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源实录:一个阶级的光荣与梦想
于建嵘
编辑推荐
时政力作直击重大敏感主题；共和国工人光荣与苦难的集体回忆；盛世风景下鲜为人知、震撼人心的井巷报告！年度风云人物于建嵘，踏访中国工人阶级“红色之都”——采访笔记封存6年，首度曝光，惊动朝野！于建嵘教授为著成此书：4年含辛寻访，2次险遭扣押，69件采访实样，35万字珍贵记录！中国第一部以实证的方法解读工人阶级状况的专著，将鲜为人知的井底世界公之于众。
官员必读——不论你位阶几品，这份“内参”式的调查可以帮助你成为最“知情”的政府官员，提升你的政治智慧！
知识分子必读——了解当代中国工人的真实命运，你才是一个有“舆情”储备的思想者、政策顾问！
名人、媒体推荐
不读《安源实录》，你无法体悟当下中国工人的生存现状以及他们的未来梦想！
张鸣：到目前为止，能够通畅而频繁地进入官场，而且大放厥词者，据我所知，唯有于建嵘一人。所以，就官场而言，“改善我们的学习”的重任，就只好由于教授一个人来承担了。老兄，辛苦了。
熊培云：有个爱思考的学生对我说，“老师，这么多媒体关注于建嵘，也不好吧？”我对学生说：“问题的关键，不是关注于建嵘的媒体太多了，而是在今天的中国，像于建嵘这样的学者实在太少了。本来一个阶层要做的事情，却只有三两个人在勉力维持，而且做成了近乎悲怆的明星，才是当下中国首先需要改变的。”
《南都周刊》：他是一个最不像学者的学者，不修边幅，村里人以为他是下岗工人，没钱只得住郊区。他又是一个最有气场的学者，在全国各地开讲座，给官员讲政治，讲到动情处，他大手一挥：“你们今天要记住了，不要强拆，否则会有报应的。”尽管他骂人时不留情面，但各地还是抢着邀请他去讲课。他叫做于建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最近他有些走红了。
精彩看点
我要写出他们的苦难、抗争、无奈和心中的希望。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世界所有人知道中国工人的历程和苦难、光荣与梦想。
俄国思想家恩·弗列罗夫斯基在《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曾经这样写道：“我力求指明，社会肩负着何种真正巨大的责任，即使骤然看来这一伟大事业对它来说似乎是无法实现和不可能的，那么也得让它严肃地考虑这件事情。只有带着严肃的思想和深沉的感情才有可能完成真正美好的事业。”我想，这同样是我所要努力的方向。
“大部分基层采区都喜欢用农民工，而不想用正式工人，特别是那些工人子弟。”听到这儿，一个让我感到十分惊讶的称谓突然涌了出来——贫困的工人贵族？
这种因光荣历史而影响和制约社会发展的现象被一些学者称为“老区现象”。那么，这些停住的大钟，是否也在提醒着人们要记住萍乡那段被视为荣耀的过去时光呢？
某些学者为了某种社会秩序结构或社会发展预期，要求那些已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产业工人再为“改革作出牺牲”，且在舒适的享受中，不惜笔墨地论证这种牺牲的合理性。
《安源实录》好看——对不起似乎好看太不礼貌了，但社会阴暗面的书写像侦探片一样好看殊不容易，采写经历了重重迷雾，警察闯入旅馆……地方政府的围堵、设障，没有吓阻作者直奔真相的决心。
安源的问题折射了中国病相……本书是一本沉甸甸的报告，在经历十几家出版社“和谐”和网络屏蔽后，得以出版，我几乎不相信？难道小阳春又到了？”
从矿井底下采录的黑暗真相报告，千回百转的艰难跋涉，让人想到最近惊心动魄的浙江乐清钱云会死亡案他的勇毅表现……”
内容简介
著名学者于建嵘，遍访了中国工人“红色之都”——安源，访问了数百个安源煤矿工人，真实展现了安源工人的过去和现状。
四年含辛寻访，两次险遭扣押，六十九件采访实样……全书淋漓地为我们展现了安源工人的历史与现状。翻阅此书，安源大罢工中安源工人的勇敢、战争年代里安源工人激进、新中国建设时期安源工人的无私、改革开放后安源工人的彷徨将跃然眼前……
面对工人这一日益边缘化的群体，作者做出了最理性、最深邃的解读。为工人阶级如何适应变迁的社会，如何重新寻回往日的自信，如何创造他们的幸福生活，提出了深刻的见解。
《安源实录》是中国劳工的实录，它将以大量口述和内幕调查，为你解读如何稳定社会底线，让你原生态地了解中国工人的生活现状！
作者简介
于建嵘：
中国社科院教授，中国当下最红、最有气场的学者！
在最近轰动全国的“钱云会死亡案”、“微博救助乞讨儿童事件”中，又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人物！
他享有极高的社会声誉，具有极强的社会号召力。现实生活中，他竭尽所能为弱势群体说话，殚尽竭虑为民众打抱不平。
先后荣获《南风窗》“为了公共利益诤言奖”、《南方周末》“特别致敬人奖”、《中国新闻周刊》“三农研究（专著）奖”、《南方人物周刊》“中国魅力人物”称号、《新周刊》“年度新锐人物”等。
目录
上篇社会变迁中的工人
郑先生论行帮
工会主席的实话
冰室里的抱怨
矿工的工资
思想政治工作
矿工的心愿
纪念馆前的争论
区务公开
采一区的工人们
肖建军的命运
破产的高坑矿
采五区的干部们
职工的心态
书记的信心
徐勇教授到安源
安源的期待
中篇工人行动中的政治
工农维权与抗争性政治
两封上访信
党委书记的委婉警告
工人们的策略
重启历史的记忆
工人代表们
八月事件
新的行动
阶级的意义
在岗职工的评价
集体行动的根据
搭便车者说
质疑执政能力
比较的逻辑
法律的无奈
《维权简讯》
以理维权
暂别安源
下篇我的结论
研究评述
迷失的阶级
非阶级行动
利益组织化
于建嵘：心牵国运的知识分子（裴宜理代序）
这是一本不同凡响的书。于建嵘教授这本关于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新作既是深刻严谨的学术专著，又是引人入胜的游记；既有一针见血的报道，又有感同身受的诠释。数年来，他潜心研究安源工人，在搜集、分析文献资料的同时，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另外，于建嵘本人成长于安源附近的湖南工人阶级家庭，因此，对于本书的撰写，他既有浓厚的理论兴趣，又有真挚的感情投入。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罕见的组合，造就出了《安源实录》这部卓绝的学术研究。本书资料全面翔实，分析鞭辟入里、深入浅出、感人肺腑，不仅必将引起学术界和政治家的高度关注，而且对普通读者也一样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在学术层面上，于建嵘的研究做出了为数不少的重要贡献。从实证的角度看，他提供了关于安源工人所处的不断变化着的外部环境的丰富历史记录——从1922年的大罢工到今天的退休工人的抗议活动。从分析的角度看，他解构了“工人阶级”这一概念，揭示了工人内部的分野——告诉我们这些工人在雇佣、工资、福利等方面的状况相当不同。而这差异也并非仅仅基于时间，也因工种的不同而参差不齐。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于建嵘的研究是建立在娴熟掌握西方和中国学者的既有文献基础上的。他并没有仅仅把抽象的概念和模式套用到他的研究对象上；相反，他让安源的工人们为他们自己说话。这种努力的结果就是对当代中国工人阶级主观世界的珍贵而振奋人心的第一手观察。
基于在农村进行的大量田野工作，于建嵘能够对工人和农民进行富有启发意义的比较。很多接受采访的矿工的家庭仍在农村（大多在湖南、湖北及江西），他们自己也是游走于村庄和矿厂之间。尽管如此，这些矿工仍然可以清楚地感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悬殊——而这种阶级的差异给过去一代的中国工人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于建嵘：心牵国运的知识分子（裴宜理代序）..
工人和干部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本书的另一个中心议题。于建嵘在实地调查过程中结识的许多干部都令人印象深刻。显然，他们深深地关心着煤矿工人并为他们的安危利益不倦地工作着。但即便如此，横亘在工人和干部之间的鸿沟却依然明确无误地在工人的访谈中得以体现。
本书呈现的另一个特点是：今天的工人对知识分子的敬意仍然十分强烈。从他们对于建嵘本人的欢迎和尊敬的态度就可见一斑。尽管于建嵘反复提醒他的受访者他仅仅是一名学者，并不能够为他们带来实际的利益，然而，工人们依然把他受到的教育看做是学术和政治资源。人们会禁不住设想，未来的知识分子——如果他们不像于建嵘这样谨慎地在学术和政治中间画出一条清晰界限的话——有可能会在不满的工人中发挥爆炸性的影响。如果国家希望避免这样的挑战的话，一个良好的建议无疑是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由此消解在政治上有不同主张的知识分子煽动者（更不用说秘密社会帮派分子的诱惑）潜在的吸引力。于建嵘正确地强调了对有效的工会和法律机构的现实需要——它们可以起到疏导规范和调解仲裁工人们不满情绪的作用。
本书既是中国工人阶级韧性的一部见证，也是对那些有足够好奇心和勇气，勇敢走出舒适的学院办公室、深入到乡村严酷现实的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献身精神的见证。于建嵘在重重阻挠和个人困难面前毫不畏缩的坚持，不仅仅对他在湖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形成了鼓舞，更为所有准备在中国基层进行田野工作的人做出了榜样。于建嵘曾数次访问安源。在那里，他忍受着许多其他城市知识分子所不能忍受的环境（甚至包括冒险爬下矿井以体验地层深处的生存）。他始终不渝地坚持去挖掘他的受访者的真实想法——而非把他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强加于受访者。这些努力使他得以完成这部杰作。
对于建嵘来说，安源矿工成为了国家工人阶级历程的一个象征，正如英格兰纺织工人对于汤普森一样。无论从历史还是比较的角度，中国工人今天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没有先例的。这更说明了为什么于建嵘的著作作出了如此精彩纷呈而又至关重要的贡献。
工人问题和问题学者（1）
2001年5月1日是新世纪第一个国际劳动节。上午10时，我从故乡湖南衡阳登上了由南宁开往无锡的1380次列车，开始了江西安源之行。此行目的是要深入到这个被称为中国工人阶级“红色之都”的地方，观察和理解中国工人阶级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应该说，要从“亲身的观察和亲身的交往中直接研究”中国的工人阶级，研究“他们的要求，研究他们的痛苦和快乐”，同时又以必要的可靠的材料补充“自己的观察”，是我在20年前就曾有过的计划。当时我还是湖南一所大学政治系二年级的学生，在研读弗·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时，被恩格斯详尽的描述和深刻的分析所震撼。这种震撼不仅由于我出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工人家庭，我的亲人大都是工人，对工人这一社会群体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更主要的在于，我被恩格斯所运用的研究方法深深地吸引了。在我看来，恩格斯在研究中所坚持的实证主义精神是中国社会科学界最为缺少的。当时我就有了一个计划，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全世界的人民也知道中国工人的历程和苦难，光荣和梦想。
然而，我却一直没有勇气来实施这一计划。因为，当我试图以实证的方法开展这项研究时，我发现自己工人家庭出身的社会背景以及人生的经历时刻在干扰着我对这一问题的观察和判断。种种困惑让我最终认识到：如果没有理论研究的视角，如果没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如果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我便无法进行客观公正的观察，也不可能最终获得真正具有理论价值的学术成果。于是，我将这一计划搁置起来，转而研究中国的农民问题，希望从对农村和农民的研究中寻找到观察工人问题的视野和方法。为此，我遍游中国名校，普访各地名师，进行了近20年的努力和寻找。在20世纪最后的几年里，我来到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
工人问题和问题学者（2）
问题研究中心，师从著名政治学家徐勇教授，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徐勇教授特别强调实证研究，认为要真正了解中国社会，必须进行艰苦的个案研究，要在实证中寻找理论突破和创造的契机。正是根据徐勇教授的要求，我沿着毛泽东当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路线进行了为期近两年的农村社会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以岳村为表述对象的实证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当完成这篇博士学位论文时，我感到应该是实施20年前计划的时候了。因此，我决定用相对集中的时间，将多年来对中国工人问题的观察和思考进行阶段性总结，并选择了安源煤矿工人作为实证研究的表述对象。
在离开武汉回故乡之前，我向徐勇教授报告了自己有关工人问题的研究设想。他对我以安源煤矿工人作为实证对象来研究中国工人问题的计划给予了肯定和赞赏。他认为：
安源调查是有典型性的。因为，安源煤矿作为中国最早的近现代企业之一，有着100多年的历史。它事实上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缩影：既历经过自然经济，又具有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特点，现又面临着市场经济冲击和知识社会（新经济）的挑战。这三种社会形态和矛盾的交织，是解释中国许多社会现象和问题的根源。特别重要的是，在这一社会转变中，与农村联系最多的煤矿产业工人的命运最为独特。他们主要以体力劳动为生，又缺乏城市文明的陶冶；他们是农民中的工人，工人中的农民。可以说，安源是中国社会最具典型意义的、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化石。
为了使我前期的农民问题研究与现在的工人问题研究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徐勇教授向我推荐了一篇介绍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裴宜理教授研究成就、特点和方法的文章。裴教授的著作我没有读过，但我认真研究过她发表在国内期刊上的几篇论文。
工人问题和问题学者（3）
总的感觉是，这些海外中国学者十分重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他们一般有着很敏锐的学术洞察力，而且要比国内学者的研究更为具体和全面。这首先表现在研究的领域上，海外学者不像国内学者，只关注某一方面的问题，研究农民的就不研究工人，研究革命史的就不研究经济史，而是将中国社会看成了一个整体来考察，大都能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角度对某一问题或现象作出解释。其次是在方法论上，海外学者一般都能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往往是将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有机联系在一起，能做到研究方法真正为研究服务。而国内的许多学者却往往会受到方法的局限，许多人为的学科界线将社会解释成了七零八落的板块。当然，虽然海外学者能更客观、直率地看待中国问题，但由于毕竟不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隔靴挠痒的偏颇也就会存在。而且从实证方面来说，这些海外学者对当代中国的研究要受到很多政治、文化甚至语言的限制，在事实上很难真正深入到中国现实社会之中。
可是，尽管国内学者有着深入中国社会的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却鲜有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原创性社会理论成果产生。国内学者有关工人阶级状况和工人运动的著作，不是对权威的解释和注解，就是对现实政治的宣讲和论证，很少有根据对中国工人阶级历史和现实状况的研究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其中有些甚至可被称为伪学术和伪理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标示着中国社会科学的危机。
那么，问题出在何处呢？
我曾经苦苦思索过。我认为，中国崇尚权威的价值判断之学术传统，首先应该对中国社会理论的危机承担责任。对事实和理性都进行价值判断，是中国的学术传统之一。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这两种研究方法的运用问题，而是指中国学术传统那种从理念到事实的思维定势问题。无论是中国的先哲，还是正在影响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理论家们，都不大习惯从事实的本身去理解其中的理性精神，不愿考究“为什么会这样”这类有关事实理性的问题，而偏好于对事实进行“应该如何”此类有关对与错、是与非的价值判断。
工人问题和问题学者（4）
就是在回答“发生了什么”此类有关事实本身的问题时，也多是按预定的价值标准进行取舍和判断。而这些作为评判标准的“价值”，却大都是依据权威的理论和高高在上的权力。这样，社会理论研究的目标只不过是对权威的诠注，对政策的论证。中国大量的社会理论研究成果，就是对那些经典理论的注解或通过对这些权威理论引申所得出的结论。
但如果深究和检讨这些貌似科学的伪学术产生的原因，又与中国学者的生存状况和与此相联系的思想自由状况有关。因为，从古至今，中国思想家和理论家特别是社会理论家，大都是主流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附属。对主流社会的生存依附，是社会科学家失去独立的学术精神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当代中国，当社会科学家们从传统的经院式研究走出来时，呼吸的不仅是社会实践的空气，更多的是生存压迫和心灵自由的让渡。当人们为了生存、为了课题费、为了职称而从事着这些神圣的事业时，急功近利的态度也就成为必然。那些被封为现时代的最伟大的理论家们，甚至已经可怜到要去论证和宣传那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理论，因为这些观点已与他们的既得利益联系在一起了。因此，在中国社会处于大转型的今天，中国的社会科学家，特别是中国社会的研究者，最为需要的就是以人类的科学理性和学术的实证精神来真诚和勇敢地面对中国最广大民众的苦难。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以一种新的批判精神和求实的态度，走进工厂和矿山，深入地了解和解读中国工人的生存状况及所产生的问题。
毫无疑问，将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作为学术研究的“问题”，这是具有理论和政治双重风险的。这首先在于，按照目前流行的政治话语，工人阶级是现行社会体制最为坚实的基础。虽然在主流的意识文本中，我们也可以读到工厂或企业的破产、工人失业、劳动保障、工人组织和民主权利及工人群体性事件等相关问题的论述，但在那里，中国工人阶级并没有成为真正的“问题”。
工人问题和问题学者（5）
而在当今中国那些有影响的理论家以及流行而时髦的学术成果中，这些已经十分严重的社会现实问题正在逐渐离开社会现实生活，成为一个“纯学术”的理论问题。他们为了某种社会秩序结构或社会发展预期，要求那些已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产业工人再为“改革作出牺牲”，且在舒适的享受中，不惜笔墨地论证这种牺牲的合理性。在这些理论家们眼里，那些生活在贫困中、为了生计奔波又孤立无援的下岗工人们，只不过是一个个报废了的机器零件。我经常为他们所具有的“冰冷理性”感到惊讶，也常常怀疑这种理性后面是否已失去了最基本的人性。因此，可以预见，当我们试图以人文关怀来对待那些普通劳动者的苦难时，就有可能被视为异端而遭受各种攻击。这并不可怕。因为我坚信，“一个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程度体现着这个社会文明和进步的程度。”
当然，我还意识到了另一种危险的存在。这就是，当我们深入到中国劳动群体之中后，就会强烈地感到那普遍存在的对社会不满的情绪。这些社会弱者的呐喊，同样能使我们的同情心发挥到极限，甚至会让那痛苦的眼泪扰乱那需要智慧和判断力的观察。这就要求我们，在关注工人群体目前普遍存在的社会情绪的同时，不去简单迎合这些情绪。我们需要从历史和现实中寻找产生这些社会情绪的根源，寻找使他们摆脱苦难和不满的方法和途径。
俄国思想家恩·弗列罗夫斯基在《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曾经这样写道：“我力求指明，社会肩负着何种真正巨大的责任，即使骤然看来这一伟大事业对它来说似乎是无法实现和不可能的，那么也得让它严肃地考虑这件事情。只有带着严肃的思想和深沉的感情才有可能完成真正美好的事业。”我想，这同样是我所要努力的方向。
萍乡的大钟停了（1）
节日的火车上乘客如织，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颠簸，我于下午1时18分到达了江西省萍乡市。
乡市位于江西省的西部，被称为赣西门户，距省会南昌约294公里，东靠宜春市、安福县，南邻湖南的攸县，西接湖南的醴陵市，北连湖南的浏阳县。萍
乡市作为江西省辖市，现辖芦溪、上栗、莲花三县，安源、湘东两区和省级经济开发区安源经济开发区，总面积3827平方公里，其中城区面积约35平方公里，
人口约178万。境内浙赣铁路横贯东西，319国道和320国道交会通过，已成为沟通南昌、福州、上海、长沙、武汉、郑州、北京、昆明、重庆、广州等地的交通要地，被称为“地界吴楚，水接潇湘”。
我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首先想到的是搞清楚这个地方的名称由来，这已成为我学术研究的一个习惯。因此，在这次到萍乡市之前，我就在图书馆和互联网
上查阅了大量的介绍萍乡的文献。据《萍乡市志》及有关宣传资料称：
西周时，萍乡隶属扬州；春秋属吴国；战国为楚地；汉高祖刘邦时属豫章郡宜春县地；三国吴帝孙皓于宝鼎二年（267年）设立萍乡县。《宋书》州郡（二）曰：“萍乡侯相，吴立。”这是萍乡设县的最早记载。而其名称由来，自宋至今说法不一，是历史上有争议的旧案。归纳起来，大体上有三种说法，即：“萍实说”、“萍草说”、“北民南迁说”。“萍实说”
萍乡的大钟停了（2）
在萍乡流传较早且较为广泛，历届县志均有记载，其典故出自《孔子家语》，说的是有一次楚昭王渡江时，江上漂来一物，又红又圆，大小像斗（斗为古代酒器），他问遍满朝文武都无人知道这是何物。于是派人到鲁国去问孔子，孔子回答说，是萍实，吉祥物，只有能称霸的人才能得到它。使者回来后告知昭王，昭王便吃了萍实，味道很好。北宋乐史《太平衰字记》明确记载，萍乡“楚昭王渡江获实于此，今县北有萍实里，楚王台，因以名县”。“萍草说”则认为萍乡得名于萍草，“萍乡”二字本为草之乡之意。按《郡县释名地理志》曰：“萍，皆作苹或作三字同韵，在词也多为同义。”因而唐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志》：“以地多生萍草，因以为名。”作者久任宰相，熟悉当时图经，记载详细，引证有据，绝不可能顾名思义，妄自造次。《大清一统志辑要》、《补三国疆域志》、《中国市县手册》等书，均持此说。“北民南迁说”称，古代中原民族南移，名不忘本。验之江西，如豫章、九江、浔阳、都昌、七阳、上蔡、新昌等皆北方旧名。萍乡之名，当即沿用汉志广平之平乡。汉末孙吴立县时，其四邻旧有之县，均沿用中原旧名，若“平”之转变为“苹”（《新唐书》），再为“萍”，古
今地名，字形传写，随时遽变，其例甚多，可无庸作字义之解释矣！
萍乡的大钟停了（3）
看来，三种说法各有其据，很难达到统一，也就成了萍乡知识界的一桩公案。但是，从萍乡近年印制的相关宣传资料来看，还是主张“萍实说”，因为此说不仅有吉祥之意，而且还与中国的第一大名人孔子相联。这的确很符合中国民众的心态。可见，如果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追究一个地方名称的来源对于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和历史传统是很有意义的。但不管“萍乡”名称来由如何，其自三国·吴宝鼎二年孙皓置县，迄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则是非常确定的。
