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蒋毛邓演义

曹德谦著

目录

第一回  翠亨村帝象聆洪杨 檀香山孙文慕基督

第二回  孙文上书李鸿章 帝象痛失陆皓东

第三回  伦敦蒙难康德黎侠救孙文 英博啃书孙逸仙初创三民

第四回  宫崎效忠孙中山 孙文狠批康有为

第五回  孙文改组致公堂 孙黄共组同盟会

第六回  黄克强血战广州市 革命军轻取武昌城

第七回  黎元洪聊充革命都督 孙中山选任临时总统

第八回  袁世凯小站练兵 袁宫保太和逼退

第九回  孙中山让位 袁世凯窃国

第十回  袁世凯暗杀宋教仁 孙中山声讨袁世凯

 

第十一回  蔡松坡专心韬晦 小凤仙有意成全

第十二回  过海越山蔡锷云南起兵 众叛亲离袁贼禁城断气

第十三回  北洋军阀据京做庄 中山先生南下护法

第十四回  宋庆龄险离越秀楼 孙中山坚守永丰舰

第十五回  五四运动惊天动地 北大校长选贤任能

第十六回  五四运动余波荡漾 北京大学影响深远

第十七回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李大钊研究马克思

第十八回  上海弄堂召开中共一大 嘉兴游船选定中共机构

第十九回  张继首传无政府 独秀批判安那其

第二十回  梁漱溟献策防中共 青年党结帮堵赤潮

 

第二十一回  胡适提倡白话文 鲁迅揶揄老迂儒

第二十二回  陈胡因“不能容忍”分手 胡李为“多谈主义”论争

第二十三回  杜威宣讲实验主义 罗素品评中国精神

第二十四回  新月派畅谈言论自由 瞿秋白宣扬阶级立场

第二十五回  蒋介石投靠陈其美 张静江牵线陈洁如

第二十六回  大东旅馆蒋介石种梅毒 永丰军舰陈洁如尿裤子

第二十七回  赶时尚蒋介石访苏联 抓枪杆蒋中正办军校

第二十八回  蒋介石周恩来是好友 蒋中正许崇智成对头

第二十九回  死廖仲恺胡汉民涉嫌疑 闹中山舰汪精卫受牵连

第三十回  受排挤蒋介石大哭鼻子 有心眼陈洁如藏过手枪

 

第三十一回  为革命汪精卫谋刺摄政王 求爱情陈璧君死陪汪大哥    

第三十二回  革命胜利汪精卫不愿做官 国际游说孙中山欣然容共

第三十三回  新经济政策吸引孙文 孙中山先生更崇三民

第三十四回  国民党召开一大 孙中山病逝北京

第三十五回  四一二蒋介石屠杀共产党 七一五汪精卫打出反共旗

第三十六回  共产党南昌起义 毛泽东井岗上山

第三十七回  蒋介石乐新欢 陈洁如悲旧恋

第三十八回  蒋介石南京坐定 张学良东北易帜

第三十九回  蒋介石皈依基督 黄雪芬见证耶稣

第四十回  苏维埃定都瑞金 毛泽东首任主席

 

第四十一回  瞿秋白走上盲动主义 狱中人留下《多余的话》

第四十二回  顾顺章出卖共产党 向忠发乞怜国民党

第四十三回  立三路线创伤累累 王明路线灾祸重重

第四十四回  九一八张学良丢东北 八一三蔡廷锴战上海

第四十五回  蒋介石进剿鄂豫皖苏区 张国焘创建川北根据地

第四十六回  李德老爷葬送红色基地 遵义会议挽救中国革命

第四十七回  张学良兵谏扣委员长 斯大林急电救蒋介石

第四十八回  少帅打开尘封历史 口述破解世纪迷题

第四十九回  陈昌浩全军覆没 张国焘孤掌难鸣

第五十回  胡风惹怒周起应 鲁迅回敬徐懋庸

 

第五十一回  日寇挑衅卢沟桥 倭军入侵上海滩

第五十二回  鬼子大屠南京城 国军保卫大武汉

第五十三回  湖北两杰树口碑 安徽独秀留嘉言

第五十四回  汪精卫甘心事敌 朱惺公斗胆批奸

第五十五回  项英批评毛泽东 陈毅接管新四军

第五十六回  邹韬奋追求言论自由 小党派组织民主同盟

第五十七回  张荩忱投笔从戎 张自忠精忠报国

第五十八回  乔治马歇尔小憩马里兰 山本五十六大捷珍珠港

第五十九回  延安定心实行整风 王明强项拒绝检讨

第六十回  马歇尔力保猛将军 蒋介石必撤史迪威

 

第六十一回  赫尔利大办牛仔外交 宋美龄小试纵横说辞

第六十二回  谢伟思访中共领袖 毛泽东赞美国民主

第六十三回  日本天皇广播投降书 国共两党争夺受降权

第六十四回  杜鲁门倚重老将 马歇尔起用司徒

第六十五回  多情丈夫拒填中馈 失意老人顿失风骚

第六十六回  辽深战役解放军大获胜 淮海战场蒋家军大崩溃

第六十七回  刘少奇秘访莫斯科 斯大林安抚毛泽东

第六十八回  怀仁堂大厅开政协会议 天安门城楼升五星红旗

第六十九回  斯大林批准偷袭南韩 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

第七十回  蒋介石绝处逢生 国民党死棋走活

 

第七十一回  毛岸英坚拒亲戚谋职 毛泽东严惩张刘贪污

第七十二回  毛泽东胡批武训 郭沫若乱吠胡适

第七十三回  毛泽东辱骂梁漱溟 梁漱溟叹息毛泽东

第七十四回  毛泽东制造胡风“反革命” 共产党实施言论犯罪论

第七十五回  贾植芳写《狱里狱外》 老路翎作《英雄时代》

第七十六回  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 苏联红军血柒匈牙利

第七十七回  毛泽东宣传“言者无罪” 小党派初试“知无不言”

第七十八回  毛泽东布置引蛇出洞 储安平落得死不见尸

第七十九回  毛泽东炮制“章罗同盟” 罗隆基坚持“没有联盟”

第八十回  银行家尽心效忠新中国 章乃器至死拒说违心话

 

第八十一回  遇家父母被划右派 遇氏子女相继遭殃

第八十二回  北大学生热情争鸣 林昭烈士惨遭杀害

第八十三回  毛泽东狠批邓子恢 大独裁初辱周恩来

第八十四回  毛泽东创造名词“大跃进” 人民报编报粮食“大高产”

第八十五回  人民公社举办公共食堂 全民炼钢尽毁绿山密林

第八十六回  李云仲斗胆上书 彭德怀为民请命

第八十七回  张闻天仗义执言 书呆子自投罗网

第八十八回  毛泽东下令反右倾 众大臣群学鹦鹉舌

第八十九回  刘少奇初忤毛泽东 毛泽东再辱周恩来

第九十回  毛公狠批“赫鲁晓夫主义” 中苏展开“修正主义”辩论

 

第九十一回  赫鲁晓夫品评毛泽东 人民日报吹捧地拉那

第九十二回  刘少奇吹捧王光美 毛泽东揶揄刘少奇

第九十三回  王稼祥上书党中央 胡耀邦盛赞书呆子

第九十四回  姚狗狂吠《海瑞罢官》 彭真力保学术自由

第九十五回  姚文元逼死吴邓两家 毛泽东铲除彭罗陆杨

第九十六回  毛泽东围剿“阎王殿” 老作家怨死“太平湖”

第九十七回  毛泽东建立红卫兵 戚本禹害死彭德怀

第九十八回  戚本禹抛出《卖国主义》 刘少奇回答“八大问题”

第九十九回  刘少奇终成“叛徒、内奸” 《百年潮》最后披露真相

第一百回  别具一格林彪评毛 投其所好副帅登台

 

第一百零一回  谭震林怒斥毛夫人 毛泽东大骂陈老总

第一百零二回  总理苦心保陈毅 张茜抱病编诗集

第一百零三回  季羡林遭遇革命派迫害 老教授吐露心灵上创伤

第一百零四回  毛公批“设国家主席” 林彪拟“五七一工程”

第一百零五回  尼克松决心办中美复交 周恩来含笑签上海公报

第一百零六回  毛泽东歪批郭沫若 冯友兰乱骂孔夫子

第一百零七回  江青召开大会作弄总理 主席亲写小条奉劝江青

第一百零八回  邓小平获准回京 周恩来因病住院

第一百零九回  毛远新出奇任联络员 毛泽东变脸批邓小平

第一百十回  总理病逝北京医院 群众大闹天安广场

第一百十一回  邓小平品评恩来总理 曹长青揭穿艾蓓女士

第一百十二回  毛泽东驾崩丰泽园 华国锋入主中南海

第一百十三回  孙维世怒斥老色鬼 李志绥素描毛泽东

第一百十四回  毛泽东自比秦始皇 唐德刚品评毛泽东

第一百十五回  华国锋靠拢元帅 叶剑英智擒四凶

第一百十六回  雷电交加蒋介石奉召 羞愧难解刘福军献身

第一百十七回  蒋经国开放报禁党禁 李登辉坚持一国两府

第一百十八回  毛夫人悬梁自尽 小瘪三代拟遗书

第一百十九回  华国锋支持“两个凡是” 胡耀邦研讨“真理标准”

第一百二十回  胡耀邦大力平反冤案 胡绩伟畅谈党报内情

第一百二十一回  要吃米找万里 要吃粮找紫阳

第一百二十二回  晴天霹雳苏联解体 过天晴冷战结束

第一百二十三回  张闻天学说奠地基 邓小平理论兴大厦

第一百二十四回  邓氏猫论深得人心 市场经济确立地位

第一百二十五回  赵紫阳继胡失蹄 江泽民得机主政

第一百二十六回  千家驹正名“和平演变” 万国鹏新释“五四精神”

第一百二十七回  纪登奎真诚认罪 陈永贵至死忠毛

第一百二十八回  王若水论定倒三七 韦君宜痛哭昧良心

第一百二十九回  宋美龄识破李登辉 蒋夫人享寿一○六

第一百三十回  和平民主可趋同 中山思想能统一

第一百三十一回  民主革命尚未完成 党内精英重唤“五四”

第一百三十二回  人类进入全球化 周老畅谈世界观

第一百三十三回  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 音乐家痛斥毛氏专政

 

 

                              

第一回

 

翠亨村帝象聆洪杨

檀香山孙文慕基督

 

早在2500多年前，炎黄子孙曾通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而使中华文化发出了空前的灿烂光辉。1000多年前，李世民的贞观之治不但带来了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稳定，而且产生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文学勃兴。李白杜甫的诗要比莎士比亚早好几百年，至今谁也没有能够写出比李杜更高明的诗，不论中国诗也好，外国诗也好。

然而，在本世纪６０年代至７０年代的中国却沦为世界穷国，平均国民收入甚至比不上某些非洲国家，其根源何在哉?

    中国为何苦难重重?这个问题不但我们当代人在考虑，其实，早在十九世纪，洪秀全先生就考虑过这个问题了，他的结论是罪在异族统治者的满洲皇朝。

当初明皇朝迁都北京乃不失为英明之举，它说明朱棣看出中华之主要危险来自北方，建都北京是作重点防御也。

明代，北京曾来了洋人利玛窦等，带着西方的天文学来到中华，备受青睐，而朝中大官也有徐光启等，接受西学，甚至翻译几何学介绍给国人。

当然，更值得一提的是宦官郑和，在福建造了许多海船，几次三番地远航印度洋，把中华文化传送到了如今的印尼，马来西亚，甚至到达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其时，中华之光辉多么值得骄傲。

17世纪，农民首领李自成和张献忠，利用朝廷之腐败和天灾之危害，大举反旗。本来，不平则鸣，造反有理，无可指责。不过，最后人们总得看效果来给分。李张何许人也。鲁迅先生曾特别评论张献忠道:“同胞张献忠杀人如草，而满洲兵的一箭，就钻进树林丛中死掉了。”那末，李是否高明些呢?李自成内战内行，势如破竹地杀败明军，英雄地进入北京城，逼死了崇祯皇帝。然而，忽然来了满洲兵。于是，外战外行，溃不成军，逃到湖北荒山中做和尚去也。大好江山落入异族之手。

本来，江山并未有姓，能者得之。大汉主义是要不得的。关键要看统治者是否实行民族歧视。满洲皇朝把汉人列为二等公民，甚至公开宣布“大清天下，宁赠外邦，不予家奴。” 家奴就是指汉人。曾国藩李鸿章之流，以高官为荣，甘为家奴，协助满洲皇朝，剿灭了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推翻满洲皇朝的试验虽以失败告终，但却留下了反清种子。其最有成果者就是孙中山先生。这里要附带说明一下。中山这两个字本来是日本名字，为了躲避清廷的特务，先生有一次在日本住旅馆时曾以中山樵为名，从此人们就以孙中山三字称呼先生。

孙中山先生在1905年成立同盟会的盟誓中明确地规定“驱除挞虏，恢复中华”。挞虏就是指满洲皇朝，“恢复中华”说明中华的地位丧失，需要恢复。

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的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中山先生的父亲孙达成，母杨氏，生兄弟姐妹六人。长兄名帝眉，二哥三岁亡，三姐亦于六岁早夭，四姐妙茜，先生排行第五，乳名帝象，学名文，六妹秋绮。当时一家八口，佃得二亩半地来耕种。父亲晚上还给村中打更，来维持一家生活。

广西和广东是洪杨的发祥地，太平天国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广为传诵。孙中山小时候最爱听父辈们讲述洪杨故事。当听到洪杨胜利之时，他就眉飞色舞，喜不自胜；当听到洪杨失败之时，则疾首蹙额，无限忧愁。

千万不要小视这种民族冲动，它时常是造反或革命的促媒。举一个例子说，何香凝女士曾这样写道:“我那时虽只有25岁，但因自小在家里惯常听到外婆家的亲戚谈及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的故事。我外婆家的亲戚以前曾与太平天国的人做过采买，脑子里总算灌输过一些革命思想，我们听说要进行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革命道理，心里十分同情。及后我和仲恺又再去见孙先生两次，对他表示我们想参加革命，愿效微力，中山先生指示我们在日本留学生中物色有志之士。方声洞、林觉民等就在这时和我相识。我是广东人，那时候还不懂普通话，我和他们那些外籍同志都是用笔谈的。但我们同样都是青年，有共同的理想和志愿---推翻清廷，建立富强繁荣的祖国。” 

鲁迅先生就很厌恶吹捧“康熙英明”“乾隆盛世”的文人硕士。同样地，孙中山先生对汉族同胞在异族统治之下所表现的麻木思想感到十分沮丧。他不惜花费笔墨，作长篇论述，来唤醒人民的民族魂。他写道:

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依我的观察，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已经失去了，这是很明白的。并且不只失去了一天，已经失去了几百年。在这几百年中，中国的书里头简直是看不出民族主义来，只看见对于满洲的歌功颂德。什么“深仁厚泽”，什么“食毛践土”，从没有人敢说满洲是什么东西。近年革命思想发生之后，还有许多自命为中国文人学士的，天天来替满洲说话。硬说满洲种族入主中华，我们不算是亡国，因为满洲受过了明朝龙虎将军的封号，满洲来推翻明朝，不过是历代朝廷相传的接替，可说是易朝，不是亡国。然则从前做过中国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他也曾受过了中国的户部尚书的官衔，比如赫德来灭中国，做中国皇帝，我们可不可以说中国不是亡国呢?

会党在满清康熙时候最盛。自顺治打破了明朝，入主中国，明朝的忠臣义士在各处起来抵抗，到了康熙初年还有抵抗的。所以中国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被满洲征服。

康熙末年以后，明朝遗民逐渐消灭，当中一派是富有民族思想的人，觉得大事去矣，再没有能力可以和满洲抵抗，就观察社会情形，想出方法来结合会党。他们的眼光是很远大的，思想是很透澈的，观察社会情形也是很清楚的。他们刚结合成种种会党的时候，康熙就开博学鸿词科，把明朝有知识学问的人几乎都网罗到满洲政府之下。那些有思想的人知道了不能专靠文人去维持民族主义，便把下流社会和江湖上无家可归的人收罗起来，结成团体，把民族主义放到那种团体内去生存。这种团体的分子，因为是社会上最低下的人，便令人不大注意。所以那些明朝遗老实在有真知灼见。

当满清入关的时候，人数是很少的，总数不过十万人。拿十万人怎么能够征服数万万人呢?因为那时中国人大多数不讲民族主义，无论什么人来做中国皇帝都不在乎。所以史可法虽然想反对满人，但是赞成他的人数太少，还是不能抵抗满人。那个时候，汉人不但不反对满人，甚至要投入旗下，归化于满人，所以有所谓汉军旗。

到了清朝中叶以后，会党中有民族思想的只有洪门会党。当洪秀全起义之时，洪门会党多来相应，民族主义就复兴起来。须注意:洪门不是洪秀全而得此称；当是由朱洪武或由朱洪祝(康熙时有人奉朱洪祝起义)而得此称谓。洪秀全失败以后，民族主义更流传到军人，流传到游民。那时的军队如湘军淮军多属会党。明朝遗老宣传民族主义到下层社会里头，但是下流社会的知识太幼稚，不知道自己来利用这种主义，反为人所利用。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那个左宗棠。

左宗棠带了许多湘军淮军去征新疆，但这些兵士却不听他的指挥而听大龙头的指挥。他的幕客说:“如果要维持这些军队，便要请大帅也去做大龙头。大帅如果不肯做大龙头，我们就动不了。”左宗棠想不出别的方法，便采纳了幕客的主张，也开山堂做起大龙头来，把那些会党都收为部下。左宗棠做了大龙头之后，知道了其中的详情，就把马头破坏了，会党的各机关都消灭了。

现在世界上顶强盛的国家是英国和美国。如果中国被英国征服。如果中国人入英国籍或美国籍，帮助英国或美国来打破中国，试问我们自己的良心是安不安呢?如果我们的良心不安，便是因为有了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能够令我们的良心不安，所以民族主义就是人类图生存的宝贝。

当时，梁启超曾攻击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为复仇主义，胡说:“复仇则必须出于暴动革命，于是秩序一破，不可回复，而外国之干涉乃起。故倡言革命，小之自取灭亡，大之灭亡中国。”孙中山驳斥曰:“民族革命的缘故是不甘满洲人灭我们的国家，我们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我们决无寻仇之理。他们当初灭汉人的时候，攻破城了，还要大杀十日，才肯封刀，那不是人类所为，我们决不为此。惟有他们来阻害我们，那我们就全力惩治。”

    再说，孙达成为了摆脱家庭经济困境不得不派长子孙眉到檀香山去闯世界。孙眉刻苦耐劳，省吃俭用，不多几年就积累资金办起了一个农牧场。1878年6月，孙中山也前赴檀香山依靠他哥哥。他在那里进了埃奥兰尼中学。校长是英国人韦礼斯主教。这是一个基督教学校。校长人格高尚，循循善诱。孙文逐日渐饱受宗教与道德之熏陶，卒下决心要受洗为基督徒。校长不即许，谓必先得父兄之同意，方能行之。孙文乃写信给哥哥，略谓现已寻得真道，决心洗礼为基督徒云云。他哥哥大怒，立刻报告父亲。孙达成得书后也不禁大怒，即去信召孙文回国。先生迫于严命，不得不辍学离校含泪东归矣。

孙中山回家后甚为苦闷，就时常找一些小朋友来给他们讲故事。有一位叫陆天祥的小朋友曾回忆道:“中山先生自檀香山回家后，我们这群小孩很喜欢和他接近。听他讲述些异域风光，我们甚觉有趣。他又编造一套为我们最爱玩的“走兵马”游戏。中山先生当时已是青年，但仍很天真，他要当我们的指挥官，把我们这群小孩编成两队，一些做兵，一些做贼。我们也乐于听他分配。开始时，兵捉贼，贼围兵，互相追逐，谁捉得多，谁便是胜利者。他教我们把“贼人”当作“满洲仔”。追逐时，在村中各条街巷乱跑，大声喊叫:“捉满洲仔呀，捉满洲仔呀。村中父老听了很惊慌。有的正在洗澡，立即拉着毛巾出来喝止我们。但我们玩得兴高采烈，那里还顾得这么多。每天晚上，必定玩到大汗淋漓才走回家去。”

孙中山在家没有呆多久，终于得到父亲同意去香港继续求学。他在香港遇到了美国传教士喜嘉理(C·R·Hager)。后者作了如下的回忆:

1883年秋冬之交，余与先生初次谋面，声容笑貌，宛然一十七八岁之学生。余职在布道，与晤未久，即以是否崇信基督相质问，先生答云:“基督之道，余固深信，特尚未列名教会。” 余询其故，则曰:“待时耳，在己固无不可也。”嗣后数月，果受洗奉教。余亲身其事，其受礼之地，在香港旧设之华人学堂中，仪不繁重，而将来之中华民国临时第一大总统，于是受圣礼皈救道矣。自是以后，先生移居该学堂之二层楼。余则居于第三层楼，与先生常往返，甚爱重之。

先生既束身信道，即热心为基督作证。未几，其友二人，为所感动，亦虚心奉教。夫居今日宗教自由之世，而言皈依基督，固不足奇。当日情势迥异，明认基督者殊不多见。盖明认基督者，人咸耻与为伍，以故人人咸有戒心。然先生热心毅力，竟能化导其友人，使不得不出于信仰之途，其魄力之宏，感人之深，可略见其端倪焉。彼侨居海外之七百万华人，皆表同情于其排满之主张，非无因也。即彼同教之信徒，虽受外界之牵制，不能显助其运动，然而已心相印矣。呜呼，中国能自专制政体一变而为民主政体，非其感动力之伟大，庸有济乎。

当时，孙中山先生认为，作为一名普通公民，其为人民服务之最佳途径或者是当传教士，或者是当医生。他觉得他更合适于做医生。于是喜嘉理就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广州博济医院院长美国人约翰·寇尔，且为说项减轻其学费。先生在那里学了二年多，闻香港开设雅丽氏医学院，乃转入该院，并成为其第一届毕业生。这个医学院的教务长是英国人康德黎(Cantlie)博士，也就是日后拯救孙中山先生生命的恩人。孙中山入该院时改名为孙逸仙。所以外国人迄今称他为孙逸仙而不叫他孙中山。

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引导孙中山先生走上革命的第一个层次是排满思想，第二个更重要得多的层次则为基督教思想。关于前者，中国读者都能理解，但对于后者，人们却很少考虑到。因此，不妨引用中国神学家远志明的话来加以阐明。他说:“世界历史的专制暴政，并非人类不幸和世界不宁的根本原因，专制暴政只是一种现象，它有人类属灵的根源，这就是不承认人的有限性，不承认人人都有罪。人们把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完全建立在对人的信赖之上，而没有超越于任何个人，政党，或其主义之上的信仰作为文化和心理的基础，那么，就难免滋生专制暴政。

“基督教文化与民主政治的必然联系不仅是理论的，也是现实的。基督教强调人人平等地被创造，每个人可以直接与神相通。中国文化恰恰相反，它对人的品性完美之可能坚信不疑。所以中国人对己自求，对人苛求，向上仰求。其中尤以向上追求和信赖全能人格的带领这一点，作为政治，其害尤深。”

“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为民主而斗争。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只把民主理念作为最高准则，似乎并不怎么考虑民主理念的源头和根据，更没有考虑如何把握这源头和根据。我们还不了解西方民主精神和基督精神的一致性，甚至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民主也是一种精神，是一种以信仰作基础的深层文化结构。”

韦伯斯特大字典的创始人诺厄·韦伯斯特更断言：“《圣经》是世界上最具共和思想的书。我们的公民应当及早明白，纯正共和主义的真正源泉是《圣经》，尤其是《新约全书》，或是基督教。”

    孙中山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尔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浏览。至于教则崇基督，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之华盛顿焉。”

    1912年9月5日，孙中山在北京的一次基督教各界人士欢迎会上曾说:他所以“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国家政治之进行，全赖宗教以补其不及，盖宗教富于道德故也。”孙中山当时翻阅最多的一段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甚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正是:

        基督教义深，

        关键为爱心。

        中山创“三民”，

        人人尊先生。

 

 

第二回

 

孙文上书李鸿章

帝象痛失陆皓东

 

    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时就非常注意政治，经常找人高谈阔论，以求救国之道。他自己写道:“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他之交游，闻吾言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疯狂相视也。吾与陈、尤、杨三人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

    孙中山从医学院毕业以后在澳门开设了诊所，并经常来往于港穗之间，有一天，他在香港碰到了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同乡唐绍仪，两人谈到两湖总督张之洞。张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人们认为他有开明思想。于是两人决定联袂去见张之洞。两人到汉口后即赴总督衙门，但传达不肯通报。两人只好回客店，并向客店老板诉说了遭遇。老板听了哈哈大笑说:你们两个好不懂世事，你们不纳贿赂，传达怎肯给你们通报。于是他又教他们如何进行贿赂。第二天，他们按照指点而行，传达果真给他们通报并获得接见。唐绍仪是学政法的。张之洞问他有什么要求，唐说他想去北京从政，以革新政治，但进身无门，请代为引进。张倒也痛快，立刻叫秘书写一封介绍信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然后他问孙中山，孙阐述了西医的优点，并要求广设西医医院。张对孙的热情表示鉴赏，但认为此事尚不可行。他令秘书端上一笔川资，供回粤之用。孙予以婉谢。

    孙中山回澳门没有多少天，朋友们忽然发现一连好几天他没有在诊所露面，大家都为他着急，不知他到那儿去了。然后有一天又突然出现了。他兴冲冲地告诉陆皓东说，他这几天回乡下躲在小房间内写了一封上李鸿章书。他拿出来请陆过目，并请提意见。最后又工整地抄写了一遍。要旨如下:

    宫太傅爵中堂钧座:

    敬禀者: 窃文籍隶粤东，世居香邑，曾于香港考授英国医士。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阃奥。当今风气日开，四方毕集，正值国家励精图治之时，朝廷勤求政理之日，每欲以管见所知，指陈上诸当道，以备刍荛之采。嗣以人微言轻，未敢遽达。然而犹有所言者，正欲于乘可为之时，以竭其愚夫之千虑，仰赞高深于万一也。

    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所谓人能尽其才者，在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得法也。

    夫人不能生而知，必有待学而后知，人不能皆好学，必待教而后学，故作之君，作之师，所以教养之也。自古教养之道，莫备于中华，惜日久废弛，庠序亦仅存其名而已。泰西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遗风，庠序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奋于学。凡天地万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于学之中，使通国之人童而习之，各就性质之所近而肆力焉。泰西人才之众多者，有此教养之道也。

    泰西之士，虽有一才一艺之微，而国家必宠以科名，是故人能自奋，士不虚生。又学者倘能穷一新理，创一新器，必邀国家之上赏。此泰西各种学问所以日新月异而岁不同，几于夺造化而疑鬼神者，有此鼓励之方也。

    泰西治国之规，大有唐虞之意。其用人也，务取所长而久其职。学而优者则能仕，且恒守一途，有升迁而无更调。此泰西之官无苟且，吏尽勤劳者，有此任使之法也。

    故教养有道，则天无枉生之才；鼓励以方，则野无郁仰之士；任使得法，则朝无幸进之徒。此三者不失其序，则人能尽其才矣；人能尽其才，则百事俱举；百事举矣，则富强不足谋也。秉国钧者，盍于此留意哉!

    所谓地能心其利者,在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也.农务有官则百姓勤,农务有学则树畜精，耕耨有器则人力省。此三者，我国所当仿行以收其地利者也。

    所谓物能尽其用者，在穷理日精，机器日巧，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也。

夫物也者，有天生之物，有地产之物，有人成之物。天生之物如光热电者，各国之所共有，在穷理之浅深以为取用之多少。地产者如五金百谷，各国所自有，在能善取而用之也。人成之物，则系于机器之灵笨与人力之勤惰。故穷理日精则物用呈，机器日巧则成物多，不作无益则物力节，是亦开财源节财流之一大端也。

    所谓货能畅其流者，在关卡之无阻难，保商之有善法，多轮船铁道之载运也。

夫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材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后修我政理，宏我规模，治我军实，保我藩邦，欧洲其能匹哉!

    伏维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巨险阻犹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生民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之难，又有行之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用敢不辞冒昧，侃侃而谈，为生民请命，伏祈采择施行，天下幸甚。

孙中山还亲自到天津，把信上呈给李鸿章。李不在天津，由其幕僚转交。李鸿章读信后不予致复。至此，孙中山对朝廷的幻想彻底破灭，乃决心走革命的道路。他收起了他在澳门的医生摊子，从此成了一位职业革命家。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其宣言曰: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

兴中会决定在广州起义。孙中山驻广州，专任军事布置，由郑士良、陆浩东 、邓荫南、陈少白协助；杨衢云驻香港，负责后方接济。原计划重阳节清晨，杨衢云带三千人抵广州后，即分头向各重要衙署进攻，埋伏在水上和顺德香山潮州惠州北江的会党同时响应。

    10月25日(初八)晚，广州的一切准备事项都做好了，就等天亮开始行动。此时孙中山住在河南一个姓尹的朋友家里，陆皓东住在南关咸虾栏，陈少白住在双门底总部附近一个亲戚的铺子里。26日天还没亮，陈少白到了总部，等了好久，没一点消息。绿林民团各方首领，都来讨口号，等命令。本来香港船靠岸的时间是早晨六点钟，但到了八点，孙中山接到一封电报，打开一看，是杨衢云发来的，上面写着:“货不能来，须延期二日。”陈少白说:“事过了期，风声必然走漏，再要发动，一定要失败的，我们还是把事情压下来，以后再说吧。”孙中山也以为然。于是把钱发给绿林中的人，叫各部首领回去，听候命令，并立即向香港杨衢云发电:“货不要来，以待后命，止办。”孙中山叫陈少白先离开广州，自己留下来疏散党人，销毁文件等。

    当天晚上，杨衢云才派丘四朱贵全率各地的会党二百余人，乘保安轮赴粤。这期间已被清廷驻港密探侦悉，即电告粤督谭钟麟。谭急令巡勇管带李家焯至王家祠咸虾栏等处搜捕。陆皓东等人及军械衣物，同时被搜获。

    当杨衢云得孙中山回电时，人与枪械已经下船启运。杨复电曰:“接电太迟，货已下船，请接。”当保安轮抵广州，李家焯已率兵在码头准备截缉。丘四、朱贵全等人赤手被缚。郑士良和孙中山闻讯后即将电报公告文件等进行销毁。郑士良后来提到当时情形时说:“我也想逃，但见孙大将那样处之泰然，所以不便逃。孙比我厉害，毕竟不愧为领袖，我都惶恐不安，但孙却丝毫未变声色。”第二天晚上，他俩穿着苦力的衣服离开广州。孙夫人卢慕贞连夜携带四岁的孙科和一岁的女儿与婆婆嫂嫂一起逃往檀香山，投奔孙眉。                                                  

    清廷对党人严刑审讯。陆皓东、丘四、朱贵全凛然不讳，陆皓东在被提审时，愤书供词，痛述国家外患日迫，内政腐败的危急现实，直斥清政府的昏庸和腐败。他在供词中说:“与同乡孙文同愤异族政府之腐败专制，官吏之贪污庸懦。凭吊中原，荆榛满目，每一念及，真不知涕泪之何从也。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非诛除汉奸，又不足以废灭满清。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

    孙中山称陆皓东“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的第一人”。陆是翠亨村人，孙中山与他从小就是朋友。孙在受洗为基督徒后，又引导陆也受洗为教徒。所以，中国民主革命的第一位领袖是基督徒，而为民主革命牺牲的第一位勇士也是基督徒。这不能归于偶然，其深奥的含义尚有待人们探讨。

    陆皓东勤奋好学，能诗能画。准备起义用的青天白日旗就是陆皓东所设计的。孙中山为纪念他，1900年惠州起义时仍用这一旗子。同盟会成立后又增加了红底，含有烈士鲜血染成之意。

    孙中山逃往香港后，清廷要求港督捉拿孙中山。于是他又从香港逃往美国，并从美国转往英国，演出了一场伦敦蒙难记。

    正是:

        革命付学费，

        此乃第一遭。

        伟者孙中山，

        百折亦不挠。

 

 

第三回

 

伦敦蒙难康德黎侠救孙文

英博啃书孙逸仙初创三民

 

孙中山居美四月，渐为清使馆及领事馆所悉，对其行止极为注意。中山得友人报告，谓使馆有不利于彼之消息，且以留美多时，无可活动，始决计赴英。

    9月30日抵利物浦，即赴伦敦。据受清驻英公使馆委托监视先生行踪之司赖特侦探社10月1日报告，孙中山“已于昨日中午12时在利物浦上岸。他坐的二等舱，他带了一件行李，到利物浦密德兰车站，但是他没有赶上快车，等到下午4点45分方才动身，于晚间9点50分到伦敦圣班克拉斯车站，雇了12616号马车到斯屈朗赫胥旅馆，已是深夜12点”。

    先生每日除访问康德黎及孟生医生外，主要时间用于“或游博物馆，或访各处之历史遗迹，观其车马之盛，贸易之繁，而来往道途绝不如东方之喧哗纷扰，且警察敏活，人民和易，凡此均足使人怦怦向往也。”

    10月11日上午10时，孙中山往访康德黎，先乘车至牛津广场，然后步行，在波德兰区遇见清公使馆翻译邓廷铿，与之边谈边走，行至49号清公使馆门口即被挟入馆中加以拘禁，是为“伦敦蒙难”。

    驻英公使馆密电总署:“顷该犯来使馆，洋装，改姓陈。按公法，使馆即中国地，应即扣留。解粤颇不易，当相机设法办理，祈速示复，勿令英使知，并请电粤督。”

    10月17日夜11时30分，康德黎接到使馆英籍女管家霍尔夫人未具名函，获悉先生被禁实情和处境危险，立即连夜奔走，往警署及苏格兰警场寻来援助。警方认为事属荒唐，且无权力行诸使馆，拒绝插手。

    翌日，使馆另一英籍工人柯尔将先生之亲笔字条递与康德黎。康德黎偕同孟生再次到苏格兰警场请警察出面干涉，以张人道。警长不耐烦地说:“你昨天半夜12点来说过，今又来，我们办不了那么快。”二人出警署，又至外交部，适逢星期日，不办公。二人怕清使馆于是夜将人运走，决定先至使馆提出警告。因康与孙是师生关系，恐使馆人员已闻知，故由孟生一人前往。

    孟生见到了诱禁孙中山那个名叫邓廷铿的人。孟说:“今英外交部已知此事，而苏格兰警场且已派人彻查。”邓极力说决无此事。其态度之从容，使孟生也疑惑起来。到了下午七点，康德黎一人继续奔走，赶到佩星和尔街的美国私家侦探所雇警探，也因星期日休业。康德黎奔走一天，不遗余力，报政府投警署雇侦探等都一筹莫展。到了晚 上9点钟，他忽然急中生智，决定到报馆说明此事。于是他驱车至“泰晤士报”馆，将孙逸仙被幽禁事向记者口述一遍，到夜里11点才回家。

    但康德黎还不放心。他要亲自到使馆门外侦守，假如使馆暗中运人，他可加以阻止。于是，他又走出家门。刚一出门就碰到白天约雇的一个侦探迎面而来。两人一同到了清使馆，这时已是12点半。

    那位侦探把车停在一个屋檐下，并躲藏在车内，月光下，使馆有人出入，都可见到。如孙中山被押出使馆，探车即可追踪。康德黎这才回到家中，已是夜里2点钟了。

    第二天，英国外交部闻此事后向格来轮船公司调查，确知清使馆以7000英镑雇了一艘轮船准备将孙中山押运回国，就派了六名侦探在使馆外监视，并令附近警署严加防备。

同时，伦敦地球报特派记者走访康德黎，获悉此案详情，在晚报上将访问情况刊出号外，引起英国朝野极大关注。号外全文如下:

“在过去的几天里，流传着中国政府驻伦敦公使馆绑架和监禁一位中国名人的令人惊异的传闻。但是就在今天下午，我们已能够确定这些传闻，并且收集到与此有关的一些事实。

大概在去年11月，中国政府获悉有人密谋攻占广州总督府，其最终目的是推翻满族王朝。密谋者把逮捕总督作为实现革命目的的第一步。据说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从香港派遣四百名苦力到广州。这批人的到来似乎太早，引起官府怀疑，使秘密泄露，结果大约十五名领导人被逮捕斩首。

其他人看来逃脱了厄运。一位香港名医，名叫孙逸仙的绅士设法到了美国，随后又来到伦敦，投宿于格兰法学院附近。

    上星期六他出门后未返回旅馆。据传他被绑架到中国公使馆。然而，绑架虽然得逞，被囚禁者却想方设法将自己被扣押的事通知一些英国朋友。这些在香港时的旧友立即为他采取行动。外交部和苏格兰警场的侦探正在监视公使馆，以防将他运走。被囚禁者的朋友们断言，为了将他运出英国，使馆已经做了最周密的准备，为此还专门租了一条船。据说他们已向法官申请人权保护令，但在授予这种法令权利方面似乎有困难，因为还不清楚英国司法当局究竟能对一个外国公使馆行使权力到何种程度。

    此事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使馆官员们回答孙的朋友们的询问，竟矢口否认他被囚在此。然而孙的朋友们掌握了确实的证据，证明这种否认纯属谎言。

于是，舆论大哗。英国外交部终于出面干涉，表示决不允许使馆继续拘留孙先生一夜。10月23日下午，英国外交部派人偕苏格兰警场侦探长乔福斯及康德黎至公使馆，使馆被迫将先生释放。

    孙中山本人对这一段经历曾有一番有趣的描写:

    使馆之所以防予者，视前益密，窗上均加以螺钉，不复能启闭自如。藐藐我躬，真堕落于穷谷中矣。惟有一意祈祷，聊用自慰，当时之所以未成狂疾者，赖有是也。及礼拜五上午，予祈祷既竟，起立后觉方寸为之一舒，一若所祷者已上达帝听。因决计再尽人力，待英仆柯尔来，复向之哀恳，藉脱予厄。

    予谓柯尔曰:“子能为予尽力乎?”    柯尔反诘予曰:“君何人也?”

    予曰:“中国之国事犯而出亡于外者。”

    柯尔于国事犯之名称，若未能领会。予又进迫之曰:“予之生死，实悬君手。君若能以此事闻于外，则予命获全；否则予惟有被宰割，受屠戮耳。君试思救人于死与致人于死，其善恶之相去若何?又思吾人尽职于上帝为重要乎，抑尽职于雇主为重要乎?君其三思预言，乞于下次相见时以君之决心示予。”

    翌晨柯尔以煤至，既投煤于炉，复以手指煤篓。予见其所指者为一纸，不觉中心跳荡，予之生死固惟此片纸所书者是赖也。柯尔既出，急取而读之，其文曰:某当为君递一书于君友。惟君缮书时，慎勿据案而坐，盖守者伺察甚严，得于钥孔中窥见所为也。君若伏于卧榻而缮之，则得矣。

    予于是偃卧榻上取名刺一纸，面壁而书；书系致予友康德黎君者也。亭午，柯尔复来，取予书去。既而柯尔复持煤篓至，以目示意。予待其去后，急搜煤篓，得一纸，读之，大喜逾望。文曰:勉之，毋丧气，政府方为君尽力，不日即见释矣。

    以是而预知祷告之诚，果上达于天也；以是而预知上帝固默加呵护者也。予自被逮后，衣未尝解带，夜未尝安眠，至此始酣然一睡，及旦而醒。

    正是:

        你们若奉我的名求甚么，

        我必成就。

        你们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四节。

    两广总督谭锺麟闻讯后密电总理衙门，提出“孙逆尚在英都，能设法解粤甚好，否则重赏博浪沙壮士，不必令生还也。”

    但伦敦毕竟不是中国，满洲统治者的暗杀阴谋是难以得逞的。孙中山出使馆后，在伦敦呆留了半年多。这个半年是孙中山精心读书的半年。大家都知道，伦敦的博物院图书馆是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中最大的图书馆。德国的马克思也好，俄国的赫尔岑也好，都是在那里读书研究，建立他们的理论体系的。孙中山如饥如渴地研读西方各种政治，军事，经济，法学名著。英国的经济学，法国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他研究的重点。他也阅读了马克思的著作和林肯的文集。当时美国有一本畅销书，那就是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孙中山当然没有放过这本书。

    孙中山在博览群书和深思熟虑之后，终于为他的革命学说奠定了初步基础。他把他的学说称之谓“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包括以“民”字为首的三个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民族主义并不是单纯的反满，他解释说:“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对于满洲，不以复仇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此为以民族主义和国内诸民族也。”在满清被推翻后，他又进一步解释说:“勿谓满清已倒，种族革命已告成功，民族主义即可束诸高阁矣。现在清室不能压制我们，但各国还是要压制的。日人驻兵于南满，俄人驻兵于蒙古，英人驻兵于西藏，法人驻兵于滇黔，日思瓜分。” 也就是说，民族主义成了防列强侵略中国之利器。

    关于民权主义，孙中山解释说:“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他猛烈抨击康有为梁启超想以君主立宪保住清皇室之企图。他指出满清政府的“行政措施都是为了他们的私利，并不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而是阻碍我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不给我们平等的权利，侵犯我们不可让与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压制言论自由，禁止结社自由，征收沉重的苛捐杂税。”

    他申斥专政制度“恐怕反对党来动摇，便用很专制的威权，极残忍的手段，来打消他们的反对党。”他说:“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有参政权，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孙中山把民国比作一个大公司，国民是股东，是主人，官吏是办事者，是公仆。“权”属于人民，“能”是政府具备的，也就是政权归人民，治权归政府。

    关于民生主义，孙中山有两个很简明的口号，那就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他受了亨利·乔治学说的影响。他说:“亨利·乔治之学说深合社会主义之主张。而欲求生产分配之平均，亦必将土地收回公有，而后始可谋社会永远之幸福也。”他主张:“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比方说地主有地，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一千元，或多至二千元，就算那地价将来因交通发达价涨至一万元，地主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盈利八千，当归国有。这就可使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当永绝。”

    孙中山认为这样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为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矣。”

    社会主义本来就有好几十种，这是百花齐放，好得很。但偏偏有人出来不断恶狠狠地说:“不对，他们的社会主义都是假的，只有我的社会主义是真的，是科学的。”孙中山的伟大就在于他是一名真正的学者而不是学霸。他容许圣西门的存在，也容许马克思的存在。他自认民生主义只是适于中国的社会主义，他根本不想把它推广到任何其他地方。

    孙中山构思了他的三民主义以后，心里就亮堂多了。他觉得他的革命有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正是:

        革命非为己，

        只是争主义。

        自从立三民，

        民国乃有期。

        

 

第四回

 

宫崎效忠孙中山

孙文狠批康有为

 

    1897年8月，孙中山从伦敦经加拿大抵达日本。他的老朋友陈少白那时住在横滨，所以他就寄寓于陈的寓所。陈说:“我两人困守一方，无从发展，不是办法。现在你既然到了日本，日本方面的事，就可由你主持，我想趁此机会去台湾一次，在那里活动活动。”这样，孙中山就一个人住了下来。

    陈少白有一位热心中国国事的日本朋友宫崎寅藏。一天晚上，宫崎来访陈少白，开门的是一名女佣。宫崎问:“陈先生在吗?”答曰:“老爷两三天前出门了。”又问:“到哪里去了?”“去台湾了。”“你一个人看家吗?”“不，还有一位客人。”“现在这位客人在家吗?”“从傍晚时候出去散步了。”

    宫崎心想这位客人是不是就是我渴望要见的孙逸仙呢。于是又问:“那位客人是从哪里来的?”答曰:“大概是从美国来的。”宫崎断定他必是两年前在广州发动起义的孙逸仙。他既兴奋又高兴，就迫不及待地要求女佣马上去找回来。宫崎在门口伫立到11点钟，女佣才回来说:“怎么也找不到。”

第二天早晨，宫崎又来了。女佣说:“还没有起床，我去叫他。”宫崎在庭前徘徊，忽然听到了嘎吱开窗的声音，抬头一望，见一个身穿睡衣的绅士模样的人，伸头向外探视，用英语说了声“请进”。宫崎仔细一看，这个人正是在照片上见过的中国革命领袖孙逸仙。孙中山把宫崎请进客厅，接过名片，方知道他就是陈少白提过的最关心中国革命的日本志士宫崎寅藏。

    两人交谈了几句，女佣进来说:“漱口水准备好了。”孙中山站起身说了一声暂且失陪，便走出客厅。宫崎心想:“他的举止动作略失庄重，这个人能肩负起华夏的命运吗?他能够身居四万万群众之上掌握政权吗?我帮助这个人究竟能否完成一生的志愿呢?”出于“悯支那削弱，数游汉土，以访英贤，欲共建不世之奇勋，襄成兴亚之大业”的宫崎未免犹豫起来了。片刻，孙中山换上衣服出来，凭几端坐。这时宫崎感到“这风度比得上一个好绅士。然而我想象中的孙逸仙应该更有些威仪。”

    宫崎首先问道:“我早已听说你以中国革命为志，但还不知详情。我希望能够领教你的革命宗旨和方法手段。”孙中山徐徐开口说:“我认为人民自治是政治的极则。因此我的政治主张是共和主义。单以这一点来说，我认为就有责任从事革命，何况满虏执掌政权已经三百年，以愚民政策为治世要义，以压榨人民的膏血为能事。积弊日深，坐令大好山河，陷入任由他人宰割的悲境。有志之士，谁忍袖手旁观?可能有人说，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这个国家。这只是一种不了解情况的说法。所谓共和，是我国治世的真髓，先哲的遗业。我国国民之所以怀古，完全是因为追慕三代之治。而所谓三代之治，的确掌握了共和的真谛。不能说我国国民没有理想的资质，不能说我国国民没有进取的气概。其所以怀古，岂不是抱有伟大理想的证据吗?”

孙中山继续说:“今天如有豪杰之士兴起，打倒满虏，施行善政，与民约法三章，人民定必欢欣景从，讴歌企待。倘如此，则能以爱国之人心而振兴，以进取的气概而崛起。”宫崎这时觉得“静如处子的他，竟如脱兔一般，一言重于一言，一语热于一语，终于显示出深山虎啸的气概。”

孙中山最后说:“为了中国苍生，为了亚洲黄种人，更为了世界人类，上天一定会佑助我党。你们来和我党结交就是一例。我党一定发愤努力，不负诸位厚望，也请诸位拿出力量援助我党，实现吾人的志业。拯救中国的四亿苍生，雪除东亚黄种人的耻辱，恢复和维护世界的和平和人道，关键在于我国革命的成功。如果中国革命成功，其余问题均可迎刃而解。”

    宫崎听了孙中山的谈话后，对他佩服得几乎是五体投地。他认为孙中山的话句句贯义理，语语挟风霜，其中又仿佛洋溢着无限的热情。他把孙中山看作是“思想高尚，见识卓越，抱负远大的伟人”，并说:“从此时起，我已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他身上了。”

    从此以后，宫崎的确奋不顾身，倾家荡产地追随了孙中山。孙中山曾为他写下了如下的评语:

    世传隋时有东海侠客号虬髯公者，尝游中华，遍访豪杰，遇李靖于灵石，识世民于太原，相与谈天下大事，许世民为天人之资，勖靖助之以建大业。后世民起义师，除隋乱，果兴唐室，称为太宗。说者谓初多侠客之功，有以成其志云。宫崎寅藏君者，今之侠客也。识见高远，抱负不凡，具怀仁慕义之心，发拯危扶倾之志，日忧黄种陵夷，悯支那削弱，数游汉土，以访英贤，欲共建不世之奇勋，襄成兴亚之大业。闻吾人有再造支那之谋，创兴共和之举，不远千里，相来订交，期许甚深，勖励极挚。方之虬髯，诚有过之。惟愧吾人无太宗之资，乏卫公之略，驰驱数载，一事无成，实多负君之厚望也。

    正是:

        美有拉斐德，

        在华为宫崎。

        相助出于义，

        高风胜国际。

 

    正在这时又发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原来在百日维新之后，康有为、梁启超在日本避难。当时海外人士把康梁视为英雄，其势不小。孙中山派人与康洽谈，希望能联合共同反满。不料康不但予以拒绝，并且痛斥革命党为乱臣贼子，分裂国家。于是，孙中山不得不起来领导一场反击康梁保皇党的大辩论，这场大辩论一直持续到宣统下台为止，而且还有余波。

    为了启发受蒙蔽的华侨同志，孙中山特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内容如下:

    向者公等以为革命保皇二事，名异而实同，谓保皇者不过藉名以行革命，此实误也。康梁之创立保皇党者，所以报知己也。夫康梁，一以进士，一以举人，而蒙清帝载恬特达之知，非常之宠，千古君臣知遇之隆未有若此者也。百日维新，言听计从，事虽不成，而康梁从此名已震动天下。此谁为之?孰令致之?非光绪之恩，曷克臻此!今二子之逋逃外国而倡保皇党也，其感恩图报之未遑，岂尚有他哉!

    如其不信，则请读康有为所著之《最近政见书》，此书乃康有为劝南北美洲华商不可行革命，不可谈革命，不可思革命，只可死心踏地以图保皇立宪，而延长满洲人之国命，续长我汉人之身契。

    或曰:言借名保皇而行革命者，实出诸梁启超之口，是何谓诬曰然，然而不然也。梁为保皇党中之领袖，阅历颇深，世情寝熟，目击近日人心之趋向，风潮之急激，不觉为革命之气所动荡，偶尔失其初心，背其宗旨。其在《新民丛报》之忽言革命，忽言破坏，忽言爱同种之过于恩人光绪，忽言爱真理之过于其师康有为者，是犹乎病人之偶发呓语耳，非真有反清归汉之实心也。何以知其然哉?夫康梁同一鼻孔出气者也，康即刻心写腹以表白其保皇之非伪，而梁未与之决绝，未与之分离，则所言革命焉得有真乎?夫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今梁以一人而持二说，首鼠两端，其所言革命属真，则保皇之说必伪；而其所言保皇属真，则革命之说亦伪矣。

    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有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非一日矣。如弟与任公私交虽密，一谈政事，则俨然敌国。然士各有志，不能强。总之，划清界限，不使混淆，吾人革命，不说保皇，彼辈保皇，何必偏称革命?诚如康有为之率直，明来反对，虽失身于异族，不愧为男子也。

    古今来忘本性，昧天良，去同族而事异种，舍忠义而为汉奸者，不可胜计，非独康梁。而满汉之间，忠奸之判，公等天良未昧，取舍从违，必能审定。如果以客帝为可保，甘为万劫不复之奴隶，则亦已矣。如冰山之难恃，满汉之不容，二百六十年亡国之可耻，四万万汉族之可兴，则宜大倡革命，毋惑保皇，庶汉族其有豸乎!

    孙中山之雄文一出，保皇论之身价乃一落千丈。

正是:       

事态日日新，

        岂能吃老本。

        康梁不知趣，

        终成落后人。

 

 

第五回

 

孙文改组致公堂

孙黄共组同盟会

 

    在宫崎寅藏和其他一些日本朋友的帮助下，孙中山1900年10月在惠州三洲田发动了一次起义，但由于订购军火款项竟被经手人中村侵吞，起义者不能获得军火接济，起义乃告失败。于是孙中山又一次逃到了檀香山。他在檀香山加入了致公堂。该堂为孙中山弄到了一纸檀香山的出生证，孙中山就带了这张出生证前往美国。

    清廷的细作知道这事，他们向旧金山移民局告了密，于是孙中山就被扣押在一个小岛的小木屋内。致公堂大佬黄三德已得檀香山致公堂发来的准备接待孙中山的电文，当听说孙中山入境受阻，便找到致公堂顾问律师那文，请他设法协助。他们一同到木屋访见孙中山询问详情。那文便向移民局声明“孙中山乃檀香山籍民，因在中国提倡革命，故被其本国政府指名通缉。今中国领事阻其入境，实属损害其居留美国之权利。”同时又向华盛顿上诉。过了三个星期，旧金山移民局奉华盛顿工商部电令，放孙中山入境。

    自从伦敦蒙难事件以来，孙逸仙的大名已在华侨界传开，他已成了一名英雄。他就利用这一点，在征得大佬的同意后，对致公堂进行改组，使它成为一个在华侨界进行宣传和筹款的机构。致公堂的新章如下：

    原夫致公堂之设，由来已久。本爱国保种之心，立兴汉复仇之志，联盟结义，声应气求，民族主义赖之而昌，秘密社会因之日盛，早已遍布于十八行省及五洲各国，凡华人所到之地，莫不有之，而以美国为隆盛。盖居于平等自由之域，共和民政之邦，结会联盟，皆无所禁，此洪门之发达，固其宜矣。惟是向章太旧，每多不合时宜；维持乏人，间有未惬众意。故有散漫四方，未能联络一气，以成一极强大之团体，诚为憾事。

    我堂同人之在美国者不下数万余人，向以散居各埠，人自为谋，无所统一，故平时则消息少通，有事则呼应不灵。以此之故，为外人所轻视、所欺凌者所在多有，此改良章程、维持堂务所宜急也。语有之曰：“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若无同志以相维护，以相周恤，一旦遇事，孤掌难鸣，束手无策，此时此境，情何以堪。此联合大群，团集大力，以捍御祸害、周恤同人，实为本堂义务之不可缺者一也。

    本堂人数既为美洲华人社会之冠，则本堂之功亦当驾乎群众，方足副本堂之名誉也。今幸遇爱国志士孙逸仙先生来游美洲，本堂请同黄三德大佬往游各埠，演说洪门宗旨，发挥中国时事；各部同人始如大梦初觉，因知中国前途，吾党实有其责。先生更代订立章程，指示办法，以为津导，我旅美同人可以乘时而兴矣！当此清运已终之时，正汉人光复之候，近来各省革命风潮日涨，革命志士日多，则天意人心之所向。此联合大群，团集大力，以图光复祖国、拯救同胞，实为本堂义务之不可缺者二也。

    中国之见灭于满清二百六十余年而莫能恢复者，初非满人能灭之、能有之也，因有汉奸以作虎伥，残同胞而媚异种。始有吴三桂、洪承畴以作俑，继有曾国藩、左宗棠以为厉。今又有所谓倡维新、谈立宪之汉奸以推波助澜，专尊满人而抑汉族。其丧心病狂，罪大恶极，可胜诛哉！本堂虽疲驽，亦必当仁不让，不使此谬种流传，遗害于汉族也。此联合大群，团集大力，以先清内奸而后除异种，实为本堂义务之不可缺者三也。

    望各埠堂友同心协力，踊跃向前，以成此举。同人幸甚，汉族幸甚！

    正是:

         资格最老致公堂，      

 复兴中华担肩膀。

         如今改名称为党，

         致力为公永不忘。

当时，致公堂有一份《大同日报》，主笔为保皇派。孙中山把他撤了，改派刘成禺为主笔。过不久，刘又把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蒋梦麟拉了进来。蒋是浙江余姚人，后来曾继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他对这一插曲留下了一段描述：

“这报是孙中山先生在旧金山的革命机关报。一个秋天晚上，我与后来在国内大名鼎鼎的刘麻哥成禺，初次晋谒孙先生。他住在唐人街附近的史多克顿街的一家旅馆里。我进门的时候，因为心情紧张，一颗心怦怦直跳。

    刘麻哥把我介绍给这位中国革命运动的领袖。孙先生似乎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引力，任何人如果有机会和他谈话，马上会完全信赖他。他的天庭饱满，眉毛浓黑，一望而知是位智慧极高的人物。谈话时他的论据清楚有力，即使你不同意他的看法，也会觉得他的观点无可批驳。除非你有意打断话头，他总是娓娓不倦地向你发挥他的理论。他说话很慢，但是句句清楚，使人觉得他的话无不出于至诚。他也能很安详地听别人讲话，但是很快就抓住人家的谈话要点。

    后来我发现他对各种书都有浓厚兴趣，不论是中文书，或者英文书。他把可能节省下来的钱全部用来买书。他读书不快，但是记忆力却非常惊人。孙先生博览群书，所以对中西文化的发展有清晰的了解。

    孙先生是位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他曾在旧金山唐人街人行道上向围集他四周的人演说。他非常了解一般人的心理，总是尽量选用通俗平易的词句来表达他的思想。他会故意地问：“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打倒满洲佬”。听众很容易明白他的意思，因此就跟着喊打倒满洲佬。接着他就用极浅近的话解释为什么必须打倒满洲佬，推翻满清建立共和以后他的计划怎么样，老百姓在新政府下可以享受什么好处等等。

    在开始讲话以前，他总先估量一下他的听众，然后选择适当的题目，临时决定适当的讲话方式，然后再滔滔不绝地发表他的意见。他能自始至终把握听众的注意力。他也随时愿意发表演说，因为他有惊人的演说天才。

    孙中山先生对人性有深切的了解，对于祖国和人民有热烈的爱，对于建立新中国所需要的东西有深邃的见解。这一切的一切，使他在新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成为无可置辩的领袖。他常常到南部和东部各州去旅行，有时又到欧洲，但是经常要到旧金山来，每次回到旧金山，我和刘麻哥就去看他！”

    孙中山在美国活动了一个时期又到欧洲，1905年他从法国出发，经新加坡等地回到日本。留日学生100多人前来欢迎。孙中山看到中国留学生人数猛增，大为惊喜。他对宫崎寅藏说：“近来增加这么多的留学生，当中有非同一般的志士吗？”宫崎说：“有，我正要向你介绍一个叫黄兴的湖南人。”孙中山听了，恨不得马上去找，宫崎说：“连口茶都不喝，就要去？真够性急，而且你是他的前辈，还是我去将他带来见你好了。”孙中山说：“这样的事，没有什么前辈后辈之分，是我打听到消息，还是我前去拜访他。”说完，就坚持要宫崎马上去神乐坂见黄兴，也就是黄克强。

    黄兴何许人也?

    前面已经说过，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但洪杨的故事一直流传在中国大地，特别是南方一带。它促使广东产生了孙中山，它更促使湖南产生了黄兴。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曾国藩老乡是文武双全，黄兴完全了解要对付这些家伙必须以毒攻毒，他因此从小就注重既习文又习武。

    1874年10月25日，黄兴诞生于湖南善化县龙喜乡，他的父亲是一名私塾教员。黄兴近水楼台先得月，从四岁起就开始识字，五岁就从父亲学习<论语>，八岁上冯塘肖举人的私塾。课余，他时常去游泳，有时爬山，有时与同学比武术。他还跟浏阳一位有名的武术师学过乌家拳。由于刻苦锻炼，他虽年少，体力却过人，能只手举起百斤。1893年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1896年考中秀才。1898年入武昌两湖书院深造。

    两湖书院是洋务派张之洞办的，传统的和新设的种种科目，如经史，自然科学，甚至军事训练和实弹射击，都应有尽有。那时兵操是刚设立的新课，许多学生不重视，上课时常常穿着长袍，而黄兴却每次都换上短装和布鞋，上课时精神抖擞。每一个动作他都力求做得准确，一丝不苟。同学们都觉得不理解，他乃写诗一首曰:“朝作书，暮作书，雕虫篆刻胡为乎?投笔方为大丈夫。”1902年，张之洞选派31名学生去日本学习，黄兴以学习成绩优异入选。

    黄兴在日本进了弘文学院攻读教育，但他认为“非先从事种族革命”不可。所以他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学习军事，二是学习和宣传革命理论。每天早晨他很早就起来到神乐坂武术会去练习枪弹骑射。武术会规定，射击时连中靶心六次者，得一枚银质奖章，他简直百发百中，他的抽屉内堆满了奖章。他还特意从日本军官学习战略战术，并且一有机会就参观日本士官联队的操练。

    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生中有保皇和反清两派。保皇派有一位明显的头头，即梁启超。反清派还没有固定的领袖。黄兴主要与一些湖南同乡结为同道，包括宋教仁，陈天华，蔡锷，刘揆一等等。黄兴在日本整整呆了一年。他觉得“如许伤心家国恨，那堪客里度春风”，乃决定回国实干。

黄兴回国后在长沙明德学堂任教，作为掩护。1903年11月4日，黄兴以29岁生日为借口，摆了两桌酒席，邀表宋教仁，刘揆一，陈天华，章士钊，曹亚伯等人，商议组织华兴会，次年2月15日，以旧历除夕聚宴为名，在明德学堂召开正式成立大会。黄兴被选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在不同时间加入华兴会者有5百多人。华兴会一成立就讨论武装起义的地点和策略。不久决定在长沙起义。

    1904年春，黄兴先派刘揆一的弟弟刘道一等人，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去联络会党头头马福益，马表示:“如有用得着我的时候，无不唯命是听。”于是，共推黄兴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为副总指挥。黄为起义准备枪支弹药。但马福益的部下大意失密，马本人亦被捕，起义宣告流产，黄兴只好又回日本．

    在孙中山坚持下，宫崎就带他到了神乐坂。宫崎推开窗子一看，见里边人太多，就让孙中山在外边等着，他向屋里喊：“小黄，小黄。”黄兴急忙跑了出来，宫崎指着孙中山让黄兴看。黄兴一看就认出来了。于是黄兴又把张继和宋教仁叫了出来。几个人一同到神乐坂中国餐馆凤乐园就座。孙黄两人简短寒暄之后，就转入关于革命的话题，谈了将近２小时。大家举杯祝贺这次会晤。于是，他们开始酝酿组织联合的问题。

    然后先举行一次筹备会。基本的队伍是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的华兴会和蔡元培的光复会。兴中会的基本成员是粤闽人士和华侨，华兴会的基地是两湖，光复会的基地是江浙。这样一来，新的组织就具有了全国性的规模。经过协商，决定新组织的名称为中国同盟会，简称为同盟会。

    孙中山复提议同盟宗旨拟规定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有人对平均地权一节持疑义，要求取消，先生答曰：“现代文明国家最难解决者，即为社会问题。我国虽因尚未发达而社会纠纷不多，但未雨绸缪，不可不杜渐防微，以谋人民全体之福利。欲解决社会问题，则平均地权之方法乃实行之第一步。本会系世界最新之革命党，文书应立志远大，必须将种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不当专问种族、政治二大问题，必须并将来最大困难之社会问题亦连带解决之，庶可建设一世界最良善富强之国家。”

    孙中山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鼓掌。原华兴会会员曹亚伯起而曰：“今日大家主张革命，始来此间，如有异议，何必来！兄弟恁良心首先签名。”全场无异议。即由先生拟一盟书，经众推黄兴、陈天华二人审定。盟书为“某某某，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众各自书写盟书一纸签署。先生遂领导各人举右手向天宣誓如礼，誓毕，先生谓在干事会未成立前，众人盟书由其暂为保管。先生盟书则由众推举黄兴保管。旋由先生至隔室分别授会员以相见之握手暗号，及秘密口令：

    问：“何处人？”

    答：“汉人。”

    问：“何物？”

    答：“中国物。”

    问：“何事？”

    答：“天下事。”

最后，孙中山向全体人员道喜曰：“为君等庆贺，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

正是：      

        孙黄大合联，

        力量如翼飞。    

    遍地起义声，

        满贼徒落泪。

 

 

第六回

 

黄克强血战广州市

革命军轻取武昌城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正如孙中山所说；“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之主义，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逾万人。支部则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当时外国政府之对中国革命党亦多刮目相看。”

    1906年暑期，会员刘道一回到湖南，与长沙明德学堂的同盟会员魏宗铨发动萍乡、浏阳、醴陵一带哥老会，策划起义。１２月４日，江西的萍乡矿工、湖南的醴陵防营兵勇、浏阳的会党同时举行起义。不过十天，发动群众３万多人，震动了长江中下游各地。

    但在江西巡抚吴重熹、湖南巡抚岑春冥、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端方、直隶总督袁世凯出兵共同围剿下，起义最后宣告失败。刘道一和魏宗铨也被捕获杀害。孙中山曾为刘烈士作一首七律以挽。孙中山一生没有留下什么诗，这可能是唯一的一首诗：

半壁东南三楚雄，

刘郎此去霸图空。

尚余遗孽业艰甚，

惟与斯人慷慨同。

塞上秋风悲战马，

神州落日泣哀鸿。

几时痛饮黄龙酒，

横揽江流一奠公。

    接着，同盟会于１９０７年５月又在广东潮州黄冈镇起义；同年６月，在广东惠州七女湖起义；同年９月，在广东钦州和廉州起义；同年１２月，在广西镇南关起义；１９０８年３月，又在广东钦州、廉州、广西上思起义。但这些起义都相继失败。再下一步就是惊天动地的黄花岗起义了。

    1911年4月27日，即农历3月29日，黄兴率众攻打两广总督衙门，浴血苦战，以其他各路未能发动，终于失败。

    是日上午，黄兴分发枪械与各处，然乘早船抵省之赵声总部，因城门闭不能进城。赵声未来，故起义由黄兴任指挥。在省同志一部集小东营黄兴寓所，乘早轮进省之福建及海防同志，由徐维扬率领之花县同志，均至小东营。选锋分二路，一路为在莲塘街吴公馆者三十余人，四川及华侨同志各半；一路为在小东营者一百三十余人，其中又分两路，攻督署卫队与督署正门，分别由林时爽何克夫主持。黄兴将象牙印章及黑钢时表分送选锋，以为守信及准时之用。令各以白布缠臂，着黑布树胶鞋，以作标志。以吹法螺为号。下午4时左右，黄兴集众演说，时李文甫朱执信谭人凤均至。谭告香港各情，请缓一日，黄谓“老先生，毋乱我军心。”出发前十分钟，陈炯明派人来，见黄兴等束装待发，遂不言而去，黄尚不知陈畏事棘手不敢发动。

    5时半，黄兴率队出发，一时螺号呜呜，风起云涌，途遇警察，枪杀之，疾行入督署，见卫队，呼之归顺，不悟，开枪射击，毙其管带金振邦。冲至二堂，守兵走避。退入两庑及大堂之卫队则恁栏倚柱以狙击，党人徐广台等先后牺牲。黄兴伤卫队一人，余被截击，弃枪请降，求为引导，入内进分头搜索，无人，乃焚督署而去。至东辕门，遇李准先锋队，林文以内有同志，与之联络，被击毙，刘元栋等亦死，黄兴伤右手，断二指。仍就所部分三路:以徐维扬所率花县同志出小北门拟与新军接应；川闽及南洋同志攻督练公所；黄兴与方声洞等十余人出大南门，拟与防军接应。

    黄等至双门底，与从顺德调回之巡防三营遇，该营原系响应者，因无标志，方声洞毙其哨官温带雄，防营还击，声洞死之。黄兴与敌作战，身边已无同志，至晚潜至河南，找到机关，见徐宗汉，始得包扎伤口。

    往攻督练公所一路，至莲塘街，与自吴公馆出发之喻培伦等四川同志会合，在莲塘街至仓边街一带与防军战斗。徐维扬派至小北门者，在莲塘街大石街一带与敌作战，后至小北门高阳里口，遇大队敌兵，乃退入源盛米店，屯米作垒与战，坚持至次日下午张呜岐下令烧街，始越墙逃。徐维扬率队在司后街应敌，折入小东营，会李文甫袭飞来庙，不克，越山走三元里回花县。至此，起义各队先后失败。

    陈炯明、胡毅生诸部均未按计划发动，至影响全局。

    起义战死及被捕牺牲者总计86人。至5月1日，72烈士遗体始由善堂收殓，葬于城郊黄花岗。

    黄花岗之役，革命党受创深重。胡汉民认为“盖自有革命以来，吾党之损失，未有若斯役之巨者。中有被捕后始遇害者，使为供词，辄挥洒数千言，斥清政府之罪恶，而申民族之大义及所以为民众牺牲之由，意气凛然，从容就死，问其家世，则多世家子，而勤学笃行之士也。”

    烈士林觉民起义前夕在一块白色手帕上给爱妻陈意映写了一封遗书:“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悲啼之余，亦以天下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又说:“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依新已五岁，转眼成人，汝其善抚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则亦教其以父志为志，则我死后，尚有二意洞在也。”

    烈士方声洞在给父亲的遗书中说:“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四万万人皆死，不特儿一人；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只以大人爱儿切，故临死不敢不为禀告，但望大人以国事为心，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

    正是:

        起义烈士多秀才，

        诽谤老九太不该。

        贫农革命求翻身，

        只有傻瓜不为财。

    陶行知先生还特别写了一首傻瓜歌:

         我种傻瓜，

         丰收傻瓜。

         只有傻瓜，

         能救中华。

    孙中山则曰:“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武昌革命也就是历史上所称的辛亥革命。

    1911年10月初，黄兴在香港会见湖北代表吕天民，致函中部同盟会同志，支持武昌起义计划，并告知已要求美洲同志寿款。10月9日，汉口宝善里机关失事，各秘密机关相继被破。

    是日，孙武与邓玉麟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机关配制炸弹，11号则为刘公寓所。下午3点，刘公之弟刘同至14号，吸纸烟，落火星，引起爆炸，烧伤孙武。同志丁笏堂急将孙武送往同仁里日本医院，该院不收，转送共和里11号。爆炸事发，洋务公所会同俄领率捕警，捕去刘公夫人及刘同等，搜去中华民国政府鄂省大都督之印，告示，往来函件，党人名册等物。

    是日早晨，蒋翊武由岳州抵小朝街机关，王宪章等亦至。正讨论间，邢伯廉以孙武失事报，刘复基力主发难。翊武同意发动，即以临时总司令名义草命令一通，指派专人分送各标，约定当晚12点大举。同志杨洪胜在送炸弹时被捕。

    至夜12时，蒋翊武等仍在机关二楼等候发难，楼下则开留声机以作掩护。忽然大队军警至，刘复基开门，自楼口掷炸弹，误触楼梯，弹片反射，刘负伤，被捕。翊武、楚藩等欲从邻舍屋项逃，未遂，亦被捕。在押送途中，蒋翊武、陈磊相继逸去。当晚，彭楚藩、刘复基及杨洪胜为鄂督瑞澄杀于督署门外。

10月10日清晨，工程营总代表熊秉坤派李泽乾到各机关接洽，据报五处机关被封。熊决计首难，复派泽乾往三十标联系，但不得进门。秉坤集合各队诸同志密议，谓此刻安能顾虑许多，已奉部命着工程营首先发难占军械所。 曰:“今日反亦死，不反亦死，大丈夫能惊天动地，虽死犹烈。”乃约午后3时晚操毕举事。当时天雨，秉坤嘱于郁文盗腰牌号簿各二份往三十标联系响应。同排吕功超从其兄处盗得子弹两盒计五十发。张胜恺于郁文亦从其排长处盗来两盒。至3时，通湖北全军停晚操，秉坤计不得行。适三十标派来谢涌泉问讯，因得复与谢约晚7时至9时，由秉坤带队出向三十标西营门时发三枪，各方即响应。

    将夜，工程营后队队官罗子清召问秉坤:今外风声甚紧，汝知之乎？秉坤诳以三十标友人告余是晚大举。问果孙党乎?答以派别虽有，主盟者非孙逸仙而谁?罗欣然而去。

    忽有二排长陶启胜闯入一排，欲先发制人，与下士金兆龙冲突扭打。同棚程定国以枪托击陶，陶释金逃，程继射一枪中陶腰部，此即首义第一声也。此时全营轰动，枪声隆隆亘半时。秉坤率队兵临楼门，击杀反抗之工程营代理管带阮某等三人。即鸣笛集众。至营库取子弹，仅得军刀二十柄；至军需房，只见银钱等物。韩似信将火油灯推下，火起。秉坤率队出营，过十五协西门，发三枪。此时城北火起，二十一混成协辎重工程营李选皋等发难，亦奔楚望台。

    当秉坤计划发难时，曾与楚望台军械所罗炳顺马荣二人接洽，及秉坤率队至，略施布置，方维亦带队来会。旋工程营同志拥左队队官吴兆麟来，共推之为临时指挥。吴即命左队原排长邝名功带队，经王府口攻督署；前队原排长伍正林带，经金水闸攻督署前。

    当熊秉坤等占领军械所正部署间，十五协及测绘学堂俱已响应。其时督罢课原调有陈得龙所部巡防队三营，督练队二营，机关枪一队，武装消防队一队，宪兵一队，水机关枪四挺，分防各要道。蔡济民待攻督辕门不能下，陈国桢置山炮于保安门城墙施放，亦未奏效。济民令督署附近居民迁出，浇煤油焚烧；张鹏程则烧王府口一带民房；吴兆麟等于水陆街保安门王府口三路放火，瞬息间火光烛天，等于白昼。蔡汉卿、孟华臣在楚望台蛇山两处放炮，无不命中。蔡济民熊秉坤等各率所部冲东辕门，迫敌至西辕门。纪鸿钧冲入西辕门内，放火，延及大堂，鸿钧以身殉。鄂督瑞澄落胆，命将署后围墙打穿，带卫兵由吴家巷潜逃，出文昌门，上楚豫兵舰。督署遂下。

    第八镇统制张彪逃往汉口刘家庙。革命军占领武昌，推黎元洪为都督。汉口汉阳相继为革命军占领。

    孙中山先生日后论曰:“按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澄一逃。倘瑞澄不逃，则张彪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以当时武昌之新军，其赞成革命之大部份，已由端方调往四川；其尚留武昌者，只炮兵及工程营之小部分耳。其他留武昌之新军，尚毫无成见者也。乃此小部分，以机关破坏而自危，决冒险以图功，成败在所不计，初不意一击而中。此殆天心助汉而亡胡者乎。”

    正是:

        敬告必然老大哥，

        生活之中偶然多。

        六出祁山未闻捷，

        胜利来时我呼噜。

 

 

第七回

 

黎元洪聊充革命都督

孙中山选任临时总统

 

    武昌起义是一场喜悲剧。喜的是它取得了很快的胜利；悲的是预定的领袖黄兴滞留在香港，来不及现场指挥。于是又出现了一次历史的偶然性。１０月１１日，武昌全城已无清军踪迹，革命军在蛇山和黄鹤楼升起了十八星旗，代表１８个行省。

    当时急需有人领导，孙中山和黄兴都不在，而起义前湖北各革命组织公推的鄂军都督刘公，也不知下落。有人建议推革命军临时总指挥吴兆麟为鄂军都督。吴以本人官卑职小，不能服众，坚决不肯担承。有人建议黎元洪，因为他的官大，可以压众。反对者纷纷说，黎不是革命党，而且曾公然反对革命，岂能推他来领导革命？吴兆麟却说：“推一个非革命党人做都督，表示革命军大公无私，不争权利，可以鼓励一般非革命党人消除顾虑，共同参加革命，这样，就可以减少革命前途的阻力。”大家竟同意了这一观点。

    黎元洪一贯是两面派，他在清廷面前毕恭毕敬，表示效忠，但对革命党人也网开一面，不加迫害。他听说到起义后，立即躲了起来，一时找不到他。事有凑巧，黎打发一个人回家取行李，因其行迹可疑，革命军加以盘问，那人供出黎统领躲在黄土坡谢管带国超家中。于是吴兆麟派人前往迎接。黎听得外面人声马嘶，急忙躲在床帐背后，随即被搜了出来。他吓得面无人色，来人向他说明原委，他不得不随之前往楚望台临时指挥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从床底下拖出一个黎元洪”的故事。

    到了楚望台，看到吴兆麟率领士兵，排队相迎，黎的心情才安定下来。他跟吴本是相识，就以长官的口吻说：“你们为什么要革命？革命是要杀头的。你们都有身家性命，依我之见，还是赶快回营为好。”吴向他释说，并立即陪他一同去阅马厂谘议义局，那里革命代表们正在开会讨论选举鄂军都督问题。他们已协商好选黎，所以黎一到场，议员刘赓藻就提名黎统领为大都督。黎急着说：“你们不要抬举我，我不是革命党，不够资格。”他还告哀乞怜地说：“我平日待人不薄，诸位切莫害我。”有人大声说：“谁甘心当满奴，吃我一枪。”黎又有气无力地说：“武昌靠近大江，若来海军，非常厉害，怎么守得住呢？”

     邓玉麟回答说：“守得住就守，守不住我们退湖南。”

     “湖南怎么好退呢？”

     “那边有我们的同志。”

     “饷呢？”

     “打开藩库，用了再说。”

      至此，黎无词以对，乃闭口不言。众人认为他已默认。于是黎元洪就正式成了革命大都督。这是辛亥革命第一次让权。更糟糕的是接着就有第二次的向袁世凯让权。

      正是：

          权力可出租，

          诸君太糊涂。

          刀柄交人手，

          我命临呜呼。     

    １０月２４日，黄兴从香港赶到上海。后又接湖北军政府电请，赴武汉“以资镇慑”。黄兴多次组织和领导过武装起义，且身先士卒，临危不惧，威名震海内。武汉革命党人莫不翘首仰望黄兴的到来。１１月３日，都督府在阅马场举行了盛大的拜将仪式。黎元洪在台上亲将印信、委任状、令箭授予黄兴。黄兴发表了演说：“此次革命，是光复汉族，建立共和政府，无知虏廷仍无觉悟，派兵来鄂，与民军为难，我辈宜先驱逐在汉口之敌，然后进攻，收复北京，以完成革命之志。今日承黎都督与诸同志举兄弟为战时总司令，责任重大，实难负荷，但大敌当前，不敢不勉。因念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以艰苦奋斗为己任，兄弟愿从黎都督与诸同志后，直捣虏廷，恢复神州，虽捐躯摩踵，均所不惜。”

    接着，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表示支持革命。

    辛亥革命爆发之时，孙中山正在美国，他是从报纸上获悉这个消息的。他知道组织政府需要大笔经费，也需要外交承认，所以他从美国到欧洲进行活动，并经新加坡回国。

    12月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刚上岸，记者们就抡着问:“您这次带多少钱来?”“带多少武器以助革命军北伐?”他回答说:“予不名一文也，所带回者，革命精神。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

    第二天，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居正，陈其美等商议，决定成立临时政府，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并决定临时政府定都南京。29日下午，各省代表齐集南京，正式举行总统选举，17省的代表以16票同意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曰:“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孙文”

    孙在当选后即电黎元洪曰:“武昌举义，四海云从，列国舆论歌诵民军无微不至，而尤钦佩公之艰苦卓绝。文于中国革命虽奔走有年，而此次实行并无寸力，谬蒙各省代表举为总统，且感且愧。惟有勉为其难，以副公之盛意。”

    同时又电袁世凯曰:“北京袁总理鉴:文前日抵沪，诸同志皆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问其理由，盖以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孙文”

    接着，孙中山又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名义发布文告曰:

    为布告大汉同胞事:往年本总统以民族主义提倡我中华全部，遂至捐弃家人，沉沦异域，投艰蹈险，虽屡濒于死，而大声疾呼之气不少衰。然当时之应而和者，只会党一部分，余则犹酣睡而不醒。曾不几时，民族主义之进步日速一日，今则统中国皆国民矣。我鄂军代表竟首举义旗矣。我各省同胞竟同声响附，殆无不认革命为现今必要之举动矣。

    同胞何幸而文明若此也，此必我黄帝列圣在天之灵佑助我同胞，故能成此兴汉之奇功，盖可以决满廷之必无噍类矣。虽然，本总统窃有不能已于言者， 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事不图终，曷克有济。倘行事或虎头鼠尾，而存心复狼顾狐疑，或生猜忌之私，自相鱼肉;或萌退缩之志，坐失事机，则后祸之来，何堪设想。所以曩者欲图大事，而往往功败于垂成者，其遗误大多如是也。

    今特布告我大汉同胞，共鉴前车，牢持来轸，再接再厉，全始全终。勿畏葸，勿偷安，勿事徘徊，勿相推诿。纵使百战百胜而勿骄，即令小败小伤而勿馁。凡我各省民军代表，同心戮力，率众前驱，效诸葛一生惟谨速之行，守吕端大事不糊涂之旨。运筹宜决而密，用兵贵速而神，自能唾手燕云，复仇报国，直抵黄龙府与同胞痛饮。策勋建立共和国，使异族贴耳俯首，此固本总统中心之所切切，而群策群力，实所望于同胞者也。

    3日，临时总统与代表们协商，决定指派下列人士为部长:陆军部长黄兴，海军部长黄钟英，外交部长王宠惠，财政部长陈锦涛，司法部长伍廷芳，教育部长蔡元培。接着代表们又正式投票，推选黎元洪为副总统。

    依照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七条，各省各派代表三人，组成临时参议院。28日，正式召开参议院成立大会。孙中山在会上发表讲话说:“北虏未灭，战云方急，立法事业，在与戎机相需为用。破坏建设之二难，毕萃于兹，诸君子勉旃，各尽乃心，竭乃智，以奠民国之始基，以扬我民族之大烈。”

    孙中山一贯主张法治，他敦促参议院赶快制订宪法。于是由法制局长宋教仁草拟了临时约法草案。经过讨论，参议院于3月8日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明确中华民国是一个共和国。其中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人民有言论著作集会结社之自由;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

    约法还规定政权机构实行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即参议院行使立法权，总统行使行政权，法院行使司法权。三者互相独立，牵制，分而治之。临时约法至少在法律上宣布了独裁制度之死亡，给了国民以自由的权利。它不失为中国历史上的一起伟大壮举。

孙中山还特别致电各省都督，要求他们“务须饬所属，勿许越法肆行。并晓谕人民，许其按照临时约法，对越法行为进行控诉。”

正是:

        法治奠地基，

        强国原可期。

        飞来袁氏祸，

        续苦半世纪。

    孙中山就任总统后，彻底地保持了平民作风。不论在就职典礼或会议仪式等方面，一扫旧官僚讲排场摆架子和一些繁文缛节的陈规陋习。有一位华侨说:他与平民在一起，从来不摆架子，没有官僚脾气。华侨朋友仍可当面直呼其名孙文而不以为忤，依旧亲切地招待他们。华侨们偶有争议，在大庭广人之前，可以放大炮，而他处之泰然，让他们心中有话和盘托出。其所以如此，因为他的一切举措都是公而无私。

    孙中山很敬佩美国的林肯总统。林肯经常在白宫内接见大批来访者。孙中山也常常在总统府接待访客。一天，有一位年过80的老人走进总统府，向传达苦苦要求见孙大总统。传达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没有什么事，我只想看看民主气象。”传达又问他有没有意见书。他说:“没有。”这位老人姓萧，是盐商，专程从杨州到南京来瞻仰孙大总统丰采的。警卫队长郭汉章见此情况就去向孙中山报告，孙中山就说:“好，你请他进来。”郭汉章把老人扶入屋内，孙中山含笑起立，正准备向他行握手礼，老人却掷杖跪下向大总统行跪拜礼。孙中山急忙扶起老人，请他坐下，亲切地对他说:“总统在职一天，就是国民公仆，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老人问:“若是总统离职后呢?”孙中山回答说:“总统离职后又回到人民队伍里去，和老百姓一样。”谈完后，孙中山送他到办公室门口。这位老人高兴地说:“今天我总算见到民主了。”

    孙中山最喜爱的座右铭是林肯总统的“民治民有民享”和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他在空闲的时候就写这两条横幅送给同志们。

    左派理论家嘲笑“资产阶级”的民治民有民享和自由平等博爱是虚伪的。要知道，这两个口号具有非常高尚的内含，它们决不是一蹶可就的，需要的时间可能为一百年一千年，即使是一万年也未必算太久。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社会的问题，而不是什么阶级的问题。试看号称无产阶级国家的苏联，难道它有“真的”自由平等博爱吗?不要说真的，连假的都没有。但我们必须说清楚，这与阶级没有关系。它是人的问题，社会的问题，制度的问题，与阶级不相干。我们绝对不能责备无产阶级。

    正是:

        先生毕生争自由，

        民主政治称风流。

        世界已入新世纪，

        紧抱专政为何由?

 

 

第八回

 

袁世凯小站练兵

袁宫保太和逼退

 

    读者们不难看出，孙中山的几个电文有些矛盾。他一方面主张乘胜追击，直捣黄龙;另一方面却又向清廷的总理大臣表示亲善。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当时的总理大臣是袁世凯。我们不得不把袁世凯这个人物从头讲起。

    1859年，袁世凯出生于河南项城县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他的叔祖父袁甲三，正是以镇压捻军起家的清军大头目。袁甲三有一个侄儿叫袁保中，在家乡办理团练，是地方上的一霸。他也就是袁世凯的父亲。袁世凯长大后从军，得到了李鸿章的提拔，官运甚为亨通。清皇朝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以后，皇族中有多人要求革新军队，并建议在天津成立一支新建陆军，还保举袁世凯负责督练，奉旨报可。于是在1895年，37岁的袁世凯成了满洲新军的创始人。

    新军归北洋大臣节制。这时李鸿章已调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任的是王文韶。练兵地点在天津东南约七十里的新农镇，这是天津与大沽口间的一个小站，所以就有“小站练兵”之称。其实在好几年前，李鸿章采取寓兵于农的办法，就派有淮军一部驻在这里，一面从事屯垦，一面进行操练。这支军队调走后，清廷又派长芦盐运使胡某在此训练"定武军"，不久胡调走，清廷乃叫袁世凯接统定武军，作为训练新军的基础。定武军原有十个营，共四千七百五十人，袁又加募了二千二百五十，凑成七千二百五十人，并改名为新建陆军。袁世凯既为新军的头头，也就成了一名小小的实力派。

    但更重要的是:袁世凯借小站练兵培植了一批忠于他自己的弟子，正如后来蒋介石的黄埔军校，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袁从北洋武备学堂中挑选了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端三人。袁派冯国璋为步兵学堂总办兼督练营务处总办，段祺瑞为炮兵学堂总办兼炮兵统带，王士珍为工兵学堂总办兼工兵统带。这三个学堂都是随营设立的，这是他边练兵边培养亲信爪牙的一种临时措施。后来他的摊子越来越大，陆续招收了段芝贵、吴长纯、，杨荣泰、曹锟、王占元、卢永祥等等。

    再说甲午那一年，广东有个举人康有为，来到北京会试。他联合各省进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余人上书请求“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公车上书”。第二年，康中了进士，授职工部主事，继续上书请求变法。他在北京组织了一个鼓吹变法图强的强学会。有些 上层人士想借维新之名自高身价，也表示支持强学会。事为慈禧太后所闻，下今查封强学会。袁世凯也曾列名为强学会发起人。有一次，慈禧的宠臣荣禄问他为什么要加入这个组织，袁回答道:“正要禀告恩相，我想打进去探听个中虚实，以便随时上报。”

    正是:

        奸细贼心早生成，

        时刻望风手法灵。

        只因此公善玩票，

        人头落地六条命。

    康有为曾一度被逐出京城。1897年底，他又潜回北京，第五次上书要求变法。书中痛哭流涕地写道，如不采纳他的意见，将来国破家亡，皇帝求为老百姓而不可得。篇末引明朝崇祯皇帝吊死煤山的故事，说他不忍此一故事重见于今日。光绪皇帝读罢奏折，拍案曰:“此人好大胆子，不怕杀头充军。”

    其实，光绪的确被康所说服。不多天他面见慈禧，向太后痛哭陈词，说他不甘为亡国之君，如不让他变法，他情愿不做皇帝。太后无言以对。光绪这才下圣旨，派康有为“在总理衙门行走”，叫他统筹新政。1898年年初，康有为在第六次上书中提出了“定国是，征贤才，定宪法”的三大政治纲领。同年6月11日，光绪下诏“明定国是”，开始了“戊戌变法”。但6月15日，太后就严令光绪开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和的各项职务，勒令出京回籍。翁是二十多年来与光绪相依为命的宫廷师傅，又是皇帝身边唯一拥护新政的大臣。太后又调王文韶来替代翁的位置，并派荣禄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光绪明白这些人都是来监视他的。但他也利用机会，提拔了四位四品京卿，即谭嗣同、杨锐、刘光第和林旭，派他们在军机处行走。

    太后又与荣禄密谋，要光绪到天津去阅兵，以便乘机逼光绪交出政权。光绪获悉了这个消息，他写了一道密诏，叫林旭带给康有为等，命筹对策。康等就在密室商议，一时并无好办法。最后康建议可以拉拢袁世凯。他说:“如果能够把他拉过来，荣禄就没有什么可怕了。”林旭不以为然。他说:“袁世凯不可靠，他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谭嗣同接着说:“正因为其反复无常，才可以把他拉过来。我们奏请皇帝封他一个大官，他就会倒在皇帝一边了。”毕竟康有为老练些，他主张先去试探袁的口风，然后相机行事。他们派了一人去见袁世凯，那人向袁暗示，皇帝欲推行新政，受到守旧派的阻挠，身边缺少个保驾将军。袁即指天誓日地说:“今上倘有用得着我袁某人之处，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于是谭嗣同奏请光绪召袁进京陛见。9月16日，光绪在颐和园玉澜堂召见了袁世凯，并封他为侍郎候补。袁定于20日离京。18日晚，谭嗣同突然到法华寺袁的寓所访问。他二话不说，要求关门密谈。谭首先向袁拱手称贺，接着说:“阁下可知恩命何因而来?”

    袁惶惑地说:“可不是吗，不知道那位大臣在圣主台前谬加推引，敢情出自老兄的台爱?”谭严肃地说:“简在帝心。”于是又说:“圣眷如此优隆，阁下何以为报?”袁斩钉削铁地说:“赴汤蹈火，肝胆涂地，万死不辞。”于是谭把慈禧准备用政变废黜皇帝的阴谋和盘托出，并说:“现在皇帝大难临头，正是臣子立功报国之秋。”谈到末了，谭提出一个以政变回击政变的计划，叫袁不动声色回到天津，等到阅兵之期，一面妥慎布置，保卫圣驾，一面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宣布奉诏讨贼，将荣禄斩首军前。

    谭又说:“你办好这件大事，对国家，对自己都有很大好处，否则。。。。”他拍着自己的脖子继续说:“你可以到老佛爷那儿去举发我，这一功劳也不小。”

    袁把脸色一沉说:“你把我袁某人当作什么人。我三代世受国恩，如有三心两意，管教天诛地灭!”

    谭又再三叮嘱他务必严守秘密。袁满有信心地说:“你放心，我杀荣贼就象宰一条狗一样。”

    那知袁乘火车回到天津，下车后一步也不敢停留，径往总督衙门向荣禄告密。当晚荣禄也急忙乘火车到北京，直奔颐和园跪在慈禧面前哭求救命。

    第二天一大早，太后请皇帝到瀛台相见。光绪到了那里却不见太后，从此他就一直被软禁在瀛台。同时宫廷传出消息，皇帝骤患重病，不能视朝，太后重新临朝听政。她下令逮捕康梁二人。康有为已于先一日避往上海，梁启超则在日本人的掩护下逃出了北京。

    这是9月21日，距下诏变法只有一百零三天，所以被称为“百日维新”。

    接着，慈禧又逮捕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六人，予以正法。

这是袁世凯第一次成功地用出卖朋友的两面手法来为自己的升官发财铺平道路，并从此成了这方面的一名杰出专家。不用说，慈禧要对他大加褒奖，立即赏袁白银五千两，并补发命令授为候补侍郎。

    1900年，由于义和团问题，8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进兵北京，慈禧太后也于6月21日向敌军宣战。结果一败涂地。慈禧和光绪逃往西安避难。

在此期间，袁被任命为山东巡抚。袁把武卫右军全部开入山东，又将山东原有旧军三十四营汰弱留强编为二十营，派冯国璋主持全省操练事宜。在此以前，袁不过是北洋大臣手下的一员战将;到了这时，他一跃而为既有兵权又有地盘的方面大员了。他在山东驱逐拳民北上，同时又与洋人妥协，从而使山东保持了较安定的局面。这时候，李鸿章外放两广总督，他坐在五羊城中，远看北地烽火，不由得赞曰:“直隶风高浪大，山东浪静风平，袁家小子真不含糊。”

 本来对外作战，全国当然应一致行动。可是却出现了北打南和的怪局面。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缔结了所谓东南三督联盟，公然宣布自6月21日宣战之日起，北京所发谕旨都是“矫诏”，一概不予接受。他们决定“遵守外国条约义务，保障外人生命财产”。

    山东地处南北要冲，袁世凯所处的地位非常重要。他和刘坤一同时接到慈禧催促出兵勤王的命令。刘坤一借口保境息民，置之不理。但袁世凯则采用了两面做法。他一方面打电报参加东南三督联盟，一方面回奏朝廷，说他即日调兵勤王。

    他把淮军总兵夏辛酉和副将张勋叫来吩咐说:“我命令你们带兵六营北上勤王。你们必须慢慢走，等等瞧，看准风色行事，千万不要跟洋兵打仗。如果北京城被洋兵攻破，两宫必然蒙尘在外，你们就得找到行在所，带兵前往保驾，这时，行动就要愈快愈好。”他料定北京城必被攻下，他的调兵遣将决不是真的为了勤王，而只是想在慈禧面前表现一番。                             

    再说慈禧和光绪果真逃出北京，前往西安避难。慈禧还立即召李鸿章回京与八国谈判，最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签订后不久，李鸿章就病死了。当时大家都很注意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继任人选。有的猜刘坤一，有的猜张之洞，可是谁也没有猜中，发表出来的却是袁世凯。据说这是李鸿章在临死前保荐的。李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之右者”。

    12月15日，袁世凯到直隶须德府迎接从西安回京的两宫鸾驾。他见到太后前来，立即跪请圣安，随又放声大哭起来。原来清朝制度，王公大人除国丧必须举哀号哭而外，平日绝对不许对皇帝哭泣，否则就有大不敬之罪。众人都替他捏一把冷汗。太后也很吃惊，问他为什么哭。袁世凯抽抽噎噎说:“臣见圣容清减，痛彻于心，不觉失礼。” 慈禧也不由得眼圈一红，反过来安慰他说:“好孩子，咱们今天能够见面，总算菩萨保佑，你也不要伤心难过了。”同时，又环顾左右说: “这才是一位至情至性的在忠臣啦。”

    正是:

        巴结哲学袁氏经，

        应用自如万般灵。

        今朝骗得老佛爷，

        明日要钓小孙文。

 

 

第九回

 

孙中山让位

袁世凯窃国

 

    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后，大举扩张军队。1902年北洋新军先后成立了三个协。袁表示他用人唯才，经常用考试的办法提拔干部。成立第一协的时候，王士珍首先考取了。成立第二协的时候，冯国璋也考取了。成立第三协时，当然轮到了段祺瑞。这就是北洋军阀的最先死党。

    袁还不罢休，他要建军与建警并举。事有凑巧，1905年，北京发生了吴越在正阳门车站行刺五大臣事件。袁建议在北京增设巡警部。清政府认为可行。于是，袁又乘机推荐朋友徐世昌为巡警部尚书，赵秉钓为侍郎。

    1907年，袁又高升为军机大臣。但好景不常。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根据太后遗命，以醇亲王载沣的三岁儿子溥仪为嗣皇帝，载沣以摄政王的名义代行皇帝的职权。

    载沣是光绪的弟弟，他认为光绪是被袁世凯害死的。他要为哥哥报仇。袁世凯当然心里明白。他马上提出辞呈，回河南老家去也。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清廷惶恐万分。袁世凯也派人在京城散布谣言说:革命党入京后将把满清官员杀尽灭绝。于是大官们不断把家眷送至天津的外国租界。朝廷整日开会，也没有商议出什么好办法。最后，摄政王载沣不得不同意派徐世昌到河南去重新请袁世凯出来主持大计。

    徐到河南彰德与袁进行密谈，两人取得了共识:“取而代之”此其时矣!徐回北京向大臣奕匡说:“袁提出了六个条件，他说不依这些条件，仗就打不好，他还是不出马为妙。”

    弈匡问道:“哪六个条件呢?”

    徐把六个条件摊了出来:

    (1)明年召开国会;(2)组织责任内阁;(3)开放党禁;(4)宽容武昌起事人员;(5)宽筹军费;(6)授以指挥前方军事之全权。作为应急，清政府于1911年10月27日命袁世凯以湖广总督兼钦差大臣节制前方各，也就是把前方军事全权交给了他。

    接着，清政府又遂步兑现袁所开的各项条件。11月16日，清政府的第一届责任内阁也就是它的最后一届责任内阁乃告成立。袁世凯为总理大臣。他的所谓责任内阁不过是政治上的一个花招，大权都由袁一人独揽。他所指定的农工商部大臣张謇和法部副大臣梁启超就没有上任。

袁是一个很精明的人，他看出满清的末日已到，决无挽救的可能。他的方针就是推石落井，从中取利。他上任总理后，一方面加强兵力，一方面又与革命军拉关系。他表示他可以促清政府自动下台。他派代表唐绍仪到上海，暗示只要让袁当总统，一切事情都可顺利进行。

    袁还利用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汪精卫。他命他的大儿子袁克定与汪结拜为兄弟。汪受命游说黄兴等主要人士，表示袁世凯愿与革命军合作。在孙中山回上海以前，同盟会领导已与袁达成谅解，所以孙中山就发了那个电报。

    袁即复一电曰:“孙逸仙君鉴:电悉。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国民公决，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预闻。谬承奖诱，愧不克当。惟希谅鉴为幸。”

    孙中山马上又给了袁一个复电曰:“电悉。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虽君主民主，不待再计，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过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有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词俱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若以文为诱致之意，则误会矣。”

    袁世凯至此才确信孙中山决意让位，并非虚言，于是就大干起来。他先向南京政府索取到优待清室的条件，然后进行逼宫。这优待条件主要包括如下内容:清帝退位后不废除帝号，民国政府每年给以生活费四百万元。清帝仍可暂居宫禁，日后移住颐和园。清帝私有财产由民国政府切实予以保护。皇族享有公民权利，免除兵役义务。皇族私有财产一律予以保护。

    1月16日，袁亲自往太和殿见隆裕太后，用半硬半软的口吻说:“自古无不亡之国。亡国之君受杀戮之惨，古今中外历史斑斑可考。今天大清皇帝退位，仍能保持其尊号，并可享受岁费，这是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创举。我们在谈判中大费唇舌，好不容易才争得这个优待条例，总算尽了做臣子的一片苦心。"隆裕太后听了这话，脸色变得苍白，停了半响才有气无力地说:"容大家从长计议。”

    在重重压力之下，隆裕太后终于在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即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以三岁小儿宣统的名义发布了逊位书:

    朕钦奉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各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即由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内平安，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在此同时，南京政府又送来了五条协议:(1)清帝退位，由袁咨照驻京各国公使，请转知民国政府，现在清帝已经退位。(2)同时袁须宣布政见，绝对赞同共和主义。(3)文接到外交团通知清帝布告后即行辞职。(4)由参议院举袁为临时总统。(5)袁被举为临时总统后，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乃能授受事权。

袁立刻回电曰:“南京孙大总统黎副总统各部总长参议院同鉴: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园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正是:

        “君主政体不再行，”

        话语漂亮多光彩。

        怎奈权欲难填壑，

        洪宪牌号终出台。

    孙中山乃发表声明曰:“当缔造民国之始，本总统被选为公仆，宣布誓书，以倾复专制巩固民国图谋幸福为任。誓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国民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本总统即行辞职。现在清帝退位，专制已除，南北一心，更无变乱，民国为各国承认，旦夕可期。本总统当践誓言，辞职引退，为此咨告贵院，应代表国民之公意，速举贤能，来南京接事，以便解职。附办法条件如左:

    (1)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2)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3)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律章程。

    在孙中山推荐下，参议院改选袁世凯为临时总统。并派以蔡元培为首的代表团去北京迎袁南下就职。代表团成员包括汪精卫和宋教仁。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那里是袁世凯的谈判对手!

    代表团一到北京，袁世凯就装出一副热烈欢迎的样子。蔡元培呈上孙中山的书函，袁披阅后说:“我日思南来，与诸君共谋统一，怎奈北方局面未曾安静，还须设法维持，方可脱身。但我年将六十，自问才力不足当总统的重任，但求共和成立，做一个老百姓，为愿已足，不识南中诸君何故选及老朽?并何故定催南下?难道莽莽中原，竟无一人似世凯吗?”

    蔡回答说:“先生老成重望，海内久仰，此次当选，正为民国前途庆贺得人，何必过谦?惟江南军民极思一睹颜色，快聆高谈，若非先生南下，恐南方人士还疑先生别存意见，反多烦言。”袁又说:“北方要我留着，南方又要我前去，苦我没有分身法儿，可以彼此兼顾。但若论及国都问题，愚见恰主张北方为宜。”

    宋教仁年少气盛，竟有些忍耐不住，便直言道:“袁老先生的主张，愚意以为未可。此次民军起义，自武昌起手，至南京告成，南京已设临时政府及参议院，因孙总统辞职，特举老先生继任，先生受国民重托理应以民意为依归，何必恋恋这北京?”

袁曰:“南京仅据偏隅，从前六朝及南宋偏安江左，卒不能统驭中原，何若北京为历代都会，元明清三朝，均以此为根据地，今乃舍此适彼，安土重迁，不特北人未服就是外国各使馆，也未必肯就徙。”宋曰:“天下事不能执一而论。明太祖建都金陵，不尝统一北方吗?如虑及外人争执，我国并非被保护国，主权应操我手，我欲南迁，他也不能拒我。况自庚子拳乱，东交民巷已成外使的势力圈，储械积粟，驻兵设防，北京稍有变动，他已足制我死命。我若与他交涉，他是执住原约，断然不能变更。目今民国新造，正好藉此南迁，摆脱羁绊，即如为先生计，亦非南迁不可，若是仍都北京，几似受清帝的委任，他日民国史上，且疑先生为刘裕萧道成流亚，谅先生亦不值受此污名吧。”

    袁迟疑片刻，正待作答，忽有一人闯进来说:“渔父兄，你又来发生议论了。”宋教仁一看是唐绍仪，就答道:“少川先生，不闻孔子当日，在宗庙朝庭，便便言吗?此处虽非宗庙朝庭，然事关重大，怎能无言?”唐曰:“国都问题，他日何妨召集国会，公同表决。今日公等到此，无非是邀请袁公南下一行，何必多费唇舌?袁公亦须念他远来，诚意相迓，若可拨冗启程，免得辜负盛意。”袁世凯乃起座道:“少川责我甚当，我应敬谢诸公，并谢孙总统及参议员推举的隆情。既承大义相勉，敢不竭尽心力，为国图利，为民造福。略俟三五天，如果北方沈静，谨当南行便了。”于是即令设席接风，盛筵相待。

    过了几天的一个晚上，东安门和前门一带忽然枪声四起，火光烛天。据说驻扎北京的北洋军第三镇因欠饷闹事，袁世凯派拱卫军去弹压，不料他们与变兵合流，打伙儿在繁盛市区放火行劫。这个时候，住在迎宾馆的五位南方代表从睡梦中惊醒，听见枪声自远而近，由疏而密，在一片乱嘈嘈的声音中有人骂道:"妈的巴子，你们要把咱们的衣食父母抡走，嘿，今晚先把你们揍了再说。

    这分明是一场政治性的兵变。变兵的矛头就是指向南方五专使。因此，专使们急急忙忙从床上跳起，踉踉跄跄地跑到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去避难。

    第二天，兵变就像传染病似的蔓延到天津，保定，通州一带。据说帝国主义各国准备调兵到北京来保护侨民。北方各省督抚也纷纷打电报反对袁世凯离开北京。

    兵变发生后，袁在接见五位代表时慰问备至，并向他们百般道歉。他绝口不提不肯南行的话，只是满脸诚恳地商量应采取的具体步骤。他说时势既然如此，看起来他立刻动身到南方去是不可能的了，因此建议他暂时留在北京六个月，以便镇抚北方将士。

    五位专使一时也拿不出主意。最后还是汪精卫开口说:“今天的问题，应当首先实现统一，成立全国统一政府，才能安定大局，其余一切问题都不妨尽量迁就。”代表团就根据这个意见电达南京临时参议院。3月6日，参议院讨论来电，除少数几个人坚持袁世凯必须到南京就职的意见外，大多数人都同意袁世凯可以在北京就职。

    事后证明，兵变是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指使第三镇统制曹锟去干的。天津并未驻兵，变兵就是直隶总督张锡銮的卫队和维持地方秩序的北洋警察。北方各省督抚的电报则出自袁的密电指使。

    正是:

        老袁狡猾根基深，

        略施小计戏孙文。

        书生岂足成对手，

        中华从此又沉沦。

 

 

第十回

 

袁世凯暗杀宋教仁

孙中山声讨袁世凯

 

     袁世凯登上大总统宝座后，马上邀请孙中山和黄兴北上议事。1912年8月22日，孙中山一行乘海轮从上海抵达了天津，24日再由天津乘火车抵北京。下午5时35分，专车到达北京站。政府各部总长，会党，工商界，学界，报界，外宾共万余人前往迎接。孙中山乘袁世凯特备的内衬黄缎漆金朱轮双马车由正阳门入城。沿途军警站立，瞻仰者环立如堵，楼间房上皆满，无不举帽欢迎。最后被送至石大人胡同迎宾馆。

    当晚，袁世凯派官员接孙中山至铁狮子胡同总统府，并设宴欢迎。袁世凯在席上说:“我盼望先生与克强久矣，今克强未与同行，未及共聆伟论，深引为憾。所幸先生惠然肯来，殊为欣慰。刻下时事日非，边警迭至，世凯识薄能鲜，深望先生有以教我，以固邦基，世凯忝负国民付托，用敢代表四万万同胞，求赐宏论，以匡不逮。”孙中山答曰:“文久居海外，于国内情形或有未尽详悉之处，如有所知，自当贡献。惟自军兴以来，各处商务凋敝，民不聊生，金融滞塞，为患甚巨，挽救之术，惟有兴办实业，注意拓殖，然皆恃交通为发达之媒介，故当赶筑全国铁路，尚望大总统统力为赞助，早日观成，则我民国前途受惠实多。”双方谈笑甚欢，并约定作10日畅谈。

    在谈话中，孙中山被袁世凯灌足了迷魂汤。袁对孙的各种建议几乎表示了百分之百的赞同。在一次宴席上，孙中山竟起立说:“让项城作总统十年，我经营铁路设计，把铁路延长二十万里，民国即可富强。”说得袁世凯站起来大呼:“孙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也回呼:“大总统万岁!”

    先生在北京期间，除出席袁世凯之宴会外，尚与袁会谈多次。据参与会谈之梁士诒忆述，先生与袁世凯会晤13次，每次谈话时间自下午4时至晚10时或12时，更有三四次谈至2时后者。一夕，先生语袁，请袁练成陆军一百万，先生自任经营铁路，延长二十万里。某夕夜深，梁士诒送先生返行馆，先生问梁:“我与项城谈话，所见略同，我之政见，彼亦多能领会，惟有一事，我至今尚疑，君为我释之。”梁问:“何也?”先生曰:“中国以农立国，倘不能于农民自身求彻底解决，则革新匪易。欲求解决农民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我说及此项政见时，意以为项城必反对。孰知彼不特不反对，且肯定以为事所当然，此我所不解也。”梁对曰:“公环游各国，目睹大地主之剥削，又生长南方，亲见佃田者之痛苦，故主张耕者有其田。项城生长北方，足迹未尝越大江以南，而北方多属自耕农，佃农少之又少，故项城以为耕者有其田系当然之事理也。”先生大笑。

    孙中山在北京一共逗留了二十多天。他回沪后说:“余在京与袁总统时相晤谈，讨论国家大事，颇入精微。故余信袁之为人甚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彻，而思想亦很新，不过作事手腕稍涉于旧。但办事本不能尽采新法，欲治民国，非具有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足当之。”

    正是:

        阿谀总是香，

        骗得孙中山。

        总统或主席，

        难渡这一关。

    但孙中山的美梦很快就被打破了。这是由宋教仁事件引起的。

    宋教仁是《临时约法》的起草人，他是一位法治迷，也是一位议会迷。他乘孙中山来北京之际，与孙商谈，决定改组同盟会，成立新党，名为国民党。国民党扩大组织，吸收议会中的一些小党小派，以便在议会中建立固定的多数。国民党最高机构为理事会。孙中山被推为总理。但孙不常驻北京，所以宋就成了代理总理。他主观地认为，只要国民党在议会中有多数，袁世凯就没有办法为所欲为。宋对工作十分卖力，到处拉人。

１９１３年１月１０日，临时总统公布了第一届国会的召集令。２月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员在众院５９６席中占了２６９席；在参议院２７４席中占了１２３席。果真不出宋教仁所料，国民党成了全国第一大党。国民党在竞选中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主要是由于它的前身同盟会有革命党之盛誉，现在革命成功了，加入革命党就有升官发财的机会，因此各省的头面人物，包括政学绅商各界，纷纷加入国民党。

初，袁世凯看中了宋教仁的才干，对其百般笼络。宋抵京后，袁即派其子袁克定送去一本银行支票，言明在10万元之内宋可以随便开支。

袁世凯一看宋教仁不用他的支票，却推孙中山为领袖，很不高兴，就把宋请到密室晤谈。袁满脸堆笑，称赞宋年轻有为，才华出众，是国家栋梁之材。又说支票上的钱尽可使用，不必客气。交谈间袁还表示愿为宋在京买一处寓所。不料宋教仁竟回答说；“谢谢总统好意，宋某只身在京，没有必要。”恰在这时，一位漂亮女子走了进来，端着糖果，殷勤地递给宋吃。袁世凯则在一旁悄悄观察宋的反应。待此女出了门，袁悄声对宋说：“这是我的义女。钝初兄一人在北京，为党务国事奔走，生活上无人照料，不方便。如不嫌弃，袁某倒愿做媒，将此女许配兄。”宋教仁微微一怔，随即回答：“谢谢总统关心，不过敝内虽是村妇，但为人厚道，我在外不应再娶。”

宋教仁离京时，又将袁世凯的支票簿原封不动地交还。这一来，袁世凯觉得宋教仁太不识抬举。

    由此，袁世凯对宋教仁恨之入骨，但表面上却又对他大加赞扬。选举揭晓后，国民党将成执政党，全国各方面一致预测宋教仁将被推为内阁总理。与此同时，国民党还提出了他们的三大政治目标：（１）拥护南北统一；（２）实行政党政治；（３）与袁世凯继续合作。孙黄两人还表示将不参加总统竞选，以便保证袁世凯能当选。

    但正当国会召开前夕，突然发生了宋教仁被刺事件。

    宋教仁湖南桃源人，字钝初，别号桃源渔父。１２岁丧父，家甚清贫，因有志向学，肄业武昌普通学堂。在校时已蓄革命思想，联结同志，嗣被校长察觉，把他斥退，遂筹借银钱，游学日本。适值孙文黄兴组织同盟会，遂乘势入为会员，襄办民报，鼓吹革命。后与黄兴潜回中国，一再举事，均遭失败，乃定议在湖北发难，运动军队，计日大举。武昌起义，实受革命党鼓吹，他便是党中健将，奔走往来，不辞劳苦，卒告成功。至孙文回国，组织政府，受任为法制局局长，凡临时政府法令多是他一手编成。袁世凯组织唐绍仪内阁时，他又被任为农林总长。就职不过两月，袁唐不和，唐被迫辞职，宋亦连带辞职。他经此阅历，窥透老袁心肠，决意从政党入手，把同盟会扩大为国民党。他自己成了议会中的多数党党魁。

１９１２年底，他回湖南老家探亲。事后，拟由沪北上。

宋到上海后，先去杭州会见辞职回乡的教育总长范源，探悉政府详情。由杭州返回上海即去江宁。3月9日，江宁国民党支部在浙江会馆为宋召开三千多人的欢迎会，由程得全都督主持会议。宋在会上作了长达两小时的演说，斥责袁政府“不如民意之政府，退步之政府。”每讲到精彩之处，听众热烈鼓掌。宋说：“我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重任在肩，正式国会将要成立，所最纷争之要点是总统问题，宪法问题，地方问题，国人宜力促改良进步，方为正当之政见。”宋在宁逗留数日，回上海后又到处演说，斥责时政。北京有匿名信及通电各省，说他讲的荒谬，他产即登报驳斥。

也曾有人提醒宋教仁，你现在是国民党代理理事长，替孙中山先生主持是常事务，实为国民党政界运动中心，恐怕树大招风，会有人加害。但宋教仁不以为然，觉得自己五笔型光明磊落，平生无宿怨无私仇，光天化日之下，政客竞争，怎么会有卑劣残忍的手段？

    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０日晚十时许，宋教仁由沪启行，沪上各同志相偕送行，黄兴亦陪同。开车时刻将到，宋出接待室，行至月台，甫至剪票处，忽起枪声，一颗子弹从宋教仁背后飞来，不偏不倚，正中胸口。黄兴等人立即用车将他送往医院。

    袁世凯闻讯后，立即猫哭老鼠似地发了一个慰问电：

    上海宋钝初先生鉴：阅路透电，惊闻执事为暴徒所伤，正深骇绝。顷接加电，方得其详。人才至难，执事学识冠时，为世推重，凡稍有知识者，无不加以爱护，岂意众目昭彰之地，竟有凶人，敢行暗杀，人心险恶，法纪何存？惟祈天相吉人，调治平复，幸勿作衰败之语，徒长悲观。除电饬重悬赏格限期获凶外，合先慰问。

袁世凯的电报到上海时，宋已不治而死。于是，袁又发了一个唁电：

宋君竟尔溘逝，曷胜浩叹！目前紧要关键，惟有重悬赏格，迅缉真凶，彻底根究。宋君才识卓越，服务民国，功绩尤多，知与不知，皆为悲痛。所有身后事宜，望即妥为料理。其治丧费用，应即作开销，以彰崇报。

    正是：

        袁家大演员，

        远胜麒麟童。

        说唱扮做工，

        无一不精通。

    那时孙中山在日本，他闻讯后立刻返沪，大哭一场，并写了一副挽联：

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

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袁世凯的势力还进不了上海租界，租界内的侦察员动真格的。他们很快就抓到了凶手武士英。武与宋无怨无仇，他只是一名雇佣打手，他供出主人是应桂馨，又名应夔丞。于是警方收押应桂馨，并在他家搜出了密信。原来他也是受北京国务院秘书洪述祖的指使，而洪述祖又是受国务院总理赵秉钧的指使。不用说，赵也只是执行了袁世凯的意图。

    事后，武士英、应桂馨、洪述祖三人相继神秘地被害，赵秉钓本人也莫明其妙中毒而死。袁世凯心肠之毒由此可见。

    孙中山看到袁世凯的违法乱纪行为，不胜愤慨，乃发电报一封，加以声讨：北京袁大总统览：文于去年北上，与公握手言欢，谓国民属望于公，不仅在临时政府而已，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莫属，此言非对公言之，且对国民言之。自是以来，虽激昂之士，于公时有责言，文之初衷，未尝少易。何图宋案发生，证据宣布，愕然出诸意外，不料公言与行违，至于如此，既愤且懑。为公仆者，受国民反对，犹当引退，况于国民以死相拚？杀一不辜，以得天下，犹不可为，况流天下之血，以从一己之欲？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昔日为任天下之重而来 ，今日为息天下之祸而去，出处光明，于公何憾？公若能行此，文必力劝东南军民，易恶感为善意，不使公怀骑虎之虑。若公必欲残以逞，善言不入，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此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谨为最后之忠告，惟裁鉴之。孙文叩。

    袁世凯不但不予理睬，反而要撤换国民党籍之都督。于是，江西都督李烈钧首先宣布独立。皖督柏文蔚，沪督陈其美，粤督陈炯明相继响应。黄兴更亲赴南京夺了苏督的兵权。

    袁最怕黄兴，特下通令一道曰：

    前南京留守黄兴，自辞卸汉粤川路督办后，回沪就医，本月１２日，忽赴南京第八师部，煽动军队，迫胁江苏都督程德全，同谋作乱。自称讨袁军总司令，其与湖口李逆烈钧电，有江苏宣布独立，足为公处声援之语。又遣其死党柏文蔚盗兵临淮，陈其美图占上海，唆使吴淞叛兵，炮击飞鹰兵舰。该黄兴、陈其美、柏文蔚等，明目张胆，倒行逆使，各处商民，怨恨切骨，函电纷纷，要求讨贼。比闻金陵城内，焚戮无辜，草菅人命。本大总统恻然心痛，凡我军民怒目裂眦。着冯国璋、张勋迅行剿办叛兵，一面悬赏缉拿逆首。其胁从之徒，有擒斩黄兴以自赎者，亦予赏金。本大总统但问顺逆，不问党类，布告远迩，咸使闻知。

    这一场交量，在历史上称为孙中山的二次革命。由于力量悬殊，国民党以失败告终。孙黄两人不得不再一次逃亡日本。

    正是：

        贼喊捉贼声声闻，

        通缉头号是黄兴。

        悬赏十万袁大头，

        克强先生名更盛。

 

 

第十一回

 

蔡松坡专心韬晦

小凤仙有意成全

 

    孙中山逃往日本后，对二次革命的失败作了反思，他认为主要原因是党人的不团结，不一致。他主张改组国民党，把国民党改名为中华革命党，并定下了一个很特殊的规矩：入党者必须按手印表示服从党魁。这样，党门就很为狭窄，比如说，黄兴就不赞成，也没有入党。最后，中华革命党还是恢复为国民党，不过冠以中国两字，全名为中国国民党。那是后事，暂且不表。

    再说袁世凯在军事上击败孙黄后，就着手进行他的第二步计划，也就是把总统改为皇帝。他知道舆论非常重要，所以第一步就是制造舆论，一位制造舆论的大师乃脱颖而出，此人就是大名不小的杨度。

    在此之前，袁还特别注意到云南都督蔡锷，蔡于二次革命中拟联合黔桂等省，居间调停，主张双方罢兵，恁法理解决。此事为袁氏所忌，他乃采取明升暗降手段，召蔡入京为高官，令黔督唐继尧兼署。此外，袁还驱逐了不肯附和他的国民党籍议员，这样国会成了空架了，国人未免啧有烦言。于是，袁特创一新例，挑选了几个有名人物，组成议事机关，叫作政治会议。会长派任李经羲，又有杨度、蔡锷等七人为襄议员。另外再加上各省的民政官若干人，算作国会的替身。

    杨度和蔡锷都是日本留学生。杨早就投在袁的门下，成为袁的主要策士。袁还命他的长子袁克定与杨结为金兰兄弟。在袁授意之下，杨纠集一些所谓名士，组织了一个筹安会，主张袁世凯应当称帝。不过，本文要讲的是蔡锷，所以先要介绍蔡锷。

    蔡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生于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１８日。六岁入私塾，十岁能文，十三岁应院试，得中秀才。光绪二十三年冬，湖南巡抚陈宝箴采纳谭嗣同的要求，在长沙设立时务学堂，聘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以培养维新人才。蔡锷由邵阳徒步数百里到长沙，考入时务学堂，名列第三，是第一班四十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也是高才生之一。光绪二十五年夏，蔡锷接到梁启超自日本来信相招，东渡日本，入大同高等学校，研究政治哲学。

光绪二十六年，唐才常等组织自立军，筹划在长江中下游发动反清武装起义，蔡锷归国参与其事，不料事败，师友多遇难。蔡锷乃重往日本，入成城学校习陆军。光绪二十九年底，蔡锷考入陆军士官学校，在一百多名毕业生中，蔡锷成绩优异，与蒋百里、张孝准号称中国士官三杰。

    １９０４年冬，蔡锷返回祖国，先在江西，次年转到广西，任广西混成协协统及学兵营长等职。蔡锷在广西任职七年，曾巡行四千余里，写成《越南重塞图说》及《桂边要塞图说》二书。同盟会在镇南关发动反清起义前夕，黄兴曾秘密访问蔡锷，有所谋划。宣统二年，由于广西缩编新军，同盟会支部对蔡锷以考试办法淘汰干部学堂部分学生事产生了误会，曾掀起驱蔡运动，蔡不为所动。恰于此时，云贵总督李经羲邀请蔡锷到云南任职。蔡在离桂前特设宴招待广西同盟会领导人，席间对他们说：“你们是革命党，我比你们资格更老。你们太年青，浑身是刺儿，不小心将来难免杀身之祸。我在此尚可为你们敷衍，我走后你们更须自爱，千万不可拔苗助长。成大事的人都要有个修养。你们念过苏东坡的留侯论吗？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你们若能做到这点，当成大事。”

    宣统三年，蔡锷被任命为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并兼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尽管蔡锷很沉着，对于清廷从来没有表示不满，但却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对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他曾对国盟会员黄毓成说：“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成熟绝对同情支持。”这样，蔡锷在事实上成了辛亥前后云南革命运动的起义的掌舵人。

    １０月１０日，辛亥武昌起义爆发，风声所皤，全国震动。昆明地区新军中的民盟会员唐继尧等，邀请蔡锷参加，决定旧历九月九日夜发难，并推蔡锷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是日下午八时，起义军向云贵总督署、军械局等处发动进攻，并以牺牲１５０人、负伤３００人的代价，控制了昆明，宣告辛亥云南重九起义成功。

    １１月１日，起义官兵组织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公推蔡锷为云南军都督。他发布了一系列文电布告，进行了民主主义色彩的改革，生产得到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特别要提及的是，蔡锷在１９１２年曾两次带头减薪，减到六十元，只等于一个营长的月俸。举国都督俸金之觳，未有如云南者也。

    蔡锷入京后，袁世凯优礼有加，每日必召入府中，托言磋商要政，其实是防他为变，有意钤束。蔡亦恐遭袁忌，自敛锋芒，每与袁晤谈，伪作呆钝，且自谓年轻望浅，除军学上略知一二外，余均茫昧，不识大体。谁料袁却善窥人意，暗地笑着，尝语左右曰：“松坡的用心也太苦了。古人说得好：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他想如此行事，别人或被他瞒过，难道能瞒得过我？”

    一日，袁复召蔡入府，语及帝制，蔡即避座起立道：“锷初意是赞成共和，及见南方二次革命，才知我国是不能无帝，当赣宁平定后，锷已拟倡君主。今元首既有此志，锷当首表赞成 。”袁心中高兴，但转念蔡未必心口如一，乃出言诘蔡道：“你的话果好作真吗？为什么赣宁起事，你尚欲出作调人，替他们排解呢？”蔡答曰：“彼一时，此一时也。那时锷僻处南方，离京遥远，长江一带多是民党势力，锷恐投鼠忌器，不得不尔，还乞元首原谅。”

    经此一番诘问，蔡锷捏了一把冷汗。归寓以后，满腹踊跃踌躇，自悔当时不该卤莽入京，况又带家眷，若要微服脱逃，家眷势必遭害。左思右想，无可奈何。但又自言自语道：“有了，有了，孙膑遇着庞涓，足被刖了，尚能脱身，我负着七尺壮躯，难道反不能走吗！”他思量一番，打定主意，方得安枕。

    自此以后，遇着一班帝制派人物，他就折节下交。每当公务闲暇，即凑合拢来，饮酒谈心。某夕，大家乘着余兴，又谈起帝制问题，蔡锷便附和道：“共和两字，并非不好，不过我国人情，却不合共和。”这时却有一人接口道：“松坡兄，你今日方知共和二字的利害么？”蔡锷闻声一看，原来是留日同学杨度。当下应声曰：“俗语有云：事非经过不知难。蘧伯玉年至五十，才觉是非。独不许蔡某修改意见乎？”杨度又道：“你是梁任公的高足，他近日做了一篇大文，力驳帝制，你却来赞成皇帝，这岂不是背师吗？”蔡应曰：“从前杨兄与梁先生同是保皇会同志，为什么他驳帝制，你偏筹安，今日反将我诘责，我先要诘问老兄，到底谁是谁非？”

    杨不再接荐，乃从衣袋中捡出一纸，递给蔡锷道：“你既赞成帝制，可否在此签上你的名字？”蔡接过一看，乃是一张请愿书，便道：“你要我签个名，有何不可！”遂趋至文案旁，提起毛笔，信手一挥，写了蔡锷两字。大家见他这般直爽，不胜夸奖。蔡曰：“锷是一介武夫，说到那里，做到那里，不似诸君子扭扭捏捏，好作女儿腔。”杨度说：“你何苦学那刘四，无故骂人。你既不喜欢这女儿腔，为何也眷恋着小凤仙呢？”蔡回应道：“小凤仙么，我也不必讳言。现在京中的八大胡同，车马不绝，名公钜卿，统借它为消遣地，就是在座诸公，恐也没有一个不去过的。但我去赏识小凤仙，也是比众不同。小凤仙的脾气，人家说她不合时宜，与我却情性相投。”杨度说：“这叫作情人眼里出西施。”蔡又说：“人情相同，比如说，诸公赞成帝制，我也自然从众。诸公好猎艳，独不许我蔡锷结识一妓么？”大家说：“可以，可以。但你既获名姝，应请我们喝一杯喜酒。”蔡说：“这倒不难，改日照办就是了。”

    小凤仙是浙江钱塘县人，流寓就师，堕入妓籍，录属云吉班，相貌中姿，所过人一筹的本领是粗通翰墨，喜缀歌词，尤成一双慧眼，能辨别狎客才华，都中人士或称她为侠妓。蔡锷为破掉袁政府的疑心，遂易服为商贾装，至云吉班探访。小凤仙出来相见，便识出他为非常人。蔡诡言业商，小凤仙嫣然曰：“休得相欺，奴接客有年，未尝有丰采似君，今日可谓仅见斯人了。”蔡闻言，暗暗称奇，但恐为袁氏指使，未便实告，只好支吾对付。

    不多日，蔡锷兑现诺言，在云吉班设了一桌酒席。来客除杨度等人外，还有一位大人物梁士诒，梁是财政总长，人们叫他梁财神。席上，小凤仙为客人斟酒。梁财神说：“我等在此吃喜酒，恐蔡夫人又在寓吃冷醋，请教松坡，这如何调停？”蔡曰：“男儿作事，宁畏妇人？”梁曰：“这也休说，对外面如此硬朗，一入闺中，恐闻了狮吼，便没有主张。”蔡曰：“梁公且看，我已准备与她离婚。”杨度曰：“你们结发夫妻，说什么离婚，若归我判案，绝对不准。”当时，大家都把这些话当作胡诌，谁也没有认真。

这一切，早有细作报知袁氏。他甚为怀疑，更密遣得力侦探，察视蔡锷，蔡也已觉着，索性花天酒地，闹个不休，并且与梁士诒商量，拟购一屋藏娇。凑巧前清某待郎，将挈眷返里，愿将住屋出售，梁即代为介绍，由蔡买下。

    蔡还与夫人密商，决定再演一场苦肉计。一日早晨，蔡锷直奔总统府，要见总统。侍官答言总统未起，蔡说：“我有要事面陈，倘总统起来，即烦禀报。”既而老袁起床，即命达电话，传至蔡寓。忽得回报云：“蔡将军正与夫人打架，不便进言，只好少缓须臾。”正好王揖唐来谒见，袁乃派王速赴蔡宅一看究竟。王径至蔡寓，但见蔡氏夫妇吵得不可开交。夫人见王前来，立即诉道：“我已被他尽情痛殴，看来我在此地，迟早要被他折磨死。况他朝言离婚，暮言离婚，我今日便要回老家，免得做他眼中钉。”王揖唐百般劝说，也无效用。夫人终于带了细软和家人离蔡锷而去。

    正是：

        一枰下子且争先，

        况复机谋策万全。

        身未离都家已徙，

        好教脱壳作金蝉。

        （以上材料取自《中华民国演义》）

 

 

第十二回

 

过海越山蔡锷云南起兵

众叛亲离袁贼禁城断气

 

      夫人既走，蔡锷就可谋个人脱身之计了。有一天，蔡到云吉班看到小凤仙正在读一本书。此乃梁启超的意大利三杰传。蔡问此书怎样。小凤仙说：“好得很，非是文不足以传是人。” 蔡说：“作者是前司法总长梁任公。”她说：“我也晓得他，可惜不能一见。”蔡说：“他是我的老师哩。”她不禁大喜道：“他现在那里？能否介绍我一见？”蔡说：“我师前日曾到天津，畀我一书，说我若往天津，应过去叙谈一切。”她说：“好极了，我明日便与你同去。”蔡锷听了，心想若与她说明行径，转恐漏泄机关，不如到了天津再与她说清楚。就接着说：“好，我们同去，但我师反对帝制，明日往访必须保持秘密。”

１１月１１日，蔡凤两人驱车直往北京车站。可巧车站正在售票，蔡挤入人群，买了两张票，立即登上火车，去了天津。他们住进了日租界的一家旅馆，蔡锷乃向小凤仙说明原委，小凤仙侠骨柔肠，为蔡锷连唱数曲，以示诀别：

    （柳摇金）骊歌一曲开琼宴，且将之子饯。你倡义心坚，不辞冒险，浊着一杯劝，料你食难下咽。你莫认作离筵，是我两人大纪念。

    （帝子花）燕婉情你休留恋，我这里百年预约来生券，你切莫一缕情丝两地牵。他日化作地下并头莲，再了生前愿。

    （学士巾）你须计出万全，力把渠魁殄。若不倒袁，休说你自愧生前，就是侬也羞见先生面，要相见，到黄泉。

    小凤仙独自回京。蔡锷就前去会晤梁启超。那梁启超本是袁世凯的司法总长，但他看到袁倒行逆使，与日本签订卖国密约，不胜愤慨，乃公开表态讨袁。蔡找到梁后，两人商定，梁赴广东，蔡赴云南，分头举事。这时，黄兴所派的代表张孝准也会晤了蔡锷，蔡改姓换名，扮成日本人，乘日商山东丸到了日本。在张孝准的安排下，转赴香港，经河内直奔云南。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１６日，云南督军唐继尧获悉蔡锷来滇，派其弟唐继禹率两个连沿滇越铁路南下，前往迎接。蒙自关道周沆、开远知事张一锟，为袁世凯收买，图谋暗杀蔡于途中，幸得唐继尧派兵保护，蔡锷才能于１２月１９日安全到达昆明。

    蔡锷离京后，袁世凯更紧锣密鼓地要圆皇帝梦。他终于在年底登上了龙床，并宣布明年１９１６年将改元为洪宪元年。袁世凯的这一蠢举，使许多中立人士也都成了反对派。

    蔡锷到滇以前，云南已和全国一样，积极酝酿起义反袁。曾受辛亥革命熏陶的滇军中下级军官罗佩金、邓泰中、杨蓁等先后秘密会议，决定武装反袁。唐继尧最初还犹豫不决，嗣见大势所趋，也迅即转变了态度。蔡锷的来临对正在酝酿的反袁斗争起了极大的催化作用。滇军将领及外地来的滇的爱国志士，在蔡锷和唐继尧的带领下，决定立即发动反袁战争。１２月２３日，以云南将军唐继尧和云南巡按使任可澄名义致电袁世凯，并转电各省，要求取消帝制，诛除帝制祸首，限２５日上午１０时答复。到期未复。蔡锷、唐继尧等就联名宣布云南独立，通电武装讨袁。檄文列数袁的罪行如下：

建国之始，义当就职南京，明其所受，袁乃顾影自惭，妄怀畏惧，阴纵部兵，称变京邑，用以要吓国人，迁就受职，使国权出于遥授，玩视国家之尊严，其罪一也。新国既成，鼓我朝锐，相机挝伐，举足可定；袁乃瞻顾私权，妄怀疑忌，全国请讨，置不听从，迁延养敌，废时失机，授他人以蹈隙之间，失主权于外力纠纷之后，其罪二也。政体更新，荡涤瑕秽，私门政习，首宜改选；袁乃病其严责，阴图放佚，于第一次内阁联翩去职之后，尽登私宠，嗾使军警，围逼议员，索责同意，用以示威国人，开武力政治之渐，使民意机关失其自由宣泄之用，其罪三也。国有大维，是曰法纪；袁为元首，尤宜凛遵，乃受事未机，即不依法定程序，滥用政府威权，诬杀建国勋人张振武，使法律信用，失其效能，国宪随以动摇，政本因而销铄，其罪四也。国宪之立，系以三权，共和之邦，主权在民；袁乃急欲市恩，妄复旧制，不俟公决，辄以令行，使议院立法，失其尊严，国权行使，因以紊乱，其罪五也。财政担负，直累民福，外债侵逼，尤伤国权；袁乃私立外约，断送盐税，换借外赀二千五百万镑，厉民害国，不经众院，暧昧挥霍，其罪六也。国有元首，政俗式凭，行系国华，止为民范；袁乃知除异己，不自爱重，阴遣死士，狙杀国党领袖宋教仁，以元首资格，为谋杀凶犯，其罪七也。共和之国，建础为公，国会初立，人民望治；袁恐政制严明，不获罔逞，乃私拨国币，肥养爪牙，收买议员，笼络政客，用以陷辱国会，使议政要区，化为捣乱之场，其罪八也。元首登选，国有常经，揖让讴歌，盛德固尔；袁于临时任满正式更选之际，兵围国会，囚逼议员，使强选总统，以就己名，其罪九也。国民代表，职使立法，非还诉民意，毋得决断；袁于总统既获，滥用行政权，私削议员咨资格，用以鸩杀国会，其罪十也。国家组织，法系严明，苟非选民，焉能造法？袁于戕杀国会之后，妄以私意召集官僚，开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冒称民意，更改约法，其罪十一也。民国肇造，本以图强；袁乃倒行逆使，尽灭各级地方议会，密布游探，诬扳党狱，人民权利，全失保障，其罪十二也。国局始奠，财用竭蹶，义宜根本整理；袁乃专事虚缘，日以借债政策，断送利权，绝不顾惜，其罪十三也。欧陆战争，义以严守中立，及时奋进；袁乃内骄外谀，折冲无状，承他邦意旨，发布誓言，辱国辱民，倾海不涤，其罪十四也。外债毒国，既若饮鸩，竭泽厉民，何异自杀？袁于欧战既发，外赀猝断，乃内为恶税，房亩烟赌，一再搜括，小吏承旨，比户勒索，神州陆沈，殷忧可畏，其罪十五也。生利致用，民贵有恒，纵博浪游，谥曰败子；袁乃纵容粤吏，复弛赌禁，使南缰富庶之区，负群盗茹毛之痛，苛政猛虎，同恶相济，其罪十六也。烟害流离，久痼华族；袁乃贪其厚获，设局专卖，重播官烟，飞扬淫毒，其罪十七也。民权政治，积流成海，国家公有，炳若日星；袁乃叛国称帝，监谤饰非，使凶德播流，戾气横溢，妖孽丧邦，甘为祸首，其罪十八也。圣学传经，谊唯存诚；袁乃机械变诈，崇事怪诡，貌为恭谨，潜藏祸谋，指称民意，欺世盗名，使道德信义，全为废词，民质国华，尽量消失，其罪十九也。今义师所指，戮在一人，元恶既除，勿有所问。其有党恶朋奸，甘为逆羽，杀无赦，为间谍，杀无赦，抗义行，杀无赦，故违军法，杀无赦。

    起义的同时，还组织了护国军，以蔡锷为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率军出蜀，以李烈钧为护国军第二总司令率军入桂，唐继尧以都督名义兼护国军第三部司令镇守后方。

    １９１６年１月中旬，蔡锷所部第一梯团长刘云峰率邓泰中、杨蓁两个支队，在川滇边境与敌接触，占领了川南重镇叙府，即现在的宜宾。蔡锷亲率赵又新、顾品珍第二、三梯团为中路主力，经贵州毕节进入川境，向川南另一重镇泸州进逼。１月２７日，贵州宣布独立，以刘显世为都督。２月２日，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在纳溪宣布独立。蔡锷所率主力不过３１００余人，加上刘存厚师也不过５０００人左右，但却面对着数倍于己的北洋军，因此战斗十分激烈和艰苦。纳溪三易其手，叙府得面复失。当事者都认为盖自有枪炮以来，吾国战事，当以此役为最。蔡锷自己也说：“护国川南之战，实吾国有枪炮后之第一战也。”在纳溪争夺战中，蔡锷亲临前线指挥，身先士卒，险遭不测。他说：“幸士气坚定，上下一心，虽伤亡颇重，昼夜不得安息，风餐露宿，毫不为阻。”３月１５日，广西陆荣廷宣布独立。１７日至２２日，护国军发动反攻，连战皆捷，重新夺回纳溪等地，蔡锷部下的朱德部队更是长驱百里，进抵泸州城下，连日接战，大获胜利。在四面楚歌下，袁世凯于３月２２日被迫宣布取消帝制。

    袁始终认为他还有兵力，足以应付义军。袁在西南有两条最忠心的鹰犬，那就是四川督军陈宦和湖南督军汤芗铭。在义军的浩大声势下，陈宦不得不于５月２２日发电通告曰：项城先自绝于川，宦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这个电报被认为是袁的送终汤。袁接到电报后，眼前一黑，突然晕倒过去。当他悠悠醒来时，口中自言自语道：“人心大变，人心大变！”过了两天，汤芗铭也来了一个电报曰：“公即取消帝制，仍不免为国法之罪人，芗铭虽有知遇私情，不能忘国家之大义。”袁接到电报又一次几乎昏厥过去，不断呓语曰：“完了，完了！”

    ６月６日上午，袁世凯终于病逝，他在断气时不断叹道：“杨度误我，杨度误我！”这又是老贼的最后一招鬼计，他想把称帝的罪行移到杨度之身。

    正是：

        奉旨组筹安，

        总统不姓杨。

        皇帝是你做，

        岂能挂我账。

 

 

第十三回

 

北洋军阀据京做庄

中山先生南下护法

 

    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就落入了北洋军阀手中。其中主要的有三个派系：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亦称安福系；以张作霖父子为首的奉系；以冯国璋、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

    这时，革命阵营内部也发生了两起不幸事件，那就是蔡锷和黄兴相继病逝。护国战争结束后，蔡锷被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蔡本有喉病，可能是喉癌，今因操劳过度病情加剧，不得不往日本福冈大学医院治疗，并于１９１６年１１月８日逝世。蔡临终前遗电国人四事：（１）愿我人民、政府协力同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２）现在各派意见多乖，竞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３）此次在川阵亡人员，应核实呈请恤奖，以昭公允；（４）锷以短命，未能尽力民国，应为薄葬。

黄兴则于１９１６年１０月３１日，因肝病死于上海。孙中山为黄兴写了一副挽联曰：

 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纵九等论交到古人，此才不易；

     试问夷惠谁贤、彭殇谁寿，只十载同盟有今日，后死何堪。

    当时的副总统为黎元洪，他是一名无实力的人物，袁死后他顺理成章地升任总统，另选冯国璋为副总统。实权则在国务总理段祺瑞手中。１９１４年，欧洲爆发了欧战，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美日俄为同盟，一般称为协约国，其对手为德奥联盟。段祺瑞在日本撑腰下，主张参战，但反对参战的一派则动员黎元洪，要他撤掉段祺瑞。黎果真下了这样的命令，段一气之下就到天津租界避难去了。段一走，北京陷入了混乱状态。在各方劝说下，黎又召驻在徐州的张勋入京进行调解。那张勋原是一名最大的保皇派，他为了表明效忠清廷，一直拒绝剪辫子，所以他的军队被称为辫子兵，他本人也被称为辫帅。他入京后立即电召另一名保皇大明星康有为进京。康被授命起草一份宣统复位诏书。诏曰:

    朕不幸，以四龄继承大业，茕茕在疚，未堪多难。辛亥变起，我孝定景皇后至德深仁，不忍生民涂炭，毅然以祖宗创垂之重，亿兆生灵之命，付托前阁臣袁世凯，设临时政府，推让政权，公诸天下，冀以息争弭乱，民提安居。乃国体自改革以来，纷争无已，迭起干戈，强劫暴敛，贿赂公行，岁入增至四万万，而仍患不足，外债增出十万万，有加无已，海内嚣然，丧其乐生之气，使我孝定景皇后不提已逊政恤民之举，转以重困吾民。此诚我孝定景皇后初衷所不及料，在天之灵，恻痛而难安者。而朕深居宫禁，日夜祷天，傍徨饮泣，不知所出者也。

    今者复以党争，激成兵祸，天下汹汹，久莫能定，共和解体，补救已穷。据张勋、冯国璋、陆廷荣等，以国体动摇，人心思旧，合词奏请复辟，以拯生灵；又据黎元洪奏请奉还大政，以惠中国而拯生民等语，览奏情词恳切，实深痛惧。既不敢以天下存亡之大责轻任于冲人微眇之躬，又不忍以一姓祸福之微言，遂置生灵于不顾。权衡轻重，天人交迫，不得已允如所奏，于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临朝听政，收回大权，与民更始。

    正是：

        老贼康有为，

        外丑内不慧。

        甘当满洲奴，

        张口出臭味。

    １９１７年７月１日，张勋、康有为等在养心殿拥载溥仪恢复帝位。张勋身穿朝珠蟒服，头载红顶花翎，率文武官员３００多人，跪叩朝拜，表演了一场丁巳复辟的丑剧。黎元洪见状，只好到天津避难去也。

    躲在天津的段祺瑞一看，却心花怒放，他知道机会来也，复辟必遭全国人士反对。于是，在梁启超出谋划策之下，他组织了一支讨逆军，自封为讨逆军总司令。段芝贵为西路讨逆军司令，曹锟为东路讨逆军司令。那梁启超本来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这时，他大叫:“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他出任了总部参赞。７月１２日，段军攻入北京，很快就把５０００辫子兵打得落花流水，张勋急忙逃入东交民巷荷兰使馆。康有为这位所谓“文圣”，则吓得屁滚尿流，化装成一名老农，逃出了北京。 乱平后，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并请黎元洪复职。黎自知不是滋味，拒不接受，甘心为民。于是段把驻在江苏的冯国璋请进京，任代理总统，并宣布对德宣战。梁启超以财政部长名义与日本谈判，借得一千万日元，作为参战经费。

    段冯两人在如何对待南方各省一事上有意见分歧。冯主张和平统一，段则主张武力统一。矛盾不能解决，冯最后得病干不下去了。于是，段操纵国会，改选另一北洋重臣徐世昌为总统。

    １９２０年，直皖发生了内讧，皖军败北，直奉势力统治北京。１９２２年６月，徐世昌被直系赶下台，黎元洪再度被请出来任总统。１９２３年６月，北京政府内部又发生内讧，黎元洪再次出走天津。在直系军人控制下，北京举行了一次所谓国会选举，这就是臭名远扬的曹锟大贿选。曹锟公开以８００元一票收买议员，当选为总统。但好景不常，１９２４年９月，直奉发生火拼，直系将令冯玉祥倒戈，曹锟被迫辞职。从此，北洋政府就没有总统，而由张作霖、冯玉祥、卢永祥等人商定，推段祺瑞主持大政，也就是进入了所谓“段执政”时期。不久冯玉祥又被排挤，派到张家口担任西北边防督办，冯的军队从此就被称为西北军。

    现在再回过头来谈孙中山。孙中山获悉张勋复辟的消息后，７月３日在上海家中与唐绍仪、章太炎、程璧光等会商，决定通电全国，南下护法，讨伐叛逆。广东省省长朱庆澜派人到上海见孙中山，表示同意以广州为护法根据地。陈炯明也来上海表示支持孙中山。

陈炯明，广东梅县人也。前清时候也是秀才出身。民国以来，以秀才而掌大兵，握军篆，声势赫赫，煊耀一时者，北有吴子玉，南则陈兢存，所以有南北两个怪秀才之称。吴子玉就是吴佩孚，陈兢存就是陈炯明。陈参加了同盟会，在黄花岗起义中，他临阵动摇，没有按时到位，对失败负有责任。辛亥革命后陈曾任代理广东省长和粤军司令。二次革命时，陈曾慷慨陈辞，表示支持孙中山讨袁，但看到袁的军队打到湖南时，他就放下反旗，暗中与吴佩孚相通。所以袁世凯的通缉名单中没有陈炯明的名字。袁死后，他表示拥护北京政府，交出了军队，得到了黎元洪授予的“定威将军”的封号，只是没有军权。随后又向孙中山认错。孙中山以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又考虑到他在广东可以发挥作用，便一同带他南下。

孙中山到广州后号召国会议员到广州开会，是为国会非常会议。９月１日，非常议会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选举滇军首领唐继尧和桂系首领陆荣廷为元帅。但唐陆两人采取敷衍态度，不肯到位就任。孙中山只能依靠粤军将领陈炯明、邓仲元和许崇智。军政府成立后，北京政府以“背叛民国”罪下令通缉孙中山等，军政府也下令通缉段祺瑞和梁启超等。

    接着，桂系军阀莫荣新又从中作梗，使孙中山无法指挥真正的北伐。孙中山苦撑了近一年，不得不于次年５月辞去大元帅职。他发表谈话说：“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之下。故军政府虽成立，而被举之人，多不就职，即对于非常会议，亦莫肯明示其尊重之意。”

    孙中山回到上海时，心情很抑郁。他写道：“民国之名虽存，而其实之亡久矣，文窃痛之。尝发愤欲为民国一清官僚民贼之毒，以树立真正之共和，故于去岁谬膺大任，竭蹶进行，非不知去粤日久，有同寄寓军权吏治，失所挟持。所以直任而不辞者，既恃公理，亦恃大多数之后援耳。艰难支撑一年之久，孑然无助，徒为亲厚所痛，仇者所快，终至于解职而去。此诚非文一人之厄，实民国之厄也。”

    孙中山在这一段留沪期间，写了不少的书，其中有一本《会议通则》，又名《民权初步》。这是一部关于民主程序的书。他在自序中说：“此书为教吾国人行民权第一步之方法。人人熟读此书，则人心自结，民力自固，如是，以我四万万众优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若一心一德，以图富强，吾决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会议通则》告诉人们如何开会，如何表决，如何提议，如何附议，如何选举等等。总之，它是一本讲民主程序的杰作，懂得民主与程序之不可分割性者，在中国首推孙中山。

    正是：

        民主是灵魂，

        程序即生命。

        什么打伞僧，

        乱念和尚经。

    另外，五四运动也给孙中山以极大的启发。他说：“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若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

    孙中山不但自己爱读书，也劝人家读书，而且必须以认真的态度来读。有一次，他对邹鲁说：“一般人读书不认真还不要紧，我们革命党人却千万不可不认真。因为一般人读书，或是为个人前途，或是为一家的生活，他们读书不认真，成败得失，只他个人或其一家。 革命党人则不然，就不但害了我们的党，连整个国家社会也被害了。”

１９２０年末，孙中山接陈炯明和许崇智来电，请他再赴广州主持政局。孙中山前次是因广西军阀进驻广州而不得不退出的，他曾在回沪途中会晤驻在福建的粤军将令陈炯明和许崇智，那时他们手上没有多少兵，孙嘱咐他们要养精蓄锐，以待时机。而这时机果真来了。

１９１８年莫荣新出任粤督，他的参谋长郭椿森，和陈炯明颇有交情。凑巧此时又发生一件警卫军的交涉。广东原有八十营警卫军，自朱庆澜氏做省长时候，编制成立，向归省长统辖，直至陈炳昆督粤，以武力收为己有，因此粤人啧有烦言，说是桂系收占全粤兵权之表示。及莫督继任，不愿为已甚之举，原拟将警卫军改组，以平粤人之愤。

    正踌蹰间，忽得间谍报称，福建李厚基受安福系嗾使，将联络浙军大举攻粤。莫得此消息，正拟派兵防御，郭椿森便乘机替陈炯明进言，说他是“粤军前辈，素有治军之名，又且熟于闽粤交界情势，不如派他做援闽总司令。至炯明军队本已散尽，现正有警卫军不易处理的问题，索性就拨二十营归他节制，又可以间执粤人之口，此正一举三得之事。”荣新听他言之有理，决计委陈为援闽总司令。

    于是，陈炯明重新掌握了粤军。但由于统率方新，指挥不便，刚到潮梅，恰逢闽军臧致平和浙军陈肇英会师来犯，炯明与战于漳泉之间，三遇三北，节节后退。幸桂军刘志陆率师增援把臧军驱逐出境。炯明自然无颜留驻潮梅，便以追臧为名，进驻漳州。陈在漳州养精蓄锐，积屯粮草，扩张军额，志不在小。至民国九年夏秋之交，得了朋友李福林、魏邦平密报，知道桂系内部发生矛盾，于是认为大好机会来到。他顺着粤人心理，揭橥粤人治粤的商标，实行倒戈。                                            

    当炯明发难之前，其部下李炳荣，因小事被陈当众斥责，怀恨在心，他得知炯明阴谋后就设法密告刘志陆。刘的部下夏香孙也从旁说:“若说兢存那人，我和他也曾共事，深知其人狡诈阴鸷，精明强干。听说他在军中，每日里和兵士们同甘共苦，躬亲庶务，一天到晚，耳朵边插着一枝铅笔，好似工人头儿监督工程一般，跋来报往的，川流不息。这等精神，果然为常人所难能，这种做派，又岂志小识隘的人所能几及?”刘小视陈炯明，不以为意，仍留在省城妓院中享乐。想不到这位被轻视的陈炯明竟如飞将军从天而下的，大干起来。几天中告急之电，雪片般飞来。刘欲抵御，已来不及了。不上几天工夫，潮梅全部已落入陈炯明掌握之中。

     这时，陈的内应李福林魏邦平也宣布独立，桂军混乱，不可收拾。莫荣新急得搓手顿足，连说“糟了糟了，万不料我的部将误事如此，我七十衰翁，行将就木，还有什么希恋，只是 这班人正在英年，将来失了这个地盘，看他们飘浮到什么地方去?”。军府总裁岑春煊尚欲一战，莫曰:“我看大势已去，我在粤五年，以民国官吏比较起来，不可谓不久，既无德政及民，何苦糜烂地方，不如早早让贤，请兢存等快来维持秩序吧。”于是，莫荣新和岑春煊就先后到上海做寓公去了。

    陈炯明入省，以废督为名，自任省长。为了巩固自己地位和树立名声，他打出了两张牌，一张是孙中山牌，一张是陈独秀牌。他请孙中山再度南下主持大政，又慎重其事地请陈独秀来广州任广东教育厅长。这两张牌居然很凑效，当时不少左派人士竟认为陈炯明比孙中山还进步。

    正是：

        炯明酷似袁项城，

        装点门面路道精。

        右手举着国民党，

        左手牵进独秀陈。

    孙中山到广州后召开参众两院联合会议，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则任陈炯明为内务总长兼陆军总长，伍廷芳为外交总长，唐绍仪为财政总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

    孙中山的第一步是征讨广西军阀，８月１３日就攻下桂林，陆延荣等逃往越南。于是孙中山就把北伐大本营设在桂林独秀峰。正当孙中山在桂林准备北伐的时候，陈炯明与吴佩孚加紧勾结。陈指使特务暗杀了忠于孙中山的粤军第一师师长邓仲元。蒋介石乃向孙中山建议先讨伐陈炯明再进行北伐，孙没有采纳蒋的建议。北伐军向北推进，甚为顺利，大本营移到了韶关。这时，陈炯明部将叶举却率部窜入广州骚乱。孙中山为了究明真相，于６月１日从韶关赶回广州，这样，就发生了陈炯明图谋杀害孙中山的故事。孙中山的贴身警卫马湘亲睹了事件的全过程，并写下了回忆。以下就是马湘的叙述：

    先生在桂林指挥北伐，十分忙碌。当时军事部署已逐步完成，第一步计划是先克长沙。正在准备向湖南进发时，不料陈炯明蓄谋叛变，违抗命令，停止接济军需。先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遂于1922年4月11日由桂林回广州，首先免去陈炯明粤军总司令及广东省省长各职，并把桂林一带的军队开回广州，又从广州开向韶关，准备取道江西北伐。6月11日，先生又由韶关回广州，当火车到达新街站时，华侨邓三伯先生上车对先生说:“陈炯明在惠召集他的爪牙频频开会，显有谋乱企图，请由其他车站下车，不可直到黄沙，免受陈炯明的暗算。其他的人也以为然。”但先生却不以为意，说:“不要紧，不要紧，我以至诚待人，陈炯明是不会害我的。”

    第二天，先生带着黄惠龙杨仙逸和我从越秀楼往震武楼文澜阁各处巡视，看见文澜阁后面的越秀茶室驻满军队，墙上还凿了许多对着越秀楼的枪眼。有许多士兵在这一带来来往往。翌日，先生命侦缉队长李天德调查总统府附近驻军的人数番号和军官姓名。

    14日那天，从早到夜都有人接二连三地来报告陈炯明造反的消息。先生向黄惠龙和我说:“今晚有什么举动，要立即报告。”第二天早晨，陈策向先生报告陈炯明谋反的事情。到了下午，陈少白来见，先生说:“刚才得陈竞存电报说，只要我交出一个人，任由他把这个人杀掉，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但他并没有指出这个人是谁。”说完便把陈炯明的来电给陈少白看。陈看过电报之后想了一想，便说:“我闻得陈炯明部下说，一定要杀胡汉民，杀了胡汉民就一切事情都可以服从。陈炯明要杀的人，大概是指胡汉民吧。”先生说:“展堂是一个好人，决不能使他受冤屈。请你把我的意见转达竞存部下，叫他们不要妄动。”下午六时许，陈策又用电话向先生报告。先生答道:“这是外间的谣言，可以不必置信。”至夜十一时，陈策和魏邦平连续从电话报告陈炯明谋叛，并说情况已十分危急。先生说:“无论如何，我不离开。我只知为国家为民族，从来不为个人谋利禄，是人所共知的，陈炯明何至要谋反?”这时又有各方面的电话来，都是报告陈炯明已布置军队，快要开始向总统府攻击的消息。这些电话都是由我接听了以后转报先生的。他每次听了我的转报后，都没有什么表示。

    不久，又有电话，先生接听以后对我说:“马湘，你率领卫士大队小心守卫越秀楼。”说完以后态度和平常一般，非常沉着。我找到卫士大队长姚观顺，把先生的命令转告他，并和他商议守卫计划，随即下令各班长率领全部士兵严密戒备。至12时，林直勉林树巍和陆志云十分匆忙地来向先生报告。陆志云说:他有个在熊略部下当连长的同乡，把陈军在今晚深夜一时开始攻击的消息告诉他，这个消息十分确实，情形很险恶，因此请大总统速往别处暂时避开。先生说:“竞存纵然恶劣，料不至如此。即使竞存有不轨之谋，但他的部下有不少是明理正直的人，他们很多和我久共忠难，岂肯尽听竞存之命请各位无须过虑。”林树巍说:“粤军素来野蛮，不能不防备。”先生说:“我已将警卫调往韶关，即是表明我对他信任。他对我虽有不利的阴谋，亦何须用兵？如果竞存胆敢称兵作乱，甘为叛徒，则人人都可以杀他。我身为大总统，负全体国民之托，有平叛责任。如果力量不足，被叛逆所害，正是我为国牺牲的机会，岂能临难苟免，贻笑中外，玷辱国家?”林树巍他们苦劝了多次，先生总是不从，只得退去。                           

    15日晚深夜一时，越秀楼上已听到远处有集合号音，不久，连部队的嘈杂声都能听到了。先生从卧室出来，命卫士准备防范。林树巍林直勉和陆志云三人又急速跑来，力劝先生离开越秀楼。先生说:“竞存胆敢作乱，我便要负平乱之责。如力不足，惟有一死，以谢我四万万同胞。”林直勉等见事态危急，又知先生决不肯躲避，遂由几个人用力挽着先生离开越秀楼。我和黄惠龙请求跟随保卫，先生说:“你们不必跟随，什么危险我都不怕。你们要坚守越秀楼。明天我若不回来，马湘可带夫人到家中暂避。”说毕，他就被林树巍等三人拥着离开了越秀楼。

    后来我护卫夫人到黄埔，才知道先生脱险的经过是这样的:先生离开越秀楼后，由小路到达德宣路，即见有许多陈炯明部队向总统府进发。当走到惠爱路，正欲横过马路入桂香街时，被陈军的哨兵拦阻，不准通过。林直勉指着先生对他们说:“我的母亲患了重病，所以不得不深夜请来这位医生到家里诊治。”但他们仍不许通过。林直勉又说:“我们住在高第街，你们如不信，就请一齐和我们到家里看看。”哨兵看见先生穿了一件白夏布长衫，戴一副墨晶眼镜，十足象个医生，就让他们通过了。及到靖海路，又遇陈部叛军，先生态度非常从容镇定，叛军没有怀疑，便又安然通过了。从此一直沿长堤走到海珠海军司令部，再乘小电船到了黄埔，最后上了永丰舰。

    正是:

        中山心地太慈仁，

        连续遭骗袁与陈。

        幸有基督暗相助，

        得上永丰讨贼兵。

 

 

第十四回

 

宋庆龄险离越秀楼

孙中山坚守永丰舰

 

     马湘还继续叙述他如何保卫孙夫人宋庆龄出险。他写道:

     卫士大队长姚观顺，第一队长黄惠龙和我(第二队长)奉先生之命，坚守越秀楼。当时武器有一百发手提机关枪三十支，其余就是驳壳手枪。我请夫人把厨房里的白米鳅鱼和咸鱼给大家饱餐一顿。各人饱食之后，就佩好武器，准备迎敌。

    大约在16日凌晨二时，叛军开始向我们进攻，并从镇武楼上用机枪向我们扫射。姚大队长指挥作战，我则负责护卫夫人。敌人一连冲锋三十多次，都被我们击退，死伤惨重。将近天亮时，姚观顺腿部一连被击中两弹，不能指挥，我就请准了夫人，由我继续指挥。姚负伤后斗志动摇，竟命亲信士兵把白被布拿来，以备竖白旗之用。我立即报告夫人，并请夫人授权给我，无论何人投降，都予以枪决。姚不敢再言投降。

    战至天明，李云复叛军死伤三百余人，尸骸满山，我们只有四个人受伤。我看到子弹快要用光，立即从天桥跑到总统府找到叶挺，把作战的经过简单地告诉他，并向他要子弹。叶挺大声道:“打得好，打得好!子弹随便拿去。”我左手一箱，右手一箱，提着从天桥赶回来。将到越秀楼大门，敌人用机关枪向我扫射，一弹从头擦过，把头发烧了一大块；一弹从腋下穿过，一弹从大腿掠过，衫裤登时冒起烟来，但我一点没有受伤。我急令士兵取一百发手提机关枪来，对准镇武楼上的敌人机枪阵地扫射，一连伤毙敌人数十，敌人的枪声就沉寂下来了。

    下午二时，我再到总统府，请警卫团团长陈可钰派兵增援越秀楼。陈说他的兵员守卫总统府还不够，实在无兵可援。我只好跑回越秀楼把情况告诉了夫人，并请从速逃避。夫人亦认为不可再留，遂由黄惠龙先行，夫人居中，我殿后，从天桥向总统府跑步前进。我们刚刚过天桥，天桥即被叛军炮弹击中，登时焚毁。到了总统府，陈可钰向夫人报告说，兵力太薄弱，实在不能分兵，现在夫人来到，正好商量。这时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派副官马毓藩来调停。陈可钰与他商议。不料正在商议中，叛军已从后门攻入。我们见事态危急，遂与黄惠龙合力保护夫人，由前门冲出。跟随夫人的女工怀着那颗大总统印接着冲出，但她慢了一步，被叛军截回了。

    我和黄惠龙二人以身躯掩护夫人由总统府前门冲出后，埋伏在附近的叛军看见有人出来，即蜂拥上前。我身上怀有二角银币五十元，立即拿出来分向左右两边掷去。叛军纷纷俯拾，我们乘机抢过马路，进入斜对面的小巷里。这条巷是死巷子，没有通路，巷内有十来家住户，其中有一家门户虚掩，我们便推门入内。恰好门里前面一座房子没有人在，黄惠龙和我急把军服手枪投入井里。忽然一位老妇人从后面走出来，看看我们，又看看房间里面，便怒气冲冲地大骂:“你们是什么人？擅自进入人家屋里，连我新媳妇的房也进去了。你们马上滚出去!”

