想，糟了，一定是林彪负了伤。他就赶快向林彪靠拢。

　　他还没有爬到林彪藏身的地方，忽然又听见林彪在大声地喊，那声音又尖厉又凄凉，完全变了腔，又走了调。细心分辨，才听出林彪喊的是“校长要马呀，校长要马呀……”这时候，父亲还以为是林彪真负了伤，走不得路才大喊要马。

　　可是，把马牵过来，目标更大，更危险。父亲拉着林彪往回走，几个警卫员也闻声赶来架着林彪往回撤。直到林彪爬上马背，大家才明白他一点伤也有。

　　红大进驻保安城地，极目四望，除了荒山野坡，破窑乱洞外，到处是野草乱石，遍地是羊屎马尿。当地一首民谣这样唱道：

　　保安穷山窝，

　　破洞比房多；

　　菩萨比人多。

　　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林彪带领他的学员——那些身经百战、备尝艰辛的红军指挥员们，开始了紧张的学习和生活。

　　红大第一期学员全部来自于中央红军和十五军团，绝大多数是经过长征的骨干。他们分为三个科。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一科。

　　第一科有三十八个人，都是红一方面军团以上领导。他们在1955年我军初次授衔时，最低军衔也是中将，其中比较有名的有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陈光、杨成武、刘亚楼、张爱萍、苏振华、黄永胜等人。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将军科”。据统计，第一科学员平均年龄二十七岁，人平有伤疤三处。如果把蒋介石对这些大名鼎鼎的学员悬赏金数额加在一起，总数竟超过了二百万银元之巨。

　　红军大学有许多独一无二的地方。正是他的特殊魅力，吸引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被毛泽东特许，来红大采访林彪。

　　埃德加·斯诺是进入共产党、红军控制的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斯诺笔下的林彪是个什么形象呢?

　　腼腆好羞，擅使计谋诡术以及和毛泽东保持着无以言喻的亲密关系。这，就是林彪给斯诺留下的深刻印象。

　　斯诺在他著名的《西行漫记》中写道：

　　我记得有一次在抗日剧社看戏，休息的时候，群众一致要求毛泽东和林彪来一次合唱。林彪是红军大学的校长，只有二十八岁，他以前是蒋介石参谋部里一个著名的年轻军校毕业生。林彪像一个小学生似的涨红了脸，讲了几句很得体的话，请女共产党员替他们唱一支歌，逃脱了“点名表演”一关。

　　林彪和毛泽东一样，从来没有受过伤，享有这样盛名的红军指挥员并不多。他在前线身经百战，在战场指挥大军历时十年以上，凡是他的战士所经历过的各种艰难困苦他都尝到过。他的首级悬额高达十万元，但是他仍神奇地没有受伤，身体健康。

　　还有一次，斯诺采访林彪时，毛泽东在座。交谈中，斯诺惊奇地发现毛泽东当着林彪的面脱下了长裤，低着头专心致志地找虱子，随随便便，毫不在乎，没有一点难为情的神色。倒是林彪看到斯诺惊异的目光，十分窘迫。斯诺由此发现，林彪和毛泽东具有类似学生与导师的关系。

　　至于林彪的机警和韧劲，斯诺更是难以忘怀。在林彪那儿，他遇见了进入红区以来第一次也是公有的一次尴尬场面：

　　我到达后不久，林彪邀我找个日子给他的学员讲话。他拟的题目是：英美对华政策。我感到为难。我对两国的对华关系都知道得太少了，我也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解释。但是林彪坚持要我讲，他说他们自己可以提供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他为此安排了一次“面条宴”，使我感到盛情难却，只好勉强从命。

　　两百多个学员集合起来听我讲“英美对华政策”。我扼要地谈了一下英美的态度，然后同意解答问题。我不久就发现，这是个大错误，请我吃的面条根本抵偿不了我遇到的难堪。向我提出的问题，即使由H·G·威尔斯(著名英国作家——本书作者注)来回答，也要自叹智竭才穷。

　　1936年10月，斯诺离开保安。他称誉为“热情”、“执著”的林彪校长带领所有红大学员为他送行，这使他深为感动。

 

陕北岁月（五）

　　1937年春，红军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校长仍由林彪担任。这年夏天，由于林彪的疏忽和失误，抗大发生了一起震动保安的学潮。

　　1937年3月，中央作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以后，由于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干部都在抗大第二期学习，因此抗大便成了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中心。抗大提出了诸如“懋功会师后南下正确还是北上正确?”“西路军为什么遭到严重失败?”等问题供学员讨论。

　　可是，对于这样一场严肃的政治和思想斗争，身为抗大校长的林彪却十分漠视，采取超然于外的态度。连张国焘本人也奇怪地说：“林彪摆出他那校长的姿态，表现置身事外的样子，不公开卷入斗争漩涡。”

　　由于张国焘统治红四方面军达六年之久，长期实行愚民政策，使他在红四方面军中还有一定影响。红四方面军中的一些指挥员对开展批评张国焘的斗争有抵触情绪，特别是对把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不加区别的做法感到不满。而这种情绪蔓延开来后，又没有得到及时引导，终于引发了事端。

　　一次，在抗大的批判会上，有些人揭批张国焘错误时，不加区别地把红四方面军扯了进来，一股脑地扣上了“逃跑主义”、“军阀主义”等帽子。生性耿直的“草莽英雄”许世友越听越憋气，按捺不住，跳了起来，大声地说：“有话直说，指着秃子骂光头算啥好汉?我不同意把四方面军从苏区撤出来叫逃跑主义。中央就没有逃跑主义，中央红军不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吗?如果说逃跑，应该都叫逃跑，中央有，中央红军有，四方面军有，所有红军都有!打不过敌人了，换个地方再打嘛，怎么叫逃跑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撤到川陕，部队从二万发展到八万，这样的逃跑有什么不好?”

　　许世友的一席话，仿佛往滚油里浇了一瓢冷水，顿时炸锅了。会场上一片斥责声：“许世友，你这是与张国焘穿连裆裤!”“你这是匪性未改!”“打倒这个托洛茨基分子!”

　　面对众口一词的批斗，许世友边跳边吼，不顾一切地打嘴仗，最后气得口吐鲜血，被送进医院治疗。躺在病床上，许世友突然产生了出走的想法。“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哪里不能革命，非要留在延安?不如回老根据地打游击去!”他串连、说服了几十个愿意出走的原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准备带着他们回川陕老区去打游击，出发的时间定在4月4日夜里。

　　到了4月4日这一天，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夜色降临，就不辞而别。就在这关键时刻，许世友的老搭档、原红四军政委王建安突然醒悟了，认识到这是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不能由着许世友的性子来，遂将事情紧急报告给抗大保卫处长。保卫处长大惊失色，也没有听清楚，便报告林彪，说许世友他们这批四方面军的学员要闹事，要防止他们对毛主席下手。

　　林彪惊出一身冷汗，急匆匆地赶往毛泽东住所，在门口与叶子龙迎面撞了个满怀。他嚷道：“许世友要杀毛主席!快让警卫把门看紧，我马上派人来!我去向毛主席报告!”

　　门帘一挑，毛泽东闻言走出房间，问道：“什么事呀，这么急?”

　　林彪报告：“主席，我得到可靠情报，张国焘指使一批抗大学员要在今天搞武装暴动，第一个目标就是杀你！”

　　毛泽东处变不惊，不紧不慢地吸着香烟，有些不信，问：“哪一个有这么大的胆量!消息可靠吗?”

　　林彪言之凿凿：“领头的是许世友。此人在少林寺当过和尚，好喝酒，易冲动，拳脚功夫十分了得。”

　　毛泽东表态：“既然这样，就由你处理吧!先把带头的抓起来，再做计议。”

　　随后，按照林彪的安排，一个连的红军战士将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及其附近地区严严实实的警戒起来，防止不测事件。

　　接着，林彪带部队进驻抗大，命令全校师生紧急集合。全体师生集合在一间教室里，教室外面是荷枪实弹的士兵。许世友感觉不妙，硬着头皮观察事态的发展。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走上讲台，按照王建安交待的名单点名，点一个，出列一个，捆一个，一连捆了三十多个，许世友最后一个被捆。他还在惊讶如此隐密的事情如何会被林彪看出破绽，他那精湛的少林功夫根本没有使出一招半式就被五花大绑，动弹不得。等关进窑洞后，他才醒过神来，破口大骂“出卖”他的王建安、抓他的林彪和一些中央领导人。他以为关进了毛泽东的班房，就不会有生还的一天。

　　毛泽东以宽阔的胸怀和恢弘的气度冷静地处理了这件事。他指示成立高级军事法庭，任命董必武为庭长，傅钟为检察长，对涉案人员进行了宽大处理，将大部分人释放，少数人判了几个月的刑期，对带头闹事的许世友给予开除党籍、撤销军长职务、判刑一年的处罚，所有释放人员均回抗大完成学业。毛泽东还要求抗大做好四方面军学员的工作，规定：“只批张国焘的错误，不能批对张国焘路线本来就不应负责的四方面军的干部，更不能去批战士。”

　　林彪逐一找四方面军的学员谈话，稳定了他们的情绪，使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清算张国焘的错误和抗日救亡工作上来。谈话进行得十分顺利，唯独到许世友这儿卡了壳。许世友拒不和解，他提出三条：不管发生什么事，决不当反革命；离开延安；回家侍奉老母。

　　林彪一筹莫展地来找毛泽东，毛泽东问清情况后说：“他的工作我来做。”

　　第二天，毛泽东来到关押许世友的窑洞，与他促膝长谈。

　　“世友同志，你受委屈了，党相信你是一个好同志。你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立下大功劳，我对你表示敬意。张国焘的错误应该他自己负责，跟你们没有关系。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贵财产，不是他张国焘的。他拉不走你们，你们也不要有心理负担。”

　　毛泽东的一席话令许世友潸然泪下，这个在死亡和凌辱面前敢于横眉冷对的铮铮铁汉被深深地打动了。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许世友回答：“我想回新县老家，种田务农，侍奉老母。”

　　毛泽东摇摇头：“大敌当前，全国都掀起了抗日的高潮，你还有心思去过那世外桃源的生活?”

　　许世友难过地说：“我已经被开除了党籍，还能有什么作为?”

　　“党籍开除了可以恢复嘛。你许世友如果是条汉子，就应该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抡圆了大刀片，再干一番事业!”

　　毛泽东说话算话。7月份，中央撤销对许世友等人的刑事处罚。半年后，中央撤销了许世友的党内处分，恢复了他的党籍。一场轩然巨波终于风平浪静，经过这场波折的许世友对毛泽东充满了钦佩之情。他事后追忆时，感慨地说：

　　到达陕北后，我即离职学习，进当时设在保安的红军大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二期集训，并参加了清算张国焘罪行的斗争。

　　开始，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同志，对这场斗争认识不够，对张国焘也有个去其伪装、见其实质的过程。幸而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教育下，逐步认清了张国焘的本来面目。

　　毛泽东同志的豁达大度和恳切话语，使我茅塞顿开，备受感动，胸中苦思不解之疑一扫而光。痛定思痛，温故知新，方知主席伟大，国焘渺小，不可同日而语。

　　此后，许世友成了毛泽东铁胆忠心的拥护者和追随者。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抗大二期学员提前毕业。林彪也结束了他为期一年的校长生涯，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奔赴华北抗日前线。 

 

第四部分

抗日首勋（一）

　　平型关激战威震天下，“常胜将军”美名一夜遍神州。八路军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五台山——五师分兵经略三晋。林彪喜极而悲，阴沟里翻船，挨了影响他政治生涯的一粒冷枪。

　　骁将自有骁将的礼节，卫立煌探望林彪的礼物与众不同：一百万发步枪子弹、二十五万枚手榴弹和一百八十箱牛肉罐头。

　　林彪的军事才能又一次得到了显示的机会，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给了他用武之地，平型关一战使他声名如日中天。

　　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

　　中华民族危急!!!

　　1937年7月7日凌晨，宛平城外卢沟桥枪声骤起。日军盘马弯弓，铁骑直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中共中央忧心如焚。从抗日的大局出发，请缨出战，直到8月上旬，国民党中央才同意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为“八路军”)，开赴第二战区山西前线作战。

　　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八路军下辖一一五、一二○、一二九共三个师，由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林彪、刘伯承、贺龙分别担任这三个师的师长。三个师中，林彪统帅的一一五师是由原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改组而成，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一一五师下辖三四三、三四四旅，另外还有一个独立团、一个骑兵营的建制，总兵力达一万五千人，超过了一二○、一二九师的总和(两师总兵力一万四千人)，威风赫赫，一枝独秀。

　　“林氏三兄弟”中，除已经去世的林育南外，林彪和林育英(张浩)都担任了八路军中的要职。一个出任一一五师师长，一个出任一二○师政委。以致于毛泽东在同他们开玩笑时说道：“假如林育南还在，干脆八路军这三个师都由你们林家包了。”

　　八路军出征前，华北战场一片混乱。国民党守军不敌日军进攻，纷纷溃退。八路军将采取何种策略挫敌锐气，斩敌锋芒，这是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中共中央召开了洛川会议。

　　洛川，北距延安城九十公里，南距国统区十多公里，处于西安与延安之间。选择洛川作为开会地点，是为了便于军队负责人参加。当时，红军各部队大多驻在西安附近地区。林彪是在抗大卸任赴一一五师供职途中接到开会通知的。

　　洛川会议的参加者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师军政首长一共二十多人。会议中，讨论最激烈的议题是八路军出征后采取什么样的作战方针。

　　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能低估他，轻看他。同日本人作战，不能局限于同国民党作战那套老办法，硬打硬拼是不行的。我们的子弹和武器供应都很困难，打了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因此，我们采用的策略应该是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

　　而且，毛泽东还想得更远。在这方面，他有魔术师一般的神奇和预言家般的准确，他的这种走在历史前面的超前意识，常常被一些人斥之为虚幻、梦臆，但又常常被历史的进程所证明。毛泽东说，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特别是武装力量，因为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以后，我们还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此目的，我们应在游击战争中积蓄力量。

　　毛泽东的发言，遭到彭德怀的异议。他在会上提出了用红军擅长的运动战打几场歼灭战的建议。彭德怀说八路军只要有二十万军队，有国民党嫡系部队那样的装备，再加若干炮兵，凭险防守，机动出击，日本人是攻不进山西的。事后，彭德怀检讨说，这是一种轻敌速胜的思想。

　　林彪又一次与他的老师背道而驰。他也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这不奇怪，林彪素以善打运动战著称，在中央苏区时指挥大兵团作战很有经验，曾经整师整团地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他对运动战的偏爱和造诣是公认的。在会上，林彪支持彭德怀的观点，不同意打游击战。他说：“内战时期我们可以整师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队，日本人有什么了不起?可以考虑以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林彪越说越离奇，连彭德怀都直摇头，要他不要再讲了。

　　会议整整讨论了四天。在林彪、彭德怀等人的坚持下，毛泽东修改了最初的提法，将八路军的作战方针规定为：基本的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也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抗日首勋（二）

　　洛川会议一结束，林彪和新任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立即赶赴部队。8月下旬，一一五师分为两个梯队进入山西境内，对日作战。

　　适逢黄土高原的雨季来临，暴雨普降，连日兼旬，延绵不断，从洛川到西安的道路上一片泥泞，马蹄溅起的泥浆溅得满身都是。当林彪、聂荣臻二人赶到西安时，浑身上下成了一个泥人。

　　聂荣臻在西安小停几天。林彪继续东行，他搭火车到潼关，然后换木船过渡，越过黄河。雨季的黄河，浊浪滔天，湍急的河水滚滚而来，咆哮而去。渡船在激流中颠簸，时而跃上浪尖，时而跌入谷底，惊心动魄。只有在此时此境，渡客才能领略到黄河的雄壮，聆听到黄河的脉搏和呼吸。

　　过了黄河，便是山西风陵渡。这里已是一片喧嚣。所有进入山西的部队均得换乘山西特有的小火车，否则只有徒步行军。山西铺设的铁轨与外省不同，均是窄轨。这是“阎老西”在军阀混战时期的“发明创造”，藉以防范外省军阀乘火车长驱直入奔袭山西省会——太原市。林彪一路风尘仆仆，于9月上旬赶到太原，与一一五师先头部队三四三旅会合。

　　9月中旬，日军兵分几路向山西太原推进。其中一路由大同进攻雁门关，一路由蔚县、广灵西扑平型关。“两关”一失，太原不保。蒋、阎二十万部队奉命防守“两关”要隘。中共以民族利益为重，决定援助他们作战。于是，一二○师驰援雁门关，一一五师日夜兼程，向平型关急进，阻击进犯之敌。

　　林彪率领三四三旅由太原、原平向灵丘急进。沿途所见，触目惊心。国民党退兵如潮水般涌过，他们一批又一批，用步枪挑着弹药和抢来的包裹、母鸡，垂头丧气，惊恐万状。国民党士兵看到一一五师向前线开去，人人感到奇怪，他们极力向八路军战士形容日军的可怕，双方展开了一段生动的对话：

　　“你们为什么退下来?”

　　“日本人有飞机坦克，炮弹比我们机关枪的子弹还多，不退下来咋办呢?”

　　“当兵还怕死?”

　　“别吹牛皮，上去试试。”

　　“你们究竟打死了多少日本鬼子兵?”

　　“我们还没见过鬼子兵的面哩。”

　　“为什么不和敌人拼一拼?”

　　“找不到长官，没有人指挥，打不了哇!”

　　为防止国民党退兵影响部队抗日作战的士气，制止“恐日病”的发生和蔓延，林彪命令三四三旅改走小路，避开国民党部队，向灵丘方向前进。

　　在西安多呆了几天的聂荣臻在9月上旬赶上一一五师的后续部队，即由徐海东率领的三四四旅。中旬，聂荣臻乘车到达原平，询问林彪位置。师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告诉政委：“林师长已到灵丘以南观察地形去了。”

　　聂荣臻于是立即带领一一五师师部和三四四旅走山区小路，急如星火地向先头部队前进的方向赶去。

　　9月23日，聂荣臻等抵达平型关东南的上寨镇，见到了林彪。林彪指着一道道山壑，说道：

　　“可以在这里打一仗!”

　　平型关位于山西东北部古长城上，自古以来是晋、冀两省的重要隘口。关内关外，群山峥嵘，层峦叠嶂，沟深谷幽，阴森邃静。从平型关山口至灵丘县东河南镇是一条由东北向西南伸展的狭窄沟道。地势最险要的是沟道中段，长约五公里，沟深数十丈，沟底通道仅能通过一辆汽车，而南北两头沟岸却是比较平坦的山地。这正是一个打伏击的好地方。

　　在选择作战地形上，林彪的眼力是别人所不及的。历史又给了他一次成功的机会。

　　进攻平型关的日军，属于板垣第五师团二十一旅。析垣是个中国通，全名叫板垣征四郎，1929年他就来到了中国，在关东军任大佐。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拼凑组织“满洲帝国”，板垣代表日本领衔与溥仪进行谈判。五年后，他升任中将师团长，威名显赫。

　　板垣在华多年，熟知中国地理。他知道，平型关历来守备松弛，是个薄弱环节，因此，他企图抢攻平型关，直插太原腹背。9月下旬，板垣师团攻占灵丘后，即沿沟道向平型关直扑而来。

　　为了打好一一五师出征后第一仗，林彪、聂荣臻召开了干部会。林彪命令独立团和骑兵营插到灵丘与涞源之间、灵丘与广灵之间，切断敌人交通线，阻止敌人增援；命令三四三旅的二个团为主攻，三四四旅一个团到平型关北面断敌退路，一个团作师部预备队。全部攻击部队埋伏于平型关东侧山地。当夜，一一五师主力赶往距平型关十五公里的冉庄待命。

　　24日，东面灵丘方向传来断断续续的枪声。前沿部队报告，敌人有可能翌日大举进攻。傍晚时分，林彪打电报给各旅首长，下达了出击命令：

　　三四三旅本日晚0点出发进入百崖台一线埋伏阵地，三四四旅随后开进。

　　百崖台一线，距预计敌人要经过的汽车路仅一两公里。当夜，大雨陡降，风声、雨声、脚步声交合在一起，战士们既无雨衣，又无御寒衣物，单衣单裤，浑身透湿，沿着崎岖的山道艰难地前进。

　　暴雨导致山洪暴发。陡然涨起的溪水疯狂地冲撞着沟谷峡底，发出轰轰的巨响。战士们只得把枪和子弹挂在脖子上，手拉手结成一道人墙，或者拽着骡马的尾巴从激流中淌过去。三四三旅抢在山洪暴发前过去了，徐海东带领的三四四旅被山洪阻挡，只过去了一个团，另一个团的部分战士急着过去，结果被越来越凶猛的洪水裹挟而去。

　　“洪水太急，强渡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牺牲。让剩下的部队作为预备队，缓行待进吧。”林彪同意了聂荣臻的意见。

　　天亮前，一一五师终于到达指定阵地。按照作战计划，一一五师大部分兵力隐蔽于东南山地，同时派一支部队穿过沟底通道，占领河南镇以北的一处高地，造成居高临下、两面夹击之势。林彪将师指挥所设在沟道东南的一个山头上，在那里，通过望远镜，可以鸟瞰战场全景。

　　清晨，大雨初歇，群山一片寂静，几株孤零零的小树在秋风中冷得发抖。7时左右，沟道上传来隐隐约约的马达声。不一会儿，一百多辆汽车隆隆地开进沟道，汽车后又是二百多辆大车，再后面是驮着炮弹的骡马和骑兵。总共四千多名日军士兵在太阳旗的引导下，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林彪布下的口袋。

　　这时，伏击部队的报告不断传进师指挥所。当日军已全部进入一一五师的埋伏圈后，林彪立即下令：

　　“攻击开始!”

　　随着林彪一声令下，顿时，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枪炮声响彻山谷。八路军的突然发起攻击，使日军措手不及，指挥系统一时失去指挥，只得仓促应战。

　　板垣二十一旅团毕竟是一支有丰富战斗经验的部队。他们很快从懵懂中清醒过来，疯狂地进行反扑。日军官佐举着军刀拼命地嗥叫，试图组织反冲锋抢占高地。双方展开了血战，白刃对刺，刀光血影，不断有人倒下。他们用拳头，用牙齿，用石头，拼命想消灭对方，直到力尽命殒。

　　残酷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当日正午。日军终于抵御不住从未遇过的八路军的猛烈攻击，弃下一千多具尸体，落荒而逃。

　　平型关战斗，八路军一一五师歼敌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千余人，炸毁日军汽车一百余辆，大车二百多辆，缴获炮弹二千多发，机枪二十余挺，战马五十多匹，步枪千余支，其他辎重物资不计其数，取得了抗战以来第一次对日作战的辉煌胜利。一一五师的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平型关大战获得重大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各地。各党派、各阶层发来的贺电、贺信如同雪片一般飞来，以“抗战领袖”自居的蒋介石也致电表示庆贺。

　　一夜之间，林彪的名字家喻户晓。“抗日英豪”、“民族英雄”、“无敌元帅”、“常胜将军”等等桂冠挤满了全国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特别是当人们得悉这位英雄的八路军师长尚未婚娶时，多少年轻美貌的少女把这位浓眉毛的师长的形象埋在心里，编织出无限美妙的春梦。

“鞭敲金铠响，人唱凯歌还。”当林彪率部来到五台县时，万人空巷，盛况空前，全城人聚集城外，争相一睹抗日将士的丰采。佛教圣地之一的五台山上的僧人们也身披袈裟，手执长笛短箫，奏起了欢迎的梵乐。 

 

抗日首勋（三）

　　1937年10月26日，正太铁路要隘娘子关失守，山西的抗战形势急转直下。至此，在华北地区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和正面战场宣告消失，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抗日游击战争阶段宣告开始。党中央决定划华北为四大战略区，即以一二○师开辟晋西北，一二九师开辟晋东南，一一五师分兵开辟晋西和晋东北地区。

　　按照中央指示，一一五师从驰援娘子关时即开始分兵，主力由林彪带领由晋东南转往 晋西吕梁山，余部由聂荣臻率领开辟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东北地区。

　　“分兵”的工作很简单，主要是确定谁跟主力转移新区，谁留下来。作为一师之长，林彪不愿主持“分家”。分多了怕人家(聂荣臻)有意见，分少了自己又吃亏，他采取回避的方法，推荐政治部主任罗荣恒来主持这项工作。对此，聂荣臻也表示同意。他对罗荣桓说道：

　　“你来分好，你公平。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几个部门都由你决定。哪些人走，哪些人留，你有决定权，我不争一个人。”

　　罗荣桓确实做到了公平如秤。他亲自挑选一批人留下来。人数虽不多，但很得力，聂荣臻很满意。

　　斗换星移，春秋更序。一晃到了1938年的3月。这时，林彪已率部到达吕梁山和太岳山脉，经过一年的努力，开辟了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当时，在一一五师的侧翼，是国民党阎锡山的部队。国共双方协同抵御着日军疯狂的“扫荡”。

　　晋南山区的春天，早晚多雾，云烟氤氲，漫山遍野，五步之外，不辨东西。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吕梁春多雾，

　　闻声不辨物。

　　只听耳边响，

　　不见眼前过。

　　3月2日清晨，突然降了一场大雾。迷雾把大地笼罩着，一切都是朦朦胧胧的。林彪不听警卫员的劝说，独自一人到住地村外去遛马。

　　林彪做梦也没想到，他这一遛，竟身中冷枪，负了重伤，留下终生遗憾。

　　林彪戎马一生几十年，虽然经历过无数次危险，但受伤却只有这一次。这次负伤严重损坏了林彪的身体健康，对他那雄心勃勃的政治生涯不啻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平型关大捷后，一一五师从板垣师团丢弃的大量辎重中得到补充，发了“洋财”，团以上所有干部都得到了一件黄呢子军大衣，林彪也不例外。林彪还挑了一匹丰神健骨的骏马。这匹马是关外良种，名唤“千里雪”，周身没有一根杂毛，一眼望去，就像一道白色的闪电，发光耀眼。林彪有了这匹马，便慢慢养成了遛马的习惯。

　　这天，林彪一出村，便策马奔驰。“千里雪”飞踏腾空，闯村过店，清脆的马蹄声沿山区小道一路响起，不知不觉的，林彪已进入了阎锡山部队的防区。

　　阎锡山的部队紧邻一一五师。由于正和日本人打仗，他们在防区边缘布置了警戒线，放了流动哨。防区外的蹄声和马嘶引起了士兵的注意。带队的一个班长从浓雾中看见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身穿黄呢大衣，骑着一匹洋种马，正朝这边飞驰而来。他认定这是日军军官无疑，下令开枪。

　　枪声过后，林彪和马仆倒在地上。子弹从他的前胸打入，洞穿了右肺叶。等大惊失色的阎军士兵把林彪认出来时，他已由于失血过多，昏死过去。

　　闻讯赶来的警卫员赶紧把林彪抬回一一五师师部，进行急救。阎锡山听到消息，大为惊讶，亲自带着医官前来为林彪会诊。经过紧张的抢救，出血是止住了，但是弹头还留在体内。战时医疗条件太差，开刀取弹头的危险性很大，弄不好会造成重大医疗事故，更何况林彪是大名鼎鼎的传奇式人物，谁也不敢动这个手术。

　　几天以后，林彪才清醒过来。望着病床前一双双忧虑、诚挚的眼睛，他露出一丝苦笑，说：“没想到阴沟里翻了船。”这句湖北土话的确代表了林彪当时的心情。

　　伤，虽然细想起来十分窝囊，但林彪这次却表现出了一个儒将所显露出来的宽宏大量和坦荡之心。他没有同意阎锡山提出的枪毙肇事者的意见，宽恕了那个闯祸的班长和士兵，这使那位班长和他的士兵感动得涕泪交加。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得知林彪负伤的消息后打来了慰问电。毛泽东还特地派有“医林圣手，军中名医”之称的傅连来为林彪治疗。

　　傅连，福建长汀人，原来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1927年在长汀任福音院院长时曾尽力抢救过八一起义部队的伤病员，1933年参加红军后，历任中央红军医院院长、陕甘宁边区医院院长。傅连医术高明，为人厚道，深得中央领导同志的器重。同样，派傅连来晋西，也说明了毛泽东对林彪的器重。