在火车站台上，我见到了从湘潭赶来的王立成。王立成是我大学的同学，是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我们在大学时代就是非常好的朋友，而我们的友谊根基于对中国劳动群体的关注。大学毕业时，我们一些同学曾在岳麓山上的黄兴墓前有过约定：今生无论自己的生活境况如何，都要将中国劳动群体的苦难作为我们关注的核心。考虑到各自的情况，我们在研究方向上做过分工：由于我出生在城市，为有更全面的视野，就先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而他出身农村，则先研究工厂和工人问题。因此，王立成在20世纪90年代初法学硕士毕业后，本来有许多机会进入党政机关，但他还是选择了许多高学历者不屑为职的湘潭市总工会，专事工人问题研究。这些年来，他的研究在全国工会界也小有名气。但是，可能与他经受的学术训练和研究条件有关，他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规范研究，研究成果也大多限于政策性分析方面。对这一点，他也有所意识。因此，前几年我在从事农村社会调查时，他多次陪我走乡串户，希望在帮助我进行农村社会调查的同时，也能有更多的实证体验。限于他目前是科层体制的一员，很多行为会受到外在的制约，于是我们重新约定，等我完成以湖南农民运动为主线索的农村社会调查后，继续由我来完成有关工人阶级状况的著作。这一次，他听说我要到安源进行社会调查，就赶来相陪。
萍乡的大钟停了（4）
我们一起走出已显陈旧的萍乡火车站，来到车站广场。车站广场有一个喷水的花坛，由于没有喷水，看上去像个还没有完工的建筑物。更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萍乡火车站大楼上，那个很显眼的大钟却停了，时间刚好是12时。
同全国所有的车站和码头一样，这里也有许多拉客的生意人。为了摆脱他们的围追，我们来到广场外的一个小餐厅，在立成吃炒粉时，我打听去安源的路线。据这里开车的人讲，萍乡火车站没有直接到安源的公共汽车，要先去离火车站2公里的市内公共汽车站，那里有公共汽车到安源煤矿。如果图方便，也可以坐小面的，包一辆面的到安源大约需要20元人民币。考虑到我们是第一次到萍乡，路线不熟，也不知去哪里找公共汽车，因此我们决定坐小面的去安源。
我们租的面的已经很破旧了，开车的是一对父子。父亲大约50岁，自称是下岗职工，儿子则是一位待业青年。父子俩都很善谈，可能由于今天生意好，他们
心里高兴，所以话也比较多。于是，一路上他们就同我们摆起了龙门阵。
谈话是从我们路过中国人民银行萍乡市中心支行大楼开始的。因为，我们发现在这个位于萍乡市中心地带的中国人民银行大楼的房顶上也有一座显眼的大钟，而且也停了，并刚好也在12时。对此，我和立成议论了好一会儿。我认为，萍乡火车站大楼和在市中心广场的中国人民银行大楼应该是一个城市的脸面，而安放在这些大楼上的大钟应该是这个脸面上的眼睛，现在大钟停了，也就是说，这座城市的眼睛闭上了。这让我们这些外来的观察者有许多不解，在我看来，这个小小的现象也许能反映出这座城市的风格，甚至品质，或许这些正是这座城市的某种缺陷。
萍乡的大钟停了（5）
开车的那位父亲好像不太同意我的话，他说：“萍乡是个很好的地方，人杰地灵。这里不仅出过很多大人物，而且当年是工业很发达的地方，还是革命老区，共产党就是在萍乡起家的。毛泽东和刘少奇都在安源组织过工人罢工，毛泽东还在萍乡领导和指挥过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广场就建在萍乡，江泽民就为这个广场题过名。”
可是他的儿子并不这样认为，这位看起来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有点激动地说：“你们这些老年人就是抱着老皇历不放，动不动就说萍乡出过多少名人之类。实际上，现在的萍乡已没有什么可以吹嘘的了。虽然萍乡在历史上出过一些伟人，工业也在江西有地位，商业也较发达，可这些年萍乡让那些贪官污吏害得快不行了。现在的萍乡有许多企业都破了产，街头全是些下岗职工，无业可就，只得摆些小摊小卖的，给人家擦皮鞋。这些穷人可不管你历史上出现过什么伟人，他们想的最多的是要有饭吃。而那些贪官也不会管萍乡历史上如何如何，他们只管自己有钱捞，有吃有喝，有大老婆小老婆的，哪有心思去管萍乡老百姓的死活，更不要说城市的大钟或小钟啦。现在人家外地人看见萍乡的钟停了，说是萍乡人的脸黑了，没有什么不对的。”
儿子的话激怒了老子，父子俩发生了争吵。说实在话，我对这位开车师傅所说的萍乡“人杰地灵”的评价还是很赞同的。因为，我曾从各种资料中认识了许多从萍乡走出来的对中国历史有过影响和贡献的人。其中主要有编纂《贞观新书》的唐代进士唐廪，被嘉庆皇帝御笔题赠“两袖清风，清廉正直”联匾的福建监察御史颜培天，清代内阁学士、编注《五代史记》的刘凤诰，清代同治年间优贡、编撰《辽史记事本末》和《金史记事本末》的历史学家李有棠，清代翰林院侍读学士、大理寺正卿、竭力支持戊戌变法的文廷式。在现代史上，有同盟会元老、曾教过毛泽东的汤增璧，有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高自立，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代理中央宣传教育部部长的凯丰（原名何克全），被誉为中国“保尔”的著名兵器专家吴云铎，曾任中共第一届中央局组织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的张国焘……而且，萍乡的确也是个革命老区。
萍乡的大钟停了（6）
早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邓海山为首的哥老会数千人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7月在大安里举行武装起义。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2月在萍乡、浏阳、醴陵发动和领导了萍浏醴起义，是辛亥革命的一次重大预演。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萍乡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重点活动地区，是中国工人革命运动的策源地。中国共产党中许多著名活动家如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陈潭秋、蔡和森、朱德、彭德怀、陈毅、李富春、黄公略、肖劲光等，都曾在这里从事过革命活动。在这块红色土地上，诞生了产业工人中最早的中国共产党支部，形成了以人数众多、组织严密、战斗力强而著称于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并在1922年9月发生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在“二七”惨案后的全国工运低潮期间，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巍然独存”，是当时除广东以外全国唯一公开存在的革命堡垒。1927年湘赣边界爆发的秋收起义，萍乡是主要的策划指挥地，并有数千名工人、农民参加了红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萍乡就有4000多名在册的捐躯烈士。1955年，有10多人被授予了中将和少将军衔。
虽然这些已成为历史，但它们应该是萍乡人民的一笔宝贵财富。也正由于萍乡有这些历史的宝藏，我们才会不远千里来到这里。但遗憾的是，许多曾经为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为新中国成立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地方，那光芒四射的历史不仅没有成为当地人民新生活的动力，反而成为了他们沉重的精神负担。这种因光荣历史而影响和制约社会发展的现象被一些学者称为“老区现象”。那么，这些停住的大钟，是否也在提醒着人们要记住萍乡那段被视为荣耀的过去时光呢？
初识安源（1）
安源地处萍乡市区东南方6公里左右，位于天滋山脉中段的武公岭脚下。安源得名，史志均无记载。据民间传说：
古时武公岭上下有三座庙：脚庵于武公岭后侧山下，名葛仙庵；中庵位于山腰；顶庵则于山巅。一天中庵方丈梦见菩萨托梦，说这里只有万年香火，无万年神位。意思是说，这个庵宇万年有人烧香朝拜，可因乌龙翻身（即开发煤炭），难保万年不损。于是方丈决计将三座庵宇迁往离安源60公里的兹山（武公山）。庵宇迁走后，这里的村民希望神灵继续保佑他们“安”定生息，又因兹山的庵宇曾起“源”于此，故将武公岭脚下盆地取名“安源”。
虽然安源周围皆山，岭峰并不高，但路况却极差。出城不远，就有两公里的路程全是泥地。由于前两天下过雨，那些地势较低的地方是水和湿泥，但那些已经干了的地面却扬起了浓浓的灰尘。在这种湿泥和灰尘的夹攻下，我们用了差不多30分钟才到了安源镇，等走下那辆快要散架的面的，全身已被泥灰染尽。
现在的安源镇在行政上隶属于安源区。安源区是一个县级架子，是萍乡市人民政府所在地，也是萍乡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总面积为212.27平方公里，辖5个街道办，5个镇，1个乡，62个村，87个居委会，人口约34万。而安源镇则是一个很小的城镇，如果按较为成形的店铺街面计算，大约有500米，街道是10多米的水泥地，两旁是高低不一的房子。无论是新建的房子还是老房子，表面都是黑黑的，街道也是黑黑的。在街道两旁二百来家各类店铺中，网吧、电子游戏店和音像店就有15家之多，发廊也有近10家。尽管正当五一劳动节，但这里全然没有节日的气氛。既没有标语，也没有集会，一切显得十分平静。一路上会时不时地遇到一些像我们这样的游客，因为，这里的两处十分独特的建筑在时刻提醒着人们：安源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这两处建筑就是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和原汉冶萍公司所属萍乡煤矿总局办公大楼，即盛公祠。
初识安源（2）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建在安源街西面山头上，是一座宏伟壮观的欧式建筑物。我们从正门购票进入纪念馆，经过一个分道路梯，来到有毛泽东巨型塑像的大坪。在高大的毛泽东塑像旁边，有一块碑。再经过近200级台阶，就来到了纪念馆大楼前坪。同中国许多公共参观性建筑一样，在纪念馆大楼旁边，也设立了一个售卖书籍和小食品的小卖部。根据我从事社会调查的经验，这种具有公共活动场所性质的小卖部，往往是进入一个陌生社区的窗口。因为，在这里你首先可以作为一个受店主欢迎的消费者与店主发生一种合符常规的交往。果然，当我们在小卖部购买了这里所有关于安源工人运动的资料后，小卖部的服务员就很友好地同我们交谈了起来。小卖部的服务员叫段志英，是一位年近50岁的中年妇女。她告诉我们，她1969年就到了安源工作，原来一直是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的讲解员，后来年龄大了，不再适合做讲解员，于是改做了资料员。听说我们是从外地前来参观的，她就结合一些宣传资料很热情地介绍了起来：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是1955年8月开始筹建的，1956年4月1日竣工并对外开放，初名“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1964年建新馆，改为“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1968年在安源牛形岭山腰建起了两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陈列大楼，更名为“毛主席在安源革命活动纪念馆”。1972年9月恢复现馆名。该楼坐北朝南，建筑面积3245平方米，高24米，外墙贴淡黄色瓷砖，屋檐四周是金黄色琉璃砖。现纪念馆正面顶端中央是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部徽图案，直径6米。部徽两侧是瓷砖砌成的10面大红旗和有机玻璃制成的10个大型火炬灯，火炬下方的墙面分别镶嵌着鎏金的毛泽东手书：“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里馆藏了5000多件文物，展出文物、文献近300件，其他展品200余件，包括20世纪20年代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出版的《安源旬刊》、安源工人集体创作的长篇叙事歌谣《劳工记》、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股票和购物证等一级革命文物，以及大量珍贵照片。
初识安源（3）
准确地说，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是一个建筑群，馆区内的烈士陵园和烈士纪念碑及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旧址是其不可分割的部分。萍乡市革命烈士陵园在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西侧的一个小山头上。这个烈士陵园1984年由市政府拨款，同年10月动工，翌年8月竣工。陵园占地面积13000多平方米，大门宽20米，纪念碑高6.8米，为三孔门麻石牌坊，具有中国传统的坊式风格，内外4根柱上分别是毛泽东的手迹：“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和“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内柱上端的横梁上是阴刻的“烈士陵园”四个大字，两端横梁上雕有“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部徽”。大门两侧的围墙上各有四个镂空花穗，刻有桃花、荷花、菊花、梅花，象征春、夏、秋、冬四季。大门后，迎面是五大步阶，踏步后为第一吊唁场，可容纳500人。烈士纪念碑高13米，由方形碑座、长方形碑身和长方形碑头组成。碑座正面有三个石雕花环，背后有碑文，碑身的正面是从刘少奇写给安源镇工会的信中摘出的手迹——萍乡革命烈士纪念碑——九个阴刻大字。碑头由四组白水泥的群雕组成，塑造了烈士们光辉的革命形象。纪念碑后的台阶上是一个直径为10米的半圆形墓室，放置着部分烈士的遗骨。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旧址则在纪念馆的山脚下，原为湖北同乡会会馆。1922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宣告正式成立，租用这里作为办事机构。同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时，为罢工指挥部所在地。现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这一建筑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后，由工人捐款，按莫斯科大剧院式样设计建造的。坐北朝南，总面积1266平方米，分前后两栋。前栋是俱乐部办公室，砖木结构，两层楼房。内设主任团、纠察团，裁判委员会、会计股、庶务股等办公室和代表会议室、俱乐部职员卧室。后栋是工人讲演厅，为砖木结构，轿顶式4层楼房。正面筑讲演台，台前为正厅，可容坐800人，台的正面及左右共建通楼3层，第一层可容坐300人，第二层可容坐150人，第三层可容坐100人。讲演台正面墙上悬挂着马克思、列宁的肖像，两侧是红布黑字对联：“有团结精神有阶级觉悟，是劳工保障是人类福星”，上方横匾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呵！”俱乐部是20世纪20年代安源工人革命活动的中心，也是中国工人的第一所工会大厦。1955年1月，国务院拨款3万元修复该址。现在这里长年举办着“萍乡烈士事迹展”。
初识安源（4）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旧址的左侧有两尊石头塑像，靠近旧址较大的那座是刘少奇的塑像，而相距差不多10多米较小的那座是李立三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时代的这两位具体领导者，就以这样的格局在这里默默守护着他们曾经为之奋斗过的土地。参观完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我们横过安源镇，经过安源煤矿矿区，登上了一个小山坡，来到了久负盛名的盛公祠。
盛公祠耸立在安源街的南面山头上，是一幢德国式风格的楼房。远远望去，绿树掩映，极有气派。那里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工业骄子——汉冶萍公司所属萍乡煤矿总局办公大楼。1898年3月，盛宣怀在安源创办了萍乡煤矿局，动工兴建了这幢楼房，作为萍乡煤矿办公大楼。办公大楼系两幢相连接的砖木结构建筑，前幢三层，后幢两层，中间一条通道相连。整座楼房看上去既像一座缺少十字架的教堂，又具有古典宫殿的风采。它庄严、肃穆、气度不凡地俯瞰着整个矿区，煞是威风。萍乡矿办公楼建成后，矿局总办、职员和德国矿师等工程技术人员都在此办公。但因地势太高，需沿一百余个台阶而上，除少数高级职员和德国矿师乘轿外，其余人员均徒步上下，十分不便。1906年，矿局又在山下另建了一栋办公大楼——公务总汇，此楼则改为矿局所聘德国工程技术人员以及部分高级职员的住房和临时招待所。1921年，汉冶萍公司为纪念盛宣怀，决定在安源为他建立祠堂，铸字立碑，萍乡矿总局便将空出的办公大楼改为盛公祠，在二楼设立了盛宣怀的铜像，并铸铜字“盛宣怀”，每字重200斤，盛公祠即由此得名。1939年，萍乡煤矿倒闭，萍乡中学搬到安源，在盛公祠设立女生部。1947年，赣西煤矿局复矿，萍中搬走，这里便成了工人家属的住宅。1950年，袁州（今宜春）军分区所辖四七一团驻扎在此。1954年萍乡矿接管后，改为工人居住。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仍由安源煤矿管理和使用，除安源煤矿的保卫科在一楼进门处办公外，其余房间均是空置，而且走在上面有一种危险的感觉。这座建筑虽然经过近百年的自然和人为因素的损毁，但因其建筑物风格独特，建筑精美，外貌仍雄伟壮观，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
初识安源（5）
我站在盛公祠的大门口，遥望着对面山腰上同样宏伟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中国近现代史上那场惊心动魄的劳资斗争跃然眼前，仿佛身临其境。是的，所有这些具有文物价值的建筑或珍藏在这些建筑物里的历史文物，都向人们展示了中国近代工业艰难的发展历程，以及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这些革命者领导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工人，团结农民及其他民众实行武装斗争，反对“三座大山”的压迫，为建立新政权而奋斗的历史。如果说，20世纪的最初30年间，萍乡煤矿和株萍铁路是全国性的大型近代企业，在湘鄂赣三省和长江中下游的社会经济政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那么，正是由于这个大型近代企业的开办和存在而使湘粤大道（湘江沿岸和粤汉铁路沿线）联为一体，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矛盾最尖锐也最典型、革命和反革命之间争斗最激烈的地区，并最终成为了湘鄂赣三省革命发展的枢纽。这些条件，决定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在全国革命运动中一直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其历史发展呈现出典型的近代中国特色。也正因为有了这些特色，安源才被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策源地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策源地，被誉为“中国的小莫斯科”。
第一个访谈（1）
参观完这些建筑，已经是下午5时多了，我们这才想到应该找一个住的地方。可在安源镇除了有一家私人开设的小旅馆外，就只有安源煤矿开办的招待所。我们在两位矿工子弟何柯（男，17岁）和肖珂（女，15岁）的带领下，找到了坐落在安源街尽头的安源煤矿招待所，以每人每天30元的价格住进了招待所212房间。
安源煤矿招待所是一栋3层楼的房子，房子外面由于蒙上了一层黑黑的灰尘，显得很旧。从房子里面来看，大约是20世纪80年代的建筑。招待所的房间比较大，地面有一层很厚的黑灰，看起来很久没有人居住了。房间里的摆设比较简陋，一对旧沙发、一部不会摆头但声音特别响的电风扇、一台老式电视机、两张床就是全部设施。特别是床铺上的被子已经破烂，那露出多处黑黄棉花的被面上还有许多血迹。我和王立成因长期在农村搞社会调查，对这样的住宿条件早已习以为常，只是感到30元的房费有点贵。
住下来之后，为感谢何柯和肖珂的带路，我在安源镇街头的小吃店请他们俩吃饭。在吃饭时，何柯问我们到安源来干什么。我告诉他，这次来安源主要是想作些社会调查，了解一些工人阶级的生活情况。何柯为了表示友好，很豪气地说：“这个事好办，你们找我叔叔就可以了，我叔叔就是安源煤矿的工人，人也特别好。”于是我就请他帮助我们联系。
晚上8时，何柯陪他叔叔何建明来到我们住的房间。从外表看何建明就是一个精明的人。他不仅穿着整洁讲究，而且很善于观言辨色。他很巧妙地问了我们从哪儿来，到安源做什么，还时不时地用各种话题来证实我们所讲的是否属实。差不多经过了半小时的语言游戏，他才相信我们只是民间调查者。之后便开始了我在安源的第一个访谈。
第一个访谈（2）
安源曾像现在的深圳，是淘金的宝地
时间：2001年5月1日晚9时
地点：安源煤矿招待所212室
受访人：何建明，男，39岁，安源煤矿总务科工人［1］
我父母都是安源煤矿的工人。1982年10月，我从江西省煤炭技工学校毕业后就回到了安源煤矿工作，属于工人编制。在井下工作了6年，1989年到洗煤厂任宣传干事，1991年停薪留职到一个民营企业做销售，1992年受聘到“萍矿”下面的一个公司做采购，派驻九江。1999年回到安源矿总务科工作。已婚，妻子是安源砖厂的工人，孩子9岁。
安源啊，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在早期，也就是20世纪初期吧，这里可是一个淘金的地方。方圆数百里的人都到安源来打工赚钱。那时的安源就像现在的深圳，是人们心目中的一块宝地啊。据说，当年最多时有几万人在安源。你想一下，在这个山沟沟里有几万人生活和劳动，是什么样的情景呢！这么多人背井离乡到安源，无非是想在矿上干点活。说到底就是靠出卖劳动力赚点钱。那时的安源工人是些什么人，我没有调查，从一些宣传资料来看，大多是些破了产的人。我看也不一定完全是破了产的农民。就像现在许多人到深圳，也不一定是下了岗的职工，应该也有些不甘贫贱而富有冒险精神的农民。这些从农民转为工人的安源煤矿工人，来到安源后是舍得力气的，为资本家带来了利润，也造就了安源的发达和文明。
第一个访谈（3）
事实上，我们今天说的安源的文明不仅是物质上的，而且还是精神上的。这其中最主要的是安源工人团结起来反抗资本家这件事。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一讲安源，首先想到的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啊。我有时也在想，安源的矿工来自全国各地，为什么能组织起来反抗呢？后来我看了一些安源历史方面的书，才知道工人反抗的主要原因还是有人出面组织。这些人都是些知识分子，他们并不是安源工人，是共产党从城里派到这里来的。这些城里读书人就对工人们说，资本家赚得更多，本来工人可以多得点。在他们鼓动下，有些觉悟了的工人就同他们一道发动更多的工人。但这些所谓觉悟了的工人，实际上素质还是很低的。他们之所以能够响应城里来的知识分子的号召，主要是他们一方面感到这些知识分子说得有道理，包括自己在内的工人们的生活的确很苦；另一方面可能与他们那种敢于冒险的精神有关。因为在他们看来，反正是来打工的，闹一闹也没有什么关系，实在不行就回家种田去。因为，那时的工人就是到这里来做工的人，没有户口或编制。只要工头同意了，下井干活就是工人了。
现在的安源工人已不是原来的工人了。现在的工人是有许多要求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说是工人。在我们矿，现在就有干部、正式职工、合同制工人、农民工、临时工等等。农民工还可分为合同制工、轮换工、临时工。这些区分是很有意思的，实际上代表了不同的待遇。具体有些什么区分，我也没有研究过。但有许多东西是很明显的。比如，正式职工起码有下岗一说，农民工就没有这种讲法。农民工是典型的临时工，不做事就没有钱。而干部与工人的区别就更简单了：干部有特权，可以腐败，工人就没有，能否腐败是区别工人与干部的关键啊。
现在我们这些安源工人日子并不好过。最主要的还不是工资不高，我们最担心的问题是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安源煤矿这种资源性产业，开采完了，就什么也没有了。可现在这么多人都是靠这点煤生活的，如果有一天煤没有了，这么多人怎么办？在没有改革前，大家认为反正天下是共产党的，饭总要给我们吃。现在改革了，许多工人发现，问题已不是那么简单了。有些单位不行了，工人也就没有人管。我们安源那些镇办企业就是这样，企业破产了，工人就什么也没有了。
第一个访谈（4）