    夫人在房间听见了，立即跑出来。我看见这种情形，只得捏造一些事实，指着夫人向老妇人求情说:“她是我的姑母，在汕头当教师，因放假来探望我们。刚才打算到市上买些蔬菜鱼肉，谁知马路上遇到很多军队，害怕起来，又不熟识路途，因此躲到府上，请你原谅!”老妇人听了还是坚持要我们离开。

    正当这时，忽闻扣门声甚急，我和黄惠龙便准备搏斗。老妇人开了门，一个穿便服的少年走进来。我料定这少年是老妇人的儿子，便把刚才对老妇人说的话再向他说了一遍。幸而这少年没有责怪我们。我们认为非走不可，就由黄惠龙先行，我跟着到门外探视。谁知黄刚跑到巷口，即被叛军抓去了。我只得退回屋里找些泥土把内衣裤略为弄污，然后去请那少年出来和他攀谈。原来他姓朱，当消防警察，新婚不久，新妇刚归宁。我见他很和善，就恳求他带路。我说:“我们住在四牌楼，因刚从乡下搬来，路途不熟，烦劳你带带路好么?”少年答应了。我便和夫人跟着他出了巷口，转入内街，很快就到了四牌楼。我便对这位少年说:“来到这里，我们认得路了，不敢再劳，请你回去吧，将来我们一定要到府上答谢。”这少年便回去了。

    夫人袋里还有些钱，我就拿来买了些鱼菜辣椒酱之类放在竹筐子里，装作厨夫的样子，向高第街前进。刚转到维新路时，又见到许多叛军把守着。我跑上前说:“弟兄，加菜么?”跟着把筐子给他们看。他们拿了一瓶辣椒酱说:“谢谢!”于是我和夫人急急横过维新路，转入高第街，一直来到同福里马伯麟寓所门前。马此时任长洲要塞司令，只有一个名叫九妹的妹妹在家。当我敲门时，她竟不认识我。我低声告诉她:“我是二叔。我常常到你家来，你怎么忘记了?”她很惊讶，急忙把门开了。我们立即闪进去，关上门。跟着又有一个人叩门，原来这人是马伯麟的亲信勤务，是奉马之命回家烧毁文件的。我焦急地问他有没有看见中山先生到他们那里。他连声说;“看见，看见。”夫人听了非常高兴，立即写了一封信交他带给先生。

    这时我忽然想起夫人已两天没有吃东西，便请马九妹叫仆人弄些饭菜来。夫人大概因疲劳过度，不想吃。(另据何香凝说，孙夫人是怀了孕，并因此而小产)。我安慰了她一番，并说:“如果夫人不吃，我也不吃了。”夫人才勉强吃了半碗。吃过饭后，我请马九妹把床铺让给夫人休息。

    第二天，夫人和大家都急欲往见先生，遂急不及待，乘魏邦平的电船驶向黄埔。我见到先生上前报告说:“越秀楼没有守住，楼里的东西都烧了，我只保卫了夫人脱险，没有完成固守越秀楼的任务，请按军法办罪。”先生说:“蠢仔!你打得好，是个英雄好汉。你能够保卫夫人脱险，将来升你为团长。”

    孙中山驻在黄埔，身边只有黄惠龙(他已脱险回来)和马湘两名卫士。马湘建议增加一些侍卫人员，但因长洲要塞等防御据点人力也很薄弱，孙中山没有同意。正在这时，只见一位身穿胶绸便服的人，跟着长洲要塞司令马伯麟登舰求见。此人名叫徐树荣，他代表180人前来效力接受指挥，说完，拿出全体人员签字的名单并举起右手宣誓:“徐树荣带弟兄180，立誓服从中山先生，护卫中山先生，如有违背坠海而死。”孙中山甚为嘉许，立即任他为别动队队长。

    第二天，徐树荣果然带着180位勇士来见。孙中山很高兴，命他们在司令部前集合，向他们讲了2小时的话。他们情绪激昂，高呼“孙大总统万岁!”原来他们都是附近的琶洲乡乡民，当他们知道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在此蒙难，就自动组织起来保卫大总统。孙中山给他们命名为别动队，在长洲要塞布防，与海军互为犄角。

    7月1日，魏邦平来永丰舰表示愿为双方和解效力，孙中山当即严词驳斥曰:“本总统主张北伐，完成革命，而陈炯明反对北伐，叛变革命。你认为双方都是朋友，以中间人自居，则正义何在?你居心革命还是不革命?”魏邦平赧颜而退。

    过了两天，陈炯明又差钟惶可带了他的亲笔信到永丰舰舰晋谒孙中山，恳求和解。原信道:

    大总统钧鉴:国事至此，痛心何极。炯虽下野，万难辞咎。连日焦思苦虑，不得其道而行。惟念十年患难相从，此心未敢丝毫有负钧座，不图兵权现已解除，而事变之来，仍集一身，处境至此亦云苦矣。现惟恳请开示一途，俾得遵行，庶北征部队，免至相戕，保全人道，以召天和。国难方殷，此后图报，为日正长也。专此即请钧安。

    先生见了这封信，还没有下什么断语，忽然魏邦平来见，就把信交给他看。魏看了后说:“看他这封信，也还说得很恳切，或者有些诚意，不知总统可准调解?”先生正色道:“当初宋亡的时候，陆秀夫恐帝受辱，甚至负之投水而死。魏同志，今日之事，不可让先烈专美于前。我虽才疏，也不敢不以文天祥自勉。宋代之亡，尚有文陆，明代也有史可法等，如民国亡的时候，没有文天祥陆秀夫这样的人，怎样对得住为民国而死的无数同志?”魏无词以对。

    过两天，陈炯明又派人来下说词。孙中山说:“如果他们确有悔过的诚意，我自当另外给他们一条自新之路，可先教他们把广州附近的军队退出百里之外，把广州完全交与政府，方才谈到别的。”魏邦平说:“现今事机危迫，总统何妨略为迁就一点，庶几使陈军有拥护总统的机会，也未始不是民国之福咧。”先生正式道:“如其不能先教逆军退出广州，则我也宁为玉碎，不愿瓦全。我系国会选出来的总统，决不能做叛军拥护的总统。请魏同志努力训练士兵，看我讨平逆贼。”魏说:“总统如此固执，恐有后悔。”先生断然曰:“古时帝王殉社稷，总统则应死民国，何悔之有?”

    当时永丰舰的处境非常危险，部下多有劝先生离开的。但孙中山决心要留在舰上，以便鼓励在陆上作战的讨逆军。他一直坚持到8月9日。这时，有人从韶关赶来报告北伐军从韶关，翁源一带败退的情况。孙中山判定情况属实，便召集各舰长一起开会。大家认为:南雄失守，北伐军已被截为数段，失去联络，已没有力量讨贼。即使大总统仍然驻节省河，也于事无补，究不如暂时离开广州，徐图戡平叛乱。孙中山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决定离开永丰舰。8月10日，孙中山一行抵香港，当天乘俄罗斯皇后号邮船赴上海。

    孙中山抵达上海后就发表了一个护法宣言。原文道:

    六年以来，国内战争为护法与非法之争，文不忍艰难创造之民国堕于非法者之手，倡率同志，奋斗不息。中间变故迭起，护法事业蹉跎数载，未有成就，而民国政府遂以虚悬。国会知非行权无以济变，故开非常会议，以建立政府之大任属之于文。文为贯彻护法计，受而不辞。就职以来，激励将士，出师北向，以与非法者战。

    不图6月16日，护法首都，突遭兵变，政府毁于炮火，国会遂以流离，出征诸军远在赣中，文仅率军舰仓卒应变，而陆地为变兵所据，四面环攻，益以炮垒水雷，进袭不已。文受国会付托之重，护法责任系于一身，决不屈于暴力，以失所守，故冒险犯难，孤力坚持，至于两月之久，变兵卒不得逞。而军舰力竭，株守省河于事无济，故以靖乱之任付之各处援师，而自来上海，与国人共谋统一之进行。

    陈炯明于政府中曾为内务总长，陆军总长，至兵变时犹为陆军总长。果有请文下野之意，何妨建议，建议无效，与文脱离，犹将谅之。乃兵变以前默无所言，事后始为此说，其为饰辞，肺肝如见。按当日事实，陈炯明于6月15日已出次石龙，嗾使第二师于昏夜发难，枪击不已，继以发炮，继以纵火，务使政府成为煨烬，而置文于死地。乃文能出险，不如所期，始造为请文下野之言。观其于文在军舰时所上手书，称大总统如何如何，可证其欲盖弥彰已。

    文夙以陈炯明久附同志，愿为国事驰驱，故以军事全权付托。今者甘心作乱，纵兵殃民，一至于此。文之任用非人，诚不能辞国人之责督者也。此次兵变，主谋及诸从乱者所为，不惟自绝于同国，且自绝于人类，为国法计，固当诛此罪人，为人道计，亦当去此蟊贼。凡有血气，当群起以攻，绝其根本，勿使滋蔓。否则流毒所播，效尤踵起，国事愈不可为矣。

    在这一场事变中，孙中山吃尽了苦头，陈炯明则身败名裂，而唯一得到大好处的却是一位在国民党中资历不深的小军官，那就是后来成为一代枭雄的蒋介石。但在介绍蒋介石之前，先得交待一下北方在这个时期内所发生的一起惊天动地的大事。

    正是：

        “中山唯一的学生”，

        却是蒋氏非别人。

        “枪杆子里出政权”，

        发明之权在中正。

 

 

第十五回

 

五四运动惊天动地

北大校长选贤任能

 

    中国有一句古话：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如果从反面推之，则可以说，世上没有百分之百的坏事。北洋军阀统治当然是倒行逆施，丑态百出。但它在无意中却产生了一种百家乱起，百家争鸣的局面，为中国的进步开辟了一条道路，不可不称之为意外收获。

    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一共有三次真正的百家争鸣。第一次是春秋战国的百家大争鸣，第二次是魏晋的百家中争鸣，第三次就是北洋时代的百家小争鸣。

    这场争鸣的发端是五四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在巴黎举行和会。中国为战胜国，当然也派代表参加，主要的是顾维钧和王正廷两位。当讨论到中国的前德国利益时，日本大耍无赖，要求把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转归日本。日本人向美国总统威尔逊威胁道：“如果你把山东利益给日本，我们就坚决支持你的国际联盟；否则，我们就要反对国际联盟。”威尔逊放弃原则，屈服于日本的要挟。在日本的中国学生首先发难。他们发了一个通电如下：

欧洲议和大会，为我国生死存亡所关，凡我国人，应如何同心协力，共挽国权，乃专使方争胜于域外，而权奸作祟于国中，旬日以来，卖国之谋，进行益力。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徐树铮等，狼狈为奸，甘心媚日。此次我国所派专使，尚能不辱国命力争，日本因之大怀疑忌，始则用威吓手段，冀制顾王之发言，继则行利诱主义，贿曹陆之内应。且使章宗祥回国运动，入长外交，以制专使之肘。章氏既奉命西归，曹陆更效忠维谨，日前竟请当局电饬专使，对日让步。夫中日之利害，极端相反，世所共知。而乃遇事退让，自甘屈服，岂非承认日本之霸权，而欲自侪于朝鲜乎？卖国之罪，夫岂容诛?

这一通电激起了北京学生的公愤。５月３日，由北京大学学生首倡，在法科大礼堂举行会议，决定了四项办法：（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签字。（三）通电各省，于５月７日国耻日举行游行示威。（四）决定星期日，即５月４日，齐集天安门示威。当下有学生登台演说，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就中有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胸，竟勃然登台，用中指放入口内，咬破流血，并扯碎衣襟，取指血写成四个大字，众人望去，乃“还我青岛”一语。全场越加感动，鼓掌声，万岁声，相继迭起，表现一种悲壮的情绪。

    ５月４日，各校学生齐集天安门，未几已是午后，天安门桥南，先竖起一面大白旗来，上书一联语云：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敦余孽死有头。

    底下还有如此具名：北京学界挽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

    接着，学生整顿队伍，拟前往东交民巷，向各国驻京公使呼吁。教育部官员前来劝阻，未能收效。学生首先至美国使馆前，排队宁立，推举北大学生罗家伦等四人为代表，进谒美使，因星期日，美使不在馆中，当有通事出来，问明意见，罗家伦略述情由，通事答称：“今日礼拜，各公使俱不办公，诸君爱国热忱，当代向公使转陈云云。罗家伦表示谅解，并取出意见书，交给了他。然后转往英法使馆，果然各公使亦不在馆，惟将意见书递交。随即行过日本使馆，日本警卫要求看护照，方准通行。学生乃由东向北，改道他往，穿过了长安街及崇文门大街，竟赴东城赵家楼，走至曹汝霖住宅，大呼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答话。这声浪传入曹宅，司阍人当然惊惶，立将双扉紧掩。附近警察也前来帮助守门。学生一时不得入。不期有数名学生，利用人梯，在一处破穸入院，从内部打开了大门。于是学生乘势而入，鱼贯而进，到了前面大厅，呼曹出见。待了片刻，并没有一人出来。厅旁有一甬道，学生即循道再进，里面乃是曹家花园，再向前闯入，到了内厅，只见有个日本人与一个面团团的穿东洋装的中国人，怡然坐着，好像没事一般。学生趋前审视，有人指着那面团团的人说：“他就是章宗祥。”于是众学生拥上前去说：“你就是章公使吗？久仰久仰。请问你是东洋人还是中国人？你为什么要卖国？”章宗祥尚未及答，旁座的日本人已起视学生，现出一副愤怒的面孔，十分难看。众学生见状乃曰：“章宗祥，你敢是请他们来保驾吗?时至今日，你还要仰仗外国人，明明是个卖国贼无疑了。”章宗祥尚自持有日本人保护，起座抗曰：“你等读书明理，为何纠众作乱？”说到这个“乱”字，便引起了学生大怒。有几个手快的学生就举起拳头，打将过去。章宗祥无法挣脱，饱受了一顿老拳。他的日本朋友慌忙遮拦，左拥右护，始得将章扶往后面，夺门而出。这时，不知什么人在院内放了一把火，顿时烟雾腾腾，大批军警前来救火。学生见势不妙，急忙退出，但有走得慢的，则被扣了起来，约有３２人。

    在此之前，北京政府曾在亲日集团把持下，训令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现在，他们慑于群众的威力，害怕火烧到自己的屋里来，便不得不电令代表从缓签字。这是学生运动的第一个胜利。

    第二天，教育部责成各大学校长严厉约束学生行动，并须查明为首滋事学生，予以开除。各大专学校学生则全体罢课，要求释放被捕同学。各大专学校校长在北大举行联席会议，随即派代表到总统府、国务院、教育部，请愿释放学生；如果认为爱国有罪，１４校全体教职员情愿罢职明责任。总统、总理、总长都避而不见。

    ５月５日，全体阁员在总理钱能训家中举行紧急会议。有人建议解散北大，教育总长傅增湘拒绝副署这个命令。对方退一步要罢免北大校长蔡元培，傅增湘也表示反对。钱能训气急败坏地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难道蔡元培死了，北大就要停办不成！”

    蔡元培何许人也？另一位北大校长蒋梦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答卷如下：

    如果你丢一块石子在一池止水的中央，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会从中荡漾开来，而且愈漾愈远，愈漾愈大。北京曾为五朝京城，历时一千余年，因此成为保守势力的中心，慈禧太后就在这里的龙座上统治着全中国。光绪皇帝在１８９８年变法维新，结果有如昙花一现，所留下的唯一痕迹只是国立北京大学，当时称为京师大学堂或直呼为大学堂。维新运动的短暂的潮水已经成为历史陈迹，只留下一些贝壳，星散在这恬静的古都里，供人恁吊。但是在北京大学里，却结集着好些蕴蓄珍珠的活贝。由于命运之神的摆布，北京大学终于在短短三十年历史之内对中国文化与思想提供了重大的贡献。

    在静水中投下知识革命之石的是蔡孑民先生元培。蔡先生在１９１６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是中国文化所孕育出来的著名学者，但是充满了西洋学人的精神，尤其是古希腊文化的自由研究精神。他的“为学问而学问”的信仰，植根于对古希腊文化的透澈了解，这种信仰与中国“学以致用”的思想适成强烈的对照。蔡先生对学问的看法，基本上是与孙中山先生的看法一致的，不过孙先生的见解来自自然科学，蔡先生的见解则导源于希腊哲学。蔡先生崇信自然科学。他不但相信科学可以产生发明、机器、以及其他实益，他并且相信科学可以培养有系统的思想和研究的心理习惯，有了系统的思想和研究，才有定理定则的发现，定理定则则是一切真知灼见的基础。

    蔡先生年青时锋芒很露。他在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有一天晚上参加一个宴会，酒过三巡之后，他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有为梁启超维新运动的不彻底，因为他们主张保存满清皇室来领导维新。说到激烈时他高举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满清，任何改革都不可能！”

    蔡先生在早年写过许多才华横溢见解精辟的文章，与当时四平八稳的科举八股适成强烈的对照。有一位浙江省老举人曾经告诉我，蔡元培写过一篇怪文，一开头就引用礼记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缴卷时间到时，他就把这篇文章缴给考官。蔡先生就在这场乡试里中了举人。后来又考取进士。当时他三十岁，以后就成了翰林。

蔡先生晚年表现了中国文人的一切优点，同时虚怀若谷，乐于接受西洋观念。他那从眼镜上面望出来的两只眼睛，机警而沉着；他的语调虽然平板，但是从容、清晰、流利而恳挚。他从不疾言厉色对人，但是在气愤时，他的话也会变得非常快捷、严厉、扼要，像法官一样的简单明了，也像绒布下面冒出来的匕首那样的尖锐。

当时的总统黎元洪选派了这位杰出的学者出任北大校长。北大在蔡校长主持之下，开始了一连串重大的改革。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领域一直是由文学独霸的，现在，北京大学却使科学分庭抗礼了。历史、哲学、和四书五经也要根据现代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蓬勃一时。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中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并坐讨论，同席笑谑。教室里，座谈会上，社交场合里，到处讨论着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等问题。

    这情形很像中国先秦时代，或者古希腊苏格拉底和阿里斯多德时代的重演。蔡先生就是中国的老哲人苏格拉底，同时，如果不是全国到处有同情他的人，蔡先生很可能遭遇苏格拉底同样的命运。

    我已经提到蔡先生提倡自由研究以追求真理。北大文学院院长陈仲甫则提倡赛先生和德先生，认为那是使中国现代化的两种武器。自由研究导致思想自由；科学破坏了旧信仰，民主则确立了民权的主张。同时，哲学教授胡适之那时正在进行文学革命，主张以白话代替文言作表情达意的工具。它是表达思想的比较良好也比较容易的工具。在过去，知识原是士大夫阶级专利品，推行白话的目的就是普及知识。

    北大是北京知识沙漠上的绿洲。知识革命的种籽在这块小小的绿洲上很快地就发育滋长。三年之中，知识革命的风气已经遍布整个北京大学。

    正是：

        开创新风蔡孑民，

        道德文章天下闻。

        北大民主自君始，

        虽遭厄运夜会明。

 

 

第十六回

 

五四运动余波荡漾

北京大学影响深远

 

      学潮发生后，同情和支援学生的呼声起自全国。北京政府被来自各地的巨大声势吓倒，７日，警察厅用汽车将被捕学生送回各校，学生罢课于是日终止。北京学生原定于５月７日联合市民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北京政府不敢正面弹压，于是警察厅在６日晚间冒名发出通知，诡称：“大会停开，请勿空劳往返。”７日，天安门内外和中央公园一带军警林立，公园停止开放，使大会无法举行。但是，全国有不少城市召开了“五七”国耻纪念大会或者 国民大会。

    北京学生并没有被政府的手段制服，相反，他们的爱国意志更加坚定，互相勉励说：“战国时代，田横率领５００人同殉国难，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泣之一页。我们现在有２５０００人，难道不能步前人的壮烈牺牲精神，把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６月３日，北京学生按照预定计划，分作５０余组，分途讲演。警察总长段芝贵急忙宣布紧急戒严，派马队协同军警分途驱散讲演学生，并捕去学生１７８人。由于被捕的人数众多，警厅收容不下，只得解往北大法科看守。军警当局还派出大批武装军警占领北大，并在周围架设大炮，禁止行人通过。４日，学生派出更多的人出发讲演，军警捕走７００余人。北大法科也收容不下，只得把理科也充作临时监狱。

    于是，北京学生改变斗争方式，不但不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有些与被捕者一同出发而未被捕的学生竟自动往投法科监狱，因此与门卫发生冲突，三名学生挨打受伤。在大逮捕的当天，北京基督教教友义愤填膺，停止日常宗教宣传，改作爱国宣传；从来没有参加过政治活动的女学生也破例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北京政府残酷镇压学生的暴行。

    ５日，学生５０００余人准备被捕，身背包袱出发，沿途百姓挥手目送。学生们热血沸腾地高呼爱国口号，走向北河沿法科门外，成千成万的百姓跟在他们后面，汇成一股忿怒的人潮。关在法科内的学生们听到外面的口号声，纷纷临窗眺望高呼，门内外呼声响彻云霄，军警相顾失色。就在这个当口，北京政府紧急命令撤退北大军警，释放被捕学生。

全国人民坚决要求惩办卖国贼。如果北京政府不采取行动，就不能避免事态的扩大。到６月１０日上午，北京政府不得不转变态度，下令批准曹汝霖辞去交通总长，并将这道命令分途传达到北京学联和总商会。北京政府本想到此为止，但各界人士一致表示不满，逼得北京政府只好在下午又补发两道命令，批准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辞职。

三个卖国贼下台后，人民群众的斗争目标自然地转移到拒签和约上，又一次展开拒签和约的请愿浪潮。在最有密切关系的山东省，各界团体推出代表１０９人，前往北京请愿。总统徐世昌拒而不见。代表们在倾盆大雨中，跪于新华门外，号啕大哭。当天下午，日本公使小幡设宴招待山东代表，代表们拒而不往，却到北大法科参加了学生的欢迎会。徐世昌不得不于次日接见了他们，吞吞吐吐表示政府决定令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从缓签字。

    由于各省代表源源而来，北京政府便一面通电各省禁阻代表出发，一面宣布北京各校提前放假，９月１日补行暑期考试。

    在多方压力下，北京政府终于发表了俭电（２８日），宣告中国专使陆征祥并未在和约上签字，拒签和约运动才告结束。

五四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它在北大产生了反弹。保守派人士纷纷指责蔡校长鼓动学潮，蔡先生本人也没有想到学生会把事情闹到这么大。他无可奈何，悄悄地辞职离开了北京。临行在报上登了一个广告，引白虎通里的几句言辞说：“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

他先到天津，然后到上海，最后悄然到了杭州，住在一个朋友家里，他希望能像传统的文人雅士，就此息影山林。虽然大家一再敦劝，他仍不肯回北大。他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

    他最后同意派蒋梦麟往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职务。于是，蒋在同年７月，偕学生会代表张国焘，乘了火车，到了北京。在学生的欢迎会上，蒋梦麟发表了一篇演说，其中有一段如下：

    “诸君当以学问为莫大的任务。西洋文化先进国家到今日之地位，系累世文化积聚而成，非旦夕可几。千百年来，经多少学问家累世不断的劳苦工作而始成今日之文化。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几当年法国围困德国时，德国学者费希德在被围之城中向大学生发表演讲说：‘增进德国之文化，以救德国。’国人行之，遂树普鲁士败法之基础。故救国当谋文化之增进，而负此增进文化之责者，惟有青年学生。”

    事情安定后，蔡校长也于９月间重回北大复职视事。

    接着，北大实行进一步的改革。新设总务处，由总务长处理庶务。教务长负责教务。校中最高立法机构是评议会，会员由教授互选：教务长、总务长、以及各院院长为当然会员。评议会有权制订各项规程，授予学位，并维持学生风纪。北大于是走上教授治校的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畏地追求真理，成为治校的准则。学生自治会受到鼓励，以实现民主精神。北大终于成了人所公认的中国民主的旗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思想界，自由风气非常浓厚，无论是研究社会问题或社会原理，总使惯于思索的人们难于安枕，使感情奔放的人们趋向行动。战后欧洲的西洋思想就是在这种气氛下介绍进来的。各式各样的“主义”都在中国活跃一时。大体而论，知识分子大都循着本文西方民主途径前进，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士受到１９１７年俄国革命的鼓励而响往马克思主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促使知识分子普遍同情俄国革命。第三国际于１９２３年派越飞到北京与中国知识分子接触。某晚，北京撷英饭店有一次欢迎越飞的宴会，蔡校长于席中致欢迎词时说：“俄国革命已经给予中国的革命运动以极大的鼓励。”

    在这同时，许多留学欧美的杰出科学家也纷纷回国，领导学生从事科学研究。教员与学生都出了许多刊物。音乐协会、艺术协会、体育协会、图书馆学会等等纷纷成立，多如雨后春笋。教授李守常（大钊）并领导了一个马克斯主义研究会，当时北京报纸附栏称这个研究会为“马神庙某大学之牛克斯研究会”。马神庙者，北京大学所在地也。此时北京大学已经敞开大门招收女生。北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给男女学生同等待遇的高等学府。教员和学生在学术自由和自由研究的空气里，工作得非常和谐而愉快。

    北大所发生的影响非常深远。北京古都静水中所投下的每一颗知识之石，余波都会到达全国的每一角落。甚至各地中学也沿袭了北大的组织制度，提倡思想自由，开始招收女生。北大发起任何运动，进步的报纸、杂志，和政党无不纷起响应。国民革命的势力，就在这种氛围中日渐扩展，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这环境中渐具雏型。

    １９３８年五四纪念日之际，陈独秀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全文如下：

    有人以为五四运动时代已经过去了。时代已经走在前面，人们的思想如果还停留在五四运动时代，那就未免太落后了。

    这种意见是正确的吗？要研究五四运动时代已否过去，必须要明白五四运动时代是什么一个时代，并且必须具体的指出五四运动时代要求的是什么，现在是否还有这些要求。如此则五四运动所代表的时代性，和这一时代现在是否已经过去，便不许闭眼胡说的了。

    五四运动时代所要求的是：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卖国贼；

    反对旧礼教的束缚，提倡思想解放，妇女解放，以埽荡封建残余；

    提倡科学，破除迷信，建设工业；

    反对古典文，提倡语体文，以为普及教育和文化的工具；

    提倡民权，反对官僚政治。

    这些要求现在已经过去了，或完全过去了吗？五四运动时代不是孤立的，由辛亥革命而五四运动，而五卅运动，北伐战争，而抗日战争，是整个的民主革命运动时代之各个事变。在各个事变中，虽有参加社会势力广度之不同，运动要求的深度之不同，而民主革命的时代性，并没有根本的差别。所以，五四运动的缺点，乃参加运动的主力仅仅是些青年知识分子，而没有生产大众，并不能够说这一运动的时代性已经过去。这一时代性不但现在不会过去，即在最近的将来，离开了民主革命的要求（民族独立也是民主革命要求之一），不会推动什么革命，并且连规模较大的运动也不会有。政治经济之发展，会因革命的动力不同而异其形态；而推动革命的历史任务，必然是民主民族的要求，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条件所决定的，人们头脑中的幻想不能够改变它。

    正因为有些人虽然口中也曾经说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实际上并没有认真的了解和正确的把握住这一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时代性。所以才会有五四运动时代已经过去这样的见解，所以才有拿农村苏维埃抵制国民会议运动的荒谬政策，所以才有超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幻想，所以才闹出“山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笑话。

    现在或者已经过去的是这班头脑昏乱的人们而不是五四运动时代，现在一代的青年，不可再重复这样的错误了。所以我在大家回忆五四运动的今天，不得不指出五四运动之具体要求所代表的时代性，这不仅仅为了指出青年们参加政治运动的据点，即是：无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参加一切民主民族产斗争。要坚守住这一据点，必须把所谓“山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昏乱思想从根铲除，因为近代的一切大运动都必然是城市领导农村。

    正是：

        五四运动世称奇，

        影响深远大无边。

        继起即有一二九，

        当前又举四五旗。

 

 

第十七回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

李大钊研究马克思

 

    陈独秀字仲甫，又名实庵，１８７９年生于安徽怀宁的一个败落小官僚家庭。凑巧的是那年也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生日。他出生时，孙中山、章太炎和蔡元培都已十二岁。陈二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所以从小由祖父管教。他祖父是一个秀才，一生主要是教书。因此他从幼儿起就开始读书了。他在自传中说：“我有点小聪明。可是这点小聪明却害了我。我背书背不出，使他生气动手打，这还是小事：使他最生气、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一声不哭。他不只一次怒目而伤感的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１８９６年，陈在当地考中了秀才第一名。次年，他又赴南京参加江南乡试。他在自传中说：“到了八月初七日，我们要进场考试了。我背了考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已经尽了生平的气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领试卷，我便会在人丛中挤死。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的大胖子 ，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手里捧着试卷，在长巷中走来走去，上下大小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叫道：“今科必中。”这位先生使我看呆了一两个钟头。由他使我联想到所有的怪现象。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的毛病。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我此次乡试，本来很勉强，不料其结果却对我意外有益。”

    陈在乡试中名落孙山，于是考进了杭州的求是书院。清末民初的浙江名人如蒋百里、史久光、许寿裳等都出身该校。这个学校也是辛亥革命时期杭州的革命发源地。１９０２年，陈独秀首次留日，他在那里不但学了日文，而且也学了英文和法文。他曾参加“励志社”，随后发现该社成份不纯，乃与张继、苏曼殊、蒋百里等另组“中国年青年会”，明白揭示“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最有趣的是发生了这样一起离奇的事。当时清使馆中有一名湖北留学生监督姚昱，“无端撄留学生之逆麟，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驯至酿成交涉大故，三人被遣回国。”

    陈回国后在家乡创办了《安徽俗话报 》，小有名声。不久，章士钊来信要他去上海。陈在自传中说：“我初次和蔡元培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时杨笃生、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试验炸药。这时，蔡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

    在二次革命中，陈独秀鼓吹反袁，革命失败后，不得不逃往日本。袁死后，他回国，并在上海开始创办《青年》杂志，不久又改名为《新青年》。他为新青年立下了六条标准：

    （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奴隶云者失去自由权利之人。世称近世欧洲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女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奴隶之羁绊，以定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皙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之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

    （三）进取的而非退稳的。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退稳为弱者不适兢争之现象。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吾愿青年之为孔墨，而不为巢由；吾愿青年之为托尔斯泰与泰戈尔，不若其为哥仑布与安重根。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立国以今之世，其兴废存亡，视其国之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投一国于世界潮流之中，笃旧者固速其亡，善变者反因以兢进。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国民而无世界知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今日之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亦无宁日。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诳人之舆，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国人若羞为浅化之民，应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勉乎哉！

     以上六义，实是他的政治纲领。他明白提出“赛先生”与“德先生”，赛者赛因斯，也就是科学；德者，德谟克拉西，也就是民主。他写道：“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来，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他深知改造国家不是靠暗杀和武装斗争，而是靠有“自觉心”的新青年。新青年的使命是使国家成为“近世文明”的国家。什么是近世文明？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法兰西与近世文明》一文中指出：近世文明即西洋文明，它的特征有三：人权说，生物进化论和社会主义。

    在第二卷第二号中，陈发表了《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他说：

    试观国中现象：若武人之乱政，若府库之空虚，若产业之凋零，若社会之腐败，若人格之堕落，若官吏之贪墨，若游民盗匪之充斥，若水旱疫疠之流行，凡此种种，无一不为国亡种灭之根源，无一而为献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治。一国之民精神上物质上如此退化，即人不伐我，亦有何脸面有何权利生存于世界？我之爱国主义不在为国捐躯，而在笃行自好之士，为国家惜名誉，为国家弭乱源，为国家增实力。为国捐躯之烈士之爱国，固吾人所崇拜，会当其时，愿与诸君决然为之。然此爱国行为，乃一时的非持续的。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曰勤、俭、廉、洁、诚、信。盖今世列强并立，皆挟其全国国民之德智力以相角，兴亡之数不待战争而决。故欲爱其国，使立于不亡之地，非睹其国之亡始爱而殉之也。应爱其国使立于不亡之地。爱国之义，莫隆于斯。

    在《抵抗力》一文中，陈分析国家贫弱之原因有三：

    一曰学说之为害也。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说空无。义侠伟人，称以大盗；贤直之士，谓其粗横。充塞吾民精神界者，无一强梁敢进之思。惟抵抗之力，从根断矣。

    一曰专制君主之流毒也。全国人民以君主之爱憎为善恶，以君主之教训为良知。生死予夺，惟一人之意是从人格丧亡，异议杜绝。民德、民志、民气，扫地尽矣。

    一曰统一之为害也。政权统一，则天下同风，民贼独夫，益无忌惮。庸懦无论矣。即所谓智勇豪强，非自毁人格，低首下心，甘心笞挞，奉令惟谨，别无生路。“臣罪当诛，天主圣明。”至此则万物赖以生存之抵抗力，乃化为不祥之物矣。

    《新青年》受到了全国进步青年的热烈欢迎。当时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上学的毛泽东说：“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

    另一位中共早期领袖恽代英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

    当时在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学习的叶挺则致函陈独秀说：“空谷足音，遥聆若渴。明灯黑室，觉岸延年。呜呼，国之不亡，端在吾人一念之觉悟耳。足下创行青年杂志，首以提倡道德为旨。欲障此狂波，拯斯溺世，感甚感甚。夫人瞀于当前之情欲，陷没难拔，虽父母兄弟流涕而劝，犹不反顾。今足下欲导人于道德之域。曰尔当爱国。尔当爱群。尔当趋于仁义。尔当为社会求幸福。虽日聒于陷溺者之耳，未见其效愈于父兄之劝也。故今日欲振污世，起衰溺，惟以阳明先生致良知三学为正的。然纵有觉悟之机，不得他人提撕唤醒，力坚其信，亦必旋牵于物欲，而日趋污下。吾辈青年，坐沈沈黑狱中，一纸天良，不绝如缕，亟待足下明灯指迷者，当大有人在也。仆家计不堪，复哀国难，几不自支。然已稍能觉悟，廓而化之曰，向圣贤路上鞭策。悠悠前路，不知能免陨越否耶。亦惟良心是赖而已。积怀满腔，无暇尽白。足下不弃，辱而训之，甚盼甚盼。”

    １９１７年１月，受蔡元培邀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也就是文学院院长。接着他就聘李大钊、刘半农、胡适、沈伊默、钱玄同、章士钊等为文科教授。

    在陈独秀的建议和蔡元培的同意下，北大实行了学生自由选课制，废除所有课程全为必修的规定。文科学生可自由选修旁听他门或他年级的课。预科学生可选修数学、生物学、物理学、地质学、化学、哲学概论之一种。

    正是：

        北大选课风气开，

        声誉鹊起闻中外。

        何来老子讲独裁，

        强拨时钟使倒转。

    受陈独秀、李大钊们的影响，１９１８年北大师生成立了不少学术团体：

    ７月，李大钊等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出版《中国少年》。

    １０月１４日，成立“新闻研究会”。会长蔡元培。

    １０月２０日，成立“国民杂志社”，出版《国民》月刊。

    １２月３日，北大学生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陈独秀应允

    “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自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担负。”这个刊物的主要角色是罗家伦、傅斯年、顾颉刚等。这些人都是非共人士，但陈独秀不以为意。

    陈独秀在北大最志同道合的朋友是李大钊。陈在当初还只是一名激进的民主派，而李在日本留学时就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不错，孙中山在伦敦蒙难时已在大英博物馆中读马克思的书。但他仅仅是一般猎涉，所以中国第一个开始有系统研究马克思者当推李大钊。

    李大钊曾写过一篇《狱中自述》介绍自己的生世：

    具供状人李大钊，字守常，直隶乐亭人，现年三十九岁（即生于１８８８年）。在襁褓之中即失怙恃。既无弟兄，又鲜姐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幼时在乡村私校，读过四书经史。年十六，曾应科举试、府试中。科举停办，遂入永平府中学校肄业。在永读书二年，其时，祖父逾八旬，只赖内人李赵氏在家服侍老人。不久，祖父谢世，钊感于国势陵夷，慨然起研究政治以期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思想，乃与二三同学，乘暑假之便，赴天津考学校。其时，有三种学校正在招考，一系北洋军医学校；一系长芦银行专修所；一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军医非我所喜，银行亦违我素志，故皆决然弃之，而入法政。钊在该校肄业，习法政诸学，及英、日语言。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思潮亦日益腾高。此六年间，均系自费。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李赵氏，辛苦艰难，典当挪借，始能勉强卒业。卒业后，我仍感学识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学政治本科。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值洪宪之变而归国，暂留上海。后应北京大学之聘，任图书馆主任，历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教授历史、思想史、社会科学等科。经数年研究之结果，深知中国之所以不振之原故，完全由于欧洲现代工业勃兴，形成帝国主义，挟其排山倒海之势力，来叩六经闭锁之东方民族之门户，而以其经济势力，洞贯吾堂奥。鸦片战争以后，英法联军方有事于中国之日，正欧美各国迫日本以与之缔结不平等条约之时。中日两国遂相率为欧美诸国用种种不平等条约所束缚，而屈抑于其强力之下。厥后，日本忧国之志士不忍见其国运之沉沦，乃经种种困难，完成其维新之大业，废止不平等条约。惟吾中国 ，则自英法联军而后，继之以太平天国之变，中日战役、庚子战败、辛亥革命、直到于今，中国民族尚困制于列强不平等条约之下，而未能解脱。此等不平等条约如不废除，则中国将永不能在国际上恢复其自由平等之位置。而长此以往，国计民生必将陷于绝无挽救之境界矣。然欲挽此危局，非唤起全国民众及愿与民众结合之武力，共同立于国民党旗帜之下不可。于是决心投入中国国民党。

    《狱中自述》是在狱中写的，当然要避免谈共产党的事，共产党的事要留结下面一回来谈。

    正是：

        天路绝泥滓，人老终苦辛；

        一念脱尘网，双足生青云。

        云中分箫管，悦耳何缤纷；

        回瞰所来地，泣下为人群。

 

 

第十八回

 

上海弄堂召开中共一大

嘉兴游船选定中共机构

 

    在中华民国的百家争鸣中，有一支力量脱颖而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如果说，基督教的最吸引人之点在于耶稣再来，对人类作最后的大审判，使好有好报，恶有恶报得以实现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最吸引人之点就是它的八个大字：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但耶稣要消灭世界进入灵界，而马克思许诺的却是肉身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就要胜过基督教了。

    但作为中国共产党员，即使你不信上帝，仍然应感谢上帝，因为上帝赐给了中国共产党两位道德高尚人品卓越的领导人，那就是南陈北李。

    无论是从同时代所得的印象，或由传世的文字，都可见陈独秀气质不凡，个性独特。他禀性刚毅，意志坚强，章士钊即曾拟他为“不羁之马，奋力驰去，回头之草弗啮，不峻之坡不上。”兼且，他极“忠于人，忠于事，忠于他自己的意志和思想，”反对好同恶异，故此有一种“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在他早年所写的一首诗中，就充分表露了这一点：

    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鸣；

    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

    驰驱甘入荆棘地，顾盼莫非羊豕群；

    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身败与功成。

    这种“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的精神，正是陈氏一生冒险犯难，敢为“终身反对派”的依托。这使他日后“奔走革命之际，故能勇往直前，入死出生，历百折终不稍挫；及临大难，则从容不迫，怡然自处。”且陈氏极刻苦自励，有锲而不舍的责任感，故早在民元前，蔡元培就说他有“一种令人不能忘的印象。”后来又说：“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可谓推崇备至矣。

    １９２０年１月下旬，在北京至天津的在道上，行驶着一辆马车。隆冬的季节却掩不住马车内的热烈讨论。马车里两个商人打扮的人就是当时在思想界并驾齐驱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李大钊和陈独秀。

    五四运动后，蔡元培被指责为学运的煽动者，他不得不辞职南下。陈独秀愤于学生之被捕，乃亲往北京街头，散发传单，向北京政府表示抗议，结果也被押进了监狱。陈的被捕又一次在民间引起了一阵声援的浪潮。当时北洋政府的头面人物许世英奉命到上海去同孙中山进行商谈。孙中山直截了当地对许世英说：“独秀我没有见过，适之（当时误传胡适也被捕）身体薄弱点，你们做得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只是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做着吧！”许世英听了这番话，口口声声的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去。”没有几天，陈独秀就获释了。

    但陈出狱后仍遭特务盯梢，在李大钊劝说下，陈决定离京南下。他们两人怕特务阻挠，不敢乘火车，就租了一辆马车，并化装成商人， 由李陪陈到天津搭轮船赴沪。一路上，他们讨论的是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这个对中国历史有着巨大影响的事件就在这里开始孕育。

    同年三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来到中国，他到北京后首先拜访了李大钊。他向李提出了中国建党问题，李对此深表赞同，并介绍维经斯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张申府曾在其回忆录中记述这段历史：

    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０年８月开始创建，地点在上海和北京。在上海是陈独秀，在北京是李大钊和我。第三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当时来华，首先到北京，对我们讲，要我们建党。以后维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陈独秀找过胡汉民、戴季陶、张东荪等人谈过，他们都不同意。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信写得很长，主要讲建党的事。其中说，“这件事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

    陈独秀在上海建党，首先主要找了一些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人参加组织，有周佛海、田汉、李达等。此外有施存统、沈雁冰、沈玄庐等。都是当时在上海的。１９２０年９月，因罗素来中国讲学，我去上海接罗素，就住在渔阳里２号陈独秀家里。这就是当时党部所在。上面这些人我都见过。９月下旬，我就回北京了。

    从上海回来后，我把和陈独秀谈的情意告诉了李守常。当时北京只有李守常和我两个党员。我们一致认为要发展党员。发展谁呢，首先想发展刘清扬。刘是天津人，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是一个女界的学生领袖。我和李守常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找她谈话，她不干，没有发展。不久，北大学生张国焘回到了北京，张在五四运动中也很活跃。于是第三个党员就发展了张国焘。这时我出国去了。后来听说北京党又发展了高君宇、刘仁静、邓中夏、罗章龙等，全是北大学生。有一批无政府主义者也加入了党，但不久又退了出去。

    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则这样说：

    １９２０年８月底，我回到北京，即以兴奋的心情将我与陈独秀先生谈话的经过告诉李大钊先生。李先生略经考虑，即无保留的表示赞成。他指出目前的问题主要在于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但陈独秀先生对南方的情况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判断自也较为正确，现在他既已实际展开活动，那么我们就应该一致进行。李先生相信我们现在起来组织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的条件都较为具备，决不会再蹈辛亥革命时江亢虎等组织中国社会党那样虎头蛇尾的覆辙。他认为陈独秀和我在上海所拟的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我就说：“那么，请根据你的意思回了陈先生一封信罢！”

    第二天李先生表示赞成的信写好了，情词恳切而确定，我们共同签上了名字后寄出，这就是我们组党工作中第一件重要文献。此后我们与陈独秀先生许多次的通信，都是我与李先生共同签名的，内容多半是具体进行方法的商讨。

    继上海、北京建党之后，山东、广东、湖南、湖北、江浙等地，也纷纷成立党小组。最后 ，他们决定在１９２１年６月下旬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以下是张国焘的回忆：

    根据这个决定，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结果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

    我因须参加大会筹备工作，是代表中最先到达上海的一个。下车后我就去看李达。他告诉我新近又来了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位名尼科罗夫斯基，是助手，另一位负主要责任的名叫马林。马林的工作与维经斯基在中国的过去活动似乎并不衔接。他一开始就凭主观见解瞎指挥，致与李汉俊格格不入。

    ６月初，各地代表陆续到达上海。刘仁静比我迟到几天，他那时是一位埋头于书本的青年，读过许多有关共产国际的文件。他主张这次大会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信念。

    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也到得较早，他们都是刚毕业的中学生，因曾在五四运动中积极活动而著名。他们来到上海后，仍本着学习的精神贪婪地阅读有关书刊，有时且向到会的代表们请教。

    武汉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董必武为人醇仆，蓄着八字胡子，活像一个老学究，在谈吐中才表现出革命家的倔强风格。陈潭秋老是一本正经，教员风味十足。包惠僧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爱任性谈笑。他们都不多谈理论，对实际问题的探讨则表现得更为起劲。

    湖南代表是毛泽东与何叔衡。何是一位读线装书的年长朋友，对马克思主义懂得最少，但显出一股诚实和热情的劲儿。毛泽东是一位活跃的白面书生，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高明多少。

日本留学生代表是周佛海。他是一位很活跃的青年，看来风流潇洒，倒像是一个老上海。

大会预定举行的日期逐渐接近，但陈独秀先生仍未赶到。我们函电交驰，加以催促。过了几天，作为广州代表的陈公博携着陈先生的信件终于赶到。陈先生的信中除说明他辞职（当时他在广州任广东教育厅长）尚未获准不能抽身外，并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要求大会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

    ６月下旬，预定到会的代表都已到齐，我们交换意见的结果，决定７月１日正式举行大会，开会地点借用法租界蒲石路博文女校的课堂，多数代表也就寄住?在这家学校里。

    １９２１年７月１日下午三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我被推为主席，首先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接着通过原拟订的四项议事日?程，决定每日分上下午举行两次会议。

    经过几天的讨论，后来由我归纳大家的意见，提出几点结论，内容大致如下：（一）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基本原则；（二）目前应着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实际的工人运动，为实行共产革命之准备；（三）中国共产党不否定议会活动和其他的合法运动，但认为这些活动只是扩大工人阶级势力的手段；（四）中国共产党站在共产主义的立场可以赞助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但仍以实现共产主义革命为主。这四点结论为大会正式通过，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党纲和政纲的要点。

    马林一直在要求到大会发表演说。为了满足他的要求，我们决定把会场移到李汉俊家中。大约是７月８日晚７时，当我们围坐在李家楼上书房的一张大餐桌的四周，正要宣布开会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陌生人揭开书房的门帘，窥探了一下，说声“我找错了人家”，就转身走了。我们都警觉到这人可能是法租界的暗探。我立即请大家将文件收拾好，准备离开，并将此事翻译给马林两人听。马林十分机警，从座上上跃而起，以手击桌说：“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途离开。”说完后，他同尼科罗夫斯基首先走了。我们也分别离去，只留屋主李汉俊在家。果然，十分钟后，一个法国巡捕带着一批警探围住了李家。他们追问了一些问题，都被李汉俊镇静地应付过去了。

    这个意外事件发生后，决定第二天停会，并通知各代表俟找到妥当开会地点后再行复会。最后，李达的太太王会吾（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说，如果在上海一时找不着适当的地点，可以到她的家乡去。她家在浙江嘉兴的南湖湖畔，从上海去只需一个多钟头的火车旅程。

    大约是７月１０日清晨，我们分别搭上沪杭线的早班车，９点多钟就到达了南湖。王会吾所预雇的大画艇已泊在湖边。代表中只有陈公博一人未来。

    我们登上了大画艇，四顾南湖景物，只见万顷碧波，湖畔一片芦苇中掩映着楼台亭阁，使我们这些初来的观光者觉得较之西湖的景色别有风味。我们继续在上海未完成的会议，议题是《中心工作与工作方法》。

    当这一项议题讨论完毕时，已是日薄西山的时候，我们主张第四项议题的选举问题迅速进行。讨论结果，一致认为现在党员人数太少，暂不必根据党章组设人数较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只须选出三个委员，分担书记、组织、宣传等工作就够了。大会旋即一致推举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我任组织。

    会议议程讨论完毕，大会旋即宣告闭幕，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闭幕仪式，由我致闭幕词。这样，中国共产党便正式诞生了。当我们离开这只画艇时，湖面上已是暮霭沉沉，渔火点点。大家赶上晚车回到上海，已是午夜了。

    正是：

        雄鸡一唱天下白，

        中国革命出新筹。

        陈李张瞿俱人杰，

        历史长卷把名留。

 

 

第十九回

 

张继首传无政府

独秀批判安那其

      

    在第一批加入共产党的人中，有不少无政府主义者。但他们很快就觉察到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与他们的主张格格不相入的，所以也就很快退出了共产党。

    国际上有两位名声最大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就是俄国的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 而中国人在谈无政府主义的时候总要提到巴金。巴金是一名法国留学生，他翻译过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因此人们就咬定他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巴字代表着巴枯宁，金字代表着克鲁泡特金。其实这不过是一种巧合，巴金只是一名作家，他根本没有参加任何政党活动。

    谁是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者，答曰张继。

    无政府主义在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１９０３年前后，马君武、马叙伦、杨笃生、蔡元培、金天羽等人均曾撰文对之作过介绍，但是服膺最早，身体力行、组织团体、宣扬倡导的积极分子，却不能不首推张继。

    张继，河北沧县人。１８９９年赴日，就读于早稻田大学。他愤慨于清政府的腐败，立志排满，创办《国民报》，是留日学生中最早出现的革命分子之一。１９０３年被逐回国，参预《苏报》的编辑。在此期间，以自然生为笔名，翻译了意大利人马拉叠斯达的《无政府主义》一书，书前有“燕客”一序，中云：

    吾愿杀尽满洲人，以张复仇大义，而养成复仇之壮烈国民；

    吾愿杀尽亚洲特产之君主，以洗亚洲人之羞辱，为亚洲人增光；

    吾愿杀尽政府官吏，以去一切特权之毒根；

    吾愿杀尽财产家、资本家，使一国之经济均归平等，无贫富之差；

    吾愿杀尽结婚者，以自由恋爱为万事公共之基础；

吾愿杀尽孔孟之徒，使人人各现其真性，无复有伪道德之迹。

通篇不作任何具体分析，不讲任何斗争策略，典型地反映出无政府主义者狂热、偏激的特点。这个所谓“燕客”，就是张继自己。

    １９０７年初，张继再度赴日，与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等过从密切。幸德秋水等组织社会主义演讲会，张继也组织了一个中国人的社会主义讲习会。在东京清内亭的第一次会议上，张继声明该会目的在于“诠明无政府主义”。此后，张多次在该会演说，成为宣扬无政府主义的重要骨干。在此期间，他又从日文转译了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罗列的《总同盟罢工》一书。该书反对武装起义，?也反对社会斗争，认为总同盟罢工是反抗资本主义的“第一流革命方法”、“容易叫最大多数人来加盟，收最大的功效。”

    １９０８年初，日本政府开始镇压无政府党人。１月１７日，幸德秋水等举行演讲会，被日本警察围捕。张继是参加者，一度被日警抓住，但随即被群众抢救出来，他不得不逃亡欧洲。

    ４月２３日，他在伦敦东区访问了德国无政府主义者洛克侣。洛表示：“现今世界欲行无政府主义革命，其有效之地方一为欧洲，一为美国，一为中国。我甚愿往中国进行研究。”张继乃向他介绍了中国会党的情况。

    张继到法国后，与吴稚晖等人密切交往，并参与编辑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他还特地到“鹰山共产村”参观。该村位于法国西部沙列威尔附近的森林中，有农田百亩，母牛一头，两层楼房，为一伙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所创办，以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目的。

    那《新世纪》是由旅法富翁张静江出资支持的。主编为吴稚晖，主要撰稿人为李石曾。蔡元培去巴黎时曾结识李石曾，并说“他的信仰互助论，几乎与宗教家相像”。张吴李三人宣传的是克鲁泡特金主义。互助论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基础之一。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生物是按照生存竞争，适者生存，自然淘汰的规律而进化的。克鲁泡特金从研究自然界现象中得出结论认为：生物除了生存竞争的一面外，还有互相扶助的一面。生物不是各个单独生存的，而是作为集团共同生存的。某种集团内部各个生物之间完全实行互助的就强，否则就弱。生存竞争是生物的集团与集团之间进行的，其结果，留存的是那些善于互助的集团。今天留存的生物，互助的本能便很强。在人类社会也是一样，互助是人类所具有的本能。

    他们说：“吾辈于未明社会主义（指的是无政府社会主义）之前，曾取种族革命及祖国主义，乃公理良心使然。既知社会主义之后，乃知其较种族革命与祖国主义更为正当，故即取社会主义，亦公理良心使然。”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聘请李石曾到北大教生物学，还请吴稚晖当学监。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由他们传播到了北大。由于蔡本人也有一些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这就更有利于他们在这方面进行宣传。因此，无政府主义在北大一时也很活跃，吸引了一些青年学生，并且成立了无政府主义的小团体“实社”，还出版了《实社自由录》，主要撰稿人有黄凌、区声白等。其实，李大钊、毛泽东等在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中，都曾留下了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思想痕迹。

    接着就发生了陈独秀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一场辩论。陈独秀在给区声白的信中说：你说现在不顾廉耻，甘犯众怒者，皆因私产制度迫之使然，到了共产之世，这种人当可绝迹。我说这种人不绝迹如何能够到真正共产之世。我再正告你一次，共产之世仍是我们这万恶的私产之世渐渐改造出来的，并不是用符咒把这腐败的旧私产之世沉到海底，突然另外出现一个新的共产之世与旧的私产之世没有连续的关系呵。你说如果他一定要甘与社会的幸福为敌，极其量我们就用对待资本家的手段对待他便了。我们不知道你所说对待资本家的手段是什么？用手枪炸弹对待他，未免小题大做了；用刑法制裁他，你们是反对刑法的；没收他的财产，那时已无私产了；剥夺他的选举权，你们是反对代议制的；用诚恳的态度劝告他，他是不听的；拉他到学校去受善良的教育，他是不肯去的；送他到远方，未免是以邻为壑；最后是没有办法，只好任他为恶而已。

    陈继续说：我原来知道你不是相信斯悌纳派个人无政府主义，但你却是相信人人可以自由退出社会，这种思想仍旧建筑在个人的自由权上面。像这样一面赞成社会的联合一面又主张个人的自由的矛盾思想，不但是你，克鲁泡特金正是如此。我原来知道你也不是相信托尔斯泰无抵抗无政府主义的，但你却是相信不以多数压服少数的；像这样矛盾思想，不但是你，克鲁泡特金正是如此；我看还是托尔斯泰无抵抗的思想彻底得多圆满得多，因为抵抗便需要强力，便会发生多数压服少数，甚至少数压服多数的事。至于克鲁泡特金，一面迷信个人的自由，一面又赞成社会的组织；一面提倡大规模的交通工业，一面又主张人人同意权；一面主张抵抗的革命的行动，一面又反对强力；这种矛盾的学说，不但不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并实在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你若真相信无政府主义，我劝你还是相信斯悌纳和托尔斯泰才对。

    另外，陈独秀在答黄凌霜的信中说：“精研笃信安那其，在中国当推兄为第一人，今竟翻然有所觉悟，乃社会之大幸。本来国家这个制度，克鲁泡特金并没有主张即时可以废去，马克思也没有主张永远不能废去，这道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说得极明白透彻。至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两句格言，不但共产党不反对，我想除了昏狂的人，没有人愿意反对。现在共产党所争持的所努力的乃是怎样使我们由强制而习惯地作工，使人人真能各尽所能；怎样使生产力大增，使生产品充裕，使人人真能各取所需。要实行这些理想，都非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可。我们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说很容易，做起来着实是一件艰难的大事业，千头万绪，不是容易可以实现的，尤其在中国更不容易实现，因为我们的天性生来不喜欢什么首领，然而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

    １９２１年５月１日，陈独秀发表《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一文曰：

    我近几年来细细研究我中华民族种种腐败堕落到人类普通资格之水平线以下，我的惭愧、悲愤、哀伤，常常使我不肯附和一般新旧谬论。

    我敢大胆宣言：非从政治上、教育上，施行严格的干涉主义，我中华民族的腐败堕落将永无救治之日；因此我们唯一的希望，只有希望全国中有良心、有知识、有能力的人合拢起来，早日造成一个名称其实的“开明专制”之局面，好将我们从人类普通资格之水平线以下救到水平线以上。

    太朴先生在《民国日报》上说：“我相信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与中国的国民性不能容；马克思主义是中央集权，故我不信其能实行。”又说：“我是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者。”

    我以为若迁就中国国民性和社会情形而不加以矫正，只有袁世凯一班人绝对赞成罢，因为袁世凯正是口口声声要根据国民性和社会情形办事呵！

    我发誓宁肯让全国人骂我、攻击我、压迫我，而不忍同胞永远保存这腐败涣散的国民性，永远堕落在人类普通资格之水平线以下。

    值得一提的是：张继、张静江、吴稚晖这三位大左派后来都成了国民党内的大右派，完全符合英国勋爵切斯菲尔德的座右铭：“十八岁不激进，是没有心肠；六十岁还激进，是没有头脑。” 　

    正是： 

        昙花一现安那其，

        群臣拜倒互助篇。

        独秀举笔批巨擘，

        克翁不得不靠边。

 

 

第二十回

 

梁漱溟献策防中共

青年党结帮堵赤潮

 

共产党兴建之初，它不是国民党的敌人，而是国民党的朋友。因此，当时担任反对角色的不是国民党，而是民主人士。举一个例子说，梁实秋和梁漱溟就是其中的两个著名人物。

梁实秋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我为什么不赞成共产党》，文曰：

    我常感觉到，一般青年之所以思想左倾，原因固然复杂，而共产党宣传品之独霸出版界是一个重要原因。十年来，左倾的出版品多于春笋，其影响于一般思想未成熟之青年至深且巨。官方固然也有宣传，然而那宣传脱不了官气，绝对不能取得青年的同情。防止青年思想共产化之最有效办法，应该是由对政治经济有研究的学者们发表一些健全的理论，因为若想要扑灭共产党的宣传品的不良影响，需要拿出比共产党宣传品更有理更动听的议论来代替它。青年的心是一张白纸，什么东西最合理最动听，便能在那张白纸上留下痕迹。同时一般青年的心也是最坦白，退回很少有成见，假如他吸收了不少的共产理论，一旦有人告诉他以更正确的理论，他便可以把旧的痕迹拂拭下去，欢迎新的进来。这是指一般的青年而言，领受卢布的青年当然另当别论。

    我最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对于民族精神的蔑视。共产党的理论，重视阶级而不重视民族。他们的革命的策略是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这世界革命的理想，本身即是Imperialism（此字在此处不能译为帝国主义，此字的原义是势力的扩张。）其是否合理姑且不具论。我们立在中国人的地位，应该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受着各种帝国主义的压迫，唯一的出路是抵抗帝国主义，而抵抗帝国主义者应该是“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或更抽象的说，“爱国主义”。而共产党人告诉我们的是些什么共产党人告诉我们，工人的祖国是苏联！我在上海的时候，奉系军队与苏俄开战，我看见电线杆上到处贴有“武装拥护苏联”的标语。写这标语的人如其是用卢布雇来的，倒也罢了。如其是青年们自动干的，那可真是令人痛心。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国内的一个单纯革命党，它是听命于第三国际的，它是世界革命的一环，它是为阶级斗争，不是为国家或民族而斗争。

    第二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的对于私有资产的仇视。共产党人对于资产阶级，无论其为资本家，或富农地主，都一向用最残酷的手段对付，不但没收他们的资产，而且迫害他们本人。我自己不是资本家，我也不依靠资本家维持生活，并且对于一般资本家大地主之剥削民众我也深恶痛绝，但是对于私有资产这个制度我仍然是拥护的。资产阶级之所以拥有资产，其经过往往是由于剥削或其他不正当之手段而来，这一点我承认。但是有许多辛劳勤苦的民众，半生积蓄下来也能造成一点资产，这种血汁换来的资产，他是可以安享而无愧色的。资产愈来愈大，以致独占了生产工具，妨碍了他人的生计，造成种种不公平的现象，这也是常有的实情。但这只宜由国家立法来限制资产的无限扩大，以调济贫富悬殊的情形。“没收”“迫害”是不对的。人类自有文明以来，其基础即是建在资产上面，废除资产无异于整个的摇撼文明。我们要的是“公平”不是“平均”。共产党所采取的是报复手段，要造成恐怖，这是我所不能赞成的。

    第三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他们的反民主的态度。在政治方面他们是要一党专政的，在思想方面他们是要排斥异己定于一尊。此种“不容忍”的态度，与民主背道而驰。所以我站在民主的立场，便觉得法西斯蒂之专政，共产党之专政，国民党之专政，都同样不是妥当的办法。共产党之压迫异己，其手段之周密酷烈，恐怕远在其他集团之上，这在苏俄已有事实证明。民主精神是人类几千年来付了很大的代价才获得的一点智慧，凡反民主的姿势均是开倒车，均是回返到从前野蛮的非理性的时代里去的勾当。

    以上三点是荦荦大者，枝节琐细的地方我全没说，马克思主义我也并没有批评。我并不是想要在理论上驳倒共产主义，我只要就中国共产党这个问题说说我的立场。

    梁漱溟则发明了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来反对共产党的农民运动。他写道：共产党杀人放火，其为害与土匪差不多。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不是这么简单。这确是中国社会的大问题，单讲求地方保卫不足以解决。那么，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我们的回答：自某一意义上来看，共产党的作为，实是中国的一种农民运动。农民运动为中国今日必定要有的，谁若忽视农民运动，便是不识时务；要取消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必须另有一种农民运动起来代替才可以。我们的乡村运动除了一面从地方保卫上抵御共产党外，还有一面就是我们这种运动实为中国农民运动的正轨，可以代替共产党。

    我曾见毛泽东分析广东乡村社会为八个阶级，只其中低级之三四阶级准他加入农民协会，其余那些人不准加入。划的界限非常严。那些农民又武装起来，为农民自卫军，简称农团；与绅士们领导的民团，彼此之间，就发生冲突。

    根本言之，共产党的错误，仍是蹈袭外国阶级社会里农民运动的旧套，而不认识中国社会。中国社会的老教训是：孝、悌、勤、俭，这四个字在今日自然不够用的；我不是以此为农民运动的指针。但若不于此处有体认，则亦难免隔阂不通。孝悌是人情的根本，勤俭是要生命力量蹈实地用在当下，而领略人生真趣。这是阶级社会里所万不能有的东西。阶级社会逼着人向外抗争，也难顾得什么人情合洽。今日中国社会需要整理改造，而不是阶级革命；农民地位需要增进，而不是翻身。以侥幸心理领导农民，以仇忌心理留贻社会，更非所以建设新社会之道。我们终究目的，在农民跻于经济上政治上的平等；刻刻本着这个目的，来调整社会关系，改造社会关系；而此调整改造则需不断地将农民本身力量充实起来，次第以完成之。这就是中国的农民运动，亦就是我们的乡村建设运动。有此运动而后其他的农民运动才用不着，共产党才可以没有。

    正是：

        好个梁漱溟，

        敢发反共言。

        老毛登台日，

        报应在眼前。

    如果说，梁漱溟只是一名反共单干户的话，那么，青年党就是一个反共的集团。它的头头是曾琦和李璜。李璜是一名“巴蜀才子”，是从法国回来的留学生。他是青年党的首席理论家。他在一篇题为“答客难”的文章中说：

    “中国共产党不从团结国民一致对外方面下手，而在国内鼓吹阶级斗争，以减杀对外战斗力；任意孤行，徒滋纷扰。我们是国家主义者。国家主义者以国命为念，又焉能坐视不理？明白些说，我们国家主义者在此时之所以积极地用力于团结民众，一部分便是看着共产主义的行为足以分散民力，有事误国，而思以矫正之，救济之。共产主义者不知外观内省，反而日与国家主义者为难。他们虽然加入素重民族主义的国民党以从事于国民革命，而仍坚持劳资对抗和阶级斗争之学说，以酿成民党内部许多不安的现象，大足减杀国民革命之实力。

    “依照马克思和恩格尔的意思，由现代科学文明、机器世界所组成的生产方式，足以使社会产生两种主要阶级，彼此对立着：资本或绅士阶级对工人或无产阶级。在资本阶级未推翻以前，马氏教导工人们不要为他们的主人所骗而为资本阶级利益所寄托的国家云牺牲。所以《共产党宣言》末尾一句话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氏学说的重心既归到了阶级战争一义，则不得不把资本家与工人两种阶级明显地对立起来，在中间掘下一条深沟，使他们永远合不起来。其实他们俩平常合了起来用力的地方很多，尤其是在救护国家上。敌国入侵，富者固受损失，而贫者在精神上与物质上便无损失吗？“祖国之义先于一切”，无论古今中外，除了马氏之徒，大抵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在爱国这个同情心之下，并没有阶级之分。而共产主义者掩目塞耳，还是老守着他们的老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们老是在爱国同胞中分别什么阶级，什么左派，什么右派，而且竟自骂主张联合全国同胞的国家主义者为附和帝国主义华人！唉，共产主义者，你们既不承认国家，又何必呼我们为华人，干脆就称中国人为俄民，岂不更合意一些！”

    李璜还对中共和国民党的联共政策进行了抨击，他说道：

    “说到俄国的帮助，我们真正要痛哭了。他们不趁火打劫侵略我们的蒙古，闯入我们的新疆，我们便感谢他了。本来一个国家在强暴之下争自由独立而要专去靠人帮助，是未免愿望太奢。况且困于英法，自救不暇的俄国又怎能出全力来帮助我们呢？我们现在在列强手掌中，不图自家极力撑持自拔，而去指望俄国相助，真是所谓望梅止渴，未免太不济事。望梅止渴，渴虽止不了，还不大害事；我们若望俄相助，那简直是饮鸩止渴了。何以见得？自波兰战败以来，苏俄的共产主义不能得志于西方，然后才决心取东进政策。列宁知道东方国家多受列强压迫，所以他在１９２０年宣言：在东方共产主义的活动中，特别容许民族主义的运动。并且明说“东方共产化了以后，可以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对抗”。换言之，便是先以我们中国为他们共产主义的试验场。试验得好呢，便是共产主义的徼幸；试验不好呢，牺牲一个中国也不大要紧。所谓科学社会主义，本来就是把国家当作化验室中的铁片盐酸或野鸡兔子一样，随便取来做试验的。俄国共产?党对中国就是这样看待的，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者也是这个意思：“为主义而牺牲国家”，他们都是无所用其爱惜的。他们这样相信他们的主义的决心，固然有他们的是处，但是我们爱国的国家主义者便不容有此种想法。我们以国家为前提，对于共产主义者“宁牺牲国家不牺牲主义”这种行径至少要认为是卖国贼的行径。俄国总极力想把中国涂成一个红色纸老虎去恫吓欧洲列强。那时，列强与苏俄就有可能在中国大打起来。日俄之战把中国的东三省作为牺牲品。追思往事，真是令人不寒而栗。所以我们必须提倡国家主义，主张外不亲善内图自强的必要。明白些说，我们要求福自己求，我们要惹祸自己惹，我们不愿为第三者去利用，为第三者的牺牲品。

    “兄弟今天说的话很长了。总括一句便是，在这帝国主义与那帝国主义利害冲突，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利害冲突的世界大势中，中国的问题只有中国人全体一心自强自卫，才能解决。亲日亲美固非解决之道，亲苏亦适足以为其牺牲品。易经的话“君子自强不息”，诗经的话“自求多福”，国家主义者便是本着这两个意思去鼓励群众，去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然后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

    正是：

        利嘴小李璜，

        信口放雌黄。

        法国跑一趟，

        大骂共产党。

 

 

第二十一回

 

胡适提倡白话文

鲁迅揶揄老迂儒

 

    五四运动本来是一场政治运动，但它却产生了一场伟大的新文化运动。这运动的公认发起人则是胡适。胡适安徽绩溪人。胡自己说：“我便是１８９１年１２月在上海出世的。”因为那年他父亲在上海担任“淞沪厘卡总巡”。１８９５年８月，他父亲病故于厦门，从此他就在他母亲照料之下成长，并成了中国社会中的一名模范孝子。

    胡适的成名是与他的留美分不开的。中国学生大批留美是１９０９年所设立的“庚款奖学金”以后才开始的。原来美国国会于１９０８年通过一条法案，决定退回中国在１９０１年（庚子）为八国联军赔款的余额。美国决定退还赔款之后，中国政府有自动提出利用此款作为派遣留美学生的学杂费。经过美国政府同意，乃有庚款的第一批退款。由于庚款第一批退款，经过中美两国政府交换说贴之后，乃有第一批所谓“庚款留学生”赴美留学。第一届的４７人之中包括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其他后来在中国科技界很有建树的许多专家。第二届７０人是在１９１０年在北京考选的。胡适就是第二届考试及格的７０人之一。

    胡适最初进的是纽约州绮色佳的康乃尔大学。他本来选学的是农科，但后来他自己发现对农作的实习没有兴趣，于是又改学文科。１９１５年，他又由康乃尔大学转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并成了哲学大师约翰·杜威的得意门徒。不过，就胡适对中国之贡献而言，他的成就不在于哲学，而在于他倡导了文学革命。

    胡适自己是这样说的：在１９１６年的春天，我对中国文学史已得到一个新认识和新观念－－中国文学不是个一成不变的东西；它是一连串地有着生气勃勃的变动。我把这些变动叫做“革命”。那年夏天我和老朋友任叔永和后来中央研究院发起人之一的杨杏佛重叙旧交。我们讨论了中国各方面的问题，尤其是有关文学方面。我在日记里记着我们讨论中的几个项目。

    （一）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

    （二）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

    （三）白并不鄙俗，俗儒乃谓之俗耳。

    （四）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凡言要以达意为主，其不能达意者，则为不美。

    （五）凡文言文之所长，白话皆有之。而白话之所长则文言文未必能及之。

（六）白话并非文言文之退化，乃文言文之进化，其进化之迹，略如下述：

１．从单音的进而为复音的。

    ２．从不自然的方法进而为自然的方法。

    ３．方法由繁趋简。由中古文言的多种文法构造，逐渐简化。

    ４．文言文之所无，白话皆有以补充。

    （七）白话可以产生第一流文学。白话已产生小说、戏剧、故事、歌曲。

    （八）以白话小说、故事、戏曲为代表的活文学，可能是中国近千年来唯一真有文学价值的文学。其非白话的文学，如古文，如科举专用的八股、笔记等等，在世界文学标准中，皆不足与于第一流世界文学之列。

    （九）文言的文字可读而听不懂；白话的文字既可读、可说又听得懂。凡演说、讲学、笔记，文言决不能应用。今日所需，乃是一种可读、可听、可歌、可记的言语。要读书不须口译，演说不须笔译；要施诸讲台舞台而皆可；诵之村妪妇孺皆可懂。不如此者，非活的言语也，决不能成为吾国之国语也；半死的文字决不能产生第一流的文学也。

    胡适说：在１９１６年的１１月，我开始把我们一整年非正式讨论的结果，总结成一篇文章在中国国内发表，题目叫做《文学改良刍议》。

    考虑到那无可怀疑的老一辈保守分子的反对，我觉得我应把这一文题写得温和而谦虚。所以我用这个题目，说明是改良而非革命；同时那只是个“刍议”，而非教条式的结论。

    下面便是我那篇文章里所提出对文学改良的八条建议：

    （一）须言之有物。

    （二）不摹仿古人。

    （三）须讲求文法。

    （四）不作无病呻吟。

    （五）务去烂调套语。

    （六）不用典。

    （七）不讲对仗。

    （八）不避俗字俗语。

    这条最重要，但是我写的还是很温和。我的用意是说，“在所有的文学里，皆用活的文字－－用俗语－－用白话！”为强调这一点，我就公开的说我承认那些伟大的小说如《水浒传》、《红楼梦》和当代通俗小说，比那些仿古的作品更能代表时代。我坦白地指出，那些几百年来都为人民大众所喜爱，而却为文人学者所鄙弃的白话小说、故事说部和戏曲都是中国出产的第一流文学，基原因便是由于它们是不避俗语俗字的作品。

    这篇文章于１９１７年１月在《新青年》刊出之后，在中国文化界引起了一场极大的反应。北京大学一校之内便有两位教授对之极为重视。其一为陈独秀本人，另一位则是古典音韵学教授钱玄同。钱氏原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他对这篇由一位留学生写的文章大为赏识，倒使我受宠若惊。他后来告诉我，他曾与陈独秀讨论有关我这些建议的重要性。陈在《新青年》的后一期也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来作为响应。他公开出来支持一个文学革命了。他明确地说，那首举义旗号召文学干革命是他的朋友胡适。

胡适在这里提到的就是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其文曰：

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文艺复兴以来，政治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

    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据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

    孔教问题，方喧呶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

    （一）推倒雕琢的、阿谀的古典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二）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三）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予爱卢梭、巴斯特之法兰西，予尤爱雨果、左拉之法兰西；予爱康德、黑格尔之德意志，予尤爱歌德、卜特曼之德意志；予爱培根、达尔文之英吉利，予尤爱狄更斯、王尔德之英吉利。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雨果、左拉、歌德、卜德曼、狄更斯、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顾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果真不出所料，守旧派人士立即对胡适等人进行了声讨，其中最突出的是古文作家林纾，也就是林琴南。他在上海《新生报》上发表了一篇诋毁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的文言小说《荆生》，书中以田其美影射陈独秀，以金心异影射钱玄同，以狄莫影射胡适。小说写田、金、狄“三人称莫逆”，一天到陶然亭游览，在一室聚谈，掊击孔子纲常伦纪，主张用白话文代替古文。议论正热闹的时候，忽然一声巨响，板壁倾裂，隔壁一个携带十八斤重铜锏名叫荆生的“伟丈夫”，“超过破壁，指三人曰：‘汝适何言？中国四千余年，以伦纪立国，汝何为坏之?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田生想要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瑣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伟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泥首不已。伟丈夫笑曰：‘尔之发狂似李贽，直人间之怪物。今日吾当以香水沫吾手足，不应触尔背天反常禽兽之躯干。尔可鼠窜下山，勿污吾锏，留尔以俟鬼诛。’”

    林纾在利用小说影射攻击的同时，还发表了一封给蔡元培的公开信。他说：“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近者外间谣诼纷集，我公必有所闻。”他攻击北京大学开展新文化运动为“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他认为若以白话为标准，“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

    蔡元培对公开信作了答复，表示将一如既往，“（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二）对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学，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

    他教训林纾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留英的老前辈辜鸿铭先生也赤博上阵，参加了对白话文的讨伐。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反对中国文学革命》的文章说：一个人如果说文言文是“死文字不适合于创作活文学”一定是一个对他所说的事一无所知的糊涂蛋或者是哗众取宠的能手，因为他知道怎样去使用一种模棱两可的口号去愚弄民众。中国优秀的文言文的特点是优雅，非白话文能比。文言文可以传“道”，而文学革命者提倡的新文学只能“使人道德沦丧”。 他还说：“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者也。”这立即引起了鲁迅先生的抗议。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现在的屠杀者》，全文如下：

    高雅的人说，“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者也。”

    中国不识字的人，单会讲话，“鄙俚浅陋”不必说了。“因为自己不通，所以提倡白话，以自文其陋”如我的人，也正是“鄙俚浅陋”，也不在话下了。最可叹的是几位雅人，也还不能如《镜花缘》里说的君子国的酒保一般，满口“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的终日高雅，却只能在呻吟古文时，显出高古品格，一到讲话，便依然是“鄙俚浅陋”的白话了。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

    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还有一位国学大师章炳麟，也来凑热闹。他大谈古文的优点，并特别强调古文用字简练，决非白话所能相比。他举了《左传》中“二桃杀三士”的故事为例说，如果用白话文来表达，那就要有１２个字：“二只桃子杀死了三个读书人”。

    鲁迅抓住他的小辫子说：凡读过《左传》的人都知道，“二桃杀三士”中所杀的不是三个读书人，而是大字不识半个的武夫。高深如章先生者尚且对古文的理解多有差错，由此可见它决不是一般老百姓所能使用的语言。

    这场白话与文言的斗争，最后以胡适的全胜告终。民国九年（１９２０），北京政府教育部便正式通令全国，于是年秋季开始，所有国民小学第一二年级的教材，必须完全用白话文。到１９２２年，所有的小学教材就都以白话为准了。

    正是：

        是二十五岁青年，

        开千年文化新运。

        享遗福后生学子，

        起哄批胡而胡批。

 

 

第二十二回

 

陈胡因“不能容忍”分手

胡李为“多谈主义”论争

 

    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三人在编辑《新青年》时期，共同奋斗，共同谈笑，成了莫逆之交。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随着时间的推移，思想之发展，三人终于又分道扬镳。

    三人在拥载科学和民主一点上虽然同心全力，但在什么是民主这一点上，却各有各的见解。胡适认为民主的大前提是容忍，没有容忍就根本谈不上民主。１９２０年５月，陈独秀在致胡适的信中说：“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对此，胡适不以为然。他认为民主与真理是两码事。民主的精萃是少数服从多数而同时又保护少数保留己见。多数不一定拥有真理，因此民主所产生的不一定是真理，这里就有容忍的问题。在行动上，我们应当要求服从，在学理上，必须永远容许讨论与争辩，否则，必然会产生独裁和法西斯。

    1925年12月，北京发生了《晨报》事件，胡适就此事给了陈独秀一封长信：

独秀兄：

    前几天我们谈到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的事，我对你表示我的意见，你问我说：“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

    五六天以来，这一句话常常来往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年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而见解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我忍不住要对你说几句话。

    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于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使我很诧怪的态度。

    你我不是曾同发表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那天北京的群众不是宣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我也知道你们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我知道我今天向你讨论自由也许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为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至少我可以说，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认别人有尝试的自由。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你说是吗？

    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中国。并不是旧势力的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的人。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和污蔑。我这回出京两个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的眼界。我是不会怕惧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正是：

        容忍本为大前提，

        民主舍此失根底。

        纵观全球法西斯，

        莫不先封嘴唇皮。

 

    胡适与李大钊的争论是从一篇文章引起的。胡适在《每周评论》第３１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文曰：

    在《每周评论》第２８号里，我曾经说过：    “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报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在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实社会的需要么?”

    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它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的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这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为社会主义者，都可以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效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法了。

    李大钊在《 每周评论》第３３号发表了一篇题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对胡适的文章进行了批评。他写道：

    主义是什么呢？胡君说从一种救时具体主张，因为传播的缘故，才变成一种种抽象的主义。这话果然不错。但是有许多主义，它的重要部分，并不在从具体主张变成抽象名词，却在那未来的理想。世间有许多极有力量的主义，在它发生的时候，即为一种理想而并不是什么具体方法，信仰这主义的，也只是信仰它的理想，并不考究它的实行方法。即如从具体方法变成主义的，也决不是单依着抽象方法便能构成，尚须经过理想的洗练炮制，改造成的。故理想乃主义的最重要部分。一种主张，能成主义与否，也全靠这点。

    主义是多数人共同行动的标准，或是对于某种问题的进行趋向或是态度。一种主张能成为标准，趋向，态度，与具体的方法，却成反比例（因为愈具体，各部分的利害愈不一致）。全看它所含抱的理想的强弱。设个比方主义好像航海的罗盘针或是灯台上的照海灯。航海的人照着它进行罢了。至于航海的方法以及器具，却是另一件事，与它无必然的关系。故主义是一件事。实行的方法，又是另一件事。其间虽有联属的关系，却不是必然不可分离的。一个主义，可以有种种的实行方法，甚至可以互相冲突，绝不相容。各种的实行方法，也都是按着各部分的利害的必要，各各不同。因为方法与主义，不过是目标与路径的关系；向着这目标走，果然是一定不变。至于从那一条路走，路中所遇的事物何如，行路中间所起的事变如何，与这目标并无必然的关系；换一句话讲，主义不一定含着实行的方法，那实行的方法，也并不是一定要从主义中推演出来的。故所以同一主义，在甲地成了某种现象，在乙地又成了一种现象。乃至同在一地，主奉同一主义的人，因实行方法的不同，变成种种不相容的党派。这种例证，古今不知有多少，亦不用再举的了。

    胡君说，主义的弱点和危险，都在这抽象一点上；这话也不尽然。吾上文已经说过，范围愈广，它的抽象性亦愈大。因为抽象性大，涵盖力可以增大。涵盖力大，归依的人数，自然愈增多。自来宗教上，道德上，政治上，主义能鼓动一世，发生极大的效力，都因为它能涵盖一切，做各部分人的共同趋向的缘故。法国大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以及今日的俄国革命，所以能成功，都因为共同捧着一个抽象的主义，若是起初就拿具体的方法来进行，恐怕在革命前，便已互相冲突，纷乱扰攘，早为旧势力所扑灭。

    胡君说主义有危险。依吾的意见，主义的自身，并没有什么危险。所谓危险，都在那贯彻主义的实行方法。何以故呢？因为凡是主义，必定含有一种未来的理想。在尚未实现的时候，如何能判定它的危险不危险呢？若指它试验中间所发生的种种恶现象而言，则凡是属试验的事物，必须经过种种错误，才能成功，－－所谓错误，也只是方法上的错误，－－不独主义为然。况且主义不过是一种标准，趋向，态度，并非实行方法。在同一主义之下，可以有种种不同或是相反的方法。危险不危险，全看选择的精确不精确。择术不精，才有危险。如何能怪及主义呢？

胡君对于主义，于吾上文所说以外，尚抱有几个疑点。现请就这几点上进行讨论。

    （一）空谈主义是很容易的事，解决问题是很难的事。

    难易本来是比较的话，没有绝对的标准。譬如主义，读一二本小册子便可乱谈，看起来似乎很易。但是要把一种主义的内容和意义，明白得十分透彻，鼓吹到社会上去，使社会的若干部分，成为信徒，发生主义的运动，这事恐怕就很难。又如解决实际问题，往往费尽力量，不得一个圆满的结果，看起来似乎很难。但若不问结果，只要糊里糊涂了结，那了结的方法正容易呢。可见主义的易，不易在主义本身，而在随便乱谈；问题的难，不难在解决方法，而难在解决后的好结果。再进一步言，解决的结果，何以有好坏，好结果何以很难，这不可不有一个判别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一种主义。胡君不说应当从主义上做工夫，却教吾们去想实际解决的方法，那自然是难极的了。

    （二）胡君说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胡君的意思，以为一切主义，都不过是某时某地一种具体的方法转变来的，和我们实际的需要未必能符；各有各的需要，各有各的方法；故说外来的主义是无用的。这话果然也很有道理。但是在今日世界文化交通的时代，各社会的需要，渐渐日即日近，一地有效的主义，在他地亦未必无效。吾们只能问主义之有效与否不必问它是外来的或是自生的。中国今日所有的新需要，新问题，那一件不是外来的思想和主义所产生出来的？如果胡君的话是专指不合现时用的那些极端主义而言，命题果然正确得多；但是亦有未尽然的地方。因为一切主义都含有几种理想，其中有现时可适用的，有现时不可适用的；甲地可适用的，乙地不可适用的；极端的如是，温和的亦复如是；这是选择应用上的问题，和输入外来的主义无关。即如过激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等，其中不适合的地方，果然很多，有益的地方，也并非绝无。取长去短，以补他种主义之不足，亦未尝无效力可言。若是概括的以空谈外来主义为无用，未免有几分独断。

    （三）胡君说偏向纸上的主义，有为无耻政客用来做害人的危险。

    胡君这种忧虑，是大可不必有的。因为主义进于鼓吹，已不限于纸上的了。人家受它的鼓吹，信奉它的主义，必定要问这主义的内容和它的影响结果。无耻政客，决不能用来欺人的。王揖唐讲社会主义，依然是一个王揖唐主义，绝没有人去上他的当的。至于假借名目，用来作陷害人的器具，那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没有这些主义的时候，他们何尝少害了人呢？横竖吾们是他们的眼中钉，有主义也罢，无主义也罢，总有一天拔去了，他们才痛快。倒是吾们现时在研究商酌之中，不能自己确立一种最信奉的主义，标明旗帜，和他们短兵相接，是一件最抱撼的事吧！

    李大钊的文章点明了方法的重要性，也就是手段的重要性，真可以说是沁人心脾。

    正是：

        主义难定论，

        手段更重要。

        死人三千万，

        再好把头摇。

 

 

第二十三回

 

杜威宣讲实验主义

罗素品评中国精神

 

    发轫于北京大学的百家争鸣不但使中国的学者们各抒己见，大显身手，而且也带来了两位国际大师到北京来大凑热闹。他们就是美国教授杜威和英国教授罗素。

    应胡适等人的邀请，由北京政府出资，哥伦比亚大学名教授杜威于１９１９年5月1日抵达北平，也就是正好在五四之前的三天。杜威在中国滞留了一年多。他在中国各大城市宣传他的实验主义。在最后的一次演说中，他谈到了“中西思想之比较”。他说：“今日是本期伦理演讲的末次，我的演讲也要告一段落。所以我把往日所讲的总结起来与东方思想比较。我所讨论的是智理上的比较，是东西思想的对照。我对于东方学案毫无研究，议论有错，还请原谅。据我看来，东西思想有三种异点。

    “（一）东方思想更切实更健全，西方思想更抽象更属智理。譬如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师友，都是健全的确定的切实的人生关系。人人都有这五个方面的关系，所以东方圣人就规定五伦的德律。西方的思想却不同。西方的主要观念为直（justice）与慈（benevolence），都是抽象的观念，并没有指实那种伦常事物。换句话说，直与慈都是从智理推究出来的。切实的道德观念有种好处，说是有确定的标准。弊病就是因确定生执拗，因切实成拘泥，习故安常，不能通权达变，以适应时势。智理的抽象的道德观念要能权能变。譬如直和慈，应用到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师友都可。臣对君要直和慈，君对臣也要直和慈，不像东方臣对君要忠，君对臣就不要忠了。所以西方道德是平等的，普遍的，活的，能权能变以适应环境。环境变，观念也变。

    （二）西方伦理根据个性，东方伦理根据家庭。这种异点是人人都知道的。它与第一个异点有密切的关系。西方人不承认人伦有何种确定的关系。他们只知道有我，有个人，所以没有尊卑的分别。直和慈，对父对子同样可使用。

    （三）西方伦理尊重个人利权，东方伦理蔑视个人利权。西方一二百年来，个人权利最受尊重，所以个人有行动自由的利权，他人不得干涉；有保存财产的利权，他人不得强取；有养护身体的利权，他人不得侵害；有保全名誉的利权，他人不得毁谤。美国独立宣言中更开宗明义确认三项天赋人权：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就是个人主义的真表现。人人都是多种利权的中心点，社会一切平等。父有利权，子也有利权。君臣同有此种利权。有人说，尊重个人利权好像有点自私自利，道德应当根据义务，不当根据利权。他们说，东方道德就是尊重一己对人应尽的义务，所以没有西方道德自私自利的毛病。但是尊重利权，并非等同蔑视义务，况且义务利权本非二事。所谓义务，不过是尊重他人的利权罢了。如果我们拿个人做中心认我们的利权为神圣不可侵犯，那么，推己及人，自当会尽义务，自然会尊重他人的利权了。所以，你的利权，就是我的义务，我的义务，就是你的利权。这种政治上的个人利权之尊重，是民治主义的基础。所谓行动自由，言论自由，择业自由，民族自决等，都是从这里演绎出来。相反，五伦是不平等的，是严尊卑，定上下，蔑视个人利权的。

    最后，杜威还大谈“民主制度”，他说：

    “大抵说，制度发生于人性，人性复为制度所陶铸。学校不过是教育工具之一种，他种制度也都有教育的作用。要是一个中国或法国小孩在野蛮社会中生活，他一定成为一个野蛮人，因为他所居的环境，所见的制度，都是野蛮的。所?以不但学校，凡是文明的制度，都能教育人民。批评一种制度，也可以拿它的教育的效果做标准。想比较两种制度，最好是发一问题。问它们所教育所淘铸的是什么。今日我要讲民主制度的意义，就是讲座它的教育的功用。民主制度为什么较好？因为它给我们的训练更好，因为它能联合个性的发展和社性的发展。

    “法国革命有三种大义：自由、平等、博爱。自由属于个性的发展，博爱属于社性的发展，即养成互助、仁爱、共同合作、和其他各种社会的责任心。平等好像链环，将个性发展和社会发展连成一气。

    “自由和博爱初看好像水火不相容，所以反对个人主义的人说：个人想自由，不能不破坏社会的约束，社会也就瓦解了。要是人人都讲个人主义，自私自利，不顾公益，怎生了得？其实，自由和博爱并不是绝对相反，而民主制度的责任就是要联合自由和博爱。自由不但是外界束缚的解除，也是精神和事业。要是自由纯属外界束缚的解除，虽然有利于个人，却无益于社会。自由的第一要素是精神或心理的特性。自由的真义是要使人人有创造的能力，自思、自行、自决、自裁、不靠旁人丝毫的帮助。解除外界的束缚是消极的自由；养成创造的能力才是积极的自由。积极的自由不是徒然解脱束缚所能得的，还要有智理的发展，能洞察物理，判决是非，自思自行，去谋思想的进化。

“民主制度的目的，不但要解脱外界的束缚，还要解除心中的束缚，即发展智理和道德。自由和博爱不是相反。自由教人自己去想，不是教人想为自己。想为自己便成自私自利，有害社会。自己去想，便是不靠旁人，自己用思想去裁判是非。大抵目的愈高，心的发展愈大。     

“青年求学的人，多半志向远大，度量宽宏，富有理想。但是出了学堂，便一改常态，行动理想，和在校时绝然两样了。他们的心理何以不能继续发展？因为他出校后，为物诱所惑，注意近利，所以心也就缩小了。

    “说到这里，我又想到贵国的学生运动。五四以来，学生很难专心读书，大半因为外交吃紧，也因为学生感情用事，使教育受了莫大的损失。要是不改，损失恐怕还要大。诸君要知道，爱国是一事，排外又是另一事。排外是消极的，若想积极地保存中国民治制度，或增进社会福利，必须要有建设的计划。激发感情易，着实去行难。诸君应努力去做积极的事业。民治主义的目的即在养成创造的能力，独立的思考，宽宏的心胸。所以我奉劝诸君，要有更大的目的，要发展社会精神，也就是博爱精神。这就是民主制度的要素。今天是我演讲的末次，谢谢诸位踊跃赴会的雅意。”

北大校长蒋梦麟评杜威之行说：“杜威引导中国青年，根据个人和社会需要来研究教育和社会问题。无庸讳言，以这样的方式来考虑问题，自然要引起许多其他的问题。在当时变化比较迟钝的中国实际社会中自然会产生许多纠纷。国民党的一位领袖胡汉民先生有一次对我说，各校风潮迭起，就是受了杜威学说的影响。此可以代表一部分人士对杜威影响的估计。他的学说使学生对社会问题?发生兴趣却是事实。这对反军阀运动有很大的贡献。”

 与杜威差不多同时来华的是英国的大哲学家罗素。他应梁启超等人的邀请，于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２日抵达上海。梁启超们不仅完善地安排他们夫妇俩的行程，还预先介绍他的思想和出版的著作，而经费是由他们筹措的。罗素在上海停留三天，讲“教育之效用”和“社会改造原理”。前者说：“中国教育向不受政府束缚，今日文化运动之发生，此实为其一大原因。”（按北洋军阀不干涉学校内的教员学生言行）。对于教育方法，或“崇古而轻今”或“知今而不弃古”，中国的急务是后者。他强调教育是教人“能做事，能做国民和能做人”，做人是人有“高尚人格”。在“社会改造原理”中，他指出中国发展实业，不要步欧美后尘，因为欧美办法是束缚每个人的天性。在杭州三天，他极赞美西湖风景，后回上海乘火车经南京乘船至汉口，再乘火车于１０月２６日抵长沙。虽然湖南省长欢宴他俩并为他排定演讲日程，他只允在２４小时内做四次讲完。他的讲题为“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共分两部分：

    （一）布尔什维主义的原理：指出十月革命对人类将来一定很有影响，我们应把它“当作宗教看，不要把它当作政治看。”他还谈布尔什维主义尚专制，依照布党的计划，他们的政府要“消灭全国的言论自由及出版自由，乃至思想自由，用军队的训练、儿童的教育、报纸的鼓吹，几十年后可以实现其主义。”他表示“我绐终不赞成这种办法”。他肯定那专制是“政客的专制”，即后来人们所说的“官僚专政”。

    （二）新俄政府的实况：他从游历苏俄各地得出结论，认为那里根本不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六十万布尔什维克专权。他警告听众，布党宣传它将帮助东方受压迫国家和民族云云，“实质上，我认为他们是借这种美名来为自己伸展势力。”

    罗素夫妇离长沙后乘火车直赴北平。在北平讲了以下题目：“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思想”、“爱因斯坦引力新说”、“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和“社会结构学”。他认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帝国主义和威尔逊的民族自决这四者间的冲突，是今日世界混乱的原因。他肯定苏俄共产主义已有国家主义的倾向。

他游俄时，曾访问列宁、托洛斯基和高尔基。他说列宁们生活素朴，但他也目击大众的穷困和后来被吉拉斯所称的“新阶级”的专政。他写了一本《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与实际》，认为列宁们的专政类似沙俄，同是“集权的官僚会主义”，同用“特务”制度，同以恐怖为镇压反对者的手段。何以沙俄会产生布尔什维克？是沙皇暴虐统治，在长期战争的残暴中，产生普遍仇恨的结果。列宁们以为激起农民和工人的仇恨可以巩固政权，因为他们深信以仇恨为教条，可用暴力改变人性。

    后来他又根据在俄的见闻，写了一本《为什么我不做一个共产主义者？》，说明他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理由。共产主义理论出于马克思，马克思思想建立于“仇恨”，因此他的剩余价值论不合事实；他的阶级斗争论，是对历史延续的一种幼稚和错误的判断；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以为一种宇宙力量能超乎人类的意志而控制人类历史，是痴人说梦。

    马克思以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过渡的无产阶级专政，仍合于民主原则，因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无产阶级占人民的多数，但是苏俄无产阶级占人民的少数，人民的多数是农民，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布尔什维克专政，最后变为斯大林个人的残暴独裁。他认为，要对付共产党，必须消除落后地区人民的不满，否则，贫穷、仇恨、斗争是共产主义的温床。

    他在中国的最后一次演讲的题目是《中国人到自由之路》。他说：中国有极古极复杂的文化，它不足以解决当前的内外政治问题，因此必须改造。怎样改造？他强调“自立”，不可“盲从西方”，不可“全然依赖外人知识的帮助”。他认为要“永久”地解决中国问题，只有“教育”。现代中国所需的教育应是普及的，要合于近代实业经济的需要。他警告听众，中国有那么多人口，一日无教育，就一日不能抗拒野心家的侵入。

    他认为中国实行新教育必须配合政治改革和发展实业，政治改革尤为重要。先有良好的政治，才有发展实业之可能。中国必须发展实业，但同时要免除资本主义的祸害。怎么办？出路在国家社会主义。

    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方法，是“矿产、铁路、水道、实业、农业都归国家所有，国家开采”。至于免除资本主义贫富不均，那管理国有产业的人“一定要具有热心，不自私而后可”。至于要免除官僚专政，那管国有产业者“一定要爱自己，爱德谟克拉西”。他还说，要改造中国经济的人，必须有知识，有胆力，内可与军阀作战，外可抵抗列强的侵略；此外还要有高尚的道德心，才能于成功之后将权力、财富分之大众而不据为私有。他对听众说：布尔什维克之失败，最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胜利之后舍不得权力，还要延长他们的权力。他主张以爱国心替代人民忠君之心，他呼吁听众“欲保存国家，应把以前对一姓的忠心，移到对国家的忠心”。

    罗素还写了《中西文明比较》一文，文曰：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在许多这种交流中，作为“学生”的落后国家最终却超过作为老师的先进国家。在中国与外来文化交流过程中，假如中国是学生，那么中国最后也会超过它的先进老师的。的确，中国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同时我们西方也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的东西。

    中国人迫切需要学习西方知识，不仅仅是要使国力强盛以能抵抗西方侵略，而且也因为许多人要从西方文化本身学取有益的知识。传统上中国很重视知识，但过去一向重视的只是古典文学。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西方知识更实用。每年许多学生去西欧各大学，更多地去美国学习科学、经济、法律和政治学。

    西方文化知识的流入刺激和促进了需要振兴的中华文明。中国学生能干而且特别勤奋。中国高等教育落后主要因为缺乏资金、缺乏图书馆，而并不缺乏优异的人才。我敢担保，中国如果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和雄厚的资金，在未来３０年后他们一定将创造出更加发达的科学。很可能他们将超过我们，因为他们热情勤奋，很有一股中兴的干劲。

    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强烈地渴望统治别人。中国孱弱主要是由于其高尚的德行。中国人惯常的处事态度是克制和友好，以礼待人，同时希望礼尚往来。比较中国人寻求西方的东西与西方人寻求中国的东西是很有趣的。中国向西方寻求知识，知识是通向智慧的必由之路。欧洲人带着三个目的前往中国：战争、赚钱、迫使中国人相信上帝。中国人是很好的商人，他们的方法与在中国的欧洲商人不同，后者总是在寻求租界，垄断铁路、矿井，并用炮舰去取得其特权。

    我以为中国人的那种忍耐性，西方人压根儿就没经历过。中西文化交流将有助于双方。中国人向我们学习那点儿必不可少的讲求实际的效率，而我们得向他们学习沉思反省的明智，正是这种反省使中国文明得以保存，而其他国家的古?代文明都已消亡。

    我希望，真诚地希望，中国人从我们那里获得科学。作为回报，他们也应该给予我们一点其忍耐的精神和沉着反省的恬静心境。

    正是：

        罗素先生指点明，

        中国出路在中兴。

        拨乱反正批毛经，

        中兴大师邓小平。

 

 

第二十四回

 

新月派畅谈言论自由

瞿秋白宣扬阶级立场

 

    在五四的百家争鸣中，文坛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和派，譬如说，有太阳社、创造社、语丝派、新月派等等。其中的新月派可以说是一个高档的派，因为它的成员主要是大学教授，有胡适、梁实秋、罗隆基、潘光旦、吴宓、俞平伯、沈从文、闻一多、丁文江等等。

    科学家丁文江写道：辩证法是一种哲学上的假设。尽管共产党说它是科学的，学科学的人不能承认。如果我们不承认辩证法所得的结论，马克斯的两种预言都发生问题。第一我们何以能知道阶级战争的结果一定是共产党胜利？不错，在俄国是他们胜利了。然而这种胜利是有特别原因的。

    第二，共产党训政以后，我们何以知道这平等自由的无阶级社会一定可以实现。照苏俄的现状，我们看不出一点平等自由的光明。不错，资本家是没有了，但是替代它的是共产党统治。这个统治阶级很努力，许多非共产党都可以承认。然而平等则完全不是。统治者住的房子，吃的东西，坐的汽车，那一件是普通人所能梦想的。尝过这种滋味的共产党谁能担保他将来肯拱手放弃他的权力－－权力和金钱一样，是很可怕的毒药。纵然开国的几位元勋，志行坚定，不为毒药所麻醉，谁敢担保他们的继承人一定能和他们一样？因为训政的时期是马克斯列宁所没有规定的，一定是很长的。共产党受了权力毒药长期的麻醉，谁能担保他们一无变化？从杀人，放逐，到自由平等，是一条很远的路，半路上未必不会走错的。何况恐怖未必真是到自由平等的路呢！

    自由是养活科学最重要的空气。今天说这是资产阶级的余毒，明天说这是与马克斯列宁学说相违背。科学如中了煤气的人一样，纵然不死，也一定要晕倒的。共产党统治下是否有自由，我是极端怀疑的。

    罗隆基写了一篇题为《告压迫议论自由者》的文章，文曰：

    言论自由，就是“有什么言，出什么言，有什么论，发什么论”的意思。言论的本身绝对不受何种干涉。用命令禁止言论，这当然是非法行动，是违背议论自由的原则的。

    言论自由这名词，就是指法律不得干涉言论而言的。言论自由这名词起于英国。英国承认言论自由的法典，第一次发现于１６８９年１２月公布的人权法案，其中有这样一句：“国会内一切演说，辩论，及议事的自由，不受院外一切法庭及任何地点的弹劾及追问。”

普通人民言论自由的保障载在宪法上的，首先是美国。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的原文如下：“国会不得制定法律规定国教，或禁止人民信仰的自由，或剥夺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及请愿的自由。”

所以，言论自由的真义应如此：

    言论的本身是绝对不受法律限制的。言论自由的范围是世界上无事不可言，世界上无事不可论的。只要言论者愿负言论的责任，他有什么言，尽可出什么言，有什么论，尽可发什么论。譬如说，在天文方面，他尽可倡天是四方地是八角的学说；在算术方面，他尽可倡三加二为四，四减二为三的理论；在政治方面，他尽可以宣传君主，他尽可以鼓吹共产。因为有什么言，出什么言，有什么论，发什么论，这是言论自由的根本原则，至于他言论的价值及真理，那与言论自由是两码事。

    这种言论自由的解释，在一班统治者看来，必以为狂妄怪谬，必认为危险。这点，不是言论自由之范围的问题，乃为压迫言论自由之效力问题。因此，要谈一谈压迫言论自由之效果。

    真正好的主张及学说，不怕对方的攻击，不怕批评和讨论。取缔他人的言论自由，适见庸人自扰。对方的攻击，果能中的，取缔他人的言论自由，是见敌?而怯，适足以示弱，适足以速亡。本身真有好的主张及学说，对方攻不倒。对方真有好的主张及学说，我亦压迫不住。绝对的言论自由，固然有危险，但压迫言论自由的危险，比言论自由的危险更危险。

    梁实秋写了《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文曰：

    文学的国土是最宽泛的，在根本上和在理论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界限。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不同的地方是有的。教育不同，经济的环境不同，因之生活条件也不同。但他们还有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有怜悯和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人生现象有许多方面都是超于阶级的。例如，恋爱（我说的是恋爱本身，不是恋爱的方式）的表现，可有阶级的分别吗？例如，歌咏山水花草的美丽，可有阶级的分别吗？没有的。我以为，把文学的题材限于一个阶级的生活现象的范围之内，实在是把文学看得太肤浅太狭隘了。

文学家就是一个比别人感情丰富感觉敏锐想象发达的人。他是属于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这于他的作品有什么关系？托尔斯泰是出身贵族，马克思自己并不是什么无产阶级中的人物。一个人的生活状况对于他的创作自然不能说没有影响，可是谁也不能说凡无产阶级文学必定是无产阶级的人才能创作。

无产文学家要攻击所谓资产阶级的文学什么是资产阶级的文学，我实在不?知道；大概除了无产文学运动那一部分的文学以外，古今中外的文学都可以算做资产阶级文学罢。我们承认这个名词，我们也不懂资产阶级的文学为什么就要受攻击？是为里面没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文学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些东西呢？攻击资产阶级文学是没有理由的，等于攻击无产阶级文学一样的无理由，因为文学根本没有阶级的区别。近年来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学的运动，据我考查，在理论上尚不能成立，在实际上也并未成功。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中共党内的理论家瞿秋白就写了一篇文章道：

    胡适梁实秋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我们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们只是“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我们是阶级的意识和战斗的精神。争求思想言论的自由是一种斗争，这斗争的对象已不是旧文化的传统，而是维护这传统的政治组织，所以思想言论的自由的意义是政治的意义。

    这样，我们之所以没有自由，是因为现在的统治阶级不许我们有自由。它之所以不许我们有自由，是因为要拖住它的将趋没落的势力，它的丑态不许我们暴露，它的黑暗不许我们揭穿，只要是与它的阶级思想和实际利益相对立的东西，没有一样是能够避免迫害的。

    可是，我们就这样地甘于没有自由吗？不，“不自由，毋宁死！”就只从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没有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新文化是不会发展的。现在我们没有自由，这是谁都承认的事实；我们要自由，这也是不成问题的；成问题的是怎样去获得自由？

    胡适梁实秋等也觉得有思想言论自由的必要，可是他们不知道怎样来取得这自由的方法。胡适希望现在的统治阶级“废止一切箝制思想言论自由的命令、制度、机关”，梁实秋则“要法律给我们以自由的保障”。我们真不懂这种向统治阶级的摇尾乞怜怎样能发生效力。

    “思想和言论自由”是“人权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剥夺了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即是剥夺了重要的人权，所以“新月”的先生们起来力争这被剥夺了的人权而形成一种运动。他们的目的是在恢复人权他们的进行步骤是在“制定一个中华民国的宪法”。他们的口号是“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

    人权是什么？要答复这个问题，先要问人是什么？

    人是生活在社会中，他不是孤立的东西，他是社会关系的总体。社会又因经济的生产关系分成为阶级的社会，所以人是属于社会，更具体地说，便是属于他那个阶级。这样，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抽象的人权。“皮之不存，毛将安附”，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可是人权运动的先生们就是不懂得这个道理。

    他们是一贯的，他们的文学是表现“人性”，他们的政治是力争“人权”。“人性”，“人权”，好个抽象的名字！好个资产阶级的幌子！“新月”的先生们要力争人权，而工农群众要获得政权。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人权运动者也是反动的。

    我们已经知道了，原来人权运动者也和他们所称为反动的现统治阶级是一伙的。所以看出了它有什么错处，也只是“用很确实的态度下恳切的指摘”，为的是“也许还可以给国民党中的青年分子一个自觉地纠正这种反动倾向的机会。”

    然而他们却不知道广大的劳苦群众看到这种反动的倾向，是要以敌对的态度下彻底的批判，不是希望它“自觉地纠正”，而是根本把它推翻。

    这是中国现在社会上的主要的特征，文化运动一定要表示和促进这特征，而人权运动应该是政权运动。

    总之，我们从种种方面来看 ，都不能不说“新月”的先生们是反动的。

    作为瞿秋白的“知己”，鲁迅也发了不少“匕首”，刺向梁实秋，其中有一篇题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文曰：

    梁实秋先生为了《拓荒者》上称他为“资本家的走狗”，就做了一篇自云“我不生气”的文章。文章说：

    “《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分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

    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了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梁先生既然自叙他怎样辛苦，好像“无产阶级”，又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后一类的狗了。为确当计，还得添个字，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正是：

        梁家公子多倜傥，

        驰骋文坛见德彰。

        议论滋生飞来祸，

        匕首偶而有误伤。

 

 

第二十五回

 

蒋介石投靠陈其美

张静江牵线陈洁如

 

    发轫于五四运动的百家争鸣，到了独裁者蒋介石手里就开始式微，到了毛泽东手里乃告寿终正寝。按着时序，首先要介绍蒋介石。

    １８８７年１０月３１日，蒋介石出生于浙江奉化县溪口镇的一个盐商家庭。父亲蒋肇聪经营玉泰盐铺。蒋介石的生母王采玉是填房，蒋介石有一名同父异母哥，名叫周康，蒋介石本名周泰，后来才改为介石和中正。蒋介石８岁时，父亲因病去世。蒋周康要求兄弟分家。蒋周康分得玉泰盐铺毗连的住宅称为夏房；蒋介石分得位于经堂弄的老宅三间楼房，称为丰镐房。

蒋介石五岁入学，一直到１５岁的这十年里，他都是在本地就学于私塾，接受的都是封建的旧式教育。１９０２年夏天，蒋介石曾到奉化应考过一次“童子试”。他虽然没有考中童生，却大开了眼界。当时各地已开始创办新式学校。奉化城内已有新式学堂好几所。蒋介石意识到要跟上时代的潮流，就必须受新式教育，于是，他向母亲要求离家去“洋学堂”读书。

１９０３年，蒋介石入奉化城里的凤麓学堂，１９０５年又转到宁波城里的箭金学堂。该校教员顾清廉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蒋介石受了很大的影响，并决心要去日本学习军事。１９０６年１月，蒋介石为了学日文，重新转回奉化的龙津学堂。他写信给母亲，表示决心出洋。当时的溪口小镇风气未开，认为出洋不对，“亲属及旧戚，多来阻止”，蒋介石为了表示决心，一剪剪下了自己的辫子，托人送到溪口家中。

    王采玉虽然不忍儿子远离膝下，但看到儿子的决心已定，又希望儿子能出人头地，于是给蒋介石凑足费用，让他东渡日本留学。１９０６年４月，蒋介石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他到了日本才知道，要在日本学陆军，必须由满清政府的保送才行。无奈，他只好入东京的清华学校，学了半年日文，于年底回国。

    蒋介石这次到日本虽没有能进入军事学校，但也碰到了一个机会，那就是结识了陈其美。陈其美，又名陈英士，浙江吴兴人，是蒋介石的大同乡。他是上海青红帮的一名头目，具有反满思想。为了求个人发展，也到日本留学。他很善于结交人，在中国留学生中结识了许多革命青年。不久，他又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后来蒋介石能参加同盟会与孙中山见面，并在上海参加了青红帮，都是通过陈其美介绍的。蒋介石一生视陈其美为恩人，并在得势后把陈其美的两个侄儿：陈果夫和陈立夫视为亲信，大加重用。

    １９０６年蒋介石回国后，正遇上满清政府在保定创立的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校前身）在各省招生。他带病报名参加考试，幸被录取。１９０８年春天，蒋介石第二次踏上日本的国土，这次是官校保送的学生，得以进入专为中国学生学军事而设立的“陆军预备学校”，也就是振武学堂。他学的是炮兵专科。在此期间，经过陈其美的介绍，他加入了孙中山的中国同盟会。

    １９１０年冬，蒋介石２３岁，从振武学堂毕业，同年１２月，蒋介石以士官候补生被分配到驻扎在日本北海道新泻县高田镇的野炮兵第十三联队实习。１９１１年１０月，辛亥革命爆发，当时在上海领导同盟会的陈其美急电蒋介石，叫他马上回国。蒋介石接到电报后即向日本长官长罔外史打了个报告，要求请假回国。长罔说：“你们这些留学生是清政府委托我们管理的，没有清政府的许可，你们不能擅自归国。”蒋介石没有办法，又去找联队长飞松宽吾请假。联队长的职权只能给士兵４８小时的假。所以，飞松对蒋介石说：“如果你在４８小时内不归队，就要被当作逃兵，宪兵就要缉查你。”

    蒋介石得到４８小时的假后，从高田乘火车到了东京，向设在东京的同盟会浙江支部领取了回国的路费。他脱掉了二等兵的军装，换上了日本的和服，以免遭日本特别宪兵的缉查。蒋介石并将自己的军服和军刀从东京用邮包寄回高田野炮兵联队。这一来是表明自己没有私自拿走公家财物，二来表示不再归队了。这次与蒋介石一同离开高田联队回国的还有张群和陈铭枢。１１月８日，日本外务大臣照会满清政府的驻日公使说：由于这些留学生严重违犯了军纪，日本政府已通知学校将这些擅自回国的留学生“开除”了。

    蒋介石在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３０日回到上海后，立即去见陈其美。这时沪杭两地的同盟会和光复会已确定了两地同时发动起义的行动计划。陈其美命蒋介石立即去杭州，了解当地新军的发动情况。

    蒋介石于１１月１日就赶到杭州，了解到第８１标和８２标的新军已倾向革命，可以作为起义军的主力。蒋介石和杭州的革命同志草拟了一个起义计划之后，翌日即返回上海向陈其美复命。陈其美交给蒋介石３６００元，作为新军起义之用，并在上海的革命党人中招募了一百名“先锋敢死队”，由蒋介石率领去杭州参加起义。

    １１月４日深夜，蒋介石接到设在杭州清泰车站的起义司令部的命令：先锋敢死队立即出发，由望江门进城，攻打浙江巡抚衙门。战斗打响后，先锋队员个个奋勇争先。清兵几乎未加抵抗即告投降，浙江巡抚曾韫被活捉。战斗进行到五日夜间，杭州全城为起义军占领。

上海已在１１月４日宣告光复，６日成立了沪军都督府。陈其美被推为沪军都督。杭州光复后，蒋介石回到上海。陈其美让蒋介石协助他整编革命军，维治上海治安。陈其美又叫上海商团捐助４万元，用来组建沪军第五团，任命蒋介石为团长，隶属黄郛为师长的第二师。

陈其美、黄郛、蒋介石都是浙江人，又是留日同学，情意投合。于是，三人换帖拜把子，结为盟兄弟。以后，蒋介石又不断以这种结拜金兰的方式，来纠集死党，为其效劳。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下通缉令捉拿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他们不得不纷纷逃亡海外。孙中山在日本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１９日，蒋介石在张静江监誓下，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并不久也到了日本。这时，经陈其美介绍，蒋介石才第一次和孙中山见面。蒋介石在自述中曾说：“我是２１岁入党的，直到２７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即不断的对我加以训诲，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亦不曾特别派我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一直到我４０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

    １９１４年夏，蒋介石奉孙中山的命令，从日本回国，参与沪宁讨袁的军事行动。蒋介石回到上海后，联络了一些革命党人，制订了一个夺取上海的军事作战计划，准备兵分三路，进攻上海。他自己担任第一路司令官，并在小沙渡路设立了司令部。但未等这个计划开始行动，就被淞沪镇守使郑汝成侦破。蒋介石的司令部被搜查。四名党人殉难。袁世凯下令追缉蒋介石，于是他再次逃到了日本。

    １９１５年１０月，孙中山任命陈其美为淞沪司令长官。陈从日本回上海，在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五号安了家，作为活动的总机关。然后，他电蒋介石促其回沪。蒋介石回到上海后，首先与陈其美计划刺杀郑汝成。１１月１０日，日本大正天皇登极举行加冕典礼，郑汝成乘汽车赴日本领事馆致贺。蒋介石派人埋伏在外白渡桥，把郑汝成击毙。

    刺杀郑汝成之后，陈其美开始策划上海军事起义。蒋介石拟订了一个“淞沪起义军事计划书”。邵元冲在其《肇和战役实纪》中写道：

    时计划及任务既定，五号午后，各同志分别出发，从事实行。杨虎君率海军陆战队同志，随携手枪炸弹，于三时顷乘事先购置之小汽船，由黄浦滩开驶，迳向肇和舰而行。舰上陈可钧即率众响应，时以事起匆猝，且舰上事先同意者居多，故余众亦随即附和，皆不敢动。杨君等即向众宣告吾党宗旨及此次倡议目的，众皆欢腾，复出酒遍犒之。已命炮弹库取炮弹，装置竣，遂实行射击矣。

    英士先生既分遣诸同志出发，即与诸干部同志在渔阳里五号总机关筹议一切，闻肇和炮声，知事已得手，即率吴忠信、蒋介石等，冒险赴华界以期指挥一切。及抵警察第一区，即当时假定为总司令部者，则陆上各方已失败，军警遍布不能通过，不得己折回渔阳里。先数日各同志出入于渔阳里五号者甚人，五日下午尤甚。某法人见之，以告法捕房，法捕遂遣巡捕多人前来搜检，既前后包围，旋破门而入。诸同志疑有意外，遂拥英士先生登屋顶潜匿，同时伏屋顶者有吴忠信、杨沧白、蒋介石诸君。而在楼下诸君，则被逮入捕房。

    六日拂晓，（已被袁世凯收买的）应瑞、通济两舰发炮向肇和猛击，肇和舰上同志，初不虞两舰之骤变，虽行还炮，而为时匆猝，多未能命中，相持时许，舰上同志死伤狼藉，而应瑞又发炮中舰上汽炉，炉炸裂，同志死者愈众。杨君知已无可为，不得己易装泅水而遁，至浦东复易农人服而归。此轰轰烈烈之战役，亦遂于此时完全告终矣。

    袁世凯从此恨死了陈其美，５月１８日，袁世凯设下了圈套，将陈其美暗杀于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日本侨民山田纯三郎寓所。蒋介石听到陈其美被刺身亡，痛哭失声，立即赶到出事地点，将陈的尸体载回自己的秘密寓所入殓。陈其美死后，使孙中山在上海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助手，作为陈其美的亲信，开始受到了孙中山的重视。蒋介石也从此极力讨好孙中山，对孙中山表示忠诚。

    ６月６日，袁世凯得病而死，黎元洪继任总统后，宣布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也提出“恢复约法，尊重国会”的主张，下令停止一切军事活动。蒋介石在上海就无事可做，乃与戴传贤一同投靠了上海的青红帮头头黄金荣和杜月笙，大做股票交易。正是在这一段时期内，发生了“陈洁如事件”。

    陈洁如浙江镇海人，家住上海西藏路。那时她是上海爱国女子学校的学生。她和同学和邻居朱逸民是要好朋友。朱比她大五岁。一次，朱突然出嫁了。丈夫是比她大二十多岁的那位大名鼎鼎的张静江。这样，陈洁如也就成了出入张静江家中的一名常客。张静江还有前妻所生的两位女儿，也是学生年龄，因此，这四名女性就成了一个小俱乐部。

    有一天，孙中山带了蒋介石来拜访张静江，蒋无意中见到了陈洁如，他突然邪念横生，觉得非要把陈洁如弄到手不可。他除了自己出击以外，还恳求张静江夫妇向陈洁如的妈妈大施压力。陈洁如终于被蒋介石骗到了手，但到头来又把她甩了。最后的结果就是产生了一部《陈洁如回忆录》。遗憾的是，这部回忆录是用英文写的，因此，我们只能提供其译文。

    正是：

        上海滩头大流氓，

        投机倒把称内行。

        见得碧玉陈洁如，

        狂轰烂炸逼投降。

 

 

第二十六回

 

大东旅馆蒋介石种梅毒

永丰军舰陈洁如尿裤子

 

    在中国的民国史中，有三部值得一读，甚至是不可不读的小书，因为这三部书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和体味，而且都是临死之言，因此其言也实，其情也真。它们就是陈洁如的《回忆录》，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以及陈绍禹的《中共五十年》。

    蒋介石死不要脸的纠缠遭到陈洁如多次的拒绝，然后事情又发生了变化。陈洁如写道：

    一星期某天，逸民又来了，她要我一道去母亲卧室谈谈。因为她是我的密友，所以这是很寻常的事。我们坐在母亲床边聊了一下，然后逸民说道：“阿凤，请不要跟我生气，我先生要我向你说，蒋介石爱你爱得不得了，老是来恳求给他撮合做媒。蒋介石现在想跟你订婚。他真的爱得快发疯了，所以务必请你怜悯他善意的考虑他的求婚。如果你拒绝，他会心碎而死。”

    我害羞，答道：“从前我已经对你讲过那么多次，我不要嫁人，你为什么还是讲个没有完？”

    逸民向我说：“好，但是在我住嘴以前，必须将我先生叫我告诉你的话讲出来。他说，蒋介石是他的拜把兄弟，他和陈其美及蒋介石三人都已将此生奉献给中国革命，以致力于我们国家的统一。我先生认为蒋介石作为一个男人有其远大的前程。此外，他也是国民党的明日之星之一。得到一个甘心拜倒在石榴裙下的男士，不是一件易事。你如果再拒绝，对我先生而言，也是一种冒犯，是不给他面子。”

    我仍未回答逸民，然后她迳直回家。我们两人都觉得紧张又困窘。

    其后几个星期中，母亲雇了一位私家侦探，去调查蒋介石其人。蒋介石的资料比较好办，因为他和我们同是浙江人，他原籍老家与我们本籍宁波几乎毗连。关于蒋介石的调查报告如下：

    １９０４年，于溪口村与毛福梅小姐结婚。

１９０５年，就读于龙津中学。   

１９０６年，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

    １９０７年，入东京陆军预备学校。   

    １９０９年，自日本军事学校毕业。

    １９１０年，留驻高田野战炮兵联队。

    １９１１年，夏季返回上海，与陈其美联合参加革命工作。

    １９１３年，协助陈其美从事革命，以反抗袁世凯。

    １９１６年，陈其美、张静江、蒋介石结为金兰。次月，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蒋介石为逃避追杀，匿居苏州，纳妾姚氏。

    １９１７年，居上海及老家，无业。

    １９１８年，仍居上海，无业。

    １９１９年，仍居上海，无业。

    要嫁给这位已有一妻一妾，而又无现成的养家财力的无业男子，这当然是强人所难。于是母亲在审度这份调查报告以后，就决定将这椿亲事从此勾消了。

    再也想不到，有一天，张先生忽然亲自来家拜访母亲。张静江老先生毕竟是一位大人物，因此母亲倒把这次访问看作一件光荣的事。

    张静江老先生与母亲的一席谈话产生了预期的效果。然后，这一天到了，就是母亲为要我多了解蒋介石，而安排我与他会面的日子。他非常有礼貌，坚持要同我一道去张府拜见正在那儿造访的孙中山先生。逸民与蒋介石一定要我进入客厅，向这位伟大的领袖致敬。我因羞怯而固执不肯，介石便把住我的一只臂膀，等于将我硬拖进去。我一时非常紧张，脸羞得通红，心中明白在场的客人都在瞧着我。介石介绍我说：“这位是我曾经向你报告过的陈小姐。”然后转身向我，命令似地说：“请向我们的总理致敬。”

    我低下头，眼睛看着地板。

    孙中山先生以一种欣愉的声调说；“好，她是一位非常好的小姐，只是太年轻些。好像我曾见过她一次，不是吗？”没有等人回答，他又说：“你们决定了婚期没有？”

    介石答；“还没有。”

    孙先生又转身问我：“如果你们相爱，就一定要结婚，我预祝你们幸福无量。但是要尽快办完这事，因为我们为了革命，还有很多重要的事待做。你也准备奉献一生，从事我们的革命吗？”

    我僵住半分钟，不知如何作答，然后强迫自己，说出了“是的”。

    孙先生和其他人离去之后，介石带我进入张老先生的书房，握住我的手说；“现在你已经躲不掉了，你知道我爱你至极。我要你做我的爱妻，你答应嫁给我吗？”

    这时我如说愿意，那么未免使我太难为情了。于是我只站着不动，无言以对。我只觉得羞赧不已，直觉得双颊烧热起来。

    介石以为我是由于顾虑周遭环境，才羞怯如此，于是带我乘计程车，到法国公园去。我们就坐在一条花园长凳上，他就滔滔大谈他自己。忽然他说：“我不知道你听到过些什么有关我前妻和待妾的事，但是现在我一定要说明几点。我同元配毛氏的婚姻是一椿别人安排的事，是我母亲一手包办的盲目婚姻。成婚以后，我们无法相处。在我们不愉快的婚姻生活中，她只生下一个儿子，然后她就皈依佛门，过着独居生活。１９１６年，我的密友陈其美被刺后，我不得不避，藏身于苏州。经朋友冯介文介绍，我认识了一位歌女姚怡诚，她是一位娇小玲珑的美女，非常迷人，我和她成为好朋友。但这使一位有钱有势的恩客庞大老爷大发醋劲。一天晚上，庞大爷在乐园内摆了一桌酒席，当众问姚怡诚是否准备同那个穷光蛋蒋介石分手，当姚氏回答“不”字时，庞大爷就把一盆刚端上来的鱼翅汤浇在姚氏头上。既毁了她的面貌，又糟蹋了一张地毯。这件事在当时的苏州成了一项大新闻，街谈巷议，人人皆知。为了表示感谢她对我的好感，我将她带出那家乐园，纳为待妾。现在我的妻妾两人均已同意接受一笔钱财，了结与我的关系。她们又与我协议，彼此转为兄弟姐妹关系。”

    我仍静静坐着，没有言语。于是，他又说：“我向你发誓，海枯石烂，我爱你之心，永远不变。”

    我还是没有说话。于是，他从口袋中拿出一把折刀，拉开那发亮的刀片，说道：“如果你还不相信我爱你至诚且深，我就换一种方式向你证明。看，你只要说那个“不”字，我立刻用这把刀子切掉我的一根手指，以表示我是非常认真的。好，你就说那个字吧！”这时，他把伸出的手指向我移过来，我一下子被他的动作吓坏了，连忙抓住他的手。

    他又说：“我定将用我的鲜血，为你写下一张永不变心的誓书。”

    “请－－请把那刀子放下－－我相信你－－只求把刀子放下！”我一顿一顿地说，真吓死了，也深受感动。

    因为介石的老家在溪口镇，而我们在法租界环龙路４４号的新家尚未准备好，所以就在大东旅馆订了第１２７号套房，作为我们的洞房。（蒋介石就在这里为陈洁如种下了梅毒。）  

    陈洁如继续写道：

    从苏州回来之后，我发现身上发出了疹子。我试用各种的皮肤油膏擦抹发疹的地方，但不但没有治愈，而且越来越糟。介石带我去看他的朋友李大夫。李是德国汉堡特罗本学院的毕业生，专研究性病。李大夫取了介石和我的血样，以便做瓦塞尔氏反应检查。最后，这位血清专家宣布我们两人的血都有阳性反应。

    我一听到这个结果，登时变得发狂似的，我从座位上跳起来，冲出诊所，快步走下台阶，直到了仁记路，就坐上一辆出租汽车，去我母亲家。

    我一见妈妈就哭道：“妈妈，我得了杨梅疮了，我完了。“

    不到半小时，介石也来了。他说病是轻度的，用606就可完全治好。这是他自己的旧毛病，他传给我了。

    我大叫：“我再也不愿回到你那里去了，你这个王八蛋，我要跟你离婚。”他哀求着说；“我要怎么做才可以使你相信我是真的悔罪呢？”

    他再三说；“为了表示悔悟，我永远不再沾一滴酒。”

    我坐在那里，阴郁，凄楚，一语不发。母亲握住我的一只手说：“你必须同他去医院寻求治疗，不可耽误。”于是，介石就带我去李大夫诊所。李大夫在我臂上做了６０６静脉注射，向我说：“你打十次针，就可以痊愈，如果你有耐心不断治疗的话。我要坦白地告诉你，淋病菌进入你的身体之后，就可能使你不能怀孕。”

    然后，轮到介石打针。李大夫对他说：“你本应在结婚前完成你前次的治疗，但你没有那样做，以致传染了你太太。从现在起，你必须做完这个治疗。”

    为了表示悔悟，介石对我起誓：“我愿终身只喝白开水，不喝其它。这是一种自我处罚。你现在可以相信我了吗？”

    我已可怜到无力争辩的情景。任何年轻的太太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宽恕，还能怎样？我原谅了介石，而他也信守了诺言，从此弃绝了开水之外的任何饮料。

    正是：

        身染梅毒还求婚，

        此般怎能称爱情？

        不惜手段取猎物，

        政客嘴脸暴露尽。 

    １９２２年６月１８日，孙中山先生忽然给介石来了一个电报说：“陈炯明发动叛乱，炮轰总统府，我现在在永丰号上，准备反击。”（蒋介石前曾去广州一次，并再三劝告孙中山必须先讨伐陈炯明，才能北伐。孙中山未能接受，两人有争吵，蒋介石因而返回上海。）

    介石说：“我当初就料到这件事，我料到这件事！”他一边在地板上来回踱步，一边大叫大嚷。他很激动。我从未见他如此情绪激昂。然后，他转过身来向我下达命令：“准备行装，我们要搭最早一班船去广州。”

    １９２２年６月２０日，介石与我自上海启程前往广州，途经香港。２９日，我们抵达珠江，但未上岸。承蒙船上的买办帮忙，我们雇了一艘汽艇，直驶珠江另端的琶洲。介石和我登上永丰舰时，孙中山先生泪水盈眶地看着我们，他一下竟说不出话来。后来他镇定下来时，又有太多的话要说，于是就滔滔不绝，说个没完，无法打住。

    介石立刻接掌七艘炮舰的指挥。他认为应该沿江上移，始为安全。介石坚持要孙先生和我入舱内隐避，而他自己则同舰长在舰桥上发号施令。我们的炮舰沿着珠江蛇行前进。岸上的炮台向我们轰击，目标集中永丰舰。那天下午天气很潮湿，我看到孙先生正在写一篇演讲稿，他额上出现许多汗珠，渐渐流至眉上。我就拿了一条打湿的毛巾，递给他擦脸。然后，我又手持蒲扇，在他背后扇风。正在此时，一颗炮弹击中了炮舰，把我震到在地板上。孙先生抓住了桌子，但他的坐椅却压在我身上。我站起来时，发现我的内裤竟黏住了腿，于是我本能地知道，在不知不觉中，我竟吓出尿来了。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孙先生的唯一希望是许崇智将军的忠诚部队。８月７日左右，许将军部队前来接应的期待已告完全破碎，介石身为军事顾问，决定在尚有机会之时，赶快离开。

    １９２２年８月９日，经由英国总领事的安排，英国军舰慕尔本号护送孙先生及我们这批人前往香港，孙夫人在香港与我们会合。第二天，我们全体搭上“俄国皇后号”赴上海，１４日安全抵达，那已是叛变发生后的两个月。

    从此，孙中山对蒋介石大为信任，而蒋介石也俨然以孙中山的接班人自居矣。

    正是：

        千里赴难献忠诚，

        孙文热泪迎中正。

        从此小子获恩宠，

        自封总理接班人。

 

第二十七回

 

赶时尚蒋介石访苏联

抓枪杆蒋中正办军校

 

    孙中山经过陈炯明事变以后，思想上有所飞跃。他和蒋介石都共同感到，国民党若没有自己的军队，则将一事无成。这方面能给中国以帮助者恐怕只有苏联。而莫斯科方面也正想把中国国民党作为统一战线的对象。于是，双方不谋而合。１９２３年，苏俄派代表越飞来到中国，与国民党进行联系。陈洁如有以下的描写：

    在此期间，孙先生、介石和廖仲恺，在和越飞进行谈判之时，都极为慎重将事，以求推展此项对俄政策。直至孙中山与越飞的联合宣言公布之前，他们三人将此事完全保密。为了驳斥右派人士所称孙中山已将国民党出卖给共产党人的说法，那份文件的最重要部分就明白宣称：“孙逸仙博士认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现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供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实施这情形存在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且以为中国最重要最急迫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的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为依赖。”

    孙先生与俄国协议的最后一点，就是称为“孙中山先生派赴苏俄考察团”的考察之旅。其目的是“为作友好访问，并考察苏俄的政治情况与党的组织。”介石奉派为孙先生的代表。１９２３年８月，介石率领一个四人考察团，其他三位代表是沈定一、王登云和张太雷。介石极力劝我陪他去，但是我拒绝了，因为我从来不想去俄国。这只是一种直觉，其中并无偏见成分。８月１４日，这一行人出发北上。

    介石的几次来信说：

    “至今我在俄国见到的第一位大人物是外交人民委员会主席齐契林先生。我们讨论过共产党及国民党的事情。我很用心的想使他了解，中国人民非常担心俄国在外蒙的活动。我曾与加里宁、季诺维也夫、托洛斯基及其他重要人士晤商。加里宁现在任苏维埃主席。在我问他俄国以外的大事时，他竟说他不知如何回答。在一个农民统治的国度里，竟然出了这样一位国会议长。