　　在傅连的精心治疗下，林彪的伤情得到控制，伤口也渐渐愈合了。但是，由于子弹擦伤了中枢神经，弹头残留体内，每逢天阴雨雪，伤口发炎，林彪还是疼痛难忍，在床上滚来滚去。

　　1938年春，鉴于林彪身体日益虚弱，伤口恶化，八路军总部决定派人护送林彪到延安休养。

　　早春三月，桃苞绽放，柳枝爬绿。青青的嫩草，婀娜娇柔；玲珑的翠鸟，啼啾悦耳。延安城外一望无际的原野上又响起了粗犷激越的信天游。

　　带伤的勇士比健还的英雄更惹人爱怜，这是古今通例。毛泽东为载誉归来的林彪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劝慰他宽心养病。二十里堡，昔日一座偏僻宁静的小山村，由于林彪的到来而喧闹非凡。每天都有抗日团体或军政要人前来探望致意。其中最有特色的一次是卫立煌探病。

　　1938年4月，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卫立煌顺道访问延安，专程前往二十里堡慰问林彪。行至半途，他突然下车，对部下说，“快搜搜荷包，看有没有钱?我今天忘记准备犒金了。”原来国民党军队素有犒赏和送礼的风气，按当时不成文的规定，一个师长受伤，礼金通常要高至数千元。众随从把口袋搜遍，也只六百元钱。

　　“这怎么行?太少了，太少了，”卫立煌急得直搓手，“事后再送，行不行?这失不失礼？”

　　卫立煌的秘书说，“好像没有事后再送钱的规矩，这显得诚意不够，不如看望林彪时探询他需要什么。”

　　“好主意。”卫立煌上车，赶到二十里堡，热情地与林彪交谈，问他是否能帮上忙。

　　“帮忙?”林彪摇摇头，表示感谢。

　　“譬如药品，食物，衣服……”，卫立煌专拣边区紧缺的物资说。

　　“我本身没有什么需要，一切都很齐备。”

　　“那部队有什么困难呢?”卫立煌不送点东西不甘心。

　　“部队缺弹药。”林彪直盯着卫立煌。

　　“一言为定，我就送弹药。”

　　第二天，卫立煌抵达西安，下令拨给八路军步枪子弹一百万发，手榴弹二十五万枚和牛肉罐头一百八十箱。当时的国民党后勤部副部长卢佐认为数目太大，怕蒋介石不批准，提出应仔细考虑。卫立煌闻悉后，亲自打电话与卢佐洽商获得批准。后来第二战区前敌指挥部后勤司令杲海澜也因数目庞大，不敢执行。卫立煌又打招呼，说，“我是前敌总指挥，对于抗日有功的军队，都要一视同仁。照单拨出，出了问题，我卫立煌负责。”

　　三十天后，当十余辆军车把子弹、罐头送到二十里堡时，林彪苍白的脸上露出激动的红晕，他连连说，“礼重了，礼重了。” 

 

旅苏生活（一）

　　斯大林对林彪礼遇有加，给他最好的治疗和享受最好的待遇。对于“斯大林欲用十五个将军换林彪”的传闻，他既不肯定，又不否定。

　　“米脂的姑娘绥德的汉”。米脂美女张梅活泼的性格与郁郁寡欢的丈夫格格不入，林彪的婚姻生活出现裂痕。

　　一个婀娜多姿的身影，一段魂牵梦绕的追求，林彪藏在心里的秘密。熟悉内情的人评论，林彪谈恋爱如同打仗，讲究迂回，缺少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魄。

　　林彪枪伤复发。

　　1938年冬，陕甘宁边区卫生条件和医疗水平有限，特别是由于国民党暗中实行封锁禁运政策，许多急需的药品不能及时购进和运回边区。尽管医务工作者尽了最大限度的努力，但是仍然不能有效地控制病情，林彪经常处在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中，身体每况愈下。看到昔日虎将消瘦、虚弱和痛楚的样子，毛泽东难过得直掉眼泪，这是他一生中少有的几次流泪。毛泽东和朱德、张浩、周恩来、彭德怀商量，决定马上送林彪到苏联治疗，同时致电苏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务必使林彪康复。

　　12月，林彪在新婚妻子张梅陪同下辗转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受到莫洛托夫等苏联党政要人的隆重欢迎。热情的主人安排林彪夫妇住进库契诺庄园，一边疗养，一边接受治疗。

　　库契诺庄园，位于莫斯科近郊，十月革命前是全俄有名的大地主罗斯潘罗夫的私人别墅。整个庄园，占地数百公顷，有成片的山林、猎场和湖泊，风景秀丽，设备豪华，遐迩闻名。林彪到达时，正值隆冬，湖泊已经结冰，在阳光的映照下，熠熠闪亮，宛如一面巨大的镜子。白雪覆盖了树林，林中不时扑腾起一群群不知名的小鸟，尖叫着飞向天空。石径小道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蜿蜒弯曲，隐入山间林野，夹道笔立的松树透发出一种类似薄荷的清香，一丝丝，一缕缕，沁人肺腑。最热闹的是围猎，人欢马嘶，兽突犬逐，歌声笑语，不绝于耳……这里呈现出一幅幅与国内战火横飞、满目疮痍完全不同的生活景象，引起张梅极大的兴趣。

　　张梅，真名叫刘新民，陕北米脂人。米脂，是西北男人魂萦梦绕的地方。那里很穷，也很偏僻，但是却有一方好水土，是个盛出美女的“神仙福地”。米脂姑娘集江南秀媚与边塞健美于一身，皮肤白皙，面色红润，身材婀娜，体贴温柔，风情万种。从明代末年起，“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这句民谚就随李闯王的铁骑传遍天下。有一首“信天游”纯朴而又形象地描绘道：

　　蓝蓝的天空云铺的被，

　　红萝卜的胳膊白萝卜的腿；

　　弯弯的月亮风荡荡地吹，

　　清潭般的眼睛柳叶做的眉；

　　绿油油的麦叶黄灿灿的穗，

　　嫩生生的脸庞红嘟嘟的嘴；

　　尕妹妹一见没有法子睡，

　　揉碎了情哥哥的肝和肺。

　　张梅在米脂县是出类拔萃的美人，被公认为“陕北一枝花”。尽管林彪相貌平平，个头不高，也没有什么特别可爱的气质，但他以自己巨大的声威、名气摘取了这朵塞北名花。

　　与张梅欢喜雀跃、兴奋激动的感受相反，到苏联后，林彪更加缺言少语。看到苏联人民安详、幸福、和平建设和生活的情景，他不由地想到苦难深重的祖国，想到挣扎在日寇铁蹄下的同胞，想到艰苦转战中的战友和军队。就像一匹久经战阵的军马，他渴望重返沙场，聆听硝烟弥漫中嘹亮的号角声和白刃相格的厮杀声。加上伤势严重，手术医治情况不理想，子弹伤及脊椎神经，恢复过程缓慢，还留下许多后遗症，林彪心情更加沉郁。据当时与林彪夫妇住在一起的蹇先任回忆：“林彪来这里以后，表面上很平静，但在自己房子里经常发脾气。”

　　越是浮躁，林彪就越是不苟言笑，严肃得像个木雕，他把精力转向攻读英、法、德、俄等国著名军事家的著作，潜心研究军事理论。从1926年算起，林彪已有十二年军旅历史，北伐战争时期与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封建军阀打过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与蒋介石、何应钦、陈诚交过手，抗日战争时期与日军少壮派将领较量过，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但是这些关于选兵、带兵、练兵和进攻、防守、转换的宝贵技巧和战略战术，像一串散乱的珍珠，从未归纳、整理，用一条金线把它们串接，上升到理论上来。利用在苏养病的充裕时间，林彪进行了深刻的咀嚼和提炼，在军事战略理论上有了重要的突破和长足的进展，他很快成为一名理论与实践兼擅的军事战略家。

　　林彪在莫斯科度过的几年生涯，迄今文字记述甚少。当年曾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的赵研极这样回忆说：

　　我第一次见到林彪，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平型关获得第一场大胜仗的一两年后，时间是1940年，地点在莫斯科。我陪苏俄友人去看我这位中国同胞。这位年轻将领早在长征和抗日战争期间就名声大噪，我得尽力压抑我的兴奋不安的感觉。

　　他苍白而脆弱，一副学者般弱不禁风的身材。身穿灰色法兰绒制服，脸上绽放谦逊的笑容，要不是他那副又浓又黑的眉毛和沉着果断的眼神，根本难以相信这个在俄式壁炉前伸手欢迎我的年轻人，就是中共赫赫有名的将领林彪。

　　那次见面以后，我和林彪在莫斯科建立了关系。由于他负责中共和俄共之间的联络，也成了我的上司。

　　斯大林对林彪礼遇有加是显而易见的。他享受的是最高特权生活。他在努力研究“作战要领”时，可以经常会见苏俄一流理论家。

 

旅苏生活（二）

　　中国革命战争的独特经验，使林彪在苏联军界知名度大增，受到斯大林的重视与青睐。1939年春，第二次世界大战面临爆发的临界点。德国军队在征服丹麦和挪威后，集结重兵，准备向法国发动大规模侵略。英法盟军则沿马其诺防线猬集布防，计划凭借这道延绵近千里的钢筋混凝土纵深防御工事阻止德军入侵。作为中立国，苏联虽不参战，但密切注视着战事的发展。在一次酒会上，斯大林征询苏军将领对德军战略意图和兵力部署的判断。大多数苏联元帅都估计德军可能集中火力，攻击中段防线，打开缺口后，以装甲部队实行机械化纵深 突破与追击；但是，无论纳粹分子多么丧心病狂、气焰嚣张，在坚固的马其诺防线面前，也会费时日久，伤耗惨重。

　　当时，林彪正好在场。斯大林出于客气和礼貌，问：“林彪同志对德军兵力走向有何看法?”

　　“我不是希特勒，不清楚他的真实想法。”林彪一笑，想搪塞过去。

　　“嗯?这个回答我不能满意。如果你是德军统帅，你会怎么办?”斯大林摘下含在嘴上的烟斗，犀利的眼神直盯着林彪。

　　斯大林认真了，其他人纷纷围上来，气氛有些紧张。林彪仍然不慌不忙，他向来以稳著称，火烧眉毛也能稳得出油。

　　“前面几位元帅的判断都很高明。但是，我劝同志们不要过于看重马其诺防线。物是死的，人是活的。有用的时候，它胜过钢铁长城，坚不可摧；没用的时候，它是一堆垃圾，不值半文。”林彪语出惊人。

　　“林彪同志能否说得明白点?”华发斑鬓的布琼尼、伏罗希洛夫、提莫申科元帅还不太瞧得起这个三十出头、瘦小的年轻人。

　　“我的意思是，如果正面攻打马其诺，防线才会起作用，战事结果可能会如诸位所料想的那样演变成相持战，时间会拖得很长；如果绕开防线，从侧翼作大规模迂回，兜击防线深远后方，马其诺防线就会毫无用处，战局也会很快明朗”。林彪顿了一会，又强调性地补充道，“在中国苏区反‘围剿’斗争中，我们红军经常使用这种战术。”

　　斯大林和在场的苏军领导人都认为这种方案过于离奇、冒险。几个月后，希特勒否决了德军参谋部稳扎稳打，攻坚突破的作战计划，指挥德军机械化部队绕道比利时，以闪电战的速度斜插法国腹部，迫使猬集在马其诺地区的盟军数十个师拼命溃逃。消息传到莫斯科，斯大林大吃一惊，苏军将领也开始服膺林彪天才的判断与预测。

　　这件事引发了许多传闻。据说，1942年林彪伤愈回国时，斯大林极力挽留，并向蒋介石提出以十五个将军换林彪。这一传说不翼而飞，无足而走，哄遍全国，无形中增大了林彪在国内政坛、军坛上的地位和份量。当人们询问林彪传闻是否属实时，林彪不置可否地淡淡一笑，说，“我不知道，你们有兴趣，可以去问斯大林和蒋主席。”

　　“军场得意，情场失意”，这八个字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位工作人员对林彪三年旅苏生活的概括。在林彪军事声望如日方升的时候，他的家庭生活却出现了危机。

　　林彪是个夫权思想很重的人。他天性好静，不抽烟，不喝酒，不社交，不跳舞，不参加任何形式的聚会，整天闷在家里，读书，默想，吃饭，睡觉，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没有一点变化，林彪不喜欢运动，很少户外活动，库契诺猎场从未去过。如果说他还有一点爱好，那就是没完没了地踱步、转圈，研究地图。

　　林彪爱好和习惯过这种安静、单调和有规律的生活，还要求张梅也这样做。他认为，中国妇女的基本美德就是温柔顺从，夫唱妻随，所以要求张梅不要乱交朋友，不要乱串门，不要乱说话，不要参加各类政治活动，本本分分地呆在庄园里，陪他看书散步。张梅生性好动，个性很强，难以忍受这种禁锢和约束。与林彪呆在一起，她感到压抑、孤独，缺少人情味，没有活力，像僵尸一样。林彪越不让她出去，她就越是出去；林彪越不让她交朋友，她就越是要交朋友，还要交很多的朋友……夫妻之间，裂痕愈来愈大，关系愈来愈僵，到后来竟如同水火，一个星期难得碰面，连周末也聚不到一起。早已习惯了沉寂谧静的林彪也开始感到冷清。这时，一个身材婀娜、仪态翩跹的少女引起了林彪的注意。她就是孙维世。

　　大革命后期和土地战争时期，在国共两党严酷的厮杀中，有一大批著名的共产党员和重要领导人或遭通缉，或被屠杀，他们的家人有的辗转避难，有的流离失所，还有的被关进监狱。内战结束后，为对得起死去的烈士，为了让这批饱经苦难的孩子更快更好地成长，党中央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他们，分批送往苏联学习。当时在莫斯科学习的烈士后裔和中央领导人的子女有：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蔡和森的儿子蔡传，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朱德的女儿朱敏，林伯渠的女儿林莉等。

　　孙维世也是烈士的后代。她的父亲孙炳文是周恩来的至友，共产党的早期革命家，1927年惨遭国民党杀害。当时孙维世才六岁，母亲任锐历尽艰辛把她抚养成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派人把她从上海接到延安，送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在林彪夫妇抵达苏联不久，孙维世受党中央派遣，也来到莫斯科，先后就读于中山大学和莫斯科戏剧学院，主攻导演艺术。孙维世天生丽质，明艳动人，既有学者的儒雅，又有姑娘的娇羞，多才多艺，性情和善，是一个讨人喜爱的姑娘。

　　孙维世、瞿独伊、毛岸英这些客居异邦的年轻人，常常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的闲暇，相邀到一起，举行野游、聚餐和集会。年轻人崇拜英雄，他们怀着敬重的心理，多次邀请林彪这位“常胜将军”参加他们举办的重要活动，希望能听到他亲口讲自己的历史，讲革命领袖之间的轶闻趣事，讲井冈山、反“围剿”、长征、平型关大捷……过去，林彪不太愿意和这些年轻人来往，觉得他们过于单纯、幼稚，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中间隔着一条很宽很长，不易跨越的“代沟”。自从注视孙维世后，他的态度有了转变，开始对年轻人举行的聚会表示关心和好感。这一变化，使得年轻人高呼“乌拉”，兴奋不已。

　　每当有人请他参加活动时，林彪总是和蔼地问：“大家都去吗?”

　　“都去，没有人缺席。”邀请人为林彪的细致、周到而感动，一一报出姓名，带着期待的口气说，“大家都非常希望您能参加。”

　　“好，既然大家都去，我也去。”林彪痛快地答应。

　　如果碰巧孙维世有事不能抽空参加时，林彪面上便闪逝一丝隐隐约约的失望，软绵绵地说，“我今天不太舒服，就不要去了吧。”

　　久而久之，人们渐渐发现，原来林彪参加活动是冲着孙维世来的，于是每次聚会都打孙维世的牌子，林彪也欣然应允。

　　林彪善于克制自己，总希望姑娘先体察出他的意图和用心，采取主动姿态。在聚会，他与大家均等接触，对孙维世也不例外，从不显露火力重点，避免过于急迫和张扬。年轻人私下议论，“林彪谈恋爱如同打仗，小心翼翼，追求百分之百的把握”。对这种战术，有人赞成，认为这是高明的迂回策略；也有人反对，批评林彪缺少男子汉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魄。

 

旅苏生活（三）

　　一个星期日下午，林彪自忖时机接近成熟，单独约请孙维世吃饭。饭后，两人在大街上散步，有一句没一句漫无边际地闲聊。

　　林彪扫一眼身边的孙维世，漫不经心地问：“维世，你今年多大了?”

　　“我是民国十一年生的，你说多大了?”孙维世调皮地回答。

　　“民国十一年就是公元1922年。”林彪走了一段路，突然冒了一句，“整整十四岁。”

　　“十四岁。不，你算错了，快二十了。”孙维世惊诧地纠正道。

　　林彪一怔，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解释说，“哦，我是在算我比你大多少岁。你今年二十，我今年三十四，相差不是正好十四吗?”

　　“你才三十四岁呀?”孙维世故意显得很吃惊。

　　“什么意思?”林彪敏感地问。

　　“太年轻了!”孙维世夸张地调侃道，“瞧你平时严肃的样子，我以为你至少五十四岁了。”

　　“这是个性，知道吗?个性一旦成型是难以改变的，所以俗话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指的就是这个道理。”林彪有步骤地转向下一个话题，“你想家吗?”

　　“家?我没有家呀。”孙维世自母亲去世后就是形单影只、一个人过生活。她停下脚步，莫名其妙地望着林彪。

　　林彪赶紧说，“对，你现在还没有，但一个人不能总没有家，那样太孤单了，特别是女孩子，更应该有个温暖的家。”

　　“我没有小家，但有大家呀!”生性乐观的孙维世开朗地数落道，“周副主席那里是我的家，延安是我的家，革命队伍是我的家，这里也是我的家!”

　　林彪听着孙维世说到“这里”二字，脸上放出光彩，十分兴奋，“对，对，你应该把我这里当作你的家。”

　　“不，我是说莫斯科戏剧学院，那是我现在的家。”孙维世细心地补正了一句。

　　对于孙维世这个小小的纠正，林彪心里有些不悦，但他很快克制住了。沉默片刻，林彪以关切的口吻问，“你国内有男朋友吗?”

　　孙维世爽快地直摇头。

　　“国外呢?在苏联有男朋友吗?”林彪更进一步。

　　孙维世“咯咯”地笑着，还是摇头。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林彪骤然打了一梭“子弹”。

　　“没有男朋友怎么结婚?”现在该孙维世发问了，她觉得林彪问得很蹊跷。

　　“男朋友嘛，总是会有的。其实在你周围还是有许多人关心、爱护你的，只是你没留心，或者是没有发现。你准备在什么时候考虑家庭问题。”林彪又重复一遍。

　　“什么时候?”孙维世朗声笑着说，“我还没有认真地想过呢。”

　　他又用缓和的语气开导她，“革命是个大家庭，但还要有一个小家庭。女同志，要恋爱，结婚，成家，才会有安全感、归宿感，才会有真正的属于自己的幸福。”

　　“也许将来我也会有那样的经历。”

　　“将来是什么时候?”

　　“等革命胜利呀!”

　　“可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毛主席不是说过，抗日战争是场持久战嘛，打败了日本鬼子，还有蒋介石，到那时，你已变成老太婆了。”

　　“老太婆就老太婆嘛。”孙维世想到自己变成老太婆的样子一定非常滑稽，又笑了起来。她一瞥发现林彪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了，忙又补充了一句，“我想，中国革命的成功不会太远。”

　　不知不觉，两人走到了孙维世的宿舍前。到了互道“晚安”的时候。

　　林彪站定，直视孙维世，一字一句地说：“你知道吗?我喜欢你，非常喜欢你。跟你结婚，和你生活在一起，是我最大最强烈的愿望。”

　　林彪决定不再兜弯子，直截了当地把问题提出来，这使孙维世一下愣住了。这个平常受大家崇敬的英雄将领表面上那么严肃，不苟言笑，今天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孙维世猝不及防，脸庞涌起一层绯红，心跳得格外急促。她冷静了一下，也心直口快地说出自己的疑问：“您?您不是已经结婚了吗?”

　　林彪的脸也顿时热辣辣地红了起来。孙维世与张梅很熟，是一对要好的朋友。“我和张梅，你并不了解，我们合不来，关系一直不好，我很痛苦……”林彪向孙维世解释家庭的不幸，最后，他说“我和张梅的感情已坠入绝谷，难有复苏的机会。我很难过，我们之间很快就要分手，所以，我希望你理解我，支持我，帮助我。”

　　孙维世很为难，她心慌意乱地应付了一句，便逃避似的奔入宿舍。

　　1942年1月，林彪与张梅正式分手，张梅留在莫斯科工作。随后，林彪收到中共中央的来电，催促他尽早返归抗日前线。回国前夕，林彪又特意找到孙维世话别。吃过晚饭，两人一同来到莫斯科河畔散步。河水泛黑，缓缓地载着浮冰流向远方。

　　林彪有些伤感地说，“再过几天，我就要回国去了。”

　　“我希望在这里能看到您的捷报，比平型关大捷更辉煌的胜利!”孙维世真切地说。

　　“我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林彪笑得有点勉强，“不过，我对你的期待，你还没有答复我呢!”

　　“您的期待?”孙维世不太想接上这个话题。

　　“你还记得我们上次的谈话吗?现在，我已经和张梅分手了，我也决定今后非你不娶!你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完美的姑娘，你和我一块回国吧……”

　　孙维世没料到这位久经沙场的军人，在情感上同样好胜，而且情意绵绵。她估计林彪会把这个问题再次提出，要她表态的，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为了不伤林彪的自尊心，她委婉地拒绝道：“很遗憾，我不能和您一块回国。我正在念导演系，还没有毕业呢?”

　　“学不学习，毕业不毕业，这有什么要紧?如果以后你和我在一起，不必去演戏，就做我的助手!”

　　“那不行。我来苏联，是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批准的。学习是我现在压倒一切的任务，如果半途而废，我回去怎么向他们解释?”

　　…………

　　1942年2月，林彪怀着黯然、失意、怅惘的心情，形单影只地离开苏联，绕道新疆回到延安。

　　这是一段鲜有人知的恋情，林彪莫斯科之恋披露后，人们有时猜想：

　　“如果孙维世当时在莫斯科许诺且回国和林彪结合，林彪的下半生或许会重写?”

　　可惜历史是不容假设的，林彪也不是痴心汉。“文化大革命”期间，孙维世就是惨死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之下。 

 

第五部分

辽沈大战(一)

　　为与蒋军争夺东北，毛泽东出险招，用美机运送我军将领，在一架飞机里塞进了日后共和国的三位元帅和十五位中将。

　　避战锦州，撤离四平，陈云称之为“军事妙手”。林彪的口号是“撤退，撤退，再撤退”，“被动，被动，再被动”。

　　从熊式辉、杜聿明到陈诚、卫立煌，林罗联手打败了蒋介石麾下的所有名将。白山黑水，成为国民党军事家的滑铁卢。

　　毛泽东巨目如烛，判断东北战局的关键在锦州，数十份电报重复一个意思：南下，南下。

　　彰武车站，林彪犹豫难决：“我们准备了一桌菜，却来了两桌客，怎么吃？”罗荣桓、刘亚楼犯颜直谏。

　　蒋介石亲赴葫芦岛，指挥陆海空与林彪一决雌雄。塔山守军以八个师正面阻击十一个师，打得尸骨成山，血流成河。

　　东北联军“以乱制乱”四字诀，打得廖耀湘十二万机械化精锐兵团豕奔狼突。败军之将大骂“林罗刘”不懂战术。林彪付之一哂：“他廖耀湘既懂战役，又懂战术，怎么打败仗！”

　　林彪自受伤后，一直远离战场。作为军人他更渴望听到枪炮声，渴望重新指挥千军万马……

　　1945年8月中旬，山东省黄县两个毫不起眼的小码头——龙口和栾家口突然沸腾起来。须臾之间，汽艇、帆船、渔舟和木划子云集码头。一批批行装简便的八路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从鲁中、滨海、胶东各区涌来这里，等候上船。

　　与此同时，晋、察、冀、绥、辽、热各省所有通往关外的陆路上，都有八路军兼程行军，日夜不舍。几路大军像几条人龙汇聚在山海关，然后乘火车、汽车、马车或徒步进入东北三省。

　　8月，苏联红军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统率下进入东北与日军作战，全歼关东军主力六十七万人。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反抗异族入侵的斗争史上增添了新的胜利记录。

　　为了抢占胜利果实，蒋介石一方面电令八路军禁入关东，一方面调兵遣将，将大量精锐部队由美军飞机和军舰从海上和空中赶运东北。国共双方为争占东北以作战略基地展开了一场空前激烈的争夺战。

　　中共中央军委从8月份起，接连发布七道命令，命令晋察冀、冀热辽解放区的八路军部队向内蒙和关外进军；命令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率部迅速向辽宁进军；命令东北地区的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人各率所部进军东北城市。此外，中共中央还决定派万毅率足够组建一百个团的干部先行奔赴东北开辟地方工作。在短短的十个月内，中共中央派往东北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多达二十人。他们是：

　　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李富春、李立三、张闻天、蔡畅、林枫、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陈郁、云泽(乌兰夫)、肖劲光、万毅、吕正操、古大存。

　　中央的所有方针策略都围绕着一个目标：实现占领东北的勃勃雄心。

　　中央经营东北的宏图大略激荡起各地将领的勃勃雄心和一腔热血，他们纷纷上书要求前往关外，威名远播的许世友甚至准备开小差到东北去。当时，他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海运总指挥，经他的手，将六万多大军从海上运往辽西葫芦岛，而自己却迟迟未接到出发的命令，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焦心之至，他找到即将北上的肖华，说：“现在往东北运兵，看样子东北要打大仗，我求你让我跟你们一起到东北去。”肖华感到好笑：“你一个大司令，怎么能说走就走?”许世友一瞪眼睛，满不在乎地说：“那有什么!你随便给个官当当，官大官小无所谓，只要有仗打就行。”肖华劝道：“你别乱弹琴了，几万部队渡海，没有你许司令，船从哪里来?棉衣从哪里来?”许世友粗中有细，早就作了准备：“船和棉衣都安排妥当了，没有我，别人一样指挥。实话告诉你，我已经给自己准备了一套黑棉衣。”肖华见他犯了倔劲，安慰道：“我也是刚接到开赴东北的命令，没准你那套棉衣还能派上用途。”话说到这份上，许世友只好心有不甘地嘱咐道：“那好，我就耐心地等吧。”谁知等到东北解放，他也没有接到去东北的命令。

　　像许世友这样渴望到东北建功立业的将领还大有人在。林彪也是一位。

　　最初中央打算让林彪前往山东解放区。1945年8月25日，林彪一行登上了美军一架飞机，直飞晋东南黎县的长凝临时机场。关于这次难忘的飞行，杨得志回忆道：

　　飞机是绿色的，有两个螺旋桨，舱门很矮。给我的印象很深的是飞机的大门关不严，起飞时螺旋桨还得靠人推动。机舱的小窗口底下是铁座位。机舱板是弧形的，坐下去直不起腰，头也抬不起来。

　　在飞机上坐定后，我才看清了全部同机人员。他们是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薄一波、陈赓、肖劲光、傅秋涛、李天佑、邓华、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邓克明、江华、聂鹤亭、张际春、黄华，还有林彪。

　　看到在这样一架飞机中，集结了我们党这样多的高级党政领导和军事指挥，我的心情既兴奋又有些紧张。这除了说明任务的急迫，也表现了党中央非凡的胆略。

　　这次飞行是毛泽东下的一步大胆至极的险棋。这架飞机里，日后共和国的元帅就有三位，中将以上的将领多达十四名。只要出点意外，共和国将帅就会锐减三分之一。当国民党谍报人员呈报美机运送人员名单时，蒋介石看了大叫一声：“哎呀!”他放走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行军途中，毛泽东考虑再三，决定改变原定部署，派林彪远赴东北去接替彭真的工作。

　　和往常一样，每到关键时刻，毛泽东就运用林彪这颗棋子，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毛泽东对罗瑞卿说过他的心思：“受任乱军之际，奉命于艰难之间，只有林彪去了才可以把东北的党、政、军、民各方面统一起来。” 

 

辽沈大战(二)