现在的安源已不是一块淘金的地方了。这个地方虽然为国家作出过许多贡献，现在却被遗忘了。我们这些安源人看不到什么前途，有一种等死的感觉。何建明特别提醒我们，在安源作社会调查，有两个问题要特别注意：其一，安源是一个很讲政治的地方，最好要有正式身份或以组织介绍的方式进入，不然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其二，这个地方的一些老工人，特别喜欢讲，也敢讲，可以多同他们聊，但不要全听他们的，因为这些老工人文化素质比较低，改革后有失落感。他同时提供了安源老工人经常去的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展览大楼前的大坪，每天早上有许多老工人会在那里一边运动一边聊天；另一个是安源镇入口处的那个小花坛，每天下午4时后会有许多老工人在那里聊天。
晚11时，何建明离开招待所。但他走时，反复强调我们之间是属于聊天式的谈话，希望这些别给他带来什么麻烦。
安源人心中的安源（1）
根据何建明的提示，第二天早上6时，我与王立成起床后即前往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因为是早上，只需要5毛钱就可以进入纪念馆大院。拾级登上了大坪处，这里已有许多老工人在晨练。
像安源这样的小镇，准确地说，只能算是一个矿区，是没有公园的。特别作为一个煤矿区，这里的环境污染很严重，人们基本没有什么活动场所。而这个位于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门前的大坪由于处于半山腰上，空气相对要清新一些，并且它的占地面积大约有两个篮球场大，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了安源人最重要的活动场所。我们来时，已有70多个各种年龄和性别的人，正跟着录音机的乐曲很协调地做着操。这样的情景我们在大城市的公园里已习以为常了，但我总感到眼前这些从黑黑的房子里走出来的人身上有些特别的东西。我久久地凝视着他们，努力地寻找着。突然，我明白了，因为此刻他们的脸上写满了对生活，不，准确地说是对生命的渴望。也许，正是这种对未来生活的希望，使他们能够走过这100多年艰难的岁月。这100多年的每一个早晨，对他们来说，都会是一个对生活或者生命的新的期盼。我从他们十分协调的动作中，看到了这种追求的力量。
我同一位在树下打拳的老人聊了起来。他告诉我，他姓郑，今年快70岁了，是安源煤矿的退休工人，现在儿子和女儿都在安源煤矿工作。当我问及现在安源工人的生活状况时，他就警觉了起来。看了我好久后才说：“你们外地来旅游的，少管一些闲事。现在这个社会很复杂，到一个地方要多看好的，不要问那些让人不高兴的事。安源这个地方虽小，可是这里的人都是见过世面的。当年在延安，如果有军人在篮球场打篮球，你去一问，十有八九是安源的工人。”这时，又有一位老人走了过来，他就说：“你要问安源现在如何了，问他就是了，他原来是安源镇的干部，现在他们家是安源的首富。”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说的“安源首富”实际上是位很平易近人的老人。他听说我们是来搞社会调查的，就像许多常见的领导干部一样，伸出手来同我们握手，说了一些欢迎之类的话。他告诉我，他是镇里面的退休干部，有两儿两女，大儿子在市交警队工作，并在安源街上开了一家全镇最豪华的酒家，二女儿也在安源街开了一家酒店，生意都不错。当我提出访问他时，他答应了，并说：“我不像安源煤矿里的那些老家伙，他们有的人子女还在矿里面做事，什么话也不敢讲，怕得罪安源煤矿的领导。实际上现在言论自由了，我的子女又不在安源煤矿，他们是合法经营，我讲什么也不会影响他们的。”
安源人心中的安源（2）
安源不应该被遗忘
时间：2001年5月2日早上6时50分
地点：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前大坪处
受访人：刘奇虎，男，63岁，安源镇政府退休干部
安源这个地方成名已经有100多年了。在安源煤矿早期，湖南、湖北和广东人都到这里来采矿发财，光采矿的就有一万多人，有时还有两万多人。人来得多了，又有人投资，开出的煤又能换成钱，所以这里就发展得很快，由一个小村庄发展成了一个城镇。可以说，当年所建的盛公祠应该是当时方圆数百里最好的房子。这实际上成了安源兴旺发达的标志。解放后，安源也有过黄金时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过好日子。在政治上，安源由于曾经为共产党打天下作过很大的贡献，许多从安源出去的人或到安源从事过革命的人都做了大官，安源也就成为了共产党的革命圣地。为了纪念这些人，国家就投了许多钱，在安源修了一些建筑，其中现在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就是当时的产物。“文化大革命”时期，安源的名气就更大了，许多人串联到安源来看毛主席如何发动安源工人罢工，安源人出去也感到特光荣，有一种政治优越感。在经济上，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发展工业，因此，煤炭行业也就成了国家的宝贝。特别是像安源这样的大矿，国家更是舍得花钱投资。安源煤矿作为国家的大型煤矿发展得很快，工人们的各方面待遇都比较好，争着来这儿做工人的也特多。为配合安源煤矿多出煤，地方政府也投资办了一些矿或为矿上服务的附属工厂。安源在经济上也很像个样子。改革开放后，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安源政治上的光环没有了，纪念馆虽然开着，可没有人来“朝圣”了。就像不灵的庙一样，没有人来“烧香拜佛”了。到后来，
随着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发生了变化，安源煤矿的经济效益不行了，一些镇办企业就更不用说，安源人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有一种被遗忘的感觉。
安源人心中的安源（3）
这几年安源想打旅游牌，于是请了一些专家来论证和规划，要搞旅游区。这个想法也许是对的，因为安源的煤总有一天要采完的。而安源曾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作出过的贡献是不应该被忘记的，因此要将安源的名气利用起来。可是搞旅游要有钱啊。专家做了规划后，市政府就要大家拆房子，现在按规划将原来的房子拆掉了，可没有钱建新的房子，搞得到处都是断墙烂瓦，整个安源像个垃圾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将这个旅游区建起来。而且，我还总怀疑到底有多少人愿意到这里来旅游。安源只是个革命的圣地，又不是风景名胜。特别是作为矿区，环境污染这么严重，空气里到处都是煤炭，有谁会愿意在这里待上几天？最多是来看一眼就开路。这样会对安源的经济有多少好处呢？
他指着对面山头的盛公祠对我说，你知道盛宣怀吗？没有他就没有安源的今天。对此，我是表示同意的。但今天的安源人是否知道，当年的盛宣怀是如何在地方势力手中抢夺萍乡煤炭资源的呢？
在许多研究成果中，盛宣怀被称为中国官僚资本家的样本，也有人将其称之为买办资本家的典型。美国学者费维恺在《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China’sEarlyIndustrialization：ShengHsuan-huai1844-1916andMandarinEnterprise）这部专著中，以盛宣怀创办的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华盛纺织厂、中国通商银行四家官督商办企业为主线，详细地阐述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经济成就和阻碍、人事和政策、社会和制度等问题，具体剖析了这个时期中国近代企业从官办到官商督办并向商办的发展过程。但这部著作对盛宣怀创办安源煤矿的历史过程涉及得很少。事实上，创办安源煤矿是盛宣怀晚年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也是洋务派后期最重要的经济成果之一。
安源人心中的安源（4）
据史载，生于1844年的盛宣怀是江苏武进人，祖上世代为官。1870年，投入督师入陕围剿回民义军的李鸿章麾下，任行营内文案兼营务处会办、陕甘后路粮台会办等职。不久，即随李鸿章从事洋务运动。1872年，建议设立上海轮船招商局，后任会办。1875年，奉调督办湖北煤铁矿务。1879年11月，署天津河间兵备道。1881年，一度因招商局营私舞弊案而被迫离开招商局改任津沪陆线电报局总办。1884年，署天津海关道。因招商局亏本严重，李鸿章重新招盛宣怀回招商局，整顿财务并升任招商局总办。1886年后，在李鸿章的保荐下，盛宣怀还担任了山东登莱兵备道等多项官职。1894年，在上海整理被大火焚烧的机器织布局，设立华盛纺织总局，任督办。甲午战争后，李鸿章被撤销直隶总督之职，盛宣怀改投湖广总督张之洞，接办汉阳铁厂。
汉阳铁厂是与安源煤矿密切联系的中国第一个近代化钢铁厂。从其发展历程来看，它的创建是典型的中国官僚经济之产物。1889年，身为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为创办近代重工业“以保中国”，“向清廷奏请开办广东铁厂”，尽管此时，“煤在何处，铁在何处，固未遑计及之”，张之洞还是电令出使英国的刘瑞芬和薛福成代购炼钢炉座。可1890年炉座等设备运回中国时，张之洞又调任湖广总督。因继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对办铁厂并不感兴趣，张之洞只得将设备运到湖北。恰好此前在湖北大冶发现了铁矿，于是张之洞又向朝廷奏请在汉阳大别山山麓创办“湖北铁厂”。到1893年全部完工，投资500余万两，规模宏大，大小共有10个分厂，被称为东亚之冠。可到1894年5月炼钢正式投产时，燃料问题还没有解决。为此张之洞只得向英、比、德、日等国及河北开平煤矿购置焦炭。由于当时“外洋焦炭自运，每吨十七八两，沪买每吨二十余两”，河北“开平一号块焦，每吨正价连杂费、麻袋、制工、水脚，需银十六七两，道远价昂，且不能随时运济”汉阳，铁厂炼炉时开时闭，无法维持。张之洞只得派人四处勘煤，先后尝试湖北大冶王三石、江夏马鞍山等煤矿均告失败。
安源人心中的安源（5）
1892年9月，张之洞派欧阳柄荣赴萍乡设煤务局，收买土煤井油煤，运往汉阳铁厂，与马鞍山的煤炭分别试炼焦炭。几经周折，始用萍煤自炼焦炭，获得成功。“自炼萍乡焦炭每吨九两”银，远比购洋焦和开平焦便宜，于是购买萍煤日增。1895年，萍煤运往马鞍山炼焦数量逐增，次年“全仗萍焦接济”。但由于当时萍乡主要还是小窿土井，煤矿规模甚小，不能保证汉阳铁厂的正常需要，铁厂时开时闭，一直未能炼出合用的钢铁，被清政府责之为“经营数年，未著成效”，而不与筹措资金，使汉阳铁厂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便向清政府推举盛宣怀招商承办，经清廷批准，汉阳铁厂就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1896年5月，盛宣怀接办铁厂，除着手招商股，解决资金之外，并利用官府权力和资本优势与地方士绅及
私人资本展开了争夺萍乡矿产资源的斗争。
萍乡采煤历史久远，“最古者远在唐代”。但到南宋时期，萍乡的煤炭开采仍为地表浅层，仅用于烧烤食物和取暖。至明代，采煤由东向西移，在萍水河经过的湘东地区，出现土井较多。当时，用木船装运至湖南长沙，远销湖北武汉等地。到清代，萍乡煤炭开采，不仅有一定规模，而且已进入加工利用阶段。到了1740年（乾隆五年），清政府下令全国解除煤禁，提倡普遍开发煤矿。江西历史上第一次由官方组织的煤炭普查后，江西巡抚岳浚在向朝廷报告勘察结果称：据江西全省十三府详细勘察，有十府二十五县开采煤炭，均系民间自行开采。萍乡为二十五县之中。同治、光绪年间，国内工厂增多，对煤炭的需求量增大，萍乡地方的煤井也越来越多。光绪年间，形成高坑与安源、青山与湘东、上栗和赤山几个采煤地区，年产煤量20万吨左右。但当时主要是土法开采的商井，有的是山主自开，有的是商人向山主付纳租金，租山开业，打井挖窿。“为便于对外营业，这些商井均有牌号，如龙家冲的太和、安源的万盛、高坑的全利、紫家冲的复顺。有许多商井又往往联合成一较大的商号，更利于对外营业，如和茂福商号、同荣福商号、合和福商号等。这些商号，资金较雄厚，在社会上都有一定影响。
安源人心中的安源（6）
”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时，汉阳铁厂与萍乡煤商的关系是合约定购。其合作的主要对象是由原清廷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组织的“广泰福”商号。当时的“广泰福”号称“除收购其他煤井、焦厂产品外，又自开煤井多处，设焦炉数10座，订造了小火轮平底船多艘，组成了采煤、炼焦、运输一条龙经营”，但实际上“是由文、张、钟、彭几家控制的商井临时拼凑起来的，虽由文家出面承包，但对其余各家并无约束力。广泰福内有些煤井，将自产的煤炭炼焦销售给其他商号，不按合同供给汉阳铁厂”。这样，“所包焦炭未能按月解厂，欠焦甚多”，“致化铁炉停工两月，坐耗巨款”。 1896年9月，盛宣怀派汉阳铁厂的恽积勋陪德国矿师马克斯、赖伦前来萍乡勘探煤源。萍乡士绅纷纷向萍乡县令呈匿名书函，并张贴揭帖称：“近闻吾萍有人在湖北勾引洋人来萍，开取煤矿，且已与洋人私立合同包办10年，10年之外岂不更立合同？似此满而复更，更而复满，就煤炭一项而论，则吾萍之精华尽、元气伤矣”。萍乡县令顾家相只得以张之洞来为文廷式开脱，称：“此系张香师（张之洞）一番美意，如果有碍地方，断不勉强。况洋矿师仅止看视，不能久留，将来如何办法，全系委员与本县督同地方绅士妥议。”经过县府的强压和开导，萍乡本地士绅只得让德国矿师进入萍乡进行煤炭资源的勘察。经勘察，马克斯和赖伦分别估计萍乡东南煤炭储量为2亿与5亿吨。这无疑坚定了盛宣怀控制萍乡煤炭资源的决心。
1896年11月，盛宣怀怕广泰福等商号垄断萍乡煤炭资源，亦接受汉阳铁厂总办郑官应的建议，以广泰福商号不能履行合约按月供煤焦为由，委派莫吟舫、卢洪昶为全权代表在萍乡重新设立煤务局，并修改了原与广泰福签订的合约：规定上粟、王家源、紫家冲等地归汉阳铁厂自行购煤炼焦，高坑、安源等地出煤，彼此各半收购，“以了结官商争夺萍煤经营此案”。但事实上，这场官商争夺萍乡煤炭的较量才刚刚开始，在官僚大资本的挤压下，萍乡许多地方商号相继破产。到1897年夏秋间，“广泰福亏折过重，商力不支，将所置产业，如煤井、焦厂、轮驳各船，一切生财悉归并官局，所亏之款，由局认给，于是萍煤复归官局自行采运”。
安源人心中的安源（7）
盛宣怀在基本上控制了萍乡煤炭资源后，决定仿西法开发萍乡煤炭。在1898年3月22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一），盛宣怀以铁路总公司督办大臣名义颁发关防印信，文曰“萍乡等处煤矿总局关防”，简称为“萍乡煤矿”，又因矿址选在安源地方，所以又称为“安源煤矿”。盛宣怀自任督办，委张赞宸为总办，下设机矿、煤务、材料三个处，进行建矿事宜。4月19日，盛宣怀会同张之洞上奏清廷称：“再举萍乡煤矿，现筹大举开办”，“以鄂厂化铁炼轨，事虽商办，实国之大政，不得不先掷目前之巨本，以博将来可持之焦煤。唯中国商情，向多见小利而忘大局，诚恐萍煤运道开通，经营有绪，复有商人别立公司，纷树敌帜，多开小窿，抬价收买，以坏我重费成本之局，甚或勾引外人。”“拟请嗣后萍乡县境援照开平，不准另立煤矿公司。土窿采出之煤，应尽厂局照时价收买，不准先令他商争购”，“相
应请旨饬属申禁”。4月21日，清政府批准了盛宣怀、张之洞的会奏，同时核准张赞宸为萍乡煤矿总办，主持建矿，并要江西、湖南两省巡抚“转饬地方文武对萍乡煤矿妥为保护”。
有了朝廷的旨意，盛宣怀及萍乡等处煤矿总局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圈地活动”。他们以《开平成例》与《湖南矿务局奏定章程》的规定为行例，要求如开平煤矿一样，“遇有大矿用机器开采者，依脉十里内，无论何人之业，均不得另开窿口。其小矿用人力开采者，依脉三里内，无论何人之业，均不得另开窿口，均要指定一窿起算，不得游移。并禁止商人别立公司及多开小窿，抬价收买”，声称：“如有违禁私开，或将废井重复开采者，希冀扰乱矿章者，由地方严拿治罪。”矿务局在安源等地强行购买了1700余亩土地，开始建矿，禁开全裕等16处商井。而对在章程规定之外的商井，由矿局会同愿意投靠的士绅，组成“保合公庄”，所出焦炭，由矿局统一收购。到1903年7月，这些参加“保合公庄”的商号，终难以维持，只得请求归并矿局，最后矿局以20余万元的代价，“收并了天磁山”等32处井。9月又“收并商井”276口。到1906年7月，“矿务局共收并商井”321口，“界内已无一口私井”，矿界周长达到92.7165里，面积达504.506平方里。
安源人心中的安源（8）
1907年10月15日，盛宣怀亲临萍乡验矿，巡视各处，宣告历时10年的萍乡煤矿建成。总耗银676.8万两，生产能力达到日产原煤1300吨，日洗原煤3400吨，日产焦炭600吨，年产煤砖5万吨。建成后当年产煤40万吨，焦炭11.9万吨。萍乡煤矿的建成既解决了汉阳铁厂缺焦炭的难题，还有余煤沿铁路和水路销往沿江各省，远销日、英、美等国。从此，中国煤矿形成“北有开平，南有萍乡”的格局，而且萍乡煤矿后来居上，超过了开平煤矿规模，被誉为中国人自办的“第一之实业”、“东亚有数之大煤矿”。
然而，盛宣怀代表的资本集团与地方士绅之间因利益而产生的冲突，并没有因安源煤矿的创建而结束。事实上，安源煤矿发生的许多重大事情都与此矛盾有关。但无论如何，盛宣怀的努力对安源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
在我们交谈时，萍乡矿务局技术科有一位姓梁的的干部和安源煤矿供电所一位姓董的技术员参与了我们的聊天，他们为我们介绍了现在矿务局和安源煤矿的许多情况。
食堂里结交的朋友（1）
8时20分，我同王立成来到了安源煤矿矿工食堂。在我的想象中，像安源煤矿这样的大型企业，职工食堂应该是很大很热闹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从面积来看，安源煤矿的职工食堂有300平方米左右，但食堂比较破旧，四面墙壁和地面都是黑黑的。由于这些年食堂已经分别承包给了个人经营，所以原来的大食堂已分割成了若干个小块。有的承包者用一些木料在大厅里围起10多平方米的空间，架上煤炉就开伙。因为正是早餐时间，食堂的马路旁还七零八落地摆着几个卖米饭的摊子。我们在一家摊子花4元钱买了两盒盒饭，饭菜质量还不错。问及为什么没有面食，据食堂工人讲，主要是工人们都喜欢吃米饭，而且吃面食容易饿。
这些路边饭摊没有桌椅供来此吃饭的人享用。我们同许多工人一样，蹲在路边，将菜盒放在地上吃了起来。在我旁边蹲着吃饭的是一个中年人，好像刚洗完澡，而且吃饭吃得很专心。我就同他打了个招呼。对于我的问候，他感到很惊讶，有点手足无措。经简单交谈，知道他是刚在井下上完夜班的工人。于是，我决定访问他。
工人与工人是有区别的
时间：2001年5月2日上午8时30分
地点：安源煤矿职工食堂前的路边
受访人：梁金星，男，39岁，安源煤矿采一区掘进工
食堂里结交的朋友（2）
我老家是江西省萍乡市上粟县。我24岁招工进了安源煤矿，在采一区做掘进工，在井下第一线已工作了15年，1993年转为了正式合同制工人。老婆和一对儿女还在农村老家。
自我从农村到矿里来做事，已有15年的时间了，也算一个老工人。特别是1993年我转为正式合同制工人后，我以为自己应该与矿里的其他工人没有什么区别了。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现在矿里的工人与工人是不同的，就算大家都是正式合同工，但在许多方面的待遇是不同的。这些区别如果要在理上说，还真说不上，只是大家都知道事实上是存在的。比如，一些矿工子弟，他们虽然也在矿上工作，也是合同制工人，但他们一般都不愿意下井干活，在他们看来，就要比我们这些农村里来的人高一等。只要有一些关系的，就会弄到井上来工作，就是下井也是做技术岗位。而井下最苦的活现在一般都是从农村招来的协议工或轮换工干的。像我们这些从协议工转为合同制工人的人，一般也得坚持在井下干。如果你提出来要换一个工种，人家会感到好笑，会说，你到这里本来就是来下井的，不然叫你来干什么？实际上，安源煤矿这些工人谁也不比谁高贵，大家都是从农村来的，只不过有些来得早一些，有些来得晚一些。当然，来得早的，关系就多一些。作为矿上的子弟，都在一个矿上长大，大家都熟悉，只要有人掌了权，肯定会关照那些小时候的同学、朋友啊，这也不用说的。而且，矿上子弟的文化水平一般都比从农村招来的协议工高些，做起事来也有板有眼的，特别是他们敢作敢为，什么也不怕。
食堂里结交的朋友（3）
改革开放前，我们那里的人都将做工人看成是件很光荣的事。我当年出来当工人，家里还摆酒请人吃饭呢。现在就不这样看了。特别是我们这些从农村出来的煤黑子，不仅在矿里让人看不起，就是再回到村里也神气不起来。因为大家都认为做矿工就是出苦力，是卖命的活，没有什么了不起。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我们虽然是工人了，可干的是工人中最下等的活，你如何叫人看得起呢。
我们这些从农村招来的合同工人，家一般都在农村，平时住在单身宿舍。大家在这儿都没有家，而且家属也不愿意来。我在矿上工作了15年，老婆总共只来过两次，而且都是吃完饭就走，因为根本没有条件留宿。我们也总感到自己在安源煤矿就像个过客一样，将来老了还是要退休回老家的。
为了证实自己所说的是实话，在梁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工人宿舍。这里每间房大约有12平方米，有三个工人居住。房间里只有几个小柜子，没有其他家具。很有意思的是，每间房子都张贴了许多女明星的照片，给这些略显冷清的房间增色不少。梁师傅看着我发现了这一点，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说：“我们这些炭黑子，也可看看这些年轻漂亮的女人解渴啊。”
宿舍门口的“站谈会”（1）
在宿舍门口，我们通过闲聊的方式，召集四位工人开了一个简单的“站谈会”。他们都是安源煤矿采一区的工人，他们在身份上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都是从农村来的。不过其中的一位已由协议工转为合同工，其他三位还是具有农民身份的协议工，也就是农民工。他们中一位叫叶明根的协议工的讲话很有意思，我重点记录了与他的谈话。
到安源来打工还需要送礼
时间：2001年5月2日下午1时20分
地点：安源煤矿采一区职工宿舍门口
受访人：叶明根，男，23岁，安源煤矿采一区采煤工
我们家就是萍乡近郊的，我有8个兄弟姐妹，但家里只有两亩多田地，真正称得上人多田少啊。如果守着这几亩田，不要说致富，就连吃饭也是问题。因此，我在16岁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到过广东。可是那边的活儿也不好找，最后还是借路费才回到了家里。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就求在安源煤矿做工的熟人，叫他介绍我到安源来工作。熟人就帮我送了一些礼，共花了1200多元钱。我是在1997年才招到安源煤矿来做协议工的。我们那里许多农民工都是靠熟人引荐来的，没有熟人关系，根本就没有办法进来。这就是为什么这里的工人有许多都是一个地方的人，而且都有点什么亲戚或同学之类的关系。
宿舍门口的“站谈会”（2）
我到安源煤矿后就做采煤工，在井下一干就是4年。说实话，在煤矿里做工很苦的。每天工作的时间说是8个小时，实际上从下井到最后下班回到宿舍，哪次没在10小时以上！每天在井下待着，不见天日，干的还是体力活，人是不好受，有时感到特别累。这里干活虽然苦，可总比没有事干要强多了。这四年来，我每年总的收入大约有1万元，除了花费可节余约2000元。这2000元对我们农村可有大用场了。实际上我们许多农村人到这里来做事，就是看中了这点活钱。因为，现在农村来活钱太难了，人多地少，农村本身没有什么事干，家里有许多事情又需要钱，而自己除了出卖苦力外，又没有什么本事，也就只有到这些通过力气赚钱的地方来做事。也有的人去私人开的小煤矿做工。在那些私人小矿打工，钱有时能多捞一点，可比在安源这种国有大矿做事要苦多了，而且还有一个安全问题，生命没有保障，有时还克扣工资。
我们这些协议工，实际上就是农民工，并不是真正的工人。我们在这里没有什么权利，只有老老实实做事。而且，我们都在井下干活，根本不可能到地面上干技术活。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你就是这种身份啊。讲实在话，我们也不知道将来如何办，我们当然希望能够真正成为安源人，能够在这里安家喽。可困难太多了，不仅要有钱，而且还要有户口之类的东西。我这几年拼命干活，就是想存些钱，将来在安源这个地方搞个小房子，讨个老婆安家。因为我们家乡的土地实在太少了，根本没有办法靠那点土地生活。
宿舍门口的“站谈会”（3）
我一直认为，中国现代社会的“农民工”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其中，“农民”是一种社会身份，这种社会身份在中国是按户籍确定的。“工”表明的是他们的职业，是说他们在从事非农业生产。当然，也有农民离乡背井来到异地农场仍然从事农业生产，但由于他们是以出卖劳动力为其基本特征，人们仍然称之为“农民工”。记得早几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对珠江三角洲的外来民工的调查表明，在劳动待遇方面，许多企业采用不规范的担保方式来防止农民工突然辞工，有收押金担保的，也有靠押身份证、暂住证、外出务工证来担保的。此外，近70％的农民工没有保存劳动合同，70.9％的农民工没有参加过技术培训。被调查的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为12.05小时，每年加班月数为6.9个月。在生活待遇方面，平均住房状况为每20平方米住12人，女工孕产费用可全部报销或部分报销的不到18％。此外，农民工的基本权益还经常被一些非法的中介劳务机构侵犯。