    “我对托洛斯基先生感觉兴趣，他认为一个革命者的最基本资格，是忍耐与活动，缺一不可。我记下来的“俄国革命成功三大原因”如下：

    一、工人了解革命之必要性。

    二、农民欲拥有一块土地。

三、俄国１５０个不同民族获得自治及加入苏联的权利。”

    介石的第五封信说：

    “今天我有一大惊喜，也有两次最不愉快的震惊。我在外交部看到我们孙总理写的三封信，一封给列宁，一封给托洛斯基，另一封给齐契林。在这三封信中，总理都提到我，而且很抬举我。至于震惊方面，第一次发生在我于十月十日国庆日演讲中华革命党历史的第二天。有些曾听我演讲的中国学生粗鲁地批评我的演讲，说我将总理讲得好像他是一个神，而那篇演讲也使人以为我是一个英雄崇拜者。当我听到这话之时，我对这些无礼的年轻人感到很烦恼。他们竟然不知道尊敬自己国家领袖的重要。他们自称为中国人，而又藐视自己的领袖，这岂非一大讽刺。另一次震惊发生于我看到第三国际批评国民党的那项决议案之时。我看过后，愤怒地对自己说：‘这些是什么话！怎可能对一个友党无知如此。他们的见解如此褊狭，怎能冀望成为世界革命的核心？’我可能于１１月２９日离开莫斯科，可能于１２月１５日左右抵上海。”

    介石于１２月１５日抵达上海。虽然他见到我时极为热情，看似非常愉快，但我看得出他心中有烦恼之事。

    “我们明天早晨去溪口。”他坚定地说。我很觉奇怪，就问：

    “你不是要去见孙中山先生提出你的报告吗？”

    “不，亲爱的，见总理的事可以等一等。”他唐突地说。

    我知趣，于是将这事搁下再说。

    那天夜间，他告诉我他心中为何烦恼。他说：

    “总理太不给我面子了。他怎可以于我仍在俄国期间，接受莫斯科派来做顾问的鲍罗廷？至少他可以打个电报问问我的意见，或等我回来后商量一下呀。这件事做得不够意思。现在，我要让他等我的报告。我要让他等了又等。”

    我能说什么呢？过了一回，我还是憋不住，就问他：

    “俄国人自己说愿意帮助中国，你认为那是真的吗？”

    “我们不能信任任何一个共产党人，“介石答道，“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控驭他们，他们就不能伤害我们。你看，俄国怕日本，为了抵制日本的势力，俄国希望中国强大，协助俄国。这就是俄国的动机之一。不过，只要我们利用俄援，?使其对我们有利，那又何乐而不为呢！”他动手写访俄报告，几天后终于完成了。竟长过四十页。我现在只摘录其中最重要的几段：“至于我们对俄党之态度问题，我们必须区分实际与理论。我们不可仅因在理论上信之，而忽略了实际的一面。据我观察，俄党缺乏诚意，他们所说的话，最多只能相信百分之三十。鉴于你如此信任俄人，我不忍另作他说以致使你失望。

    “苏俄愿在友好基础之上，与中国合作，提供５０名军事顾问，若干财务援助及军火，以建立一强盛之中国。其第一步为设立一所军事学校，以训练一支现代化陆军。它愿与中国订立一项中俄合作联盟。

    “其以个人身分对你怀有敬意者，为俄国共产党国际同路人，而非俄国政府之官员。至于旅俄之中国国民，则对你有诽谤和怀疑。

    “俄党之唯一目的，在于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其合法继承者。实言之，他们不相信我们国民党能永久与其合作。”

    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２４日，孙先生来电报要介石去广州：

    “介石吾兄：你此行肩负重大责任。请立即来穗亲自报告各事，并详细筹?划中俄合作办法。我们将与你当面讨论你的报告。请邀张静江、戴季陶二兄同来，有要事待商。”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１９２４年１月举行，就在介石和我回广州之后几天。我们只能旁听，没有发言权。我注意到，这使介石觉得自己渺小，没有分量。事实上，介石在会场座椅中，不时表现出不安情绪。

    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４日，介石奉派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５月３日，军校成立，介石奉派为校长。这项任命就是介石窜升掌权的第一步。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位于广州市外黄埔港的一个岛上。岛上还有一座长洲要塞，介石也被派为要塞司令。整个学校就像一座城堡，每次穿越前面大门，值勤卫兵都会极认真地举枪行礼。这使我有些紧张。大门左右门柱上贴有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去，贪生怕死勿入斯门”。

    当时广东省库存资金颇为拮据，但仍拨２０万银元为开办费。在起始数月内，学校每月可收到大约三万元捐款，这当然远远不敷所需。五十名苏俄军事教官、军用设备、枪枝、弹药都由莫斯科供给。

    学校的设计工作，多由介石根据俄国红军学校的模式，一手包办。他草拟课程，决定各科教学期间的长短及教职员薪资金额，规定学生津贴及配给，并选聘考试委员。他确切知道他要的是什么，设计时非常透澈。然后，他将这些列入他的计划。他几次向我说：“我一旦决定了计划，就不要有任何修改。旁人总是建议改这改那，但是他们会造成混乱。”

    “如果发现有些地方不适当，应该修改，那又如何？”我问他，“有时有这种可能，你认为不会吗？”

    “假如有任何不适当，我愿意作小修正，但我仍坚持，一个确定的计划一经决定，就不可以随便修改。或许有些小地方需要改，这可以等到以后调整。”

    介石与加伦将军率领下的五十名红军顾问磋商之后，将课程排得爆满。除了军事操练之外，学生必须研习若干科目，如军事学、政治学、国民党党史、三民主义。

    这样，军校在广州人民心目中，就呈现出一种新形象。“学生”这个字比“兵”好听得多。军校马上造成轰动。

    １９２４年６月１６日，军校举行正式开学典礼，五百位来宾受邀参加。孙中山先生在这一重要场合，向学生作了训话。他说：

    “中华民国的基础几乎不存在。原因很简单：我们的革命一直靠一个革命党的奋斗来进行，而没有一支革命军队。由于缺少一支革命军，民国才由军阀官僚任意胡乱治理。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我们的革命将永远不得成功。今天开办了这所学校，我们就有了新希望。从今而后，我们革命开始了一个新时代。这所学校就是我们革命军的基干，而你们学生就是革命军的核心。”

    继孙先生之后，介石在典礼上致词说：    “通过这所新军校，我们将建立一支统一中国的军队。我们军人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必须一点一点牢牢记住自己的责任，务请大家不要忘记。首先是纪律，长官的命令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一支无纪律的军队必定失败。第二，无论你本身的工作是什么，你必须尽你最大的努力去完成它，不要逃避工作。第三，你必须以死为荣，为了国家牺牲性命，乃是一种荣耀，因此不可怕死。应当视死如归。如果你们军人都努力工作，履行责任，你就是正在对你们的国家效其不渝之忠诚。”

    正是：

        奉化瘪三蒋志清，        黄埔发家靠“左”倾。

        枪干子内出政权，

        我的师父是列宁。

 

 

第二十八回

 

蒋介石周恩来是好友

蒋中正许崇智成对头

 

     陈洁如继续写道：

     虽然介石手下有许多职员，但他做起事来，仍孜孜不倦。当我劝他放松些的时候，他再三告诉我：

    “如果我能统制军队，我将有权力统治国家。这是我取得领导权的大好机会。千请万请，不要叫我停止工作。”

    介石个性特征中最突出的一点，也许就是他的主观意识。他对旁人的批评是敏感的，也容易为此发怒。他很少赞美他人。在他眼中，他的军事同僚，甚至于那些公认的有识之士，也不过是平庸之辈。他怀有样样都要占第一的强烈欲望，因而倾向于夸大。他只培养对他有用或可有助于他本身目标的友谊，但是一旦那些用处用过之后，无论这些友谊当初如何亲密，也就渐渐疏淡而自然消逝了。

    在初期，介石故作谦逊，宁愿让人居先。但不消说，军校渐渐对华南政治界发生了强大的影响力。那时，在孙先生之下，按资历排列，尚有以下几位要员：（一）汪精卫，（二）胡汉民，（三）许崇智，（四）廖仲恺，（五）刘震寰，（六）吴稚晖，（七）蒋介石。

    这些人各有千秋，互不相同。介石以他军校校长身分，敬陪末座，名列第七。

    在天性上，介石富有侵略性、倔强、敏感、任性不羁、急躁易怒。最小的挫折可以使他发怒，他还不在乎有谁看见。我常劝他克制这些缺点，但我心知这是天性使然，他也势难自禁。因为他将全部头发剃光，大家就给他取了个“蒋光头”的诨号。

    孙先生不在广州，共产党分子的影响力开始大为扩张，不但在军校内，而且广及全广州的各工会、学生团体、工人互助会和农民协会等等。列宁的照片到处挂贴。

    我在旁观介石处理军事工作之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他的坚忍执着。他虽然已为校务和其他政治工作而忙碌不堪，但仍找出时间来思索如何消灭陈炯明。他每一次想到他那老仇家仍在不到９０英里外的惠州老巢消遥，就不免气愤填膺。他急欲将此人消除于地球之外，不计后果。

    一天，我被他吓了一大跳。他突然从座椅上跳了起来，大声叫道：

    “有了，有了。我要用的口号就是‘统一中国，先统一广东！’我要把这王八蛋打个粉碎。”从那时起，军校便把这个口号大作宣传，让每个人都将陈炯明说成是一名乱臣贼子。

    当时，介石是中苏友好关系的促进者，和孙先生联俄政策的热诚拥护者，所以他每天都打上一条红领带。他在校中所掌握的红色军火可以帮助他消灭陈炯明。所以，他认为共产主义的支助乃是中国的唯一救星。当然，这有一个先决条件，即他自己能藉此成为仅次于孙先生的革命领袖。

    职是之故，国民党就容许更多的中国共产党人入党。其实，在此之前，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原本只有很少数人。由介石介绍入党的一位名周恩来。周恩来是一个很进步的人，富于机智，深有涵养。但在政府中，也有一批死硬保守人士，自始就恨共产党人。介石在这困难的局势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由于他是支持孙中山政策的人，所以他认为主要敌人是那些反共人士，这些人也是他看不顺眼的人。但是，这种反共情绪有时候也可以适合介石的一些目的。

    第一批两千名学生毕业时，介石下定决心，他与陈炯明摊牌的时间到了。在此之前，他没有属于自己的军队，现在有了。他认为最好用这两千名学生尽早出击。

    １９２５年２月１日，介石率领两团官兵，大约三千人，去攻打仇人老巢。他用上了他的口号：‘统一中国，先统一广东！’

    介石的上司，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将军被派为这一战役的司令官。但因这是介石自己的战争，所以只有许将军麾下很少一部分粤军参加此役。两千名学生仍须自任战斗主力。

    ２月１５日，一次决定性的战斗在惠州以南约２０英里的战略要镇淡水打了起来。此处是敌军总部的第一道防线所在。战斗进行了一天一夜，两团学生终于攻入并占领了这座城镇。３月中旬，在惠州发生了猛烈的战斗。一千多名学生和两千名步兵击溃敌军约一万人。当然，为这场胜利，介石所部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惠州已岌岌难保，陈炯明及其将军们就坐上他们泊在惠州的炮艇逃之夭夭。

    惠州之役的胜利损失了三千名青年的性命。介石认为这也值得，因为他的死对头终于被击败了。他接管了城区，施行了必要的肃清工作，并将降军重加改组。一个月后，工作告竣，他将这座城市移交给他的长官许崇智将军。清代惠州最多只能说是一座小的古老城镇，全无现代风味。许将军过了一个月枯涩生活后，决心返因广州，把惠州官印交给了他的朋友杨将军。但这位将军在许走后不到４８小时，就打开城门让陈炯明的部队重回惠州。

    这个消息传到在广州的介石时，他几乎发起疯来。他气得全身发抖，脸色一片惨白，双手抱拳，来回踱步，诅天咒地，又骂出我从来不相信会由他口中说出的一连串秽语。在这种情况下，做妻子的也不好说什么。于是我默然端坐，让他将心中之气发泄个淋漓尽致。他整夜坐着，拒绝就寝。

    犯错的人是他的朋友和长官，他如何惩罚此人呢？如果交军法会审，许崇智不得不判枪决。但介石经过深思熟虑，另有计策。他考虑如何逆中取利。当他们见面时，介石镇静地说：

    “发生这样的事，当然很不幸。这表示我那么多学生士兵都白白送了命。我将带一支军队去夺回那城。不过，你必须拨给我一些你的士兵。”

    “当然，我愿意照办。”许崇智说。

    “但是，你的整个粤军，从上到下，都毫无纪律。”

    “你认为怎样办好？”

    “让我把你的全军重新编训，你能同意吗？”

    “凡你建议的事，我都同意。”

    “可是，为求完成此事，我必须有一年时间，并且可以自由行事，来个彻底整顿。”

    “你是什么意思？”许将军不太明白。

    “你本人在广州的时候，我无法重新组训你的部队，这点你定会了解。我需有一年时间，才能办好这事，你必须去上海度个假，你的军队整顿好之后，我会请你回来接收。”

    “那太好了！”许将军很高兴地说。

     接着，召开了一次会议。所有粤军大小将军及军官都出席。总司令许崇智将军宣布：“从今天起，黄埔军校的蒋介石将军接掌我的粤军总司令职务，为期一年，以重新编训全军。我已授权给他，担任你们的新长官。从此你们大家都要听他直接号令。”说完，他就把粤军总司令的大印递给介石。

    第一天还顺利。但没有多久，张国桢中将和杨锦龙少将两人拒绝接受新总司令的命令。张指控介石虚伪、谄媚、奸诈。杨则向许崇智进言：“你落入圈套了。你索性向本军说声再见吧，因为即使３０年后，本军也不会还给你。”

    介石向来极为重视纪律，认为这两人简直是叛变造反了。但他暂且让这事搁一搁。两天后，他以黄埔校长的名义，在位于广州堤的大三元餐馆中设了筵席，邀请张杨两位将军赴宴。两位将军以为可能会有妥协安排，便欣然应邀。在大家碰杯互敬，酒过三巡之后，突然进来一位军官，带着一批士兵。军官手持捉拿两位将军的逮捕令。他们两人被押到东校场，未经审判，就被枪决。

    现在身为粤军总司令，介石的权力大增，我可以清楚地察觉到，连他的气质都突然变了。这个重要的职位给了他一种新的心态，他以正崛起中领袖的姿态，常自以为是，得意忘形。他变得像一个自封的专权者。

    那时广州除粤军外，还有杨希闵将军的滇军和刘震寰将军的桂军，为了再度派兵夺回惠州，介石想到使用这两支军队。这两位将军接到介石的要求后，都保持缄默，而缄默意味不行。因此，介石就倾注于策划这两人的垮台。

    １９２５年３月，介石满怀近乎狂热的自信，率领他的学生和士兵们，再度攻打惠州。他认为陈炯明这个死敌，必须不计代价，予以铲除。于是，在他无比的人格力量、部队的高昂士气之下，介石指挥下的这批黄埔学生们猛攻惠州。他们表现出神奇的攻击力和难以置信的勇猛，一举攻取了关键性的炮台，于是惠州这座堡垒就随之崩溃了。由于这次胜利，人们就给他加上“打不倒的蒋介石”这个头衔。

    其后，我陪他进入惠州，正式接管全城。他以代理粤军总司令的身分，召开会议，向大家宣布他的计划，这就是要回师广州，驱逐在那里盘据肆虐的两支大军，也就是刘震寰和杨希闵。他告诉我:“我可以感觉到总理的托付。他说:‘向前迈进，先统一广东，然后立即发动北伐。' ”他说这话时相当严肃，但是他似乎看出我面有疑色，又保证说:“你不要以为我迷信，那确实是总理临时心中的意念。”

    “你怎会知道？”我问。

    “我确实有此灵感，虽然不知其所以然。”

    “但是总理不会赞成你去打刘菩萨，他把刘当作活菩萨 。”

    “过去已成过去，刘震寰的效用已经完结了，必须把他同别人一起消灭。”他率直地答。

    “但是他曾冒生命的危险，将广州夺回，交给了总理和你，这也不算数了吗？”我争辩说。

    “不再算数了。”介石斩钉截铁地说，“他已向广州人民征收了一年多的税捐，他都已得到充分的回馈。”

    “但是，公平地说，他所征的税捐都用于维持军队，我记得总理曾指定这些税捐的用途，不是吗？”

    “老实告诉你，”他向我说，“我正计划接收广州所有军队的控制权。如果这两位广西云南军头挡在那里，这就办不到。唯一办法就是利用这个机会，把他们一下子都赶走。”

    我不再讲话，但是这使我反复思索，也许政治就是这样的罢！一个人可能为了党，为了政府，甘冒生命危险，但一年之内，他的自我牺牲和精忠赤忱就被忘得一干二净了。我可以看出为何要把这两人赶走，因为他们妨碍了介石，阻挡他掌握最高军权的企图。

    为了庆祝惠州大捷，介石对他的部众说：

    “我们现在班师之行，比我们来征东江，更有重大意义。无论盘据广州的桂滇军队威力如何，我们要将他们逐出我们的基地。”

    鲍罗廷向介石建议使用心理战术，先使敌人发生恐惧。于是，介石动员工会，使广州附近所有铁路工人和公共运输工人都罢工，表示欢迎返穗大军。那两位桂滇军头便心生畏惧，他们不能快速移动部队以应付这种紧急情况，就完全手足无措起来。鲍罗廷的心理战术取得了成功。

    １９２５年６月１２日，介石的部队凯旋进入广州，无任何抵抗，因为敌人已先逃跑了。他就出任广州卫戍司令。

    现在返回广州之事已经成功，大本营的领导人物只剩下了四人。即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和蒋介石。因此，介石自国民党内排名第七，一跃而为第四。

    正是：

        夺权能手蒋中正，

        深知一步一个坑。

        区区老四算什么，

        务登第一才称心。

 

 

第二十九回

 

死廖仲恺胡汉民涉嫌疑

闹中山舰汪精卫受牵连

 

    陈洁如又叙述了蒋介石如何排挤胡汉民和汪精卫。她写道：

    关于广州的应兴应革事宜，介石自有主张。１９２５年６月２０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会中他要求选他为中央执行委员，并任命他为所有各军的总司令。大家懔于他新近的胜利余威，无人敢拒绝。中央执行委员会成为政府的最高机构，从前具有革命政府职权的大元帅府改组为一个正式的国民政府。前此名称互异的各种军队，改组为国民革命军，介石自任为总司令。

    国民党内许多人，尤其是元老们，都很愤慨，对介石揽取独裁大权，大加反对。他们打出的口号有：“新军阀出现”、“宁波拿破仑崛起”、“广州已成警察国家”等等。

    在介石指令下，大批逮捕行动展开了。许多心怀不满的党员便远走北京，在西山碧云寺总理灵柩暂厝之处举行会议，人称“西山会议派”。共产党人也作出反应，他们称胡汉民和所有反共分子为“右派”，汪精卫、廖仲恺和所有亲共人士为“左派”。不久，左右两翼的磨擦非常严重。

    廖仲恺是一位左派，也是死硬的亲共分子，因此，所有保守人士都对他恨之入骨，认为中国的共党势力是由他造成的。１９２５年８月２０日，他前往出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途中，就遭人枪击，同日伤重死亡。

    此事的疑凶是谁，众信那不是别人，正是胡汉民的堂弟。鉴于事态严重，汪精卫和介石两位领导人物便获授无限权力，以因应此一政治事件。廖仲恺原是黄埔军校及革命军的党代表，所以追悼会就在军校举行。介石在会上说：

    “我们党代表廖同志之死，完全是帝国主义者及反动分子安排的一项阴谋所造成。我们必须了解，攻击廖党代表的人并非仅以他个人为目标，其实际目标乃在将我们大家、本党和本军全盘消灭。”

    １９２５年９月，一个特别委员会举行了八次会议，在第八次会议中决议：由于其堂弟之罪行，胡汉民被要求去国外作考察旅行，胡之堂弟则被监禁。如今，廖仲恺死了，许崇智不在，胡汉民又走了，再加上“刘活菩萨”也早已被赶走，介石在国民党中的排名，便稳居第二，在领导权上，仅次于汪精卫。

    正是：        尚差棋一步，

        更需动脑筋。

        忽来中山舰，

        上帝助我成。

    由于廖夫人的推介，介石在东山她家隔壁租下一幢西式双并小洋房。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我们的电话响声大作，是贝吉（即陈壁君）打来的。她问：“介石在家吗？”我说，“不在，他去开会了。”

    “你知道他今晚何时去黄埔吗？我们有急事 ，想同他见面。”

    “我说不上来，但是，我知道今晚他要在军校开会，很可能六时前要离开广州。”

    “他会在那个码头上船？”她又问。

    “你为什么问这个？”

    “因为精卫和你先生有约，想一同去黄埔，那里有两个码头，所以我想知道介石用那一个码头。”

    “介石不在这里，所以我说不上来，等他回来，我马上打电话给你，好不好？”

    “请你就这么办吧。”然后，她挂断了电话。

    以后两小时内，贝吉又一再来电话，一共五次，仍是急切地问同样问题。

    我心中自忖，“这很奇怪，她为何如此之急？大家知道，贝吉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目的，她在搞什么阴谋？”

    介石一回来，我就问他：“汪精卫同你约定今晚一道去黄埔，是吗？”

    他说：“没有，他没有约我。”

    “但是，贝吉说她先生已经同你约好了。”

    “我不知道。”介石说。

    我说：“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其中大有蹊跷，你今晚最好留在家中，明天再去黄埔。我有预感，觉得有人在搞鬼。”

    他说：“但下午七时我要去参加一项重要会议。”

    “那就延期好了。”我坚持，并拿起电话，拨通军校。我接通电话后就交给介石。介石一接电话就大吃一惊。军校教育长告诉他，中山舰（即原来的永丰舰）已经奉命自广州下驶到黄埔来添加燃料。

    “谁下命令叫该船离开的？”

    “命令是汪精卫下的。”

    介石愤怒地说：“那么，我要他负责，他没有通知我，无权下达命令。”

    第二天，介石彻查此事，发现果然有一项阴谋，要绑架他，将他送往莫斯?科。介石所获情报如下：３月１８日，海军代理局长共产党人李之龙，接到一项神秘的命令，要中山舰自广州驶往黄埔。他就通知军校教育长说他接到命令要将该舰派去黄埔加煤，准备远行。但介石当时在广州，完全不知此事。自晚至夜，舰上轮机未关，电灯始终通明。事后始悉，此项阴谋是要于介石乘该舰时，予以扣押，送往俄国。

    于是，介石做出一项决定。他以广州卫戍司令的身分，宣布戒严，将汪精卫逮捕，扣押于观音山。李之龙和其他涉案分子被监禁。由共产党控制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所有成员均被缴械。这自然是一次惊人行动。

    苏俄领事馆派代表来见介石，介石向他解释这次事情完全是针对汪精卫的，但对方说：“我们不赞成这种独裁方式。首先，你对鲍罗廷完全置之不理，此事应先与他谘商。第二，汪是你的长官，怎可未经贵党认可，就自作主张，将其逮捕，我们要求你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

    同日，介石召开了会议，汪精卫也被带至会中，他否认他曾颁发任何命令叫中山舰移动。他向介石咆哮说：

    “你以为你是老几？你只是一个暴发户而已。你却以你的军阀作风来对付你的长辈。如果你想夺取我的地位，你就干下去吧。历史会予以记录，但是，不要虚构指控，诬陷于我！”

    他随即转身向主席要求到一家医院接受诊疗。他并请张静江老先生（我的乾爹是中央监委之一）为他作保。于是，汪精卫被送入医院。他于四月住院，直至１92６年５月１１日，他无只字留言，秘密离开广东，前往法国。汪精卫一走，介石就晋至他所冀望的位置，成为广州最重要的领导人。他达到了第一。

    正是：

        驱走汪精卫，

        兼剪共产党。

        一石打二鸟，

        毒计不胜防。

    这里，我们要插入一段题外话。陈之龙是共产党人，因而引来了蒋介石的一次分共运动，那就是要把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各个层次上的领导地位上赶走。陈独秀乃写了一封信责问蒋介石。信曰：介石先生：

    现在我看见一种印刷物，题名《校长宴会全体党代表训话谈中山舰案有关的经过事实》。先生再三说：“我要讲也不能讲”，“因为这种内容太离奇太复杂了，万万想不到的事情，都在这革命史上表现出来”，“还有很多说不出的痛苦，还是不能任意的说明，要请各位原谅”。先生这些不忍说出的事，若与共产党无关，我们自然没有要求先生说出的权利，如果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事，请尽管痛痛快快的说出，丝毫也不必掩藏。因为先生说出后，若证明是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则社会自有公评，共产党决不是一个文过护短的党；若证明是党员个人的错误，这个人便应该受两党的惩戒。

    先生说：“当３月２０日事情未出以前，就有人想诬陷我，并且想拆散本校。我自汕头回到广州后，就有一种倒蒋运动。”想诬陷你想拆散军校者是谁，运动倒蒋者又是谁，先生都未言明，我们当然不能冒认；不过３月２０日事变后，第一军中撤退了许多共产分子及有共产分子嫌疑的党代表及军官，因此上海各报都一致说３月２０日事变是中国共产党阴谋倒蒋之反响；现在先生对全体代表训话中虽未明说中国共产党有倒蒋阴谋，而全篇从头到尾，却充满了指责共产党同志的字句，使听者很容易推论到中国共产党实是此次事变的阴谋者。

    倒蒋必以蒋确有反革命行动为前提，而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３月２０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倒蒋，且正当英、日、吴、张反动势力大联合之时，这是何等助长反动势力，何等反革命！介石先生，如果中国共产党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的党，你就应该起来打倒它；如果共产党中有那一个人有这样的反革命阴谋，你就应该枪毙他，丝毫用不着客气。

    不过，我知道我们的党并且相信我们党中个人，都没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当李之龙因中山舰案被捕消息传到此间时，我们因为李之龙最近曾受留党察看的处分，以为他已加入反动派了，后来见报载中山舰案乃是李之龙受命于共产党的倒蒋阴谋，我们更觉得离奇，最后接恩来来信才知道李之龙是上了反动派的圈套。）恁空受这反革命的栽诬，这是我们不能够再守沉默的了！

    正是：

        手上没有兵，

        抗议无人听。

        枭雄蒋介石，

        远胜书生陈。

 

 

第三十回

 

受排挤蒋介石大哭鼻子

有心眼陈洁如藏过手枪

 

    蒋介石作为北伐军总司令，一路北上，攻下了江西，他把自己的总部设于九江。但另有唐生智的部队则攻下了湖北，不久，鲍罗廷、孙夫人、廖夫人、孙科，以及稍后的汪精卫等，都来到了汉口，并成立了新的政府，把蒋介石排挤在外。陈洁如细腻地描写了这一段插曲：

    有句俗话，“乐极生悲”。我们从牯岭回来就接到了一封来自汉口的急电。介石打开电报一看，就将电报甩掉，从桌上拿起一只花瓶，摔成粉碎，整个人夸在一张安乐椅中，痛哭起来。一下子，我惊惶失惜，问道：

    “呀，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剥夺我的领导地位，我的一切计划都完了，我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

    我从地板上拾起那封电报，其大意说：汉口已成立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其本身为国民政府，掌有最高权力。希候命。”

    介石原是政府首长、国民政府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何以他没有被邀请出席会议而遭到完全的排除。前后有一小时之久，介石的举动就与疯人无异。他捶打桌子，对天咒咀，口不择言的大骂鲍罗廷。我给他一个小时来宣泄怒气，然后劝他说：

     “何不拍个电报到汉口，请他们派人来当面把事情说清楚？”

     翌日傍晚，我们的老朋友何香凝到了。我们热烈地欢迎她，陪她进客厅。她马上就谈公事。她说：“在我开始讲话前，我先要你们两位了解，鲍罗廷和汪精卫都认为我来告诉你们有关他们的决定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我是双方的朋友。我要说的话不一定就是我本人的意见，我是来做联系工作的。”

    她从公文箱中拿出一张纸，看着它说：

    “国民党已经从广州迁到汉口，现在本党已设立一个政府，由最近从法国回来的汪精卫任主席，陈友仁是外交部长，宋子文是财政部长。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介石怒气冲天，大叫着说；“这些事都是偷偷摸摸干的，完全没有与我商量，他们故意要我丢脸。”

    廖夫人接着拿出了一封许崇智的信，内称：

    “介石吾弟：

          你当能记忆，十年前你和我追随总理从事革命工作，我们本着不屈不挠的精神，奉献此生，冀求达致成功。不幸总理逝世，你要求我将我的部队暂交给你统率，俾由你重加编组，我也表示同意。其后你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将我的军队改称国民革命军。

    自我将全军交给你之后，本党党务即陷于混乱，行政工作亦趋于腐败。因此，你已将自身变成众矢之的。过去曾自称为你的部属、支持者或朋友的人，已一致起而反对你。

    今汉口政府已成事实，我希望你静夜深思，行所当为，服从命令，自承错误。你当谴责自身之背信，并信守自身之诺言，以维持国内和平。

    此乃一条荣誉的出路，为我国民计，则为一大幸运。请镇定而冷静地反复思考我的这番建议。”

    介石望望客人，又望望我，只是眨眨眼睛，一语不发。然后，廖夫人又拿出了汪精卫的公开信。信曰：

    “总理于北伐宣言中所揭示的目标，不但要摧毁军阀，并要确保这些军阀之后，不会有人继之而起。但现在有一个人却夺取权力，以求自我扩张。

    “蒋介石自以为他能追求其私人利益，因他现在手握最高权威。他的专制野心正在横行无阻。他破坏党规，申斥党代表大会。他为争取支持，正以重要公职分许其友人。他视国家如私产，人民的性命全赖其一己之私念。我们的同志皆视蒋介石为我们的公敌，决心将其铲除。此一宣言公告同胞之后，希即起义，扫除此一叛徒，以免过迟之憾！” 

    我望着介石，见他脸色苍白。他盛怒之下，真如七窍冒烟。他忽而紧握拳头，忽而张开两手，像犯了抽搐病似的。我一时惊恐不已。我怕他在这囊精神状态之下，会做出什么傻事，就站了起来，进入卧室。我从挂在衣架上的枪套中，取出介石的手枪，将它藏在床顶他那双长统皮靴之一中。

    最后，廖夫人又取出一个正式文件交给介石。内称：

    “自北伐发动以来，所有军政事务都集中于蒋介石一人之手。本党已不能指挥政治行政事宜，而仅由军事机构指挥之。此项体制缺失甚多，因而竟自此产生出一名独裁者及军事专制者。吾人对此已无法多容忍一日。”

    介石原本以为国家如果没有他，绝对搞不下去，他是继承总理衣钵之人，本党本国需要靠他领导，以求实现三民主义。而如今呢？他就如一只旧鞋子一样，横遭抛弃。一切都完了！他走向我们的卧室，他万念俱灰，绝望透顶。正如我所料，他去找那支手枪，但它却不在平常放置的地方。他像一个梦游人似的，将抽屉一个个拉开，又搜查衣柜，仍找不到那支枪。他全身迸发强烈的恨与怒。他魂不守舍，怒气冲霄，把两只旅行箱从椅子上拉下来，将箱内东西统统倒在地板上，然而还是没有枪。他狂吼起来：

    “我的枪呢？”

    这时，我已在哭泣，廖夫人拉住他的臂膀，厉声说：“不要胡搞，这里不是你的家，你是客人，怎可毁坏人家的东西？”

    他经此训斥，就像个婴儿儿一般，整个崩溃了，嚎啕大哭起来。

    几个钟点过去了，我打电话请张静江老先生及蓝衣队首领陈果夫过来安慰他。廖夫人既已达成使命，便去搭夜间江轮返回汉口。

    第二天，介石显得镇静得多，但面上仍很苍白。我温婉地说：

    “亲爱的，你可别再想要自杀，你千万不可再发脾气，你的脾气是你最大的敌人。”

      他握着我的手说：“其实我并不想死，只是在盛怒之下，我变成盲目了。”他还低声说：“谢谢你救了我这条命。在那怒不可遏的情况下，我有可能举枪自杀的。恐怕真是天意使你想到藏起我的手枪，因而救了我一命。你对我真太好了。我有生之年，不会忘记这件事。我如今已是一个重生的人。”

    他阖目躺着，我替他抹掉流下面额的泪水。他看起来疲惫不堪，但我知道他的心灵仍然机敏，他陷入沉思之中。他的汉口的政敌们这次竟然出卖他，我知道他会策划报复。他可以静待报复时机。我太了解他了，我晓得他会想出办法，以智取胜。这点我深深自信。在性格上，他本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也是出色的策略家。他担待得起时机的鹄候。

    汉口政府的正式命令到来时，他嗤之以鼻。他看不出他以当今公认的领袖地位，何以要被迫屈服于他目中的一个伪政权之下。因为他认定，如果没有他参与不可能组成一个合法的政府。他已计划好，一俟占领南京，就在那里建立一个他自己的政府。虽然如此，他为权宜计，汉口的命令，表面上仍虚与委蛇，以等待适于推行他自己计划的时机。他考虑自己的力量，知道由于他的先见之明，广州仍在他控制之下，安如磐石。他在广东全省，早已安插自己的人控制所有重要的职位，而这些人只听命于他。为求巩固新近征服的地盘，他也正进行加强对江西的控制。

    他在我们客厅中召开一次军事紧急会义。会议自上午八时开始，持续全天，直到深夜。讨论时间达１６个小时。参加会议的人都是介石最信任的将级军官，其中有陈诚将军、白崇禧将军、何应钦将军，还有统率各军的其他１２名高级军官。

    讨论要点是如何加强九江和南昌的防务，如果汉口政府派军前来突击，当采何种方法应付。这问题的每一角度都经研讨。事实上，在策略方面，介石已胸有成竹，但他为集思广益起见，仍然召开此一重要会议，以听取其他意见。

    说来奇怪，所有这些将军提出的建议竟与介石心中有的腹案不谋而合，他也很高兴得知他们的想法竟与自己的如出一辙。他随即发布命令，照此分派他手下最忠诚的将领们的任务。

    但汉口方面始终没有任何侵犯行动，因为汪精卫是一名多变的人物。他忽左忽右，使汉口政府一开始就处于摇摆状态之中。

    正是：

        掌握十万兵，

        不怕汪兆铭。

        且到南京看，

        谁把谁来擒。

 

 

第三十一回

 

为革命汪精卫谋刺摄政王

求爱情陈璧君死陪汪大哥

    

    汪精卫这个名字在中国已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因为他是一名大汉奸，其名之臭，似乎超过了秦桧。这也难怪，因为秦桧虽坏，他毕竟只是赵构的一名忠实走卒，正如同江青后面有她的丈夫一样。而汪精卫却是一位独立者，他的出任汉奸完全是自愿的，其罪更不可恕。

    其实，精卫两个字本来是一个很富神采的名字。它是中国神话中的鸟名，又名冤禽，相传为炎帝女，因游东海淹死，遂化为精卫鸟，每天衔西山木石去投东海，决心要把东海填平。所以它意味着不怕困难，锲而不舍，以抵于成。

    汪精卫的学名为兆铭，他有三个哥哥，大哥名兆镛，二哥名兆宏，三哥名兆钧． 他家原籍浙江绍兴，后来定居广东。１８８３年５月４日，汪兆铭生于广东省三水县。他家是书香门第，汪５岁时就被送往书塾就读。他在回忆录中说：“当我傍晚由书塾放学回家的时候，父亲必令我在一块白漆木板上写三四寸大的字，或陶渊明或陆放翁诗两三首，背手徐看，直到背颂出来，方才罢休。”这充分说明了他的中文根底之深。汪１３岁时，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由长兄兆镛当家，家道渐衰。汪精卫１７岁时就去广东水师提督李淮家当家庭教员。１９０４年，广东举行科考，他和弟弟兆宏一同赴考，结果兄弟同时名列榜首，兆宏获县案首，他获府案首。同年９月，广东又举行选派留日学生的留学考试。汪认为机不可失，乃前往应试。结果又顺利通过。同时录取的有朱执信、胡汉民、古应芬等一批知名秀才。

    汪进的是法政速成科，设于东京私立法政大学内，是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他专心学业，不问其他。１９０６年底结业时，在全体３００余名学生中名列第二。按照规定，他可以回国在清政府任职，但他放弃了这一机会，决心入法政大学专科继续学习。不过，他已不能享受官费，一切费用必须自己解决。于是，他就在业余从事译书，每月可得５０元左右，已足维持生活。

    东京是留日学生荟萃之地，学生们革命热情高涨。汪精卫也投入了这股革命的浪潮。１９０５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汪精卫和胡汉民、朱执信等都首批加入。汪还被推选为同盟会章程起草人之一。孙中山被推为总理，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个部。汪被选为评议部部长。

    同盟会创办了机关刊物《民报》，发行人为张继，主要的撰稿人就是汪精卫。当时孙中山的主要政敌是康梁的保皇派。他们力主保住满族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在孙中山授意下，汪精卫写了一系列的文章，痛斥梁启超如同“絷豕于牢，乃对于操刀者摇尾乞怜。主权尚在满族之手，则所谓开明专制与立宪，皆残贼汉人之具而已。种族问题一日不解决，政治问题亦一日不得解决。”

    他指出：“今之政府，异族专制政府也，驱除异族，则不可不为种族革命；颠覆专制，则不可不为政治革命。徒驱除异族而已，则犹明之灭亡，于政界不生变革也，若徒欲颠覆专制而已，则异族一日不去，专制政府终一日不倒。故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惟并行不悖，实则相依为命也。”

    孙中山曾夸奖道：“拜读精卫先生革命可杜瓜分之说，不禁五体投地，神圣奉之。” 当时，汪精卫只有２２岁，而梁启超早已是誉满全球的特号大儒了。所以这是一场典型的小人物与大人物的论争，结果以小人物的胜利告终。

    １９０７年，满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出境。那时恰巧汪精卫从法政大学速成科毕业，所以孙中山就带汪共同赴南洋一带进行活动。当时，新加坡有一位富商，名张永福，是孙中山的信徒。汪到新加坡后，创办了《中兴日报》，由张永福任社长，汪精卫任主笔。那里的华侨很多是康梁的俘虏，所以汪的文章主要是批驳保皇观点。康梁派坚称：革命派力量如此薄弱，根本不可能用武力实现其目的，他们所发动的一系列起义的失败就是最好的证明。汪写了一篇题为《发动革命之决心》的文章加以反驳。 他指出，革命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需要绝大的时间和坚忍才能达到目的。只有那些不惧艰难困苦甚至牺牲生命、不沉溺于个人享受的人，才配作一个革命志士。

    汪善于辞令，是一位天才的演说家。他既能旁征博引，借古喻今，又能分析入微，论证严谨，引人入胜。他的演讲往往可以一字不改，便是一篇很好的论文。人们无不乐于聆听汪精卫的演说。

    张永福在回忆中说：“在他演说之夕，演讲者尚未登坛，全场即无虚席，当他登上讲台，满堂即鸦雀无声，每逢讲至精彩热烈处，掌声如雷而起。其能吸引听众之注意与唤起热情，概可想见。”因此，有人评论道：“谓南洋华侨之觉醒，实出于汪君之力，亦不为诬也。”

    汪精卫的这次旅行不但在宣传上取得很大效果，而且又获得了一笔意外的收入，那就是赢得了一个少女的心。此女就是陈璧君。

    陈璧君，又名冰如，１８９１年１１月５日，生于马来亚槟榔屿乔治市，原籍广东新会。父亲陈耕基，早年往南洋谋生，从事橡胶业，逐步成为南洋富商，其母卫月朗，具有开明思想。

    当时，陈璧君在当地华侨学校读中学。她年龄虽小，但活动积极，爱国热情高，很快就秘密加入了同盟会，成为最年轻的女会员。开始她不敢告诉父母，后为父母得知，父亲对女儿大加训斥。卫月朗却表示同情。为了了解同盟会真相，她偕女儿去新加坡会见孙中山，经孙中山的教导，卫自己也加入了同盟会。陈璧君在《我的母亲》一文中说：“其初虑祸及家门，密不敢以告父母，既而察吾母明识有志节，乃具以告，而吾母乃欣然竟偕余复至新加坡谒总理，且毅然加盟焉。”

    陈璧君得知汪精卫到槟城，立即赶往当地同盟会长吴世荣家，与汪见面。两人谈论，甚为相得。汪精卫不但才华出从，而且相貌堂堂。２０年代，人们常说中国有两位美男子，那就是汪精卫和梅兰芳。汪虽然无意于陈，陈却芳心已动，暗中把汪当作了自己的心上人。

    有一天，报上登了一条花边新闻，说有一浓妆艳抹之女郎，来到中兴报馆，要睹汪精卫的风采，汪吓得不敢下楼。陈璧君读了这条消息，不禁醋劲大发，坐卧不安。她乃要求母亲再度去新加坡见孙中山。孙中山设宴接待了母女两人，汪精卫当然是席上的陪客。孙中山谈到《中兴日报》有经济困难，陈璧君当场慷慨解囊，认购了１０ 份股票，共一百大银圆。

    陈璧君还以地主之谊，陪汪精卫在当地旅游，以增感情。

    她回到槟城后，每一想起与汪的交谈，就春心动荡，不能自已。最后下决心写了一封求婚信给汪，不料却被汪婉转地谢绝了。原来汪在这方面有一难言之苦衷。他的大哥兆镛，有一同事姓刘，有一妹妹叫刘文贞，长得不差。兆镛没有征得兆铭同意，擅自为他订下了这门亲。兆镛的上司是广东都督岑春煊，他获知汪精卫在日本搞革命，就促哥哥把弟弟叫回家。汪精卫为了防止诛连，乃写信声明脱离兄弟关系。同时也宣布与刘文贞的婚约无效。但刘文贞也是一名倔强者，她说她将单方面遵守婚约。因此，汪很为难，不想谈任何婚姻之事。

    不久，陈璧君得知汪精卫已回日本，于是又向她母亲表示，要去日本留学。母亲知道女儿读书是假，追汪精卫是真，但由于爱女心切，也只好答应。陈到日本后积极参加同盟会的活动，并且把她所带的首饰财物，全部捐献给了同盟会。因此，大家都很赏识这位小姑娘会员。

    再说，汪精卫看到孙中山的各次南方起义，相继失败，颇为伤感。他就提出了暗杀的想法。他要用暗杀来唤起人心。他还为他的计划提出一套理论，名之曰“釜薪论”。他认为革命好比做饭，做饭要有锅和柴，锅的特点是不惧水火，长期经受磨练，能持之以恒；柴的特点是轰轰烈烈，敢于牺牲自己。他自称自己缺乏恒德，只能作薪。

    他还大谈《搜孤救孤》的故事。他认为程婴有高度的道德修养，能含垢忍辱，等待时机，以成大事。公孙杵臼自知比不上程婴，所以挑了较轻的担子，那就是马上壮烈牺牲。他说他就是公孙杵臼。

    赞同汪的有喻培伦、黄复生、罗世勋等人。陈璧君也要参加，汪力加劝阻，陈大哭大闹，只得接纳了她，她大为高兴。

    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得知汪要去北京进行暗杀，都出来劝阻，汪执意不听，他说；“自１９０７年以来，蓄念于胸中，以至今日，千周万转而终不移其决心。纵使死去，也是死得其正。”为此，他留下了好几封遣书。

    汪氏一行到北京后，在琉璃厂火神庙西夹道开设“守真照照馆”，作为秘密机关，并在东北园租赁数间房屋，作为活动场所。行动的时刻就要到了。在这关键时分，汪精卫再次找陈璧君作一次严肃的谈话。他说：“十之八九，我是死定了。你年纪还轻，来日方长，是否可再仔细考虑一下？”陈璧君说：“我的确不是为刺杀摄政王而来，我是为爱你而来。我完全愿意与你同生共死，义无反顾。现在我只有一个请求。万一我们两人都能活下来，我愿意把一切都献给你，做你的妻子。你能答应我吗？”汪大为感动，就答应了她的要求。陈听了不禁大喜，向汪狂吻，并说：“我将死得好开心啊！我将死得好开心啊！”

暗杀之对象本来定军机大臣清庆王奕匡。但奕匡侍从如云，一时无法下手，因而改为摄政王载沣。载沣是光绪皇帝的胞弟，又是宣统皇帝溥仪的生父。他住在后海北岸醇王府，每天早上８点出发前往皇宫，晚七时下朝。当时鼓楼大街整修，他必须过什刹海与后海分界处的银锭桥，然后过景山进入皇宫。汪等决定把炸弹埋于银锭桥下。１９１０年４月１日夜，黄喻两人正埋好炸弹，忽发现黑暗中有人前来，他们立即撤退，并回报汪精卫。秘密显然已被识破。汪马上作出决上，放弃这一计划，重行布置。决定由喻培伦回日本买炸药，陈璧君往南洋筹款，汪精卫与黄复生留京等待下文。

    第二天，炸弹果真被发现。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亲率警察前往察看。通过铁罐，得知系守真照相馆定制，汪精卫、黄复生、罗世勋３ 人乃遭逮捕。

    汪被捕后，索来纸笔，奋笔直书，写下了近４千言的供词。他对埋放炸弹一事供认不讳。他声称此事为他一人主谋，与黄罗无关。他痛斥了君主立宪之荒诞。他指出，国家权力全在皇帝一人，非摧击强权，无由收除旧布新之效。他大声疾呼：“中国之情势，非于根本上解决，必无振起之望。”

    他自命必死，写下了《被逮口占》四首：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

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动灰；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诗句脍炙人口，表达了当时汪精卫义无反顾，杀身成仁的豪情壮志。

    陈璧君听到汪被捕的消息后，大哭一场，并扬言要身绑炸药，到北京去与敌人一搏，以便同归于尽。稍后，她和母亲商量，决定身带巨款，去北京进行活动，搭救汪大哥。她到北京买通狱卒，为汪送进若干煮鸡蛋，蛋中有信一页。汪读后，悲喜交集。乃改填《金缕曲》一首相赠。词曰：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辞别添了离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膣血，为君别。

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读，残灯如豆。留此残生成底事，空令故人孱愁。愧戴却头颅如旧。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又。

    汪犯的是死罪。但肃亲王在读了汪的供词后，颇受感动。他又亲自与汪进行了交谈。汪不卑不亢，侃侃而谈，大显书生本色。肃亲王有爱才之心，更重要的是，他认为现在皇室正在议论立宪，杀了汪精卫，必然会引起革命党人的更大反抗。所以他就把死刑改判为终身监禁，也就是无期徒刑。

    陈璧君得知汪精卫不死，喜出望外，乃安下心来，等待与汪大哥重见的一天。

    正是：

        明知前有死，

        偏向死路行。

        爱情力量大，

        铸造陈尾生。

 

 

第三十二回

 

革命胜利汪精卫不愿做官

国际游说孙中山欣然容共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昌起义成功。１０月３０日，满清皇朝下罪己诏，承认“用人无方，施政寡术”，并宣布“开放党禁，以示宽大。”１１月６日，摄政王载沣命令：“汪兆铭、黄复生、罗世勋均着开释，发往广东交张鸣岐差委。”但是汪并没有离开北京，不久，袁世凯被任命为总理大臣，南北和议之说蜂起，袁世凯看中了汪精卫，汪成了推进南北议和的重要人物。接着是宣统逊位，袁世凯当政。

    不过，当时最开心的却是陈璧君。汪出狱后的第一件大事，当然是与陈璧君完婚。他们两人在北京再一次去察看银锭桥，二人携手伫立桥上，感慨恨万千，流连忘返。二人还参观了关押汪精卫的刑部监狱，警厅又把过去查获的汪精卫的书报、衣物，全部奉还。两人的欢乐心情，不言可喻。

    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其就职宣言就是由汪精卫代为起草的。４月初，汪陈陪同孙中山去武汉会见黎元洪，两人在船上诗兴大发，共同填了首《念奴娇》，词曰：

    飘摇一叶，看山容如枕，波浪如簟，谁道长江千里直，尽入襟头舒卷。

    暮霭初收，月华新浴，风定微波剪。潇然携手，云帆与意俱远。

    记否烟树凄迷，年年漂泊，泪洒关河遍。恨缕愁丝千万结，才向东风微展。野藿同甘，山泉分汲，蓑袂平生愿。呢喃何语，掠弦曾笑双燕。

    接着，他俩先访陈璧君老家槟城，然后到汪氏老家广东，并在广州举行正式婚礼。但汪精卫获悉刘文贞仍坚持不嫁，深感内疚，乃送她五万元，让她到美国去留学。刘在美国学医，学成后在广州任省立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并结了婚。汪精卫这才从心中落下了一块石头。汪氏不失为君子人也，这与蒋介石相比，就成了１８０度的对比。

    孙中山把总统位置让给袁世凯后，汪精卫更要求退居山林，作逍遥游。他与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了一个“六不会”。这六不是：不押妓，不纳妾，不赌博，不抽烟，不做官，不当议员。

    他自认学识浅薄，决心赴欧进修。孙中山要他在身旁工作，曾去信劝阻。汪复信曰：“弟平日恨不通欧文，于世界科学真理，茫乎不知其畔岸。前当破坏时代，或不必须精课之学术始能胜任，今则非其伦矣。政体已定共和，而弟所受之学说则日本君主立宪学者之言也。吾党方提倡民生主义，而弟于此学殊无所闻知，逆计将来出而任事，不为国家福也。现弟所有者只社会上之虚名，此等虚名，自误误人，不可久持。故弟求学之念甚坚，而不可摇。此事弟已筹之至熟，若不得师友之同意，惟有潜踪以赴，如前数年欲为喑杀时。请俟弟学成之后，届时或更裨益于先生也。”

    他在赴欧太平洋途中悠然赋诗曰：

一片沦漪不可收，和烟和雨总无愁。

何当化作岩中石，一任清泉自在流。

    汪在法国游学多年，没有参加国内的直接政治斗争。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汪精卫是一位罗曼谛克革命家，是与瞿秋白属于同一类型的，尽管他们走的是不同的道路。

    汪精卫的显赫始于孙中山的逝世，因为他是在病榻前为孙中山拟定总理遗嘱的人。

    孙中山在陈炯明叛变后退居上海，对革命的前途重新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在此同时，苏联领导对欧洲邻国的指望宣告落空。原来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曾盼望德国工人阶级能起来革命支援苏联，但德国工人不愿走起义的道路。东欧一些起义的工人阶级也纷纷遭到镇压而以失败告终。至此，莫斯科乃转而向东方寻求盟友。不用说，中国是最好的对象。这也正好符合孙中山的愿望，双方终于在上海达成了孙文－越飞宣言。

    在此之前，第三国际已通过其代表马林，要求中国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当时，作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曾表示反对，他与马林进行了剧烈的争辩。但马林有第三国际的尚方宝剑在手，陈独秀终于在下级服从上级的党性原则下接纳了马林的建议，并忠实地推行。

    这样，孙中山就首先亲自为李大钊举行了入党仪式。接着，陈独秀张国焘毛泽东周恩来等都纷纷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这件事引起了国民党内右派的极大恐慌。邓泽如等乃上书孙中山曰：

    窃以本党改组，其动机虽出自我总理之乾纲独断，惟组织法及党章党纲等草案，实多出自俄人鲍罗廷之指挥。然此表面文章尚无大害，惟探闻俄人替我党订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陈与苏俄本有密切之关系，其所组织之共产党为苏俄所给养。此回改组，陈独秀因粤人对伊感情太坏，乃避去，而以其党徒谭平山出而任事，陈独秀则在暗中牵线，内里隐藏阴谋。

    此回共党之动机发生于莫斯科第三国际大会之后。其表面宣布者，则谓对资本主义成熟之国家鼓吹阶级斗争，促成社会革命；对资本主义幼稚之国家，则主张联合工农及中产阶级，以完成民主革命。果然如此，亦未尝非友邦之好意。不虞陈独秀之共产党则利用此机会而利用我党矣。

    陈独秀本为陈逆炯明特别赏识之人，曾自言“宁死不加入国民党”，且尝在学界倡言，谓三民主义绝无学理的根据，指斥我党为落后的政党，总理为过时的人物。今竟率其党徒群然来归，识者早知其别有怀抱，党员等致疑者久矣。

    查陈独秀受苏俄给养组织共产党后，自知其共产党人少力散，不能活动，其初乃依附吴佩孚，日颂吴佩孚之功德，指吴为社会主义实行家。至今年戮汉工潮发生，吴佩孚残杀工人之惨剧出现，陈独秀利用吴佩孚之假面具乃遭揭破，因此转而利用我党益急，入寇亦益深。故此回改组， 陈独秀实欲藉俄人之力耸动我总理于有意无意之间，使我党隐为彼共产党所指挥。成则共产党享其福，败则吾党受其祸。

    又党章草案定总理一职为选举职，窃恐事实随环境变迁，五年之后，将见陈独秀被选为总理矣。党员等不予承认则有违党章，若予以承认则辱及全党。我党无形消灭，即在此时思之，实为寒心。至苏俄政府之协肋我党改组，与陈独秀是否同一鼻孔出气，党员等未敢断定之。惟陈独秀利用我党改组而施其阴谋，则凡党员皆能共见矣。

    孙中山在读了该信后，作了如下的几则眉批：

    （一）此稿为我请鲍君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陈独秀并未与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

    （二）俄国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我国革命之所以不成功，则各党员至今仍不明三民主义之过也。质而言之，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

    （三）此乃中国少年自以为是，及一时崇拜俄国革命过当之态度。其所以竭力排挤而疵毁吾党者，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听其操纵，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乃俄国革命党皆有党团经验之人，不为此等少年所愚，且窥破彼等技俩。于是大不以彼为然，故为我纠正之。且要彼等必参加国民党，与我同动作，否则当绝之，且又可为我晓喻之。故彼等如不觉?悟，陈独秀等不服从我党，我亦必弃之。

    （四）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我党。故资本主义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所望表同情只有俄国及被压迫之人民耳。此次俄人与我联络非陈独秀之意也，乃俄国自动也。若我因陈独秀而连及俄国，是正中陈独秀之计，而彼亦得志矣。

    （五）民权主义发纵于选举，若因噎废食，岂不自反其主义乎？

    正是：

        右派言论理欠通，

        唯怕肚内孙悟空。

        总理笑谈容共计，

        金猴自在我掌中。

 

 

第三十三回

 

新经济政策吸引孙文

孙中山先生更崇三民

 

    苏联共产党在夺得政权后的初期，实行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结果并不美满，而是生产低落。随后，列宁决定改取新经济政策，形势为之一变。

    什么是新经济政策呢？列宁曾这样说：“我们是要用事实向农民证明：我们是用农民所了解、所熟悉、而且目前在他们极其贫困的境况下可以行得通的办法，而不是用在农民看来是遥远的空想办法开始的；要证明我们能够帮助农民，共产党此刻在小农破产、贫困、挨饿的困难关头，正在实际上帮助他们。我们必须证明这一点，不然农民就会把我们抛到九霄云外去。

    “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农民结合起来，并开始向前移动，其速度虽比我们所希望的慢得不可估量，慢到了极点，但整个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运动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我认为，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第一个基本的政治教训。

    “第二个教训就是通过国营企业同资本主义企业的竞赛来进行检查。现在我们正在建立合营公司，这些公司也像我们的全部国营商业和全部新经济政策一样，都是我们共产党人采用商业方法和资本主义方法的表现。这些公司还有另一种意义，就是资本主义的方式和我们的方式进行实际竞赛。让我们实际交量一下吧。

    “摆在前面的就是这样的竞赛，这是一项极其迫切的任务。这是新经济政策的关键，并且我认为也是党的政策的全部实质。在经济方面，我们现在必须做的事情是同普通的店员、资本家和商人竞赛并且胜过他们。

    “不要摆架子，不要狂妄自大，说什么你是共产党员，他是非党的店员，也许还是一个白卫分子。的确，他很可能是白卫分子，但是，他会做经济上非做不可的工作，而你却不会做。现在我们俄国负责的和最忠诚的共产党员在这方面的本领，比任何一个旧店员都差。我再重复一遍，必须从头学起。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我们考试就能及格，这是日益逼近的财政危机举行的一次严重的考试，是俄国和国际市场举行的考试，我们依靠这个市场，同它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这场竞赛很重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孙中山对新经济政策发生了极大的兴趣。

    １９２２年４月２７日，他与苏联代表达林谈话后曾写信给廖仲恺和汪精卫说：“苏俄革命实行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余甚疑惑。以现在世界正在资本主义旺盛时代，俄国工商业并不甚发达，共产主义不能单独成功，其去实行之期尚远。今闻马林言，始悉苏俄行共产主义后深感困难，乃改行新经济政策。此种新经济政策，其精神与余所主张之民生主义，不谋而合。余深喜苏俄先行与余之主义相符之政策，益信余之主义切合实行，终必能成功也。”

    他在给国民党旧金山总支陈耀垣的信中说：“当俄国革命之初，施行共产制度时，确与吾党三民主义不同。至俄国现在所施行的新经济政策，即是国家资本主义，与吾党之三民主义相同。故非吾党学俄国，实俄国学吾党。”同年，他又对日本记者说：“俄国政府两年前所实行的政策原则和方针与我们的完全不同。但是，俄国政府现在所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主要是参照我要在中国实行的经济建设原则制定的。”

    孙中山于１９２２年６月，在广州中国国民党办事处演讲时说：“又像最近俄国革命，有人说苏维埃政府只注重民生主义，没有民族主义的大意味。至于民权主义，不过是他们革命的附属品罢了。这又是和本党不同的地方。”但稍后，他又认为他的三民主义已在俄国实行成功。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１１日，他对广州市国民党员大会说：“俄国革命，原本只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而无民族主义。但其过去六年的奋斗，皆是为民族主义而奋斗。若是，与吾党之三民主义实在暗相符合。”

    １２月２日，他在广州对军队将领演说时又说；“三民主义中的第三项是民生主义，世界上行这项主义的最新国家，只有苏联。”１９２４年元月２０日，他在国民党一全大会上又说：“故俄国六年前之奋斗，均为民族主义的奋斗。今回顾起来，的确如此。故现在俄国对于赞成民族主义诸国，皆引为同调。常对波斯、阿富汗、土耳其诸国，劝其不可放弃民族主义。其最初之共产主义，亦由六年之经验，渐与民生主义相暗合。可见俄国之革命，事实上是三民主义。”

    他于１９２１年１２月７日在桂林欢迎会上，特别提到民生主义在未来的重要性：“俄国近来实行政治革命，同时又实行经济革命，一面把皇帝和贵族推翻，同时又把资本家推翻。现在俄国人民所受的痛苦非常的厉害，结果到底如何，今天还不能预料。本大总统观察世界的大势，默想本国的情况，以为实行民族革命民权革命，必须兼顾民生主义，才可以免将来的经济革命，这便是防患于未然。”同年１２月１０日，在桂林又说；“若俄国现时之新政府，则有鉴于此，乃以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同时并举。所谓劳农政府者，直乃农工兵政府，即以为农、为工、为兵者组织而成之政府也。彼之新政府，不独推翻君主专制，且实行打破资本家专制，是即所谓社会革命，亦即所谓民生问题。”

    但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有无区别，有无相异之处。孙中山作了如下的解释：“本总理前闻北京一班新青年，非常崇拜新思想。及闻俄国之共产主义，便以此为世界极新鲜之主义，遂派代表往俄，拟与之联合，并代俄宣传主义，认定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为不同之二种主义。我们老同志亦认定民生与共产为绝对不同之二种主义，于是群起排斥，暗潮便因之而生。然揆诸民生主义之真谛，双方均属误解。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本党同志于此，便可十分了解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

    他在广州作民生主义第一讲时曾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后来在第二讲时还谈到两者的分别和相同处：“我今天来分别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还是在方法上。”

    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２５日，他在广州大本营演讲时，具体提出学俄国革命方法的主张：“从前何以不从事于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因为未有模范，未有先例之故。现在一位好朋友鲍君，是从俄国来的。俄国革命之发动，迟我六年，而俄国一度革命，即能贯彻他等之主义。且自革命以后，革命政府日趋巩固。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

    “鲍君初来时，即对我说俄国革命经过六年之奋斗，诚不一其道。俄革命六年成功，而我革命十二年尚未成功，何以故？则由于我党组织方法之不善，前此因无可仿效。法国革命，８０年成功；美国革命，血战８年而始得独立。因均无一定成功之方法，惟今俄国有之，殊可为我党师法。”

    正是：

        中山先生救国心，

        三民主义集大成。

        姓资姓社全包括，

        模糊数学扛大鼎。

 

 

第三十四回

 

国民党召开一大

孙中山病逝北京

 

    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０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确定了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方针。这里我们需要作一下正名。国民党使用的两字是“容共”而不是“联共”。关于这一点，鲍罗廷曾十分明确地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们讲过：孙中山只答应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必须遵守国民党的纪律。因此，共产党只能充当中国革命的苦力，也就是充当国民党的苦力。“联共”意味着双方平等，而这并不是孙中山的本意。孙中山重视共产党员，这是不错的，他把共产党员看作新鲜血液，是振兴国民党的重要因素。其立足点永远是国民党。

    李大钊在大会的发言中，也明确地声明：“我们环顾中国，有历史有主义有领袖的革命党，只有中国国民党。”可见，国民党一大以前，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共合作具有极大信心。

    对改组后的国民党，孙中山亲自提名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２４人，名单如下：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李烈钧、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邹鲁、谭延恺、覃振、谭平山、石青阳、熊克武、李守常、恩克巴图、王法勤、于右任、杨希闵、叶楚伧、于树德。其中有三名共产党员。

   候补委员十七人，名单如下：邵元冲、邓家彦、沈定一、林祖涵、茅祖权、李宗黄、白云梯、张知本、彭素民、毛泽东、傅汝霖、于方舟、张苇村、瞿秋白、张秋白、韩麟符、张国焘。其中有六名共产党员。

    一大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其中阐明了国民党之政纲。主要内容包括：（１）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２）确定人民有参政、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等方面的自由权；（３）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４）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

    大会通过宣言后，孙中山又对宣言的主旨作了说明。他说；“此次我们通过宣言，就是重新担负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终要把军阀来推倒，把受压迫的人民完全来解放，这是关于对内的责任。关于对外的责任，要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将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

    在２０年后，毛泽东对这篇宣言作了如下的评价：“这篇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在这以后，三民主义就是新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新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是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

    毛泽东还说：“只有这种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才称之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才宣布‘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一大后，各省市国民党支部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努力下迅速发展起来。共产党人李大钊、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等发展了大批工人农民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员数量猛增。仅广东地区，１９２６年底就有１８万３千，工人占百分之二十五，农民占百分之四十 ，学生占百分之二十五。孙中山所盼望的“新鲜血液”得以充分实现。

    关于联俄，孙中山在大会上说：“俄国既为各国承认，故就利害而言，本党与之联合，将来必能得中俄互助之益，决无大害，此为海外同志所宜放心者也。”他又说：“自欧战以来，俄国人自己推翻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的国家变成新社会主义的国家，世界上又生出一个更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过六年。他们在这六年之中，改组内部，把从前用武力的旧政策，改成用和平的新政策。这种新政策，不但是没有侵略各国的野心，并且抑强扶弱，主持公道，于是世界各国又来怕俄国。现在各国怕俄国的心理比从前还要厉害。”孙中山赞扬苏联道：“它主张王道，不主张霸道。它要讲仁义道德，不愿讲功利强权。它极力主持公道，不赞成用少数压迫多数。”当然，孙中山在这里讲的是列宁的苏联，这与斯大林?的苏联完全是两码事。

    １９２４年１１月，孙中山受北方政府的邀请，决定北上商讨国是。他偕宋庆龄、汪精卫、戴季陶等经水路赴北京。先由香港到上海，由上海到日本，再由日本到天津。

    他在上海对记者发表谈话说：“这次单骑到北京，就是以极诚恳的意思去同全国人民谋和平统一。那些握有大兵权的人，如果用军人的资格在会议席上专横，不让大家公平讨论，我便马上出京。我这次往北京去所主张的办法，一定是和他们的利益相冲突，大家可以料得到我很有危险；但是我为救全国同胞，求和平统一开国民会议，去冒这种危险，大家做国民的人，便应该做我的后盾。”

    他在日本向欢迎者发表谈话说：“我们中国革命十三年，每被反革命的力量所阻止，所以不能进行做到彻底成功。这种反革命的力量就是军阀。为什么军阀有这个大力量呢？因为军阀背后有帝国主义的援助。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要打破帝国主义，必须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我这次到北京去的任务就是要废除中外不平等的条约。”

    但孙中山因劳累过度，到达北京时肝病已严重复发。他不得不以带病之身发表了简短的《入京宣言》：“此次来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权利，乃为救国。十三年前，余负推倒满洲政府，使国民得享自由平等之责任。惟满清虽倒，而国民之自由平等早被其售与各国，故吾人今日仍处帝国主义殖民地之地位。因而吾人救国之责，尤不容缓。至于救国之道多端，当向诸君缮述。惟今以抱恙，不得不稍俟异日。”

    孙中山病情日趋恶化，国民党人商议预备遗嘱，待病危时再请病人签字。当时先后到北京侍病的有汪精卫、胡汉民、李石曾、宋子文、孙科、宋霭龄、何香凝等。最后决定由汪精卫代笔，为孙中山录下遗嘱。第一是国是遗嘱，全文如下：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第二是家事遗嘱，全文如下：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还有一给苏联政府的遗书，先生用英语口述，由鲍罗廷、陈友仁、宋子文、孙科记录。全文如下：

    “亲爱的同志：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的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的真遗产。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谨守国民党之主义与教训的真正同志。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之羁缚。为达到此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来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上午９时３０分。孙中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５９岁。

孙中山先生在弥留之际还留下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话：“和平、奋斗、救中国”。

    正是：

        光明正大孙中山，

        国事私事两公开。

        何来野人多腌脏，

        惯封人嘴捂淫婪。

 

 

第三十五回

 

四一二蒋介石屠杀共产党

七一五汪精卫打出反共旗

 

    汪精卫和蒋介石最初本没有什么来往，不过是蒋任军校校长而汪在那里担任三民主义讲师这么一点关系而已。１９２５年７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汪任主席，蒋任委员，二人才正式在一起共事。廖案发生后，汪蒋同被推为特别委员会成员，两人开始密切合作。从驱胡汉民到逮捕梁鸿楷，汪蒋协力打击党内右派，剪除反动军队，巩固了刚刚成立的国民政府。１０月２日，汪继廖仲恺担任军校党代表，在东征陈炯明，南讨邓本殷中，汪蒋配合密切，合作融洽，形成了汪主政，蒋主军的局面。此时，蒋对汪极为尊重，“汪主席”、“汪党

代表”从不离口。汪对蒋也表示推崇，曾说：“用十二分的努力、练成真正革命的军队、成为总理臂助的是蒋校长。”

    ３月１日，黄埔军校改组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蒋汪分别担任校长和党代表。两人原可继续密切合作下去。但蒋介石肚中有一条“第一虫”，不当第一，他是决不甘心的。因此，在中山舰事件中，他抓了汪的小辫子，把汪挤出圈外，迫汪远走国外。

    １９２７年初，国民党左派在汉口成立国民政府，并派何香凝去江西通知了蒋介石。作为北伐总司令的蒋介石决定与武汉中央进行不妥协的暗中斗争，并继续制定北伐计划。主要任务是底定苏浙，占领上海。主要分三路进军。

    东路军：由何应钦任总指挥，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自福建指向杭州和上海。

    中路军：由蒋本人任总指挥，辖程潜江右军和李宗仁江左军。

    西路军：由唐生智任总指挥，俟机由武胜关进取河南。

    １月２６日，东路军开始进军，２月１８日，收复杭州，然后白北指上海，何西向镇江。

    ２月下旬，蒋介石中路军相应东进。李宗仁江左军由于陈调元等纷纷起义，兵不血刃，底定安徽，上海的北洋军乃弃守北逃。周恩来于３月２１日领导上海起义，占领上海警察局。白崇禧于同日进驻上海。

    同时，何应钦占领镇江，程潜占领南京。至此，国民革命军已占领了江、浙、皖、赣、闽、湘、鄂、两广和贵州。

    武汉国民党曾于３月１０日至３月１７日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蒋介石拒绝出席，他于３月１５日离开南昌，经九江、安庆，于２６日到达上海。

    当时，鲍罗廷任武汉政府顾问，鉴于蒋介石之拔扈，鲍找到了李宗仁，要求他出来代替蒋介石任总司令。李宗任一听此言，非常惶恐，连声说不敢不敢。李此举一方面是出于敦厚，一方面是他本人也对武汉政府不满，认为它是一个亲共政府。

    当时武汉是由徐谦、吴玉章、邓演达、孙科、顾孟余、林伯渠等人主持的，显然缺乏能在全国起号召作用的人物。于是他们通过了一个《请汪精卫销假复职》的提案。内称：“当此党内发展之时，蒋同志主持军事于外，一切建设、党务非有能提纲挈领如汪同志者主持大计于内，不足以巩固革命之基础，实现党政之真精神”，所以“一致促请汪同志销假回部，主持大计，以无负先总理之遗志，而符海内外数十万同志之热望”。

蒋介石也不甘落后，他也立即去电汪精卫，请他回国，并表示愿请他出来主持大计。

４月１日，汪精卫返抵上海。蒋介石等予以热烈的欢迎。说客吴稚晖向汪诉说共产党阴谋暴动，企图推翻国民党；攻击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经为共产党把持。他们提出应立即赶走鲍罗廷，实行分共与清党，要求汪精卫留沪领导，并裁抑共产党的越轨行动。

    ４月３日，汪蒋在上海莫利爱路孙中山先生故居举行秘密会议。与会者还有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蔡元培、古应芬、李石曾、吴稚晖等。主题是如何对付共产党。最后决定“依汪同志主张，望再暂时容忍，出于和平解决之途。”４月５日，又决定４月１５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汪承诺在开会之前“通告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下各地共产党员，应于开会之前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

    翌日，突然发表了“汪陈联合宣言”。原来汪为了堵塞蒋方的反共谰言，要求陈独秀公开表态。陈独秀在中山舰事件后，曾力主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他的这一主张受到了莫斯科的批评。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参加未来的革命政权而不是领导这一政权。陈独秀起草的《汪陈宣言》的着眼点正反映了共产国际的上述意图。

    《汪陈宣言》首先阐述的是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它认为“中国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来对付反革命，而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独裁。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经济的环境，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趋势不一定要死板的经过同样形式的同样阶段”。

    汪精卫则在宣言中表示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

    吴稚晖等对宣言大为不满，他们认为汪在耍两面派，并指斥汪没有资格以国民党领袖自居与共产党签订宣言。汪颇为难处，乃悄然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并受到了武汉的热烈的接待。

    ３月２８日，李宗仁到上海，先见到白崇禧。这时白的总部已被工人群众包围，白很沮丧，表示要压制工人运动。随后李又见蒋介石，蒋声音嘶哑地对李说，“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李问其原因，他说他已无法掌握第一军了。总之，部下对他突然要反对武汉中央表示不理解。

    接着，蒋反过来问李应该怎么办？李回答应“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分子镇压下去。”蒋说，“我的第一军靠不住了怎么清党？慨然表示愿以自己的第七军调驻南京附近。同时自告奋勇，为蒋整顿第一军。

    李为什么要支持蒋介石呢？据李事后说，这是因为他觉得武汉中央太过激，太过头了。 蒋还得到了江浙财阀的支持和上海黑帮头目们的支持。于是就纠集他的一批党羽在上海莫利哀路孙中山住宅召开所谓中央监委预备会议，检举共产党假借容共政策在国民党内发展组织以颠覆国民党之阴谋，并咨请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行清党。同时，他又下令解散上海工人纠察队和取缔红色工会。武汉也不示弱。中央执行委员会于４月１日举行全体会议，一致通过“蒋介石的行动是反革命，请予严惩”的决议，并下令免除蒋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

    汪精卫就是在这天到上海的。蒋介石当然要竭力拉住汪精卫，但他没有能拉住。汪到武汉后立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４月７日，武汉召开紧急会议，鲍罗廷主张先进驻南京，以南京为首都。但蒋介石已于４月９日抢先入驻南京。同日，白崇禧出任上海戒严司令。李济深、黄绍闳也各自电广东广西两省实行清党。１１日，蒋介石公开下令全国开始清党。１２日，在白崇禧指挥下，上海开始解散工人纠察队，并逮捕和枪杀共产党员。至１３日，数万工人为此抗议游行，蒋军突然用机枪向游行队伍扫射，当场打死三、四百人，伤者无数。

    这就是“四一二”大屠杀。至此，蒋介石已完全和武汉中央决裂，背叛了革命。

    蒋既已与武汉决裂，乃于４月１７日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决定重新建都南京。１８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胡汉民任南京国府主席，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吴稚晖任总政治部主任。同日，武汉中央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并对蒋明令通缉。南京政府则下令通缉鲍罗廷和１９７名共产党人。

    四一二事件发生后，武汉方面立刻掀起了一个反蒋高潮，汪精卫也于４月１６日发出通电，斥责共事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既违反中央命令，且与总理的扶助农工策略大相刺谬。悍然行之，无疑甘为民众之公敌。似此丧心病狂，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纪律俱在，难逃大戮。”他还说，蒋介石“对付民众，捉拿革命党人的手段比北洋军阀还要凶狠；巴结帝国主义，比北洋军阀还要肉麻；将中国送入民穷财尽的陷坎里去，比北洋军阀还要加紧。”

    汪精卫甚至高呼“反共即是反革命，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的响亮口号。因此他得到了国民党左派，广大人民群众，甚至中国共产党人的喝彩和拥护。

    自北伐战争以来，湖南、江西、湖北等省的农民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下，一直在猛烈发展，无论是对于北伐战争的胜利，还是对于武汉国民政府的巩固，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汪精卫一方面要利用工农群众同蒋介石进行权力争夺，同时又对工农运动的高涨深感恐惧。他认为“武汉已成为共产党把持的局面了。只要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其论理和方法，已完全是共产党的而不是国民党的了”。他大叫“对内要求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

    他为了拉住反共的反动军官，听任他们对农民运动和工会运动的压制。而这时又发生了一起特殊事件。第三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下达了一个文件，指示它立刻动员千百万农民，自下而上地实行土地革命，同时要武装工农，建立革命军队，并特别提醒中国共产党注意改造武汉的政府工作，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叛变分子。

    这个指示本来是直接发给鲍罗廷和罗易的。但罗易在向中共中央传达以前首先面告汪精卫，并交给他一个副本。汪在看过以后心中一愣，马上觉得问题严重。从这时起，他的思想有了根本的变化，他认识到共产党真的是“铁扇公主肚内的孙悟空”，非反共不可了。

    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４日夜，不顾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的反对，汪精卫悍然召开了“分共”会议。会议决定：（一）凡列名本党之共产党员，在本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国民革命军中有职务者，应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在国民革命时期内，不得有妨碍国民革命之活动，并不得以本党名义作共产党之工作。这就是所谓“七一五”分共。

    接着，鲍罗廷等第三国际人员全部被遣回苏联。国民党内的共产党要员被全部逐出党外。既然汪蒋都以反共为目标，双方已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最后，汪精卫归顺了南京，这就是“宁汉合流”。真正的胜利者是蒋介石。

    正是：

        海外归来兆铭汪，

        左左右右手脚慌。

        尘埃落定图文显，

        帮了蒋兄一大忙。

 

 

第三十六回

 

共产党南昌起义

毛泽东井岗上山

 

    蒋汪的反共动作对共产党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党内的一些先进人士意识到共产党不能坐以待毙。北伐军中的共产党领导人叶挺、朱德、周恩来、恽代英等在南昌秘密商定必须进行起义。他们把决定上报给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第三国际和陈都不同意起义，于是立即派张国焘赴南昌劝说。以下是张国焘对这一次亲身经历的描述：

    七月三十日早晨，我到达南昌后立即与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叶挺等举行会议。我说话的要点是报告２６日中央的会议情形，指出国际的电令显然是要阻止这一暴动，加仑将军主张与张发奎将军一同回师广州的建议是值得重视的，我奉命来和大家重新讨论这一问题。

    我的话刚说完，李立三即站起来急剧而简短地说，一切都准备好了，为什么现在还需要重新讨论？

    李立三认为不能停止暴动，要点有二：第一，不能违反与贺龙所订的密约；第二，如果改变计划，我们原来发动暴动的意图已无法保持秘密。

    我当时的处境相当尴尬，也有无能为力之感。我是本应当回汉口中央去复命的，只因交通阻隔，无法成行，惟有随军前进。

    南昌暴动原定于八月一日上午三时发动。三十一日，叶挺贺龙等部队都已按计划集中到南昌城内及四郊各军事要地。这一军事行动的指挥是由叶挺负责的。那时我也在叶挺的师部。还不到三时，枪声便响了。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留驻在南昌城内的朱培德部队约三千人，一下子就全部被缴械了。

    八月一日清晨，占领南昌的军事行动结束以后，建立政府和今后的军事策略是急待解决的问题。共产国际一向的政策是主张建立一个有力的国民政府，反对托洛茨基建立苏维埃的主张。所以讨论的结果便决定组织一个临时政府，名之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一，号召国人拥护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二，在适当时机召集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讨伐南京武汉一带的叛逆。

    革命委员会略具规模，还没有来得及大事宣传，就不得不根据军事情况的需要，离开南昌。军队之向南移动，对内对外，都引起一种不安的情绪，许多人都感觉到，中共的军队是在向南逃难。武汉中共中央又已通告各地区组织与工农团体，停止响应南昌暴动，前敌委员会对两湖各地工农的配合行动，已失去了指望。

      八月五日，这一支暴动军，护卫着革命委员会的庞大组织，经由赣东的抚州、瑞金等地，向广东的潮汕进发。从李家渡到抚州的途中，周恩来等候在路旁，与我会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懊丧地说：据一位逃出来的同志报告，行进到进贤的第十师蔡廷锴，业已叛变，拖着队伍向东跑了。

    我军失去蔡廷锴师之后，连革命委员会的机构在内，人数不过二万五千人左右，枪支不过一万三千支。我们行军经过的赣东地区，中共的地方工作还很薄弱，地方民众工作和建立地方政权工作，都无法进行。

    八月二十日左右，我军在会昌与敌军钱大钧师发生激战，结果，钱部败退筠门岭。这一战投是有“刘伯温”之称的参谋长刘伯承第一次表现他的军事天才。他的作战计划是由贺龙的二十军任正面，叶挺的第十一军，由右翼施行侧面包抄。但他却曾发生一个时间上不准确的失算。瑞金距会昌沿正面的大路行进，只九十华里；沿右翼的小路抄近，预计为一百一十里。因此，当贺龙部的周逸群师正面与敌军恶战而败退下来，任总预备队的贺部第一第二两师，不得不增援卷入战斗的时候，右翼的包抄部队竟还没有赶到阵地。经过叶挺部竟日的恶战，才在会昌城附近将钱部击溃并占领会昌城。钱部乃狼狈败退会昌南面九十华里的筠门岭。我方也因伤亡惨重，不得不停止追击。

    参加这次战役的陈赓曾向我描述这一战役的经过。陈赓那时任参谋团的参谋，他曾向我指出，叶挺的第十一军和钱大钧部的战斗是他所遇到的第一个恶战，比他两次参加的东江战役的战况还要激烈。尤其是在会昌城下进行肉搏战的时候，双方作战的中下级干部，多是黄埔同学，他们不仅彼此认识，而且有许多是儿童时的好朋友；他们在黄埔时或者是同队同班，在军队时或者是同营同连。但在肉搏战中，竟彼此叫着小名或诨名对骂。双方都有些人，一面像疯狗一样的混杀，一面又忍不住在那里暗掉眼泪。他在前线目击这种情形，也不能不为之心酸。但只有硬着心肠喊杀。

    我军在会昌战役胜利后，集结在瑞金附近一带休息的时候，贺龙的入党仪式便在瑞金举行了。这次的仪式是由我主持的。

会昌胜利以后，关于军事行动曾有三个方案：第一，乘势向筠门岭的钱大钧部进攻，经浔邬占领梅县一带地区；第二，以瑞金长汀一带为根据地，分兵略取潮汕一带东江地区；第三，经长汀、上杭、大埔直趋潮汕。惟会昌战役中，曾有四百多个伤兵，要用担架抬走。我们不愿将他们弃置于当地。江西方面因人民逃亡，运输夫不易获得，福建方面则正相反。长汀方面的报告认为运输夫的征集不成问题，而且可以将伤病兵用木船装载，顺韩江转往潮汕，并已征集了千余大脚妇女，担任担架工作。当这些妇女运输队源源到达瑞金时，使我们大为兴奋。因此，就决定采取了第三个军事行动方案。我军在瑞金停留了约两个星期，全部越过了赣闽边界，向长汀地区进发。

我率领着革命委员会各机关，由上杭到大埔，沿着闽粤交界处的汀江，一路欣赏山峡急流，水势有如万马奔腾的美景。我们由大埔改乘较大的民船，沿汀江顺水直放三河坝。三河坝本是我军行途中的枢纽，但先行部队并未设防，因此我们到这里竟陷于四面受敌的境地，驻在梅县的敌军黄绍闳部有一团兵已到达离三河坝三十华里的淞口，可以在三小时之内攻击我们。三河坝镇内也有一支五十支枪的民团潜伏着准备作黄部的内应。

    面临着这种危险情况，我立即约集那时已不任第九军军长而跟随革命委员会行进的朱德和号称“东江农民王”的彭湃等商议对策。我们聚集了二十余人的长枪兵，由朱德以第九军军长兼革命委员会警卫司令名义，向淞口方面警戒并封锁消息。彭湃则集中了十几人的短枪队，负责去解决这个镇上的民团。我则在一所大房子里面，招待镇上的绅商，故作闲逸之状。革命委员会的其他人员，多留在船上休息。我们的主力军那时已经在三百华里以外的潮汕，李立三周士第所带的队伍，还在上杭一带，尚须两三天才能到来，我们孤悬在这里，急切得不到援救，只有尽量表示镇静，摆设这个空城计。

    我们安然渡过了难关，似乎出乎意料。首先是彭湃大显身手。他熟悉本地情况，很顺利地将镇上的民团缴了械。两三小时之内，我们已控制了三河坝整个市镇，我们的枪支也增加了。三河坝的那些绅商们，愈来愈多地到我这里来客气一番。朱德所带的那一排人，在离三河坝八华里的地方，即与黄绍闳的先头部队接触。黄部似尚不知我们的虚实，向淞口方面退却。朱德乘势派出八个兵，对敌作虚张声势的追击。

    这样维持了两天，李立三和周士第两部陆续到达。我和李立三彭湃等，率领着革命委员会各机构，由保卫局的一连人护卫，顺韩江，分水陆两路，向潮汕前进。朱德和周士第则率领着后卫营留驻三河坝，监视梅县方面的敌军，并照料留在那里的伤病兵。后来我主力军在汤坑被击溃，向流沙普宁海陆丰一带流窜时，朱德和周士第便被敌军隔离在三河坝。他们因孤立无援，不得不率领所部和一部分轻伤兵，共千余人，向粤赣边区开始游击活动。朱德部队历尽艰险，终于与毛泽东部汇合，在井冈山下寨，成为工农红军的主力。

    汕头是我们预定的临时首都，我们准备在那里再大展鸿图。先我们到达那里的周恩来，在１９２５年曾一度出任汕头的东江行政主任，情况比较熟悉，我们只有唯他马首是瞻。不两天，张太雷奉着中共中央的使命，由香港潜来汕头。他的到来，最初被视为是海外来的救星，令人兴奋。但我们知道了他的前来使命又大感失望。他要我们根据中央的新政策，将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丢掉“中国国民党”这块招牌；放弃潮汕，将军队调驻海陆丰。会合那里的农民，改组为工农红军。

于是我们一致推张太雷负起这里的领导责任，但他却不肯接受，因为他就要赶去广州执行区委书记职务。他还传达中央命令说：“张国焘李立三应即回上海去，与中央商定今后政策，这里的事由周恩来负责处理。”我曾质问他：“这不是丢掉军队散伙吗？”他说：“八七会议后的中央命令是要严格执行的。”这一切使我们觉得中共中央对南昌暴动已不存任何指望。

前线的军事失败解决了我们内部的争执。敌军占领汤坑的高山险地，构筑工事，以逸待劳；我军仰攻，伤亡极大，终至不能支持而败退下来。十月三日汤坑的失败，便决定了这次暴动的最后命运。

    十月四日午后我们和由汤坑败退下来的队伍，在流沙地方相会合。在大道旁一所相当雅致的小庙中，我停留下来。我在那里与李立三等会集，准备等前线周恩来到达后举行一次紧急会议。不久，周恩来躺在一个担架上被抬来了。他下了担架，提高着嗓子向在场者宣称：“你们这些先生们还不走呀？现在我们奉中央命令，我们共产党不再用中国国民党这面旗帜了。将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单独干下去。你们各位先生，愿脱离队伍的，就在这里分手。”

    正当人们纷纷准备逃离时，周恩来转而和我与李立三作紧急的商谈。他说：你们赶紧离开部队潜返上海。我将随部队行动，沿途由我相机处理。我问他，你的病怎样？他急遽地回答说：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你们快走吧，不能再讨论了，迟了就来不及了。 这样，我们就不得不离开这小庙，各奔前程了。

    张国焘的话转载到这儿为止，现在要谈一下毛泽东与朱德是怎样会师的。

    根据第三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于１９２７年８月７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首先听取了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就《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报告。接着，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常委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等决议。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会后，党中央派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改组湖南省委，组织秋收起义。省委最后确定在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工农运动发展较好的地区发动起义，并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

    ９月９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分三路向长沙进攻。第一、四两团从修水出发，向平江进军，经长寿街时，由于第四团叛变，第一团腹背受敌，损失较大，部队被迫撤出战斗，向浏阳方向转移。９月１０日，第二团在安源起义，攻占醴陵、浏阳县城，后在优势敌人的重围下，部队损失很大。９月１１日，第三团在毛泽东领导下于铜鼓起义，占领白沙镇和东门市，后遭敌人围攻，伤亡较大。

    在起义部队几经失利的情况下，毛泽东命令各团向浏阳文家市撤退。１９日，工农革命军三个团退至文家市集中。当晚召开前委会议，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毛泽东率领起义残余部队到达井冈山，先后成立了宁冈、永新、茶陵、遂川四个县苏维埃政府；收编了袁文才、王佐两位山大王的部队。到１９２８年 ２月，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建立了起来。

    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于１９２８年１月，在湘南地区举行了“湘南暴动”。由于湘粤两省敌军向湘南进攻，起义部队和农军被迫于３月撤离湘南，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转移。

    毛泽东率领前往湘南的工农革命军到达酃县后，得悉敌军正猛追朱德的部队，即以第二团西进资兴，接应湘南起义部队，阻截敌人追击。４月中旬，朱德的南昌起义部队二千余人及湘南农军八千余人和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千余人，先后到达井冈山，两支革命军胜利会师。

    ５月４日，在宁冈召开庆祝会师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工农革命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从此，国民党的报刊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朱毛匪军。

    正是：

        第三国际瞎指挥，

        大好形势顿成灰。

        幸喜朱毛留火种，

        败局他日得挽回。

 

 

第三十七回

 

蒋介石乐新欢

陈洁如悲旧恋

 

    撮合蒋汪和好的是冯玉祥。冯的绰号叫“反戈将军”。他本来是一名直系军阀，但他造了曹锟和吴佩孚的反，后来被迫退至西北，并往苏联去考察了一番，回国后又宣布极力支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甚至表示支持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武汉政府一度曾十分欣赏冯玉祥，把冯看作主要的军事依靠力量。

    １９２７年６月６日，汪精卫等人亲赴郑州与冯玉祥会晤。为了拉拢冯玉祥，汪在会议上尽量满足冯的一切要求。双方商定：（１）成立开封政治分会，指导豫、甘、陕三省政务，由冯玉祥任主席；（２）成立豫、甘、陕三省政府委员会，以冯玉祥为河南省主席；（３）河南军务由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负责。

    汪精卫自以为已经拉住了冯玉祥，但是，郑州会议结束不久，冯却又前往徐州同蒋介石开徐州会议。那是１９２７年 ６月１９日的事。会后，冯玉祥致电汪精卫说，关于反共事已“与宁来同志一一披陈，而宁方同志闻之无不悲喜交集，一致欢迎。现在双方处境之苦，业已完全了解。值此风雨飘摇之际，千钧一发之秋，既异地而同心，应通力合作。敢请汪谭诸同志速决大计，早日实行。”翌年２月，蒋介石又亲往郑州会晤冯玉祥，并依照帮派规矩，互换了帖子。蒋介石写的是：“安危共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死生不渝。敬奉焕章如胞兄

惠存。谱弟蒋中正谨订。年岁四十二岁生于丁亥年九月十五日。”冯玉祥写的是：

“结盟真意，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敬奉介石如胞弟惠存。谱兄冯玉祥谨订。年岁四十七岁生于壬午年九月二十六日。”

    周恩来对这一段历史作了如下的评论：“那时候我们党的政策，不是面向自己的力量，而是面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力量，唐生智的军队、冯玉祥的军队。我记得最明显的是在武汉危急，‘马日事变’以后，我们党的中央还仰望所谓农民领袖、基督将军的冯玉祥。那时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就连外国同志也好，大家都仰望他。当冯玉祥从潼关打到郑州的时候，武汉国民政府的头子就坐专车去接他，我党也派张国焘接他去了。结果，冯玉祥在徐州和蒋介石会面，来了一个大反动，把所有的武汉的人都出卖了，于是武汉全面落空。这就是依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武装力量不依靠自己武装力量的恶果。”

    蒋冯在徐州会议上达成了共识，那就是“ 反共”。为了缓和宁汉局势，蒋介石表示愿意下野。其实，蒋介石之所以想暂时下野是要抽出时间来办一起他认为十分重要的私人事件。那就是猎取宋美龄。

    陈洁如曾对蒋介石的下野作了如下的评论：“介石之下野犹如大老板出去休假一、二个月，因为他掌心之中，依旧紧握着军队的控驭大权。他如果准备好自退隐中复出，随时可恢复掌权。但是，对外间人士而言，介石的下野却是一件惊人消息，因为他们望文生义，以为他当真下野了。”

    蒋介石下野后，马上给宋美龄写了一封求爱书：“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姊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曩日之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于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想当年蒋介石拼命追求陈洁如之时，曾口口声声说他与原配夫人毛福梅早已离异，与拼头（所谓侍妾）姚冶诚也已断绝来往。但那时只是口头声明。这一次的宋老夫人是一位基督徒，她绝对不允许重婚。所以蒋介石不得不在上海的《申报》上登了一则启事：“毛氏发妻，早经仳离，姚陈二氏，本无契约。”

    此外，蒋介石还特地赴日本拜见当时正在那里度假的宋老夫人，并承诺将认真考虑信奉基督教的问题。最后，宋老夫人才批准了这门婚事。

    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１日，蒋宋先在上海宋宅行基督教仪式，然后在大华饭店举行了轰动一时的婚礼。时蒋４１岁，宋２７岁。一位外国记者评论道：“这是中国仅有的能指挥现代军队的人，与仅有的能够掌握财政的人，成为郎舅之亲。

    蒋介石自己也洋洋得意地写道：“余奔走革命以来，常于积极进行之中，忽萌消极退隐之念，昔前辈领袖问余，汝何日始能专心致志于革命？其他厚爱余之同志，亦常讨论如何而能使介石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凡此疑问，未易解答，惟当时不能明言，至今日乃有圆满之答案。余确信余自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即自今日始也。”

    陈洁如对蒋介石的背信弃义作了详细的描述：

    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烈日当空，暑气逼人。这天早晨，介石驾临我母亲家中。我竟然不屑请这位不速之客就坐。我以讥讽的口气说：“大驾光临，有何贵干？无事不登三宝殿，你今天突然来，一定有所求？”

    他说：“你猜对了。我是来同你谈谈赴美之行。我已跟张家的黛瑞莎和海伦谈好。你只要离开五年。这是你的船票。”

    我没有理他伸出来的手，答道：“我已经让开，让你去实现你的雄心，你还要怎样？你是存心要逼我去美国流亡吗？”

    然后，他和母亲谈了几分钟。母亲望着我问道：“女儿呀，你有意出国吗？”

    我急急地说：“我不要去。为什么要我去那么远？那就像是流亡。”

    他大声说：“只要五年。”

    我也大声地说：“你所有的承诺都一文不值。你怎可期待我再相信你的任何话。”

    他急急地说：“我发誓，我说五年就是五年。”

    母亲说：“你知道不知道，发誓就是祈求神明见证你的誓词。如果你故意说谎，那就当心天打雷劈。”

    他说：“当然，我心口如一，我可以为此发誓。”

    母亲说；“好，那么我们听你在佛前立誓。”她走向佛坛，拿起三炷香，一对蜡烛，点燃它们，插在香炉中。

    介石毫不犹豫，在佛像前立正，起誓说：“我发誓，自今起五年之内，必定恢复与洁如的婚姻关系。如果违反誓言，没有将她接回，祈求我佛将我击毙，将我的南京政府打成粉碎。”  

    誓毕，他看着母亲问道：“你现在相信我了吗？”

    母亲叹了一口气说：“好，我相信你。”

    然后，他从桌上拿起那三张船票，交给母亲。

    这样，陈洁如就被强迫送到美国去进修了。

    到美国后又如何呢？以下是陈洁如回忆录的最后陈述：

    抢人家的丈夫，这在世间不算什么新鲜事。但我从来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种事居然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问自己，我是否应卑贱地弯腰赔笑，以让出我的丈夫？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甚至在自己的领事馆中，也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物。

    只有亲身承受过这种贬黜的人，才能体会那种耻辱和内心遭受鞭挞的滋味。我果真失魄发疯了。我在屋内跑来跑去，两手乱抓头发，疯言疯语，嘶喊狂叫。我这疯狂的举动惊动了公寓的房客，他们叫来了管理员。管理员小心翼翼地走到我门口，问道：“有什么不对劲吗？”

    我扯个谎：“我刚才做了一个噩梦。对不起打扰了大家。”

    我怀着一颗抑郁的心，在屋内坐了一整天整夜。又到黎明时分了。我走出房间到了街上，不经心地走着。最后又走上河边大道。这时，我已很疲累，随即穿越大道，到了河边，浑身无力地望着哈得逊河。河水正在徐徐流动，看起来颇为安详。我望着迷人的水流，暗自诉说：“从你的沉重悲痛中自我解脱吧。”

    随后，一股无可抗拒的冲动笼罩了整个的我，要我跳下去，从此一了百了?生命已不值得再活下去。突然间，我大叫：“妈妈，请宽恕我，我的苦难再也无法忍受，我们来生再见吧。”

    我的一只脚已踏上栏杆的低层，挺起了身躯，正想爬过栏杆。但一只有力的手臂忽然从后面抓住我的肩膀。我吃了一惊，转过头看，那是一位灰发的老爷爷。他训勉我说：“别做傻事，自杀是一条懦弱的解决办法，不可以将你年轻的生命如此抛弃。回家去吧，学着过有用的生活，不要自悲自怜。”我从头到足，都在颤抖。几分钟后，我稍为镇定下来，这位和善的老者陪我步行到我公寓门口。

    回到我的房间，我坐在椅上，思索那位善良老者的话。他已救我一命，我甚至没有向他说声谢谢。他是对的。如果我毁掉自己，我的身体会浮在水面，漂入大洋，喂作鱼食。我自己的悲伤痛苦会从此了结，但最亲爱的母亲呢？她会为我之死而悲痛欲绝。母亲给了我生命，而我将它毁，岂非大不孝乎？

    我跪在地板上，喃喃自语：“亲爱的妈妈，我终此余生，将尽量使你快乐。我不再寻死，因为这会使你悲伤。”

    啊，虽然中国全境已于１９２９年由介石予以统一，然而他既没有做出任何尝试，以履行我们前此的约定，也没有维持我的生活。对他而言，我是一个他素未相识的女人。为其自身的方便，他一直忘却：他曾按照合法的中国仪式，与我结婚，而我也曾悄然走避，以使他得以实现其完成北伐统一中国的雄心。但是，我当时不知：我为了帮助他，不得不无休止地付出，以承受他所强加于我心灵深处的那个烙伤。在所有这许多苦涩岁月中，我未曾再婚，而过着一种困窘、隐避和自我抑制的生活。为了谋生度日，我担任私人家教，教授中英文。我在路上被那些知道我过去的人认出的时候，他们总是好奇地瞪眼看我，指说那个女人就是蒋介石为迎娶宋美龄而遭遗弃的可怜人。

    《传记文学》出版社在出版《陈洁如回忆录》时为该书作了如下的按语：

      “满清以前不必说，就以民国八十年来说，不知有多少历史事件说不得、写不得、碰不得，既没有人定期公布档案，许多历史黑匣子到现在也没有人敢予开启。如果我们的统治者一旦登上政治舞台，就会自己编造一套自己的历史，由不得你不信，信我者得永生。这样的黑匣子历史，统治者自己虽然认为可以自圆其说，说穿了等于没有历史。许多知识分子一到国外，发现教科书以外的历史，发现教科书以外的异说，很快就把教科书上的历史推翻了。”

    正是：

        作践女子如换鞋，

        流氓作风传世代。

        试问今人果何在，

        牧童遥指中南海。

 

 

第三十八回

 

蒋介石南京坐定

张学良东北易帜

 

    蒋介石下野后，南京政府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它既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又没有足够的财政力量。最后，他们不得不派人到上海请蒋介石复出。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３日，蒋介石就在他上海的新居拉都路３１１号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会议决定于翌年１月１日起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并推蒋介石负责筹备。于是，蒋介石就带了新夫人宋美龄移居南京。

    复职的障碍是清除了，但汪精卫、胡汉民两人仍在，当大会推选领导人员时，汪胡将成为蒋介石独揽大权的障碍。三年前，蒋曾在广州上演过逼走汪胡的活剧。现在他故技重演，又一次设法挤走汪胡。

    事有凑巧。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１１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聂荣臻等，趁粤桂军阀混战之际，领导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和广州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但由于优势敌人的进攻，起义遭到了失败。张太雷英勇牺牲。

    汪精卫的死对头吴稚晖就抓住机会，硬说汪精卫是起义的黑后台。反汪派群起而攻之。蒋介石乃出来演“白脸”，劝告汪为了安全起已，以暂时离开为妙。于是汪又一次被迫亡命法国。

汪精卫走了，胡汉民还在。蒋介石看到汪已出走，汪派对他已不构成威胁，乃回过头来支持汪家班底，对付胡汉民。胡派感到无法与蒋介石合作，气愤地宣称不愿再参加四中全会。胡汉民、孙科等乃以出国考察为名，于１９２８年１月２５日，离沪去欧洲。

陈洁如曾指出，蒋介石永远想当“第一”，这真是一针见血地刻画了蒋介石的形象。

南京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完全是在蒋介石操纵之下召开的。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其中包括三项组织条例：（一）国民政府组织条例，规定国民政府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导与监督，掌理全国政府。（二）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军事委员会为最高军政机关，掌管全国海、陆、空军。（三）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为国家战时军令之统一，特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人，凡属于国民革命军之陆海空军，均归其节制指挥”。

大会推选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九人中之五人：蒋介石、谭延恺、载季陶、丁惟汾、于右任。其余四人待胡汉民汪精卫等回国后再补选。

蒋介石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同时他又是中央政治会议主席。

这次大会是蒋介石在全国建立独裁统治的起点。

    蒋介石在稳定内部以后，就赴徐州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他宣称这是“继承中山遗志，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壮举。”这次北伐军共有四个集团军。第一军的司令由蒋介石自兼，第二军司令为西北军头头冯玉祥，第三军司令为晋军头头阎锡山，第四军司令为桂系头头李宗仁。

    这次北伐的主要对象是盘据在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张是土匪出身，后为满清皇朝收编。满清完蛋以后，他投靠日本人，发展势力，成了东北王。在第一次的直奉战争中，他为吴佩孚所败。但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取得了胜利，进驻了京津。

    张作霖在北京自封为大元帅。他还犯下了一起滔天罪行，那就是搜捕了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并对他施以绞刑。李大钊从容就义，面不改色，却令刽子手为之失色。

    正是：

          临危不惧称英豪，

        得殉主义亦逍遥。

        读尽中共建党史，

        掩卷连哭李大钊。

    国民党军的作战部署是：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第二集团军沿京汉路，第三集团军沿郑太路，向北京挺进。

    与蒋介石的第一军作战的是张宗昌的鲁军。该军共有六万多人，大多由土匪改编，战斗力极差。战端一开，张宗昌就下令鲁军总撤退，蒋军几乎不战而进军到郯城。４月２２日，蒋冯两军在泰安会师。当两军逼近济南时，济南守军大乱，弃城溃逃。５月１日，蒋军部队进入了济南城。

    当时日本的首相就是提出那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拆》的田中义一，他不甘心中国之统一，乃下令驻青岛的日军进行干预。５月２日，日军也开进了济南城。３日，日军动手，在济南杀害了中国军民千余人，就是历史上的“五三惨案”。蒋介石在日军暴行面前惊惶失措，不敢抵抗，马上下令撤出济南。他在日记中自我安慰说：“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慎之，勉之。”。由此可见蒋介石之对日不抵抗主义由来已久，并不始自“九一八”也。

    ５月１０日，国民党在兖州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北伐军绕过济南北进。蒋介石本人则不敢继续留在前线，乃托辞把北伐的指挥责任交给了冯玉祥。

    在北伐军的几路夹攻之下，张作霖的奉军节节败退。他感到大势已去，乃于６月１日在怀仁堂召开外国使节会议，向各国使节告别。３日夜，他乘专车出关。４日，当车子行至皇姑屯时，被日本人所埋的地雷炸死。

    日本人为什么要炸死张作霖呢？因为张一方面依靠日本壮大自己的势力，一方面又不愿百分之百地充当日本的走狗。这当然引起了日本人的不满，他们决定要在张之外物色其他人物。

    ６月６日，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和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开到北京郊区。８日，第三集团军在总指挥商震率领下开进了北京城。接着，蒋介石在南京宣布将北京改名为北平，以提高南京的地位。

    此外，蒋介石又出一怪招，决定在北平举行四个集团军总司令祭奠孙中山灵柩的盛典。孙中山的灵柩安放在碧云寺。７月６日上午，蒋介石为主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襄祭的祭礼开始。主祭蒋介石献花圈，行三鞠躬礼。然后由商震代表蒋介石读祭文。

    祭文曰：“维中华民国十七年七月六日，国民革命军祭奠北平，弟子蒋中正谨诣香山碧云寺，致祭我总理孙先生之灵曰：溯自我总理之溘逝，于今已三年余矣，中正昔待总理，亲承提命之殷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诲拳拳，所以期望于中正者，原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

    这明显地向世人宣布，我蒋介石是孙中山的正宗传人。

    读罢祭文，开棺盖，瞻仰中山先生遗容。蒋介石顿时扶棺痛哭。冯玉祥上前相劝，他哭得更为起劲。

    正是：

        逢场作戏蒋中正，

        总理灵前哭声声。

        实践最能辨真伪，

        违背遗训第一人。

    那时，东北仍在日本人的隐影之下，中国能否真正统一，还未成定局。关键人物是张学良。

    张学良是张作霖的长子，１９０１年６月４日，生于辽宁省台安县。张作霖本人没有文化，免不了受人奚落，因此他特别重视子女的教育。他没有送张学良进小学 ，而是在家中设馆。他既请了老秀才传授传统中国文化，又请了归国留学生教授英文。因此，张学良从小就受中西文化的双重感染。由于他的特殊地位，外国人也很注意他，所以很早就被拉入当地的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并成了青年会的积极分子。沈阳在当时被称为奉天，辽宁省亦称奉天省。

    因此，张学良不仅接受了我国传统的忠孝仁义等儒家思想，又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以及基督教的为他人服务、友爱、容忍等观念。有人说他有儒、佛、老、耶四种思想，也不无道理。其实，在张学良九十寿辰的时候，他还以信耶稣而自豪。

    他的兴趣又是多方面的。他的书信，文字流畅，书法清秀。他也懂音乐，喜好京剧。他的体育爱好很为广泛，网球、高尔夫球、篮球、骑马、射击、桥牌等，无一不通。更为难得的是，他会自己开汽车和驾驶飞机。这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是独一无二的。

    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８日，奉天省长公署发布公告，宣布奉张作霖遗命，张学良于１７日代理奉天军务督办。７月３日，东北三省议会联合大会又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时年二十七岁。

    张学良从小就亲眼看到日本人在东北作威作福，日军和日侨横行霸道，欺压人民。他也看到日本人对他父亲颐指气使，予取予求。他在自白中曾说，他一向“痛恨日本对华之侵略，幼年时亲见日人在东北之暴行，及长，明国家之大义。”他崇拜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等民族英雄，赞赏纳尔逊、加里波的等西方英雄。他羡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强，很想有一番作为。他在就职时宣布了他的对内对外政策。对内是停止内战，“若非他方危害，侵及生存，决不轻言战争”，对外是“将以最诚恳的态度与友国相周旋，求达共存共荣的目的。”他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并公开宣布“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我有决心服从能统一中国的人。”

    日本特务早已探知张学良有归顺南京之意，乃多方加以阻挠。８月４日，日本派曾任驻华公使的林权助为特使来奉天，以吊唁张作霖为名，劝阻张学良。他向张学良转达日本政府的意见，表示日本愿全力援助以维持东三省之治安，并开发东三省。他许诺，“如南京政府以武力压迫东北，日本愿不惜牺牲，尽力相助；如东北财政发生困难，日本之银行愿予充分接济。”

    张学良对林虚与委蛇。林于最后一次谈话中乃威胁说：“如东三省与国民政府妥协，日本在满权益受损害，则日本已有采取行动之重大决意。”

    张回答说：“我为中国人，应以中国人之立场为出发点。我之所以愿与国府妥协者，实欲完成中国之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之政治而已。但最后仍当以东三省之民意为依归。不过就国际关系而言，日本亦不至冒干涉中国内政之不韪。”

    林气急败坏地说：“日本已有决心，即甘冒干涉内政之嫌，亦所不避，愿?司令速下决意。”

    张斩钉截铁地说：“我的决意以东三省民意为定，我不能拂东三省的民意。”

    双方不欢而散。

    但当时日本在奉天有驻军，张学良不能不审慎行事。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谈及与林权助的威胁时提出了三种应付方法：“一曰强硬，二曰软化，三曰圆滑。强硬则必动武，不但东三省力有不足，即全国协力亦无把握。软化则东三省成为保护国，为朝鲜第二，非所敢出。暂时，以圆滑之法延宕之，一面于国际间着手运用，折其野心，始有办法。”

    南京政府乃吁请英美政府协助。英美以九国公约为由，向日本提出了意见。日本乃不得不有所收敛。

    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２９日，东北终于宣布易帜。张学良宣布：“我们今天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权力，举政还给中央，以谋真正的统一。”东北各地，立即挂出了事先秘密制就的成千上万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至此，北洋军阀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蒋介石得到了完成北伐统一中国的盛誉，更巩固地掌握了南京中央政权。

    正是：

        深明大义张学良，

        为求统一诚归蒋。

        爱国全靠热心肠，

        切忌出身论短长。

 

 

第三十九回

 

蒋介石皈依基督

黄雪芬见证耶稣

 

    １９２８年９月初，流亡在外的胡汉民回到了上海，他主张实施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并拟就了一份《国民政府组织法草案》。蒋介石表示接受。１０月３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通过了该法。

    １０月８日，选出了新的政府：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行政院长谭延恺，副院长冯玉祥；立法院长胡汉民，副院长林森；司法院长王宠惠，副院长张继；考试院长戴季陶，副院长孙科；监察院长蔡元培，副院长陈果夫。

    国民政府主席的职权有：（一）代表国民政府接见外使，举行或参与国际典礼；（二）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三）主持国务会议。

    接着，蒋介石又提出了一个“编遣计划”，其中心意思是巩固他自己的第一军，但要大大地削减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第二、三、四军。这当然引起了后者的反抗。

    冯阎李三人在中央都有部长级职位，但他们都拒绝到南京来就职。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２６日，蒋介石发表文告，宣布：在中央有职务者不得再兼省职，国府委员应驻京，无公事不能离京。１９３０年２月２０日，他又发表《告同胞书》，声称：如有称兵作乱者，当以武力讨平之。

    这无异是对冯、阎、李的爱的美敦书。２月２３日，冯、阎、李等４５人联名通电，要求国军“编遣会议”重作决定。蒋介石当然不予理睬。

    冯阎李三派决定联合造反。４月１日，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在潼关，李宗仁在桂林分别就任副总司令。阎锡山发表就职通电，揭露蒋介石的罪恶：“党国不幸，三全大会指定过半数之代表，致使党权高于一切，党变而为一人之化身。专制独裁，为所欲为。而政治上之一切?错误，其责任悉归之于党。以致贿赂公行，国人不敢诘责；土匪遍国，政府不加过问。筹巨款，借巨债，无非成全其篡窃之具。张挞伐，行暗杀，无非私张其篡窃之威。党不党矣，政不政矣，国不国矣，民不聊生矣。”

    在这段时期内，已被蒋介石国民党开除党籍的汪精卫，也在海外频频发表反蒋宣言。他否定南京三中全会的合法性，要求改组国民政府。被称为改组派。他于１９３０年２月１８日电阎锡山曰：“ 整个的党，统一的国，实为至要之图。得公主持，深慰海内云霓之望。年来党国分崩离析，实蒋个人独裁一念有以致之。欲救此祸，首在化私为公，于党恢复民主集权，于国实现民主政治，庶内争可息，邦本永宁。惟望我公坚持正义，不避劳怨，与海内同志，共底于成。”

    ３月１５日，电李宗仁曰：“今蒋中正，灭绝人类道德与国际信义，不特中国之罪人，直世界之公敌。”１６日，又电冯玉祥曰：“弟一息尚存，以追随诸同志之后，誓除此背叛主义，流毒党国，灭绝人类道德，破坏国际信义之残贼。”２０日，又电阎冯等人曰：“蒋中正背叛主义，祸国殃民，欲借其金钱武力，以造成个人独裁之基础，去年讨蒋军兴，同伸义愤，徒以步伐未齐，致稽无功。今阎冯诸公戮力同心，一致进行，最后胜利，可为预祝。”２４日，又电阎锡山曰：“讨蒋军事，得公主持，武装同志得所秉承，指挥若定。惟军事进行之时，政府亦宜同时组织，庶对内对外，足资号召，望公毅然主持，使国民政府克日成立，并望担任国府主席，领袖群伦，共成大业。”

    １９３０年４月开始的反蒋大战，主战场是在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所以被称为“中原大战”。冯玉祥的西北军命名为“中华民国第二方面军”，倾三十万大军分六路从陕西进军河南，并继续东进，主要沿陇海路作战。命名为“中华民国第三方面军”的晋军，总兵力二十余万，分别投入津浦与陇海战场作战。冯系的石友三部，编为“中华民国第四方面军”，倾十万之众，主要在山东作战。南方的桂系与张发奎部，共有人马三万，主要进攻湖南。反蒋联合阵线总共集中的七十万大军，目标皆指向南京。

    蒋介石对各反蒋联军的军事进攻早有应变准备。４月５日，南京政府就下令通辑阎锡山。５月２日，蒋介石在南京举行誓师典礼，表示了他要与反蒋派拼杀到底的决心。８日，他渡过长江北上，先后到蚌埠、济南、充州检查作战的准备情况，然后坐镇徐州指挥。

    蒋介石先派何应钦率领广东陈济棠部、朱绍良部和湖南的何键部，以较优势的兵力与南方桂系、张发奎部作战，想迅速解决南方之战，然后集中兵力对付冯阎。

    湖南战场的桂、张军６月４日攻入长沙，６月８日又玫克岳阳，蒋军撤退到贺胜桥以北，武汉吃紧。可惜冯玉祥将西北军过早地东移，贻误了战机。陈济棠的粤军从南面断了桂、张军的归路。桂、张军在突围中损失惨重，并从此一蹶不振。

    蒋介石取得对桂、张作战胜利之后，集中兵力与西北军和晋军作战。８月底，蒋介石在陇海线上发动了总攻。双方战斗甚为激烈。这时，汪精卫亦由香港返回北平。８月７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选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李宗仁、谢持为国府委员，推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反蒋派在组织上有了大联合。

    从这次战争一开始，拥有数十万大军的张学良就一直采取中立态度。蒋方和反蒋方也一直在极力争取张学良。张学良似乎已成了决定胜负的一个关键。在这一竞争中，蒋介石明显地处于有利地位，因为他既名正言顺，又财力充足。９月１８日，张学良终于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并正式就任南京政府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１９日，奉军入关，扩大会议成员逃出北平，它的“国民政府”立即垮台。汪精卫又再次逃往香港。长达半年之久的内战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

    在这场战争中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蒋介石在向宋美龄求婚时曾承诺要受洗为基督徒。但他的诺言迟迟没有兑现。有一次，冯玉祥的军队把蒋介石逼得走投无路。但却促成了他的受洗。以下就是江长川牧师的叙述：

    “民国１７年之某日，我接到蒋夫人的一封急电，要我即去南京。我于次日清晨到达。获知夫人要我以家庭老友资格，劝请蒋先生接受基督教。由于蒋先生公事甚忙，故迟至下午四时始能晤谈。蒋夫人提议驱车出游，且行且谈。随即备了三辆汽车。居中一辆则由我们三人乘坐。

    “车行中，蒋夫人力劝蒋先生接受基督教，并正式受洗礼。她说：‘我们的老朋友江牧师不久将赴美国，此行将逗留许多月。’蒋先生则不愿受洗过速。他答称：‘我现在只读完新约第二遍，正开始读旧约，我要对基督教多知道一点，然后正式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我们继续谈了一些时，我后来赞同蒋先生的意见，建议他在我出国的时候再熟读圣经。

    “我在美国时，中国某一军阀（指冯玉祥）与中央政府间发生内战。在战争进行中，蒋先生被敌军诱困于开封附近，四面几被包围。处此失望之境，蒋先生祈祷上帝解救，并声言此次得救后，定即正式信仰基督为救主。上帝对此祈祷即予接纳，天上骤下大雪，为此季所罕见，固使敌军无法进迫。结果，不仅使蒋先生的生命得以保全，且转败为胜。”

    宋美龄看到他丈夫有皈依之念，马上又一次电请江牧师来南京，为蒋介石施行了受洗礼。从此，蒋介石就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

    耶稣是不是真的灵呢？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证实也是无法否定的命题。我们不妨在这儿引用何香凝的外甥女黄雪芬所写的一本书来试图说明这一问题的某一种说法。这书题为《蒙恩的见证》，记述了生于１９０５年的黄女士的亲身经历。

    “我生在一个拜偶像的家庭，当我少年的时候，就想到人生有什么意义，死后到何处去？神奇妙地引导我一家由广州迁到香港去定居。我有机会进入一所基督教五旬节会办的小学读书，得闻福音真理，认识了主耶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我诚心接受主耶稣为我的救主。由那时开始，奇妙的救主一步一步地引导我走在正路上。我渴望作个基督徒，在人看来是没有可能的，但在神是没有难成的事。一个反对基督教的父亲，竟然将我许配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这是一件神迹奇事。

    “１９３０至１９３８年，神奇妙地引导我夫妇又来到广州。我在这期间，虽然生养三个儿女，还要做工供给家庭和丈夫学医一切所需要的。但这些些事不能阻碍我灵修、听道的时间。１９３５年在一次培灵会上，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愿神随意使用。

    “１９３８年广州快失陷时，神奇妙地阻止我们往香港，带我们去到澳门。我们在那住了七年，不但免受香港沦陷时的一场灾难，还能被主使用，为主多结果子。神赐给我丈夫医病的恩赐，又为我们预备丰富的药品和粮食，使我们可以帮助不少逃难而来的人。神赐给我讲道的恩赐，不但可以领自己的家庭聚会，还被请到教会去传福音。抗战胜利后，我们在广州事奉神。

    “我们必须知道有许多疾病是撒但的攻击。我一生患过三次大病，都是撒但的攻击。第一次在１９５０年。我准备要去香港领一位老人归主。撒但使我突然心力衰竭，全身没有气力。许多弟兄姊妹劝我必须休息，不宜远行。但我经过祷告，知道我此行必能成功，所以撒但要攻击我。我靠着主的恩典得胜了撒但的拦阻，结果不但这个人受洗归主，还有几位弟兄姊妹也信了耶稣。不但如此，我在那里遇见一位主的忠仆，他为我抹油按手祷告，我经常低烧，从此就好了。

    “第二次１９６０年，患白喉入了传染病院，在五一节那天，医生放假，我突然发高烧，喉痛如刀割，我丈夫来看见我的痛苦，以为我会死去。感谢主保守我安然度过一夜，翌日医生回来给我注射喉血清，很快好了。

    “第三次是在１９８３年，我在一个月内开两次刀，都是冒着生命危险而施手术的，也是撒但的攻击，他要我死。但神藉此教训我。我回想自己实在是失去了起初爱主爱人的心。我表示悔改，蒙主怜悯，使我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糟害。他不但保留我的性命，且使我经过手术，如鹰返老还童，身体也好了。我出院之后与主亲密交通，蒙主指示，写了《蒙恩的见证》和《在基督里》。全国各地不少信徒看过我的书，来信与我相交，也有不少信徒为我祷告，使我有超然的能力，快９０岁的人，还可独自往来，到各处为主作见证。

    “我在３０岁开始为主作见证，传福音的时候，就开始患心脏病，直到现在，神让这根刺留在我身上。我丈夫是个医生，他常说我这种病随时会突然死去。但我不以性命为念，经常带病去探访信徒，到处传福音。感谢主，我做工时，满有体力，但一回到家中，便要卧床，全身无力。

    “１９９２年，我出国探亲，受到家人亲友热情的接待。他们都留我在美国安度晚年。但我清楚知道神的旨意，他带我到此，不过是叫我稍得休息，恢复体力。所以我决定春节后回国继续为主做工。

    “我所事奉的是一位三一真神，是永远活着的全能者。我们务要一心尊主为大，遵行他的旨意，直到主的再来。”    正是：

        上帝创造人类？

        人类创造上帝？

        数千年的争辩，

        迄今未曾见底。

 

 

第四十回

 

苏维埃定都瑞金

毛泽东首任主席

 

    朱德和毛泽东的会师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会师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从原来的二千人增加到一万多人。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是以大革命时期战功卓著的叶挺独立团为骨干，装备和训练都比较好，有较强的战斗力。参加这次会师的谭震林回忆说：“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部队大了，我们才有力量打下永新。当然，在这之前也打下了茶陵、遂川，也占领了宁冈县城。那时不敢走远，因为国民党来上两个团我们就打不赢。可是朱毛会师后力量就大了。”

    蒋介石命令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多次“进剿”。边界特委的红四军军委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对策：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反对逃跑主义；深入边界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中的党组织帮助地方党组织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散兵力，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根据地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

    由于这些策略适当，加上边界地形有利于斗争，湘赣两省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军队的行动又不尽一致，所以，尽管前来“进剿”的军队至少有八九个团，多的时候达到十八个团，但红军以少数兵力，经过四个月的周旋，却接连击破敌军三次“进剿”。最大的一次胜利是１９２８年６月２３日的龙源口战斗，歼敌一个团，击溃敌军两个团。这次大捷后，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全境，吉安、安福县各一部分，遂川县北部，酃县东南部。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在作战方面，毛泽东、朱德把红军的经验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是适应当时情况的带有朴素性质的游击战的基本原则，对红军游击战起了有效的指导作用。

    在全国处于革命低潮的时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建立革命武装、深入土地革命、加强政权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不仅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起义武装树立了榜样，提供了比较完整的经验，并且在广大革命者中燃起了新的希望。

    可是，井冈山这个地区作为革命根据地也有它的弱点。第一，井冈山山区虽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随着红军人数激增，加上国民党军队对这个地区的反复“进剿”和严密封锁，经济上的困难日趋严重，连军民的日常衣食用品也难以保持必要的供应。第二，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区，这两条大江都无法徒涉，因此军事上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这两个弱点在初期并不明显，在红军力量逐渐扩大时，便逐渐清楚地暴露出来。

    １９２８年７月间，在湖南平江，一部分国民党军队由彭德怀、黄公略领导，举行起义，组成工农第五军。１２月１１日，彭德怀率领第五军七百多人来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不久，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队分五路向井冈山进攻。红军在宁冈县柏露村举行会议，决定由彭德怀指挥一部分红军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陈毅于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４日率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人向赣南出击。

    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后，最初的经历是很艰难的。由于脱离了原有的根据地，以及受着敌军重兵的尾追，屡次陷入险境。１９２９年２月１１日，他们在赣南瑞金的大柏地伏击，一举歼灭敌军。这次大捷，扭转了红四军被动局面。随后，他们挥师北上到达东固，同李文林等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会师，开始在赣南站住脚跟。４月１日，又在瑞金同从井冈山突围的红五军主力会合。

    １２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重要决议，它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批评了那种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单纯军事观点。它再次提出红军必须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批评了主张走州过府、流动游击、不愿做建设政权的艰苦工作的思想。

    古田会议选举产生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１９３０年６月，赣西南，闽西地区的红军合编为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共有二万余人，成为全国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

    到１９３０年，全国红军已有六万多人。除毛泽东等领导的赣西南根据地外，重要的革命根据地还有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湘赣等。

    在湘鄂西，１９２８年初，贺龙、周逸群等先后到达湖北洪湖和湘西桑植地区。贺龙把几支农民游击队组织起来，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１９３０年７月，他们同由鄂西游击队总队扩编而成的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部队扩大到两万余人，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

    在鄂豫皖，红军游击队也发展得很快。一块是鄂豫边根据地，一块是豫东南根据地，一块是皖西根据地。中央军委派徐向前到那里负责军事指挥工作。这便是以后鄂豫皖中央局和红四方面军的前身。

    在湘鄂赣，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从赣南返回这一地区后，扩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和前委书记，创立了湘鄂赣根据地。

    在广西西部，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和张云逸等，在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和１９３０年２月，先后在广西百色和龙州举行起义，成立了红七军和红八军、创立了左江右江革命根据地。

    为了集中领导，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同时，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

    毛泽东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在１９３６年曾向美国记者斯诺作过自我介绍如下：

    我于１８９３年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我父亲原来是一个贫农，因为负债过多而只好去当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攒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地。后来又买了七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那时候我家每年可以收入８４担谷。

    我８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１３岁。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开始给家里记账。他要我学珠算。既然我父亲坚持，我就在晚上记起账来。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

    我是家里的读书人。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我１３岁时，终于离开小学堂，开始整天在地里干活。尽管这样，我还是继续读书，如饥如渴地阅读凡是我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经书除外。我常常在深夜里把我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念头。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的。为此我们发生了争吵。最后我从家里跑了。

我父亲决定送我到湘潭一家同他有来往的米店去当学徒。起初我并不反对，觉得这也许是有意思的事。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有一个非常新式的学堂，于是决心不顾父亲反对，要到那里上学。学堂设在我母亲娘家的湘乡县。我随表兄到那所学堂去报了名。我缴纳了

１４００个铜元，作为五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我父亲最后也同意我进这所学堂了。那时，我１６岁。

    我开始响往到长沙去。我非常想到那里去进一所专为湘乡人办的中学。我步行到长沙，极其兴奋，一面又担心不让我入学。出乎意料，我几乎没有遇到困难就入学了。但是政局迅速发生改变，我后来在那里只呆了半年。

    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力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这个时候，我也听说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我激动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这时，有许多学生投军。我决定参加正规军，为完成革命尽力。可是，正当湘军准备采取行动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和议，预定的战争取消了。我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军队，决定回到我的书本上去。我一共当了半年兵。

    我下一个上学的地方是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我得出结论，还不如自学更好。我在校六个月就退学了。我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我非常认真地执行，持之以恒。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很有价值。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只停下来买两块米糕吃。我天天在图书馆读到关门才出来。

    这时候湖南师范学校的一则动听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我津津有味地读着它的优点：不收学费，膳宿低廉。我在师范学校读了五年书，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我同住在其他大小城市的许多学生和朋友建立了广泛的通信关系。我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比较严密的组织。１９１７年，我和其他几位朋友一道，成立新民学会。学会有七、八十名会员。其中有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

    这样的团体大多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由陈独秀主编。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我在１９１２年进师范学校，１９１８年毕业。

    关于毛泽东的以后的事，大家都早已熟悉了。

    正是：

        二十八划师范生，   

   胸中自有百万兵。

        驰骋南北好咏雪，

        移走三山酒犹温。

 

 

第四十一回

 

瞿秋白走上盲动主义

狱中人留下《多余的话》

 

    话说２０年代后期在上海滩上，曾有两起婚事闹得满城风云。第一起当然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政治婚姻。另外一起却是出人意外的瞿秋白和杨之华的婚事。

    杨之华本来是有夫之妇，但她个性活泼，思想进步，竟进了当时由于右任为校长的上海大学。上海大学的教务长就是瞿秋白。他与杨之华一见之下双方就发生好感，不久闹出了一场师生恋。

    师生恋算不了什么新鲜事，新鲜的是：在瞿杨的结婚典礼上，出任杨之华的主婚人的竟是杨的前夫沈先生。沈先生亲自把之华交给了瞿秋白，并当场发表了即席讲话。他说：“之华是我亲爱的人。我一直把她的幸福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当我知道她和我在一起不能使她幸福，而只有瞿秋白先生能使她幸福时，我很高兴。因为她的幸福会使我高兴。所以我今天很高兴地亲自把之华交给瞿秋白先生，并衷心祝愿他们白头偕老，永远快乐。”

    在封建思想充塞全社会的中国，有一个男人竟敢把自己的妻子公开地交给别人，这不能不算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难怪这一条消息立即被上海滩上的小报炒成特大新闻。这倒也符合新闻学的原理：“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正是：

        小报并非瞎起哄，

        首吃螃蟹是英雄。

        世间原多风流债，

        秋之白华图章红。

    我们在这里所以要提瞿秋白，因为他是继陈独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曾说：“我们党的历史有五朝领袖：第一朝是陈独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发（实际上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张闻天。”瞿秋白的地位不是已经钦定了吗？

    瞿秋白何许人也？他在１９３５年向记者作如下的自我介绍：

    “我是江苏武进人，今年３８岁，照阳历推算实为３６岁。若论家史，可谓世代书香，自明末历清朝二百余年，代代为官。先祖在光绪年间为湖北藩台，曾一度署理巡抚。先伯父历任浙江萧山常山县知事。父亲则近于纨绔，吸鸦片，不事生产。鼎革后，祖父及伯父相继死，家计遂异常窘迫。父亲出外飘流，只能糊其个人之口，母亲携我及弟妹四人，以典当度日。我是时在常州中学读书 。母亲为贫穷所逼，旋自缢死。我有堂兄一，任职北京政府陆军部。彼带我至北京，考取北京大学，以无费用，未入学。适外交部开办俄文专修馆，不收学费，乃改考入该馆。五四运动，我为校内学生会领导人物，甚为活动。毕业后，北京晨报馆欲派一新闻记者驻俄，友人以我介绍，经认为合格，遂往莫斯科。次年，张太雷介绍我入党。我认为欲明了苏俄国家一切，非入共党恐不易得个中真象，故即应允入党。对于马克思列宁学说，渐有兴趣，阅读书籍亦日多。旋中共派往莫斯科第一批学生六十余人到达，入莫斯科大学东方部，由我担任翻译。张太雷等回国，邀我同回，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到广州参加，并时往来于沪粤。旋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授社会科学。武汉时代，我在武汉军分校为政治教官。国共分裂，我遂未露面。”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在党内大批陈独秀的所谓右倾投降主义，陈当然被排除出领导地位。瞿秋白会俄文，被第三国际代表罗明纳兹选中，替代了陈独秀。在罗明纳兹暗中指挥下，中共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它否认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形势转入低潮，认为“革命潮流始终不是低落的，而是高涨的”，“是直接的革命形势”，否认组织必要的退却，而是命令各地进行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起义。它强调向中心城市进攻，以农村暴动配合城市暴动，幻想实现全国总暴动的策略。结果产生了瞿秋白的“盲动主义”，给革命造成了不少损失。

    后来，瞿秋白就赴瑞金，任苏维埃的教育部长。当红军被迫离根据地长征时，瞿秋白因身体欠佳，被留了下来。他在潜回上海的途中，被国民党捕获，并终于在福建长汀枪决。他在狱中留下了一部奇书，就是《多余的话》。摘录如下：“话既然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了，就是有话，也可说可不说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久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知识分子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不发作了。”

    他接着叙述了他的身世，直至１９２８年。“１９２８年６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罢，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可是，事实上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者是李立三和向忠发，而我只在莫斯科当代表。直到立三路线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我回到上海开三中全会，我更觉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确实非常薄弱，竟辨不出立三的错误程度。结果，中央不得不再召开会议，来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和我的政治局委员。新干部起来接替了政治上的最高领袖，我当时觉得松了一口气。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文人而已。对于政治，从１９２７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

    “我写这些话，决不是要脱卸什么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负什么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过想把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声名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

    “我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知识，曾经在当时起过一些作用，而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同时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正确的。如果同我谈起政治问题，我除开根据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来推论以外，却又没有什么别的方法。事实上我这些推论又恐怕包含着许多机会主义，也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内，这是‘亦未可知’的。因此我更不必枉然费力去思索，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

    “我家乡有句俗话，叫做‘作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这窠是始终做不成的。一个平凡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这期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际工作。他的空谈不过是表面的点缀，甚至早就埋伏了后来的祸害。这历史的功罪，现在到了最终结算的时候了。

    “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的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些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像我这样脆弱的人物，敷衍，消极，怠惰的份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的承认自己错误而根本不能够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而且，因为‘历史的偶然’，这并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曾经当过政治局委员的，这样的人，如何还不要开除呢？

    “记得１９３２年讹传我死亡的时候，有的地方替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叫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么个了。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冒充烈士而死。

    “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８日，瞿秋白被押往刑场枪决。他在路上高歌由他自己翻译的“国际歌”：“因特耐兴纳尔，就一定要胜利”。

    正是：

        寂寞此人间，

        且喜身无主。

        眼底云烟过尽时，

        正我消遥处。

        花落知春残，

        一任风和雨，

        信是明年春再来，

        应有香如故。

 

 

第四十二回

 

顾顺章出卖共产党

向忠发乞怜国民党

 

    在文革中，毛泽东指使的红卫兵给瞿秋白扣上了一个叛徒帽子，并砸烂了北京八宝山的瞿秋白烈士墓。而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也给自己扣上了一个叛徒的帽子。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里牵涉到一个叛徒的定义问题。党的叛徒应当指的是出卖组织或出卖同志的人，而不应当指别的。至于个人思想或信仰的转变，是平常的事，不应当斥之为叛徒。以叛徒两字扣帽子的始作俑者就是列宁。考茨基和伯恩斯坦是马克思的徒弟，他们只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列宁有不同，就被列宁扣上了修正主义和叛徒的帽子。瞿秋白是列宁的信徒，他也就以列宁所说的定义来为自己扣上了一顶叛徒帽子。其实，不管是张国焘也好，陈绍禹也好，都不能斥之为叛徒，充其极，他们不过是逃兵而已。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中，真正的叛徒只有两人，他们就是顾顺章和向忠发。

    顾顺章，上海宝山县人，原是上海南洋烟草公司的一名小工头。此人自幼喜欢弄枪舞棒，能够双手打枪，号称百发百中。他当时表示愿意进步，所以被吸收入党。

    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爆发。时在南洋烟草公司的顾顺章在厂里领导工人进行罢工，还组织纠察队，热心于买枪，搞武器；同时，打叛徒、工贼、流氓，他都参加，表现甚为勇敢。“五卅”运动后被调到上海市总工会工作。１９２６年，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１９２７年回国，参加周恩来领导的上海武装起义，担任武装纠察队长，在斗争中表现积极，颇有成绩。“四一二”事件后，调往武汉。在中共六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周恩来创建中央特科时，被任为行动科科长。他工作成绩显著，甚得周恩来的赏识。

    １９３１年３月，沈译民和张国焘要到鄂豫皖根据地去工作，中央特科派顾顺章由上海经武汉，护送他们前往苏区。在完成任务后，顾顺章在武汉停留，住汉口法租界的德明饭店。他不顾秘密工作的严格纪律，到处乱走。

    当时，武汉有个叛徒叫王竹樵。他叛变后，国民党特务机关命他到街上四处认人抓人。有一天，王竹樵来到江岸徘徊，中午刚过，顾顺章从武昌乘轮渡回汉口，下船到江汉关门口，被王竹樵一眼认出。他十分谨慎地暗中钉梢，一直跟到顾顺章的住处，然后马上报告上级，将顾顺章逮捕。时为１９３１年４月２４日，星期五。

    王竹樵是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武汉绥靖主任公署侦缉处的人。而徐恩曾的秘书却是共产党人钱壮飞。

    钱壮飞，浙江湖州人，１８９５年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１９２５年，钱壮飞与妻子张振华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８年春，钱壮飞由北京到上海，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则上海无线电训练班招考的广告，就去应试，考了个第一名。办这个训练班的就是后来成为中统特务头子的徐恩曾。由于钱壮飞精明能干，多才多艺，又和徐恩曾是同乡，使徐恩曾不得不另眼相看。同年，徐恩曾升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钱壮飞也因之升任无线电管理局秘书。

    １９２９年的一天，徐恩曾在家中宴请钱壮飞，席间，他说陈立夫邀他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他已经答应。该机构是对付共产党的，为了掩人耳目，对外挂总务科的牌子，地点设在南京。他还说，陈立夫要他找一两个最可靠的帮手，他已经推荐钱壮飞担任机要秘书，并得到陈立夫的首肯。他希望钱壮飞仔细斟酌，三天后给他答复。这样，钱壮飞就打入了国民党的心脏。

    顾顺章被捕的当天就叛变投敌。先将武汉的党组织出卖。作为共产党的特工领导，他知道许多党机密，知道中央领导人的地址，更知道钱壮飞的内情。他有资本可以向蒋介石邀功。因此，当他被押送到武汉行营侦缉处时，便以盛气凌人的口气问道：“你们的处长蔡孟坚呢？”

    在一旁的侦缉处长蔡孟坚不觉一愣，反问道：“你怎么知道这里有蔡孟坚?”顾得意地笑道：“我何尝只知道蔡孟坚，我还知道你们各大城市侦缉处处长是谁。”

    他又对蔡孟坚说：“在我到达南京以前，不要把我被捕之事向南京发电报。”２４岁的蔡孟坚被顾顺章的这种气势镇住了。他客气地说：“我可以为你引见行营主任何成浚将军。”顾说，“不必了，见到他我也是这几句话。”

    顾顺章十分清楚地知道国民党特科的内情，所以从被捕叛变一开始，他就一再警告蔡孟坚不要就此事向南京拍发电报，但又不谈个中原因。他担心如果拍发电报，就有可能会落到钱壮飞手里。他如果说出钱壮飞，让蔡何知道这一重要情况，他们必然会抡先一步，把钱壮飞抓起来，使他失去向蒋介石邀功的资本。

    蔡何对顾的一再告诫根本不加理会，他们分别向南京拍发加急电报，向徐恩曾陈立夫报功，并决定由蔡押送顾顺章乘兵舰前往南京。当顾获悉已经向南京拍发电报时，不禁抱头痛哭曰：“糟了，抓不到周恩来了。”蔡孟坚见状，不解地问：“为什么？”顾顺章回答：“你们调查科徐恩曾身边有共产党。”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顾顺章依然没有说出钱壮飞的名字，他不肯过早地打出这张邀功的“王牌”。

    电报到南京的时候已是星期六晚上，徐恩曾已往上海找他的姘头去了。这天夜里，钱壮飞一直坐在南京中山东路５号徐恩曾的特务机关“大本营”里。他接连收到从武汉发来的六封特急绝密电报，电报上都注明“徐恩曾亲译”字样。趁徐恩曾不在，钱壮飞偷偷地将电报译了出来。这才知道顾顺章已经被捕叛变，要和敌人勾结起来抓人。他看完了电报，记下了电文，又不留任何痕迹地把原电报封好。他立即意识到敌人会马上去上海捕人，必须及时通知党的有关同志。想到此，他急忙翻出列车时刻表，发现当晚还有一班特别快车，２０点开，次日?６点２５分到上海。他决定先派他的党员女婿刘杞夫连夜去上海，把这一重要情报交给党的特务头头李克农。

    第二天清晨，钱壮飞若无其事地把电报亲自交给了徐恩曾。然后，装作回家休息的样子，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大本营”，登上去上海的列车。临行前，他给徐恩曾留下一封信，警告他如果陷害家眷，就将把他的所有秘密公之于世。

    刘杞夫到上海后找到了李克农，详细地做了汇报。这天是星期日，不是与负责人陈赓接头的日子。李克农一想，决定去找江苏省委，只要找到江苏省委，就不愁找不到陈赓和周恩来。真的，他很快就找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当机立断，马上召集有关人员举行紧急会议，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粉碎了敌人企图破坏我党的罪恶阴谋。

    顾顺章本想通过出卖中共中央机关，作为向蒋介石邀功的资本，没想到竹篮打水一场空。但他不甘心就此罢休。他到监狱将早已关在那里的恽代英出卖了，随后又出卖了邓演达和杨登瀛。

    顾顺章叛变后加入了国民党蓝衣社。后来因为他在那里闹派别，结果在１９３５年被陈立夫枪毙。

    李克农、钱壮飞等，因不能久留上海，也就去了江西苏区。钱壮飞最后不幸在保卫苏区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另一名中共高级叛徒就是身为总书记的向忠发。向忠发原籍湖北汉川，１８８０年生于上海。他父亲是从湖北到上海打工的破产农民。向忠发在上海读了五年小学，不久就随父母回原籍谋生。１５岁时，进汉阳兵工厂做工，后又转入汉阳造币厂。该厂倒闭后，去江西一家大户人家当佣人。３年后，东家介绍他到一家长江航运公司当了名水手，两年后升大副。最后，又到了汉冶萍公司所属的铁厂做事。这时，他已年过３０，有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加之又有一定的文化，在工人中有鹤立鸡群之势。１９２２年，他便被推举为铁厂工会副委员长。同年，又成了汉冶萍公司总工会副委员长。当时的湖北著名党员施洋发展他入了党。他成了负责领导工运工作的委员。

    在武汉政府时期，向忠发成功地领导了武汉地区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北伐军的军事行动。在这次大规模工运的基础上，很快成立了以向忠发为委员长拥有２００余个基层工会的湖北省总工会。中共“五大”后，向忠发入选为中央委员。当陈独秀要求工人纠察队把武器上交给武汉警备司令部时，向忠发曾与陈独秀发生了大争吵。这后来大大提高了向的威信。“八七会议”后，向忠发又被选入了政治局。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第三国际要求中共派一个“中国工农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庆祝十月革命１０周年大会。按常例，这代表应是苏兆征，但苏当时有病，这样，向忠发就成了代表。

    向忠发到莫斯科后，先是给斯大林和布哈林写信，后又当着他们的面，阐述了他对中共党内所存在的问题的看法。向忠发特别提到中共中央领导成份的非无产阶级化对中国革命的负面影响问题。他列举所谓瞿秋白周恩来在思想上右倾并在政治上不够坚定等等为佐证，从而断言：中共近年来的种种失败，多半是这些领导者的无能，因此“对他们必须采取相应措施”，而要解决中国党内的这些问题的主要方法，就是要“建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并巩固它”。向忠发的这一观点与斯大林的想法不谋而合。在斯大林看来，陈独秀右倾是知识分子动摇性的表现，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也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所致。所以他一直在本质上不相信知识分子，认定只有工人出身的领袖才堪担当领导中共的大任。至此，斯大林、布哈林等认定，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应是中共未来领袖的合适人选。

    这样，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向忠发就当上了中共的总书记。但他的才能毕竟有限，实际工作大多依赖周恩来，后来又完全依赖李立三。最后又与妓女杨秀贞同居，不大过问大事。顾顺章出事后，向忠发赶忙携杨秀贞转移他处，使国民党特务扑了个空。顾顺章到上海获知没有抓到向忠发，很为恼火。他记得曾为向忠发介绍过一名女佣，于是找到这个女佣。可是那女佣在向转移前已被解雇，因此不知向的下落。但她提供了一个线索：杨秀贞在一家裁缝店有一件衣服尚未做好，可能过些天会去取。顾顺章当即许以重赏，要女佣去守着。果真几天后杨秀贞去取衣服，女佣跟随其后找到了向忠发的新住址。凑巧的是，向忠发在屋内看到了这女佣，他意识到大事不妙，急忙从后门逃走了。周恩来安排他住进了北四川路的一个秘密处，杨秀贞也被转移，与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住在一起。

    周恩来认为向在上海已得不到安全，要他去苏区。向要求与杨秀贞见一面。１９３１年６月２１日，向忠发去了杨秀贞住处。他不听周恩来警告，竟在那里过夜，第二天才走。结果，在叫出租汽车时，被车行会计叶荣生认出，立即被巡捕逮获，并被移交给淞沪警备司令部。没有两天，向忠发就叛变，供出了周恩来等人的住所。幸中共在巡捕房有内线，及时通知了周恩来，但也有一些人来不及通知，遭到了逮捕。陈琮英就是其中之一。

    杨秀贞也与陈琮英一同被捕。她不知道向叛变之事，所以矢口否认一切，警方对她没有办法。周恩来曾为此事不无感慨地说：“总书记的节操还比不上一个妓女！”

    本来，叛变与否是一个个人品德问题，它与出身并没有关系。任何以阶级来议论叛徒的说法都不过是谬论。

    正是：

        堂堂总书记，

        下跪求命饶。

        选人看出身，

        你说糟不糟？

 

 

第四十三回

 

立三路线创伤累累

王明路线灾祸重重

 

    共产党好独创一些新的政治名词，往往使非党人士难以理解，而他们自己则时时挂诸口头，乐此不倦。“路线斗争”就是其中之一。在这些所谓的路线斗争中，最著名的两次就是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

    立三是指的李立三。李是湖南人，早年以勤工俭学在法国学习，并在法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回国后从事工会工作，特别在安源工运中显露身手。他也曾参加南昌起义。随后往莫斯科学习。他比较聪明，学习成绩优良，得到第三国际人士赏识，并也受到了向忠发的青睐。

    原来，从１９２８年党的“六大”到１９３０年初，由于纠正了盲动主义，革命形势好转。全国红军发展到七万多人，建立了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党在白区的工作也有了初步恢复和发展。该年５月，国民党内部发生了内讧，给革命带来了有利时机，从而又引发了左的情绪。立三路线由此而生。

    其实，立三路线之命名有点冤枉，因为当时的总书记是向忠发，主意是他出的，但他的文化水平不高，所以由李执笔，草拟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１９３０年６月１１日，向忠发亲自出面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个决议。由于向忠发是斯大林钦定的人，在随后的批判中，中共竟不敢提向忠发的名，而把一切错误归于李立三。

    正是：

        打狗看主人，

        不敢直点名。

        一部糊涂史，

        何日得澄清。

    这个决议否认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认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中国已存在着“直接的革命形势”，它坚持革命的“城市中心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命令许多大城市立即组织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８月３日，决定组织武汉、南京暴动与上海总同盟罢工，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二军团攻打武汉，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红十军进攻九江，红七军进攻桂林，幻想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

    立三路线给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中心城市的暴动和罢工都失败了。党的白区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红军也遭到重大伤亡。第三国际远东局代表要求向忠发批判李立三。向极力为李辨护，指责远东局破坏中共党内领导关系，并说：“这种强奸式的批评，我们绝不能接受”。在一次联席会议上，向忠发甚至指着远东局代表的鼻子吼道：“我是以国际执委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资格来这里讨论工作的，而不是听那些不负责同志的发言的。”“今天或者远东局宣布解散中央政治局，否则我们还要继续执行我们的计划，直到我们被停止工作为止。”会议最后闹了个不欢而散。

    国际最后不得不派当时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他们两人到上海后，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了李立三，终于扭转了局面，使革命重新走上正轨。但三中全会并没有为李立三上纲上线，结果反引出了一起出人意外的路线斗争。其头面人物就是号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头头王明。

    王明本姓陈，学名陈绍禹，１９０４年４月９日，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镇的一个小商人家里。王明６岁入私塾读书，幼年比较聪明，８岁就能写对联，９岁会写诗。因为他家是小本生意，常有借贷的事，一到年关，总有人到他家要账。在１９１９年年关，他就写了这样一首诗：

富户家家乐，

穷人个个愁。

何时天下变，

不再过年愁。

    １９２４年，他得到父母的支持，特别是母亲，把多年积攒的私房钱七块大洋全部给了他。这样，他就赶到武昌，进了武昌商科大学预科。他在商大结识了进步同学梁仲明，从而读了不少左派书籍，思想开始变化。同年年底，他又赋诗一首：