　　10月中旬，林彪夫妇从陆路风尘仆仆来到沈阳，受到彭真、陈云等人的热烈欢迎。他们下榻在沈阳三经街博物馆内。

　　彭真向林彪介绍了东北的形势。东北境内，我军已集结十三万人，分别来自山东、冀东、晋察冀、冀鲁豫、太行、晋绥、太原、华中等解放区，部队番号，武器装备，组织形式，千差万别。指挥机关对各部队的战斗力也不摸底，长途跋涉，未经整训，部队思想也乱。 更为严重的是，部队缺少武器装备，平均三个人才一支枪。驻守沈阳的苏军原先答应将缴获的日军枪支弹药移交我军，但是没有兑现。国民党方面则在东北地区集结了七万全部美式装备的精锐之师，在东北“剿总”司令杜聿明的指挥下，即将向山海关发起进攻。

　　黄克诚向林彪汇报了东北地区严峻的形势，他指出：“部队目前遇到‘七无’，即无地方党组织，无群众组织，无政权，无后方，无粮食，无经费，无鞋袜衣服，因而士气受到很大影响。”

　　“沧海横流，狂澜既倒。”彭真用这八个字概括了当时的形势。

　　林彪经过两年休养而丰腴的脸上，一对眼睛熠熠发光。他引用《孙子兵法》上的话，对大家说道：“‘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山海关一战势在必打，我主要管军事，这是最紧迫的。地方工作由你们和马上就要赶到的罗荣桓同志负责。”

　　1945年10月31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正式成立，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任第一、第二政委，统辖主力部队十万多人。

　　山海关，号称“天下第一关”。它是扼制关内关外通道的咽喉，国民党要想染指关东，就必须抢占山海关。11月11日，杜聿明亲赴前沿督阵，宣布“连坐法”，命令五十二军赵公武部正面突击，命令十三军石觉部沿石门寨至九门口方向侧后包抄。而我军扼守山海关一线的兵力却只有万余人。

　　11月15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建议李运昌、杨国夫两部坚守山海关、绥中一线，节节抗击，消耗敌人兵力，令黄克诚、梁兴初两部从冷口、界岭口分路隐蔽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带，进行反攻。毛泽东设想打一场大的运动战，他指定素有“运动战之神”称号的林彪或罗荣桓亲赴前线指挥。东北局根据“初战必胜”的指导思想，决定由林彪亲赴山海关前线指挥作战。

　　林彪还在赶路时，杜聿明已集中五个师的兵力突破我军防线，迫使我军向绥口一带撤退。19日，当林彪赶至辽西前线时，国民党部队已攻占绥中，接着又攻陷兴城、锦西、葫芦岛，兵锋犀利，锐不可挡。林彪冷静下来，22日，他致电中央和东北局，断然提议废止中央关于在锦州及其周围地区与敌决战的计划，提出：“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皇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

　　就在接到林彪电报的同时，东北局再次收到中央指示，要求集中沈阳、营口主力到锦州方面协同黄克诚、梁兴初两部全力歼敌。“看来，中央关于决战锦州的计划没有改变。”彭真主持召开东北局会议，讨论林彪与中央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罗荣桓坚定地支持林彪的意见。他在发言中说：“开始我们想控制东北、独占东北，是从一定条件出发的。现在我一师梁兴初部还在赶路，三师黄克诚部落到了敌军后面，山海关一突破，全部控制东北的条件就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避免在锦州决战是必需的。”

　　彭真也认为林彪的意见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东北局复电中央，同意林彪在前线的决断，这样就避免了在不利的形势下与国民党优势兵力硬拼。

　　林彪估计国民党出关兵团推进速度不可持久。事态的发展，证实了他的判断。11月26日，国民党军队占领锦州后，杜聿明即令暂停前进，忙于收编日伪军残部和土匪，这样就为林彪提供了喘息之机。东北局全力转入对东北自治军进行扩编、整训。到12月底，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联军，总兵力达二十二万人。为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联军总指挥部分为前方指挥部和后方指挥部，分工林彪率前总在辽西指挥作战，罗荣桓则主持后总的工作，为林彪巩固后方、整训部队、提供物资和兵源。

　　随着山海关、绥中、锦州、锦西的相继失守，东北民主联军陆续退出一些大中城市，联军总部也于12月底撤离沈阳，迁驻本溪。东北局今后的任务只能是力争在东北占据一定的优势和地位，徐图发展。

　　陈云1947年5月在给高岗的一封信中，把避免锦州决战和成功地指挥四平街撤退作为进入东北前七个月的两件大事加以肯定，并说，如果这两件事当时有错误的话，那么，东北就难有以后的好形势。

　　林彪作为东北地区我军最高指挥官和主要决策者，胆量、魄力和见识、决心确有过人之处，功不可没。

　　林彪在东北战场上之所以能够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纵横捭阖，导演出现代战争史上的伟业，有两个人在其中起的作用不容忽视。一个是人所共知的毛泽东，一个是罗荣桓。

　　罗荣桓曾在红四军时担任过林彪的政委。对付冷僻、独断的林彪有一套办法，对这一点，毛泽东十分欣赏。解放战争一开始，毛泽东就要罗荣桓暂缓治疗肾病，“率轻便指挥机关，日内赶赴东北”。毛泽东对罗荣桓担任林彪的政委感到放心。

　　罗荣桓对于林彪在指挥战斗中的各项重要处置，凡是得当的，符合党中央精神和实际情况的，他即给予赞同和支持；凡是违反中央指示或与实际情况相悖的，他都毫不犹豫的表示反对。至于一些非原则的分歧，他常常采取谅解、宽容、等待的态度，不予坚持或把问题留待以后解决。

　　在东北解放战争初期，林彪和罗荣桓和衷共济，协同配合。特别是进入1946年以后，林彪面临的战争局面更不容乐观，更需要罗荣桓为他排忧解难。 

 

辽沈大战(三)

　　战争的空隙是短暂的。国民党军休整停当后，又于1946年春发起了新的攻击。这次，林彪面临的对手是在国民党军队中有“小诸葛”之称的桂系军事领袖——白崇禧。

　　白崇禧也有“常胜将军”的雅号，据说他从军几十年来还很少打过败仗。白崇禧与杜聿明经过反复商量，制定了一个“扇形攻势”，计划集结五个军十个师的美式机械化部队分南北两路沿中长铁路北上，首先攻夺南满战略要地四平，然后追击撤退的共军。蒋介石兴奋 地说：“有‘小诸葛’居中调度，东北之战完全可以毕其功于一役。”

　　对于东北，虽然独占已不可能，但对于已夺之地域，毛泽东和中央作出了“寸土必争”的决策。东北局在《东北大会战部署》中，提出“此次作战为决定我党在东北地位之最后一战”。“最后一战”的口号在部队广为流传，引起罗荣桓的警觉。他认为这种提法不妥：“如果打不赢，还要不要打第二仗、第三仗?我们是刚刚同敌人交手，怎么能叫‘最后一战’呢?”他写信给林彪，明确提出：“东北战争要作较长时间的准备，不要把和平估计过急，而应发展全面工作，要全力支持这一长期战争。”

　　林彪不置可否，率领前总移往前线，就近指挥。

　　四平保卫战从4月18日开始。敌新一军在飞机和猛烈炮火掩护下，以新三十三师沿铁路、新三十八师沿公路，向四平市区轮番进攻。我守城部队为保一旅一个团和七纵即万毅部的二个团，共六千人。敌人进攻延续数日之久，进展甚微。

　　为了加强对敌防御和迂回，林彪变防守为进攻，以进攻代防守。他命令山东一师、二师和华中三师八旅、十旅、独立旅向四平方向西北延伸，以华中三师七旅加强七纵的防御阵地，七旅原在城北三道林子的防务由长春南下的山东七师接管，形成以四平市区为中心，从东到西蜿蜒伸展百余里长的防线，钳制住了蒋军的攻势。到4月27日，双方经反复拉锯战，形成胶着对峙状态。

　　在四平激战期间，黄克诚从西满打电报给林彪，建议适可而止，不能与敌人硬拼。他理由是：“敌人一开始进攻的时候，打它一下子，以挫敌锐气，这是可以的。现在的情况是敌人倾巢而出，与我决战，而我军暂时尚不具备决战的一切条件。因此应该把大城市让出来，让敌人进来，我们则应到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去建立根据地，积累力量，等到敌人背上的包袱沉重到走不动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去消灭它，那时候我们就主动了。”

　　黄克诚连续给林彪发去好几封电报，建议他从四平撤退。但林彪既不回电，也不撤兵。黄克诚无奈，又给中央发去电报，对坚守四平提出异议。中央同样不予回答。

　　对于林彪和中央的态度，黄克诚感到万分奇怪。这个谜团直到十四年后才解开。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与黄克诚闲聊。黄克诚谈到四平保卫战林彪决策有误。毛泽东问道：“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黄克诚解释说：“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我们打他一下子，这并不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找我主力决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毛泽东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到这时，黄克诚才知道林彪不回电是有难言之隐。

　　其实，林彪并不想死守四平。从锦州开始，他就竭力避免与国民党优势兵力进行决战，他的口号是“撤退、撤退、撤退”，“被动、被动、被动”。但是，中央不同意撤退。四平保卫战期间，中央多次发来电令：“时局正在变化，望死守四平，寸土必争”，“要打到敌人精疲力竭”。在一次电文中，中央甚至把四平保卫战称为“中国的马德里”。

　　5月上旬，国民党部队又开始大规模进攻与四平毗邻的本溪市。兵力已增加到十七个团。本溪是中共东北局等党政军机关的住地，仅有辽东军区的十一个团防守，防御面既宽且广，外围突击力量薄弱，工事也不坚固，战斗形势十分不利。5月2日，辽东军区鉴于敌众我寡，电告林彪，“死守本溪将是孤注一掷，对于长期斗争不利”。林彪同意辽东军区撤出本溪。

　　进占本溪的国民党军队迅速向四平集结。5月15日，白崇禧、杜聿明集中十个师的兵力，组成三个攻击集群向四平街地区东北民主联军阵地发起全面进攻。

　　情况确是万分危急，战局的关键在四平右侧的塔子山防线，这里成为封闭东北联军的最后一个缺口。林彪电令三纵：“塔子山尽可能再支持一天。”不久，三纵回电：“新六军攻占西丰、平岗后，于晚六时进占哈福站。”林彪厉声重申：“再命塔子山守军，至少明天要顶半天，不惜一切牺牲。”

　　林彪不顾中央电令，决心撤退，他把后方总政主任陈正人和野战部队政治部副主任陈沂叫到指挥部，口述《为撤退四平告全军书》要点。他的心情十分复杂，说：“估计敌人明天就可占领塔子山，廖耀湘(新六军军长)必定要以全力攻塔子山。塔子山如失守，敌人就可以从我后侧迂回，封闭四平我军的退路，那时我们就完全处于被动，且有被歼之危险。”

　　对这次战斗，林彪用“顽强”来形容：“我们已经大量消耗了敌人，并赢得了时间。我们的保卫战是顽强的，特别是我们每一个部队，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锻炼。”说到这里，他忍不住长叹一口气，说：“只可惜我们后面没有好好珍惜和利用这个时间。”看得出来，他对后方主持工作的负责人流露出强烈的不满。他意味深长地对站在自己面前的所有人说：“和平空气，在我们今天的东北是最害人的。我们对全部美械装备的敌人还是估计不足，三纵的防线被新六军迅速突破，影响保卫战的全局，这是最大的教训。”

　　林彪亲自起草电文，向中央提出弃守四平。5月19日，中央终于发出了给林彪的撤退令：“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你应主动地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到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

　　其实，早在5月18日当晚，林彪即指挥部队且战且走，开始大踏步后撤。

　　5月19日，彭真与罗荣桓赶到前总，找到林彪，随后在公主岭附近的范家屯开会，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和作战方针。会上，出现了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一种主张坚守长春，不能再退了；另一种主张果断弃守长春，大踏步后撤，撤至松花江以北。

　　“固守长春，无异于划地为牢。”林彪从军事上举出了一大堆理由：“长春人口九十万，防线百余里，需要大量的守军。如果敌人先围城，同时集中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攻击一点，我军则既不可能守住城市，又要丧失运动战的机会。所以今后主力仍以打运动战为好。”

　　林彪的意见没有得到大家热烈响应。四平血战中，联军虽然歼敌万人，但自己损失也达八千余人之多。撤退中，联军又遭到国民党军机械化部队的追击，继续受损，其中有一个师一个旅暂时失去作战能力。各级指挥员中弥漫着一种拼命情绪。彭真也不主张撤退过猛。

　　关键时刻，罗荣桓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林彪的意见。他说：“长春、吉林都是大城市，不利于防守，防线又宽，现在部队打得很疲劳，如果守长春，敌人从梅河口沿奉吉线插到吉林，就会把我们的后方打个稀烂。到那时，不但长春防不住，非退到西满和蒙古大沙漠不可。我赞成撤出长春，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

　　这种大规模的撤兵与中央当时指示的寸土必争的指导思想大相径庭。林彪于5月20日和27日，连续两次发电报告中央，陈述自己的主张及其理由。他在电报中，特地提到罗荣桓已回到前线参予指挥，也同意他的意见。

　　撤兵的决定下达后，部队许多干部，包括高级干部想不通，有怨言。罗荣桓逐个找干部交换意见，要求他们服从林总的决策。

　　在罗荣桓的协助下，林彪处变不惊，应乱不慌，在十五天内，硬着头皮把二十万联军带过了松花江，撤退到哈尔滨，成功地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追击。这十五天，是东北联军生死攸关、极为被动的日子。

　　“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还从来没有这样被动过。我们一个劲儿地撤，敌人一直在屁股后面追，就像拖了个尾巴。”罗荣桓不无忧虑地对林彪说。

　　林彪信心十足：“被动过后就会主动。过了江就主动了。”

　　“这仗打输了。”林彪愤愤地说。作为负责前方指挥的一号首长，林彪感到深深的羞愧与屈辱。他把“白崇禧”和“四平街”几个字刻进了脑海里。不久，当林彪得知白崇禧已经功成回南京述职，心中更加气愤。“恨无时间，遂使竖子成名。”林彪发誓雪耻复仇。

　　得胜回朝的白崇禧胸中也涌动着遗憾和愤怒。同样是愤懑不平，内容却截然相反。二十年后，白崇禧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追述了这件终身憾事： 

 

辽沈大战(四)

　　先是中共林彪为共军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统率共军十万之众，于三十五年三月中旬苏联红军撤出东北时，接收了关东军军械五十万支，接着，乘国军未开到之前，袭占四平街，终与国军相持不下。当时，我奉令至四平街督战，并速将林部击退，继占长春、吉林，本可就此乘胜追至佳木斯和满州里，将林部歼灭或驱出东北境外，以永绝祸根。而中央忽令军事归杜聿明指挥，且军队不准越过辽河，理由为长春有六千苏联便衣红军，若我军越过辽河，恐引起冲突。当我一到四平，下令继续追击时，杜聿明即出此命令予我。我说：“既是我下 令追击，责任当由我负。”当时我一面去电向当局报告，同时乘飞机返京向蒋先生面陈云：“战胜则当进，或迫其退出国境，或予以歼灭，盖共军已仓皇撤退，全无斗志矣!”蒋先生道：“据报长春有六千着便衣的苏联红军，万一肇事起冲突，怎办?”我说：“共军已溃退，多六千红军，亦不济事。”蒋问：“若红军再来，如何?”我答曰：“此非我一人之责任，按撤兵规定，红军应已撤回，若红军再来，此乃联合国之问题。”委座听罢，当场不置可否。

　　翌晨，我搭机将行，蒋先生因重视此事，亦欲同往，遂同乘马歇尔专机直飞沈阳转长春(当时国军已到长春)。委座一见前方军事进展顺利，极为愉快。当时我即建议继续追击，并表示说，若东北剿赤完毕，可以少数部队驻防，而先抽回五美械装备师于华北助北平行营剿共，待事毕再行调回。蒋先生说：“6月1日国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意思，我交待杜聿明去做。”我说：“你在东北，我也在此!”他当即说：“你在此，若马歇尔问你是否继续追击，你不好说话。你回去，我在这里，可以推到我身上，所以你还是回去。”我只得返京就任国防部长。

　　此后，马歇尔八上庐山，压迫政府下停战命令。杜聿明于哈尔滨停顿攻势整编部队，予共军以喘息与反攻机会，大局遂逐渐于我不利，当时若长驱北进，直下东北，消灭林彪之大患，而后抽兵入关，如此于勘乱或稍可改观。 

 

辽沈大战(五)

　　两位斗志正炽的“常胜将军”都把遗憾吞进肚中。他们都有一种预感，在已经拉开序幕的战争舞台上，他们还有再度交手的时候，也许会由他们来写最后的结尾。

　　撤出长春，东北局和联军总指挥部(简称“东总”)转移到了哈尔滨市。

　　哈尔滨，满语意为“晒网场”。据说古时候是个小渔村，经过创业者的开拓，到20世 纪已是繁华非凡，享有“东方小巴黎”之称。

　　1946年6月6日，国共两党达成东北休战协议。经过半年多的来往冲突，双方都需要喘息一阵。

　　6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加强东北地区党的领导，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为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六一六决定赋予林彪东北地区最高指挥者的权力，使他在东北地区的地位和声望无人可以与之匹敌。

　　1947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发动了“夏季攻势”。6月初，铁岭以北、长春以南，中长路两侧分散孤立的敌人据点已被肃清，四平市已完全孤立。前线部队指挥员判断四平守敌只有一万八千人，建议攻取四平。林彪早有此意，他立即批准了这一建议。6月14日，前线部队发起总攻，历时十五天，将四平守军压缩至市东北一隅。这时，情报查明，四平守敌实际为三万四千人，且有空投接济，弹药尤足，而沈阳、长春两个方向的敌军共计十个师的兵力已出动增援。联军攻击部队遂于6月30日撤围。

　　又是一次得不偿失的进攻。此次战斗歼敌一万七千人，联军自己伤亡一万三千人。对于作战失利的原因，除情报不明外，从总指挥部的角度来说，主要是决策轻率。虽然在战斗发起前，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发出了《四平战斗应注意事项》，但实际上有轻敌思想，总部首长也没有亲临前线指挥。林彪、罗荣桓对此承担了责任。

　　1947年9月至11月，林彪又指挥发起了“秋季攻势”，歼敌六万九千八百人，攻克城市十五座，扩大解放区面积三万八千平方公里、人口二百六十万，又一次打到四平前沿。迫使敌军龟缩于北自吉林、长春，南至鞍山、营口，东至抚顺，西到阜新、锦州这样一个狭小的区域内。

　　随后，林彪挟“秋季攻势”的余威，又发动了“冬季攻势”。在持续九十天的作战中，东北民主联军沿四平至大石桥的中长路和山海关至沈阳的北宁线展开攻势，一举攻克敌军坚固设防的战略要地四平和其他十八座中小城市，歼敌十五万六千人，使敌军龟缩到长春、沈阳、锦州这三座孤城中。

　　在东北战场上，林彪打败了蒋介石麾下的所有名将。白山黑水，竟成了这些享誉中外的军事家身败名裂的滑铁卢。

　　熊式辉，东北行营主任。杜聿明，东北九省保安司令。他们以众击寡，以强凌弱，联手“追剿”林彪。干了一年多，损兵三十万，将一度占领的大城市大部丧失，被撤职查办。

　　陈诚，国军参谋总长，是蒋介石称赞为最有办法的智将。接任东北行辕主任后，踌躇满志，扩充军队，调运物资，不断地开军事会议，制定了一个又一个周密的军事计划，赢得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一片喝采。可惜，此公志大才疏，上阵没有几个回合，就被东北联军打得灰头灰脑，处处被制，国民党在东北的地盘被压缩到长春、沈阳、锦州及其附近十来个城市，国军中最为精锐的第五军被林彪嚼得连骨头渣都不剩。陈诚自知不是对手，智穷计竭之际不惜装病请辞。

　　蒋介石无奈，只好再次走马换将，祭出了最后一张王牌——卫立煌。与卫立煌同在陆军大学深造过的符昭骞对同窗好友有一段精采地描述：

　　卫是蒋集团中最能打仗的一员战将，遇事不畏难，不怕苦，不讨价还价，故取得蒋之欢心和信任。且卫行伍出身，久经战阵，打起仗来，行动敏捷，犹如生龙活虎。许多人认为他是老粗，不学无术，看不起他，也有许多人誉之为曾国藩部下的鲍超。

　　蒋介石把挽救东北的希望寄托在卫立煌的身上，有三点理由：一、论资历和声望，卫立煌能够充当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二、论人事关系，像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廖耀湘这些人或者是卫立煌在远征军中统率过的，或者是他的老部下，他都能统驭得了。三、论才能，卫立煌具有罕见的军事天才和组织能力，抗战期间他率领中国远征军转战缅甸，取得空前大捷，获得中外军界一致好评。

　　卫立煌精明过人，慑于林彪的威名，他违反了从来不讨价的习惯，拒绝挂帅。蒋介石叫张群来劝驾。张群素以能辩著称，鼓起如簧之舌，说得唇焦口干，也无济于事。蒋介石又令顾祝同当说客。顾祝同是卫立煌最熟悉的朋友，私交甚好。他谈了半日，也没劝成。最后，陈诚的老婆谭祥也来了，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说：“辞修(陈诚字辞修)病得没法，只有请卫先生去东北才有办法。卫先生答应去东北，就是救了我们一家。”卫夫人韩权华送走谭祥后，忍不住大发感慨：“救了他们一家，不是坑了我们一家?有权有利的事你们就争，弄得不可收拾了，就把烂摊子交给别人，叫别人去当替死鬼，这是什么心思?”

　　蒋介石只好再度出马，一开口就给卫立煌大戴高帽子：“东北是一个比西欧还要大的地方，那里的重工业占全中国一半以上，是我们民族复兴的生命线，得失影响国际视听和全国的人心，没有得力的人才是镇守不住的。过去几十年，有几次靠你挽救了危险的局面，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在这个紧要的关头，我把东北党政军各方面的全部职权都交给你，希望你能挑起这个艰巨的重任。”

　　卫立煌听了这些话不吭声。蒋介石又打气：“我看你用不着顾虑，你一定能够把这个事办好。万一战局失利，责任也不由你来负。有什么困难，你就提出来。”

　　听了这番话，卫立煌被感动了，犹犹豫豫地说：“没有军队不能打仗，现在在东北的军队都围困了，没有大量的增援是不行的。”

　　“这个好办。”蒋介石说：“我先给你增援五个军好不好?在后勤方面，优先补给东北方面。”

　　卫立煌不好再说什么，答应道：“那么，我先去看看。”

　　听说卫立煌应允担任东北剿总司令，韩权华恼怒万分，大吵一顿，嚷道：“你为什么这样乱来，戴上这顶乌纱帽?你有什么把握，打得赢林彪?东北快完了，你的部下都不赞成你去，连我这个没有军事头脑的人也能看到没有希望了，你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去替陈诚当替死鬼?”

　　卫立煌把林彪称为“灵狐”，深知林彪是个战术大师，精谙声东击西、围点打援之术，于是决定采取按兵不动的战略原则，对一些外围据点被吃掉很少去救援，成天忙于整补训练、修筑工事之类的事。

　　蒋介石对于卫立煌的战法十分恼火，称为“乌龟战法”。他最关心的是如何将围困在东北的六十万部队解救入关。这些部队大部分是由美国人精心装备起来的器械最新的精锐部队，是他的主要本钱。蒋介石的计划是逐次撤退，即由沈阳出兵辽西，把沈阳的主力部队撤到锦州，然后再由锦州退入关内。此计遭到卫立煌的反对：“这样不行。我们都知道林彪是打运动战的行家，他惯用的方法就是‘围点打援’，我们吃尽了他的苦头，上过无数次当。如果我们的主力由沈阳远出锦州，正好循着共军辽北、辽西根据地的边沿，林彪可能早就埋伏好了部队，等着国军上套。何况我们还要经过三条大河——辽河、大凌河和绕阳河，我们的大部队又带着重武器和很多辎重，有被节节截断、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的危险。我方在沈阳的部队残缺不全，非经过相当时期的整补不能用，因此我们只有坚守沈阳，等待部队整补完毕才能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打通沈锦路。”在东北的国民党将领们都认为卫立煌的看法符合实际，拥戴他采取乌龟战法，得缩头处且缩头。

　　在卫立煌与蒋介石顶牛时，林彪也与毛泽东在战略方向上发生了深刻的分歧。毛泽东从全局出发，敏锐地把着了国共战争的走向，提出将蒋军封闭在东北包饺子的宏大构想。他明确指示东北我军主力应迅速南下北宁线，攻克锦州，抢占这一战略制高点。当时，林彪统率的军队超过百万，而他的对手卫立煌所辖东北战场的国军各部合计已不足六十万。

　　奇怪的是，这位在“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中凶猛如虎、威武如狮的悍将在即将打响的辽沈战役中，却显得过分小心，犹豫不决。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先打长春还是先打锦州这个问题上拿不定主意，首鼠两端。

　　1948年4月18日，林彪同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等人商量后决定，集结九个纵队的兵力担任攻城和打援的任务，进攻长春。他将这一决定报告给中央军委。

　　毛泽东巨眼如炬，他断定东北战场的关键是锦州，多次明示和暗示林彪南下北宁线。在接到东北局的电报后，毛泽东有保留地批准了他们的作战方案，并在回电中委婉地指出：

　　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榆锦段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

 

辽沈大战(五 续上)

　　5月中旬，林彪决定集中两个纵队试攻长春。由于兵力和火力部署没有形成绝对优势，攻城时也没有采用迫近作业和坑道爆破，主要指挥员林彪又没有亲临前线，在对地形、敌情都不很清楚的情况下就下令发起进攻，结果只是在外围作战中歼敌五千人，占领了西郊飞机场。我方付出了伤亡三千人的代价。作战方针亦由强攻改为长围久困。

　　1948年7月，东北局鉴于攻打长春一举歼敌没有把握，提出以大部兵力南下作战。毛泽 东闻讯大喜，辽沈大战的作战蓝图，终于进入了他预设的轨道之中。

　　东北局虽然作出了南下北宁线的决定，但林彪仍然顾虑重重，心存观望。他强调北宁线敌情严重，担心雄踞平津的傅作义北上增援，提出只有在华北部队西进大同、分散傅作义主力的情况下，东北民主联军方能南下。毛泽东于是急令华北杨成武兵团西出绥远，端傅作义的老窝。林彪转而强调部队筹粮困难，雨具缺乏，桥梁被冲，交通不便等。总之，“东北主力的行动不能以杨成武兵团之迟早为标准”。“目前对出发时间，仍无法确定。”

　　“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这是毛泽东常说的一句话。对于林彪阳奉阴违，明允暗拖，不顾全局的行为，毛泽东十分震怒。他以少有的严厉打电报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严肃地批评道：

　　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2个月前即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现据来电，此项准备仍未进行。你们所以不能决定出动日期，是放在敌情上，放在杨成武能否提早出动上，说杨成武时间能提前，则你们出动时间也能提早。当我们向你们指出，不应把南面的敌情看得过分严重，尤其不应以杨成武行动为准之后，你们又归结到粮食问题上。对于你们，敌情、粮食必须考虑周到，而对杨成武部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让杨成武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大力援绥，将杨成武赶走，回头对付你们，对战局究竟有何利益?

　　毛泽东语气之严厉，令林彪不敢再拖延。9月21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率由司、政、后机关组成的前线指挥部离开双城子出发。

　　10月2日清晨，指挥部抵达彰武。这时，各兵团、梯队均已进入指定位置，等待发起对锦州的总攻。早饭过后，总部电台收到一份情况报告，查悉葫芦岛敌人已增兵四个师。林彪看到电报后，浓眉皱成一团。他的主要顾虑有三点：

　　一、缺粮缺油(汽车只带了从后方南下单程的汽油)；

　　二、后方运输线太长；

　　三、怕傅作义北上，锦州攻不下来，大量汽车和坦克、重炮会因无汽油而撤不出来，甚至会在敌人夹击之下受到重创。

　　林彪整整苦思了一天，还是没有必胜的把握，原来攻锦的决心再度动摇，遂于2日晚8时以林、罗、刘的名义给中央军委发出加急电报，要求回师打长春。

　　10月3日早饭过后，总部作战科长尹健请示参谋长刘亚楼：“是不是继续前进?”