而且，我们从叶明根的个人经历和他自己的体验中可以认识到，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人口压力的问题。现在中国农村许多地方都是人多地少，大量的劳动力在寻找出卖的机会。这样的社会现实，就决定了中国的产业工人不可能像西方国家的工会那样，控制劳动力市场。一个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国度，除非建立了特殊的保护措施，否则那些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是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的。
走进安源的“三角地”（1）
下午3时45分，我们来到安源街头的小花坛。这个小花坛大约有半亩地大，呈三角形。中间有一个种了些花的小池子，花池四周堆了许多垃圾。花池靠街的那一面摆了几个地摊。面向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正门方向的那边，有几个小石条。在三角口有一个书报亭。这也是我在安源看到的唯一的书报亭。报亭的老板是位年轻的小伙子，待人很热情，我便通过买书报向老板打听到这里来聊天的工人的事情。他告诉我，只要是晴天，在春夏季大约下午4时就会有许多人到这里来聊天。主要是安源的一些老工人，他们退休了没有事做，在家闷得很，于是便喜欢到这里来评论评论天下事，打发打发时间。果然，快到4时，就看到有人开始往这里聚集，到4时，差不多有40多人，以中老年人为主。有的坐在街边的石条上，有的站着，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聊得十分起劲。从各方传来的声音可以判断，他们谈的主要是国家、社会和矿上的事，不时还有人为美国的国际政策争吵起来。看着这些认真讨论着的人们，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很著名的地方，那就是北京大学的“三角地”。于是，我将这个不知名的、但在安源却很有名的公共场所，命名为安源的“三角地”。
开始，这些聊天的人对我们的到来并不在意，认为我们只不过是来游玩的过客。但当我们有意识参加到他们的聊天时，他们就警觉起来了。其中，有一个年龄大的走过来对我们进行了盘问。当得知我们是从外地来到这里，准备对安源工人状况进行研究时，好多人都围了过来，一下子我们就成了谈论的中心。
在同我们交谈的30多人中，我发现有一个中年工人很有影响力。因为，只要他一说话，其他人就不吵闹了。我想他也许是安源“三角地”的权威人物。如果我要是能得到这种人物的帮助，对我进入安源社区一定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于是，我对他发表的一些无关紧要的观点多有附和，这使他感到很有面子，心情大好。后来他“封”我做了“知识分子”，只要有人同他争论，他就说：“我不同你吵，我说得对不对，你可以去问问知识分子。”经过他几次这样的强调，我也很快“权威”了起来。当我提出要正式访问他时，他也就很高兴地答应了。
走进安源的“三角地”（2）
现在工人没有地位，还是包工头的天下
时间：2001年5月2日下午4时20分
地点：安源街心报亭路边“三角地”
受访人：柳本金，男，52岁，安源煤矿退休工人
我10多岁就开始在安源煤矿工作了。一直在井下当采煤工，后来做过班长。前两年被内退了。现在每月工资400多元。好在我的小孩都长大了，他们因为在安源找不到工作就跑去深圳打工。现在他们的工作还可以，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只是我老婆没有工作，而且有病。这样一来，我的这点工资就经常不够用，生活就感到有一些困难，只得靠子女接济一下。
我们这些工人很可怜的。在我们这样的工矿企业，工人是最没有地位的。原来吃大锅饭时，生活还有些保障，起码还有工做。干部对你再有意见，最多是将你的工种搞得差一点，没有过硬的理由，他无论如何也不敢把你开除的。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不是说要改革吗？这一改，有些干部的权力就大了，现在他们想叫谁下岗就叫谁下岗，理由都不用找……为了让工人听话、多做事，加强管理是对的，但你不能搞得工人一点权都没有啊。那些掌握了权力的人，完全可以按各种名目叫你下岗。你如果不想下岗，就得听干部的，有时还得请客送礼。不然，就只得回家抱孩子喽。这一点，我就是想不通。当年毛主席领导我们安源工人闹罢工时，就是为工人争权利啊……
走进安源的“三角地”（3）
还有更坏的，就是现在搞的改革将过去工人反对的包工头也合法化了。当年毛主席领导我们安源工人搞罢工，反对的就是包工头。现在可好呢，包工头合法了，只不过换了一个名字，叫承包。企业讲经济效益是对的，但总不能将工人的基本利益否定掉。现在一些工区搞承包，实际上只是少数几个人在掌权，而做工的没有权利，只有拼命干的份儿。这些掌权的人，花花肠子可多了，他们有好多克扣工人工资的办法。所以在安源煤矿，你不要看工资表，因为工资表与实发工资的差距是很大的。这些新包工头将自己的工资挂在有些老实的工人的工资表上，当这些老实的工人领了这些钱后，就得立即交给这些当官的。这是他们常用的手法，大家都知道，可是没有办法啊。因为他们有权、有钱，而且有政策。有时候有工人也告状，可他们就动用黑社会势力来对付这些敢告状的工人。
我们这些正式工都知道矿里的实际情况，所以都不愿意做一线采煤工。现在一线采煤工主要是农民工。包工头也喜欢用这些农民工，因为这些农民工刚从农村来，不了解情况，胆子也小，而且在矿上做事要比农村强一些。但我们这些正式工可不是那么好骗的，所以，他们就要我们下岗的下岗，内退的内退。我们也不想看着他们胡来，不想为他们当牛做马。要我们退，我们就退啊。总有一天我们会找他们算账的。现在还不是时候，时候不到啊，时候一到就会算总账的呢。
在柳本金讲这些话的时候，有许多老工人附和，都说事情就是这样，柳师傅讲得对，只是还不够。有一位据说有50年党龄的离休南下干部的言辞更为激烈。一说到现在的社会风气，他就非常气愤……许多人就说：“还是毛主席在的时候好，我们工人是老大哥。现在不行了，是‘下等人’了……”
地摊边的苦难（1）
地摊边的苦难
我在柳本金的陪同下，来到了距离“三角地”不远的地摊前。这个地摊小得可怜，只有几本小人书和一些旧资料。守摊的是一位中年人，个子比较高，脸黄黄的，穿着一件破旧的工作服。他对我们的到来没有什么反应，还是冷冷地闭着眼休息。
柳本金见状，推了他一把说：“你这个建安，好大的派头啊，我的朋友来了也不招呼一声。”守摊人这才动了一下，有点生气地说：“我现在还有什么派头呢？你们国营大型企业的职工退休了有工资，下岗了有救济款，起码有饭吃，还在那里骂娘，我们这些镇属工厂的工人下岗了，却什么也没有。我现在连饭都没得吃啊。”尽管他一脸的不高兴，但当我提出访问他时，他还是同意了。
我们也是工人，可下岗后什么都没有
时间：2001年5月2日下午6时
地点：安源街头“三角地”西侧地摊
受访人：刘建安，男，46岁，安源镇轻工机械厂下岗工人
地摊边的苦难（2）
现在这个社会是说不得啊。我们原来也算是个工人，在镇属工厂工作了这么多年。现在厂子让领导搞垮了，我们也就只有下岗这条路。现在都说下岗工人苦，可是在下岗工人中我们这些镇属工厂的工人是最苦的。因为像安源煤矿这样的国营大型企业的职工下岗后，还有生活救济款，不管多少，总还有点儿。而像我们这样的工厂，下岗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这些镇属企业下岗的职工为什么没有人管呢？人家说我们是集体企业，国家没有得到过好处，所以现在国家也就不管了。我总在想，这个“集体企业”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企业。当年红火时，镇政府就将它看成是块肥肉，管钱、管物和管人。今天派这个来当厂长，明天派那个来当书记。说这是镇里的工厂，镇里有权管理好。现在这些人将工厂搞垮了，因为他们是干部，调走的调走，调不走的就将厂里的厂房或土地卖掉吃喝。而我们这些做工的却什么权也没有。叫你下岗，你就得下岗。下岗可以，你政府就应该管起我们来。因为工厂好的时候，你有权管，现在工厂不好了，你就有义务管我们这些工人的死活啊。可是现在没有人管了，我们当年的工也就算白做了。我们当年工作时的工资多低啊。假若原来工厂的领导是我们自己选的，或者工厂的决策是我们工人“集体”一起做的，工厂垮了我们这些工人自己有责任，自己来承担这种破产或失业的后果也说得上理。我们原来只有打工卖命，是你镇政府派人来管的，现在你镇政府就得承担这个责任。起码也得将我们这几十年因低工资而造成的损失补回来……
我现在一家三口全靠这个地摊过日子。安源这个地方就这么点人，我一天买卖也就是那么几块钱。有时饭都吃不上。真不知道将来的日子如何过。
地摊边的苦难（3）
说着说着，刘建安的眼睛就红了起来。我从他那愤怒和无奈的声音中体了这些下岗工人生存的艰辛。对他们来说，现在不是富不富的问题，而是最基本的生活得不到保障的问题，是吃饭穿衣的问题。但为什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将他们这些生活在小城镇的下岗职工拒之门外呢？无论是有意的忘记还是无意的遗漏，我认为都是一种罪恶。
随着夜幕的来临，许多工人离开了“三角地”。像刘建安这样的摊主们也收拾着无人问津的货物，准备回家。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踏着安源街上的黑灰，在安源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了几个来回。
当我们在街头的地摊上吃完晚饭回到招待所时，已过9时。我拿出笔记本电脑，刚准备整理和记录这一天的访谈及感受时，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位身份不明的男子不知用什么办法闯进了我们锁住的房间，他对我和王立成审视了许久后，说了声“走错了”，便离开了。
随后我同王立成分析了各种情况，考虑得最多的可能是由于我们没有正式的身份，就这样大规模地在工人中活动，已触动了现行社会体制的那根最敏感的神经。因为安源太小了，两个陌生人的到来，很容易引起他人的注意。但是什么人开始注意我们了呢？
而我们如何才能获得正式身份呢？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到了我们这里却变得非常复杂。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钟情于“边缘化生存”，虽然正在申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后，可还没有得到正式的入站通知，肯定无法获取让“有关部门”认可的身份。而王立成尽管是湘潭市总工会研究室主任，可是安源属于江西萍乡管辖，到这里来从事调查也属于一种“越界”行为。而在安源，我们又没有可资利用的社会关系。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街头访谈获取一些感性资料，但也很容易让人对我们的研究动机产生怀疑。尽管我们坚信这样的研究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的，我们的人身安全会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我们也担心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有可能断送这项研究，起码会增加我们开展这项研究的难度。
地摊边的苦难（4）
根据这些情况，我提出了下面几个方案：
其一，努力寻找可资利用的社会关系，争取以正式身份进入安源这一难得的研究样本。这种可资利用的社会关系，可以是同学或同乡。最好是争取政府有关部门的关照。
其二，如果的确没有什么可资利用的社会关系，我准备在安源街上租或者买一间房子，在这里开一个茶馆之类的店铺，将自己变成安源人，然后再进行调查。
其三，在实施上述方案的同时，为防万一，到湖南利用我们的人际关系另外物色一两家厂矿进行研究。无论如何要将工人问题研究进行到底。
王立成同意了我的意见。但他坚持，为安全计起见，我们明天必须先离开安源镇。
5月3日早上7时，我和王立成就退掉住房，准备离开安源镇。说心里话，这样离开安源，我感到很不甘心。于是，我来到了坐落在安源工人俱乐部旁边的一家商品房开发商的售楼处，打听了一下房子的价格。从中得知，安源镇的商品房价格最贵的是430元/平方米，五楼是380元/平方米，一楼门面房大约1200元/平方米。我算了一下，如果在一楼买一间门面房，大约需要2万元，加上开茶馆的设备大约需要3万元，这样还可以获得安源户口。如果不买，租一间同样的房，每月租金大约需要300元，一次性押金需要3600元，开一间茶馆大约需要
1万元。这样看来，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是可以实施第二方案的。
……
地摊边的苦难（5）
经过这一系列的调查和研究，尽管我们可以利用其他一些厂矿研究中国工人阶级问题，但我还是认为，安源应该是最好的研究样本。这在于安源煤矿这个研究样本不仅具有类型学的意义，而且还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如果说安源因其所具有的独特资源而成为了中国近代工业最耀眼的明珠和缩影的话，那么安源工人阶级的产生、战斗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全部历史和现状的缩影。具体来说：
其一，安源煤矿具有100多年的历史，曾经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企业，见证了中国工业化的全过程。特别是安源作为一个资源性企业，其产生和兴衰的历史过程与中国早期工业从“资源性”发展的历史史实是相一致的。
其二，安源煤矿曾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壮大作出过重大贡献，安源路矿工人的罢工是有重大影响的历史性事件。
其三，安源镇是依托安源煤矿发展起来的一个具有行政区划意义的社区。在这里，有国家管理者、市民和工人；有国营企业的工人，也有镇办企业的工人，还有个体企业的工人。这种社区性结构大体可以体现全国的情况。
其四，安源煤矿是最能体现中国工人分层的地方。在这里不仅有企业干部、正式工、固定合同工，还有农民协议工、临时工等。不仅有在岗工人，还有下岗工人。这种多样性，是许多企业不具备的。
其五，安源出于其历史地位，相对于许多厂矿来说，历史资料要齐全一些。许多珍贵的文本资料将为我们解开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之谜。
正因为如此，我坚信，安源珍藏了解读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和中国工人阶级命运的密码！而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我如何才能有合法的身份进入这个已经非常政治化和敏感的社会。于是，我决定回武汉去寻找可利用的社会关系资源。
地摊边的苦难（6）
在我向徐勇教授提出这些要求后，他认为，进入安源这样的工矿社区有一个体制内的正式身份会比较好。因为工矿的社区性生活较为集中，工人们相互之间都认识，特别是安源本身所具有的政治背景和政治符号意义，就更会使他们对“外来者”有所警戒。为此，他提出我可以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的身份进行社会调查。因为徐勇教授是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主任，而这个中心又是教育部重点人文科学研究基地，他可以聘请我为兼职研究人员。徐勇教授还建议我以调查农民工为课题，这样既符合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方向，又不易引起矿区的过分关注。
由于有了徐勇教授的支持，我很顺利地得到了一张华中师范大学专为教师和学生从事社会调查印制的介绍信。在我离开武汉之前，意外得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2000级博士研究生曾耀农的表弟就是安源煤矿医院的院长段先豪，在安源煤矿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曾耀农表示，可以叫他表弟帮助我。这些就是我进入安源的全部社会资源了。
2001年6月7日上午10时，我再一次从湖南衡阳登上1380次列车，前往萍乡。虽然还是没有座位的站票，但这次比“五一”那次幸运，我只站到衡山站，就有了座位。下了火车，我赶到公共汽车站再一次走进了安源，再一次住进了安源煤矿招待所，房间则是209室。
根据上次的经验，这一次我决定先与矿里联系后再进行调查。但因为是星期天，找不到曾耀农的表弟段先豪院长，所以决定先到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去了解历史上安源工人的来源和构成情况。买票进入纪念馆，来到展览厅的小卖部。上次接待过我的那位资料员段志英不在，另一名叫杜志兰的资料员在小卖部值班。她向我介绍说，到纪念馆查资料除要有介绍信外，最好还有文物或市委的人打招呼。她还特别强调，由于这些年安源的地位有所下降，来参观的人减少了，馆里又没有更多的经费来源，所以查资料是要收费的。一般每卷需收费10元。我给她看了我的介绍信，她见是华中师范大学的，便说这样的介绍信很难看到很重要的材料，因为武汉的学校与这里好像没有太多的直接关系。但她为了不使我失望，让我星期一上班后再去看一下，也许出钱能看到一些资料。她接着说，你要了解安源工人的来源和构成情况，展览厅里就有。于是，我便再一次走进了展览大厅。
……
下岗再就业中心的感叹（1）
下岗再就业中心的感叹
6月8日早上一上班，我就给段先豪院长打了电话。他听我说明情况后，感到有一些意外，但还是很礼貌地表示愿意帮助我。只是他正要到萍乡市去开会，叫我先与安源煤矿党办孙正风主任联系，并将孙主任的电话告诉了我。
我按照他提供的电话，给孙主任打了电话，并依照孙主任指引的路线，来到安源煤矿办公楼2楼的党委办公室，见到了孙正风主任。孙主任40多岁，穿着朴素但很整洁。待我介绍完毕，他就很热情地告诉我，已经接到了段先豪院长的电话，对我到安源煤矿来进行调查研究表示欢迎。接着，他很详细地询问了我的调查计划。
我对他说，我这次来安源调查，主要想搞清楚安源工人的生活状况，其中当然包括安源工人的历史状况。调查的方法是实证研究，主要是对工人进行访谈和查阅有关历史和现实档案。根据我的调查计划，孙主任建议我先从劳资科开始。因他有事稍后需外出，因此在给了我一些资料后，就叫团委书记肖磊具体负责同有关科室联系。
在肖磊的陪同下，我们一起来到劳资科。但肖磊一提出调查农民工的问题，劳资科的几个女同志就表现得很紧张，说调查这个问题要等科长回来才能表态。他们的这种态度，搞得肖磊有点不好意思。我见此情况，就叫肖磊先回办公室忙去我等科长就是。
肖磊走后，我就同劳资科的人天南海北地聊起天来。其中有一个比较年轻的，可能感到让我久等过意不去，便让我跟她到安源煤矿再就业服务中心去，她可以给我看安源目前下岗职工的有关数据。于是，我就跟她到了再就业服务中心，并正式访问了她。
下岗再就业中心的感叹（2）
现在感到生活压力特别大
时间：2001年6月8日上午11时
地点：安源煤矿再就业服务中心
受访人：钟小琳，女，30岁，安源煤矿再就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我1996年参加工作，参加工作后一直都在安源矿。我老公也是安源矿的工人，现在下岗了，我们有一个两岁的小孩。
我们这些工人，现在感到生活压力特别大，这种压力主要是经济上的。像我这样的工人，生活水平的确是比较低的。比如我2001年4月工资情况是，工资表上工资：标准工资461元（其中岗位标准工资129元、技能标准工资332元）、地面费25元、公休5元；实发工资：技能工资411.68元、矿龄津贴6元、副食品津贴13元、洗理费9元、晚班津贴10.50元，总共450.18元；但扣除电费7元、养老保险20.30元、医疗保险6元、人寿保险金7元、住房公积金15元、矿票即消费合作社的消费票20元、补医疗保险4.5元，这个月最后得到的工资是370.35元。加上我老公下岗的100多元，全家一个月的基本收入不到500元，人均也就100多元。安源这个地方的生活水平虽然低，可是这点钱还是只够最基本的生活费。如果家里有点什么事，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现在就是到双方家里看老人也没有钱，搞得很没有面子。
就是现在这样的情况，我们还是知足了。最怕的是如果将来矿上垮了，这点钱都没有，那就更不好办了。在安源这个小地方，要找到一份工作是很困难的。就是摆地摊也不容易，因为，都是一个矿上的，没有人有钱买东西，生意也就没有办法做。下岗了，基本上就只能在家里待着。
下岗再就业中心的感叹（3）
我们这些女职工的压力又要比男职工大。我现在在安源煤矿再就业服务中心工作，经常看见一些下岗职工家里闹意见。有的男人下岗了，没有事做，就在家里打老婆，甚至闹离婚。家里没有钱，大家的心情也就好不到哪里去。再说，我们这里是矿山，有许多岗位要男的不要女的，女人就业要比男人困难得多。
她说到这里就难过得流出了眼泪。等她平静下来，我提出了想看看安源煤矿下岗职工的情况。她根据我的要求，将安源煤矿再就业的各种数据表格都给了我，并许可我录入电脑和拍照。从安源煤矿再就业服务中心印制的《萍乡矿业集团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费发放表》可以看出：2001年4月安源煤矿共有下岗职工545名，其中固定工322人、合同工223人（合同工2001年7月到期）；代交社会保障费和扣除房、水、电等费用后，实发基本生活保障费83206.94元，人均152.67元；其中固定工人人均生活费为150.41元，合同工人人均生活费为155.93元；安源煤矿正式职工是4344人，职工下岗率为12.5%。
我国政府权威部门公布的数据称，1996-2000年，全国下岗职工的人数处于一个波动状况，在1000万左右。
有许多学者都质疑过这个数字。他们认为这个数字并不能真实反映我国工人失去工作岗位的情况，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是统计口径不一样……我就在安源煤矿证实了这一怀疑。我看到，在2001年2月的一份汇报总表中，属于下岗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人员是712人，其中固定工452人，合同工260人。钟女士对此解释说，这包括再就业服务中心的21名工作人员，还有一些是以其他名义挂在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他们虽然没有了工作岗位，但还没有正式进入下岗人员序列中，这些人员有146人。
下岗再就业中心的感叹（4）
如果将这部分算成是下岗人员的话，安源煤矿的下岗失业率为15.9%。从本质上看，下岗也是失业，其与失业人员所不同的是：登记失业人员的失业保障等费用由失业保险基金支付，而下岗职工的生活费用原则上仍由原企业支付，并且支付水平也因企业状况不同而有所不同。根据这种解释，中国有学者把登记失业人数和每年年末实有下岗人数二者相加起来，得到当年城镇实际失业人数的近似值，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实际失业率。
在我要离开时，钟女士问我，为何国家的有些规定表面上来看是好的，可实施起来却让许多人失去了就业机会呢。她举例说，1990年1月1日劳动部颁发了《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就明确规定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主要有：矿山井下作业；森林业伐木、归楞及流放作业；《体力劳动强度分级》标准中第Ⅳ段体力劳动强度的作业；建筑业脚手架的组装和拆除作业以及电力、电信行业的高处架线作业；连续负重（指每小时负重次数在6次以上）每次负重超过20公斤，间断负重每次负重超过25公斤的作业。可就是这些保护妇女的规定，却让许多女工失去了劳动岗位。在安源矿有些女职工家里实在困难，要求上岗，可地面上的工作岗位不能安排，她们要求下井，却由于有了这些规定，矿里面也就有理由拒绝她们。她评价说，这样的规定，对有些妇女来说并不一定是好事。这是我未曾想到过的。
求援武汉（1）
中午，到路边工人食堂买了一碗两元的盒饭。饭后，我来到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想查阅一些具体的历史资料。接待我的还是那位名叫杜志兰的女资料员。尽管我出示了介绍信，但还是被告知，纪念馆的许多历史资料尚未整理好，而且有的还是历史文物，需要有更高层次的介绍信才能看到。看样子，须寻找一定的关系才能看到。为此，我来到安源街上的网吧，给武汉的徐勇教授发了一封求援信。
徐老师：
您好！
我在安源。
其目的还是想搞清楚安源工人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我通过一些个案访谈和历史资料的分析，感到在近现代工业化过程中，中国工人与农民的联系具有很深层次的意义。比如，农民一进入近现代企业这一科层组织之后，就具有了工人阶级集体行动的一些特性，但他原有的中国传统社会（农耕社会）的许多习惯，在事实上还在制约着他们的行为。特别是，现代工矿的科层体制所要求的等级制又在事实上与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相一致。我想，这也许正是中国工业化艰难的原因所在。
但是，我们从中国工人历史发展（我大体上可以将他们分为3个阶段，主要依据他们与资本的关系——劳动与报酬、资产与决策）中能体会到中国工人阶级的艰难。从他们产生时起，他们与资本的联系就是劳动力的出卖。而到了现代，劳动力的出卖仍然是我们解释他们苦难的根据。然而，如果我们深究，在这种关系的背后又有了新的内容，这从现在工人的分层可以看出（在安源工人可以分为5类：固定工、正式合同工、临时合同工、轮换工、临时工）：这些不同层次的人，实际上与企业（资本运作体）发生着不同的关系。这种发现，也许是有意义的。