塾窗十载又中学，舍我韶华逝水过。

聆教一朝开眼界，得书百读喜心窝。

儒知世事仁风少，佛识人生苦味多。

惟有马列新意境，列宁实现首苏俄。

    １９２５年“五卅”事件后，王明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渐露头角。同年九月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０月又入了中国共产党。按当时共产党应加入国民党的要求，他也加入了国民党，并担任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宣传干事。

    他入党不久，就被选中，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在赴苏时，又在码?头上赋诗一首：

笛呜诸友别，船驶大江孤。

天地载歌舞，城乡泛有无。

一心赴圣境，万里取长途。

东亚病夫久，惟凭马列苏。

    中山大学校长是拉狄克，但他不常驻学校，后来又因托派问题被革了职。所以实际视事的是副校长米夫。米夫生于１９０１年，也是一名年轻人。由于王明学习成绩很好，特别是俄文学得好，深得米夫赞赏，并担任了米夫讲课时的翻译。１９２７年初，米夫到华访问，王明就陪了他当翻译。这样又加深了他与米夫的关系。

    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７日，是苏联十月革命１０周年。莫斯科红场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当时联共党内正在进行反托洛茨基斗争。托洛茨基为了反击，也在这一天组织游行。在莫斯科红场的群众游行队伍里，有中山大学的学生。他们排着整齐的行列，走过主席台。这时，有少数中国学生呼喊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斯大林看到这种情况，指令米夫彻底调查。王明博古等人参加了调查。这样，王明就成了反托的健将，也就是斯大林的忠实走卒。

    王明在中国同学间进行反托。他所采用的手段完完全全是斯大林式的。也就是没有理性的、不讲道理的斯大林法西斯手段。正因如此，他更成了米夫所赏识的人，更成了莫斯科所需要的人。

    中共后来在批判王明时把他说成是野心家，那是不合事实的。王明说不上是野心家。他不过是一名莫斯科的忠实走卒，在中共的领导人中，再也没有任何人比王明更死心塌地一辈子为莫斯科服务的了。

    第三国际于１９３０年１０月，给东方局一封信，题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内指责李立三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王明抢先于中央获知了信的内容。他立即赶写了《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后又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更为重要的是：同年１２月，米夫以第三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到上海，他的?使命就是要把王明扶上台，以保证“百分之百”的执行国际路线，实现中共的布尔什维克化。

    米夫到上海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见他的得意门生王明和博古。他听取汇报，征询他们的意见，制定出完成自己使命的方案，然后按分工合作的要求，规定那些由自己来做，那些由学生来做。对王明等人要做的事，他又面授机宜，予以指点。

    １９３１年１月７日，在米夫直接干预下，中共在上海秘密地举行了六届四中全会。米夫指定由向忠发作政治报告，其主旨是指责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然后，代表们就报告发表意见。王明首先作了长篇发言，接着发言的有二十多人，意见极不统一。这时已到下午三四点钟。米夫就宣布说；“为了安全，今晚十时半必须结束会议，７时半必须结束讨论。”米夫刚说完，很多代表就表示不满，米夫就宣布停止讨论，由他自己作结论。

    他指责李立三是“披着马列主义的颓丧的小资产阶级”，三中全会“一方面接受国际路线，一方面又接受立三路线”，是“调和主义”。他强调“党的危险主要是右倾，我们要集中力量反右倾，加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反立三路线中同时反对右倾路线”。

    会议的最后一项是选举。这引发了更多的争吵。米夫用高压手段，改组了政治局。向忠发继续为总书记，原来连中委都不是的王明成了政治局委员。由于向忠发根本不想积极工作，所以实际权力全归王明。

    王明等人的统治在党内长达四年之久。它比前两次的左倾更左。它使全国根据地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红军由三十万人减到了三万人，党员由三十万降到四万，白区工作几乎全部丧失。

    四中全会不久，就发生了向忠发叛变事件，党中央不能立足上海，王明就去了莫斯科，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临时政治局常委，博古为头头，他和张闻天都去了瑞金。

    米夫和王明简直把中国的革命当成了儿戏。

    正是：

        王明不失小聪明，

        死心塌地奔苏京。

        莫说此人有野心，

        罪恶根源斯大林。

 

 

第四十四回

 

九一八张学良丢东北

八一三蔡廷锴战上海

 

    张学良接替张作霖主政东北以后，极力兴办实业，大办教育，一心想走富国强兵的道路，这当然引起了日本人的恐慌。１９２９年底，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大萧条，并且延续好几个年头。日本看到西方国家自顾不暇，认为这乃入侵中国的大好时机。

    １９３１年８月，日本借口“中村事件”，向张学良提出恐吓。中村宸太郎是一名日本特务，被我方捕获后秘密枪决。日本军方就以此来煽动战端。８月下旬，日本驻朝鲜的两个师团向图们江岸移动，并举行水陆大演习。

    张学良那时正在北京养病，他得知日方动态后马上向蒋介石请示，８月１６日，蒋介石回电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

    作为军人，张学良有服从领袖的天职，再加上他当时很崇拜蒋介石，所以对蒋的命令他完完全全地照办。９月初，张的参谋长荣臻在沈阳看到情况严重，派人到北平向张请示，张回电曰：“现在日本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本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与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他又给张作相急电曰：“奉密电令，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准衅自我开，特令遵照。”

    日本间谍早已探知张学良的活动，关东军司令板坦征四郎乃于９月１８日夜开始执行他的 “柳条沟铁路爆发计划”，突然向沈阳北大营发动进攻。守军立即向荣臻请示。荣回答：“不准抵抗，不准动武，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同时，他又电张学良报告：日军袭击北大营，“我方已遵照蒋主席指示，不予抵抗。”

    １８日子夜，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召集部将于学忠、万福麟、鲍文越等开会。张说：“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职，本应与他们一拚。不过日军不仅是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能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第一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他当即电告蒋介石，并派万福麟、鲍文越直接去南京见蒋介石。

    １９日，蒋介石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第三天，他又面告万福麟和鲍文越说：“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及全局。”

    这样，张学良在接见各方代表时就一再说：“余不愿以多年相随、屡共患难的部属生命博余一人民英雄的头衔。日本这次来犯，其势甚大。我们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始能与之周旋。如我不服从中央命令，只逞一时之愤，因东北问题而祸及全国，余之罪过，当更为严重。我的听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我敢断然自信的是，第一，不屈服，不卖国；第二，不贪生，不怕死。”

    由于“不抵抗主义”，日本军阀在三个月内，就侵占了整个东北，共１３０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使３０００万人民落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蒋介石为了逃避责任，逼张学良充当替罪羊，劝张出国考察去也。

    正是：

        主意出自蒋，        我充替罪羊。        今日糊涂账，

        历史会补偿。

    侵占中国东北是日本陆军的“大杰作”，日本的海军不甘落后，也决心要露一手，于是就发生了“一二八事件”。

    １９３２年１月１８日，在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的导演下，五名日本僧人在上海三友实业社附近闹事，突然从街巷中冲出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对这几名日本人大打出手，五人受伤送医院，其中一人伤重不治而死。

    ２１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抗议”，要求道歉，并取缔抗日活动和宣传。驻上海日本第一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还扬言：“上海市长对日本提出之要求如不给满意答复，海军司令官将采取相当手段，以保护日本帝国之权利。”

    在盐泽发表谈话的次日，日本派出了轻巡洋“大井号”载５００多名海军陆战队到上海。当时驻防上海的是国民革命军第１９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因病住院，实际指挥的是军长蔡廷锴。

    蔡廷锴是广东罗定县人，生于１８９２年。他出身贫寒，１８岁投入广东新军，参加了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和讨袁的护国战争。由于作战勇敢，在军队中不断得到提升。在南昌起义中，他曾答应周恩来支持共产党，但后来看到国共双方的残酷厮杀，乃中途退出。不过，他并没有反对共产党，他只是不想参加内战，一走了之。

    “九一八”后，蔡廷锴就一贯主张抗日。他看到日军的动态后，知道战争到来之日已不远。他乃前往蒋光鼐家中商量，两人决定必须抵抗日军，并联名上报南京政府：“如日寇来犯，则坚决抵抗，虽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

    １月２７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进入战前状态，又有一批增援部队抵过上海。蔡廷锴命令部队进入指定位置，严阵以待。他传令全军：“如日军进犯，则坚决扑灭之。”

    １９３１年１月２８日晚１１时３０分，日本侵略军放了第一枪。１９路军１５６旅６团团长张君嵩向负责闸北防务的旅长翁照垣报告：“日军向我们进攻了。”翁照垣当即下令：“守住阵地，狠狠地打！”

    进攻闸北的日军共分五路，每路五、六百人，配备着小钢炮，机关枪，以铁甲车开路，由宝山路、虬江路、川公路、老靶子路、通天庵路逼进。

    我军阵地上的官兵是初次面对面看见日本侵略军。强烈的民族仇恨涌上心头，他们一面向敌人猛烈射击，一面高喊：“杀呀！杀呀！”冲在前面的日军在我军愤怒的枪声中一排排栽倒在地。

    日军自入侵东北以来，几乎没有遇到过有力的抵抗，所以盐泽计划在４小时以内攻破国军的闸北防线。他万没有料到会有如此顽强的抵抗。在实施攻击１小时后，五路人马均受重创，败下阵来。他索性把设在军舰上的指挥部移到地面攻击部队出发地，组织第二次进攻。２９日晨４时３０分，盐泽命令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全部出动，轰炸闸北守军阵地。这时天还没有大亮，敌机投弹命中率不高，我军阵地基本无恙。但大片民房被毁，最可惜的是，中国最大的出版商商务印书馆被炸起火，财物全部被焚。

    天大亮时，我军已彻底粉碎了盐泽对闸北的第２次进攻，共消灭日军９６０余名。１９路军的抵抗振奋了全国人民的心。南京政府不得不宣布支持抗战，并宣布把国府由南京迁往洛阳。

    这时，爱国将领张治中看到十九路军的英勇抵抗，不禁热血沸腾，乃亲自去见蒋介石曰：“１９路军在上海作战，孤立无援，越来越难以坚持。党内同志已颇有微词，说中央按兵不动，是要看着１９路军拼光。现在在东北和上海打仗的都是过去的奉系和桂系，我以为我们中央的部队还是参加淞沪战斗为好。”

    蒋介石狡猾地说；“文白兄言之有理，只是我这儿派不出人。”

    张治中马上接着说；“如果校长信任，我愿领一支部队先去增援。”

    蒋介石无奈，只得通知军政部长何应钦，命驻京沪、京杭两线的８７、８８丙个师和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合成第５军，任命张治中为军长，即刻赶赴前线，归１９路军蒋光鼐将军指挥，对外使用１９路军番号。

    再说日本军部因盐泽屡次受挫，决定撤销其职务，由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中将接替指挥。２月１１日下午，野村下令开始对上海的第二次总攻。在闸北，日军飞机投下大量燃烧弹，使整个闸北成为一片火海。在吴淞，日军飞机和舰炮狂轰滥炸，吴淞口防地的炮台和大炮全部被炸毁。

    自吴淞口、蕴藻浜到闸北，在漫长的战线上处处是激烈战斗的场面。我军官兵浴血奋战，以沉重的代价，坚守了阵地。

    １１日的战斗，日军阵亡千余，伤两千余人。野村为挽回局面，将手中的“王牌”，刚从国内调来的久留米师团，打了出来。

    ２月１３日清晨，久留米师团３０００多日军乘大雾突然袭击纪家桥我军阵地。守卫在这里的张炎旅一连官兵拼死抵抗，由于兵力悬殊，全连官兵全部阵亡，阵地被日军占领。蔡廷锴闻讯，亲自到前线督战。士气为之大振。张炎旅长决定组织一个敢死队。有４０名勇士报名。张炎对他们说：“你们此去，是有去无回，有什么话要给家中留下，一个个说一说，只要我张炎活着回去，保证给你们捎到。”

    ４０名敢死队员每人在身上捆扎几十颗手榴弹，用火油浇透军衣。他们分为１０组，乘着雾气，悄悄潜入敌人营地。不多时，敌人营地中响起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日军大乱。蔡廷锴立即命令反击，我军个个奋勇拼杀。

    蔡廷锴亲自指挥第６１师包围了久留米师团的２０００多名日军，并将其全部歼灭。上任仅１１天的野村中将马上也被撤换了。替代他的是植田谦吉中将。他率两万日军赴沪上任。

    ２月１８日，张治中将军的第五军到达淞沪前线，第五军接替了上海防线左翼的江湾、庙行、蕴藻浜至吴淞的一线阵地。

    ２月２０日晨，植田下令开始了对上海的第三次总攻。万余名日军在坦克的掩护下，分两路向江湾杀来。冲在前面的是善长攻坚的第七联队空闲升第二大队。他们不断寻机跃进，很快攻到我阵地前沿。我军见状纷纷跃出战壕，冲入敌群展开肉搏。由于敌我混在一起，后面的日军无法展开火力。两军在阵地上杀得难解难分。时至傍晚，两路日军的数次攻势都被我军击退。

    ２月２１日，植田指挥７０００名日军在飞机和舰炮配合下，向比较容易展开兵力的庙行一带实施强攻。２２日凌晨，我军第五军８８师２６２、２６４两旅官兵已与进攻庙行的日军苦战一个昼夜。天色大亮时，庙行阵地只剩下３０多名守军，而且药弹已经用完。植田正想占领我阵地时，突然日军两翼枪声大作。原来蔡廷锴见庙行危急，便与张治中商量，令１９路军６１师张炎旅和第５军８７师宋希廉旅从两翼包抄日军。２０００多名日军，被包围在不足３平方公里的地带。蔡廷锴和张治中亲自督战。战斗历一个半小时，我军大胜。日军大部分被歼灭，部分被生俘。大队长空闲升受伤被俘。这一仗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历史上称此为“庙行大捷”。

    植田失败后，日本军部再度换马，派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大将，率两个师团跨海而来。他共带有４万多人马。

    ２月２９日，白川率领日本在上海的海陆空部队１０万余人向我２万多守军发起全线进攻。在闸北，两军在八字桥、天通庵展开激战。八字桥三次被日军攻占，都被我军拼命夺了回来。双方伤亡惨重。鏖战三日，血流成河。

    ３月４日下午，白川在庙行分两路攻击我军阵地。敌众我寡，眼看阵地将失守时，离庙行较近的浏河守军一个团以其大部分兵力赶来增援。迂回到第５军后方的日军第１１师乃与正面进攻的日军相配合，向已经减少兵力的浏河阵地发起强攻。守军本已伤亡惨重，现不足一营。但在前后受敌的形势下，官兵们誓死?抵抗，直到全部阵亡。浏河乃告失守。

    至此，蔡廷锴不得不做出忍痛的决定：全军退守位于嘉定、黄渡一线的第二道防线待援。

    ３月３日，在国联的调停下，中日双方达成停战，并最后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在这３０多天的抗战中，１９路军和第５军以劣势的兵力和武器，抗击侵略军１０万余人，击毙击伤日军１２０００余人，自己伤亡了１５０００人，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正是：

        英勇十九路，

        杀敌有威名。

        抗倭不怕死，

        代表中华魂。

 

 

第四十五回

 

蒋介石进剿鄂豫皖苏区

张国焘创建川北根据地

 

    蒋介石有一个习惯，他每天晚上要写日记。从他的日记看来，他对日本也是满怀仇恨的。但在事实上，他却对日本卑躬屈膝，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要执行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或曰：“两害相权取其轻”。他曾向朋友说：“如果日本人占领中国，我们不用怕，因为总有一天它会垮台，退出中国。如果共产党占领中国，我们国民党就将永无翻身之日。”

    他在签订耻辱的《淞沪协定》后，立即开始布置对苏区的“进剿”。前第一、第二、第三次进剿都是以中央江西苏区为主的，这第四次则以鄂豫皖为主。鄂豫皖苏区的领导者是张国焘。前面曾提到过，是顾顺章把张国焘从上海护送到武汉进入根据地的。张当时是中央苏维埃的副主席，所以人们就称他为张主席。与他同时进入鄂豫皖的还有沈泽民和陈昌浩。

    他们三人负有在鄂豫皖建立苏维埃的使命。他们费了极大的力量，才肃清了原有的流寇作风，开始有计划地分配土地，使根据地的实力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而这也更促成蒋介石之急于进剿。

    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对此作了详细的描述：

    １９３２年５月，蒋介石在武汉组成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调集了约五十万兵力，等于我们四方面军力量的二十倍。一部分为防守部队，为数约二十万人，依据苏区周围的军事要点设防，并建筑碉堡，步步为营，向我们逼近。另一部分为进攻部队，每个纵队的兵力都超过红四方面军的三四倍，以分进合击的策略，与红四方面军主力决战。

    我们自知力量薄弱，保卫苏区的任务十分艰巨。但我们绝不气馁，决心鼓起勇气，争取胜利。我们预先警告苏区人民，苏区可能暂时遭到侵犯，敌军飞机可能到处轰炸，要求大家预为准备。

    我们的力量这样薄弱，是经不起挫折的，任何挫折都会影响全盘计划。可是我们在霍邱的第二十五军竟遭到空前的惨败，这实非我们始料所及。当年七月间，国民党徐庭瑶军开始向霍邱进攻，目的似只在占领县城，但二十五军军长邝继勋竟违背军委会的命令采取以主力守县城的错误策略，使七十三师因之损失三分之二。这对我们的整个局势来说，无异是丧失了一条左臂。

    霍邱的失败影响极为重大，我们的东线，整个豫皖边区大为震动，都认为敌人不难长驱直入。而敌军竟将在霍邱俘虏我军的一千多人迅即释放；这些人回到苏区，使苏区一般人民感觉国民党斩尽杀绝的政策是改变了。这对苏区同仇敌忾的心理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受着这次意外胜利的鼓励，士气为之一振，旋即展开了全盘进攻 

    大战展开了。正面敌军抑制住我军的主力，而敌方另一支主力部队由罗山的宣化店向七里坪挺进，抄袭我军后路。宋埠李家集的敌军，袭占了黄安县城，麻城敌军也袭占了北区的张店，并出动大批飞机狂炸助战。当我夜间从七里坪附近赶往前线的时候，四周枪炮声彻夜不停，似乎无一不是战场。

    不两日，我们选定了七里坪南面五里路的柳林河为发动攻击的地点。开始进攻的那天黄昏，我军倾全力实行中央突破，旋即展开大规模的夜战。午夜时，我们推进了十五里，打到卫立煌的总部。敌军在一个很宽广的阵地上陷于混乱状态。敌军似不习于夜战，而夜战正是我军所长。我军只派了两个游击队员，乘夜由山沟丛林中深入到敌人阵地，在敌军两师之间，放了几枪，便引起敌军两师双方互相误击，一直到天明才知道上当。

    著名的柳林河战役是一次空前的恶战，至少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们，从未参预过这样猛烈的战局。当时陈赓就说：“柳林河战役比任何一次内战都更为猛烈，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激烈程度，也是毫无逊色。”我军方面所有能投入作战的力量全都用上了。

    在前线指挥的徐向前，攻到卫立煌总部时，敌军坚守不退。他鉴于天色将明，如果再继续攻击下去，敌军的优势火力将易于发挥力量，而且我军所击溃的敌军也还只是敌军的一部分，他们仍有强大的后续部队。他判定已无完全击溃敌军的可能，乃下令退却。天明时，我军主力撤回柳林河的东岸来了。

    这次柳林河战役，红四军英勇作战，已尽了保卫苏区最大的努力。敌军这次确是满山满谷的倾巢而来，几乎没有一个山峰不为他们所据守，所有村庄都遭到严重的破坏。农民们只希望能保全红四军的实力，将来才有翻身的一天。

    我在新集镇外一个民房里，召集最后一次的中央分局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决定委派负伤未愈的徐海东为鄂豫皖整个苏区指挥部的总指挥，全权领导区域内所有的地方武装，采取游击战术保卫苏区。红四军则相机冲破敌军的包围，转到敌军后面去打击敌人。

    １９３２年 ８月下旬，我军乘夜在京汉路王家店附近越过了铁路，当敌军铁路线上的装甲车赶来时，我们已在铁路西二十里的地区了。从这里起，我们脱离了鄂豫皖区，开始西行五千里的长征。    就这样，红四军在张国焘、徐向前和陈昌浩的领导下，转战陕南，进入四川，建立了川北根据地。他们在那里实行了比较温和的“入川纲领”，甚得当地人民的欢迎。张国焘接着写道：

    我们离开鄂豫皖西行，中共中央事先是毫不知道的。等到我们到达豫西南一带的时候，就转而下达反对我们继续向西退却的指示。等我们越过秦岭进到关中时，中央的来电的语气更加严重了，甚至说“如果你们再继续向西逃跑，那我们就公开反对了。”

    我发了长电与中共中央商讨政策问题，首先报告入川纲领原文，接着指出这是根据我们的实际经验而作的，试行以来，极适合于像川北这样的地区。

    中央的复电到了。内容是：不能以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代替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的土地革命政策，更不能有建立人民政府的幻想。中央要求我们立即扯起苏维埃的旗帜，实行分配土地。最后并严重警告，如果我们能改正错误政策，中央仍信任张国焘同志为中央全权代表，否则，中央将考虑撤换领导的必要措施。

    徐向前、陈昌浩和其他几位重要干部，深夜来与我密商，他们都表示不愿与中央争执下去。如果我们坚持入川纲领，批评苏维埃运动的不当，中共中央可能来电撤换领导人。他们以现实的态度，要求我避免与中央争执，让红四方面军度过了难关再说。

    我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衡量全局，终于接纳了他们的意见，表示让步。我起草了一个简单的电报，表示遵从中央的指示，立即建立川北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立即回电说了些好话，其要点是表示对我信任。我的这个流产的主张，后来就被斯大林拾起来，取消了错误的苏维埃政策，改而采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乃至国共合作的共同抗日策略。

    从此，我们的方针已不是川北休息一段时期，也不是与四川进步势力共组人民政府，而是将苏维埃的旗帜在巴山南麓高高扯起，希望这面旗帜的光辉普照四方。

    我们配合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是１９３４年１２月间开始的。估计中央红军将与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地区会师，我们义不容辞的要策应他们。１９３５年１月中旬，我们在宁羌地区接到中共中央来电告诉我们遵义会议的大要。其内容是确认中共中央苏维埃运动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军事路线却犯了严重的错误，因而招致了军事上的失败。

    我们旋又得到消息，红一方面军由遵义正向西北方向的川黔边的赤水地区行进。我们判断他们正在设法偷渡长江，到川北来和我们会合。于是我们放弃了在川陕甘三角地带与胡宗南部角逐的计划，仍回到川北苏区。我们根据当时情况，决定了由苍溪地区渡过嘉陵江西进实行策应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计划：徐向前率大部对付我们南面的敌人，陈昌浩驰返通江对付东面之敌。我则驰往苍溪地区为渡江战做准备。

    这是影响川北苏区存在的一个决定。这个军事计划的实施，为我们与一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也是川北以通江为中心的苏区事实上归于结束的标志。

    渡过嘉陵江，支援第一方面军顺利进入四川地区，我们认为这是首要的任务。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赴援，可能招致中国革命的无比损失，也会使我们负疚良深。就因这种大义所在，我们不惜放弃可以保卫的川北苏区，蹈险犯难，以为应援。

    我们在北川工作了约三星期（这时已是１９３５年５月底６月初了），即接到了第一方面军偷渡金沙江的消息。我们立即实施策应的计划，将总部由北川移到茂县，第三十军奉命由汶川渡岷江，经过理藩懋功，直指大渡河。第九军和第三十一军则由江油平武前线撤至北川茂县地区，对付这方面的敌人。第四军北向松潘，作为我军北面的屏障。

    当时敌军对我们是如影随形的。我们退一步，敌人就跟进一步。我第九军和三十一军撤到茂县北川后，即与优势的四川军发生激战。第四军挺进到松潘地区时，胡宗南的军队也赶到了，两军即在松潘县城附近激战。结果胡宗南部占领了松潘县城，我第四军则控制着松潘县以南的险要阵地，使敌人不能南下威胁茂县。

    我第三十军兼程前进，在懋功以南约一百里的地区，与红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会师。我在茂县接到第三十军陈世才李先念已与一方面军会师，一方面军的全部正向懋功集结的电讯，我和同志们都为之欣喜若狂。我立即致电毛泽东等同志，向他们道贺，并告以我将赶往懋功面谈一切。这样，红四方面军不顾艰险，策应一方面军的任务，算是胜利达成了。

    正是：

        万里长征是一家，

        兄弟相聚心欢畅。

        为何忽施阴阳谋，

        徒使太阳长黑疮。

 

 

第四十六回

 

李德老爷葬送红色基地

遵义会议挽救中国革命

 

    若说“干涉内政”，那么，干涉中国内政之最，大概要首推莫斯科的第三国际了。由于干涉内政而给中共带来祸害之最，大概要首推莫斯科所指派给中共的军事代表李德老爷了。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地理，更不了解江西一带的历史和地理，但他却来指挥中国的革命战争。中共为了服侍这位国际老爷，还必须特地为他配备一名随军妻子。这样，一名中国弱女子就无辜地为了“革命需要”而充当了性牺牲品。

    蒋介石把红四军逐出鄂豫皖后，在１９３３年下半年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他吸取前几次失败的教训，强调实行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对中央苏区在经济上严密封锁，在军事上采取“堡垒主义”的新策略，步步推进。他先后调集一百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而以五十万军队从９月下旬开始向中央苏区进攻。

    这时，中央苏区的红军兵力已有八万多人，比过去有很大的增强。当时中共中央的临时负责人是博古，原名秦邦宪，是王明的好朋友，也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佼佼者。其实，他也不过是一名陪衬，真正的主帅是李德。

    李德看不起朱毛的十六字游击战术，他一反过去几次反围剿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提出“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和“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等错误口号，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他不明实际战况，在作战室内，按军事地图部署兵力，指挥作战。他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应敌，结果是红军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陷于被动地位。在进攻遭受严重挫折后，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这样，就使战争的发展对红军日益不利。

    当时出现过一次对红军粉碎围剿很有利的机会。曾在上海坚持“一二八”抗日的国民党第１９路军将领蔡廷锴等１９３３年１１月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推李济深为主席，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并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双方草签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曾在１９３３年１月发表过宣言，愿意在下列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抗日作战协定：“（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这是个有重要意义的宣言。但以博古为首的中央把中间派看成“最危险的敌人”，拒不接受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人的正确意见，认为１９路军的抗日反蒋行动是“欺骗群众”，不肯在军事上同１９路军进行配合。结果，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于１９３４年１月很快失败。由于红军坐失了这次良机，蒋介石便得以在打败福建人民政府后完成对中央苏区的四面包围。１９３４年４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李德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决定调集红军主力，修筑工事坚守广昌，并亲赴前线指挥。经过１８天血战，部队遭受严重伤亡，广昌失守。１０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苏区腹地。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１０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８万６千多人撤离中央苏区，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这便是长征的开始。

    原来推行左倾错误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实行这次突围和战略转移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随军带上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一切笨重的器材。全军８万多人在山中羊肠小道上行进，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

    国民党的追剿军队达１６个师、７７个团，布置了四道封锁线，由粤军、湘军、桂军分别堵截。红军连续突破四道封锁线，但也遭到惨重的损失。突破最后一道湘江封锁线时，由于湘桂军阀间的矛盾，敌方防线曾出现一个缺口。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２７日，红军先锋部队占领湘江重要渡口界首。如果整个部队轻装前进，是很有可能迅速抢渡湘江的。但由于随携的坛坛罐罐太多，行军速度太慢，中央机关在两天后才赶到渡口。这时，湘桂两军已在飞机支援下向渡口猛烈夹击。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战斗空前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固守渡口的红军为了掩护其他部队渡江，付出了巨大牺牲。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８万多人锐减到３万多人。在事实的教训下，部队明显地滋长起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在严酷事实的教育下，逐步改变态度。

    这时，蒋介石已察觉红军的前进方向是要到湘西同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会合，立刻调集重兵，布置好口袋形阵势，等候中央红军钻入，准备一网打尽。在这个紧要关头，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他的主张得到许多人的赞同。部队占领湖南西南边境的通道城后，转入贵州。１１月１８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正式通过决议，放弃向湘西前进计划，改向黔北挺进。１９３５年１月７日，攻克黔北重镇遵义。由于红军突然改变行军方向，甩开了原来尾追和堵击的敌军，在遵义得到十二天的休整。

    １月１５日至１７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全力纠正当时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作了重要发言。经过激烈争辩，会上多数人同意他们三人提出的提纲和意见认为博古在会上所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是不正确的。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一反以前的行军方式，好像忽然获得新的生命。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忽东忽西，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方重兵之间。红军处处主动。遵义以西，四川、贵州边界反复四次渡过赤水河，使敌军感到扑朔迷离，疲于奔命。３月下旬，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慌忙将云南部队调来增援。毛泽东早就说过：“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滇军一被调出，红军立刻大踏步地奔袭云南，先锋直逼昆明。这时，昆明防守力量空虚，云南当局急忙调集兵力固守昆明，削弱了金沙江的防务。红军又突然掉头向北，以急行军速度，在５月９日，全部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休整五天，继续北上。这里已是四川境内。在进入大凉山彝族地区时，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同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顺利地通过彝族地区，赶到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援渡口。安顺场一带水急山陡，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北渡未成而最后覆灭的地方。红军一部分由１７勇士领头，强渡成功。但大部队仍不可能在这里迅速过河。他们乘敌军没有来得及破坏大渡河上游的泸定桥前，以两天时间赶完３４０里行程，直取泸定桥。以２２名战士组成的突击队冒着敌军的密集火力，攀缘桥上铁索，冲过泸定桥，中央红军胜利渡过了天险大渡河。

    过河后，他们又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夹金山。这座山海拔四千多米，一上一下要走７０里路，高山缺氧，憋得人喘不过气来，浑身无力，有些人坐下休息就起不来了。６月１２日，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翻过夹金山后到达懋功东南的达维，见到在此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代表李先念。接着，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都出席了大会。

    两大主力会师后，红军兵力大增，达到了十多万，其中红四方面军有８万多人，红一方面军有３万多人。中央决定把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五军、三十二军组成，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

    ８月２１日，右路军开始过大草地。大草地荒无人烟，到处都是野草丛生的沼泽和散发出腐臭味的黑色淤泥潭。天气变化莫测，时而狂风四起，大雨滂沱，时而漫天飞雪，冰雹骤降。稍一不慎，踏进泥潭，就可能被吞没。干部和战士经过长途跋涉，又缺少粮食和盐，冻馁交加，体质本已十分虚弱，因此许多人就牺牲在大草地中。右路军走了六天六夜，才走出草地。

    这时，据说张国焘不愿北上，并电令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紧急磋商，决定连夜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９月１２日，毛等召开会议，谴责了张国焘，并将北上红军改称为陕甘支队。

    ９月１７日，陕甘支队先锋部队攀登悬崖陡壁，袭击国民党守军侧背，一举突破川甘边界的天险腊子口，进入甘南的开阔地带。随即占领哈达铺。在这里，从一张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２７日，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开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１１月初，他们在甘泉同由徐海东、刘子丹率领的在陕甘地区活动的红十五军团会师。至此，行程２万５千里，纵横十一省的中央红军的长征，宣告胜利完成。

    原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等领导下，１９３６年１１月，从湖南桑植出发，也经历千难万险，渡过金沙江，越过大雪山，在１９３６年７月２日，同以张国焘为首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中共中央指定红二、六军团加上红三十三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

    由于身为国际代表的林育英（化名张浩）的斡旋，这时，张国焘与毛泽东间的矛盾已告解决。红二、四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１０月９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２２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四方面军也胜利地完成了长征。

    正是：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视等闲。

        开堂锣鼓打得密，

        好戏还待后头来。

 

 

第四十七回

 

张学良兵谏扣委员长

斯大林急电救蒋介石

 

    张学良到欧洲后，主要住在意大利，他在那里研究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由于摆脱了官事，心理放松，健康得到了极大的恢复。但他始终心中惦念着国难家仇。他曾致书国内朋友说；“现虽寄身海外，但有三事向不敢忘：一曰国难，二曰乡患，三曰家仇。” １９３３年后期，他听到闽变的消息，大为感动，决意立刻回国，一观究竟。

    １９３４年１月８日，张学良回到上海，张的旧部见他身体健壮，精神焕发，与昔日憔悴萎靡的形象判若两人。那时，闽变已告解决。他晋见蒋介石后，要求他领导全国人民抗日。蒋仍晓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承诺一旦消灭共产党军队后，一定会抗日。

    起先，蒋介石任张学良为武昌行营主任。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２日，国民政府发表张学良为西北剿匪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节制陕、甘、宁、青四省军政事宜。武昌行营结束。

    那时，陕北的共产党军队只有数万人，而张学良所掌握的东北军则有２０多万人。张学良志在必得。他屡屡对部下说：“现在有共产党在后方捣乱，使我们不能集中力量对日作战，除了先剿共而后攘外之外，抗日又有什么办法呢？”又说：“日寇是强大的，共产党比不上日本军队，如果我们解决不了弱的，怎么能解决强的？为了集中力量抗日，希望我全体官兵，同心同德，完成剿共之重任，然后回师北上抗日，收复东北，返回老家去，那时候，我们该多么愉快，多么光荣啊！”

    张学良自欧洲回国之初，曾扬言：“但问耕耘，不问收获，但论是非，不计成败。凡能吃苦，肯牺牲的，都跟我来；凡贪安逸，惜生命的，都请出去。” 那时，他是以蒋介石的是非为是非的，因为他希望蒋介石成为中国的墨索里尼。 但随着事态的发展，他的是非标准发生了变化。

    １９３５年９月初，张学良部署了对陕北红军的作战计划：王以哲部为中路，杨虎城部为右路，董英斌部为左路，进攻目标为肤施（延安）。９月１５日，王以哲率１１０师及１２９师进驻肤施。红军围点打援，佯攻甘泉，在大小崂山设伏。１０月１日，红军在崂山伏击了南下甘泉的１１０师，歼灭两个团防师部，俘获３７００人，师长何立中重伤，不治身死。

    崂山之役，张学良还认为是偶然中伏击，不以为意。１０月２５日，红军攻击甘泉富县之间的榆林桥，全歼东北军１０７师６１９团及配属的一个营，俘团长高福源。这次是红军攻城，守备部队有３０００多人，高福源又是王以哲部的骁将，这使张学良大出意外。他正要去南京开会，临行嘱咐董英斌，部队的任何行动必须听我的命令。但在开会期间，又发生直罗镇战役，东北军１０９师两个团及师部被歼，师长牛元峰阵亡；在黑水寺１０６师被歼一个团。

    经过这三个战役，东北军在不到２个月内，被歼了２个师、２个团又１个营。这样惨重的损失，在东北军史上是没有的。蒋介石曾许诺，因打红军遭受损失的部队可优先补充。但军政部长何应钦却下令撤销１０９、１１０两个师的番号，停饷。连张学良请求对２位师长每人发给１０万元特恤也被驳回了。张慨叹道：“我张某人混的不值２０万块钱了！”至此，他看出了蒋介石借打红军以消灭东北军之心。他的幻想破灭了。如果继续打红军，东北军无异自杀。没有东北军，还谈什么抗日不抗日！

    高福源，辽宁盖平人，曾在北京大学肄业，中途弃文就武，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是王以哲的老部下。高福源被俘后，自忖必死，不料不仅受到优待，还让他参观学习。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高被送到甘泉道左铺红军总部，由负责总部的彭德怀亲自做他的工作，和他经常讨论各种问题。高感到中国共产党提出团结抗日的主张是真诚的，抗日救亡要依靠共产党和红军，东北军可以与红军合作抗日。

    当时甘泉被红军围困着，高福源要求入城做守城部队的工作，彭德怀同意。高入城后，先见好朋友周祖尧（守城营长），说明蒋介石要东北军打红军使两败俱伤，红军决心抗日，东北军应该和红军合作。他又见城内最高指挥官张文清，张害怕被红军俘虏。高向他作了说明。高出城后，彭德怀即派人送粮、肉、蔬菜进城慰问东北军，守城部队派出代表与红军商谈，达成了双方停止敌对行动，互市互利的协议。高积极向彭反映，东北军普遍要求打回老家去，张学良、王以哲都要求抗日。关键人物是张学良，如果张学良了解红军实况，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合作的。彭表示可以让他回去做这件事。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同意高福源回西安去做张学良的工作。

    高福源到达西安后，张学良立即召见。高向张谈了在苏区的见闻。他说：“共产党是坚决主张抗日的。共产党倡议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是真诚的。红军是一支有政治思想有训练的部队，与民众关系极好，是不可战胜的部队。红军同情东北军的处境，极愿合作共同抗日。东北军必须与红军联合起来，才谈得到打回老家去，这是东北军今后唯一的出路。”谈话持续了３个小时，最后张学良说：“你谈得很好，休息一两天，你回去请红军派一位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你放心去办这件事，此去如有不测，你的家属生活和子女教育都由我负责。”

    １９３６年１月１６日，高福源先到洛川，见了王以哲，１９日到甘泉红军总部，恰巧李克农来总部，于是就由他去洛川与张学良见面。２０日，李与张在洛川谈了３个小时。李克农说明了中共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张表示愿为此奔走。这是张学良第一次与红军直接接触，并从此走上了共同抗日的道路。

    ３月４日，张学良再次在洛川约会李克农。他表示“抗日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是不行的。蒋有政、军、财三权，而且又是中央政府，他不同意抗日就不好办。”他认为他的这一主张是非常实际的。他还引用了王明的一篇文章，内称：“至于讲到蒋介石个人，我们公开宣称：虽然他作了无限卖国殃民的罪恶，但是，如果他真正停止与红军作战，并掉转枪口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话，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不仅会给他以向人民和国家赎罪的自新之路，而且准备与他及南京军队一起，在共同的一条战线上，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中共瓦窑堡会议的口号是“反蒋抗日”，所以李克农只好含糊不做明确回答。

    ３月１６日，李克农到山西石楼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报告了与张学良会谈的结果。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和李克农继续与张商谈。４月９日，周李两人与张学良和王以哲在肤施城内的一个天主教堂内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谈。双方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议。

    事后，周恩来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真出乎意料！”张学良也对刘鼎说：“会谈后，我太满意了。比我想象中好太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我要早见到他该多好呀！”

    １２月初，蒋介石亲抵西安，张学良和杨虎臣分别劝蒋抗日，不得要领，两人决定进行兵谏。当时，蒋住在华清池招待所。１２日清晨，东北军两支部队进入华清池，在二门口，遇到蒋介石卫队的抵抗。蒋乘机在近身侍卫帮助下越墙逃跑。张学良下令搜山，最后在山洞内找到蒋介石，并立即被送到西安，住进新城大楼，后来又移至高桂滋公馆。

    中共中央得知蒋介石被扣，不胜欣喜。毛泽东立刻召集要员开会。本着“反蒋抗日”原则，大家主张先把蒋光头毙了再说，会上非常热闹。还是毛泽东比较冷静，他说：“我们当然要除掉蒋介石，但一定要做得不露痕迹。这件事不可由我们来做，要让张学良的人去做。”正说着，电报员送来了斯大林的一份急电。毛泽东看了后就交给周恩来宣读。原来斯大林要求中共保住蒋介石的性命，并与他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是目前真正有实力领导抗日的人。会上气氛为之一变。随后，会议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为代表，到西安去说服张学良保留蒋介石的性命。其实，这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张比共产党更为坚决，他根本没有任何伤害蒋介石的意图。

    １２月１７日，周恩来在金家巷一号会见了张学良，二人促膝交谈，一直到深夜。张学良认为，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释放他，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周恩来充分肯定和赞扬张杨的爱国热情，表示赞同张的上述看法。

    ２２日，国民党方面派蒋夫人宋美龄和宋子文到西安。宋氏兄妹在金家巷张公馆稍事休息后，即去高公馆见蒋。由于事先没有通知，蒋突然见到宋美龄时“愀然摇首，泪潸潸下”，并说“余虽屡嘱汝千万勿来西安，然余深感无法相阻也。”蒋向宋“历述被劫之经过，并称，在劫持中决不作任何承诺。”他要求宋美龄在与张杨谈判时“切勿签订某种文件”。

    宋美龄为了在释蒋问题上取得中共方面的支持和协助，在２３日和２４日两次会见周恩来，并进行了长时期的谈话。“第一次，周首先说明中共没有参与兵谏，并阐明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第二天见面时，宋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她对周恩来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

    宋美龄、宋子文来到西安，使蒋介石同意了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介石指定两宋为他的代表与西安方面进谈判。他答应对双方商定的条件，他以“领袖人格”担保，一定实施，但决不签署任何文件。西安方面以大局为重，对此表示同意。

    周恩来１２月２４日与宋子文会晤时，表示愿与蒋介石见一次面。当晚，由两宋作陪，周见到了蒋。周先对蒋说：“蒋先生，我们十年没有见面了。先生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点点头，才后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回答说：“只要蒋先生能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最后，蒋向周承诺三点：“（子）停止内战，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指周本人）解决一切。（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蒋讲完，指着宋氏兄妹说：“你们可以同恩来多谈一谈。”周会意，即说：“蒋先生休息吧，我们今后有机会再谈。”蒋连声说：“好，好。”周遂告辞。

      接着，张学良决定亲自送蒋回南京。他的部下有人问：“这是什么意思?”张郑重地回答说：“是的，我打算亲自送他回南京。我这一着比你们想得高，这一着是要抓住他的心。你们要知道，这次事变，对蒋是个很大的打击，我们现在不但要放他走，而且今后还要拥护他做领袖，还要同他一起共事。所以我们现在万万不能再难为他，我们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就是这个意思。总之，做人情要做到家，同人家合作也要合作得彻底。我在这个问题上比你们想得深，想得高。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不要乱说乱闹。”

    ２５日圣诞，张学良陪蒋介石飞返洛阳，再飞南京。张到南京后，写了一份请罪书：“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俯乞鉴察。”

    国民政府组织高等军事法庭会审，判张学良十年徒刑。旋又由蒋介石出面下令：“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从此，张学良就遭受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软禁生活，直至蒋经国总统去世，才获得自由。

    张学良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认为他一直以基督精神做人做事，决无后悔。他说委员长也是基督徒，他们之间根本没有怨恨。

    正是：

        爱国英雄张学良，

        胸内无私心地亮。

        圣经书中寻启示，

        亦胜马列千万章。

 

 

第四十八回

 

少帅打开尘封历史

口述破解世纪迷题

 

西安兵谏转变了中国的历史，它是张学良将军个人的一次大杰作。是一出不朽之功。它之所以能成功，则要归功于三大因素。第一是蒋介石的确有抗日之心。不能把蒋介石说成是一个怕死鬼。如果他不想抗日，他是不会屈服的。第二要归因于共产党的实力。如果张学良的剿匪军把共产党打得七零八落，就根本谈不上什么谈判了。第三要感谢斯大林的远见。斯大林一口咬定中国抗日必须以蒋介石为主。蒋介石是绝对杀不得的。

但张学良和蒋介石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之隐，却一直是一个历史之谜。张学良在1990年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主催下，留下了一部口头传记。由郭冠英和唐德刚两位先生纪录和翻译。张将军规定，这部传记只能在他死后发表。

张学良于2001年去世，台湾《联合报》于10月28日首先披露了这段内情如下：

郭：汉公，您觉得您一生是成功还是失败？

张：失败。

郭：为什么？

张：我年轻时完全凭自己，没跟人商量什么。我除了很大很大的事，有一两次我跟王树翰商量，他是我的秘书长，其他全凭我自己。我年轻时自己骄傲，经过几次大事；郭松龄倒戈是很难过的事，而我父亲死是我最难过的，内忧外患，我都得对付，那我也度过了。

后来我对中央的合作，这些事这么多年我做得很得意，尤其那时蒋先生差不多把北方的事完全交给我了。我常常自个儿说翻手做云，覆手做雨，差不多三分天下，不能说有其二，有其一了。北方事都交给我了。管理那么多个省，我那时才二十八九岁。我从来不像别人考虑这件事将来是怎么怎么的，我从来不考虑，我就认为，这事情当做我就做。我自个儿有决心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决心的。

我是不是有私心在里头？我是不是为我自己利益？我是不是问心无愧？好了，没有。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私心。我敢给你说，我做那件事（西安事件）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有做过我与私人地位利益有关系的东西，我没有。假使我自个儿有地位利益就没有西安事变。我跟你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能原谅我。我跟蒋先生是要钱？我是管他要地盘？我没有。我牺牲我自己，为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我说我们与共产党打什么呢？都是中国人，打什么呢？都是政治问题，不是不可谈的嘛。所以后来谈是我的主张。而且我对介公讲，我说共产党你也剿不了。他说为什么？我说共产党有人心，我们没人心。

我与蒋先生的冲突，没旁的，就是这两句话，他要安内攘外，我攘外安内。一点没旁的冲突。

唐：我那时是小孩，听张副司令批评蒋公是“安内攘外”？

张：所以蒋先生的秘书汪日章说：我从来没见人敢跟他这样吵的。我跟蒋先生痛陈，蒋先生也骂我骂得很厉害。我说你这样下去，等于投降。蒋先生说，汉卿你真是无耻，我从来当军人没有“降”这个字。我说你这样做比投降还厉害，你这叫日本人就一点点……叫不能战而屈了兵，是胜之上者也。这是军事上说，我不战就把我中国一点点吞了，不等于比投降还不如？蒋先生大骂我一顿。我跟他这么样吵啊！蒋先生也很安慰我几句。还有蒋先生几句话，他现在不在了，我不愿意说出来，他一句话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就因为学生运动时候，我不好意思再说他了。

郭：他说用机关枪打？你说“机关枪不打日本人打学生？”

张：我真火了你怎么知道？

郭：你讲的，你跟我讲的。

张：我真火了，这句话把我激怒了。我发火是会开枪打人的。我真怒了。我怒了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一句话：“你这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嗯，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人。

郭：你觉得蒋公是成功还是失败？

张：我认为他失败！蒋先生这个人很守旧的，顽固。而且蒋先生自己，假如他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他认为我说的，都是对的。我说就应该是对的。说实在，我暗中想他也对我相当看得起。

郭：他尊敬你有话直说，但他不能容忍人家挑战他的权威。

张：嗯，他是这个。我损害他尊严。不过我到了南京，我在西安也说过这句话。现在应该还有人记得这句话。我当时就说：“他好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开开，更让它亮。

唐：你把他擦一擦，他是更亮。

张：我这样做不叫他更亮吗？我到南京他问我为什么如此，我说不客气的话，那是个泥菩萨，首领就是个泥菩萨，我把这泥菩萨扳倒了，我自然要把这泥菩萨扶起来。它有灵，拿我脑袋疼，我不能不给他磕头。我对蒋先生，到南京我一样是请罪，那他既然答应了，“你去吧（指放蒋）”。当时我不说，现在，我可以说，他答应了。他后来也真是做了，他没有说假话：“我不剿共了，我不剿共，跟共产党合作。”

郭：这是他经过他太太转达的还是他亲自跟你讲的呢？

张：当然，亲自！他跟我讲的。当时我绝对不说。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他不愿我把这事情说出来。我现在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我是跟周恩来见了面，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我最佩服他。这个人我俩一见面他一句话把我刺透了。他也相当佩服我。可以说我俩一见如故。我当时答应周恩来，我说我去说服蒋先生，我说我可能把他说服。但是我没敢假设我负责任。如果你们条件是真的，我说好，我跟蒋先生说说，这方面我负责任。你那方面说的话要算话，大家说了算。后来，戴先生我俩见面，他说我真没想到你。我说你那些特务尽扯蛋的特务！

唐：汉公说蒋公是有大略没有雄才，是不是？

张：我说蒋先生跟我父亲相反，一个是有雄才，无大略；一个是有大略，无雄才。蒋先生这个人有雄才。张啸林、林月笙知道吧。他们就说蒋先生不会做。你到南京蒋先生把你放了，这是历史上一件大事。但是蒋先生就没有这个雄才。

郭：为什么不放你，你觉得呢？

张：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可能是张岳军告诉我为什么。张说：“你是个宝啊，谁把你抓住谁就有用。”你明白这句话吗？他意思是说怕你被共产党抓去。

郭：不放你，可能是怕你讲出来？

张：那没什么，我绝对不会讲。他不在了，现在我讲，否则我绝不讲。

郭：你与蒋夫人关系如何？

张：1930年底我到南京，蒋请我喝茶。蒋夫人一见我说：“汉卿你好！”蒋先生奇怪，你怎么认识他？她说：“我认识他还在认识你前哩！”

郭：西安事变放蒋是不是给蒋夫人一个圣诞礼物？蒋夫人是不是有什么影响？

张：蒋夫人毫无影响。我这个人是这样的，好汉做事好汉当。当年这事开始时，我们就没有说要把蒋先生怎么样。因此我后来与杨虎城几乎闹翻了，就是为这个事情。我去南京时，我真决心去死啊！那南京可以把我枪毙啦。我自个儿说：“要是我的部下这样子，我就把他枪毙了。”

郭：老先生对你还不错啊！

张：那是，不是他死后我写副对联吗？“翔之殷切，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不过当然啦。政治是政治，私人感情是私人。

郭：如果您这一生重新活过？

张：什么？重新来过？我90岁还重新来什么？明年也许完蛋了。我有首诗：“白发催人老，虚名误人深；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云。”我自认失败，一事无成两鬓斑。

唐：汉公，在我们学历史的人来看是成功啦，成功，是不能看短期的。

张：我给自己下了个考语，英雄，什么英雄？泄了气的英雄！

郭：来到台湾后什么时候第一次见老先生？

张：我说不出来，他在大溪的时候。

郭：他找你去的？

张：他不找我去我怎么能去？

郭：他对你讲了什么？

张：我不告诉你。后来见过两次。大部分都是经国先生与我见面。我与经国先生很好的。我们无话不谈。

郭：那封“忏悔录”是怎样呢？

张：那是老总统要写《苏俄在中国》，他怕写错了，就叫我把西安事变写下来。他说：“这方面的事很清楚。但他们那边的事我不清楚，你可以把他写下来。”我说：“西安事变我本是至死不言的，你今鞠诚问我，我鞠诚对答。”后来就写了。《张学良忏悔录》是他们题的名。

（老总统看了最出意外的是共产党并不知道张要发动西安事变，完全是张个人的决定。）

张：我因为写那篇文章，蒋先生很奇怪，因为他确实知道没人帮我忙。他说你怎么会写这么好的文章。他后来叫人来告诉我，你就写文章吧。我本来写了一点，后来就不写，后来他也不过问，我说过，高兴写不高兴写没有心。

唐：您觉得蒋先生原谅您吗？

张：当然是。不原谅？他就把我枪毙了。我到南京是预备被枪毙的，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不在乎，真是不在乎。我就是今天还是敢说这句话，当着你们三个人；假如国家要用我，虽然我90岁 ，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好事我不干，假使那事没人干，没人敢干，我干。

正是：

老蒋抗日有真心，

不杀学良兄弟情。

历史功过怎么论？

耶稣面前自得伸。

 

 

第四十九回

 

陈昌浩全军覆没

张国焘孤掌难鸣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１日，中共中央发布《十月作战纲领》，四方面军的任务，一是南向西兰通道地区防御，拒阻南面敌人的进攻；一是迅速造船，以三个军渡河进攻宁夏。２４日晚，三十军从靖远南虎豹口渡河成功，揭开了宁夏战役的序幕。到２８日，三十军、九军及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渡河完毕。２９日，毛周电示朱张：“三十一军可以立即渡河。”旋因彭德怀建议留三十一军在河东作战，毛周又于３０日改变命令，命已开到河边的三十一军暂不渡河。这时，负责监视靖远及看守渡口的五军，由于南线敌人突进靖远，无法向打拉池靠拢，遂奉朱张命令，全部随船撤到河西的三角城待命。至此，黄河两岸的红军被敌隔断。河西敌我力量对比，是敌强我弱。

    西渡红军共有３个军，全军２万多人，非战斗人员约占半数。由于河东部队无法支援，宁夏计划已无法实现。１１月１１日，中共中央下达命令，决定将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任命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西路军的任务是直接打通远方（苏联），准备以一年时间完成。毛周电询陈徐能否单独前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讨论后报告中共中央，决心西进，打通新疆。

    １１月１３日至１８日，西路军连克古浪、永昌、进抵凉州附近。但九军随即在古浪遭到马家军的围攻。古浪地形不利防守。九军占领古浪伊始，敌军即蜂拥而至。１７日，敌猛攻城垣，一度突入城内，九军与之展开激烈巷战，几经反复肉搏，将敌军击退。１８日，敌倾全力来攻，九军苦战至晚，因伤亡过大，撤出战斗。九军从此元气大伤，无力恢复。

    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后面临新的困难。该地区人烟稀少，当地没有党的工作基础，群众对红军不了解，加上民族隔阂，对红军十分不利。陈徐准备迅速通过此地区向西行动，夺取甘州，打通新疆。但中共中央电令停止西进，要它在永昌、凉州地区创造根据地。陈徐对此有异议，但在中央一再明令下，只好服从。马步芳集中兵力向永凉地区进攻，胡宗南也向凉州地区开进，支援马家军。

    从１１月２２日到２５日，西路军连续在八坝、水磨关、永昌进行战斗，毙伤敌６０００人，自身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到１２月上旬，部队减到１万５千人，战斗力大为减弱。

    １２月上旬，陈徐向中央提出建议：河东红军趁冰期西进至甘北的古浪、凉州，河西红军回师山丹，两方合兵。中央复电表示：河东红军暂不西进；远方（苏联）可于两个半月后将货运送安西，西路军应相机夺取甘、肃两州，进至安西。

    正在此时，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迹爆发。中共中央决定放弃战略转移，令河东红军南下关中地区，援助张杨部队防止亲日派的进攻。西路军的任务在打通远方的联系。西路军遵命，准备西进。这时，国民党的“讨伐军”已进抵潼关。张杨要求河东红军出击胡宗南部，河西红军东进郑州地区，以保证宝鸡、郑州等地的安全。于是，中央又改变原令，要西路军东开，说张学良答应在郑州补给子弹、被服。不料，２５日张学良送蒋介石离开西安，中央又命令西路军仍旧执行西进任务。

    １２月底，西路军开始了悲壮的西征。司令徐向前回忆道：

    隆冬时节，冰天雪地，堕指裂肤。我军指战员，衣衫褴褛，饥肠辘辘，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苦寒气候，长夜行军，真是艰苦至极。“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硬如铁石的戈壁上，响着我军坚定不移的步伐。这些来自鄂、豫、皖边，川陕边的英雄儿女，赤胆忠心，任何饥饿、严寒、伤病、死亡的阴影，都吓不倒他们。

    马家军发现红军西进，调集兵力尾追，西路军以五军开路，三十军殿后，边打边进。１月上旬，九军进驻泽沙和堡，总指挥部驻三十军进驻倪家营子。其时，肃州在望，新疆已经不远，敌尾追重兵尚未赶到，正是西进有利时机。然而，河东形势又发生变化。中央又电令停止西进，在甘、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陈徐请求派军西援，中央军委派不出援军，令西路军独立支撑。

    西路军驻临泽、高台不走，马家军２万多人马，猛攻高台县城。五军孤军奋战八昼夜，直到最后一人一枪，全军尽没。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以下３０００余人，大部在守城战中壮烈牺牲，少数突入南山的部队也遭民团残害。高台失守，敌又攻临泽。激战三天，红军突围到倪家营子。九军也撤离沙和堡。西路军１万余人全部集结在倪家营子地区。马步芳、马步青立即调集７万多人，猛攻倪家营子地区。双方展开历时２０天的血战。徐向前回忆道：

    敌人的进攻，多先以强大炮火轰击我阵地，而后开始集团猛冲，步骑交加，刀枪并举，乱叫乱喊。虽受猛烈杀伤，亦能组织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冲锋，不肯轻易败阵。遇我出兵反击时，则迅速退却，诱我追击，利用空旷地带，发挥骑兵特长实行快速反击包抄。

    马敌重兵来犯，我军创病皆起，战局摄人心魄。我军连一门迫击炮也没有，全靠近战对付敌人。每当敌人冲我阵地前沿时，部队突然冲出围子，进行反击，肉博格斗，杀退敌人。因为子弹缺乏，步机枪几乎失去作用。战士们的步枪都架在一边，手里握着大刀、长矛、木棍，单等敌人上来，进行拼杀。倪家营子苦战的日日夜夜，显示了西路军攻如猛虎，守如泰山，以一当百，凛然不屈的顽强意志和战斗作风。敌人有补充，有后备力量，攻势不是减弱，而是不断加强。我们与敌相反，孤军血战，有耗无补，勉力支撑，处境越来越艰险。

    ２月中旬，中共中央为缓和西安局势，又电西路军放弃东进计划，完成西进任务。陈徐建议在原地坚持一段时间后，宜先出青海大道，解决部队补充问题，再图发展。毛泽东复电，不同意东出青海，说：“你们唯一的方针是调动敌人，录求机会击破之。”又说：“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呢？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今后的胜利与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改变是有关系的。”这实际上是要算四方面军的旧账。

    西路军领导无可奈何，一致决定自救东返。２６日，中央电令固守倪家营子５０天，并告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但经十多天恶战，仍不见援兵。军政委员会决定向南突围转向祁连山。３月１２日，进至梨园口，与追敌血战，九军、三十军伤亡巨大。部队兵力已不满３０００人。１４日，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将残余人员编为三个支队，分散深入山区游击。同时决定陈昌浩、徐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后来，留下的三个部队中，王树声、张荣所率两个支队大部壮烈牺牲。李先念支队１０００人，历４０多天抵达新疆，但只剩下了４００人。至此，西路军乃告全军覆没。

    对于西安事变和西路军的失败，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有一番记述：

    西安事变使中共得庆起死回生。换句话说，苏维埃运动使中共濒于死亡的边缘，抗日不仅解救了中共的厄运，还给予它自由向前发展的机会。中共的抗日运动，开始由被动转到主动，能够逐渐脱出偏远地区，渗入到抗日的实际活动中去。这些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中共迁都延安。延安为中共占有，是它在西安事变中一个重要的收获。延安自从中共中央迁入以后，就一天天热闹起来，成了抗日运动的中心。

    当时与蒋介石和解是中共唯一的出路，关系中共的生死存亡，毛泽东自然不敢怠慢。他收藏起一向仇恨蒋介石的心情，试图抹去曾与张学良、杨虎城同谋反蒋抗日的痕迹，也绝不泄漏西安事变应和平解决是出自斯大林指示这个秘密。他一口咬定这是中共中央按政策办事。他还制造舆论，说什么坚持政策是不容易的，对外须说服张杨，内则有张国焘等反对和平解决。这样颠倒事实，当时我对此感慨万分。

    西路军的失败，对中共以后的发展和当时的西北局势，都有相当影响。尤其使我这个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大受打击。中共党内斗争的矛头，因而就指向着我，打得我无法抬头，同时也暴露了毛泽东式的斗争，有其极为野蛮残酷的成份。

    当时我引咎自责，声言我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我不愿诿过于人，只说一切错误都直接间接与我有关。我曾要求举行一次中共中央高级干部会议，来检讨西路军事件，但毛泽东不予理会。

    毛泽东、张闻天等认为当时已无内战的危险，正是整肃内部的好时机。展开斗争的目的，据说是恢复遵义会议以后原有中央的威信，并将张国焘逐出中央，然而其实质就是建立毛泽东的独裁。他们的第一个步骤便是调走持论公允的林育英。１９３７年初，张闻天便提议派林育英到国民党区从事职工运动，我当时曾表示反对，认为他是调解党内纠纷的当事人，应暂留延安。张闻天说，林育英有些神经病，他过去说的话不能算数。我当时曾质问，难道当时在陕北各中央委员联名发给我的电报，讲明由林育英任双方联络人一事，也不能算数吗？张闻天苦笑说：“老毛说不算数，我也没有办法。”

    抗日军政大学被选定为斗争张国焘的中心。那些斗争专家们一开始就煞费苦心地搜集关于张国焘“罪证”的资料。张国焘是右倾机会主义，对四方面军的领导破产，反党反中央等等，在斗争专家们看来，这些罪名已成定案。“罪名”既已确定，斗争的重点就转而为争取四方面军干部的支持。这样一来，斗争就转入到野蛮的阶段。他们盛气凌人地审问被斗的人：“你乱杀过人吗？”“强奸过妇女吗？”“说过反中央的话吗？”等等。 这种斗争方式可说极具侮辱性，曾引起四方面军干部的极大反感。

    原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当时任红军学校副校长的何畏也被捕了。他愤慨申言，中共中央和抗大都变质了，变成了类似北洋军阀的统治。他要向共产国际控诉，否则他就要脱离共产党，因此就被秘密逮捕。

    紧接着又发生了周恩来遇险事件。他的卡车在离延安三十里的地方遭土匪袭击。他们认为，驻守该地区的部队原属四方面军，因此，此事可能出自我的指使。当天晚上，延安宣布戒严，我的住所被重兵监视。

    这类事连续发生，使我痛心已极。我决心搬出延安城，再也不问党内的事。在延安北面的山上，我找到了一个破庙，其中有一个石头的窑洞，可供居住。不到两周，我就迁到新居去了。

    我觉得中共正在沿着斯大林的轨道前进，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斯大林曾杀害大批的革命元勋，现在中共也正在逼害四方面军的有功将领。斯大林曾利用基洛夫被刺身死事件，诬陷他的反对者，现在中共也想利用周恩来遇险事件来诬谄我。如果不是那些土匪被活捉，就可能形成冤狱。我已往对这种不顾信义的党内斗争所表示的抗议都已证明无效。共产主义的踪迹已沓，剩下的只是权术与斗争，这种权术斗争并已被视为维持毛泽东权力的天经地义。

    我觉得世界上什么事总有它黑暗的一面，政治就包含着罪恶，革命也不一定是圣洁。至于那些为了某种政治需要，不惜抛弃道义的行为，更是可鄙。我意识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缺陷实在太大，这极端反动的专政制度会毁灭一切美好的理想。

    张国焘终于在１９３９年脱离了共产党，奔往“自由世界”。文化大革命时，他定居在香港，他担心被波及，移居加拿大。他听到刘少奇、彭德怀、陶铸等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乃凄然曰：“如果我张某人留在大陆，肯定会死得比刘、彭、陶悲惨百倍。”

    毛泽东死后，徐向前写了一部《历史的回顾》，为四方面军翻了案，也间接地为张国焘翻了案。

    正是：

        江西才子张国焘，

        叱咤风云呈英豪。

        莫笑著书米粮谋，

        得保完尸胜刘陶。

 

 

第五十回

 

胡风惹怒周起应

鲁迅回敬徐懋庸

 

    自从“九一八”事件后，中国的文化界就涌现了一片要求抗日的怒潮。特别是在上海的租界内，因为日本人没有办法干涉英美租界内的事务。抗日本来是统一中国内部分歧的最有效的促媒剂，但当时有那么几位自命为真正革命派的青年，为了显示自己与众不同，提出了所谓“国防文学”的口号，要求全体中国作家必须集合在它的麾下。它的头头就是周起应，又名周扬。

    另外有一名曾留学日本的青年名叫胡风，却提出了另一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来与之对抗，这不能不引起了革命派头头周扬的极大愤怒。从而在上海滩上出现了一场窝内斗，最后导致鲁迅先生写了一篇长文：《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胡风等人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决不是只局限于写义勇军打仗，学生请愿示威等等的作品。它广泛得多，广泛到包括描写现在中国各种生活和斗争的意识的一切文学。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有一切生活（包括吃饭睡觉）都与这问题有关。懂得这一点，则作家观察生活，处理材料，就如理丝有绪；作者可以自由地去写工人、农民、学生、强盗、娼妓、穷人、阔老，什么材料都可以，写出来都可以成为民族革命文学的大众文学。也无需在作品的后面有意地插一条民族革命战争的尾巴，翘起来作旗子。

    在周扬看来，这种论点无异是大逆不道，非批倒不可。周扬手下的徐懋庸乃写了一封信给鲁迅，以下是鲁迅的文章。文章首先引用了徐的来信：鲁迅先生：

    在目前，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有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于是从他们的野心出发的分离运动，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胡风他们的行动，显然出于私心的，极端的宗派运动，他们的理论，前后矛盾，错误百出。即如“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起初原是胡风提出来用以和“国防文学”对立的，后来说一个是总的，一个是附属的，后来又说，一个是左翼文学发展到现阶段的口号，如此摇摇荡荡，即先生亦不能替他们圆其说。对于他们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

    我很知道先生的本意。先生是唯恐参加统一战线的左翼战友，放弃原来的立场，而看到胡风们在样子上尚左得可爱，所以赞同了他们的。但我要告诉先生，这是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之故。先生最近所发表的《病中答客问》，既说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普洛文学到现在的一发展，又说这应该作为统一战线的总口号，这是不对的。

    再说参加“文艺家协会”的“战友”，未必个个右倾堕落，如先生所疑虑者；况集合在先生的左右的“战友”，既然包括巴金和黄源之流，难道先生以为凡参加“文艺家协会”的人们，竟个个不如巴金和黄源么？黄源是一个根本没有思想，只靠捧名流为生的东西。从前他奔走于傅郑门下之时，一副谄佞之相，固不异于今日之对先生效忠致敬。先生可与此辈为伍，而不屑与多数人合作，此理我实不解。

    我觉得不看事而只看人，是最近半年来先生的错误的根由。先生的看人又看得不准。譬如，我个人，诚然是有许多缺点的，但先生却把我写字糊涂这一层当作大缺点，我觉得实在好笑。

    我今天就要离沪，行色匆匆，不能多写了，也许已经写得太多。以上所说，并非存心攻击先生，实在很希望先生仔细想一想各种事情。

    敬颂痊安。

                                          懋庸上    八月一日

 

    以上，是徐懋庸给我的一封信，我没有得他同意就在这里发表了，因为其中全是教训我和攻击别人的话，发表出来，并不损他的威严，而且也许正是他准备我将它发表的作品。但自然，人们也不免因此看出：这发信者倒是有些“恶劣”的青年！

    但我有一个要求：希望巴金、黄源、胡风诸先生不要学徐懋庸的样。因为这信中有攻击他们的话，就也报以牙眼，那正中了他的诡计。在国难当头的现在，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的，不正是这些人么？这封信是有计划的，是他们向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的人们的新的挑战，向这些人们去应战，那时他们就加你以“破坏联合战线”的罪名，“汉奸”的罪名。然而我们不，我们决不要把笔锋去对几个个人，“先安内而后攘外”，不是我们的办法。

    但我在这里，有些话要说一说。首先是我对于抗日的统一战线的态度。其实，我已经在好几个地方说过了，然而徐懋庸等似乎不肯去看一看，却一味咬住我“破坏统一战线”，硬要教训我说我“对于现在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我不知道徐懋庸们有什么“基本的政策”。中国目前的革命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

    其次，我对于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态度。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下统一起来的主张。我也曾经提出过我对于组织这种统一的团体的意见过，那些意见，自然是被一些所谓“指导家”格杀了，反而即刻从天外飞来似地加我以“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这首先就使我暂不加入“文艺家协会”了，因为我要等一等，看一看，他们究竟干的什么勾当；我那时实在有点怀疑那些自称“指导家”以及徐懋庸式的青年，因为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

    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然可以互相批判。至于说“国防文学”必须有正确的创作方法，又说现在不是“国防文学”，就是“汉奸文学”，欲以“国防文学”一口号去统一作家，也先预备了“汉奸文学”这名词作为后日批评别人之用。这实在是出色的宗派主义的理论。我以为应当说：作家在“抗日”的旗帜，或者在“国防”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因为有些作者不写以国防为主题的作品，仍可以从各方面来参加抗日的联合战线；即使他像我一样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也未必就是“汉奸”。“国防文学”不能包括一切文学，因为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学，除非他们有本领也证明了《红楼梦》、《子夜》、《阿Q正传》是“国防文学”或“汉奸文学”。

    其次，我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的关系。徐懋庸之流的宗派主义也表现在对于这口号的态度上。他们既说这是“标新立异”，又说是与“国防文学”对抗。我真料不到他们会宗派到这样的地步。只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不是“汉奸”的口号，那就是一种抗日的力量；为什么这是“标新立异”？你们从那里看出这是与“国防文学”对抗？拒绝友军之生力的，暗暗的谋杀抗日的力量的，是你们自己的这种比“白衣秀士”王伦还要狭小的气魄。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同时在文学上也应当容许各人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

    其次，是我和胡风、巴金、黄源诸人的关系。我和他们，是新近才认识的，都是由于文学工作上的关系，虽然不能称为至交，但已可以说是朋友。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而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辩正的，这不仅是我的交友的道义，也是看人看事的结果。徐懋庸说我只看人，不看事，是诬枉的，我就先看了一些事然后看见了徐懋庸之类的人。

    胡风我先前并不熟识，去年的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外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的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但后来也不再听人说胡风是“内奸”了。然而奇怪，此后的小报，每当攻击胡风时，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风。

    最阴险的则是《社会日报》登过一则花边的重要新闻：说我就要投降南京，从中出力的是胡风。我也看人：即使胡风不可信，但对我自己这人，我自己总还可以相信的，我就并没有经胡风向南京讲条件的事。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

    还有，在中国近来已经视为平常，而其实不但“助长”，却正是“恶劣的倾向”的，是无凭无据，却加给对方一个很坏的恶名。例如徐懋庸的说胡风的“诈”，黄源的“谄”，就都是。田汉周起应们说胡风是“内奸”，终于不是，是因为他们发昏；并非胡风诈作“内奸”，其实不是，致使他们成为说谎。《社会日报》说胡风拉我转向而至今不转，是撰稿者有意的诬陷；并非胡风诈作拉我，其实不拉，以致记者成了造谣。胡风并不“左得可爱”，但我以为他的论敌，却实在是“左得可怕”的。黄源未尝作文捧，也没有给我做过传，不过专办着一种月刊，颇为尽责，舆论倒不坏，怎么便是“谄”，怎么便是对于我的“效忠致敬”？黄源“奔走于傅郑门下之时，一副谄佞之相”，徐懋庸大概是奉谕知道的了，但我不 知道，也没有见过，至于他和我的往来，却不见有“谄佞之相”，而徐懋庸也没有一次同在，我不知道他凭什么，来断定和谄佞于傅郑门处者“无异”？当这时会，我也就是证人，而并未实见的徐懋庸，对于本身在场的我，竟可以如此信口胡说，含血喷人，这真可谓横暴恣肆，达于极点了。莫非这是“了解”了“现在的基本的政策”之故吗？

    其实，“现在的基本政策”是决不会这样的好像天罗地网的。不是只要抗日就是战友吗？何必定要剿灭胡风的文字，打倒黄源的《译文》呢？莫非这里面都是“二十一条”和“文化侵略”吗？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正是：

        覆车之鬼，

        至死不悟。

        谁个标异，

        照样受祸。

 

 

第五十一回

 

日寇挑衅卢沟桥

倭军入侵上海滩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中国人民讲，是一大好事。但对日本帝国主义而言，中国人的团结一致，被认为是一大恶兆。他们决定要尽快动手，以免失之过迟。

    原来在“九一八”以后，日军继续在华北蚕食，并在平津一带获得了驻军之权。自１９３７年４月起，日军在卢沟桥附近不断进行军事实弹演习。７月７日晚，日军驻丰台的第三大队第八中队中队长清水节郎指挥下，在卢沟桥以北一公里的龙王庙一带举行军事演习。晚上１１点左右，日军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中国守军第２９军第３７师第２１９团认为“已值深夜，日军入城会引起地方不安，且我方官兵正值睡眠，枪声非我方所发，当经拒绝”。日军遭拒绝后，当即包围了宛平县城。

    中方冀察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定，双方派员前往调查。当双方正在交涉间，日军从丰台增调援军，突然向宛平城射击，接着又炮轰卢沟桥，并占领了沙岗。驻守在卢沟桥附近的第２９军２１９团全体官兵忍无可忍，奋起反击。２１９团团长吉星文亲赴前线指挥作战，广大官兵勇猛杀敌，一天之内，打退日军对宛平的三次猛攻。２９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还命令守军：“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县城，不准日本的一兵一卒进入，不能放弃一寸国土。卢沟桥和宛平县城就是我军官兵最光荣最主要的基地，要与城池共存亡”。

    ７月１６日，日本决定对中国第２９军提出苛刻的四项要求，并将１９日作为期限，到期“停止现地谈判，并对第２９军进行讨伐”。１９日，大批日军抵达华北。日军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发表声明，称“从２０日午夜以后，驻屯军将采取自由行动”。２６日，日军参谋本部批准中国驻屯军对第２９军“坚决予以讨伐”的申请。当晚，香月清司向第２９军军长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不待中国方面答复，２７日晨日军便发起攻击，战事就在平津地区展开。由于中国军队装备太差，又兼准备不充分，交战数日，平津相继沦陷，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乃正式开始。

    ７月１７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严正表示：卢沟桥事变的发展关系到中国存亡问题。“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此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一定要认清楚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在北平战役中，第２９军副军长佟麟阁于２８日在战斗中壮烈牺牲。１３２师师长赵登禹在向北平方向突围时，于大红门附近受到截击，也英勇牺牲。３０日，日军占领了北平。按：佟麟阁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也就是说，在这场抗日战争中，为国牺牲的第一位军级将领是一名基督徒，这与２０年前的陆皓东遥相呼应。

    如果说“九一八”以后有“一二八”的话，那么，“七七”以后则有“八一三”。

    “一二八”后，中日双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上海被划为非军事区，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市区驻军和设防。与此相反，日本却利用“协定”在上海虹口一带派驻重兵，专设了日军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日海军第三舰队的军舰常年在长江沿岸巡弋，不断制造事端，企图伺机出兵占领上海。

    １９３７年８月９日下午５时左右，日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与一等兵斋滕要藏驾车冲击虹桥军用机场，不服制止命令，反向中国守兵开枪，引起双方冲实，枪战中日军２人均被击毙，中方亦有１人死亡。是谓虹桥机场事件。这是“八一三”事变的序幕，上海局势由此急转直下，中日双方加紧准备，大战一触即发。

    ８月１３日下午４时５０分，进入阵地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八字桥地区的伊藤茂第３大队首先向刚刚到达该地的孙元良第８８师部队进行袭击，中国军队立即组织反击，由此拉开了“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大幕。

    战斗打响后，南京军事委员会下达攻击命令，命京沪警备军改编为第９集团军，以张治中为总司令，于１４日进攻虹口及杨树浦之敌。命苏浙边区军改编为第８集团军，以张发奎为总司令，守备杭州湾北岸并扫荡浦东之敌。京沪杭地区属第３战区，为加强指挥，蒋介石又任命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为第３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淞沪作战。

    战幕拉开后，中国军队主动攻击虹口一带日军，两军在马路、街巷间展开激烈战斗。我军官兵斗志昂扬，猛冲猛打，于１４日下午４时占领了持志大学、五洲公墓、八字桥、宝山路等日军据点。８８师２６４旅旅长黄梅兴在战斗中壮烈殉国。同一天，张发奎第８集团军的进攻也很顺利。俞济时５８师猛冲猛打，将浦东之敌３００余人压至三井码头日华沙厂一带，日军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８月１４日上午，我国空军冒着大风起飞，轰炸敌陆战队司令部和吴淞口日军舰艇。日军旗舰“赤云”号被炸弹击中受损。日第３舰队司令长谷川清立即下令日本空军迎战，双方在上海上空展开空战，中方击落日机３架，自己无一伤亡。当天下午，日方派大队空军袭击中国空军基地笕桥，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率领２７架战斗机与日军１８架轰炸机在杭州上空激战，我以无一伤亡击落敌机６架。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倭寇空军技术之劣，于此可以寒其胆矣。”经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提议，从此，８月１４日这一天就被定为中国的空军节。头两天的战斗使长谷川清深深感到中国军队的凌厉攻势和坚定决心，他一面令部下死守阵地，一面急电日本大本营，要求火速派兵增援。

    ８月１５日，蒋介石紧急召见正在庐山的陈诚。陈诚是蒋介石的智囊，时年３９岁。他自１９２４年在黄埔军校任教育副官以来，一直忠心耿耿地追随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他也被张学良所扣。他对张说：“如果蒋委员长遇害，就早一点把我也枪毙了！”他力劝张学良不要杀害蒋介石：“你把老头子扣起来，那就把中国交给你，你有那个能耐把中国搞好？全国的军队能听你的指挥去打日本？”

    蒋介石要和陈诚商讨长远的战略问题。陈诚认为，我国军备落后，又没有充分的作战准备，不宜实施速战速决，也断难取得速战速决的效果。我国的长处在于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经济资源散布各地，具有长期抗战的条件。他具体将抗战分为抵抗、对峙、反攻三个时期，主张据此制定长期的战略与战术方针。

    陈诚的见解得到蒋介石的肯定，认为这是符合实际的。在此以后，全国军民都将“持久战，三阶段：后退、相持、大反攻”；“以空间换取时间”等口号作为口头禅。中国抗日战争的重大军事行动也无不以此为基础思想。

    ８月２３日，日军一个师团登陆之敌在未遇强有力抵抗的情况下，进占川沙镇；进攻罗店的日军也暂告得手。２４日，日军后续部队陆续上岸，一部占领吴淞炮台，一部向狮子林前进。我军采取阻击与攻击并举的手段，与日军展开争夺战。２３日，第１１师一度收复罗店。９月１日至４日，罗店的战斗空前剧烈，双方都拼命争夺这个战略要点。双方阵地犬牙交错，两国士兵短兵相接，空旷的滩地上血流成河，尸体累累，无法收拾。这块土地被双方士兵称为“血肉磨房”。９月６日，日军猛攻宝山城，守军第９８师第５８３团第３营在营长姚子青率领下，“誓本与敌皆亡之旨，固守城垣，一息尚存奋斗到底”，拚死作战。日军恼羞成怒，发射大量硫磺弹，致使全城成为火海，姚营官兵全部壮烈牺牲，宝山城陷落。宝山失守标志着淞沪会战进入了最后阶段。

    ９月１３日，日军新的增援部队抵达上海。至此，日军总兵力已近２９万人，重炮３００多门，战车２００余辆，飞机３００余架，大小舰只７０余艘。１４日，敌军在飞机、火炮掩护下向中国军队发起全线攻击，重点指向宝山罗店公路东南方。我第１５集团军与敌在潘泾河一带激战，双方损失惨重，难分胜负。日军之预期目的未能达到。

    ９月２１日，中方重新调整淞沪前线战略部署。由蒋介石亲自兼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副之。第三战区分为右、中、左三个作战军。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中央军总司令朱绍良，左翼军总司令陈诚。此时，抵达淞沪之中国军队已达４０余万人。

    １０月２２日，日军倾海陆空军之全部力量，大举进攻。中国守军由于敌炮封锁，粮弹补给十分困难，战斗异常艰苦，不得不步步后退。２４日，日军乘胜进犯大场，我守军在敌人强大陆、空炮火打击下苦战竟日，终因大部分阵地被毁，放弃了大场。日军攻陷大场，表明已完全掌握淞沪战场主动权。

    １１月５日，日本第１０军于上海南方的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该处战略地位重要，占之可以切断沪杭铁路，与北面的上海派遣军配合，形成包围上海中国守军之势。１１月８日，日军第１１军占领松江，至此，中国军队已处于背腹受敌、退路将被切断的危险境地。８日晚，我第三战区下达全线撤退命令。

    自“八一三”中日在上海开战到１１月１２日上海沦陷，在历时３个月的苦战中，中国军队以伤亡３０万人的巨大代价，抗击了日军的强大攻势，粉碎了日军的速战速决的梦想。我军以劣势装备，击毙击伤日军１２万人。谁能说国民党抗而不战呢？

    正是：

        批蒋要作两点分，

        一笔抹杀太凶狠。

        实事求是最科学，

        莫唱“立场”欺蒙人。  

 

 

第五十二回

 

鬼子大屠南京城

国军保卫大武汉

 

    在淞沪战役期间，蒋介石于１０月１４日晚曾带领李宗仁、白崇禧等高级将领乘火车前往前线视察。列车行至苏州近郊，突遇几十架日机追逼轰炸。数十颗照明弹把夜空照得明亮。情况十分危急，幸而列车快近一个货运小站。车长亲自指挥紧急制动，列车得以停住，因车内早有刹车防护，没有人受伤。蒋介石一行赶紧下车，躲入车站防空洞，敌机把列车炸个稀烂，但没有人员伤亡。

    在八年抗战中，蒋介石几次化险为夷，躲过日机和间谍的追杀。１０月２２日，宋美龄也遇了一次险。她乘坐一辆小卧车前往前线慰问，途中来多架日机盯住小车扫射。司机加大油门，因车速太快，在一个弹坑中一颠，车子摔在公路外的河沟内。宋美龄折断了几根肋骨，同车的顾问瑞纳也受了伤。幸抢救及时，两人均大难不死。

    蒋介石和蒋夫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们一直认为，不管西安事变也好，车祸也好，轰炸也好，他们之所以不死，完全是由于上帝保佑的缘故。

    上海既失，南京难保，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１２月１２日，国府主席林森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全文如下：

    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平津沦陷，战事蔓延。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之侵略，爰决定抗战自卫，全国民众敌忾同仇，全体将士忠勇奋发，被侵各省，均有极急剧之奋斗，极壮烈之牺牲。而淞沪一隅，抗战亘于三月。各地将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暴日倾其海陆空军之力，连环攻击，阵地虽化煨烬，军心仍如金石。陷阵之勇，死得之烈，实足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而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迩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信义与世界和平计，皆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者，无不具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人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特此宣告，惟共勉之。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表明抗战到底之决心，对稳定民心，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迁都前夕，蒋介石召开高级会议，商讨南京防守方案。有人主张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但最后决定要在南京一战。当问及谁担当重任，出任守城司令时，各将领们面面相觑，无人敢应。这时，唐生智自告奋勇说：“若没有别人负责，我愿意勉为其难。”１１月２７日，唐生智公开发表谈话，表示“本人奉命保卫南京至少要做到两件事。第一，本人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但唐生智此人有勇无谋，实不足以当此重任。

    １２月９日，日军占领光华门的大校场、通光营房。守备光华门之士兵急忙紧闭城门。日军用野山炮轰击城门有两处被炸裂。敌我双方几经争夺，阵地几易其手。第８７师后续部队及时增援，始将大校场夺回。但盘踞通光营之敌则始终负隅顽抗。同日，固守牛头山的第５８师与敌激战竟日，因不支而于傍晚撤退。城东北栖霞山也被日军于同时占领，第４１师和４８师退守和尚桥之线。日华中方面司令长官松井石根向唐生智发出了劝降书，限１０日上午答复。唐生智拒绝了日军的最后通牒，并向所部下达了死守南京的命令。

    １２日拂晓，各路日军发起总攻，中国守军顽强抵抗，战况空前激烈，双方死伤累累。至中午，各地点相继失守，敌军先后由光华门、中华门进入城内。至此，南京城内防御战已告瘫痪。下午５点，唐生智召开高级会议，决定弃城突围。１３日，日军占领了整个南京城。日军自侵入南京，制造了长达６个星期的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

    日军首先将未及撤退的中国军人解除武装之后，使列队于长江岸边，用机关枪扫射，悉数杀戮。继之，残杀的对象更及于妇孺老弱。设置在金陵女子大学内的“妇女收容所”收容了７０００多妇女，被日军用卡车运走，加以强暴之后，再行残杀。更有日本军官２人，以砍杀１００人、１５０人为竞赛的消息，为日本的新闻所大肆报道。

    屠杀的手段一个比一个残酷。有将人的下半身埋在地中纵军犬狂噬的“犬噬之刑”；又有用铁锁贯穿下颚将人全身吊起来的所谓“钓鱼之刑”；更有将人缚于铁床放在炭火上的所谓“烤猪之刑”。被屠杀的人，有的说３０万，有的说４０万。蒋介石在１９３８年１月１日日记中写道：“倭寇在京之残杀与奸淫未已，似此兽类暴行，彼固自速其灭亡，而我同胞之痛苦极矣！”但今天有一批日本人竟否认有南京大屠杀一事。

    南京陷落后，武汉成了中国的军事中心。按照日本的如意算盘，日军可从北向南，沿平汉路直取信阳；由长江口用海军直趋九江，前取汉口。攻武汉如取囊中物耳，中日战事亦可以此结束。不料蒋介石迫于无奈，在河南花园口实行黄河决堤，南北通道暂告瘫痪，日军一时无法南进，只有从长江西进。

    黄河决堤为国军调整兵力布置赢得了时间。１９３８年６月１４日，蒋介石下令组编第９战区，任命陈诚为司令长官兼武汉卫戍司令。中国军队主力沿长江分为江南和江北两大战场。在武汉外围，利用鄱阳湖、大别山的有利地势，阻挡日军的进攻势头。具体布置是：李宗仁第５战区辖孙连仲３兵团和李品仙４兵团，担任长江以北，大别山东麓一线防御；陈诚第９战区辖薛岳１兵团和张发奎２兵团，负责长江以南南昌至九江防御。

    进攻九江的是冈村宁次的第１１军。８月１日，日军１０６师团在空军配合下猛攻金官桥我军阵地，我军顽强防守３昼夜，打退敌人数十次进攻。３日下午，日军施放毒气，我前沿阵地数百名官兵中毒，日军乘机冲破我防线。６日，我军苦战７昼夜，又将阵地夺了回来。１８日，１５５师长陈公侠率全师大胆穿插到日军１４５联队侧后，与正面部队一起，将这个联队的５千多人包围起来。从清晨到日落，爆炸声不绝于耳，这些日军被我全部歼灭。南浔路战场暂时平静了几天。

    ９月中旬，日舰４０余艘在地面部队配合下，猛攻九江至汉江间之要塞富池口和田家镇。田家镇是武汉门户，蒋介石下令死守。２３日，日军攻下富池口，又于２７日占领武穴，田家镇被敌人从东南西三面包围，好几处防军作战到底，全部阵亡。２８日夜，第５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不得不下令撤出田家镇。他在日记中写道：“战况之剧，无以复加。将士忠勇，可歌可泣。东去之大江滔滔奔涌者尽是中华儿男之热血矣！”

    在田家镇战斗进行之时，冈村宁次的１０１师团和１０６师团进入了我军预先设置的万家岭地区。１０月５日，行至万家岭的３万多日军被在此等候已久的我４军、７４军、６６军包围，两军即在峻岭间展开激烈战斗。日军出动大批飞机，但在前沿因两军相距太近，无法发挥威力。９日，战斗达到白热化。日军向外冲，我军向里打。由于短兵相接，日军的飞机、大炮、毒气都失去了作用，两军多次进行了肉搏战，满山遍野都是中日士兵的尸体和伤员。下午，薛岳下令各师组成１５０至５００人的敢死队，于晚间发起强攻。晚８时，身负集束手榴弹、炸药包的敢死队员勇猛突入日军阵地，接着是一片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我方后续部队高呼“为烈士报仇！”，不顾一切冲向敌人。日军惊慌失措，阵地很快被我突破。敌军死伤无数。

    １０月１０日，冈村宁次令坦克第５大队和１７师团５３、５４联合各两个大队增援万家岭１０６师团。我这一面加紧肃清残敌，一面阻击增援之敌，取得了完满的效果。德安以西地区战斗历时２２天，最后在万家岭经５昼夜激战，日军第１０１、１０６师团的四个主力联队共３万多人，被我军全部歼灭。１２日，蒋介石致电薛岳，传令嘉奖１兵团万家岭作战各部。此战被称为“万家岭大捷”而载入史册。

    但就在同一天，蒋介石又接到了信阳失守和日军开始入侵广州的急电。１３日，蒋介石召开了高级将领会议，宣布：鉴于日军在长江南北之合围圈已经缩小，广东形势严重，各部队连续作战须作休整补充，乃决定撤离武汉。

    １０月２３日，日军波田支队沿长江南岸直逼武昌。日军第９师团由辛潭铺突入武汉以南的贺胜桥，切断粤汉铁路后北上武汉。２３日傍晚，日军已三面包围武汉。蒋介石仍稳坐在武昌军委会办公室中，身边的将领们不断催促他快走，但他坚持要等布置完各部队撤退后再走。２４日，负责断后的陈诚得知蒋介石还没有走，又急又气，赶紧直奔军委会，强烈要求蒋介石快走。在陈诚催促下，蒋介石于２４日夜晚偕同宋美龄登上飞往湖南的专机。

    但飞机在上空飞了一段时间后，机长向何应钦报告说，刚才由于驾驶员太紧张，没有辨清方向，现在弄清楚了，但燃油不够，需要返回加油。何暗暗叫苦，他在报告蒋介石后，指示机长回武汉加油。当飞机飞抵机场时，场上人员说，他们已开始破坏跑道，若飞机再迟半小时，就一切都完了。蒋介石夫妇闻此，又一次默祷曰：耶稣佑我！

    飞机重新起飞时，已是２５日凌晨４点。后来得知，日军已在这时冲进军委会大楼，距蒋介石离开不到５个小时。

    关于这类命运，我们再引用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中的一段话：

    “到八月二十七日，刘邓野战军全部渡过淮河。说来事情也真巧，我军刚一过完河，河水突然涨了起来，上游又来了洪峰。敌军的大路追兵到了河边，看著刚刚远去的刘邓大军，只好‘望河兴叹’了。这种经历，父亲牢记在心。有一次，他谈起过淮河的情景，对我们说：‘过淮河，刘伯伯去探河，水深在脖子下，刚刚可以过人，这就是机会呀。我们刚过完河，水就涨了，就差那么一点点时间，运气好呀。真是天助我也。好多故事都是神奇得很。’这仅仅是凑巧吗？实乃天助我也。有时候，老天爷也会有情的。”

    正是：

        祸福由天定，

        怎能不信神。

        徒唱唯物论，

        为何产江青？

    这次大会战，历时四个多月，在大大小小数百次战斗中，我军击毙日军超过２０万人，我方伤亡则有４０多万。武汉会战以中国军队之失败告终，但从另一角度看，它真正为中国赢得了时间。在这四个月中，武汉地区（包括从其他地区来的）的主要工厂都安全地搬迁到了内地，为长期抗战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在此期间，中国的著名大学都纷纷由武汉转入了大西南，大大地提高了内地的文化水平。北方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迁到了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大。金陵等教会大学迁到了成都华西坝，中央大学迁到了重庆沙坪坝，等等。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就来自联大，著名医师李志绥来自华西坝，历史学家唐德刚来自沙坪坝，等等。蒋介石所培养的是专业人才，延安所培养的则是阶级斗争人才，这是两者各显神通。

    正是：

        抗战有赖委员长，

        武汉鏖战泣鬼神。

        今日得享太平世，

        勿忘百万抗战魂。

 

 

第五十三回

 

湖北两杰树口碑

安徽独秀留嘉言

 

    中国有句古话说：版荡识仁臣。在祖国危难之际，中国国民党内也出了不少的俊杰。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要推两位湖北佬，那就是一度任南京市长的石瑛和一度任湖北代省长的严重。

    “一二八”事变后，南京政府决定迁都洛阳，南京一时闹得沸沸扬扬，蒋介石乃请来了一位“怪人”出任南京市长，这就是石瑛。

    石瑛湖北阳新人，生于１８７８年。他留学英国多年，得博士学位。很早就追随孙中山，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之一。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孙中山亲定为中央执行委员。他当过各种官。在接到南京市长任命时，他在上海，于是他打了一个电话给他的老朋友、南京中央大学教授赖琏，叫他在下关车站接他。赖琏进车站后不去头等车厢而在三等车厢前等候。果真，车停后从三等车厢内走出了一位五十多岁的精神矍铄的学者，他正是石瑛。赖琏也是一名博士，不过他是留美博士。石瑛只孤身一人，于是两位学者就展开了有趣的对话。

    赖琏握住石瑛的手说：“想不到老兄还是当年的三等车主义！”“三等车主义”是石瑛的浑号。按照国民党政府的规定，石瑛完全可以享受头等软卧、头等包舱的免费待遇，可是他出门乘车总是坐三等车厢，乘船总是坐普通统舱，身有免费证不用，历来自己掏钱买票，因此得了“三等车主义”的称号。

    正是：

        出必头等软卧，

        不忘勤务随身。

        参照市长石瑛，

        能否知所反省。

    石瑛对赖琏说：“我今天请你来接我，是有一件事要你帮我的忙。”赖问：“什么事？”石说：“我要请你做我的秘书长。”赖说：“这有点儿困难，我从来没有当过行政官，一点经验也没有。”石说：“能力和经验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操守，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就这样，赖琏成了南京市长的秘书长。

    石瑛就职伊始，就由秘书长发表声明说：新市长有“三条原则，也可以说是三个信条，以为本届政府办事的标准。一是紧缩，二是廉洁，三是公正。关于第一点，我们的目的是以最少的费用，取得最高的效益。凡是不必要的开支，都要尽量节省，以减轻市民的负担。行政经费，力求减少，事业经费，尽量加多。第二点，廉洁政府，在欧美国家，视为当然。我国政治，为封建因袭重负所累，目前尚未入轨道，不得不提出廉洁政府这个口号。今后，本府财政，必须公开。本府所有职员，均须绝对廉洁，如有违反者，市民可以举发。至于第三点，用人须一秉至公。总理说过：人生当以服务为目的，不以夺取为目的。我们在此是为南京５０万民众服务的。”

    在石瑛当政三年的时间内，南京的马路干线修筑了，自来水安装了，下水道计划了，上海路一带的新住宅区修建起来了，下关车站附近几百幢廉价平民住宅也交工使用了。

    石瑛特别厌恶官吏欺压老百姓。市内有一条太平路，地处繁华之区。该地段警察分局，为了捞到油水，擅自规定乡民到此卖菜，一律须交“税”５元。凡交不起的，轻则没收菜担了事，重则连骂带打，最后仍须听“罚”。石瑛收到了不少关于此事的控告信。于是，他向两名随身警卫吩咐一般。次日，他自己乔装成卖菜农民，肩挑菜担，边走边吆喝，来到太平路口。一名警察前来向他收取５元“税”款，石瑛苦作哀求，警察不允，把他带进警察分局。两名石瑛警卫当然暗中跟进。

    分局警官向石瑛训道：“老家伙，到这儿卖菜就得交税，这是规定。”石瑛说：“这是谁规定的？”警官说：“这是本局的规定，你懂个什么！”“你们这样做可曾向厅长请示过？可出过布告？”警官一拍桌子，大声吼道：“你管不着，你再瞎吵，加倍处罚。”石瑛说；“那好，请你打电话给吴厅长，说我石瑛请他马上到这里来一下，看他怎样处罚我。”

    警官仔细打量了这个寒酸老汉，根本一点不像市长，乃吩咐：“来人，把这个神经病押起来，听候处理。”有几名警察就前来押送石瑛，这时，石瑛的警卫出来阻止，真相大白。警官大恐。石瑛说；“从现在起，你们必须立即停止这种非法行为。对已经被罚款而有案可查的，一定要将所收的罚金，一一退还；无法退还的，要上交国库。”

    更重要的是，石瑛敢于顶撞上司。１９３５年３月，日本《朝日新闻》访问团要来南京，行政院长汪精卫亲自打电话通知石瑛：“明天下午，市政府科长以上官员，全体到机场迎接日本贵宾。”石瑛回答说：“我们不会去迎接日本敌人。”他并借此机会，向行政院提出了辞呈。他不愿意支持汪的亲日政策，决定回乡隐居。

    １９４３年１２月，石瑛病逝重庆。蒋介石夫妇亲临灵堂致祭。中共的《新华日报》还写了评论如下：

    石瑛先生特别值得我们追忆的是他从政的清廉自守和对官场和奢浮嫉恶如仇。石瑛先生做官并不小，发财并不难，可是他安贫茹素。在抗战的今天，这样的操守是特别可贵的。我们举目四顾，今天像石瑛先生那样清苦廉洁的人，能有几个?

    正是：

        新华日报问得好，

        能像石瑛有几人？

        张三李四陈希同，

        妙哉千老讨贼文。（千老指千家驹）

    再说严重，字立三，湖北麻城人，生于１８９２年。黄埔军校成立时，严重被任命为学生总队长，后来孙中山又任他为训练部主任兼学生总队长。总队长要管学生，训练部要抓军事训练，工作繁重可想而知。严重治军严，治学亦严，每日三操两讲，非特殊情况，必亲自督导。他常对学生说：“学以致用，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他非常关心学生生活，关怀备至，同学们无不感动，说总队长威如严父，爱如慈母，昵称他为“严婆婆”。

    由于严重笃信力行，严于律已，节亮风高，深得全体师生敬佩。一次，孙中山拟召集商讨大局的党务会议，分配给黄埔军校几个代表名额，由师生无记名投票产生，结果严重得票最多。蒋介石不无感慨地说：“看来，严立三在学生中的威望，比我当校长的还高。”在北伐战争中，严重任２１师师长，战迹辉煌。

    南昌起义时，蒋介石命令２１师追击叶挺，严重与叶挺是莫逆之交，他有意拖延，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不满和猜疑，他知道前景不妙，乃托病辞职，推举陈诚代替自己。从此，他就落户于庐山山南太乙峰的太乙村，过隐居生活。他自己种菜，自己砍柴，用竹管导山泉入厨房，自己做饭，坚持自食其力。他除了读书之外，还从事著作，写了《大学辨宗》一书，蒋介石曾向他索取数册。大学问家梁漱溟也得到一本，在抗战期间，梁每有转移，必将此书带于身边，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抄去烧毁。梁曾说，他对严立三的“人格精神心悦诚服”。

    南京失守后，武汉告危，严重保家卫国之心不能抑制，终于答应了陈诚的邀请（以前曾数次谢绝），出任了湖北省代理省长之职。当时陈诚为武汉卫戌司令兼湖北省省长，但他事务繁多，无时间过问省务，所以严重实际上就是省长。

    严重提出了“用人公开，官不高民”等口号。他着手调训专区及县的军政人员；对全省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大刀阔斧撤换了一批庸碌无为的县长；对流亡学生开设训练班予以收容；严惩贪官污吏等等。他常说；“一个人能为抗战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在武汉撤退前夕，他对机关学校之迁移，公物器材之转运，外来难民之安置，诸端纷纷，都一一规划，有条不紊付之实施。直到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２５日，他才最后离开武汉，迁往宜昌。

    有沙市警察局长朱鼎钧者，因敲诈土膏行现洋２０００元，严派员查实后，命专员金巨堂将其逮捕，金拒不执行，严亲自派人将其逮捕解至宜昌。金又请江防司令郭忏出面斡旋，严不为所动，枪毙了朱鼎钧。

    严重生活俭朴，其轶事脍炙人口，至今流传。有一次，严重与陈诚同车去重庆开会。他把朋友送的一瓶高级酒装在布袋里，置于司机后座，被陈诚发现。陈诚问：“带在路上喝吗？”严重摇摇头说：“这酒太贵，想卖掉，但这里没有寄售商店，所以要带到重庆去卖。”

    保卫大武汉时期的湖北省政，是民国历史上最清廉、最有效率的省政。这一切都是与严重的人品分不开的。大撤退完成后，严重再次退隐，１９４４年４月，严重病逝于施恩，死时清贫如洗，毫无家产。老百姓都说：“严省长是苦死的。”

    说到武汉时期，我们还不得不提另一位“怪人”，那就是陈独秀。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陈独秀被指责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拒绝作检讨，并投奔托洛茨基，被中共开除了党籍。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５日，陈在上海被捕。他被捕的原因是托派而并非共产党。苏州江苏省最高法院以危害民国罪提出了公诉。上海大律师章士钊在法庭上为陈辩护说：陈的文章并没有主张推翻国民党政府。陈当场起来说：“章律师的话不代表我的意见，我写文章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国民党。”法庭宣布“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判处有期徒刑１３年，稍后又改判为８年。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又把刑期改为三年，１９３７年８月，陈刑满出狱，前往武汉，到处演讲，大力宣传抗日。国民党劝他入政府工作，他说：“蒋介石杀了我的两个儿子，我不能为他工作。但为了抗日，我今后不再骂蒋介石就是了。”他通过罗汉，向共产党表示愿回归共产党，但中共《群众》周刊刊登《肃清敌人奸细托洛茨基》一文，点名批判陈是托派匪徒。《解放》周刊也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指责陈为日本汉奸。这就使他走上了与中共对抗到底的道路。

    武汉撤退后，陈避居四川江津朋友家，生活十分清苦。老朋友胡适不时予以接济。他在贫病中，写下了他对民主的最后看法如下：

    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一）我认为非大众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级独裁，必然流为斯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这是事势必然，并非斯大林个人的心特别坏些。（二）我认为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的助长这一退步的人们，都是反动的，不管他口中说得如何左。（三）我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只是实施范围有广狭而已。（四）我认为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内容。许多年来，许多人，把民主和议会制度当作一件东西；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议会制度会成为过去，会成为历史残影，民主则不然也。苏维埃制度若没有民主内容，仍旧是一种徒有形式民主的代议制。至于像俄国的苏维埃，则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五）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如果说民主主义已经过了时，一去不复回了，那同时便可以说，政治及国家也已过了时，即已经死亡了。如果说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无产阶级的政权形式只有独裁，不应该民主，则斯大林所做一切罪恶都是应该的了，列宁所谓“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乃成了一句废话。如果说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法院外无捕人杀人权，政府反对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一样的。如果说斯大林的罪恶并非由于十月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都非创自斯大林），而是由于斯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斯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之逻辑发展。试问斯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斯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斯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如果说今天不必为民主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六）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要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广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时代，我们便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五六百年才实现的。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不幸十月以来，轻率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有国有大企业、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法，这些利器在手，足够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用不着拿独裁来代替民主。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

    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７日，陈独秀病逝于江津。

    正是：

        契阔生死君莫问，

        行云流水一孤僧。

        无端狂笑无端哭，

        纵有欢肠已似冰。

 

 

第五十四回

 

汪精卫甘心事敌

朱惺公斗胆批奸

 

    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广州沦陷，日军侵占了中国近１６０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但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困难。中国军民的１５个月的英勇抵抗，使日军?的伤亡已超过了５０万人。为了避免战争的长期化，日本开始放出“和平”气球。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声明，提出“建设东亚和平新秩序”的口号。他说：“帝国所希望于中国的，就是分担这种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帝国也期待中国国民真正理解我国的诚意，与帝国进行合作。中国国民政府只要全部放弃以往的对策，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拒之门外。”

    在日本的政治诱降下国民党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开始了公开的投降活动。当时汪精卫身为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其地位仅次于蒋介石。早在抗战初期，汪精卫和周佛海等就曾散布失败主义论调，说“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他们认为，所谓抗战必胜是“唱高调”是“不说老实话”和“不负责任”的表现。

    １８日，蒋介石召集年轻的国民党中委训话，汪精卫乘机偕夫人陈璧君及秘书曾仲鸣和夫人，从重庆珊瑚坝机场潜飞昆明，与已经在昆明的周佛海会合_然后在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帮助下，乘飞机于１９日抵河内，公开地走上了投敌的道路。

    为了响应汪精卫，２２日，日本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扬言要“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声明要求：中国放弃抗日，承认伪满洲国，日中经济合作，日本人在中国内地有居住、营业的自由，华北和内蒙地区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向日本提供便利。

    ２６日，蒋介石在重庆发表演说，驳斥近卫声明。“他所说的新生中国，是要消灭独立的中国，另外产生一个奴隶的中国，世世受其支配。新秩序的目的是什么呢？以防止赤祸为名，控制中国的军事；以拥护东洋文明的名义，消灭中国的民族文化；以撤除经济壁垒的名义，排斥欧美势力，独霸太平洋；再以日、满、支经济单元，扼制中国经济的命脉。大家试想，建设东亚新秩序这七个字之下，包藏着怎样的祸心。”蒋介石还特别说明，“汪兆铭去河内乃个人行动，与国民政府毫无关系。”

    国民党特务头头戴笠还派特务陈恭澍往河内行刺汪精卫。１９３９年３月?２１日夜晚，特务小组侵入汪的寓所，用机枪扫射汪的卧室，但事有凑巧，这天汪与曾仲鸣交换了房间，因此中弹的是曾仲鸣而不是汪精卫。曾被刺身亡，夫人方君璧受轻伤。曾在临死前说：“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夫人，我也放心了。”８０年代，笔者在日内瓦拜见方君璧老太太，她以书画消遣日子。至于汪精卫为什么要投降日本则始终是一个谜。说汪精卫想抓权力，那是无稽之谈，因为汪是瞿秋白式人物，并不迷恋权力。

    汪精卫为了纪念曾仲鸣，曾写过一篇文章，内称：“曾先生临死的时候，因为对国事尚有主张相同的我在，引为放心 。我一息尚存，为着安慰我已死的朋友，为着安慰我念念不忘的他，我该尽最大的努力，以期实现。”他在文中表示：“我看透了，并且断定了：中日两国，明明白白，战争则两伤，和平则共存。” 他还给日本首相近卫去信曰：“读阁下之郑重阐明，深以为解决两国当前纠纷，树立东亚和平，于此已得其基础。敝国目前最感迫切需要者，为必须有统一而健全之政府，而此政府尤必须能与贵国立于平等之地位。如此，始能得全国人民之了解与信任，向共同目的而共同努力。”年过半百的汪精卫怎么会认为日本人在占领半个中国以后会赐中国以“平等之地位”？这显然是为反共迷了心窍。在１９３９年６月一次与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的谈话中，汪精卫似乎说出了实话：“自容共时代结束后，自己始终反对共产党，对这次国共合作，特别反对，并终于下定决心，脱离重庆，转向反共工作的实践。今后将使国民党公开接受日本所希望的反共救国政策，并保证重新阐述三民主义，以消除日本之误解。”原来在国府迁至重庆后，汪精卫看到国军日趋削弱，地盘日趋缩小，而共方军队则日趋扩大，长此发展，国民党将有灭党之灾。反共之情油然而生，并不惜当汉奸以实现其反共。

    正是：

        汪君反共迷心窍，

        认贼作父自命高。

        用炸油条骂秦桧，

        兆铭更比油条糟。

    汪精卫虽然没有死，但他深感处境危险，惶惶不可终日。４月２５日夜，在日本特务的严密保护下，汪精卫一行由海防乘船前往上海，住进了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的公馆。

      １９４０年３月３０日，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还都典礼”，正式成立伪政权。他把国民政府主席的位置留给了在重庆的林森。其政府人员如下：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汪精卫代）；行政院长汪精卫；立法院长陈公博；司法院长温宗尧；监察院长梁鸿志；考试院长王揖唐。

    汪精卫腆脸事仇，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的愤慨，所有国内外华人都纷纷加以谴责。其中最英勇的首推上海滩上的朱惺公先生。朱惺公是一位典型的旧式文人，他是当时上海《大美晚报》的副刊编辑。在珍珠港事变前，上海的租界上还有一定的言论自由。自汪精卫在南京粉墨登台后，极司菲尔路７６号的特务们就加紧对报纸的控制，几乎不再有人在报上公开骂汪伪政权了。只有那朱惺公仍每天在他的专栏内用辛辣的笔，一刀刀地剌向汉奸卖国贼。后者乃向朱惺公发动围剿，警告信接二连三地飞至朱惺公办公桌上。无奈朱惺公愈战愈勇，毫不让步。特务无法，乃向他下了最后通牒，如不停笔，立即享以子弹。

    朱惺公乃在报上作了回答：

    秦桧，卖国之大奸也，究无通敌作伥之史证。而今日之汪精卫则不然，居然将欲欣膺伪命，袍笏登埸闻矣。是则汪精卫已由秦桧而进一步作刘豫，受金王齐王之封矣。以奸恶如刘豫者，而欲国人不反对之，是则除非中国人皆杀尽，方可安享其永久之禄位；否则，中国因而有一人，必将誓死而反对之！余特中国之一人耳！贵部即能杀余一人，其如中国尚有四万万五千万人何？是则贵部之所谓以昭炯戒者，亦惟见其心劳日拙而已！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吁！可以休矣。

    而尤有言者，今日之余，即昔年慷慨歌燕市之汪精卫也。汪精卫能慷慨歌燕市，独余不能激昂唱淞滨耶？汪精卫能从容作楚囚，安知余不能引颈作死囚耶？“引刀成一快”，余则频抚头颅，诚有欲笑不得之感矣！

    嗟夫！今日余既不能逃避，又不能屈服，惟有作待死之囚矣！余知余如?果因此而死，余兄在远闻耗，必曰：“佳者吾弟，其足以光吾门楣矣！”余之至友闻之，必曰：“求仁而得仁，复何尤？朱子之死，得其所也。”余妻亦必忍泪强笑而告余之幼子曰：“汝父因不愿作亡国奴而死，汝他日长大，当复此不共戴天之仇！”余子虽幼，亦将雀跃而告余之灵曰：“阿父虽死，犹是中国之鬼也！中国不亡，魂其格歆，尚飨！”至是余之英灵必能彪炳于天霄之上，而与日月争光，照遍全中国任何黑暗阴霾之面，而追寻文文山、李若水之魂魄，相与共话亡国时之痛史矣！

    言尽于此，即可作遗嘱。生杀之权，操诸贵部。惟贵部抚躬自问，恁良心作事，千秋史笔，必有定论。余不屈服，亦不乞怜。今日之所为，必为内心之所安，社会之同情，天理之可容。大道不灭，正气长存，彼苍天者，其必佑我。耶稣因救世而钉死十字架上，余纵无耶稣之宏愿，则耿耿此心，宜可与耶稣之意旨息息相通也。余生为庸人，死为雄鬼，死于此时此地，诚甘之如饴者矣。而今而后，余将日携三星白兰地一瓶，以待死神降临之时，从容狂浮三大白也。

    第二天中午，光天化日之下，在上海最热闹的南京路上，特务就用手枪把朱惺公杀害了。

    正是：

        傲然浮三白，

        笑骂有从容。

        谁是真勇士？

        俱称朱惺公。

 

 

第五十五回

 

项英批评毛泽东

陈毅接管新四军

 

    在武汉会战结束之后，有人指出，自开战以来，国军已损伤了二分之一，而共产党的军队却扩充到了两倍。蒋介石不是笨蛋，他当然也看到了这一点。于是，限制共产党发展的思想油然而生。从而产生了所谓“新四军事件”。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发表了抗战宣言，红军通电全国，请缨开赴华北前线。８月２２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２５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朱德为八路军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八路军，或曰第十八集团军，是红军的主力。但还有一支比较特别的红军，那就是新四军。

    当年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着斗争。西安事件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代表多次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以谋改编这些游击队。最后，蒋介石表示让步，但要求以叶挺为未来的军长。

    叶挺原为共产党员，广州起义失败后，隐居澳门，中止了组织关系。当国民党找到叶挺时，叶挺以个人身份与国民党交涉，提出以中共江南各地游击队组织为一军，称为新四军，由他自己任军长。在北伐期间，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曾有常胜军之称，叶挺曾为该军领导，所以现在仍名四军，但冠以“新”字，以作区别。中共中央同意叶挺任军长，并派项英为副军长。

    项英原名项德隆，１８９８年４月生于湖北武昌县舒安乡项家村，他父亲是县里的一个小职员。１２岁那年他小学毕业，但父亲病故，无法继续升学。１９１３年，他入武昌城纺织厂当学徒，三年期满后当正式工人。他入党后与陈云成了知交，因为陈也是学徒出身。他在包遵信领导下从事工会工作，１９２２年由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１９２３年，项英领导了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１９２６年，发动武汉工人配合北伐攻克武昌，被誉为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１９２８年，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１９３０年１２月，奉调赴江西中央苏区，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

    中央所以派项英为新四军副军长，是因为他当时没有参加长征，被留下来在白区继续领导各地区的游击队。他与陈毅一道，在同党中央失掉联系、国民党重兵压迫的情况下，转战赣粤边境，领导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保持了南方战略支点。

    新四军成立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分会，项英为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陈毅为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成立之初，尽管兵员数量不多，装备很差，但大部分是三年游击战中保存下来的战斗骨干，是一支久经考验的劲旅。它成立时仅有１万人，到１９４０年时，已发展到近９万人。在此期内，它完成了在大江南北进行战略展开的任务，相继建立苏南、皖南、皖中、皖北、豫皖苏等抗日根据地。这大大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安。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９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部长何应钦、副参谋部长白崇禧电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部队进行指责：“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同时，限令于一个月内开到黄河以北。朱、彭、叶、项回电驳斥曰：八路军、新四军“孤悬敌后，欲求杀敌致果，达成统帅所付之战略任务，不得不遵循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所示原则，唤起民众，组织游击队，因而超过原来编制，此任务与组织之联带关系，实有不得不然。”但又表示为了顾全大局，同意将皖南新四军部队移至长江以北，只要求宽限时日，以便做好部队工作。

    这“做好工作”的对象之一，就是新四军政委项英，因为他对放弃原地是否明智表示怀疑。于是周恩来赶到了金华当面向项说：“这是中央的决定，必须坚决执行。倘有问题，到以后再说。”

    据日本历史学家古屋奎二记载：“此时，项英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问题，破口大骂。因为毛泽东当时刚与他的第三个妻子贺子珍离婚，而与江青结婚。由于此事遭到共产党内许多人的反对，党向各地发了电报，解释“这符合离婚结婚的自由及一夫一妻制的原则”。但项英却把毛泽东批评得一文不值，他指摘毛泽东“把同患难共艰苦的贺子珍丢了，和一个不是东西的女人结婚，喜新厌旧，下流无耻。这样缺德的人，怎能领导全党？真不知斯大林从那一点看上了他，要他做我们的领袖！”

    项英认为江青不是一个好人，这已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但他对贺子珍的偏护有失偏颇。贺是苏维埃时期的女英雄，救过毛泽东的命，跟毛泽东长征，并曾身中数弹，这都是对的。但她只是一名农村姑娘，文化较低，心胸狭窄。是她赌气离开了毛泽东，不是毛泽东离开了她。美国记者斯诺特有报导如下：

    “史沫特莱把西方舞引入延安，使一些人忍无可忍，她激起了妻子们的公开反对。吴莉莉是晚间交际舞的明星，与延安那些呆板的妇女相比，吴好像是神话故事中的一位鲜艳夺目的公主。吴是史沫特莱的翻译，每当太阳一落，毛泽东在开始工作前，常常到史的窑洞去，他们边喝酒或茶，边聊天。

    “有一个夜晚，史已经睡下，窑洞外面有走路的声音，她听到了毛泽东的湖南口音。他是去隔壁吴莉莉的窑洞。史听到敲门声，门打开又关上。她刚想重新入睡，忽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冲上山来。接着，吴的窑门被推开，一个女人的尖利的声音划破了寂静：‘混蛋！你骗我，溜到这个资产阶级舞女家里来。”史跳下床，跑到隔壁窑洞，看到贺子珍正用一个长长的手电筒打毛泽东。他坐在桌旁的板凳上，没有制止他的妻子。他的警卫员立在门旁，显得很尴尬。贺子珍狂怒地大喊大叫，不停地打他，一直打到她自己上气不接下气才停手。毛泽东?最后站起来说：‘子珍，我和吴同志之间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们不过是聊天。你作为一个党员，正在毁掉自己，你干的事情你应当觉得可耻。’

    “贺子珍突然转向吴莉莉，骂道：‘舞厅的婊子，你大概和什么男人都勾搭！’接着，她走近吴莉莉，挥起她手中的手电筒，另一只手抓她的脸，血从吴莉莉的头上流了下来。吴跑向史，躲在史的身后。贺子珍又转向史大叫：‘你这个帝国主义分子，都是你闹出来的！’接看用手电筒打这个‘洋鬼子’。史沫特莱可不是好欺侮的，她一把将贺推倒在地。贺又对毛大叫：‘你还算是男人吗？我就在你眼皮底下挨这个帝国主义分子的打，你却一声也不吭！’最后，毛泽东不得不叫来了几个警卫员把贺拉走了。”

    不久，贺子珍就坚持去苏联学习。有一次，贺的好朋友曾志拜见毛泽东，谈起了贺的出走，毛说；“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我批评她不懂事，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去苏联治病。我写了封信，派人去接她回来。但她不回，却捎回一方白手绢，上面写了诀别信。这封信至今还保存在我的铁箱子里。”

    １９４１年１月４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１万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踏上了北上的旅途。７日拂晓，当皖南新四军各路纵队通过指定山岭时，即遭国民党部队的攻击。他们被迫一面自卫，一面继续向星潭进发。由于国民党军队不断加强，各路新四军部队会合星潭的计划未能实现。１１日，军部在石井召开会议，叶挺、项英电中共中央：“顾祝同已下令生擒我等之命令”，“我们的方针是缩短防线，加强工事，俟机突击，给敌以大打击后，再做第二步，能突破当更好。”

    １２日，国民党军队５个师进行向心合击。新四军石井周围阵地相继失守。晚上，叶挺决定分散突围。军部向东北方向突围，其余分两路不同方向突围。结果只有一小部分突围成功。１３日凌晨，军部在突围途中又遭到包围。当时尚集中有２０００余人，经几次冲锋，损失惨重。１４日，叶挺为挽救危局，不顾个人安危，前往国民党５２师谈判，终被无理扣押。此时，新四军各阵地全部失守。

    在这次事变中，皖南新四军除２０００余人在１纵司令傅秋涛和２纵政委黄火星的率领下成功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和被俘。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在蜜蜂桶山的蜜蜂洞隐蔽时被原副官刘厚总杀害。被俘的成批指战员被关进了江西上饶集中营。

    ２０日，中共中央立即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军长叶挺，领导抗战，卓著勋劳；此次奉令北移，突被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迭据该军第一支队长陈毅等电陈皖南事变经过，愤慨之余，殊深轸念。除对亲日派破坏抗日，袭击人民军队、发动内战这滔天罪行，另有处置外，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

    皖南事变引起了国内外所有爱国人士的强烈反应。甚至美英政府人士也对国民政府进行了谴责。蒋介石见此，不得不稍作收敛，并向参议会保证“以后决无剿共军事”。

    新四军在陈毅军长领导下，总结事变的经验教训，纠正了一些偏差，从而很快地获得了大发展。但项英本人却因批了毛泽东夫妇，竟被长期抹黑，他的业绩在革命史上被偷偷地变为空白。

    例一，项英是“二七”在罢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但人们在纪念“二七”时，却不提项英的名字。例二，１９２２年７月，中共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代会，到会的有１２名代表，包括陈独秀、张国焘等，项英也是其中之一。但在中共出版的书中，只写１１人的名字，唯独不写项英。例三，１９３３年６月３０日，项英以军委代主席名义发布命令，规定“八一”为红军建军节。但在中共史书中，只提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批准，而不提军委命令，有意回避项英的名字。例四，１９３４年主力红军长征后，项英和陈毅留在苏区领导游击战，然而１９８６年７月１８日，在《杨尚奎遗体告别仪式在南昌举行》的新华社电讯中，只讲杨“参加了由陈毅等同志领导的赣南游击战”，而把主要领导人项英“等”掉了。例五，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１６日，《人民日报》刊登《李一氓同志生平》一文中，提到“李一氓受党的委派协助叶挺同志组建新四军”，却故意不提真正领导组建新四军的项英的名字。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作为项英亲密战友的李一氓曾为项英的不公平遭遇吟诗一首曰：

秣陵秋染浅丹霜，

犹有荒坟卧望江。

麦饭篮空惭展奠，

祠弦调走笑雌黄。

临危受命原无忝，

到死乃休亦可伤。

四十年间云岭怨，

皖南山色自苍苍。

    正是：

        毛家诡计蒋家兵，主要目标杀项英。

        举国劳工哭柱石，全民抗战损干城。

        回想海上同风雨，直觉胸中尽刺针。

        党事如今多邪道，无边忧虑望前程。

        （以上为王明悼项英诗）

 

 

第五十六回

 

邹韬奋追求言论自由

小党派组织民主同盟

 

    蒋介石在重庆设置了国民参政会，其地位大体上等于今天中国的政协。但在两年内，就有两名重要的参政会成员闹出了两起出走重庆案。第一起就是前面所说的议长汪精卫的出走，另一起则是著名人士邹韬奋的出走。不过这两起出走的内涵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反对蒋介石的抗战政策，而后者则是反对蒋介石的抗战不力。

    邹韬奋，原名恩润，１８９５年１１月５日，生于福建永安。他在自传中说：“我是生在一个没落的地主豪绅的家庭里，从小所接触到的，是封建思想与旧礼教的熏陶，大家庭所希望于我的似乎不外乎是做官。”但邹韬奋从来没有做官的思想或欲望，他只想做报人。１9１３年，他进了上海的南洋公学，平时喜欢读报刊文章，特别是名记者黄远庸的通讯大大地吸引了他，他在自传中写道：“黄远庸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冒险南下，对于他的安危，我时刻担心着，甚至有好几夜为着这件事睡不着。他离开上海赴美国，途中还写了好几篇短小精悍的通讯，是我生平最倾倒的佳作。我正切盼着他继续写下去，不料他到旧金山的时候竟被暗杀，真使我悒郁不欢，好像死了我自己的一个好朋友。”

    １９１９年９月，邹韬奋进了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曾在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过一段时间。随后自己创办了《生活周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胡愈之先生评论《生活周刊》成功之要诀在于一是暴露，二是暴露，三还是暴露。所谓暴露就是主持社会正义，揭露贪污腐化。

    邹韬奋申述自己的办报方针曰：“我的立场是中国大众的立场；我的主张是自信必能有益于中国大众的主张。我心目中没有任何党派，这并不是轻视任何党派，只是任何党派不是我所注意的。只须所行的政策在事实上果能不违背中国大众的需求和公意，我都肯拥护，否则，我都反对。我自己向来没有加入任何党派，因为我这样看法：我的立场既是大众的立场，不管任何党派，只要它真能站在大众的立场努力，真能实行有益大众的改革，那就无异于我已加入这个党了，因为我在实际上所努力的也就是这个党所要努力的。”

    在此同时，邹韬奋也创建了“生活书店”，主要出版别家书店不敢出版的进步书籍。在事业初有成就的基础上，他开始建立小家庭。从而引出了一段留传万世的佳话。他在自传中写道：

    我的未婚妻叶女士是一位十足的“诗礼之家”的闺女，吟诗读礼，工作针黹，但却未进过学校。她虽不是没有教育的女子，但在当时的心理，没有进过学校已经是第一个不满意的事实，况且从来未见过面，未谈过话，全由“父母之命”而成的婚约，那又是第二个不满意的事实。但是经我提出抗议之后，两方家长大不答应，就是我的未婚妻也秉着“诗礼之家”的训诲，表示情愿为着我而终身不嫁。于是这件事便成了僵局。在两方不相下的形势里面，这件事便搁了起来。但是我每想到有个女子为我而终身不嫁，于心有些不安不忍，又想她只是个时代的牺牲者，我再坚持僵局，徒然增加她的牺牲而已，因此虽坚持了几年，终于自动收回我的抗议。

    我任事两三年后，还清了求学的债务，多下了几百块钱，便完全为着我的结婚用得精光。我所堪以自慰的是我的婚事的费用完全由自己担任，没有给任何方面的丝毫牵累。婚礼用的是茶点，这原也很平常，不过想起当时的“维新”心理，却也有可笑处。行礼的时候新郎要演说，那随他去说好了，又要勉强新娘也须演说。这在她却是个难题，但是因为迁就我，也只得勉强说几句话；这几句话的临时敷衍，却在事前给她以好几天的心事。这也罢了，又要勉强岳父也须演说，这在男子本来不是一个很难的题目，可是我岳父生平就没有演说过，他自问没有在数百人面前开口说话的勇气，但是也因为要迁就我，也只得勉强说几句话。他在行礼前的几天，就每天手上拿一张纸，上面写着几十个字的短无可短的演说词，在房里踱着方步朗诵着，好像小学生似地“实习”了好几天。可是在行礼那天，他立起来的时候，已忘得干干净净，勉强地说了两三句答谢的话就坐下了！我现在谈起这段情况，不但丝毫不敢怪我岳父，而且很怪我自己。他老人家为着他的自命为“维新”的女婿的苛求，简直是“鞠躬尽瘁”地迁就我。

    结婚后，我的妻待我非常的厚，她的天性本来非常笃厚。我们结婚不到两年，她便以伤寒症去世了。她死了之后，我才更深刻地感到她的待我的厚，每想起她，就泪如泉涌地痛哭着。她死后的那几个月，我简直是发了狂，独自一人跑到她的停柩处，在灵前对她哭诉。我生平不知道什么叫做鬼，但是在那时候，并无暇加以理解，竟那样发疯似地常常跑到她的灵前哭着诉着。我在那时候，实在希望她能梦里来和我谈谈，告诉我她的近况。这种发疯的情形，实在是被她待我过厚所感动而出于无法自禁的。我在那个时候的生活，简直完全沉浸于情感的激动中，几乎完全失去了理性的控制。

    国民党对邹韬奋的“揭露”运动感到无限恐慌。他们用各种手段来进行收买，他当然不为所动。最后，他们下令禁止《生活》的出版。并威协他的生命，于是他不得不暂时出国避难。“一二八”后，邹韬奋回到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同时，他还参加了爱国组织“救国会”。１９３６年１１月，国民党以反政府为罪名，逮捕了救国会的七名主要活动家，他们是：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这七人都被关押进苏州的看守所。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七君子”案。西安事变后，七人始获释放。

    邹韬奋在上海沦陷后，前往武汉，并在那里出版了《抗战三日刊》，后又改名为《全民抗战》，销路达３０万。他的“生活书店”也大为发展，分店达三十多家。这是他一生事业中最辉煌的日子。但好景不常，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他又开始了压迫。到重庆不久，各地生活书店纷纷被勒令关门。他在参政会中力争，也毫无结果。为自身安全计，他不得不出走香港。在临行前夕，他给沈钧儒、黄炎培、罗隆基、章伯钧等人留了一封陈情书，内容如下：

    韬奋追随诸先生之后，曾于二三年来在国民参政会中勉竭驽钝，原冀对于民主政治有所推进，俾于国家民族有所贡献，但二三年来之实际经验，深觉提议等于废纸，会议徒具形式，精神上时感深刻之苦痛，但以顾全大局，希望有徐图挽救之机会，故未忍遽尔言去耳。惟就韬奋工作之生活书店言，自前年四五月后所受之无理压迫，实已至忍无可忍之地步。本会通过公布之《抗战建国纲领》明载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当与以合法之充分保障。此种最低限度之民权，必须在实际上得到合法保障，始有推进政治之可言。生活书店现在所出杂志八种及书籍千余种，均经政府机关审查通过，毫无违法行为。乃最近又于二月八日至二十日，成都、桂林、昆明、贵阳等处分店，均无故被封，或勒令停业。十五年之惨淡经营，三十余处分店，至此已全部被毁。一部分文化事业被违法摧残之事小，民权毫无保障之事大。在此种惨酷压迫之情况下，法治无存，是非不论，韬奋苟犹列身议席，无异自侮。即在会外欲勉守文化岗位，有所努力，亦为事实所不许。故决计远离，暂以尽心于译著，自藏愚拙。临行匆促，未能尽所欲言。

    韬奋由重庆到了香港，在日军占领香港后，乃转至新四军解放区，不幸得了中耳炎，不得不改换假名，送往上海医治。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４日，病逝于医院。

    正是：

        一生洁白无污垢，

        贤妻面前愿低头。

        不管什么党不党，

        言论自由唯追求。

    早在１９３９年４月，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张申符曾联合第三党的梅龚彬等，酝酿组织“游击区抗敌工作协进会”，由于国民党社会部未予批准，没有组织起来。同年９月，梁漱溟等以战地特派员的名义巡视了鲁、豫、苏、皖、冀、晋等游击区，对游击区内国共两党关系的不调，感到忧虑。他决心回到大后方四川，联合各小党派，努力促进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以利抗战。１０月初，梁在成都找晏阳初、黄炎培、李璜等聚会，大家同意由各小党派组成一个“统一建国同志会”。１１月２３日，统一建国同志会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有第三党的章伯钧，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江恒源，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青年党的左舜生、曾琦、李璜，国社党的罗隆基、胡石青，还有无党派的张澜等。

    皖南事变后，同志会认为有扩大组织之必要，决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３月１９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召开成立大会。选举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章伯钧和梁漱溟为中央常务委员，黄炎培为常务委员会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救国会的沈钧儒也是发起人之一，但因蒋介石对救国会怀有戒心，所以暂不列名，救国会到１９４２年才正式加入。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纲领》主要要求：

    一、贯彻抗日主张，反对中途妥协。

    二、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在宪政实施以前，设置各党派国事协议?机关。

    三、加强国内团结，所有党派间不协调之点，亟应根本调整。

    四、军队属于国家，军人忠于国家，反对军队中之党团组织，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

    五、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

    六、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保护言论、出版、集会及结社之自由。

    七、在党治结束下，应注意下列各点：

    （一）严行避免任何党派利用政权在学校中及其他文化机关推行党务。

    （二）政府一切机关，实行选贤与能之原则，严行避免为一党垄断及利用政权吸收党员。

    （三）不得以国家收入或地方收入，支付党费。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大力支持。《解放日报》于１０月２８日发表社论道：“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一切进步的运动都要遇到阻碍，都要在荆棘中打开自己的道路。但历史前进的车轮，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停止的”，“愿其所负使命得迅速实现，以促进抗战胜利之到来，民主政治之真正实施”。

    １９４３年５月，政团同盟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主张》，内指出：“假定一个国家，其国民不能自由发表负责的言论与主张，不能合理地批评政治的措施与人事，其新闻的记载只能限于好的一面，而绝不许暴露坏的一面，这个国家便不是民主国家。又假定一个国家，除掉一个在朝的执政党而外，不许其他在野党派合法的存在，甚至不仅从政治上限制着他们，乃至从事社会事业或其他的正当职业，也要因党派的关系受着显然的歧视，这便更不是民主国家。更假定一个国家，其人民的身体自由毫无切实的保障，可以由若干秘密的或来历不明的机关非法拘捕，非法幽禁，非法处死，甚至不知拘捕于何地，幽禁于何所，处死于何时，被害者的家属无从接见，其亲友亦无从援救，这便不仅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且是一个十足反民主的国家。”

    同盟成员李璜指出，民主政治必须实现三大自由：人身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和出版的自由。黄炎培更是激烈地喊出：“要为民主拼命”。他说：“要民主，我们自己不动手，休想别人把礼物送上门。要成功，一定要我们‘求’得有力。要成功的快，也得拼命地‘求’，而且必须成为一个大的运动才行。”闻一多在昆明创办《自由论坛》，号召“我们需要的是什么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自由；第三仍是自由！”

    １９４４年９月，政团同盟代表在重庆上清寺特园举行全国会议，决定将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选举张澜为主席，章伯钧为组织委员会主任，罗隆基为宣传委员会主任，梁漱溟为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张君劢为国际委员会主任。同盟通过宣言，要点有：

    （一）民主国家以人民为主人，其主权属于人民全体。

    （二）国家应保障人民身体、行动、居住、迁徙、思想、信仰、出版、通讯、集会、结社之基本自由。

    （三）国家应实行法治，任何人或任何政党不得处于超法律之地位。

    （四）军队属于国家，并以法律禁止军队中之党团组织。

    （五）教育之目的在养成独立人格，培植善良风气，发展民主精神。应保障学术研究之绝对自由，并以法律禁止在教育文化机关中组织党团及推行党务。民盟特别强调“军队国家化”。

    正是：

        百年民主梦，

        今日犹未圆。

        纵令肚子饱，

        心灵仍感玄。

 

 

第五十七回

 

张荩忱投笔从戎

张自忠精忠报国

 

在抗日战争中，最令人敬重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莫过于张自忠将军了。张自忠学名张荩忱，1891年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县的一个巡检家庭。1908年入临清高等小学堂就读。1911年考入天津法政学堂，第二年转入济南法政专科学校。张自忠虽自幼家境温裕，但未染上纨绔子弟的恶习。他看到当时社会黑暗，军阀连年内战，产生了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情。官场上的腐败使他感到学法政无补于世，乃于1914年毅然走出书香门弟，投笔从戎。

他投在冯玉祥部下当兵。那时冯只是一名旅长。张是冯手下极为罕见的知识分子士兵，所以很得冯的器重。随着冯的高升，在“九一八事件”时，张自忠已成为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

1933年初，日军继占领热河后，又调集两万余众，进逼长城各口。29军作好准备，决心抵抗。张自忠被军长宋哲元委派为前线总指挥。3月，日本关东军以铃木、服部两旅团为主力的纵队一万余人，向我喜峰口进犯。9日，日军占领了喜峰口，张自忠即令部将赵登禹急赴喜峰口支援友军，当日午夜即与敌人遭遇，我军以手榴弹为主要武器，与敌人激战数小时，歼敌400余，将喜峰口克复。接着，敌后续部队约7000人，以装甲为前导，蜂拥而至，赵旅长一面急告指挥部求援，一面撤出喜峰口镇，抢占两侧高地。张自忠获讯后，即率军弛援。11日夜，张自忠亲临前线督战。我两支绕袭部队，由当地猎民带路，从12日直激战到16日，打败了敌人多次反攻，使敌不得不向平泉方向狼狈逃窜。这次战役，我军连续作战七昼夜，毙伤敌人近3000，缴获大炮18门。喜峰口作战，史称长城抗战，我军以劣势装备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日军精锐部队，为抗日战争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张自忠也因此成了一名威震中外的抗日名将。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批开进关来，向我挑衅。7月28日，赵登禹师长阵亡，南苑失守。为了保存力量和争取和平的可能，宋哲元决定把部队撤至保定，委托张自忠暂代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之职，其任务是与日本人谈判。这是一个微妙的任务，很可能会被人们斥为“汉奸”。但张自忠毅然接受了这个任务，他说：“为了29军能安全脱离险境，我愿担当这个重任，个人毁誉在所不计。”最后，在日本人步步进逼下，他于9月3日化装成汽车司机助手，潜离北平。

1937年11月，张自忠再出任第59军军长，并奉调到李宗仁的第五战区。1938年2月，日军号称“铁军”的板垣第五师团，为了和矾谷师团会师台儿庄，大举进副鲁南重镇临沂。临沂距台儿庄90公里，为徐州东北之屏障，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守临沂的庞炳勋的第40军，以劣势兵力，奉命死守。李宗仁急调张自忠的59军前往增援。张庞本有旧怨，但张以大局为重，立即以急行军前往援助庞炳勋。到达目的地后，张主张以59军在城外采取野战，主动向攻城之敌侧背攻击，以解临沂之围。并不作休息，立即开始作战。他向部下动员说：“只要我们能充分发扬我军善于近战、夜战的长处，根据现有条件，集中使用轻重武器，就一定能够打败这个骄磺不可一世的板垣，为中华民族争光，以尽到我们军人保国卫民的天职。即使战死疆场，也是虽死犹荣。”

3月14日，战斗打响了。59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强渡沂河，一举插入板坦师团右侧背，突破敌人防线，打个措手不及，一夜之间，歼敌千余人。此时，因得到增援而大为振奋的40军，也举行反攻，敌军腹背受敌，飞机大炮失去作用。双方进行肉搏。在三天三夜的战斗中，日军伤忘约5000人，我军伤亡也在6000人以上。激战到17日，板垣团再也无力抵抗，向临沂以北溃退。这一仗使板坦与矾谷师团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宣告破产，也为随后的台儿庄大捷奠定了基础。台儿庄大捷使国军得以顺利完成了徐州突围。张自忠在台儿庄战役中也立了大功，并升为第33集团军总司令。

1940年5月，日军集中三个师团和三个旅团及其他五个师团的部分兵力，共15万人，发动枣宜会战，目的是攻占重庆的大门宜昌。张自忠的部队首当其冲，他知道这次任务之重大和艰难，特写了如下一信给所属将领：

“今日之事，我与弟等只有致命两条路可走。第一条是敷衍，这条路的结果，一定是身败名裂，不但国家因此败坏于我们之手，就连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要为我们所断送，这就等于自杀。所以这条路是死路、沉沦灭亡之路。无疑的，我们只有走另一条路，就是拼。我们这一次一定要同敌人在这条战线上拼到底，拼完算完，不奉命令，决不后退。万一不幸而拼完了，我与弟等亦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四万万同胞父老。我们亦不愧做一世的军人。我与弟等参加抗战以来，已经受了千辛万苦，现在到 最后的一个时期，为山九仞，何忍亏于一篑，故惟有盼第等打起精神，咬紧牙根，激励部下，拼这一战。”

他还给33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写信说：“佟、赵死于南苑，宋又死于四川。只余你我与刘、石四人矣。我等亦不知几时也要永别。我等应再下一次决心，趁未死之光，决为国家民族尽最大努力，不死不已”

5月13日，179师告急，说该部在田家集团附近受敌阻击：180师也来电报告，该师在黄龙挡附近受敌围攻。两个师一南一北都要求接应。张自忠决定把部队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左路由黄师长指挥，领第38师去接应179师，右路由张自己指挥，前往接应180师。14晨，张将军率总部、特务营和440团到达方家集附近，440团与敌遭遇，敌死守方家集，我多次冲杀均未奏效。张将军乃亲自登上集镇东北高地指挥，使工兵连很快爆破了敌人的火力点，440团旋即占领了方家集。

张将军的指挥部设于集镇外山梁上的一所房屋内。激战终日，我方伤亡很大，敌机不断进行扫射轰炸，大炮不停轰击，集镇变成了废墟，指挥所也受到轰炸。营长杜兰哲前来请总司令转移，正在以蚕豆充饥的张总司令笑笑说：你坐下休息一会儿，吃点豆子吧，别看鬼子这么凶，一到天黑就泄气了。他决定在此吸住敌人，但战区长官部来电：“敌南窜，有企图过河模样，速向襄河沿岸进击。”因此，不得不甩掉当面之敌，突围南进。

15日晨，总部进入罐子口，并进驻南瓜店。敌人跟踪而至。16日晨，炮声打破了黎明的寂静，战斗从总部西边不过千米的毛家湾旁的小山打响了（与总部只隔两个小山包），敌占领了小山包。张总司令迅即到后山上观察，命440团预备队增援上去，把小山包夺回。在西线之敌进攻的同时，东线之敌也攻占了两乳山。日出时，我第一道防线被突破，总部迅速向东南撤退，将指挥所设在杏仁山旁的陈家湾。

日军察知张自忠的总部在沟沿里，便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从东西两面向沟沿猛扑过来。东南面第74师杏仁山至甩山一线的444团和443团，先后告急，请求补充弹药。这时，参谋长李文田在电话中传达张总司令的指示说：“对敌人要狠狠地打，子弹打完了用刺刀拼，刺刀断了用拳头打，用嘴咬。”随后，总司令又派副官给马代师长送去亲笔便笺道：“马贯一，你当兵就跟着我，我们这次作战，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兴亡，望你好好地打，狠狠地打，打好了完全是你的功，失败了我给你负责。”马接到手谕后，立即到前沿去督战。在战况恶化的时候，总司令派人把苏联顾问和总部非战斗人员撤离了战场，而自己却坚守阵地。由于敌攻势越来越猛，我方伤亡惨重，原防线均被突破。敌接着又弧形推进，敌人东西南三面围攻，逐渐缩小包围圈，把全部火力集中到我军已不到一平方公里的阵地上，打得土石飞溅，硝烟弥漫。在万分危害之时，总司令对身边的指挥人员说：情况如大家亲眼所见，我看算不了什么。黄师长天黑时可赶来解围。请大家相信，我张某绝不单独离开战场，现在三面都是敌人，你们就近分散隐蔽。说完，他继续呐喊着往来督战，哪里危险，就出一在哪里。当张将军从阵地前沿返回已经中弹的指挥所时，传令兵见到他左肩上的血把衣服染透了。但他毫不在乎地说：“没什么，不要大惊小怪。”说完，就仔细察看指挥所中弹情况，见到代理参谋处长吴光辽的大腿被炸伤，血流不止，即叫两个参谋架着他往北撤下山去，而自己却留在陈地上继续战斗。

下午一时，敌军攻占杏仁山，指挥所人员向村外突围时，全部牺牲于敌人的火网中，我战斗人员也大部分伤亡。敌人的包围圈愈为愈小，最后到了短兵相接。在生命最后一刻，张将军与高参张敬仍在阵地上高声指挥。张将军喊“快打”，张敬即传呼“快打”，张将军喊“左击”，张敬即传呼“左击”。双方混战了半个小时，敌我都死伤累累。下午两点，敌军冲上我阵地，张将军身中数弹，右胸穿洞，倒在地上，他说了最后一句话：“我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问心无愧。大家要杀敌报国。”

抗日战争中，以兵团总指挥兼集团军总司令，亲率队伍，冲杀敌人，受伤不退，临阵牺牲者，唯张自忠也。死时年仅49岁。随他一起殉国的，还有张敬等官佐及士兵三百余人。此役，虽然张自忠和其他不少将领不幸牺牲了，但由于他们的奋战，终将日寇围歼第五战区主力的企图彻底粉碎，对当时战局的转危为安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曾写《追念张荩忱上将》一文，内称：“张上将是一方面的统帅，他的殉国，影响之大，决非他人可比。张上将的抗战，远起喜峰口，十年回溯，令人深佩他的卓识超群，迨主津政，忍辱待时，张上将殆又为人之所不能。抗战既起，张上将奋起当先，所向无敌，而临沂一役，更成为台儿庄大捷之序幕。他的英勇坚毅，足为全国军人楷模。而感人最深的，乃是他的殉国一役。每读张上将于渡河前亲致前线将领及冯治安将军的两封遗书，深觉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

有一位华侨评论家说：“我们最敬佩的将军是张自忠上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战役固然非常伟大，但作为爱国主义者，我们毕竟更爱张自忠，因为他打的是日本人而不是中国人。”

正是：

抗战八年血溅城，

死的多是蒋家兵。

聪明要算毛润之，

入侵敌后埋下钉。

红旗直插海南岛，

收尽官子全局赢。

政治自古乏真理，

Politics is winning。

 

 

第五十八回

 

乔治马歇尔小憩马里兰

山本五十六大捷珍珠港

 

    自从电讯交通发展以来，现代国家的外交使馆与其本国外交部的联系都采用了密码通讯制度。凡属机密性的电报，一律用密码译发。但世界上总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密码虽密，它毕竟要在外空中通过电讯运行，而外空却是不能保密的，是人人可得而听之的。因此，世界上就有一批专门研究如何破密码的人。密既然是人所创，当然亦可由人破之，这也是一条辩证的常理。在１９４０年，美国海军情报局终于破了日本的密码，而日本人自己长期不觉，因此，日本一系列的外交秘密活动，美国都了如指掌。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６日，日本外务大臣用密码给驻华盛顿大使野村发了一个电报：“（一）日本政府已慎重地考虑了美国１１月２６日的建议，并对此草拟了一个答复美方的备忘录，其全文列于第９０２６电报中。（二）那个另发的电报全文很长，我将分１４段予以拍发，我估计你可于明天收到。（三）关于你应该在什么时候把备忘录递交美国政府，我将另外电告。不过，我要求你随时准备停当。”

    有两组密码译员译出了这个电报。一个是日本驻美大使馆的译员，一个是美国海军部情报局的译员。

    上述１４段备忘录中的１３段，于１２月６日下午拍发完毕。日本大使馆的译员认为这个特长的电报当天势必不能发完，所以只译了１／２就休息去了。但美国海军部的情报长官克腊默中校要勤勉得多，他一个劲儿在当天下午８点３０分就全部译完了１３段，并按照规定的密码收受人逐个用电话进行通知说：“我收到了我认为你必须马上知道的重要消息。”只有海军参谋长斯塔克没有能够通知到。

    这１３段的主旨如下：

    美国政府就中国问题向帝国提出的要求，不论是要求帝国全面撤兵，或者无条件地适用通商均等原则，都是无视中国之现实，企图推翻帝国作为东亚安定势力的地位。美国政府在此次提案中要求不得给予重庆政权以外的任何其他政权以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采取了否认南京政府的态度。

    这可说是根本上破坏交涉的基础，证明美国政府有意阻挠日华间正常状态的恢复和东亚和平的恢复。想来，美国政府不仅要和英帝国等勾结起来妨碍帝国通过建设东亚新秩序以便确立和平的努力，而且要使日华两国互相搏斗，借以维护英美两国的利益。此种意图，通过此次交涉，已经暴露无遗。这就使得帝国政府调整日美国交的希望终于落空了。