　　“‘101’(林彪的代号)决定暂时不走，要机关工作人员架好电台与各纵队保持联系。”刘亚楼回答。

　　晚上10点钟，尹健再次请示能否行动。刘亚楼一副忧心忡忡、心神不安的样子。他只是吩咐作战科注意接受中央军委的电报：“随到随译，随时通报。”

　　第二天一早，刘亚楼终于按捺不住，找到政委罗荣桓。此时，罗荣桓刚起床，还没洗脸。

　　“怎么还不前进?”罗荣桓对火车原地停留一天感到奇怪。

　　刘亚楼告诉他：“林总正在考虑回头去打长春。”

　　“什么?”罗荣桓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又是发哪门子邪?”

　　“昨天，电台收到一份情况报告，敌人又向葫芦岛增派了四个师。林总本来就怕攻打锦州时被来自沈阳、锦西、葫芦岛的援敌三面夹攻，看到这份报告后更加担心了。他已于昨晚以‘林罗刘’的名义向军委发去了急报。”

　　“真是乱弹琴!我们得制止他!”罗荣桓忍不住怒吼一声。他面色严峻，气得两只手微微颤抖，顾不上洗脸，拉上刘亚楼去找林彪。

　　对于林彪在兵临城下，战役即将打响之际置中央军委的三令五申于不顾，随意改变作战计划和方向，罗荣桓不能不感到惊讶和恼怒，同时也觉得责任重大，政治委员最根本的职责就是保证军队听从党的号令，否则就是失职。而且，林彪不经商量，甚至也不通气，就擅自以“林罗刘”名义向军委发报，这是极端不尊重同僚、违反组织纪律和军事纪律的行为!

　　“101，你给军委发报，要考虑回师攻打长春，是吗?”罗荣桓找到正在车站月台上踱步的林彪，竭力压住火气，平静地问。

　　“是的。”林彪回答很干脆。他一向独断专行，对这次擅自作主没感到什么不妥，依然慢条斯理地说：“关内敌军又增派四个师海运到葫芦岛，这样葫芦岛和锦西的援敌就增加到了十一个师，锦州城内共有敌军八个师，不是片刻之间拿得下来的。战斗一旦打响，援兵不一定堵得住。如果堵不住，我们就被动了。不如回过头来打长春来得稳当。”

　　“为了打锦州，中央三令五申。毛泽东同志前次批评我们‘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刚下的攻锦决心又突然改变，如何向中央解释?现在几十万部队拉到了辽西，锦州外围已经肃清，指战员斗志正旺，忽然不打了，战士们会怎么想?这些都是问题，你考虑过没有?”罗荣桓苦口婆心地劝林彪。

　　“什么决定都会有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准备了一桌菜，却来了两桌客，怎么吃?”林彪强调敌情变了。

　　“多加几双筷子就行了。区区四个师，能成什么气候?况且，打锦州的计划是中央军委、毛主席已经批准了的，我们的决心不能动摇。”罗荣桓斩钉截铁地说。

　　“中央批准了的就一定不能变?那要我们这些指挥员干什么!”林彪有些恼怒地反问道。他还很少看到平素温文尔雅的搭档如此强硬过。

　　罗荣桓知道自己的话刺激了林彪。林彪如果真的较真犯倔起来，还真不好办。于是罗荣桓放缓口气，说道：“101，你想过没有，从锦州撤围同样会陷入被动，影响战局。”

　　“我没有说要从锦州撤围。”林彪争辩道：“我是向军委建议，锦州能迅速攻下还是打锦州，否则打长春。两个方案我正在考虑中，也请军委考虑，指示。”

　　罗荣桓没有让步，他正色坚持道：“电报中强调打长春有利、打锦州困难，明显表现出了倾向性。我看军委是不会同意的。”

　　其实这也是林彪担心的问题。他所以要用“林、罗、刘”联名发报，就是想增加说话的重量。现在罗荣桓坚决反对，关键看刘亚楼的态度了。林彪阴沉着脸，在月台上来回踱步，突然停下来，问刘亚楼：“参谋长，你的意见呢?”

　　“我同意政委的意见，打锦州好。”刘亚楼话虽不多，但干脆利落。

　　林彪又想了一会，不好再说什么，便叫来参谋，让参谋到机要室追回那份电报。参谋回来说：“机要室已将电报发出。”

　　“怎么办?”刘亚楼问两位军政首长。

　　林彪不说话。

　　罗荣桓说：“不要等军委回电，重新表个态，说明我们仍拟攻打锦州。”

　　林彪点点头，表示同意。

　　以往林彪发电报都是他口授，秘书记下后经他看过便签发。这一次他却一言不发。罗荣桓知道他爱面子，就亲自起草了电稿，请他过目。电报稿开头一句写着：“前电作废。”林彪大笔一挥，将这句删去，吩咐秘书：“照发。”电报说：

　　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们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之可能，至少能攻敌之一部或大部。目前如回头攻长春，则太费时间，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

　　再说毛泽东接到林彪欲回师攻打长春的电报后，又气又恼。他马上以直露、犀利的语言，代表中央草拟了一封给林彪的电报。

　　电报中说：

　　我们坚持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四五月间，长春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七月间，长春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锦西、滦县线之八、九两军亦已调走，你们却又因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只要你们十天内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

　　这封电报中一连用了三个“不敢打”，就差把统兵百万的林彪说成是百无一用的“胆小鬼”。电报中措词之严厉，语气之严峻，用语之尖刻，在毛泽东起草的数万份电报中是绝无仅有的。

　　刘亚楼在机要室看完电报，苦笑一声，双手一摊：“果然挨批了。罗政委的意见还是正确的，幸亏我们又发了一封电报去，不然更糟。”

　　林彪犹豫不定，自有他的道理。毛泽东不顾葫芦岛增兵，下令攻锦确实是一步险招。整个辽沈战役的关键不在于能否攻下锦州，而在于能否阻止住国民党在锦州西部云集的东进兵团。蒋介石在葫芦岛弹丸之地猥集了十一个师，而东北联军担负阻击任务的部队只有八个师。一旦锦西防线被突破，国民党东进兵团便可与近在咫尺的锦州守敌夹击处于坚城之下的攻锦部队。为确保夹击取得成功，蒋介石带着空军司令周至柔、海军司令桂永清、联勤司令郭忏亲临葫芦岛指挥，他要与昔日的学生一决雌雄。他含着泪，用哽咽的声调对部下说：“万一你们这次打不过去，那么，只好来生再见了。”

　　塔山一线是交战双方的生死线，也是林彪最放心不下的软肋。攻城前夕，林彪还在强调：“攻击锦州最重要的保证，是要把锦西方面的敌军挡住。据报告，葫芦岛早先只有二个师，后来增加了四个师，现在又新添了五个师，总共有十一个师。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能火速集结如此之多的兵力，葫芦岛一定有人物。如果我分析的不错，蒋介石可能就呆在那里。两锦相距五十多公里，机械化部队一个冲锋就可以洞穿，一定不能让他们合拢。”

　　刘亚楼报告了塔山防线的部署情况：“四纵部队在这两天已先后到达了塔山、白台山、高桥等地区，已命令他们在塔山、高桥及其以西以北部署顽强的攻势防御，现正在积极地构筑工事。我们还有十一纵在他们的侧后构筑二线阵地。我看问题不大。”

　　“问题不是不大，而是很大。”林彪命令一纵进驻锦州和塔山之间的高桥地区，作为战役总预备队。这是一支准备与蒋介石东进兵团拼老命的本钱。在整个战役期间，无论攻打锦州的部队如何兵力吃紧，林彪一直不敢动用这支部队。

　　罗荣桓也看到塔山防线的危险性。他建议派作战处长苏静去四纵协助指挥作战。林彪同意后，罗荣桓又把苏静叫来，开门见山地说：“苏静同志，决定派你到四纵去，那里将有一场恶战。四纵、十一纵另加两个独立师的任务就是把敌人隔在锦州以西，以便保证我们能够顺利攻下锦州。四纵的任务可能更艰巨。你的任务就是当参谋，出主意，协助四纵首长死守塔山，叫敌人尸骨成山，血流成河，不能前进一步。要告诉吴克华司令员、莫文骅政委，指挥员要不怕牺牲，不惜代价，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要死死地顶住敌人。”

　　塔山阻击战首先打响。战局的发展，的确如罗荣桓所说，是尸骨成山，血流成河。这八个字，不仅是对敌军的形容，也是对联军的描述。整个辽西防线，特别是塔山防线，都被鲜血重新浆洗了一遍。国民党军队整团、整师，甚至整个集团军发起一波波成建制的冲锋，满山遍野都是人的海洋，阵地反复易手，有的阵地，反复争夺达十次之多。在六天六夜的苦战中，仅塔山一地，国民党军队就遗尸六千多具。无论战争何等艰险，东北联军最终守住了阵地，从而也就宣告了攻锦战役的胜利。

　　10月14日，林彪登临锦州城北四五九高地附近的帽儿山。这天，大风骤起，云烟茫茫。上午10时，林彪一声令下，总指挥部的总攻信号拔地而起。攻击锦州的战斗终于打响了。经过三十一小时的激战，到15日下午6时，全歼国民党锦州守敌十二万人，我军付出了伤亡二万四千余人的代价。

　　国民党上将、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兼冀热辽边边区司令范汉杰被俘后，押解到虻牛屯指挥部。望着在这间小土屋内的林、罗、刘三大巨头，他忍不住叫道：“真没想到，你们竟然就在这破房子里指挥打仗。”

　　林彪冷冷地问道：“范将军对锦州之仗有何观感?”

　　范汉杰哀叹一声：“锦州好比是一根扁担，一头挑着东北，一头挑着华北，现在扁担断了。”

　　林彪又问：“那你对锦西战斗怎么看?”

　　一提锦西，范汉杰气就不打一处来：“我真想不通。从葫芦岛到锦州不足百里，六天六夜，侯镜如率二个军另六个师，爬也该爬过来了，可就是只闻炮声不见人影。还有廖耀湘，停在彰武迟迟不动，真是岂有此理!”

　　攻锦战斗的胜利，实现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把蒋介石在东北的反动统治的“生命线”(沟通华北的咽喉)一举切断。诚如毛泽东10月3日电报所称：

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辽沈大战(六)

　　10月17日，被长久围困的长春守敌一个军宣告起义；19日，包括一个兵团部又一个军的守敌余部全体投降。曾经是伪满洲国首都的长春获得解放。

　　我军在锦州、长春的得手，证明了毛泽东关于南下北宁线指示的正确性。对于毛泽东惊人的预见和出神入化的谋略，林彪不得不再一次折服。

　　10月20日，毛泽东致电林彪，指出：在敌人“西进兵团没有向沈阳撤退，反而由新立屯、彰武地区西进的情况下，放弃攻打锦(西)葫(芦岛)的计划，改打廖耀湘兵团，这一点我们和你们一致。”21日，从沈阳出动后一直迟疑逡巡的敌军“西进兵团”即廖耀湘兵团由彰武南下，从23日开始与我军接触，无论哪个方向都遭到英勇顽强的阻击。在林彪指挥下，攻锦主力，迅猛回师，其他各路也作向心集中，约五十万大军26日将廖耀湘兵团合围在黑山、大虎山的约一百二十平方公里的地域内，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

　　廖耀湘兵团是蒋介石最精锐的王牌部队，主要由新一军和新六军组成。国民党有五大美式机械化主力军，其中新一军和新六军就是其中两支。

　　也是廖耀湘霉运当头，我三纵一个营摸进胡家窝棚，见这里天线林立，电台“嘀嘀”的声音响成一片，估计大有来头，于是胡乱一阵手榴弹，竟然将廖耀湘的总指挥部炸成一锅粥，几十位高级官员全飞上了天，西进兵团指挥系统全部瘫痪。廖耀湘后来回忆说：“解放军第一棒子即打碎了西进兵团的脑袋，使我感到兵团的命运已处于万分危殆之中!”

　　包围与反突围，穿插与堵击，追击与逃跑，由于战术动作变化太快，国共双方军队在辽西走廊上搅在一起，全都乱了套。不仅国民党部队兵找不到官，官顾不上兵，解放军的建制也分解成师、团、营。原来林彪所定的斩头断尾击腰的战术无法实施。

　　刘亚楼建议：“林总，现在战场混乱不堪，像个立体滚筒，全挤到一堆了，不如来个大胆穿插，全面渗透，以乱制乱，乱而取之。”

　　“太罗嗦了!”林彪来的更干脆：“告诉部队，哪里有枪声就往那里打，哪里枪声密集就往那里冲。纵队不要去找师，师不要去找团，大家都去找廖耀湘就行了。”

　　一时间，辽西平原烟尘蔽日，吼声震天，几十万大军南北奔逐，鲜血重新浆洗着这片黑土。经过两天一夜的战斗，廖耀湘兵团十余万人全部被歼。

　　兵败被擒的廖耀湘对林彪的战术十分恼火。他不敢朝林彪撒野，却把邪火对准了刘亚楼。

　　奉林彪、罗荣桓之命，刘亚楼设宴款待被俘的国民党将领。廖耀湘拒绝与他碰杯，气咻咻地质问道：“你们共军打的什么仗?根本不懂战役，也不讲究战术。如不相信，请转告林彪将军，我们把部队摆开，重新打!”

　　“不是我们不讲究战术，是你看不懂我们的战术。”刘亚楼话中有话地说：“我们以能打胜仗为原则，以有效地消灭敌人为目的，事实不是已经证明了吗?”

　　一句话呛得廖耀湘满脸通红，他恼羞成怒，抓住酒杯朝桌子掷得粉碎：“像你这样的‘洋八路’有几个，都是些‘土八路’，用些巫术来打仗。”

　　刘亚楼睥睨地瞥了他一眼，厉声训斥道：“廖将军，你不要以为自己上过美国军校，又有美械装备，就天下无敌了。这些统统靠不住。告诉你，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是注定要失败的，你不过是他的殉葬品之一。”

　　刘亚楼回来把宴会风波讲给司令和政委听，两人都哈哈大笑。林彪说：“他廖耀湘既懂战役，又讲究战术，但进入东北以来打过什么胜仗!”

　　蒋介石在北平得知廖耀湘兵团覆灭的消息后，气得吐血不止，沮丧地在日记中写道：

　　东北全军，似将陷入墨尽之命运，寸中焦虑，诚不知所止矣!

　　11月2日，我军乘胜直下沈阳、营口，历时五十二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

　　在辽沈战役中，我军以六万九千人的伤亡，歼敌一个总部、一个边区司令部、四个兵团部、十一个军部、三十三个整师加十六个团(内一个军起义、一个军团部并一个军投诚)，共四十七万人。

　　辽沈战役是震惊世界的三大战役之首。中共中央接到胜利消息后，马上打电报给林彪等人，电贺东北全境解放。

　　辽沈战役结束后，林彪一反往日孤僻冷漠的性情，热情洋溢，笑容满面。作为东北战场的最高指挥者，他虽然有南下北宁线的犹豫，顾虑两锦作战的担心，未断海路致敌一部逃跑等失误，甚或还有抵触、对抗军委和毛泽东指示的错误，但作为这场战役的主要组织者、策划者和指挥者之一，他是有功之臣。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也不否认这一点。他认为，在1949年以前，林彪对于中国革命是功大于过。 

 

平津战役(一)

　　林彪使出障眼法，掩护百万大军提前入关。傅作义质问蒋介石：“你不是说林彪尚在沈阳吗？难道他会分身法！”

　　中央军委要求四野三天攻下天津，林罗限令二天拿下天津，刘亚楼笑立军令状：“三十个小时足矣。”军中无戏言，天津战役耗时二十九小时。

　　兵临七朝古都，林彪要强攻，聂荣臻要和谈，一场嘴巴官司引出“北平方式”。

　　《最后通谍》突生波澜，“和平将军”致信林彪，称“罪犯傅作义投案自首”，北平城烽烟再起。林彪杯酒平骚动，五十万国军安然受编。

　　林彪结束了辽沈战役后，遵照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率军入关，参与指挥了平津战役。

　　1948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通令，对全军的组织编制、番号作出统一规定。人民解放军分为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四个野战军。17日，军委又发出进行平津战役的指示电，指出：

　　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二十四个师及傅系步骑十六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于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作战，也便于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

　　16日、17日、18日，中央军委连续电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令东北野战军迅速隐蔽入关。

　　1948年11月的下旬，整个山海关地区的夜晚变得如同白昼一样繁忙。白天，这里西风急吹，关河冷落；夜间，人如流水，车如铁龙，成千上万的部队从关外涌入，向华北地区开进，浩浩荡荡，前不见头，后不见尾。雄鸡鸣叫以后，部队、辎重又全部隐入村庄、山谷、树林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蒋军的高空侦察机在空中盘旋，寻觅我军前进的轨迹。

　　这一切，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为潜师入关而采取的“昼伏夜走”的行动。辽沈战役刚刚结束，中央军委根据华北国民党军队的动态，指示林彪等人率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11月18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东野尽速入关，突然包围(天)津、唐(山)、塘(沽)等处之敌》的军事命令。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在沈阳紧急召开了入关动员大会，林彪宣布了分三路入关的计划，“取捷径，夜行晓宿”，“林、罗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在这次动员大会上，罗荣桓作了思想动员报告。

　　在当时，“东北籍战士怕入关”是各纵队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先期入关的第四纵队和第十一纵队就有为数不少的战士和基层指挥员开小差。如四纵五天之内逃走五百人，十一纵七天之内溜号六百人。罗荣桓抓住这一动态，要求各纵队在入关之前和入关过程中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

　　从11月23日起，东北野战军主力启程：右路走冷口，中路走喜峰口，左路走山海关。

　　在东北野战军的总指挥部，林彪笑着对刘亚楼说：“我不入关还是无敌之将，一入关便成了汉贼曹操。”

　　“为什么?”刘亚楼不解林彪这句话的意思，问道。

　　“魏蜀吴赤壁之战，曹操大军南下，带的是多少兵?”林彪反问。

　　“号称百万，其实只有八十三万人马。”刘亚楼对《三国演义》颇为熟悉。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我们入关，带了多少部队?”林彪一语道破。

　　刘亚楼明白了。东北野战军号称百万，实际兵力也是八十三万。这一巧合，林彪没有忽略。

　　辽沈战役之后，林彪情绪亢奋，人也显得活跃、和气。离开沈阳前，他命令沈阳各大报纸和电台逐日刊登和广播林彪等人在沈阳的活动情况，大肆渲染，藉以迷惑蒋介石。这一着果然见效，一周后，当林彪已经抵达北平前线指挥作战时，蒋介石电告傅作义，称“林彪尚在沈阳”。

　　11月30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率“东野”指挥机关从沈阳乘火车出发，到锦州后换乘吉普车，经义县、彰阳、建平、平泉、宽城，从喜峰口入关。一路夜行晓宿，风尘仆仆。

　　11月底，由于经喜峰口、冷口入关的部队已被蒋军察觉，夜行晓宿已失去意义，林彪决定改变原定计划，命令各纵队日夜兼程，由沈阳近郊出发的三个纵队及特种兵部队主力也取捷径由山海关向冀中猛进。

　　1949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所有参战部队。林彪担任总前委书记。平津前线司令部进驻通县宋庄的温家楼。

　　八十万人之众的东北野战军突抵华北和林彪等人在通县露面，使蒋介石大吃一惊，更是出乎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的意料之外。

　　辽沈战役硝烟未散，老谋深算的傅作义就已估计东野将要入关。但他认为大战刚刚结束，东北共军至少需要三个月休整才能开拔，同时由于他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关系，南逃、西遁还是死守，他还一时下不了决心。傅作义采取了“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权宜之计，将他所辖的六十万部队集中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塘沽等地，组成长约一千二百公里的防线。

　　“好一个‘一字长蛇阵’!”林彪不无讥讽地说。

　　“这怎么能做到如兵法上所说的，‘臂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腰则首尾相应’，立于不败之地呢?”聂荣臻、罗荣桓也有同感。

　　林彪、聂荣臻、罗荣桓三个人是老熟人和老战友、老搭档了，他们相互熟谙对方的性情、习惯与风格，相处在一起，的确如心使臂、转折自如。由此可以窥见毛泽东驾驭将领的玄妙高超和良苦用心。由于在东北几年间与罗荣桓多次发生争论和分歧，在平津前线总司令部，林彪转而与他在红一军团的老政委聂荣臻十分亲热。

　　12月11日，在距北平三百多公里的西柏坡一家农舍里，毛泽东拟就了《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提出应趁傅作义判断我军会首攻北平的失误，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对平、津之敌隔而不围，对张家口、新保安之敌围而不打，以便隐蔽地展开战役意图。同时，毛泽东还指示华东和中原两野战军，在两个星期内，不作淮海战场最后歼敌之部署，使蒋介石难下从海上撤退平津之敌的决心，又命令山东部队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在胶济线事先做好准备，防止敌人可能从青岛方向逃跑。

　　在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的威望和权威如日中天，不可仰视；他的军事指挥艺术也已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地。对此，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和其他指挥员一样，无不敬佩和仰慕，有一种“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急乎走，则回也瞠乎其后”的虔诚。对毛泽东的这一战役方针，林彪吸取在辽沈战役上的教训，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林彪为首的总前委决定以迅速奔袭的行动，大胆插入北平、天津及其外围各点之间和侧后，完成对敌人的分割和包围，并以主力指向天津、塘沽、唐山地区。

　　从12月12日至24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展开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攻势和穿插动作。首先，三纵、五纵、十一纵于17日包围北平，一纵、六纵、十纵和华北七纵切断了平、津之间的联系，二纵、七纵、八纵、九纵、十二纵共五个纵队及特种兵主力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其次，华北十九兵团攻占新保安，消灭了傅作义的摩托化“王牌军”三十五军，华北二十兵团和东北四纵攻克张家口，把傅作义的十一兵团聚歼于风雪荒野之中。待到平、津两地只剩下“一片孤城万仞山”时，傅作义才从噩梦中醒来，发现自己中了计。

　　新保安、张家口之战切断了傅作义西逃之路，但增大了敌人从天津方向海上东逃的可能性。林彪决定派刘亚楼再率五个军二十二个师，从速攻占天津。

　　天津，昔日的繁华之都，这时候，已完全变成了一口巨大的城市棺材。一道护城河，一道电网，一条绕城而筑、长达四十二公里的碉堡工事防御线和市内几千个明碉暗堡，已把天津变得水泼不进、鸟飞不进。敌守城部队十三万人在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指挥下准备死守。

　　1949年1月6日，林彪、罗荣桓签署了战前致陈长捷的一封信：

　　陈长捷司令阁下：

　　为着不使天津的工商业遭毁及和平居民不遭受战争的灾害，我盼望你们仿效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命令守军自动放下武器。如果你们能这样做到，使天津未遭到战争破坏，那么，你们就对国家对人民立了一功。

　　……我希望你在我之总攻击未发动前，迅速派代表出来与我们商谈。

　　林彪

　　罗荣桓

　　1949年1月6日

　　陈长捷拒绝放下武器。林彪忍无可忍，于14日指挥我军发起总攻。经二十九个小时激战，天津解放。 

 

平津战役(二)

　　天津易手，北平之敌就陷入百万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战争的进展向傅作义提出了同样一个问题：

　　是战?还是和?

　　战争是双方将士的斗智、斗勇、斗力。揣摸、分析、判断对方指挥员的作战意图、心 理状态是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

　　天津攻克后，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作战图上的各色箭头，都指向了北平。林彪等人“日思夜想”的人，就是傅作义。对这位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他的心态、意向、情绪，甚至起居、交际等情况，林彪了解得清清楚楚。聂荣臻对此曾写道：

　　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在刘仁同志领导下，为了配合当时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正积极进行着各种活动。他们利用各种关系，获取了大量情报，源源不断地供给平津战役指挥部，使我们对敌情基本上做到了一清二楚。他们甚至通过傅作义的女儿、我地下党员傅冬同志了解掌握傅作义将军的各方面动态，劝她父亲不要跟蒋介石走。

　　傅作义将军的神态、言谈、情绪变化，傅冬同志都及时、准确地了解清楚，然后，每天通过地下电台，向平津战役指挥部报告。

　　几十年来，我打过许多仗，能够如此及时地了解对方指挥官的动态，还是不多的。这对于我们做出正确判断，下定正确决心，进行正确部署，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北平一战是一盘没有对手的弈战，它注定是一面倒的结局。但是，对于如何解决坐困守死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却有不同看法。

　　聂荣臻力主和平谈判，通过改编的方式解决北平问题。他认为，“天津是北平唯一的海上退路。现在天津已被攻克，北平之敌成了困在陆地上的旱龙，饥馁疲惫，没有转机。根据北平地下党组织提供的情报，傅作义在严峻局面的压迫下可能考虑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

　　罗荣桓赞许地点点头，他对在地图前踱来踱去的林彪说：“林总，聂总的意见是好的。北平是七朝古都、文化名城，又有几百万和平居民，如果战火蔓延，势必把整个北平城打得稀巴烂。玉石俱焚，太可惜了。况且，党中央已决定定都北平，如果毁于战火，对国家建设也没有好处。”

　　林彪脸上没有表情。他仍在作战室模型盘边绕来绕去，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的想法很好，不过，很可能是一个很美的幻想。”

　　聂荣臻进一步解释道：“在平津地区，我军占绝对优势。北平工事不强，守敌又是惊弓之鸟，如果在进行大量工作之后，傅作义仍然拒绝和平，我们掌握主动权，随时可以打嘛。”

　　“战争是获取和平的最好途径和最简便的方法。和平谈判根本是幻想，还是要靠打来解决。”林彪仍固执己见。

　　聂荣臻无可奈何，最后只好直接向毛泽东发电，提出在打下天津之后，争取和平解放北平。这是整个平津战役期间，聂荣臻单独给毛泽东发的唯一一份电报，也是三十多年后中央档案馆唯一查找不到的一份电报。为此，“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别有用心地置疑历史上是否真有这么一份电报。但是，当年亲手拍发这份电报的唐永健老人清楚地记得，电报发出后，聂荣臻天天追问他：“中央有没有回电?”

　　回电终于来了。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聂荣臻的提议。林彪见毛泽东已经表态，没有再反对。但他习惯了战场上的硝烟、炮火和厮杀，对谈判桌上文绉绉的外交辞令、满面笑容下的讨价还价并不擅长，也不感兴趣，便把和平谈判的问题全部推给聂荣臻、罗荣桓处理。

　　谈判很快取得进展，经过三轮谈判，双方签署了《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就在这时，平地风波，骤然而起。原因就出在用林彪名义发给傅作义的信上。

　　1949年1月16日晚，在签署协议后，林彪来到傅方代表邓宝珊的住处，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封未封口的信，说：“请邓先生将这封信交给傅先生。”邓宝珊接过信便想看，但被林彪禁止：“请呆一会再看。”

　　林彪走后，邓宝珊掏信一看，禁不住大吃一惊。这是一封以林彪、罗荣桓名义发出的致傅作义的公开信，其措辞严厉、口气强硬，如同最后通谍：

　　傅作义将军：

　　贵将军接受南京伪党反动政府所谓剿匪戡乱之伪令，率领数十万反动军队向着绥远、察哈尔、河北、热河及山西北部人民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残酷的进攻……，贵部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攘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在贵军管辖地区则压迫工、农、兵、学、商，出粮、出税、出力，敲骨吸髓，以供贵将军及贵属所谓戡乱剿匪之用。在贵将军及贵属统治之下，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使其丧失地位，压迫青年学生们的爱国运动。贵将军又复下令破坏保定公共建筑及公用物资，炸毁北宁路滦河铁桥，在北平城外平毁村庄，在北平城内逮捕无辜人民，斩伐风景树木，拆毁古迹材料。贵将军及贵属在天津城内外之措施，亦复如此。本军奉令征讨，全为吊民伐罪。贵将军不敢野战。率领数十万军队退入平津据城抵抗，使两城人民受尽痛苦。

　　公开信提出和平缴械和出城改编两种办法供傅作义选择，勒令于1月20日下午12时前作出答复，否则将按时发起攻击，“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息，勿谓言之不预也。”

　　这封信是由毛泽东亲笔起草的，其目的是催促傅作义克服犹豫观望心理。但是，这封信过于严厉、尖锐，与目前融洽的谈判气氛形成强烈反差，因此，在平津前线指挥所引起争议，聂荣臻根据谈判情况的进展，判断傅作义确有弃暗投明、争取新生的真诚意愿，觉得没有必要递交傅作义，以免节外生枝。林彪认为谈判的目的就是“勿谓言之不预也”，不要管傅作义高兴不高兴，他不高兴就打嘛，过去他还跟我们打少了吗?