我通过关系，认识了安源煤矿党办主任和一些其他人，但关系不硬，有许多资料他们还是不让我看。我想，如果老师方便，能不能同江西省委政策研究室的肖唐镖先生联系一下，看他能不能帮我打一下招呼，这样可能就好一点。如果有可能就请肖老师帮忙打一个电话，就说华中师大科社所有人在安源搞社会调查。
此致
敬礼！
于建嵘
6月8日
求援武汉（2）
晚7时，在工人食堂吃完饭回招待所。招待所停水，没有空调的房间闷热无比。四处是煤灰，我全身都是黑汗，呼吸都感到困难。偶然在床下看到一张已破的2001年5月31日《人民日报》，有文《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的政治课题》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人民内部有时出现某些矛盾激化的现象，随着改革的深化，一些改革措施难免会在相当广泛的方面，触及人民内部各个群体的利益，涉及各个地区、各个方面，涉及每一个人，由此就会使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之间形成扭结、碰撞、摩擦的复杂局面。这就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审时度势，头脑清醒，尽可能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此论甚有意思。问题是，如果那些既得利益者和权势阶层继续结合，而又没有什么组织和力量可以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的话，那些“消极因素”如何才能化解？
总平巷的牢骚（1）
6月9日早8时，我来到著名的安源煤矿总平巷。总平巷在安源煤矿建矿初期是工人上下班以及煤炭输出的总巷道，建筑呈牌坊形，用红砖砌成，井口上方塑有铁锤岩尖图案和“总平巷”三个大字。巷内分为东平巷和西平巷。现在总平巷只供输炭和输入采矿物资，工人们进出井已另建有通道。可当年这是进入矿井的必经之路。因此，为了便于矿警和工头监视工人，在巷口两侧，设有岗亭。而安源煤矿工人罢工时，总平巷则是一个重要的战场。1922年9月14日，安源工人就是从这里涌出来的，高呼罢工的口号，并在井口上方竖起了“罢工”的大旗，用煤桶堵住井口，与资本家展开了史无前例的罢工斗争。
在总平巷口我见到许多在维修铁路的工人。他们互相叫着各种外号，其中有位名叫唐增福的工人自称是“唐老鸭”。还有一名自称是“黑猫警长”。有一位自称是“山鸡”的特喜爱开玩笑，说自己的老婆到外打工去了，等过年时会开着桑塔纳回来。我问，打什么样的工这样赚钱。他有点不怀好意地看着“黑猫警长”说：“女人到外面打工，还能干什么呢？还不是开发自身的肉体资源。”他话还没有说完，“黑猫警长”就冲过来给了他一拳，并气愤地说：“你他妈的，敢骂老子，我老婆就是‘去卖肉了’，总比在家饿死好。”见此情境，大家赶忙过来劝架。这时，“唐老鸭”走到我身边，小声地对我说：“‘黑猫警长’一家四代矿工，他的老爷爷是当年罢工时的十代表之一，他家老婆最近出去打工后突然没有消息了，有人说在深圳‘卖肉’被警察扣住了。你说说，如果他家先人知道现在还需要自己的女人卖肉来养家糊口的话……”听此言，就像突闻惊雷，我的心一下被揪了起来。
总平巷的牢骚（2）
据了解，他们都是运输区的固定合同工，许多都是矿上的子弟，参加工作后大都能分到较好的工种。但我发现，他们并没有很努力地工作，总是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坐在地上闲聊。时不时有一貌似负责人的（也戴着矿灯，一身的机油）来叫他们工作，他们也是爱理不理的样子。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山鸡”气愤地说：“我们干得好坏没有什么关系，工资又不多一分。”我问他们现在工人的工资是如何发的。有一位年轻的解释说：“现在工资不是由国家确定的，改革开放嘛，工资标准和发放的形式当然也是要改的，现在工资主要由运输区核准，发多发少全由一些当官的说了算。”
他们看我很认真地记录他们说的话，也有了说话的兴趣。有一位工人对我说：“看你像个大知识分子，你知道工人是什么意思吗？”他们看到我很迷惑，都笑了起来。那个问我的工人很严肃地说：“我告诉你吧，原来李立三到安源说，‘工人’两个字放在一起，就是一个‘天’……‘工人’中的‘工’字，是说上下一堵，站在中间干活的。意思是说，那些被堵在这里干活的人，就是工人。”
在工人们的哈哈大笑中，问我话的工人却一点都没有笑。他仍然很认真地把我拉进总平巷口，并推着我在巷道里走了10多米，然后对我说：“你现在算下过井了，当年毛泽东到安源来发动工人运动时，就是从这里走进煤井的，也就走了几十米吧，在巷道里找了几个工人聊天……说将来革命成功了，如何如何……”
听此言，我感到愕然。
有话就说（1）
离总平巷口不到10米的地方是一排黑黑的房子，那里是安源煤矿运输调度站。这里有几位工人正坐在一张全是煤灰的长椅上聊天，我便站在旁边听。从他们聊天的内容来看，他们是司机班的。当他们了解到我是来安源搞社会调查的，就叫他们司机班的班长来接待我。这位班长30多岁，人却显得特别有主张。他将我上下打量一番，便问我是不是党员。我告诉他，我不是党员。他听后便说：“我就知道你不是党员……我也算是一位党员吧。入党这么多年了，可是作为一位工人党员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他的警惕性很高，看我在录音和作记录，忙说：“这些话，随便说说可以，你千万不要记，不然我什么都不说了。”可是，当我将录音机关了后，他也什么都不说了。这时过来了一位洗煤厂的工人。他看到这种情况，感到很不可理解，对那位高姓班长说：“现在什么年代了，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你的官已经小到只是一个班长了，有什么好怕。”那位姓高的班长就说：“你也是班长啊，你敢同他讲真话？”经他一激，这位洗煤厂矸选班的值班班长袁小强接受了我的访问。
干什么工种也靠关系
时间：2001年6月9日11时
地点：安源煤矿运输调度站外工人休息的长椅处
受访人：袁小强，男，35岁，洗煤厂矸选班的值班班长
我父亲50年代从湖南株洲市农村到安源煤矿上来工作，那时许多地方的工厂和矿山都到农村招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父亲就来了安源。这样，也就有了一批像我这样出生在安源、长在安源的人。我从江西技校毕业后，就进了安源矿。现在已经结婚了，妻子是一位农民，没有工作，就在安源街开了一间小店，生意还可以，比我每个月500来块钱的工资要高一些。
有话就说（2）
洗煤厂的工作环境对于安源工人来说，要比下井强一些，主要是工作在地面，环境要好一些，劳动强度没有那么大，工作的时间也比较有规律，工资也有保障，所以这里没有农民工，一般都是正式工人，许多是安源煤矿老工人的子弟。当然，这里的工种也不完全一样，因为分为矸选、水选、煤质、储运，机电、后勤很多部门，总共有300多人。具体到什么工种就要看关系了。在安源，大家有一句话：挖煤的不如运煤的，运煤的不如选煤的，选煤的不如卖煤的，卖煤的不如管人的。这不光说工种苦，而且还包括福利待遇。在井下挖煤，是最苦的，可钱肯定不如卖煤的多，卖煤又归管人的管，不叫你卖，你就没有煤可卖了。
讲到底是谁有权谁就是老大……企业里，谁有权就会有钱。谁有权大家就会听你的。以权和钱建立起来的关系是这个社会最主要的关系。改革开放以前的情况，我不太了解。听一些老工人讲，那时要比现在好多了，没有人敢像现在这样明目张胆地搞权钱交易。那时候的干部是干出来的。如果有谁完全靠关系去买官，工人是会起来反对他们的。他们就是再恨工人，也拿工人没有办法，因为工人有国家的政策保护，你没有过硬的理由是不敢开除和处分工人的。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有时候权钱交易都可以公开进行。工人再有意见也没有办法，不敢说啊。谁说了，就要谁下岗。而且还说这是改革啊。现在谁敢反对改革？……他们只要讨好上级领导就行了，完全可以不管工人的意见。我们这些没有关系和靠山的工人，就只有老老实实干，靠出卖苦力养家……
袁班长的话，对我震撼很大。的确，安源煤矿及许多国有企业在法律上属于国家，但是由谁代表着国家呢？如果说是由企业领导者，也许并不客观，虽然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工人的命运，但是他们自己的命运又是由他们的主管部门及其负责人决定的。而且，就工人来说，又是具有一定的等级的，那些具有特定身份的工人，也具有一定的特定利益。那些以农民身份来到这个矿山打工的人注定了是这个工矿企业里“最下等”的人。
等我们的谈话结束，已过12时。也许是思考太过沉重，或是天气原因，尽管没吃早饭，可我一点食欲也没有。在黑尘漫天之中，独自回到了约1公里外的招待所，回来时已是一身的黑汗。可招待所又是停水，电风扇吹的风还是那样的闷热。但不知什么时候，我却躺在只有大棉被的床上睡着了。到醒来，已是下午3时，急忙赶到街心，想见一下前期认识的老工人们。不想，我刚到那里，天一下就变了，倾盆大雨，全身淋了个透。老工人一个也没有见着。我只得顶着雨回招待所，在路上顿感饥饿，花2.5元买了一碗“康师傅方便面”，回来一吃，其味难以入口，想来是假货。
白领工人的想法（1）
考虑到长期在安源调查，招待所虽然不贵，但不是停电就是停水，我就想租一间房子安顿下来。经一位老工人指点，我来到安源煤矿机电科陈建勿家，他家就在矿区内，因最近建了一座“别墅式”的房子，原先的平房就闲置了。他表示可将原居住过的旧平房租给我长住。看了房子，感到是平房，怕不安全，所以最后还是放弃了。我感到他的生活状况较为特别，也许能代表一种类型，因此我向他提出访问一事。他尽管对我没有租他的房子感到失望，但他还是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访问。
单位是靠不住的
时间：2001年6月9日晚7时40分
地点：安源煤矿机电科陈建勿家
受访人：陈建勿，男，30岁，安源煤矿机电科技术员
我是大专毕业后来安源工作的。我的老婆也在安源电厂。岳母原是安源矿的老会计，现已退休，在安源镇开了一家饭店。我家的生活在安源这个地方应该算得上比较好的。因为，我现在住的是自己的房子，安源矿分给我的小平房已经不住了。实际上，在安源这个地方建一栋我家这样的房子要不了几个钱，但有房和没有房的感觉不一样。有了房子，自己总觉得有了一个安身的地方。我建房子的这些钱主要不是靠工资得来的，因为我们两口子的工资刚好糊口，没有多少结余。关键是我懂技术，可以帮人家干些活。安源没有多少企业，如果企业多一些，我在外面就可以多干一些，多赚些钱。
白领工人的想法（2）
这些年大家都已经看出来了，不能只靠单位了。有些工厂讲不行就不行了，一点办法都没有。工人根本得不到安置。在大城市下了岗，还可以再找事情做，讲什么再就业。在安源这样的山沟沟里，如果下岗了，生活水平就会直线下降，有时生计都会难以维持。现在安源这个地方名气大，国家和党要讲政治，所以我们还有饭吃，可是我们有时还是有些担心，如果有一天……一切按市场规律来办，我们这些资源性的企业，煤采完了，如何办呢？同属于萍矿的高坑矿不是说破产就破产了？你到那里去看一下，那里工人住的房子还是一些工棚。讲心里话，安源工人的政治饭还能吃多久，我们心中一点数都没有。现在的单位与原来的单位有很大的区别了，原来只要进了单位，生老病死就有了保障，现在单位什么都不管还不说，要你下岗就下岗，一点安全感也没有。现在单位是靠不住的了。这个道理虽然简单，可是现在还有好多人不明白。特别是一些老工人和没有活动能力的工人，他们一离开单位就找不到方向了。
应该说，他根据自身的体验得出的这一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对单位制，我国学者早就有了基本的结论，只是这些结论已在改革的过程中发生了重大变化。
……
在送我离开时，陈建勿反复地对我说：“由于现在单位靠不住，我们这些年轻工人，就总想自己在外多做一些事，为自己的将来多多准备。”实际上，他根本没有必要为自己的行为作任何解释，因为，作家韩少功早就用诗一般的语言为此类行为的合理性提供了辩护：
因为自觉贫困，因为自觉贫困深重，人们当然没有理由要安心本职工作及其工薪收入，没有理由不去业余走穴、投机宰客甚至贪污腐败，也当然没有理由要把自己的敬业、道义以及守法看得那么重要。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很多人本来不算太贫困的生活也贫困了，很多人足以让一般西方人也羡慕的优越生活条件也黯然失色了，贫困感像感冒一样到处流行。这种贫困感不但发生在真正的穷人那里，更多时候发生在不那么穷的人们那里——因为后者比前者更可能接触传媒，更有条件了解到刺激自己的超高消费动态，并为之愤愤不已。
大雨如注，借陈家雨伞回招待所。安源街到处是黑水，路灯又很暗，高一步低一步地回到招待所，已近11时。
因这一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电视里在放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活动。想起共产党与安源煤矿的联系，我不禁想：如果从国家的命运来看，共产党依靠工人和农民进行革命并夺取了政权，但中国的产业工人又从中获得了什么呢？
下岗失业工人的担忧（1）
6月10日是星期天，早上大雨，在房间整理资料。下午快1时，雨才停住。于是前往昨晚访问过的陈家，一是还伞，另一个是想了解一些下岗工人的家庭生活。
可能是雨过天晴的原因，安源街的许多人都走上了街头。安源街头有5张麻将桌，每一桌都围了好多人，大都是些年轻人，从他们面前摆着的一两元的人民币来看，他们是在赌钱，但是金额较小。
经打听，我来到安源电厂的家属房，访问安源煤矿福利科钟爱玲一家。钟女士的爱人张海清是萍乡矿务局电厂的，夫妻都已下岗。钟是1993年自己要求下岗的，张是1998年被单位要求下岗的。他们有两个孩子，大的已有24岁，现都在广东打工。他们家住的是两室一厅约50平方米的楼房，房间有化纤地毯（据其言地毯要比瓷砖便利），电视是国产老式18寸，家具也比较陈旧。夫妻俩待人非常热情。
看不到任何希望
时间：2001年6月10日下午2时10分
地点：安源煤矿电厂家属房张海清家
受访人：张海清，男，47岁，萍乡矿务局电厂下岗工人
下岗失业工人的担忧（2）
我的父母都是安源的老工人，爷爷也是本地的农民。我10多岁就到萍乡矿务局当工人，总认为矿务局的企业就是我的家，是我一生的依靠。可在1998年时，工厂领导通知说要我下岗，没有办法，我只得下岗，成了失业工人。
我这个年龄下岗后，很难办，可以说一点前途也没有。外出找不到工作，谁也不要你。在安源又没有事做，就是不讲什么体面，摆点地摊，也赚不到钱。就只有待在家里，一天天地过，等死。这也就算了，反正快50岁了，这一辈子也快过完了。可是孩子如何办啊？总不能也像我们这样。现在矿里是不安排小孩的了。而且矿上的子弟也不愿意下井，只有自谋出路。我家两个孩子，也没有读什么书，实在没有办法了，就跑到了广东打工。现在广东的经济情况也不是太好，不好找工作，有时找到一份工作，工资低不说，还不一定给你。我的两个孩子在广东也刚好只够养活自己，根本不要说有钱结余，前途更谈不上，只能说是过一天算一天。那么将来如何办？我们心里的确没有底。
看得出张海清是一个老实的人。他在同我说话时，不时看着其妻的眼色，有些话欲言又止。我从他那双眼睛中读出了一个男人因下岗而失去的自信。其妻则不同，快人快语的。她几次打断张的话，要求发表自己的“高见”。
下岗后要找到事做是很困难的（1）
时间：2001年6月10日下午4时30分
地点：安源煤矿电厂家属房张海清家
受访人：钟爱玲，女，44岁，安源煤矿福利科下岗工人
我父母也都是安源煤矿的老工人。我父亲在我3岁时因矿上的事故而去世，我在1975年抵父亲的职到矿里工作，刚开始时在井下开电遛子，1978年到了洗煤厂，1981年到了矿福利科主管档案。1993年我申请下岗，到山东给别人打工，搞房屋装饰。在那里也赚不到什么钱，现在回到了萍乡，准备自己干点什么，但是感到很困难。
安源的下岗工人每个月有169元生活费，实际上这点钱只够最基本的生活开销。像我们家两口子都下岗了，下岗生活费加起来是338元。我们的孩子现在在外打工，没有什么负担，还可以有口饭吃。房租水电费大约就花了70多元，一个月吃50斤大米，按每斤0.9元，也要45元。猪肉5元/斤，一个月吃上10斤就是50元，水果之类就不要想了。如果生点病，麻烦就大了。现在搞医疗保险，每个月给15元钱，用本子看病，一般小病自己买一点药。讲实话，这在我们安源来说算最好的了。安源好多企业工人下岗了，什么也没有，那才叫苦不堪言。我们实际上就是失业了啊。
工人下岗了，国家说可以第二次就业。可那谈何容易啊。现在做什么事都难，就是一些年轻有文化的都难以就业。何况我们这些下岗职工呢？我们这些人啊，现在年龄都四五十岁了，最宝贵的年华都在企业里为国家作贡献，一般都没有多少技术，文化水平也不高。原来都是单位和家两条线，很少到社会上走动，也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现在又有那么多人没有工作，像我们这些要技术没技术、要力气没有力气、要文化没有文化的下岗工人到哪里去找活路呢？
下岗后要找到事做是很困难的（2）
讲实话，现在有些改革措施肯定不是完全正确的。像这样对待我们这些为国家贡献了青春年华的老职工就不对。我们这些人完全还可以在企业里干些事，现在一句话就叫我们在家待着……这哪行啊！……这样的改革还是不要的好。这只是我们这些普通工人的看法，可那些当官的肯定不这样看。他们现在要钱有钱，要权有权，屁股下面坐着小轿车，怀里抱着小妖精，富得流油，舒服得很啊。最可恨的是，这些人得了便宜还硬气，说我们这些工人下岗了，生活是苦了，但是没有办法，改革嘛，就得牺牲部分人的利益啊。为何不能牺牲他们这些当官的利益呢？为何改革就必须牺牲我们这些工人的利益呢？
不说了，一说这些我就生气。真不知这个世道为何变成了这个样子。现在的一些企业领导，比当年资本家都坏……
全国总工会在1997年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被调查的下岗失业人员中有67.9％的人员下岗或失业后寻找过工作，其中有28.3％找到了工作，下岗失业再就业率（找到了工作的人数／下岗失业总人数×100％）为18.76％。许多下岗失业人员的情况与用人单位的要求不相符合。在寻找过工作但没找到工作的原因中，想去的单位不接收的占81.8％，自己不愿去的占18.2％。在填写想去的单位不接收的这部分人员中，女性、中年人或文化程度较低的人员均占有较高的比例。找到工作后因自己不愿去而失去再就业机会的人员在男性、老年人或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员中占有较高的比例，这部分人员中有32.1％的人表示没找过工作，没找工作的原因填写因为上岗条件差的占21.2％，同样是女性、中年人或文化程度较低的人员占有较高的比例。这些下岗工人，有26.2％靠家庭其他成员收入，25.35％靠原单位的下岗补助，15.2％靠打零工，9.10％从事个体经营，7.25％靠亲友接济，6％靠原有的储蓄，4.3％靠借债度日，1.7％靠领取社会保障救济金，依靠其他生活来源的占4.95％。这部分人员中的多数人，目前日常生活主要靠单位补助和亲友接济。下岗或失业人员家庭人均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79.2％，其中人均月收入在150元以下的占36.7％。对下岗失业职工的苦难，我有很深切的理解。因为这些年来，我有5位近亲也下岗失业了。他们的生活状况一直是我所担忧的。“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灵魂深处才能感悟到他们的苦难。”这是哪位诗人说过的呢？我不记得了。
矿医院（1）
6月11日早上，我决定到医院去拜访段先豪院长。一方面对他表示感谢，另一方面想请他再与矿里联系一下，是不是可以让我看看有关资料。矿医院离安源镇不远，过了铁路大约300米就到了。只是这几天下雨，路上全是煤泥。到医院院长室，没有见到段先豪院长，据说到武汉去了。于是我向院书记提出访问住院的病人。书记说，访问病人最好等院长回来再说，但他本人愿意接受我的访问。
反铁饭碗的因为自己拿了金饭碗
时间：2001年6月11日上午9时
地点：安源煤矿职工医院
受访人：李传新，男，42岁，安源煤矿职工医院党支部书记
我老家是湖南醴陵的。我父亲是安源工人，我出生在安源。我1975年招工进来，先在井下挖了3年煤，1983年担任安源煤矿团委书记，不久就提了干。前不久派到职工医院担任支部书记，算是正科级吧。家里的弟妹都因读书去了外面工作，只有我还在安源。
我们医院有100张床。医务工作人员呢，如果按工资表算有80人，这主要包括计生办、井下保健站，在医院的专业人员有50多人，是个非营利的科级单位。现在，矿里在搞医疗保险，这是与全国同步的。这次医改的基本要求就是，职工自己出一点，单位出一点。可我们这样的矿山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职业病的情况很严重，在我们这里主要是矽肺病。矽肺病在二级以上的有几十人，一级的就更多一些。得了这种病是很痛苦的，讲句不好听的话，真有点生不如死。因此，每次看着那些矽肺病人痛苦的样子，我心里也非常难受。根据政策，职业病看病不要钱，但特殊药要付钱。什么是特殊药呢？在我们这里像“先锋”这种普通的消炎药就算特殊的药了，工人就得交钱。为什么要这样呢？主要还是经费问题。我们医院的经费主要靠矿务局，矿务局每个月拨款13.3万元。这些钱不仅包括了医生的工资，还包括了添置设备的费用。如果要给这些得了职业病的人实施比较正规的治疗，这点钱就算全用上也远远不够。协议工没有转合同工之前，看病是要交钱。所以他们一般不在这里看病，有什么病自己买点药吃就算了，真正得了什么大病了，也只能回老家去。
矿医院（2）
对现在的医疗改革，许多工人有意见……现在虽说是不要铁饭碗，可是工人的基本生存保障还是需要铁饭碗的。有些工人讲，那些反铁饭碗的人，主要是自己拿到了金饭碗。讲句心里话，我的确也没有搞明白有些改革的意义到底何在，对工人有什么好处。我认为啊，任何改革，总得让人过好日子啊。现在的医疗改革，对工人的生活肯定有影响。但像我们医院这样级别的单位，也只能执行上面的规定。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只是作为矿工的后代，我当然会尽量想办法去照顾工人的利益。可是，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到他们，只能是要求我们的医务人员态度好一些，服务周到一点，业务和医技提高快一点。
他表示，自己是党务干部，对医院业务问题不是很了解。有关其他问题，要等院长回来后再说。虽然如此，我还是能理解他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医疗改革的担忧。
我国职工医疗制度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1994年4月国家体改委、财政部、劳动部、卫生部印发的《关于职工医疗制度改革的试点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现行医疗制度存在的一些缺陷日益突出，主要是：医疗费用由国家、企业包揽，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造成严重的浪费；缺乏合理的医疗经费筹措机制和稳定的医疗费用来源，部分企业经营发生困难时，职工甚至得不到应有的基本医疗保障；医疗保障的覆盖面窄，管理和服务的社会化程度低，不利于劳动力的流动和减轻企业的社会负担。因此，需要通过改革，建立社会统筹医疗基金与个人医疗账户相结合的社会保险制度。其主要的改革措施是：
（1）职工医疗保险费用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职工个人缴费，先从本人工资的1％起步，由用人单位从职工工资中代扣，今后随经济发展和工资增加逐步提高。
矿医院（3）
（2）建立社会统筹医疗基金和职工个人医疗账户相结合的制度。
（3）建立对职工个人的医疗费用制约机制，减少浪费。职工就医，必须出示由医疗保险机构统一制发的带本人照片的医疗卡，诊疗记录和处方必须有一份送达医疗保险机构。医疗费用首先从个人医疗账户支付；个人医疗账户不足支付时，先由职工自付。按年度计算，职工在个人医疗账户之外自付的医疗费，超过本人年工资收入的５％以上部分，由社会统筹医疗基金中支付，但个人仍要负担一定比例。
（4）加强对医疗单位的有效制约，改善医疗服务。
这份《意见》还特别提到对特殊人员及社会弱势人群的政策性照顾问题。其中就规定，低收入和家庭生活困难的职工由于医疗费用开支过多，而影响家庭基本生活时，由职工所在单位从福利费中提供补助。可问题是，许多职工所在单位正面临着破产，连职工基本的生活费都无法支付，又如何能给这些职工提供医疗补助呢？
劳动用工合同（1）
上午9时20分，我来到了安源煤矿劳资科，见到了劳资科的陈科长，在向其说明来意后，他对我的调查表示可以支持。然后他带我来到劳资科档案室，找到了一位叫张春联的女档案员。据了解，张春联的父母是湖南湘潭人，父亲是安源工人，现已退休回湖南老家了。她听说我老家也是湖南的，特别是不久前还到了她的老家湘潭易俗河，就特别热情，表示我想看什么资料都可以，也很乐意接受我的访问。
用工合同是不一样的
时间：2001年6月11日上午10时
地点：安源煤矿劳资科档案室
受访人：张春联，女，30岁，安源煤矿劳资科档案工
我是湖南湘潭人，1993年从江西技工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了安源煤矿工作，现在已经有8年工龄了。我爱人也是安源煤矿的工人，现在在总务科工作。
我们矿里的用工比较复杂。目前主要有全民制固定工、合同工、轮换工、农民协议工和临时工等五种。各种身份不同的人的劳动关系是不一样的，当然签的合同也就不一样。固定工和正式合同工都签合同（一），合同终止期为无固定期；合同工是10年或5年，到期以后再签。农民轮换工和农民协议工签合同（三），一年一签。全矿现有4700多名正式职工，还有500多名协议工。这些协议工主要在井下第一线。现在许多农民都不愿意来安源打工了。农民工的招工是由我们组织人员到江西一些比较穷的乡镇，说要招工了，然后就有人来报名，通过体检等手续我们就录用他们。农民协议工旷工或请长假，企业可以解除和他的劳动关系。