    当这份电报送到白宫的时候，罗斯福总统正和霍布金在书房中研究问题。他们看了这个电报，罗斯福说：“这意味着战争。”霍布金说：“战争什么时候打，无疑主动权将操在日本手中，我们总不能打第一枪，这是我们的弱点。”罗斯福回答道：“我们是不能放第一枪的，因为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和爱好和平的国家。正因如此，我们要忍受这个第一枪，而且我相信我们也能经受得起这个第一枪。”罗斯福马上拿起电话筒，找海军上将斯塔克，接线员说斯塔克不在家，到民族剧院看戏去了。罗斯福说：“我以后再找他，不必到戏院里去叫他出来，这样做可能会惊动人。”

    斯塔克也曾一直在盘算日本进攻的方向，不过他排除了夏威夷的可能性。他认为珍珠港驻扎着一支强大的太平洋舰队，日本人不会到夏威夷来碰钉子。１２月６日是星期六，这天夜晚，夏威夷的各位军事首长都处在假日状态中。１２月７日，那个忙了大半夜的克腊默仍然于７点半到达办公室，因为他获悉日本备忘录的第１４段已收到他马上把它译出：“鉴于美国政府采取的态度，帝国政府不能不认为：即使今后继续进行交涉也无法达到妥协。因此要通告美国政府，并深表遗憾。”

    克腊默又一次急忙发送这个特急情报。那天早上，参谋长马歇尔在家中吃了早饭。他那时候连昨天的关于前１４段的情报也还没有看到，所以他在吃早饭后就按星期日的惯例，骑马到马里兰州作小憩去了。这里要顺便指出一下华盛顿的地理位置。它就处在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交界处。

    １０点２０分，克腊默回到办公室时发现日本又发了一个急电，电文如下：“请大使在华盛顿时间１２月７日下午１点，把备忘录交给美国政府，如果可能，直接交给国务卿。”

    马歇尔在１１点到了办公室，他开始读那１４段的备忘录，然后他读到那个“下午一点”的电报，他马上跳了起来。因为这意味着两个小时内就要发生惊人事件。他马上拿起电话筒与海军参谋长斯塔克通话，问他是否可以立即把“下午一点”的消息通知各海军长官，斯表示没有必要。于是马歇尔手写了一道命令：“日本将于今天东部标准时间下午一点向我们提出等于是最后通牒的文件，日本大使馆已收到命令立即销毁密码。我们不知道它究竟要干什么，但我们必须相应地作好准备。”他在电文上写了“绝密”字样，通令立即拍发至旧金山、菲律宾、夏威夷各防军司令。偏偏夏威夷的紧急电路出了故障，那送信官不知此电之意义，竟交普通电报局发了这个电报，并且还发了普通电报而不是加急电报。

    ７点５０分，珍珠港突然发出了一阵爆炸声，日本的１８３架飞机投下了第一批炸弹。八分钟后，凯默尔向华盛顿告急：“珍珠港遭到空袭，这不是演习。”海军部长诺克斯收到这个电报时说：“我的上帝，这不可能是真的。”罗斯福总统在最初几分钟内也不相信这是真的。

    不到一个小时，停泊在珍珠港的美国舰队全部被炸沉炸坏，等于消灭了美国舰队力量的１／３。

    这时，设计和指挥这次偷袭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正焦急地等候在他的旗舰上。他预先约好，如果偷袭成功，即拍回电报曰：“虎、虎、虎。”８点５０分，旗舰终于收到了讯号：“虎、虎、虎”。 山本高兴得失去了知觉，竟有几分钟说不出话来。

    当日本的第一颗炸弹在珍珠港落下后一个小时，日本大使野村和特派代表来栖到达了美国国务院。下午２点２１分，他们两人向国务卿赫尔递交预定要在１点送到的备忘录。

    赫尔接过备忘录，假装看了一眼说：“我在５０年的官场生活中从未见过这样厚颜无耻、充满虚伪与狡辩的文件。我也没有见过像你们这样的两位外交官。”他然后用下颚指着门说：“请吧！”这两个日本人竟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狼狈地退出了国务院。等到他们回到日本大使馆时，才知道了珍珠港的事情。而赫尔在接见他们时，早已知道这个消息了。

    同样地，在日本偷袭珍珠港过后一个半小时，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报差，才骑了摩托车，给镇守夏威夷的萧特将军送来了一份电报，这就是马歇尔的特急命令。萧特看了这份电报，叹了一口气，把它丢进了废纸篓。

    在日本方面，早在１１月的御前会议上就通过了东条英矶首相的《贯彻帝国国策纲要》。１２月１日，又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对美英开战。正当日本的第一架飞机飞抵夏威夷上空之际，日皇裕仁发表了宣战诏书曰：

    仰承天佑，继承万世一系皇统之大日本帝国天皇昭示忠诚勇武之尔等众庶曰：

    朕兹向美英两国宣战，陆海将兵奋其全力从事交战。百官有司，克勤职守，全国众庶各尽本分，务须亿兆一心，彻底发挥国家之总力，以达成征战之目的。

    今兹不幸与美英两国肇启兵端，洵非得已，岂朕本愿哉。前者，中华民国不解帝国之真意，妄自滋事，扰乱东亚和平，终使帝国操戈而起，于兹四年有余矣。幸而国民政府有所更新，帝国与其结善邻之谊，互相提携，而重庆为残存政权，持英美之庇荫，兄弟阋墙，罔知悔改。美英两国则支援重庆残存政权，助长东亚祸乱；假和平之美名，逞制霸东方之野心，并进而勾结与国，于帝国之周围增强武备，向我挑衅，并对帝国之和平通商横加阻碍，终于断绝经济关系，给予帝国生存以重大威胁。朕曾饬政府通过和平谈判恢复事态；虽一再隐忍，而彼方毫无退让精神，徒事推延时局之解决。近则日益加强其经济军事威胁，企图使我屈从。

    长此以往，帝国多年来争取东亚安定之努力，势必化为泡影；而帝国之存在，亦将濒于危殆。帝国势逼处此，为生存与自卫计，惟有毅然奋起，粉碎一切障碍。皇祖皇宗之神在上，朕深信尔众庶之忠诚勇武，必能弘祖宗遗业，铲除祸根，确立东亚永久和平，以保帝国之荣誉，朕实有厚望焉。

    陆军部长史汀生听到日本偷袭珍珠港消息时，他一跃而起曰：“好了，摇摆的日子终于过去了，我们该放手干了！”原来那史汀生从胡佛时代当国务卿起，就认为对日一战是在所不免的，只有做好充分准备，才能免于挨打，取得主动权。

    但最高兴不过的则是邱吉尔。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情不自禁地欢呼道：“英国胜利了！我们已经胜利了！”甚至在此事过了１０年以后，当他在写回忆录时，还压不住内心的雀喜。他写道：“愚蠢的人不在少数，而且不仅敌国才有。他们低估美国的力量。有些人说，美国是软弱的。有些人说，他们永远是不团结的。他们永远经不起流血牺牲。他们的民主政治和定期选举制度将使他们的战争努力瘫痪。可是我曾经研究过战到最后一寸土地的美国南北战争。我想起爱德华．格雷在３０多年前对我讲过的一句话－－美国好像是一具巨大的锅炉，一经在它下面生起火来，它就能够产生无穷的力量。那晚我去睡觉的时候，我心中充满了美滋滋的感情和感想，所以睡了一个得到拯救而心怀感激的人所睡的甜蜜的觉。”

    美国时间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罗斯福总统就往国会发表了对日宣战演说：

    昨日，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将作为一个罪恶的日子留于历史上－－美利坚合众国遭到了日本帝国的海、空军的突然的和蓄意的进攻。

    当时，美国和那个国家处在和平状态。而且，曾应日本要求，我们正在同日本政府和其天皇进行谈判以求确保太平洋之和平。更有甚者，当日本轰炸机队开始对珍珠港投弹之后一个小时，日本驻美大使和其同僚还在向美国国务卿递交有关美国最新建议之正式复文。那个复文中虽然提到继续外交似已没有必要云云，但也没有威胁要使用武力或暗示战争。

    由于夏威夷和日本距离遥远，历史必将证明，此次进攻一定是很多天以前，甚至是几个星期以前就准备就绪了。而当它发动之际，日本政府又故意发表保持和平之虚伪声明和做出同样之虚伪姿态以欺骗美国。

    昨日对夏威夷之进攻对美国海陆空军造成了严重损失，许多美国人丧失了生命。

    昨日，日本政府还进攻了马来亚。

    昨晚，日本军队进攻了香港。

    昨晚，日本军队进攻了关岛。

    昨晚，日本军队进攻了菲律宾。

    今晨，日本人进攻了中途岛。

    所以，日本已在整个太平洋发动了突然袭击。昨日的事情已不言自明。美国人民已拿定主意，他们充分了解保卫国家生命和安全的职责。

    作为陆海军总司令，我已下令采取一切必要的防御措施。

    我们将永远不忘这次偷袭的性质。

    不管战胜这场预谋的侵略要花多少时间，美国人民以其理直气壮之威力，必将取得绝对的胜利。

    我相信，我可以代表国会和全体人民的意志宣布，我们不仅将竭尽全力保卫我们自己，而且还要永远防止这类可耻行径将来还有机会侵袭我们。

    战事已经存在，我们用不着掩盖事实。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土，我们的利益已处在危险之中。

    我们的武装部队，是有信心的，我国人民是有无限决心的，因此，我们将取得胜利是势所必然的，愿上帝保佑我们！

    我要求国会宣布，由于１２月７日星期日日本的无端可耻进攻，美利坚合众国与日本帝国已存在战争。

    正是：

        小丑跳梁不自量，

        忘形梦短夜漫长。

        开眉岂仅邱吉尔，

        更有重庆委员长。

 

 

第五十九回

 

延安定心实行整风

王明强项拒绝检讨

 

    美国的对日宣战使重庆的蒋介石和延安的毛泽东都吃了定心丸，因为美国的参战意味着日本的必败。毛泽东决定乘此机会发动一次整风运动。

    运动从１９４２年春开始。这次运动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中共中央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已有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来，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也经历过严重的挫折；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其中，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损害最大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从遵义会议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党批判并纠正了王明在苏维埃时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但是，由于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没有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党内历次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常存在一些分歧。这种分歧，在一定时期内，在局部地区或某些方面继续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

    毛泽东在事前的报告中突出地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他又说；“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说：“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什么都好，别人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员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

    正是：

        字字是珠玑，

        句句见真理。

        但愿有实行，

        人民大欢喜。

    １９４２年３ 月１８日，整风动员工作大会在如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当年延安最高学府中央研究院召开。院长是张闻天，副院长范文澜。由于张当时不在延安，所以大会是由范文澜主持的。那时，毛泽东已在遵义会议上获得了军事领导权，又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获得了政治领导权，他现在显然是想对以王明的教条主义为主要对象加以清算。但没料到横垛里杀出了一个程咬金，引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这场风波的主角叫王实味，他是研究院的特别研究员，其地位大约等于今天的院士，吃的是延安的小灶。

    王实味是河南潢川人，生于１９０６年，父亲是前清举人，在家乡办学，生活颇为清苦。１９２５年，王实味进了北京大学文科预科，他的同班同学中有张光人，也就是胡风。这两个人性格相似，命运也相似。王在北大参加了党，但胡没有入党。１９３７年１０月，王实味从湖南到延安，起先在鲁艺教书，后来调进中央研究院做翻译工作。

    为了配合整风，中央研究院还出了壁报《矢与的》，范文澜亲自写了发刊词，提出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的口号。他甚至还说：“谁阻碍民主，就会在民主面前碰出血来。”王实味一人在创刊号上独发两篇，矛头直指他的顶头上司罗迈。罗迈也在第二、第三期上作了答辩。壁报就贴在中央研究院门口那两权充接待室的平房里。《矢与的》壁报出来以后，看的人川流不息。有几期还贴在布上，挂在延安的南门外，看报的人像赶庙会一样多。

    王实味的文章最脍炙人口。姑举两篇如下：

“必然性”等等

    “我们底阵营存在于黑暗的旧社会，因此其中也有黑暗，这是有必然性的。”对呀，这是“马克思主义”。然而，这只是半截马克思主义，还有更重要的后半截，却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大师”们忘记了。这后半截应该是：在认识这必然性后，我们就须要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底产生，削减黑暗底滋长，最大限度地发挥意识对存在底

    反作用。要想在今天把我们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减到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可是，“大师”们不惟不曾强调这一点，而且很少提到这一点。他们只指出“必然性”就睡觉去了。

    其实，不仅睡觉而已。在“必然性”底借口下，“大师”们对自己也就很宽容了。于是我们在那儿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

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而且我们今天也不是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这不须要我来做八股，因为，我敢保证，没有半个伙夫（我不敢写“炊事员”，因为我觉得这有些讽刺意味）会妄想与“首长”过同样的生活。谈到等级制度，问题就稍微麻烦一点。

    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需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说等级制度合理的人，大约有以下几种道理：

    （一）根据“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则，负责任更大的人应该多享受一点；（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实行薪给制，待遇自然有等差；（三）苏联也有等级制。

    这些理由，我认为都有商量余地。关于一，我们今天还在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似乎都还谈不到“取值”和“享受”；相反，负责更大的人，倒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层对他有衷心的爱，这才能产生真正的铁一般的团结。当然，对于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关于二，三三制政府的薪给制，也不应有太大的等差；对非党人员可稍优待，党员还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以感动更多的党外人士来与人们合作。关于三，我请这种“言必称希腊”的“大师”闭嘴。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笔者自己是属于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

    王实味的一系列文章起了很大的轰动效应。毛泽东也亲自去看了壁报。他说，王实味挂了帅，我们被打败了。当时的社会部部长康生从毛泽东的反应中立即嗅出了苗头。所谓社会部长就是特务头子，不过康生与李克农是两位绝然不同的特务头子。李是专门针对敌人内部的，而康生却是专门猎取“内奸”的特务头子。

    对斯大林主义分子而言，他们心目中最大的敌人不是什么帝国主义分子或反革命分子，而是所谓的托派分子。尽管没有可信的根据，康生还是想方设法给王实味按上了托派的帽子，并被押进了监狱。１９４７年延安大撤退时，在贺龙的命令下，王实味遭杀害。王实味的妻子刘莹一直在为丈夫的冤狱奔走，终于在胡耀邦上台后，争取到了平反。

    整人专家周扬在这场闹剧中也作了不少表现，他发表了《王实味的文艺观点与我们的文艺观点》长文，内称：

    我们和王实味在文艺问题上的一场分歧，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即艺术应不应当为大众。这就是问题的中心。托洛茨基、王实味都不主张艺术为无产阶级大众与人民大众服务，都主张艺术为抽象的人类服务，是表现抽象的人性的，而其实则是真真实实地为了剥削阶级与黑暗势力服务。他们把艺术和政治分离，实质上就是把艺术和大众分离了的原故。

    不过，毛泽东的主要目标毕竟不是王实味，而是王明。王明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从莫斯科回到了延安，他以第三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一个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报告说：“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力量。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问题，这是将来看力量的问题，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受蒋介石统一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给养。”“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王明的这些话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反感，立即给他戴上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并联系到三十年代的极左，成了左右两倾的机会主义者。

    王明的日子非常不好过。有人描绘他的处境曰：他先是拒不接受毛泽东和政治局对他的批评，不承认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犯了左的及右的错误，而当他看到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后认为有机可乘时，又提出一系列原则问题，向毛泽东及中央进行狡辩；但当他再次受到与会同志的批评后，又大步后退，表示同意毛泽东的结论，并宣布因病暂时不再参加会议。他的态度变化数次。但是不管如何变化，他拒不承认错误拒不检查错误，这个思想是一贯的。

    王明自己在延安中央医院养病期间，曾作一首言志诗如下：

雍容傲骨岂凡流，

荷菊梅兰未可俦。

自是凛然争气节，

独逢乱谄不低头。

    过几天，他又写歪诗一首，矛头直指毛泽东，题为《阴谋败露》：

季电力争尚未完，王突病倒毛开颜。

令轰岩石山腰畔，直逼我窑门面前。

日夜炮声无止息，身心疾患更加添。

因知理屈阴谋使，危害行污共党员。

    王明一人的反对起不了什么作用，整风运动还是照常进行，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它为召开七大，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打定了基础。

    王明仍被选为七大中央委员，有人说这是毛泽东的宽大为怀，治病救人云云，这是胡说。王明是斯大林暗中的代言人，保王明是为斯大林留面子，而决不是对王明本人的好意。

    正是：

        政坛斗争呈缤纷，

        五颜六色难辨分。

        王明小丑非小丑，

        远有靠山斯大林。

 

 

第六十回

 

马歇尔力保猛将军

蒋介石必撤史迪威

 

    在罗斯福总统主催之下，反轴心国家于１９４２年１月４日，正式推举蒋介石为中国战区统帅。中国战区辖区原定为：中国、泰国、越南、缅甸。中国战区统帅的指挥权是独立的，不受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管制。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大大提高了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的国际地位。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自我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害，能不戒惧乎哉。”

    蒋介石接受统帅一职后，为了感谢罗斯福总统，请美国政府指定一高级将领担任中国战区统帅的参谋长。罗斯福在听取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意见后，就任约瑟夫．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他拥有下列４种职权：（一）监督并管制一切美国对华有关国防的援助事宜；（二）在蒋委员长节制下统辖一切在华的美国部队以及经指定的中国部队；（三）在任何在中国召开的国际军事会议中，代表美国政府并充任蒋委员长的参谋长；（四）管制中国境内的滇缅公路。

    史迪威生于１８８３年，是１９０４年届的西点军校毕业生，曾多次来华，能讲华语，是美国军队中少见的中国通。他第一次来华是１９１１年，在北京看到了满清政府的垮台；第二次是１９１９年，看到了“五四运动”；第三次是１９２６年，看到了北伐；第四次是１９３７年，看到了“七七事变”。他在２０年代初曾任驻华美军第１５团营长，而当时他的顶头上司就是团长马歇尔，所以他早就知道史迪威是一名能吃苦耐劳、敢打敢拼的猛将。

    自日美开战后，蒋介石采取了坐待胜利的政策，这使史迪威大为恼火。更兼史是一名心直口快的军人，他往往当面指责蒋介石政府贪污舞弊，缺乏效率，使 蒋介石难以下台。但这一切蒋介石毕竟是可以容忍的。不能容忍的是，史迪威竟提出了一个建议，要求把美国的军事援助分配给中共的八路军。于是，蒋史间的矛盾成了不可调和了。  

    早在１９４３年６月，蒋介石曾发一个电报给正在访美的宋美龄：“史迪威事，俟向罗斯福总统拜别时，相机提出。但不必以要求撤换方式。宜说明大意如下：史迪威在华，如只对委员长个人不能合作，委员长为大局计，必能容忍谅解。但史对于中国人，时露轻蔑，且多挟制，使人难堪。其自身处理之业务或计划，则毫无接受商量之余地，且缺乏统筹全局之打算。若此情不变，恐将妨及中美传统之友爱精神，可忧之至。为作战前途胜利计，不敢不将此中真情向罗斯福总统陈明，以免将来失望。”

    宋美龄接到蒋介石电报后，就对罗斯福的亲信霍布金下说辞，力陈蒋介石与史迪威两人在性格上的不同，不容易相处，诸多不便。她还要求霍布金到重庆去实地观察一番。 

      于是罗斯福就派了一个名叫劳契林·居里的，去重庆访问。那居里是一个没有中国常识的人，他一到重庆就被蒋介石笼络住了。蒋介石扮演得百般温顺；在对比之下，史迪威似乎成了一个蛮不讲理、专横拔扈的黑脸将军了。居里回到华盛顿后，几乎完全采用宋美龄的说法，认为蒋介石同史迪威是一个个性不合的问题，最好把史迪威换另外一个人。罗斯福令居里去同马歇尔商量。居里就到陆军参谋长办公室同马歇尔进行了一次短短的谈话。居：“将军，我想同你商量一件事情。”马：“什么事？”居：“是否可以把史迪威将军换上另外一个人？”马：“是你的主意吗？”居：“是总统的意思。”马：“你在中国呆过多久？”

居：“三个星期。”马歇尔就再也没有话了，那居里也只好乖乖地退了出去。

    居里回白宫向罗斯福作了汇报，罗斯福乃令马歇尔前往。马歇尔见了罗斯福后陈述利害说：“史迪威是不可缺少的人物。我们在中国战场上不是需要一位能搞好个人关系的将军，而是需要一名敢打敢冲的将军。蒋介石是不想打日本的，他会摆出１０００个困难，１万个不足。任何其他将军在这１０００个困难１万个不足面前都会被吓倒而不敢打的。只有史迪威不怕困难，他愿意拼老命去争取胜利，而且有能耐取得胜利。我和史汀生部长已考虑不止上百次，实在想不出可以替代史迪威的人。”罗斯福乃暂时撤回调走史迪威的主意。

    蒋介石见计未得售，乃另外想了一个花招，直接写信给罗斯福，要求总统派一名私人代表，常驻重庆，来协调中国领导人与史迪威间之关系。罗斯福接受了这个意见。马歇尔本来要表示反对的，但他从霍布金那儿获悉，罗斯福要挑的人选是赫尔利，也就不再表示反对了。 

      赫尔利是共和党人，曾任胡佛总统的陆军部长，是一名实干家而不是官僚分子。他是西部俄克拉荷马州人，牛仔作风，爽直而干脆。但牛仔也有消极的一面，他们看问题往往流于简单化，而中国问题恰巧是一个极为错综复杂的问题，以牛仔精神来处理中国问题，终未免要捉襟见肘。

    赫尔利在重庆一下飞机即被蒋介石接走，美驻华大使高斯本来已准备好让赫尔利住进大使馆的，但蒋介石早已做好准备，要让赫尔利摆脱大使馆的影响，因为在蒋介石看来，美驻华大使馆已落入左派人士之手。蒋介石还特别下了手令，要求蒋帮人士必须千方百计去讨好赫尔利。那赫尔利在飞重庆途中曾在印度停留，会见了史迪威，并表示他完全赞同史迪威的主张，他到重庆后一定只许蒋介石按美国的意志办事。但曾几何时，他就做了蒋介石的俘虏。

    蒋介石在取得赫尔利的欢心后，乃向赫尔利交底：

    自史迪威来华之后，余即依照罗斯福总统之意旨，委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师参谋长之职。今年７月初旬，罗斯福总统来电请以史迪威在我直接指挥之下委为中国战区总司令，余以此事关系中国生死存亡，要求总统予我充分准备和布置之时间。

    余有数点基本观念不能变更：第一，余不能变更三民主义之民主政治，坐看共产党赤化中国。第二，凡属损害中国主权之事，绝不容许。第三，两国合作必须互尊人格，互守信义，在友善和好之气氛中进行，不能含有丝毫之强制，或出以压迫之手段。

    史迪威来华任职，今已两年有半，遇彼力所能胜之事，余必授以全权，听其主持，助其成功。史将军为一朴实果敢之军人，然其政治头脑与战略则殊有缺乏。例如最近缅北战事，余于研究全盘态势之后，认为如不对八莫方面实行佯攻，牵制日敌，则日敌将以西顾无忧，全力压迫。滇边与怒江西岸之我军，即有覆没之虞，甚至昆明亦将大感威胁。乃嘱其派队向八莫佯攻，而史将军竟置滇边怒江部队之存亡与昆明之安危于不顾，拒绝余之命令。即此一端，史将军之战略脑筋不够应付，足以证明，而其态度又视余为部属，殊令我痛心失望。盖缅北局部之战尚且如此，如将来委以中国战区全局之事，史将军如何能服从余之命令，接受余之指挥。

    但罗斯福总统督促之电甚勤，余不欲辜负，故欲阁下来此，任余与史迪威之联络，使史迪威能接受阁下之劝告，不违反余之命令与意志。此乃最后一线之希望，愿阁下有意矣。

    在此期间，罗斯福一直在等待蒋介石之回电，蒋迟迟未复，于是在马歇尔授意之下，罗斯福发了一个电报，命令史迪威面交蒋介石。电文曰：

    “数月以前，余曾迭次请求阁下采取断然步骤，以消除对于阁下个人与对于中国渐渐发展之危局。兹因阁下延搁委派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全部军队，致中国东部之重要土地为之损失，影响之大，殊非吾人所能臆测。日军陷桂后，吾人之昆明空军站，将受直接威胁，而中印之空运吨数，亦将不免锐减。

    “在世界各前线之盟军，虽已每战必克，但对中国之直接影响，尚须时日始能实现。盟军在太平洋之跃进，诚属迅速，但除非阁下立即采取积极行动，则太平洋之迅速跃进，对于中国战局亦将不生影响。阁下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方能保阁下数年来英勇抗战所得之果实，与吾人援助中国之效果。否则政治上军事上种种策划，皆将因军事之崩溃完全消失。

　　“余深信唯一破坏日军对华计划之方法，即糸阁下立刻补充怒江方面之部队，并饬加紧推进。同时必须立即委任史迪威将军，授以全权，指挥中国全部军队。此步骤之实现，将更增美国援华这决心。

    “目前吾人虽在欧洲及太平洋两面同时作战，然对援助中国，犹当刻刻进行。余深信阁下之卓见，亦必认余所请求之行动乃立应采取之步骤。余与此间各高级人员，均认为阁下及吾人对于援助中国所有之计划，如再延搁或犹豫，便将完全消失。故坦率立即上闻，诸希谅察。”

    罗斯福的电报是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８日发出的，１９日下午４时，史迪威拿了中英文本的电报直接往见蒋介石。蒋介石正在重庆黄山官邸同高级将领开会，赫尔利也在场。于是史迪威先请人把赫从会场叫了出来，把电报交赫过目。赫认为这个电报措词强硬，若由史当面递交，必使蒋难以下台。他规劝史把信留下，由他代为呈交。但史迪威却胜利冲昏头脑，不肯让步，必欲亲手交给蒋介石而后快。

    过了片刻，蒋乃令史入见，赫尔利亦陪同在座。史迪威说明罗斯福总统有一电报要直接呈交蒋委员长。按照平日做法，要由史迪威宣读，再由译员当场翻译。但赫尔利感到此电报太刺激人，乃插嘴曰：“电文已译成中文，不必宣读了，请委员长过目就行了”蒋介石接过电报，一看电文，立即脸色发白，敢怒而不敢言。他只轻轻地说了一声“知道了”。接着就把茶杯盖翻了过来。客人立即告辞。大家知道，中国的古典茶具是三合一，由三个部分配成的，即一个茶杯垫子，一个茶杯本身，一个茶杯盖子。蒋介石有一个传统习惯，当他把茶杯盖倒盖起来的时候，就意味着谈话结束。史迪威很熟悉这个习惯，所以当他看到蒋倒盖茶杯盖时就识相地起身告辞了。

    蒋介石经此污辱气愤不堪，乃下决心非除史迪威不可。他给罗斯福发了如下的电报：

    “接获尊电，无任感慨。阁下所提关于中国全线军队由余委任美国将领统率指挥以及其他各种建议，余固无不乐于接受。但其人选务须能与中国诚恳合作而得余信任者，此为必不可少之条件。史迪威将军显已缺乏上述必要之条件，故余不能再接受伊以统率指挥之权，此点望阁下谅解。自余立场而言，受余指挥之将领必须得余之信任，才能与余合作，故余之主张前后一致，未尝改变。余今一本初衷，仍请阁下调回史迪威将军，另派胜任此重任之将领来华供需代替。余深知阁下必能推行此旨，无所阻碍，因阁下与余之主张固完全一致。阁下对华之友谊及援助之热忱，余尤为感谢，但余对国家负有非常之责任，不能明知故犯，将对于国家重大之职责，委诸不堪胜任之将领。”

    罗斯福接蒋介石电报后，要求赫尔利提出建议。据赫尔利自称，他三天三夜没有睡好觉，最后下决心拟了下列电报：

    “史迪威与蒋委员长之性格，恰不相容，又失去共信之基础。蒋委员长乃不能接受压迫之人，一切勒迫以及哀的美敦书之办法，对于蒋委员长皆不能用。而史迪威之一言一动皆以压迫蒋氏为出发点。蒋委员长对史迪威谋合作，史迪威对蒋委员长则谋压服。史迪威之误，在想屈服一革命家，而此革命家乃能率带装备陋劣之军队与日本鏖战七年之人物。窃以为如我总统支持史迪威将军，势将失去蒋委员长，甚至还可能失去中国。窃以为美国能维持中国作战，美将领能统带中国军队，美政府更能与蒋委员长合作。但此三事，若史迪威在，便皆不能做到。辩论蒋史间之是非曲直，于事实无所补益。蒋委员长之威望已遭损伤，若再加以破坏，致使失去作用，殊为不智。史迪威非能担任中国统师之人。他不但不能与委员长合作，且与其所统率之军队干部亦多不和。史迪威为一员战将，马歇尔如任他为战将，当能胜任愉快。但透过史迪威维持中国作战，则办不到。兹建议：请另派与委员长能够同心协力之年轻美国将领来统率中国陆空军。”

    不过，赫尔利没有背后搞鬼，他在发出电报之前，把电稿交史迪威过目。史迪威过目后也没有生气，更没有损害两人间的私人友谊。这就是美国人引为自豪的“费厄泼赖”。

    罗斯福接到赫尔利回电后，乃决心撤回史迪威。马歇尔和史汀生虽又一次力争，但总统决心已下，终不能挽回。

    正是：

        攀山飞取密支那，

        威镇南亚称史公。

        唯叹外交少斟酌，

        有理无节弃前功。

 

 

第六十一回

 

赫尔利大办牛仔外交

宋美龄小试纵横说辞

 

    话说赫尔利送走史迪威后就开始办他心目中的一件头等大事——拉拢国共进行和谈。以下是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大卫上校的一段描述：

“延安是没有什么飞机的，每次当重庆有飞机到达延安时，总是被人们看作一件大事。1944年11月7日，我和周恩来、我们代表团的全体人员以及一大批中国人都到飞机场去迎接一架来自重庆的飞机。飞机停了下来，机门打开了，第一个走出来的是一位个子高高的、满头灰发、富有军人气概的标准美男子。他那一套军服是我生平所见过的剪裁得最漂亮的军服。军服上佩戴了各种奖章和绶带，大概美国内战以来所有的各次战争奖章都有了，这是美国总统特派代表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没有人通知我们说他要来访问延安。他的目的（我是事后才知道的）是充当国共两党的调停人。

显然，周恩来对来了这么一位神气十足的将军感到十分意外，他问我这位贵宾是谁。我告诉他说，这是赫尔利将军，当他在胡佛内阁内任陆军部长的时候，我曾在纽约见过他一面，周恩来立即对我说：“劳你驾把他缠住一会儿，我去请毛主席来”。说完就走了。

没有一会儿（比我设想的快得多），毛和周乘了一辆汽车来了。这是一辆装了篷的旧卡车，是我所见过的延安的唯一一辆机动车。汽车后面又来了一个连的步兵，显然这是临时召集起来的。毛正式对赫尔利表示欢迎，这一连人就站在一旁作为仪仗队接受检阅。赫尔利在检查完毕之后，突然抖擞精神，学印第安人大叫三声，我完全注意到，毛和周见此情况，弄得莫名其妙。

接着，毛主席和赫尔利就爬进了这辆古老的汽车，我挤在他们身旁作翻译。这是一次十分困难的翻译，因为赫尔利讲的全是不着边际的话，他看到农村景像就大谈其俄克拉荷马州的老朋友。路旁有一位老农在赶毛驴，汽车惊了毛驴，不听指挥，赫尔利又一次出其不意地大叫“查利，给它左边一鞭子”，又一次把毛周两人弄糊涂了。

赫尔利的宾馆也是窑洞，对此他倒没有任何难色。但他一开始就对包大卫吹嘘说，当年他当陆军部长任满后，曾代表辛克莱石油公司跟墨西哥政府进行谈判，因为后者扬言要没收辛克莱公司的油田。结果谈判成功，他获得了100万美元的报酬。在他心目中，国共谈判也将如此简单地获得解决。

在第一次谈判中，赫尔利向毛泽东提出了国民党的谈判草案，共有五条：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努力，统一中国的全部军队，以便迅速击败日本和建设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将服从和执行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将支持三民主义，以此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两党将采取旨在促进进步和民主的政策；只能有一个全国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的军队在获得中央政府承认后，其所有的官兵将获得政府官兵同样之薪给和待遇。其部队之供应也将与政府部队一样；国民政府承认共产党，并将认为它是一个合法的政党，所有其他政党也将获得合法地位。

在第二次谈判中，毛泽东询问赫尔利：“美国政府是否真正希望民主，世界范围内的民主？举例说，它是否认为中国应当搞民主？它是否希望中国政府是一个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它是否注意到它现在所承认的中国政府不是一个合法的政府，它并不代表中国人民。蒋介石是国民党一党选出来的，而且只是90名国民党代表选出来的，连自己的党员恐怕也不能代表。希特勒可比他强，希特勒毕竟是人民选的，而且他还有一个联邦议会。美国是否注意到中国人民不信任国民党，不支持国民党？当然，问题不在于美国政府是否看到这一事实，而是它是否愿意促进中国之民主。无庸讳言，国民党必须改革，现政府必须改组。按现在这个样子，它是不可能打胜仗的。即使靠美国来打胜仗，打胜以后也仍然将是一个烂摊子。政府应当扩大基础，把所有各党各派都包括进去。”

赫尔利说，蒋介石为了表示愿与共产党合作，他已同意共产党派一名委员参加军事委员会。毛大笑说，这个建议一个钱也不值。赫说，共产党至少可以伸一只脚进去。毛说，如果一个人的双手被捆住了，进去一只脚又有什么用！赫说，既然共产党不能接受国民党的条件，那就请共产党提自己的条件。

在第三次谈判中，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条件，赫尔利看了后很愉快地说：“在我看来，你们的条件完全是合理的，我觉得你们提得还不够，如果毛主席不介意的话，我想带回去研究一下，提出一些建议，明天早上再谈。”

在第四次谈判中，赫尔利把他增补过的共产党条件交还给毛泽东。这些条件的措辞就成了这样：

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努力统一中国境内所有之武装部队，以便迅速击败日本和建设中国。

国民政府应改组为联合国民政府，包括一切抗日政党和无党派团体之代表。应颁布和执行一种新的政策，规定对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改革。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统一军事委员会，包括一切抗日军队之代表。

联合国民政府支持三民主义，以此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联合国民政府将各项政策以求促进进步和民主，确立正义、信仰自由、新闻自由、议论自由、集合自由、请愿自由、居住自由以及人身保护法。联合国民政府也将采取政策实现免于恐惧之自由及免于贫匮之自由。

一切抗日部队将服从和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和统一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一切抗日部队将获得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的承认。来自外国的援助将作平等的分配。

联合国民政府承认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政党为合法政党。

赫尔利把修改过的中共原稿交毛周阅毕后，问道：“毛主席，你认为怎么样？”毛泽东毫不思索的回答说：“可以。”赫尔利大喜，以为事情已经办成，马上乘热打铁地说：“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上面签字为凭？”毛泽东又毫不思索的说：“可以。”

毛泽东在签字时故意把第一位的空白留了下来，自己签在第二位的空白上，赫尔利签在第三位的空白上。不用说，那第一位的空白是留给蒋介石的。

在赫尔利看来，蒋介石的签名是不成问题的。第二天，他就带包大卫一道回重庆，并要求中共派一代表前往，毛泽东就派了周恩来同机前往。在飞机上，包大卫就同周恩来聊了起来。包大卫能操流利的华语，所以双方听谈话是不成问题的。突然间，这位美国上校提了一个64美元的问题：“周将军，你认为苏联的民主与美国的民主相比，到底哪一个好些？”周恩来费了三秒钟的时间进行思考，然后回答说：“苏联的民主是最高级的民主，中国现在还望尘莫及。因此，如果我们中国人能做到美国的民主，那就是中国人民的莫大幸福。”周恩来的这一回答，既没有伤害苏联，同时又使包大卫听了觉得美滋滋的。

赫尔利到达重庆后就去见蒋介石，在这类问题上，蒋介石要比赫尔利高明100倍。他看了赫尔利交给他的稿子后，仍然春风满面，笑容可掬地说：“将军，今天我们是纯粹为你洗尘，不谈政治，改天我们将作一长谈。”赫尔利没有办法，只好留下来共进晚餐，然后返寓。

赫尔利刚出门，蒋介石马上召集宋子文、张群、何应钦、戴笠开紧急会议，当然少不了蒋夫人宋美龄。宋子文是美国问题专家，免不了要首先发言。他说：“我一眼看这个稿子，总觉得是出于赫尔利的手笔。请看，‘人身保护令’这个词儿，这是一个典型的美国词儿，我们中国人从来不使用这个词儿，延安也从来不使用这个词儿，我猜中共恐怕根本不知道有这个词儿的存在。”他又故意刺戴笠一下说：“雨农兄，你说我们中国人有‘人身保护令’这个词儿吗？”戴笠只好狼狈地答曰：“没有吧！”宋子文接着说：“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赫尔利是个笨蛋。他来华之时途经莫斯科，会见了斯大林。你们知道他跟我说什么？他说：“子文，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斯大林已经拍着胸脯向我保证，俄国人只承认国民政府，绝不承认延安。俄国的一切援助都将给重庆国民政府，绝对不会给中国共产党。他说他不喜欢中国共产党，他喜欢蒋介石，只有蒋介石能安定中国。”我问他相信斯大林的话吗？他说他当然相信。他说他有生以来不骗人，也从来没有被人骗。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难的，不过还得有劳美龄去跑一下，很简单，你到赫尔利公馆去，可以给他狠狠的两个耳光，然后再亲他一下，说：“我的宝贝，你受骗了。”事情就可以解决。大家禁不住哈哈大笑。

这时，戴笠却有机会了，他说：“我已经掌握材料，可以说明美国大使馆的参赞范宣德、一秘戴维斯、二秘谢伟思都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史迪威虽走，史迪威的这个班子还在，与其说赫尔利受毛泽东骗，还不如说受大使馆班子之骗。”

宋子文又说：“对，牛仔一贯自以为正直，他也要求对方正直。一旦发现自己受骗，立即就可以由绵羊变为斗牛，疯狂地向那红巾扑过去，至死而后已。”

最后由蒋介石收场说：“辛苦大家了，看来还是要由夫人出来扭转乾坤了。请大家回家吧！”

原来，蒋介石认为他一生中的一个大杰作就是跟宋美龄结婚。这自然是一种自我吹嘘和自我欣赏。但从历史角度来看，也不能说全无道理。西安事件中，宋美龄飞西安跟中共代表进行谈判。在开罗会议上，她充当了蒋介石的翻译，跟罗斯福和邱吉尔进行了会谈。特别是在珍珠港事变后，她充当蒋介石私人代表，住进白宫，到处演讲，大吹中国抗战，把美国人弄得神魂颠倒，风靡一时。

第二天，宋美龄拿了戴笠所得的情报，去见赫尔利。她开门见山地对赫尔利说：“将军，我希望你记得，破译日本密电码的不是别人，是我们中国的谍报人中。现在我们告诉你，你手下的人都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这不是瞎说的，我们不能随便诬赖好人，我们是有凭据说这些话的。”说着，她就打开材料，一五一十向赫尔利念。当然，我们不知道她念的是什么情报，但无疑的是，这个炮弹真正打中了赫尔利。从那以后，赫尔利就不再充当公正人了，而成了蒋介石的代言人。他马上撤回了对中共五点建议的支持，转而支持蒋介石提出的新三点。这新三点的要点只有一点，那就是：中共的军队必须完全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指挥。

赫尔利命包大卫带了这新三点回延安与毛泽东商量。包大卫再一次会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包汇报了情况，并把新三点交给了毛泽东。毛立即给蒋介石以迎头痛击，说到兴奋处，他站了起来说道：“蒋介石的军队是镇压人民的，我们的军队是保卫人民的，怎么可听他的指挥！蒋介石一贯欺压人民，他早该下台了。”

包大卫看到毛泽东大发脾气，不知如何是好，只得细声细气地说：“主席，我是否可以提醒一下，站在你面前的是包大卫，不是蒋介石。”这时，周恩来乃插话说：“Take it easy，Colonel。”最后，毛泽东又坐下来说：“但是，赫尔利将军曾经签字支持五点，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把一切事实公之于世。”

包大卫碰了一个钉子，又空手返回了重庆，向赫尔利作了汇报，并且说：“弄得不好，共产党可能要公布你的签字。”这一点，又触动了赫尔利的神经。因为一名牛仔最怕的就是有人说他不诚实，说他背信弃义。在牛仔看来，不诚实比死还要难堪。因此，他又禁不住作印第安人大吼三声，并怒叫曰：“他妈的，共产党抓了我的辫子了。我可不是怕抓辫子的。”包大卫又一次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又一次细声细气地说：“将军，是不是可以允许我提醒一下，站在你面前的是包大卫上校，不是毛泽东。”

就这样，美国调停国共关系的第一幕演出宣告结束。第二幕就有待马歇将军来担任主角了。当然，国共关系是内在因素决定的，失败或成功不在于美国，更不在于赫尔利，赫尔利只是在舞台上跑了一下龙套而已。

正是：

兴败成亡有定局，

山姆岂能挽回天。

牛仔徒劳三板斧，

怎抵书生多远见。

 

 

第六十二回

 

谢伟思访中共领袖

毛泽东赞美国民主

 

人人都要申斥戈培尔的“谎话说一千遍就成真理”的名言，但人们却又同时不得不承认，在政治生活中说实话往往会吃亏的。

早在2000年前，中国的司马迁就用如神之笔，生动地揭示，说实话的君子项羽要败于说谎话的流氓刘邦。“说老实话不吃亏”的教导是不实际的，而且是有伦理和论理上的缺陷。若为了不吃亏而说实话，这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味道。这是伦理上的弱点。说老实话，有不吃亏的，也有吃亏的，而且吃亏的往往多于不亏的，这是论理上的弱点。因此，作为一名长者，就不应当教导后生“说老实话不吃亏”，而应当明白地告诉他，“说老实话往往是要吃亏的。只有没有私心、愿意献身于真理的人才能说老实话。”

在下要讲的就是因说老实话而吃亏的事。那歹徒戴笠所告密的美国大使馆的三名职员犯的是什么罪呢？很简单，他们犯的就是说真话之罪。我们不能一一介绍，就只好以谢伟思作例子吧！

原来在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期间，蒋介石曾同华莱士达成一笔交易。华莱士同意撤回史迪威，蒋介石则同意美国派一个代表团驻延安，或叫观察组。上面提到的包大卫上校就是观察组的头头，文官的代表就是戴维斯和谢伟思。谢伟思是在四川长大的，能说流利的四川话，他到延安后就进行了真正的调查研究。谢伟思走访了中共的理论家秦邦宪，秦邦宪对他说：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一种方向。相信马克思主义就是说相信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不过为我们指出了奋斗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换句话说，就是要建立一个个人利益和全体人民利益相一致的社会。

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19世纪工业革命的时代。在当时的条件下，马克思认为人民要摆脱剥削必须采用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形式。如果我们今天想在中国全部照搬的话，那将不仅是可笑的，而且也将违反我们一贯所主张的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目前的中国甚至连资本主义国家还谈不上，它还是半封建主义。我们不能跳跃到社会主义。说实在的，与世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们至少落后了200年；很可能我们要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已进入社会主义之后才能进入社会义。我们首先需要摆脱半封建主义。然后，我们要经历一个民主和自由企业的阶段来发展经济，这个阶段将是一个相当长的阶段。

我们共产党人希望中国能够稳步地、顺利地走向这个目标。我们只要做到有条不紊地逐步发展，就可以避免使马克思不得不采取阶级斗争的那些社会条件，我们主张用和平的革命手段来尽可能地避免暴力革命。

我们不能预测这样做需要多少时间。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它不会少于30年40年，很可能会超过100年。”

1944年8月23日，毛泽东主席接见了谢伟思，做了一次长达8小时的长谈。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国民党必须进行改组。在目前这个基础上，它是没有希望赢得战争的。即使依赖美国取得战争的胜利，那么，胜利以后也必然是一片混乱。

政府必须扩大基础，吸收一切重要的党派团体。我们并不要求马上实行代议制民主，因为这是不切实地的。而且，由国民党来主持选举，也必然是一场骗局。但我们可以立即做到一点：立即召开临时国民大会。各党派团体都应有代表参加。代表不能由国民党来挑选，他们必须是真正的、有资格的代表。他们应当包括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新闻界、学术界、工会、妇女团体等等各种社会组织。可以用协商的办法以来分配代表名额。国民党可以占1/2，其他代表也占1/2。可以事先默契由蒋委员长任临时主席。

临时国会必须有全权改组政府和制订法律，一直到正式通过宪法为止。政府将直接向国会负责。国会的功能大体上可以与英国的下议院相似。临时国会还必须为建立民主和宪法制度负起全部责任。它将监督选举，然后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并把权力移交给后者。

美国政府是否愿意施加影响促国民党走这样一条路呢？

谢伟思表示担心美国这样做是否有干涉中国内政之嫌。毛泽东进一步说：

“凡美军所到之处，美援所及之处，美国已经干涉了别国。倒不是说美国存心要干涉别国，这种干涉可能不是直接的干涉，但它毕竟是一种客观存在。如果美国人坚持美国的武器必须分配给一切抗日的军队，包括我们共产党军队在内，这不能算干涉内政。相反地，如果美国只把武器给国民党，那才是干涉，因为这样做就会帮助国民党继续违抗民人心愿。促进中国人民利益能够得到保障的干涉不能叫干涉内政。中国广大人民将欢迎这种干涉，因为人民就喜欢民主，只有国民党不喜欢。”

谢伟思表示美国恐怕没有办法指挥蒋介石。毛泽东乃说：

“蒋介石是没有办法的，他只能听美国。他是很顽固的，但他基本上是一个流氓。在跟他打交道时必须心中有这个底。我们吃了苦头才了解这一点。对待这个人的唯一办法就是必须硬到底。绝不能对他的威胁或讹诈做丝毫让步，如果他看出你有顾忌，他就会步步进逼。美国在应付蒋介石问题上是表现得很不高明的。你们听任他进行讹诈，说什么抗战抗不下去下去了，要和谈了等等。他向你们要了5亿美元贷款，现在又派孔祥熙到美国，要你们援助布匹。你看，他要布匹！抗日要布匹不要子弹！我们这边不产棉花，又被封锁运不进棉花。但我们人人动手，植棉纺纱，做到了布匹自给自足。国民党的条件比我们好100倍，但它却向美国要布匹。你们跟蒋介石交朋友必须按你们的条件去交，你们必须不断向他施加压力，你们必须目标坚定，一点也放松不得。

今天美国的情况跟珍珠港事变时已大不相同了。你们没有必要去安抚蒋介石，给他吃蜜糖。美国应当从战争利益出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美国给蒋介石的援助应当以符合美国的愿望为条件。

美国施展影响的另外一个途径就是由美国人来传播美国思想。不管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任何一名美国官员与中国官员会面时就应当向后者宣传民主。副总统华莱士到重庆访问就很好，应当增加这一类的访问。现在孔祥熙不是在美国吗？你们也应当利用机会向他宣传民主。

驻华美军的每一名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宣传员。他就当同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去进行交谈。美军军官应当去找中国军官进行交谈。总之，我们中国人认为你们美国人就是民主的榜样。”

谢伟思插话说：根据美国习惯，军队是不准干预政治的，美国军人不能像八路军那样去当政治宣传员。毛泽东马上说：

“没有关系，即使美国士兵不能进行宣传，只要他们来到中国同中国人进行接触，就是一件好事。我们是欢迎美国人跟中国人接触的。国民党则不喜欢。它要把美国人同中国人隔离开来，以防止美国人了解真情实况。你们派了多少观察员到我军前线去？我们愿意带你们去前线，你们要到那就到那儿，国民党可不敢这样做啊。

美国人在中国，这一件事本身就是一件好事。如果各处都有美国人，就会对国民党起某种抑制作用。他们就不敢那么为非作歹了。昆明就是一个例子。昆明已相对地成了一个自由的城市，因为国民党不敢在美国人众目睽睽之下把学生投进监狱。拿西安来比吧，西安美国人很少，所以特务就敢放胆胡作妄为。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自己是十全十美的，我们也有官僚主义和贪污舞弊，但我们敢于正视这些弊端。我们正在肃清这些弊端。我们欢迎观察和批评，谁批评都行，美国人也好，国民党也好，任何人都好。我们自己也在不停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求增进效率。我们的体会是：中国人民是懂得民主和喜欢民主的，不需要长期‘训政’。

中国必须工业化。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依靠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所以中国的利益和美国的利益是没有冲突的，它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可以合得来的。我们能够合作，而且必须合作。

美国将发现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易合作。我们不会害怕美国的民主影响。相反的，我们欢迎美国的民主影响。我们绝不会愚蠢地认为西方只有科学技术可取。我们期望尽快地发展生产。首先，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然后才谈得上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所说的‘国防工业’。

美国不用担心我们合不来。我们必须使用，我们必须取得美国的帮助。所以我们非常希望知道美国人的想法。我们是不能跟你们作对的。”

1945年3月13日，毛泽东又一次接见了谢伟思，并发表谈话说：

“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长期以来就是友好的，他们互相同情，互相谅解，并具有共同利害关系。我们两国人民都喜爱民主，具有个人奋发图强的精神。他们都爱好和平、厌恶侵略、厌恶霸权。战后中国的最大需要就是发展经济。中国若一个人单独干，就会感到缺乏资本。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太低，因此提供不了所需要的资本。美国和中国可以在经济上互相补足，而不会有竞争。中国没有巨型的重工业设备，也生产不了美国的高级专门制品。美国需要一个出口工业设备和专门制品的市场。她也需要出口资本。

中国需要建立轻工业来供应国内市场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交换，中国可以出口原料和农产品。美国不但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最合适的国家，而且也是最有资格的唯一国家。所以，中美之间不应当有，也不容许有任何的冲突、争吵或误解。”

最后一次接见是谢伟思离延安时的临别接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三人同时接见了谢伟思。谢在笔记中写道：“我于下午4时到毛的寓所，周恩来和朱德也在场。毛再一次说，共产党的政策是，而且将来也是，希望美国支持中国之民主，与中国共同抗日。但不管美国之反应如何，不管美国是否给我们一枪一弹，我们总是会在具体问题上给美国以方便，譬如说，和美国提供军事情报、提供气候情报、全力援救被迫降落在解放区的美国飞行员等等。如果美国在解放区登陆，我们一定会全力支持和合作。在战争结束后，共产党仍将期望取得美国之友谊和谅解，因为在战后的建设中，这是极为重要的。”

谢伟思总共在延安呆了8个多月，他后来在回忆时说道：“我从来没有想象到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竟然是如此开放的社会。我们美国人可以自由地去找共产党首脑谈话，也可以自由地到任何一个老百姓家中去谈话。更有甚者，我们还可以自由地到共产党最前线的部队中去参观和访问。相反地，我们曾经多次向国民党要求到国民党军队前线去访问，国民党可从来没有答应过。”

谢伟思还走访了解放区，最后写了这样一个报导：

两名美国官员、好几名记者以及20多名外国观察员在华北共产党区域内进行了访问，并对当地情况做了报告，他们的报告竟然不谋而合。他们都是根据亲身经历做出报告的，所以他们各自所做的报告竟不谋而合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迫使我们必须承认某些铁一般的事实，并从中得出结论。

共产党是在积极地抵抗日军，尽管这为当地人民带来了绵亘不断的战祸与报复。共产党的抵抗活动正在日趋增长。日军可以在一定的地区内使用集中的兵力进行一时的扫荡，但日军不可能在共产党所控制的所有广大地区内同时和长期地进行扫荡。共产党的抵抗是可能的，而且也是成功的，因为这是一种通过全民动员而进行的一种全面游击战。共产党军队之所以能够自下而上是由于人民支持他们并愿意同他们共同作战。在那里，军民已完全打成一片。

全民动员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在那里实际上已进行了一场经济、政治和社会的革命。革命的过程是温和的，是民主的。共产党通过减租减息、通过廉洁政治，改善了农民的经济生活。它又给了他们以民主的政府，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它为他们解脱了封建束缚，培养了他们的自尊心，树立了一种合作精神。老百姓有史以来第一次感到有了奋斗的目标。

他们打日本人不仅是因为日本侵略了中国，而且也因为日本人要破坏他们的革命成果，以后若有什么政府要剥夺他们的革命成果，他们也是要同样与之战斗的。

正如日军不能摧毁解放区人民一样，将来国民党军队也是无法摧毁他们的。他们现在有组织、有武器，了解自己的力量，有决心保卫自己的革命成果，所以他们（现在有9000万，势必会愈来愈多）一定会抵抗任何性质的压迫。他们本身并不是共产党人，他们不想搞分裂或独立，但他们认为国民党是压迫者，共产党是他们的救命恩人。

共产党已拥有如此广大的人民基础，他们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国民党若想用武力解决，那只能意味不讲民主。其结果只能加强共产党同人民的关系，而使共产党的胜利成为不可避免的。如果国民党采纳民主，那么，共产党由于人民支持，势必会在全国政治中起很大的影响。如果国民党继续目前的封锁政策而自己又不进行民主改革，那么，共产党解放区的榜样将会使愈来愈多的人支持共产党。

共产党已广泛地取得了人民的支持，要消灭共产党已不可能。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我们就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共产党必须将在中国未来事务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个人还进一步认为：除非国民党急起直追，也像共产党那样进行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并证明自己能够与共产党比个上下，否则，在不多几年之内，共产党必将成为中国的主要力量。

1944年6月20日，谢伟思给国务院写了一个报告，对国民党做了如下的估计：

“国民党不仅不可能自觉地设法摆脱恶劣的处境，而且它所采取的政策只能是使危机愈来愈加剧。在内政问题上，国民党首脑们一心想保住他们的既得权力，这种考虑要压倒其他的一切考虑，其结果是愈来愈反动。

国民党继续无视国内的强烈的民主改革要求。从蒋委员长本人的言论以及国民党党报的言论看来，他们显然根本不能真正理解民主。宪政云云始终只能是一种空头诺言。

没有任何迹象表示国民党愿意放松它所赖以生存的极权主义控制。它不但没有抛弃警察国这的统治手段，相反地，正在加强特务活动，作为维持国内安全的一种最后依靠（很遗憾，在加强戴笠的盖世太保组织方面，我们美国人也要负一些责任）。

由于害怕共产党力量的增长和人民给它的支持，国民党尽管在表面上说要同共产党谈判（其目的是为了应付国内外的批评），实质上仍然坚持采取势必会导致内战的政策及措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是用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它不明白：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已孱弱不堪，若无外力援助，它根本不可能战胜共产党；内战只能加速崩溃和混乱；内战的眼前受益人将是日本，长远的受益人将是苏联。

在经济领域内，国民党不愿采取措施制止通货膨胀。国民党本身就是造成贪官污吏的负责人。它没有采取措施来打击大规模的投机买卖，囤积居奇——这一切都是由党内官僚与官方有内线的人干的。

在军事战线上，国民党看来已经决定要让美国来打赢这一仗，所以实际上已准备停止对日作战。目前国民党所作的唯一重大贡献就是允许我们在中国境内兴建飞机场。”

1945年，谢伟思想回国时在华盛顿碰到了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两人谈起了中国问题。谢伟思说：“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在五年之内取得全国政权。”费正清不相信。于是两人就押了一个赌，输家必须在华盛顿最大的中国饭馆请一桌最高级的中国酒席。不到五年，中国共产党果然取得了全国政权。但他们两人并没有兑现这个赌，因为那时美国众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已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个抓亲中国分子的活动。谢伟思和费正清早已上了那个委员会的黑名单，他们当然不敢会晤，更不敢请客喝酒了。

正是：

学士缄口民主少，

政治始向歪路跑。

愿辟海德千万所，

广开言路无阻挠。

 

 

第六十三回

 

日本天皇广播投降书

国共两党争夺受降权

 

    话说希特勒垮台以后，日本统治阶级就意识到自己的末日已经来临，他们开始寻求和平，也就是光荣的投降，但他们又绝对不愿接受波茨坦会议所规定的无条件投降，为此日本内部一直在争争吵吵。１９４５年８月６日，美国对日本的广岛投了第一颗原子弹，８月９日，又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两颗原子弹各炸死了约七八万人，伤者无数。

    当时，日本的大权落在所谓“六巨头”之手，他们是：首相铃木，外务大臣东乡，海军大臣米内，陆军大臣阿部，海军参谋长丰田，陆军参谋长梅津。在原子弹消息传来后，六巨头就在皇宫的地下防空密室内举行紧急会议。日本天皇裕仁不原日本再挨原子弹，特别不愿东京挨炸，所以主张马上接受无条件投降。他特地召见了铃木，请他按此理。铃木是一位老臣，是日俄战争中的英雄，当时已有八十高龄。他绝对忠于天皇，因此他设计了一次特殊的地下室会议。当大家到齐以后（外加日本皇室代表平沼），铃木宣布：“今天的会议是决定性的，所以皇上也要列席。”接着，会议室门就打开，裕仁也就缓步进来坐下。

    铃木说：“今天的第一项议程就是再一次宣读波茨坦宣言。”含完后，铃木故意让主和的东乡第一个发言。东乡说；“接受波茨坦宣言是一种国耻，但我们必须接受，别无他法。我们经不起这样的炸弹。我们只要求不损害皇上的地位就行。”米内接着说：“我同意外相的意见。”

    阿部立即进行反击：“胡说，我们必须要求达到四项条件：一，发布由日本自审战犯；二，必须由日本自动解除武装；三，美国人不能占领日本本土；四，日皇地位必须保持。”讨论的结果是三对三，赞成无条件投降的是铃木、东乡和米内。反对的是阿部、梅津和丰田。铃木乃请平沼发言。平沼对主战派说：“我只有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办法对付原子弹？”

    起先，主战派不敢回答这个问题，但平沼坚持说：“你们必须回答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于是阿部说：“我们有一个新计划。我们将加强防空，防止飞机入境投弹。”平沼又进逼说：“对东京地区的防空已布置好了吗？”阿部说：“还没有。”“防守东京的部队布置好了吗？”“没有，因为装备不够，要到９月１５日才能装备好。”于是平沼说：“我的天啊，既然这样，我们怎么能继续打下去呢！”

    当然，平沼是列席，是没有表决权的。实际的表决是三对三。铃木乃宣布：“我认为我们每人已明确表态，很遗憾我们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我们已没有办法解决，只有请天皇作裁决。天皇陛下，现在请您做出决定，是采用外相东乡的意见，还是陆相阿部的意见。”

    裕仁慢吞吞地站了起来说：“我赞同外相的计划。我日夜在考虑国内外的局势，我认为继续作战只能意味着民族和国家的毁灭及更多人的死亡。我不能眼望我的无辜人民再继续受难。结束战争是使我国免除苦难的唯一出路。”裕仁说完后不等任何反应，反身就走出了会议室。铃木宣布：“天皇陛下的决定就是本会议的决定。”

    ８月１５日中午，裕仁终于向全日本和全世界作了一次投降广播演说：

    “我们善良和忠贞的同胞们，考虑到今天世界的总形势以及我们帝国所处的实际地位，我们已决定采取断然措施来结束目前这种局面。我们已命令政府通知美、英、中、苏各国，帝国已接受他们的波茨坦宣言的条件。我们当初向英美宣战只是出于希望能保证日本之生存及东南亚之稳定，我们既没有想干扰别国的主权也没有想扩张领土。但现在战争已跨四年，尽管全体上下克尽厥职，三军奋勇作战，宫员废寝忘食，一亿人民同心协力，但战局之发展乃未能有利于帝国，而世界之总趋势乃愈有损于我国。更重要的是，敌人已开始使用了一种杀伤力极为巨大的炸弹，它所造成的损害着实是不可估计的。它会夺去无数无辜人民的生命。如果我们再继续作战下去，那么，不仅将带来彻底的崩溃使日本民族遭受毁灭，而且也将导致人类文明的整个消灭。在这样一种局面下，我们怎样才能拯救我们的亿万人民呢？执是之故，我们已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条件。大家一定要严格防止感情的冲动，因为这种冲动将会产生不必要的纠葛，会导致灰心丧气，会导致对整个世界丧失信心。应当团结起来，目光向前，去建设未来。要做正直的人，要培养高尚的精神，要坚毅要去工作，以便保持帝国的光荣，并迎上世界进步的潮流。”

    日本的投降无异给南京的汪伪政权也投下了一颗原子弹。这时，汪精卫早于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０日病逝于日本。南京伪政府的大权落入了两名前共产党人之手，他们就是曾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陈公博和周佛海。陈做了国府主席，周做了行政院长和财政部长。陈在一大后就对共产党产生不满，不再参加活动，并于１９２３年２月去美国留学。他进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他在学校呆了三年，一心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最后得出结论如下：

    “我最先发觉的就是马克思所说中等阶级消灭的理论，绝对不确。照马克思的理论，人类历史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资本主义消灭了封建，第二个阶段是资本主义更消灭了中产阶级，然后社会上仅存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壁垒，最后的阶段是资产阶级自掘坟墓而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从我的调查统计，美国那时距共产党宣言出世一年多，中产阶级不但没有消灭，反而增加百分之十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情形也大致相同。这个原因是，在马克思之后产生不少技术工人，这班工人的工资比其他自由职业者的收入还大，于是这班工人遂慢慢变为中产阶级，至于中产阶级中坚的农民增加数还不在内。这样，马克思引为革命基础的产业工人群众根本溃散了。

    “第二个发觉是马克思的辩证法不确。辩证法是共产党人的秘宝，在辩论中动不动就拿辩证法来塞反对者之口。我研究辩证法的结果，辩证法固然不是马克思所发明，也不是马克思的老师黑格尔所发明，而是由希腊形而上学的学者斯诺所发明。据黑格尔的辩证，一切进步都是由于矛盾，由矛盾而产生真理。Ａ正面和Ｂ反面的对立便产生了Ｃ的真理。不久Ｄ又作了Ｃ的反面，两相矛盾便产生了Ｅ的真理。这样相反不已，而相生也不已。但我不懂马克思为什么独断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面便停止，而不复有无产阶级的反面？因此我认定共产党宣言不是真理而是对工人的宣传，既然他的理论不是真理而是一种煽动宣传，所谓科学的社会主义便根本动摇了。

    “第三个发觉：马克思所谓剩余价值也是片面的观察。据马克思的主张，一个工厂的盈余都是厂主剥削工人而来的。在一个小小的工厂，这个理论还可用，但施于大产业则马克思的理论完全失了根据。譬如拿一条铁路来说罢，铁路是独占的事业，剩余价值很多，但其剩余价值决非单由于铁路上的工人日常工作来的。当建筑铁路时，国家给他事业的独占权，沿铁路土地的强制收买，都是造成铁路剩余价值的很大原因。为什么马克思有这些荒谬的理论呢？我更研究马克思著书的时代、著书的地点，才恍然大悟。因为马克思写那本资本论是在英国产业革命的初期，而马克思又在那时因流亡卜居英国写这本书资本论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就算有价值，也只如亚当斯的《原富》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一样，时代一过，事实就不同。而共产党人却奉此为金科玉律，真是非常可笑。

“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我固然不赞成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却也不赞成亚当斯的资本主义，我深感在今日的中国舍民生主义无法可以建国和复兴。我决然摆开马克思所有著述，而专门从研究美国的实际经济着手，留待归国参考之用。

正是：

        陈逆固是大汉奸，

        枪毙示众理应该。

        因人废言亦不妥，

        不妨拿来摆一摆。

    陈公博已在哥大做完博士论文，但无钱刊印，这时廖仲恺寄给了他６００美元，叫他回国。于是他抛弃学位，经欧洲回到了广州。他本来想当教授，但在与廖仲恺谈话后，改变了主意。陈在自传中说：“经过我们的谈话，在最后一分钟我便下了决心从事政治。廖先生批评我太聪明，我就下决心专做笨事。既不诿过，亦不邀功。直到今日，我还是如此。而且我可以在此附带自白。我本来也想过一种优美的生活，吃好的，住好的，研究些学问，闲写些文章。但下了这个决心从事政治，人生观就改变了。因为要过优美的生活，尽可做商人，做银行家，做自由职业者，本着我的才力，我相信一定可以做到。但是要做官了，官是国家的职守，国家要他谋大众福利，而不是谋个人福利的，更不是藉官来肥己自私的。而且我真讨厌军阀和官僚，尤其讨厌留学生摇身一变为军阀官僚。我也是一个留学生，今后应当替国家争气，替留学生争气。这个一念之决，遂变为今日之我。穷是人人都怕的，我也怕穷，但谁叫你做官呢？我既然做官，又做了革命时代的官，不独穷而无怨，就是死也是无怨的。”

    为国而做官的陈公博为什么会沦为汉奸呢？这实在是一个谜。大概也是反共迷了心窍。日本投降后，陈去日本避难，但蒋介石迫日方引渡，终于以汉奸罪被枪决了。

    再说周佛海。他在中共一大开完会后又回日本念书去了，他一共在日本念了八年书。他在自传中说：“在民国１３年５月以前，我确是个共产党员，而且还是比较重要的共产党党员。自从１３年６月，先已无形脱离，到９月就正式脱离了共产党。以后，我便是共产党的敌人，共产党便是我的敌人。我的工作的一部分便是反对共产党。”据他自己说，他之所以脱离共产党是因为他看透了共产党：“共产党是实力主义，是利用主义，他们的手段是利用实力以完成他们的阴谋。他们加入国民党不是因为信仰三民主义，也不是因为要实行国民革命，乃是因为要利用国民党的招牌，潜伏在国民党内部，发展他们的势力。他们只求共产党的成功，什么民族解放，国家独立，都不过是他们欺人的幌子。”

    有趣的是：在２０年代武汉政府期间，以左派闻名的汪精卫与周佛海之间曾发生一次对骂。汪对人说：“周佛海真拆烂污，他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又攻击起共产党了。他退出共产党就算了，还要反诬，真不是东西。你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一起做事。”周闻讯后反讥曰：“汪精卫真拆烂污，他本是国民党员，现在却做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来了。他跑到外国去就算了，还要来倒戈，真不是东西，我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共事。”

    正是：

        昨日还是狗咬狗，

        今天你我成一丘。

        你在前面我跟后，

        汉奸史上列汪周。

    周在伪政府的后期，曾与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建立关系，所以蒋介石没有把他枪毙，而判了他无期徒刑。１９４８年，周病死狱中。他身后留下了一些文章，其中一篇题为《盛衰阅尽话沧桑》，它的结论曰：

    “把过去经历的事，一一回想起来，好像白发宫人，谈开元天宝遗事，只落得徒增感慨，更觉悲伤。悲欢离合、成败兴亡的场面，一幕一幕的表演过去了。是真是假，亦色亦空，把跑龙套的演员，头也跑昏了，眼也跑花了，神也跑迷了，深深地感觉浮沉于茫茫大海之中，和起落不定的政潮之内，得失升沉，都不过是昙花一现！所以夜深人静的时候，幽居独思，真欲跳出十丈红尘，避过唯恐不远，入山唯恐不深！

    “但是身世之感，虽常令人发生出世之想，而家国之忧，却不能不令人鼓舞余勇，坚定贯彻初衷的决心。尤其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正是周公恐惧流言，王莽谦恭下士的时候，是非未定，功罪难分。如果半途而废，虽存周公之心，终成王莽之果，上何以对祖先，下何以对子孙！后世的批评，我们可以不必去管，流芳百世也好，遗臭万年也好，无声无臭，与草木同朽更好。‘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唱蔡郎中’。但是个人的是非固然不必计较，国家的利害，却不能不考虑。自古孤臣孽子的用心，不在求谅于当时及后世，乃在使个人的苦心、努力和牺牲，实际有益于君父。现在距我们企求的目的虽然还道路崎岖，关山险阻，但是救倾扶危的目的一旦未达到，就是我们的责任一日未解除。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那里能够为人事沧桑之感而改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呢！”

    周佛海还把个人遭遇归于命运。他说：“命运之说，说不灵有时也觉得似乎奇怪。我一生的遭遇，总觉得都是命运的支配。我作此说，好像是迷信，但是人定是否能胜天确是一个大疑问。”

    正是：

        宦海无常多旋流，

        一时高官一时囚。

        不怨自毁叹命运，

        下海何必装怩忸。

    现在再说蒋介石。蒋介石是得胜者，当然踌躇满志。但他本人身处重庆黄山官邸，离南京紫金山有数千里，离东北长白山更有数万里。胜利的苹果将落在谁家手中，还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

    蒋介石派何应钦为受降大臣，何命令日本皇军驻华总司令冈村宁次，日军必须向国民政府投降。但共产党的朱德司令也致电冈村，要求各地日军必须就地向中国军队投降。更复杂的是，进入了中国东北的苏联军队则干脆地接收了五十万日本关东军，其军备归谁又是一个谜。

    正是：

        失败是灾难，

        胜利亦麻烦。

        可怜蒋皇朝，

        前途多昏黯。 

 

 

第六十四回

 

杜鲁门倚重老将

马歇尔起用司徒

 

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作为参谋长的乔治·马歇尔告老还乡，杜鲁门总统也答应“不再劳累您老，希望您有一个愉快的休息。”1945年12月27日，正当马歇尔和夫人在弗吉尼亚家中布置刚从华盛顿回来的家具时，电话响了。马歇尔刚拿起话筒，杜鲁门就在另一头说：“将军，赫尔利刚才损了我，我想叫你去中国替代他，行吗？”马歇尔回答说：“好。”于是就开始了至今仍然见仁见智的马歇尔的中国之行。

80年代，国民党的一位历史学家发表了一篇文章，把马歇尔称为“大灾星”：

杜鲁门于1945年11月准予赫尔利辞去驻华大使，同时，任命马歇尔以总统特使来华。马歇尔所负任务，自始至终，一贯错误，当以美国政府于其行前，12月15日所公布的“美国对华政策”，为中美间划时代的政策转折；马歇尔即据以执行，无异帮同共党，从抢占东北起，直至祸延中国。是此适足说明当时各方情况，且决定我全国同胞一段艰苦命运的重要文献，不可不录，万世凭鉴：

美国政府认为际兹崭新而展望无穷之时代，举世未来之繁荣，端赖联合国组织之国家，团结一致，共谋集体之安全。

美国政府深信一个强大统一、民主之中国，对于联合之成就，及世界之和平，均关重要。一个紊乱与分裂之中国，将危及目下或未来之世界和平和安全。

美国政府夙认内政之处理，乃独立国人民之责任。依据晚近世纪事态之所昭示，世界上某一地区之和平，如果不克保持，全世界之和平，即将感受其威胁。职是之故，美国及其他联合国国家咸认中国应迅依和平协商方法，调整其内部之争执。

下列两点，美国政府认为重要：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见不合之军队，应即作停止敌对行动之安排。使中国全境得复归于中国之有效控制。在华日俘，得以迅速遣送。召开一全国政党代表会议，以谋解决目前之内争，实现中国之统一。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而为实现统一中国目标之正当机构。开罗宣言，苏俄根据本年美国及其他联合国国家，承认现在之中华民国国7月之波茨坦宣言，与8月之中苏友好条约，均已保证使中国重获自由，收回一切失地，包括满洲在内（上举宣言与条约，皆曾经中国国民政府订立者。）

美国为贯彻其与中国国民政府共同作战之合作，为履行波茨坦宣言，为铲除日本在华之残余武力，故对解除日俘武装，与遣送日军回国之各种工作，负起承担之责任。美国海军陆战队之驻扎华北，其目的在此。

美国现在并继续承认国民政府，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特别在消除日本在华势力上，将与中华民国合作。美国深信为完成此目的起见，中国国内之敌对行为，必须停止，尤应不使其发展到军事干涉内政之形势。

美国深知现在中国国民政府乃一党之政府，美国深信此政府之基础，如加扩大，包容全国其他政治分子，则中国之和平统一，将必更为迈进。职是之故，美国坚持所有中国国内主要政治分子，应各推出代表，举行一全国性之会议，商定办法，使彼等在中国国民政府内，均享有公平而有效之代表权。此种措施，自须将国父孙中山先生所创设之暂时一党训政制度，迈向民主之进步中加以修正。

据悉另携密示，虽这一文件中，尚有若干点未发表，不知是国际观瞻所系，抑如传说保留作为马歇尔抑华要挟的利器，亦即外间指称美国所掌握的影响力量。从全文看，似尚冠冕堂皇；设深入化繁为简的总结：美国直视中共武装叛乱系“内争”，要用压力逼迫中国成为统一但必须“民主”的、组织一个容纳中共的“联合政府”。并待此举之能否及时完成，作为美国是否援助中国重建的前提。此时，美国政府完全漠视东亚现地的恶劣形势，及其可能演变的悲惨后果；毫未吸取赫尔利协调国共失败，亦已认清中共本质无可挽救的深长教训，乃集内外亲俄联共分子一线如穿的诡计，企图在亚洲首创危害东欧的俄式民主，而不惜盲目导至牺牲中国的悲剧，尤对苏俄毁约，弃“保证”为侵略，熟视无睹，任其暴行。

年底，马歇尔逞其战时华府运筹帷幄的余威莅华，如持命符，骄横强梁；却立即陷入中共和“民盟”等反动势力的包围，甘受欺骗摆布，目无国民政府，一意孤行，居心叵测。此来确是祸华的大灾星！

当初，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和共产党的《新华日报》都曾发表社论，欢迎马歇尔将军来华进行调停。斯大林在莫斯科也曾对美国大使哈里曼说：“再也没有比马歇尔将军更合适的人选了。”

但马歇尔要从事的是一件不可能的工作，因为消灭共产党是蒋介石的一贯方针。他一贯宣扬“以不变应万变”。所谓不变，就是要消灭共产党。而共产党当然也绝不会允许蒋介石将其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美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竟以为它有力量撮合两个水火不相容的政党。

马歇尔老将军在中国奔波一年，不可不谓劳累，结果还是一无所得，为了交差，只好于1947年1月7日发表了一纸声明，溜之大吉。其声明曰：

总统最近曾发表过去一年中国一切发展之综合报告以及美国政府对华之立场。目前之环境使余对于此事应以最先获得之印象有所补充。在本人进行谈判以便促成中国和平与民主政府之时期内若干问题，乃余所认为比较重要者。际此复杂而混乱局势中，余仅将述及各该比较重要之问题。

第一：和平最大之障碍，厥为国共两方彼此完全以猜疑相对。一方面政府领袖坚决反对组织一共产主义式之政府，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则坦率声明谓：彼等系马克思主义者，虽然首先将经由英美型之民主方式，但仍企求在中国建立一共产主义式之政府。政府领袖认为中共愿意参加去年一月间政治协商会议所规定之政府，此种表示纯属于破坏性之意旨。余相信中共人士深感政府方面并无履行政协决议建设新政府之诚意。中共人士并认为政府且以军事力量之威胁及秘密警察之行动，存心消灭共产党。

除此种浓重之互不信任外，国共双方且有一显而易见之错误，此即忽视在谈判中此项疑惧对于对方考虑若干建议或反对理由时之影响。双方均斤斤设法消弭自身之疑惧，因此双方对于对方之立场均存偏见，且对每一建议或可能性均存戒心。遥远及广大之军事冲突前线所传来之混乱新闻，复使此项错误愈见深重。局部冲突每被故意歪曲为大规模攻势行动，双方均利用曲解以中伤对方。余亦只能依赖执行总部所属小组中之美籍官中之报导，略知事实真相。而且事件次数极多，所占之地区亦极广大，以致美方人士遂有顾此失彼之感。余对美军及海军陆战队排除极大障碍争取中国和平之卓绝英勇，谨此加以述及。

余以为最近谈判决裂，最重要之因素如下：在国民政府（实际上亦国民党）方面最有力之集团，对于余促成真正联合政府之一切努力几乎无不加以反对，此种反对往往以政治或党的行动为掩护；但国民党即是政府，故其行动虽非直接而其势殊不可侮。彼等公然坦白声称：中国之合作实为不可想象之事，惟有武力政策方能解决问题，此一集团包括军事与政治各领袖。在中共方面余相信内有激烈分子，亦有自由分子。但有不少人竭力反对此种见解，以为中共党纪严格，尤其一般青年，彼等因痛恨当地政府之腐败而倾向共产党，但彼等重视中国人民之利益，更甚于立即建立共产主义观念之鲁莽措施。至于真正极端之共产党徒，则不惜任何激烈之手段，以求达到其目的。例如破坏交通以便破坏中国之经济而造成有利于推翻政府之局面，至于人民所受之直接痛苦则在所不计。彼等完全不信任国民党之领袖，彼等似乎相信凡政府所提出之建议，无一非用以打倒共产党者。而去年3月间显然受人鼓动之群众暴动，予共产党以良好之藉口，使其猜疑成为合理。中共政策中之极有害及煽动性之手段为宣传文字。余愿告示美国人民对美国痛恨心理。对于此项公然诋毁及全然不顾事实之行动，吾人实难保持缄默。然而一次否认后，则非每日均有否认不可，此又为美国官员绝难容忍之一种工作。秉公言之，国民党政府新闻公布机构虽未陷入中共宣传之罪恶性质，亦有若干错误之报导。

双方之极端分子曾使获致解决之诚意工作一再挫折。一年前政治协商会议所获之协议，系自由而且远大之宪章。此项宪章遂为中国奠定一和平及复兴基础。惟国民党中之顽固人士意欲保持其自身对中国之封建控制，显无秉承政协决议之诚意。余虽以军人姿态现身说法，然余对军人之支配力量亦复引以为憾，军人支配力量已使中国政府之力量愈益薄弱。

据余观察所及，此项情势之挽救，惟有使政府中之自由分子与少数党派担任领袖。少数党派为优秀人物之集合，惟仍缺乏政治权力，以实施控制之影响。相信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此等团体如能顺利推行工作，必可经由良好之政府而达到团结之目标。事实上国民大会业已订制一项民主宪法，其中主要部分均与去年1月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决定之原则相符合。不幸共产党未能认为可以参加此次大会，而该会通过之宪法则似已包括彼等之要求在内。

中国政府不久即将进行重要之改组，而1947年圣诞节前将可完成选举，然后实施宪法。目前民主中国之形式既已由新订之宪法奠定，其实际步骤自将为一种试炼石。至于真诚欢迎各党派积极负担政府责任，从事充实民主中国形式一点，政府似能做到何种程度，则犹在未定之天。国民党治下之训政时期已告结束，此点早已正式声明在案。一党之统治若果真正终止，则国民党即应中止收受政府之财政接济。

余所言皆坦白无讳，盖非如此不能希望美国人民明了此复杂之问题。余在谈判进行时期内，已发表此种见解。余以为大多数有关之个人均已知之。余今公开发表，乃因此为余之职责所在，向对于远东局势一切发展深切关心之美国人民，提出余对于此种局势及一切可能性之估计。

1947年1月10日，周恩来将军在延安就马歇尔的上述声明发表了严正声明：

马歇尔将军于他离华前夜，发表了关于一个调解之总结性的声明。我现在借着他这个声明，略论一下一年谈判中的几个主要问题。

马歇尔将军承认国民党有反动集团，在国民党政府中占优势，而且包括军事与政治领袖，他们反对联合政府，不相信国内合作，只信武力可以解决问题，对实施政协决议显无诚意，这都是说得对的。但遗憾的是他并未指出蒋介石就是这个反动集团的最高领袖。蒋介石说联合政府就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就是分赃会议。去年北平执行部成立后，蒋介石反对派小组到东北调处。3月27日东北停战协议双方签字后，蒋介石就命令杜聿明在东北大打。6月休战谈判未成，是蒋介石硬违背政协决议，要求中共退出苏北、热河等四个解放区所破坏了的。接着，他便在关内大打，直到现在。一年来，他违背停战协定，调动了218个旅（或师），占其全部兵力的90%，来进攻中共领导的解放区，至去年年底为止，还侵入解放区17．9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侵占解放区165个城市，这不是武力进攻是什么？去年召开的一党“国大”，彻底破坏了政协路线，自始至终都是蒋介石一个人决定的。所以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自己。

蒋介石反动集团用武力“维持其自身的封建控制”，但结果连马歇尔将军也不得不承认“已使其政府的力量愈益薄弱”。至于“经济破坏”与“交通破坏”，都是蒋介石进行内战所造成的结果。蒋介石政府以其预算的80%用在军费上，加以官僚们的盘剥统制，独裁政府的腐败无能，金融如何不乱，经济如何不溃？

这样的坏政府，在同一个蒋介石领导之下，换上几个去年1月曾经参加政协后来又背叛政协、并积极参加蒋记国大的某些所谓国民党内自由分子与少数党派如青年党、民社党之流的人，便可以一变而好政府，马歇尔将军的想法，未免太廉价了罢。没有中共参加的所谓联合政府，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是无法取消的，也绝不会成为自由主义政府。

马歇尔将军明知去年召开的蒋记国大是破坏了政协决议及其程序的，但他却故意说它通过的独裁宪法是“民主宪法”，而其中主要部分均与政协原则相符合，且似已包括中共要求在内。这真是欺人之谈。去年蒋记国大通过的独裁宪法，其主要部分均与政协原则相反。政协主张保障人民自由，蒋宪则限制人民自由，政协主张省为地方自治最高单位，自订省宪，实行地方均权主义，蒋宪则取消省宪，实行中央集权主义。政协主张中央政权实行联合政府的责任内阁制，蒋宪则恢复五五宪草的总统独裁制。马歇尔将军想以实行蒋宪，改组政府的办法，算作结束一党训政，为蒋介石独裁政府找出路，结果只会使它更加失信，更加孤立，绝对得不到人民的拥护。

有许多渴望和平的天真朋友，不去研究停战的可靠根据和最低保障，不愿为坚持原则奋斗，而只痴等和平之赐予，于是蒋介石看透了这点，在他进攻有利的时候，便决不停战；在他进攻失败，需要取得时间，整顿军队，以便重新进攻时，他便赞成停战，举行所谓“和谈”。请问这样怎能得到公允妥协呢？永远不能。公允妥协必须建立在一个对人民有利而可靠的基础上，这个基础就是去年1月为马歇尔将军及蒋介石代表张群所签字的停战协定与蒋介石所主持通过的政协决议。马歇尔将军的声明只提政协决议，不提停战协定，这不是偶然忘记，而是有意规避他签字在上边的责任，并为三人会议及北平执行部的美方代表寻求解脱，但这反而愈加证明美国政府是在有意助长蒋介石大打内战了。

现在马歇尔将军回去任美国国务卿了。我希望他能站在故罗斯福总统对华政策的立场上为着中美两大民族的传统友谊和利益，重新检讨美国政府近一年来的对华政策，不再继续过去的错误，停止援助蒋介石政府进行内战，撤退驻华美军，不再干涉中国内政，重新调整中美关系，那一定会有助于中国人民对于和平、民主与独立的努力，也更有助于远东和平与国际合作。

马歇尔的使命虽然没有完成，但由于马歇尔的使华，却使一位默默无闻的传教士在中国出尽了风头，此人即司徒雷登是也。

马歇尔本人是杜鲁门总统的特使，他代替赫尔利的使命，但赫尔利本人是大使，而马歇尔则否。因此，美国还必须派一人充任大使。马歇尔最初设想的人选是魏德迈将军，他也已给魏德迈打了招呼。但后来他又打电话给魏德迈表示道歉说，“中共方面认为不能欢迎这样的选择”，所以原议只能作罢。于是，司徒雷登就被马歇尔选中。

正是：

奉命中国走一遭，

妄图扶正蒋王朝。

奈何阿斗病膏肓，

徒添老帅一身臊。

 

 

第六十五回

 

多情丈夫拒填中馈

失意老人顿失风骚

 

    司徒雷登，１８７６年生于中国的杭州，他父亲是常驻杭州的传教士。１１岁那年，司徒被送回美国，寄养于弗吉尼亚州姨妈家中，并在美国读书，直到大学毕业。他念了好几个大学，最后在神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学校要他做出对未来事业的决定，而他那时并不喜欢中国。他自白说：“那一晚，我躺在床上彻夜难眠，听到钟楼上一次又一次地响起钟声，直到翌日凌晨５点才慢慢入睡。简直无法形容我多么厌恶到中国去当传教士的心情。在我心目中，那里并非是我所设想的能正常生活和工作的国家：在街角的小教堂里和庙会上给那些懒散、好奇的人群大声传道，几乎白送一样地向人群推销小册子，被当地老百姓当猴戏一样地对待，忍受人生的种种烦恼和困苦，没有机会从事学术研究，过一种遁世隐居者的生活。我童年时代就看到爸爸所过的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因此更使我体会到这种生活之枯燥无味。相反地，我留在弗吉尼亚，有朋友，有欢乐，真是天上与地下之比。”    他进一步说：“我天生就不喜欢做传教士，然而人们当时都普遍认为，一个人如想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耶稣信徒，他就应到国外去做一个传教士。或者，他至少得做到欣然应召。我肯定做不到这一点。”

    但作为一个忠诚的基督教徒，他觉得个人的一切应当听从上帝的安排，因而终于愉快地走上了传教士的道路，而且正是到他本来不喜欢的落后的中国去。

    他在神学院时一个要好的同学，名叫莫非特，他们两人同时被指定到中国去。他们决定在出发前成亲，以便双双对对地去中国。但当时他们连女朋友都没有，怎么能结婚呢？

    青年人有一股傻劲，他们发誓，他们既然已情同手足，那么，他们也应当去和一对姐妹结婚。司徒说：“我在新奥尔良有一家远房亲戚，他家有四个女儿，我们去那儿每人挑一个。”莫菲特大喜，欣然同意。

    １９０４年１１月，他们两人到了新奥尔良，那四姐妹果真如《傲慢与偏见》中的女儿一样，对他们欢迎备至。但谁挑谁呢？司徒心中暗选了两位，他想：“我一定要让莫菲特先挑，因为我决不愿挑走莫菲特所属意的姑娘。万一挑走了我属意的姑娘，我还可以有一外后备的。”但莫菲特也是一名君子，他一定要司徒先挑，两人争执不下，只好由上帝决定，以硬币一枚来决定。结果，莫菲特先挑，他挑上了二妹凯特。正好，司徒属意的是大姐艾琳，没有冲突，而是各得其所。

    １１月１７日，两对小夫妻就在新奥尔良举行了婚礼，双双启程赴中国。司徒被留在杭州传道，莫菲特则被派往苏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他们两人又是一个各得其所。

    司徒与艾琳谈恋爱的日子虽然很短，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个阶段，但他们的婚后生活却十分美满。据司徒说，他们的结婚是中国式的，是命中注定的，不同的是，在中国是由父母之命决定，而他的婚姻是由上帝决定的。

    司徒在杭州传了几年教，就被调往南京金陵神学院当教授，又过几年，被调往北京筹建燕京大学。

    他在自传中说：“在创办我梦寐以求的大学时，我的任务似乎包括四个方面：传播基督教；提高科学水平，开设专业课程；增进同中国的关系，增进各国之问的了解；开辟经费来源和筹备物资设备。”

    “燕大是整个传教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兴办是为了给教会人员的子女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更主要的是为了给教会培养工作人员。这正是燕大能在中国土地上得以创办的唯一理由，也是它获得经费支持的唯一希望所在。我所要求的是使燕大继续保持浓厚的基督教气氛，而同时又使它不致成为宣传运动的一部分。不应在学业上优待那些主誓信教的学生，也不要给那些拒绝信教的人制造障碍。它必须是一座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授任何真理。至于信仰的方式则纯属个人之事，学校决不干涉。”

    不幸，正当燕大位居海淀的校舍落成之际，司徒的妻子艾琳病逝了。司徒在自传中写道：“她生孩子时身体受了损伤，一直未康复，是个半残废。她最关心的是不要让她那虚弱多病的身体影响我的工作。她与我的母亲和睦相处，相依为命，生活得犹如一个人一样。６月６日，正当燕大搬入新校舍之际，她去世了。灵柩下葬在新校园附近的新燕大公墓里，她是公墓中的第一位。”

    司徒再也没有续弦。他说，他与艾琳恩爱弥笃，他绝对不能同另外一个女子生活在一起，想到与艾琳的甜蜜无间的的情谊而再去与另外的女人发生性爱，那是不可思议的，这将是对他的灵魂的一种污辱。

    从此，司徒一直过着独身生活，直到于死。他说：“燕京成了我的大家庭，学生们说他们就是我的孩子，而我也确实对他们有父辈之情。”

    １９４６年７月４日，马歇尔请司徒到美国大使馆参加独立纪念日活动，

并出其不意地邀请司徒出任驻华大使。于是，这位不问政治的司徒一跃而为中国大地上的政治明星。

    １９４９年４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直捣南京。蒋介石政府和各国使节都已纷纷逃逸，唯美国大使馆“巍然不动”。司徒要坚持到底以观时变。他看到什么呢？他在自传中说：“国民党从其执政伊始就容忍了各级官员的贪污受贿、懒散无能、搞裙带关系和派系斗争－－一句话，那个被它原先推翻了的满清皇朝的一切弊病它也都全沾上了。

    “相形之下，共产党却不谋私利，也不贪污，官兵生活在一起，勤俭节约，纪律严明，思想灌输十分彻底。他们进入南京以后，这一切都十分突出。他们对于民众几乎秋毫无犯。共产党发动的是一场强有力的运动。它要在千百万中国人中培养那种他们感到明显需要而基督教布道团一直在努力培育却收效甚微的一些品质和能力。这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尤其是把它与国民党的缺点相对照，那就更为突出了。”

    司徒的观望终于落了空，乃在《对华关系白皮书》发表之际，灰溜溜地返回美国，变成了一名失意的老人。他在自传中作了一次反共的呼吁：“共产党人已经宣布了崇高的社会目标，然而他们所遵循的却是‘只要目的正当，任何手段都可使用’这个不道德的原则。他们已把欺骗发展成为一种高超的艺术，他们依赖武力、诈骗和虚伪。他们狂热地相信自己是唯一正确的，不可战胜的。但愿我们自由世界的人能像他们那样热衷于自己的信仰。

    “我不相信任何一个一味追求唯物主义和对一切反对意见实行暴力镇压的政权或制度能够永世长存。如果共产党那样做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这些人便都截然错了。但如果我们真正信奉我们的理想，我们有责任使我们的理想在理论和实践中获胜。”

    国民党元老徐谦的女儿徐英对司徒的最后情况作了如下的记载：

    司徒之所以被美国政府任命为驻华大使，因为他是一个中国通，同中国各界人士，尤其是一些领袖人物有过交往。所以，一直到解放军进入南京，他同使馆也未离开南京。后来，杜鲁门总统召他回国，他只好放下自己的打算，回到美国。可是他心中未尝不耿耿于怀。回国见过杜鲁门总统后，他常常到美国各地演讲。他是个基督徒，演讲多是些企求世界人类平安无事的内容。

    司徒雷登回美后，傅泾波全家到华盛顿居住，并以私人积蓄买了一所颇为宽敞的两层楼的住宅，接司徒与他们同住，俨如一家亲人。

    忽然，一天早晨，广播电台在广播中报道，司徒雷登在火车上中风倒地，被送入医院急救。这个意外的消息，震惊了所有关怀司徒的人。大家以为他高龄中风很难抢救过来，谁料到他的生命力很强，又能配合医生的治疗，身体恢复得很好。在尚未完全复原时，他即要求回家，因为回家以后有傅家夫妇照顾，那远比在美国医院里要好得多。

    司徒雷登的生日是６月２４日，在过去，每到这一天，司徒的家里总是宾客盈门，学生欢聚，为他热烈地庆贺生辰。我知此惯例，遂告傅泾波夫妇，并表示：每年此日我必由纽约到华府来协助办理祝贺事宜。

    ６月间是华盛顿最热的季节，每年６月２４日来祝贺生辰的宾客都不少于１５０人。在一座私人住宅里，如此炎热天气，接待这样多的客人，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过生日时，司徒本人并不紧张，他坐在一张红绒椅子上接见来宾。那时他行动已不方便，要借助于助行机行走，上下楼梯时，全是由傅泾波扶持。他每天食量甚微，但样数不少，而且用刀用叉也从不马虎。傅泾波夫妇像待奉亲人一样奉养他，事事想得周到，做得也尽心尽力。他的寝室和傅泾波的相接，并有一门相通，二人同起同睡，他可以充分安适地静养。

    １９５６年，为司徒举行了八十大庆。在美国的燕大校友和朋友中，有一些京剧票友，他们商定，要在庆生辰时唱一场堂会戏。于是邀请任永宁女士为女主角，刘大中先生为男主角，演了一出《游龙戏凤》。司徒本人已不能出来看戏了，但他却非常喜欢这种中国式的庆祝方式。当各位来宾向他表示祝贺，他还能辨认出所有的人，并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

    为司徒祝寿所用的钱，每年我都在纽约向校友们募捐。孔祥熙是燕大董事会的董事长，我第一个就请他捐款。有时他能拿出１００元。那时，１００元是个不小的数目。其他校友每人出一元二元聊表心意就可以了。然后写一张长长的捐款人的名单，司徒看了总是很开心的。

    就这样，司徒回到美国后，度过了十三个春秋，到１９６２年，他离开了人世。终年８６岁。具有相当规模的追悼会是在纽约举行的。会后，骨灰盒由傅泾波捧回华盛顿，安放在司徒校长生前所住寝室的案头，始终也没有送去安葬。

    司徒的夫人，在他四十初度时即舍他而离开人间，殁后即葬在燕大校园内。此后，司徒每天早晨起身后，必先到夫人墓前静坐，读圣经半小时，然后才回去早餐，再到办公室办公。

    回到美国后，每当他去南方老家时，每天早上在他俩度蜜月地方的一条小路上，要漫步半小时。在华盛顿时，也是每早起身后先用半小时读圣经，以悼念亡妻。人们感到，像司徒校长这样爱情专注的人，的确是相当难得的。

    正是：

        基督、外交难两兼，

        常使老人陷悲啼。

        倘能延寿十二载，

        当如尼克换新肌。

 

 

第六十六回

 

辽深战役解放军大获胜

淮海战场蒋家军大崩溃

 

话说马歇尔因调解工作失败而黯然回美后，蒋介石就开始向解放区发动了进攻，公然挑起了大规模的内战。他的最大的所谓杰作就是攻占延安。1947年3月，蒋介石集中西安的胡宗南集团20个旅、宁夏青海马家军的12个旅、榆林邓宝珊集团的两个旅，共25万人，妄图一举攻占延安，消灭共军于边区内。陕北的人民军队为两万多人，兵力只有敌军的1/10，处于绝对劣势。他们在延安以南顽强地进行了六昼夜的阻击战，掩护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群众安全转移，然后于5月19日主动撤出延安，开始了艰苦的陕北转战。国民党的将领们因占领延安而兴高采烈，蒋介石也对胡宗南部队大加犒奖。但他们很快发现自己高兴得太早了。

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决定以书记处书记刘少奇、朱德及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根据陕北群众基础好，地形险要，回旋余地大等有利条件，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后改称西北野战军）采取“蘑菇”战术与敌周旋，以便“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西北野战兵团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歼敌二万余人；而后转战西北方向，并在沙家店战役中全歼胡宗南部第36师。到8月间，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进攻已告彻底失败。

总计从1946年7月起至1947年6月止，中共军队平均每月歼敌八个旅，合计112万人；自己的兵力发展到190万人。正是在这一前提下，解放军开始从战略防御阶段进入了战略进攻。它所选择的第一个战场是东北。中共在东北占有两大方便。第一是军备和人员的优势。当初苏军进入东北后，运走了东北的全部设施，但它从日本关东军接收下来的军备对苏联已全无用处，所以它就把它交给了林彪，林彪是中共第四野战军的司令，是当时的东北王。他是湖北人，也是革命世家。他的两位堂兄林育英林育南，都是革命先烈。林彪本人很早就参加革命，是长征中最年轻的将领。在“九一三”以前，人们公认他是共产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军事天才。共产党一贯是枪少于人，但四野获得关东军的装备后，就出现了枪多于人的局面。那时，国民党对伪军采取了遣散政策，林彪针锋相对，取采了收编方针，因此，一夜之间，解放军就扩大了数倍。这支军队，除了飞机以外，装备齐全，在解放军中独具一帜。

第二个有利因素就是交通。由于铁路线的切断，国民党只能从海上及空中对其东北的军队进行接济，这是非常不方便的。

国民党在东北的总兵力有4个兵团共14个军44师，约55万人。分别据守长春、沈阳、锦州三地。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率第九兵团共8个军24个师，约30万人，守备沈阳、本溪、抚顺、铁岭地区。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第六兵团共4个军14个师，约15万人，位于锦州至山海关一线。东北剿总副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率两个军共6个师，约10万人，守备长春。

早在1948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就向林彪提出了“关门打狗”的战略预想，也就是说，要一举全部消灭东北的蒋家军队。林彪按这个作了各种必要的准备。7月30日，军委用电报通知林彪：“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9月7日，军委再次提出“置长沈两头于不顾，专顾锦榆一头”的作战方针，并明确要求必须“在9、10两月或再多一点时间内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唐山诸点。”

1948年9月12，四野开始行动。此役共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攻打锦州，封闭东北蒋家军。9月12日，解放军第11纵队奔袭并攻占昌黎及以西地区。热河独立第4、第6和第8师突然包围兴城、绥中之敌，切断锦州、唐山间的联系。16日，第4和第九纵队分别由鞍山、台安出发，围义县之敌。25日，7纵从四平南下渡大凌河，并会同4纵一个师，于27日攻占塔山、高桥、西海口。28日，热河三个独立师占绥中。29日，4纵占兴城。10月1日，3纵和2纵第5师攻下义县。至此，锦州之敌陷重围。

此时，范汉杰向蒋介石告急。10月2日，蒋介石飞到沈阳，不顾卫立煌反对，决定派兵出援，以11个师和3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由第9兵团司令廖耀湘指挥，企图切断我后方补给线，迫我撤退。另以9团个师组成“东进兵团”，企图于10月10日攻塔山，援锦州。

10月4日，中共中央军委电林彪：“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14日，解放军对锦州发动了总攻，经31个小时激战，解放了锦州。连同北宁线其他作战，共歼敌13万人，俘国民党剿总副司令范汉杰。在此期间，国民党“东进兵团”于10日至15日，每天以3至5个师的兵力，轮番猛攻塔山阵地，我军依托阵地同敌鏖战6昼夜，给敌以重大杀伤，阵地岿然不动，国民党的援锦计划未能得逞。

东北战局之急转直下，迫使蒋介石再次飞沈阳，策划长春突围。长春的国民党军队在解放军的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其第60军军长曾泽生于10月17日率部起义，接着，东北剿总副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也率部投降。长春乃告解放。

第二阶段，会战辽西，歼灭廖耀湘兵团。长春解放后，蒋介石于18日第三次飞到沈阳。他决定由东北剿总副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的杜聿明统一指挥辽西作战。令“东进兵团”北犯，“西进兵团”南进，夹击解放军，重点锦州。10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电林彪：“如果在长春事件之后，蒋介石、卫立煌仍不变更锦葫、沈阳两路向你们寻战的方针，那就是很有利的。在此种情形下，你们采取诱敌深入、打大歼灭战的方针，甚为正确。”“即不打锦、葫而打廖耀湘，以全歼廖兵团为目的。”

廖耀湘兵团于10月21日由彰武南下，23日进至我黑山、大虎山地区。廖以新编第一军、第六军和第207师连续3天猛攻我十纵黑山阵地，但毫无进展。我主力和由彰武尾敌南下之一部，于25日接近廖兵团的两翼侧后。我军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于26日合围廖兵团在辽河以西，大虎山以东，无梁殿以南，魏家窝棚以北，约120平方公里的地域内。至28日，全歼被围之敌10万余人，俘廖耀湘和军长李涛、白凤武、郑庭笈等。

第三阶段，夺取沈阳，肃清残敌。卫立煌见大势已去，先乘飞机离开沈阳。留下第53军两个师、青年军第207师两个旅、新编第一军一个师、4个守备总队及地方武装共14万人，由第8兵团司令周福成指挥，解放军一、二纵向沈阳，七、八纵和沈南，九纵向营口急进。第四和第十一纵留锦西阻击。11月1日，我军突入沈阳市区。2日，全歼守敌，俘周福成等高级将领多人。同日，我军进入营口，但国民党第52军军长刘玉章先我到达，带其部属乘船逃逸。

在辽沈战役中东北参战民工达160万人，组织了强大的运输队，在东北全境形成了空前和支前热潮。战役历时共52天，歼敌33个师另16个团，共47万人。

正是：

阵地鏖战第一遭，

旗开得胜归林彪。

任你臧否“九一三”，

林彪依然是林彪。

辽沈战役刚结束，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以及部分地方武装共60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地区，发起了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11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统一指挥华东和中原野战军的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

淮海战役中，先后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的兵力有80万人，在武器装备上更占有巨大的优势。因此，解放军在作战指导上采取将敌军的重兵集团多次分割，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加以歼灭的办法。整个战役分三个阶段。

11月6日至22日是第一阶段。这时，国民党军队的黄百韬兵团正位于东接连云港、西近徐州的陇海线上。中共中央军委电刘邓：“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刘邓决定以一半以上兵力用于阻断和打击前来援救黄兵团的敌军，以期使分散之敌不得靠拢，被围之敌无法漏网。11月6日，战斗打响。黄兵团企图夺路西逃。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部2万3千人突然在台儿庄地区起义，华东野战军主力立刻穿越他们的防区，迅速切断正向徐州靠拢的黄百韬兵团的退路。各路增援的敌军都受到坚决阻击。黄兵团只得折回碾庄，被压缩在纵横不到十公里的包围圈内，到22日，全部被歼。

从11月23日到12月15日，是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主要作战目标是歼灭由豫南赶来增援而孤军空出的黄维兵团。黄维兵团约12万人，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较强，其中的第18军是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之一。中原野战军主力和华东野战军一部，采取“围三缺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打法，于25日将黄维兵团包围在浍河以南的双集地区。前来增援的敌军或者被歼，或者受阻。12月6日至15日，解放军发起总攻，全歼敌军。在此期间，国民党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率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撤离徐州，被华东解放军主力合围在陈官庄一带，其中孙元良兵团被歼灭。

从12月15日至1949年1月10日，是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主要作战目标是歼灭杜聿明部。淮海前线的最初一段时期内，为了配合平津战役，麻痹并稳住傅作义集团，淮海前线解放军曾奉命在两星期内暂停对杜部的军事进攻，主要展开敦促杜聿明等率部投降的政治攻势。到华北战场上完成对傅作义集团的战略包围后，于1月6日对拒绝投降的杜聿明部发起了总攻，经四昼夜激战，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生俘杜聿明。

淮海战役历时66天，共歼国民党军队55万5千人。

再说林彪的四野主力在辽沈战役结束后不久，从1948年11月23日起，就提前取捷径隐蔽地挥师入关，以神速动作，用“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了对北平、天津、张家口的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截断了他们南逃西窜的通路。随后按“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顺序发起攻击。12月下旬，连克西头的新保安和张家口。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的平津前线总前委。当东头的天津国民党军队拒绝接受和平改编后，解放军发起了对天津的总攻，经过29个小时的激战，攻克天津，全歼守敌13万人，活捉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

为了使北平这座古都免受破坏，解放军与据守北平的傅作义进行接触，商谈和平解放事宜。鉴于解放军的强大兵力和各界人士的敦促，傅作义终于接受了中共的建议，北平乃获得了和平的解放。1949年2月3日上午10点钟，解放军以装甲车为先导，开始了雄伟的入城仪式。装甲车后面是载着毛泽东朱德巨幅画像的大卡车，紧随其后的是炮车队、骑兵队和步兵队。全城群众夹道欢迎。这种热烈的欢迎是百分之百自愿的，绝对不需要动员，这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群众活动是完全不同的。为什么人民如此真诚热烈地欢迎解放军呢？

按日本投降之日，蒋介石的威望达到了顶峰，但他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接收大员和小员到光复区，他们一到目的地后就大搞受贿，大肆搜刮，整个社会被弄得乌烟瘴气，特价飞涨，民不聊生。当时光复区内唱出了一支悲惨的顺口溜：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解放军之来到真正是解人民于倒悬也。

正是：

小小百姓心里明，

是非好歹看得清。

纵有精兵千百万，

失却民心等于零。

 

 

第六十七回

 

刘少奇秘访莫斯科

斯大林安抚毛泽东

    

    解放军进北京城以后，中共中央就紧锣密鼓地筹备组织新中国政府。早在西柏坡时期，斯大林曾派米高扬秘密到西柏坡与毛泽东进行过会谈。在此即将建国前夕，毛泽东认为有必要进一步与斯大林取得加强联系。于是，就派以副主席刘少奇为首的中央高级代表团去莫斯科晋见斯大林。

    为了保持秘密，代表团不在前门车站上车，而于１９４９年６月２１日，在清华园车站上车。到莫斯科后，斯大林马上接见了代表团，他首先表示了对毛泽东身体健康的友好祝愿。刘少奇当即感谢斯大林对毛泽东的关心，并递交了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亲笔信。

    在会谈中，刘少奇首先提出了贷款问题，中共中央希望从苏联方面得到３亿美元的贷款。斯大林表示同意，他认为最好分期五年，年利率可以按１％计算。每年平均６千万美元，以设备、机器、和各种材料、商品的形式提供给中国。中国可以在贷款生效后１０年内偿还。接着，刘少奇提出了向中国派遣专家问题。斯大林的答复也很痛快，他说我们已经准备好在最近按照你们的要求，派出第一批专家。只是希望按照你们给中国最高水平优秀专家的报酬标准给苏联专家提供报酬，既不要低于这个标准，也不要高于这个标准。

    斯大林询问中国有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舰队，是不是已经从国民党那里缴获一些舰只。刘少奇回答说，我们目前还没有自己的舰队，缴获的舰只也很少。斯大林表示苏联要在这方面给以帮助，一是要帮助中共建立自己的舰队，二是要帮助打捞那些沉船，并帮助把它们修理好。

    而后，斯大林在回答刘少奇关于希望苏联帮助建立莫斯科至北京的空中航线问题时，又表示可以帮助中国建立飞机装配修理工厂，及向中国提供“最新型的歼击机”。

    在６月２７日晚的谈话即将结束之际，刘少奇说，希望有机会能向斯大林全面报告一次有关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的问题，并就一系列重要问题交换看法。这是临行前与毛泽东和党中央商量好的一项重要使命。目的就是利用这次机会向斯大林全面地介绍一下中国革命的情况和未来即将面对的问题。一方面要取得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确切理解，另一方面也是想要听到他的建议和意见。斯大林同意中方的建议，并答应苏共将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来听取这个报告。７月４日提出了他的报告，这个报告根据行前与毛泽东商量好的内容，汇报了“中国革命目前的形势”、“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政府”、“外交问题”、“苏中关系”等问题。

    报告说，截止１９４９年５月底，解放军控制的中国富庶地区已有２９０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３０％，人口２．７５亿，占全国总人口的５７％，解放军已经发展到３９０万人，而国民党军队只剩下１５０万人，其中真正有战斗力的只有２０万人左右。今年即可基本上结束对国民党的战争。除了西藏考虑待明年采用政治方式解决外，台湾估计可以较早解放。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大概不会发生。

    关于政治，报告说，中共将首先在８月召开包括各个民主党派参加的新政协，并组成联合政府。将成立的新政协中，将有５１０名代表，中共党员将在代表中占多数。联合政府准备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为总理。新政权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它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列宁在１９０５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它包括愿意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资本势力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和派别在内。

    关于外交，它强调了接受苏联党的帮助的意义，并表示“我们希望获得斯大林同志及联共中央的指示”。从斯大林批语和在报告上划的着重线看来，他对这一部分相当满意，一连批了八个“对”、“好”、“是的”，并划了不下１５条着重线。他赞许的内容包括：新中国外交将坚持反帝、维护民族独立、利用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等原则；新中国不急于得到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承认，而集中精力先搞好国内的事情；在国际活动中坚持与苏联保持一致。

    关于中苏关系问题，刘少奇指出，中苏两大民族的巩固友谊，对于两国，对于世界，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并说，由于我们长期处在乡村的游击环境中，现在看来，管理一个这样大的国家及进行经济建设与进行外交活动，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希望苏联能在这方面给予方便，为培养新中国的建设管理人材做出帮助，除了派专家外，还希望派一些教授到中国讲学，并由中国派一些参观团到苏联参观学习，派一些学生到苏联留学。为密切中苏两党的联系，相互应该派遣适当的政治上的负责代表，以便处理两党间的有关问题，并增进了解。刘少奇还提出，毛泽东准备在中苏建立外交关系时，公开拜会莫斯科，希望苏联考虑时机和方式。

    刘少奇向斯大林进一步表明，代表团想利用在莫斯科的短暂时间多多学习，要了解苏联的国家机构；苏联的经济计划与管理；苏联的文化教育；苏联的党组织与群众团体等。学习的方式，请苏联各方面工作的负责人谈话，包括部长会议的、内务部的、教育部及文化高级机关的、外交部的、国家计划局的、银行的、合作社的、商业部的、对外贸易部的、财政部的、党组织的、工会的、青年团的、莫斯科市政府的，以及工厂的厂长、支部书记、工会主席等。

    刘少奇也谈了几个敏感问题。首先是如何解决１９４５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那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刘少奇提出了三种处理办法：一、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二、重新签订一个新条约；三、暂时维持旧条约，在适当时候加以修订。斯大林说：“等毛泽东访莫斯科时再决定这个问题。”

    旧条约涉及“外蒙古问题”，毛泽东曾向米高扬表示过希望外蒙古回归中国版图的愿望，但斯大林当时曾通过电报表示了否定的意见。因此，刘少奇这次表示中国“应该承认外蒙古独立”，但还是委婉地希望外蒙古人民自己决定是否愿意“与中国联合”，如果愿意，“我们自然欢迎”。

    ７月２７日，斯大林最后一次正式接见中共代表团，中国方面出席的有刘少奇、高岗和王稼祥。斯大林在会上补充说：上次谈话时我们共同主张暂时保留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一些经济文化事业，但你们不要公开地这样说，相反，应该告诉帝国主义者，由于他们过去对中国的压迫和掠夺，中国人民痛恨帝国主义，他们要求收回一切。他还说：“有时，你们甚至要组织人民对帝国主义进行某些攻击，以吓唬帝国主义者。如此，你们可以从帝国主义方面获得较多对于你们的让步。在你们和这些政治强盗打交道时，你们应该采取这种办法，而不能用对待诚实人的办法对待帝国主义者。”

    他肯定中国革命的经验对于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将是有用的。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欧洲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一步步转向了东方，现在又转到了中国和东亚。中苏两党以后要分工：“你们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在这方面多发挥你们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

    刘少奇说：其实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也有过不少的挫折，也受过不少的损失。比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因为国民党叛变，我们毫无准备，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但这也就教训了我们，到抗日战争结束时蒋介石叛变，我们就有准备了。

    斯大林问道：“那时我们是不是妨碍了你们？”刘少奇立即意识到斯大林可能指１９４５年莫斯科要求毛泽东亲自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那个电报。于是赶紧回答说；“没有，毛泽东同志当时或者可以不去，有周恩来同志去就够了。但事实上毛泽东同志去重庆的结果是好的，使我们在当时有了政治上的主动权。”斯大林承认，他当时坚持要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和平是因为受美国人的作用，是因为美国人不断在问：“中国国民党要和平，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不要和平？”

    斯大林又问：“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了损失？我们是否妨碍过你们？”刘少奇回答说，在马歇尔使华期间，中共中央对和平运动，头脑是清醒的，只有个别同志有过幻想，因此受了一些不大的损失。但那次和平运动是有意义的，结果是我们孤立了美国和蒋介石，有助于我们后来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

    当时中共曾决心加快攻占沿海岛屿和解放台湾，但斯大林表示苏联不能派军事人员参加军事活动，不能直接提供海空支援。毛泽东通过刘少奇说明，中国放弃要求苏联直接援助的建议，只希望苏联提供飞机，并协助训练飞行员。

    斯大林满足了这个要求。刘少奇马上请中共中央派人来莫斯科敲定细节。８月９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到达莫斯科，很快与苏方达成协议。双方商定，苏联向中国出售４３４架作飞机，派遣８７８名飞行员，并帮助开办６所航空学校。７月３１日，刘少奇接毛泽东电，要刘少奇先回国；王稼祥可留莫斯科帮助刘亚楼、张学思等接洽创办空、海两校的事情完毕后，回国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后再去苏联。刘少奇乃于８月１４日，率领苏联中央政府前铁道部部长、苏联专家的总负责人柯瓦洛夫及专家２００多人，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国。真可谓“满载而归”。

    ８月２５日，刘少奇一行，浩浩荡荡抵达沈阳。刘少奇在欢迎会上说：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使中国工业化。建设国家要有一套知识，我们的知识不够，要赶快长。“人吃粮食才能够长”，我们要长就要“学习”，学习如何做生意，如何管财政，如何管炼钢等。苏联专家来了，给了我们学习的好条件，但还要靠我们自己努力学习。如果经济建设的领导和管理工作没有学好，这样的干部，不管工作职位高低，就要调动，甚至撤职。９月３日，刘少奇又在北京的高干会议上强调指出：全党现在的任务就是集中全力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这是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需要苏联在这方面的帮助。中国与苏联的友谊，在中国人民经济建设上来讲，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条件。

还需要一提的是：斯大林为了安抚毛泽东，曾对刘少奇说了一句极有价值的名言：“胜利者是不能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

    正是：

        胜利乃实践，

        实践是真理。

        什么大原则，

        都比真理低。

 

 

第六十八回

 

怀仁堂大厅开政协会议

天安门城楼升五星红旗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长江以北的地区基本上都落入了中共之手。南京国民政府惶惶不可终日，其内部矛盾不断升级。国民党内的高级人士及各省的地方势力纷纷要求蒋介石辞总统之职，美国也在背后支持这股势力。在内外交夹之下，蒋介石乃于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１日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出任代理总统。李宗仁表示愿与中共进行谈判，南京政府的如意算盘是想划江而治，来一个“南北朝”。奇怪的是莫斯科的斯大林也赏识这种建议，希望中共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和平。这个荒唐的方案当然遭到毛泽东的拒绝。毛泽东认为现实是和平解放问题而不是和平分治问题。３月２６日，中共中央作出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的决定。国共双方代表在北平谈了半个月，中共最后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作为定本，并规定４月２０日为签字的最后期限。国民党代表团携《协定》返南京复命。蒋介石虽然已退隐于家乡溪口，但实际权力仍在他手中，他当然不能同意和平解放，和平乃成空梦。

    蒋介石到底是老奸巨滑，他也知道国事已到末路穷途。他于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７日，下令将国家重要文物，计有中央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央图书馆、北平图书馆及外交部的物品共３３４８箱，运往台湾。他还叫儿子蒋经国，把中央银行国库内的财物赶快运走。据李宗仁说；“库存金钞共值３。３５亿美元。库存全部黄金为３９０万盎司，外汇７０００万美元和价值７０００万美元的白银。”

    不过，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司令丁治磐曾大言不愧地吹嘘：“长江天险，并有坚固的江阴要塞，共军要想强渡长江，只有葬身鱼腹，步孙传芳失败之后尘。假如共军在江阴渡江，我们一定能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就是共军渡过一二十万人，那也起不了作用，因为我们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可以在长江遮断其后续渡江部队，并在战斗发生后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将我们集结在沪杭各交通要点的装备优良的部队，在飞机、兵舰、铁甲车、战车协同作战下，将其迅速歼灭。”

    限期到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参加渡江战役的部队有：第二野战 军３个兵团９个军３５万人，第三野战军４个兵团１５个军６５万人，以及第４野战军两个军１２万人，共１１２万人。在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统一指挥下，全军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千里防线上，实施有重点的多路突击。百万雄师以高屋建瓴之势，一举突破国民党长江防线，并迅速勇猛地向纵横发展。２３日，解放军就解放了南京，结束了国民党２２年的统治。

我军乘胜前进，５月３日，解放了杭州；５月１６日，解放了武汉；５月?２２日，解放了南昌；三野从５月１２日起对上海发起进攻，至２７日解放了上海，上海守敌汤恩伯率５万余人乘军舰逃逸，其余15万人悉数就歼。渡江战役历时42天，共歼敌40余万人。

    蒋介石父子则早于４月２５日，离开溪口，在象山港口登上了秘密准备好的“太康”兵舰，后来又换上了“江静”轮船，最后到了台湾。

    这一伟大的胜利使毛泽东诗兴大发，写下了令万人歌唱的《百万雄师过大江》：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龙盘虎据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估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毛泽东无愧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战略家。不但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是可以成立的，“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也同样是可以成立的。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１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开幕。参加会议的有６００多位代表。他们来自５个方面。这５个方面是：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特别邀请人士。会议经过认真的讨论，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纲领》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大会推选毛泽东为国家主席。国名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国歌为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会议还决定将北平两字恢复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京。大会于９月３０日胜利闭幕。

    １０月１日下午１点钟，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勤政殿举行，会议选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就前往作为开国典礼检阅台的天安门城楼。下午３时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在城楼上宣布典礼开始。接着，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用他那浓重的湖南乡音，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顿时，３０万人的掌声雷鸣般地响起，经久不息。

    林伯渠大声宣布：“请毛主席升国旗。”

    毛泽东按动那枚电钮开关，第一面五星红旗伴着军乐队奏出的国歌，缓缓升起。与此同时，５４门礼炮齐鸣２８响。一般礼炮最高为２１响，但毛泽东坚持在开国大典上要放２８响。为什么“２８”呢？它代表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２８个年头！接下来，进行了阅兵仪式。广场上的庆祝大会持续了３个小时。

    这是中国人民最欢乐的一天！

    但国民党也为新中国留下了一个烂摊子，那就是无法解决的经济问题，或曰人民生活问题。首先是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在国民党政府滞留大陆的最后一段日子里，由于维持大量军事开支，连年出现巨额赤字。弥补的办法就是滥发纸币，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国民党法币崩溃前夕的１元钞票，就其购买力而言，只相当于抗战前的０。００００００２元。法币崩溃后又发行金圆券，但金圆券很快也成为废纸。这种通货膨胀，不但并没有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收敛，反而像脱缰的野马，难以遏制。

    怎样才能安定人心呢？理财专家陈云说：“照老规矩，开国的时候，对老百姓总是应该好一点。我们现在是开特别的国，这一个国不同于大清帝国，也不同于蒋介石那个国，对人民当然更应该好一些。”因此，第一件要做的大事是遏制通货膨胀以安定人民的生活。

    从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７日到６月９日的１３天中，黄金价格上涨了２。１１倍，银元价格上涨了１．９倍。要稳定金融物价，只有严厉打击银元投机。６月１０日上午，２个营的解放军战士包围了上海证券大楼，抓了正在交易的２０００多人。其他大城市也相继效尤。第二天，银元的价格就从每元２０００人民币跌至１２００元。大米的价格也相应下跌了一成。

    投机商断了“银元路”后，又转向了囤积粮食、棉花等物资。中央政府乃开始在全国调配物资。１１月１５日至３０日，每日由东北运粮１０００万斤入关，与此同时，将华中的棉花东运。１１月２５日，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运行动，由政府集中抛售。刚开始的时候，投机商为了囤积，不惜借债买进。政府连续抛售１０天，商人们就顶不住了，他们不得不把手中的物资贱价售出，物价由此下跌了三分之一。

    通货膨胀也涉及财政政策问题。现在所要做的是把财政大权收归中央，做到几个大统一：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动，统一全国现金管理。陈云很好地完成了这个工作。他后来说“１９５０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重点只有２个，一是统一，二是调整。只此两事，天下大定。”毛泽东盛赞说，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第二个重大问题是土地改革。中国是一个农民国家，土地问题特别重要。共产党在全国（少数民族地区除外）实施了土改。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和房产。地主分子一部分被肉体消灭，余下来的从事监督劳动。地主及其家属约有一千万人，这批人就成了专政的对象。富农被没收土地，但保持了房产，不过他仍然是专政的对象。就这样，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剥削宣告结束。但是封建制度的结束并不意味封建思想的灭亡。这一点是很关键的，正因为对此没有认识，就发生了以后的一连串灾难。

    当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说，中国共产党是打仗的专门家，但它没有能力解决中国五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事实给了艾奇逊一记响亮的耳光。

    正是：

        阁下花旗人，不知中国情。

        宜进小学堂，重习三字经。

        怎比毛大帅，满腹是经纶。

        力搬三大山，又使物价平。

        能武又能文，诗词第一名。

        刘邦建长安，毛氏定北京。

        高山起平湖，玉帝为之惊。

        受辱一百年，华夏得复兴。

 

 

第六十九回

 

斯大林批准偷袭南韩

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毛泽东对苏联进行了访问。这也是毛泽东一生中第一次出国。最后，中苏双方于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４日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此期间，毛泽东曾要求斯大林协助中国收复台湾。斯大林既没有同意，也没有反对。

    １９５０年初，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一次谈话中顺便提到美国的远东防线在日本、菲律宾、越南的线上。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金日成的分析家们就异想天开地说，美国已把朝鲜排除在外，金日成大为高兴，他认为这是他统一朝鲜的大好时机。经过一番筹划，他亲自到莫斯科拜见了斯大林，说他已对南韩作了调查，可以出奇兵统一朝鲜，希望苏联予以援助。斯大林表示他担心美国会出来干涉，从而招来大祸。金日成认为不会，因为他可以把南韩打一个措手不及，一个月解决问题，美国将来不及出兵。斯大林终于被金日成说动。但他对金说，他曾经答应毛泽东要帮助中国统一台湾，苏联没有力量同时支助两国，所以金必须亲自去向毛泽东说明原委，取得毛泽东的同意。于是金日成又秘密到北京会晤了毛泽东，毛泽东出于国际主义精神，同意帮助朝鲜先实现统一。这样，金日成的偷袭计划乃告完成。对于这一切，韩国总统李承晚完全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北朝鲜数十万大军突然越过三八分界线进入南韩，南韩军队毫无准备，仓促应战，结果溃不成军，节节败退，北朝鲜军没有几天就占领了南韩首都汉城。再说，韩国总统李承晚在北军入侵时立刻通告了美国驻汉城大使缪西奥。他马上向国务院报告。那是星期六，国务卿艾奇逊到他的马里兰渡周末去了。晚上十点，他正在看书，忽然得到一个白色专线电话，来电话的是助理国务卿希克逊，他说，他接到汉城大使缪西奥来电，报告韩国边界遭到全面入侵。

    艾奇逊询问，大使有什么建议没有。希克逊说，他们希望联合国安理会作一决定，要求有关各方退回自己边界，由联合国进行调解。接着，艾奇逊就打电话报告杜鲁门总统。杜鲁门也在密苏里家乡独立城度周末。晚上十点半，他也正在看书，电话机响了。是艾奇逊从马里兰来的电话：“总统先生，我接到了严重的消息，北朝鲜军队越过了三八线。”他在电话中请示，要求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杜鲁门立即同意。

    第二天，也就是星期日，杜鲁门从密苏里飞回华盛顿，他在飞机上反复思考：“历史已提供了满洲事件、埃塞俄比亚事件、奥地利事件。民主国家由于采取软弱态度终于喂大了侵略者。今天在朝鲜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十年前希特勒所做的、十五年前墨索里尼所做的、二十年前日本人所做的事情。如果自由世界听任大韩民国落入共产党之手，任何小国都将不敢反抗其强大的共产党邻国。如果不加制止，将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当晚，杜鲁门在布莱尔旅馆（因白宫正在修缮）召开了晚餐会议，出席的有国务卿、副国务卿、助理国务卿、三军部长、三军参谋长。艾奇逊宣读了缪西奥大使的报告，并说，安理会已举行紧急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北朝鲜停止军事并将其军队撤回原地。然后，杜鲁门表示美国必须出兵干预，如果北朝鲜不理会安理会决议的话。（当时，苏联因中国的会员资格问题而抵制安埋会，安理会内没有苏联代表）。

    于是，安理会再次开会，决议由联合国派遣军队援助大韩民国。驻在日本的美国远东军队司令麦克阿瑟成了联合国军队的司令。

    北朝鲜军队在汉城暂作停留后，又大举南下，把韩国军队逼到了朝鲜半岛的极南端，这时，麦克阿瑟的军队已在釜山登陆，它保住了败退的南韩军队，并与北军对持，成了胶着状态。

    麦克阿瑟是一名有经验的老将，他在仔细研究朝鲜半岛的地形后，决定采取拦腰切断北军的办法。９月１５日，他用大批舰只，运送约两万部队，在仁川登陆，９月２５日就攻占了汉城，接着到了三八线。已经进入南韩的北军成了关门打狗的对象，几乎全部被歼灭或被俘。

    金日成惶恐万分，他立即向斯大林求援。斯大林在接到求援信后就在十分钟内给苏联驻北京大使罗申去了电报，要求他马上亲见毛泽东，转告“朝鲜同志的情况变得令人绝望。根据眼下的形势，你们如果认为能用部队给朝鲜人以帮助，那么至少应该将五、六个师迅速推进至三八线，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

    次日，金日成的特使朴宪永也带了求援信来见毛泽东。毛泽东立刻召集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开紧急会议。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这件事要管，不管不得了。但风险多大必须仔细研究。１０月２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吃惊地发现，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对出兵朝鲜持怀疑或反对态度。而最重要的是，军队领导人一致表示对美军作战没有必胜的把握。当时只有彭德怀没有在场。

    毛泽东终于退了一步，他给斯大林回电说：“我们原先曾计划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推进时，派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但是，经过全面考虑之后，我们现在认为采取这种行动可能会招致极严重后果。因此，目前最好还是耐心一些，不派出军队，积极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同敌人作战的时机上将比较有利。”为了不使斯大林太失望，电报最后又补上一句：“关于这个问题尚未做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希望与您商量。”

    其实，毛泽东并没有放弃出兵的努力，问题是军队领导人能不能有信心。１０月４日，彭德怀奉命来京，毛泽东问他这场仗能不能打。彭回答说：“问题在于苏联的援助能够到什么程度，空军能掩护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解决得好，是可以同美国军队较量一下的。”毛泽东对彭的回答表示满意，他命令周恩来去莫斯科与斯大林商量军援问题，同时又提名彭德怀任中国志愿军的司令员。

    再说，当美军占领汉城之时，周恩来曾通过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警告美国政府：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北进，中国政府不会置之不管。骄傲的美国人当然没有把周恩来的警告放在心上。麦克阿瑟在歼灭南韩境内的北军后，马上挥军北上，直取平壤。这次轮到北军溃不成军。１０月２１日，美军占领了平壤。麦克阿瑟在东京大吹：“美军将可回家过圣诞节。”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９日黄昏，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志愿军是在没有空军掩护下进军的，因为苏联原来约定出动空军支援，但临时又缩了回去。志愿军入朝后，彭德怀很快就注意到了敌人的弱点。他发现美军正面与侧翼部队，由沃克和麦克阿瑟分别指挥，却又缺乏协调，因此指挥混乱，加之东西战场之间是狼林山脉和赴山岭山脉，这就形成一条宽约９０公里的缺口。还有，敌人的第一线部队都是南韩军，与美军相比，他们的装备较差，容易突破。因此，他提出了打运动战，在运动战中分割和消灭敌人的作战方针。

    ２５日，南韩军第１师先头部队１个营以１４辆坦克为先导，沿云山至温井公路北进。他们当然不知自己已落入志愿军第１３兵团第４０军１２０师３６０团的伏击圈。与此同时，敌第６师第２团第３营及１个炮兵中队进犯北镇，与志愿军第４０军１１８师的２个团遭遇。一声令下，志愿军的步枪、机关枪和手榴弹同时开火。仅１个小时，就全歼敌人。当晚，志愿军又乘胜再战，击溃了南韩１个团。这之后，又歼灭南韩军第６师、第八师的２个营，迫使南韩第８师余部南逃。后来，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２５日这一天就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抗美的纪念日。

    １１月１日，志愿军又包围了美国的皇牌军骑兵第１师。（骑兵师只是一个称号，它并没有马，而是完全现代装备的师）。美军伤亡１８００多人。接着，乘美军慌乱之际，志愿军和北军又一举攻下了汉城。战事局势为之一变。这时麦克阿瑟才清醒过来。他在致朋友的一封信中说；“我离国万里，备尝艰辛，身负韩战之责。但正当清扫北韩牛鬼蛇神之际，中共突然介入战争。由于兵力悬殊，终于攻败垂成，忍痛后撤，痛苦之情，实难言宣。所幸将士用命，尚能稳定危局。”麦克阿瑟认为，为了军事上的需要。美军必须轰炸鸭绿江彼岸的中国基地。这当然会引起中美的直接冲突。杜鲁门不想扩大战争，而麦克阿瑟却我行我素、继续发表他自己的战略设想。杜鲁门没有办法，只得下令撤了麦克阿瑟的职。代替他的是李奇微将军。李到任后，采用节节后撤的办法，将美军撤至三七线附近。而志愿军由于后勤准备不足，也由于需要休整补充等原因，采取了主动转移的策略。１９５１年３月１４日，志愿军主动放弃汉城，撤至三八线以北。美军也由进攻转为防御。

    这时，曾任驻华美军司令及蒋介石的参谋长的魏德迈将军在美国参议院作证说：“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有胜利的希望。”英法等美国的盟国也纷纷表示以和为妙。１９５１年７月１０日，双方终于商定在三八线上的开城举行停战谈判。在谈判期间，双方又发生了几次小战斗。１０月２５日，双方又回到了谈判桌上。这次，中朝一方建议把会场地址移至板门店。经过激烈的舌战后，美方虽然放弃了１２０００平方公里土地的要求，却提出了我方应退出开城地地区１５００平方公里土地的要求。我方提出就地停战，但美方不愿划定具体地界。为配合谈判，我方再次发起军事进攻 ，并占据了一系列岛屿。１１?月２７日，谈判双方终于在地图上划定了军事分界线。它基本上就是原来的三八线。所以，中国的高级评论员乔冠华曾下断语说：“在朝鲜，中国和美国打了一个平手。”如果中朝在军事上获胜而其外交官却保持三八线，那么，他们就是笨蛋；同样地，如果美韩在军事上获胜而其外交官却保持三八线，那么，他们就是笨蛋。正因为谁也吃不掉谁，只得保持原状。也正因如此，中美双方可以自由地各自宣布自己已取得胜利。

    １９５４年９月６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宣布中国志愿军撤出朝鲜，返回祖国。１９８５年中国国防大学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３８５页有这样一段记载：“美帝国主义于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唆使其走狗李承晚集团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这不是等于说：斯大林偷袭了希特勒吗！

    在战争中，为了取胜，可以采用造谣等手法。孙子兵法就认为兵不厌诈。中国古代的第一代农民革命家陈胜和吴广就曾利用鱼腹散布谣言。所以在战争中说假话是可以的，它不涉及道德问题。但在历史书上造谣就是另一种问题了。

    正是：

        历史事实最重要，

        莫让立场乱了套。

        何日董狐得复职，

        扫清乌七和八糟。

 

 

第七十回

 

蒋介石绝处逢生

国民党死棋走活

 

    在毛泽东领导下，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把蒋介石势力彻底地扫出了大陆，这证明毛泽东无愧是一名伟大的军事家。但他在台湾问题上却碰了一个钉子。直到毛泽东去世之时，他也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倒不是毛泽东有什么失算，而只是因为蒋介石命大。                                       

    说到命，许多唯物论者就不免大叫迷信。因此必须先说明命的定义。命就是人所不能预知的偶然事件。算命先生的命与此毫无关系，因为命而可算，它早就不是命了。毛泽东１９５０年曾向斯大林谈到台湾问题，希望苏联能给以军事上的支持，帮助中国当局解放台湾。斯大林虽然没有答应，但也没有完全拒绝，他采取了一种似可非可的态度。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立即宣布美国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止大陆军队进攻台湾，同时也不准台湾军队袭击大陆。这就给毛泽东出了一 个难题。

蒋介石逃到台湾后，前前后后，带至台湾的有６０万军人和１００多万官员和老百姓。台湾本地人口不过６００万，一下增加了近２００万人，光吃饭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再加上解放军成了悬在他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论蒋介石也好，整个社会也好，都处于惶惶不可终日之势。  

台湾作家江楠曾写道：“朝鲜战争的爆发，把已经患了癌症的国民党政权，从病榻上，起死回生。”原来以杜鲁门为首的美国政府曾一度对国民党丧失信心，指责其贪污腐化，自招失败，对蒋介石采取冷淡、观望、让其自生自灭的态度。美国政府还公开宣布“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给台湾的中国军队。”更有进者，蒋介石在１９４８年的美国大选中，进行赌博，叫孔祥熙挟巨资到美国帮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竞选。结果是杜鲁门获胜。这又大大增加了杜鲁门对蒋介石的厌恶。杜鲁门曾公开说：他非常讨厌“院外中国帮”。但朝鲜战争改变了杜鲁门的政策。他派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开始给台湾以人力、物力、财力及技术等全面援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美援包括军事和经济援助两大类。其中，经济援助约１５亿美元。据海外学者推断：“美国的援助使台湾生产总值翻了两番，使达到１９６４年的生活水平所需时间缩短了三十年”。

    话说蒋介石退居台湾后，曾电请留在美国的代理总统李宗仁到台湾视事，李拒绝回台，于是蒋于１９５０年３月１日在台北宣布复职，再次出任总统。他痛定思痛，决心要对国民党进行改造。１９５０年７月２２日，国民党中央临时中央常委通过了蒋介石酝酿已久的《改造纲领》，接着又成立了国民党改造委员会，其成员有陈诚、张其昀、张道藩、谷正纲、蒋经国等１６人。蒋介石还屡次发表讲话，阐明改造的主旨。他强调国民党已到灭亡的绝境，整个生命寄托在台湾省，而台湾的前途、成败，又完全要看改造的结果而定。他提出了建设台湾的?政治主张：实行民主经济，主要是实行和平土改和缓和阶级矛盾的福利经济；真正实行三民主义，以对抗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

    为了总结改造的成果，重组国民党中央权力核心，确定今后的政策，国民党于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０日至２０日，在台北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他说国民党所以在大陆遭到“悲惨的失败”是由于它所遇到的中国共产党这个敌人，是“人类历史上古今中外、无论那一个国家、那一个民族、也从来没有想到的凶顽狡诈的，有比日本帝国主义更难对付的、有严密组织的敌人”。

    蒋介石当然也觉悟到贪官污吏是促使败亡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在南京时，他曾对部下作如此的训话：“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但由于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各将要对自己的精神思想、生活行动，必须彻底检讨。现在共匪势力日益强大，匪势日益猖獗，大家如果再不觉悟，等到明年这个时候，能不能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万一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则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但真正想根除贪官污吏必须实施言论自由，而国民党是决不肯撤除报禁的。不过现在到了生死关头，两害相权取其轻，蒋介石不得不采取了一个中间政策，他不许人们传播共产主义，或进行任何有共产党嫌疑之活动，但暂时容忍报刊可以揭露贪官污吏。贪官污吏是不怕法律的，他们怕的就是舆论。新闻自由打破了各种各样的黑箱作业，实现了戈尔巴乔夫所提倡的“透明度”。在舆论的监督下，台湾的吏治得到了澄清，这也可以说蒋介石创造了一项奇迹。

    正是：

        中华千年贪污史，

        有亏蒋兄扭转机。

        不准报刊揭盖子，

        还谈什么建政廉。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要安定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台湾的土地改革是在美台“中美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策划下进行的。首先是实施“三七五减租”。“三七五”的主要内容是：第一，限定耕地租额。扣除种子、肥料等成本费２５％，剩余７５％由农民地主各得一半，即３７。５％。规定地主出租耕地收取的地租租额不得超过主要作物全年收获总量的３７。５％。原约地租超过３７。５％?者减至３７。５％，不及者不得增加。第二，确定耕地租期，巩固佃权。规定耕地租佃期不得少于６年，其约定租期超过６年者，依其原约所定。到１９５２年，完成“三七五”的耕地占耕地面积的２９％，受益农户达４３％。

    接着，政府以贷款方式向农民出售公有地。公地放领从１９５１年到１９７６年２５年内分数期办理，共放领１３。９万公顷，占全部公地的７６％。有２８。６万户农民承购到土地，每户平均０。４９公顷。

    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大力主张耕者有其田。蒋介石于１９５３年１月２６日公布了《耕者有其田条例》。当时，自耕农的比例已增至５５％，佃农的比例则减至２１％。农民内部结构的变化意味着土地改革之后台湾农村的封建租佃关系走向瓦解，由于大多数农民变为自耕农，其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６２年的１０年间，农业生产总额增加了５７％。

    由于农民耕种自己的土地，他们乐于增加农业投入，因此品种改良、病虫害防治、化肥使用等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广泛为农民接受。土改也促进了城乡之间的交流，土改后农民收入普遍提高，生活得到改善，不仅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增大，而且对农业以外部门也表示关心，加之农民子弟外出就学机会大增，使农村与城市的交流日益频繁，扩大了农民接受城市文化与现代化社会的机会。随着农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其社会政治地位也普遍提高，担任公职的农民数量显著增多。１９４８年任村里邻长的农民仅４７００人，任县市议员者仅１５人，到１９６０年已分别增加到１４７００人和１１４人。土改后，由于土地投资已无利可图，从而促使农村资金向工商业转移，加强了工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台湾经济发展的基础。

    在农业稳定的前提下，蒋介石政府开始制订它的“计划经济”。为了避免使用苏共和中共所惯用的“五年计划”这个名词，它别致地采用“四年计划”这个词。第一个四年是从１９５３至１９５６年。这个四年的结果是，人均国民所得提高了４０％。第二个四年是从１９５７至１９６０年。这个四年的结果是，农业实际年均增长达５。３％，工业年均增长达１２％。第三个四年是从１９６１至１９６４年。结果是，国民所得１９６４年比１９６０年增长了４４％，经济年均增长达到９。５％。农业年均增长为６．３％，工业为１４。９％。外贸方?面，出口完成计划指标的１３８。４％，进口达到计划指标的１１１。２％。通?过三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台湾的进口替代工业发展成绩卓然，从１９６４年开始，台湾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台湾与南韩、香港、新加坡乃一跃而为“亚洲四小龙”。

    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１０日，蒋介石发表演讲道：“台湾光复２５年，农工业生产突飞猛进，都市、乡村普遍繁荣，地方自治基础巩固，国民教育日益加强，无论是消极的除弊与积极的建设，一切都是为了三民主义的实践，都是为了中华文化的复兴，使我们的社会走向均富、安和、乐利的境地。我们多年来努力的成果，不仅人民生活水准不断提高，并且遏阻了毛共匪的对外蠢动，屏障了亚太地区的自由安全，使这个光复基地成为太平洋上的光明灯塔。

    “国父在开国时曾训示我们：‘改革之任，人人有责’，今天推行全面革?新，不止是政府的责任，同时也是全体国民的责任，人人必须在建设台湾、光复大陆的要求上，献出智慧，提供力量。因此，我们要在一个目标之下，团结一致，携手迈进，由台湾建设成果的扩大，进而早日完成光复大陆的神圣使命，以弘扬历史，开拓国家民族的光明前途。”

    蒋介石的一点成就使他迷了窍，说了一大堆梦呓。他大概犯了与毛泽东一样的毛病：爱说大话。

    １９７６年，毛泽东去世，那年，中国大陆人民的人均年收入不到１５０美元，台湾人民的年收入则接近１５００美元。

    正是：

        人民讲实惠，

        意识列次要。

        只要生活好，

        不想改姓毛。

 

 

第七十一回

 

毛岸英坚拒亲戚谋职

毛泽东严惩张刘贪污

  

    早在延安时代，民主人士黄炎培曾对毛泽东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必然的，但它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是否会发生腐化呢？毛泽东当时很有信心地表示，共产党讲民主，所以不会腐化。

    １９４９年，毛泽东在西柏坡准备进已经解放了的北京城。他告诫部下：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共产主义。要教育战士，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３月２３日，毛泽东在赴京路上感慨地说：我们是进京“赴考”。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笑曰：“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为了预防考不及格，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增长。”“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巨。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带头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

    毛泽东进北京后，暂住香山双清别墅，一天要接待民主人士张澜，毛泽东特意吩咐卫士李银桥说：“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

    李银桥在毛泽东的衣服里找了又找，翻了又翻，竟挑不出一件不破或者没有补丁的衣服。因此说：“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了，一件好衣服都没有。”毛泽东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毛泽东就穿着补丁衣服见了张澜，以后又穿这件衣服见了沈钧儒、李济深、郭沫若、陈叔通等著名人士。

    毛泽东的大儿子毛岸英也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毛岸英的一个表舅给他写信，希望他能为一位亲戚在长沙谋一个“厅长方面的位置”。毛岸英回信说：“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是有一层特别的感情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

    不久，毛岸英还以自己的年轻生命，贡献给了抗美援朝。

    尽管毛泽东发出了警告，党内还是有不少人，在进城以后，变成了大大小小的李自成。其中最突出的两位就是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副书记刘青山和天津专区专员、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

    刘张两人都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党员。刘青山，雇工出身，１９３１年入党。１９３２年参加高阳、蠡县的农民暴动，被国民党抓获，面对敌人的酷刑，他宁死不屈，表现了英雄本色。张子善，学生出身，１９３３年入党。他在领导铁路工人罢工斗争中，曾带头卧轨，打破敌人破坏罢工的阴谋，在狱中仍坚持绝食斗争，不失共产党员本色。他们都是有２０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无论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还是在人民解放战争中，都曾不顾个人安危，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然而，胜利了，进城了，他们都成了李自成。他们居功自傲，革命意志消沉，贪图享受，腐化堕落，蜕化成人民的罪人。他们公开扬言：“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

    刘张两人问题的被揭露是与李克才分不开的。李克才，１９１７年生于河北省行唐县九口子乡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七七”事件后，他参加革命。曾任行唐县六区区长、冀东十五行署专员等职。１９４９年７月，李克才调任天津行署副专员，成了专区党委刘青山和张子善的副手。最初，李对刘张两人是很为尊敬的，但日子过长后，他发现他们生活不检点，政治上也缺乏朝气，慢慢地发生了怀疑。

    １９４９年底，《人民日报》一则消息透露，天津地区违反政策，从东北贩运木材被扣。李克才震惊地去问张子善，张装糊涂地说他不知此事。他又去问刘青山，刘说这事是他和大家商量过的，出事了，也用不着装熊，更没有你“胆小鬼”李克才的事。

    １９５０年９月，刘青山、张子善挪用地方粮款１０亿元（旧币）搞机关生产，李克才不同意，刘张一意抓行，不听规劝。１９５１年１月，李克才责成天津地区合作社做好河工供应准备，并要求他们只加运费，不许赚钱。刘张则瞒着李克才单独组织“供应站”，大赚昧心钱３０亿元。赚了钱便大肆挥霍。这一年，刘青山动用了３。６亿元，买了两辆进口汽车，一辆送了礼，另一辆在他１９５１年５月调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时带走了。

    接替刘青山的张子善，１９５１年７月，以盖房为名，让专署写证明，拟骗取２０亿元贷款，遭李克才拒绝后，他仍然利用职权，让地委开具证明，骗得了贷款。１９５１年８月，张子善连续找李克才三次，要动用１０亿元河工款，李克才不予理睬，后来，还是趁李克才出差参加会议的机会，擅自动用了。

    李克才对刘青山、张子善的错误行为做过各种各样的抵制，但他们对李的“告诫”一句也听不进去。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李克才借一次去省里开会的机会，直接向省领导作了反映。谁料，河北省的一位主要领导人竟不以为然，而另一位本来约定与李克才一同回天津找刘张谈话的省级领导竟违反约定，先一步到天津，且向刘张亮了“底”。

    为了拉拢李克才，１９５１年７月，李克才的妻子生小孩，平日高傲得不可一世的张子善，亲自登门送去２００万元，让李克才妻子买“补品”。李克才下乡回来，知道此事后，立即派人退回。过几天，张子善又派警卫员，再次将钱送往李家，李克才又坚决退了回去。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为了获得问题的最终解决，李克才选择了“分开举报”这一形式。１９５１年１１月，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保定开会。张子善作为天津地区代表团负责人率团出席会议，已调石家庄市委的刘青山因出国没有参加会议。

    在会上，李克才挺身而出，面对８２４名与会代表，公开揭发刘青山和张子善的贪污腐败行为。在场的张子善万万没有想到李克才会有这一手，他茫然不知所措。１１月２９日，张子善在会议期间被依法逮捕。１２月２日，刘青山从国外回来，途经天津火车站时，也被依法逮捕。

    李克才事后说：“假如刘青山、张子善身边没有那么多人去奉承，去迎合，去推波助澜，而是站出来去提醒，去批评，去坚决斗争，刘青山和张子善就不至于成为脱轨的列车，毫无控制地滑和罪恶的深渊；假如我们的领导干部，发现刘青山、张子善的错误后，能够引起高度的警惕，及时给他们毫不留情的警告或给予必要的组织处理，而不是一味地迁就，甚至包庇，刘青山和张子善也不会落得死罪的下场。”

    为了审查处理此案，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了以杨秀峰为首的调查委员会，会同天津市，对刘青山、张子善一案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河北省委于１２月１４日提出处理意见：“刘青山、张子善凭借职权，盗窃国家资财，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私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于极点。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

    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如何处理此案十分重视。他们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的意见。当时在家的地委８人，一致同意死刑。５５２名党员干部的意见是：对刘青山，同意判死刑的有５３５人；对张子善，同意判死刑的有５３６人。最后，由湖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本人全部财产。

    当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想找毛泽东说情，因为，刘张解放前曾在他手下工作过，是看着他们成长起来的，他知道他们罪有应得，但他们在战争年代也曾出生入死，是否能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不要枪毙。

    毛泽东对此评曰：正因为他们两人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２０个、２００个、２０００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枪决刘张，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共产党的声誉达到了最高峰。因为人民最讨厌的就是贪官污吏。

    但历史是无情的，没有多久，毛泽东－毛岸英父子的光荣史诗，却终于转变成了毛泽东－毛远新伯侄的罪恶丑剧。

    正是：

        成也肖何，

        败也肖何。

        历史无情，

        奈何奈何。

 

 

第七十二回

 

毛泽东胡批武训

郭沫若乱吠胡适

 

    十九世纪下半叶，山东境内出现了一名奇怪的乞丐，也就是叫化子。他名武训。他本人当然没有文化，但他深感没有文化之苦，就通过乞讨和募捐，积钱兴办义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满清政府也给了他褒奖。改良主义大师梁启超和先进教育家陶行知都曾给了武训以相当高的评价。１９５０年１２月，昆仑电影公司推出了一部介绍武训生平的电影，片名《武训传》。编剧者是孙瑜，演主角的是名演员赵丹。电影上映后，在报刊上获得了不少的好评。

    毛泽东也看了这部电影，他看完后不禁怒从中来，杀性顿起。毛泽东一贯自诩：“不讲阶级斗争，我就不叫毛泽东”。他的阶级斗争刀子就杀向武训而来。不过，毛泽东也是极有心计的人。他先派了他的妻子江青，去山东作了一次所谓的实地调查。接着，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９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文章曰：

    “影片《武训传》的编导者孙瑜先生说：‘无论编导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的实践证明了《武训传》对群众起了模糊革命思想的作用。’这个意思是企图引起读者和群众的一种糊涂观念，以为作者的‘主观愿望’是革命的，只是影片发生了‘反作用’。这个道理说得通吗？

    “作者的主观愿望不能离开他的创作的客观实践，这是起码的理论常识。《武训传》影片的编导者的主观愿望，已经在影片中表现出来了；影片所发生的作用，决不是与作者主观愿望相反的‘反作用’，而正是作者主观愿望所必须产生的作用。这正如武训的主观愿望，已经从他一生的历史事实中全部表现出来一样。

    “历史上的武训，无疑是满清统治者用来欺骗人民的工具。他本质上是属于反动的封建阶级的人物，而决不是属于劳动人民的。他老早就投靠了封建统治阶级，而背离了劳动人民。地主老财对待武训是骂、打、骗，不把他当人；但其结果，不是激起武训对地主阶级的反抗，而是造成他向地主阶级的投降。

    “武训就是这样爬上了封建统治者的庙堂，这是多么丑恶的历史呀！歌颂武训的人们并非不知道这些事实，却为了什么要百般遮盖，歪曲历史呢？这样的歪曲历史是可以容忍的吗？绝对不能！我们一定要正视历史，无情地揭露武训出卖劳动阶级以求荣的无耻行为。我说武训出卖劳动阶级以求荣，这决不是说大话。这从封建主义者赞武训的文词中，完全可以得到有力的反证。

    “过去的反动统治者，从西太后到蒋介石，对于武训备极赞扬是毫不足怪的。因为武训是属于他们一伙的，是封建帝王的御用走卒，是反动统治者最能欺骗人民而又最廉价的工具。最可怪的是在今天我国的思想界，对于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宣传，竟然完全丧失了政治警觉性。”

    在这里，毛泽东又重弹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老调。任何一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之间存在四种可能性：意图好，效果好；意图好，效果坏；意图坏，效果坏；意图坏，效果好。毛泽东却不允许在文艺界存在意图好效果坏的这个事实。因为他需要把他的这一观点作为他的阶级斗争刀子的磨刀石。他需要把他的刀子磨利才能杀人。正是利用了这一磨刀石，他残害了彭德怀张闻天；残害了吴晗邓拓；残害了刘少奇；也残害了他亲手钦定的接班人林彪。

    １９８５年９月，负责宣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说：“我们现在不对武训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评价，但我可以负责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

    正是：

        认错不失为英雄，

        勇开先例有胡兄。

        何时“不叫毛泽东”，

        人人笑答等邓公。

    毛泽东决不承认批《武训传》有什么错误，相反地，他还认为批判缺乏力度，因此，他又抓住北大教授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大做文章。俞平伯不过是一个小人物，但他是大知识分子胡适的门徒，特别是胡适的红学传人。于是，批判俞平伯发展成了一场批判胡适的大运动。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被指定为这场运动的主要演员。郭沫若不但是一位大官，他也是一位大文人和大诗人。他有一首著名的《祝斯大林七十寿辰》诗：

  斯大林元帅，你是全人类的解放者，

今天是你的７０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

原子弹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儿戏，

细菌战的威胁在你面前只是梦呓，

你的光暖使南北两冰洋化为暖流，

你的润泽使撒哈拉沙漠化为沃土，

不朽的马克思和你同在，你和马克思一样永远不朽了！

不朽的恩格斯和你同在，你和恩格斯一样永远不朽了！

不朽的列宁和你同在，你和列宁一样永远不朽了！

    郭沫若在批胡的开场锣鼓中说：“中国近三十年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这是一般所公认的。胡适在解放前曾被人称为“圣人“，称为“当代孔子”。他受美帝国主义的扶植，成为了买办资产阶级第一号的代言人。他由学术界、教育界而政界，他和蒋介石两人一文一武，难兄难弟，倒真是有点像“两峰对峙，双水分流”。胡适这个头等战争罪犯的政治生命是死亡了，但他的思想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潜在势力是怎样呢？电影《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的思想立场都和胡适的反动思想有密切的关联。把反封建社会的现实主义的古典杰作《红楼梦》说成为个人忏悔的是胡适，把宣扬改良主义的封建社会的忠实奴才武训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也正是胡适。胡适的影响，胡适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依然有不容忽视的潜在势力。”

    正是：

        没落文人写红楼，

        本是吐露心中愁。

        承蒙赐以“反封建”

        连声婉谢“我不受”。

    郭沫若继续写道：胡适在进行他的研究工作上所贩卖的那两句话，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自己吹嘘，这就是科学的方法。好些人一直到今天都受着这种研究方法的影响。前几天就有人向我问过：这种方法为什么就是唯心论的方法？我的回答是这样：这是把科学研究的方法根本歪曲了。科学是允许假设的，科学当然更着重实证。假设是什么？假设是从不充分的证据所归纳出来的初步的意见。它还不能成为定论。但假如积累了更多的证据或经得起反证，它有成为定论的可能。所以 真正的科学家倒是采取着相反的态度的，便是“小心的假设，大胆的反证”。胡适根本不懂得科学。但他是反动哲学唯心论实验主义的信奉者，他跟着他的老师美国的实验主义者杜威一道，把最基本的科学方法也作了唯心论的歪曲。他大胆地假设一些怪论，再挖空心思去找证据，证实这些怪论。那就是先有成见的牵强附会。他的假设就是结论，结果自然只是一些主观的、片面的、武断的产物。他曾经主张“全盘西化，全盘接受”。他曾经说过：“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他这位自封的高明的好汉，就是想牵着我们的鼻子走，一同去做花旗顺民。

郭沫若还说：杜威所说的“有效即真理”，我认为那不外就是“强权即公道”。因为对资产阶级统治者， 对帝国主义好战分子，被认为最“有效”的就是横行霸道。那就是杜勒斯、麦卡锡之流所奉的真理了。此所以实验主义是最反动的哲学思想，能够在美国吃香。此所以宣扬实验主义的胡适，不外是美帝国主义的文化走狗。 

  正是：

        “头等战争罪犯”，

        “根本不懂得科学”，                                          

        “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牵我们去做花旗顺民”。

         帽子倒有一大堆，

         可惜尺寸都不对。

         科学院长不科学，      

  辨不清仁人宄鬼。

     郭沫若最后说：“中国科学 院和中国作家协会已经开过一次联席会议，通过了一项联合召开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的计划。我们拟定了九项内容，分别批判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观点和其他有关的问题。每项问题由主要研究人写成文章，分开报告，并进行讨论。我们想用这样的办法，把胡适的反动思想在文艺界和学术界的遗毒，加以彻底的清除。我吁请各位朋友注意这件事，请尽力协助，让我们能够胜利地来完成这项共同的战斗任务。”

    这项计划的最后成果是出版了六大册《胡适思想批判》，但没有一个老百姓花钱去买这样的书。相反地，到今天，北京的书摊上，胡适的书却销得火红，远远胜过台湾。胡君郭君，谁好谁劣，老百姓做出了选择。

再说，胡适本人却在台湾悠暇地观赏北京所演出的这场批胡活剧。他说，真理愈辩愈明，我巴不得他们骂我批我，他们是在替我作义务宣传。有一次，一位朋友拿了前辅成大学校长陈垣的一篇批胡文章给胡适看，胡看了以后笑曰：“我与陈垣是忘年交，他了解我这个人和我的文章；我也了解他的为人和他的文章。这篇文章一点也没有陈垣的口吻和陈垣的味道，决不可能出自陈垣自己之手。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大陆的人们不但没有讲话的自由，而且也已经没有不讲话的自由了。”

以下是他的答记者问:

问:适之先生,假如您有一个机会对大陆全体文化教育界人士发表公开演讲,您所最希望告诉他们的是什么话?