　　苏静是应傅作义之邀中共派往北平城的谈判代表。聂荣臻告诉苏静，那封信可由邓宝珊决定是否交给傅作义，如一切顺利则不交，如和谈遇阻则交出公开信。

　　邓宝珊与苏静进入北平后，一切进展顺利，那封公开信也就没有交到傅作义手中。1月25日，国民党华北剿总总部率北平守军五十二万人马开出城外，接受人民解放军和平改编。

　　就在这时，中央军委电询林彪：“交邓宝珊带给傅作义的信交了没有?”林彪电催苏静务必于最近两天将信交给傅作义。邓宝珊把信交给傅冬菊。傅冬菊也觉得措辞生硬，怕父亲感情上受不了，便压了下来。2月1日，《人民日报》以“北平解放经过”为题，全文刊载了这封公开信。

　　傅作义看后，情绪十分冲动，气愤地拍着桌子大叫道：“太不像话，怎有这种事?部队已经出城了，城防也交了，我再也没有用了!”他于是致信林彪，称“自己有罪，战犯傅作义投案自首”。此事传出，立即在军中引起波动。

　　林彪、聂荣臻在北京饭店宴请傅作义。林彪开门见山地说：“公开信所言，符合傅将军过去的行为和事实。事后公布此信，乃是对傅将军过去的错误作一结论，以便根据北平和平解决开始与傅将军做新合作。我们是非分明，既不因过去之罪而抹煞今日北平之功，也不可因今日之功而含糊过去之罪。”

　　化开疑团后，主宾轻松自由地交谈起来。也许是多喝了几杯酒，傅作义将他藏在心中的疑问掏了出来：“林彪将军，你岁数比我小，经历也不如我，为什么是你胜利而不是我胜利?”

　　林彪也很直爽地回答：“傅将军，战争的胜负不取决于哪个人，重要的是人心向背。华北这场战争，即使不由我林彪指挥，国民党军队也是要失败的。”

　　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为标志，历时六十四天的平津战役宣告结束。这次战役，在以林彪为首的总前委领导下，我军以三万九千人的伤亡，歼灭和改编敌军一个总部、一个警备司令部、十三个军部、五十个师(内含两个骑兵旅)，共五十二万人。至此，除太原、大同、新乡、安阳以及有意暂时保存下来的归绥(今呼和浩特)外，华北地区全部解放。

　　2月3日，东北野战军举行了盛大的进驻北平入城式。一个月后，林彪参加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他极为喜悦地听到了毛泽东以他那洪亮有力的声音对北平入城式的称赞和高度总结：

　　北平入城式是两年半战争的总结；北平解放是全国打出来的，入城式是全部解放军的入城式。 

 

平津战役(三)

　　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党中央机关3月下旬入迁北平。根据此前1月15日中央军委的决定，改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的林彪奉令先行回北平布置党中央迁驻北平事宜。

　　从西柏坡到北平，蜿蜒长达三百多公里。党中央和毛泽东进入北平的沿途安全警备工作由第四野战军负责。为此，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人亲自选定路线，安排布岗、设哨，并派部队控制沿途制高点，从北平郊区到市中心，凡交叉路口和公路两旁四百米内遍设流动 哨、隐蔽点和便衣人员，并停止一切电报、电话联系。

　　3月24日清晨，两百多辆中、小型吉普车和大卡车组成的车队，一路烟尘，从西柏坡出发。25日上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驶进北平，下榻于香山。下午，四野军政首长林彪、罗荣桓陪同毛泽东、朱德乘敞篷吉普车在西郊机场举行阅兵式。军号齐鸣，战旗翻飞。毛泽东和林彪乘坐第一辆敞篷车徐徐从四野方队前驶过，“首长好”的呼声震耳欲聋。

　　3月25日，满口湘音、身穿粗呢制服的毛泽东住进了紫禁城。林彪——这个从林家大走出来的山村小主人也成了开国元勋之一。目睹北平的一切，林彪心中感慨万分。如果林育南不把他送进浚新小学，如果林育英没鼓励他报考黄埔军校……他不可能有现在的地位。

　　历史正如光阴，不可挽留，也不可逆转。在人生的履历上没有“如果”的立足之地。

　　林彪以胜利者的姿态下榻北京饭店。他有理由自豪。在全军所有野战部队中，四野人数最多，装备最好，实力最强，林彪的年龄也较其他野战军司令员为轻。林彪为此十分得意，他借用王勃《滕王阁序》中的一句话，常对人说：“这就叫‘四美具，二难并’。再难、再美、再巧的事也碰到一起来了。”

　　可是，有一段时间内，林彪却显得心情抑郁，浓眉不展。一天，林彪突然串到聂荣臻住所来聊天。这使聂荣臻有些意外。林彪个人生活圈子很小，这与他内向拘谨呆板的性格有关。他从不到同僚家串门，从不到部下家作客，从不探视病人。这是他有名的“三不”习惯。

　　聂荣臻估计林彪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果然，没说几句话，林彪就直接了当地说：“我想请你当四野政委。”

　　聂荣臻愕然。他不解地问：“怎么?四野不是有罗荣桓吗?”聂荣臻见林彪未吱声，又问：“他要调走了?”

　　“不是。”林彪谈话、做报告历来像发电报一样，字斟句酌，简练得使人费解。“他不行。”

　　“你是说他身体不行?”聂荣臻猜测道。

　　罗荣桓1942年就染上肾病，1947年到莫斯科治疗，切除了长有肿瘤的左肾。医生建议他休养三年，每天工作绝对不得超过三小时。时局多变，国内召唤着罗荣桓。他连两个小时都没休息上，就回国投入了繁忙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病情又趋恶化，动脉硬化，尿血便血，常常晕倒。

　　林彪摇摇头。

　　“那么，你是说他能力不行?”聂荣臻奇怪地问道。罗荣桓的细心、勤奋和工作能力，全军公认。林彪难道还怀疑这一点吗?

　　林彪的浓眉连皱几下，语气淡然地说道：“他嗦嗦，婆婆妈妈，绊手绊脚，不适合作我的政委，所以我想请你来代替他。”

　　林彪的意思，聂荣臻当然明白。他正色回答道：“四野的政委我看还是罗荣桓同志比我合适。我已经参加军委的工作，又兼了平津卫戍司令，工作也离不开。至于晋察冀的其他干部随你挑。”

　　聂荣臻深谙林彪的性情。他给林彪当了六年政委，备尝个中滋味。但他还是不明白：宽厚、大度、忍让、和气的罗荣桓是怎么触摸了林彪的“逆鳞”?

　　林彪对罗荣桓的不满起源于东北战争期间。

　　1947年，罗荣桓听说妻子林月琴将被任命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他对林月琴说：“我看你还是不要去当什么副部长，有件工作你可以去做。联军总部和各兵团留守处都有许多到了上学年龄的孩子，没有地方上学。你可以去办一个子弟学校，要当长就去当一个子弟学校校长吧。”

　　林月琴这位曾任红四方面军妇女工兵营营长的老党员愉快地同意了，但她提出了一个问题：“学校房子不好找哇!”

　　罗荣桓想了想，吩咐东北局办公厅把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住过的花园洋房腾出来作了子弟学校校舍。这一下，惹恼了叶群。

　　原来这幢带花园的洋房是东北局分配给林彪的。由于林彪常年住在前线，只剩下叶群和孩子住在空荡荡的大宅院里。叶群有些害怕，便搬进了另一幢房子，但她也没交出这幢洋房。花园洋房搬进去了子弟学校，叶群向林彪告状，说：“育蓉，罗政委带头搬家，是将我的军，搞得我没房子住，只有挪到一间小阁楼里。”林彪虽没做声，但他心里很恼火，觉得罗荣桓不尊重他。

　　接着发生的另一件事。1948年一批干部从苏联回国，途经东北到党中央报到。宣传部提议将其中一位女同志留下，罗荣桓同意并以自己的名义向中央发报。叶群却无端怀疑林彪在苏联养病期间同这位女同志关系不正常，竟然胆大包天，不经任何领导同意擅自用罗荣桓的名义向中央发报，提出将这位女同志调走。中央收到罗荣桓前后两份相互矛盾的电报，大惑不解，询问是怎么回事。罗荣桓了解原委后，十分生气，委托高岗找叶群谈话。叶群得知罗荣桓要追究此事时，吓得“卟嗵”一声，向高岗跪地求饶。

　　虽然罗荣桓最后宽厚地原谅了叶群，也没将这件事告诉林彪，但叶群心中有鬼，迁怒于人，对罗荣桓、林月琴夫妇既恨又怕。她时常在林彪面前吹风，说林罗不是一条心，林罗早晚得分手，要提防罗荣桓。

　　叶群的枕头风频吹，使林彪对罗荣桓产生了戒备心理。1948年11月，罗荣桓组织起草了关于辽沈战役的总结报告。正商量时，林彪走了进来。罗荣桓招呼他说：“101，这一段写进了我们在打锦州问题上的犹豫，你看怎么样?”

　　林彪正为大战胜利而喜气洋洋，一听这话，扫兴地拉长了脸，看着报告中罗荣桓指的那一段：

　　……后来由于蒋介石飞沈亲自指挥，从华北抽调独九十五师、六十二军全部、九十二军之二十一师陆续经海运葫芦岛登陆，加上锦葫原有之四个师共计九个师，企图由锦西向北驰援锦州，这曾使我们攻击锦州之决心一度发生顾虑。因为锦西敌人防御阵地前沿与锦州敌人防守飞机场及女儿河之线相距不过三十里，锦西敌人向我塔山攻击时并可取得海军之配合；同时还由于我们正在前进途中，对锦州外围及其纵深工事强度还不很清楚，我们攻击锦州之部署又还未完全就绪；三纵及五师刚攻克义县还未南下；从长春以南赶调上来之六纵十七师及坦克部队还落在我们后面等等，因而曾发生疑问。但这一过程共两三小时即确定仍坚持原来之决心不变。

　　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尽管罗荣桓在措词上十分委婉，语气上十分平和，还为林彪的犹豫罗列了许多理由和客观原因，林彪还是满肚子气不打一处来。他一声不吭，把稿子使劲往桌上一扔，一掀布帘走了。布帘把林彪骂的一句“!”隔在了外面。

　　大军入关后，林彪对罗荣桓的怨言愈来愈多。他对司令部的人说：“病成那个样子还能干什么?我看还是休息的好。”1949年1月，罗荣桓去西柏坡商谈工作，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告诉他，彭真的岳母病了。罗荣桓与彭真在东北并肩战斗近四年，彼此感情很深。罗荣桓即往良乡看望彭真。回到北平，罗荣桓无意中谈起彭真岳母病逝和探望彭真的事，林彪满不高兴，气冲冲地说：“看他做什么?!”使罗荣桓大吃一惊。

　　林彪最初进关时，是担任东北局副书记，书记是彭真。1946年抚顺会议前，彭真和林彪对东北局势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是主张打大城市，另一种意见是离开铁路干线。对于围绕工作出现的争论，本来是党内很正常的一种现象，但是，疑心病极重的林彪却把彭真以及赞同彭真意见的人都视为一派，向毛泽东告状说，“彭真与林枫、吕正操串通一气，围攻我，搞‘桃园三结义’。”又说，“他们甚至不叫三结义，又捎带了伍修权，实际是桃园四结义了。”毛泽东被林彪缠得无法，从大局出发，只好让林彪任东北局书记，彭真改任副书记，后又调作他任，林彪才算罢休。

　　林彪气量小，心胸窄，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报复心强。毛泽东也深知这一点，常常为了替他挑选助手、同僚而煞费苦心。

　　1949年4月，大军南下前夕，罗荣桓突然晕倒。中共中央决定他到天津养病，毛泽东托人告诉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罗荣桓一病，四野政委一职暂缺。为此，中央派邓子恢担任四野第二政委。林彪以他独有的不冷不热态度，迎接了新的政委。 

 

南疆逐鹿(一)

　　鏖战四平的主将重新披挂上阵。林彪向小诸葛下战书：“不投降就消灭。”为报一箭之仇，他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从武汉到海南，千里追逐白崇禧。

　　宜沙战役、湘赣战役，小诸葛一溜再溜。毛泽东一语点醒梦中人，改“浅距离迂回”为“远距离包抄”。

　　青树坪血战，众说纷纭。有人说是白崇禧妙手奏捷，有人说是林彪金钩钓鳖。衡宝战役，四野饱餐桂军主力。

　　东北虎化身南海龙，邓华、韩先楚、李作鹏联手攻占海南岛，写下木船渡海的战争奇迹。白崇禧兵败逃台，一世英名付流水。

　　林彪在东北吃过白崇禧的小亏，一直耿耿于怀。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终于给了他报仇的机会。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主力部队已被消灭殆尽。剩下的一百零七万部队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和漫长的防线上，在战略上已经丧失了实施有效防御的能力。为了加速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示林彪率第四野战军向湘、鄂、赣三省进军，歼灭林彪的老对手——国民党白崇禧集团。嗣后，又规定四野的任务是解放并参加建设豫、鄂、湘、赣、粤、桂六省。

　　大部队南下前，作为司令员，林彪前去向罗荣桓辞行。罗荣桓人在病榻上，心系四野。他不无担心地对林彪说：“要警惕广西兵团，就是李宗仁、白崇禧的两广(广东、广西)部队。这些着短裤、穿草鞋的兵，打仗顽强，又善于爬山，跑起来像揩了油的，很难抓住。特别是桂军对白崇禧很迷信，有所谓‘小诸葛在，共军其奈我何’的狂言。从湖北的武胜关到湖南的武陵山脉恐怕主要是同两广部队作战，部队要有准备，尤其是指挥员，要心内有底，可能还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对这位不能随军南下的四野政委的话，林彪又信，又不信。他不能忘怀在东北的岁月，更不会忘记四平街之战，他那被侮辱的自尊心和军人特有的威严，一想到自己的对手又将是白崇禧，林彪兴奋得眼里射出熠熠的神采。

　　1949年4月，继先遣兵团之后，林彪统率四野主力由平津地区分路南进。

　　在四野滚滚南下的铁流声中，白崇禧似乎感觉到了林彪咄咄逼人的雪耻心情。被毛泽东称为“天低吴楚，眼空无物”的白崇禧也十分珍惜自己几十年在锋口刀尖上博来的声誉。

　　白崇禧起初拒绝出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司令长官，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白崇禧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即“守江必守淮”，华中只能有一个“剿总”，总部设在蚌埠，以华中部队运动于江淮之间，进行攻势防御。对此，蒋介石的答复是，徐州将来另设一“剿总”，由刘峙负责。

　　“华中兵力如此分割使用，将来必败无疑。”白崇禧拒不受命，躲到上海。蒋介石派白崇禧的密友、原桂系中坚人物黄绍去沪挽留白崇禧。黄一到上海，即与白崇禧密谈。白崇禧说道，“如果是那个人派你来的，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谈了。”白崇禧显然对蒋介石心怀余怨。

　　“当然是那个人派我来，但我的来意你并不是全部知道。”黄绍意味深长地说。

　　一待白崇禧安静下来，黄绍便开门见山地说：“你在南京做国防部长，不是像笼中鸟一样么?现在老蒋把笼门打开，放你出去，你还不快快地远走高飞?将来时机成熟，你就可以制定形势，迫蒋下台，让德公(李宗仁字德邻，称德公)出来收拾局面，我们岂不是大有可为吗?”白崇禧心窍大开，立即束装就道，走马上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就设在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

　　1949年1月26日蒋介石“引退”溪口后，李宗仁代总统主持大局。白崇禧为赢得军事上的准备时间，阻止我军渡江，推迟与四野主力决战，建议李宗仁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

　　4月6日，白崇禧专程飞抵南京，询问“中共对渡江有什么决策？”

　　李宗仁回答：“中共方面态度坚决，提出政治解决要过江，军事解决也要过江。”说完，他递给白崇禧一份报纸，上面登载了林彪以“平津前线司令员”身份发表的长篇谈话：

　　我觉得全中国人民今天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和平的问题，而是真和平与假和平的问题以及以什么方式取得和平的问题。国民党反动派今天所玩弄的“和平”，是在他们所发动的反革命的万恶的内战已几乎全军覆没的情况下提出的。国民党反动派向无诚意，尽人皆知。两年零八个月以前，国民党不顾中共与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不顾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毛主席亲访重庆，不顾双十协定、停战协定与政协决议，不顾中国共产党的再三警告，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这场战争。但是，战争的结果，国民党在全国各战场已丧师约五百万，国民党在长江以北已全线溃败，在长江以南也已不可能组织什么战略性的战场，他们已没有大的力量进行大的战争了。国民党必败，这是我们早已肯定了的……

　　全国人民所要求的和平，是人民的和平，不是南北朝式的和平。就是说，必须全部实现毛主席八项条件，必须彻底摧毁反动势力，必须交出政权，必须改编所有反动军队。这样的和平，才是对中国人民有利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在与全国人民密切联系的条件下，有完全足够的军事力量，在短期内扫平全国一切反动派，全部实现毛主席的八项条件。但是，为了减少战争的破坏，尽量保存人民的人力物力，我们正在采取和平解决的方法。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是这一方法的成功榜样。我们热烈欢迎北平式的和平，对于不肯接受北平方式实现和平的任何反动势力，我们只好用天津方式来解决!

　　林彪当时参加了中共和谈代表团，是位列周恩来、林伯渠之后的第三号人物，专门负责军事问题的谈判。他的长篇谈话，归纳成一句话，就是“不投降就消灭”。

　　白崇禧看过报纸，大失所望，说：“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不可，还谈什么!”

　　形势留给他“不降即战”这一条路。他决心拿出全部的看家本领，精心策划华中防御战线，力争再打一个彪炳史册的“四平街之战”。他也知道，1949年与1946年已是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主客易势，强弱换位，今天的林彪拥军百万，锐不可挡，企图一战溃敌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美梦。白崇禧只求为桂系，也为自己多保存一些实力和地盘，守住中南及华南半壁江山，当个“华中王”和“华南王”也好。

 

南疆逐鹿(二)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解放南京及江北、江南广大地区后，白崇禧集团共六个军积极布防于长江中游南岸，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四野渡江南进。四野先遣兵团和江汉、桐柏军区等部，在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统一指挥下，以一部兵力于15日由武汉以东之黄石港突破防线，进据鄂城、大冶、阳新等城镇，准备迂回包抄桂军后方。白崇禧指挥部队紧急撤离武汉，固守宜(昌)沙(市)。

　　汉浔渡江战役后，白崇禧以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部主力四个军连同地方部队十万人赶筑以宜昌、沙市为重点的两岸防线。7月6日，四野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奉命率二十五万人分路朝远安、当阳两翼兜抄。宋希濂惧怕被歼，率部朝湘鄂两省西部地区急窜。四野主力在解放宜昌、沙市后转兵南下，渡江挺进湖南常德地区。

　　解放战争后期，在战略追击阶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针对敌弱我强、我攻敌逃的特点，决定采用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形成纵深包围，然后再往回打的作战方针；在战役上，选择敌人比较薄弱的中南地区，首先歼灭白崇禧集团，断敌海上退路，然后歼灭位于四川的胡宗南等部；为此，中央命令第十八兵团在国民党秦岭防线佯攻，造成入川态势，使蒋介石下决心固守四川，以保证歼灭中南之敌。

　　毛泽东叮嘱林彪，四野第一步深入湘南即衡州以南作战；第二步挺进广西作战；第三步应去云南作战。对白崇禧集团，可采取远距离迂回包抄的作战方针。

　　对于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林彪表示赞同，但他所设想的战略迂回是一种近距离、短时间的两翼斜插，实际是一种“战术小迂回”。汉浔渡江战役和宜沙战役都是在这种指导思想影响下进行的，白崇禧的主力一溜再溜，没能兜住。林彪把这一结局归因于自己没有亲临一线指挥。7月，林彪亲自指挥了湘赣战役。

　　我军解放南京、武汉后，白崇禧被迫将其防守武汉至九江一线的部队南撤，集中七个军约十五万人部署在长沙以北之岳阳、萍乡、宜春、上高地区，企图迟滞我军南下进程。林彪指挥第五兵团、第十二兵团和二野第四兵团发起湘赣战役，在大军节节进逼的同时，派十五兵团一部奔袭奉新、高安；派第四兵团和第十二兵团分路向醴陵、萍乡迂回。

　　三路大军自7月8日起潜师隐踪，日夜兼程。四天后，林彪的意图被白崇禧察觉。7月13日，白崇禧下令所部全线撤至攸县、茶陵山区。四野又扑了空。

　　此时正值酷暑，作战条件之困难艰苦超乎四野全体将士的想象，同时还暴露出作战准备严重不足的弱点。随军记者从前线发回一篇报道，完全可以看作是行军实录：

　　这是一次艰难的行军。正是南方盛夏炎热而多雨的季节，时而暴日当空，时而大雨滂沱，暑气蒸人，道路泥泞。这些来自东北的部队，经过平津战役，迅即南下，途中解放了新乡，又急速前进，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整，部队十分疲惫。他们虽然在襄阳、樊城一带的汉水之中，进行过短时间的渡江作战训练，但对水网稻田地区和山地作战非常生疏，尤其不习惯南方的水土气候，部队又没有及时配发雨具、蚊帐，病员不断增加。记者在行军途中，不时可以看到躺着生病的干部战士。有的严重中暑，口吐白沫；有的发疟疾，浑身哆嗦；有的身患痢疾，又烧又拉。战士们往往是走着走着，就一头栽下，倒在路旁。但当他们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立即就挣扎着爬起来，要求追赶部队。对于南方的炎热气候，人不适应，来自东北战场的骡马更受不了。这些曾经拉过辎重驰骋疆场的大骡大马，在南方的恶劣气候下一批批病死，剩下的也走不了崎岖的山路。炮兵战士们不得不把山炮拆下来，几个人合起来背一个部件。在狭窄的羊肠小道上艰难行进。有的战士掉进河里，有的战士摔进深谷，连人带炮一起消失了。

　　敌人在大路上没命地逃跑，部队插近路从小道上急速追击。南方的山路狭小而崎岖，时而升上云雾缭绕的高山，时而降到河水咆哮的谷底，不少战士脚走肿了，腿扭伤了，一拐一扭地跋山涉水。军政治部主任杨中行是个胖子，走不动路，过去行军打仗，从松辽平原到汉水之滨，几乎没有离过马鞍。现在不得不弃马步行。他步履沉重，走不了几步路得拄着拐杖停下来喘喘气。一支部队沿着沮漳河前进。沮漳河蜿蜒在深山狭谷之间，羊肠小道开凿在沿岸岩壁之上，有一段不过几十里的路程，就要从河中穿过四十八次，人们称为四十八道湾。部队打这里经过，正值连日暴雨，这条平日深不及膝的溪流，现在却是山洪咆哮的宽阔河道，水深过腰，流速湍急。在不少河段，战士们不得不把腿上的绑带解下来，连接起来，捆到会水的战士身上拉过河去，系到对岸的树上，然后战士们拽住绑带渡河。即使这样，有的战士还是连枪带人被激流冲走。

　　南方山区长期遭受国民党反动派蹂躏压榨，山穷水穷人更穷。当时正值夏荒，新谷尚未登场，群众早已断粮，有的人家即使有一点口粮，也由于对解放军不了解，早已坚壁埋藏。部队急速前进，粮草接济不上，在当地筹粮有时连人影也找不到。 

 

南疆逐鹿(三)

　　酷暑、饥饿、疾病、疲劳，轮番袭击着四野的追击大军，伤病日多，非战斗减员直线上升，战士体质急剧下降。据统计，一般连队发病率占四分之一，严重的连队占四分之三。林彪只得下令停止追击，进行休整。

　　“又让他溜了!”林彪十分气恼。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打长沙!”邓子恢安慰他。

　　8月初，四野第十二兵团和第十三兵团挺进平江、浏阳、常德等地，从东、西两面对长沙形成合围。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长官陈明仁率部七万余人于8月4日宣布起义，长沙及湘潭、宁乡等地和平解放。

　　从5月到8月，四野以苍鹰搏兔、雄狮噬羊的凌厉攻势发起了汉浔渡江、宜沙和湘赣战役。虽然攻占了武汉、长沙等大城市，争取了张轸、陈明仁两个兵团起义，但始终未能揪住白崇禧的主力，与之决战。为此，林彪怅惘不已。

　　宜沙、湘赣战役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对林彪是一次严重警告，主要是他对白崇禧集团避战的指导方针认识不足，对其实力也估计不够，因此采取了通常情况下的诱敌和近距离包围(即战术包围)的部署，而桂军长于山地河川作战，兵力少而机动性强，战术上又有意避免过早与四野主力决战，所以两次均能溜之大吉。

　　远在北京的毛泽东时刻关注着南方战线，他担心精于战术的林彪又在战略上偏离自己制定的战略方针，遂发出长电，提出自己的看法：

　　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浅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的临时部署而远远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部的数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到昆明歼灭之。

　　毛泽东一语点中了林彪的要害：他太想报四平那一箭之仇了，所以紧紧地盯住“小诸葛”的一举一动，追求“先敌制动、料在敌先”的兵家境界，他越是想一鼓而下越不能如愿，因为他遇到的对手也是以机变著称的白崇禧。“小诸葛”的心态也与林彪一样，他昼夜不眠地关注着对手，琢磨着对方的排兵布阵，一有风吹草动，立即拔营起寨。在林彪与白崇禧像斗鸡一样对峙的时候，毛泽东发现了他们共同的毛病，即明于微而昧于巨，专心于战术较量而忽略了战略制胜。

　　一语点醒梦中人。林彪根据毛泽东的电报精神，立即发出《关于与白崇禧部作战的指示》：

　　一、白崇禧总的战略意图是防御退却，保存实力，以待美援和国际形势变化，具体实施是以攻为守，巧设疑阵，虚张声势。我军的战略方针则应针锋相对，即用战略迂回，堵塞退路，掌握主动，抓住敌人，站稳脚跟，迫敌决战，一举歼灭。

　　二、白崇禧的作战特点是惯于使用战斗力较强的嫡系桂军，依仗熟悉山岳地形，善于乘我侦察警戒疏忽之际，突袭和埋伏包围我前锋部队，退却时又善于利用山地，分散成小群，快速撤退。我军的特点则应学会奔袭作战，学会分进合击，学会打遭遇战，要敢于奔袭敌后，但尤其要注意侦察警戒，敌情不明，绝不能轻兵冒进。

　　军事家运筹帷幄的方式差别极大，各野战军指挥部的气氛也各不相同。动静最大的一野指挥部，无论何时都能听见彭德怀旱雷般的声音，从指挥人员到机要参谋都显得紧张严肃。相比之下，二野的指挥部则平和得多，刘伯承、邓小平两人都是举重若轻的性格，加上合作十余年，做到了心领神会，水乳交融，手下的参谋也都成竹在胸，有条不紊。三野指挥部总是笑声不断，陈毅妙语连珠的俏皮话层出不穷，连一向不苟言笑的粟裕都忍不住开怀大笑。最神秘、最安静地要数四野指挥部。一位随军记者反复央求参观四野指挥部，参观后大惑不解，他在报道中写道：“人们难得看见前线最高司令员——林彪那白皙清瘦的面庞，他足不出户，日夜隐居在四壁挂满了作战地图的斗室里，在躺椅上目不转睛地审视那无言地图，一坐就是一天。”

　　足不出户而能算无遗策，这就是林彪的神奇之处。

　　林彪蛰伏斗室，还有伤病的原因。经过四年多的战争岁月，在指挥数十次重要的战役之后，林彪身体日渐虚弱，肺部创伤再度发炎，中枢神经衰弱。进山海关时，他还能在吉普车上昼夜兼程，渡过长江之后，他连马都不能骑了，只能躺在担架上行军，指挥打仗。中央几次要他休养，但是，强烈的复仇欲望和军人的好胜心驱使他强撑病体。林彪下决心要干净、彻底地打垮白崇禧，哪怕追到天涯海角，哪怕病得骨立形销。

　　四野兵分东、西、中三路，向南兜击，通过试探性的进攻，寻找白崇禧主力兵团的位置。其中，林彪亲自指挥由六个军十九个师组成的中路军。根据他要“敢于奔袭作战”的指示，第四十九军推进速度惊人，把友邻部队拉下了一两天的行程，成为中路军的箭头部队。

　　这是一着暗招。林彪有意露出孤军深入的破绽，希望能以最小的代价吸引白崇禧的主力反噬，从而露形。

　　这又是一着险棋。第四十九军是久战之师，渡江以来，一直穷追不舍地跟着撵着桂军屁股打，已有疲惫之态，该军主要由东北子弟兵组成，深入南方，水土不服，酷热难耐，又不熟悉地形，而且还与后续部队脱节，一旦遭到优势兵力围攻，处境将十分危险。 

 

南疆逐鹿(四)

　　白崇禧被林彪的骄纵所激怒，决心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他召集各兵团司令、军长开会，沉稳地表情透出成竹在胸的气度。他不厌其烦地分析道：“极度自信，这是林彪的老毛病。大战连捷之下，林彪已经忘乎所以，他大概认为连连败退的我军已无还手之力、不堪一击了，以为有陈明仁部下带路就能轻车熟路、万无一失，竟敢轻兵冒进，在不知我方部署的情况下出险招走捷径。林彪的算盘打得精啊，他的计划是一下穿越我衡宝防线，直取衡阳，歼灭我军主力，然后直扑湘桂边境，端掉我们的老窝。他太小看我白崇禧和二十万精悍的广西子 弟兵了。我们要在青树坪给他埋下绊马索。”

　　青树坪，又称青水平，位于湖南湘乡县西南一百四十里的莽莽群山之中，它是湘中通往湘南的必经之地。白崇禧先在湘乡作出大撤退的假象，然后命令已退守湘桂边境的桂军第三兵团乘夜色北进，在青树坪埋下口袋阵。白崇禧将前线指挥权交给桂军名将、第三兵团司令张淦，告诉他：“张司令官，请你牢记‘快、猛、狠’这三个字，这是当年四平血战制服林彪的要诀。”

　　当时的战场形势的确对白崇禧有利。首先是第四十九军伤病满营。当时任四野副司令员兼第十二兵团司令的肖劲光战后追述道：“以四十九军为例，6月底从湖北天门一带出发南下以后，在两个多月中，病员多达一万三千多名，其中死亡一百三十多人，转院治疗的有两千七百余人。部队马匹也大量死亡，仅该军的一四七师就死了两百多匹战马。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是无法继续投入战斗的。”其次是第四十九军根据前线情报，认为白部已退缩于湘桂边境，遂提速锐进，结果毫无防备地闯入了桂军在青树坪的口袋阵，遭到桂系王牌军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的围攻，一下子处于四面受敌的被动状态。

　　中伏的报告传到四野指挥部，参谋人员大惊失色，唯有林彪神色不变。他吃着黄豆，漏了一句：“有好战分子钟伟在军中坐镇，四十九军就是一个砸不烂的铜豌豆!”