劳动用工合同（2）
现在我们矿有两种工资，一种是档案工资，另一种是效益工资。所谓档案工资，是指国家规定的工资，这些工资基本上是全国统一的。现在在安源煤矿，只有学校和医院拿档案工资。所谓效益工资，就是根据单位的效益来决定发多少工资。我们矿里所有经营的单位都拿效益工资。但国家干部和工人是有区别的。干部的工资系数要比工人高。近几年萍矿搞改革，我们矿里书记和矿长的工资不与我们单位干部工资一样，他们由萍矿发。只要完成什么任务，就可以拿到全矿平均工资的4～5倍。矿长和书记每年具体拿多少钱，是保密的，不公开，我们也搞不清楚。
应我的要求，她给了我一些有关劳动政策的资料，并给了我几份萍乡矿务局制定的用工合同样本，还帮我查了许多工人的档案。有了这些帮助，我的调查也就方便了许多。
一般认为，劳动关系是指在实现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与劳动力使用者所结成的一种社会关系，这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劳动用工制度。如果不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劳动用工制度的非市场化过程，以及后来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也就没有办法解释现在劳动用工方面的许多规定。
……
险遭扣押（1）
中午，在工人食堂吃盒饭。因经常在同一个档位买饭，那里负责卖饭的“老板”也认识了我。这位五十来岁的“老板”告诉我，他原来就是安源煤矿食堂的工人，现在食堂搞承包，几个职工合伙搞了一个摊位，他们夫妻也分了一个摊位，就做起这没有饭吃的“老板”来了。他还说：“我已注意你几天了。一般矿上来了人，都有人陪着吃饭。特别是那些上面来搞调查的，更应该由矿里的领导陪着到镇里的酒店去吃喝。现在那些做官的，有几个不怕搞调查的？你总是一个人来这里吃盒饭，一点也不像是搞调查的。”
在网吧，收到了徐勇教授回复的电子邮件。
建嵘：
你好！
我刚从北京开会回到武汉。在北京开会感慨颇多，100多个基地汇集在一起交流，收获不少。但总的来看，传统研究方法局限较大，很难在原创性研究方面有大的进展。这方面我们有一定优势，也为大家所瞩目。相信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我们会取得更大的成效。
在去北京的路上，阅读了《黄河边的中国》一书，获得了一定的启发。回来后抽空看了你的调查笔记，感觉非常好，希望一定附在书后，其价值甚至可能超过正文。书要抓紧出版。
工厂调查比农村调查更困难，其特点是工厂有全能管理，组织更为严密。调查工作可从外围着手，从历史开始，从老人回忆和历史文献开始，逐渐建立信任。工作不要太急，更要注意方式方法。
我今晚与肖唐镖同志取得了联系。他与萍乡的同志颇熟，并答应协助。我告诉他，你是在湖南省农村调查时发现有许多湖南省的农民去了江西矿山做工，是为了了解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并弄清农民与工人的联系和比较，才到安源作调查的。他让你直接与他联系。他的电话是：0791-×××××××。你也可专程到南昌去一次，与小肖联系和商谈，一定要争取到正规的调查途径。
祝你一切顺利！
徐勇
6月10日
险遭扣押（2）
肖唐镖在江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我曾在2000年武汉举行的村民委员会选举会议上见过他，但没有深交，只知道他对农村宗族问题有一定的研究。按照徐老师提供的电话，我与肖先生取得了联系，肖先生表示可以想一些办法，但关系也比较间接。一名黎先生，据说原是一个区的区长，现已“下海”。另一位徐广寿先生，但肖先生也不知其电话，只是说在政府工作。
给黎先生电话，黎先生说已接到了肖先生的电话，并说已与萍乡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谢有林先生联系好了，说对方要求我今天下午到萍乡市委去，以便了解情况。
于是，我立即赶往公共汽车站。在路上遇见了今天早上见到的矿劳资科张春联女士和她的丈夫肖建军先生，肖先生听说我是来了解农民工的，便急忙回家将他在1990年12月16日发表在《萍矿报》上的《一个农民协议工的路》一文复印给我，让我很是感动。
我花1元钱坐公交车到了萍乡市，再花3元钱坐摩托车到市委，已是下午2时40分。萍乡市委和市政府在一个院子里，门卫可能看着我一身黑泥，又是从摩的下来的，于是便将我叫住了。先是要我出示身份证，接着又要检查我的包。我只得将包交给他们，他们看了后发现有一部笔记本电脑，便问我：“这是什么？”我说是笔记本电脑，其中有一位保安不相信有这样的电脑，要求我打开电脑。我不想打开电脑，便说，已经知道是电脑了，为什么还要打开？其中一位很不高兴地说：“你说是电脑就是电脑了？我叫你打开就得打开，不然不准你进。”我指着他们挂在墙壁上的规定说，我已经按你们的要求完成了一切手续，不让我进去是不对的。保安爱理不理地说：“我想让你进就让你进，不让你进，你有什么办法。你有本事找我们领导去。”我说，你们领导应该是讲道理的吧。这个保安听我这样说，就火了，叫了起来：“你是说我不讲道理？好，我们找领导评理去。”于是，他推着我去见他们领导。沿着大院外墙走了大约20米，见到了一位自称是“领导”的人。保安说：“这个外地人的包里有可疑物，不让检查。”
险遭扣押（3）
我还没有开口，那个领导就说：“对一切可疑物品必须彻底检查，如果不接受检查就要依法惩办。”我看此情，才知他们是欺负我是外地人，感到如果不据理力争是不可能进入这个大门的。于是我便说：“我只是背了一部笔记本电脑进人民政府办事，你们要依法惩办谁呢？”保安一听此言，就吵着要扣人。因为正是上班时间，围上来了好多人。有一位戴着眼镜的先生对那位“领导”说：“我看他像是一位知识分子，你们不要太过分了。”并问我到大院里找谁，我说找市委办的谢有林副主任。这时有一位路过的先生就停了下来，问道：“你是不是于博士？”在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他就说：“我就是你要找的谢有林。”见此情景，保安和那位“领导”原来一定要将我“法办”的气势一下子到了九霄云外。保安不知在什么时候不见了，那位“领导”也连声说“请进吧，请进”，并一直跟着我们，解释说现在的保安素质不高，这件事要好好查一查，一定严肃处理等等。只是我已没有心情同他搭言，也懒得同他计较。
到了谢副主任的办公室，他认真地查看了我的证件和介绍信，并详细询问了我进行调查的有关事项，接着便主动给安源煤矿党委、萍乡矿业集团、市志办、市党史办、市总工会等单位的有关负责人打了电话，叫他们为我提供方便，然后将这些单位的具体联系人和联系方式告诉了我。
党史专家的分析（1）
按照谢有林副主任的指引，我来到了同在市政府大院的史志办。这里的史志办是党史办和市志办合并而成的。在党史科我见到了负责人黄爱国。黄先生大学是学历史的，一直以来都在研究安源工人运动史，有多部著作和论文，所以对我的调查很感兴趣。因为有共同的话题，我们就讨论了起来。他认为，中国工人的命运问题太复杂，如果没有历史分析，很难有真正有意义的理解。
工人的命运是与国家现代化进程联系在一起的
时间：2001年6月11日下午3时40分
地点：萍乡市委党史科
受访人：黄爱国，男，萍乡市党史科负责人
你研究的问题我很感兴趣。这些年来，我在这里做一些党史工作，也感到了工人问题的重要性。我总的认为，中国工人的历史地位是与国家现代化进程联系在一起的。这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理解：
其一，没有近代工业的兴起，就没有真正意义的产业工人。工业化过程不仅仅是一个资本的积累和生产水平提高的经济问题，同时是一个将农民和小手工业者转化为产业工人的社会问题。产业工人作为新企业制度的产物，他们与企业主的关系从来就是既依存又对立的。依存的一面是资本的企业化，造就了产业工人本身，而对立却存在于出卖劳动力的产业工人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的形式往往是以集体行动表现出来的。但这并不完全可以归结为资本家与产业工人之间的政治斗争。这一点从萍矿的历史可以得到论证。在萍矿建立以前，这里就有许多矿山，也有许多人在采煤。但由于没有建立近代企业制度，这些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就不算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他们所进行的数次罢工等斗争也不是政治斗争。
党史专家的分析（2）
其二，国家现代化的模式决定着工人的社会地位。中国工业化过程与西方产业革命具有不同的特点，中国是靠内源性发展起来的，因此，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民族工业基础就成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中国早期工业化实际上是在外国资本侵入的过程中发生的。当时的洋务派最初是从发展军事工业开始的。由于军事工业制造枪炮和轮船需要钢、铁等金属，这样才有各种资源性企业的产生，其中最主要的是铁矿和煤矿。军事工业具有特殊性，因为军事工业一般都与国家政权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决定，中国早期工业化与国家政权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许多企业实际上是国家兴办的。但是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却表现为官督商办的形式。安
源煤矿就是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官督商办的基本特征。但是，洋务派为兴国力的这些活动，又是在外国资本的侵入下进行的。外国资本对中国民族工业特别是一些资源性企业的控制，使这些企业一方面很快地同国际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接轨，另一方面又使这些企业失去独立发展的空间。而国家现代化这种模式也决定着工人的社会地位。这主要表现在，工人不仅要受到中国资本家的奴役，而且还要受到外国资本家的剥削，更要受到政府官僚的压迫。这就是毛泽东所说压在工人头上的“三座大山”。
其三，在很大程度上，共产党和国民党由于选择了不同的国家建设的路径，从而依靠了完全不同的阶级力量。国民党企图沿着原有的社会秩序和路径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以他们依靠了社会的既得利益者；而共产党则是希望通过新的路径选择来实现民族的振兴，因而他们寻找的是工农这些革命力量。从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来看，工人的命运也与共产党领导国家现代化的方式有关。当年共产党是靠工人起家的，甚至可以说是靠安源的工人起家的。这么说是有根据的。1925年党的“四大”，五个共产党员里就有一个是安源工人。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主力军也是安源工人。红军上了井冈山后，最初的供给主要是由安源工人提供的。因此，共产党与工人有着天然的联系。只是夺取政权后，工人虽然获得了一定的利益，但国家还是没有找到一个能够让工人真正掌握政权的方式。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工人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有明显的下降，许多社会问题也就显现了出来。实际上，像安源工人这些真正的工人阶级才是党和国家的依靠。
党史专家的分析（3）
毫无疑问，党史专家的分析是深刻的。我对他提到的“真正的工人阶级”十分感兴趣。事实上，对于什么才是“真正的工人阶级”这个问题，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政界，答案也并不十分明确。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早期，就有关于什么才是工人阶级的认定问题。早在1948年中共中央委员会在《关于1933年两个文件的决定》中，重申了毛泽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中共《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的有效性。这个文件明确了不同阶级身份的人将具有不同的政治待遇。在这里，工人主要是指，“一般全无土地和工具，有些工人有极小部分的土地和工具。工人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这个文件进一步规定：“工人的家庭是富农或地主者，工人本人及其妻子，依工人成分不变更。家中其他的人，照地主或富农成分处理”。其中“地主或富农家中，在紧靠革命前，有人出卖劳动力已满一年者，应承认其为工人成分。本人及其妻子照工人成分待遇。家中其他人，照地主富农成分处理，不得享受工人权利。家中如尚有其他成分，依其成分处理。例如，一家有人在乡村，靠收租放债为主要生活来源已满3年，此人是地主；有人依靠出卖劳力为主要生活来源已满1年，此人是工人；又有人在城镇开自做自卖的小工业，以此为主要生活来源已满1年，此人是独立生产者……各依其在一定时间内生活来源的性质，而决定其成分，又各依其成分，而决定其在民主政府法律下的待遇。”
……
在我看来，这种划分是值得商榷的。黄先生并没有直接评价我的这些观点。他只是强调说，无论我们如何界定政治上的工人阶级，都无法否认，安源工人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以及其在萍乡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党史专家的分析（4）
为了更清楚地研究萍乡历史，我花了160元从党史科购得了新版《萍乡市志》，并在史志办的地方志科发现了一本由萍乡市工会编纂委员会编纂的《萍乡市工会志》。当我提出要购买这本书时，该科办事员说这是工会送的资料，不能卖。后来这个科的负责人听说我是市委办介绍来的，并在与谢有林副主任通过电话后，将这本书送给了我。
招待所的哭泣声（1）
晚8时，我从萍乡市回到安源煤矿招待所。在招待所摆的地摊边吃便餐时，有一位女服务员主动地问我到这里来的目的。当她得知我是到安源搞社会调查时，便说：“我们招待所太破了，有点身份的人都不愿意睡在这里。而工人的亲朋好友又出不起钱睡在这里，所以你是我们招待所现在唯一的住客。我们看到你早出晚归，好像很苦的样子，都想帮你，可又不知道如何入手。”我见她说话很真诚，便提出访问她，说只要她能将实话告诉我，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她很高兴地同意了。
工人的命不值钱
时间：2001年6月11日晚9时
地点：安源煤矿招待所大厅地摊旁
受访人：周文秀，女，34岁，安源煤矿招待所服务员
我原是安源煤矿区张家湾农民。1985年我与安源煤矿运输区工人杨志萍结婚，1986年生一男孩，结婚后在家里务农。那个时候，一个农村姑娘嫁一个矿工还算比较光荣的，终究嫁了一个工人啊。实际上，嫁一个矿工可不是嫁一般的工人。矿工危险性太大，容易出人命。我老公就在1995年3月5日因事故死了。那是我最伤心的日子。当时，我才28岁，才结婚10年，我儿子才9岁。事故发生后，矿里补助了我11000元，并安排我顶职，正式工，吃国家粮，在招待所做服务员。小孩也吃了国家粮，每个月还给他180元抚恤金。照理说，这样的安排应算好的了。可这些都是我老公用命换回来的啊。每想到这里，我的心就很痛。安源煤矿每年都会因公死一些人，这些年来死了200多人了。大都按这些规定办的。想起来，觉得工人的命一点也不值钱。但没有办法啊，事故已经出了，不这样办也没有其他办法。比起那些在集体煤矿和私人煤矿死了的人，我们还是好多了。
招待所的哭泣声（2）
我们招待所是矿里的下属单位，工资实行的是效益工资。可这个招待所，条件这么差，矿里又没有什么人来，哪里有什么效益？上个月只发了130元。你在安源待了这么久了，也知道130元哪里够吃饭，更不要说做其他的事情了。这样下去，我们这个招待所肯定是不行的，总有一天我们也要下岗的。一想到这些，我就好难过。我现在真的并不感到做工人有什么好处了。可又回不去了，我抵职时就把家里的土地交了，也没有面子回去当农民啊。
但无论如何，我还得生活下去。只是对于将来，没有办法预料，也没有办法可想。如果有一天我下岗了，我就带着儿子到外面去找事做。可现在事情也的确不好找啊。那些年轻的、有文化的都找不到事做，我们这些人就更不要说了。如果真的不行了，就沿街要饭。我要培养好我儿子，一定要让他多读书，要读大学，读研究生，要走出这个矿山，永远不要回来。这个地方真的太苦了，让人一点儿希望也没有。
说着，她哭了起来。那些围在桌子边听我们谈话的服务员有的也流下了眼泪。我默默地看着她们，感到这片只有阴暗路灯的天有一种巨大的压迫感。想起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因新中国成立前参加游击队被打成土匪，我们一家成为没有户口的黑人时，全靠母亲到粮站打工扫垃圾米，养活了我们一家子。而当父亲病故后，又全靠母亲打零工送我读高中上大学。联想及此，一股刻骨之痛涌上心头。我满眼含泪，默默地回到了全是黑煤灰的房子，坐在那里郁闷了很久。
实际上，像周女士这样的，因工事故伤亡给亲人带来的悲剧在全国各厂矿时常上演。据有关部门的统计资料显示，我国近年来工矿企业因事故导致的伤亡事件还是较为频繁的，其中矿山占很大的比例，且又以煤矿为甚。
孙主任的感动（1）
12日早8时，我再一次来到矿党委办公室，见到孙正风主任。他告诉我，市委办公室已经与萍矿及安源煤矿取得联系了，并说：“我对你能深入到我们这么偏远的矿山进行社会调查感到非常敬佩。前几天忙，没有同你深聊，今天好好同你讲一讲安源煤矿的现状和历史。这样也许对你的调查有作用。”
光荣的历史和艰难的现实
时间：2001年6月12日上午8时30分
地点：安源煤矿党委办公室
受访人：孙正风，男，安源煤矿党委办公室主任
现在理论工作者已习惯坐在图书馆和电脑前研究文献，很少有像你这样下到工矿来作社会调查的。实际上，工人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要搞清楚不容易。这不仅需要研究文献，更多地需要进行实地调查，要结合具体典型来分析中国的工厂制度，特别是其中的用工制度、工资制度和劳动保障制度等等。没有具体的典型案例，要理解这些问题是非常困难的。我认为安源是解读中国近现代工厂制度和中国工人产生及发展最好的典型。为什么这样说呢？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工人的命运与工矿制度是联系在一起的。安源煤矿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从建立开始，就是按照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厂制度设计的。但从所有制的具体形式来说，又经历了清政府官办、官督商办、股份制、洋买办、国民党官办、共产党国家所有和现代股份制不同的阶段。可以说，这简直包括了中国工矿企业经历过的所有的产权制度和经营形式。研究工人在这些不同所有制形式中的地位和作用，应该是很有意义的。差别的。现在我们矿实行的是全方位承包。以效益为标准，单位对工人是计件。
孙主任的感动（2）
下井的工人算工分，月底后算账，按分值来算钱。干部按照本班职工平均工资的1.5倍来算，区长按全区平均工资的2倍来算，副职是1.8倍。机关也按系数发工资，不确定，是浮动工资。矿里的子弟学校是档案工资，矿上医院也是按档案发工资。矿长和书记，拿年薪，最初定为10万元，基本上能拿到5～6万元。每个月只发标准工资的80%，年底一次结算。现在矿里实行的这种工资标准，有些工人也有意见。企业的效益时好时坏，大家不仅不满不平等，更主要是感到没有保障。因此，有一部分年龄大的矿工希望早一点退休，退休进入社保系统。农民协议工无所谓，只要有工做还可以生活。他们以保护身体为主，反正做一天算一天，这里不行了，背着包走就是。有技术的工人干脆提前下岗，但希望保留身份，这样可以在外面打工赚钱，也不怕社会变化，就是矿里不行了，他们也无所谓，反正有技术，到哪里也有饭吃。还有一些工人也不太管，过一天算一天。
第四，安源前途的确让人担忧。萍矿集团的高坑矿已经下马，我们安源再采下去，15年左右也要下马。2000年我们萍矿与西安交大（主要以制冷技术入股）等5个单位组建了安源股份公司，想开发一些新产品。但是，这些合作能否将安源带出困境还很难说。我看，安源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最大的资源没有利用和开发，那就是旅游资源。安源的企业史、革命史、建设史、改革史以及安源精神都是一笔宝贵财富，都可以利用。可是安源旅游区的建设问题提了好多年，也有些动作，可是还没有成气候。为什么旅游这样难，主要是资金、人员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思想观念问题。为了搞旅游，拆了老百姓的房，现在还没有钱给补助，有些老工人要上访。在我看来，要搞好安源的旅游，就得保留一个活的煤矿，要将煤矿与人文精神联系起来。
孙主任的感动（3）
孙先生原是矿党校的教员，有很高的理论修养，又在具体的领导岗位工作多年，对安源煤矿的历史和现实都很了解，所以他讲得很有条理。我们接着探讨了安源煤矿新中国成立前的用工制度和薪金制度等问题。他告诉我，新中国成立前安源煤矿的用工制度和工资制度十分复杂，从建矿后到1949年，用工制度主要有聘用制、雇佣制和包工制，而与之相联系的工资制度有月薪、日薪和包价，但细节问题需要查阅有关资料。事实上，我从昨天得到的《萍乡矿务局志》已经查阅过相关的资料。此志记载的与孙主任的说法是一致的。……
在我们交谈过程中，有一因公死亡的矿工家属来办公室找孙主任反映有关抚恤金等问题，孙很客气地接待了她。一边认真地听她讲述，一边将她的要求和联系方式记录下来，并保证督促有关部门对她的要求尽快给予答复和解决。上访者可能被孙主任的真诚所感染，流着泪千恩万谢告别而去。我看见孙的眼睛也有点湿润。他说，矿工是拿生命来换取那点工资的，安源煤矿在工人劳动保障方面还是比较好的，新中国成立后到现在也有200多名工人因公死亡。
其间，矿党委书记刘国胜闻讯来见。他听到我的调查计划后，表示很重视。他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提供真实的情况，配合做好研究工作。我想，现在终于可以正式走进安源这个非常政治化的社区大门了。
干部的责任（1）
根据我的要求，孙正风主任帮助我联系好了采拓四区的有关人员。他在电话中说，有一位博士想来了解工人的情况，你们要认真接待一下，要实事求是，有什么讲什么。接着，孙主任安排办公室的秘书陪我到了四区所在地。在四区的办公室，我访问了区党支部书记陈源萍。
承包制就是责任制
时间：2001年6月12日10时30分
地点：安源煤矿采四区办公室
受访人：陈源萍，男，40岁，安源煤矿采四区党支部书记
我祖籍是湖南省长沙县人。我爷爷那辈就到安源打工了，现在算起来，已是三代矿工。我1974年初中毕业就在矿上做临时工，1981年抵我母亲的职到矿里正式工作。我们家有四兄弟。现在我和我哥在矿里，我姐在大集体，我弟弟考学校到外面工作去了。我爱人也是安源煤矿的正式职工，在材料科工作，工资比较低，每个月最多只有300元。我有两个孩子，大女儿15岁了，今年初中毕业，小的是个男孩，今年才10岁。现在我们家总的来说，生活还过得去，没有太大的负担，只是我岳母是安源农村的，我们每个月支援她30元。
我到矿里工作后就搞拓进，这在矿里是最苦的工种。几年后就开始搞机电，后来当了班长、区团支部书记、工会主席。1992年起，先后担任了机电副区长、书记、区长，现在为采拓四区的支部书记，兼任机电副区长，算干部编，但工会主席是以工代干。
我们四区现有268人，其中农民协议工有116人，管理干部8人。管理干部主要指书记、区长、3位副区长、工会主席和2名技术员。我们8个管理人员有6个党员，2个技术员不是党员。现在区里就由我们这8个人总承包。
干部的责任（2）
由区长和书记每年2～3月去矿里签订承包合同，包括安全、生产、效益、治安等方面承包。这种承包与工资挂钩。我们采区工人的工资一直比较好。具体来说，从1995年起我们区的工资就平均在800～900元，主要因为没有出事故，领导班子比较齐心合力，是局里的标杆。工资最高的是井下的采煤大工，他们工资可以达到1300～1400元。书记和区长的工资在1500～1600元左右。按矿里的规定，书记和区长完成任务可以拿平均工资的两倍，没有完成任务只拿平均工资的80%。干部和工人是有一些区别的。这些区别主要是干部与工人的责任和权利不同。干部职责要重一些，待遇要高一些。班长与班里的工人比是这样，承包集团的干部和班长比也是这样。其他的没有多少区别。有些人说，干部可以吃工人的工资，实际上这很难做到的，工人能按分配的规定计算出自己的工资。出了多少煤，可以分到多少钱，这些都有工作记录报单的。
区里第二层的领导是班长。班长是直接生产人员，也做事，不是国家干部。我们四区有3个采煤班，3个拓进班，4个机电班，还有下料班、修理班。机电班主要是正式工，农民工主要在采煤班和拓进班，都实行三班制。当然，采煤班和拓进班最累也最危险。实际上，现在安源煤矿工人的身份很复杂，主要有全民固定工、全民合同工、轮换工、协议工、临时工。农民协议工和正式工有比较大的区别：第一，农民协议工不是工会会员，不能享受困难补助。合同最多订8年，最后离开时，只补助6000～7000元。正式工是没有限期的，能干多久就干多久，一般都不会自动离开。第二，农民协议工原来没有病假工资，现在有了也有一个限度。第三，没有退休的问题。第四，不能随便流动。临时工没有用工合同，只订安全合同。在正式采区里，临时工是不能下井的，但承包地有临时工，他们主要负责收集边角余料，清理巷道、水沟。他们与矿上承包直接挂钩，不与采区相干，他们的工资大约500～600元。
干部的责任（3）