答:我要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对于沦陷在铁幕里的无数知识分子始终抱着无限的同情.我知道这无数人之中,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是爱自由的.他们的苦恼,他们的不自由,都是我们国家的最大不幸,都是国家的最大损失.他们受的痛苦就等于他们替我们整个民族受痛苦.我们对于这无数爱国家爱自由的同胞绝对不敢责备他们,也绝对不应该责备他们.我们对他们只有一百分的同情.

问:近年来大陆上有许多知识分子发表文章骂您,批评您,清算您的思想,说“胡适的思想是敌人的思想”,您对这个清算“胡适思想”的运动有什么感想?

答:我曾经说过,在共产党统治之下,不但没有说话的自由,更重要的是人人都没有不说话的自由.大陆上有些文人学者发表文字清算胡适的思想,这都是大陆上没有说话自由的铁证.我一百分同情这些可怜的人,可怜他们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我一点不怪他们.

问:请您自己说说胡适思想有那几点是共产党的敌人?

答:我在几分钟内不能叙述我自己的思想,我只能指出共产党最害怕的两点:

第一,我提倡自由,我一生主张在一个文明的的国家里,人民必须享受思想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发表意见的自由(就是言论的自由).这都是共产党统治之下绝对不容许的.因为共产党最怕的是自由.所以我的自由主义是共产党认为是最危险的敌人.这是第一点.

第二,我提倡怀疑,我一生反对武断主义,反对一切教条主义.我相信,一个自由独立的人对于一切思想、一切主义、一切信仰,必须先怀疑而后可以相信,必须仔细考究而后可以相信.我到处宣传科学大家赫胥黎的话:我们“必须要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对于一切信仰,必须说:“拿证据来”.凡是经不起怀疑的东西都是靠不住的.共产党要人人做“马列主义”的奴隶,只许信仰,不许怀疑,所以我的怀疑主义是共产党的一个大敌人.这是第二点.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光明日报》作结论曰：胡适“一生著作丰富，桃李遍天下，对我国的新文化运动和教育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称得起是一代宗匠”。

    正是：

        共同任务未完成，

        愈批愈香见真金。

        今日北京书滩上，

        胡适著作猛飞腾。

 

 

第七十三回

 

毛泽东辱骂梁漱溟

梁漱溟叹息毛泽东

 

    民主人士梁漱溟在早年曾写过反共文章，这是无可讳言的。但他后来看到国民党的腐败，乃开始倾向进步，靠拢共产党。１９３８年初，梁以无党派社会贤达身份访问延安，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但毛在见面时第一句话就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馆管理员。”谈话从下午六点开始，一直谈到次日天亮，谈得很投机，但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出现了尖锐的分歧。双方争辩激烈，谁也说服不了谁，而且谁也不肯让步。不过谈话并没有伤感情。梁在晚年回忆此事时说：“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他最后对我说；‘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这虚怀若谷的气度，如果能保留到建国以后，那该有多好呀！”

    正是：

        农民领袖朱元璋，

        礼贤下士赛备刘。

        如今龙椅既坐定，

        大开杀戒防后忧。

    当时间搬到１９５３年时，就出了一支梁漱溟插曲。是年９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并邀请政协人士列席，梁便是列席者之一。９日的会议散会时，周恩来对梁说：“梁先生，明天的大会你也说一说，好不好？”梁回答说：“好。”但１０日下午发言者很踊跃，梁就给周总理写了一个条子，说他自己的发言可改为书面。周回答说，会期要延长一天，请梁于明天发言。

    在１１日的大会上，梁漱溟作了如下的发言：“几十年来我一直怀抱计划建国的理想，虽不晓得新民主主义之说，但其理想和目标却大体相合。由于建国的计划必须方方面面相配合，政府除了已经给我们讲过的建设重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两方面之外，像轻工业、交通运输等等如何相应地发展，亦必有计划，希望亦讲给我们知道。此其一。

    “建国运动必须发动群众。在建设工业上，我推想有工会组织可依靠就可以了；在改造私营工商业上，亦有店员工会、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在发展农业上，推想是要靠农会。然而农会虽在土改中起了主要作用，土改后似已作用渐微。现在只有依靠乡村的党政干部了。但据我所闻，乡村干部的作风，很有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其质量上似乎都不大够。依我的理想，对于乡村的群众，尤其必须多下教育工夫，单单传达政令是不行的。希望政府注意有更好的安排，此其二。

    “还有其三，是我想重点提出的，那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３０年的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大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共产党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他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毛泽东当时不在场，他在会后阅读了梁的发言，不禁怒从中来。在１６日至１８日的会议上，他连续讲了以下的话：

    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你究竟有没有“骨气”？那就把你的历史，过去怎样反共反人民，怎样用笔杆子杀人，跟韩复榘、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是什么关系，向大家交代交代嘛！他们都是你的密切朋友，我就没有这么多朋友。他们那样高兴你，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我就怀疑，你这个人是那一党那一派！

    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的一个杀人犯。

    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他跟傅作义先生不同。傅先生公开承认自己反动透顶，但是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时为人民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那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梁先生把他自己的像画得很美，他是在几十年前就有计划建国的伟大梦想，据他自己说，很接近于新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

    果然是这样美吗？不见得。我同他比较熟，没有一次见面我不批评他的错误思想。我曾当面向他说过，我是从不相信你那一套的。什么“中国没有阶级”，什么“中国问题是一个文化失调的问题”，什么“无色透明政府”，这回又听见什么“九天九地”的高论，什么“共产党丢了农民”，“共产党不如工商联可靠”等等高论，这一切能使我相信吗？不能。我对他说过：中国的特点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你不承认这点，你就帮助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以，什么人也不相信你那一套，人民都相信了共产党，你的书没有人看，你的话没有人听，除非反动分子，或者一些头脑糊涂的人。

    对于这样的人，有资格要求人民的国家让他与闻更多的计划和机密吗？我看是没有这种资格的。

    有一些人，直到现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话他还可以说，反对蒋介石的话，死也不肯说出来。在报纸上，在公开的言论中，他就不敢讲过去，对于过去还有一面之情。这样的人，我看有相当几个，其中就有梁漱溟。

    “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比如说，“毛泽东比梅兰芳先生还会做戏”，这岂不是不识羞耻到了极点吗？所以梁先生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正经的问题，又是 一个不正经的问题，很有些滑稽意味。他说他比共产党更能代表农民，难道还不滑稽吗？

    出了这么多的“农民代表”，究竟是代表谁呢？是不是代表农民的呢？我看不像，农民看也不像。他们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是帮地主阶级忙的。其中最突出的，花言巧语的，实际上帮助敌人的，是梁漱溟。

    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

    梁漱溟说，我们进了城市，“忘掉”了农村，农村“空虚”了。这是挑拨。过去三年，我们的主要力量是放在农村工作方面。今年，大批的主要干部才开始转到城市工作方面来，但是，大多数干部还是在县、区、乡工作。怎么能说我们忘掉了农村呢！

    梁漱溟又攻击我们的农村工作“落后”，下级干部“违法乱纪”。现在乡村里面，所谓落后乡确是有的。有多少呢？只有百分之十。好的和比较好的乡是多少呢？是百分之九十。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要心中有数，不要上梁漱溟的当。

    批判梁漱溟，不是对他这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他代表的这种反动思想。不要以为是小题大做，不值得辩论。现在辩论的是什么问题呢？不就是总路线的问题吗？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对我们大家是有益处的。

    梁漱溟被毛泽东的辱骂弄得不知所措，从此他就长期自动的家居思过，不问外事。由于他长期不参加任何会议，不发表任何议论，在５７年的反右运动中，他竟安然无恙。

    正是：

        塞翁失马，

        安知非福。

        梁老过关，

        阿弥陀佛。 

    １９８２年１月，梁漱溟在陆铿主编的《百姓》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评毛泽东的文章如下：

    毛泽东主席一生功大于过，这是不争之论。他的过错多出自晚年，亦是众目共睹的。现在要问：他的许多过错有没有总根源呢？我看是有的。这就是他既在思想言论上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更且以其不可抗的权威而厉行之，以致造成不少灾难和罪恶，令人痛心、长叹息！

    １９３７年７月日寇入侵我国，１９３８年１月我访问延安，和毛主席曾有两次通宵达旦的谈话。这因为他日常生活是昼寝而夜间会客办公的。从谈话中，对当时抗日战争前途上，确使我头脑开窍，一扫悲观情绪，受益良多。但在谈到建设新中国而追论及旧中国社会时，则彼此争讼不休，所见大相左。所争者就在阶级问题上。如我夙昔所见老中国社会，特别如明清两代的数百年以来，贫富贵贱上下鎏转相通，阶级分化不明不强。清末时，激切于救国心情，国人不曾自讥为一盘散沙吗？类如西洋中古之世，地主兼领主对农奴那样，或如近代资本家对劳工那样的阶级对峙形势，在中国是不存在的。然而毛主席却不理会这些。他最后便说我过分强调了中国的特殊性，而忽略其类同于他方社会的一般性。我则反讥他过分强调了中国社会的一般性，而轻忽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于自家民族的特征缺乏认识。谈至此，彼此只好罢休。

    １９４９年以毛主席为首中国共产党建起了新中国，在阶级问题上，作有步骤地措施。我亦随着下乡参加土改运动，在四川合川县云门乡八个月之久。又回京参加知识分子改造运动，自己努力学习之不暇，鲜有甚么主见主张。然而事情是发展变化的，多年之后，夙性独立思考的我，渐渐恢复了自信，而毛主席临到晚年暴露其阶级偏见亦加倍荒唐错乱达于可笑地步。

    例如他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如此等等。试问：此地果真有阶级对峙，自然就有阶级斗争，避免不得，何须叫喊千万不要忘记呢？这显然在加工制造阶级斗争，逞其主观谬想，荒唐错乱，可笑亦复可哀！

    我又检看旧日笔记，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８日，毛主席对美国朋友斯诺谈话，曾说到中国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产业工人为数不多，而且亦很年轻云云。这些正是难得吐露真情实话。既然中国社会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缺乏敌对的两大阶级了，却为何强要无风起浪，制造阶级斗争？什么“破四旧”，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是胡闹！从１９６５年动乱遍及全国各地约达十年，言之痛心！思之可叹！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３１日，费孝通先生在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说：“我正是从梁先生的做学问和他的为人中，看到了一个思想家之所以成为思想家的缘由。他的思想永远是活的，从不僵化；他可以包容各种各种学科，各种学说，从前人用心思得到的结果中提出新问题，进行新思考，产生新的学问。环顾当今之世，在知识分子中能有几个人不唯上、唯典？常常不敢寻根问底，不敢无拘束地敞开思想，进行独立思考。可见要真正做一个思想家，是多么不容易。我认识到他是一个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认真求知的人，一个无顾虑，无畏惧、坚持说真话的人。”但正是这样一个人，毛泽东咬定他是“用笔杀人的杀人犯”。为什么？因为他说真话！

    正是：

        真理不在权，

        真理不在众。

        保护少数派，

        一朝露峥嵘。

 

 

第七十四回

 

毛泽东制造胡风“反革命”

共产党实施言论犯罪论

         

    前面曾说过，鲁迅认为胡风是一位鲠直之士，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他跟鲁迅一样，也是一位党外作家，因此，他在写作上保持了很大的独立性。或者说，他在写作上比较不那么具有党性。但他感情丰富，在抗战期间，他曾发表过这样一首诗：

毛泽东！毛泽东！

中国第一个布尔什维克。

他们的力量

汇集着活在你的身上，

你抓住了无数的河流。

他们的意志

汇集着活在你的心里，

你挑起了这一部历史。

    在４０年代，经过探索，胡风提出了他自己的文艺理论－－体验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他特别强调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文艺家底人格力量”和“对于现实生活的深入和献身”在创作中的重要性。他尖锐地批评了当时所谓党性作家中常见的两种教条主义倾向：一是“要创作从一种思想出发，尽可能地离开现实的人生。”他指出：“思想，离开了现实的人生或广大人民底生活和奋斗，民族怎样解放？战争又怎样胜利？伟大的思想总是人生发展方向的综合或提炼，决不是加在人生颈上的枷锁或游于天际的浮云。”二是“要作家写光明，写正面的人物，黑暗或否定环境下面的人物不能写，至多也只能写一点点作为点缀。”胡风指出，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作家们都闭着眼睛做梦。”他大声疾呼：“不要逼作家说谎，不要污蔑现实的人生。”

    建国以后，胡风仍不断地发表他的非党性的文艺理论，以周扬为首的、以维护《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己任的党员作家把他视为一种异己力量。周扬说：“胡风先生实际是在反对‘学究式的态度’口号之下，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宣传。《文艺报》上不断刊登了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而且口气愈来愈重。１９５０年３月，周扬在向京津文艺干部作报告时，公开指名说存在一个“胡风小集团”，其危害性等于社会民主党，必须“狠狠地打”。意识到问题严重，１９５４年７月７日，胡风写了一封《上毛主席书》，内称：

    两年多以来，我自己终于被一些同志正面地全面地当作了文艺发展的唯一罪人或敌人，不但完全被剥掉了发言权，还完全补充剥夺了劳动条件。这中间，我曾经尽能有的真诚做过努力，但一次又一次都失败了。虽然对于文艺实践情况的耽忧和对于劳动的渴求总在咬嚼着我这个老工人的心，虽然一些同志甚至把从抗战初起周总理对于我的领导关系和思想影响都否定了，但我没有一次怀疑过党对我基本上是信任的，没有放弃过要依靠党来解决问题的信心，一直相信斗争一定会展开，我的发言权和劳动条件一定会被恢复。但由于我的问题是从客观情况所产生的主要现象之一，完全不是个人问题的性质，我就只能直接向党中央提出我的报告。

    胡风同时也附上了他的那份关于文艺理论的《三十万言书》。内批评文艺界的一些领导人在作家头上放了五把“理论刀子”。

    第一是，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首先必须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否则就产生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胡风说：单单这一条就足够把一切作家都吓哑了。

    二是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是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

    三是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

    四是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是民族形式。

    五是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这就使作家变为“唯物论”的被动机器，到处寻找重要题材，而且必须是光明面题材。

    他认为由于这些原因，作家写出来的文学作品是不真实的。他还主张应允许作家自己组织编辑杂志，而不仅限于为数极少的官办杂志。但最触动毛泽东的神经的是言论自由问题。胡风竟抨击共产党统治下的“舆论一律”。毛泽东乃亲自写了一篇《驳“舆论一律”》，文曰：

    胡风所谓“舆论一律”，是指不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见。这是确实的，我们的制度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但是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这就使胡风等类反革命分子感到“舆论一律”对于他们的不方便。他们感到不方便，正是我们的目的，正是我们的方便。

    在人民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则是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对于反革命的专政。在这里，不是用的民主方法，而是用的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在这个问题上，胡风等类的反革命分子好像振振有词；有些糊涂的人们在听了这些反革命论调之后，也好像觉得自己有些理亏了。你看，“舆论一律”，或者说，“没有舆论”，或者说，“压制自由”，岂不是很难听的吗？他们分不清人民的内部和外部两个不同的范畴。在外部，放纵反革命乱说乱动是犯罪的行为，而专政是合法的行为。

    胡风所说的“强迫人”，是指强迫反革命方面的人。他们确是胆战心惊，感到“小媳妇一样，经常的怕挨打“，“咳一声都有人录音”。我们认为这也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也是几千年没有过，仅在共产党领导人民作了长期艰苦斗争之后，才使得这些坏蛋感觉这么难受。一句话，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毛泽东的文章一出笼，公安部立即成立了“胡风反党集团案”专案组，派人四处收集胡风的私人信件，调查胡风集团人员的三代历史。１９５５年５月１３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批“见不得人的”胡风信件，并由毛泽东亲自写了按语。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胡风所领导的一批人，据说都是‘青年作家’和‘革命作家’，被一个具有‘资产阶级理论’的共产党宗派所‘仇视’和‘迫害’，因此，他们要报仇。认真一查，查出了他们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集团。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像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头等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内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毛泽东的这一番话，立刻使全国刮起了一阵批胡之狂风。各种各样的帽子接踵而来：“阴谋家”、“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躲在阴暗角落里的毒蛇”、“国民党残渣余孽”、“人民之死敌”等等。胡风真正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不得超生矣！

    ５月１８日，人大常委会批准逮捕胡风，实际上他在两天前已被抓走了。据胡风妻子梅志记载：５月１６日下午，“饭还没有吃完，刘白羽和几个人来了。胡风见是作协领导，非常高兴，便招呼里屋去坐。胡风和他们在里屋单独谈话，什么内容我不知道。我坐在客厅里。过了一个小时，来了一个陌生女人和我谈话，无非说是反党问题。随后，抄家开始了。进来了一群人，把书柜上的书翻了个遍。我和胡风一直被隔开。折腾到半夜，可能是一两点，胡风从屋里出来，他们要把他带走，也不准我们俩谈话。胡风只好和我打了个招呼，什么也没有带，说出门了。从那以后，有十一年，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在胡风被捕后一星期，全国文联召开了一次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大会。主持者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文艺总管周扬。郭沫若以他的拖长调国语说：“到了今天，全国人民正在集中力量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而像胡风这样的知识分子竟然还公然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有组织地来进行内部破坏，这是怎么也不能容忍的。今天，对于怙恶不悛，明知故犯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加以镇压，而且镇压得必须比解放初期更加严厉。在这样的认识上，我完全赞成好些机构和朋友们的建议，撤销胡风所担任的一切公共职务，把他作为反革命分子来处理。”

    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就在这时，有一个人出来要求发言。他得到允许，走上了讲台，坐在郭沫若和周扬之间。他对准话筒说：“我认为胡风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他是反革命。”他的话还没有讲完，会场一片哗然，有人就上来把他拖了下去。此人就是“胡风分子”吕荧。不用说，他也就此而失去了人身自由。

    胡风在秦城监狱度过了整整十个年头，与世隔绝，没完没了地被逼写材料。他无以度日，只好作诗自娱。有一首除夕诗是这样的：

竟在囚房度夕时，奇冤如梦命如丝；

空中悉索听归鸟，眼里朦胧望圣旗；

昨友今仇何取证？倾家负党忍吟诗！

廿年点滴成灰烬，俯首无言见黑衣。

在没完没了交待中，胡风作了如下的抗争：

    “除了空谈思想（还谈不好）之外，我毫无办法招供我没有的‘事实’。但我自己的原有经历说：我生平不失为一个爱国主义者，政治罪行和刑事罪行完全是转嫁给我的，刑事罪行甚至是无中生有的。我不但毫无办法招供，也毫无办法再包。我知道这和人民政府的判定，相距不止十万八千里！

    “因此，我冒大不韪说明实际：

    第一，人民政府对我的惩处，是一种惩罚罪犯的历史上少见甚至仅见的胜利。然而，这是‘虚’胜，并非‘实’胜，因为那些‘罪行’不是我实际所有的；原来的历史如果因我而改变了事实性质和关系，甚至规律，那将是一个空前的‘弥天大谎’！

    第二，我的悲剧（尤其是因我而受害的无辜者们的悲剧）不是言语可以形容的。但愿它能使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的天下剥削阶级分子痛以为戒。

    第三，罪恶的我‘不齿于人类’。但是，我给伟大的中华民族和人类丢丑，实际上也是‘虚’丑，因为，那些‘罪行’没有一件是我实际犯过的。愚蠢的我，终于成了内外反动派的替罪羊和并无事实的“罪行”的承担者。

    第四，因为我和内外反动派没有任何关系，正因如此，才受到他们的诬陷，否则，我在三十年代就已经成为反动头目，或者‘放下包袱’，或者灭亡了。

    “我的陈情也许要增加我的罪责，但是到了这最后的一步，我才多少真正体会到了‘对历史负责’要付出怎样不堪设想的代价！我才知道，唯心主义能够在唯物主义的实践热情中发挥怎样不堪设想的可怕之至的作用！”

    １９６５年，胡风被关押了１０年后，才受到审判，被处有期徒刑１４年，胡风没有上诉，只说了一句话：“我为自己也为许多人辩护了１０年，还不能取信于政府。一个辩护人，看看材料就能为我辩护？笑话！”在文化大革命中，胡风再次挨斗被关。他一共在狱中呆了２４个年头。他出狱时已７７岁，身体衰弱不堪，１９７６年闻周恩来死讯后，精神突现崩溃，从此迹近无用之人。

    １９８０年７月２１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应属错案错判。”１９８５年胡风病逝。１９８６年，在胡风追悼会上，文化部长朱穆之致悼词说：“胡风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进步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并为文艺事业做出贡献的一生。无论如何，胡风同志对于发展我国革命文艺事业的功绩，应当给以肯定；胡风同志在任何条件下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始终抱着坚定的信念，值得我们学习。”

    需要一提的是：毛泽东在１９５４年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其中明确规定“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但宪法的墨迹未乾，毛泽东就已把宪法当废纸，实施了言论犯罪论。并开始在中华大地上演出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的以言构罪丑剧、滑稽剧和悲剧。破坏宪法是大罪一桩，毛泽东也从此从正面人物改演了反面人物。在他的统治下，中国大陆竟变成了鲁迅先生所感叹的“无声的中国”。

    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胡风分子”谢韬说：“我摆脱对毛泽东的崇拜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总相信毛泽东弄清真相后会改正的，实际上他从不会想到纠正他干的事，哪怕错了也不会改正。”

    正是：

        忽闻人间闹纷纷，

        鲁迅俯视北京城。         

        人头攒动看什么？

        世纪漫画李滨声。（附李之漫画）

 

 

第七十五回

 

贾植芳写《狱里狱外》

老路翎作《英雄时代》

 

    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胡风分子”贾植芳１９９５年出版了一本奇书：《狱里狱外》，他在序言中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在这个世界的追求、爱憎、信念以及种种个人遭遇，都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为青年及后代提供一些比正史、官史更加丰富和实在的东西。”说起官史，人们总不免要想起曾被中共宣传为“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著作”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其实，不论在苏联也好，在中国也好，官史总是带着一派官腔，不过，共产党的官史中的官腔要远比其他更胜一层而已。因此，《狱里狱外》一出版就被抢购一空，因为人们总是爱看“实在的东西”，而不愿读“从大局出发”的“违心话”也。

    １９１６年，贾植芳生于山西吕梁山区的襄汾县南侯村。他自报说：“我是一个财主的儿子，我的家庭在曾祖父时代开始发迹，到了我伯父的手里，达到了全盛时期。伯父是一个精明透顶的商人，他在济南开了一家煤油公司，当英国的亚细亚火油公司在山东的代办，在山东各大县城都有他的分公司。正是因为我伯父在大城市经商，见多识广，知道了现代社会知识的价值，因此，他才决心让我们弟兄走出闭塞的娘子关，到大城市上学求知。我与哥哥贾芝离开太原到北平的时候，我年方１７，哥哥１９岁。”贾芝入了孔德中学，贾植芳进了崇实中学，但因写反美文章，被勒令退学，而且不给转学证书。于是，他只好在北京图书馆自学，并参加了当时的学生运动，成了一名积极分子。

    他写道：“我因‘一二九’学生运动而被捕入狱，那时我二十刚出头，以‘共产党嫌疑犯’的身份，尝了将近三个月的铁窗滋味。我伯父上下打点，化了一千元银洋和五十两鸦片烟，把我‘保’了出来，但保单上还留着‘随传随到’的政治尾巴。我伯父怕我再次被捉进去，就决定送我到日本去上学。他花钱买了一张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经济系的文凭，于是我就这样踏上了好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因为政治迫害而东渡日本的亡命之道。临行前，伯父嘱咐我说：‘你到日本住上五年，每年我给你一千元到一千五百元。你脑筋好，就学医科；脑筋不好，就学银行管理，将来回国以后我对你都好安排。千万不要再参加政治活动了。你在中国犯了案，虽然我不认识官，但我有钱，官认识钱，我还可以花钱把你保出来；你若在日本闹政治，被日本警察抓去，我花钱也没有地方花。还有，你千万不要娶日本老婆，因为生下孩子是杂种，是进不了祖坟的。’除了最后一条‘不要娶日本老婆’露出了我们山西乡巴佬的味道以外，前面的几条，都不失为一个接受了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影响的精明商人的眼光。时光流逝，过了五十年，在八十年代，成千上万中国男女赴日本‘洋插队’，伯父所提出的嘱咐，恐怕仍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道理。然而，五十年前的我，正有一肚皮离经叛道的血气，除了最后一条遵照不误外，其他都没有办到。我不仅对经商和当医生没有丝毫兴趣，而且铁窗生活和流亡生活反而增加了我投入社会活动的勇气。我当时宁愿把自己加入到这一个长长的流亡行列中去。”

    “我在日本不到一年半，就发生了‘七七’卢沟桥事变，中日正式开战了。当时我已与许多同学一样，决定放弃学业回国参加抗战。我便与陈启新、卫国尧等一起，由东京避居神户，深居简出，然后买了张英国远洋轮船公司的船票，悄悄离开日本，我们在香港下了船。伯父在济南得知我擅自回国，非常生气，连忙通知我暂居香港，千万不要回来。他说，先在香港住下，等候战争平定了，再回日本读书。并已托付了当时一个叫孙桐萱师长的太太，她正住在香港的皇后酒店，我需要钱可以直接去找她。同时，伯父还说，假如我不愿与官太太来往，也可以到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去联系，那儿也有朋友可以取钱。但过了不久，又发生‘八一三’，伯父看看形势不像要结束战争的样子，又给我来信说，你一个人救不了国，千万不要回国，你要么留在香港念香港大学，要么到欧洲去，读个三五年后再说。应该说，伯父对我的前程和生活道路考虑得相当周到，甚至连我的习惯、脾气、自尊心理都考虑进去了。但唯一没有考虑的是这个时代的主潮对一个热血青年的刺激。他为我安排的锦绣前程，我一点也考虑不进去，甚至还很有反感。我们一起从日本回国的留日学生中，也有许多是不关心国事的，他们都留在香港谋生，做生意去了。我们当时就很瞧不起他们。我们毅然决定回国。陈启新在广州街上看到一个‘留日学生归国接待处’，便报了名，也代我报了名。于是我们就来到南京，正式参加了训练班。后来这个训练班办得曲曲折折，由南京到庐山，最后到了汉口。我后来才知道，陈启新、卫国尧都是中共地下党员。那些留在香港的同学们，都各有前程，不仅太太平平吃了一辈子安逸钣，而且大多成了腰缠万贯的老板。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８８年，我两度重访香港，昔日留在香港的同学都曾相聚，他们都还康健，终日无事，听听音乐，喝喝酒，饮饮茶，颐养天年。再想到自己几经囹圄、伤痕累累的一生，不能不感慨万千。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虽然所经历的苦难是我难以想到的，但选择回国抗战，仍然是我的良知 ?所决定的，即使历史再演一下，我伯父为我安排的几条路程再次摆在我面前，我仍然会选择自己应该走的路，终生不悔。”

    当时武汉的抗日气氛非常强烈，胡风在那里主编“七月”杂志，贾植芳在日本时早已与胡风有投稿之谊，现在同在武汉，他的投稿也就更勤了。如众周知，鲁迅是以热心培植进步青年作家闻名的，鲁迅死后，这个重担就由胡风主动地挑了起来。在整个抗日时期，胡风培植了许多幼苗，包括好些在校的大学生，如绿原、谢韬、苏予等，贾植芳也是受惠者之一。他写道：“胡风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把我的作品介绍给新文艺的读者，从此我与新文学运动发生了真正的联系。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又时时鼓励我的创作，把我的经历的复杂生活写出来。后来，他又是我的第一本小说集《人生赋》的编者与推荐者。在我的文学生涯和生活上，他都给予了热情的扶助和无私的帮助，这些，我都是永远感激和难忘的。”但他们在武汉时并没有见面，“我们俩直到１９３９年，才第一次见面，那是在当时被国民党称作为陪都的重庆”。

    “训练班”把贾植芳派往中条山抗日前线做日文翻译，他在前线几经生死，赢得人们极大的尊敬，但国民党要他入党，于是他就借机逃跑了。几经波折，最后流落到重庆，由“训练班”地下党员介绍进了国民党的《扫荡报》工作。“生活总算稍稍安顿一点了。我就写信告诉胡风，说我已到了重庆。因为《扫荡报》是国民党的军报，我嫌它名声不好，只是笼笼统统告诉他在一家报社工作。谁知胡风连回信也没有写，就急急地跑来找我。他不知道是哪家报社，先到重庆的进步报社去找我，一家一家问下来，都没有人知道有个“贾植芳”。一直找了三天，最后找到《扫荡报》，才问到了我的地址。”“我看到一个体格宽大的中年人，戴一顶旧式呢帽，穿着褪了色的蓝布长衫。他的浑圆的脸上引人注目的是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那里散射出一种温厚而纯真的智者的光芒，和他的这身中式的朴实的衣着配合在一起，他的真实的中国书生本色，令你感到亲切可敬和一见如故。”“从此，胡风每次进城都带信给我，约我在一块欢叙畅谈，多半是在这间斗室内，我们各坐一把藤椅；或者在化隆桥一带的小茶馆里。有时碰上吃饭的时间，随便找一个小馆，吃上两个烧饼一碗汤面。我们既谈文学、文坛，也谈抗战形势与个人的生活，真是海阔天空。我在重庆只住了三个月，但这段发光的日子，却留给了我显明的记忆显明的记忆。”

    正是：

        鲁迅有传人，

        梗直又天真。

        身虽党外处，     

        求真不后人。

 

    新中国成立后，贾植芳在上海复旦大学当教授，胡风也在上海，但他的处境并不美妙，因为他坚持他自己的文学理论，不断受到党内作家的批评。贾植芳说：“１９５５年５月１３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了，这对我们每个与胡风有关系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晴天霹雳。‘反党集团’本来是用在高岗、饶漱石身上的，现在突然觉得自己也被圈进这个圈子，而这个魔圈从此以后就一直在中国的政治上空回旋着，不时套在一些政治以至文化人物的头上。”“１５日是星期天。我因为习惯晚上工作，早上起得迟。一会儿，任敏推醒我说，复旦党委书记杨西光来电话通知我到高教局开会。不一会儿，杨西光的警卫员就来催了，他说：‘车在外面等着，杨书记说，到高教局里再吃早饭。’我随他一起上了汽车。我甚至没有想到跟任敏说道别的话。当时我们谁也想不到，这一匆匆相别，竟在十一年之后，才能相见。而我前脚一走，她也后脚被‘搭’进去了，我们这个家就算打烊了。”“从１９５５年５月１５日被捕，到１９６６年３月底正式判刑，我在狱中整整度过了十年零十个月。最后就戴着一个‘反革命’的帽子，重新被押回复旦大学‘监督劳动’。”“我一生四次从监狱里走出来，都是处于风雨骤变的年代。１９３６年出狱，一年以后爆发了全面抗战；１９４５年８月第二次出狱，正是日本侵略军宣布投降的翌日；１９４８年第三次出狱，一年以后国民党就在大陆垮台；１９６６年５月第四次出狱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即将爆发，中国将再度陷入大浩劫之中，我也又一次被抛入受苦受难的茫茫苦海。”

    贾植芳的第二本书名《狱外即狱里》，它进一步描述了他和任敏的悲惨遭遇，狱外的生活并没有稍见改善，甚至有狱外不如狱里的感觉，因为那时已到了文化大革命时代。而文革所制造的“苦海无边”可称千奇百怪，贾植芳夫妇得以活着过来，这说明他们的苦难与彭德怀、刘少奇比，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很有价值的是贾植芳先生的如下分析：“现在平心去想，胡风一案发生在当时并不是偶然事件，它与五十年代初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等等，都不过是毛泽东要改造知识分子一系列步骤中的一环。我们这些从抗战以后起来的知识分子，都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与上一代人（如柳亚子、郭沫若）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封建传统文化的力量制约他们不严，他们几乎是吮吸着五四新文化的营养成长，在抗战的炮火中练就，从小就知道独立人格的宝贵，有一种藐视一切权威、反抗一切压迫的个人主义冲动。这种冲动在国共两党政治力量对峙的时候，促使他们本能地同情偏向共产党一边，在客观上，不管他们自觉还是不自觉，都帮助了，或者有利于共产党团结人民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斗争。可是到１９４９年以后，新的政权建立，这一代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个人主义的热情则成为生在门槛上的芝兰，不能不被锄掉。”“胡风，以及胡风的朋友们，大多数是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的‘乱臣贼子’，都是天然的‘叛逆者’。正如我的胞兄一次来信责备我说：‘你在旧社会造反惯了，什么也敢反。’他们的狂妄是与他们曾经有过的奋斗经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决不会像朱光潜那样，靠不停地自我检查来表示昨非今是，也决不会像冯友兰那样，去重新改换门庭投靠新主以求新生。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早在１９４２年的《讲话》中被毛泽东视为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列。”

    另一位有名的“胡风分子”叫路翎。有一位朱珩青先生介绍了《路翎》，其中写道：

    １９７５年６月１９日，路翎终于住满了二十年的监狱，可以回家了。他从３３岁入狱到５３岁出狱，整整２０年。人生中，难得的２０年，他是在监狱里度过的。回家后的路翎，作为“监督分子”，由街道派出所监督，每日扫街。经路翎的妻子明英的请求，第二年由义务扫地改为正式扫地工，每月收入１５元左右，需挨家去收取。路翎和开创两个一共三个人，扫芳草地房区１０条胡同。

    路翎一早起床，到下午才能扫完。所说的一早，是指天还未亮的时候。一扫就是４年，工资由１５元涨到３０元。一开始扫地，如他的邻居所说，像打拳一样，使了好大的劲，扫不了多大的一块。不过，路翎是认真的，渐渐地，他会扫了。扫得很不错，多次受到街道干部的表扬。１９７９年，他得到了昭雪。“胡风派”的朋友们都在打听寻找路翎。

    最先找到路翎的是湖北的曾卓。曾卓不知问过多少人，才找到芳草地这片房区。但是，路翎在哪一栋哪一间呢？有人告诉他，就是那间没有窗户的。怎么会没有窗户？当然，原来是有的，后来玻璃打了，窗户坏了，明英没有能力修补，又无人过问，为了御寒，就只有把窗户用报纸糊死。

    屋子里黑洞洞的。待眼睛习惯了黑暗之后，曾卓首先看到的是一张大床，还有一张小床，小床的一头伸进大床下，旁边是一张桌子。大床上铺着一些破麻袋，路翎和明英用。小床绍羽用，徐朗睡在桌子上。老三徐玫在内蒙古插队，没有回来，他若回来，睡在哪里还不得而知。十一二平方的屋子里，除了这些“卧具”外，别无他物。至于作家应有的诸如书、报、笔、纸之类，这里已经绝迹。

    曾卓无论如何不相信眼前这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儿就是路翎，就是那个曾跟他侃侃而谈的路翎。

    远在四川的胡风得到消息后，也派小儿子晓山来看“叔叔”。他在给儿子的信里写道：“要你替我办一件事，看望一个人。这个人，是为无产阶级和中国劳苦人民付出了呕心沥血的感情劳动的。现在要帮助他把他的血液温暖过来，把他的灵魂唤回来。”他要儿子用“诚实地愿意代表我的心情去看他。没有这个心情，或者觉得我狂妄，那就不必去了。”

    到路翎家后，叔叔上街买馒头没回来，晓山与婶婶坐在床上说话。一个弯着背的老头走了进来，手里拎着几个馒头，这就是“叔叔”？他曾经非常仰慕、亲近的“叔叔”，现在却是这样：瘦小、驼背、满头白发、呆滞的眼睛里只偶尔地一闪光亮。他绝对难以接受。可是这是事实。

    “把路翎的灵魂呼唤回来”，一时成了“胡风派”的朋友们的共同心愿和行动。１９８０年，当局“宣告路翎无罪”，恢复原工资级别：文艺四级，回原单位安排工作。１９８３年前后，路翎的精神有所恢复，开始出现他的新作。

    他终于留下了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英雄时代和英雄时代的诞生》，是写胡风案件和丁玲案件的。主要人物有七八个，包括像张志新这样的人物。全书九十万字。１９9４年２月，路翎病逝。

    正是：

        高山窄缝一棵松，

        他的名字叫胡风。

        有胆逆鳞评《讲话》，

        不怕挥鞭罪“反动”。   

        曩昔鲁迅称“鲠直”，

        而今路翎赞“英雄”。

        试问“义”字今何在？

        早被毛公埋入瓮。

 

 

第七十六回

 

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

苏联红军血柒匈牙利

    １９５６年初，苏共在莫斯科召开二十大会议，世界各国共产党都被邀派代表出席。当会议结束，各国代表纷纷回国之际，苏共的中央委员突然被通知要召开一特别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苏共书记尼基搭·赫鲁晓夫作了一个震动世界的“秘密报告”，至今被称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这个报告的原题为《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内容主要如下：

    斯大林死了以后，党中央奉行的政策是要详细地、彻底地阐明：决不允许把一个人吹捧到具有神仙般那样超自然性格的超人地步。这种做法就是认为这样的人物什么都懂得，什么都了解，他能代替一切人思考，他什么都能做，他的行动绝对没有错误。长年以来，在我们中间培育着对某个个人，具体地谈也就是对斯大林的这种迷信。

    １９２２年１２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党代表大会的信中这样写道：“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往来中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务上便是完全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

    后来的事实证明，列宁的这些话是有道理的。斯大林的不良性格在列宁在世的时候尚处于萌芽状态，但在以后的岁月里，斯大林滥用其重大的权力，给党以无法估计的毒害。

    斯大林提出了“人民敌人”这一说法。有了这种说法，自然就无须再去证明参加争论的某个人或是某些人在思想意识上的错误。此外，利用这种说法至少可以违反一切革命法制，对那些与斯大林抱有敌对意图的人，以至于那些印象不好的人，进行最为残酷的镇压。利用“人民敌人”这一观点，人们即使要想就这件事或那件事发表自己的意见也不可能了。一般在实际作为有罪的唯一证据就是被告本人的“口供”，这是违背现代法律学一切准则的，后来证明，这些“口供”，乃是通过对被告施行肉体上的压迫而获得的。

    斯大林对中央委员会的专横态度在１９３４年第１３次代表大会以后就完全暴露出来了。现在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监督之下成立了党的专门委员会，其任务为调查对联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多数镇压的经过。

    调查结果表明：在１９３７至１９３８年被打上敌人烙印的许多党、苏维埃以及经济方面的活动家，决非敌人。他们也不是间谍、破坏分子，而往往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们被横加罪名，而在许多场合他们因不堪野蛮的拷问承认了一切重大的莫须有罪名。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一共选了１３９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其中８３名被逮捕或枪毙。不仅中央委员成员如此，大会代表的大多数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拥有表决权和咨询权的１９６６名中有１１０８名，即超过总数的一半人被以反革命罪而遭到逮捕。正如上面所述，参加十七次代表大会的过半数的代表被扣上了反革命帽子，这个事实本身显示了这是多么荒唐无稽，是多么没有理智。

    让我们举出党和苏维埃政府最优秀的活动家艾赫同志的事件作为例子来说明那些可耻的歪曲以及破坏革命法制的犯罪行为。艾赫同志１９０５年入党，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补委员。特务们基于中伤材料于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９日夜逮捕了艾赫，事前苏联总检察长并未知情。艾赫的确是在审判员为他预备的口供书上签了名，这是拷问的结果。

    艾赫在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２７日递交给斯大林的申诉书中说：

    我对党，对你的确是犯了重大的罪过，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可耻的事情，这就是我竟招认自己从事反革命活动。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乌沙柯夫和尼古拉也夫对我进行拷问，他们不肯扳直我被打弯的肋骨，在我非常痛苦的时候进行逼供，我没有能忍住刑罚，作了口供，不仅给自己而且也给别人加上罪名。

    这样重要的申诉书，中央委员会没有讨论。１９４０年２月２日，艾赫被带上法庭，在法庭上艾赫同志没有认罪，他讲了下面这段话：“在我整个那份所谓口供中，除了强迫我签署的名字以外，没有一个字是我写的。从被捕时起，我就遭到拷问，我是屈服在负责审理的法官的压力下才做出口供的，才写出这些荒谬的话的……对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我要对法庭、对党、对斯大林表明，我是无辜的，我与任何阴谋都绝对没有关系，在我整个生活中，我坚信党的政策的正确性，我将抱着这个信念而死。”

    ２月４日，艾赫被枪毙了，现在已经清楚地证明，艾赫事件纯属捏造，要恢复艾赫的名誉。

    至于在地方上，捏造的情况更为盛行。内务人民委员部斯维尔德洛夫州总部“发觉了”所谓“乌拉尔叛乱事件”，即右派、托洛茨基派、社会革命党、教会领袖的阴谋组织。其首领据说是１９１４年入党的州党委书记卡巴柯夫。当时，差不多所有的州、共和国都发觉了这类组织。而其首领都是第一书记。造成“案件”之根据是逼供信以及在威逼下的相互揭发。其结果使党丧失了许多高级干部。通常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制造好名单，事先就判好刑，头头叶若夫把名单交给斯大林，让斯大林批准这些预定好的刑罚。从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３８年，共有数千名党、苏维埃、共青团、军队以及经济部门的活动家３８３１份名单交到了斯大林的手里，斯大林批准了这些名单。从１９５４年到现在，高级法庭、军事法庭已经恢复了３７６７９个人的名誉，这里头的许多人已经死了，他们的名誉是在死后才恢复的。

    我们重新调查了槿秀尔、鲁祖塔克、波斯蒂谢夫以及其他案件，恢复了他们的名誉。他们是和其他人一样，是在检察官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捕的。在这方面，是无须任何手续的。斯大林就是首席检察官。斯大林不仅批准了逮捕令，而且主动发布命令。事实证明：一切都是在斯大林命令下进行的。斯大林怀有病态猜疑，他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他对那些了解多年的党的优秀活动家也不信任，在他看来简直到处是“敌人、叛徒、间谍”。拥有无限权力的斯大林是非常飞扬跋扈的。他使人们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窒息。形势发展到人们无法表达自己的意志。一系列的事件显示了斯大林心胸狭窄，残忍和滥用职权。他不是去证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正确性，而是常常不仅对真正的敌人而且对那些对党和苏联政府毫无罪行的人们进行镇压并加以肉体消灭。这里没有一点理性，有的是使伊里奇·列宁感到震惊的残忍暴力的炫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人民为自己通过巨大牺牲所争得的胜利感到自豪。党通过战争更加团结了。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会认为党内还有什么阴谋活动了。然而就在这时期发生了“列宁格勒事件”。根据现在的证明，这是一起捏造出来的事件，一些同志在莫须有的罪名下丧失了生命。他们是沃兹涅辛斯基同志、库兹涅佐夫同志、波波科夫同志等等。列宁格勒事件也是斯大林对党的干部为所欲为的结果。原来斯大林在战后更加残酷无情，更容易发火了，尤其是他的猜疑心更重了。许多工作人员在他眼里都成了敌人。他更进一步把自己和集体隔离开来，一切事情都只能由他做主，别的任何人都不在话下。

    斯大林随心所欲的做法不仅在决定有关国内生活的问题时是这样，还表现在苏联的国际关系上。我想起了苏南关系刚刚开始人为地遭到破裂的时候的一件事。有一次，我从基辅到莫斯科去见斯大林，斯大林指着最近送给铁托同志的信件抄本问我：“你读过吗？”然而不等我回答，他就自问自答说：“我只要动一动小指头，铁托就会完蛋，他就会倒台。”我们可为这个“动一动小指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斯大林惯于说：“我动一动小指头，谁就会完蛋。”然而铁托却没有完蛋，不管斯大林动了什么，铁托也没有倒台。因为在铁托背后有着经过严酷考验的国家和人民，他们支持自己的领袖。各位可以看出，斯大林不仅用自己的猜疑心理在国内处理和人们的关系，而且在国际上用来处理整个一个党，整个一个国家的关系。个人迷信之所以发展到了这样可怕的地步，主要是斯大林为了抬高自己的威望和光荣的内心欲望。１９４８年出版的《斯大林传略》是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这本书充斥了最为放肆的阿谀奉承。我们要附加指出的是，所有这些都是斯大林本人批准和编辑的，其中一部分是他本人添加进草稿的。下面是斯大林亲手补上去的若干段：

    “斯大林与怀疑主义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加米涅夫一伙进行了战斗。在列宁逝世以后，他高举列宁主义的伟大红旗，把党团结在列宁指示之下，将苏联人民引导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大道上，斯大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核心领袖。”

    “斯大林完美地担负了党和人民的领袖的任务，他受到苏联人民毫无保留地支持。但是斯大林是决不允许对哪怕是一点点这样的事情进行虚伪的吹嘘，也决没有陶醉在自我欣赏之中。”

    “斯大林的军事天才，在进攻和防御两个方面都得到了发挥。斯大林天才地识破了敌人的计划，并击破了它。斯大林同志指挥苏军进行战争是极其巧妙地用兵的典范。”

    从古至今，有这样自吹自擂的吗？这难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吗？

    有的同志可能会质问我们，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这帮人当时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他们不及时地主张反对个人迷信？为什么到现在才进行这一工作对于这一点，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政治局的人在各个不同时期对于这一问题有不同见解。刚开始的时候，多数人是支持斯大林的，因为他的确做了不少的事。然而，到了后来，斯大林开始日益滥用权力。谁要试图起来反对这种现象，这个人必然会成为镇压行动的牺牲品。波斯蒂谢夫同志的死正是由此而来的。当他在发言批评不正常现象时，斯大林插问说：“你到底是什么人？”波斯蒂谢夫明确回答说：“斯大林同志，我是布尔什维克。”结果波斯蒂谢夫被镇压了，并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被打成人民的敌人。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没有能够秘密，它很快被美国《纽约时报》买到，并予以全文刊载。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从《纽约时报》获悉这个报告的。它立即在各国共产党间引起了轩然大波，特别是东欧。首先发难的是波兰。华沙人民走上街头，要求撤换国家领导人、小斯大林贝鲁特。赫鲁晓夫闻讯后马上亲自到华沙与波共进行商谈，决定把贝鲁特送往苏联，由享有清廉之名的哥穆尔卡接替。波兰侥幸得免流血。

    接着，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人民也上了街，莫斯科派米高扬与匈共中央进行商谈，决定解除斯大林主义者拉科西的书记职务，由格罗出任第一书记。但格罗继续对人民群众采取高压手段，并逮捕了对群众运动表示同情的纳吉·伊姆雷。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２３日，二十多万人在布达佩斯举行游行示威，要求自由和释放纳吉。当格罗派军队来镇压时，他们把武器交给了学生，事态愈趋严重。是米高扬同意放纳吉出来解决难局的。但纳吉上台后要求苏联军队退出匈牙利，并由此引起了苏军与布达佩斯人民的一场流血事件。苏军镇压了这一起所谓的“反革命事件”，纳吉逃入了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最后又被交出，遭到了枪决。纳吉在死亡面前态度从容，他说：“我们不是反革命分子，杀害我们的人才是反革命分子。”

      英国《工人日报》记者、布达佩斯事件的目睹者弗莱雅评论道：“大多数匈牙利人是不要资本家或地主回来的。但是今天，他们却理所当然地厌恶了那个贫穷、枯燥与恐怖的制度，厌恶了莫斯科以共产主义名义送给他们的这个制度。此种情况的全部责任应放在共产党领袖们的身上。他们曾经答应给人以一个地上的天国，而结果真正给人的却是一个与战前霍尔第法西斯专政同样压迫、同样丑恶的警察国家。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就有为那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抓去的危险。人民用血汗钱来维持的这个政府机构，其目的原来是保护人民，使资本主义不能复辟，而事实上，它却保护了少数寡头们的权力。它实施了新闻检查、思想管制、酷刑和谋杀。其所以成为悲剧者，乃在于把如此这般的制度却说成是社会主义，说成是‘人民民主’，是走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

    莫斯科挑选了原纳吉政府内的一名部长卡达尔为新的领导。后来，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有些人可能会说卡达尔政府是亲莫斯科的，这个政府是在我们的扶植和影响之下建立的。那么，我们也可以问：纳吉·伊姆雷的政府是在谁的扶植下产生的呢？”

    正是：

        政府何必要扶植，

        人民支持才重要。

        赫氏自封东霸主，

        目视小国为牙爪。

 

 

第七十七回

 

毛泽东宣传“言者无罪”

小党派初试“知无不言”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和匈牙利事件触发毛泽东做出新的思考。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５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演说。２８日，他又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成为我们的方针。１９５７年２月，他又在最高国务院会议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人们问：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为了解除人们的疑虑，毛泽东还大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毛泽东在这一件事上的内心动机是什么？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说法。根据《人民日报》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的解释，它是这样说的：“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在我国的历史舞台上代替敌我矛盾而居于主要地位”，“要在全国采取扩大民主生活，扩大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使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变得容易发现和容易解决，使全国人民在 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觉，这样，他们就会更加容易脱离旧社会的影响，更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

    毛泽东自己则是这样说的：“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有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

    持相反解释的代表人物是王明，他说：“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运动’是毛泽东秘密策划的。开始他假惺惺地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同时，他又号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他采取这些手段要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他试图查明，谁在批评他的错误；第二，他试图查明谁同情苏共二十大对个人迷信的谴责。”

    还有赫鲁晓夫也在这方面作了注释，他写道：“毛泽东非常明白我们不赞同他的这个新政策，我们反对让所有那些不同的花都开放。任何一个农民都知道，有些花应该栽培，有些花则应该铲除。但我认为，‘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一种引诱法。毛泽东假装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门开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们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能够把那些他认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

    毛泽东的这个鸣放号召在最初阶段内似乎没有能引起预期反响。清华大学教授费孝通写道：“ 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从立场这一关改起的。划清敌我似乎还比较容易些，一到观点、方法，就发生唯心和唯物的问题，似乎就不简单了。不少人弄不清楚什么是唯物的，什么是唯心的那一套。唯物和唯心的界线弄不大清楚，只有简单地划一下，凡是资产阶级国家里讲的学术都是唯心的，凡是社会主义国家里讲的学术都是唯物的。如果这条线划对了，事情是容易办些。英美的书本占书架，当废纸卖掉；俄?文来不及学，就买翻译的小册子来读。写文章、上讲堂多引几句引经据典的话，找几个英美学者骂上一番。这些都好办，而且很多人是这样办了。但是学习了一些辩证唯物主义之后，觉得这样简单的划法，似乎是很成问题的，觉得有一点像小孩子看草台戏，剧情看不懂，就看白脸还是红脸，白脸挨打了就叫好。他们逐步明白过去那样以为某些人说的话一定是唯物的，某些人说的话一定是唯心的想法是不对头的。他们开始要求从学术思想本身来辨别唯心还是唯物。我想这应当可以说是学习上进了一步，但是这步一进，问题却多了，心情也跟着复杂起来了。”

    “知识分子对百家争鸣是热心的；心里热，嘴却还是很紧，最好是别人争，自己听。要自己出头，那还得瞧一瞧，等一等再说，不为天下先。依我接触到的范围来说，不肯敞开暴露思想的人还是占多数。究竟顾虑什么呢？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

    “我记得有一次座谈会上有一位朋友说得很生动，他说：带上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就会被打入冷宫，一直会影响到物质基础，因为这是‘德’，评级评薪，进修出国，甚至谈恋爱，找爱人都会受到影响。‘明哲保身’‘不吃眼前亏’的思想还没有全消的知识分子，想到了不鸣无妨，鸣了说不定会自讨麻烦，结果是何必开口。”

    正是：

        识透机关可谓精，

        自投罗网为何情？

        只因孙猴七二变，

        远非教授摸得准。

    为了进一步点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之火，１９５７年５月１日，毛泽东借五一节之便，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了一次座谈会，鼓动他们积极投入鸣放。５月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其中说，各种党外人士对于党政所犯错误据点的批评，大多数是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利。应继续展开这种批评，以利于我党整风。

    ５月８日至６月３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了１３次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座谈会。５月１５日至６月８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２５次工商界座谈会。座谈会的中心都是要求与会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至此，鸣放才真正地展开了。

    作为当时民主党派喉舌的《光明日报》发表了曾为共产党第一代党员现为民主人士的张申府教授的一篇文章，题为《发扬五四的精神：放》。他说：“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辩证唯物主义的领导，不但在我们的国家，就在今日整个世界，也是当然的，而且是必然的。但在争鸣之初，我却觉得也不必把这领导问题总挂在嘴头上。关于这些主义还有待于进一步学；但你在一开头，就一定要限定接受这些主义的领导，那就不是一棍子打回去，也必然徒流于形式，对事情全无好处。我们既然主张放，那么，在我们人民内部，不拘谁，要鸣就鸣罢，有可鸣就鸣罢！双方都不需要再有什么怕，什么顾虑。当然，我们争鸣，一定要根据宪法；根据宪法，我们一定也就可以争鸣，而且可以获得争鸣的机会与条件；再则，不论什么放言高论，但令根据宪法，但令不违背宪法，便也都没有什么不可以。”

    正是：

        无知之徒张申府，

        迷信宪法符身符。

        和尚打伞法无边，

        我的意志才算数。

    鸣放中的杰出之作要推清华大学教授、政治学专家张奚若博士的“四种偏差”论。他认为毛泽东犯了四大偏差：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他指出，好大喜功之大，一种是形体之大，许多人认为，近代的东西必须是大的，大了才合乎近代的标准，而实际上有些外表看来很堂皇的东西并不太合用；另外一种是组织之大，在一些人看来，社会主义等于集体主义，集体主义等于集中，集中等于大，大等于不要小的。由于这个基本思想，所以工商业组织要大，文艺艺术组织要大，生活娱乐组织形式也要大。不管人民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所谓急功好利，它的一种表现就是强调速成，结果是不会好的。事情应该分长远与一时的，百年大计与十年小计自有不同的。所谓鄙视既往，是说许多人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他们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实际上，历史是有继承性的，人类智慧是长期积累起来的。所谓迷信将来，是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机械地等速度发展的。实际上，将来有的发展，有的停滞，有的后退，有的消灭。当然，不是说大的都不好，过去的都好，将来的都不好，问题在于要有区别，要有适当的比例，要有配合，生活才不单调，不要脑筋简单。

    张奚若的话正击中了毛泽东的要害，但毛泽东后来竟保张奚若过关，没有被划右派。有人说，这是毛泽东的宽大为怀，而有些人则作相反的注释，他们说这是毛泽东的奸诈。毛泽东曾批臭王明，然后保他继续任中央委员；毛泽东曾大骂梁漱溟是反革命，但又让他继续当政协委员；现在他指责张奚若是大右派，但又不给他戴帽子。表面看来，的确够宏量。按规则，受恩的人一定会对施恩者感激不已，但王明、梁漱溟、张奚若等从来没有感恩的心情。由此可知这仅仅是毛泽东的奸诈手段，而非真诚之宽大也。

    前“救国会七君子”之一、复旦大学教授王造时，在上海政协会议上发言说：社会主义的民主是法制的指导原则，而社会主义的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也就是它的内容。我们今天要扩大民主，就必须健全法制。社会主义的法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全国人民制订的。法一经制定，全国人民，包括共产党在内，都必须严格遵守。这样，国家才能顺利运作，人民才能有真正的自由。王造时的中心思想就是说“法应当大于党”。鸣放中，在人民大学杀出了一名女将，她是法律系高级班学生林希翎。她受北京大学学生的邀请，到北京大学发表演说。她对毛泽东所钦定的胡风案提出了挑战。她说：胡风是否反革命必须进行重新研究。即便法院作了判决，也不能视为最后结论。就是尸体烂了，也要恢复名誉，今天苏联就在为许多死者平反。我们不是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吗？现在我们要对胡风案表示怀疑，关押胡风是破坏法制，为什么迟迟不公布实情。根据胡风的三批材料是不能定罪的。我也曾写过两篇文章批判胡风，现在看来是错了。胡风向党中央的意见书大部分是正确的，他反对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今天中央的“百花齐放”方针与胡风的意见书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提意见不能说是反革命，即是错误的意见也不能算反革命。揭发私人信件这种手段是不合法的。如果将所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信件都揭发出来，能担保其中没有不满当局的话吗？至于说胡风集团中有许多人出身不好，那更不能作为定罪的根据。中共倡始人中就没有一个是工人出身或贫下中农出身的。不错，胡风骂人是骂得凶的，而且骂得很有艺术，但依此定反革命罪是不充分的。这是言论构罪。如果言论可以构罪，我今天就可以被定为反革命，你们支持我的人也可以被定为反革命，不是吗？

    １９９５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整风反右实录》一书中说：“总而言之，当时相当多的各界人士畅所欲言，发表了许多切中时弊的批评意见。今天，当我们重新翻阅这些材料时，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叹：如果当年中国共产党采纳了这些意见，在以后的实践中切切实实地加以改正的话，我们的共和国将会少走多少弯路！

    正是：

        谁是反面教员，

        一时摸不清楚。

        今日天气晴朗，

        人们看个正着。        

 

 

第七十八回

 

毛泽东布置引蛇出洞

储安平落得死不见尸

 

    民主党派人士的批评使共产党内的一些人感到非常不好受，毛泽东知道这个情况，乃于１９５７年１月２３日向他们交底说：“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像国民党了。国民党很怕批评，每次开参政会就诚惶诚恐。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个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６月８日，他更在党内面授机宜说：“高等学校要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到了一定时候，予以反驳。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

    这一段话明显地表示，事先已钦定谁个是反动派，要引他发言。而不是那个人的发言在先。

    前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施平回忆说：“有一天下午，市委负责同志找了清华、北大、师大和农大的党委书记去谈话，他说，你们几所大学老教师多，反社会主义的、翘尾巴的专家、教授、民主党派成员多，有影响的人物多，要用各种方法，制造适当气氛，引蛇出洞，让他们把毒都吐出来，以便聚而歼之。”

    正是：

        寤生杀胞弟，

        先让闹个够。

        毛兄学得妙，

        非党全入彀。

    ５月１５日，毛泽东再次在党内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这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不久，在共产党“解除顾虑”的诱惑下，一条大蛇固真被引出洞来了。他就是《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储安平。

    １９０９年，储安平出生在江苏宜兴的一个破落官僚家庭。其情景很类似瞿秋白。父亲败坏了全部家产，储生活困难，由他祖母扶养，后来又由他伯父送他进中学念书。他在中学时就开始投稿，积了一些钱，考入了上海光华大学。由于他善于写文章，这位学生也挤身入了当时的‘新月派’。大学毕业后，他入南京《中央日报》当副刊编辑。他积了一笔钱，于１９３５年入英国伦敦大学进修，成了社会主义大师拉斯基教授的门徒。１９３８年回国。这时他已有自己的政治思想，不愿回《中央日报》，最后当了教书匠。抗战胜利后，他从重庆回到上海，决心自创一番事业，那就是办一个自己的刊物。这就是《观察》杂志。

    《观察》创刊于１９４６年９月，第一期的发行额为４００份，两年后，它的发行额已达十万多。储成了中国历史上仅次于邹韬奋的办杂志能手。如果说，邹韬奋是以主张“抗战救国”赢得了读者的话，那么，储安平则是以主张“民主自由”赢得了读者的。

    关于民主，他说：民主是今世主流，人心所归，无可阻挡。我们不能同意任何代表少数人利益的集团独断国是，漠视民意。我们不能同意政府的一切措施设置都只是为了一部分少数人的权力和利益。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府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民主的政府必须以人民最大的福利为目的：保障人民的自由，增进人民的幸福。同时，民主不仅限于政治生活，并应扩及经济生活；不但政治民主，必须经济民主。

    关于自由，他说：我们要求自由，要求各种基本人权。自由不是放纵，自由仍须守法。但法律须先保障人民的自由并使人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法律若能保障人民的自由与权利，则人民必守法护法之不暇。没有自由的人民是没有人格的人民，没有自由的社会必是一个奴役的社会。

    他公然宣布自己是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种势力。下面这篇论文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党。多年来，我们一直住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对于共产党的内情，我们自认所知不多，我们暂时只能根据常识来说。外间对于中共在延安一带的作风，颇有好评。共产党在这样一种艰苦的环境内，能站得住，亦自有他们所以能站得住的道理。一个政党当它在艰苦奋斗的时候，总有它一股生气和生命的力量的。

    社会主义是一个极其广泛笼统的名词，就其经济生活方面言之，共产主义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其间只是一个程度上问题而已。就实行社会主义而言，今日中国一般人民，特别是一般知识分子，并不反对，毋宁说是很期望的。今日一般知识分子，在共产党心目中，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实际上，除了极少数人外，他们大都已沦为“无产阶级”了。这是国民党的恩赐！而且知识阶级，大都有理想，有理性的。除了少数自私分子外，哪一个不承认贫富的悬殊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所以共产党在经济生活方面的原则，并不可怕。

    一般人怕的是共产党在政治生活方面的做法。今日共产党大唱民主，要知道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非民主。

    要知提倡民主政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一点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须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称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能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达其意志，才能有真正贯彻民主的精神。假如只有相信共产主义的人才有议论自由，那还谈什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

    同时，要实行民主政治，必得有一种公道的精神。所谓公道的精神，一是好的说他好，不好的说他不好；二是我固然可以相信我所相信的，但我也尊重你可以相信你所相信的。就前一点而论，譬如说我们这批自由分子，不讳言，都是受英美自由思想影响的，但我们一样批评英美。同时，苏联或延安有好的地方，我们一样称颂他们的好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见共产党批评斯大林或苏联，从来没有看到左派的报纸批评毛泽东或延安，难道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是天堂上的天堂，一切都圆满和一无可以评论的地方？就后一点说，我们虽非共产党员，但一样尊重共产党的党员，只要他确是信奉他所相信的主义，忠于他的事业，我们都在心底里对他尊敬。但是共产党对人，只有“敌”“我”，跟他们跑的，他们可以承纳，不跟他们跑的他们一律敌视。一切都以实际利益为出发，不存在任何人情与友谊。要捧一个人，集体地捧起来，要攻击一个人，集体地把他打下去。公平的反面就是极端，共产党的极端作风，实在大大地限制了它获得同情的范围。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但国民党还是不能容忍储安平的放肆批评，终于在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４日，下了一道“勒令永久停刊”命令。其理由为“观察周刊，言论态度，一贯反对政府，同情共匪，曾经本部予以警告处分在案，乃查该刊近竟变本加厉，继续攻击政府，讥评国军，为匪宣传，扰乱人心。”

    解放军逼近上海时，不少文人，纷纷赴港，储安平拒绝离沪，他愿意静待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同意《观察》复刊，于是储安平重操旧业，推出了《新观察》周刊。这次，他完全采取了拥护中共的立场。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示意，《光明日报》可以作为民主党派的报纸，总编辑可由民主人士担任。于是社长章伯钧把储安平拖了出来，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其实，储只当了七个月的总编辑，但却为此而家破人亡，死不见尸。

    储安平一心想办好报，在鸣放中，他也不想发什么言。但各方的压力很大，他这个言似乎非发不可了。于是，他事先拟了一个发言稿，在１９５７年６月１日的统战部座谈会上宣读一番。本来的题名为“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后来却以《党天下》闻名于世，并因此而家破人亡。当时，章伯钧听了这个发言后曾叹曰：“我看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马寅初博士也当场赞曰：“very good,very good．”

    储的发言全文如下：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要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

    我认为党领导国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

    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样想法，从而形成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面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１９４９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被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是不是党外人士中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没有一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融融乐乐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储安平被打成大右派后，妻离子散，过着单身生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当然又被“毛主席的红卫兵”拎出来批斗。他不堪承受，终于悄然出走，永远也没有回来。康生曾评曰：“储安平，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是怎么回事？”

    在批储中，特别显眼的是被储替代的《光明日报》总编辑、共产党员常芝青，他气势汹汹地说：“《观察》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曾经起过很大毒害的一个最反动的刊物，储安平曾是一个人民革命最狡猾、最毒辣、最凶恶的敌人。”

    正是：

        劝君“最”字休出口，

        试问作过统计否？

        人人都知大胡适，

        区区只是小安平。

        落井下石泄私怨，

        忽使储生登“最”座。

        做人要做老实人，

        莫学党员常芝青。

 

 

第七十九回

 

毛泽东炮制“章罗同盟”

罗隆基坚持“没有联盟”

 

    １９５７年７月１日，毛泽东亲自写了一篇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其中说：“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

    于是，在中国的阶级斗争史上又添了一个新名词“章罗同盟”，又称“章罗联盟”。炮制煽动性的名词，是毛泽东攻击其对手的常用手段。前曾有“胡风集团”，后来又有“彭德怀军事俱乐部”，“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刘邓陶资产阶级司令部”等等。

    毛泽东的话一出，章罗立刻成了全国人民口诛笔伐的目标。章者章伯钧，罗者罗隆基，两人都是民盟的副主席。其实，章罗只是为了响应党的大鸣大放号召，提了一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意见。章认为，既然经济方面有计划经济，政治方面也可以来一个“政治设计院”；罗则倡言，以前各次肃反中有偏差，可以设一“平反委员会”来审查。至于说煽风点火，那原是毛泽东自己办的好事，与章罗有什么关系呢。

    毛泽东作弄对手的另一种常用手段是“查三代”或曰”挖老底”。于是，胡风成了一贯的反革命，梁漱溟成了一贯的反革命，罗隆基当然也逃不出这个套子。因此，这里也要挖一下罗的老底。

    １８９６年８月，罗隆基生于江西安福县。父亲罗念祖是个前清秀才，后来以教私塾为业。罗隆基自幼受父亲薰陶，爱好古文及诗词，所以他是精通中英文的洋秀才。１９１３年夏，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全国招生。学制八年，直接从小学毕业生中招考。罗隆基在南昌报考，夺得江西的第一名。其后，他的同乡彭文应和王造时也以同样方式进了清华学校。

    清华学校自称是“造就中国领袖人才的试验学校”，而口才是“领袖人才”必备之才，于是每年举办演讲比赛。罗隆基为了在演讲中夺魁，常常独自到旷野之中，大声演说，以求熟练。他终于克服了他的江西口音，成了一名善于作鼓动性演说的演说家。陈新桂先生曾回忆罗隆基“一二九”前夕在北京燕京大学大礼堂的一次演讲的情景。“他在演说中讲了中华民族的危险形势后，用严肃、沉痛的声音呼吁：‘同学们，你们不能读死书，你们的书念得再好，也不过跟你们的先生一样。你们的先生对国家又有什么办法呢？还不是在唉声叹息吗？’这时全体听众鼓掌过一分钟以上，我看距我很近的一位白发先生，不但鼓掌，并且点头不已，流下眼泪。”

    １９２１年，罗隆基进入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政治学。那时候，他相信国家主义，参加了“大江社”。闻一多、梁实秋当时也都是大江社的社员出于对英国社会主义大师拉斯基的敬慕，罗隆基在威斯康星毕业后又到英国成了拉斯基的门徒，并获得政治学博士。由于他留美又留英，人们就称他为“英美派”的代表。

    著名的传记作家叶永烈为罗隆基案作了一次实事求是的调查，为人们留下了可贵的史料，也拨开了毛泽东所布下的欺人迷雾。遗憾的是，叶先生所写的《反右始末》竟成了禁书，不准出售。

    １９２８年，罗隆基回到祖国，在上海中华大学和中国公学担任教授，主讲政治学。他也参加了当时很吃香的“新月社”。他在《新月》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曰：“那时，在英美，我是侨居异邦的学生。如今，到了自己的国家里来了，可以放胆讨论国事吗？可以公开批评国民党的主义吗？谈谈宪法，算是‘反动’；谈谈人权，算是‘走狗’。说句痛心话，我们小民，想要救国，无国可救；想要爱国，无国可爱。在‘党国’名词底下，在‘党人治国’这名词底下，我们的确是无罪的犯人，无国的流民。”

    他还发表了《我对党务的批评》一文，抨击国民党的党天下：“非党是不能做官的，为做官便要入党。这又不幸已成为中国目前因果的事实。我不是说国民党党员，个个要做官发财；但一班要做官发财的人，在现状底下，一定会来入党。中国的士大夫，本来就不讲究气节廉耻。袁皇帝时代，眼见他上表称臣；曹总统时代，眼见他卖票贿选；如今，又眼见他口念总理遗嘱，胸悬党徽，位居要职了。国民政府蒋主席，洋洋大文，叹息‘人心颓隳，世风浇漓，以投机取巧为智，以叛乱反覆为勇，气节堕地，廉耻道丧’，但这种现象，在‘党员治国’，‘党员先用’的局面下，愈趋而愈下流了。”

    一天，国民党特务终于到罗隆基家，把罗押进了上海吴淞公安局。幸宋子文出面保释，他只在公安局呆了六个小时。罗接着又写文章痛骂国民党：“我个人的被捕，是极小极微的事。牢狱，我只登堂而未入室。就是我无故被杀，又算得了什么？然而，党国的领袖们，我希望你们去查查各地的公安局，看里面尚有多少无辜被拘的人民？再检查各军营，各衙门，看里面有多少无辜受罪的人民？‘反动’罪名，任意诬陷；‘嫌疑’字眼，到处网罗，得罪党员，即犯‘党怒’，一动‘党怒’，即为‘反动’；于是逮捕，于是拘押，于是无期监禁，于是暗地枪杀。这就是如今的实况。我们小民的呼号是：我们要法治，我们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老子说得好：‘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罗隆基在上海呆不住，乃接受天津《益世报》之邀请，担任该报的主笔。其任务是每天写一篇社论。《益世报》是一份天主教报纸，没有多大的销路，但自罗任主笔以后，人们爱读罗的社论，销路大增，成了一份全国性的报纸。社论的矛头直指国民党和蒋介石。蒋介石决定以暗杀解决之。

    蒋的四名特务到了天津，拜见了当地帮会头头潘子欣。不料潘虽为恶霸，但很佩服罗隆基的才气和正气，私下里告诉罗，要他暂时躲避。罗就终日闭户不出，既不去南开大学上课，也不去《益世报》办公。同时，潘子欣劝四名特务不要下手，他可负责规劝罗隆基。潘还给蒋介石去了电报，申述了自己的主张。四名特务又来潘家说，他们已获命令，给罗生路，他们也将回南京。潘子欣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罗隆基。

    叶永烈写道：“幸亏罗隆基在１９６５年８月写下了一段回忆，把１９３３年秋的那惊心动魄的一幕，记子下来。唯有当事人的亲笔回忆是最为弥足珍贵，是历史的真实重现，特录于下，以飨读者。”

    罗隆基的遗作如下：“我听了潘子欣的谈话后，亦以为事情解决了。于是每日照常工作。潘子欣的确没有欺骗我，这次是蒋介石的特务欺骗了潘子欣。四个特务仍留在天津进行他们的暗杀勾当。

    “过了三天，当我正要离家去南开大学上课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问：‘罗教授今天来上课吗？’我答：‘是的，我来的。’我接电话后即起疑虑，学生何至用电话询问教授是否来上课呢？我当即放弃自备汽车，改乘报馆汽车去南开上课。因报馆汽车同我自备汽车的牌号不同，以为可以避免特务注目，同时，报馆汽车司机较为熟练。是日，我有意地避免走经常的道路，而绕道经八里台，海光寺的小路去南开大学。

    “当我的车快要到南开大学校门不远的地方，在狭窄的马路上迎面却来了一辆敞篷大卡车。司机就说：‘你看，这样窄狭的路，怎么能对面通过两辆汽车呢？’司机的话引起了我的警惕。我向前一望，果见敞篷车上站着四个壮汉。两车快到接近的时候，我已瞧见那四个坏蛋拔出手枪，迎头要放的样子。我心中明白了，就立即平卧在坐位前的空隙当中。说时迟，那时快，特务们迎面对准座位接连开了十余枪。司机惊慌地说：‘这是干什么？’我马上说：‘快走，不要理他们，这是南开学生闹着玩的。’司机回头一看，见车背后玻璃窗满是枪孔，又说；‘那有这样闹着玩的？’这时两辆车已相对开过去了。路很狭窄，卡车无从回头，而我的车已开进南开大学的校门。

    “我仍保持镇定，照常上课。课毕后，我始将途遇经过报告校长张伯苓，并请他看汽车上的枪孔。张立即答应以校长名义，一面向天津市长报告，一面用电报向蒋介石表示抗议。当日晚间天津市马路传闻，则谓罗隆基已身中十余枪而毙命矣。实则我当日下午改乘有蓬人力车安全返家休息了。第二天清晨，京沪友人致我的家属的节哀应变的悼电已纷纷而至。”

    叶永烈评曰：“临危如此不惧，真是一派大将风度！尤为感人的是，刚从枪林弹雨中冲出，居然面不改色步上讲坛，上完课后才从容不迫找校长报告。所谓‘章罗联盟’的罗隆基，向来给人以一介书生的印象，谁知却如此英雄，多亏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自己这些可贵回忆，不然，大右派的丑恶名声将完全掩盖住他冒死革命的可歌可泣的业绩。”

    抗战开始后、罗隆基转入内地，在昆明联大任教。１９４１年，参加了民主政团同盟（后改名为民主同盟）的创建工作。他被选为同盟的宣传部长。他又是闻一多烈士和李公仆烈士的入盟介绍人。上海解放前夕，民盟主席张澜和罗隆基被蒋介石追捕，而且果真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头头杨虎所捉获。原来，杨虎与周恩来有联系，表示原意带罪立功。由于被杨虎捕获，张澜和罗隆基得保住了性命。

    罗隆基对自己的“反党”言论，供认不悔。但他坚决不能承认所谓的“章罗联盟”。他再三声言：“我同章伯钧绝对没有什么私人的勾结，秘密的阴谋。盟中有的右派分子说接受了‘章罗联盟’的纲领和指示，实际上都是指民盟中央发出的正式文件说的。在我这方面，我绝对没有单独地或同章伯钧两人联合对任何地方组织或任何个人发出过任何纲领或指示。

    “一年多来，我同章伯钧的合作，绝对只限于民盟的范围。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和在《光明日报》的事情，他绝对没有和我谈过。我亦无权过问。他在民盟以外做了些什么活动，我不知道，我更没有同他合作。关于《光明日报》，从１９５３年起我已经不是社务委员，我从来没有过问。自储安平就任总编辑以后，他只在今年５月１９日单独地来看过我一次，谈过一小时二十分钟。这是他二十年来单独来看我的唯一的一次，亦是他向我谈他办《光明日报》计划的唯一的一次。”

    罗还特别写了一封信给民盟主席沈钧儒先生，内称：“在９月１１日发表的《中国民主同盟当前的严重政治任务》一文中，我公以民盟主席身份，正式采用‘章罗联盟’这个名称，并且说章罗联盟事实上成为全国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最高司令部。这对我来说，是十分严重的指控。‘章罗联盟’这个名词的来源和事实根据是什么，我直到今天还不知道。经过三个月反省后，我的良心告诉我，‘章罗联盟’这个罪案对我来说，绝对没有事实根据，是极大的冤枉。这个冤案的真像，今天不能明白，将来总会明白；我在生前不能明白，死后总会明白。现在我愿向我公说明：这两年来我在民盟的工作，在我这方面，都是经过公开的正当手续的工作，我同章伯钧绝对没有什么勾结，更没有形成什么联盟。我坚决不承认有所谓的‘章罗联盟’，我是根据事实和我的良心说的。我绝对不是企图推卸责任，洗刷罪过。”

    “衡老，我公同我共同为民盟工作已经有十七年的历史了。我的性格，我的为人，我公深知。倘我公今天就肯定‘章罗联盟’实有其事，并指所谓的‘联盟’为‘全国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最高司令部’使我见疑为辜，遭无验之告，罪责既过分加重，冤案必失当造成，我固长此衔冤饮恨，此亦仁者所不取也。我公忠厚长者，爱人以德，必肯查清事实，追究真像，明辨是非，主持公道，实为殷切之望。区区真诚之怀，不敢因顾嫌而不畅陈所见，肺腑之言，幸祈谅察。”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中共为罗隆基举行了九十诞辰（罗已于１９６５年病逝）座谈会。著名经济学家和民主人士千家驹先生说，他在１９５７年也参加了挞伐之列，批判过‘章罗联盟’。今日应该说：“‘章罗联盟’，千古奇冤！”这与周恩来四十多年前所题的“江南一叶，千古奇冤”正遥相对应。

    正是：

        老子说马就是马，

        你是何人与孤争？

        暴君手下多佞臣，

        供奉臭屁当香精。      

 

 

第八十回

 

银行家尽心效忠新中国

章乃器至死拒说违心话

 

    毛泽东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１３日在党内说：“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像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死不投降的右派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共产党理论家嘲笑“有骨气”这个词，但这正是鲁迅所称崇的民族脊梁也。毛泽东周恩来当然是民族脊梁，但脊梁决不仅限于一两个人，更不能说“只许我是，不准你是。”

    章乃器，浙江青田人，他在私塾启蒙，后又入新式学堂青田县立敬业小学就读，学校设有英文课程，英语的学习开拓了章乃器的视野，使他知道世界上还有口语与文字一致的语言。小学毕业后，他进入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专攻经济学。当他读到“通商大埠常位于大江河下游”一句时，十分倾倒，觉得它能够反映一切古书中找不到的知识。后来又读到“以最少劳费取得最大效果”的经济原则时，更是赞叹不已，激起了他深入研究经济学的兴趣。

    章乃器在商校毕业后，入浙江实业银行当了办事员。由于他的聪明和刻苦钻研，他终于成了上海的一位有地位的银行家。但他决不是追求个人利益的人，当他看到日本的侵华野心和国民党的腐化时，不得不激起了“爱国人人有责”之心。他决定用私人积蓄办一个杂志来表达他的政治主张。他走访了《生活》杂志主编邹韬奋，与他研讨出刊物的事宜，也到胡适那里去请教，胡适为他题了刊名，那就是《新评论》。

    １９２７年１２月，《新评论》半月刊创刊。三个月后，它已在上海之外的天津、成都、西安、厦门、昆明、新加坡等地设置了近百个固定代销点。次年５月，由于销路大增，版面由４０页扩大到５０页。但在出满２９期后，终因“亲共”罪名，被国民党勒令停刊。

其实，章乃器远不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崇敬孙中山的伟大人格，认为他不仅是国民党的创始人，而且他纯洁诚实的人格和光明磊落的态度，百折不回的毅力，勇敢无畏的精神，与时俱进的思想和包容万有的知识，精诚动人的信仰，令人心服地接受他为自然的领袖。章对《三民主义》进行了研究，自信是三民主义的信徒。他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一种。他说：“孙中山先生明明白白地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我们只要问，目下国民党的主义，是否是中山主义？”他认为当前的国民党已经腐化，所以抨击蒋介石统治集团的政策方针，揭露国民党的腐败黑暗，成了《新评论》的基本内容。这也就导致了被封。

    章乃器不仅独自一人承担下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同时是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他经常工作到深夜，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一个银行高级职员独自一人办刊物，可以说只此一人。顺便要提的是，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婴也是一名进步女子。他俩后来都参加了救国会的活动，甚至为了救国事业，变卖家产，完完全全做到了有力出力，有钱出钱。

    当时章乃器的主导思想是抗日，他明确指出国内各党派都应该团结起来，“国家生命线要被杀害的时候，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存国家生命，而不是任何党派以至任何个人的‘政权’。倘使同在敌人的刀口底下，还有人要回忆过去的历史，顾虑到将来的政权，那就要变成自私自利的愚夫。在这一刹那间，我们除了团结大家的力量，踢开敌人的刀口以外，还应别存妄想吗？”他深信全国人民共同参加救亡运动，人民大众的力量是无法战胜的，即使面前是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任何反动势力“都会在武器力量低劣的人民大众前面崩溃下去。”

    作为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章乃器在狱中呆了一段时期，在抗战前夕出狱。他认为蒋介石既已抗战，就应当支持他，所以他出任了安徽省的财政厅长。当时，周恩来曾与他商谈，要他在经济方面支援新四军，特别是在医药用品方面。章尽力按周恩来的嘱咐去做，取得了很大成绩。不久，“皖南事件”曝发，章看穿了蒋介石的真面目，乃离开官职，去重庆办实业。他创办了上江企业公司，业务甚为兴旺。抗战胜利后，章乃器与黄炎培、胡厥文、杨卫玉等筹建民主建国会。他主张中间路线，认为国共两党的人都不能加入民建会。民建成立时的大部分文件，都出自他手。他在成立宣言中指出：“我们这一群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并不需要玩弄政权以发展自己的抱负，”“我们愿以普通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宣言宣布，民建“为人民与闻国事之集合，它有别于一般党同伐异的政党。不采用领袖制，以防止个别领导人在会内实行家长制和个人独裁。”民建成立后，章乃器为常务理事之一，会长为黄炎培。他们两人接着又代表民建参加了“民主政团同盟”。１９４７年１０月，国民党政府正式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要“严加取缔，以遏乱萌。”章乃器就离开上海，前往香港。章乃器在香港的一年多时间内，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很好的合作，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回忆说，章乃器主持的上川实业公司“很好地成为党在香港金融界的联络站，许多著名企业家，正是通过上川公司与党接上关系的。”章乃器在这时已抛弃了走中间道路的主张，下定决心跟共产党走。他表示，“我过去多年为资本家打算盘，今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打算盘。”１９４８年他离开香港进入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了粮食部长。

    １９５７年，共和国第一任粮食部长章乃器正逢花甲，他正准备在新的一个花甲开始之际，百尺竿头，再进一步。没有想到突然大祸临头，从此跌入了第十八层地狱。

    这年５月８日，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奉毛泽东之命，召集民主党派领导人开会，要求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也就是向党自由提意见。章乃器是一名直肠直肚之人，他听党的话，毫无顾虑地谈了自己的意见。他尖锐地批评了共产党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有些共产党员在党内讲的是一种是非，在党外又是另一种是非；自己明明错了却不承认错误，而且以此作为共产党党性的表现。”

    他认为党对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的形态已不复存在，原工商业主与工人之间已不再构成两大对抗性的阶级，他们同属社会主义中国的公民，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完全可以得到信任，让他们的特长得到发挥，而不是加强对他们的改造，弄得他们不敢工作，对他们资产阶级意识的改造是一个长期的细致的思想教育问题。同时，他还认为，资产国有化以后，原工商业者的尾巴－－定息，已不再是剥削。

    章乃器还发表了《从‘墙’与‘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内称，中共党员应该保持人民勤务员的本色，不要自视特殊，而非党人员也不要以“特殊”的眼光看党员。不能认为，非党人员理解党和国家政策、方针的水平一定低于一般党员；对马列主义的理解非党人士一定低于党员。他认为“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口号，不具备什么科学性，反而筑起了党与非党之间的“墙”和“沟”。

    章乃器也看出了“党政不分”问题。他说：“不少党员对国家行政机构的作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没有充分认识到国家机构是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武器。因此，不但国家机构没有被足够的重视，县以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不正常和不充实的情况严重存在。”他认为要克服以党代政，必须明确分工，然后在这基础上加强党和政治和政策思想领导，充分发挥各个系统的积极性。

    没有多久，毛泽东发出了“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号召。人们纷纷作检讨。章乃器不为所动。早在３０年代，邹韬奋先生就这样说：“乃器的性格是偏刚强的方面，但不是无理的执拗；他和朋友讨论问题，每喜作激烈的争辩，只要你辩得过他，他也肯容纳你的意见，否则他便始终不肯让步。有些朋友认为他未免过于严厉些，但是知道他的性格的人，便知道他心里是很纯洁的，是很热烈的，一点没有什么恶意。”这可以说是对章乃器的最公正的评价。当然，毛泽东是决不会这样认为的。

    在重重压力之下，民盟领导人不得不纷纷作检讨。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都说自己犯了“罪”，唯独章乃器只承认“错误”，不承认“罪”。

    他坚称：“从主观上检查不出有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想 。”“我经常是一个革命乐观主义者。解放以前，有三种威胁经常纠缠着我：一种是政治性威胁－－反动派随时可以杀害我；另一种是社会威胁－－反动派可以指使流氓迫害我；还有一种是经济威胁－－企业可以随时破产，陷于失业。解放后这三种威胁都完全消失了。我现在只有一条心－－做好党和国家交给我的工作。我每天工作和学习的时间，往往超过十小时，为的就是社会主义。八年来，我对党所提出的方针、政策，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不但没有怀疑，而且往往还觉得出于意外的好。但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或工作上，我是提了不少不同的意见的，是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

    他说：“我始终认为，我的问题只是思想的问题，我的错误只是理论的错误。当然，如果我的理论已经造成了超出了时代思潮所可能引起的波动，那我应该负责。我请求领导上结合动机和效果，加以检查，给我以应得的处分。”

    他回家后，女儿劝他：“爸爸，就说自己错了吧。”他知道他会连累孩子们，但他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他觉得一个革命者若不敢说实话，就不配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公民。民建中央要他作检讨，他写了一份《我的检讨》，其中说：“我绝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到死都是忠于社会主义的。立志、下决心，是每一个人的主观可以决定的。哪能设想，一个在黑暗时代，在敌人千方百计的威逼利诱下都不肯表示反共的人，今天反而要反党？哪能设想，一个在资本主义的泥坑里就追求社会主义的人，在今天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取得如此辉煌胜利的时候，反而要反社会主义？八年来，我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要靠什么政治资本搞争名夺利的勾当。我一心依靠党，愿在党的安排下做一名自食其力的普通公民。”

    １９５８年１月底，周恩来召他到中南海，亲自告诉他要撤他的部长职。章回答说：“撤职倒没有什么，做个自食其力的公民。但为什么要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呢？这违反事实，我宁死也不能承认的。我是全心全意，全力投向党的，党给我处分，我愿意积极接受下来，作为党对我的锻炼和考验。我和党共事已经三十年了，仍然没有被了解，那就再看五年吧，五年不够，也可看十年，到那时候我也不过七十 岁，我现在在开始好好地锻炼身体，充实头脑，准备到那时候再为党工作十年。”

    毛泽东还直接点名章乃器说：“右派中间不愿意变的，大概章乃器算一个。你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已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自报公议嘛，你自报可以，大家还要公议。我们说，你还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章乃器就此从部长变为平民。他在家中以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为座右铭。他天天练气功，保护自己的健康，以求他日重新出来为国效劳。

    在文革中，章乃器进一步受到毛泽东红卫兵的迫害。他在《七十自述》中写道：“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的灾祸，是我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灾祸，是一次对我最严峻的考验。从２４日到３１日，整整八昼夜，我在绝食中受到百般的拷打、凌辱和威胁，后来看到北京六中劳改所的材料，那里所用的酷刑，十分之八九都已在我的身上预演过了。但人居然没有死。

    “这时，除了遍体鳞伤之外，右目的拳特别重。内伤也相当重，右胸、背、股、尾间和膝均经常疼痛。８月２５日以后的７天，每天总有几批人来拷打，凌辱我。门总是开着的，又没有人管，拷打和凌辱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记述的是，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抽我，所得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气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还有冷水浇头，如用水壶灌鼻子，如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为家里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到最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

    正是：

        此般青年新国生，

        从小灌满毛氏经。

        动机效果若该符，

        教育本身有毛病。 

    但章乃器仍有幸活到了８０岁，于１９７７年５月１３日病逝，其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被打成右派的剧作家吴祖光在1998年7月的《传记文学》上写了一篇悼念他妻子新凤霞的文章说：

    “我们不幸遇见一个这样封建的党，一个所谓的领袖，以号召人民提意见为由，然后展开了一个把‘阴谋’称为‘阳谋’的运动，把数十万的知识分子打为‘右派分子’；把我——抱着赤诚热爱祖国、热爱党的知识分子，由于热爱祖国热爱党，抛弃了自己的一切，投入祖国的怀抱，把家藏的价值连城的二百四十一件无价之宝的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接着动员妻子把她全恁自己血汗，甚至有许多亲自手制的戏衣、头面…，几个大戏箱也全部捐献——打成‘反党’右派；而妻子对我一腔忠贞、一片赤诚，只为断然拒绝了对她施加压力劝她和我离婚的威胁，虽然一个意见没有提，一篇提意见的文章没有写，竟然也被打成了右派。那时，凤霞不过三十多岁，风华正茂。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领导’当时就是这样虐待这个天才艺人，这个人人喜爱的艺术家的！”

    吴祖光最后说：“生活中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的，根源何自而来？一切使人痛澈肺腑的旷世悲剧还不是那个‘领袖’一人制造的！”“这个所谓的领导人当时就用这种方式治国治民，实际上是祸国殃民，应该是任何人都有体会的。”

    １９９４年红旗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中说：“知识分子在国民历史上的命运始终是坎坷不平的。把知识分子划入剥削阶级是根本错误的。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即使在激烈的阶级关键年代也未曾这么做过。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知识分子没有被看作是一种阶级成分。周恩来在１９５６年１月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曾明确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遗憾的是，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无可争议的领袖，却不时将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受教育经历、思想表现等与他们的阶级属性相混淆，从而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中国共产党在此后２０年中，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持续严重‘左倾’，追根索源，是从不公正对待知识分子开始的。１９５７年反右派运动以后的一年中，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基本矛盾的提法，也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剥削阶级已经基本消灭的提法，转而认为国内仍然存在着两个剥削－－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这两个剥削阶级是在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情况下，以政治思想为标准来确定的，这就为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不断升级，甚至在党内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提供了理论基础。”

    李维汉在《回忆》中说：“这场反右派斗争的后果很严重，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成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据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人。其中，相当多的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全国五十五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

    正是：

        思想、知识最重要，

        出身好坏何足道。

        恩老原是资本家，

        革命理论胜尔曹。

 

 

第八十一回

 

遇家父母被划右派

遇氏子女相继遭殃

 

    相对地说，大右派的境地要比小右派好，如龙云、刘文辉等，他们的生活虽大为降低，但总还可以混得下去。现在要讲一个小右派家庭的一场悲剧。这家的户主名叫遇崇基，是北京水利电力部华北电业局的工程师。他妻子是一家公私合营工厂的私方副厂长。他们有一群孩子，最大的是男孩，叫遇罗克。父母双双被划为右派后，父亲被送往外地去劳改，剩下一家六口全凭母亲每月几十块钱度日。遇罗克在学校中的操行也由年年的“优”突然变成了“中”。

    这一年，中学高考临近，遇罗克知道他的功课不成问题，但他担心家庭问题会影响他的录取。不错，他的确考得很好，但１９６０年夏末发榜时，他的班上只有两人没有被录取，一名是一个曾有盗窃行为的学生，另一位就是功课一直名列前茅的遇罗克。他想当兵卫国，却连体检的资格都没有。家庭出身就像一个魔影，给他带来了无尽的痛苦。痛苦促使他奋力读书，促使他用心思索，促使他寻找真理。他下农村，当工人，做教师，体会着人生的艰辛，观察着社会的实际。出身使他无法得到一个固定的职业。几年中，只有读书给他带来快乐、满足和充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卢梭、黑格尔，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当代的，他无所不读。还自学了两门外语。读书使他善于思考，他厚厚的日记中记满了闪光的思想。从１９６２年起，他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显露出他的才华。

    在姚文元抛出《评‘海瑞罢官’》后，遇罗克先后写了《论‘清官’非‘官’》、《人们需要不需要海瑞－－与姚文元同志商榷》、《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等文章，其中点名批评了姚文元的种种谬论。后来这些文章都成了遇罗克的主要“罪行”。

    他还在日记中批判了陈伯达以吹捧封建帝王的话来颂扬毛主席。他写道：“人民的力量何在呢？陈的这个错误是最起码的。由陈来主编《红旗》，欲不教条，诚大难哉！”他还写道：“号召对毛主席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是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

    他还用鲁迅的笔法写道：“文化革命已闹得不可开交。报上都是工农兵发言。发出来的言又都是一个调门。我设想，这次假使不是反对邓拓，而是反对姚文元，只要报上一说姚文元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工农兵的发言用不着修改，就完全可以用在姚文元的身上了。”他写道：“晚上看到受批判的电影‘红日’。这部电影所以受批判，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些东西是真实的。今天报纸上要求的决不是什么‘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而是要求‘革命的空想主义’。要一切死人活人给我们说假话，欺骗人民。希望现实也去迁就那些假话。

    当北京城内出现了一副有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时，遇罗克更百感交集，不能自已。他如当初的毛泽东写《持久战》一样，彻夜未眠，写了一篇《出身论》，用油印散发，署名是“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其实，这个小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遇罗克。

    他认定，“这副对联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兼容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他主张，“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你真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比正确的吗？那么，你就不应该认为老子的影响比什么都强大。究竟一个人所受的影响是好是坏，只能从实践中检验，这里所说的实践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表现。”他痛斥血统论者说：“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父亲怎样，儿子就怎样，不懂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

    《出身论》一出现，立刻引起广泛的反响，因为它道出了人们敢怒而不敢言的心声。辗转传抄，传遍全国。后来，《出身论》刊载在《中学文革报》上，第一期３万份，一抢而空。重印６万份，又立即售尽。后来遇罗克又写了不少文章，反对现代迷信，抨击毁灭一般文化的倒退行为。他还在私人日记中直接批评了姚文元、陈伯达等人。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４日，中央文革成员、毛泽东的御走狗戚本禹正式提到“《出身论》是反动的，代表了一种反动社会思潮。”于是，遇罗克就被关押了起来。在审讯中，审判员问：“遇罗克，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他回答：“值得，我没有想到一篇《出身论》会影响这么大，全国各地那么多感人肺腑的来信，常使我读着流泪。为了他们，值得一死。”

    １９７０年３月５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在一阵疯狂的口号声中，遇罗克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遇罗克昂然挺立，不肯低头。为了坚持真理，藐视专制，遇罗克就这样威武不屈，壮烈献身。那一年，他才２７岁。

    正是：

        千顷雪原泛夜光，

        诗情人意两茫茫。

        前村无路凭君踏，

        路亦迢迢夜亦长。

    遇罗克入狱后，他的一家人就流落各地，无以为生。父母不得不把妹妹遇罗锦作为牺牲品，嫁给了一位从不相识的贫下中农，交换条件是全家搬到他那里居住，以求活命。遇罗锦在１９８６年到了德国，以下是她写的自述：

    我五岁时，“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展开，我母亲是一个小资本家，被迫天天交代问题，险些自杀。给工人做饭的胡大爷，因不肯检举母亲，被工作队监视，吓得自杀，吊死在一棵大树上。父亲被工作队押到东四蟾宫电影院让群众揭发、批斗。于是被工作队罗织罪名，将父亲判刑四年，缓刑三年。

    十七岁时，各大、中、小学校搞“一切行动军事化”，学校经常做政治报告，搞“先红后专”。我因对这一切反感，又常去图书馆借阅世界文学作品，尤其是西欧各国的文学作品，被学校点名批判，说我走“白专道路”，搞“个人奋斗”，并给我“警告处分”，在工艺美术学校全校公布。

    二十岁时，文化大革命运动掀起，全家七口人，除了年迈的老祖母因重病卧床不起，其余六口，都被关进不同形式的监狱。我从小到大记的二十多本日记，被红卫兵送到我的工作单位玩具六厂，该厂革命委员会从日记中找出六句话：Ａ、对文艺政策要作家写工农兵、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表示不满；Ｂ、对学习雷锋运动不满；Ｃ、对“阶级斗争应年年讲、日日讲”不满；Ｄ、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破四旧”行为不满；Ｅ、对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登上天安门城楼支持红卫兵，表示不满；Ｆ、对林彪不满，说他长得“一脸奸相”。我立即被关禁在厂里，多次被押到大会场进行批斗。后由公安局押到北京市第一监狱。不久，又移至良乡监狱，关押一年后，又押往茶淀清河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玩具六厂将我开除工职。三年期满后被下放到农村进行监督劳动。

    哥哥遇罗克，因多年来“家庭出身”问题，两次考大学，成绩优异，却均不被录取。１９６６年底，他发表了《出身论》，中学文革报报纸为此印发几十万份。１９６７年，他在工作单位北京人民机器厂被关押，后关入北京第一监狱。二年多内，对他非法实行过各种刑罚：背铐、重铐、毒打、拉到北京各大机关学校与其他政治犯一起被推到台上批斗、踢打、舌头被勒住不许出声。１９７０年３月５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哥哥死后，警察来家里要父亲在哥哥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父亲痛不欲生，哭倒在地，警察不耐烦，强行拉过父亲的手，逼他画押，然后扬长而去。

    哥哥的死，给我家带来了更为不利的影响。很快“备战备荒”的口号又在全国贯彻，北京要成为一个“水晶城”，即不许有“牛鬼蛇神”居住在北京。我父母被勒令搬出北京。当时我和两个弟弟所在的农村非常贫穷，干一年也分不到一分钱。整村人常出去讨饭为生。为了全家能聚到一起，有个吃饭的地方，我不得不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去千里之外，落户在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这样才将两个在陕西插队的弟弟的户口迁了过去，父母也可能去投靠我们。当地农村比较富裕，分值较高，全家始能维持生活。此最最苦难不堪忍受的生活，长达１３年之久。不深历其境者，实难体会。

    １９７９年，全国对政治案普遍重审，我的父母多次上诉法院和报社，公安局才重审遇罗克案件。遇罗克案件平反后，虽然上了报纸，却受到了“上边”暗中的批评，认为报刊宣扬得“过分”，并不予追认为烈士，因此我家从未得到过任何烈属的待遇，公安局只给了二千元人民币的抚恤金，算是了结。并且，遇罗克生前的大量笔记、手稿、文章、日记，公安局和法院一丝一毫也没有发还，我父母多次提出，枉然。

    １９７９年４月，我的“日记问题”得到平反，但还留下了尾巴：“有认识问题，当时处理得不妥。”我的二十多本日记，在我多次要求下，一本也不还，却说“烧了”。平反证书也不发，说“谁都不发。”在中国，许多情况是：给你判刑或处分的人，也正是在平反时给你签字的人。

    父亲的“右派及反革命”问题，虽然得到平反，但在结论上仍留有尾巴，并且，工资至今还没有恢复原来的数目。总之，给你平反你就应当感恩不尽，若你“不知趣”，去讲理，只有自己更倒霉。（这时，遇罗锦已与第一任丈夫离婚，并发表了《冬天的童话》，在文艺界取得了一定名声。）

    １９８０年，由于我和第二个丈夫蔡钟掊的思想和观点极为分歧，感情不合，提出离婚，以至引起北京、上海两个刊物公开讨论达一年之久。这种讨论是由不认识你的人向杂志投稿，由杂志社选定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予以发表。讨论没有得到任何结果，两个杂志社的主编却为此受到批评。由于“上边”的压力，我的离婚判决书结论极不公道，对我的人格完全是毁谤。

    最初接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判员党春源先生，仅仅因为认为我“感情不合，应可离婚”，而中级人民法院则认为我“不应离婚”，从而命他停职反省，做检查。他不检查，便强行令他改行。从此，我被法律界权威人士和中国妇女职合会的权威人士，一直当做“没有婚姻道德”的反面人物，在各公开场合对我进行诋毁，而又不给我任何反驳的权利，使我无法正常地生活和工作。

    １９８１年２月，新华社北京分社记者黄智敏先生，未经调查双方当事人，引用片面之辞，别有用心地在只供领导干部阅读的《大参考》上，大肆对我诬蔑诽谤，文章题为《一个堕落的女人》。黄故意将此文复印，四处散发，新闻界文艺界议论纷纷，轰动一时。

    黄文中并将我曾为地下刊物《四五论坛》捐款一事，故意夸大钱数，夸大我和他们的关系，以至给我极大的政治压力，使我几乎无法生存。我曾十多次递交上诉书，并附上所有证明人的第一手材料，告黄智敏诬陷罪，但法院一概置之不理，决不会为一个老百姓去得罪新华社庇护的记者。从此，我感到处处有压力，作品很难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发表。《冬天的童话》曾两次被评选入奖，但又被无端撤了下来。

    我的《春天的童话》于１９８２年第一期《花城》发表，受到官方大肆攻击，我被勒令停职反省，《花城》副主编李士非先生被迫做检查。支持李士非的文学编辑舒大沅先生虽然与发表此文完全没有关系，却和李士非一起被调离了《花城》。许多读者来信来稿支持我的作品，赞扬我的作品，但这些文章却一律不许发表。

    长时间的对我攻击的文章，使我的父母和两个弟弟在人前抬不起头，给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不安。我不敢回家，怕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一家人被恶意攻击的文章弄得惶惶不可终日。母亲原为哥哥的惨死做了一身的病，又因我的事，病情日渐严重。

    １９８２年，我和我的读者吴范军结婚。他在１９５７年正于钢铁学院采矿系读书，因对反右不满，立即被划为右派分子。无论他吃饭、走路、睡觉，都有一帮所谓“进步学生”对他进行围攻甚至拳打脚踢。学校把他这个不认错的“学生右派”看成“反面教员”，不再让他读书，而是每月给他１２元生活费（后长至１８元），整年累月地对他监督劳动，干最苦最累的活。劳动改造达２２年之久。１９７９年予以平反，却分文工资不补。当初定他右派的人，也恰恰是２２年来步步高升而现在为他平反的人。

    到１９８３年，我们结婚的消息，国内仍没有任何报刊敢于报导。这时，云南省一个偏远地区的小刊物《个旧文艺》，其主编为蓝芒先生，也是一名右派分子，刊登了我的文章。这就是写我和吴范军从认识到结婚过程的《求索》。文章发表后，立即惊动了云南省委，于是从云南省委到北京市、人民日报，又一次掀起了一场对我的攻击性的大批判。主编蓝芒先生被迫停职检查。

    紧接着，又来了“反精神污染”，我成了北京市委宣传部第一个点名的被批判对象。我自知难逃此关，只好装病，单位领导请示市委宣传部后，以为我真地病重，这才让我休息。而报纸的大块文章接连出现，我一家人又一次终日惶惶，手足无措。我的母亲便在这期间，又值３月５日哥哥就义纪念日之后，心情沉重，病况加剧，从病倒到入院，仅仅四天便去世了。临死前还在昏迷中喃喃着我的事：“批判．．．怎么了？”。

    总而言之，从我５岁到３８岁， 每一次大小政治运动，不但不能躲过，而且我个人、一家，必深受其害。尽管在这之中，我竟成了“作家”。但这是一条怎么艰难的路！我的路，完全是一条布满荆棘、脚一踩就会流血的路。每向前一步，都要迎着官方劈头盖脑的棍棒，迎着亿万人由于受官方舆论的影响而投来的石块和唾骂。

    最后，由于吴范军不能出国，遇罗锦在德国与一名德国老人结了婚。这又被《光明日报》斥之为“出卖器官”的“国际妓女”。

    遇罗锦到底是一名好女人还是坏女人，这恐怕是没法下定论的问题。但无可争辩的是，她与其他千万青年一样，不过是毛泽东统治下的一名畸形产物。

    正是：

        舆论要公正，

        不能欺小人。

        纵使我有错，

        谁该负责任？

 

 

第八十二回

 

北大学生热情争鸣

林昭烈士惨遭杀害

 

更可怜的是各大学的学生。他们满腔热情，天真无邪，完全相信毛泽东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号召，纷纷为不合理的现象提出意见，言辞比较尖端。结果遭到了不堪设想的惩罚。受害最多的是一贯享有民主先锋声誉的北京大学学生，而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位中文系的高才生林昭小姐。

当时，关于她的悲惨遭遇受到封锁，鲜为人知。直至1981年1月，新华社的穆青、郭达人和陆拂为才作了如下的报导：

张志新被割断喉管送上刑场，已为人所共知。遇罗克的遭遇宛如“一个冬天的童话”，也已家喻户晓。然而，如果翻一翻那地下室里堆积如山的档案，听一听人民群众饱含泪水的诉说，人们还会了解到更多至今仍隐姓埋名的人们可歌可泣的事迹。

在我们熟悉的朋友中就有这样一位同志。这是一个勇敢纯真的南国女性，名叫林昭。由于她不愿意向风靡一时的现代迷信活动屈服，被关进了上海的监牢。但是，她坚持用记日记、写血书等种种形式，表达自己对真理的坚强信念，心甘情愿地戴着“顽固不化”的枷锁，过早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她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我们只知道这样一个消息；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清晨，几个“有关方面”的代表找到了她年迈的母亲，宣告林昭已于四月二十九日被枪决。由于“反革命分子”耗费了一发子弹，她的家属必须交纳五分钱的子弹费。这真是使人毛骨悚然的天下奇闻！在中世纪被判“火刑”烧死的犯人无须交付柴火费，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用“电椅”处死的犯人也从未交过电费，唯有在文革法西斯统治下，人们竟要为自己的死刑付费，这不能不说是又一个“史无前例”的创造发明！

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

2004年5月19日，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在美国之音中广播了她对姐姐的一篇纪念文章：

四十七年前的今天，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学生民主运动在北京大学揭开了序幕，跟随而来的是反右斗争，漫漫岁月，茫茫国土，这一代的悲剧还没有结束，为了忘却的纪念，我仅以千千万万右派中的一个来祭奠死去的姐姐，也希望活着的右派捍卫这种神圣的称号。

今年四月二十九日是我姐姐林昭去世三十六周年，她在一九六八年被枪决时还不到三十六岁，三十六年后在五月二十九日介绍一下她的生平将有特别意义，感谢美国之音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

林昭母亲英勇抗日事迹

林昭原名彭令昭，从小聪明过人，抗日战争时期母亲任抗日游击队上海淞沪三区专员，被日本宪兵司令部逮捕，林昭在上海法院作为人质，她机智灵敏，应付自如，使敌人无计可施，当时她也只是一个七岁的孩子。中学时在苏州她在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大地图书馆工作，一度曾被发展为中学地下党员，一九四九年上了苏州城防指挥部学生黑名单。

一九四九年她在苏州景海女中高中毕业尚未满十七岁，她满怀激情投入新社会、新制度的革命潮流，考入具有干部性质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她不听父母要她考大学的愿意，离开了家，在苏南新专培训毕业后，她即随苏南农村工作团参加了土改，一九五二年她到常州民报工作，担任副刊编辑，她的专栏“斯大林的故事”拥有广大读者和影响，她深入工厂与工人群众结下了浓厚友谊，热情歌颂总路线和社会主义，一九五四年她以江苏省最高考分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由于她古典文学的造诣和写作能力深得北大名教授游国恩等人的赏识，当时她是《北大诗刊》的编辑，也是北大学生综合性刊物《红楼》的编委之一。

五七年反右运动彻底改变了林昭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彻底改变了林昭的思想、生活和命运。在北大这知识分子菁华汇集之地，这中华民族文化和革命的摇篮，五一九学生民主运动是对整风运动“大鸣大放”自发、直接的反应，当沈泽宜、张元勋贴出了第一张帮党整风的大字报长诗《是时候了》，所谓左派们群起而攻之，林昭反驳左派对他们的攻击，她在北大“自由论坛”上提出了“组织性和良心的矛盾”，她为所谓学生反动刊物“广场”写稿，甚至被认为是幕后策划者，在北大反右派第二个高潮中被定为右派，被判劳动教养三年。因她体弱多病，经常咯血遂留在北大苗圃劳动，一九五八年北大新闻专业合并到人民大学新闻系时，林昭和刘少奇前夫人王前和另一个青年右派甘粹同在人大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一九五九年底她因咯血加重，经人大校长批准由母亲带回到上海养病。

一九五八年在北京时经人介绍，林昭认识了兰州大学右派张春元，他与另一个右派顾雁六○年和林昭在上海联系并商讨编一以《星火》名的杂志，林昭的《海鸥之歌》和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之日》都曾发表在《星火》上。

一九六○十月二十四日林昭以反革命罪在苏州被捕，一个月不到我父亲自杀身亡，他一直认为林昭是我们家里是“进步”的，她的逮捕使父亲绝望地觉得“我们家全完了”。

林昭与星火杂志及难友黄政

林照逮捕入狱曾关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静安分局和提篮桥上海市监狱，但没有起诉也没有判决。一九六二年三月林昭保外就医，在这一时期她曾讲了一些狱中情况包括反铐一百八十天等惨酷非人道的待遇，但我们都不忍心听下去，她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会后悔的，丧失了一个机会了解二十世纪最残酷的制度”。

在保外期间林昭写了一封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在信中她自称是右派群体的一份子，对反右斗争宣称“要以最后一息献给战斗”并谴责政府镇压反革命。她说“极权政治本身的残暴和不义使一切反抗它的人成为正义而光荣的战士。”

在这一时期林昭在苏州遇上右派份子黄政，起草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的计划，六二年九月林昭在上海淮海路想把“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和另外几篇文章交一外国侨民带往国外发表，同年十一月林昭再次被捕，直到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林昭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在狱中她先后三次给“人民日报”上书、写血书、绝食抗议，在狱中高呼口号，“所谓煽动在押犯人暴动”，并为了“思想日记”“牢狱之花”一百多篇、“提篮桥的黎明”和给母亲的信等等。她所遭受的非人待遇罄竹难书，令人发指，今天没有时间多讲，即使在我所存有的极小部份她的狱中手稿中也能略知专制制度残忍之万一（这是她狱中亲笔手稿给“人民日报”第三次上书的第一页），她的专案材料有一房间，她的档案包括她的作品至少有四大箱，据说是属于要封存五十年的绝密。

林昭档案作为绝密堆满一房间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林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据后来了解，林昭当时是直接从监狱医院病床上拉去执行的，这里不赘述。当时我们已有五年左右没有她的消息，没有信也没有接见或遗物通知。六八年五月一日上海公安局人员来我家叫我母亲名字然后很简单地讲“付五分子弹费”，我很镇静地给了他，母亲起先尚未意识到，随即昏倒在地，这是极权专制制度给死刑犯家属的一种特殊通知！

一九八○年八月上海高级人民法院覆查以精神病为由对林昭宣告无罪，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新华社记者在打倒四人帮的文章“历史审判”中有一段关于林昭及五分子弹费的报导，一九八一年三月上海《民主与法制》上发表了陈伟斯的《林昭之死》，他曾去静安区法院看过一些林昭那一房间的档案。最后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上海高级人民法院覆判宣告林昭无罪。

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到一九五七年的五一九学生民主运动，到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在这七十年中代表了不同时代学生对民主自由的渴望和追求，对民主制度来讲，民主、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对专制极权政治来讲，争取民主，自由的代价是彻底地剥夺自由、鲜血和生命。

林昭的精神：青春热情勇敢

林昭到底代表什么精神？她代表朝气蓬勃的青年，热情勇敢，愿为理想献出青春、鲜血和生命，勇于接受新事物，勇于改正错误，义无反顾；她代表右派份子，忠于她的信念、热爱她的信仰、有思想、有远见、有才能、有智慧，希望用自己的创见去修正错误，缔造一个较完美的社会；她代表极权统治下被历史误读的“反革命份子”。她几次三番上书人民日报，编写刊物，以她认为正规途径提出不同政见。在专制制度下任何学生或非学生的反革命组织是不能与独裁政府的国家机器相抗衡的，正因为独裁政府制度和独裁者都具有一种不安全感导致他们病态的恐惧和妄想症，才把许多持不同政见者称为反革命，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她代表中国知识份子的精髓，敢想、敢说、敢于反潮流，敢于以一切可能方式与极权专政斗争到底，在历史上不太多的中国知识份子能做到这一点；她代表新闻工作者的道德和良心，她体现了新闻工作者的天职，忠于真理，明辨是非，不偏不倚，清晰地分析现状，原则不作交易；她也代表了一个有人性有人格的正直的人，热爱生命，热爱真理，热爱人民，热爱自由；同时她也是一个反对个人迷信的先驱者。

在主动和被动地沉默了这么许多年后，我要讲些我的想法。

许多五四运动参加者镇压了五一九学生民主运动，一九五七年五一九运动受害者——右派份子，虽然百分之九十以上在二十二年后得到平反改正，但平反后他们仍属脱帽右派，在许多地方永世不得翻身，更不要提这些年青人在二十二年中所遭受的摧残、违反人性残忍惨酷的生活。在连累几族的情况下，他们的家属亲人也同样被剥夺了一切人的权利，过着痛苦的生活。我不知道官方统计的五十五万右派中有多少是被枪决、被折磨而死，冤沉海底死于非命的。这是二十世纪最残酷镇压迫害知识份子的暴行，比六四光天化日之下枪杀学生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再找不到右派那样的优秀儿女

反右派运动需要彻底否定，不要再昧着良心讲反右派运动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在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有多少伟大、光荣、正确的政治运动，历史会给我们答案，没有反右就没有文革，也可能没有六四。反对个人迷信，反对独裁专制制度，反对一党专政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中国也不例外，即使现在上海高楼大厦矗立，一派欣欣向荣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假性繁荣，民主之神你再也找不到一个像当年右派份子那样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热爱自由、热爱共产党的优秀儿女了，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全世界民主制度的统治者和政府，谁敢于正视现实改变现状。重新考虑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彻底变革，你们将青史留名，使子孙万代繁荣昌盛。

在这二十世纪的曙光中，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宪政和法治是新世纪的趋向，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个人自由是每一个人应具有的天赋权利，政治民主和个人自由将成为二十一世纪全球性运动的主题，支配整个政治思想意识形态体系。

最后，我姐姐死去三十六年来，今天我第一次较自由地叙述她的故事，但无物相祭，这是我二十几年前填的一阙词祭奠故人，最近重新腾写，虽书法难比往日，只是以心香一瓣悼念我的姐姐林昭——一个右派份子，一个反对个人迷信的先驱者。

这么许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向姐姐告别过，今天是一个机会，林昭比我更喜欢热闹，她一定会很高兴我在这么许多人面前向她告别。姐姐再见！现在中国还是晚上，晚安，林昭！谢谢！

林昭在被害前曾留下不少血书，选刊如下：

我经历了地狱中最最恐怖最最血腥的地方，我经历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的更惨痛的死亡。

青少年时代思想左倾那毕竟是初认识问题，既然从那臭名远扬反右运动以来，我已日益看穿了那伪善画皮下狰狞的罗刹鬼脸，则我断然不能允许我堕落为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

长期以来，当然是为了更有利于维持你们的极权统治与愚民政策，也是出于严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双重影响下的深刻奴性，你们把毛泽东当作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竭尽一切努力在室内外将他加以神化，运用了一切美好词藻的总汇与正确概念的集合，把他装扮成仿佛是独一无二的偶像，扶植人们对他的个人迷信。（林昭狱中上人民日报书）

每当想起那惨烈的一九五七年，我就会痛彻心腹不自自主地痉挛起来。真的，甚至听到看到或提到那个年份，都会使我条件反射似的感到剧痛，这是一个染满中国知识份子和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假如说在此之前处于暴政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气地流露，那么在此之后确实是几乎被摧残殆尽了。

每当我沉痛悲愤地想到，那些自称为镇压机关或镇压工具的东西正在怎样的受难，想到这荒谬的情况和延续是如何断送民族的正气和增长著人类的不安，更如何玷污著祖国的名字而加剧时代的动荡，这个年轻人还能不急躁吗？

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这样一种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办法，使它在血泊之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得太少了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浓厚的中世纪遣址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诉说流血呢？

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不知玩出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无论我在绝食中，还是在胃炎发病，疼得死去活来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月经期间，不仅从来未为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来没有减轻，比如两副镣铐中暂除提掉一副。

这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著我们的善良，单纯的心与热烈激烈的气质，加以煽动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到现实地荒谬残酷，开始要求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痛无己的迫害与折磨和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污秽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这怎么不是血呢？

恶不能辍，愤不能说；

节不允改，志不可夺；

书愤沥血，明志绝粒；

此身似絮，此心似铁；

自由无价，生命有涯；

宁为玉碎，以殉中华。

评论家傅国涌把林昭称为“中华民族的自由女神”他写道：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年代，林昭用生命实践了她对自己的追求和对人尊严的维护。她是我们民族的自由女神，虽死犹生。

我深深地感受到她才是二十世纪后半叶本民族最优秀的知识份子。她坚决不向极权、暴政低头，以生命反抗极权、暴政，被虐杀的命运便已注定。但她以自己肉体的死赢得了精神的生，她身上有一股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路以抗衡一切绝对无情、武装到牙齿的世俗力量，尽管世俗的专横力量可以像捏死蚂蚁一样，毁灭她三十六岁年轻的身体，还要无耻地向她的母亲、家人收取五分钱的子弹费，但她的精神依然挺立在历史的天幕下，随著时光的流逝，日益显示出她的人格力量的强大，让我们这个卑微的民族看到最后一线希望。

林昭的思想超过顾准

如今，她的大部份血写的文稿还存封在专政机关的档案里，仅凭纪录片摘录的片言只语、零星的文字，我敢说她的思想不仅足以与比她晚了将近十年才觉醒的顾准相媲美，不少方面甚至超过了顾准。如果说她在一九五七年的北大校校里公开提出“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时，她对这个制度、对那个时代的认识还是朦胧、模糊的，那么在六十年代初，当她身陷囹圄，遭受种种世人难以想象的迫害、摧残时，她对自由的理解、他对奴役制度的思考等等，几乎都达到了与我们现在一致的水平：“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满的自由。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即使奴役他人的人也同样不得自由。当我们深受暴政的奴役，我们不愿做奴隶的同时，我们自身作为反抗者，但我们不能建立新的形式的奴役制度。”

在四十年前的暗夜里，她在弥漫著血腥气的牢狱中竟然提出 这些超越整个时代的观点，无疑是石破天惊的。即便到了今天，她昔日的同伴、她的同学也鲜有人达到这样的认识高度。相反，其中还不乏这样的人，他们对自己肉身的苟全津津乐道，打心眼里漠视林昭付出的牺牲，并为自己的幸存而窃喜。

一九五七年之前的林昭，虽然富有才华，善良、正直，但她的思想与她的同时代人并无太大的差距。但反右运动的发生改变了一切，她把一九五七年称为“一个染满中国知识界和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自那以后，她就“日益看穿了那么伪善画皮下狰狞的罗罹刹鬼脸”，所以她“断然不能容许自己堕落到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她是北大右派学生中唯一拒绝检讨的一个，在整个“青春代”乃至所有人都停止了思想的年代，她四十年前就已一眼洞穿“披著洋袍的真命天子”不过是神化政治、个人迷信的产物。

正是：

血染芳华，恩情已断何心报！

浮生尝透梦魂残，愁泣霜枝傲。

千古空名焕耀，

几人留，山河共呆！

曲终还散，泪墨尘埃，神嗟天笑！

（以上为林昭妹妹所填的悼词）

 

 

第八十三回

 

毛泽东狠批邓子恢

大独裁初辱周恩来

 

    马克思写《资本论》是在他精密地研究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后才能完成的。资料显明，毛泽东从来没有对西方经济学作过任何系统的研究，而他又不甘心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于是独创了他自己的“大跃进”经济学。这是一种无视经济规律的经济学，结果是把新中国的经济带到了崩溃的边缘。若没有邓小平的拨乱反正 ，今天的中国恐怕早已成了第二个非洲。

    根据薄一波的分析，毛泽东的经济狂发轫于对邓子恢的批判。１８９６年８月１７日，邓子恢生于福建省龙岩县，早年曾留学日本，１９２５年参加革命，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闽西特委书记、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兼财政部长，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在建国后，他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他可以说是农村工作的专家。

    本来，在建国的头四五年中，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工农业生产高速地健康发展，经济效益良好；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长足进步；整个社会安定团结，形成了革命的、朝气蓬勃的精神道德风尚。新中国完全以一种新的制度、新的形象、新的力量出现在世界的东方。全世界人士为之赞叹。常言道：胜利冲昏头脑。伟大如毛泽东者，竟也未能跳出这个咒语。

    中国农民在土改后，生产积极性高涨。纷纷成立合作社。中央原有规定，合作社必须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但有些地方干部却采用强制手段，盲目发展合作社，引起了反作用。其中特别以浙江为最突出。作为农村工作部长的邓子恢乃给浙江省委发了如下的电报：“据已知材料，你省农村紧张情况仍在延续与发展着，农民生产情绪很不稳定，除粮食工作之外，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过猛，步子迈得过大过急（由千分之六发展到百分之三十多），也是促成紧张的重要因素之一。据此，特建议你们对合作社数量分别地区实行压缩，有条件巩固的必须?加以巩固，无条件巩固的，应主动有领导地转回互助组或单干经营，能够巩固多少算多少，不要勉强维持虚假成绩。”

    邓子恢认为：“中国小农经济上千年历史，个体变集体，小生产变为大生产，决非朝呼夕至之事”，“我们同志们都是吃公粮的，不晓得农民是吃私粮，一定要算账的，吃亏的事他决不会干。强制办社，绝对没有好结果。打土豪可以不算细账，办合作社则不同，一要大家个人有利，二要成员之间彼此互利，农民把全部生计交社长统管，能放心吗”，“第一批社一定要办好，要使社员收入超过中农水平，才有吸引力”。

    毛泽东对邓子恢的见解大不以为然。他把邓叫去，作了一次谈话，但邓不是一个低三下四的人，他仍坚持他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毛事后说，“邓子恢思想不通，要用大炮轰。”

    １９５５年７月３１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在全国的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但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他们被胜利吓昏了头脑。他们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少数的人打主意。”

    １９５５年１０月，毛泽东又说：“过去，邓子恢同志有过依靠商人（就是依靠资产阶级）和‘四大自由’这种纲领性的提法，那是错误的。确实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资本主义性质的纲领，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纲领。”邓子恢从此就被人们讥为“小脚女人”。

    在强大压力之下，邓子恢不得不作了检讨。这样，中国的农村合作化就在毛泽东命令下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全部完成了。同时，也为后来的“人民公社”运动打下了基础。

    ６０年代初，中国农村陷入困境，邓子恢亲往各地作调查研究。他发现广西龙胜的“包产到户”和安徽的“责任田”办法效果良好。他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刘少奇、陈云表示认可。邓小平更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不管它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于是他就到中央党校等场合宣讲“包产到户”的好处。有的同志好心劝他等老毛表态后再说不迟。他回答说：“怕什么，不能为了保乌纱帽，不顾农民死活。为了个人得失而不顾群众的利益，那还算是共产党员吗？”

    １９６２年７月底，邓子恢往北戴河向毛泽东推蔫“包产到户”，毛泽东不同意他的论点，说：“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还要试验吗？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二年不要，一年就会两极分化，就会有人雇工，讨小老婆。你怎么动摇起来了？”于是，在接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就掀起了批邓风，特别起劲的是华东局书记柯庆施，他大骂安徽“责任田”是搞单干，是资本主义复辟。中央农村工作部也因之而宣布撤销。邓子恢也从此背上老“右”之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１９９３年，方毅写文章评论道：“邓子恢同志在６０年代提倡的生产责任制，主张将适合集体干的农活由集体去干，适合各户干的农活分户去干，并且都对最终产量负责。可以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农业方面，邓子恢是先行的探索者。邓子恢同志提出农业实行生产责任制，是基于他几十年做农村工作的深厚根底，依靠他历来具有的不唯上、不唯书、而唯实的精神和坚持真理的勇气。”

    正是：

        坚持真理邓子恢，

        敢与老毛争是非。

        纵然留得英名在，

        命断冤魂唤不回。

    接着邓子恢的“责任田”检讨又来了一个周恩来的“反冒进”检讨。这事始于１９５６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本来规定，５年内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６９４个，建成的４５５个；１９５６年初的全建设会议将建设项目追加到７４５个，建成项目追加到４７７个；后来又将前者增加到８００个，后者增加到５００个。周恩来觉得不妥，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周恩来的这些话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１９５８年毛在杭州会议上从治淮工程谈起，认为安徽人民１９５７年一个冬季就搞了１６亿土方，超过了过去７年的土方数量，说明原来的计划低了，保守了，应该批评右倾保守。他还点了周恩来的名。同年１月中旬，毛在南宁会议上更进一步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６亿人泄了气不得了。”

    毛泽东非常欣赏以吹拍见长的上海市长柯庆施，这位先生曾公然扬言：“要相信毛主席到迷信的程度，要服从毛主席到盲从的程度。”毛泽东在会上拿出了柯的文章《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并当众人之面，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无可奈何地回答：“我写不出来。”毛又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毛泽东还警告反冒进的人说：“你们跟右派相距不远了，可能只有５０米。”

    薄一波在回顾中这样评论道：这次批评反冒进，历时半年多之久，其影响所及，在党内政治史上是一件很不小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一种标志，它标志着建国以后党内的民主生活开始由正常或比较正常向不正常转变幸晃煌舅担蠉宁会议前后，党内气氛逐渐紧张了。毛主席有些高居政治局之上了，已很难像以往那样经常同政治局的同志坐在一起平等地商讨问题，党内的生活开始不正常了。我同意这种看法。我想，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分析：一是，这场对反冒进的批评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主持的，被批评的是在中央和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批评者言词猛烈，且有痛快淋漓之势，而被批评者却几乎没有可能进行说明和申述，只能一个劲地做自我批评，包括不得不发一些违心之论。二是，毛主席的一系列批评，上纲过高，又是“右倾保守”，又是“像蜗牛一样爬行”，又是“跟右派相距不远了”等等。这种不适当的批评方式，使得被批评者欲辩不能，造成党内生活中的“一言堂”，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讨论问题。三是，对反冒进的激烈批评，助长了“左”的思想的发展，为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发动起了清道作用。总之，对反冒进的批评，可以说是“未收其功，先储其弊”。

    周恩来痛苦地作了如下的检讨：“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中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２０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

    “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１９５６年１１月八届二中全会的发言中间。当时，我对于１９５６年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困难，做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是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扩大化，肯定１９５６年的年度计划‘冒了’，并且提出１９５７年适当收缩建设规模的意见。就在这次全会上，毛主席最后讲话，坚定地肯定了１９５６年的建设成绩是主要的，不要泼冷水，不要‘促退会’。这样，才扭转了形势，使１９５７年的生产和建设计划，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

    “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表现为教条主义。思想方法上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的错误。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总方针。”

关于周恩来准备检讨的经过，当时任秘书的范若愚有这样的一段回忆：

    “１９５８年，在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对我说，回到北京以后，要起草一个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回到北京以后，我就到总理办公室宿舍去住，听候周恩来同志给我布置工作。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做‘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他说，过去起草文件，是由他先谈内容，由我记录下来整理成书面材料。这次发言，不能像过去那样，因为这是我自己的检讨发言。只能由他讲一句，我记一句。在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但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来了电话。陈云同志讲什么，我只听到一两句，总理的话我当然听清了。打完电话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当的词句来表达他想说的话。”

    当时的情况，毛泽东是有以柯庆施代替周恩来为总理的设想的。虽然没有正式提出来，但是以周恩来的敏锐，当然是感觉到的。周恩来的襟怀是从不计较个人的上下得失。作为人民政府的总理，周恩来觉得应当向人民负责。总理是由主席提名经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既然自己被认为是错误的，他可以不再当总理。但如果他直截地提出辞职，容易被误解为进一步顶抗，因此，在１９５８年６月９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委婉地提出说，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但是此后，周恩来独立发表意见就比较少了。

    正是：

        正确当作错误批，

        逼得总理无回旋。

        只能违心作检讨，

        党内从此尽唯唯。

 

 

第八十四回

 

毛泽东创造名词“大跃进”

人民报编报粮食“大高产”

 

    上面曾经指出过，毛泽东一贯爱玩弄词汇，以词汇来进行他的阶级斗争。他为对手赠送丑名词以丑化之，为自己戴上美名词以美化之。譬如，他说：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反冒进则是马克思主义的；责任田是封建主义的，反责任田则是社会主义的。在取得对反冒进的胜利后，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５月２６日致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信中说：“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了，不好反了。要反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

    １９５８年发动“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毛泽东听说山东大山农业合作社，因为深翻土地增产，“不多不少，增产百分之百“，就鼓励各省同志搞深翻。他对湖南同志说：“深翻换土，大有味道，宁可一亩地花一百个工、几百个工也要干”；又对陕西同志说：“订个五年计划，用人海战术，把耕地全部翻一遍。”河南省长葛县县委书记在八大二次会议介绍深翻地的经验，说他们县到１９５８年４月底，３３万亩早秋地都深翻了一遍，深度在１.５尺左右，据他说，土地经过深翻，可以充分发挥水、肥的效能，使产量增加百分之几十以至一倍 、几倍。毛泽东马上号召全国推广葛县的经验。农业部就在葛县召开现场会议，决定大干一场，要把全国所有耕地深翻一遍。

    毛泽东又发现南方某些高产地区水稻每亩植３万蔸，就号召各地根据不同情况合理密植。他还亲自算了一笔细账：三万蔸共插多少根秧，共发多少根苗，共长多少谷穗，共结多少粒谷子计算结果，每亩可产８２０斤。于是全国就大搞深耕和密植。各地不断放出了“高产卫星”。

    ６月８日，报纸率先报道河南省遂平县放出亩产小麦２１０５斤的“卫星”；６月２６日，又报道了江西贵溪县水稻亩产２３４０斤的“卫星”。随后，“卫星”越放越大。小麦“卫星”亩产最高的，为９月２２日《人民日报》报道的青海蹇什克农场亩产８５８５斤；水稻“卫星”亩产最高的，为《人民日报》９月１８日报道的广西环江县红旗农业社亩产１３４３４斤。除了水稻和小麦“卫星”外，《人民日报》还连续发表了玉米、高粱、南瓜、苹果等等各种作物的高产“元帅”。

    ７月２３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我国农业发展速度已经进入一个“由渐进到跃进的阶段”，“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来。”８月３日，《人民日报》又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通栏标题，报道山东寿张县的万斤田。文章说：那里一亩要产５万斤红薯，“提５０００斤指标的已经很少了，至于亩产１０００－２０００斤，根本没人提了。”

    ９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徐水人民公社颂》一文 ，其中几段如下：

    那里是已经电气化的村子。沼气试验场里也就有电灯设备。试验场边还正在修建一个水塔准备以后给这里做人工降雨。现在试验场还翻了一亩地准备种冬小麦，由于我曾与刘廷奎（公社书记）谈过小麦的事，他也就那一亩地眯着眼儿笑问我：“你猜这亩小麦要搞多少万斤？”

    “八万？”我反问着。这是我听说过的最高的数字。

    “嘻嘻”，刘廷奎用巴掌捂着嘴唇，悄悄笑道：“我跟你坦白了吧，这搞的是１２万斤！”他告诉我说，现在是在让伏天的太阳照晒翻开的土，然后深掘七尺，把地下的红土层翻上来同好土和匀；施底肥３０万斤；种籽先进行人工培育，刚出芽的工夫播下；土地叠成堆形，利用沼气养育；人工降雨浇灌，用最好的化肥分批追补；播籽一千斤，每平方公分一粒；每棵长八十粒小麦，就是亩产１２万斤。

    最后回到大寺各庄，回到那儿的七亩棉花地。每亩４千棵，平均高６尺，谁看了都说那是棉花树。每棵平均果枝２５个，成铃４０个，花蕾４５个；成铃最多的已达一棵１１０个，眼前的情况就可亩产皮棉近２千斤。但人们还要棉棵长到８尺高，叫每棵长１２０个棉铃，以保证亩产５千斤皮棉。

    所有这些将要发射的高产卫星，和徐水的大面积丰产田连成一气，要把这儿的粮食亩产从去年的２１４斤提高到今年的２０００斤。徐水的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将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身为共产党喉舌的《人民日报》竟成天累月地发表这一类“大跃进”的天方夜谈。但这却很中毛泽东之意。毛对此很为高兴，并对来访的苏共书记赫鲁晓夫说：“１９４９年中国解放，我是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正是：

        死几十万我不愉快，

        死几百万我不愉快，

        只有死几千万，

        我才真愉快。

    １９８５年，前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发表了他的回忆录说：“１９５９年１月，我带了几名同志到河南，去看望我们下放在那里的干部。到郑州后，在省委招待所住了几天，许多老同志听说我来了，就到招待所看我，闲谈中他们向我反映了下面的一些弄虚作假的情况，其中有密县人民粮食不够吃，普遍发生浮肿病，饿死了人。我听了感到十分震惊。那时，河南省党代表大会刚开过省委把大会的简报和发言送了我一全份。放在最上面的一份，就是我第二天要去的那个县的县委书记在省代会上的发言记录。我高兴地立即取下阅读了一遍。其中有这样的一些精彩句子：“不虚报，就不能鼓足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如此等等。当时看了，心中十分纳闷，不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第二天，省委派了一名干部送我到登封县。我召集下放干部开会，我们的干部发言情绪很高，尽说些无足轻重、不关痛痒的话，我还是不了解这是怎么回事。可是到了深夜，我们的干部来找我了，反映了他们几个月来所看到的真实情况。他们所看到的和报纸上所宣传的，完全是两回事。举例说吧，有两位同志反映，他们所在的城关公社，社长的娘来找儿子要粮吃，儿子没有，他娘只好哭着回去了。有粮，娘总要给一点罢，但是他没有粮，给什么呢！报了千斤省的地方，怎么刚秋收后不久，就没有饭吃了？

    “河南省平西县某公社放小麦卫星，‘小麦亩产７３２０斤’。这个公社的党委书记还被北京某高级理论机关的负责人聘请到北京给科学界作报告，后来这篇报告竟在一个科学刊物《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发表，作者捏造了许多根据和理论，把虚构的‘７３２０’说成是真实的。

    “某县城关公社有个公社干部，很有一套弄虚作假的本领。上边来人检查粮食，她领着这些人在夜间去看仓库，先从前门进去，一看有许多粮食，出了门，在街上转了几个圈，又领着他们从后门进去，一看，也有粮食，实际上还是原来那一堆，而且下面都是草垫起来的。

    “有一个生产大队的书记，以亩产玉米一万斤的‘成绩’，来北京参加劳模大会。社员说，没有那么多呀，这不是实事求是。书记说，算了，这一次就是这样吧，下一次再实事求是，于是他就带着这个亩产万斤玉米的‘大成绩’，来北京参加了劳模大会，终于取得了‘劳模英雄’的光荣称号，衣锦还乡。还有一个地方，什么设备也没有，竟然一天一夜炼出１３０吨钢，登在《人民日报》上。如此等等，几天也说不完，这就是大跃进年代号称全国第一的千斤省的人民生活的真实情况。其他同志也向我反映了许许多多他们亲眼看到的浮夸虚报、弄?虚作假的稀奇古怪的事情。我听了不胜惊异。《聊斋．考城隍》中有几句话：‘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我当时不禁慨叹地续了两句：‘有作假，当如之何？’

    “在河南短短一个多月的日子里，真是让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学到了不少东西。当然，这也深深地引起了我的忧虑和思考。”

    正是：

        哲学大师杨献珍，

        胆敢戳穿肥皂泡。

        惹得老毛怒气发，

        马上摘你乌纱帽。

 

 

第八十五回

 

人民公社举办公共食堂

全民炼钢尽毁绿山密林

 

    除了“大跃进”以外，毛泽东又起用了一个新名词：人民公社。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会议做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这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它规定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最后还指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当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党向人民发出了号召，人民立即照办。运动从７月开始，到９月底，全国有２７个省、市、区１００％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年底，全国原有的７４万个农业合作社改组成为２．６万个人民公社，全国农户的９９％加入了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优点，毛泽东解释为“一大二公”。“大，就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养牲畜取消，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搞农业工厂，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制度。”９月３日，《人民日报》社论更进一步说明道：“人民公社的基本特点，一是大，就是公社的规模大，人多地多，便于进行大规模的综合性的生产建设。不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而且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目前已经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一般说是万人社以至万户社，人多力量大，过去小社办不到或者不容易办好的许多事情，例如中型水利工程、较大规模的道路和住宅建设、中等学校的兴办等，现在公社都可以大办特办了。所谓公，就是人民公社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社会主义化，更加集体化。因此，人民公社是我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过渡至共产主义的最适当的组织形式，它将像从前许多卓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直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预料过的一样，发展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当时，山东范县的第一书记宣布范县可于两年内进入共产主义，他说：“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毛泽东对此批曰：“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仓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