　　林彪太了解了钟伟了。他是四野唯一从师长直接擢升为纵队司令员的将官。他爱打仗，气魄大，作风硬，为了取得战斗胜利，他可以将上级命令置诸脑后。在东北，他是少有的敢于对抗林彪命令的悍将之一。一位著名的军旅作家有一段传神的文字记述了这段插曲：

　　钟伟是有名的好战分子。按照时间顺序，应该先写靠山屯战斗，而且这一仗也比较能体现这位好战分子的性格和作风。三下江南时，林彪命令五师进至长春路东，配合一纵队消灭大房身约一个团的敌人。3月9日，五师到达靠山屯西南，夜间行军，白天睡觉，黄昏起来准备赶路，听见西南姜家屯和王奎店那边乱哄哄的。一侦察，是八十七师二六二团的两个营。钟伟说打，有人说咱们的任务是打大房身。钟伟说：“什么娘卖×的大房身，送上来门来的敌人给我打。”十四团一个冲锋，攻进姜家屯，俘敌二百多，王奎店连攻数次未下。有的老人说，正在这个时候，林彪来电报，命令五师速去大房身。钟伟说：“把这股敌人吃掉马上就去。”那知这股敌人跑到靠山屯，跟二六四团的一个营会合了，拼死抵抗。林彪又来电报，催促执行总部意图。钟伟说：“我这儿都吃掉一个团了，一大堆俘虏，也拔不开脚呀。”十五团连冲四次都没有成功。这时，敌八十八师和八十七师主力分别从农安和德惠赶来增援，林彪的电报也到了。有人说，这回不走也得走了。钟伟一拍桌子：“谁再说走，我毙了他娘卖×的!”一边组织攻击、打援，一边给林彪回电：“现在正是抓大鱼的好机会，我就在这打了，快让一纵他们都来配合我吧!”老人们说，这一次打了个本末倒置，把一纵和其他纵队都调过来了，把林彪都指挥了。林彪后来说：要敢于打违抗命令的胜仗，像钟伟在靠山屯那样，三次违抗命令。

　　这一次又是抓大鱼的时候了，不过钟伟和四十九军这次扮演的是鱼饵的角色，钓鱼的人是林彪。

　　青树坪之战空前惨烈。在桂军疯狂反扑下，钟伟和他的第四十九军全体将士在不利条件，浴血奋战，在付出重大伤亡后，安全转出。桂军虽然取得了局部战斗的胜利，但终于暴露了其主力位置，更加危险的是，白崇禧经此一战，认为逆转了战役的形势，坚定了他死守湘桂门户的决心。他下令集结所有主力于衡阳、宝庆两地之间待令，准备与四野决一雌雄。

　　“‘小诸葛’上当了!”林彪大喜过望，急令以第十三兵团主力组成的西路军和以第四兵团、第十五兵团组成的东路军分别占领芷江、粤北，从两翼突破敌“湘粤联合防线”，切断白崇禧集团逃往贵州、云南的退路，同时令中路五个军靠拢作战，准备一举歼敌于衡宝战役之中。

　　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了林彪的轻松和自信。他亲自手书了中央军委致四野的回电：

　　(一)同意5日12时电五个军靠拢作战的部署；

　　(二)白崇禧指挥机动，其军队很有战斗力，我各级干部切不可轻敌，作战方法以各个歼灭为适宜。

　　林彪、邓子恢急令衡宝公路以北的部队就地集结，令西路军主力由黔阳、芷江东进宝庆、祁阳地区，准备与敌会战。

　　10月5日下午，中路军一部插入衡宝公路以南的灵官殿，东路军逼近韶关，合围即将形成。就在这时，白崇禧发现了四野迂回部队，如梦方醒，他慌忙下令所部全线向广西方向撤退。林彪也不放松，命令部队急速穷追，于祁阳以北包围了敌七军和四十八军大部。7日，林彪将此情况报告军委，10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回电，对林彪拟在祁阳以北地区与敌决战表示赞许，电报说：

　　(一)你们已抓住桂军四个师于祁阳以北，其余敌军亦正回援，我军有在湘桂边区歼白主力之可能。闻之甚慰。

　　(二)完全同意你们的提议，陈赓兵团即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插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同主力聚歼白匪。此计划如能实现可以大大缩短作战时间，请即径令施行。

　　(三)邓华兵团及曾生林平等部独力相机夺取广州。如何部署，由叶方邓赖筹商电告。

　　(四)现至湘潭之二野部队，必要时可令参加祁阳地区之歼白作战。

　　这一战役，共围歼白崇禧精锐主力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大部，与此同时，西路军主力在右下江歼灭敌六十二师。桂军此次虽然逃脱了全军覆灭的厄运，但桂军精锐共四个师全被“包了饺子”，白崇禧挨了林彪一记闷棍。

　　10月中旬，四野第四兵团和第十五兵团以及曾生率领的两广纵队发起广东战役，解放广州。 

 

南疆逐鹿(五)

　　经衡宝、广东战役，敌已无力防守。但为挽回败局，白崇禧以剩下的五个兵团计十五万多人防守湘南东安、新宁和广西兴安、恭城、阳朔、荔浦一带，以桂林为中心，沿湘桂公路组织防线，以图坚守广西。中央军委、毛泽东电令四野要以主力从祁阳、武岗向桂林、柳州前进，断敌西逃贵州的退路，将白崇禧、余汉谋残部聚歼于广西境内。林彪、邓子恢和参谋长肖克决定组成西、南、中三路大军围歼残敌，命令第十三兵团为西路军，迂回至百色、果德，断敌西逃入滇之路；以二野第四兵团和四野第十五兵团一部为南路军，速进廉江、茂名 、信宜地区组织防线，断敌向海南岛逃跑的退路；以第十二兵团为中路军，适时牵制敌人，待西、南路军断敌退路后，一起向敌发起攻击。在林彪主持下，四野参谋部又为白崇禧设下了一个陷阱。

　　11月5日，白崇禧在桂林榕湖路白公馆召开军事会议，桂系主要将领李品仙、夏威、徐祖贻、赖光大、黄杰、张淦、徐启明、鲁道源参加了会议。白崇禧鉴于广西已成泥淖，不可久留，提出了两个方案进行选择，一是向南行动，至钦州转运海南岛；一是向西行动，转移至黔滇边域，进入云南。

　　向西，还是向南?会上，双方争执不下。白崇禧最后裁决为采用第一种方案，向海南岛撤退。他决定以黄杰的第一兵团一部驰援黔东，以张淦的第二兵团南下，指向陆川、廉江、遂溪，鲁道源的第十一兵团也紧跟向信宜、茂名前进，以上各部均以占领雷州半岛与海南岛的联系为目的；另外，徐启明的第十兵团由平乐方向逐渐移向武宣、桂平、贵县，并以第五十六军防守柳北三江县，黄杰兵团余部担任桂柳之间的掩护。

　　11月6日，四野西路军秘密开进，半月后进入广西境内；18日，中路军沿湘桂铁路攻击前进；15日，南路军向廉江、茂名、信宜挺进，以隔断桂军前往海南岛的退路。白崇禧集团在三路大军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打击下，挤成一团，蜂拥在通往海南岛的狭窄道路上。

　　整个战役的关键在于能否切断桂军撤向海南岛的通道。南路军总指挥陈赓严令部队不怕疲劳，不惜牺牲，先敌堵住粤桂咽喉，阻止桂军全军撤退。这时，林彪鉴于南路军过于突出，特别是第四兵团有孤军深入之虞，电令第四兵团歼灭广州逃敌后向北移动，协同四野中路军截击敌南撤殿后部队鲁道源第十一兵团。这种部署实际上减轻了对雷州半岛、海南岛的钳制力，有使白崇禧集团大部漏网的危险。陈赓向毛泽东报告后，毛泽东于11月24日回电林彪转陈赓，指示“陈赓所率四个军，除一个军仍照陈赓前提部署由罗定、容县之线迂回敌之左侧背外，主力似不要进入广西境，即在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布防，置重点于左翼即廉江化县地区，待敌来攻而歼灭之。同时以一部对付余汉谋之配合进攻”。据此，南路军先敌一步在桂军南撤的必经之路上筑起了一道阻击线。

　　白崇禧见南路军较为突出，又切断了他南撤之路，遂令第三、第十一兵团南攻，令进入广西的第十三兵团回头北击，企图南北对攻，吃掉南路军并藉此打开缺口。

　　白崇禧困兽犹斗，穷凶极恶。四野前线指挥部睹此情形，立即调整部署。林彪急令北路军迅速挺进广西，令李作鹏所率第四十三军由广州西进罗定，协同南路军歼敌于粤桂边境。24日，敌向廉江、茂名、信宜地区进攻，遭到顽强反击后被迫回窜，被第四兵团合围于博白地区；南线余汉谋一部乘隙窜占廉江，又被第四兵团十三军回师聚歼。

　　白崇禧的“南线攻势”被林彪挫败后，其第一、第十和第十一兵团残部分别撤至南宁、钦州地区，陷入了四野西、南、中三路大军的合围之中。至12月14日，白崇禧集团便土崩瓦解，荡然无存了。

　　林彪在战役之前，命令各部不惜一切代价，力求活捉白崇禧。在广西战役中，白崇禧疲于奔命，狼狈不堪，他的指挥所也一再搬动，居无常处。白崇禧的密友程思远先生回忆道：

　　1949年11月21日，人民解放军中路开始进攻桂北，在小溶江击破黄杰兵团的七十一军，白崇禧即日将指挥所从桂林移驻柳州。11月24日，从贵州进入三江的解放军前锋进抵柳州的沙塘，白崇禧又从柳州奔南宁。

　　12月3日8时40分，黄杰与白崇禧接通电话，报告所部即向南宁移动。10时，白崇禧乘飞机飞逃海南岛。 

 

南疆逐鹿(六)

　　第二天，白崇禧请国民党海南行政长官陈济棠集中一切船只，抢渡即将到达的桂军。12月8日，白崇禧忧心如焚，电令黄杰、徐启明等人，“为适应当前情况，各部队应力求避战，保存实力，轻装分散，以策安全。”12月9日，他神情黯淡地对左右说：“四野分几路穷追不舍，部队或败或溃，能上船的很少。”

　　白崇禧夜宿舰上，无尽的感触涌上心头。从10月到12月，不足一百天，他的几十万部 队全拼完了，“半世英名付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白崇禧不得不承认，在林彪面前，他这个“小诸葛”言过其实了。他心里清楚，在海南岛的日子也是屈指可数。

　　海南岛远离大陆，孤悬南海之中，与雷州半岛遥相对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龟缩于台湾的蒋介石妄图以舟山、金门、万山、海南诸岛，组成一根海上链条，互为依托，防卫台湾，“反攻大陆”。在海南岛这弹丸之地，蒋介石部署了十万步兵、五十多艘军舰和四十多架飞机，布置了一个所谓“海陆空立体纵深防御”工事，交由国民党琼崖总司令薛岳全权指挥。

　　解放海南岛，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雷州半岛与海南岛之间横隔着琼州海峡。茫茫大海，浪急水高。四野部队一无渡海船只，二无空中掩护，三无海战经验。“东北虎”要变成“南海龙”，困难重重。

　　两广战役结束后，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林彪命令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洪、政委赖传珠率四十军(军长韩先楚)、四十三军(军长李作鹏)共十万人直接准备渡海作战。12月26口，林彪就任中南局书记，坐镇武汉，指挥海南岛作战事宜。

　　在第十五兵团召开的作战会议上，第四十、四十三军及兵团指挥员在渡海时间、作战方式和战术运用上发生着相当尖锐的分歧。这主要表现在是早打还是晚打，是用木帆船渡海还是购买登陆舰渡海，是小型分批偷渡还是大规模渡海等问题上。

　　第十五兵团副司令员兼四十军军长韩先楚旗帜鲜明，态度明确。他认为：早日发起海南岛战役，可以趁敌人立足未稳，打击敌人妄图“反攻大陆”的海上部署，确保我们南线的安全，巩固国防。反之，如不早日解放海南岛，就给敌人喘息的机会，敌人必然加强岛上的防御，还会加紧对我琼崖纵队的“清剿”，甚至勾结美帝插手海南。那样，招来的后患将是无穷无尽的。

　　第十五兵团基于上述指导思想，决定变陆军为海军陆战部队，用木帆船跨海作战，力争阴历年前发起攻击。

　　毛泽东十分关心海南岛战事的进展。1949年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出访苏联期间，打电报给林彪，同意第十五兵团“所取方针，即努力争取在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但同时又指出，“要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促莽撞造成过失”。鉴于准备工作不很充分，第十五兵团放弃了阴历年前进攻海南岛的计划。

　　毛泽东从苏联打电报给林彪，详尽分析了海南岛作战的特点，指示：希望海南岛的问题能在1950年春夏两季内得到解决。林彪即令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洪、政委赖传珠、参谋长洪学智亲临雷州半岛指挥。

　　在战前准备中，四十军和四十一军把缴获的汽车引擎拆卸下来装在木帆船上，改装成机帆船；把战炮装到机帆船上，左右定位，装备成“土炮艇”。这种土炮艇目标小，隐蔽性能好，易于接近敌人，而且造价低，时间短，可以大批量装备部队。很快，雷州湾、安铺港和流沙港泊满了一支支“土舰队”。

　　1950年2月10日，林彪命令李作鹏部四十三军派一个团先行渡海进行试攻。毛泽东电告林彪，“同意四十三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其他部队陆续分批寻机渡海。此种方法如有效，即可能提早解放海南岛”。

　　3月，四十军和四十三军连续组织四次偷渡，获得成功。他们中，有的安全返回，有的进入岛内，与琼崖纵队会合。林彪遂令继续偷渡，以增强岛内我军力量和逐步占领滩头阵地，积小胜为大胜，等待时机成熟时，内外夹攻，一举解放海南岛。

　　林彪关于海南岛战役的这一设想和部署与实际情况有出入，遭到韩先楚的反对。韩先楚认为继续偷渡是错误的主张：

　　因为我们和兄弟部队连续四次偷渡，已使敌人摸清了我军偷渡的规律，并专门组织一个摩托化机动部队堵截和围剿。这种分散兵力、旷日持久的战法，必然会拖延时间，贻误军机。况且，通过几次偷渡和其他侦察手段，我们对敌人部署已心中有数。

　　大规模登陆火力强，部队多，力量大，一定能胜利。

　　韩先楚建议林彪及早发起大规模渡海作战。林彪不予理会，继续电令部队组织偷渡。

　　韩先楚建议尽快发起攻势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他从老船工、老渔民口中，掌握了琼州海峡的风向和潮汐规律。他获悉：每年从正月到清明都是北风和偏北风，风顺浪和，利于南渡；谷雨过后，海面多为南风，惊涛骇浪，不利南渡。眼看清明即过，谷雨冉冉，韩先楚寝食不安。他向兵团、四野发去了一封长长的电报，分析大规模渡海作战与小型偷渡的利弊，并请林彪转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

　　韩先楚的电报使毛泽东想起了一年前进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毛泽东致电林彪，指出渡海作战，“必须一次运载足够兵力和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的滩头阵地，随即独立进攻，而不依靠后援”。显然，这是肯定和支持韩先楚建议。

　　上允下催，林彪不能再犹豫了。他指定韩先楚随军渡海，登陆后统一指挥岛上战斗。

　　1950年4月16日晚，雷州湾万船齐发，直驰海南。船队击退了敌舰的拦截，四十军和四十三军占领滩头阵地，向纵深发展，接应大部队登陆的琼崖纵队和偷渡部队也从敌人背后打上来，前后夹攻。不足一个小时，薛岳吹嘘“固若金汤”的海南岛立体防线便告崩溃。

　　韩先楚立即指挥岛上部队利用缴获的汽车组成快速部队，全线追击，将岛上敌军尽数歼灭。5月1日，海南岛获得解放。

　　海南岛战役结束后，因为健康原因，中共中央决定送林彪去苏联休养治疗。于是，他和七岁的女儿林立衡一起，第二次来到了莫斯科。

　　在这里，林彪受到了斯大林的盛情款待。在一次宴会上，斯大林称林彪为“无敌元帅”，他半开玩笑地对林彪说：

　　“林彪同志，中国现在已经和平了。作为军人，你失去了用武之地。你才四十三岁，你不感到可惜吗?”

　　和往常一样，林彪的回答简短精炼：“一切为了和平。中国人天性爱好和平，军人也是如此。”

　　掌声骤起。

　　掌声中，林彪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解放后（一）

　　海南岛战役结束后，因为健康原因，中共中央决定送林彪去苏联休养治疗。于是，他和七岁的女儿林立衡一起，第二次来到了莫斯科。在这里，林彪受到了斯大林的盛情款待。在一次宴会上，斯大林称林彪为“无敌元帅”，他半开玩笑地对林彪说：“林彪同志，中国现在已经和平了。作为军人，你失去了用武之地。你才四十三岁，你不感到可惜吗?”和往常一样，林彪的回答简短精练：“一切为了和平。中国人天性爱好和平，军人也是如此。”掌声骤起。掌声中，林彪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林彪从苏联疗伤回来，住进了宁静、优美的毛家湾。回国不久，林彪就与毛泽东发生了重大分歧。美国干涉朝鲜内政，毛泽东主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林彪反对出兵朝鲜，主张以国内经济建设为主，军事上以解放台湾为首要任务。毛泽东亲自提名林彪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指示由他率部出征。林彪以生病为由，拒绝领取帅印。两位都是极为自信的人，都没有轻易改变自己决定的习惯。林彪虽然对毛泽东十分尊重，但在重大问题上总是有自己的一套看法，有时，他宁愿冒犯毛泽东，也不肯低头。林彪的顶牛儿，伤害了毛泽东的感情。这一点，在京的领导人都感受到了。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２日午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高岗和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等人在中南海颐年堂开会。毛泽东拿出一张电报，说：“这是金日成的电报，恳请我们出兵。朝鲜的形势已经非常危急了，现在不是出兵不出兵的问题，而是马上就要出兵，早一天出兵和晚一天出兵对整个战局极为重要。今天先讨论两个迫切问题，一是出兵时间，二是谁来挂帅。”高岗插话问道：“挂帅人选不是已经决定为林总了吗?”毛泽东神情略显烦躁，说：“挂帅人选原先考虑派粟裕同志，但粟裕确实有病，正在青岛休养，前些日子他托罗瑞卿给我带来的信中谈到病情仍很重，我回信就劝他安心休养吧。后来由于美军和其他帮凶国家的军队大批进入南朝鲜，飞机、坦克大量增加，形势越来越严重，我们认为出兵朝鲜已不是几个军就能解决问题的，可能各个野战军将来都要参加援朝作战。根据这一变化，常委几个同志又考虑派林彪同志来挂帅。谁知林彪认为我们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各方面都未就绪，他强调美国是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一个军就有各种火炮一千五百门，而我们一个军只有三十六门。美国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舰艇，而我们海、空军才刚刚开始组建。我军入朝作战，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他认为在敌我装备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如若贸然出兵，必然‘引火烧身’，其后果不堪设想。”颐年堂一片寂静，大家都能听出毛泽东的失望、不满和无可奈何。在狠吸了几口烟后，毛泽东接着说：“前些日子，我找林彪又谈了一次话，说明我们为什么冒险出兵，不出兵将来会有什么结果，出兵有哪些有利条件，对美帝国主义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可是林彪表示说他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哎呀呀，他有这三怕，怎么率兵打仗呢!”最后，毛泽东说了一个意见：“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我看还是彭老总最合适了!”他的话音刚落，朱德就脱口而出：“对!还是彭老总靠得住噢!”

　　会议决定征求彭德怀的意见。彭德怀赶到中南海丰泽园时，会议已经开始。毛泽东发话道：“老彭，辛苦了，你来得正好!美帝国主义军队已越过了三八线，现在政治局正在讨论我国准备出兵援朝的有关问题，大家正在发表意见，请你也准备谈谈你的观点。”会议的确争论很大。林彪仍旧主张不出兵，有的同志主张暂缓出兵。毛泽东听完大家的发言，说了一句很动感情的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他扫视了会场一圈，最后将目光移向了刚强的彭德怀脸上。彭德怀没有辜负毛泽东的厚望。

　　第二天，政治局扩大会继续在丰泽园召开，彭德怀的讲话掷地有声，如雷贯耳：“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美国在鸭绿江岸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听完彭德怀的发言，毛泽东心中有了数。他一拍桌子，说：“我们国内当前存在着一些困难，这是事实。但我认为今天老彭的发言是一针见血，很有说服力。现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犹豫退缩、担心害怕都没有用，这些心理和情绪正是敌人所希望的。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在敌人进占平壤之前，不管冒多大风险，有多大困难，必须立即出兵朝鲜。关于由谁挂帅的问题，既然林彪说他有病，那就让他专心养病，我提议由彭德怀同志入朝具体部署。”这句话还有一个潜台词，就是毛泽东事后反复提到的那句话：“给林彪发转业费，让彭德怀管国防部。”

 

解放后（二）

　　上集回放：海南岛战役结束后，因为健康原因，中共中央决定送林彪去苏联休养治疗。新中国成立后，林彪从苏联疗伤回来，住进了宁静、优美的毛家湾。回国不久，林彪就与毛泽东发生了重大分歧。美国干涉朝鲜内政，毛泽东主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林彪的顶牛，伤害了毛泽东的感情。最后，毛泽东决定派彭德怀挂帅。彭德怀也没有辜负毛泽东的厚望。关于由谁挂帅的问题，毛泽东说：“既然林彪说他有病，那就让他专心养病，我提议由彭德怀同志入朝具体部署。”这句话还有一个潜台词，就是毛泽东事后反复提到的那句话：“给林彪发转业费，让彭德怀管国防部。”

　　领到“转业令”后的林彪，过起了赋闲的生活。他退出了权力中枢，在长达十年的漫长岁月里，固守不串门、不做客、不探视病人的“三不主义”。

　　对于这段时间的生活，林彪的秘书何一伟从衣、食、住、行几个方面作过如下描述：

　　林彪住在北京西城区毛家湾。从外表上看，毛家湾并不豪华，不过是一座老式平房。林彪的住房大约四十余平方米，进门就是屏风，屏风后面是褐色的床，床头柜上摆着一盏台灯，床头放着电筒，一块解放初期买的旧表掖在枕头底下，每天夜里，林彪要用电筒照表看时间。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这种摆设就始终没变过。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通讯联络总是少不了的，所有的高级干部办公室、卧室，甚至轿车内都装有一部或多部电话，惟独林彪卧室内没有装话机。他从来不接电话，也从来不打电话。

　　不讲究是林彪饮食上的最大特点。他对食物不讲究味道而在乎热量和温度。热量由保健医生掌握，温度则必须达到烫嘴的程度。他吃白菜不让切，不放盐，不放油。厨师想了几个月也没弄通其中的奥妙，跑来请教林彪。他说：“这是我发明的偏方，可以治植物性神经紊乱症。”至于效果如何，他从来不管。虽然体弱多病，但林彪并不相信医生。解放战争期间，他就对自己的身体不放心，总觉得有病。但是，中医、西医反复会诊，认为他的五脏六腑都没有问题。林彪于是自己翻医书，开方子抓药，还异想天开地运用以毒攻毒的方法，往方子里下砒霜。在哈尔滨时，他开的药方里砒霜放量过多，吃得自己奄奄一息，差点出事。新中国成立后，林彪仍然不改旧习，经常抱着一本厚厚的药典，手拿放大镜，字字揣摸，然后别出心裁地自开药方，让医生制成药丸吞服。在这方面，林彪有第六感，谁删改药方或增减药物，他马上就能发觉。由于弹伤损及中枢神经，林彪怕光、怕风、怕水、怕声音，见风落泪，见水拉稀。他一天基本的姿势就是坐着，坐在卧室靠墙的一溜扶手沙发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林彪喜静少动，惟一锻炼身体的方式就是转车———乘车散步。他有六辆轿车：一台国产防弹大红旗，一台美国“卡迪莱克”，一台美国造的小“林肯”，一台西德产的“奔驰一○○”，两台苏联的“伏尔加”。林彪转车不喜欢警卫随从前呼后拥，转车的时候多半选择在夜里。开到城外，林彪就下令：“下路!”专门选择崎岖不平的荒郊野地行驶。车子剧烈的颠簸，林彪在车内弹上弹下，他喜欢这种节奏，这是戎马一生留下的嗜好。闲居之中的林彪，深居简出，养病为主，军国大事能推就推，推不动就拖，或者只画圈，不表态。

　　１９５５年９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林彪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仅次于朱德元帅、彭德怀元帅，位居第三。９月２９日，毛泽东授予元帅军衔和勋章的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在休息室，元帅们海阔天空，谈笑风生。与休息室热烈欢快的气氛不相协调的是林彪。他郁郁寡欢，不苟言笑，一言不发，蜷缩在柔软的沙发上。毛泽东走近他身边，关切地问他身体如何。林彪说身体很差。鉴于林彪身体日趋衰弱，毛泽东指示总后卫生部部长傅连组织专家为林彪做一次全面、细致的检查和会诊。会诊后，毛泽东得知林彪的病情并不十分严重时，沉吟不语。毛泽东自与林彪相识之日起就十分看重他。他希望林彪身体早日康复，做他的左右手。

　　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人，包括罗荣桓在内的老帅都认为，林彪可能今后会逐渐淡离政治舞台。只有林彪心里清楚，正如战争年代每次打硬仗都需要他一样，毛泽东绝对还有用得着他的时候。

　　三年后，这一天终于来了。

　　１９５９年７月２日至８月１日，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林彪借口生病，不准备参加这一会议。７月下旬，林彪被毛泽东电召上山。林彪一上庐山，便得悉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毛泽东与彭德怀闹翻了。