我们四区现有20个党员，去年有30个。党员数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退休、调动及升迁引起的。现在工人积极要求入党的也不是很多了。因为，大多数人没有什么信仰……有些人以党内有腐败为借口，就讲怪话，很难听的。这种情况在我们安源煤矿还是要好一点，我们这里到底是有革命传统的……这就对我们这些做党务工作的基层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又实在没有什么好办法。
看得出来，陈源萍是一个很实在的人。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很少有手势，身子也很少动，眼睛盯着我，好像在向我讨教一样。他还告诉我，对安源矿的这种承包制有些工人不理解，认为现在的承包制就是过去旧社会的把工头和包工制，实际上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了。在安源矿这样的国有矿里，不可能恢复那样的剥削制度。当然在一些私营的小煤窑，这样的剥削制度又死灰复燃了。这实际上就是最近几年煤矿事故多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我表示同意。
但我更感兴趣的是他关于各种身份的界定，特别是对干部身份和责任的理解。在1979年改革以前，我国城市就业者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社会身份群体：干部与工人。干部是由人事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将其列入干部编制。编制是一种档案身份管理制度。档案身份有两类，即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但这两种不同的身份，在工资类别、工作待遇、出差补助、住房条件、医疗、退休等福利待遇上均有很大差异。干部一般有两种来源：一是吸收干部，是指国家机关、事业、企业单位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工人中，通过一定的手续，选择适当的人员进入干部队伍。二是录用干部，是指国家机关、事业、企业单位从社会待业人员中，通过招考，选择适当人员进入干部队伍。
……
干部的责任（4）
需要说明的是，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并不一定具有干部身份，他们中有一部分属于“以工代干”者。所谓“以工代干”，是指在生产岗位上的工人，由于工作需要被调离原岗位，转而从事企业的行政管理、工程技术管理或党群工作的人员，但仍然保留原工资、福利待遇标准和工人身份，没有被纳入干部编制的人员。1983年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劳动人事部发出了《关于整顿“以工代干”问题的通知》规定，“文化大革命”前脱产当干部使用、现仍在干部工作岗位上的，经县以上党委或政府正式任命担任领导职务的，按照国务院颁发的各种业务技术职称暂行规定，取得业务技术职称的“以工代干”人员，经有关部门考核审定，确实符合干部条件的，承认为干部，补办干部手续；1979年底以前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全民所有制企业里的“以工代干”人员，凡具备规定条件的，可以转为干部；从工人中民主选举出来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享受干部待遇，不得“以工代干”，不办理转干手续，落选后回生产岗位当工人。在既可由干部担任，又可由工人担任的岗位上工作的人员，不算作“以工代干”，不办理转干手续。
虽然经过了这一系列的改革，现阶段，国有非公司制企业领导的产生方式仍然是三种。其一，委任。主管部门根据企业性质、经营特点，选派委任适合的人选担任。其二，聘任。聘任可以分为直接聘任和招标聘任两种。直接聘任，即企业主管部门根据德才表现，直接聘任某位为企业的厂长（经理），被聘任的人可以是原企业的负责人，也可以是本部门范围内的干部。招标聘任，即在主管部门主持下，将企业厂长（经理）聘任条件、职责和完成目标、权利和义务等事项公之于众，公开向社会招标，聘任企业领导人员。其三，选任。选举是在主管部门主持下，通过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企业厂长（经理），选举产生的企业领导必须报经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正式任职。
到中午12时多，陈源萍说工区请我吃午餐，而且一再强调说，孙主任来电话时已说了，要工区的负责人陪我用餐。我谢绝了他的好意，并说，我作社会调查有一个规矩，就是从来不给被调查的地方增加任何经济负担。他见我执意不肯，多有不解。我告别而去。
“工人知识分子”（1）
下午2时30分，我如约来到采四区，访问了安源采四区工会宣传员欧阳晓春。欧阳师傅已50岁了，可人很开朗，喜欢说笑。那些下了班的工人都喜欢同他开玩笑。
工人对自己的地位是很明白的
时间：2001年6月12日下午2时30分
地点：安源煤矿采四区工会办公室
受访人：欧阳晓春，男，50岁，安源煤矿采四区工会宣传员
我1968年“上山下乡”，1978年分配到高坑煤矿参加工作，最初在井下一线采煤。1983年从高坑矿调到安源矿运输区当钉道工，后来做了工会宣传员，1997年到四区来当工会宣传员兼治保主任。工会宣传员的主要职责是：宣传安全生产，报道好人好事，组织开展劳动生产竞赛。实际上，我们在基层工作，什么都得干。大家都称我是“知识分子”，我自称是“工人知识分子”，因为我做的是知识分子的事，拿的是工人的工资。而且是井下那些配合工人的工资，就是平均工资的70%～80%，具体多少由区长和书记决定。
“工人知识分子”（2）
我们煤矿工人工作很累，待遇却很差。我们区最近几年还是很好的，有些区很差，下井一个月才三四百元。这与那些在电信部门或银行部门工作的人完全不能比。那些人的工作条件好，不需要吃什么苦，却可以拿我们几倍的工资。可国家的规定来看，他们也应该是国家的工人，我们也是啊，为什么就一定要有这样的差别呢？因为他们是工人中的贵族，他们出身好，将来的子女也就成了贵族。这个规矩就有问题，为何他们的子女就比我们的子女容易进那些好部门工作呢？不都是国家的财产吗，不都是国家职工吗？这样做，肯定是不对的。这是过去旧社会的世袭制。有些人认为我们这些工人蠢，不知道自己的情况，不知道自己的地位。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些工人们对自己的地位是非常明白的，心中也是有意见的。只是还没有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如果有一天我们这些下等工人没有饭吃了，那些工人贵族也一定不会有好日子过。
而且，就在我们煤矿工人内部也分了许多等级。干部与工人不一样，固定工与农民协议工也不一样，协议工与轮换工又不一样。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相比较而言，农民轮换工最没有地位，他们基本上都是临时工性质，不属于矿上的正式职工，各种社会保障也要差得多。但他们在农村有土地，最后不行了，可以回家种田去。所以他们也不怕矿里将来会怎样，只要现在有工做，有工资发就行了。
现在的工会工作也不好做。工会主要管一些福利，组织一些活动。可工会没有多少钱，也没有办法为大家搞什么好处。当然，工人有什么事也来找我们，有些事我们还是可以帮工人解决的，比如谁家出了事啊，我们可以代表工会去看一下，送一些温暖。实际上，现在工人的要求也不太高，只要对他们好一点，他们就会很高兴。现在工会不好做的另一个原因是，工会干部不敢得罪党政领导……何况，一般来说，有什么好处，党政领导也不会把工会干部完全放在一边。我们区的工会主席也算承包集团里的一员。当然，我就不一样了，主要是我没有干部身份，最多属于“以工代干”，但总比下井要好得多。
“工人知识分子”（3）
我已从安源的许多工人那里听到了“身份”这两个字。事实上，在1979年改革以前，身份制对中国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通过户籍和劳动制度把社会人员划分为具有不同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的人。其中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结构首先将农民与城市人区分开来。而劳动用工制度又把城市中的就业者区分为两种社会身份群体，即干部与工人。干部是由人事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将其列入干部编制。编制是一种档案身份管理制度。档案身份主要有两类，即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而身份不一样，工资类别、工作待遇、出差补助、住房条件、医疗、退休等福利待遇上均有很大差异。一个农民要成为工人或干部大体上有三个途径：一是考学，二是参军提干，三是农转非。而工人要成为干部也大体上有三个途径：一是考学，二是参军提干，三是“以工代干”或转干。而干部的身份是终身的，只有在如下情况下才有可能使其失去干部身份：一是退职，二是犯错误被开除干籍。对于这种身份制，有学者早就指出：
以身份为核心的人群划分方式使得社会成员不合理地享有社会声望，由于身份实际上由政治表现和教育程度决定，社会声望从而等同于政治声望。政治角色造就的身份制度使单位的生产力停滞不前。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化进程在各派系之间的倾轧中呈现多变性，社会阶层的流动缺乏公正、统一的标准。由此导致的制度紊乱，不仅造成社会价值体系的崩溃，同时损害了社会化进程的道义正当性。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府进行了以劳动、分配、保险、福利等多方面的制度改革，试图“通过全员劳动合同制，使每个职工都平等地享受合同规定的权利，承担合同规定的义务，不因身份的不同而导致劳动者基本权利与义务上的差异”。然而，此项改革开展至今，也进行了10多年，可事实上，身份制今天仍然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
矿票就是剥削（1）
下午3时，因区主要干部要开5月份分配会，区里的干部都来了，也有许多工人站在会议室内外，会议是完全公开的。参加会议的干部与旁听的工人有两个最明显的区别：开会的干部是坐着的，他们互相之间玩着手机。那些来旁听的工人都站着，很关注的样子。根据我的要求，欧阳晓春为我召集了在工区工人宿舍休息的工人到另一个会议室开了一个座谈会。这些工人都比较老实，大家也不知道如何谈。只得由我问，他们答。
只用班中餐，不知华国锋
时间：2001年6月12日下午4时
地点：安源煤矿采四区办公室
访问人：于建嵘，简称“于”
参加人：谢发禾，刘学梅，易维发，王都华
谢发禾，下文简称“谢”，男，30岁，初中文化，采四区团支部书记和采煤班长，家住萍乡市上粟县长平乡杉木村，1989年作为农民轮换工到安源采四区工作。1995年转为合同工，现在吃商品粮。1994年结婚，妻子随其父农转非在安源煤矿上班。
刘学梅，下文简称“刘”，男，36岁，小学三年级文化，宜春市竹亭乡上车村人。1997年到矿里当协议工，现在在采四区第一线做采煤工。老家有5人，分了2.4亩田，人多地少，把到安源煤矿来只是看成打工，不算参加工作。订协议时交了300元押金，还有养老保险、人身保险和医疗保险（每个月差不多60多元），假若不守合同的话，这些钱就不退了。全年收入大约6000～7000元。除去吃饭等生活花销，有3000元左右可以带回去，比在家里做死事要强一些，但是这里很苦。
易维发，下文简称“易”，男，24岁，小学五年级文化，宜春市飞剑潭乡模汤村人。1997年作为协议工到矿上，在第一线做采煤工。老家分了5分多田，因为读书太少了，所以没有去广东打工。村子里有人去广东打工，但赚的钱也不多。目前还没有结婚。井下的空气不好，工作太累，钱又少。
矿票就是剥削（2）
王都华，下文简称“王”，男，24岁，初中文化，萍乡市东桥乡人。1996年作为协议工到矿上，在第一线拓进。每个月只有500多元，基本上没有结余，主要花费吃饭、喝酒、赌博（玩牌）。现在还没有结婚，也不想转为正式工，主要原因是现在年龄太小，劳动强度太大。如果要等到50岁退休的话，还有几十年，还不知道将来国家的政策如何。
于：你们每年都订合同吗？
（刘、易、王都表示，每年都要订协议。刘表示有转就转，不转为合同工也无所谓。现在如果转了，没有自由，没有土地。）
于：你们农民协议工与正式工有多少区别？
谢：工资都没有什么区别。工种和区里的人也没有多大区别。主要没有病假和探亲假。正式工每年有1个月的探亲假，而在探亲假期间是可以拿基本工资的。
王：有病没有人出钱，也没有工资。
刘：入党和评先进没有什么区别。但农民协议工都不是工会会员，所以没有困难补助。
于：假若想转为正式合同工人，有什么条件？
刘：身体素质好、工作态度好、到矿上的年限、个人的年龄（35岁以下）这几个方面。
于：要不要开后门？
易：要开点后门，因为决定能不能转，主要在矿里面。区里面还是希望大家固定下来，所以只要有指标，一般都会同意大家转。
于：假若你发现少了你的工资，如何办？
刘：我不会说，因为说了也没有用。
易：说还是要说的，因为也没有其他办法。
王：我会找记账的，问一下原因。总的来说，对区里发的工资还是比较放心，主要原因是自己也知道这个月赚了多少钱。有可能克扣工资，但可能性比较小。我们这个区没有克扣工人工资的情况，其他区应该有。这个区比较公平，所以大家做事有劲。
矿票就是剥削（3）
于：有没有做着做着就走了的？
刘：有。和我们一起来的，走了三分之一。
于：你们的生活情况如何？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刘：我们3个人住一间房，不要交房租，只是每个月扣4元的卫生费，吃饭在食堂，每餐2～3元，还很好。
易：我最不满意的是，每个月要扣工资的10%到消费合作社去消费。那里的东西很贵，而且假货也多。可不去又不行，必须买，不买又不退钱，反映了也没有用。矿里面这个事做得不体面，搞得我们有时不得不把价值100元的矿票作价70多元卖给人家。
王：每天都下井，规定8个小时，一般都超过8个小时，主要原因是到工作面路太远。基本上都是10个小时以上。
刘：班中餐不要钱。听说是华国锋搞的。
于：你们知道华国锋是什么人。
刘、易：是党中央的吧。
王：不知道是什么人。我不太关心这些，业余时间主要是睡觉，太累了，没有心思看电视。
于：现在美国总统是谁？
王：是克林顿。
易：不知道。
刘：不知道。
于：知道我们国家现任总理是谁吗？
刘：朱镕基。
易：江泽民。
王：朱镕基。
矿票就是剥削（4）
根据我的要求，他们带我来到他们的宿舍。易和刘的那间住了三个人。这间房大约有10平方米，有4张床，房间里没有其他家具。王的宿舍，只住了两个人，他自己从家里搬了一部旧电视机。每间房都较为整洁。在参观时，他们再一次提到了消费合作社的问题。易维发说，他现在在安源煤矿最反感的就是强行扣钱的消费合作社。每个月都要扣工资的10%，这一点很不合理。他们建议我为矿工做一件好事，把这个消费合作社搞掉。
另一位路过的工人听我们在说消费合作社的事，就停下来对我说：“我现在最不满的也是矿里发的这个名叫‘安源煤矿连锁店购物证’的矿票。每个月直接从我们工资里扣下来，我一般用这个矿票买点香皂、洗发水、洗衣粉等。可这个商店的东西比外面还贵，不买又不行，这个钱又取不出来。我们总不能从安源买些米、油带回几十里外的家里去吧。搞得我们不得不低价把这个票卖给人家。这个矿票就是剥削，是安源煤矿最不体面的事。”
在他们的陪同下，我们一起来到了位于职工食堂边的安源煤矿矿工消费合作社。我发现这里的商品品种较少，但商品的价格与我在安源街上看到的商品价格基本上持平。比如江西生产的玉雪牌大米是0.89元/斤，绿豆2.5元/斤，香满园5升大豆色拉油36元/瓶，福临门10升食用调和油75元/瓶，百事可乐为2元/听，这些商品也并不比街头其他商店贵多少。但我看到商店里服务员较多，其中南货店和百货店各只有10平方米左右，每个店却有2～3位服务员模样的人坐在那儿聊天。我向他们问及合作社的情况，有一被称为经理的人对我说，现在安源煤矿消费合作社属于矿上的二级企业，共有28位员工，其中固定工19人，合同工9人，主要为矿上职工提供一些生活必需品，服务他们。在我问及到为什么现在有些工人对这个消费合作社不满时，这位经理说，消费合作社的东西虽然要比市面上的东西略为贵一点，有的只贵一分钱，但是却能平抑物价，也能安置一些下岗职工。有些工人不满主要是不了解情况，不了解我们消费合作社的优良传统。
矿票就是剥削（5）
实际上我早就从有关资料上了解到了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的历史。1922年7月，李立三建工人俱乐部时，从长沙搞来了100余元，创办工人消费合作社，附设于工人补习学校内，李立三兼任经理。同年9月罢工胜利后，经工人认购股票和工人俱乐部拨款，资金增至18000余元。在1923年2月租赁老后街一家店铺开设了门市营业部，易礼容、毛泽民先后任总经理。到1923年春，经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最高代表会议决定，工人消费合作社又开始印发铜元票数千元，以弥补资金之不足。为筹措进一步扩充合作社所需的资金，同年8月，俱乐部决定在消费合作社增设储蓄部，提倡工人储蓄，并发行纸币1万元。到1924年12月，合作社资金增加到2.83万余元。工人消费合作社发行的铜元票和纸币都是共产党最早发行的货币，搞工人储蓄是共产党领导的最早金融活动。但是，这位经理也许并不知道，就是这个被称为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工人合作经济组织，也存在过许多工人痛恨的腐败问题。1923年冬至1924年初，安源工人俱乐部经济委员会对其账目进行了清查，就查出合作社服物股经理挪用公款和俱乐部8名干部借款逾期不还等问题。审计结果报告俱乐部后，经最高代表会议决定撤销服物股经理职务，查封其房屋，限令退还挪用的公款，其他借款的干部也限期归还借款，合作社总经理毛泽民因失察而受到批评。
我想，现在许多工人对这个有着“光荣历史”的消费合作社所表现出来的不满，也许并不一定是其存在腐败，也并不仅仅是商品价格的问题，更主要的是这种强制性的消费方式。
在职工食堂吃了晚饭，我在安源街一个小街巷里访问了一位安源煤矿的退休老工人肖兵金。肖师傅非常热情，她看见我从她家门口路过，就请我到她家里喝茶。她的家是自己建的一栋小楼。她告诉我，在安源镇建这么一栋房子花不了多少钱。
那时矿里什么都管
时间：2001年6月12日晚7时30分
地点：安源街肖兵金家
受访人：肖兵金，女，46岁，安源煤矿总务科退休工人
我家祖籍是江西萍乡上粟农村，我爷爷10多岁就到安源煤矿做下井工人。父亲也10多岁就下井。我是1972年作为工读学生（相当于初中毕业）进矿的，在矿里的四区下了7年井，在井下工作面采煤，每个月16元，每天4毛钱的下井费，晚班是6毛，粮食是52斤。那个下井苦啊，一般早上3时15分起床，3时40分下井，下班洗完之后最早是下午4时。中间有面食供应，主要是馒头，1斤粮票加1毛7分钱就是10个馒头。我下井工作2年多后，工资加到30.05元。后来工作岗位也换了，在井下开“遛子”。一直到1978年10月才调到井上来。1978年
11月，结婚之后就到洗煤厂。我爱人叫董××，1954年生的，只有初中文化，现在在变电所工作，原来也是下井的，家里也是两代矿工。我并不是因为要结婚才调到井上来的，我是找后门上来的。1979年生了一个儿子，因为难产休息了78天，一般顺产只有56天。在洗煤厂时，也要在大战时下井参加劳动。一般是在3、6、9、12这几个月。我是在2000年10月退休的，退休之前在总务科食堂，做送茶，烧大小锅炉，停车房的工作。退休时工资表上是499元，实际上每个月只有335元。
老工人心中的福利（2）
现在想来，我们这些老工人当年就是有点蠢气，只会拼命做事，工作那样苦，工资又少得可怜，可是都说要为国家作贡献，拼着命干。那时候啊，说觉悟高不高，就是看你做的事多还是少，拼命干事少要钱的就是觉悟高。可是到头来，我们得到了什么呢？那些有权的人都发财了，我们当年的贡献都成为他们的东西，想来真是气人。现在啊，什么是觉悟呢？就是不要再干那样的蠢事就是觉悟。
但那时候，工人的福利好啊。单位什么都管，单位管职工住房，住上了基本上不要花钱；管医疗，人生病了到医院里去就行了，不要自己花钱；就是死了，也由单位全包了；最重要的是单位还包小孩子上学和就业；在我们矿里就连洗浴和理发都由矿里包。参加了工作的人就进了保险箱，只管干活就行了。现在呢？什么都没有了，单位只发一点死工资，最多是工会过年过节发一点小东西做福利，根本没有办法与过去相比啊。
我有两个儿子，一个是萍乡安源宾馆的领班，还有一个在海南三亚当兵。我是不希望他们还回到安源工作了。因为安源这个地方让人看不到前途啊。这个煤矿挖完了就完了，将来也不知道如何办。听说要搞旅游区，可不知道有没有人到这里来玩。听说你是个作家，你帮我们好好写写安源，这样就会多些人来玩，我们安源就会发达起来（我告诉她，我不是作家，只是一位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哦，你不是作家，是来搞工人问题调查的啊。这个事就不好说了。我们现在退休了，也就不管矿里面那么多事。矿里的事也没有办法管。现在有些当官的权力大得很，谁也不敢说他们。在岗的说他们，就下岗待业。我们这些退休的老工人也不说他们。有的不敢说，说了就给你小鞋穿，你有子女在矿上工作的，就叫他们下岗。像我们这些没有子女在矿上工作的，又不想说他们，说了没有用，何必自寻麻烦。
老工人心中的福利（3）
肖师傅说着要去取她在三亚当兵儿子的照片给我看，我想，也许她知道我不是作家后，就不想再同我谈了。我起身告辞。肖师傅口里说，还早着，坐着喝茶啊。可我刚迈出门口，她就把大门关上了。
我走在安源街上，却还在回味着肖师傅讲述过去单位福利时的那种留恋的神情。事实上，对过去传统经济体制下的劳动者福利模式，我国学界多有定论。他们普遍认为，那种福利制度一是带有浓厚的产品经济和供给制色彩，二是企事业单位承担着经营生产和劳动者福利的双重功能。其主要特征主要有：
第一，劳动效率和福利平等混同在一起，互相矛盾和抵消。在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和城镇的一些集体企业中实行职工工作岗位终身制，把工作岗位当做一种人人有饭吃的福利对待。
第二，将应按劳所得的报酬由企业集中一部分，以直接损失劳动效率的方式来实现企事业内部的平均化福利。实行低工资制度，把应当由职工本人自主进行的一部分消费当做公共福利，由企事业承担，其内容包括住房、医疗、洗浴、理发、托幼、饮食等等。
第三，劳动者福利保障范围狭窄，特别是没有完善和系统的失业保障体系。中国劳动者福利保障制度实行的范围，一般只限于全民所有制单位和区、县以上的“大集体”单位，区、县以下“小集体”单位的职工、个体劳动者以及农村劳动者没有系统的福利保障。由于劳动者福利主要由企事业单位保障，社会和政府及金融系统的保障职能较弱，在业的劳动者能享受有关福利，但是到龄在家待业的劳动者和失去工作的劳动者得不到有关的福利保障。
毫无疑问，我是赞同这种分析的。问题只是，我们在改革这些具有许多弊端的制度时，需要有让劳动者获得更多福利保障的制度来替代它。
井下纪实（1）
6月13日，晴空万里。因前一晚整理资料凌晨3时才睡，所以醒来时已是7时20分，来不及吃早饭，就急忙往矿四工区跑。8时整，见到了四工区工会的欧阳师傅，他告诉我陈书记在调度室等我下井，于是我便同欧阳师傅一起到调度室。可见到陈书记后，他告诉我，根据矿里的规定，外来人员不经特别批准不许下井。他认为，根据我这样的情况，起码要得到矿领导的批准才可以。听此言，我连忙跑到矿党委办向孙正风主任讲明了下井的想法。他一听说我要下井，很紧张地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博士下过井，一个博士如果在井下出了什么安全事故，那我们可是没有办法向社会交代啊。”但我说，我是来研究安源工人的，需要对他们的生活有更多的体验。如果没有真实的体验，就不能真切知道工人们的世界。特别是对于矿区工人的生活，如果没有井下生活的体验，就根本不能真正认识这些长期生活在地下的工人们，而且一位博士的生命也并不比工人的生命珍贵。如果因为我是位博士，就害怕到井下去体验工人的生活，那么我就根本没有资格来到这里研究工人。
孙主任见我要求下井的态度很坚决，只得给主管矿长打电话，并向主管矿长陈述了我要求下井的理由。主管矿长说，这样的事需要商量一下。等了大约15分钟，主管矿长来电话说，经研究可以让于博士下井，但要求力保安全，最好就在附近的工区跑跑，不要到四工区去，因为四工区的生产条件最艰苦，路途最远。我说，要去就去四工区，工人能去，我也可以做到。孙主任只得将我的要求和矿领导的意见通知四工区，并给矿安全检查科打了电话，要求他们为我办理有关下井的手续。
在等办手续时，我到了总平巷，见到上次调查时访问过的老工人唐增福。唐师傅知道我要下井到四工区的工作面上去，感到很惊讶。他很风趣地说：“毛泽东当年到安源煤矿来，只是在总平巷转了转，你却要到目前安源煤矿最远最苦的采区去，你想比毛泽东走得更远？”
井下纪实（2）
8时46分，我同四工区的陈书记一道来到专供下井人员换衣服和领矿灯的大楼，凭矿领导的批示，领到了矿灯和下井服。我们从下井口下去，先走了约800米的大巷，接着就坐交通车往下走。我当时坐的交通车有6节车厢，像过山车一样，每节车厢可坐10人。只觉得车厢上有一些字迹，用头上的矿灯照上去，原来是个女人的画像，是用白色的东西画上去的。在这阴黑的矿井里，有这么一幅美人画也的确让人感到轻松了很多。陈看我在认真研究这幅美人画，便开玩笑地说：“这画也不知道是我们哪位工人画家在下井前画的，这叫画像解渴啊！”他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起来。交通车是直接往下行的，坡度很大，让人有种往下扎的感觉，可能由于我早上没有吃饭，加上第一次下到这么深的矿井，所以脑袋感觉天昏地暗。
交通车往下行驶了大约700米就停了。陈告诉我，我们已经到了目前安源煤矿最深的一级采煤层，大约距地面有1000米。要到四工区的工作面，还需步行约2000米。他建议到这里看一下就回去，也算下了井，因为到工作面实在太危险了，也很远。但我表示，今天不到工作面就不上去了。他见我态度坚决，也没有办法，只能舍命陪君子了。