    人民公社中最令人心醉的一幕是公共食堂。一夜之间，千年来农民所使用的家庭铁锅都被搜去作炼钢之用，男女老老少少，一起到公共食堂吃饭，“放开肚皮吃饭”，“吃饭不要钱”等口号都叫了出来。这是一次真正的吃大锅饭。薄一波在回忆中说：“当时甘肃省的省委书记告诉我，有的干部看到过路的人走远了，还强拉他回来，说天晚了还不吃饭，反正不要钱，非要他吃不行。”

    毛泽东对这股共产风很为欣赏。他说：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还存在。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８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军民打成一片，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过去实行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２２年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社会主义不行呢？恢复供给制好像是“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要把６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人民公社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不要计件工资，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的萌芽，是资产阶级法权的破坏。希望大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吹一下，把实际中的共产主义道德因素在增长的情况也吹一下。

    《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公共食堂前途无量》一文，论证了组织公共食堂的必要性，批驳了公共食堂“办不得”的观点。它说：“公共食堂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有党和人民的爱护和支持，它绝不是一阵风吹起来的，也不是一阵风吹得散的。在现阶段，它们将大大有助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而在将来，在我国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候，正如列宁所说，这些幼芽必将‘茁壮地成长起来，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

    但小农的只讲实利的思想是难以消除的。在一切归公的口号下，他们完全丧失了生产的积极性。全国农业生产急遽下降。 在最初阶段，公共食堂还可有粮供应。但没有到一年，情况就不同了。公共食堂真正地到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１９５９年底，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组织了一个调查团到富春江一带农村作调查。以下是该团成员的一个报告：“我们到了环二大队，由于口粮短缺，男女老少一致反映饥饿使他们无法生产。我们进村后，逐步串连访问，相迎的每张脸，几乎都是两腮塌陷，眼大无神，接着便是一阵阵诉苦或哀号；看看他们的家里，不仅生产资料所剩无几，就是生活资料也当卖一空，有的床上仅有一床破被甚至是一张草席。我们走访一处，不知要流上多少眼泪。田家英告诉我，他走过多少农村，这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惨相，像遭过一场洗劫后的情景。在这个大队里不仅没有看到耕畜，而且全队没有一只家禽。当食堂开饭的时候，人们眼巴巴盯着的是大锅里的稀粥，因为每人每天平均只有４两或３两米。当调查团的同志们端起自己的稀粥时，一口也吃不进去，并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而是在我们面前一群孩子正伸出他们的空碗，你怎能咽得下。只好把粥分到这些空碗里。大锅无法填饱群众的肚子，不少人靠作绿肥用的红花充饥。这个队，群众的生活是这样情况，可以想像它的生产难以为继。生产队长是个老实农民，他虽然每天照例喊?人、派活，但响应者寥寥无几，因为主要劳动力已经弃家外出谋生。”

    “公社化后，崇义公社和全国其它公社一样，迅速办起了公共食堂。田家英经常在公共食堂内外询问着、观察着、忖度着。而且常常和农民吃同样的饭。有一天，陈鸭子的老伴儿陈大娘从家里来到公共食堂，好不容易打了全家人的稀饭，颤颤巍巍地走出食堂，脚一发软便跌倒在台阶上，稀饭泼了一地。陈大娘一阵心酸，一阵抽泣。几口人空着肚皮在家等着喝稀饭，这怎得了啊！田家英连忙上去安慰说：‘不要紧，另外去打饭就是了。’陈大娘哭丧着脸说：‘另外打?咋个能够另外打嘛！’田家英掏出自己的５斤粮票，要陈大娘到食堂去称米。公共食堂哪里还有米！陈大娘几经犹豫，最后还是只有交出比黄金还宝贵的５斤粮票，称了连麸面。看到这一切，田家英抑制不住心头的酸痛，流下了眼泪。”

    这儿要顺便提一下，田家英后来因为支持“责任田”，受到毛泽东的冷落，还受到陈伯达的落井下石，不得不自杀以明志。

    在大办公共食堂的同时，还展开了全民炼钢的运动。薄一波在回忆中说：“１９５８年６、７月间，毛主席对我说，现在农业已经有办法了，办法就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我现在就是要拿农业来压工业，农业问题解决了，你们工业怎么办？毛主席的意思，是要我把１９５７年提出的赶上英国的最高年产量２２００万吨的口号具体化。我没有多加思索，就回答：那工业就是‘以钢为纲’带动一切吧。毛主席说，对，很对！于是就把这个口号拿出来了。事实证明，我的这个建议是错误的。”

    随着“大跃进”运动的掀起，毛泽东把中国“超英赶美”的时间不断缩短。１９５７年１２月，毛泽东设想在今后１５年之内，只是赶上和超过英国，５０年以后才赶上美国。到１９５８年５月八大二次会议时，他却认为超过英国７年就够了，随后又缩短到５年和２年，赶上美国也只需要１５年。超英赶美的一项重要指标，是钢产量的不断提高。超英赶美的时间不断缩短，钢产量指标也被不断刷新。１９５８年１月南宁会议时确定１９５８年钢产量为６２０万吨。３月成都会议时，提高到了７００万吨。６月时，又提高到了８２０万吨。６月１９日，毛泽东对薄一波说：“干脆一点吧，争取１９５８年的钢产量翻一番，搞１１００万吨。”６月２１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３年基本上赶过英国，１０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于是，“纲举目张”的口号，振响了全国。全国人民乘着农业大跃进的势头，几千万人一哄而上，砍树挖煤，找矿炼铁，掀起了全民大办钢铁运动。７月底，全国用在钢铁战线上的劳动力仅几十万人，８月底，增至几百万人，９月底，增至５千万人，１９５８年年底，参加大炼钢铁的男女老幼已达９千万人。７月间，全国农村城镇新建的小土高炉、小土焦炉为３万多座，８月增至１７万多座，９月增至６０万座，１０月更猛增至１００万座。

    农村炼钢最为出奇。比如说小高炉，大都是先做一个直径大约２０厘米高４０厘米的试管形坩埚，装一层焦煤，装一层生铁碎块，直至装满。点火后浓烟滚滚，特别在夜间，慰为壮观。生铁来自社员家中的生铁制品，如铁锅、炉子、生铁盆以及部分生产队的水车架等。搜罗到生铁后，派专人用锤子砸碎，以供小高炉使用。所谓小高炉，就是在地上挖几条沟，填上木料、煤炭，再把装好的坩埚堆起来，用泥封好。在高炉熄火后，用脚一蹬完事。所以人们称之为“一脚蹬”。蹬倒后的生铁、煤炭、泥土，即用小车推走，根本没有质量检查。

    所谓“炒钢”，就是用土坯垒一个水缸形的炉子，这样的炉子每天要耗费大量木材，开始用公社的树木，后来又到处到深山斫伐森林，使好多绿山变成了秃山。造成了无可挽救的环境破坏。其流毒至今未能补救。

    有一位外国游客描写他目睹的情景说：“我们穿过稻田来到一个村庄，这里已草草建成４个奇形怪状土制鼓风炉，人们有的用筐抬矿石，有的给炉子添火，有的驱赶着牛车，有的倾倒白色热金属的大锅，有的来回晃动观察炉子－－不过，在我看来，从炉底掏出来的成品和从炉顶倒进去的原料完全一个样子，没有变化。”

    经过几个月的尽夜奋战，１２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宣布：“１９５８年我国人民夺取１０７０万吨钢的大战已经告捷。”但其中３００万吨是土钢，根本不能使用，合格的钢不到８００万吨。

    公共食堂和全民炼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这样说：“至于当时农村出现的粮荒及饿死人的情况，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还无法得知，我们只能从３年困难时期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指标和人口的变化情况来大概想象。据调查，１９６０年城乡的平均粮食消费量，由１９５７年的４０６斤下降到３２７斤；植物油的人平均消费量，由１９５７年的４.８斤下降到３.７斤；猪肉的年人平均消费量由１９５７年的１０．２斤下降到３.１斤。人民生活水平的幅度降低和长期紧张的劳动，必然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再加上疾病流行，引起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据测算，中国人口总数在１９５９年是６．７２亿人，１９６０年为６．６２亿人，即减少了１０００万人，１９６１年比１９５９年减少了１３００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２０％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１９６１年总人口应比１９５９年增加２７００万人，两者相加，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１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４０００万人左右。中国人口减少４０００万，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

    正是：

        饿死四千万，

        老毛不动心。

        彭总来请命，

        断送他一生。

 

 

第八十六回

 

李云仲斗胆上书

彭德怀为民请命

 

    “大跃进”的祸害愈来愈明显了，从１９５８年１１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１９５９年４月上海会议的半年中，中央作了些纠正极左的措施。为了进一步纠“左”，以便更好地跃进，毛泽东又决定开庐山会议。可是，当彭德怀、张闻天等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根源有所批评时，毛泽东突然将会议原定的方向扭了过来，竟发起了对彭张“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大围剿，造成了继“反右”的又一次思想大屠杀。

    其实，在彭张之前，已有一位普通党员，在１９５９年６月９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万言信，此人名叫李云仲，时任东北协作办公厅综合组组长。他对“大跃进”作了观点鲜明、论证确凿的批评。毛泽东对此信作了这样的批语：他“认为从１９５８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做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则是在１９５７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他几乎否定一切。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极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对基本建设极为悲观。对农业他提到水利，认为党的‘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是由大办水利引起的，他对前冬去春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水利，没有好评。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有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者。”

    李云仲的信是这样说的：“很早就想给您写这封信，一直到现在才发出。我是一个普通党员，根据个人在实际工作中的体验，我想对目前经济生活中发生的问题，联系到一些思想作风问题，提出一些意见，供参考。”

    “问题可能是从大搞水利开始的。这里提出两年水利化，那里就提出一年、甚至几个月水利化，其实当时很多人都知道这是做不倒的。但许多地方大量的大、中型水库、灌渠、河流工程，既无勘察设计，又无设备、资料的情况下，就大规模施工了，结果有许多工程建成后毫无效果，或者成为半成品；但是耗费掉大量的劳力和器材，这种工程我看到过很多。１９５８年１月，我到滦县扒齿港，亲眼看到该县为了修一条１００多里长的大灌渠，既未经勘查，又未经群众讨论，要挖掉即将收割的一万亩小麦。我去找县委负责人谈，也未能制止住。结果这条水渠，雨季一到全淤死了。”“大搞土法炼钢的运动，这是一条失败的经验。国家经济力量的消耗太大了。几千万人抛开一切，苦干了几个月，上亿吨的矿石，上亿吨的煤炭，上百万吨的钢铁材料，上百万度的电力，几亿吨的动力，都白白地消耗在没有效果的生产上了，得到的却是毫无使用价值的土铁，这是对国?家元气最大的消耗。”在公社运动方面，劳动力和各种资料也都造成巨大的消耗。我到过金县郊区的一个生产队，这里共有３００多户人家，去年年初有猪３００多口，但今年只剩下了９口，鸡鸭去年几乎杀光了。”

    李云仲写道：“为什么主观主义可以有时在一些工作领域内能畅通无阻呢?我觉得主要原因是：未能在党内造成一种坚持原则的气氛，在有些场合下，以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为特征的迎合情绪却很浓厚。这种迎合情绪绝不能与党的组织性与纪律性相提并论。这是主观主义也就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想能够滋长的思想根源。”

    关于１９５９年计划，信中说：“我们从开始就参加了这项工作，一直感到问题很大。虽然在多次会议上，我提出意见，也整理过一些资料来说明计划中的问题，但是谁也不愿提出来。今年年初，我又坚持把计划问题提出来，却受到领导上的严厉申斥，甚至提出了‘组织性、纪律性’的问题。为此事我长时间难过极了。”但这位申斥他的领导在事后对人说：“有些事情上你就要看破红尘。”于是，李云仲写道：“明明是重大的原则问题，却要大家‘看破红尘’，这是什么样的人生观！我回到宿舍以后老是想来想去，共产党员对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能采取这种态度？这些人把党的事业放在前面，还是把个人得失放在前面?党的一部分事业，由这样的‘领导’来管理是适当的吗？”

    李云仲的结局可想而知，他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下放劳动。他长期在黑龙江一个煤矿井下劳动，直到邓小平拨乱反正，才获得解放。

    正是：

        太岁头上敢动土，

        小李不失有骨人。

        没有车马没有卒，

        只能击鼓充弥衡。

    再说那次庐山会议，彭德怀本来并不想参加，是毛泽东本人打电话把他叫来的。在此之前，他曾到西北、东北、湖南等地作了实地考察，他亲眼看到了一片片枵烂的番薯地，一堆堆砸烂的锅盆，一张张枯瘦失血的脸庞，一床床难以御寒的破被。他还接到了湖南平江一位伤残老红军寄来的一首顺口溜：

      “谷撒地，禾叶枯，

        青壮炼铁去，

        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

        请为人民鼓与呼。”

    会议初期，开的是“神仙会”，大家还能比较畅谈。７月１０日毛泽东?作内部谈话说：“张奚若的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陈铭枢的四句话：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呢？偏听偏信，就是要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左中右，总有所偏，只能偏听偏信无产阶级的。同右派作斗争，总得偏在一边。中国人民没有一点志气，还是不行的。还是要偏听偏信，要偏听无产阶级的，而不能偏听偏信资产阶级。再过１０年赶上了英国，那时陈铭枢、张奚若这些人就没有话好讲了。”

    毛泽东的这些话，代表了他一贯的蛮横逻辑。这些话在表面上看来，的确很周全。但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谁来定你的“无产阶级”界线呢？显然，毛泽东是一名自封的上帝，决定“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之权完全在毛泽东一人之手。这就是毛泽东之所以为暴君也。暴君之义尽在于此，而不在于他是人民领袖不是封建帝王。

    毛泽东讲话之后，会议准备在１５日结束。彭德怀觉得这次会议是大跃进以来一次全面总结经验教训的会议，会议对毛泽东提出的不少问题的讨论，尚不深不透，甚至对工作中的错误是“左”是右，还没有统一认识。经过再三斟酌，他决定亲自找毛泽东谈自己的看法。７月１４日晨，彭德怀到毛泽东的住处。不料，警卫对他说：“主席刚刚休息。”毛泽东入睡十分困难，是任何人不敢轻易打扰的。彭德怀犹豫再三，只得退回自己的寓所。他这时才决定用写信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以，这封信与所谓“豫谋”是完全风马牛。信的原文如下：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的指标来看，１９５８年较１９５７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４８.４，其中工业增长了百分之６６.１，农副业增长了百分之２５（粮棉增长百分之３０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百分之４３.５。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像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产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地起积极作用。

    １９５８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１９５９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些，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更长的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点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１９６０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上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四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１９５８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们农民将彻底摆脱贫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２０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现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三十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群众继续前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十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衩）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成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１．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化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名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的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地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２．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 ”、“十五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也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示。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贸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被轻易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可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也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地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四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１５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四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这是一封多么光明磊落的信啊！除了毛泽东外，谁也没有想到竟会招来彭德怀的“身败名裂”之祸，最后为毛泽东的红卫兵残害致死。

    正是：

        太行风华今犹在，奔驰唯知真理求。

        何来鬼物攫人去，无限关河惹我愁。

        铁血精莹向谁说，心肝呕吐已全休。

        愿从天假杀人柄，斩得朝中老龙头。

 

 

第八十七回

 

张闻天仗义执言

书呆子自投罗网

 

    彭德怀的信本来是私人性质的，但居心叵测的毛泽东忽然在信上加上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志，印发各小组进行讨论。胡乔木看出了苗头不对，他通知张闻天要小心，不要多谈缺点。张闻天在党内呆了一辈子，但始终没有能成为政客，而保持着他那高级知识分子的风格。他义无反顾地下决心要在会议上发言。他明白在会上公开表态支持彭德怀的意见将带来极大的风险。然而，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张闻天明知前有险，偏向险处行，斗胆奋进，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他那久已郁结在胸的“正道直言”不能不表而出之。这可能也是留美学生所染上的“资产阶级”实话直说的恶习吧！他在小组内发表了长达三小时的支持彭德怀的发言，并从此葬送了他的一生。他的发言内容如下：

    我是搞外交的，对经济是外行，情况知道得很少，发言不那么多，讲些外行话吧。“成绩应该说够”，我也赞成。连外国人也称赞我们的大跃进。这些伟大的成绩，我是感觉到也看到了的。缺点主要发生在去年九月以后的一段时间。在这方面，同志们讲得少一些，我想多讲一些，希望不致引起误会，以为我专找岔子。既讲成绩，也讲缺点，这也是“两条腿走路”嘛！

    讲缺点，就要研究其后果之所在。这是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便采取措施，纠正这些缺点。那么，究竟产生了些什么后果呢？

    先看比例失调这一条缺点带来的后果。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引起比例失调，就造成了很大损失。要是具体算一算，就可以看出损失确实是很大的。钢产指标过高，引来了全民炼钢。为了完成指标，不得不把一切力量，包括土炉子，也一起用上。应该怎样看炼钢这个局部问题的得失呢？全民炼钢的意义很大，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得到了一定结果。但是，也应该看到它的缺点，看到它造成的损失。问题不单是赔了五十亿元，最大的问题还在于七千万至九千万人上山，抽去了农村中的主要劳动力，打乱了工农业劳动力之间的正常比例关系，使农副业生产遭受很大损失。粮食收得粗糙。棉花收起来了，但质量很差。松香、木耳、油漆，都没有人搞了。这么多人上山，历史上没有先例，可谓盛况空前。但是，只搞炼钢一件事，单打一，这也是空前的，对农业、副业、手工业，都产生了严重影响。这个包袱，我们至今还背着。在这一具体问题上的得失如何，可以研究，现在还难以断定。

    说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是就可以接受经验教训而言，坏事本身不是好事，我们要尽可能不办坏事。

    但是，“全民炼钢”的口号本身是不妥的。去年干什么事都提“全民”，甚至要求“全民写诗”，搞得老百姓不胜其烦。所有事情都搞“全民”，相互间势必发生冲突，有些事势必被挤掉。全民炼钢的方法也有问题。不经过事先调查资源，不知道有没有铁矿，条件还不那么清楚，就搞几千万人盲目上山。

    再看《记录》草稿所列第二条缺点，即“共产风”造成的损失。农村除受七千万人上山的影响，又对粮产估计过高，办起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而且闹了一阵“放开肚皮吃饭”，因而浪费粮食不少。“一平二调”，打击了农民积极性。生产无人负责，损失很大。总之，“共产风”在物质上造成很大损失，这是大错误。幸亏纠正得快，不然还有更大危险。以上这些问题，反映到市场上，就是供应紧张。粮食紧张，只剩了这一点后备。食油紧张，城市供应定量降低，农村根本不供应。肉紧张，上海的供应量减少到每人每月六两。物资缺乏，人民手中拿了货币买不到东西。人民对这些情况是不满意的。当然没有到愤怒的地步，但是不舒服，闲话不少。他们不是同解放以前比，而是同１９５８年以前比，觉得今天不如那时。

    至于《记录》草稿所列的第三条缺点，即虚报浮夸、强迫命令，情况已发展得相当严重，带来的损失也相当大。它造成信誉损失，使我们党在人民中、在国内外，失掉了信用。“你们吹牛皮”。弄得我们很被动。虚报浮夸、强迫命令还造成很不好的风气。群众中本来是有不同意见的，但是不允许讲话，不允许怀疑，怀疑了就给扣帽子，“怀疑派”、“观潮派”之类。

    按照马列主义学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此，领导经济要政治挂帅，这是对的。但是光政治挂帅还不行，还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客观经济规律不能否定，只能利用它来为我们服务。经济有经济的规律，它与政治、军事的规律不一样。但是，搞经济工作，不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同样是要吃亏的。我们是否运用经济客观规律？有的人根本看不起经济规律，认为只要政治挂帅就行。有的人公然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说是不用算经济帐，只要算政治账。这是不行的。我们的经济活动，总是受经济规律约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光凭主观愿望，光凭政治上的要求。单靠提几句政治口号，那是空的。今天总结经验，应该着重从经济规律上进行探讨。今后提任务，也不能单纯从政治任务的角度考虑，而是一定要合乎经济规律的要求。一定要考虑这项任务同各方面的平衡，否则，把重点过分突出，就会造成失调。

    “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是法则，当然是对的。但是经济建设中正是要找出相对平衡，利用相对平衡，按照相对平衡办事。我们利用相对平衡制定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使之大体上有个平衡的计划。生产不能只满足于得到产品，还要考虑成本，要计算。有些“高产田”确是高产，但所用化肥、种子多，成本太高，要赔钱。农民搞这种生产就要破产。有些企业，如重工业的某些企业，开始时总要赔。但是，到底赔多少，要有个数要争取逐步少赔，争取早日做到能有盈利。因此，我建议，在《记录》草稿中加一条－－经济核算。主张经济核算，主张算账，并不是“算账派”。不算账，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有一个时期，我们的建设有不计成本、破釜沉舟的偏向，说是要算“政治账”。其实，“政治账”同“经济帐”是统一的，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算经济帐，不仅要算今天的帐，而且要算明天的帐。这就是政治。因而它同算政治账是一致的。如果现在无利，将来也无利，这样的事情就不能办。

    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贯彻按劳分配，就要强调保护消费品个人所有制。至于消费品个人所有制，到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存在的。生产愈多，消费品也应该愈多。对于穷和富的观念，要慢慢改变。按照多劳多得原则，劳动好对国家贡献大，所得报酬就多，生活就富裕，富是由于劳动好。这样的富人对个人好，对国家更好。它是应该的，光荣的。由于不爱劳动，好吃懒做而使生活穷苦，是活该，是可耻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结合的，不能否定个人利益。共产主义风格、为集体牺牲个人的思想，这可以宣传，可以用来要求少数人、先锋队、先进分子，但是不能当作制定现行政策的根据。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满足个人物质、文化需要，就没有奋斗目标，社会主义也就建设不起来。对于这一点，中央是清楚的。但是一部分干部中认识上有问题。他们仍想来一个拉平，用平均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贡献大，生活富裕的农民，批判多劳多得而生活较好的人，说他们有资本主义思想，等等。对这些干部，要多做工作，给以耐心的教育，使他们的错误思想得到纠正。

    讲一下党内民主问题。主席常说，要敢于向上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记录》草稿有一段话说：“必须在全党干部中间提倡说老实话，提倡实事求是的讨论。对于有些问题的认识一时可能有参差不齐，只要大家在实际行动中遵守纪律，那么这种现象是完全正常的，允许的。应该通过真正同志式的交换意见，逐步达到一致，不要采取粗暴武断办法，不要随便扣帽子。”我很欣赏这一段话。

    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英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是否提错了意见，就一定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派呢？这也不一定。一个人是否真有问题，要经过一定时间观察。对一个人，经过长期观察其言论、行动，证明他确实是右派或观潮派，再扣帽子也来得及。这样做，对团结干部有利，对工作有利。

    总之，民主风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过去一个时期就不是这样，几句话讲的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

    有人说：“讲缺点会泄气，会打击积极性。”我看不会。对于我们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来说，就更不会了。至于有些人不怀好意企图否定大跃进的成绩，那就要同他们辩论、斗争，也不是泄气不泄气的问题。相反地，光讲成绩，不讲缺点，是否会保持积极性呢？我看也不会，因为人家不服。马列主义者鼓励积极性靠真理；现在我们觉得有些虚，就是真理不够。增产数字报了那么多，实际上没有那么多。马克思说过，革命容易办蠢事。做了蠢事不要怕讲，不要怕泄气。合乎马列主义的气，要鼓，但是不合乎马列主义的气，就是要泄，要有一个标准。这次会议的文件，就是针对缺点写的，就是泄虚气的。

    前途光明，这是不成问题的。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骄傲自满。主席讲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中，“问题不少”一句值得特别重视。我们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胜利本身有消极面，因为它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问题也就容易随着产生。这一点必须严加警惕。谦虚一点有好处。头脑冷静一点，倾听一下不同意见，苦苦想一想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把热锅上的蚂蚁变成冷锅上的蚂蚁，就可以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否则，满足于成绩，虽然心宽体胖，却研究不了问题，接受不了教训。

    许多事情，要等待时间来证明。毛主席就讲，要证明总路线正确与否，需要十年时间。我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到底怎样，还要做起来看，要等待事实来证明。现在不要吹。我们的发展一定比苏联快，也应该快，因为我们有它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我们究竟能快多少，还要研究，还要努力。现在不要吹，做到以后再吹不迟。我的意思是即使做到了也不要吹，让人家吹比我们自己吹更好些。

    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好的。但是从各方面的反应看，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这封信中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他的信是好的，是肯定了成绩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这同大家说的一样。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不大。例如，他说：“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这话是对的。毛主席说：总路线正确与否要看十年。彭德怀同志说，一年就基本上证实了总路线是正确的。这估计就很高，没有什么不足。

    关于得和失的提法，他是就局部问题而言的：在炼钢问题上，有得有失。而且从他讲话的意思看，他强调的是成绩。在这一方面有得有失，考虑一下是可以的。

    他讲浮夸风，是从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估计过高说起，说它吹遍了各地区、各部门。他这样说，是说它的普遍性。当然，各地区、各部门的情况不平衡，对某些地区、部门来说，他讲的话可能严重了一些。但是，浮夸风确实是严重的，是很大的问题，现在也并不是已经完全解决。

      彭德怀同志说：“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些，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至于说“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我认为，如果讲的是一个时期的事，这样讲问题并不大。

    关于纠正“左”的偏向是否比纠正右的偏向更加困难的问题，有人说容易，有人说困难。“左”的毛病我犯过，那是盲动主义的路线错误，现在是局部问题，纠正错误肯定比过去容易。但是，是否一定那么容易，容易到什么程度，还要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样。做得好，抓得紧，就容易；做得不好，抓得松，就不那么容易。

    总之，成绩和缺点是客观存在，说多说少，都不会对它有所增减。今天我对缺点讲得多些，目的是为了总路线，为了更好地跃进；我并非怀疑派。有些地方措词不当是可能的，外行人容易说外行话嘛！

毛泽东看了这个发言，龙颜大怒，立即把他打入“彭德怀反党军事俱乐部”。

    正是：

        实事求是好文章，

        小平思想在其中。

        不懂经济毛泽东，

        批死彭张造大穷。

 

 

第八十八回

 

毛泽东下令反右倾

众大臣群学鹦鹉舌

 

    在批彭德怀的事件上，毛泽东的恶毒心肠和专横手段可以说表演得淋漓尽致。在７月２３日，周恩来和彭德怀之间，还进行了如下的谈话：

    彭：我写的“有失有得”，是讲小土群这一点，只讲这一点，根本没有讲小洋群。

    周：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识的，应把落实同泄气区分开。

    彭：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供主席参考？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

    周：主席说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对，他没指名，要注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还没有到反冒进那个情况，有那么个趋势，你到此为止，认识了，就是了，这个批评也很好。

    彭：共产党里不能批评，这违反共产党的基本原则。

    周：钢、铁、煤的计划不能完成，比较紧，还有运输是个大问题，木材、化肥、粮食继续紧张。更重要的是基建。还有机械、财政、金融、外贸．．．．上海的煤只有７天的储备，６个月的存粮只有３１０亿斤。

    彭：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

    周：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

    周：这是方法，不是１９５６年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吗？当时是冲口而出的，没有准备好，跑到二中全会讲了那么一通。应当谨慎，汲取教训。今年你替了我了。其实，你有鉴于我，还写了总路线基本正确，没写“冒进”字眼。但我那时说话，也是两方面都说了的。

    这是周恩来当时的真实心情。但后来在毛泽东的淫威下，一切都被扭曲了。在庐山演出了真正的“指鹿为马”和“皇帝的新衣”。

    自诩为阳谋家的毛泽东又把他的“反右”手段拿了出来，不过，他把“反右”改写成了“反右倾”。他的第一次重要发言说：“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现在党外党内都在括风。右派说，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搞得一塌糊涂，要垮台了。这很好，越讲得一蹋糊涂越好。“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你如果腰杆子硬，坏话你为什么听不得？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商业交通都有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我劝同志们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对于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７年的那种动摇，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也不讲小资产阶级，也不讲资产阶级。如果现在要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戴帽子，因为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于是反冒进。（讲到这里，偏过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脚的。那次批周陈的人，一部分取其地位而代之。有点那个味道。不讲反冒进，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他们重复了１９５６年下半年、１９５７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

    如果讲到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钢铁你要搞６００万吨，我要搞１０７０万吨，从此闯下大祸，９０００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绝孙。

    为了进一步批彭，毛泽东决定在庐山立即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在８月２日开始，并由他作了主旨发言。他说：上山后，有些同志就是要求民主，讲说话不自由，有压力。压得他们不敢讲话。当时不清楚什么问题，不知是什么事。其实上山起初半个月是神仙会，闲谈一阵，没有什么斗争，并无紧张局势。后来才了解，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没有自由呢？就是他们要求一点紧张局势。因为那种松松垮垮的情况，在他们看来，还不得要领，还不过瘾，他们要攻击、破坏总路线，要有批判总路线的言论自由。他们还要求“民主、自由、博爱”，这些东西同章伯钧、罗隆基一样，他们也要大民主，要“大鸣大放”。他们大鸣大放，要把我们放倒，把我们鸣死，他们就活起来；我们垮台。他们这个“自由”，资产阶级有自由，无产阶级就没有自由。他们“博爱”，爱什么？是博爱右派，我们是爱左派：工人、农民。６亿人民，除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分子和庐山会议上的右派司令部之外，我们都爱。这个右派司令部，我就不爱。我给他们自由、民主，目的是要他们把毒素放出来；给自由活动，就是不要禁止自由活动，要让毒草长起来，以利拔掉。我向你们交心呀，你讲我阴谋，我讲给你们听，就是这个道理。我叫你们放，你说我钓大鱼。确实，就是要大鱼、小鱼一起钓，你不钓不得了。这个大鱼叫什么鱼？是吃人的鱼，是鲨鱼啊！

    现有显著迹象，要分裂我们这个党，我们应该团结，犯错误的同志可以改，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

    正是：

        阴谋写成阳谋，

        害人说成救人。

        好个魔术大师，

        骗苦千万百姓。

    毛泽东继续说：一上山，讲了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后来问题就出在“问题不少”上，发生了问题。他们想改换一下题目是可以的，现在叫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问题，而不是别的。现在不是反“左”的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的领导机关、向６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猖狂进攻的问题。

    毛泽东还在讲话中挖苦张闻天：“王明始终没改。洛甫好像改了。这次旧病复发，打摆子，疟原虫在体内作怪，潜伏下来，有机会就出来。我要写信给你，要大喝一声，你有病，像楚太子，出身汗，就好了。”在开完会后，毛泽东果真给张闻天送了一个条儿，内写：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方八面，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昔人咏疟疾词云：冷来时冷的在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在蒸笼里坐，痛时节痛的天灵破，颤时节颤的牙关挫。真是个害杀人也么哥，真是个害杀人也么哥。同志，是不是？”最后又说：“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语通通忘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毛泽东用这样的俏皮话，把反彭斗争推到了高潮。

    毛泽东斗人的常用伎俩是首先要算历史账。他认为彭德怀在革命队伍中是一贯动摇，与他的关系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其次是要找一顶耸人听闻的帽子，那就是“反党军事俱乐部”。最后又加了一条：“里通外国”。

    于是，从林彪、周恩来、刘少奇起一个个对彭德怀展开了攻击。我们在这儿只引用陶铸的话，不是由于他的话有什么特别，而是因为它具有代表性。他说：３０多年来党的历史证明，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就没有今天革命的胜利。可是彭德怀同志总是对毛泽东同志不服，不知是何居心？其用意不是别的，是在企图改变党中央的领导，由他来干。他总希望中国出现匈牙利反革命事件，那时，他就可以充当纳吉的角色。他所希望的匈牙利事件，不是今年才开始有的，我记得二中全会时，他在会上说过，搞得不好，我们也会出现匈牙利事件。彭德怀同志说这样的话，当时只觉得是偏激之辞，现在看来不是偶然的，他惟恐天下不乱，搞乱了，他就可以出来收拾残局，实现个人野心。从外表看，他似乎艰苦朴素，道貌岸然；但是把他的外表揭开来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陶铸还写信给黄克诚说：“你为何不断然出来与之划清界线，帮助德怀同志挖掘思想，切实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我以为这种帮助即使使你与德怀同志友谊决裂，也并不表示你对德怀同志‘落井下石’，而是‘君子爱人以德’，真正站在党的立场上给他以同志式的帮助。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立身于世，不讲求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

    这就是柯庆施所提倡而为毛泽东所欣赏的“要服从毛主席到盲从的地步”的人生哲学。也就是一般共产党员所谓的党性。感谢邓小平，肃清了如此这般的“贞节”观。

    大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并撤了“军事俱乐部”成员彭德怀的国防部长之职，黄克诚的解放军参谋长之职，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之职，周小舟的湖南省第一书记之职。

    既然是“军事俱乐部”，还需要在军队中“消毒”。刘少奇于１９５９年?９月９日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如下发言：

    他们不是希望我们有正确领导，而是希望我们犯错误，希望毛主席犯错误，我们犯错误，他就高兴，我们不犯错误，他就情绪低落。张闻天就是这样：只要我们一犯错误，他的劲头就来了，我们不犯错误，他就情绪低落。他们不是要把事情搞好，而是要把事情搞坏，搞糟，然后，他们可能推翻中央的领导，他们上台。高饶集团是如此，彭德怀、黄克诚同志也如此。他们是别有野心的。

    在西楼政治局会议上，彭德怀两次提出来反对唱《东方红》这个歌，反对喊毛主席万岁。我们没有理他，不管他那一套，他就讲不下去了。但是他到外面讲。而这股风，被中央的两篇文章，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压下去了。那两篇文章一出来，要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就反不起来了。但是彭德怀同志还是不死心。我这个人，历来是积极提倡“个人崇拜”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妥当，我是说提高毛主席的领导威信。我在七大以前就宣传毛主席，现在我还要搞，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是要搞的。是不是可以替彭德怀同志搞“个人崇拜”呢？我也想过，后来我想不能搞。因为他有个人野心。但我看他这个人政治水平是很低的，比在座各位同志的政治水平都要低一些。他估计形势总是错的，这次在庐山会议又估计错误了嘛！彭德怀同志要求民主，要自由。他们要求民主，是要求讲怪话的民主，要求反总路线民主，要求宣传资产阶级路线的民主自由。他们感到有压力，为什么？因为正确的人多了，他的那一套拿不出来，一讲就遇到人家的抵制，于是感到有压力。他们实际上是要求讲了资产阶级纲领之后，别人不能批评，只准他讲话，不准别人讲话，这就是他们的民主。只准我讲，不准你讲。他们所要求的民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要无产阶级的民主。

    刘少奇还进一步说：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彭德怀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必须在这里把这一点说清楚，目的是把有些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区别开来。

    彭德怀自己在《自述》中作了如下的交待：“２４日上午，有两位同志来到我处。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我写给主席的信，是根据国内某些具体情况和庐山会议的情况写的，并没有什么准备和怀有什么阴谋目的。张闻天同志有几次来我处谈了些带有全国性的经济建设工作，并没有谈写信问题。他们 说：‘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他们并以热情和激动的心情谈到‘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做检讨。’谈了两个多小时，热泪盈眶而别，我非常感激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讨自己。但是，在会议发展的?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唯有所谓‘搞军事俱乐部’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逼现象，特别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期间，这种现象尤为严重。有一次，我在军委作检讨时，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号：‘你快交代，不要再欺骗我们了！’逼得我当时气极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罢！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罢！’有几个同志说我太顽固，太不严肃。其实，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三十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这样作，对保障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的进一步的巩固，是有好处的。我就是持着这个态度，赶回北京来做检讨的。但是我不能乱供‘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等，那样作，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１９８２年《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彭总一生不忘本，一生关心劳动人民，始终保持最朴素的阶级感情，尤其是严格要求自己，这同他童年的苦难生活分不开。“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回忆幼年的遭遇，鞭策自己不要腐化，不要忘记贫苦人民的生活。”在庐山时，彭总说过，他一生不保留笔记与文字材料，可是，他却为后代保留了这一本《自述》。彭总很喜欢《离骚》中的两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与《自述》相距两千多年，但两位作者的正道直行，竭忠尽智，志洁行廉，为后人之楷模，可与日月争光，则是相同的。

    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指出：“反右倾”斗争在政治上带来严重的后果。毛泽东认为庐山会议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这个论断把庐山会议上关于方针政策的不同意见和正常讨论，当作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来看待和处理，这就使反右派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上进一步升级，并且引伸到党内和党的高级领导层中来。这场斗争使党内从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受到打击，助长了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真话，明哲保身，但求远祸的不正之风，甚至给一些投机取巧、阿谀逢迎之徒以可乘之机。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不良倾向在党内更加发展。

    正是：

        个人迷信，

        一个声音。

        人人举手，

        淹没良心。

 

 

第八十九回

 

刘少奇初忤毛泽东

毛泽东再辱周恩来

 

    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的批评被压下去了，但全国的形势愈来愈糟，各地的饿莩愈来愈多，这不得不使中共中央重新认真考虑，对所谓“大跃进”作了一些调整。１９６０年１０月，党中央提出了“肃清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风。１９６２年初，党中央又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出席的有七千多人，通常称之为七千人大会。

    毛泽东在１９５９年已自动放弃连任国家主席，而由刘少奇任国家主席。于是出现了“两主席”这个词，这指的是党主席毛泽东和国家主席刘少奇。

    刘少奇在会前分发了一份书面报告，他在会上又作了主旨发言，其中说道：“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比如河南的ＸＸ地区，如果说这些地方的据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是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几年，我们在某些方面跌了跤子，而且跌痛了，现在要自己爬起来，把道路看清楚，再向前进。那一个人走路不跌过跤子呢？重要的问题是要实事求是承认缺点和错误，要总结经验，要善于学习。如果根本不承认有缺点和错误，或者只是枝枝节节、吞吞吐吐地承认一些，又掩盖一些，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倾箱倒箧地承认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经验就无从总结，也无从学习，坏事就不能变为好事。

    有一个时期，《人民日报》曾经反对重视客观条件的观点，把这种观点叫做“条件论”，或者叫做“唯条件论”，这也是不正确的。那种完全否定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主义是错误的，但是不能反对重视条件，不能反对重视客观条件。要做好一切事情，都必须有一定的条件。必要的客观条件和必要的主观条件都成熟了，都具备了，问题才能解决，事情才能办好。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就是重视条件的。我们不能反对，也不应该反对重视条件。

    还有一种“左”比右好的说法。有的同志说，犯“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犯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我看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这里所说的“左”，是括弧里面的“左”。“左”有方法问题，也有立场问题；右有立场问题，也有方法问题。我劝告同志们，不要作那个括弧里面的“左”派，要作实事求是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真正的左派。我们在党内的具体斗争中，应该有什么反什么。有什么反什么，就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也没有右，就什么也不要反。这就是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斗争。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在党章和宪法明白规定了的。但是，最近几年中，由于我们提出了一些过高的超出了实际可能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而且不顾一切地采取了各种组织手段，去坚持执行这些任务，因而，我们也就在组织上犯了许多错误。这些组织上的错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违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首先是有不少的负责人没有充分地发扬民主。然后，这些负责人又在群众中和干部中进行了过火的批评和斗争，混淆了是非，压制了民主，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心话。这样，党的组织，国家组织和群众组织中的民主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就受到了窒息。最近几年工作中发生的错误，有许多是同我们没有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有关的。

    有些同志混淆了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两个概念，没有把这两个概念明确地区别开来，因此，他们常常用专政的手段，用强制和压服的办法，去对待人民群众，去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而不是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他们不只是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他们对人民群众有时也实行专政。这样，他们就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反人民的地位。

    同志们！如果在我们党内和我国人民中不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而是依靠强迫命令行事，那么，我们党会变成什么党呢？我们国家的政权会变成什么政权呢？我们同国民党的区别又在那里呢？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又在那里呢？这不会使我们党和国家政权有发生变质的危险吗？因此，我们党和我们国家决不能容许这种情况继续存在，必须迅速地、彻底地加以改正。

    实事求是的作风是很重要的。要实事求是还要有勇气。没有勇气，就不敢实事求是。有一种人，虽然了解情况，但不敢说老实话，怕说了就要受打击。分明是黑的，他不敢说是黑的。分明是白的，他不敢说是白的。这种人勇气不够，被迫说了些假话。还有一种人，因为如果要实事求是，那就得承认错误，就要作检讨，就要受批评，他怕面子不好看，因而不实事求是。另外有一种人，为了个人利益，有意造假，有意对说老实话的人进行打击报复。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问题，而是一种犯法乱纪行为。

    过去，有些老实人说了老实话，吃了亏，而不老实的人却占了便宜。党内的这种情况，使一些干部产生了一种印象，似乎老实人总是吃亏；似乎手长一点，隐满一点，说点假话，总是占便宜。这种印象是不正常的。在共产党内，在人民群众中，不允许滋长这种风气。要抵抗这种风气，要对这种风气进行斗争。

    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应该注意，不要使那些说老实话，作老实事的人吃亏，要信任他们，表扬他们。对于那种说假话、作假报告的人，不要信任他们，要批评他们，必要的时候，要处分他们。只有领导机关和领导人采取这样的政策，在党内，在同志中间，那种不正常的印象才会改变过来。

    各种领导机关对于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人，都不允许进行打击。应该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人说完他的意见，即使是说得不正确，也不能阻止他讲话。如果他最后仍然不同意多数人的意见，还可以让他保留自己的意见。最近几年，有些党的组织，重犯了过去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的那种过火斗争的错误。凡是犯了这种错误的党组织，必须迅速改正过来，以后再不允许进行这种过火的斗争。

    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都不取消，而且继续为这个三面红旗奋斗。有些问题现在还看不大清楚，但是再过５年１０年，再来总结经验，就可以进一步对这三面红旗做出结论。我看，现在就来做结论还太早。搞几年再看嘛。我们横直实事求是，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

    毛泽东夫人江青在１９６８年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受了一肚子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这口气。”

    正是：

        “九一指头”不可靠，

        三面红旗加问号。

        毛公听了不顺耳，

        如何处理看明朝。

    周恩来等人对七千人大会的结果则大为欣赏。１９６２年３月，在广州召开了科技工作会议和文艺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报告，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他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做。现在却有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想，总还是想的，主要是不敢说、不敢做。少了两个“敢”字。为什么会这样呢？毛主席１９５８年南宁会议上就提出敢想敢说敢做，八大二次会议更提出，敢想敢说敢做要建立在科学预见之上。但是事实上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想得、说得、做得偏了一些是难免的，这并不要紧，只要允许批评自由，就可以得到对立面的统一。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么？“一言堂”从何而来？是和领导有关的。所以，我们要形成一种民主风气。我首先声明，今天我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肯定。“一言堂”说出一句话来就是百分之百正确，天下没有这种事情。

    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作风；改变干部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我们常常同文艺界朋友接触，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在什么研究商讨的呢？我今天的讲话，你们作了记录带回去，希望你们谈谈，把意见寄来。但是，如果你们寄来的意见都是“完全同意”、“完全拥护”之类，我就不看。这并不是说你们说假话，但是看了没有意思。如果你们有不同的见解，有提出商量的问题，就写信寄来。

    在我们的工作中要允许别人提出不同意见，才能树立好风气。总之，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允许有不同的意见，这才是社会主义的自由，才有心情舒畅，实现毛主席所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希望经过这次会议能够造成这样一种空气，收到这样一种效果。

    周恩来最后说：“知识分子和所有的人一样，包括共产党员在内，也要实行长期的思想上的自我改造，逐步树立和巩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其实首先需要改造。”

３月６日，陈毅也在会上说：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我国科技界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人是爱护党、爱护人民，支持我们，出了力的。应该说已有了一支很好的、人民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队伍。我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人民的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国家的主人翁。他还诙谐地向与会者鞠了一躬说：我今天为你们脱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性分子之冕。

但毛泽东一贯对知识分子怀有偏见。党内也有少数人对周陈两人的言论表示不满。周恩来乃亲自面谒毛泽东，请他发表意见。毛泽东竟王顾左右，使周恩来下不了台。

    正是：

        一人说了算，

        总理亦无奈。

        当面给难堪，

        未免太无赖。

 

 

第九十回

 

毛公狠批“赫鲁晓夫主义”

中苏展开“修正主义”辩论

 

    美国的林肯总统曾经有一句名言：“你可以在部分时间内欺蒙住全部人民，你也可以在全部时间内欺蒙住部分人民，但你不可能在全部时间内欺蒙住全部人民。”毛泽东曾经发明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这个名词，并把它作为一个贬意词，横加鞭挞，把它搞臭。于是在中国大陆上，在一个长时期内，“赫鲁晓夫主义”竟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毛泽东还填了《念奴桥》一首，嘲笑赫鲁晓夫：

          鲲鹏展翅，

          九万里，

          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

          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

          弹痕遍地。

          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

          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

          雀儿答道：

          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

          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

          土豆烧熟了，

          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

          试看天地翻覆。

    赫鲁晓夫是工人出身，他性格粗鲁，缺乏涵养，办事粗糙，自高自大，很少哲学头脑，更不会写诗填词。在这些方面，他绝不是毛泽东的对手，但他有一点胜过毛泽东，他不是一个阴谋家或阳谋家，而是一个直肚肠。

    １９8４年由红旗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终于作了如下的申述：

    苏共二十大是苏联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揭开了改革斯大林时期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序幕，为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苏共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势所必然的。因为斯大林时期所建立的政治经济体制已经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斯大林个人专断造成的错误，使国内形势变得十分复杂，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越来越严重。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是全党全民的普遍要求。在苏共二十大之前，苏联已有８００多万人从牢中释放，有600多万人在死后得到平反和昭雪；在国际上，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处理了一些诸如同意结束朝鲜战争、放弃对土耳其的领土要求、与奥地利缔结和约等等事务，得到国内国际的好评。本来，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是瓜熟蒂落的事情，但由于苏共二十大原定议程中没有批判个人迷信这条，也没有和各国代表团商量，这就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斯大林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现在看来，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缺陷和消极影响是次要的，其历史功绩是基本的，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至此，赫鲁晓夫和“赫鲁晓夫主义”的恶名算是获得了“改正”。今天若有毛派分子指责刘少奇为中国的赫鲁晓夫，我们大可不必与他争辩，因为赫鲁晓夫主义意味着揭穿个人迷信，为改革开辟道路。

    中共与苏共的争吵实际上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争吵。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对毛赫之争曾作如下论述：

    “实际上，赫鲁晓夫并没有否定斯大林的功绩，也没有彻底揭露斯大林的罪行。然而赫鲁晓夫批判个人崇拜，却妨害了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正需要搞对自己的崇拜，这才是毛的真正所‘惧’。

    “毛泽东也不会不想到，‘肃反’的错误他自己也不是没有犯过。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３１年，毛泽东在赣西南搞肃清‘ＡＢ团’的运动，杀害了一大批无辜的革命者，这个大冤案一直没有平反。

    “这就难怪当世界上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和善良的普通人为斯大林的残暴行为感到震惊的时候，毛泽东却批评赫鲁晓夫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现在，斯大林已不再是毛泽东的障碍，赫鲁晓夫也没有被毛看在眼里，可是对个人迷信的批判却妨碍了毛泽东，他正想取代斯大林，享有那种世界性的万人膜拜的威风。

    “不难看出，毛泽东对斯大林只是不满，对赫鲁晓夫则是痛恨。原先只是说赫鲁晓夫不该一棍子打死斯大林，现在却要一棍子打死赫鲁晓夫。毛泽东不能容忍赫批判个人崇拜，因为他需要别人崇拜他。”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中说；“自１９５７年反右斗争后，中国共产党‘左’的错误迅速滋长，表现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神圣化和教条化，对新的国内外形势不能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对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行了‘左’的错误指导。这种‘左’的错误的产生和发展，不仅给国内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而且把‘左’的错误带到了中苏两党的分歧上，这是导致中苏论战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认为，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现代修正主义；赫鲁晓夫的上台是修正主义的上台。因此把中苏两党的分歧看成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分歧。把赫鲁晓夫执政后采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加强与美、英、法等国家的联系，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措施，视为向帝国主义投降的表现，是修正主义本质的暴露等等，也加速了中苏两党的分歧。”

    １９６３年３月３０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就时代、世界矛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战略问题阐述了看法。６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做出复信，题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建议》，简称《２５条》。７月１４日，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２５条》进行了全面的反驳。９月至翌年７月，《人民日报》和《红旗》先后发表了９篇文章，俗称《九评》，这就是著名的中苏大论战。这９篇文章是：《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中共在信中说：“列宁批判了那种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他说，这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中国共产党历来不赞成夸大个人的作用，而主张和坚持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有些人大肆进行所谓‘反对个人迷信’，而在实际上竭力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却大肆渲染某些个人的作用，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功绩归于自己。”

    苏共则反唇相讥说：“中共与苏共在同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后果作斗争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中共领导人扮演个人迷信维护者和斯大林错误思想的传播者的角色。他们企图把个人迷信时期盛行的那些制度、意识形态和道德以及领导的方式方法，强加给其他党。苏联人民正确地评价了我们党以及以尼．赫鲁晓夫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在反对个人迷信后果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刚毅和真正的列宁主义原则性。”

    苏共继续说：“大家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好标准。在个人迷信时期毒化人民生活的恐惧、怀疑和傍徨的气氛已经永远消逝了。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苏联人的生活更好了，享受着社会主义的福利。请问一问获得了新住宅的工人，问一问晚年得到了保障的领养老金者，问一问富足的集体农民，问一问成千上万在个人迷信时期受到不应有的迫害而已经恢复自由和名誉的人，你们就会知道，苏共二十大的胜利对苏联人来说，实际上意味着什么。请问一问那些在个人迷信时期成了镇压的受害者的人，承认他们的父母兄弟是正直的人，他们自己并不是我们社会的变节者，而是苏维埃祖国值得尊敬的享有充分权利的儿女，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中共的信说：“会不会有什么‘全民国家’呢？可以不可以用什么‘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呢？这个问题，并不是哪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而是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一个根本问题。有人会说，他们那里已经是没有阶级的社会了。我们回答说，不，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

    “既然那里还存在着企图复辟的旧的剥削阶级残余分子，既然那里还经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既然那里还有寄生虫、投机倒把分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等等，那怎么能说，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呢？那怎么能说，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没有必要了呢？”

    苏共争辩说：“他们教导我们说，在苏联的社会中还存在着敌对的阶级，因此也还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这是一些什么阶级呢？从中共中央的信件可以了解，这是‘资产阶级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不用说，中国同志对阶级和阶级斗争有着奇特概念。从什么时候起这些寄生分子被认为是阶级呢？是什么阶级呢？罪犯在任何社会中也不构成一定的阶级。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当然，这些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构成阶级。同这样一些人作斗争并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全民国家完全能够完成并且正在完成这一任务。

    “现在苏联的社会是由工人和农民两个基本阶级以及知识分子组成的。专政是一个阶级概念，中国同志建议在苏联对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呢？对集体农民还是对人民知识分子呢？”

    关于和平共处，中共的信说：“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是列宁提出的。可是，几年以来，有些人忽然把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政策算成是自己的‘伟大发现’。自认为对这一政策的解释有垄断权。他们把‘和平共处’当作是包罗万象的、不可思议的天书。把世界各国人民的一切斗争成就，一切功劳，都记戴在这本天书上面。中国共产党人怎么能同意这样的观点和做法呢？不，这是不可能的。”

    苏共辩解说：“我们党在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都把争取和平与防止世界热核灾难的斗争作为头等任务向共产党人提了出来。我们还冷静地估计到进行战争的手段有了根本的、质的改变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在本世纪中叶所制成的火箭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

    “共产党人有权无视这种危险吗？我们应不应该把关于热核战争后果的全部情况告诉人民呢？我们认为，毫无疑问是应该的。这不可能像中国同志断言的那样对群众起‘麻痹’作用。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是组织和领导各国人民为防止世界热核战争而斗争。

    “我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做出了关于在我们时代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是不存在的这样一个有最伟大意义的结论。原子弹不遵循阶级原则，它会消灭所有落进其破坏作用范围内的人。中共中央在其《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中断言：‘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试问中国同志，他们是否明白，世界火箭核竞争会留下什么样的‘废墟’？”

    关于南斯拉夫，中共的信说：“为了实现各国共产党一致协议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必须同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直到最近，铁托集团还公开声明坚持他们的修正主义纲领，坚持他们同宣言和声明相对立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说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说铁托集团是反帝力量，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完全没有根据的。现在，有人企图把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引进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来，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苏共说：“中共领导人在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攻击中，把南斯拉夫问题放在一个特别的地位。他们不顾事实，硬说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大家知道，１９５５年苏共同其他兄弟党一起在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方面表现了主动，以克服要由斯大林承担主要错误的长期冲突。在这个时期，中共领导人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没有产生任何疑问。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如此急剧地改变了自己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呢？”

    双方都各自宣称自己是这场辩论中的获胜者。中国共产党还在报纸上全文附录了苏方的文件，《人民日报》曾这样说：“错误的东西，终究是站不住脚的。人民是能够辨别是非的。我们到现在还不明白，既然苏共中央认为我们的信是百分之百的错误的，为什么不把它发表出来，让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看一看，来证明中共的错误和苏共的正确呢？”

    双方还都宣称，辩论的目的是加强团结，但事后的发展证明，辩论带来的是更进一步分裂，甚至是仇恨。

    正是：

        “马列”“修正”闹纠纷，

        千年万月难弄清。

        魔方衣地奥洛及，

        捏佛捏妖随吾心。

 

 

第九十一回

 

赫鲁晓夫品评毛泽东

人民日报吹捧地拉那

 

    西方国家有一句古老的名言：“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永久的朋友。”但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家却说，它们国家之间没有根本的矛盾，所以存在着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友谊。

    毛泽东在１９４９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明确宣布了“一边倒”政策，所谓一边倒就是永远与苏联站在一起。他还在当年年底到莫斯科签了一个《中苏友好条约》，从此，中国党就把苏共党称为“老大哥”，并大事宣传“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但这对兄弟国家也仅仅兄弟了２０年，就反目为仇了。对这种不平常的演变，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作了如下的叙述：

    法国的塔列朗曾经说过，外交家长着一根舌头是为了藏起自己的思想。这句话对政治家也适用。毛泽东简直就是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图的大师。我记得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曾经说过：“赫鲁晓夫同志打开了我们眼界，擦亮了我们的眼睛，增强了我们的视力。他终于把事实真相告诉了我们。我们也要进行改革。”但我始终对他保持着警惕，我知道他什么时候在哄编我们。

    我退休几年以后，听到一种说法，说中苏争吵是我挑起的。我用不着来驳斥这种诽谤，历史已经证明这些谣言是胡说八道。

    自我第一次认识毛泽东起，我就认定并告诉我们的同志，他绝不会听从于国际共运内部超过他自己的党之上的任何别的的共产党，他绝不会容忍这样的事。要是斯大林多活几年，我们和中国争吵还会早些时候出现，而且会采取关系完全破裂的形式。

    斯大林对毛泽东始终是很不满的。他给毛泽东加了一个头衔，根据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恰如其分地形容了他 。斯大林常称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

    当毛泽东的革命军队打了胜仗逼近上海时候，他命令他的部队停止前进，不要拿下这个城市。斯大林问毛：“为什么不打下上海？“毛回答说：“那里有６００万人口，要是占领上海，我们就得给这些人吃的，我们到那里去弄这么多的粮食？”

    毛泽东总是主要依靠农民而不是依靠工人阶级，所以他不愿为工人利益负责。斯大林曾为此而批评毛偏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依靠农民而赢得了胜利，这也是事实。

    毛泽东掌握政权后不久，他和斯大林的关系就在贸易、工业合作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变得紧张起来了。斯大林曾同中国签订了一个在新疆联合开矿的协定。斯大林这样做是错误的。我甚至可以说，这对中国人来说则是个耻辱。后来，我们把这个公司取消了。

    后来，斯大林又突然喜欢起菠萝罐头来了。他立刻指示马林科夫说：给中国人发个电报，说我希望他们拿出一块地方让我们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厂。”我在一旁斗胆说：“斯大林同志，共产党刚在中国取得政权，如果现在苏联，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要到中国去建立自己的工厂，那肯定会伤害毛泽东。”

    斯大林很不高兴地瞪了我一眼，我就不做声了。电报发了出去。两天后，我们收到中国人的回电。毛泽东说：“假如你们对罐头菠萝有兴趣，可以给我们一笔贷款，由我们自己来建立一个罐头厂。我们用这个工厂生产的罐头来偿还你们的贷款。”我默不做声，斯大林则在那里咒骂和发火。恰如我所预料那样，斯大林伤害了毛泽东。

    我在担任领导期间则从未签发过这类电报给毛泽东，从未向他提出过剥削中国的建议。在中国人事实上起来整我们之前，我们一直十分注意绝不伤害中国人。当然，当他们真的开始整我们的时候，我也决不做耶稣基督，不能给人打过左脸后再把右脸转过去让他打。

    在我访问北京时，气氛是典型的东方式的。每个人都殷勤巴结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但我还是看到了他们的虚伪。我到北京以后，毛泽东和我互相热烈拥抱，互相亲颊。我们经常在一个游泳池旁躺着，像是最要好的朋友那样谈论各种各样的事情。但这实在甜得有点令人恶心。毛泽东讲的某些话引起了我的戒备。我始终也没有搞清楚他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例如，我记得毛泽东有一次问我：“赫鲁晓夫同志，你对我们的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有什么看法？”我回答说：“毛泽东同志，我们简直弄不清你们提这个口号是什么意思。花有各种各样，美丽的花，讨厌的花，甚至有毒的花。”毛泽东承认这对俄国人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好的口号。关于百花齐放，我们决定不在报刊上发表。毛泽东并不傻；他知道我们的沉默是表示对他这个口号不赞成。但是现在大家都明白了，这个口号不过是引蛇出洞法。它意在鼓励人们更加公开地表现自己，以便将那些开放出来的颜色或气味不正的花，统统摘掉丢到垃圾堆里去。

有一次，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毛泽东问我：“赫鲁晓夫同志，你怎么想?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军事力量，你就能看到我们显然比我们敌人强。你想，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加在一起能动员多少个师啊！”

    我说：“毛泽东同志，这种想法现在可过时了。你再也不能根据哪一方的人多来计算力量大小了。现在有了原子弹，双方部队的数目对真正力量的对比和战争的结果就更没有意义了。哪一方的部队愈多，它的炮灰也就愈多。”

    他试图要我相信原子弹本身也是纸老虎。他说：“听我说，赫鲁晓夫同志，你们只要挑动美国人动武就行了，你们需要用多少个师来打垮他们，我们就会给你们多少个师，１００个，１０００个，都行。”我竭力向他说明，只要一两枚导弹就能把中国全部的师都炸成粉末的。但是对我的争辩他连听都不听，而且显然认为我是个胆小鬼。

    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国人开始组织人民公社，并建立茶炊般的土高炉。在毛泽东煽动下，中国人开始攻击苏联按劳分配的思想是资产阶级观念。中国有些文章指责苏联是资产阶级尾巴。于是，有关我们运动将来方向的一些基本原则问题就提出来了，我们到了与中国分手的地步。

    毛泽东还宣布和平共处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观念。从此中国就肆无忌惮地诽谤起苏联共产党的和平共处政策了。但是，我说，要弄清楚毛泽东真正是怎么想的始终很难。很难指出毛泽东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和平共处。迫于资产阶级记者的提问，毛泽东曾多次说赞成和平共处。我实在不能确定他的真正立场。

    可是，有一点我是能够肯定的。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有一种急不可待地要主宰世界的愿望。他的计划首先是主宰中国，然后主宰亚洲，然后．．．又是那里呢？有一次，他问我：“有多少征服者打进过中国？”接着他又自己回答说：“中国曾经多次被征服，但中国人却把所有征服者都同化了。”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注视着未来。他说；“想想看，你们有２亿人，我们有７亿人。”然后他又开始谈中国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举例说，中国语言中没有外国字。他说：“别的国家都用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这个字，那是从英语借用来的。但是我们中国人却有自己的表达这个意思的字。”他的这种沙文主义和骄傲自大不禁使我打了个寒战。

    １９６０年，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世界各国共产党会议。会上，中国代表团采取反对我们的立场。阿尔巴尼亚人支持中国反对我们。毛泽东的代理人，恩维尔·霍查，表现得特别无耻。他讲完话以后，老革命家伊巴露丽同志愤怒地站起来说，霍查像一条咬自己主人的狗。          

    我们逐渐了解到阿尔巴尼亚人正在同中国人密商反对我们。有一个访问中国后取道莫斯科回国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成员，向我们透露了这种密谋。她是一位诚实的好同志。在那以后不久，她就被绞死了。绞死她的并不是盖世太保，不是的，而是她自己的“阶级兄弟”。那时我们是多么天真，当时谢胡正在苏联的医院治病，当我们说明我们知道阿中两国正在进行会谈以后，他从病床上跳了起来，径直逃回阿尔巴尼亚去了。

    苏联与阿尔巴尼亚之间不和的根源，主要在于阿尔巴尼亚害怕民主化。民主当然是个好东西，但是在民主的环境中，一个领导人如果不坚持同自己的部下商量问题，他就很难不堕落为独裁者。一个领导人必须有知识，必须谦卑，而且能够生活在集体之中。他不是凌驾于党之上，而是党的勤务员。霍查、谢胡在党内生活中并没有遵循这些原则，毛泽东亦然。

    毛泽东非常聪明，非常诡诈。我记得只是在几年以前，有人预言他不会在中国进行的权力斗争中取胜。当时我说；“胡说，他当然会取胜。”我对了。但是他用什么方法占上风的呢？中国人只讲权力，不讲别的。你要是不服从，他们就要你的脑袋，而且做得非常巧妙：在成千上万人的大会上把你斗臭斗死。这是哪种政治？你甚至不能把这种做法称作野蛮。这比野蛮还要厉害。要知道，毕竟我们是生活在２０世纪！

    尽管毛泽东在中国占上风，刘少奇却没有认输。他反对毛的政策，并且进行了斗争，拥护他的人很多。但他们没有实权。毛泽东要绞死刘少奇并不费事，但杀害刘少奇必然会激怒群众，毛泽东知道这一点，所以他没有把刘少奇当作个人来斗，而是把他当作一种特定的政治体系的代表人物来斗。他把刘称之谓中国的赫鲁晓夫。

    当然，我们谈毛泽东是一回事，把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谈，又是一回事。如果我们谩骂起中国人民来，那我们就越过了客观分析的界线。如果我们相信某个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那我们就成了民族主义者。纳粹主义就是这样搞起来的。因此，我们必须明白，中国人是我们的兄弟。他们和我们一样是人。想想看，有多少中国人正在悲叹他们自己的国家所发生的事情。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大斗争，人民互相残杀。我们应该想尽一切办法，使共产主义运动再次团结起来，成为一块磐石。这个目的一定要达到！和平共处万岁！

    那时，只有阿尔巴尼亚的霍查是反对批判斯大林的，于是地拉那就成了毛泽东的最要好的朋友。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５日，毛泽东特地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发了贺电。电文如下：

    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坚定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红旗。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

    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一切形形色色的叛徒和工贼集团，比起你们来，他们都不过是一杯黄土，而你们是耸入云霄的高山。他们是跪倒在帝国主义面前的奴仆和爪牙，你们是敢于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战斗，敢于同世界上一切暴敌战斗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苏联，在南斯拉夫，在那些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当政国家，已经或者正在改变颜色，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从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英雄的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顶住了这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逆流。你们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采取了一系列革命化的措施，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你们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独立自主地建设自己的国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你们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你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你们也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我们和你们都不是那种口蜜腹剑的假朋友，不是那种两面派。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

    我们现在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时代。美帝国主义和其他一切害人虫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掘墓人，他们被埋葬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我们两党、两国人民，一定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那么，所谓阿尔巴尼亚的“辉煌胜利”是什么呢？阿是人所共知的、欧洲最贫穷的一个国家。人们称它为欧洲的破落户。霍查本人则是千夫所指的独裁者，只因为他反对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就成了毛泽东的“知己”。

    毛泽东给了霍查好几亿人民币的无偿援助，但地拉那却把中国人的粮食用来喂家禽家畜，把中国的无缝钢管当作晒衣服的竹竿。

    正是：

        老毛口气大如天，

        援外不是做生意。

        亿万人民血汗钱，

        抛入海底亦马列。

 

第九十二回

 

刘少奇吹捧王光美

毛泽东揶揄刘少奇

 

    什么是真马列主义，什么是真修正主义，这似乎是一场大混战。即使是中共的最高层，迄今也无法说清楚这个大问题。

    刘少奇１９６４年７月９日在济南部队干部座谈会上说：“只有一个南斯拉夫出了修正主义，人们还不大注意，看作是偶然的。苏联出了修正主义，这就引起人们的注意了，引起了人们的警惕。没有苏联出修正主义，大家受不到教育，只出一个南斯拉夫还不够。恩格斯组织的党（第二国际）后来大部分背叛了无产阶级，列宁组织的党（第三国际）就不背叛无产阶级？列宁死了，斯大林也死了，出了个赫鲁晓夫。这是个很重要的经验，它的重要性同十月革命的重要性一样。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经验，苏联出修正主义是社会主义变质的经验。取得了政权还有失去的可能，无产阶级革命可能一次不够，可能要革几次。中国是不是会变掉，资本主义是不是会复辟？不一定，现在不能讲。毛主席说，如果不搞社会主义教育，‘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苏联现在就是法西斯党。我们吸取了这个经验，也可能不变，不出修正主义。”

    同年８月１０日，刘少奇又在湖南省干部会议上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经验是有的，列宁就有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出修正主义的经验也有了，出了赫鲁晓夫、铁托，东欧一些国家都出现了修正主义。但是，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不出修正主义的经验。我们中国，在生产大队里面，公社里面，工厂里面，就出了赫鲁晓夫，出得不少，是不是中国也会出个大赫鲁晓夫？现在还很难说，也可能出。”

    刘少奇万万没有想到，他自己就是这个“大赫鲁晓夫”，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啊！

    毛赫争吵爆发后，毛泽东又加力实施其“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政策，１９６３年５月２０日，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要在全中国实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就是所谓“前十条”，其中第四条说：“河北保定地委的同志到农村进行调查，发出了农民迫切要求社队认真地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 （简称“四清”）。目前社队普遍存在四不清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是干群之间的矛盾，必须予以解决，也不难解决。因此，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通称为“四清”。后来，四清的内容又变为“清经济、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

    这年９月，中共中央又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也是十条，通称“后十条”。在最初阶段，刘少奇非常积极地推行了这些政策，并且还派了他的妻子王光美到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任四清工作队组长。王光美化名董朴，在那里蹲了五个月，写出了一个报告，题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刘少奇对此大为鉴赏，并当面夸奖说：“你干得比我还好！”１９６４年９月１日，刘少奇更作了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批示。内称“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是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纪录，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文字虽长，但是好读，各地党委，特别是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急需了解这种材料和经验。现特发给你们，望你们印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所有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队员阅读。

    当时全国的“工作队队员”有上百万人，所以王光美的报告也成了一份“畅销文件”，王光美的确出尽了风头。这一切，毛泽东夫妇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特别是那位毛夫人江青，更妒忌得牙齿格格作响。

    正是：

        你去印尼出风头，

        桃园经验更风流。

        老娘看了不顺眼，

        来日请尝铁榔头。

    那么，王光美的报告到底是什么回事呢？原来它是一份带有福尔摩斯笔法的报告。它的吸引人之处，是抓出了据说是隐藏在内部的阶级敌人、现任的大队支部书记吴臣。今引若干段如下：

    我们工作队根据省委的指示，拟定了工作计划，先搞扎根串连，讲“双十条”，初步组织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然后搞“四清”，洗澡放包袱，再搞对敌斗争，最后搞组织建设。

    我们一进村有一个了解情况的过程，群众也有一个了解我们的过程。他们要看我们是不是与“四不清”干部一样，可不可以信赖我们。有一次我到一个贫农家吃饭，小伙子叫王洪业，劳动很好。他说：“老董你今天到陈家河沟干什么去啦？”我说去看水源。我想，那一天去，没有碰见老乡，没有碰见王洪业，他怎么知道的呢？我就问他：“你怎么知道我去陈家河沟？”他说：“我看见你的脚印啦！”这个话教育我可深呀。看来小伙子粗中有细，连谁的脚印都认识。原来我穿的是塑料底的棉鞋，鞋底花纹和别人不同。这证明，群众在仔细观察我们，看我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把掌握了的材料，听到的情况，索性都交给了贫下中农，由他们讨论，这一讨论，更多的事实揭露出来了。原来不是说吴臣是贫农出身吗？不是的。他父亲是小商小贩，他自己是搞小买卖，卖破烂，跑单帮，一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政治上的“四不清”非常严重，一贯重用地、富、反、坏，许多好差使，都安排给地、富、反、坏。他经常对别的干部讲：“你们当干部非有点迫力性不行”。他说：“社员是属破车的，三天要不收给就不合辙。”他就是欺压贫下中农。贫下中农盖房有困难他不管。１９６２年伪保长盖房子，他亲自去组织、拨工和锯公家的树。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过去他从长春回来，无依无靠，?伪保长借给他２０块钱，批准他开了个小烟铺，现在是报他的恩。吴臣作为共产党的支部书记，不报共产党的恩，不报贫下中农的恩，而是要报伪保长的恩。

    要讲他的经济“四不清”问题，更是严重。由他自己贪占的大概有一千块钱，一千斤粮。他一贯弄虚作假，贪赃枉法。他把两个弟弟都安排到副业里。一个是搞木业加工，一个搞运输，都是最能拿钱的差事，都是给他弄钱的。他们给吴臣弄了多少财物就不知道了。我问：“你搞这么多鬼，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贱买贵卖，人之常情，我一向是捣动买卖的。”“那两年自由市场刚一开放，我真觉得当这个支部书记倒了霉，我要不当书记，哪天不挣个十块八块的?”他当面就是对我这么讲的。

    这个人对上是很会阿谀奉承的，这次对待我们，开始也来奉承，我们不吃他那一套，他就同我们对立，闹别扭。他给上面的一些人送礼送钱，他有一套对付上面的办法。１９６２年，县人委办公室副主任吕树环到这个村来查瞒产。他一听说，就跑到场里告诉生产队的干部和群众：“你们这粮食还不收，县里查的人马上要来啦。快把粮食藏了！”群众说，县里来查怎么办？他说：“你们不要害怕，只要你们不说，他没个知道。”这个检查的人，刚一进村，他就好吃好待。他从副区长那儿打听到这个人经济上不富裕，就从队里借给他一百块钱，然后给他一个填好了土地、粮食数字的表，这个人就走了。

    桃园的贫下中农和干部，在三级干部会议上对吴臣的坏事进行了系统的揭露。贫下中农代表当场要求说：“这样的人非撤不可。”这个时候，我们是要一个坚持错误的干部？能官官相护么？难道因为他是个共产党员，是个支部书记，作了这么多坏事，就不过问，保护他，原谅他？我们绝不能护短。这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一个区别呀！公社党委在会上接受桃园贫下中农的要求，决定撤了吴臣的职。

    作为革命者，就不能怕犯错误。这也怕犯错误，那也怕犯错误，到头来就要犯一个大错误，“四清”搞不彻底。怕后遗症，倒弄了个大后遗症，就是保护了修正主义的根子。过十年几十年，出个赫鲁晓夫，这是大后遗症还是小后遗症?怕这怕那，结果“四清”搞不彻底，就犯了个大错误。

    正是：

        光美文采有几分，

        巧抓桃园小吴臣。

        只恨大梦一觉醒，

        身旁睡的是何人！

    王光美还抓出了一个后台，可惜这个后台不是在上头的，而只是吴臣手下的一名会计，名叫赵学瀚。王光美有如下的叙述：

    实际上，赵学瀚是漏网地主，他是吴臣的后台，大队的经济账他起码掌握了百分之九十五，所有弄虚作假，都是他出的主意。几次运动赵学瀚都滑过去了。这一回差了点又滑过去。因为他骗了个中农成分，儿子、儿媳、女儿一共六个，都是在外边上学、做事，没有一个在家劳动。大儿子是空军的一个上尉军官，二儿子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助教，老三在唐山铁道学院学习，老四是天津南开大学自动控制系的学生，小女儿在抚宁中学，今年高中毕业，儿媳是国营企业的会计。赵学瀚不仅自己钻进了我们的干部队伍，他的六个子女，有两个是党员，四个是团员，而且有的是搞机密工作的。当大学助教的那个是搞尖端科学的，自动控制系的那个也是准备让她搞尖端的。如果这些青年表现得好些，我们的哪个机关还不是都要重用他们吗！

    好个王光美，请问，若因表现好而受到重用，有什么不对呢？王光美本人不也是资产阶级出身吗？血统也不是无产阶级。为什么你可以受到重用，而其他的非无产阶级子弟就不能重用？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不都是地主阶级的子弟吗？王光美在这里就犯了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

    再说，刘少奇虽然力求在“四清”中做出成绩，但事与愿违，却种下了祸根。他与毛泽东在某些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比如，对于社教运动的性质，刘少奇主张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一定什么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都要从“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高度去上纲上线。他不同意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考虑到毛泽东当时身体不大好，没有请他出席。会议制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共17条。从1965年元旦至14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改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认为这只是一般性的工作会议，而且第一阶段毛泽东也没有参加，也就没有要毛泽东参加。不料，毛泽东心中不悦，径往会场。他在会上不指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在社教中搞“人海战术”、“繁琐哲学”、“神秘化”、“打击面过宽”等等。总之，这是“形左实右”。

    毛泽东在说到四清的矛盾时，刘少奇插话说四清是“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矛盾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好”。

      毛泽东一听，面露愠色。当天晚上，毛泽东就把陈伯达叫了过去，讲了他对四清的看法，由陈伯达仔细纪录了下来。这就形成了陈伯达所起草的所谓《二十三条》。它明确地说明四清是一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并指出运动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就在那时，刘少奇也没有觉察到这个“走资派”指的正是他刘少奇。从表面上看，毛泽东的确已打了招呼，所以这又是一次“阳谋”而不是阴谋。

    正是：

        号称聪明刘少奇，

        举步不知有深浅。

        早被内定走资派，

        犹在骡儿当马骑。

 

 

第九十三回

 

王稼祥上书党中央

胡耀邦盛赞书呆子

 

    中国共产党在1955年曾册立了十大元帅。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新朝代的建立总离不开文臣和武将。但新中国的人民只知道有十大元帅和十大大将，没有听见过什么张良或肖何一类的智囊。其实，这样的人不是没有，而是被毛泽东打下去了。新中国政权中曾有两位杰出的谋士，他们就是王稼祥和张闻天。

    １９０６年８月１５日，王稼祥出生于安徽泾县西乡厚岸村的一个小地主兼小商家庭里。１９２５年到上海大学附中部学习。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０月下旬，离开上海去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直至１９３０年２月。同年３月回国，４月，与任弼时等，作为中央代表团被派往江西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１９３３年４月，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国民党飞机炸伤，由于当时缺乏医疗设备，伤病一直没有得到治愈。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带伤参加长征。

    长征开始后，王稼祥坐担架随队前进，当时毛泽东也因病坐担架。因此，他们有很多交谈的机会。王稼祥在瑞金时就对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的指挥表示怀疑。他向毛谈了自己对当前军事局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应当把李德和博古“轰”下台。毛泽东很赞赏他的看法，并针对现实情况，谈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两人谈得很投机。于是，他又去找张闻天，谈了他和毛泽东两人的看法，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作战。张闻天也表示支持这种意见。王稼祥还找机会与周恩来、聂荣臻等谈了这个意见，并获得他们的支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长征部队召开了遵义会议。

    在遵义会议上，在毛泽东发言以后，接着发言的就是王稼祥。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严厉地批判了李德和博古的军事路线，主张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结果，会议改组了党和军队的领导。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了三人军事小组，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终于使长征中的红军转危为安，胜利地完成了长征。

    １９４３年，王稼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文章写道：“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导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 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产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所以，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的是王稼祥而不是刘少奇。

    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出任了第一任驻莫斯科大使。１９５１年回国后，任中央联络部部长兼外交部第一副外长。

    １９５６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后，中共中央发表了《两论》，作为中联部部长的王稼祥也特别忙碌。在他手下工作的熊复作了如下的报导：

    在这个过程中，稼祥同志就斯大林的错误和赫鲁晓夫的做法，同我们谈过许多次他自己的见解。他说，斯大林除了犯有肃反扩大化和个人迷信的喜爱等错误外，还对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内政进行过这样或那样的干涉而造成严重的损害。斯大林的错误是必须纠正的，世界各国共产党也必须从他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防止发生同类性质的错误，特别要防止发生个人迷信的现象。但是，这个纠正错误和吸取教训的工作，采取赫鲁晓夫这种突然袭击的方式来进行，只能适得其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严重的混乱。他还谈到，也不是把错误统统推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就万事大吉了，因为斯大林所以犯错误，不仅仅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在苏联有深刻的社会历史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作为苏联前身的沙皇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小生产占优势的、沙皇统治极其野蛮的封建帝国主义国家，这种性质的国家正是封建家长制、个人迷信和大国沙文主义这此现象赖以存在和滋长的肥沃土壤。他告诉我们，列宁曾经批评斯大林说，斯大林比俄罗斯人还“俄罗斯”。这个“俄罗斯”就是家长制统治、大俄罗斯主义、大国沙文主义这些毒素的代名词。这些东西，正是俄罗斯这个伟大民族品格的阴暗的一面。斯大林的错误正是在这种对民族品格的阴暗面还没有来得及清除干净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他还认为，个人迷信这种现象，斯大林固然要负主要责任，斯大林周围的人，包括赫鲁晓夫自己，也是要负责任的。

    这些话不得不使人想起“胡风分子”徐放的话。徐放说：“我们每个人，包括受摧残者，都应该认认真真地反思，我们身上有没有落后的东西?没有奴性吗？在中国，我们这些人，和很多人一起，构成了愚昧和奴性的基础。”

    曾任公安干部的高建国写道：“醒来吧，盲目陶醉在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的人们！赶快对传统的思想文化进行深层爆破，彻底剔除根植在我们思想和观念里的封建基因，扫荡唯上、唯权这些封建宗法观念的历史惰性！努力呵，那些致力于在中国建立真正法治的人们，让世纪之潮冲掉我们内心深处的种种劣根性，大胆承认我们的灾难也来自我们自身最深处，把权大于法、以权代法的封建专利品，统统抛到汪洋大海去吧！”

    接着，在“大跃进”年代中，王稼祥又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他和张闻天一样，得出了“怀疑派”的结论。他的妻子朱仲丽这样写道：

    多少年来，稼祥对于“左”的思想及其错误，一直比较警惕。他常引自己曾经犯过“左”的错误为戒，告诫自己和别人道：“左”的东西乍起来很革命，实际上对革命的危害很严重，由于它总是用革命的辞藻装饰着，识别它要比识别右的错误难。因此要在实际工作中锻炼独立思考的能力，善于识别“左”和右的错误。识别了，就不要对错误随声附和，更不能推波助澜，而要同它划清界限。

    １９５８年，中华大地上又刮起了一股“左”倾大风。一夜之间，成立了许多号称“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稼祥在从事外事工作的同时，腾出不少精力来阅读和研究有关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各种文件材料。随后又亲自下农村参观考察，他先去了北京郊区通县的人民公社，听了公社干部的汇报，又看了田间作物，又看了公社的大食堂。他十分冷静，不跟在别人后面对这些所谓新事物吹捧赞扬。同年１１月和１２月，他又利用去武汉参加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机会，再到农村人民公社去调查访问。他在一个人民公社参观麦地时，看到田里筑了一排排坟包似的圆锥形土堆子，上面已经长出了麦苗。他一问人，才知道这是有的人敢想敢于的新创造，说是许多个圆锥体的面积加起来，要比原平地面积大得多，这样就多长了麦子，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稼祥马上想到，这样做是破除迷信还是违反自然规律呢？这样的敢想敢干有科学根据吗？

    稼祥参观后，住到武昌洪山宾馆内。他经常一人长时间地深思，当我问他怎么回事时，他以十分忧虑的语气说：中央正在讨论大跃进中的工业农业生产规划问题，而他对一些提法和做法有着不同意见，他一直在考虑把自己的意见提出来。他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自己有了不同意见，应该无保留地向党提出来，特别是在大政方针问题上，不应该隐瞒自己的观点。”我问他有否考虑过，提出不同意见会有什么后果？他沉重地点点头说：“是的，我应该考虑到。”

    一天傍晚，他高兴地告诉我，他已经用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方式向党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并请他把自己的意见告诉毛泽东同志。

    后来我逐渐知道，他对党的一些重大方针措施，实际上作了带根本性的批评和反对。他认为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必须坚持按劳取酬的原则，根本没有各取所需的条件，现在就实行什么吃大锅饭，吃饭不要钱等制度，完全是错误的。我国当前还不存在所说的共产主义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就提出取消商品生产，甚至取消货币，也是完全不现实的。他不同意工农业规划中的高指标，尤其不同意将这种没有科学根据的高指标公开发表，到处宣扬。

    稼祥的意见很快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听后说：两百多名中央委员，都赞成中央的方针，就是王稼祥一个人反对！索性开个会，叫他到会上再说说自己的意见。有关同志向稼祥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稼祥听后说，他认为自己的意见已经直接向中央陈达了，没有必要再在会上提出，只希望中央能考虑他的意见或指出他的错误。

    正是：

        稼祥不愧有胆量，

        不怕马蜂偏去掏。

        稼祥不愧有智谋，

        老毛设阱我不跳。

    六十年代的中国，处在一个大小矛盾尖锐和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客观上，二战后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对峙在继续，中苏关系日益恶化，中印边境上的冲突和对抗在加剧，美国和国民党蒋介石不时对大陆东南沿海进行骚扰，美国还在南朝鲜驻有重兵；主观指导上中国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一切反动派”作为自己的战略口号，并承担了在物质上和道义上支援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重担，而这又是在国内经济遇到严重困难中进行的。在这种形势下，王稼祥反复思考如何正确确定中国的对外方针这一问题。他在中联部小范围内经过讨论后，于１９６２年２月，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了一封建议信。其主要论点是：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我国的对外政策应是和平政策，这种政策的任务是保证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须的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争取有利条件加快建设速度；为了争取时间，度过困难，加速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而不是采取加剧紧张的方针；在国际斗争中要小心谨慎，注意策略，警惕把局部战争引向我国；关于对外援助，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条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王稼祥写道：“不要说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必然导致发生世界战争；不要说必须在消灭美帝国主义以后，第三次世界大战才能避免；不要简单地说‘打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帝国主义’；不要过分地强调世界战争的危险，而冲淡了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不要笼统地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世界战争一说，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存在条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处’，‘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才能和平共处’，‘必须消灭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才能实现和平共处’，‘必须彻底消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才能实现和平共处和世界和平’等等说法，是错误的。”

    他指出：“我们应该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讲够，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

    周邓陈是认可这封信的，但当毛泽东获悉这封信后，却大为恼怒。他在１９６３年５月２２日对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少一些。这就是修正主义的路线。１９６４年２月９日，毛泽东再次对威尔科克斯说：我们党内有少数人主张三和一少。他们联络部（指中联部）里就有少数这样的人。另一个是统战部。它是同资产阶级打交道的，但是里面却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每个部都找得出这样的人。例如农村工作部里面有一个邓子恢，他是中央委员，还是副总理，却主张单干，实际上不要社会主义农业。这一股风，即三和一少风、单干风等等，在前年上半年刮得很厉害。从国外来说，被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吓倒了。

    毛泽东还说：针对三和一少，我们的方针是三斗一多，这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马列主义的政党和马列主义派别。三和一少是赫鲁晓夫的口号，三斗一多是我们的口号。

    同时，毛泽东也对朝鲜的金日成讲：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什么是三和一少呢？就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要和，就像对尼赫鲁那样的反动派也要和。一少是，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一点，要少支持世界革命。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

    ４月１０日，毛泽东又对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讲：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同赫鲁晓夫的调子一样，即强调三和一少。中央联络部部长就主张三和一少。他本来害病，那年春季，他突然积极起来了。

    １９６５年８月１１日，毛泽东在党内讲：１９６２年在国际上在外交上，主张三和一少是王稼祥，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是陈云。不仅要包产到户，还要分田到户。

    毛泽东的谈话一出，王稼祥就落入了灭顶之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终于被迫害致死，他的唯一儿子王命先（人民大学统计系讲师）被株连，在不堪受辱之下，投河而死。王稼祥的姐姐被赶出北京，一路讨饭回到老家安徽，栖身于破庙，饿病而死。这样的统治，不就是法西斯吗？

    １９６８年秋天，在专案组人员威逼下，王稼祥不得不向毛泽东写了一个检讨书。其中是这样说的：

    “我的错误的外交路线之一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我以为原子战争核战争是两败俱伤的战争，是没有胜利者的战争，是带有毁灭性质的战争，这种战争是不能打的，只能避免。第二个问题是人民战争问题。我虽然亲自参加了人民战争几十年并负了重伤，但是我认为对于其他国家进行人民战争并不是必然的，许多国家以其地理条件和经济情况的不同而应有一些区分。此外，在我们处于三年灾害的内忧时刻，要极力避免外患。因此，我主张与苏联保持国家关系；还赞成与美帝也应该采取较为缓和的态度，对印度反动派也主张坐下来谈判，停止世界战争。又因为我国美金紧张，我提出向兄弟国家的援助，只能量力而行，譬如对阿尔巴尼亚等国的经济援助等。鉴于国内人民勒紧腰带吃饭，工业农业建设迟钝而有所感触和主张，我的外交路线的看法就形成了。这是我的罪恶，这就是我的政治帽子‘三和一少’后又升为‘三降一灭’的滔天大罪。”

    人们可以看出，他的这些意见，不但是忠于人民，而且极有远见卓识。可惜在毛泽东一手遮天的统治下，王稼祥却只有挨斗的命运。他在１９７４年终于因受迫害而死。

    未亡人朱仲丽为王稼祥写了一本传记。党的总书记胡耀邦也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作为我们党的一位卓越的革命家，稼祥同志在品德和性格方面，有许多突出的优点。他从不显露自己，从不向人谈论他的历史，连非常熟悉他的同志，也往往弄不清楚关键时期他对党的重大贡献。无论个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他都不计较个人得失，总是兢兢业业，埋头工作。他是一个非常珍惜时间而好学的人。他严于律己。同他共事过的人，都佩服他有才华，有主见，敢于负责，对同志公道正派。

    “在我们党建党六十周年的纪念会上，中央决定列举的我党建党以来三十八名卓越的领导人物，就有稼祥同志。他是当之无愧的。”

    正是：

        桃李无言，

        下自成蹊。

        稼祥闻天，

        党内珍奇。

 

第九十四回

 

姚狗狂吠《海瑞罢官》

彭真力保学术自由

  

    我们现在老是使用“四人帮”这个名词，其实这个名词并不十分正确，因为姚文元不能算是一个人，他只是一条狗，因此应该称之谓“三人一狗帮”才比较正确。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共培植了两条恶狗，第一条就是姚文元，第二条是戚本禹，关于戚本禹，我们将在以后进行素描，现在先谈谈姚文元。

    １９６０年代初，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是一位明史研究专家。他应毛泽东本人的鼓励，曾写了不少文章介绍明代的一位清官海瑞。后来，又应京剧大师马连良等人之请写了部剧本《海瑞罢官》，由马先生本人主演。甚得好评。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了署名为姚文元的一篇文章，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其中十分凶狠地说：

    吴晗同志毫不含糊地要人们向他塑造的海瑞“学习”，我们到底可以“学习”一些什么呢？

    学习“退田”吗？我国农村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建立了伟大的人民公社。在这种情况下，请问要谁“退田”呢？要人民公社“退田”吗?又请问退给谁呢？退给地主吗？退给农民吗？难道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的五亿农民需要去“学习”这种“退田”吗？

    学习“平冤狱”吗？我国是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说什么“平冤狱”的话，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阶级从最黑暗的人间地狱中冲出来，成了社会的主人，这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平冤狱吗？请问今天到底哪个阶级有“冤”，他们的“冤”怎么才能“平”呢？

    如果不是学退田、学平冤狱，那么，《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也许吴晗同志会说：就算学习退田、平冤狱都不对吧，学习他“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以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这总可以吧。我不是在《海瑞罢官》的剧情提要中说过，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的“坚强意志”吗？我们今天在处理内部关系上不是也需要这种“真男子”吗？剧本中的确突出地写了海瑞反对“甘草”，骂“乡愿”，而且还把徐阶塑造成“乡愿”的典型。

    官僚主义确实要反，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放松过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官僚主义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需要长期斗争才能根本肃清。至于说到“刚直不阿”、“大大夫”、“真男子”、“反对乡愿”等等，那就首先需要明确它的阶级内容：为哪个阶级？对哪个阶级？这里，我们想重复引用一下毛泽东同志解释过的鲁迅的两句著名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毛泽东同志说：“‘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说是说无产

阶级和人民大众”。对敌人，是“横眉冷对”，对人民，是甘心情愿地要俯首做牛。今天如果离开了这样明确的阶级立场、阶级观点，抽象地说什么“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去反对“今天的官僚主义”，那会把人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

    吴晗同志顽强地宣传过一种理论：历史剧要使封建时代某些人物的“优良品德”“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我们不在这里讨论道德问题，但如果像《海瑞罢官》这样把海瑞的思想行为都当作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那还要什么学习毛泽东思想呢？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１９６１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 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明确请他回答：在１９６１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在这里，我们要说一句题外话。姚文中引了“‘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毛泽东在这个句子中有疏忽，鲁迅诗中的‘千夫’说的是普通老百姓，而不是敌人。自以为有文才的姚狗连这一点也看不出来。实在可怜。大家知道，鲁迅的“千夫指”才是说的是敌人，也就是“千夫所指”的，即老百姓们所指的王八蛋。这儿的“指”就是英文中的accusing finger也。

    此外，我们还要引廖沫沙的一首诗如下：

清官岂有贪官好，

酷吏方能立大功。

娼妓居然称圣母，

流氓恶棍逞英雄。

    姚文出笼后，张春桥一面以“百家争鸣”为诱饵“引蛇出洞”，一面密切注意社会舆论，尤其是北京的动向。但是北京却一直按兵不动，正如江青所说：“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张春桥立即奉命让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姚文的单行本，北京方面不知道出单行本是毛泽东之意，对上海新华书店的求订要求竟不作答复。直到１１月２９日，北京市委不得不决定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并指示新华书店征订单行本。

    事情所以如此，因为彭真对姚文元的文章很为反感，他在这前后发表过不少掷地有声的谈话。据康生说，“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真只回答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这是姚文元文章发表前两个月的事。说明毛泽东早于此时就把批判吴晗纳入其战略部署之中了。毛泽东之所以要问彭真，意在告诉彭真要批判吴晗，但彭真没有意识到毛泽东真要批吴晗，更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所以在９月２３日他召开的文化厅局长会议上，他大胆地说：“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管他是党中央主席也好。”可以看出，彭真在听了毛泽东提出要批吴晗后，是做过一番调查研究的，他没有发现吴晗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至于吴晗的学术观点，以及吴晗的政治思想和为人，他都是很清楚的。所以，直到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十多天后的１１月２８日，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会议上他听到邓拓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是有来头的”时，还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要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彭真的这些言论，表明他对姚文元文章的不满，清醒地认识到姚文不是真理。这也说明，彭真心中有的是实实在在的党性，而不是“唯毛”的党性。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回忆说：１９５５年冬，党中央决定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并决定由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主持这个会议。同时还决定发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起草这个指示的任务落到了作为这个会议领导人之一的彭真身上。彭真同志提名要我参加《指示》的起草，住到动物园里的畅观楼，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彭真经常到畅观楼来和我们一起讨论问题，想方设法把《指示》写得尽量好些，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他的一些?想法写进了《指示》，在党中央的会议上得到了肯定。其中说：“我们必须认识，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已经形成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指示》中讲得比较多和比较深的，是关于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一些不正确倾向，其中批评了不把知识分子看成自己人的宗派主义倾向，还有只承认苏联专家的作用而不承认中国专家的作用的倾向。彭真还看到当时的另一种倾向，即把苏联的科学技术看得比欧美国家高得多。他问我们对苏联和欧美科技水平的估计，我们说不应把欧美的水平估计得过低。彭真非常赞同我们的看法，看来他本人早就有这种看法。这次工作时间不长，却使我对彭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看到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了解是比较深的，视野是很开阔的，而且不受当时某些不正确观点的影响。

    本来，上海报纸发表的文章，其他地方的报纸完全有权决定是否要转载，但是这却加深了毛泽东对北京市委的不满，特别是对彭真的不满，他蛮横地认为市长彭真是吴晗的后台，认为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后来北京市转载之后，毛泽东又在小圈子内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１９５９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些话大大地加重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政治压力。

    １９６４年夏天，中央曾成立了文化革命小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组成。彭真任组长，陆定一任副组长。《海瑞罢官》问题发生后，１９６６年２月３日，五人小组举行会议，讨论了当前学术批判中所出现的问题。讨论的结果整理成汇报提纲，也就是《二月提纲》。

    《二月提纲》试图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加以匡正，要求“坚持毛泽东同志１９５７年３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提出“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我们在斗争中要认真地、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和进行学术研究，掌握大量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把学术向前推进。”“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

”。

    ２月５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北京的常委，通过了《二月提纲》，康生在会上也明确表示同意。２月８日，彭真、陆定一、去武昌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康生也是同机去武昌的，虽然他并没有参加汇报。２月１２日，中央同意并转发了这个《提纲》，批发前，康生也在上面画了圈的。但这一小小事件，却引出了一场“文化大革命”。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曾发生过不少“文字之狱”，最盛的是在满族统治时期，如“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事件。但毕竟受害者有限。谁也没有想到在毛泽东统治之下，竟出现了全世界史无前例的‘文字狱’，其牵连之广，其程度之荒唐，其行为之残酷，其手段之卑鄙，其领导人之不要脸，真正做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正是：

        狠毒超过吕太后，

        无赖远胜隋帝炀。

        恭请吴晗写海瑞，

        血染全国祸一场。

 

 

第九十五回

 

姚文元逼死吴邓两家

毛泽东铲除彭罗陆杨

 

    转载姚文的风波似乎过去了，但事实上不然，因为这时已经实际上产生了两个领导中心。一个是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以陆定一为首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另一个是以毛泽东夫妇及张春桥为首的隐藏式的上海帮阳谋核心。从形式上看，前者应该是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但他们根本不可能获得真正的领导权。真正的领导权当然是在毛夫妇手中，可惜当时彭真还被蒙在鼓里。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０日，姚文元又在《文汇报》发表了《评‘三家村’》一文，内容如下：

    四月十六日，《前线》和《北京日报》发表了题名为《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的材料，并且加了一个编者按。这个编者按说：“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这是错误的。其原因是我们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头脑中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这是一篇大谎话。《燕山夜话》的作者是邓拓，《三家村札记》则是邓拓、廖沫沙、吴晗合股开办的一个黑店。邓拓担任了《前线》的主编，又把持和垄断了北京市的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岗位，他同“三家村”的伙计们一起，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难道只是一个什么“丧失警惕”“没有及时批判”的问题吗？放出了这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难道头脑里只有那么一点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吗？对这个大骗局需要彻底揭穿。

    我们一查对，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大量十分恶毒地诬蔑党中央和毛主席、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言论，充满《燕山夜话》。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个时期所写的大批向党进攻的文章并不是各不相关的“单干”，而是从“三家村”的合伙公司里抛出来的，有指挥，有计划，异常鲜明地互相配合着。吴晗是一位急先锋，廖沫沙紧紧跟上，而三将之中真正的“主将”，此“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则是邓拓。

    自从批判《海瑞罢官》以来，人们揭露了这个戏的反动本质，揭露了它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政治目的，也揭露了吴晗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丑恶历史。但是，只有从整个“三家村”的活动来看《海瑞罢官》，弄清楚这个“三家村”在这几年剧烈的阶级斗争中扮演的角色，那么，才能挖掉它最深的根子，才能够连根拔掉这丛大毒草，并且摧毁这个大黑店。

    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批判“三家村”，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大革命。面对着这样艰巨的战斗任务，我们一定要敢于革命。为保卫毛泽东思想，为共产主义事业，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

    另外，姚文元又忠诚地实行了毛泽东的“查三代”政策，组织人马，到吴晗家乡进行所谓调查，终于“揭露出”吴晗原来是一个“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知识分子。

    在法西斯统治之下，吴晗当然无法申冤，他和他妻子袁震不得不自杀以示抗议，他们的可怜小女儿吴小彦也被残酷害死。“那时，吴晗一家４口，儿了吴彰不满８岁，女儿吴小彦１２岁，吴晗的爱人袁震也是研究历史的，因为身患多种疾病，一直在家养病，协助吴晗研究明史。有谁能想到，这样一个无辜、善良的家庭，竟然在无数次的查抄、威逼和凌辱中，家破人亡！”

    现在再说邓拓，他是建国以来，长期任《人民日报》社长。在“反右”期间，因表现不力，曾被毛泽东面斥“死人办报”，随后就被调至《北京日报》，终于被划进了“三家村”成员。

    姚文元还在继续叫喊：“不管是‘大师’，还是‘权威’，是三家村或是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什么人吹捧，全部都要揭露出来，批判他们，打倒他们，还要挖出他们最深的根子。”邓拓是一名老党员，他当然知道，这样的话决不是姚狗随便叫嚣的，背后是谁是一清二楚的。

    ５月１６日，戚本禹进一步发表文章说：“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邓拓读到此处，不禁拍案而起，绕室徘徊。这个姓戚的有什么根据这样血口喷人。思想批判从严，也不能无中生有，肆意诬陷！但他走了几圈，心情就平定了下来。他知道，历来的文字狱，本来就不需要什么根据，也不需要什么人证物证，只要暴君一动心，就可定案。

    这时，妻子丁一岚回来了。邓拓对她说：“你看你今天一天都没有回来，我有好多话要对你说。”。“我想了好久，你和孩子们还是同我先分开一段时期的好。家里有姐姐照顾我，这样对大家都好。”丁一岚心乱如麻。子女都已是入学儿童，他们的父亲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叛徒”，本来是融融泄泄的欢乐家庭早已显得冷冷森森。丁一岚稍一思考说：“好吧，我带孩子们暂避开一阵，等问题解决了再回来。”邓拓凄然一笑曰：“你太傻了。”２０年后，丁一岚回忆这句话时说：“我当时真的太傻了，听不出这句话的份量。”

    当夜，邓拓写了一封给市委的绝命书：“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甘心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我的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做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邓拓在最后一分钟还给妻子留下了一个条子：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永别了，亲爱的。

    信的日期是５月１７日夜，实际已是１８日凌晨。北京市委一接到邓拓死讯后，立即派人来整理一切文件和遗物。直到１９７９年党中央为邓拓平反，丁一岚才第一次读到１３年前丈夫留给她的这封信。

    宁为玉碎，毋为瓦全，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无数志士仁人恪守不渝的崇高信条，也是我中华优秀儿女针对暴君的抵制手段。天昏地暗，唯我独马，而手无寸铁、被迫三缄其口的知识分子只能用一死来表明其耿耿丹心也。是傅雷、是翦伯赞、是舒舍予、是吴晗、是邓拓。

    １９９４年，廖沫沙在回忆中写道：“我这个‘三家’之中的唯一幸存者，不能不在此吞声饮泪地向含冤而逝的邓吴两位同志本人深致哀悼之忱，向他们的遗属表示吊唁 ，更要向吴晗同志的妻女－－被迫害而死的袁震同志和受残酷虐杀的吴小彦表示沉痛的哀思。我之所以如此啼泣而道，并不是因为只是我自己患了什么歇斯底里亚，而是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确实是一桩震荡全国的大文字狱，是一场千古奇冤；其影响遍于全国，株连受祸的人盈千累万，上自党的老一代革命家，下至我们的子孙后代，无数的人伤亡惨重；至于肉体和精神遭受摧残，至今还在颠沛流离、失去安身之所的人更大有人在。所有这些惨状，使我每一念及，都不能不涕泪交流。所谓‘三家村’仅仅是邓拓、吴晗和我这样三个微不足道的、而且除开三支秃笔以外别无其它任何能量的人，所写的‘三家村札记’又只是文坛上不足挂齿的一些文字，并非什么惊人的巨作，为什么竟能引起‘权威’者们这样瞩目‘垂青’，视同猛兽，乃至制造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空前浩动?”啊！可怜的廖先生至今还不好意思直指亲手泡制浩动之元凶！

    原来，吴晗和邓拓不过是毛泽东夫妇要喝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要抓的是比‘三家’更大得多的大鱼。第二条，但决不是最后一条的大鱼是北京市长彭真。

    当彭真和陆定一等所写的《二月提纲》送至毛泽东手中时，他大为不悦，特别是对“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之说感到恼火。其实，毛先生本人也曾鼓励过人们“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只是如毛泽东最忠诚的秘书田家英所说，“毛主席最大的毛病是多变”，现在他又变了。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之下，于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乃出笼了有名的钦定《五一六通知》。矛头直指彭罗陆杨。

    正是：

        五一六啊五一六，

        彭罗陆杨从此休。

        罗织罪名毛大帅，

        杀人手段圈点“优”。

 

 

第九十六回

 

毛泽东围剿“阎王殿”

老作家怨死“太平湖”

 

 

    毛泽东钦定的《五一六通知》说：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中共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通知》列举的罪状有：一、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二、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他们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三、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的放的方针，抹杀了放的阶级内容；三、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四、提纲提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其实，那些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五、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一出，天下就真正开始大乱起来了。首先受难者是彭罗陆杨四人。彭真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罗是罗瑞卿，当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他的主要罪名有两条：一是反对林彪的：“顶峰论”及“最高最活”、“突出政治”等等的宣传，（１９６０年，国防部长林彪曾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说：“现在的马列主义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站在最高峰，站在现时代的思想顶峰”。１９６５年，林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被加上了“反对突出政治”、“极端仇视毛泽东思想”之罪；二是林彪夫人叶群揭发说，罗曾指使已故的空军司令刘亚楼向叶群游说，让叶群去劝说林彪“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一切可交给罗去管”。这意味着罗“有篡权的野心”。罗瑞卿因此受到残酷的批斗，不得不跳楼自杀以示抗议，但跳楼未死，成了残废。

    杨尚昆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在毛泽东同外宾谈话时，用录音机记录，这本来是正常的工作活动，但却被指责为私自安装窃听器，进行特务活动，有里通外国嫌疑。

    陆定一当时是中央宣传部长，他坚决反对“大呼隆的群众运动”，抵制了把马列主义庸俗化的做法，也抵制了在思想领域内的极左观点。因此，毛泽东认为中宣部是一个不听话的“独立王国”。１９６６年，毛在上海时在妻子江青以及张春桥等人面前申斥中宣部为“阎王殿”，他号召“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他还指斥中宣部为宣传“帝王将相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根本就没有什么反党罪行，他们各人的所谓问题，也基本上是风马牛，因此也根本说不上什么集团。但毛泽东认为，以彭罗陆杨为代表的人物，已形成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于是林彪顺势说，彭真是搞文的，罗瑞卿是搞武的，陆定一是搞情报的，杨尚昆是搞负责联络的。他们要里通外国，组成一个“阴谋反党集团”。

    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后补书记职务，撤消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消陆定一的中宣部长职务。

    如果说，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运动中肃清了他所认为的大大小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话，那么，在这次“反阎王殿”运动中，他更一步消灭了他所认为的文化及文娱界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分子，从老舍、田汉，一直到马连良、周信芳。现在只以老舍作为一个例子。老舍的儿子舒乙回忆为他父亲收尸之事说：

    向我移交尸首的是一位市文联的年轻人，他的身后是父亲的老司机和他的汽车。他们都戴着红袖章。显然，汽车的主人已经换成这位年轻人了。他们问了我的名字，还要我出示证件。其实，老司机是我家多年的熟人了。年轻人只向我交待了一句话就坐车走了：“你必须把他赶快处理掉！”

    父亲头朝西，脚朝东，仰天而躺，他没有穿外衣制服，脚上是一双千层底的布鞋，没有什么泥土，他肚子里没有水，经过一整天的日晒，衣服鞋袜早已干了。他没有戴眼镜，眼睛是浮肿的。贴身的衣裤已很凌乱，显然受过法医的检验和摆布。他遍体鳞伤。头上、脖子上、胸口上、手臂上有已经干涸的大块血斑，还有大片大片的青紫色的瘀血。

    前两天，在成贤街的孔庙，他遭受了红卫兵的毒打。那一天，原定在这里焚烧京戏的戏装，红卫兵们说这些价值昂贵的戏装都必须在地球上尽早地消灭掉，还要拉两三位文化局的领导去挨斗。市文化局和市文联是近邻，红卫兵顺手牵羊把市文联的一些文化名人也押上了车。作为市文联主席的父亲看见他的好朋友们都被点了名，他就自己主动站了出来。他的正直却要了他的命。一位在现场担任指挥的女学生发现了他，大叫：“这是老舍，是他们的主席，最大的反动权威，揪他上车！”其实，那时父亲刚由医院出来。入夏以来，他心情很坏，一天夜里，突然大口吐血。我们半夜把他送到北京医院。病愈出院，医生嘱他在家多休养些日子，他却急着上班。这一天便是他出院后上班的第一天！１９９６年８月２３日。 

    孔庙发生的惨景，已被许多同场受害的幸存者详细地追述，我不愿在这里重述它们。总之，在孔庙，父亲受伤最重，头破血流，白衬衫上淌满了鲜血。他的头被缠上了戏装上的白水袖，血竟浸透白水袖而出，样子极为可怕。

    市文联的人被授意设法先期单独接回老舍。谁知此举竟把他一个人由这个大灾难推入了另一个更大更黑的深渊。市文联里早有数百名红卫兵严阵以待。他们的皮带、拳头、皮靴、口号、唾沫全砸向了他一人。可怜的父亲命在旦夕。一位女作家为了暂时的苟安，唆使红卫兵向父亲提了几个挑衅性的问题。父亲作了实事求是的回答，当然是被认为毫无认罪之意。于是，这些尊严的回答犹如火上浇油，再次招来了更加惨不忍睹的肉体折磨。父亲决定不再低头，不再举牌子，也不再说话。

    市文联的人想帮他一把，出了一条“妙”计，他们说，这种反抗是“现行反革命”行动，应交专政机关处理，于是把他塞进汽车，送到了派出所。但尾随不散的人群仍跟汽车而来，其中有不少女孩子，这些人在派出所内，不顾派出所人员的劝说和阻拦，又将这位奄奄一息的老人毒打到深夜。

    母亲被通知将父亲接回家去。他们互相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挤在一辆三轮车内，凌晨才到家。临走时，父亲被通知：明早必须拿着“现行反革命”牌子到文联报到。第二天，他的确按时上班去了，不过，他没有到市文联去，出走之后，他失踪了。

    凌晨入睡之前，在母亲为父亲清理伤口的时候，他们有一次长谈，实际上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谈话，称得上是真正的生死之谈。当父亲脱掉衬衫之后，母亲看见他被打成这般惨状，有心放声大哭，可是她不敢。她帮父亲脱下被血块粘在身上的汗背心，掀不动，她取来热水，用棉花团沾着热水一点一点地把它浸湿泡软，那背心的棉纱竟深深地陷在肉里。天一亮，父亲劝母亲去忙自己的事，不用管他，他绝对不会出事。他硬是把她推出了门，她真的上班去了。母亲前脚走，不一会，父亲也出了门。

    出大门之前，父亲走到我女儿、他的心爱的三岁孙女住所窗前，当时家里的亲人只剩下她小小的一个，由一位老保姆照看她。爷爷把小孙女唤出来，俯下身子，轻轻地慢慢地对她说：“再见，”然后摆了摆手。随着这一声再见，爷爷永远地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父亲到哪里去了，谁也说不上来。

    当我闻讯由单位赶回家来的时候，家里已大乱。由胡同口开始，直到院内、屋内，站满了提着皮带的红卫兵，到处还贴了大字报，他们是来找老舍的，因为他竟然没有按时到机关去。他们把我家的每一寸土，每一个角落都搜遍了。我发现每间房的顶棚上的检查孔都被破坏了，他们以为老舍可能藏在房顶上，看来，藏是藏不住的。红卫兵们终于感到事情有点蹊跷，只好退走了。他们走后，我立即起草了一封信，拉着大妹妹，直奔国务院接待站。出来了一位负责同志。他听了我的陈述，接过信去，说：我们将立即报告上去，请你们放心。

    一天一夜就这样过去了，音信全无。又一个上午也在等候中度过了。到了８月２５日下午，市文联打电话给我，叫我去一趟。他们拿出一张证明信给我，上面写着：“我会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并叫我立即到德胜门西边豁口外太平湖去处理后事。

    父亲是清晨在后湖中被发现的。人们终于七手八脚地把他打捞上来，放在岸边。人们发现岸边放着他的上衣制服、眼镜、手杖和钢笔，制服口袋里有工作证，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和职务。当天，消息很快传遍了北京城。据公园看门人说，头一天（指８月２４日），这位老人在这里一个人坐了一整天，由上午到晚上，整整一天，几乎没动过。估计，悲剧的终了是发生在午夜。

    太平湖是个偏僻的小公园，没有名气，又不收门票，游人稀少。由父亲开始，短短的一个星期之内，它竟成殉难者的胜地，有成十上百的人在这里投湖。

    正是：

        先赐大名“阎王殿”、

        后剿“修正”文化人。

        老舍只是第一批，

        书呆血肉填万坑。

 

 

第九十七回

 

毛泽东建立红卫兵

戚本禹害死彭德怀

 

    彭真倒台以后，中共中央于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８日宣布了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其成员如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后来，经过几次斗争，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只剩下了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五人。这个小组是毛泽东的直接代理人，其权力压倒了人大、国务院等等机构。

    现在来谈一谈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特殊产品－－红卫兵。由于北京清华大学附中内有些高干子弟，他们在党内闻到了某种信息，于５月２９日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在北京主政的是刘少奇，他派了工作组到一些中学去领导运动，引起了学生的很大不满。清华附中就贴出了中学的第一张大字报，具名为“红卫兵”，内称“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主要任务是“造修正主义的反”。其他一些中学也跟了上来。８月２６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北京二中红卫兵的大字报，内称：“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我们就是要造旧世界的反，我们就是造反有理。”

    毛泽东给了红卫兵以极大的支持，他亲笔给了清华附中红卫兵以回信。他在信中说：“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毛泽东的信一经传开，红卫兵组织立即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的学校、机关、团体中大量涌现，成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支极为重要的力量。西方评论家曾说：红卫兵是毛泽东从海底千年古瓶中释放出来的“奇尼斯”（这是《天方夜谈》中的一个神话故事）。

    毛泽东还身穿绿军装，盘上红卫兵袖章，在北京天安门城楼连续八次检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人数远远超过了一千万。他如实地是红卫兵的真正总司令。毛泽东为什么要支持或制造红卫兵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作了如下的回答：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说过，去年批判吴晗的文章，许多同志不去看，不那么管。这次文化大革命，前几个月用那么多文章，中央又发了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么大注意。还是大字报，红卫兵这么一冲，引起注意，不注意不行了。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这就是说，毛泽东是有意识地支持红卫兵，运用红卫兵的力量冲开阻力，以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

    这就没有办法不使人们想起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书中有如下的利用群众的哲学：

    “宣传的作用不是在于衡量和考虑不同的人所持有的不同道理，而只是应去强调它所要去辩护的道理。宣传的任务不是在于对真理做客观的研究，那样做无非有利于敌人；也不是按照学院派的所谓公平原则把事实陈于群众之前。宣传的任务应该是永无休止地为我们自己的道理服务。即使与事实有所不符，亦不应顾及。

    “宣传与科学的精确性无关，正如同街头的招贴与真正的艺术无关一样。你所要接触到的群众人数越多，则你所需要的知识水准便愈要低浅。那些阵容浩大的群众游行示威，成千上万的人在一起游行，遂使得那些渺小无聊的人也都傲然自得，燃烧着无穷的信心。尽管他自己不过是一文也不值的虫蚁，但却自认为是巨龙的一部分，并因此而洋洋自得。”

    １９６６年底的《红旗》称颂道：“红卫兵高举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红旗，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干、敢闯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他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在破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关键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但在１９９３年同一《红旗》所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中却作如下的反思：

    “体现在红卫兵身上作为人的原始野性，一夜之间迸发了出来，他们完全丧失理智，变成打人和杀人的恶魔。‘大兴惨案’至今令人毛骨悚然。８月２６日，大兴县公安局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自８月２７日至９月１日，大兴县的１３个公社，‘四类分子’及其家属被杀害者高达３２５人，最大的有８０岁，最小的仅有３８天，有２２户被斩草除根。

    “红卫兵发起了一场‘荡涤旧世界的污秽’的运动－－抄家。红卫兵抄居住在南京的著名画家刘海粟的家达２４次之多，什么东西都被搜走，恰似‘风卷残云’，如‘一件鎏金古董作价十五万元，一只钻石戒指作价三十五万元，还有六朝、唐、宋造形陶俑瓷器二十多件，宋、元、明、清以及他自己的书画七八十件，都没有下落。’

    “纺织工业部长蒋光鼐原是国民党著名高级将领，红卫兵也没有放过，在两天内三番五次抄他的家，最后去的红卫兵因已无任何‘油水’可捞，干脆把他一家软禁起来。

    “在上海，北京来的红卫兵抄著名作家巴金的家。他们深夜破门而入。巴金的夫人肖珊担心巴金被揪斗，偷偷出后门向派出所报警。肖珊的行动被红卫兵发现，红卫兵当场用铜头皮带将她抽了一顿，打得她左眼淤血聚成黑斑。红卫兵还觉得不解气，将他们两人关进了厕所里。

    “著名女作家丁玲被抄家达十多次，她在东北下放期间写下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严寒的日子》的十几万字的手稿，全被抄走烧掉。作家视手稿如同生命，蹂躏一个作家生命的结晶，如同把其生命砍得血迹斑斑。

    “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在一个月左右时间，被抄走黄金达１０.３１万两，现金５５４５.９９万元，白银３４.５２万两，文物和玉器６１.３６万件。八、九两月内被抄家３３６９５户。不少红卫兵将金银首饰钱财装入了自己的私囊。苏州被抄财物共有６４０５６户，其中有图书、字画、文物达１７万件以上。上海从８月２３日至９月８日，被抄家８４２２２户，一堆堆图书字画被投进熊熊烈火之中。

    在红卫兵的“破四旧”中，特别卖力的是戚本禹。正是他，指使红卫兵女将谭厚兰，率领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串连到山东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他们刨平了孔坟，捣毁了孔子的墓碑，将第７６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尸体曝光。千年来的孔庙，遭到了一次无法弥补的损失和破坏。

    也是这一个戚本禹，煽动红卫兵，到北京八宝山，砸毁了瞿秋白烈士的陵墓，演出了一次２０世纪的“鞭尸”丑剧。但更狠毒的一招是，戚本禹带头促成了彭德怀元帅的惨死。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初，戚本禹猜摸到毛泽东的心意，亲自给当时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打电话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深入，你们可以到四川把‘海瑞’揪回北京。”原来，彭德怀在庐山被罢官以后，就在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清王朝庄园里住了六年，在此种菜挖泥，真的可谓解甲归田了。但１９６５年９月，中央又叫他去成都任三线建设的副总指挥。

    红卫兵把彭德怀从成都押到北京火车站，立即向戚本禹报告，戚狗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他接到电话后眉飞色舞地向会议宣告：‘海瑞’已由红卫兵押送到北京车站。周恩来当场站了起来说：这件事由我来处理。在关押之中，１９６７年元旦，彭老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１２月２２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押到该部成都分部。２３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２７日押到北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毛泽东根本没有理睬这封信。戚狗乃上书毛泽东夫人江青说：“从这次文化大革命揭发的许多事实看，彭德怀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为了在广大群众中揭穿他的丑恶面目，为了彻底清除这个隐患，我们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由于这场夺权斗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必须当机立断，采取断然手段，和平过渡是不行的。”

    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８日，戚狗向红卫兵训话说：“毒蛇僵了，但没有死。彭德怀杀人不眨眼，彭德怀是军阀。不要看他装得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没有死，是本能的反应。动物、昆虫都有保护自己的本能，何况这些吃人的野兽。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只脚。”

    在江青和戚本禹的大力支持下，韩爱晶一伙乃有恃无恐地对彭老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人身迫害。批斗会上，彭总经常是光着头，脖子上被挂上一块很重的大牌子，上面写着“大军阀”等不堪入目的“罪状”。每次批斗都要搞“喷气式”。有几次，还把彭总和张闻天两人押上大卡车，在大街上敲锣打鼓，游行示众。在批斗会上，任何人都可以动手打他，有的竟用穿着皮鞋的脚往他身上各处乱踢。彭总弄得浑身伤痕累累，血迹斑斑。在当时官方的《关于彭德怀１９６７年１月７日至１９６８年２月１７日在监护期间的动态》中就有这样的纪录：“自

１９日参加斗争会后，食宿大大减少，进屋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未吃饭。经医院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彭总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哪能经得起这样的长期折磨，不久被送进了医院。名曰住院治疗，倒不如说换了新的牢房。病房门口站着看守人员，门窗紧闭，玻璃窗完全用报纸糊死，屋内凄凉阴暗。在与病魔作战的日子里，他想写信，不给纸笔；想听广播，不给收音机；想找老同事、老部下谈谈，不允许。这位曾经驰骋万里战场的“彭大将军”如今被囚禁在这小小屋子内只能等死。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２９日，彭元帅终于含恨与世长辞。他自己没有子女，他的亲侄女彭梅魁这样写道：“下午４点左右，专案组电话通知我，要我到医院料理伯伯后事。他们仅给我２０分钟。我独自站在伯伯的遗体前，真想放声痛哭一场：为祖国浴血奋战几十年的老元戎，为人民鼓与呼的忠心耿耿的大将军，竟如此悲惨和凄凉地离开人间！他们将伯伯的遗体火化，不让我们亲人知道一切情况。王洪文批准专案组将伯伯的骨灰改名‘王川’，秘密运往四川成都，也一直不让我们亲属知道。”

    正是：

        吴晗到彭总，

        杀人一条龙。

        千万刽子手，

        元凶乃毛公。

 

 

第九十八回

 

戚本禹抛出《卖国主义》

刘少奇回答“八大问题”

 

    上面曾提到，毛泽东喂养了两条狗：姚狗和戚狗。但两狗还是有些区别。姚狗只有狗心，而戚狗除狗心之外，还有一颗蛇心。前者只会直冲主子所指的猎物，而后者却还能向主子设计毒谋。他终于使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载上了一顶“工贼、内奸、叛徒”的帽子而命归黄泉。

    事情要从“工作组”说起。文革开始后，于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支部书记聂元梓等人贴出了一张攻击该校三位主要领导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作了些什么？》大字报说：“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什么人，搞的是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大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做梦！”校内马上分成两派，一派支持聂元梓，一派支持党委和校长。闹得不可开交，并立即扩大到整个北京市的院校。刘少奇不知所措，乃飞往杭州向毛泽东汇报，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表示暂不回京，要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其目的是要考一考刘少奇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刘少奇被蒙在鼓里，他又搬出“四清”老一套，向各校派出工作组。特别是又一次派出了他自己的老婆王光美到清华大学去“蹲点”，她在那里居然又一次抓出了一个“吴臣”，即造反派大头头蒯大富。不过，蒯大富却因祸得福，成了文革中毛泽东最得意的门徒，一时成了学生中最大的英雄。

    ６月２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并发表了社评：《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７月１８日，毛泽东回到了北京。江青等人早在事先向毛作了汇报。 当刘少奇向毛汇报时，毛说：他看到北京冷冷清清，感到很难过。有人镇压学生运动。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但刘少奇认为工作组大部分还是好的。这样，两“主席”之间的矛盾就不可调和了。

    ８月４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详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

    当刘少奇插话说至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不客气地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８月５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１９６２年的右倾和１９６４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刘少奇从此失去了党内的地位，代替他的是林彪元帅。不过，刘少奇至死为止仍然是国家主席，因为根据宪法，罢免国家主席必须由人民代表大会进行，而在此期间一直没有召开过人大。

    至此为止，江青和戚本禹还大不甘心，他们一定要置刘少奇于死地而后快。１９６７年３月３０日，戚本禹发表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该文在列数“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种种“罪名”后，在最后是这样写的：

    在对待这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问题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究竟存在着哪些重大的原则分歧呢？概括地说，有三个方面的分歧，即：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怎样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我辩解说他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难道竟有这样疯狂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老革命”？

    难道竟有这样猖狂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老革命”？

    如果真是“老革命”，那么，请问：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１９６２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宜将剩勇追穷寇”。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亿万人民动员起来，穷追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穷追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取一切被他们篡夺了去的堡垒，让毛泽东思想占据一切阵地。

    经戚本禹的“指点”，全国人民才明确所谓“中国的赫鲁晓夫”原来指的就是国家主席刘少奇。

    戚本禹还鼓动红卫兵，向刘少奇提出最后通牒，勒令他限期交出戚本禹所提出的“八个为什么？”的书面回答。刘少奇在无可奈何之下，很认真地就这八个问题作了答复：

    一、１９３６年３月，我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到达天津，当时北方局的组织部长柯庆施同志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说，北京监狱中有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已经坐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柯问我是否可以履行一个手续，我当时反问柯“你的意见如何！”柯说可以让狱中同志履行一个手续，我即将此事报告陕北党中央，请中央决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答复，交由柯庆施同志办理。当时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张闻天处理，据张闻天交待，他当时没有报告毛主席，也没有在会议上讨论，就由他擅自作了答复。当时，我知道狱中殷鉴同志，其余的人都不认识，以后如何处理的，我也不知道。他们履行了什么手续，我未过问。最近看了造反报，才知道他们登了“反共启事”。对这件事，我负有一定责任。

    二、抗日战争胜利后，１９４６年１月，我党同国民党达成了停战协定，以后又召开了旧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在１月１２日我党的停战命令上就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２月１日我根据中央讨论的意见，写了一个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指示，这个指示是有错误的。

    三、在解放后，我极力主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反对。１９５１年，我批了山西送来的有关农业合作社的一个文件，批是错误的。一次中央会议上，听过邓子恢关于合作社问题的报告，没有批驳他的错误意见，他就大加发挥，砍掉了２０万个合作社，以后毛主席批评了邓子恢的错误，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很重要文章，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

    四、１９５６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我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是说了国内阶级斗争的，例如说，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近几年我国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进行“三反”、“五反”斗争，是因为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有害于国计民生的非法活动，不能不坚决的加以制止。但是在这个报告的另一个地方说：“我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解决了。”这句话是错误的。八大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也说：“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与落后的社会主义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此外，在八大政治报告和决议中，都没有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的指导思想，是全党和全国的指导方针。这是错误的。是从七大立场上退了一步。

    五、三年困难期间，我没有攻击三面红旗，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听见邓子恢同志说安徽的责任田有许多好处的话，我没有批驳他 ，他就到处乱说。“三和一少”是个别同志提出初稿，尚未提到中央会议上来，当时我尚不知道此种意见出笼，事后是从那个同志的保险柜里拿出来的。

    六、１９６２年，《修养》再版，是有人推荐，有人替我修改的，我看过在《红旗》、《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应负主要责任。

    七、１９６４年夏，我在几个城市作讲话，其中有形“左”实右的倾向，在去年１０月２３日，我在检查中已作了详细说明，不必重复。桃园经验当时是比较好的，不是形“左”实右的典型。

    八、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现在也不清楚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完全能说清楚为什么犯错误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会议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可是，他们也不知为什么。我将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阅读毛主席指导我要读的其他著作书籍和报刊的有关文章，以便能够完全在思想上弄清楚这个问题，并认真地在革命群众的实践中去加以检验。那时，我才能答复我为什么在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又如何改正这个错误。

    戚本禹这一策未能奏效，他不得不另谋新策。

    正是：

        狗心加蛇心，

        怎么能做人？

        炼就五毒箭，

        再射李医生。

        （李医生指李志绥博士）

 

 

 

第九十九回

 

刘少奇终成“叛徒、内奸”

《百年潮》最后披露真相

 

    戚本禹的“文斗”没有成功，决定改用“武斗”。他在中央首长居住的北京中南海内部，组织了那里的所谓红卫兵，对刘少奇进行了肉体迫害。

    １９６７年８月５日，江青和戚本禹在中南海召开了斗刘大会。

    这一天，异常酷热。几个彪形大汉架着刘少奇和王光美走进会场，粗暴地扭手按头，强迫他们“卑躬屈膝”，坐“喷气式”，又脚踢拳打，揪刘少奇的头发，强迫他们抬头照相。刘少奇的几个孩子也被押着陪斗。年仅６岁的小小从未见过如此残暴的场面，吓得嚎啕大哭。斗争会结束后，刘少奇回到办公室，叫来了机要秘书，拿出《中华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他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秘书当夜把抗议写成汇报上交，但没有得到回音。８月７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了信，坚决抗议给他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但毛泽东根本没有理睬。

    ９月１３日上午，刘少奇的孩子们被通知立即收拾行李，回各自学校接受审查和批判。中午，小小和她的保姆被赶出中南海。晚上，王光美被逮捕正式入狱。接着，几个战士奉命搜查刘少奇的房间，要把他的皮带解下来。刘少奇大声抗议，但没有用。他被按倒在地，皮带被强行抽走。刘少奇成了连囚犯都不如的“囚犯”。

    在此期间，江青一伙还成立了专案组，使用了毛泽东一贯使用的“查历史”手段，以求把刘少奇置于死地。他们终于写出了一份《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１１月２日，全国各报登出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其中有如下的话：

    全会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全会识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和革命群众把刘少奇的反革命面貌揭露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全会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刘少奇的子女们讲述了他们爸爸的情况：

    爸爸听到把他“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后，气愤已极，浑身擅抖，立时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大口呕吐，血压陡然升高到２６０／１３０，体温升到４０度。在党纪国法已经荡然无存，真理和谬误、正义和邪恶完全颠倒的时候，“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可是，这“词”是什么，爸爸至死不明白。他们没有让爸爸在开除党籍的决议上签字，从没有把有关决议通知过爸爸。从此以后，爸爸一句话不说了，连治病和生活用语也一句不说了，表示无言的抗议。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７日，根据林彪“一号手令”，将爸爸送往开封。爸爸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通着吸痰器，身上扎着输液管。医生和护士都认为：“随时都可能发生突然死亡。”晚上７点多钟，爸爸赤身子，被人用被子一裹放上担架，由专案组人员的人监护，让护士和原卫士长老李同志陪着，乘飞机飞往开封。爸爸被关进一个特别监狱。这里围墙高大，电网密布，戒备森严。

    １１月８日，专案组下令：凡北京陪同来的人，立即回北京，一个也不准留。连北京带来的药也不准留。临走之前，专案组的人特意到火化场看了看，但又说：“千万不要死在我们手里。”原卫士长老李叔叔回到北京后，就要向上汇?报。他得到的回答是：“不用了，先休息一天。”可是深夜两点，电话铃催醒了老李：“他昨天已经死了，你必须再赶去。”１３日凌晨，老李叔叔到开封，直奔爸爸的身旁。爸爸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盖着一个白床单。一尺多长的白发蓬乱着，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了，下颌一片淤血。

    老李叔叔偷偷抹去夺眶而出的泪水，给爸爸剪去一尺长的白发，刮去长而稀的胡子，穿上衣服和鞋子。深夜１２点，六、七个人把爸爸的遗体抬上一辆吉普车，小腿和脚伸露在车外，拉到了火化场。火化场早已得到通知，说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半夜火化，只准留下两个工人。２０多个军人把小小的火化场全部戒严。由专案组的人在火化单上填写：

        姓名    刘卫黄

        职业    无业

        死因    病死

    他们还冒充死者的儿子刘源签了名。爸爸曾对我们说过：“我活着是个无产者，死的时候也要是个无产者。”可是我们怎么也不曾想到，竟“无产”到这个地步：他为革命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死时却成了“无业”；他把自己的一切都无私地献给了人民，死时却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没有哀乐，没有哭声；他为党披肝沥胆，死时却没有鲜花，没有党旗。火化后，专案组宣布纪律，要用党籍和脑袋担保，谁也不准透露出去。他们还自庆“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我们和亲爱的爸爸分别至今，已经１３年了。这是什么样的１３个年头呀?！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庭再也不能团圆了，四位骨肉先后惨死，六个亲人进过监狱。更有甚者，是亿万人民的苦难，是我们祖国的满目疮痍。

    那么，诬陷刘少奇的伪证是怎样造出来的呢？1998年第六期的《百年潮》作了披露。它写道：1967年7月的一天，戚本禹组织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对刘少奇、王光美批斗、抄家；一手又策划了声势浩大的“揪刘火线”。此时，“中央文革小组”的专案组得到辽宁“造反”组织的报告，说刘少奇1929年曾在奉天纱厂被捕过，是否也应查一查。戚本禹连忙于7月28日写报告给江青：“建议迅速派专人赴沈阳组织三百红卫兵（三人一组，分一百组共同作业），查找敌伪档案，把刘的‘自白书’找到后，即可在适当时机公布。”江青见报如获至宝，当天就批示：“立即物色一至三名同志去沈阳，照你的意见办。”同一天，中央五○四专案组（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巫中等二人就在某军政委陪同下飞临沈阳。这位炮兵出身的军人专程来沈搜集“重型炮弹”了。

带血的证词

    就在巫中等人人抵沈的当天，一个具有相当级别的7人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下设15人的彻查办公室成立了。在整整50天的时间里，彻查办发动东北三省，查了1929年前后的245万卷档案和报刊资料。然而，他们却一无所获，没有查到刘少奇同志所谓“叛变”的任何证据，戚本禹寄予很大希望的“自白书”纯属子虚乌有。

    面对这种状况，江青一伙岂肯善罢甘休？从历史档案中找不到的东西，他们要从活人口中挖出来。于是，彻查办把1929年前后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人员和张学良时期奉天纱厂职工的花名册印发全东北，从市到县直至城市街道、农村公社普遍成立了彻查机构，逐一查找名单上的人；要求“活着的查到人头，死了的查到坟头”。

    在中央专案组巫中指挥下，按照他们在北京虚构的刘少奇叛变情节，彻查办成立了若干彻查小组，进一步沿着“奉天纱厂——警察局——法院——张学良长官公署”这样一条线，查找1929年前后在其中任职的人员，不管是否了解情况，只要活着又任过职务的就列为重点知情人。有些甚至已经是神智不健全的人，也作为证人搜罗起来。

    专案调查尚未开始，巫中就划框框、定调子，肯定刘少奇已经“叛变自首”。他说：“查刘少奇罪证关系极为重大……这是一项战略任务。有罪证是肯定的，只是查出来查不出来的问题。”对调查方法，他明确提出：“要经过斗争”，“以政治斗争为主，也要采取一定措施，如斗争会、小型专政等。”按照这个指导方针，办案人员对“知情人”采取了种种威逼手段。通过外调方式谈话得不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就以隔离办班为名进行拘留审查，剥夺人身自由，用专人监管，施加压力。一次次的审讯，一次次的威胁恫吓，直到证人俯首就范，让说什么就说什么，让证什么就证什么，不达目的不罢休，比古已有之的“莫须有”手段还要毒辣。

    办案人员对原奉天高等法院检察处书记官（即记录员）刘青第的审讯，在1967年12月14日至1968年1月10日的27天里进行了38次。刘青第本来什么也不知道，只因专案组对他的身份感兴趣，所以成了重点“知情人”。在多次威逼下，刘青第受不住了，说：“我想了，没想起什么来，你们是不是把那时候的事写下来，我签个字行不？”办案人员咄咄逼人地说：“你能想起来，你的立场转变了就会想起来了！”“你打算怎么办呀？就打算受处分吗？”又恫吓说：“是在这儿常住下去吗”“你不说，我们有地方把你搁起来！”在反复的诱、逼、吓唬下，刘青第照专案组的指点写了“交代”，几经修改，形成了“证词”后，立刻被当作战果带回北京。

    在办案人员的高压威逼下，先后有贾文畸、董仁、熊守成、关庆云四名“知情人”自杀（均未遂）。有的吃药，有的跳楼，有的用刀片割脖子。

    一份刘少奇被捕后如何叛变、如何出卖党的机构和同志、造成共产党多人被捕的假证词，就这样出笼了。

    1968年向全党公布的中央专案小组审查报告，诬陷刘少奇被捕后叛变革命，上书张学良感恩戴德，并在中东路事件中充当内奸等等。在一份所谓“证词”上，证明人写的是原省政协副主席刘多荃，而实际的撰写者却是彻查办和专案组的人。

    刘多荃当年是张学良卫队的上校团长，侦破共产党案件这类事并不是他的本职工作，他也确实不知道。但专案组急于利用他的身份，就把他监管起来，反复进行威逼、恐吓、引供，拍桌子瞪眼睛，警告他：“不要执迷不悟，如不老老实实写材料，绝没有好下场”，“识时务者为俊杰”，“要老实交代，这对你自己及家庭、子女都有很大关系。”随即没完没了地让他写。刘多荃当时已是年逾古稀之人，残酷的折磨使他难以随，从精神到身体都陷于崩溃。于是，专案组看准火候，开始“启发”、“诱导”式的讯问。先让刘多荃回想“九·一八”事变前几年发生的重大政治案件，后来又让他考虑1929年7月至1930年11月间发生的大事。最后又缩小到1929年8、9、10三个月发生的大事。要他一月一月地猜、说。当他按顺序猜到“9”时，专案组马上告诉：“抓的时间差不多。”

    被捕时间解决了，又开始追被捕地点。刘多荃讲：“听说破获的案子，一部分是工业区，一部分是日本站，日本站这个重要。”专案组对此不满意，反复追问，进行指供：“纱厂是怎么回事？”刘多荃含糊搪塞地说：“纱厂抓的人与他们是一个组织的。”于是少奇同志的被捕地点问题又算解决了。对被捕人的身份，刘根本不清楚。从当年的审讯记录上可以看到，刘多荃说：“几次谈话你们都让我考虑这个共产党案件是个什么身份的人，在我的记忆里没听到有人向我直接讲；我想不起来，也不能瞎编呀！不过……我想一定是个大案子，是个东北主要负责人。”在多次诱供之后，办案人员干脆露骨地挑明：“你往最大走资派身上联系过吗？”在这样明显的指供下，刘只好说：“关于最高领导人职务，我记得当时听他们说书记或总书记。”在专案组的继续“引导”下，被捕人数从十几人逐渐减少到三人。关于释放后的去向，刘说“往西南”，不行！说“送天津或营口”，也不行！最后改为“上北边去了”，“就是为了利用他”，这才使专案组满意了。刘多荃出狱之后，于1979年5月至11月两次写出更正材料，说他1968年写的两篇证明材料，“是专案组从我的学习班被监护的整个期间，被逼所写的几十万字材料中，摘录要我抄写的”，完全是虚伪的。

    为了把证词搞得不露马脚，办案人员彻查办负责人指挥下，对所谓“证人”的谈话记录进行随心所欲地再加工，把“听说”、“可能”、“如果”等词句统统删掉，再经过赤裸裸地篡改、罗织、生编硬造，然后整理成材料，再让“证人”抄写、签字、画押。结果，他们送往中央的71份证词中几乎没有一句是真话。对定少奇同志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8份主证中7份出自辽宁。另一份就是在北京的孟用潜。专案组在辽宁大搞逼供信的同时，对孟用潜也进行了威逼。他们将和刘少奇同时被捕的孟用潜“隔离审查”，采取小型斗争会的办法，白天晚上连续审讯了7天。孟用潜在身心交瘁的情况下违心地按专案人员的授意，讲了被捕叛变的话。以后孟曾给毛主席写了20封信申诉翻供，讲述真相，但均被扣压。

    经过这样一年多的紧张编导，一起骇人听闻的特大冤案出台。“四人帮”一伙欣喜若狂，在一些“证词”上，江青还满意地做了亲笔批注：“重要证据”。

    1968年10月7日，周恩来同志看到这些假证后，感到非常可疑，追问彻查办外调组的一个负责人说：“你们是不是把情况都告诉了被调查的人，刘少奇的名字是你们说的还是暗示的？还是诱供的？什么大个子、白净脸、高鼻子、南蛮子？”这位负责人当面欺骗总理说：“这些问题我们没有告诉他们。”总理问：“那刘多荃没说刘少奇的名字，为什么在证据上写上了刘少奇呢？是不是你们告诉他了？”回答说：“那是我们在最后取证时加上的。”周总理生气他说：“那就不好。你们学过历史唯物主义吗？”在周总理赶去接见外宾后，这些人立即做手脚，对可疑之处进行修改，然后送张春桥，由张春桥最后作了亲笔修改。当时连中央专案组也有人提出：1930年中共满洲省委和党组织遭到大破坏是杜兰亭出卖的，与1929年刘少奇被捕无关。但张春桥仍然生拉硬扯，将罪名强加在刘少奇头上。

    由此，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号领导人物和国家元首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继而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被“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正是：

        “和尚打伞”毛发明，

        夫妻共用好手顺。

        《杀刘》添花“八样板”

        伉俪笑的真开心。

 

 

第一百回

 

别具一格林彪评毛

投其所好副帅登台

 

    毛泽东死后，国内和国外的许多研究毛泽东的专家们对毛泽东作了许多的性格分析，但这么多的毛死后的分析，都比不上毛泽东还活着的时候，林彪对他所说的话。人们在林彪死后，从他的笔记中找到了他对毛泽东的如下描绘：

    “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是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

    “毛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地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

    “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要说西，故当听他先说才可一致。”

    “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他最大的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

    林死后，中国国内的出版物一致把林说成是大阴谋家、大奸臣、大两面派。但国外的专家则是如下判断的：“平静、含蓄、寡言、沉着、不易激动、谨慎和机敏。工作非常努力，他很善于学习，一方面间接地通过书本学习，同时也直接地通过亲身体验学习。在工作中，他喜欢埋头于具体的事情，一旦开始某件事，就力求有个结果。同时，他显然不是那种受赞扬的一个‘知名人物’，他喜欢在幕后工作，在多数情况下通过电话和手令，或者把官员叫到他的住处发布批示，而不去参加会议。”

    林彪在抗日战争期间，曾被国民党阎锡山的部队误伤过，虽到苏联去进行治疗，但留下了后遗症。从苏回国后，毛泽东马上委以重任，从黑龙江一直打到了海南岛，立下了不朽之功。不过，在建国以后，林彪就小病大养，不大管事。他怕光、怕风，但他的头脑十分健全，甚至可以说超人一等。特别是他对毛泽东的内心世界，研究得比其他任何人更为精确和深入。

    在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林彪作了人们想不到的表演。第一，是说明一起历史事件。原来，在长征中，林彪曾打过一个报告，提议要由彭德怀代替毛泽东领导军队。长期来，毛泽东一直怀疑此事曾得彭德怀支持，彭以大局为重，也从未澄清此事。但在这次批彭时，彭当着毛泽东和林彪之面，请林说明情况，林竟如实地说，此事与彭德怀根本没有关系，是他个人的意见，彭并不同意。林的这一表演，使彭大为宽慰。第二，正是林彪，在批彭的会上，首先以各种大大小小的帽子往彭的头上戴，成了批彭最积极的分子。

    从第一件事来说，林彪并没有落井下石，不愧是一名汉子。从第二件事上来说，他早已看出毛泽东的用意，所以不惜一博，取得毛泽东的欢心。毛也的确大为欣赏，立即用他来代替彭，成了国防部长。

    说明林彪的真知灼见的还有“七千人大会”。在那次会上，从刘少奇起，所有的发言者都批了“左”的错误。毛泽东也被迫作了一些自我批评。唯独林彪一人，忽然作了与众不同的发言。他说：“事实证明，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迄今为止，中国大陆的出版物还在欣赏毛泽东在那次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但江青却指出毛在会上受了一肚子的气，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而林彪则当时就看出了毛的内心世界。实际上，毛在林发言之后，曾对当时的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说：“你看人家讲得多好，你有这个水平吗？”

    林彪任国防部长后，作了一系列的“大事”，或曰噱头（hoax），目的是进一步取得毛泽东的信任。第一件是请江青到部队讲话。１９６６年２月２日到２０日，江青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并最后发表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会前林彪就吹捧江青说：“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他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同她联系，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有所改进。”这样，江青和林彪就成了真正的“联盟”。

    《纪要》谈的是什么呢？主要如下：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但是，建国以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式，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等，已经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批准，在国内外观众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之类的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他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对中国的部分作者和读者影响很大。军队是否可以组织一些人加以研究，写出有说服力的批判文章。

    《纪要》发表后，中华大地上就只能处处演“八大样板戏”，其他一切所谓“封、资、修”的电影和戏剧乃告消失。

    林彪的第二大杰作是提出了“政治挂帅”口号。《工人日报》特别发表社论作了解释：在一切工作中必须突出政治。什么是政治？毛主席告诉我们，政治“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只有突出政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把世界革命进行到底；使我们的革命事业，传之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

    林彪的第三个，也是他最大的发明，就是那本“小红书”，即《毛主席语录》。林彪亲自为“小红书”作了序。一时间，《语录》的发行量竟超过了《毛选》。从林彪、周恩来起，一直到北京胡同居民委员会的小脚老太太们，都手持一册“小红书”。特别在全国各地的“五七干校”中，不管是当领导的解放军官员，还是受管制的“牛鬼蛇神”，清早起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举着《语录》，在毛泽东像面前作“早请示”；在晚上又要举起《语录》，在毛泽东像前作“晚汇报”。今天，人们仍然可以看到林彪、周恩来陪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摇着《语录》向百万红卫兵示意的镜头。

    毛泽东对林彪的吹捧感到美滋滋的，但他有一次心血来潮，想起了狡兔三窟的故事。不防一万，只防万一。他就提起笔来，给妻子江青写了一封密信，其中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也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从这里可以看出，尽管林彪不愧为当代中国一流的军事人才和政治能手，但与毛泽东相比，到底还是“棋低一着”。

    正是：

        千军之中称英豪，

        闭门读书又十朝。

        兵家胜负本常事，

        小民难免笑林彪。

 

 

第一百零一回

 

谭震林怒斥毛夫人

毛泽东大骂陈老总

 

    在文革中曾出现了“二月逆流”这个怪名词，所谓“逆”当然是指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唱反调。其代表作就是“众元帅大闹怀仁堂”。

    事情得从上海的“一月风暴”谈起。１９６７年１月，在张春桥的支持下，王洪文一伙造反派造了上海市委的反。他们的“第一号通令”宣布：“从１９６７年１月６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市长。“第二号通令”宣布：“陈丕显必须在七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就柯庆施同志逝世后上海市如何忠实贯彻刘少奇、邓小平反动路线，以及陈丕显、曹荻秋等与刘邓修正主义司令部的黑关系等问题，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彻底坦白交代。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未做出决定改组上海市委前，陈丕显不准以任何借口逃避责任，滑脚溜走。”

    上海的夺权最后获得了毛泽东的批准。１月９日，经毛泽东亲自审定，《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对夺权表示支持。中央文革小组也发贺电，赞扬“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毛泽东接着发出“最高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这样一来，全国各地就爆发了抓当地党委的混乱局面。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老帅和老同志对这股风极为反感。他们要表示自己的意见。本来，中央有一个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它是由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的负责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起，作为处理问题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碰头会一般都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２月１１日和１６日，中央政治局成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怀仁堂开碰头会。

    在２月１１日会上，叶剑英首先站起来责问康生、陈伯达：“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也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搞乱了，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叶剑英质问张春桥：“上海夺权，改名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革命能不要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２月１６日会前，谭震林在怀仁堂门口碰到张春桥，便问道：“陈丕显来了吗？”因为他知道毛主席批准的进京名单中有陈丕显。但张春桥却打着官腔说：“群众不答应呀！”谭震林说：“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张说：“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都靠边了。”谭气愤地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呀！”于是，会议一开始，谭震林就提出陈丕显的事。他说：“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他尖锐地指出：“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４０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越讲越气，拿起皮包，穿上衣服，一面走一面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见谭震林要走，马上叫住他。陈毅也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谭回座后，陈毅说：“虽然没有人选我为老干部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军取得的伟大胜利呢？”“延安整风时许多老干部被整过，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当时不是也挨过整吗？”“在延安，有些人表面上拥护主席，实际上反对主席。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的。斯大林把班交给赫鲁晓夫，他死后不久，赫鲁晓夫不是搞修正主义吗？”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于犯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历来的方针是治病救人，那有随便打倒的道理？”聂荣臻说：“不能为了打倒老干部，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是不安好心。”

    谭震林当天回家后，怒气未息，决心写一封痛斥江青的信。这样的信当然不能写给毛泽东，所以他就写了一封给林彪的信：

    “他们不仅不听毛主席的指示，当着毛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毛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在１９６６年底的一次会上，江青要求批斗贺龙，毛泽东说：“此事现在不议。”于是，江青就当面说：“毛主席，不让群众起来，我要造你的反。”谭震林忍不住了，就当场出来申斥江青道：“你有什么权利胡闹，你算什么？”）

    “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大批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同志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

    谭震林最后写道：“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绝对不自杀，也不叛国，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拚下去。”

    ２月１９日，林彪把信转送毛泽东，并在信上批道：“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已阅，送周恩来同志。退林彪。”

    会后，江青一伙马上实施“恶人先告状”。张春桥和姚文元当晚就整理出一份《记录稿》，深夜去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起初抽着烟，不在乎地听着。但当谈到陈毅说到延安整风问题时，突然脸色一变，一下站了起来，怒气冲冲地说：“怎么，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好吧，我们走，把北京留给他们。那就叫陈毅上台，我下台，我和林彪上井冈山，江青枪毙，康生充军去。”

    ２月１８日晚，毛泽东又召集了部分政治局成员开会，他在会上再一次公开申斥了陈毅和谭震林。毛泽东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接着，他又面对叶群说：“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毛泽东越说越气，他说：“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毛泽东最后决定：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说完，毛泽东就气冲冲地退出会场。这样，就产生了所谓的反击“二月逆流”的运动。

    这样，谭震林和陈毅当然成了被批被斗的主要对象。谭是负责农口的副总理。１９６７年８月，谭首先被农口的造反派揪斗。他被批斗得满身有伤，回家后就病倒了。但江青还不放过他。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７日，江青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宣布：“谭震林是一个叛徒，我保过他，可现在我要喊：打倒谭震林！他是刘邓陶的黑干将，现在，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谭震林从老革命变成了‘叛徒’。”４月４日，一帮人冲进了谭的家，强行带走了谭震林。他的六个子女也受牵连，被分别遣送到外地监督劳动。被翻腾得乱七八糟的家里只剩下了他的妻子葛慧敏一个。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加上对亲人命运的担忧，她得了精神分裂症。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８日，在“一号命令”之下，谭震林被遣散到了桂林。他和妻子在那里过了几年真正的农民生活。在“九一三”事件后，才得以回返北京。

    正是：

        茶陵工农兵，

        第一苏维埃。

        唾面斥江青，

        晚节胜松柏。

 

第一百零二回

 

总理苦心保陈毅

张茜抱病编诗集

    

    陈毅是中国十大元帅中最受人欢迎的一位，因为他勇猛如彭德怀，正直如梁漱溟，幽默如林语堂，是极难得的一位儒将。在文革期间，他是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从文革一开始起，他就公开为设立工作组一事辩护，被毛泽东派认为是文革的一大阻力。但陈陈毅是周恩来在工作上的最大支柱，特别是在外交方面，没有陈毅，周恩来就简直行动不得，因为他已为国内事务缠住，分不了身。

    正是陈毅，在文革中创造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动人故事，为中国人留下了不少光彩。有一位铁竹伟先生写了一本《霜重色愈浓》纪事，介绍了陈毅在文革中的令人倾倒的表现。现在我们只摘取其中的片段。

    一、关于周恩来保陈毅。《霜》这样描写了陈毅访问周恩来一事如下：

    暗淡的门灯下，警卫拉开门。“总理在家吗？”警卫说：“在，廖承志同志刚进去。”周恩来拉开办公室门说：“我和小廖刚说起你，你就到了，真是无巧不成书。”他立刻注意到陈毅满脸怒容，“出什么事了？”“你看看这个！”陈毅从口袋里掏出报纸，往桌上一拍，“简直是狂妄至极！”

    周恩来拿起报纸扫了一眼，递给廖承志。显然这个消息对他来说，已不是新闻。

    “我陈毅是什么人？难道比帝修反还坏？四位元帅讲话，不就批评了不讲政策的现象，强调团结大多数，顾全大局吗，难道讲错了？我看，有些人为什么这样恨我，就因为我至今还敢讲话，敢讲真话。这就犯了忌了，就非打倒不可了。哼，我陈毅也不是好惹的，哼哼哈哈，恭喜发财，这不是我的性格。现在不上班，不写书，再不讲话，我凭什么拿这四百块钱？我还叫什么共产党员？只要有机会，我还要讲。大不了丢掉乌纱帽嘛！”

    周恩来没有说话，端过一杯清茶递给陈毅。待陈毅面色平静后，他不紧不慢地说道：“陈老总，现在我要请你接受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陈毅搁下杯子问道。

    “从现在开始，你不要讲话。”

    “什么？”陈毅惊讶地瞪大眼睛，指着自己的鼻子问道：“叫我不要讲话?”