　　庐山会议原定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在分组讨论中，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代表认为“左”的错误很严重，给国家经济建设带来了消极的后果。彭德怀在西北小组作了七次发言，尖锐、激烈地批评从反右斗争以后,特别是１９５８年以后经济建设中一系列“左”倾错误。这些尖刻的言词很快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毛泽东的耳中。会议到了７月１４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毛泽东在会议初期主张继续纠“左”。但他坚持认为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错误是一个指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彭德怀的长信触犯了毛泽东估计形势的固有模式，被视为否定“三面红旗”。同时，彭德怀的耿介直言,有时急躁、暴烈的脾气也触犯毛泽东的尊严。１９日，他将彭德怀的长信冠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全体与会人员讨论，提请大家“评论这封信的性质”。会议从７月２３日起，锋芒陡转直下，从纠“左”转为反右。

 

解放后（三）

　　上集回放：领到“转业令”后的林彪，过起了赋闲的生活。１９５５年９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林彪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仅次于朱德元帅、彭德怀元帅之后，位居第三。１９５９年７月２日至８月１日，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林彪一上庐山，便得悉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毛泽东与彭德怀闹翻了。彭德怀在西北小组作了七次发言，尖锐、激烈地批评从反右斗争以后,特别是１９５８年以后经济建设中一系列“左”倾错误。这些尖刻的言词很快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毛泽东的耳中。毛泽东在会议初期主张继续纠“左”，但他坚持认为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错误是一个指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

　　８月１日，政治局常委会举行。林彪讲话了：“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这句话锋尖刺人，不露痕迹。话虽短，但一语既出，满座皆惊，人们纷纷向林彪注目。“这次斗争和以往不同，”林彪趁人们尚在惊愕中，又不动声色、不紧不慢地说，“这回是招兵买马，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冯玉祥式的人物。”妙语连珠，林彪一口气连扣五顶帽子，每一顶都可以置彭德怀于死地。对林彪的发言，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表示赞赏，但是林彪和在座的人们都可以从毛泽东的神态中感觉到，毛泽东对林彪的发言是首肯和欣赏的。

　　会议中间没有休息，从上午１０时一直开到下午５时，在七个小时中连续集中地批判彭德怀。林彪要言不烦，句句见血，始终神色不改。彭德怀最后只好违心地承认“错误”，表示：“不当反革命，不自杀，可以回家种地。”至此，中央扩大会议结束。紧接着，８月２日至１６日又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继续批判彭德怀。在这次会上，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黄克诚，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前毛泽东秘书周小舟等人被确认为“反党集团”，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９月１７日，林彪接替彭德怀，担任了国防部长；９月２６日，林彪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林彪成为庐山会议党内斗争的“大赢家”。林彪终于从沉寂中崛起了。庐山会议后，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之风日盛，阶级斗争扩大化进一步引进党内。在这一时刻，林彪又脱颖而出，以一种“全新”的气息出现在党内、军内。他的心绪不再那么宁静了，他有“更新”、“更高”的追求。林彪知道，实现心中的追求，既不是高不可攀，也不是轻而易举。他选择了一个最佳位置进行尝试。这就是发动对毛泽东的歌颂和忠诚，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林彪在建国后虽然长期蛰居幽室，很少与人交往，但他十分注意研究党内政治气候，揣摸毛泽东等人的思想、动向、好恶。因此，他对毛泽东的许多“判断”和“推测”，充满了恶毒、讥讽和近似谩骂的语言，与他表面的虔诚截然相反。而对于这些，毛泽东本人并不了解。由此可见林彪所关心的最大问题，并不是政治事件，而是权术和私欲，是达到目的最有效的手段。

　　由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无与伦比的功绩和无人可与比拟的威望，人们把对毛泽东的赞颂视为十分正常的事情。正是利用这一心理，林彪把正常的颂扬一步一步地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国的狂飙巨澜。毛泽东成了一尊神，林彪也成了紧邻神位的天将。

　　在“造神”运动中，林彪也遇到过重重阻力。总政主任罗荣桓元帅就是其中之一。这使林彪对老搭档恨之入骨。此后只要别人在他面前提“林罗”，林彪就发脾气：“什么林罗，林罗要分开，林罗从来就不是一起的。”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罗荣桓病危，孩子们纷纷围坐在他的病榻前。１２月１６日下午二时三十七分，罗荣桓心脏停止跳动，终年六十一岁。罗荣桓病重期间，林彪从未过问过他的病情，虽然不近情理，但还可以用林总从不探视病人的习惯来搪塞。在罗荣桓公祭大会上，几乎所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所有的元帅都准时到会，惟独林彪一人缺席。罗荣桓死后，林彪更加肆无忌惮、更加狂热地鼓吹个人迷信。人们开始忘记他与毛泽东的分歧，开始公认他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他的努力得到了巨大的回报，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感受到了林彪对他的支持和忠诚，对此十分欣慰。于是，林彪愈是鼎力歌颂，毛泽东就愈是倚重林彪。林彪明白自己已经得到毛泽东的极大信任，已成为他的左右手。

　　从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６４年，林彪整整花了四年的时间潜心钻研宫廷艺术。林彪请人讲解历代更替兴衰、军阀混战、名人奋斗、枭雄突起的过程和细节，反复阅读开国皇帝、各代奸雄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研究他们怎样利用矛盾、勾心斗角以及驾驭、使用下属的谋略和权术。林彪还特别注意研究历代宫廷政变的方式、方法和规律。他颇有心得地对叶群说，“一个权字，一个快字，这是政变的两字诀窍。现代政变可以在一个早晨把权拿到手。搞政变，夺权的代价要最小最小最小，收获要最大最大最大，时间要最快最快最快，可是要找专诸这样的刺客也最难最难最难。”为了寻找身怀绝技、制敌瞬间的“专诸”，林彪煞费苦心，他把目光扫向从前的老部下，即他所称的“双一”。所谓“双一”，是指跟随林彪最久、关系最深的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中的人物。他“慧眼”独具，很快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大金刚”聚集拢来，成为林氏集团的基本班底。经过林彪的精心安排，他们分别登上了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和总后、总参的主要领导岗位，实际上控制了军队的领导权。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林彪在耐心地等待机会，他通向权力顶峰的道路上还排列着一个长长的名单需要清除。

　　

解放后（四）

　　上集回放：８月１日，政治局常委会举行，集中地批判彭德怀。９月１７日，林彪接替彭德怀，担任了国防部长；９月２６日，林彪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林彪成为庐山会议党内斗争的“大赢家”。林彪知道，实现心中的追求，既不是高不可攀，也不是轻而易举。他选择了一个最佳位置进行尝试。这就是发动对毛泽东的歌颂和忠诚，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泽东成了一尊神，林彪也成了紧邻神位的天将。经过林彪的精心安排，他的老部下分别登上了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和总后、总参的主要领导岗位，实际上控制了军队的领导权。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林彪在耐心地等待机会。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２７日，罗瑞卿怎么也不会想到，林彪在不动声色之中，已暗藏杀机。

　　罗瑞卿当时确实太重要了。他一人身兼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工办主任六个职务，是一个既掌握军队实权而又与毛泽东、周恩来关系密切的关键人物。本来，１９５９年林彪任国防部长后，是他提名调罗瑞卿回部队工作的，而且深信罗瑞卿会感恩图报。但是，一年多过去了，罗瑞卿一点表示也没有，林彪开始感到后悔。最初，使他猜疑不满的是罗瑞卿越过他直接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军队工作，继之，是罗瑞卿与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关系密切。这些，都使林彪难以容忍。罗瑞卿不仅与林彪关系很一般，而且还反感他发动的“顶峰论”和制造个人崇拜。罗瑞卿成了林彪实现政治野心的最大威胁。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底，林彪决心发难，整掉罗瑞卿。林彪写了一封亲笔信给毛泽东，说有重要情况需要汇报，先派叶群赴杭。在杭州，叶群向毛泽东作了长达六七个小时的神秘汇报。叶群说：“我过去对罗瑞卿是毕恭毕敬的，没有想到罗瑞卿和林彪同志的关系搞得这样紧张。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１９６４年后，罗瑞卿就逼林彪同志退位。”那么林彪在信中又是怎么“揭发”罗瑞卿的———“１９６２年２月，罗瑞卿让刘亚楼转告叶群，提出逼我下台的四条意见。(１)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林彪也要出政治舞台的；(２)要保护林彪的身体；(３)林彪再不要干涉军队工作了；(４)放手让罗瑞卿工作，一切交给他负责。”在林彪夫妻二人的鼓噪下，毛泽东半信半疑地同意解除罗瑞卿的职务。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８日至１５日，林彪在上海亲自主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罗瑞卿是在会议的第三天被临时通知来交待问题的。他得知会议内容后，除了申辩外，提出要见毛泽东、林彪，要向他们当面把误会说清楚。“不要见主席，不要见林彪。要隔离反省，交待问题。”面对上面规定的三条纪律，罗瑞卿绝望了。１２月１６日，林彪向毛泽东面进谗言。毛泽东说：“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嘛。即便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向党伸手)，也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此外，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但林彪对毛泽东的指示置于一边，也不理会其他人的保留意见，在紧急会议上宣布撤销罗瑞卿一切职务。１９６６年３月４日至４月８日，林彪又在北京布置了批判罗瑞卿的会议。批判逐日升级，罗瑞卿又被安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名。罗瑞卿决定以死表白心迹，他于１９６６年３月１８日跳楼。可是，历史多情，罗瑞卿没有摔死，只是左腿骨折。诬陷罗瑞卿，林彪在党内开创了一个用突然袭击手段，通过合法组织途径整人的恶劣先例。整垮罗瑞卿，不仅巩固了林彪的地位，而且提高了他的声威。

　　１９６６年春，毛泽东认为在党内、军内、政府和群众团体、文化战线上存在一小撮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因而决定发动一场文化上的大革命。

　　１９６６年５月４日至２６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引人注目的是，“文革”的发起者毛泽东并未出席会议，他远在杭州，会议由运动的抵制者刘少奇主持。很明显，毛泽东把这次会议看做是对他权力、思想和威望的“考验”，他在很大程度上把出席会议的林彪当做自己的“替身”。

　　５月１８日，林彪做了一次内容极为广泛的讲话，这也是他一生中最长、最重要的一次讲话，即五一八讲话。林彪用他独特的语言和风格，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政变”理论。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对林彪咄咄逼人，上纲上线，动辄以“撤职”、“开除党籍”、“关入监狱”、“杀头”相威胁的口气和做法感到不安。在五一八讲话中，林彪不仅显露出沉默宁静的外表下隐藏着的狰狞凶狠，还表现出极其旺盛的理论“创造力”。“政变”论、“两杆子(枪杆子、笔杆子)”论、“天才”论、“顶峰”论，都是他独出心裁的发明创造。五年后，当毛泽东批评林彪“不读书，不看报，是个不学无术的大骗子”时，忠厚耿直的朱德嘀咕道：“谁说他不读书不看报，他读的书比大家都多，只是专在字缝里找文章，把经念歪了。”林彪的讲话遭到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抵制和反对。向不向全党传达林彪五一八讲话?政治局意见尖锐对立。在拖了五十多天后，在京常委把决定权交给毛泽东。毛泽东也很犹豫，经过考虑，他下定决心，通过“文化大革命”达到天下大乱求得天下大治的目的。他把这次运动看做是一场全国性的演习，和以往每当战事紧张的时候总是把林彪派往一线坐镇一样，这次毛泽东也把前线指挥的关键任务交给了林彪。

 

解放后（五）

　　上集回放：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底，林彪决心发难，整掉罗瑞卿。林彪写了一封亲笔信给毛泽东，说有重要情况需要汇报，先派叶群赴杭。在杭州，叶群向毛泽东作了长达六七个小时的神秘汇报。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８日至１５日，林彪在上海亲自主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罗瑞卿是在会议的第三天被临时通知来交待问题的。１９６６年３月４日至４月８日，林彪又在北京布置了批判罗瑞卿的会议。罗瑞卿又被安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名。１９６６年春，毛泽东决定发动一场文化上的大革命。这次毛泽东也把前线指挥的关键任务交给了林彪。

　　８月１２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林彪名列第二位，成为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铁腕人物。１３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林彪宣布了他的“三罢”政策，威风凛凛地走到了中国政治生活的前台中央。第一条，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第二条，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捣乱，同文化大革命捣乱的，罢官。第三条，有没有革命干劲。完全没有干劲的，罢官。这次就是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调整。

　　接下来，林彪又将目标移向了一向与他关系不融洽、与罗瑞卿关系密切的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体委主任———贺龙元帅。

　　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４日下午，贺龙开完会回家，默默地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吭，慢慢地吸着烟，脸上失去了往日开朗的笑容。“告我的黑状。”贺龙突然对妻子薛明说道。“可就是没告准!”贺龙嘴角掠过一丝冷笑。薛明不解地问：“你说的是谁?”“还能是谁?”贺龙眼里直喷火。薛明知道，贺龙指的就是林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把贺龙看成是夺取更大权力的障碍和主要对手，下决心先发制人，搞倒贺龙。从１９６６年开始，林彪通过不同的场合和渠道，到处煽风点火，骂贺龙是“大土匪”、“大军阀”、“定时炸弹”、“里通外国”、“派人向毛主席盯梢”。林彪还说，“贺龙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贺龙到处搞夺权，搞山头主义，扬言不怕轰……”在林彪的指使下，吴法宪、李作鹏亲自写了揭发贺龙的材料。为了加重分量，林彪、叶群还诱使中央军委办公厅一干部写诬告信。信的内容虽然零碎，但在“阶级斗争”之弦绷得紧紧的年代里，这信的字字句句都浸透了毒汁。这里姑且摘引信中的几段，以窥一斑：一、罗瑞卿家里的办公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些照片，其中有贺龙、薛明、罗瑞卿、郝治平四人合影，但没有主席的照片；二、我觉得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等反党分子来往很密切，他们经常密谈，常去他(贺龙)家里的人神态不正常；三、贺龙本人房间里，亲自保管着一支精制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随身携带，不知为什么；四、他对警卫人员的教育不是以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人家如何将枪法练好，并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练得百发百中；五、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一百二十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六、据说贺龙家曾经在电话上安过一个窃听器。吴法宪、李作鹏等人的检举信送到林彪办公室后，林彪立即广为印发，并送呈给毛泽东。

　　９月１４日，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挥臂畅游。池边椅子上坐着贺龙，在他面前茶几上堆着一沓检举信。“主席，您看……”“你不要紧张，我对你是了解的。”毛泽东宽慰贺龙，“我对你还是过去讲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人斗争狠，能联系群众。”９月１９日，耳听中南海外“打倒贺龙”的口号声愈来愈高，毛泽东改变了初衷，建议贺龙去拜访林彪，“征求有关同志的意见”。在会客室，深不可测的林彪话中有话，他对贺龙说：“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耿直的贺龙没有品味出林彪的言外之意是要他屈服，他淡淡一笑，说：“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这一酷似双关语的回答，使多疑的林彪觉得贺龙太可怕了，自己不能手软。此时，林彪心生一计，把贺龙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甚广关于彭真等人所谓“二月兵变”联系起来，以便借“红卫兵”之手除掉贺龙。

　　何谓“二月兵变”?１９６６年初，北京军区为辅导民兵进行军事训练，特地组建了一个卫戍团。因为一时找不到营房，而北京各大学都有一批空房，卫戍区便派人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联系借房事宜。部队借房本是经军委同意的一件普通公事，但是在当时“否定一切”、“怀疑一切”的气氛下，北京大学团委的一名干部将此事与《二月提纲》联系起来，怀疑另有意图，贴出了一张《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大字报一经贴出，内容便不胫而走，哄传开来，越传越真，越传越玄。林彪火上浇油，煞有介事地向中央“文革小组”披露了“贺龙私自调动部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的消息。于是，子虚乌有的“二月兵变”从林彪口中一出，便成了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了。“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要把贺龙端出来！”１９６７年夏天，贺龙的居处又为林彪所控制。９月，贺龙被列为专案进行审查。在经历了林彪政治上、精神上、生活上的迫害之后，１９６９年６月９日，贺龙元帅含冤离开了人世。在整容时，护士怎么也合不上贺龙那双怒睁的双目。

　　贺龙倒了。下一个是谁呢? 

 

解放后（六）

　　上集回放：８月１２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林彪名列第二位，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铁腕人物。接下来，林彪又将目标移向了一向与他关系不融洽、与罗瑞卿关系密切的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体委主任———贺龙元帅。他把贺龙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甚广关于彭真等人所谓“二月兵变”联系起来，以便借“红卫兵”之手除掉贺龙。１９６７年夏天，贺龙的居处又为林彪所控制。９月，贺龙被列为专案进行审查。在经历了林彪政治上、精神上、生活上的迫害之后，１９６９年６月９日，贺龙元帅含冤离开了人世。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毛泽东踏着晨露，在中南海大院内贴了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题目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贴出，标志着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矛盾和冲突的尖锐化和公开化。虽然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由第二降至第八，林彪则由第六升至第二，但刘少奇毕竟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公认的人民共和国主席，林彪要想坐稳“副统帅”这把交椅，刘少奇仍然是最直接、最主要的对手。

　　８月中旬，林彪口授了１３条诬蔑刘少奇的材料给叶群，让叶群物色一个人以个人揭发的名义上报给林彪，然后由林彪转呈毛泽东。叶群不负林彪所托，找到了总参一个叫×××的副部长，威胁利诱，软硬兼施。８月１３日，×××向林彪揭发刘少奇的“问题”。这封揭发信中，有几段是这么写的：

　　一、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从不宣传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传达执行主席的指示。二、自以为可以和毛主席平起平坐，可以当最高领袖。这里，我印象最深的有四件事：１、１９６４年１２月，罗瑞卿在人代会上讲“以毛泽东、刘少奇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事前，彭真亲自定了调子；２、１９６５年９月，朱德在会议上提出，将来打起仗来，“最高统帅是刘少奇同志”，根本不提毛主席。少奇同志和朱德坐在一起，不加反驳，还很得意，看来很听得进去，使人吃惊；３、近年来，每逢十一、五一等节日，报上都是刊登毛主席、刘少奇两张一样大小的照片，从未见刘少奇有谦虚的表示；４、“九评”文章中提出“以毛泽东、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此事由来如何，不清楚。三、刘少奇除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外，在历史上也犯过很多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不懂得毛泽东思想。四、刘少奇在组织路线方面也有很多错误：１、不传达不执行主席指示；２、对主席不请示不汇报，搞独立王国；３、安插私人，有宗派圈子；４、包庇坏人。彭真在刘少奇的支持下，非常狂妄，例如在１９６５年彭德怀调离北京去西南前对彭德怀说，“如林彪身体不好，你还是国防部长”。五、攻击养病的老同志。１９６３年５月底，刘少奇在昆明说，“不做工作比什么错误都大”。又说，这些人已经不是无产阶级了，现在他们已经有产了，有产不只是有钱，老资格、名誉、地位、功劳、文章写得好都可以成为资本，等等。林彪接到×××的检举信后，立即提笔在上面批示道———江青同志：此件请阅并请酌转主席阅。

　　１２月，林彪、江青在群众集会上，公开进行鼓动，怂恿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彭真等一大批党政领导人。此后不久，刘少奇即被关押审查。１９６８年９月，“刘少奇专案组”在“逼、供、信”制造出的大量伪证的基础上，认定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和反革命分子”。９月２９日，林彪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在“刘少奇专案组”送上的刘少奇所谓“罪行审查报告”上写道———刘贼少奇，五毒俱全，铁证如山，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是特大坏蛋、最大隐患。把他挖出来要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３日至３１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二中扩大会议，决定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一年后的１０月１８日，林彪以战略疏散为名，向全军发布《林副主席第一号令》，将凡是对他夺权有妨碍的党政军领导人一律赶出北京。刘少奇是首当其冲的一个。尽管医生、护士反复强调，“病人随时都可能突然死亡”，但刘少奇仍被押解到河南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内。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１２日凌晨６时４０分，刘少奇含冤去世。林彪得知刘少奇死去的消息后，幸灾乐祸，他专门设宴为“刘少奇专案组”成员庆功。他高举酒杯，一扫往日的倦容，兴高采烈地说：“祝贺你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１年，短短五年间，惨死在林彪、江青一伙手下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成百上千，被他们诬陷迫害的不计其数。终于，在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至２４日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了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林彪终于成了七亿人之上的中国第二号人物。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心里有数。这天，毛泽东和林彪一起出席一个文艺晚会。刚进剧场，“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欢呼声便铺天盖地而来。毛泽东听了，微微一笑，用手肘碰了林彪一下，说道：“下面该轮到你了。”果然，林彪听到了又一阵欢呼声：“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这一次，林彪算是真正的从内心发出了笑声。但笑过之后，当他意识到自己仍处在毛泽东之下时，又不免产生一丝惆怅。

 

解放后（七）

　　上集回放：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毛泽东踏着晨露，在中南海大院内贴了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题目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贴出，标志着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矛盾和冲突的尖锐化和公开化。林彪决定乘毛泽东与刘少奇有矛盾，而且尖锐、激烈的时候，把刘少奇打倒搞臭，最好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永世不得翻身。１２月，林彪、江青在群众集会上，公开进行鼓动，怂恿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彭真等一大批党政领导人。此后不久，刘少奇即被关押审查。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１２日凌晨６时４０分，刘少奇含冤去世。

　　林彪的权力和地位在中共九大达到了顶峰。放眼四顾，天下无物。林彪自１９５９年来十余年的惨淡经营，终于得到了报偿：障碍全无，大权独揽；名正言顺，羽翼丰满。九大的召开，也标志着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从同盟关系转化为敌对关系。在权力分配上，两个集团开始发生分化、争夺乃至火并。九届一中全会后，林彪虽已位居第二，但他并不满足。他希望在国家职务中也能取得与党内地位相称的高位，通过即将召开的四届全国人大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总是有一定保留的。特别是当刘少奇等人被打倒以后，他对林彪的所作所为开始保持警惕。１９７０年３月，毛泽东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建议不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意味着林彪当国家主席的努力会成为泡影。对此，林彪很不满意。４月１１日，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并虚伪地建议毛泽东担任此职。第二天，毛泽东断然否决了林彪的建议。

　　在修改宪法的酝酿过程中，除是否设国家主席有争议外，还有一个争论不休的焦点，即在宪法中写不写“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和“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的问题。围绕宪法修改中的两个问题，林彪和江青集团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为此纠集党羽，编印材料，准备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大闹一场。林彪决定由吴法宪出面，陈伯达、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配合，一方面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从而使林彪当选，一方面揪住康生、张春桥的辫子，狠整江青问题。

　　８月２３日下午３时，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召开。林彪直奔主题：“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草案，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到了这时，中央常委们才听出一点味道来，林彪原来还是坚持设国家主席，这次只不过换了一个说法，叫国家元首。而且林彪还把矛头指向了反对称毛泽东为天才和主张不设国家主席的江青一伙，说只有极端的反革命才会这样做。

　　毛泽东宣布散会。这天晚上，周恩来召集政治局委员和各大组召集人开会，安排各组分别讨论宪法和计划问题。吴法宪站起来，提出异议：“林副主席的讲话很重要，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和领会，建议各组再播放一遍他的讲话录音。”大家都附和他的提议。这样一来，林彪彻底打乱了毛泽东的议程。８月２４日下午，林彪的几位干将在同一时间，引用同样的语录，按照统一的口径，在各组带头发言。林彪称之为“全面开花”。

　　在华北组，陈伯达打断一位同志的发言，迫不及待地表态：“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句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为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部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材。”

　　全面开花的战术使得出席会议的代表都激动起来，他们不明真相，纷纷发言拥护在新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这一章。本来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十分清楚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立场，但是一时激动，在华北组发言中也拥护林彪的讲话。全会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刊载了陈伯达、汪东兴的发言内容，在会议上引起较大反响。２４日以后，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代表所在省、市、自治区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表示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这是林彪的精心设计。他企图通过突然袭击和全面开花的方式，造成庞大的声势，逼毛泽东就范。毛泽东对此非常恼火，他感受到了他亲密战友咄咄逼人的锋芒和呼风唤雨的能量。

 

解放后（八）

　　上集回放：林彪的权力和地位在中共九大达到了顶峰。九届一中全会后，林彪虽已位居第二，但他并不满足。他希望在国家职务中也能取得与党内地位相称的高位，通过即将召开的四届全国人大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修改宪法的酝酿过程中，除是否设国家主席有争议外，还有一个争论不休的焦点，即在宪法中写不写“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和“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的问题。林彪决定由吴法宪出面，陈伯达、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配合，一方面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从而使林彪当选，一方面揪住康生、张春桥的辫子，狠整江青问题。毛泽东对此非常恼火，他感受到了他亲密战友咄咄逼人的锋芒和呼风唤雨的能量。

　　８月３１日，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在公开印发全体代表之前，毛泽东先派人送给林彪过目，单从信件的语气而言，两人的关系依然是亲密无间。毛泽东将怒火都发泄到了陈伯达的身上。毛泽东采取的是“批陈保林”的策略。毛泽东清楚，陈伯达只是林彪的一个炮筒，但是他还是准备用善意来感化林彪，就像历史上多次宽容林彪的错误一样。

　　９月１日，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组召集人开会，毛泽东严肃地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做自我批评、检查。”他依然表现出对林彪的信任，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人开会，听他们的检查。９月６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终于闭幕了，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三天后，经毛泽东斟酌修改的大会公报发表。公报用模糊的语言写道：“全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伟大领袖毛主席教育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胜利的基本保证。’”

　　当人们还只是空泛地扫过这段话时，林彪便敏锐地意识到公报的重点在暗示全党警惕和准备对付分裂主义倾向。谁在搞分裂主义或准备搞分裂主义?矛头表面是指陈伯达，实际锋芒另有所指。为摆脱被动局面，林彪对叶群和吴法宪说：“错误要往陈伯达身上推，强调上当受骗!”