于是，陈在前面带路，我们俩一前一后往四工区的工作面走去。整个巷道黑黑的，偶尔有矿工头上的灯显现。大部分时间，我们只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走了大约200米，我们走进了一条更窄的巷道。这道巷道下面有好多水，而且明显地感到温度要高很多。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在水中移动，全身开始流汗。一个在中学就学过的词语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水深火热”，也许我在此时才真正体会到了它的含义。
走过这200来米的巷道，我们又进入到了一条更矮更窄的巷道。尽管陈在前面一再提醒我“注意头”，但我还总是不由自主地将头抬起来，因此，头几次重重地撞到了巷道顶上，眼前也就冒出了金花。好在戴了安全帽，不然肯定会是头破血流了。陈见状便对我说，你现在知道煤矿工人为什么总低着头走路了吧。我突然明白：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能抬起头来呢？
井下纪实（3）
接着我们又到了一条直接往下通行的更小的巷道。这条巷道与前面的有很大
的不同，不仅小得多，而且支撑巷道的支架也由原来的木头变成了铁架。之前我在主巷道看到的支架是由石头和水泥砌成，而在“水深火热”的那几百米看到的是由木头架起来的。我将这种不同告诉了陈，他告诉我，现在快到工作面了。因为工作面是采煤点，用这种能移动的铁架一方面可以保护工人工作，另一方面又可以减少成本。没走多远，我终于看到上方有许多矿灯在闪烁，也听到人说话的声音和其他一些声音。我心想终于到了工作面。
我是差不多手脚并用才从散煤中爬到工作面的。到了工作面，便看到10多个工人在狭窄的铁架子下面工作。由于电机出了点问题，还有几个工人在一个较宽的地方修理电机。当我经过一个工人时，他为了侧身让我过去，将矿灯直接照到了我的脸前，并突然惊叫了起来：“你是于师傅吗？”我感到很奇怪，忙问他是谁。他说：“是你昨天谈过话的王都华啊。”我这才记起了这声音。因为我已无法将面前这个全身都是黑煤灰的人与我昨天所见过的人联系起来。可我感到奇怪的是，我现在也是满脸的煤灰，他如何能够认出我呢？他笑着说，认你很容易的啊，因为你戴了眼镜，我们这里还从来没有来过戴眼镜的人呢。
经他这样一说，那几个正在修理电机的工人也围了过来。他们说应该到了休息时间，于是，我就同他们聊了起来。我先问了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在井下工作了多少时间。一位姓何的老工人（48岁）说自己祖宗三代都是安源的工人，17岁开始下井，现在在修理班工作。其他的采煤工人告诉我，他们都来自江西附近几个地区的农村，其中有一位已转为正式合同工，其他的都是农民协议工或轮换工。
井下纪实（4）
在这地下1000多米的井下，我终于证实了井下主要是农民工的这一说法。我问陪我一同下井的陈书记：“为什么萍矿有那么多下岗职工，而采煤则又招收农民工呢？”陈小声对我解释说：“安煤是有部分工人宁愿下岗也不愿意下井，主要是因为如果申请下岗，像安源这样的国有大矿，又有革命老区这点背景，国家无论如何都会保证160多元的下岗生活费的。下井很辛苦，有危险，而且工资还不高，有时也就400多元。所以，这样一比较，下岗比下井就要好一些了。而农民工则不一样，这些年农业经济不景气，种田不赚钱，到这里可以赚些活钱，也就容易满足，工作也比正式工人卖命一些。所以，大部分基层采区都喜欢用农民工，而不想用正式工人，特别是那些工人子弟。”听到这儿，一个让我感到十分惊讶的称谓突然涌了出来——贫困的工人贵族？
由于陈的声音较小，那些从农村来的工人也不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甚至还一个劲地点头，表现出一副我在农村经常可以见到的表情。
从交谈中得知，他们在早上6时下井，要到下午2时才能下班，加上路上来回2个小时的路程和近1个小时的清洗，他们实际的工作时间都在10小时以上。他们中一个姓李的年轻人对我说：“我们这些农民工文化程度不高，没有技术，只有这一身死力气，到外面也找不到工作。能够进安源煤矿来找工，已经不错了。只是这里的工作的确太危险，分配也有些不公平，如果能有点保障就好了。”另一位姓刘的农民工说：“井下干活是苦一些，但只要埋头干就是了，没有那么多麻烦。而且到了井下，人和人就平等了，都是一脸的黑，也分不出富贵贫贱，命也一样值钱，所以也觉得蛮好的。”他这一说，就有人附和：“对啊，一上了井我就有气，反而下了井，心里气就消了。”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想？”一位年龄较小的工人说：“道理很简单啊，在矿井里大家都只有一条命，这条命都是土地爷的，如果发生事
井下纪实（5）
故，无论是你这个博士，还是我这个文盲，都一样是死。”他还没有说完，何师傅就向他身上吐了口口水，大声说：“你这个乌鸦嘴！！你在这里放屁啊！”接着在场有的工人也往这位工人身上吐口水，骂他是乌鸦嘴。那位被骂的工人一句话也不敢再说，坐在煤地里，用那双全是煤的手擦着脸上的口水。
我听着这些陈述，看着这些面目不清的工人们，一股悲凉涌上心头。我真的不能想象他们就是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艰难地出卖着自己的力气，过着这样“暗无天日”的生活。我在想：当许多经济学者高调讨论“知识经济”的时候，他们是否想到有那么一批中国产业工人，他们每天都在进行着最基本的物质创造。很遗憾，我们却在一点一点地遗忘他们，牺牲着他们最基本的利益。我坐在煤堆里，不知是劳累还是心忧，也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一个劲地流了下来。
全国劳模的苦恼（1）
在井上公共澡堂洗刷完后，已是下午2时。于是我请在井下遇到的全国劳动模范王湘萍和陪我下井的陈源萍书记到安源街上的维文酒家吃饭，以感谢他们相陪。在吃饭时，我详细地向王湘萍了解了他从一个农民工到全国劳动模范的过程。
劳模是干出来的
时间：2001年6月13日下午3时
地点：安源镇维文酒家
受访人：王湘萍，男，30岁，安源煤矿安检科工人
我是萍乡市东桥镇界头村人，家里离安源煤矿有60公里左右。1990年我作为协议工到安源煤矿来工作。当时家里和村里人都认为现在到处都可以找工做，还到煤矿去采煤没有出息，但我执意要来安源做协议工。由于我表现好，1997年入党并转为合同制工人。几年前我结婚了，老婆是农民，家里有1.1亩田。为了照顾我的身体，我老婆现在也到了安源来陪我，“双抢”的时候才回家。我还有个儿子，由于老婆是农村的，所以他们俩都没转国家商品粮，我们现在是个典型的
半工半农家庭。
我到矿上工作时，就在采一区采煤班干采煤工。我是农民出身，做事实在。当时我自己想：既然我选择了做采煤工，就要干出个样子来。因此，只要一下井，我就拼命干活。在煤矿干活，只要干了，就会出成绩，因为你采的煤，摆在那里。有了成绩，也就有了荣誉。我自参加工作以来，就多次被评为局矿先进个人和“四有职工”、“安全十佳”。从1996年开始，年年被评为局级劳动模范。1998年5月，被江西省省政府授予了“五一”劳动奖章、公司岗位能手。1998-1999年两年间，我放弃轮休168天，采梁13413块，落煤32000多吨，2000年还被评为了全国劳模。
全国劳模的苦恼（2）
实际上做劳模主要是一种荣誉，但人活在世上是需要一种精神的。我就比较看重这种荣誉，我认为这是我人生价值的体现。我们是工人，就应有工人阶级的精神面貌，要有为国家作贡献的觉悟。我能评上劳模，就说明党和国家、人民对我工作的肯定。这有什么不好？我们安源煤矿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前后就只出过两位全国劳模。
我现在是劳动模范了，可苦恼的事还是有很多。大家都知道，劳模是干出来的，不干是不可能当劳模的。但是，在矿上干活，是以身体为代价的。由于自己长年在井下干活，得了腰部风湿，现在不能到一线采煤了，矿里就安排我在矿安全检查科负责采四区的安全问题。这样一来，我明年肯定就很难再当劳模了，因为劳模都是给第一线的人，第一线最容易做出成绩来。我现在最苦恼的是，没有身体这个本钱了，不能坚持在一线干了，就很难干出成绩来。当然，作为我个人来说，生活上也有许多困难。比如老婆孩子没有城镇户口，有许多事情也不方便。但这些在我看来还都是小事，多作贡献才是大事。我们工人是国家的主人，就应为国家多作贡献。
应该说，王湘萍是个真诚的人。事实上，现在仍然有许多工人都有像王湘萍一样的情怀。在他们看来，如何为国家多作贡献才是自己人生的目标。对于他们，我所表示的尊重绝对是出自内心的。
晚6时，我又来到了安源“三角地”，因许多工人听说我下了井，而且到了最危险和最远的四工区的工作面，对我的态度又好了许多。他们时不时表示：你现在已经是一个矿工了。于是，就有了许多矿工与“矿工”的对话。
毛泽东时代工人地位高
时间：2001年6月13日晚7时
地点：安源镇街头路边书报亭
受访人：钟国安，男，74岁，安源煤矿退休职工
我是1949年7月1日从湖南涟源农村到安源参加工作的，在矿里是做技术工种，一般不下井。1977年1月，我因公伤退休，现在每个月的退休金是500.35元，医疗费是25元，好药不给你。我认为现在的工人不值钱。在毛泽东时代，工人说话最算数，而现在却不行了。有什么问题，没有地方讲。
我们这些老工人认为工资不合理，到矿务局去评理，去一个人，矿务局领导不理你；去多了，他又派人跟着你走，怕你闹事。现在社会已经变了。法制不严，法律只是针对老百姓的；用人腐败，不是一伙的，就不用你；贪官污吏太多。
我讲这个话不是因为我自己的生活不好。我5个孩子里，有4个是当官的，最差的是副科级，只有1个小孩在安源煤矿搞安全检查。我是出于公心讲这些话的。
矿工与“矿工”的对话（2）
在他说这些话时，街头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许多老工人也越说越气愤。这些老工人普遍对毛泽东时代表现出怀念之情。
于是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们现在的生活比毛主席时是不是好一些？”许多老工人都说，现在的生活的确好一些，但是这个社会不公平啊，我们工人没有了地位啊。在那个时代，谁要提到自己是工人，都有一种自豪感。现在呢？人家一顿饭的钱，就是我们一年的工资，而且我们的工资还没有保障。
这时，有一位年轻工人说：“现在的工人比农民都不如了。”听此言，我请他做一下解释。他说：“现在的农民还有田，他们到安源来是打工的，最后不行了还可以回去种田。”我问道：“现在下井的不都是农民工？”那位青年说：“那也是他们自己愿意的，谁也没有逼他们。”
许多老工人表示，他们最担心的是下一代如何办，现在不招工，不抵职了，安源这个地方经济又不发达，没有什么就业机会。如果没有特长的话，只能在家待业。这时，有一位老工人对我说：“你最好将我的话记下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安源老工人在想些什么。”
现在社会上主要存在的问题
时间：2001年6月13日晚8时
地点：安源镇街头路边书报亭旁边
受访人：肖金纯，男，71岁，安源煤矿退休职工
我是萍乡彭高农村人，1948年被国民党捉壮丁，1949年5月参加解放军，1951年入党，1957年复员。1960年到安源工作，在井下开“遛子”。1982年退休，现在每个月有809元。有两个儿子，也在矿上工作，做小工，他们工资200多元。
我总的感到现在社会上问题太多。我初步归纳了一下，主要有：第一，腐败分子太多，这些人都是当干部的。他们吃人民的饭，为自己捞钱，没有良心。共产党是好的，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可是……让这些人搞得变成什么样了呢？第二，现在各地大搞封建迷信。不管怎么说，封建迷信总不是好东西。第三，宗派主义也要不得。现在到处是关系网和人情网，有些报纸和电视还公开说这样是好事，要利用什么关系网。就是我们企业也搞关系网，没有关系就得干苦力，而且没有好的收入。这样下去，如何了得？第四，现在没有人管事……这样的官要他有何用呢？……在肖师傅说得正起劲时，我的录音笔没有电了。等我到小卖部买回电池后，他却不见了。
矽肺病人的痛苦（1）
6月14日早8时，我再一次来到矿医院，终于在住院部的内科病房里见到了段先豪院长。因他正在查房，所以不能接受我的访问，但他同意让我到住院部访问那些正在接受治疗的老工人。当我进入内科病房时，才知道职业病到底意味着什么。
矽肺病是我们采煤工最容易得的病
时间：2001年6月14日上午8时30分
地点：安源煤矿职工医院住院部内科2床
受访人：何振东，男，73岁，安源煤矿退休工人
我祖籍在湖南醴陵农村。1910年，我父亲16岁时就到了安源来打工。我1928年出生在安源，现在73岁了，我还有一姐和一弟，他们都在农村。我1952年经劳动股介绍进安源煤矿，在井下做采煤工。这一做就是28年，一直做到1979年。
我1953年结婚，老婆是安源附近的农民，有8个孩子，二男六女。大儿子在1979年抵职到安源煤矿工作，其他人都在农村。大儿子已经有41岁了，最初在四区，现在因负工伤休假。大儿子有一女二男，他老婆也是农村的。我现在在安源街上建了房子，是1982年建的，二层楼房。我儿子也在1990年建了一栋三层楼房，都算在安源安好了家。
矽肺病人的痛苦（2）
1983年，我发现自己得了矽肺病。退休后，每月工资加上护理费有529.2元。现在已经到了矽肺二期，医药费全免。矽肺病是我们采煤工最容易得的病。你下过井，到过工作面吗？（我说昨天到了采四区的工作面）哦，你去了就应该知道井下的苦。当年我们也知道井下面苦啊，可是没有办法，要生活，小孩子多，要钱用，也就得下井工作。那时常搞大会战，争着打石门。打石门啊，就是当遇到大的石头拦住主巷道时，就要想办法打一条门出来。那个时候我们都比较年轻，也没有防护知识和防护设施，就是硬拼着干。可是没有想到后来居然得了矽肺病这种职业病。
得了这个病是很痛苦的啊，而且现在没有根治的办法。近几年我们矿里搞改革，我们这些得了职业病的人，表面上说看病不要钱，实际上真正治病的药都得靠自己出钱买。我也舍不得用钱治这个病，现在是过一年算一年，过一月算一月了。
他说到这里，就不停地咳嗽起来。这时医院内科主任何建国插话说：“这个病的确很难治，而安源煤矿里得这种病的人又多，主要原因是安源煤矿的工作环境不好，井下打石门的灰尘较多。如果再不采取措施，有更多工人的下半辈子都将被这种病痛苦折磨着。”
谁来管我们这些矽肺病人呢？
谁来管我们这些矽肺病人呢？
时间：2001年6月14日上午9时10分
地点：安源煤矿职工医院住院部内科24床
受访人：赖绍荣，男，55岁，安源煤矿退休工人
我老家是萍乡高坑农村。我1968年在部队当兵，1972年退伍到安源煤矿拓采五区工作，属于国家正式工人。1973年结婚，老婆是安源街人，吃国家粮的，临时工。我在井下工作了9年，发现得了矽肺病，从井下调到地面，在材料科做材料工人，1998年退休。我有两个儿子，大的30多岁，已经结婚了，现在在搞个体运输。小儿子今年25岁，在安源煤矿运输区工作，现在已经找了对象（讲到这里，他对我满足地笑了笑）。我现在退休工资是520元。这点钱，在安源这个地方还是够生活的。我现在就是对住房很不满意。我住的房子是公家的，在铁路边，灰尘特别大，房子比较小，只有49.8平方米。全家六口都住在里面，挤得很。虽然不满意，但也实在没有钱买房子，钱都用在治病上了。
矽肺病是一种很痛苦的病，主要症状是呼吸很困难。住在医院时，矿区会负担我们的护理费，但回到家里，矿区就什么都不会给了。这个病是职业病，按照政策是医疗费全免的，但实际上自己要花很多钱才能治，主要是一些真正治病的药要自己买。我每个月买药大约要花200多元，差不多占了工资的一半，还有许多药没有钱买。每年自己医药费要花2000多元。如果想到好一点的医院治疗，就不能报销。那样的话，自己连吃饭都没有钱啦。我30多岁，就得了矽肺病二期，不能劳动，什么事都做不了，现在自己洗澡都不行，同病房的人都70多岁，年龄大的想法少一点。我才50多岁，心里的确难受，每天都是这么坐着，感觉就是在等死（说到这里，他将头转向另一面，伤心地流出了眼泪）。
我们得了这种病，也不全是煤矿的事情，他们也没有办法。可这是一种职业病啊，如果我们不做这份工就不会得这种病。我们是因为为国家多出煤而得这种病的啊。这一点他们也承认，可医院的条件和能力也只有这样，说是给我们治疗，就是给我们打一点消炎的药，而且我们住院，一次最多只能住一个月。但实际上，我们回到家里几天就得来，我这么多年就是这样不停地入院和出院，基本上都是在医院里过。
煤矿工人是很苦的，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还有生命危险。可现在没有人管我们这些得了矽肺病的工人了。国家不管，集团不管，矿里面也不管。有困难没有地方讲……
赖绍荣说着说着，便咳嗽不止，呼吸声像风箱声。他痛苦地支撑着身体，想减轻那难以言表的痛苦。我劝他休息。他邻床的病人便争着同我说话。
下辈子坚决不做矿工（1）
时间：2001年6月14日上午10时
地点：安源煤矿职工医院住院部内科23床
受访人：周仁和，男，71岁，安源煤矿退休工人
我老家在安源五坡下农村。我1955年到安源工作，在井下打石门，打了10年，后来转为采煤，采了5年。1976年，我发现得了矽肺病后，还在井下做过一些轻一点的工作，一直做到1981年退休。现在每个月全部加起来有502元。我1956年结婚，有5个孩子，其中4个孩子都是安源煤矿的正式工人，都在井下采煤，只有1个女儿没有工作。1977年我自己在安源附近的农村建了房子，有200多平方米，是一栋一层的房子。
矽肺病是个很折磨人的病，基本上是治不好的，最多只能缓解。由于是职业病，公家说可以免费治疗，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正在做静脉注射，指着注射的氧氟沙星说）。在我们矿，这种药都要自己出钱，每瓶自己要出8元，每天要吊2瓶。住一次院自己要花很多钱，每年要花到3000元左右，相当于全年一半的工资。病情严重的时候，一次都要用好几百。小孩过得还可以，都结婚了，对我还孝顺。
因为有病，现在不能参加什么活动。话都不想讲。就是这样过一天算一天，只要有饭吃就行了。下辈子，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再下井做矿工了。这个病真的折磨人啊。有时觉得还不如死了好。
下辈子坚决不做矿工（2）
这时，有一个也是矽肺病的老工人出院。他自己拿着日常用的东西，与病友们打着招呼，缓慢地走出了病房。周仁和指着那离去的背影，对我说：“我们对住院和出院都已经很习惯了。用不了几天，你就可以在这里再见到他。真是生不如死啊。”看着他们骨瘦如柴的身体，听着他们艰难的呼吸声，我感到了一种难以承受的压抑。专家称：
矽肺系长期吸入一定浓度的二氧化硅粉尘所引起的以肺部弥漫性纤维化为主的疾病，严重时影响呼吸功能，丧失劳动能力。多见于采矿、玻璃、陶瓷、耐火材料、石英制粉和铸造业工人。矽肺发病比较缓慢，接触较低浓度二氧化硅粉尘多在15～20年后才发病。确诊发病后，即使脱离粉尘作业，病变仍可继续发展，是一种不可逆的病理改变。一般在早期可无症状或症状不明显，随着病变发展，症状增多。病状是呼吸短促，胸口发闷或疼痛，咳嗽，体力减弱，常并发肺结核症。目前尚无理想的治愈方法，该病死亡率极高，潜伏期短则数年，长则20年。
……
我国职业病防治一直是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据国家卫生部卫生法制与监督司有关2000年全国职业病发病情况的一份报告中称：根据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缺西藏、台湾等）卫生部门的报告统计，2000年共报告各类职业病11718例，较1999年的病例增加了14.5％。在总病例数中，包括矽肺病在内的尘肺病占77.7％，慢性职业中毒占10.2％，急性职业中毒占6.7％，其他各类职业病共占5.4％。其中，全年共报告尘肺病新发病例9100例，死亡2725例。截至2000年年底，全国累计检出尘肺病558624例，累计死亡133226例，病死率为23.85％，现患尘肺病人425398例。这份报告对新发尘肺病例的特点分析说，具有接尘年龄小、发病年龄轻、接尘工龄短、病情重的特点。接尘工龄最短的只有两年，很多病例初诊时已是二期矽肺。乡镇企业和外资（包括港澳台资）企业的新病例分别为1999年的2.1倍和8倍。
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用工制度的改变，使大量接触粉尘的合同工、临时工、季节工失去了应当享有的职业医学检查的权利，造成尘肺病患者得不到及时的诊断和治疗，掩盖了企业职业危害的真实性。事实上，我国工人患职业病的情况远远大于这些官方数据。好在近几年有关新闻媒体能突破重重阻力，将他们的痛苦展现在全社会面前。
工伤者说（1）
我离开矽肺病房后，去了外科病房，访问那些因工作受伤而在这里治疗的工人们。相比较而言，外科病房没有内科病房的那种压抑感。尽管有的工人受伤的地方还可见到鲜红的血迹，但总还可以听到一些笑声。
一线太危险了
时间：2001年6月14日上午10时30分
地点：安源煤矿职工医院住院部外科24床
受访人：钟贤萍，男，31岁，安源煤矿采二区工人
我祖籍在萍乡上粟县农村，父亲15岁时就来到安源打工，是安源煤矿的建筑工人，现在已经退休了。我1987年招工进安源，当时只有17岁，在一线干了4年，搞拓进，现在在机电班。
已婚，老婆是农村的，现在在安源煤矿，没有工作，在家里做些家务。老婆家里是否还有田不是很清楚。我现在有一个女儿。我每个月工资全部加起来有500～600元。为什么只有这么点工资呢？主要是让有些干部吃掉了。现在就是干部有钱，区里公布的那些东西都是假的，是做样子给人家看的。矿里实际上也知道那是假的，但由于他们也常常搞假，也不管下面。
作为矿工，饭还是有的吃。尽管效益差的时候拿到手上的只有200～300元，但安源这个地方生活水平低，米还是可以买回来的。由于我是家里的独生子，母亲去世了，父亲同我们在一起生活，他每个月有500多元退休工资，这就是我们家的保险。现在像我这样几十岁了还靠老子那点退休工资的，比较多。当然如果遇到大事了，就没有办法。
工伤者说（2）
我家现在住的房子只有20多平方米，是一间平房，自己又将它搭出了40多平方米。房子的条件比较差。每个月水电费要20多元，房子因为是平房不要房租。这个地方就是污染太厉害。
我这次住院是因为这个月8号被传输的链条压伤了中指。因为是工伤，医药费用由单位出，也有病假工资。给多给少那是干部的权力，我管不了，也不想管，就让他们凭良心给吧。
矿工子弟现在一般不下井做，主要是太苦和太危险。现在在井下工作的主要是农民协议工。这其中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矿上的子弟不愿意下井，还有一个原因是矿工子弟不好管理。实际上，真正不好管理的只是极少数，是个别的。
有时我也想到外面去做事，可是自己没有本事，只有初中文化，当年没有考上高中，也就没再读了。现在感到没有什么希望了，也就得过且过，过一天算一天。只要有工资发，有饭吃就算了……说实话，安源煤矿如果不是有历史这块招牌，早就倒闭了。
他说到这里，让我看了看他受伤的中指。他接着笑着说：“现在受伤了，就多住几天，反正有病假工资，休息几天也好。比起那些当官的天天在办公室腐败，我这算不了什么。”
临时工没有任何保险（1）
临时工没有任何保险
时间：2001年6月14日上午11时10分
地点：安源煤矿职工医院住院部外科5床
受访人：肖传华，男，44岁，安源煤矿回收队临时工
我的老家是湖南省湘乡，我父亲4岁时就到了安源，在1975年去世。我是1974年参加工作，和妻子都在安源镇的一个煤矿工作。1996年那个小煤矿倒闭，我们夫妻一分钱都没有拿到。因为我们单位是安源镇的，所以倒闭了他们就什么也不管了。
为了生活，我就来了安源煤矿打工。现在在安源的回收队，属于外包工，不是正式工，也不是协议工，订一年合同做一年。我们的工作主要也是挖煤，挖的是边角煤。我们这些外包工就像旧社会的工人那样，主要是用身体拖煤。我每个月工资多的时候有800多元，少的时候才300多元。老婆就在家里待着，有两女孩在读书，一个高中，一个小学。
我们这些临时工是没有任何劳动保险的。没有退休，也没有假期工资，做一天算一天，就是打零工。回收队是搞出多少煤给多少钱，一矿车煤给12元钱。大约是1吨半，要拖20多次才有一车。我这次受伤是因为5月27日上早班时，让煤矸石将手打伤了。医疗费由回收队出，住院工资是10元一天，扣了双休日，一个月就是220元。
我都是40多岁的人了，希望就在小孩身上了。希望她们多读点书，不要再做我这样的没有保障只靠出卖身体的临时工。
临时工没有任何保险（2）
在我们谈话时，来了一位老太太，她久久地站在我的身边，一言不发。但那期盼的眼神告诉我，她肯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想告诉我。于是，我就问她：“老大妈，您有何事？”没有想到，我刚说完，她的眼泪就流了出来。
她喃喃地说：“你是记者吧，我有一个重要情况想向你说一下。”听此言，我说，我不是记者，是搞学术研究的，到安源来是为了调查工人的生活状况。她也许没有明白学术研究的意思，但听说是来搞调查的，就一定要同我谈她家的事，也不管我是否在听，就说了起来。经旁边的医生和其他病人的补充和解释，我大体明白了这位老太太的女儿也住在这家医院，她希望有人来管管她女儿的情况。
于是，我同她来到了另一间病房，看见了她那不能行动的女儿，听她讲述了一个让人心痛的故事。
这位母亲悲伤地告诉我，她的女儿叫刘文兰，1975年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农村，1980年抵父亲的职到安源煤矿工作，是正式固定工。下了两年井，之后在安源煤矿幼儿园工作。
1982年结婚，有一个男孩，现在17岁了，在读高中。1987年离了婚。1994年生了一种怪病，什么事也做不了，只能躺在床上。2000年办了病休，现在每个月的工资是206元。医药费单位只报20%。目前已经借了私人4万多元，在医院住了3年多。
由于没有钱交医药费，医院不仅不给好药，还要求她们回家。她去找工会，工会领导说，按现在的制度，这样的情况只有回家。可回去了又如何办呢？听到这里，我明白她找记者的意思了。她是希望通过新闻媒体将她女儿的处境报道出去，这样就会有好心人来帮助她们。因为现在经常有什么人病了，报纸一报道，就可以收到捐款之类。可是，我却不是新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