　　二中全会刚一结束，江青就接到林彪的电话，说是叶群前来看她。江青非常得意。因为叶群来访，定然是向她负荆请罪。出乎江青意料，来访竟是如此隆重和规模庞大，不仅叶群来了，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四大金刚”也同时驾临。叶群说：“这次我们上了陈伯达的当，犯了错误。林副主席多次批评我们，辜负了主席的教导，对不起江青同志。林副主席一定要我们来向江青同志道歉，请江青同志原谅。”江青也顺水推舟地应付着。

　　庐山会议的失策，使林彪陷入深深的懊丧烦躁之中。他本来就不苟言笑，现在更加沉默寡言了，除了不定期听听秘书讲点儿中央文件外，其他方面的文件很少听了。他减少了会客，常常是一个人关在房间里踱步，一圈接着一圈，不停地转。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对林彪和他手下的大将采取了保批两种政策。林彪从来就不是轻易认错的人。历史上，毛泽东曾多次批评过他，他也多次反对过毛泽东，无论对与错，他都坚持自己的观点，从不公开承认错误，最多不吭声而已。新中国成立后，他表现出了柔媚的一面，但骨子里仍然涌动着一股霸气。在庐山发难之后，毛泽东只给予薄惩，让他讲几句话，就此了事，应该说是仁至义尽了。但从１９７０年９月到１９７１年４月，林彪对他在庐山会议上带头搞起来的这场风波，没有作过任何检讨，甚至友善的姿态也没有。一股怨毒之气充溢在他胸中，他抱着死硬到底的态度与毛泽东顶上了。

　　毛泽东与他的“亲密战友”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裂隙。这种貌合神离的迹象很快便被敏感的新闻记者的长镜头捕捉到了，这点令他们惊讶不已。杜修贤是老资格的新华社摄影记者，庐山会议后他目睹了两件奇怪的事情：

　　一件发生在１９７１年“五一”节天安门观礼台上。“五一”节这天晚上，天安门广场火树银花，歌舞翩跹。城楼上，摆放着许多圆桌，正中的圆桌是专门为毛泽东和林彪安排的。华灯初上，毛泽东健步走上天安门城楼，在台中央的圆桌东首坐下，西哈努克亲王和董必武依次坐下，毛泽东对面的位置始终空着。这是林彪的座位。过去他有一个习惯，凡是与毛泽东共同出席晚会，总是提前五分钟在电梯边等候着，竭力表现他作为“学生”对老师的恭敬。这次却一反常态，迟迟不到。毛泽东与西哈努克谈话，不时朝对面的位置瞥上一眼。周恩来十分着急，不停地看表，还派秘书去打听林彪的下落。终于，林彪慢条斯理地走上了城楼。已经是五月天了，他还披着一件军呢大衣，身上散发出一阵浓浓的烟味，一副萎靡不振的沮丧模样。他冷僻地落座，一句话没说，与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既没有握手，也不搭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脑袋。杜修贤十分为难，他的任务是拍摄毛泽东和林彪亲切交谈的照片，可是现在两人隔着桌子，互不搭腔，根本没法拍。杜修贤随意地拍了一张全景照后，便放下相机，等待机会。过了一会，等他再回到圆桌时，禁不住目瞪口呆：林彪的位置空着，人不见了。周恩来也感到不妙，目光频频望着那个空荡荡的座位，喉结上下滚动，想说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下了，他招手将警卫员叫来，低声吩咐了两句，警卫员飞快地跑向城楼大厅，不一会，警卫员回来了，跟周恩来耳语几句，周恩来神色异常严峻。杜修贤跑过去一问，原来林彪早就回家了。毛泽东对林彪的不辞而别，表现出毫不介意的大度。西哈努克询问林副主席哪里去了。董必武解释道：“身体不好，先回去了。”

 

解放后（九）

　　上集回放：８月３１日，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他将怒火都发泄到了陈伯达的身上。从１９７０年９月到１９７１年４月，林彪对他在庐山会议上带头搞起来的这场风波，没有作过任何检讨，甚至友善的姿态也没有。一股怨毒之气充溢在他胸中，他抱着死硬到底的态度与毛泽东顶上了。毛泽东与他的“亲密战友”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裂隙。这种貌合神离的迹象很快便被敏感的新闻记者的长镜头捕捉到了。

　　无独有偶，一个月后，杜修贤又亲眼目睹了另一件怪事，故事是在中国领导人接见罗马尼亚客人时发生的。他自己有一段回忆：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抵达１１８号房间不久，罗马尼亚客人也到了。我忙着拍摄宾主握手的镜头，待宾主落座后，又赶快拍摄会议的场景。我见会谈的气氛已进入正常的轨道，就退出来到门外的大厅里等会谈结束时再进去拍摄。回到大厅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林彪坐在大厅的西北角，没有坐在沙发上而是坐在一张椅子上。我以为会谈结束了。再看看，主席、总理的警卫员都还在大厅里，他们也和我一样愣愣地瞅着莫名其妙的林彪。不知林彪什么时候从１１８房间里出来的。我们光着头还热得直冒汗，他却萎缩成一团，帽檐压得低低的，最叫人惊骇的是他那张没有一丝血色的脸，虽然看不见他整个脸庞，但露出的部分足以使人相信那是一张蜡人的脸。我回到１１８房间，毛泽东旁边的沙发空着，和“五一”晚上那个椅子几乎如出一辙。毛泽东泰然处之，兴致勃勃地舞动着手臂和客人热烈地交谈。周恩来平静地微笑着，时时插上一两句话。康生话不多，镜片后面的目光很深，不容易看清。会谈结束了，林彪还没有进来。待毛泽东他们都走了，我收拾完摄影箱，才离开１１８房间。到大厅里我看了一眼西北角。林彪不死不活地还坐在那儿。

　　林彪两次不告而辞，表示他决不认错的强硬态度。在一再容忍和等待之后，毛泽东也彻底地失望了。这种失望之情突出地表现在二十多天后的一次小型汇报会上。

　　１９７１年７月９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带着总参某部副部长熊向晖去向毛泽东汇报。“那个不忙。”毛泽东朝周恩来摆摆手，转向熊向晖，问起军委办事组作检讨的事：“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还有叶群，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熊向晖一怔，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些可都是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呀!他据实报告：“没有听黄总长讲过。”毛泽东追问：“有没有看过黄永胜等人的检讨?”熊向晖回答：“没有。”毛泽东转身问周恩来：“那五个人的检讨，发给总参了没有?”周恩来说：“发了，总参和军委一共发了六十多份。”六十多份，应该发到了熊向晖这一级干部手中，而他竟然不知情，这说明了什么?毛泽东沉思了片刻，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突然提高声调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室内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接着，毛泽东说：“你犯错误是阳谋，他们是阴谋。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就要讲团结，就要光明正大。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毛泽东停了停，别有意味地问熊向晖有秘书没有，写报告、起草文件是否由秘书代劳，听到熊向晖说是自己动手时，他说：“那好。我这里的文件，就是一个秘书管的，他的任务就是收收发发。文件来了，我自己挑选重要的看。需要提点意见的，我自己动手写，从来不让秘书代劳。共产党员一要动手，二要动口，就是要动脑筋。现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动手、不动口、不动脑筋，什么事都靠秘书，听说连科长都有秘书，搞成了‘秘书专政’。有的人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是国民党的作风。”熊向晖听了，心里也是一惊：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办公室主任的人，党内军内只有一个人，这就是林彪。

　　鉴于林彪一伙的错误还未被高级干部完全知晓和引起警惕，毛泽东开始采取一些“消热”措施，给“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浇冷水。他频繁地接见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和群众团体的领导人，向他们个别打招呼。毛泽东在他忠心耿耿的助手周恩来的帮助下，采取了从舆论到实权逐步削弱以至于瓦解的策略。毛泽东无情地批评黄、吴、叶、李、邱，其矛头所向，林彪心里最清楚。１９７１年１月，被林彪严密控制的北京军区改组；４月，中央派人参加军委办事组，林彪一伙在军内的一统天下被打破；４月中旬，批陈(伯达)整风汇报会召开，“四大金刚”和叶群的检讨及毛泽东的批语在会上散发；５月下旬，《毛主席会见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在各级领导干部中逐层传达；７月１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两报一刊”同时发表文章，告诫全党警惕“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解放后（十）

　　上集回放：无独有偶，一个月后，杜修贤又亲眼目睹了另一件怪事，故事是在中国领导人接见罗马尼亚客人时发生的。林彪两次不告而辞，表示他决不认错的强硬态度。在一再容忍和等待之后，毛泽东也彻底地失望了。鉴于林彪一伙的错误还未被高级干部完全知晓和引起警惕，毛泽东开始采取一些“消热”措施，给“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浇冷水。他频繁地接见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和群众团体的领导人，向他们个别打招呼。毛泽东在他忠心耿耿的助手周恩来的帮助下，采取了从舆论到实权逐步削弱以至于瓦解的策略。

　　在毛泽东稳扎稳打、步步紧逼的攻势下，林彪集团的处境日艰，地位日下，实力大减，终日如坐针毡。他们明白：“毛泽东要摊牌。与其坐待而亡，不如起而伐之。”林彪、叶群、林立果及“联合舰队”的成员几经谋划，决定了武装行动的三种计划，即上、中、下三策：上策是采取各种手段，对在旅途中的毛泽东采取谋杀行动，然后林彪按党章规定，合法接班；中策是谋杀计划失败，带“四大金刚”等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武装割据；下策是当上、中策均不能实现时，逃往国外，政治避难。在“谋杀、南奔、外逃”三策中，林彪集团最优先考虑的是上策，寄很大的希望于谋杀毛泽东成功。在这方面，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是核心人物。

　　林彪早就想将军队领导权移交给儿子。早在１９６７年，林彪便把林立果送进空军，托付给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短短的两年间，林立果便成为空军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吴法宪还给予他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特权。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林彪满意地看到，林立果不负所望，已在空军建立了基地，培植了亲信，形成了以广州、杭州、上海为立足点的特务网，反革命组织“联合舰队”随时可以出动。林立果与他的死党于新野、周宇驰等人立即制定了一个《５７１工程纪要》。所谓“５７１工程”，即取“武装起义”的谐音。这个纪要将政变方式设想为两种：自投罗网式———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先斩爪牙，造成既定事实，逼Ｂ－５２(林彪集团称呼毛泽东的代号)就范；逼宫式———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５４３(一种武器代号)、车祸、暗杀、绑架。

　　林彪集团暗中磨刀霍霍，摆出一副与毛泽东生死搏斗的架势。因为根据惯例，毛泽东每年至少要做一两次巡视，而且一般在９月份左右出巡。８月１４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离开北京。一路上，毛泽东在接见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时，公开点名批评了林彪，表明他要借南巡之机分化瓦解林彪的党羽，动员组织各地的党政军高级干部提高警惕，防止突发事变。毛泽东至此已公开向林彪摊牌了。

　　林立果、周宇驰带着林彪的手令于当晚１１时３０分来到北京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传达了林彪的指令。同晚，叶群多次与黄永胜、吴法宪打电话，让他们给林彪准备五架飞机，以防不测。９月９日，“联合舰队”就京沪之间的联系约定了暗语：“如果Ｂ－５２到了上海，就说王维国因病住院了；如果Ｂ－５２离开了上海，就说王维国出院了。”当晚，毛泽东的专列自杭州驶抵上海，停靠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王维国因病住院了”这一消息当晚传到北京。林立果明白毛泽东已经到了上海。林彪、叶群认为毛泽东一定会在上海逗留几天，下令林立果立即动手，想尽一切办法消灭毛泽东。除了以谋杀毛泽东为主要内容的南线计划以外，“联合舰队”还同时部署了北线行动。北线行动由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指挥，其要点是，谋害在京的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等老帅，还要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锅端。

　　正当上海方面的“联合舰队”紧锣密鼓、准备行动时，林立果突然决定先不展开布置。为什么突然变更既定谋杀方案，浪费这稍纵即逝的良机?原因很简单，一来林立果断定毛泽东会在上海多呆几天，二来于新野为林立果从杭州选来两名“妃子”，林立果只顾调情，把这事放在一边了。可是，住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却急不可耐。叶群强压着火气在电话里对林立果说：“托你办的事，应该抓紧办，形势逼人，不搞不行。告诉你们舰队的几个人，现在是一条绳子把我们拴到一块了，想脱也脱不了。要同生死，共命运，现在是千载难逢、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不能迟疑。这是首长的指示。”被叶群“抽了一鞭子”后，林立果不敢怠慢，立即派人依次实施谋杀计划。

　　可是晚了。鉴于一路上出现的反常现象，毛泽东突然决定更改行程，于１１日下午１时提前离开上海，风驰电掣般直驶北京。在北京丰台车站，毛泽东急召李德生和纪登奎、吴德、吴忠等人，说了一句很重的话：“庐山会议的事没有完，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黑手之后还有黑手。”他要李德生调一个师到南口，预备对付突发事件。

　　在得知毛泽东于１２日傍晚安抵北京后，林彪内心异常恐慌，他立即指令安排飞机，南据广州，准备造成“割据”局面。一时间，林彪集团一片忙碌。据军委电话总机话务员通话记录单记载，短时间内，林彪、叶群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人接转电话达５１次之多。为了掩护南逃的准备活动，遮人耳目，林彪、叶群特地为女儿林立衡举行了订婚仪式。此后，又安排在大厅里放映电影。

　　就在这时，林立果从北京乘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飞抵山海关机场，驱车至北戴河。从他的谈话中，林立衡得知了叶群、林立果即将带林彪离开北戴河，目的地是广州，黄、吴、李、邱是他们一伙的，预定明天上午从北京同时起飞，她将这一情况报告了中央办公厅。

 

解放后（十一）

　　上集回放：在毛泽东稳扎稳打，步步紧逼的攻势下，林彪、叶群、林立果及“联合舰队”的成员几经谋划，决定了武装行动的三种计划。正当上海方面的“联合舰队”紧锣密鼓地准备行动时，林立果却因个人原因突然决定先不展开布置了。但被叶群“抽了一鞭子”后，林立果不敢怠慢，立即派人依次实施谋杀计划。可是晚了。鉴于一路上出现的反常现象，毛泽东突然决定更改行程。在得知毛泽东于１２日傍晚安抵北京后，林彪内心异常恐慌，他立即指令安排飞机，南据广州，准备造成“割据”局面。就在这时，林立衡得知了叶群、林立果即将带林彪离开北戴河，她将这一情况报告了中央办公厅。

　　汪东兴立即打电话找周恩来。周恩来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修改《政府工作报告》，听到汇报后，问汪东兴：“报告可靠吗?”汪东兴回答：“可靠。”周恩来感觉势头不好，立即向吴法宪查问：“空军一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是怎么回事?立即要飞机回来，不准带任何人回北京。”吴法宪支支吾吾地应付着：“那架飞机执行夜航试飞任务，现在出了故障，飞不回来了。”周恩来斩钉截铁地命令道：“既然飞不动了，飞机就停在那里不准动。”

　　晚上十一点半，周恩来接到叶群的电话，她用试探的语气说：“总理啊，有件事要向您报告，林彪同志想动一下。”“他准备到哪里去?”周恩来以他独有的冷静问：“是想空中动还是地面动?”叶群说：“想坐飞机，空中动。”“哦?你们准备了吗?调了飞机没有?”周恩来突然追问着。“没有，没有。”叶群本能地作出反应：“林彪同志让报告总理后再调。”周恩来接着问：“林副主席的身体怎么样?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叶群立刻警觉起来，她怕精明的周恩来看出破绽，连忙阻止：“您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

　　叶群的一个电话，使双方都明白了端倪。周恩来从电话中进一步证实了林立衡报告的真实性。林彪、叶群则从周恩来的口气和问话中，感到党中央已经觉察了他们的阴谋活动，并且已经采取了防范措施，南飞广州的计划又要落空。慌乱和恐惧之下，他们决定外逃。林彪害怕周恩来到北戴河来，说：“我也不休息了，今晚反正睡不着觉。你们赶快准备东西，我们马上走。”叶群更加惊慌失措，附和道：“越快越好。”

　　深夜１２点整，林彪坐上红旗轿车，与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人一起直趋山海关机场。本来，林彪一家是无法登机起飞的，因为在接到叶群的电话后，经验丰富的周恩来采取了预防措施。他打电话给李作鹏(山海关机场归海军管)：“停在山海关机场的那架２５６号专机不要动，要动的话，必须有我、黄永胜、吴法宪和你，四个人一起下的命令才能飞行。”周恩来还告诉李作鹏：“林彪可能夜航，夜航不安全，不要夜航。林彪到机场时，要林彪直接打电话给我。”李作鹏把总理的指示篡改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

　　１３日零点２２分，林彪等人乘坐的红旗轿车停在三叉戟飞机旁。没等客梯打开，他们便顺着驾驶舱放下的吊梯一个个往上爬。林彪身体虚弱，行动不便，叶群在前面拽，林立果在后面推，生拉硬拽地将林彪塞进驾驶舱。机组人员还没有上齐，舱门未关好，飞机就急促起动、滑行，于零点３２分升空。

　　目睹林彪等人的反常行为，山海关机场空勤人员面面相觑，机场负责人曾三次报告李作鹏，因为没有接到首长关于放飞的命令，如果２５６专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拒不答复。专机起飞后，周恩来、汪东兴同时赶到毛泽东住所汇报。毛泽东大口大口地吸着烟，沉默不语。很显然，事态发生如此急剧的变化，出乎他的意料。正汇报时，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来电话，称专机向北飞行已有三十多分钟，即将由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请示要不要派歼击机拦截。毛泽东脸色一沉，断然拒绝：“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由他去吧。”周恩来还想做最后的努力。他发布“禁空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他还询问调度员：“用无线电向２５６号专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到?”调度员回答：“能听到。”周恩来说：“我要对潘景寅驾驶员讲话，请给我接上。”调度员说：“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周恩来说：“那就请你向２５６号飞机发出呼叫，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专机不作回答，继续往北飞。１３日１点５５分，飞机在中蒙边境上空消失。

　　从强行升空到逃出国境，２５６三叉戟在国境内飞行时间达九十三分钟，有足够的时间判断它的去向，有足够的时间安排歼击机或导弹进行拦截，以阻止其叛逃的企图。为什么不采取这些措施呢?事后，周恩来、叶剑英从不同侧面作了解释———“九一三”事件后不久，周恩来在广州给部队领导机关作报告，谈到他当时没有下令打掉林彪座机时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军队的副统帅，我仅是一个政治局常委，在军队中又没有挂职，怎能命令部队打掉党章规定的接班人?如果命令部队把林彪打下来，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待呢?”叶剑英在一次跟乔冠华、章文晋、熊向晖谈话时，又触及了这一话题：“林彪乘飞机叛逃，本来可以用导弹打下来的。如果打下来了，解释不清楚，所以毛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毛泽东没有下令取林彪的性命，而是冷眼旁观，看着自己的接班人逃逸国境。

 

解放后（十二）

　　上集回放：晚上十一点半钟，周恩来接到叶群的电话，她用话来试探周恩来。叶群的一个电话，使双方都明白了端倪。周恩来从电话中进一步证实了林立衡报告的真实性。林彪、叶群则从周恩来的口气和问话中，感到党中央已经觉察了他们的阴谋活动，并且已经采取了防范措施，南飞广州的计划又要落空。慌乱和恐惧之下，他们决定外逃。深夜１２点整，林彪登上红旗轿车，与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人一起直驱山海关机场。专机起飞后，周恩来、汪东兴同时赶到毛泽东住所汇报。毛泽东大口大口地吸着烟，沉默不语。很显然，事态发生如此急剧的变化，出乎他的意料。１３日１点５５分钟，飞机在中蒙边境上空消失。

　　林彪的末日到了———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凌晨２时３０分，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西北７０公里的依特尔默格县苏布拉嘎盆地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林彪座机在紧急迫降时坠毁，精确位置是东经１１１度１７分，北纬４７度４１分。

　　林彪机毁人亡的消息被认为是２０世纪政坛上最神秘的“谜团”。事实的真相到底如何呢?

　　９月１３日下午，周恩来指示外交部，要密切注意外电报道，并研究和提出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的交涉和应对方案。１４日上午，外交部在党组代组长、代理部长姬鹏飞主持下举行会议，落实周恩来的指示。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他们对林彪出逃作了四种估计：一、由林彪公开出面发表叛国声明；二、由林彪或者其他人通过外国广播或报纸发表讲话；三、林彪及其追随者暂不露面，也不直接发表谈话，由外国通讯社客观报道林彪等已到达某国某地；四、暂不发表消息，以观国内动静。

　　就在这次会议中间，１２点３０分，外交部接到新任驻蒙古大使许文益通过高频电话报来的特急件，得悉一架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死亡。国内尽管已经得到飞机坠毁的消息，但不敢确认此事。９月２１日１５点３０分，驻蒙使馆二等秘书孙一先携带坠毁现场照片(胶卷)、示意图等回国汇报。当晚１１时许，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孙一先向周恩来作了汇报。２２日凌晨２点，李德生、邝任农、杨德中等北京部队、民航局、中央办公厅负责人也来到福建厅，周恩来把已经冲洗出来的现场照片交给他们，请他们研究飞机坠毁情况。于是，他们和尚未被羁押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公安部长李震、北京部队空军司令员李际泰一起在东大厅进行了研究，最后同意了李际泰的意见：飞机燃料耗尽，被迫紧急着陆，着陆后失去平衡，右翼向下倾斜，触及地面，骤然升温引起油箱起火，导致机体爆炸。凌晨４点，这一分析结果报告给周恩来。

　　那么，林彪等人坠毁现场的详细情况与国内的分析是否吻合呢?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４日上午８点３０分，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额尔敦比列格紧急约见了赴任仅二十四天的中国驻蒙古特命全权大使许文益，通知了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在蒙古境内失事的情况。许文益启用已经封闭了两年之久的直通高频电话，于１２点２０分向北京作了汇报。１８点，国内电令许文益接受蒙方要求，偕员赴失事现场勘察。２１点，许又接国内指示：尸体尽量争取火化，将骨灰带回；如火化确有困难，可拍照作证，就地深埋，竖立标志，以便以后将遗骸送回国内。

　　９月１５日１３点３０分，蒙古外交部通知中国大使馆，飞机半小时后去温都尔汗。飞机失事现场位于温都尔汗西北七十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在蒙方人员的陪同下，许文益等人由北向南进行察看。飞机着陆点以南约三十米长的草皮被机腹擦光，西侧平行处，是右机翼划出的深约二十厘米的一道槽沟。再往南，擦地痕迹消失了。进入燃烧区，飞机碎片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面也越来越广。机头以北五十米处散布着九具尸体，尸体中间有一炸坏的方形食品柜，旁边堆放着蒙方收集起来的死者遗物。尸体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叉开，头部多被烧焦，面部模糊不清，难以辨认。许文益等人按尸体从飞机上甩出的先后顺序由北向南编成１至９号，并从各个角度进行拍照，以便以后鉴别确认。根据事后查证，５号死尸是林彪，瘦削秃顶，头皮绽裂，头骨外露，眉毛烧光，眼睛成黑洞，鼻尖烧焦，牙齿摔掉，舌头烧黑，胫骨炸裂，肌肉外翻。８号尸体是叶群，烧灼较轻，头发基本完好，内衣下部烧光，乳房外露，肌肉外翻。２号尸体是林立果，个子较高，面部烧成焦麻状，表情痛苦，形状凶恶，死前似在烈火中挣扎过。现场遗物中有他空军大院０００２号出入证。此外，１号尸体是林彪司机杨振刚，３号尸体是刘沛丰，４号尸体是邵起良(身穿皮夹克，９人中他的衣服惟一未被烧光)，６号尸体是张延奎，７号尸体是李平，９号尸体是潘景寅。这些尸体和一般飞机失事的尸体不一样，并非个个焦骨残骸，而是躯干都完整，大多是皮肉裂挫，骨骼折断，肢体变形，烧伤严重，系坠毁时摔撞燃烧所造成的。由于燃烧时伴有一氧化碳中毒，尸体皮下呈樱桃红色，加之停放时间过长，个个僵硬肿胀得似蜡人一般。值得注意的是，每具尸体腕上都无手表，脚上没有鞋子。这说明飞机紧急降落前，为避免冲撞扭伤，他们都作了准备。

　　由于蒙古没有火化习惯，尸体只能土葬。于是在飞机西北的高地上选定墓地，连夜赶挖墓穴。９月１６日上午１０时，许文益大使等由蒙方人员陪同，由下榻的温都尔汗克鲁伦旅馆再次来到现场。蒙古士兵抬来九口白棺材，放在尸体旁。按蒙古习惯，覆盖着红布、黑布的九具棺材放入墓穴后，许文益和蒙方人员高陶布、桑加执铲作象征性填土，接着同来的中方人员填土，最后由蒙古士兵填土修墓。机尾上被炸掉的发动机进口环被放到坟顶上作为标志。

 

解放后（十三）

　　上集回放：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凌晨２时３０分，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西北７０公里的依特尔默格县苏布拉嘎盆地响起了一阵巨大的爆炸声，林彪座机在紧急迫降时坠毁，精确位置是东经１１１度１７分，北纬４７度４１分。林彪机毁人亡的消息被认为是２０世纪政坛上最神秘的“谜团”。真相是飞机燃料耗尽，被迫紧急着陆，着陆后失去平衡，右翼向下倾斜，触及地面，骤然升温引起油箱起火，导致机体爆炸。

　　事后中蒙双方技术人员认真分析了导致林彪等九人死亡的２５６号飞机究竟是怎样坠毁的问题。蒙古方面认为，该机是在没有外来影响的情况下，由于自身不明的原因，进行紧急降落，试图用飞机腹部着陆失败，右翼撞地折断，引起爆炸燃烧。据蒙方提供的气象资料，９月１３日凌晨２点，肯特省依特尔默格县上空无风沙，无雾，只有二至四级的云，能见度为五十公里。这就是说，飞机失事地点上空没有危险的气象情况，从而可以排除飞机因自然气象而失事的可能性。使馆在向国内写的飞机失事报告中是这样分析的：从周围无高大目标，迫降场地选择合理，着陆点到燃烧区有几十米距离，以及死者躯干烧伤不重，无高空摔折等情况看，飞机不像是空中起火爆炸，而是着地后爆炸起火。１９７２年５月，中央专案组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对飞机坠毁原因做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没有成功而破碎烧毁的。

　　是否像某些外电所传，飞机坠毁前机上发生过搏斗?根据对飞机坠毁现场和飞机残骸进行的技术研究，以及对尸体进行的法医鉴定，没有搏斗的痕迹。九具尸体都没有任何弹孔。几具尸体头部的血迹，是飞机爆炸时撞伤和急速甩出时摔伤所致。外电传林彪尸体有枪击的“蜂窝状窟窿”，用见证人许文益的话说，“纯属无稽之谈”。

　　林彪叛逃的目的地是苏联，他们是否保存了当年的秘密档案?围绕这一问题，美国自由撰稿记者彼德·汉纳姆进行了为期五年的专题采访。

　　１９８９年汉纳姆飞抵蒙古，采访当年目睹坠机事件的居民。一位名叫达哥诺恩·诺吉玛的女牧民说：“当时我正在炸药库值班，听到几声巨响，不知出了什么事，于是，拿起步枪就冲了出去，远远望去发现一架飞机正在坠落，后来发动机上喷起了熊熊烈焰。”另一位人士详细讲述了苏联专家如何将空难者头盖骨打开，然后放在沸水里翻煮，以便将头发和肌肉去掉。汉纳姆还搞到了苏联专家与蒙古官员共进晚餐时留下的照片。照片上的几位苏联人来自莫斯科第三医学院，其中一位主要病理学家叫维塔科·托米林。

　　１９９３年８月，汉纳姆抵达莫斯科时，第三医学院已不复存在，他转遍了莫斯科所有的医学院，才找到托米林少将。但是，没有克格勃的允许，托米林少将不肯吐露内情。１９９４年春，克格勃的有关绝密档案销密。托米林少将第一次向俄罗斯《红星报》发表谈话，完整地回忆了当时负责检验尸体的情景：我当时任国防部法学实验所所长，与我同行的有克格勃侦查人员扎格沃兹丁和他的助手、病理学家沃尔斯基。我们在蒙古士兵的保护下驱车向中蒙边境驶去。我只知道有架飞机在那里坠毁，除此之外一无所知。我们很快便找到了飞机的残骸。一群野狼已在那里筑了窝。尸体共九具，全都烧得面目全非并已高度腐烂。我在两具尸体的口中发现了做工相当精细的金牙套，于是决定将这两具尸体的头骨带回乌兰巴托。我只是凭直觉才这么做的，当时根本没有什么猜想。回到使馆随便翻阅几本杂志时，看到林彪的照片，我心里一动，脱口而出：“真像啊!”

　　回到莫斯科后，我便收集了大量林彪生前的照片。在一张脱帽照片中，我发现林彪的右太阳穴稍上处有一道明显的疤痕，而在我带回的头骨上也有这么一条伤痕。我还找来了卫国战争期间林彪在我国进行治疗的病历档案。这份档案提供了许多有用的信息。最令我惊奇的是一张Ｘ光片。这张照片清楚地显示了病人肺部组织上有一硬结———那是林彪患肺结核落下的根儿。于是我决定再次飞往蒙古。这次陪我去的是现任医学科学院人体形态学研究所所长尼古拉·佩尔米亚科夫。当时已是１１月，天气寒冷，几乎无法工作。我们每过５分钟就得把手伸进温水里暖一暖。结核病灶很快找到了。临走时，我又收集了那两具尸体上的几块骨骼和所有牙齿。回国后，我对那几块骨骼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死者身高和年龄同林彪及其妻子叶群的身高和年龄完全相符。

　　托米林少将的回忆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林彪机毁人亡的历史事实。

　　林彪的一生，跌宕诡奇，曲折多变，经历了由人到神、由神变鬼的可悲历程。个人私欲和政治野心是这位山村少年由功臣沦为祸首的根源。这是林彪的悲剧，也是林彪的这一生给人们的启示。（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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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的死因,国内有不少猜疑.纵观全文,林彪究竟是如何死的,也有不少疑点.如文中所叙,林先后搞掉了彭德怀,罗瑞卿,贺龙,刘少奇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主,为什么还要当国家主席?林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的话全是歌颂毛的,如何就煽动了代表们坚决要求设国家主席的?毛决定不设,林是明智之人,却和毛憋劲?毛先拿黄,吴,叶,李,邱开刀公开批评林,原因就因为国家主席之争?571内容具体是啥?林立衡生为林家人,为何告密?在上海暗杀毛时,林立果那么巧就去调情去了?林彪等人尸体为何不运回国?为何匆匆埋葬?林彪坐飞机走时毛并没有下令抓他,为何那么匆忙,连油不够都不检查?

有一个细节,林是在庐山会议后打到彭才出来的.会前林借病不来,毛令他来的.毛为何在这个时候非叫林来?不是"发了转业费了",林过幽静生活已经多年了吗?

个人看法:可以这么解释,林是被利用的工具.利用完了,工具也就碍事了.再利用周制掉林.

党的这段历史,扑朔迷离,应该彻底公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