    周恩来肯定地点点头。

    陈毅愕然。文革以来，有不少同志劝他不要讲话，少惹麻烦。周总理没有劝过。况且，就是两三天前，周总理还要求他出面讲话哩！

    周恩来是不轻易向陈毅下命令，陈毅心想，一定是担心他的身体才这样说的，于是他放下手中的杯子，带笑问道：“总理，那让我天天干什么呢？不能吃了饭就睡大觉吧！”

    “陈总，”廖承志叹口气说，“你恐怕不知道吧，今天下午，在工交座谈会上，文革小组批判谷牧同志起草的工交系统文革十五条规定，说是典型的以生产压革命。看来，余秋里、谷牧同志今后也很难出面讲话了。”

    周恩来点着头，话语充满忧虑：“这么大的国家，千头万绪的工作，我总不能没有几个帮手嘛。部长们都被打倒了，他们的工作谁来做？我想早些安排部长们向群众检查，争取尽快过关，把各部工作抓起来。一年之计在于春，明年初部长们仍被围斗不能工作，全年的工作就要受影响了。陈总，我想让你带个头，你看怎么样？”

    “叫我带头？”陈毅顿时明白了周总理的意思，“叫我向造反派检讨？我有什么错误？我要学生们顾全大局，这话错了？我要工人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坚持业余闹革命，这话错了？我说交班不交给那些不讲政策，乱揪乱斗的人，这话我说错了？”

    廖承志边往陈毅杯里添水，边劝道：“老总，你讲的话，我看没有错，不过”

    “不过什么？”陈毅说，“只要我说的没有错，我就坚持。我就是不低头，不检讨。”

    “陈总！”周恩来双目注视着陈毅，带着恳求的口吻说：“就忍了这一次吧！”

     “不！”陈毅回绝说：“士可杀，不可辱，大不了一把刀子。”廖承志以为他要自杀，陈毅说：“不管什么情况，我都不会自杀。不过，总理您要我带头检讨，我不干。我没有错，我绝不检讨。”

    正巧，秘书进来通知，接见外宾的时间到了，请总理和陈总上车。周恩来伸手拉起陈毅，语重心长地说：“陈总呀，我希望你再想一想。你是外交部长，外事工作一天都不能中断，你要总是被包围、被批判，工作让谁抓？我要管的方面太多，我一个人顶不下整个天哪！”

    陈毅注意到一向精力充沛的周总理，今天明显露出疲倦憔悴的神色，他不愿再惹周总理烦恼，有些含糊地说：“好，我回去再想想吧，想通了，我来找你。”

    几天过去了。开会、接见外宾、请示工作，陈毅天天见到周恩来。但是，他一直避开“带头检查”的问题。周恩来也决不率先问及。他了解陈毅，不给答复是没有想通，勉强也是做不好的。周恩来耐心地等待。

    在一次中央“碰头会”的会上，陈毅看到坐在斜对面的周恩来，用右手支撑着前额，两只眼睛不断地眨动着，可是终于抵抗不住，慢慢地合拢了。“周总理在打瞌睡！”陈毅简直不敢相信。当然，这不过是几秒钟的事。周总理也打瞌睡，他实在太累了。

    会散了，叶剑英在门口放慢了脚步，等陈毅出来，然后上了陈毅的汽车，让自己的汽车跟在后面。两人都心事凝重，沉默无言。分手前，叶剑英握住了陈毅的手晃了晃，说：“陈总，我们要分担责任，可不能眼看着总理累垮了。今天的形势，没有他不行呀！”陈毅凝重地点点头。

    当周恩来刚进家门时，陈毅也跟着来了。

    “陈总，找我有事？”周恩来见陈毅神情有些异样，亲切地问道。

    “总理，我想通了。我从今天开始，不再放炮。我检讨，一定深刻检讨，争取早日得到群众谅解和信任，把握好外交部的工作。”

    周恩来跨前一步，紧握住陈毅的手，激动而又深沉地说：“好！你就带个头，以大局为重。”他揽着陈毅的肩，叮咛道：“检讨不要太长，写好拿给我看看。”

    在告辞时，陈毅喉头一阵发紧，他急转身走出大门，让两颗晶亮的泪珠，躲过周恩来敏锐的眼睛，悄悄地落在自己的前襟。

    连陈毅自己也吃惊，大半生在艰难困苦枪林弹雨中度过，死神几次爬至眉间狞笑，也没有落过眼泪，近来却常常流泪。当煤炭部长张霖之被鞭打至死，他的遗体照片被送到周恩来手中时，周恩来望着他裸露背上累累鞭痕流着泪道：“这些同志死得不明不白，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哟！”陈毅还没有看见照片，仅听到周恩来这句发自肺腑的痛苦呻吟，已潸然泪下。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４日下午４时，人民大会堂里座无虚席，陈毅在台上念着自己的检查。检查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结束。周恩来最后总结：“我希望同志们给他一个机会，考验他这样一个老同志，他为党工作了４０年，当然也犯过不少错误，还是跟着毛主席走的同志，希望大家帮助他。你们的帮助比我一个人好，我可以比较放心外事口的事，让他多出面，我把力量转到别的口子上去。”

    全场掌声如雷，为总理对外事口的信任，也为陈毅的检查过关。因为这是第一位副总理被“解放”，周恩来显得兴致勃勃。他拉上陈毅，依次走进大会四周各厅，与学生们一一见面。

    二、对留学生的讲话。周恩来为什么要陈毅不讲话呢？因为陈毅说话太直，引起麻烦。今举一例。在文革期间，在国外的留学生都纷纷回国来参加“革命”。他们对国内的实况并不十分清楚。陈毅向他们作了一次情况介绍。《霜》中的描述如下：

    身披褐色毛领军大衣的陈毅快步走进门来，他摘下军帽，向大家挥了挥手，带笑地说：“对不起，让诸位久等了。”

    陈毅问了留学生在国外学习生活情况，话锋一转，直插主题：你们要搞运动，我们并不反对。但是，我希望你们把这个运动搞得正规一些，好一些。不要犯我们过去犯过的错误。路线斗争是很残酷的，我讲这些话，有些人不爱听，可这是真理。我当初（在苏区）被绑起来，差一点要杀头的。说我是改组派，整得我们低三下四，只能向人家低头，不敢抬头，走路都是靠着边边走，稍有不满，就立即拉出去枪毙。今天讲给你们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避免你们犯错误。”

    “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嘛，不要踩着别人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下来，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朱总司令是军阀，贺龙成了大土匪，这不是给我们党抹黑嘛。人家会骂共产党连８０岁的老人都不容，过河拆桥。”

    “现在胡说八道的东西太多。我看到一张红卫兵小报，大标题是：打倒大特务杨尚昆之弟杨尚奎。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一个四川人，一个是江西老表，怎么是兄弟呢？胡说八道是要整死人的，是要出人命的呀！”

    “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康生、陈伯达、江青是干净的，承蒙宽大，加上我们五个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十一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十一个干净的，我不愿当这个干净的！”陈毅愤怒地猛一击桌子站起身，大声说；“把我揪出来示众好了，我不愿当这个干净！”

    陈毅顿了顿，指指自己的脑袋，又接着说：“现在你们这里发热，包括我们这些老家伙中很多人头脑发热，说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自己以为了不起，好像中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什么举足轻重，我们是举足撞头哟。武官带头在使馆造大使的反；大使下飞机，就按着戴高帽子游街，外国报纸上照片都登出来了，叫这位大使还怎么回去工作？”

    “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索的。要我看，路线斗争要消除后果要很长时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十年、二十年不治。我们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绝不交给野心家、两面派！不能眼睁睁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我还要看，我还要斗争。大不了罢官嘛。大不了外交部长不当了，我还可以去看大门，扫大街。我是四川人，我还会做担担面嘛，没有什么可怕的。”

    “倒是你们还年轻，要学会受委屈，要学会用脑子想问题，你们现在就那样凶，动不动就要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如果掌权，那还得了？要出人命的呀！”

    据红旗出版社的《国史通鉴》记载：尽管周恩来一再要求保护陈毅，但林彪、江青等人始终没有放松对陈毅的迫害。１９６９年１０月，陈毅在“一号命令”下被疏散，限时离京，下放石家庄，实际上被剥夺了一切权力。在石家庄，陈毅身体状况恶化了。他经常肚子痛，但工厂医疗条件差，只能吃点止痛片。１９７０年１０月，陈毅排便异党，经周恩来批准，回京治病。因林彪死党黄永胜正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他不愿见到陈毅，医院便以没有床位推托，直到黄出院后三天，才让陈毅住院。住院也不给仔细检查。直到１９７１年１月，陈毅病重，再次入院，才再次检查，开腔手术才发现是结肠癌引起肠梗阻。由于“突出政治”，使这位功勋卓著的革命家的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１９７２年１月６日，癌症终于夺去了陈毅的生命。

    陈毅不但是军人，也是诗人。陈毅去世后，他的夫人张茜抱病为陈毅编了一册《陈毅诗词选集》，其中有一首，特别引人入胜，传遍中国大地，为万民吟咏：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

    正是：

        直言不讳，

        言必及义，

        令我忆君之丰采。

        勇迈绝伦，

        倜傥不群，

        令我忆君之将才。

        胸无城府，

        光风霁月，

        令我忆君之天真有如提孩。

 

 

第一百零三回

 

季羡林遭遇革命派迫害

老教授吐露心灵上创伤

 

在文革中，毛泽东还发明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五七干校”，它设在较远的农村，名义上是使知识分子干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学校”，但实际上，“学校”两字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作家黄秋耘对“五七干校”作了如下的介绍：

对于我们一般的“五七战士”来说，干校相当于流放地，对“牛鬼蛇神”来说，干校简直就是集中营，甚至比集中营还要糟。一般的集中营还允许生病的犯人休息，还有简单的医疗设备，可是五七干校对待“牛鬼坨神”，就连这点最起码的人道主义也不讲的。大多数五七干校都是白手起家，在荒山野岭上建立起来的，在筹办过程中浪费了国家的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假如利用这些资金和建筑材料来搞基本建设，不知道可以建成多少座工厂、码头和仓库。但是五七干校有一种特殊的副产品，这就是几乎每一间五七干校的附近都有几座，甚至十多座枉死鬼的新坟，这些人有的是由于长期患病得不到治疗，被疾病折磨致死的，有的是由于在审讯过程中受到拷打和惨无人道的虐待，不堪忍受，最后死于自杀的。中国著名的记者范长江就是死在干校的，他的死法是“跳井自杀”。中国作家协会也有不少人死在干校的。早在公元前两个世纪时，古罗马的普拉图斯写道：“人对人是狼”。我们的五七干校，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个个分散在荒原上的狼群。

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也有这样一段记载：

我在此悼念刘敏如同志——他因为心脏病逝于湖北咸宁干校。那日傍晚，我由菜园子劳动回营，见一群人搭着一大幅白蚊帐似的东西，里面似乎卧有一人，我还弄不清这是什么回事。晚饭后，我才听人说，敏如同志病发，死在田里——刚才就是送他“入土为安”的。我万没有想到我与他的永别是那种情景。

人们在谈迫害的时候，往往使用这样一些词汇：什么拳打脚踢啊、遍体鳞伤啊、逼供信啊、喷气式啊、等等。但毛泽东所发动的文革迫害要远远超过这种肉体上的灾难。它是一种空前的心灵的和道德的灾难。这里我们引用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季羡林《牛棚杂忆》中的记载：

我自己已经堕入地狱，由于根器浅，我很久都不知道，地狱中还有不同层次的。佛教不是就有十八层地狱吗？

这话要从头讲起，需要长一点。

生物系有一个学生，大名叫张国祥。牛棚初建时，我好像还没有看到他。他是后来才来的。至于他为什么到这里来，又是怎样来的，那是北大革委会的事情，我辈“罪犯”实无权过问，也不敢过问。他到了大院以后，立即表现出鹤立鸡群之势。看样子，他不是一个大头子，只是一般的小卒之类。但管的事特别多，手伸得特别长。我经常看到他骑着自行车——这自行车是从“罪犯”家中收缴来的。“罪犯”们所有财物都归这一批牢头禁子掌握，他们愿意到“罪犯”家中去拿什么，就拿什么。连“罪犯”们的性命自己也没有所有权了——在大院子里兜圈子，以资消遣。这在那一所阴森恐怖寂静无声的“牛棚”中，是非常突出的惹人注目的举动。

有几天晚上，在就寝之后，院子里大榆树下面，灯光依然很辉煌。这一位张老爷，坐在一把椅子上，抬起右腿，把脚放到椅子上，用手在脚趾头缝里抠个不停。他面前垂首站着一个“罪犯”。他一边审问，一边大骂。这种怒斥，我已经看惯，但是他这坐的姿势，我觉得极为新鲜，在我脑海里留下影像，永世难忘。更让我难忘的是，有一天晚上，我眼前垂头站立的竟是原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

可是我哪里会想到，过不了几天，这个厄运竟飞临到我头上来了。一天晚上，我忽然听到从民主楼后面拐角的地方高喊：“季羡林！”好在我们的神经每时每刻都处于最高“战备状态”中。我听到叫声，连忙用四条腿的力量，超常发挥的速度，跑到前面大院子里，看到张国祥用上面描写的那种姿态，坐在那里，右手抠着脚丫子，开口问道：

“你怎么同特务机关有联系呀？”

“我没有联系。”

“你有几个老婆呀？”

“我没有几个老婆。”

这样一问一答，交谈了几句。他说：“我今天晚上对你很仁慈。”我可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一句话中含着极为危险的杀机。第二天晚上，我正准备睡觉，忽然听到一声“季羡林！”我用比昨晚更快的速度，走向院子。看到张先生站在两排平房的拐角处，怒气冲冲地斥曰：“喊你为什么不出来？你耳朵聋了吗？”

我知道事情有点不妙。还没有等我说下去，我脸上、头上蓦地一热，一阵用胶皮裹着的自行车链条作武器打下来的暴风骤雨，铺天盖地地落到我的身上，不是下半身，而是至关重要的头部。我不敢躲闪，笔直地站在那里。最初还是有痛的感觉，后来逐渐麻木起来，只觉得头顶上、眼睛上、嘴上、耳朵上，一阵阵火辣的滋味，不是痛，而是比痛更难忍受的感觉，连忙夹着尾巴逃回了牢房。但是，知觉一恢复，浑身上下立即痛了起来。我躺在木板上，辗转反侧，浑身难受。流血的地方粘糊糊的，只好让它流。痛的地方也只好让它去痛。

问题还没完。仍然是那位张先生，命令我同中文系一位姓王的教授，每天推着水车，到茶炉去打三次开水，供全体囚犯饮用。打开水这个活并不轻，每天三次，其他的活照干，语录照背。别人吃饭，我看着。天下大雨，我淋着。就是天上下刀，我也必须把开水打来。真是苦不堪言。

在牛棚里已经呆了一段时间。自己脑筋越来越糊涂，心情也越来越麻木。这个地方，不是地狱，胜似地狱。自己不是饿鬼，胜似饿鬼。我这个人从来不敢狂妄，我是颇有自知之明的。如果按照小孩子的办法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的话，我毫不迟疑地把自己归入好人一类。就拿金钱问题来说吧，我一不吝啬，二不拜金。在这方面，我颇有一些“优胜记略”。十几岁在济南时，有一天到药店去打药。伙计算错了账，多找给我一块大洋。当时在小孩子眼里，一块大洋是一个巨大的财富。但是我立即退还给他。1946年，我从海外回到祖国，卖了一只金表，寄钱给家里，把剩下的“法币”换成了黄金，伙计算错了账，多给了我一两黄金。在当时一两黄金也算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但是我也立即退还给他。在大人物名下，这些都是不足挂齿的小事。然而对一个像我这样平凡的人来说，也不能说一点意义都没有。

到了现在，自己一下子变成了鬼，最初还极不舒服，颇想有所反抗。但是久而久之，自己已习以为常。人鬼界限，好坏界限，善恶界限，美丑界限，自己逐渐模糊起来。用一句最适当的成语，就是“破罐子破摔”。自己已经没有了前途，既然不想自杀，是人是鬼，由它去吧。别人说长论短，也由它去吧。

天天劳动强度大，肚子里又没有油水，总是饥肠辘辘，想找点吃的。我曾几次跟在牢头禁子身后，想讨一点盛酱豆腐罐子里的汁，蘸窝头吃。有一段时间，我被分配到学生宿舍二十八楼地区劳动。在二十八楼的一间大房子里，堆满了杂物。一次我忽然发现，在一个破旧的蒸馒头的笼屉上有几块已经发了霉的干馒头。我简直是如获宝，拿来装在一个口袋里，在僻静地方吃。什么卫生不卫生，什么有没有病菌，对一个“鬼”来说，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了。

我也学会了说谎。离开大院，肚子饿得不行的时候，就对带队的工人说，自己要到医院去瞧病，得到允许，就专拣没有人走的小路，像老鼠似地回到家里，吃上两个夹芝麻酱的馒头，狼吞虎咽之后，再去干活。

有一次我在路上拣到了几张钞票，都是一毛的，我大喜过望，赶快揣在口袋里。以后我便利用只许低头走路的有利条件，曾拣到过一些钢崩。这又是意外的收获。我发现一条重要的规律，在厕所里，掉在地上的钢崩儿最多。从此，别人不愿意进的厕所，反而成了我喜爱的地方了。

上面说的这一些极其猥琐的事情，如果我不说，决不会有人想到。如果我自己不亲身经历，我也决不会想到。但是，这些都是事实，应该说是极其丑恶的事实。当时我已经完全失掉了羞恶之心，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栗。我从前对一个堕落的心理过程发生过兴趣，潜意识里似乎有点认为这是天生的。现在拿我自己来现身说法，那种想法是不正确的。

然而，谁来负这个责任呢？

另一位老作家施蛰存1988年在《新民晚报》上发表文章说：

编者要我“说说自己”，文章的题材内容，已经规定得很明确了。可是，临了提起圆珠笔来，发觉还是有一个问题。我“自己”？是什么？1940年以前，我写小说，编文学刊物，当出版社的文艺编辑。那一二十年，我自己是一个“作家”。以后，直到如今，我和古代文学，顺便和历史、金石打交道。我的日常工作是教书，管资料，下放劳动，带研究生。写了许多杂文，最多的是思想总结，小结，检讨，坦白书、改造日记，交代文件，全不是文学创作。这五十年间，我自己是什么？说是一个教书匠，也还不能概括。是近我给自己拟定了一块墓碑题字，是“钦定三品顶戴、右派分子、牛鬼蛇神、臭老九、前三级教授降二级录用，施蛰存之墓。”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也说：“我的父亲，我们的家庭，我们全体的中国人民，都经历了一段疯狂的、迷乱的、人性被扭曲的不幸时期。”

正是：

道德大堕落，

灵魂长悲丧。

纵过两代人，

损失难补偿。

 

 

 

 

第一百零四回

 

毛公批“设国家主席”

林彪拟“五七一工程”

 

    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至２４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最大的特点是，党章中明文规定了林彪作毛泽东的接班人。毛泽东是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是副主席。从此人们在呼喊“毛主席万岁”后，还必须加喊“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至此，林彪集团本已取得了很大一部分权利，但仍不满足。他们意识到江青、张春桥等人权力的发展有超越自己的趋势，于是图谋提前“接班”。１９７０年３月８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而林彪集团则认为这是他们利用四届人大，夺取更多权力的机会，于是开始了一系列活动，实现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的企图。

    虽然毛泽东多次明确说，不设国家主席，他也不担任国家主席，但１９７０年４月１１日，林彪仍然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并建议毛泽东兼任。毛泽东说：“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但是，林彪等人仍不死心。叶群私下对吴法宪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在文革前一阶段，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是互相勾结的，它们有一个共同目标，即打倒刘少奇。刘少奇倒后，它们两者之间就发生了争权的斗争。８月１３日的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林彪死党吴法宪坚持要在宪法中表述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句子中加上三个副词：“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而张春桥则表示反对，因此发生激烈的争论。从表面上看，这只是文字之争，实际上是借题发挥，是一场大斗争的前奏。

    ８月２３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一开始，林彪就在会上抢先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毛主席的天才，他的学问，他的实际经验，不断地发展出新的东西来。”“我们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最高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是不是这回事情？”“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的一个情况特点，一个是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是宪法的灵魂。”林彪所说的“国家元首”，也就是“国家主席”的另一种提法，他的话是婉转地重申了设国家主席的主张。

    为了支持林彪的“天才论”，陈伯达特地准备了一份材料，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中的一些话，来证明“天才”之存在。在大组发言时，陈伯达还针对张春桥说了如下的话：“竟然有个别的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剌’。”“林彪同志说，这次修改的宪法里面规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里最重要的一条，这反应我国革命中最根本的经验。我完全同意林彪同志这个根本的观点。但是，同志们要懂得，加进这一条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多么猖狂呀，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像跳舞一样高兴。”

    作为配合，叶群在中南组气冲冲地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吴法宪在西南组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李作鹏也在中南组说：“有人反对在宪法上提林副主席。有人连‘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他都反对，说不符合历史。”

    陈伯达所在的华北组还当晚发出刊登了他们发言的“第二号演说文稿”。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成员，听说有人“否认毛泽东是天才”，“不赞成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纷纷表示极大的愤慨，从而出现了一种紧张局势。

    毛泽东及时地看出了林彪集团的鬼计，他立即决定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31日，他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其中说道：“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３０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原因下山。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会议对陈伯达进行了初步批判。９月６日，全会恢复正常议程，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四届人大。中央还宣布要对陈伯达进行审查。１９７１年１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公布了陈伯达的历史老帐和现实新帐。毛泽东对陈伯达也作了定性：“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１９３１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毛泽东在会后又到各大军区进行吹风，明示陈伯达的问题还没有完，也就是意味要搞林彪。

    林彪的党徒们探得毛的图谋，密告于林。林彪乃密谋反革命武装政变。他计划杀害毛泽东，以暴力的方法抢班夺权。他的这个计划取名为《５７１工程》，执行这项“工程”的头头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１９６６年，林立果２１岁，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１９６７年，由林彪指示，林立果没有办正常的入伍手续，就穿上军装，来到空军。他当时不是党员，却被安插到空军党委办公室当了秘书。１９６７年7月1日，入伍不到4个月的林立果由吴法宪和周宇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１９６９年，吴法宪就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副部长兼作战部副部长。吴还宣布，林立果可以在空军“调动一切，指挥一切。”林又成立了一个由他自己为组长的“调研小组”，名义上是为空军出点子，实际上这是一个特别行动队。到了这年秋天，林立果看了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就为这个组织起名为“联合舰队”。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山本五十六率领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美国珍珠港，取得巨大胜利，所以林就起了这个名，其用心可知也。

    １９７１年３月，林立果与周宇驰、于新野等人，在上海讨论林彪接班问题，他们认为有三种可能，一是和平接班，二是被人抢班，三是提前抢班。他们认为林彪的地位正在起变化，可能只好走最后一条路了。周宇驰说：“一定要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如：把毛主席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毛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反正首长（指林彪）那时掌权，可以由他说了算。”最后，他们就拟定了一个较具体的武装政变办法，定名为《５７１工程》。

    这个《工程》全文分九个部分：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它指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把“打倒当代的秦始皇，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作为他们的口号和纲领，提出要在军事上先发制人，“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车祸、暗杀等，”杀害毛泽东。他们原打算在毛泽东回京的铁路线上消灭毛，但毛显然比他们更为消息灵通。他以反常规的速度回到了北京，大出“联合舰队”意外。

    当时，林彪在北戴河，他获悉毛氏回京，大为恐慌。从９月６日至１２日几天中，林彪和叶群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进行了频繁的秘密联系。根据军委电话总机的记录，７天中，他们通过军委总机的电话有５１次。通话时间超过５０分钟的有８次，最长的一次有１３５分钟。林彪准备了两手，一是发动黄永胜等在广东建立反毛政权，一是自己实行叛逃。后者当然是只有他自己知道，是不能与任何人谈的。他在北戴河备有三叉戟一架。

    １２日晚，林彪听到周总理正在追查２５６号专机事，他知道大事不妙，必须马上出逃。夜１１时左右，林彪的住处顿时陷入了混乱状态。叶群披头散发，不停地大叫；“电影别演了，快调车，快调车，越快越好。”司机把车开来，刘沛丰提着几个包，首先上车，接着叶群、林立果上了车，最后林彪上车。最怕冷的林彪竟来不及穿大衣载帽子就上了车。

    林彪的汽车一开动，警卫部队就知道了，他们向急驰而来的汽车扬手示意，要司机停车。叶群对司机说：“８３４１部队对首长不忠，冲过去！”司机就加快车速，冲了过去。海军山海关机场这时的气氛也很紧张。２５６号专机必须有周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一起下令才能飞行。１３日零点２０分，林彪的汽车已接近飞机，２５６号专机尚未发动。山海关机场请示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推托说：“可直接报告请示周总理。”

    零点２２分，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仓皇登上飞机，他们不仅来不及通知等候在机场的程洪珍等人，连机组人员也没有上齐，就命令飞机起动滑行，强行起飞。

    ９月１３日凌晨一点３０分，林彪所乘坐的２５６号飞机，在外逃的途中因燃油不足，坠落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这时，在北京的周宇驰接到林立果决定叛逃的电话后，同于新野、李伟信密谋外逃。他们利用林彪的手令，蒙骗了飞行中队长陈修文。他们乘了３６８５号直升飞机，向北飞行。在途中，陈修文发现他们有外逃阴谋，乃采取措施飞回北京方向，飞机在怀柔县境内降落，周宇驰当场枪杀了陈修文，然后他和于新野双双自杀。李伟信没有胆量自杀，结果被逮捕。在直升飞机上，缴获了他们所窃取的大批国家机密文件和大量美钞。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正是：

        万岁不离口，

        《语录》不离手。

        今日出洋相，

        谁是真祸首？

 

 

第一百零五回

 

尼克松决心办中美复交

周恩来含笑签上海公报

 

    整个文化大革命，处境最困苦的大概莫过于周恩来了。他过的是真正的地狱生活。但有一件事，是他在这个十年中所遇到的唯一令他也是令全国人民最感到高兴的事，那就是中美复交。

    曾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的尼克松，在艾退职后，出来与民主党竞选总统，结果以失败告终。八年后，他再度出来与民主党博斗。这次，他在竞选中打出了“越南牌”，因为当时美国派兵50万，要消灭越共。但不但没有取得胜利，反而伤亡累累，更在国内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反越战运动。尼克松在演说中保证，他将在越南实现“体面的和平”，从而获得选民的支持，当选为第37任总统。

1972年，美国又临选举年。尼克松已早为设计，他觉得这次竞选，必须另设新招。他决定打“中国牌”。尼克松本来想通过法国的戴高乐将军同北京接头，不幸戴高乐中途病逝。后来，乘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来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之机，向他透露了美国愿与中国打交道的意思。叶海亚忠实地把信息传到了中国。1971年4月27日，白宫收到了周恩来总理对尼克松1970年12月16日的信息的回音：

“由于当时的形势，未能及早回答美国总统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信。目前，我们正在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联系的情况。但是，如果要使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得到恢复的话，美国就必须把它的全部武装部队从台湾海峡地区撤走。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之间的直接讨论才能找到解决这个关键性问题的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它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美国国务卿或甚至美国总统本人，以便进行直接谈判。至于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讨论的形式、程序和其他细节，这些都不是那么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完全可以通过叶海亚总统的斡旋做出适当的安排。1971年4月21日。”

5月10日，尼克松又来信：“尼克松总统仔细研究了周恩来总理委托叶海亚总统转来的信。尼克松总统同意，为了解决把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分隔开的问题，有必要举行直接高级谈判。因为尼克松总统十分重视使我们两国关系正常化，他准备接受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请他访问北京以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直接会谈的建议。为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建立可靠的联系，尼克松总统建议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和周恩来总理举行初步的秘密会谈。我们建议，关于基辛格博士此行的具体细节，通过叶海亚总统作为居间人进行讨论。为保密起见，务必不用其他渠道。同时，不言而喻，基辛格博士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官员的第一次会谈要绝对保密。”

6月2日，白宫又收到了北京的回音：“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的口信，并且十分愉快地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尼克松总统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进行直接会谈。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并且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进行直接谈话，其中各方可自由提出自己关心的主要问题。不言而喻，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首先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美国武装部队如何具体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全部撤走的问题。”

这样，就发生了外交史上很独特的基辛格秘密访华事件。7月8日，基辛格到达伊斯兰堡，他骗过记者们，秘密地于7月9日飞抵北京。他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了共达17个小时的会谈，达成了尼克松访华的协议。基辛格对周恩来大为倾倒。他说：“伟大人物对重大事件的影响是很难加以确定的。诚然，中美两国的接近是由于客观的必要所使然；不是由于抽象的善良愿望而是由于双方有共同利益才使我到北京来的；不是由于我同周恩来的私人友谊而是由于共同认识到一种危险才促成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但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利益并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却是领导人在起作用，是双方的领导人巧妙地利用了那种可供选择的余地。中国和美国在1970年代初谋求和解，这是世界环境所决定的。但事情来得这样快，发展又如此顺利，则是由于中国总理的光辉品格和远见卓识起了不小的作用。”

按照中美商定同时准点发表公告的协定，尼克松于7月15日太平洋时间下午7点45分在洛杉矶全国广播公司播音室发表了一篇足以改变世界历史的演说：“晚上好！我今晚要求这个电视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争取建立世界持久和平的工作所取得的一项重大进展。正如过去三年中我曾多次指出的，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它的七亿五千万人民参加，就不可能有稳定和持久的和平。因此，我在几个方面采取了主动，以求打开我们两国间更正常的关系的大门。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派遣我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他最近的环球旅行期间去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谈。

“我现在读的这个公告，在北京和美国同时发表：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和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公报把通往中国之门打开了。1972年2月17日上午，尼克松一行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前往北京。尼克松虽然兴奋，但心中仍不免狐疑。他自言自语地说：“我们正在开始一次在哲学上争取有所发现的旅程，这个旅程正像很早以前在地理上发现新大陆的航行一样不可预卜，并且在某些方面一样危险。”

2月21日上午11时30分，飞机抵达了北京首都机场。周恩来总理亲自在机场上等候迎宾。尼克松被迎进了迎宾馆，他们吃了一顿丰富的午餐。2点30分，周恩来突然找基辛格说：“毛主席想见见总统。”于是，两个世界上最伟大国家的领袖，为世界历史留下了一次极富哲学性的短促谈话。

谈话是在毛泽东的中南海寓所进行的，没有拘什么形式。尼克松在谈话中列举了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问题，毛主席客气但又坚定地回答说：“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谈哲学问题。”

毛主席说：“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

尼克松说：“当主席说他投了我一票的时候，他是在两害之中取其轻。”

毛说：“我喜欢右派。人家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尼说：“还有戴高乐。”

毛说：“戴高乐不妨别论。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是右派。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尼克松发表长篇大论，谈美苏两个核超级大国中哪一个威胁更大些的问题，毛主席就此回答说：“目前，美国发动侵略和中国发动侵略的可能性都很小，你们想撤回一些在国外的军队，我们的军队不会到国外去。”

基辛格认为：毛主席这番话已暗示中国不会使用武装干涉印度支那，但他恐怕美国人领会迟钝，所以又加上一些话：“我认为，一般说来，像我这样的人放了许多空炮，如：‘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啊。”

基辛格还说，毛主席后来与他谈话时更直截了当地说：“要把定大前提，不要为小误会伤感情。只要是客观的目的一致，你们不损害我们，我们也不损害你们。难免我们有时候要批评你们，你们有时候也想批评我们。那种情形，你们的总统认为是观念思想不同的缘故。你们总是说要共产党滚开，我们总是说要帝国主义滚开。有时候会那样说，但绝对不可以真的那样做。”“为大家好，美国应该在世界上负起领导的责任。”

尼克松的会谈主要是同周恩来总理进行的。他们一共前后谈了15个小时。尼在会谈中对周讲：“我认为中国利益和美国利益都急切需要把美国把自己的军事设施大致维持现有水平上。除了某些例外情况我们以后可以讨论外，我认为我们应该维持美军在欧洲和日本的存在，并使美国海军留在太平洋。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利益同美国的利益一样大。”据基辛格事后分析，中国方面实际上已用行动支持尼克松的这一番议论。

会谈是顺利的，但会谈的最后结果必须以公报形式表现。于是，在有关台湾的措词上出现了僵局。双方的联合公报无法定下来。中美双方代表从杭州一直谈到上海，眼看尼克松的访期将满，百会谈仍无结果。为了公报上关于台湾的一句话，周恩来坚持不肯在公报上签字。尼克松看到走向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打不开，心中非常焦急。当时已是深夜，第二天尼克松就要返回华盛顿。在这种双方僵持的局面下，基辛格忽然灵机一动，对周恩来说：“总理先生，你看这句话改成这样行行：在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他们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对此不提出异议。”

周恩来听了基辛格的话，明知道是在耍滑头，玩文字游戏，但心中也不得不佩服基辛格的才智。这一句话没有明确提到北京和台湾两个政权，语意比较模糊，使中美双方都能接受。更重要的是，美国已经公开否定了“两个中国”的观点。如果北京要解放台湾而美国加以阻挠的话，便是干涉中国内政。这一点对中国极为有利。于是，在尼克松结束访问那一天的凌晨，中美会谈的联合公报才写了出来。尼克松和周恩来终于在这份公报上签了字。

周恩来签完字后，兴奋地对基辛格说：“基辛格先生真不愧是博士，一语就决定了公报。”这个公报就是人们称之谓《上海公报》的那个有名文件。其中说：“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不过，据尼克松讲，公报中最重要的一段是规定：“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为了庆祝《上海公报》的诞生和欢送尼克松总统回国，周恩来连夜大摆筵席，热情款待尼克松和基辛格。宴会上，周恩来为客人准备了一道很特别的菜——一只大螃蟹。

当服务员将这一道菜送上来的时候，周恩来立刻客气地说：“尼克松总统，请！”尼克松望了望这一盘菜，只见这只螃蟹又肥又大，颜色淡红，清香扑鼻。但是，盘子里只有一只螃蟹。一桌的人共吃一只蟹，尼克松不知道该怎么动手了。就只好回答说：“总理，请！”周恩来微微一笑，幽默地说：“这是一只横行霸道的大螃蟹，让我们一起来把它消灭掉。”说完，举起筷子，只轻轻一夹，就把一只大钳子扭了下来，送到嘴里去，吃掉了。尼克松看到周恩来吃蟹钳连壳都不吐出来，感到非常惊讶。这时，周恩来又说：“总统先生，请！”尼克松就学周恩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另一个钳扭了下来，放进了嘴里。他用牙轻轻一咬，那只蟹钳就碎了，尼克松觉得香嫩可口，味道极其鲜美。

“你别看它那模样挺神气，张牙舞爪，可是，是一只纸老虎，一戳即破！”周恩来幽默地说，然后把那只螃蟹的秘密告诉了尼克松。原来，这只螃蟹是假的。上海宾馆的厨师为了做这一道菜，特地剥了许多大螃蟹。将蟹黄加上别的作料，用手工做成的。尼克松惊叹不已：“这那里是菜啊，简直是一件精致的艺术品！”

由于这只假螃蟹的味道特别鲜美，尼克松等不及周恩来再说“请”，就和基辛格把剩下的螃蟹瓜分了。桌上只留下一只空盘子。周恩来又指着空盘子说：“总统先生，请！”尼克松感到奇怪，只留下一只空盘子，怎么还说“请”？但想到中国人是很神秘的，一不小心，自己就会出洋相。于是只好彬彬有礼地说：“总理阁下，您先请！”周恩来就举起象牙筷子，在那空盘子里用力一戳，“拍”的一声，盘子碎了。周恩来不慌不忙地夹起一片“碎盘子”放到嘴里吃起来。尼克松简直看呆了。周恩来笑着说：“刚才你们吃的是蟹黄，这个被打碎了的盘子，才是真正的蟹肉呢。”尼克松惊奇极了，翘起大姆指说：“中国的东西真希奇，连盘子都是可以吃的。”

次日一早，尼克松一行乘命名为“76精神号”的波音707飞机飞返美国。

正是：

文革乌云遮神州，

总理无日无忧愁。

难得摆出螃蟹宴，

喜庆中美不再仇。

 

 

第一百零六回

 

毛泽东歪批郭沫若

冯友兰乱骂孔夫子

 

“九一三”事件后，中共中央的权力分配发生了问题，于是在1973年8月于北京提前一年召开十大。这本是结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很好机会。但正如谢韬先生所说，毛泽东此人“从来不会想到纠正他干的事，哪怕错了也不会纠正的。”周恩来代表中央宣读了政治报告。报告虽然批判了林彪的“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两面派做法。但它没有汲取教训，反而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并号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再来一次”肯定为“客观规律”。

更为可笑的是十大的人事安排，毛泽东竟把一个莫名其妙的年轻人端了出来代替林彪的位置，那就是王洪文。王除了“苗正”和“造反有功”以外，在其他方面都可以说是近乎白痴。他不懂政治、经济、文学、科学，甚至他能否读懂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也是一个未知数。不过这正中江青的心怀。因为老毛一死，王洪文就是光绪，而江青则可稳稳当当地做慈禧。王洪文来自上海，这也就产生了“四人帮”这个名词，即指四个来自上海的人：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正如《国史通览》所说，他们所造成的“破坏性的后果更加严重”。

这儿只谈一谈一件事，那就是所谓“批林批孔”运动。

1973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批林问题时，讲到还要批孔。后来，毛泽东送了江青一本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并说：“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用的”。他还把一首诗念给江青听：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江青把这首诗告诉了姚文元。接着，毛泽东找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他说，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他还批评周恩来领导的外交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

8月5日，毛泽东把江青叫去，叫她手录一首诗：《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事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在这次见面中，毛泽东还给江青讲了一些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事。他说：“法家主张中央集权制、郡县制，在历史上一般说是向前进的，它是厚今薄古的。而儒家呢？他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他是厚古薄今的，开倒车的。”毛泽东还批评了《人民日报》说：“《人民日报》说林彪极左，上海不同意，说是极右。《人民日报》发了文章，又朝回搞呢！这是王若水组织的。”他最后又说：“郭老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这儿要附带说明，王若水的文章是经过周恩来过目的。

这种风声传到郭沫若耳中，使郭大为惊恐，他马上表态说：“我以前写的东西都是带有封资修色彩的，应当完全烧掉。”人们至今没法知道，郭沫若的话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

毛泽东的批孔令一下达后，社会上的批孔就闹得沸沸扬扬。孔子的文章不是一般老百姓能读懂的。于是，在批孔中就跳出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大学问家。他就是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冯友兰博士。他特地发表了一篇批孔的长文，摘要如下：

列宁曾说：“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孔子所谓的“道之以政”和“道之以德”，这两种统治人民的办法，就是列宁所说的那两手。孔子是向当时的统治者出谋献策的，在他看来，牧师的那一手，比刽子手那一手更为有效。在一定条件下，牧师的一手也确是更为恶毒。

现在，我觉得，对于孔子的像上文所说那样批判，对于后来的封建主义哲学家，都可以适用。仅只是这样批判，还没有揭露出孔子思想的特点，批判还需要进一步地深入。

孔子有个学生名叫樊迟。他告诉孔子说，他想学种庄稼、种菜园。孔子骂他是“小人”，接着就发了一段议论。他说：“小人哉，樊迟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文，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在这段议论里，孔子肯定了当时社会上两个阶级的对立，一个阶级的人叫“君子”，是“在上者”，是不种庄稼的。与之对立的人是“小人”，是“在下者”，是“民”，是“庶人”， 是种庄稼的。

孔子认为，“在上者”如果做出这些姿态，就可以影响人民，叫人民尊敬他们，服从他们，老老实实地为他们劳动。孔子说过：“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务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的意思就是叫“君子”刮一阵“道德风”，叫“小人”那些草都“倒伏”。这就是“道之以德”的真实意义。在这一段里，孔子连用了三次“莫不敢”。这充分暴露了“君子”的凶恶面目。

孔子认为，最高的道德是“仁”，《论语》中记载孔子关于“仁”的言论很多，其内容也不完全相同。现在举几条比较重要的以为例。

一、“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

二、“促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三、“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四、“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从一、二、四条看来，孔子所讲的“仁”主要的就是“君子”说的。他说如果能够“克已复礼”，天下的人都要归顺这种有“仁德的”人。这当然是就有很高政治地位的人说的。一个“小人”，无论怎样，也不能得到天下的归顺。

第二条说，使民是一种严肃的事情，要像祭祀那样的严肃。这当然也是就有很高政治地位的人说的。“小人”本身就是“民”，他只能被“使”，没有“使人”的资格。

在第四条中孔子说：如果待人民宽厚，就可以争取群众。如果待人民有恩惠，就可以更好地使唤人民。这也是就有很高政治地位的说的。“小人”本身就是“众”，他不需要“得众”，也无所谓“得众”。他本身就是被“使”的，根本没有“使人”的资格。

从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宽”和“惠”看起来，他所谓“爱人”，至多也就是给劳动人民一些小恩小惠，为的是要争取群众，叫劳动人民容易被使唤。

可见孔子所说的“仁”是“君子”的道德。所谓“小人”是排除在外的。他明确地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就是说，“君子”之中，是有些人没有“仁”这种道德品质的。在“小人”中间，是不可能有这种道德品质的。又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说：“小人”，只可以叫他们跟着走，不可叫他们懂得什么。又说：“君子学道是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就是说：“君子”如果学一点“道”，他就可以爱人，就可以对于劳动人民给一些小恩小惠。“小人”如果学一点“道”，就容易被使唤。孔子在这些话里面，明显地暴露了他所谓“仁”的阶级内容。

从上文讲的，可以看出孔子所谓“君子”，就是奴隶主贵族。因为孔子所讲的“君子”对待“小人”的态度，是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他所说的“君子”与“小人”的关系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不过是一种生产工具。奴隶主认为，对于奴隶没有道德可讲。他们的道德品质，如果有的话，就是服从奴隶主的使唤。孔子的思想就是这种生产关系的反映。在西方，典型的奴隶主哲学家柏拉图的思想，就是这样。

封建的哲学家的思想，与奴隶主的哲学家的思想，在这一点上，有时有所不同，例如地主阶级思想家王阳明说：“满街都是圣人”“人人都有良知”。他的这种说法，是对于劳动人民的进一步的欺骗和麻醉。但是他的说法与奴隶主哲学家有所不同，也是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不同的反映。资产阶级的哲学家讲“自由、平等、博爱”，这也是对于劳动人民的进一步的麻醉和欺骗。但是，他的说法与封建哲学家有所不同。这个不同，也是生产关系的反映。过去有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内，讲孔子所说的“仁”的时候，认为孔子也有平等、博爱等观念，孔子发现了“人”。照这样说法，好像一个哲学家，可以离开他所处的社会和生产关系，从他的头脑中就可以创造出一些观念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种说法是唯心史观，不是唯物史观。

在春秋末年，奴隶社会已将完全崩溃。这时候的奴隶主当然都是没落的奴隶主，孔子在这个时期宣扬如上的面所说的那种思想，当然是为没落奴隶主服务的。他确是没落及隶主的哲学家。

《论语》尧曰篇，歌颂周武王的功绩，说他“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这三句话也可能就是孔子为恢复奴隶主旧秩序的政治纲领的一部分。他要把已经被灭的奴隶主国家恢复起来，把已经在政治上失去地位的奴隶主贵族的后代扶植起来，把已经下降为平民的奴隶 主贵族提拔起来，这就是要全盘地恢复奴隶社会的旧秩序。

列宁引费尔巴哈的话说：“谁要是安慰奴隶，而不去发动他们起来反对奴隶制，谁就是奴隶主的帮凶。”这个论断，对于孔子也是很合适的。

在汉以后的封建社会中，孔子成为封建思想的“祖师爷”。后来，袁世凯、蒋介石，以及刘少奇、林彪一伙，都继续尊奉孔子。因为他们都主张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无理。

冯博士竟然把刘少奇、林彪安置在袁世凯、蒋介石的同一档次中，这大概也算得上是一大发明也。

正是：

北大名人品种多，

黑白红蓝青绿棕。

既有校长马寅初，

今日却出友兰冯。

 

 

第一百零七回

 

江青召开大会作弄总理

主席亲写小条奉劝江青

 

1971年8月，毛泽东在与江青谈话中曾讲到：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江青就利用这些话，狡猾地挑起了一场“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活动。周公是周王朝的一位有名摄政，也是宰相。但江青是用来影射周恩来的。1973年11月，《红旗》杂志发表《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一文，它批了“宰相”，批了“折衷主义”，批了“反复辟”。文章是经姚文元修改的。江青对该文大加夸奖说：“这篇文章的好处是，批吕不韦，吕是个宰相。”接着《学习与批判》也发表了《汉代的一场儒法大论战——读〈盐铁论〉札记》，内称：“丞相田千秋，在整个会议过程中，‘括囊不言，言身而去’，这是一个相当圆滑的老官僚。他善于摆平关系，模棱两可，始终不表态，最后各方面都不得罪。”这就是明显地攻击周总理了。

在批林问题的方向上，周恩来明确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人民日报》在1972年10月发表了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当时，在上海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即授意《文汇报》搞了一份《内参》上送，说“人民日报”的批“左”文章是错误的。张春桥说：“批林是否要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说：“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还要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周江的分歧很大，只能由毛泽东来作出裁决。毛泽东在12月的一次谈话中，肯定林彪反革命集团是极右而不是极“左”。这就否定了周恩来的正确意见，给江青一伙壮了胆。1974年2月1日，《红旗》发表《广泛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内称：“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要抓大事，要抓路线。深入批林批孔，就是当前全党的大事，全军的大事，全国人民的大事。不批林批孔，就是不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就是滑到修正主义的邪路上去。”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再批‘克已复礼’》。文章说：“批判林彪的‘克已复礼’，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解决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揭发林彪及其死党阴谋复辟的罪行，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1月25日是农历正月初三，正是大家欢度春节的时候，但江青突然心血来潮，没有请示中央，个人擅自下令召开在京军队单位和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大会。会场在北京首都体育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作了如下描述：

江青俨然以党中央“批林批孔”主要负责人的身份在会上出现，昂首挺胸，颐指气使，一些人则像众星捧月似地围在她的身边。江青等人以中共中央1974年第一号文件为“王牌”，临时通知周恩来主持“批林批孔”大会。面无表情的周恩来坐在主席台上，他不知道今天大会的内容，他是临时接到“江办”的电话通知，匆匆赶来的。会上，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丑——迟群和谢静宜成了主讲人，在台上一唱一和演双簧。江青不时插话，指手划脚，点这个，批那个，使会议气氛极为紧张，整个会议充满了火药味。

“革命的同志们！”江青故意拉着长腔，摆出不可一世的架式，声嘶力竭地大声喊道：“今天是动员批林批孔的大会，要全国动员起来。这场批判运动，不是放空炮，要有的放矢，要紧密地联系实际。”突然，她挥舞了一下拳头，嗓门提高了八度，喊道：“我们有没有代表孔老二式的人物呢？有这个问题。大家要动动脑子，想一想。”

谢静宜和迟群在会议上发表了煽动性的讲话，含沙射影，杀气腾腾。在这里摘引一些他们在大会上的讲话。

谢：主席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警惕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主席叫我们抓大事，我们体会到就是抓国家大事，国际大事，党的大事，阶级的大事，一句话，就是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就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抓大事，就是要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与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肃清流毒，挖掉它的祖坟的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迟：深入批林批孔，就是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一场革命，是防修反修的一个战略措施，所以它是贯彻“十大”的问题，是深入批林、批修、批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问题。现在有些单位有一种不正之风，风气不正，最大的不正之风是什么呢？就是不抓大事，或者抓得不够。

会上，他们还提了批判“走后门”问题。他们提了“走后门”，是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把矛头指向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江青还阴阳怪气地让周恩来讲讲。周恩来听了江青一伙的肆无忌惮的发言，感到这次大会是江青背后有计划、有组织地布置的，矛头指向自己和负责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同志。他走上讲台，镇定自若地说：“对于这个会，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接着说：“但是，我对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不够敏感，有点思想落后于形势。幸好，江青同志敏感，我应该检讨自己的思想。”

会后，江青对其同伙哈哈大笑说：“周总理叫我搞得没有办法了！”大会一结束，她把姚文元、王洪文、张春桥、谢静宜、迟群召集到钓鱼台，大言不惭地说：“批林批孔我是站在第一线冲锋陷阵，指挥战斗的。”她得意忘形地说：“今天是我们的庆功宴，把周恩来搞得狼狈不堪，他这个庞然大物，也得在大庭广众面前检讨自己的思想跟不上形势。他有什么了不起的，照样是咱们的手下败将。”她举起酒杯说：“来，为我们两位有功之臣小谢小迟，干杯！”

王洪文频频同江青碰杯，奉承道：“周恩来是我们长期较量的对手。江青同志是指挥我们的统帅，你就统率我们和他周旋到底吧。”老谋深算的张春桥插言：“我们要防备他从背后捅刀子。王、关、戚是怎么垮台的，我们要注意。”

三杯酒下肚，江青有些飘飘然了，“不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眼下，鹿死谁手，就看我们两家了。从年龄、身体上，他都不占优势，今年已经是七十六岁的人了，好景不长了。他有点像诸葛亮死前的处境，后继无人。而我们是兵强马壮，我的年龄比周恩来、叶剑英还小十六七岁，至于王洪文、文元，属于少壮派。我们要有信心战胜他们。”她说到激动处，站起来，一挥手，“为我们的胜利干杯！”

正当江青一伙修改整理讲稿、录音带，准备下发时，为毛泽东所制止。

“一二五”大会的当天晚上，周恩来便吩咐参加大会的秘书把大会上的发言整理出来。秘书们连夜突击，到1月26日上午，就把记录整理好了。周恩来把记录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重要的地方还用红笔划了横杠，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都装在一个大信封里，立刻派机要通信员送给了毛泽东。

当天下午，毛泽东认真地看了“一二五”大会上的发言，觉得有些过分。

1月30日，叶剑英也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了自己对“批林批孔”运动的看法。2月15日，毛泽东对叶剑英的来信作了批语，“开后门来的人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

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思，扣留了江青一伙精心炮制的准备散发到全国的“一二五”大会的录音带。

江青非常恨叶剑英，因为军队是举足轻重的力量，它站在哪一边，哪一边就是绝对的优势。江青对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恨之入骨。她一直忧虑：虽然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从表面上看，军队是自己和周恩来平分天下，但一召开军委常委会议，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占绝对优势，张春桥在里面是孤掌难鸣。江青对未来的决战充满了矛盾，担心军队不站在自己这边。她要千方百计抓军权。一天，他把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找来议论下一步的打算。

张春桥说：“我虽然名义上是政治部主任，执掌着全军的人事大权。但在任命重要干部上，我一点权也没有。军委常委一开会，他们是多数，人又熟悉，背后又有周恩来的控制，我是一个光杆司令，抗衡不了他们。军权不在我们手里，这是我们致命的弱点。”

江青反剪着手，踱来踱去，说：“我们搞第二武装吧，造反派还是听我们的话的。”

“对！”王洪文点点头，“把民兵组织起来，发枪支弹药，要现代化的，机枪、大炮，甚至火箭要齐备，进行军事训练，到关键时刻，一声号令，就能拉出去与叶剑英的正规军决一死战。”

江青接着说：“我们要两路进攻，不能让叶剑英安静，要放火烧荒，鼓动军队的造反派闹腾一下。”军队不听江青的，对她来说是一块“荒地”，她就企图利用“批林批孔”这把火“放火烧荒”，把这块地盘夺下来。

3月5日，江青、张春桥召集于会泳、陈亚丁等人开会，江青在会上说：“今天我是斗胆，我不敢得罪军队吗？今天我把你陈亚丁也请来了，就是要整一整军队。”她为了整军队，给军队捏造了种种罪名。江青发出“放火烧荒”的号令后，其爪牙们便一齐上阵，煽风点火，推波助澜。

江青一伙在军队中的猖狂活动，一时乌烟瘴气。他们这些活动很快被中央觉察了。3月20日，毛泽东对江青提出了批评。毛泽东给江青写了这样一封信：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81岁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第二天，王洪文、张春桥带着奉命夺权的陈亚丁，当着部分政治局委员的面，演出了一出掩盖抵赖、丢卒保帅的丑剧，由陈亚丁承认是自己乱说乱传，这样就把江青到军队“放火烧荒”的罪行保护了下来。这场闹剧也就收场了。

正是：

大会作弄周总理，

江青心花怒放开。

偷鸡不着蚀了米，

丈夫派人送条来。

 

 

第一百零八回

邓小平获准回京

周恩来因病住院

文革曾提出“打倒刘邓陶”口号。刘是国家主席刘少奇，邓是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陶是前中南局书记、在刘被降后为政治局排名第四的成员。刘、陶两人都在运动中被迫害至死。只有邓小平命大，留了下来。不过，他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的儿子邓朴方被迫害跳楼致残。

    邓小平是四川人，１９０４年８月２２日，他生于广安县的牌坊村。他的父亲叫邓文明，清未曾就学于成都法政学校。童年时邓小平名为邓先圣，５岁时进私塾，７岁转入新式小学。他在家乡读书一直到１５岁。据一些老人回忆，他小时很聪慧，书读三遍即可背诵。１６岁
时，他到法国参加勤工俭学，他在法国生活了近５个年头。他在那里和周恩来一同参加了共产党的法国支部，所以他与周恩来真可以说是“老朋友”了。  

    １９６９年，在“一号命令”之下，邓小平和夫人卓琳被下放到江西。邓小平住在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原步兵学校的一座两层小楼里，有警卫人员看守。不久，他俩被安排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开始，让他干些轻活。但邓主动提出愿当钳工。干这个活，邓小平是很熟悉的，因为他青年时期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学过钳工，没料到７０左右时又派上了用场。

    邓小平的每天生活很有规律，上午去工厂劳动，下午则到自家小院内的菜田里耕作，黄昏时绕着院子散步沉思，晚上常常读书至深夜。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的态度稍有改变，他做出决定，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经周恩来建议，毛泽东同意撤消军事办事组，由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周恩来当然也不会忘记邓小平，等机会把他调回来。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邓小平曾写一信给毛泽东，但没有回音。１９７２年８月，邓再次向毛泽东写了一信，说：“我同林彪不很熟悉，但尽管如此，都随时准备参加批判他的运动。以前我也执行过修正主义路线，犯过错误。现在我想真诚地接受群众的批评，决不翻案。现在，我身体健康，希望党给我一个普通职位，以便我有生之年能为党和人民服务。”

    毛泽东看了信后，作了如下的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 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 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任何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周恩来第一个见到毛泽东的批示，他马上意识到这是启用邓小平的一个信号。他当机立断，一方面将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一起交中央办公厅印刷厂印若干份，分别送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另一方面他立即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解除劳动。１９７３年２月２０日，邓小平全家返回北京，住进了景山后街一座小院里。

    由于周恩来得病，而且病情日趋严重。在周恩来建议下，１９７３年３月１０日，毛泽东同意恢复邓小平的副总理职务，成了周恩来的得力副手。同年１２月２２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１９７４年４月，联合国要召开第六届特别会议，它要求中国派代表团参加，并在会上发言。周恩来有病，不能前往，他请示毛泽东，毛同意派邓小平为代表团团长。在政治局讨论会上，江青表示反对，她借口说国内工作太忙，邓小平不应离开。情况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对周说：“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果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于是，周恩来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大家同意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不敢再说什么，但江青仍表示反对。３月２７日，毛泽东写了一个条儿给江青“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这样，邓小平才过了关。

邓小平去联合国开会胜利归来后，周恩来才住进了了解放军３０５医院。周恩来住院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工作由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由叶剑英主持。形成新的党、政、军“三足鼎立”的局面。１９７３年１１月，毛泽东为了帮助王洪文提高见识，他建议王洪文和邓小平到全国各地去作一次调查研究。事后，周恩来陪同两人向毛泽东作汇报。在汇报中，毛泽东没有讲什么话。但在他们两人讲完以后，他却提出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问题。我死后，中国将会什么样？”毛泽东指着王洪文说：“你先说说。”王洪文不假思索地回答：“全国人民一定会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一致，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心里哼了一声，这是现在小学生都会说的一句话。他转过头来又问邓小平：“你说呢？我死了以后中国将是一副什么样子？”邓小平严肃地指出：“一场内战将会爆发，全国会一片混乱。”

    邓小平的话使在座的人受到了很大的震动。王洪文心里很得意，以为邓小平一定会受到毛泽东的斥责。不料毛泽东点了支熊猫烟悠悠地抽了起来，抽了几口才对邓小平点点头说：“小平，你算是说准了。我死后中国肯定要发生内战。唉，人才难得啊！”

    王洪文被晾到一边。毛泽东更进一步看到了王洪文的浅薄。倒是周恩来怕王洪文面子上下不了台，插话说：“以后要加强学习，当了副主席，责任大了，不比以前。”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４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实际上主持国务院的工作。于是，江青等人更加紧了对邓小平的攻击。１０月１７日晚，“四人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预谋地提出所谓“风庆”轮事件是“崇洋媚外”问题，要邓小平表态。江青挑衅性地问邓小平：“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邓小平不慌不忙地说：“我要调查。”江青等人群起大哄。邓冷静地说。“政治局讨论问题要平等嘛，不能用这样态度待人。”江青耍赖说：“早就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你果真跳出来了。”邓小平大怒，拂袖而去。

    １１月１２日，邓小平飞往长沙，面见在长沙的毛泽东，在座还有王海容和唐闻生。“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毛泽东以一种满意和赞许的口吻说。

    “主席也知道了！”邓小平说。他知道毛泽东指的是１０月１７日政治局的事。

    “好！”毛泽东显得很高兴。

    “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毛泽东用手指王、唐两人说：“她们都不高兴。”

     邓小平又谈到自己的工作问题：“最近关于我的工作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太重了点。”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责任确实重大。

    “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罗。”毛泽东说。

    当天夜晚，毛泽东又写了一个条儿给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１９７５年１月５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中央决定，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１月８日至１０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１月１３日，四届人大开会。周恩来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大会选举朱德为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通过了国务院人选，任命周恩来为总理，副总理和大部分部长都由老同志担任，四人帮进入国务院的，只有张春桥，任副总理。另外，江青的亲信于会泳担任了文化部长。关键性的国防部长由叶剑英担任。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公安部的部长则由新调到中央的原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担任，他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到本世纪末，国家要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最受人们欢迎的口号。四届人大以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代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并在实际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国务院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先后召开了解决全国铁路问题的工业书记会议、钢铁工业座谈会、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南方十二省委书记会议等一系列会议。邓小平在这些会议上提出了全面整顿的思想。其要点是：

    一、要国民经济搞上去。“从现在算起还有２５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二、在整顿中要落实政策。快些解放和使用老干部，青年干部的提拔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来，否则不是爱护他。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不能把他们叫臭老九。

    三、要重视教育。学校教育总的要求以学为主，中心是教育，不能把 整个现代化教育水平拉低。要提高教师地位。

    四、要搞好科学技术。科技是生产力，科学落后要拖整个国民经济的后腿。

    全面整顿是以交通运输为起点的。３月５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经毛泽东同意的《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又称“九号文件”。当时的铁道部长是万里，他拿了这个文件率领工作组，先后去徐州、太原、郑州、长沙等地，对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重点整顿，召开几千人、几万人的大会，发动群众，批判派性，落实党的政策，号召广大职工讲大局、讲团结、讲纪律。集中解决领导班子问题。对派性特别严重的领导干部进行严肃批评，限期改正，到期不改，采取撤职、调离等果断的组织措施，重新配备领导班子。经过一个多月整顿，铁路运输的形势明显改观。到４月份，严重堵塞地段全部疏通。全国铁路平均日装车数创历史最高水平，列车正点率也大为提高。随着铁路运输的好转，整个工业生产打破了停滞不前的局面，１至４月份，全国工业总产值比１９７４年同期增长１９.４％。铁路的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的整顿。全国经济形势开始好转。

    正是：

        中国铁路千万里，

        文革使变破烂稀。

        拨乱反正畅通日，

        人人夸奖赞万里。

    邓小平特别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重视科学技术。他派曾经担任过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去整顿科学院。胡耀邦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个报告强调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它还指出科技不能闭关自守，有必要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先进设备。邓小平充分肯定了这个提纲，他重申“要看到科技也是生产力”，他十分愤慨地反对蔑视专家。他说：“‘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房不拉屎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他指出：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不能留在领导班子里。科研人员中有水平有知识的可以提升当所长。他说：“一点外语知识也没有，数理化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是问题。”邓小平的指示和《汇报提纲》传出后，广大知识分子大为振奋。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胡乔木等人对《提纲》作了一些修改，送交毛泽东，但毛泽东不表同意，《提纲》胎死腹中。

    毛泽东是一个多疑的人，“一点外语知识也没有”，“数理化也没有”，这指的是谁呢？一贯小视高知的毛泽东岂能容忍抬高知识分子的地位！

    正是：

        我对高知不放心，

        老毛偏见知多深。

        试问什么是原因？

        只因他们动脑筋。       

 

 

                   第一百零九回

 

         毛远新出奇任联络员

                             毛泽东变脸批邓小平

 

    在一段时期内，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是满意的。他还批评了王洪文和江青，要他们不要搞“四人帮”。江不得不在政治局内作了自我批评。为了避风头，江青还于１９７５年６月２８日写了一个如下的检讨：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我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得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天，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上是从不让步的。”

    张春桥见江青写了书面检查，他也写了一个自我表白：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作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不过，这个表白并没有交给政治局，而是在他后来被逮捕时，从他的住所搜出来的。

    但“四人帮”倒邓之心，决没有死。他们在等待时机，而江青又会创造机会。先从第一件事说起，那就是所谓“刘冰事件”。刘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军代表迟群是清华大学负责人，他是江青的红人，他自以为替江青立了大功。但在四届人大上，连一个部长的职位也没有捞到。于是，他牢骚满腹、酗酒胡闹，影响极坏。１９７５年８月１３日，刘冰等人乃上书毛泽东告迟群的状。揭露迟群任人唯亲，封官许愿，违反党的政策。也揭露了迟的生活腐化问题。信是由邓小平转交上去的。不料毛泽东却对此信作了如下的批示：

    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邓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这个批示，大大地鼓舞了江青，她马上抓住机会，发动了一个“反击右倾翻案风”。

    毛泽东的反覆也是与江所设陷阱分不开的。由于毛泽东病情愈来愈恶化，他已不能与人们多接触。于是，江青就出一计，派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为联络员，毛远新是烈士毛泽民的儿子。他有一个时期曾受江青抚养，认江青为干妈。江青在政治局提议任远新为联络员，政治局成员也不好反对。于是，毛远新就走马上任了。

    毛远新上完中学后，进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１９６５年，毛远新从哈工大毕业。他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下连队当兵。不久，文革开始。毛远新回校参加文革，并当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头头。１９６８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远新出任副主任。不久，又担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军区政委。毛远新与江青关系很好，他能听江青的话。

    当时，毛泽东的说话能力已大大下降，而他的话都要靠毛远新转达给政治局委员们。远新一下子就掌握了发布“最高指示”的大权。这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权。人们至今也弄不清毛泽东到底说了些什么话。毛远新根据江青布置，有一次得机会向毛泽东进行了以下的谈话：

    毛远新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到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主席讲的三项指示，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他最后以装出担心的样子说：“外面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不抓阶级斗争。如果邓小平只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那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决不许可的。

    毛泽东自言自语地说：“有两种态度，一个呢，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另一个呢，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帐。究竟是哪一种呢？还要看一看。”最后，他对远新说：“你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谈一下，就说是我让你找他们。当面讲，不要吞吞吐吐，开门见山，把意见全讲出来。”联络员奉“最新指示”，立即照办。他兴致勃勃，在会上重申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要求邓小平明确表态。但邓小平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不认错。他说：“从９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９号文件以后的评论，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  毛远新开过会，又回去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过了两天，毛泽东又指示毛远新布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他希望政治局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有统一的认识，肯定一个“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做出一个决议，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但邓小平是“钢铁公司”，是“绵里藏针”，不肯让步。他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我主持写这样一个决议是不适合的。”这样，政治局乃停止了邓小平的工作。

    正是：

        勇者邓小平，

        敢把老毛顶。

        党内梁漱溟，

        赢得万民心。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下旬，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有１３０多名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宣读了由毛远新整理的、经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其中说：“有些人总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了一股“反击右倾翻案风”。

    此风从清华大学内开始。清华先后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和全校大会，批判刘冰和教育部长周荣鑫，把矛头对着邓小平。公开提出“邓小平是刘冰的总后台”。政治局内分管教育的张春桥特别起劲。他猖狂地说：“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无产阶级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

    《人民日报》和《红旗》陆续发表文章攻击邓小平，并把邓小平称这为“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还使用了“走资派还在走”的一个新鲜术语。这一术语又是毛泽东的亲自发明。毛远新整理了１９７５年１０月以来的一些话，作为最高指示下达：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的是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家人多人少。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二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年了，全面内战，打一下，也是个锻炼。

    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泽东的这些话，使江青如获至宝。她跳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高了。她洋洋得意地说：“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诽谤武则天，诽谤吕后，诽谤我，就是诽谤主席嘛！”

    《人民日报》和《红旗》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也披天盖地而来。《红旗》借批司马光之名，影射邓小平说：“一上台，就借‘整顿’为名放手干他的复辟倒退勾当。”《人民日报》发表《批判那个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一文，内称：“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同路人到社会主义时期的反对派、复辟派，从思想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到搞修正主义，这不正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走过的道路吗？”

    张春桥摇头摆尾地动笔“创立”了他的“党内资产阶级理论”。他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党外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逐步削着了，他们不可能集中起来同无产阶级全面较量。因此，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就越来越深刻地突出表现在党内，走资派就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在党内出现，成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力量。党中央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人就是党内外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代表和挂帅人物。党内之所以会出现一个资产阶级，就是因为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党内有一部分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从资本阶级民主派变成了走资派。”

    江青一伙公开扬言，他们不仅要打倒邓小平，还要打倒一批走资的老干部。迟群叫嚣说：“要一级盯一级，一级一级往上盯，一直盯到中央政治局。还会有别的机会主义头子，别的挂帅人物跳出来。”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破坏了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局面，全国再度陷入了混乱。各条战线的整顿工作本来已经取得成效，又被中断了；全国的生产秩序本来已经好转，又被打乱了。

    当时，邓小平虽然挨批，但人身还是自由的。有一天，叶剑英来看他，两人进行了如下谈话：

    邓：没有什么好怕的，我早已作了思想准备，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最坏是罗迈下场。遗憾的是还有好多事没有完成，经济没有根本好转，许多老同志还没有解放。

    叶：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主席听不得我们的意见，江青几个人唆使毛远新在他那里告阴状。

    邓：是的，但也不完全是。我几次到主席那里单独谈，有一天晚上，我还特意问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怎么样？他还作了肯定。后来主席让毛远新找我谈，说我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我提出自己的看法，再三解释也没有用。

    叶：怎么办呢？要不要我们再去找主席？

    邓：已经找过了，没有用了。我这个人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决不会在原则问题上让步。

    叶：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还是应该力争。

    邓：政治局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我的工作，我估计主席的决心已经下定了，就要换马了。

    叶：换马也不是简单的事。

    邓：我作了最坏的准备，但我相信，我们的事业会后继有人。我们的党是有希望的。我不在位了，不要紧，只要你老帅在，还有其他同志在，不怕那几个跳梁小丑闹事。

    叶：看形势的发展吧，我也可能保不住了。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斗下去。

正是：

        乌云滚滚遮满天，

        老臣心重比铅甸。

        但愿老天赐恩德，

        得保邓叶见明天。      

 

 

                         第一百十回

总理病逝北京医院

群众大闹天安广场

     周恩来总理在１９７２年已被发现有癌症，但他仍照常工作。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３日至１８日，他抱病主持全国人大四届会议，并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四届人大以后，总理的病情加剧。他对医护人员说：“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作个交代。”５月３日，他参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江青搞“四人帮”的问题，并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６月９日，周恩来抱病赶赴八宝山参加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并由他致悼词。他破例地对贺龙遗像７次鞠躬，并对贺龙夫人薛明连声说：“我没有保护好他”。嗓音哽咽，悲痛之情溢于言表。薛明则请总理自己保重身体，总理回答曰：“我的时间也不多了”此话一出，举座震惊，愁云密布，泪水横洒。

   ７月１日，周恩来强撑病体与泰国总理克立．巴莫签署了中泰两国建交公报。事后，一部分工作人员要求与总理合影留念。周恩来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但同时说出了一句惊人的话：“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打╳╳。”

    此语一出，全场呜咽。

    9月２０日，又次作了手术，这是第１２次手术，证明癌细胞已全身扩散，无法医治。

    据不完全统计，从３月到９月，周恩来总理置个人病痛于度外，为了国家利益，先后与各方面人士谈话１０２次，会见外宾３４次，离开医院外出开会７次，在医院召开会议３次。

    周恩来病重后，叶剑英基本上天天来探望，特别是在处理重大问题的前后，必来请示汇报。开始，他常常与周恩来一谈就是３个小时。几月之后，谈话减到了２个小时。一月又一月，周恩来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叶剑英越坐越贴近周恩来，谈话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连一个小时也无法坚持了。

    终于，周恩来难以出声了。他们最后一次谈话的时候，叶剑英叫工作人员都退出，无论是送水送药，不按铃不许进。叶剑英从病房出来后，把工作人员召唤到身边，严肃吩咐道：“你们都准备好纸和笔，２４小时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要有什么话，你们一定要记下来。然而，周恩来的嘴始终紧闭，绝口不谈政治。他对夫人邓颖超讲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有一些话，没有跟你讲。”“小超”回答说：“我知道，我也一样。”

    在毛泽东的独裁恐怖统治下，总理夫妇竟以这样的方式告别，请问那个国家会有同样的事。这也算是一种中国特色吧！

    １９７６年１月９日６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哀东声中播出了讣告：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上午９时５７分病逝，终年７８岁。

    正是：

        天惊一声雷，

        地倾绝其维。

        顿时九州寂，

        无语皆泪水。

        相告不成声，

        欲言泪复垂。

        听时不敢信，

        信时心已碎。

    自邓小平遭贬后，张春桥自作主张，在国务院主持工作。总理的死讯到来后，他自以为总理的职位非他莫属了。但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共中央于２月２日发布了１９７６年“一号文件”，通知全党：“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

    华国锋的任命，对“四人帮”是当头一棒。特别对张春桥而言，一块到口的肉，忽然搞丢了。他闻讯后，彻夜不能成眠，乃写《二月二日有感》：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

    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

        东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这儿，我们要插一句题外话。在文革以前，共产党曾大力宣传“学习雷锋”。雷锋是一名全心全意为人民做好事的普通小兵，最后在一起事故中死亡。文革以后，人们就不大提“雷锋”了。１９７６年３月，新华社播发了纪念雷锋的文章，并重新发表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对雷锋的题词。但上海《文汇报》在采用新华社的稿子时，竟擅自删掉了周恩来的题词。接着，该报又发表社论，其中竟有“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句子。这是明目张胆地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人民终于再也不能忍耐了。

    上万名群众包围了《文汇报》，高呼“保卫周总理！”“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的口号。上海市委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当天，市委调动数千民兵，头戴钢盔，手持大棒，冲进《文汇报》报社前的人群，乱打乱抓，打死打伤群众无数，被捕的群众塞满了提篮桥监狱。

      上海惨案激怒了江南人民。南京人民走上街头，抬着周恩来遗像和花圈，一边游行，一边高呼：“我们要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不要法西斯专政！”千万张《捉妖战歌》的传单飞满全城。歌词曰：妖风起处，定有妖精，妖为鬼蜮，必显灾情。乱党乱国，祸国殃民，尾巴高翘，始露原型。原名狸精（李进），化名蒋亲（江青），年方六十，实在年轻。奇装异服，迎接外宾，妖态百出，不得人心。攻击总理，手段卑鄙，欺骗主席，罪大恶极。鬼喊打鬼，贼喊捉贼，当年武斗，她是罪魁。有个同伙，妖法更多，名叫蠢翘（春桥），最会奸笑。两妖合作，招集喽罗，篡权计划，有纲有目。先夺舆论，伪装老左，谈古论今，蛊惑人心。侈谈什么，儒法斗争。儒家法家，根本一家。为其翻案，是何用心？无非想当，封建皇帝。自己复辟，不须放屁，打击正直，排斥异己。激怒群众，四方奋起，千军万马，口诛笔伐。妖怪惊慌，却能变色。七变八变，本质不变。觉悟群众，岂能愚弄？学习总理，革命到底。奋不顾身，捍卫总理。总理遗志，定能实现。人们所向，共产主义。

    杭州人民也上街游行，高举巨大横幅，上书：“总理伟大，小平不倒，若倒小平，天下不平！”

    清明节临近，北京人民纷纷前往天安门广场，送花圈，写标语，纪念亲爱的周总理。广场立即成了花圈和诗词的大海洋。前往广场的每天平均达５０万人以上。这种群众性的诗词，实在是世无前例的。兹抄录一些如下：

          怀缅雄姿英，

          念昔峥嵘程。

          总伴统帅侧，

          理壮蔑利名。

          良师星不灭，

          弓坚镝必鸣。

          不尽情与思，

          离去泪和风，

          誓迈铿锵步，

          除害披棘荆。

          魔舞利剑奋，

          患息乃从容。

          神土狂飙卷，

          州水波涛涌。

          称威黄河裔，

          奇魄游太空。

    这首诗虽不完善，但其要旨是把各句的首字连起来，成另一首诗：

           怀念总理，

           良弓不离。

           誓除魔患，

           神州称奇。

    也有很朴素的诗：

           人民的总理人民爱，

           人民的总理爱人民。

           总理和人民共甘苦，

           人民和总理心连心。

    有的诗直指江青：

           素纸黑纱含恸剪，

           苍松翠柏和泪扎。

           谁言献花是旧俗，

           明朝她死定无花。

    有的直指张春桥和姚文元：

           黄浦江上有座桥，

           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姚），

           眼看要垮掉，

           请指示，

           是拆还是烧？

    有的诗更指向了毛泽东：

           天安门前花似雪，

           纪念碑下泪如雨。

           你们不念我们念，

           你们不祭我们祭。

           总理精神万代传，

           子子孙孙举红旗。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秦始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

           四个现代化日，

           我们一定要设酒重祭。

           安息吧，

           敬爱的周总理！

    “四人帮”对天安门的群众活动吓得要命，恨得要命。他们布下了一个“围剿”计划。这个计划是由当时的北京市长吴德主持的，所以人们就称吴德为无德。４月５日下午６时３０分，天安门高音喇叭播放吴德讲话：

    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晚７时，民兵５万、公安干警３０００、卫戍部队５个营，分别在中山公园、午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历史博物馆、２８中学等地待命。９时３０分，这些埋伏的部队开入广场，殴打和逮捕了数百名群众。这就是令人不能忘怀的“四五”惨案。

    ４月７日，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共中央做出了两个决议：第一，任华国锋同志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第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此后一段时间，极左思潮肆虐中华，从中央到地方又刮起了一股“批邓”妖风。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正是：

        天安门前诗海洋，

        人民吐气把眉扬。

        五四精神又重现，

        庶民咸知天将亮。

 

第一百十一回

 

邓小平品评恩来总理

曹长青揭穿艾蓓女士

    有一位海外评论员在美国《世界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醒目的标题是《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佞臣》。我们并不想责骂该文作者，因为这里所涉及的不是作者的人品问题而是一个认识问题。在毛泽东的独裁统治下，周恩来处在一种十分困难的地位，只有与他有长期战斗友谊的战友，只有国内长期亲身感受到周总理人格的国民，才能对周恩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海外的评论家是难以懂得周恩来的。

    邓小平在接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时候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工作时间总是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关于周总理的工作时间之长，我们可以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来说明。在文革初期，国务院外事口派了它的政治部主任张彦到北京第二外语学院任工作组组长。他到学校后不到三天，就开大会宣布院长张天恩等等的１５名领导为“黑帮”，令他们下台经受隔离审查。并挑选了一位并非自愿的女同志出来任领导。于是学校内就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旧领导，一派支持新领导。闹得不可开交。这事被提到了周总理那里。周总理很重视这个问题。而张彦在两个星期以后，又一次召开大会，洋洋自得，并声色俱厉地发表了长达近三个小时的演说，他鼓励他的一派人要坚持下去，硬着头皮顶下去。他大言不惭地保证，他是决不会翻船的，大家可吃定心丸。

    一天深夜，周总理亲自到学校，他为了不打搅同学的睡眠，用手电读看了全校的大字报，并找了一些有关人士谈话，了解情况。直到天亮才离开。不到几个星期，周总理又一次来到二外，也是深夜来的。这一次他听了张彦的讲话录音。天亮后就在学校学生食堂吃了早饭。然后在大饭厅内召开大会。这一夜，周总理基本上没有睡眠，只在沙发上休息了一忽。在大会上，周总理请两派各派代表两名，上台发表意见。他自己拿了一条小板凳，走下讲台，坐在第一排听众的最左边。凑巧的是，笔者那时坐在第二排的最左边，所以，周总理就坐在笔者前面，距离不超过一公尺。

    当代表各自讲完后，周总理就上台说：现在情况已很明显，罪魁祸首是张彦，全校师生应当团结起来，把斗争目标针对张彦这个坏人。张彦是挑拨离间的肇事者，他已不能当工作组组长，他应接受大家的批判。张彦本人不久就因犯错误忧郁而死。

    俄国的果戈里曾写过一部《巡按大臣》，张彦演出的就是具有中国共产党特色的“巡按大臣”。可惜，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书中，从来不提这一出滑稽戏，但当时的二外师生是永不会忘记它的。在“四五”天安门事件后，也正是二外师生第一个出版了《天安门诗抄》。

    二外不过是一个起码的学校，张彦事件也算不上什么大事。但周总理却为此而彻夜不眠，亲自来解决这个问题，试问，有那一种佞臣会这样做呢？

    美国的杨振宁博士是这样评价周恩来的：“周总理的逝世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也是世界所有维护正义的人的巨大损失。他贡献了他的一生，无私地为人民服务。我们可以说，这一个伟人的一生的历史，就是新中国的孕育的历史，就是新中国的成长的历史。他是中国人民的英雄。”

    在攻击周恩来的文章或书中，也有一些作者是品德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一名自称为周恩来“私生女”的艾蓓。她以自己的长相似周恩来，写了一本书，题为《叫爸爸太沈重》。至于她为什么把“沉重”写成“沈重”，至今令人不解。全书的大意如下：有一位安然小姐，年轻貌美，职业为医生。在抗美援朝时，她决心赴前线为志愿军服务，并做出了很好的成绩，被邀至北京访问。在一次舞会上，邂逅了周恩来总理，被总理留下，并种下了孽种爱蕾（即后来的艾蓓）。总理发现安然有孕后，就把她介绍给手下的一位英俊的下属，并让他俩去南方工作。由于这个原因，爱蕾出生于一个南方农村，从小由她妈妈亲自精心教育，小学时即出类拔萃，中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医学院，但她志不在医，而爱写作，并取得一定的成就。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后，善于交际的安然通过美国领事馆，为女儿艾蓓得了签证。到美国后，艾蓓留在美国不回，并写了《叫爸爸太沈重》。该书出版后，获得了台港某些人士的吹捧，一时闹得乌烟瘴气。但这本书引起了旅美人士曹常青先生的极大不平，他在《世界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予以批驳。兹摘录其部分如下：

    在２０７页，作者写道：１９５３年１１月，总理又像一阵风，突然旋到安然在上海的家门前。他东张西望，确信无人，扯下大口罩，敲开了门。“是你？”我外婆像劈头挨了一闷棍，看著他发懵。以周恩来当时的权势地位，哪一家“外婆”敢怠慢？而艾蓓笔下的“外婆”见到总理像挨了闷棍，怎么可能呢？

    荒唐的是，总理再来找安然时，这位“外婆”竟不给他开门 ，“总理拄著雨伞，站在伸出廊沿外的台阶上，任凭雨雾吹打。帽沿下的水珠，顺颈滴进衣领，他全身冰凉。他想一直站下去，看看老太太心有多硬，能让他在雨里淋多久。”（３９５页）。周恩来有可能为了和一个女人幽会，撑着雨伞在平民百姓门口死候死等，与一个老太太较劲儿吗？

    书中关于小蕾与总理见面的情景也极不合理。小蕾有一次对总理说：“没有道德良心，即是政治家的道德良心。不择手段，才是政治家的真正手段。他呆望著我，满眼惊慌如倒塌一团蜂窝。”（１０１页）。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会用这种嘲讽的语言教训一国的总理吗？以周恩来的应变能力会“惊慌倒塌”吗？

    像这种不合人物特定身份、时代场景的话语在《叫》书中比比皆是。

    周恩来去世时，中国大陆有几亿人悲痛欲绝，他的声望达到顶点。无论是作为小蕾的亲生母亲，还是作为深爱过周恩来的一个女人，安然都不会将小蕾仅视为自己的女儿，她会想到这是总理的唯一的女儿，一定会倍加呵护，而不是弃小蕾于贫苦的安徽农村。而作为周恩来老部下的小蕾继父，在明知小蕾为周恩来的女儿的情况下，也一定会极力关照她，不会在周恩来去世七年之后，才把小蕾调到北京。

    如果艾蓓就是小蕾，那么，书中详细描述了“大姐”唯恐小蕾写出她母亲与总理的关系，邓颖超又怎能让艾蓓得到护照离开中国呢？书中提及周恩来参加的所有政治活动，都有准确的时间、地点。而该书描述总理与安然的全部１８次见面却没有一次有具体的日期和时间。这绝非作者的疏漏，而是因为关于周恩来的所有日程在中共档案中都有详细记录，作者制造的任何一次会面，都会被中共轻而易举地指出其伪。

    更有甚者，当初台港媒体大肆宣扬艾蓓为周恩来的私生女时，艾蓓为什么没有发出一句“不同声音”？现在“名”出了，“利”获了，才出面说这是“小说”。如果当初说明，这是“小说”，会有轰动吗？

    在陈若曦和孔捷生的文章中，读者都会看到，艾蓓为周恩来的私生女一事是艾蓓亲口对她们透露的。艾蓓在报上抱怨说，每天有上百的电话找她，烦得她直躲。但听说我要写一篇批评性的书评，５月１０日晚上，竟主动向我这个与她素昧生平的人来打电话。连哭带喊近一个小时，解释《叫》书只是一部小说。她说：“我从来都没有跟陈若曦和孔捷生谈过我是周恩来的私生女。”“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下说过我是周恩来的女儿。有人这样说，我愿意和他到法庭对证。”我困惑了，到底是陈若曦和孔捷生在撒谎，还是艾蓓在撒谎呢？

    我在电话中问：“你今天向我这样解释是不是确认你不是周恩来的女儿？”她说：“我不能确认。”“那你到底是不是周恩来的女儿？”她回避说：“我凭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

    在大陆人人“下海”经商捞钱的大潮中，中国人的“造假”潜能得到了充分爆发。假烟、假酒、假药、假证明、假合同。现在艾蓓女士来得更直接，乾脆制造一个假人－－周恩来的私生女。

    艾蓓女士无论由于虚荣心，还是为了名利，制造出“私生女”的新闻，都不是稀奇事。这个偌大的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而令我吃惊的是：竟有人认为，不管真假，只要对中共不利，就值得宣扬。因而，华文报刊的标题都是“艾蓓剥开周恩来的圣人外衣”，“作者戳穿了周恩来的神话”。一位中共问题专家也说：“不管真假，都会揭开那层圣人的面纱。”我始终想不明白，不是真的，怎么会“戳破”、“揭露”、“剥开”呢？更让人不解的是“民联阵”的徐邦泰先生竟说：“至于艾蓓是不是周恩来的女儿，其实无关重要了。是或不是，又怎样？艾蓓还是艾蓓，只是人们不再把周恩来当作圣人而已。”

    这是一种相当可怕的思维方式。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的这种思维方法很值得自省：我们可不可以不管真假，只要反共就叫好？中国人曾为谎言付出惨重的代价。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时，毛泽东等也曾问过老农：“粮食产量真的能这样高吗？”那些憨厚农民竟为政治因素毫不迟疑地回答：“真的。”结果，为了这场谎言，在随后的饥荒中，三千万中国人丧生。文化大革命中，出于保护自己，几乎人人撒谎。撒谎如同撒尿，成为人的生理行为。中国人在几十年共产文化的熏陶下，撒谎已经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今天，我们这些从共产政权下挣脱出来的中国人，如再继续纵容撒谎，那我们中国人还有救吗？

    共产主义的核心是谎言。１９５６年匈牙利事件时，布达佩斯大街上最响亮的口号之一是：“官方广播是谎言。”谎言是一切专政制度的基本特征，因此，索忍尼辛曾说：“苏联是谎言的国度，唯有停止说谎，才能从苏维埃制度的桎梏中挣脱出来。”

所以，一切向共产主义挑战的人们，唯一的武器是真实。谎言不能打倒谎言。只有真实才能战胜虚假。如果“不管真假”，为了目的不择手段，那有什么意思？即使这样打垮了共产党，掌握了权力，也只能是共产党第二，因为共产主义的思维模式没有变。

    正是：

        国内先有《毛岸龙》，

        海外跟进《太沉重》。

        假酒假烟假女儿，

        人间丑事本无穷。

 

 

第一百十二回

毛泽东驾崩丰泽园

华国锋入主中南海

    毛泽东在周恩来逝世以后，他的身体情况也日趋恶化。毛泽东的专职医生李志绥作了以下的描述：

    １９７６年５月１１日，我和陶桓乐正在游泳池值班，护士余雅菊冲了进来。毛泽东的心脏发生了大量早搏，全身出汗，呼吸急促。开始时张玉凤不让检查，我们深恐是心肌梗死，坚持检查。毛此时仍有意识，但已没有力气阻止我们进行检查。我们立刻做了体检和心电图。心电图显示心内膜下心肌梗死，心跳不规律。经过抢救，逐渐纾解。这时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全都赶到游泳池。他们询问完了情况，当时商定，由外交部发文通知中国驻各国大使馆，为了使毛主席得以充分休息，今后不接见来华外宾。华国锋当时决定，毛如果发生变化，立即通知他，并且提出今后毛的疾病和治疗，由华自己和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负责。医疗组有任何事，向这四个人报告。

    心肌梗死虽然抢救得宜，但情况仍持续恶化。每天的尿量很少，都在五百毫升左右。咽喉麻痹，已经完全不能吞咽食物和液体。我们一再强调，在目前状况下，不下胃管，就不可能保证有必要的营养和水分，药物也吞咽不下去。王洪文说，目前不是仍然输液，补充营养吗？我们说明，为了不使心脏和肺的负担过大，输液量不能多，这不能满足身体需要的营养和水分。

    散会以前，华国锋让我们将鼻饲的胃管拿给他看，华看了以后，与王张汪约好，第二天上午到游泳池大厅，每个人都试一试从鼻孔内将管子下到胃里。这样，一旦毛泽东问起下这种管子，难受不难受时，就可以将亲身的感觉告诉毛。后来，只有华国锋试了下胃管，其他三人各有各的借口。汪东兴说他在做十二指肠溃疡手术时已经尝过下胃管的味道，他不试了。王洪文和张春桥都说第二天有会议，需要参加，如果来不及赶来，就不用等他们试了。第二天上午，华国锋来到游泳池，试了下胃管的味道。他说：“并不大难受。管子从鼻孔进去以后，只是过嗓子的时候，稍微有点恶心。主席问我的时候，我可以说说。”

    正是：

        忠厚老实华国锋，

        可上孝图比春风。

        且看张汪耍滑头，

        事到临头脚旋踵。

    李志绥继续写道：毛的心脏逐渐在恢复，因为已经有了鼻饲管，凡能口服的药物，都由鼻饲管送入。７月２８日凌晨３时，我回到工字楼，因为疲劳不堪，躺下就睡着了。突然整个楼猛烈摇动起来。这时，汪东兴打电话来说：“这么大的地震，你们还不快点来？”我叫了所有的医疗人员，赶往游泳池。

汪东兴和王洪文商量，一定要将毛搬出游泳池。王洪文提出不如搬到官园的新房子去。那是１９７２年毛大病以后周恩来替毛盖的别墅。但毛不喜欢官园，从来没去住过。汪便决定搬到二０二去。我向毛说明，游泳池屋顶不结实，要换个房间。他同意了。自从毛经常换床睡以后，新制的铝合金架构的床，四腿都有轮子，搬动起来很容易。床很快就推到二０二的一间很大的房间里，这比游泳池的书房大得多了。各种治疗和检查的仪器都安放得很妥帖，对治疗和检查更加方便了。

    江青也是专门制造麻烦的人物。她每次来看毛，都要带来一些批邓小平的揭发材料，叫值班医生写成核桃大的字，一篇篇交给毛看。我同江青讲，值班医生事情多，而且要不断分析变化，不能分心。江说：“主席很平稳嘛，给他看点材料，精神上有好处。”

    我将这事告诉了华国锋和汪东兴，希望他们能出面阻止，但是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

    ８月下旬，毛又有了焦躁不安的现象。他只有左侧卧，才能呼吸比较通畅，手和脚却不停地摆动，心电图监护显示早博增加。大家研究后，调整了用药的药量。虽然有暂时缓解，但是很不稳定。

    ９月８日凌晨，江青又来了，说主席在一个位置上躺得太久了，要给他翻身。值班的方医生不同意。江青一定要将毛从左侧卧翻向右侧，结果，毛全脸青紫，呼吸停顿，我们大家赶到现场，经过急救，才缓解。９月９日零时十分，心电图监护示波器上显出一条平平的横线，毛泽东的心脏停止跳动。

    １９７６年９月１８日，下午３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会。我们从下午２时登上天安门城楼礼台。３点整，全中国停摆，全中国各地的工厂和火车鸣笛３分钟，以示哀悼。大会由王洪文宣布开会，由华国锋致悼词。

    下午５时半，我才回到中南海。回来以后，就睡着了。刚刚入睡，汪东兴来了电话，通知我，９月２２日上午１０时，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由医疗组向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报告毛的患病经过、治疗情况和死亡原因。医疗组的医生全体参加，由我做报告。汪说：“这次报告很重要，你要准备好。”

    我当即召集了医疗组的医生们，说明了汪的通知。大家决定由我执笔写报告。２０日下午，我带着报告去见汪东兴。汪说他不看了，要我找华国锋看。我就去见华。华看了后说，写得很详细，但医学名词太多，政治局同志们不懂，还是要明确说明是什么原因才死亡的。我拿回来同大家说明华的意见，大家认为，医学名词要保留不动，因为这些名词都有严格的科学涵义，不能口语化。在报告时可以加以说明。至于死亡原因，不能说是由于单一原因死亡，不过可以强调直接死亡原因是中心性呼吸衰竭。

    ２２日上午９时半，张耀词陪同我们到了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政治局委员们已经坐在沙发上围成一人大圆圈。我坐在华国锋与叶剑英之间的背后扶手椅上。当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站起来大声说：“我干不了，没有办法干下去，我请求解除我的职务。”华国锋说：“锡联同志不要着急，工作上的事情可以以后再谈，现在先听毛主席的医疗组报告。”这时，叶剑英回过头来对我说：“你声音要大一点，好几位耳朵不太好。”

    我开始读我的报告，当中有几位委员插话问医学术语，我尽可能用通俗的语言说明。但在讲到六月下旬病危时，坐在斜对面的许世友突然站起来，走到我的面前说：“主席身体上为什么有青黑斑点？这是什么原因？”

    我说：“主席病危末期，呼吸困难，全身严重缺氧，所以才有这些现象。”许说：“我打了一辈子仗，死人见的多了，没有见过这个样子的。９月９日下午我去见主席遗体，看到这些青黑斑，我就问你，主席生前有多少伽玛，现在又有多少。人都有２４个伽玛，主席有多少，你完全答不出来。”他马上又说：“主席是被毒药毒死的，毒死的才有青黑斑，要审医生和护士，是谁下的毒。”

    我作了解释。但许仍说：“难道不会上下勾结，串通一气，用毒药暗害？这非彻底查清楚不可。”全场为之震惊。许站在我面前，他的话是对我说的，但他的头却转过去盯住了张春桥。张春桥左手托着下颔，两眼只看地上。江青坐穿一套黑色套服，坐在沙发上两眼直瞪着许。华国锋紧张地挺起了身子。汪东兴一直在看文件，装作不在乎。王洪文则左顾右盼，很显紧张。

    叶剑英转过头来低声问我：“主席身上的青黑斑是怎么回事？”我说：“主席左肺有三个肺大泡，两肺都有肺炎，缺养十分严重，他是凌晨零时十分去世的，许世友同志看遗体是下午４时，当中已相隔了１６个小时，是出现尸斑。人死后一般４小时后就开始出现。”

    这时，江青站起来说：“许世友同志，主席的医疗组辛苦了几个月了，你让他们把报告说完。”王洪文也站起来说：“主席病危起，国锋、春桥、东兴和我，就一直轮流值班．．．．”许将上衣的两个袖子捋到肘上，走到江青面前，右掌猛地一拍茶桌，将茶杯都震落到地毯上。他大声吼道：“  政治局会议不许政治局委员发言提问题，你们捣的是什么鬼？”

华国锋立即说：“世友同志，有话慢慢讲。”然后转过头来对我说：“李院长，你们先回去，汇报等以后再说。”这个会后来如何结束，我不知道。医疗组的人在回去的路上，都垂头丧气，闷声不响。

    对我来说，这并不出于我的意料，但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说我们下毒的是许世友，而为我们辩护的倒是江青。我在中南海呆了这么多年，早就了悟人生变幻莫测的道理。我做了毛泽东２２年的专任医生，历经他的病危和死亡，我知道我永远不会有安全。

    很幸运，中国没有发生斯大林医生事件，李志绥最后还安全地去了美国。

    再说，毛泽东死后，中共中央决定从９月１１日开始举行吊唁活动。毛泽东的遗体被安置在人民大会堂，卧在鲜花翠柏之中，身体上覆盖了一面巨大的党旗，八名卫兵守护遗体周围。现在要讨论的是谁来主持主席的追悼大会。这事看来简单，其实复杂。致悼词者应是党内最高领导人，谁致了悼词，他在党内的地位也就基本上确定了。

    谁致悼词呢？理应是党的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但江青、王洪文都想夺取这个机会。这样，政治局内一时没有人发言。还是老臣叶剑英有主张，他说；“国锋同志是第一副主席，自然是国锋同志致悼词了，洪文同志就主持追悼大会的仪式吧。”

    张春桥只好从另外的角度来为难华国锋，他阴阳怪气地说：“国锋同志，主席的遗体你打算怎么办？”华回答说：“中央不是作了决定吗？主席的遗体永久保存，供后人瞻仰。”张又说：“可是，我听专家说，凡未采取防腐措施过了三天的遗体，便无法保存。你为什么没有采取防腐措施？恐怕主席的遗体已经变质了。”听了这话，陈永贵和吴桂贤突然放声大哭起来。江青抓住机会大闹说：“华国锋，你为什么没有保护好主席遗体，你得说清楚。”吴德、陈锡联、王洪文也相继责问华国锋，要他说出这究竟怎么回事。

    华国锋知道张春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但这话又不好明说，他只得说由于一时忙乱，想得不周到云云。王洪文紧逼一步说：“这些话你别对我们说，你去电视上向全国人民说。”华国锋大怒，一拍桌子大声说：“这个责任我不能负，你们有意见，我可以辞职。”说完，他就推开椅子要走。叶剑英马上把他拉住。他说：“你不能辞职，你要主持中央的工作，这是毛主席决定的，谁也推翻不了。我看谁敢推翻主席的决定？”全场没有人再敢出声了。一场小风波就这样度过了。华国锋的地位乃得初步明确。

    正是：

        曾立亲笔状，

        死后尽火葬。

        为何不算数？

        未免太健忘。

第一百十三回

 

孙维世怒斥老色鬼

李志绥素描毛泽东

    毛泽东在世时，关于毛的丑事，人们都噤若寒蝉，谈不得也哥哥。随着毛之去世，毛的淫秽生活，才逐步被披露出来。其实，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他曾向人说：高岗搞了一百个女人，如果他不犯政治错误，我是不会搞他的，因为这不过是小节。由此可知，在毛泽东心目中，玩弄女人只是小节，天下第一大事是抓阶级斗争，其他都可不论。但这一条标准也仅适用于“领导”，对老百姓而言，在电车中摸一下女姓的屁股就可构成流氓罪。

    现在，先转载由前上海市委宣传干部、老革命家王若望的一篇文章：《孙维世之死》：

    孙维世幼年，她的父亲孙炳文因作秘密特情工作，被国民党处决于南京，留下三个孩子。当时孙维世的母亲任锐还不到４０岁，拖着三个儿女流落在京沪一带，直到七七事变，孙母打听到武汉已有八路军办事处，就爬上一条难民船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董必武接见了她，她说明自己的丈夫是周恩来手下工作的。在延安的周恩来从电报中知道老部下的家属找到了党，立即回电，令八办保送孙维世一家去延安。

    孙维世全家到了延安，孙被周恩来收养为干女儿。她被送进孩子剧团，她生得聪明伶俐，因她从小就体验街头流浪生活，在剧团中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中扮演小姑娘，大受欢迎，延安爆出了一位人见人爱的小明星。她那时１２岁。

    １９３９年，孙维世有一个偶然的机遇去了苏联。孙维世进了莫斯科戏剧学院的少年班，学会俄语后，被提升为表演系最年轻的学员。

    １９４９年底，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从北京带来的翻译是师哲，他需要一名副手，当时驻苏大使张闻天，就推蔫已长成大姑娘的孙维世，她的俄语已到了圆熟的地步。毛泽东一行在莫斯科大剧院观赏晚会节目时，坐在毛泽东身边轻声低语的译员就是她。

    想不到第二天晚餐以后，毛泽东要求孙维世留下来，说是要她赶译俄文资料。这一夜维世不能脱身，天真的姑娘根本不知道英明领袖竟会打她的主意。特别想到，是毛的太太贺子珍带她来莫斯科的，更使她浑身颤栗不已。但她身不由己。天未明，她就跑去见张闻天大使。张闻天使尽了连哄带骗的话来排解她的恐惧和紧张，要孙维世保证绝对不给任何人泄露这件事。 孙维世表示再也不做毛泽东的翻译了。张闻天只好另外找了一位男性留苏学生，来代替她的职务。

    大约过了５年以后，一批留苏学生学成回国，当毛泽东得知孙维世的名字也在里头时，他渴望重温旧梦。主席办公厅给邓颖超打了电话，说是今晚主席在怀仁堂接见苏联回来的全体留苏学生，询问孙维世是否出席？

    当邓妈妈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孙维世时，没料到这个大姑娘一下子变得惊慌失措，面色苍白，呆在那里半晌说不出话来，她意识到毛不放过她。

    在邓妈妈的追问下，孙维世才把１９４９年毛在莫斯科糟蹋一个少女童贞的往事讲了出来。邓颖超倒吸了一口冷气。当她知道孙维世连母亲任锐都没有告诉时，她放心了。孙维世表示他不愿出席当晚毛泽东的接见。于是，邓妈妈和周恩来商量后，打电话给毛办，替孙维世请了病假。

    老谋深算的周恩来深知毛泽东的习性，他和邓颖超决定马上给维世物色个女婿，早日成家立业，以便了断这件事。但要做得不露声色。

    但给维世这样才貌双全的美人找个合适的女婿不大容易。这时，有热心人提名金山解围。此人是国内挂头牌的明星，有“风流王子”之称。周恩来撮合这对演员夫妻煞费苦心，说穿了，不过是为英明领袖遮丑。金山和维世结合其实是一椿政治婚姻。不过，婚后相互切磋表演艺术，二人倒也情投意合。

    但这个家庭逃不过十年浩劫。红卫兵宣布金山是“牛鬼蛇神”，还在脖子上挂了个“老牌坏分子”的牌子，像一只猢狲被牵来牵去到处挨斗，挨毒打，又不让妻子去看望他。金山关了两年多，回到家中不见世维，他寻到孙母任锐那里，才听到任锐告诉他：“你被抓走后，维世也被抓走了，没开过一次批斗会，我到邓大姐那里，请求总理想办法救她出来。邓大姐说，总理查问过这件事，不是造反派干的，据说上面有来头。现在她被关在秦城监狱，关人放人要通过谢富治，可是此人总理说不上话。”

    林彪事件以后，周总理出面要求释放孙维世。人是放了，但不能回家。监狱方面关照家属，可以到公安部监狱医院探望孙维世，但不能谈案情。任锐和金山一同到公安部医院看望女儿。一看见美丽的女儿完全变了人形，脸虚肿，说话乏力，骨瘦如柴，母女都止不住地流泪，说不出话来。金山打听之下，才知道妻子的肾与肝都有毛病。直至邓小平出任副总理，孙世维才得走出监狱医院。

    回到家中，她的肝硬化已无法治愈。这时她才把当初毛泽东奸污她的事向丈夫和盘托出。四人帮粉碎那年，孙维世的病终告不治，抱恨去世。临终前，她神志清醒，对金山说：“公审四人帮，为甚么漏掉那个老色鬼呢？”她死时年仅４６岁。

    我跟金山的结识起初是文艺圈中泛泛之交，直到四人帮粉碎后赴京出席首次文代会，在上海我风闻他的妻子被迫害致死有着较复杂的政治背景，便抱着打不平的义愤想从金山那里解开谜底。但他态度严肃，很不客气地拒绝了我。事后一年多，金山来上海的时候，他才特地找我去东湖招待所晤面，他首先向我说：“当我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我还保守四人帮防扩散的纪律，对我的良心就是一种负担，我将对不起死者。”

    他讲述了孙维世的家世以及惨死的悲剧，十分沉痛地说：“她，可以说是全面的天才表演艺术家，她比我年轻十多岁，不幸死在我的前面。她是被一个流氓恶棍活活地毁灭的，我满腔悲愤跟谁说去！”他最后说：“现在还没有到公开这个丑闻的时候，你也不必急着写下来，我想，这一天终究会到来的。”

    两年后，金山突发脑中风溘然长逝。现在，我认为金山生前所期待的“终究会到来的”日子已经到了。虽然天安门城楼还把那个淫棍高高挂起，考虑到我本人年已衰老，时间性的记忆会一年不如一年，我必须早日实现金山嘱咐我的重要使命，了却一个心愿。

    为了旁证，我们引用一下李志绥的《回忆录》。李志绥，１９１９年生于北京，他的大曾祖是同治光绪年间的御医。李原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念书，珍珠港事件后，转入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并在那里获医学博士。抗战胜利后，他在澳大利亚行医，新中国成立后，获当时卫生部部长傅连章的邀请，于１９５０年回国，自１９５４年起任毛泽东的专职医生，直到１９７６年毛去世为止。１９８８年移居美国。

    毛泽东的生活非常孤独。不论刘少奇、周恩来也好，彭德怀、朱德也好，他们之间只有工作关系，没有其他。毛接近最多的是警卫员和护士们，但他们的文化水平比较低，而且都是唯唯诺诺的人，不足成为毛的谈话伙伴。于是李志绥竟成了毛与之谈心的人。毛的睡眠不太规律，当他睡不着的时候，就召李志绥去摆龙门阵，无所不谈。他在毛身旁呆了２２年，深知毛的心理和活动。最使李吃惊的是毛泽东的淫荡生活。现在摘录《回忆录》中的一章如下：

    共产党一天到晚宣传“人民”两字，似乎一切为了人民。但在实际生活中，当权者可以毫无顾忌、毫无限制地满足自己的私欲。在空前的大灾难当中，毛在声色的追逐上却变本加厉，而且已经越来越不加丝毫掩饰。

    许多女孩子以与毛有这种“特殊关系”为荣。这些女孩子大多是贫农出身。但是也有一些女孩子拒绝毛的要求，她们是教育水平较高的女青年。毛的一位“女友”有一次同我谈起她的童年。她是黑龙江人，幼年时父亲死去，母亲带着她讨饭过活。东北解放后，母亲在工厂有了一份工作，她９岁入了空军政治文工团，做了歌剧演员。对这样的女孩子讲，党对她们是大恩大德，现在有让毛主席“宠幸”的机会，更是莫大的光荣。

    那些年轻的女孩子对毛的敬爱不是一般的男女之爱，而是对伟大领袖的热爱。大部分的女孩子都知道这种“特殊关系”只是暂时的。她们开始“服侍”毛时都极为年轻，而且未婚，等毛玩厌了，就会安排他们跟年龄差不多的人结婚。

    道家学说是毛放纵性欲的借口。我不可避免地知道了毛的许多臭事。他的“女友”平时则大肆宣扬这种“特殊关系”，而且说话非常露骨。毛常把《素女经》拿给她们看，这成了一本“教科书”。有的女孩子很年轻，文化程度又低，这部书字句艰涩，她们常就一些看不懂的字词来问我。这些都是很难解释的，我有时也说不清楚。

    年轻女人既多，有位卫士便惹出了麻烦。有一天半夜，他来值班室给毛取安眠药，他开玩笑地摸了一位“女友”的臀部，并说她长得又白又嫩。她立刻变脸，骂了一声：“流氓”。她回到卧室，向毛作了报告。当夜，毛就将汪东兴叫去。汪从毛卧室出来后就找那位卫士。停止了卫士的值班，并取走了他的手枪。毛原本想将卫士关起来，汪建议不宜太严，怕出人命。毛同意了汪的意见，过了两天，汪将该卫士调走了。

    有一次，我们在上海的时候，毛住在锦江饭店南楼第１２层。这次同行的有一位女机要员。毛正跟这位机要员打得火热。二月时，毛在她的民兵服相片背面写了一首《七绝：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她当时就想拿出去发表，被毛阻止了。

    一天凌晨４点，新调来的一位卫士慌慌张张跑到我的住房将我叫醒，说：“不好了，我到主席房里去给他的茶杯倒开水，我不知道有人睡在他的床上。我一进去，她光身子掉下床来，吓得我立刻退了出来。你看怎么办？”

    我起来说：“别着急，主席看见没有？”

    他说：“我也不知道他看见没有。我刚一进去，她掉下来，我就跑了。”

    卫士说他不能干下去了。我说，干不干自己作不了主，汪东兴也得听毛主席的。那卫士只有１９岁，很天真老实。最后他说：“万一有什么事发生，你要为我证明，我确实不了解情况。”我答应下来，他匆匆赶回１２层楼。

    原来那位女子与毛都是湖南人，在中南海跳舞时认识的，后来亲近焉。她有个男朋友，想结婚，毛不让她结婚。今天早上，又讲到结婚的事，她便说毛将她作为泄欲器，是玩弄女性。毛听了非常生气，将她踹下了床，就此争吵起来。他俩根本没有注意到卫士进去倒了开水。

    有一次，毛对一位文工团团员发生兴趣。毛将她带回一组住所。这时江青已去杭州，毛和她打得火热，夜晚便要她睡在他的房里。上海市公安局的人、锦江饭店的人，都知道毛留女人住在他房里。这位女子很得意。她原本就想利用这次机会，将她与毛的“特殊关系”挑明。她同我说过：“过着这种不明不暗的生活，算什么一回事！”

    这位女子还给毛介绍别的女人。她名副其实的“内举不避亲”，将自己的姐姐介绍给了毛。毛还让她的大嫂也来过一次。１９６１年１２月，毛在我们住的无锡太湖内的梅园请那位女子、她的二姐和二姐夫一起吃饭。梅园是一个小岛，外围是茫茫无际的太湖。毛在岛上散步，随口说：“湖海烟波客”，叫我对下句，急切之间我说：“春闺梦里人”。毛哈哈大笑说：“根本对不上。李大夫，你还得学学对对子。”

    毛不在乎二姐是已婚女子，绿帽冠顶的这位二姐夫不但没有义愤，反而深感与有荣焉，窃望以此为升官之阶。晚饭后，毛叫他回家，让二姐住了三夜。汪东兴为此曾愤愤地说：“竟然还会有这样忘八式的男人。”他还讥笑说：“她的妈是死了，不死的话，也会来，这一家子真是一锅端。”

    自１９６０年以后，毛的性放纵越来越不顾一切。汪东兴有一次同我说：“主席年纪老了，是不是觉得活不久了，要大捞一把。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大兴趣，这么大的劲。”

    大部分的女孩子在初识毛时，都是天真无瑕的年轻姑娘。毛的性糟蹋和至尊权势大多使这批年轻无知的女孩子耳濡目染之后，逐渐堕落。多年来，我看到旧戏不断重演。她们在成为毛的“女友”后，不但不觉羞耻，反而日趋趾高气扬，仗势凌人。看了这么多被毛腐化的女孩子后，我开始觉得，江青走过的也是相同的路。在延安初和毛结婚时的江青，也许真的和今日的江青十分不同，也许是毛使江青堕落到今天的样子。

    那位文工团团员有阴道滴虫病。毛有阴茎包皮过长，很快受到了传染，成为滴虫病携带者。此时及以后，凡是同毛有性关系的女人，没有一个不受到传染。她们受感染后，请我治疗。我是毛的医生，可以用从西方进口的最好的药。她们都很感谢我。

    但光是治疗女方是无济于事的。我向毛说，需要他同她们一起治疗，在治疗中不能发生性行为，只能检查无虫以后才可以。毛嗤之以鼻，根本不相信他自己已经受染。他说：“你们医生就会小题大做，我根本什么感觉也没有。”

    我向他解释，这种病一般在男方没有什么症状，滴虫携带者对自己没有特殊害处，但可以传染给没有该病的对方。毛听了后说：“既然对我没有什么害处，何必大惊小怪！”我说：“一旦传给了江青，就会成了一个不好说明的问题。”毛笑笑说：“这不会，我早就同她讲，我老了，不行了，办不了事情了。”

    我又劝他把阴茎洗干净，他的回答很干脆又丑恶。他说：“没有这个必要，可以在她们身上清洗。”我听了以后，好像误吞了一头苍蝇，几乎要呕吐出来。

    毛到死前，都是滴虫携带者，传染给他的许多“女友”。

    关于李志绥的《回忆录》，我们还要讲一个插曲。那位多年来已经销声匿迹的“小爬虫”戚本禹，在读了《回忆录》后，忽然灵机一动，认为新的机遇来到，他对李志绥揭露毛泽东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并评论道：“听说李志绥的回忆录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的，后来出版商以重金提出了要求，才改成了这个样子的。假如这个传闻属实，那么，这本书同其他根据政治需要而编制的反对共产党的小册子一样，不过是某种政治目的产物，李志绥不过是个为了三十块银币而出卖自己导师的犹大。但是我不满足于简单地把李志绥划为一个卑鄙的犹大，他从来就不是耶稣的门徒。他是封建帝王御医的后裔，后来是一个在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意识下培育成长起来的自由职业者，共产主义意识对他是格格不入的，他的回国决定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迷误。”

    这位曾鞭尸瞿秋白、残害彭德怀、毒诬刘少奇的戚本禹竟使用“假如．．．”的手法，来攻击为爱国而回祖国的一位医生，说他是为了金钱而写书，称他为叛徒犹大。这不能不令人想起鲁迅先生的《落水“狗”不能不打》一文。

正是：

        落水之人应救扶，

        落水之狗要提防。

        阴沟长虫咬一口，

        毒性远远胜砒霜。

 

 

第一百十四回

毛泽东自比秦始皇

唐德刚品评毛泽东

    中国有一句古语：盖棺论定。毛泽东的棺虽然已经盖在天安门的纪念堂内，但论却定不下来也。毛泽东曾洋洋自得地自比秦始皇，他说：“林彪反对秦始皇，我就是秦始皇。”从开朝立代来说，毛泽东不愧是秦始皇，他的水晶棺材也称值得。但他闯下的浩劫没法交待。还是海外的评论家说得好：毛泽东是建国的功臣，是治国的罪人。

    毛泽东不失为一个聪明人，他在临死前不久，曾自我批曰：“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

    “另一件事你们都是知道，就是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其实，在１０年前，即１９６６年７月，毛泽东已经在致江青的密信中谈到过后事。他在该信中说：“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

    “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与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尧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符。这后两句，正是指我。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以上写的，颇有点接近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

    “中国自从１９１１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２０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军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但这２０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４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

    “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得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不过，毛泽东最干脆的一句话是：“谁反对文化大革命，我就反对谁。”众所周知，十亿中国人民都反对文化大革命，由此推论，毛泽东也就反对十亿中国人民。这就是历史。

    著名的历史学家唐德刚写了一篇分析毛泽东的文章：

    在一个治宏观史学的社会科学家看来，一部中国现代史原只是一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史。古老的中国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它要从一个东方式的传统农业大帝国千年不变的“定型”，逐渐转变成一个西式而有中国特色、以工商业立国的、现代化的民主共和国的另一个“定型”。这两个定型之间的转变，今日看来，其全部过程大致需时二百年。更确切地说，那就是从鸦片战争（１８４２）一直延长到下一世纪的中期。

    这两个转型世纪在我们中华五千史上，实在是一条充满惊涛骇浪、深滩险崖的历史三峡。我们这一条“中华号”大帆船于１８４２年自夔门进入三峡，顺流而下，千里江陵一漩涡，真是惊险莫名。沿途且修且补，并改造加装新式马达，实在艰苦不堪。我们通过这条历时两百年的历史三峡，真是惨痛至极。尔我都是这条破船上的乘客。大难不死，算是命大，沉尸江底的同胞难友，也只好说是在劫难逃，向谁抱怨？

    在这长至两百年的大船难中，那位叶赫那拉老太太和孙、袁、蒋、毛、邓诸公，便是在我们这条船上颐指气使、发号施令的梢公和舵手。毛泽东在这次过峡航行中，操舵２８年（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７６年９月）。

    可是毛泽东纵在亲毛派的群众眼光里，也不是个好舵手。在死前二十年，他已犯了麦克斯·韦伯所警告的“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的大忌。到死前数年，他足不出深宫。据张玉凤回忆，他主持的党国大政，竟然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瞎指挥”，因为他患白内障，已完全失明。他还要找一个侄儿传话，口授其“最高指示”，以保持其“万岁、万万岁”的领导权。

    这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怪现象，不特是任何现代国家之所无，即亚非拉地区最落后的部落小邦亦未尝有。我国专制时代所出的四百多个皇帝中，亦未尝一见。而此事由毛氏行之，其荒唐落伍，封建专制和行为，举一反三，就无待多赘了。

    这儿问题就来了。毛泽东一代豪杰也。年轻时诅咒独夫昏君暴君，岂下于我辈？何以年至耄耋，却干出如此相反的结果？再者 ，那个历史辉煌，拥众四千万的伟大革命党，何以能容忍像毛泽东晚年那样的荒唐的领袖？那个有十亿人民的伟大中国，为什么宁愿饿死千万，也不起来“造反”？

    要解答这个问题，则上述宏观法则便不易深入。我们还得细读中共党史，和毛泽东的个人传记，从微观史学着手了。

    首先我们要问一下，在那遥远的二十年代里，为当时革命浪潮所席卷的千万个小青年中，毛泽东何以能脱颖而出。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不归功于“五四”那个学潮了。在中国历史上，所有学潮，都是政治训练班。毛泽东便是这个训练班中的学生头头。当年在湖南那批小青年中，毛是个年纪较大的，已婚的老童生。这种老童生在当时学生会里往往都是“老大”，很多习于颐指气使，小弟们乐于听从号令。这是笔者在二、三十年代所亲历的经验。这种老大气息，便是毛泽东后来一直作“主席”的基本功。

    到毛泽东进入他的政治成长期，他就被卷入了那人类历史上最风云诡谲的党争时代。在那种“党外有党、党内有派”、阴狠毒辣、生死存亡的政治斗争里，就难免有优胜劣败的自然规律；此外还要看上帝的安排，哪一个的“命”大。

    笔者不学，读中国近现代史数十年，遍览两党史籍，我不能不说毛泽东比其他的早期中共领袖们，硬是棋高一着。放笔谈个痛快为篇幅所不许，然以抽象代具体而简述之，亦未始不能略搜三昧以就正于方家。 谨为简列十条如下：

    一、毛比陈独秀更为“坚定”。陈教授说理，舌灿莲花，一挫败便成为孤家寡人。

    二、毛比瞿秋白这位诗人、名士、才子要“札实”得很多。秋白拿笔杆子都有轻飘之感，慢说拿枪杆子也。

    三、毛比李立三“稳重”。我的中学校长邵华先生曾偕李立三晋谒段祺端，邵便批评李太“莽撞”。

    四、毛比张闻天、陈绍禹、秦邦宪等更为“实际”。毛批评这些国际派为“头重脚轻根底浅”，也近乎事实。

    五、毛比周恩来“毒辣”。毛或有杀周之心，而周断无篡毛之念。“无毒不丈夫”，周恩来太谦和了。

    六、毛比张国焘“狡猾”。张有夺权之心，而无夺权之术。毛为教授，张为小学生也。

    七、毛比刘少奇“自私”。刘有妇人之仁，遇同志有恩有爱（此为张国焘对刘的评论，余存有录音）。

    八、毛比林彪更“奸诈”。林在党内有奸诈之名，视毛则瞠乎其后矣。林为孙悟空，毛则如来佛也。

    九、毛比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陈毅等职业军人更有“政治头脑”。

    十、毛比邓小平“高大”。毛是汉高祖。邓则是搞“非刘氏不王”的肖曹相国和周太尉的综合体。

    文人搞政治，入党做官，命大才高者，或可封侯拜相，位臻极品，然而打天下做皇帝，作一世祖，则国史上未尝有也。

    作开国之君者要雄才大略，文武兼资。更重要的还须泼皮胆大、心狠手辣，行为上要带几分流氓、几成无赖，才能打得江山，坐得第一把交椅。古人云：“自古帝王多无赖”，至理名言也。

    毛主席的“主席”不是好做的。毛门有“六烈士”。可是在杨开慧长沙就义之前，毛已早另结新欢（贺子珍）了。何键杀了杨开慧正为毛解决了家庭纠纷－－不像同期的蒋介石，还要化钜款送陈洁如出洋！毛晚年作悼亡诗，说什么“我失娇杨君失柳”。真是亏他说得出口。但这也正好说明他的脸皮之厚也。

    遵义会议之后，毛在党内地位陡增。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朱德等领袖人物都逐渐折节下之，渐次成为一个坚强的“毛派”。

    １９３５年６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北会师。张国焘兵强马壮，坚持要否定遵义，这个新形成的“毛派”便建了护驾之功。他们把朱总司令送给张氏去另组中央。其余领袖则从毛而去，前往陕北，以便北向苏联靠拢，南向少帅讨好，东向日寇与全国同胞摇其抗日大旗，放火自救。

    读史至此，真不禁摔掉茶杯向毛氏肃立致敬。毛公雄才大略，能屈能伸，岂是立正救国的蒋委员长及三陈诸公所能望其项背！

    大致说来，自遵义而后直至１９５６年“百花齐放”的２１年中，毛泽东领导共产党打天下，在党务、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外交政策上，真可以说是完全正确。可是在另一个２１年之中，从争鸣到批林批孔（１９５６－１９７６），毛的所作所为则一步也没有走对。２１年成了个完全错误的阶段。在他最后２１年领导下之中国和共产党，其能免于亡党亡国者，也真是个历史的奇迹。

    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评曰：“毛泽东是一个政治人物，应该从政治方向的领导才能去观察他。他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有人性的一面，但我的看法是，毛泽东是一个人性异化的人。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搞钩心斗角方面，把人当作工具，并无感情沟通。他在人前要有绝对权威，要人服从他。

    “就如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助手，风雨同舟几十年，但毛泽东与他只有上下属的工作关系，没有丝毫超出这种关系的私人情谊。实际上，毛泽东是个孤独的人，他人性的一面只在仆人跟前才表露出来。

    “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发动大跃进，是因为他想超过苏联，抢先进入共产主义，以图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因此他急于要表现自己领导下的中国能创造奇迹，于是发动群众搞个人崇拜。而当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就有心病，唯恐自己将来死后会遭到斯大林同样的命运。因此，他先怀疑彭德怀，后怀疑刘少奇以及一些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而他已经不耐烦用各个击破的手法，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一次全面大清冼。”

    王若水认为：对历史而言，毛泽东是过大于功，错误第一，功劳第二。

    此外，著名音乐家马思聪、著名记者陆铿、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著名作家刘宾雁、前社科院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苏绍智等等，都一致认为，从５０年代中期起，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就是法西斯主义。梁漱溟先生则对毛泽东的晚年赠了八个大字：“精神错乱，颠倒疯狂”。

    另外，王明“同志”更有一翻极端的评论：“为了说明毛泽东，有必要简短地探讨一下对他的思想和行动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想根源，即帝王思想。中国封建帝王的传统思想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天子”的自我中心思想，也就是像皇帝一样，把自己神化，奉若超人。他不能把所有的其余的人视为平等的人，因而也不能平等地对待他们。所有其余的人命里注定是他的臣民和奴役。这就是毛泽东无耻到使人发笑的地步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根源。农民封建帝王思想的另一方面是“天朝帝国”的华夏中心论，也就是专制君主把自己的王朝加以神化，把它视为神的意志和事业的化身，否认和其他国家的平等关系。这就是毛泽东的妄自尊大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根源，他日夜梦想由他的毛王朝来统治亚非拉、称霸全世界。”

    在唐德刚的文章中，说毛泽东的抗日是“放火自救”。对此，我们在这儿提供一点旁证。

    １９５９年，毛泽东与林彪在庐山进行了如下的对话。

    毛：打蒋介石１０年，打红了眼；抗日一来，蒋介石突然漂亮了，不知道这是暂时朋友，不久以后的敌人。

    林：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任弼时同志）作的决定。

    毛：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有一次，毛泽东讲：列宁在日俄战争期间，主张失败主义，力求沙皇失败，失败得越惨，革命就成功得越快。我们学习列宁。

    １９６４年７月，日本国会议员佐佐木一行晋见毛泽东，有如下的一段谈话：

    佐佐木：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非常抱歉。

    毛泽东：没有什么好抱歉的。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

    佐佐木：谢谢！

    剧作家吴祖光写道：中国的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绝对是一个中国以至全人类有史以来最灭绝人性的，最惨无人道的、最荒淫、最无耻、最残忍、最阴险的暴君。他的罪恶擢发难数，在他的头脑里没有丝毫的法制观念，毁灭生灵如同儿戏，毁一条生命，比踩死一个蚂蚁还要容易，而且使一个眼色，立刻有人去为他执行，他手上从来不必沾染人血，亿万条生命都死在他的身边也不会引起他的心灵丝毫的触动。他最爱听到的就是三呼万岁的歌声，他向往的就是“万岁”的称号，而这就是他身边的一群奴才献给他的。二十世纪的现代，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作为国人真是奇耻大辱。

    历史学家余英时说：“不论毛泽东的主观愿望如何，近三四十年来中国的灾难，他个人所负的责任比任何人都要大。几千万中国人死亡、无数家庭的毁灭、整个中国社会生机的长期折断、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一再受阻，都是他当权的二十七年（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造成的。而主要的关键则是他夜夜不寐，‘浮想联翩’，设计出一个比一个更荒谬的‘乱天下’的方案，并通过他所拥有的绝对权力和所向披靡的坚强意志，贯彻到底。读史者如果面对着这样血泪凝成的人间悲剧而丝毫无动于衷，那便只能说他是别具一番心肠了。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弃绝良知、颠倒黑白的时代。毛泽东时代，是一个表面共和、实乃专政的时代。千年易逝，而毛泽东的罪孽难消。”

    正是：

        一好未必好到底，

        浪子回头亦可封。

老毛雄才称英雄，

水晶棺材仰遗容。

        廿年涂炭千万亿，

        Playdown罪欠公允。   

                        第一百十五回

华国锋靠拢元帅

叶剑英智擒四凶

    毛泽东一死，江青立即加快了她的夺权步伐。人们愈来愈多地看到这位未亡人在电视上的镜头。华国锋由于个人经历，难以制止“四人帮”的猖狂活动，而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又处在被贬和被封锁的情况下，难以展开活动。只有叶剑英还未被罢掉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所以人们就把粉碎“四人帮”的期望寄托在这位老帅身上。                        

    叶剑英也意识到重大的责任已落到自己的肩上。就在叶剑英警惕地注视着江青一伙的动向，苦心思索着采取什么办法来收拾这些家伙的时候，其他的老一辈革命家也在考虑这一个有关党和国家前途的大事。他们虽然各处一方，但在思想上是相通的，是不谋而合的。有些人在毛泽东治丧期间就个别打招呼，酝酿此事。邓小平、陈云、聂荣臻、李先念、邓颖超等，都曾相互商议，并直接找过叶剑英交谈。有一次，王震到邓小平那里去，邓小平向他了解情况，问叶剑英什么时候精神比较好，王震作了回答。第二天，邓小平电话也没有打，就坐车到叶剑英家里。两人谈过之后，叶剑英特意打电话给陈云，并派车将他接去。两人交换了对形势的看法，谈到在这场严重的斗争中要注意合法性。

    在这项工作中，首先要取得华国锋的支持。华国锋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是由毛泽东提议，经过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这是历史。从党的组织原则出发，叶剑英很尊重这位党的领导人。现在要解决“四人帮”，更需要顾全大局，征得他的同意。这是个重大的组织原则问题，也是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必要条件。叶剑英抱着试探的态度，主动关心他，接近他，多方了解他的处境和主张，亲自到他家中，找他交换意见。叶剑英向他分析局势，剖陈利害，揭露“四人帮”的阴谋活动，希望他能够站出来，担负起领导的责任。华国锋担心自己资历浅，老同志看不起，不给他支持。叶剑英斩钉截铁地说：“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们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华国锋听了，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有军队撑腰，就好办。于是，他主动找老同志交谈，沟通思想，增加了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这样，叶剑英就放心了。于是，他又去找汪东兴，汪是８３４１部队的头头，是中南海的警卫队长，是关键的人物。他平日在江青面前必恭必敬，但心中一直是对她不满的。在叶剑英游说下，汪表示：“我坚决拥护华总理和叶副主席，你们怎么领导，我们就怎么干。”汪还汇报了最近掌握的有关动态和８３４１部队的情况，表示一定要做好工作。

    “四人帮”也看出了人民对他们的愤恨情绪正在迅速增长，他们也争分夺秒，加紧从政治上、组织上加快夺权准备。请看他们的活动日程：

    ９月１６日，两报一刊社论中抛出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姚文元亲自打电话给新华社，要它反复宣传这句话，不要怕重复。“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文革”方针办。华国锋觉察到了这个阴谋。他在乔冠华送审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会议上的发言稿》中所引用的这句话作了批示：“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华的这个批示，引起了“四人帮”的极大不满。张春桥公然在文件上批曰：“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９月１９日，江青打电话给华国锋，要求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重大问题，但却不要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参加会议，相反地她提出她和姚文元、毛远新必须列席会议。会议讨论什么问题，江青避而不答。下午开会，江青一伙提出，毛泽东的文件档案要交给毛远新清理。会上发生了剧烈的斗争，否决了这个无理的要求，决定毛泽东的文件由中央办公厅封存。

    ９月２１日，张春桥在北京单独接见由上海来的死党徐景贤，听取他们与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等一起密谋武装暴乱的汇报。上海突击发放武器７万多件。

    ９月２３日，王洪文打电话给上海的王秀珍：要提高警惕，斗争还没有结束。他宣称上海要搞４０万民兵，要有４０万枪枝，还要用大炮武装民兵。

    ９月２８日，张春桥派秘书肖木去上海，通知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要提高警惕”，“要准备打仗”。

    国庆节前夕，“四人帮”指名要叶剑英出来与“工人群众”见面，逼他在群众面前承诺“批邓”，叶识破阴谋，坚决拒绝。在此期间，江青和王洪文在景山公园令新华社摄影记者替他们大照标准像，并扬言准备迎接“盛大节日”，叫嚣即将有“特大喜讯”。

    １０月４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声称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走到底。”最后还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这篇文章的矛头直指叶剑英等人。

    形势越来越紧张。“四人帮”和党内健康力量的较量逐步升级，已到了最后阶段。双方都在抓紧准备，与时间赛跑。这时，聂荣臻派杨成武到西山找叶剑英转达他的意见：“江青一伙是反革命，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邓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会上耍无赖，蛮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叶剑英听了很高兴，让杨成武回告聂帅：“请他放心，他跟我想到一起了，有事随时通报商量。”

    叶剑英在读到《光明日报》文章后，就意识到一场反革命政变已迫在眉睫， 断定这是“篡党夺权的先兆”。他感到不能再等待了。“见而不发，人将先发；发而不敏，人将先收”。如果再推迟下去，不是我们解决他们，而是他们解决我们了。于是，他与华国锋、汪东兴紧急磋商，果断决定：先发制人，“以快打慢”。原先设想的行动方案是在国庆节后十天再动手。现在必须提前行动。

    粉碎“四人帮”是在非常形势下采取特殊方式进行的一场斗争。在采取行动之前，叶剑英等人作了仔细的考虑：江青这个头面人物，依仗特殊身份，软磨与硬抗，撒赖与装死，样样在行，甚难对付；张春桥，狗头军师，老谋深算，身兼国务院副总理和总政治部主任，权力与阴谋俱备；姚文元，号称“金棍子”，操纵舆论，造谣惑众，随时可以兴风作浪；王洪文，党中央副主席，随身携带武器，平时扬言“要搞我是不容易的”。还有一层，钓鱼台的警卫工作戒备森严，对付他们，要慎之又慎，否则打草惊蛇，酿成大乱。“谋成于秘，败于泄”。对他们采取行动必须组织严密，做起来人不能过多，越少越好，必须绝对可靠。否则，稍有疏忽，就会全盘皆输。在这方面，叶剑英是有经验的。他与汪东兴反复商量，周密部署，从警卫人员的挑选，到“隔离审查”的方式、场地，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最后由汪东兴负责具体落实。为了防止“四人帮”闹事，警卫工作经过反复检查，慎重敲定，做到精确缜密，万无一失。

    一切准备就绪。政治局决定于１０月６日晚８时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内容，事先发了通知，主要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泽东纪念堂的方案。按理，只有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和张春桥有资格参加会议，但为了让姚文元参加，就以修订文献改动文字的借口，通知他也列席会议。

    这一天晚间，星河灿灿，金风送爽。叶剑英提前从玉泉山出发到了怀仁堂。怀仁堂像往常一样，灯光闪烁，肃穆安谧。只有少数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担任警卫。叶剑英在正厅内坐定。在正厅内的还有华国锋。他稍微有点紧张，等待着来开会的另外三个人。汪东兴则躲在正厅屏风后面，紧张地注视着门口，负责会议的安全。

    正厅里鸦雀无声。时针指向８点。张春桥夹着皮包，摇头晃脑地来了。一进门，他似乎感到事情不对头，不停地问：“怎么回事？”只见华国锋立起身来，代表党中央向他宣布：张春桥，你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接着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隔离审查”决定，立即执行。张春桥如同筛糠一般，只用手摸了摸眼镜，没有任何反应，就由监护人员送他到一个候审的地方。

    接踵而来的是王洪文。这个“文武全才”的大人物走下高级桥车，两手插在怀里，趾高气扬地跨进门来。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行动组的一位负责人带着几个卫士从侧面走过来。王一看势头不对，立即端出党中央副主席的架子，厉声问道：“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接着，使出造反派的浑身解数，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制服了。警卫人员把他带进正厅。他看到坐在那里的华国锋和叶剑英，就像一头发狂的野兽，猛扑过去，但警卫人员早已将他推到在地。待他爬起来后，华国锋也向他宣读了“隔离审查”的决定。

    时针已指向８点１５分，姚文元却还没有到来。但没有多久，他终于也来到了怀仁堂。他的被接待的规格降了一级，没有让他进正厅，只在东廊的大休息室里待命；也没有由华国锋宣布“隔离审查”，而由中央警卫局的一位副局长来宣布。待姚文元听到决定，弄清楚是什么一回事后，立刻像一条断了脊梁的赖皮狗一样，瘫倒在地。卫士们把他送到他该去的地方。

    执行拘捕江青命令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江青那里，由于工作关系，张耀祠是常去的。正因为这样，这一回去拘捕江青，朝门卫点点头，就进去了。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她见张耀祠进来，朝他点点头，仍然端坐不动。张耀祠在江青面前站定，以庄严的口气向她作了如下的宣布：

    “江青（往日，他总称‘江青同志’，这一回忽然没有同志两字，江青马上投来惊诧的目光），我受华国锋总理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

    江青听罢，一言不发，仍然坐在沙发上。她沉着脸，双目怒视，但并没有发生传闻中所说大吵大闹之事，更没有“在地上打滚”。她沉默一会儿，才慢慢站了起来，从腰间摘下了一串钥匙，她总是随身带着文件柜钥匙，并不交秘书保管。她取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了“华国锋同志亲启”七个字，然后放入钥匙，再用密封签把信封两端封好，交给了张耀祠。张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把江青押上她平时乘坐的那辆专用车，轿车仍由江青的司机驾驶。

    外界传闻给江青上了手铐云云，纯属想象，当时并没有上什么手铐。当天夜里，江青是在中南海的一处地下室里度过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当夜也押在那里，只是关在不同的房间中，并没有“连夜押往秦城监狱”。

    在被捕的四人中，表现得最“安静”的倒是首推江青，这总算是保持了“第一夫人”之风吧！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正式任华国锋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正是：

        十月七日螃蟹节，

        市场螃蟹全卖空。

        家家煮酒吃螃蟹，

        横行螃蟹俱送终。

第一百十六回

雷电交加蒋介石奉召

羞愧难解刘福军献身

    前面已提到，韩战使蒋介石起死回生。他在台湾以“不忘在莒”自勉，不断总结教训，励精图治，以待时机。当时，他已年近七十，仍精力过人，对军政大事，事必亲躬。他批阅公文极为精细，对于错字、漏字，必用红笔勾出，或在旁写出正确字。甚至对宴会安排席次，也要亲自过问或审核，丝毫不苟。他在１９５３年元旦，提出“新速实简”四字办事要纲和三联制（计划、执行、考核）大纲相结合的工作要则。使“一切人事财物的管理，重要业务的推行，都各有一个组织，由各单位派员参加，在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共同负责之下，切实办理。故在行政效率上，有显著成就。”

    他在日理万机中，于每一时期又均有一专注的中心工作，进行重点处理，为此而晨夕垂询和核查，锲而不舍。但一等这一中心工作完结，就马上到青山绿水之间，欣赏湖光山色，忘情尘世，以松弛精神，保持身心平衡。因此，他得以享高寿之要道。

    蒋介石到台湾后，深悟脱离人民之为害，开始注意民间疾苦。他出巡时，常常步行访问乡村，察看民间实况，询问人民生活、工作情况。有时还和他们合影留念。步行时，如果待卫人员阻挡行人，他还予以制止。其作风与在大陆时已大不相同。

    １９５５年，蒋游日月潭时，正逢久旱不雨，禾苗枯槁，他深为忧虑，乃入静室，向上帝祷告求雨。五、六天后，忽降大雨，蒋大喜，再入静室，向上帝感恩。据主持蒋宅圣职的牧师说，蒋介石事奉基督之认真无出其右者。

在待人接物中，蒋介石对文职人员 一般最为优容，入必命坐，出必起送。凡所陈言，必令其畅所欲言，虽有时激昂慷慨，也能含笑对待。对党部和民意机关中的乱说话，也不再生气，并能“集中不同之意见，团结众心为一心”。由此一端，可见此人确有改过之心。

    蒋介石在台湾的每天日程大体是这样：每日６时起床，７时许盥洗完毕，然后作早操。早操毕，即穿起蓝色长袍进入静室，与宋美龄共同祈祷。祈祷毕，用早餐，一般是稀饭和咸菜。早饭时，有人为他读报，饭后，再由自己看整版的报纸。然后，批阅公文或接见官员和主持会议。午饭后，睡半个小时左右。睡罢再看重点新闻，然后又批阅公文，至４时半，便带一个随从出去散步。散步约半小时左右，再继续办公。至７时，结束一天工作，用晚饭。１０时，入静室祈祷和沉思，然后洗澡。洗毕写日记。日记写完后，息灯就寝。蒋介石每天写日记，是一件很有名的事。

    蒋介石到台湾后，注意生活简朴。在经济上也注意公私分明。他穿的衣服多为细软旧衣。一件衣服总要穿六、七年以上。他的座车是从大陆带去的４６年的旧车，５０年１１月，办公室签请另购新车，蒋指示“不必”。到５６年，宋美龄自美国带回旧车一辆，才替换了他的旧车。６０年行政院拨款替他购置了一辆新车，一直用到他去世。他对家内一切开支，每月也要过目账单。每次走出房门，都主动关上电灯，坚持人走灯灭。

    台湾的经济发展从１９６１年起到１９７２年，进入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可称为扩大出口和高速增长、高度稳定时期。其平均增长速度为１１％，属当时世界首位。由于经济增长率大幅提高，出口额迅速增加，而物价却又相当稳定，故这一阶段是台湾经济建设的黄金时期。台湾人民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得到迅速提高，据张果为教授《台湾省家计收支调查》一书说：台湾人民１９５３年时，最高收入者的家庭所得数与最低收入家庭收入数的比例是１６比１。１９６０年时，这个比例已降到９比１。１９７２年时，则更降到了４比１。

    １９７２年７月，蒋介石在阳明山遇到一次车祸，伤势较重，从此他的身体开始恶化。车祸是由对方造成的，蒋介石以基督徒宽容的精神没有对肇事者进行惩罚。１９７４年１２月，蒋介石得流感，转为肺炎，一直未能治好。次年３月底，蒋自知不行了，乃立下了遗嘱如下：

        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

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

实壮大，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

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从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

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

土，复光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

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

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１９７５年４月５日１１时５０分，蒋介石停止呼吸，享年８９岁。这时台北上空恰巧雷电交加，大雨倾盆，为百年罕见。老百姓都认为这是天人感应，因为蒋介石是基督徒，所以这叫“应召”，而不叫死亡。

    ４月９日，蒋的灵柩移入国父纪念馆，供民众瞻仰，一周内排队的人超过二百五十万人，可见蒋氏的确受到台湾人民的敬爱。灵柩安厝于慈湖，据说，蒋氏本人要求将来有朝一日能把自己葬于南京中山陵附近。

    曾被大陆人民唾弃之蒋介石，忽然得到台湾人民的爱戴，这实在是人的可变性的又一例证。由坏变好的关键在于悔改。悔改的力量是无穷的，现在转载一条极有意义的小消息如下为证。这是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３０日《北京晚报》上的文章，题为《良心雪耻行动》：

    １９９７年初春，湖南省湘西人民法院开庭公审并判决重大团伙抡劫案，判处首犯魏焕人死刑，王洪孝死刑、曾绍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宣判以后，召开表彰大会，奖励破获川湘黔交界沿线重大车匪案有功人员，当念到刘福军的名字时，没有人上台来领奖。办案公安人员这才发现，那个身手不凡的精瘦黝黑的小个子不知何时已消失了踪影。

    一个多星期后，四川某学院收到一封表彰信并２０００元人民币汇票。信上说，你校学生刘福军同学，在我地“１３２”大案中，不畏强暴，历经艰险，协助我公安机关将犯罪分子一网打尽，表现了当代大学生的高尚品德和优秀风范。并请帮助寻找那位随同刘福军的郭姓姑娘。

    查得的结果是：刘福军，９２级硕士班学生，在校表现好，曾递交过入党申请书，却在毕业前夕擅自离校，去向不明。该生已于１９９５年６月底被除名。研究生办公室主任张永对刘福军稍有印象，他从刘的同班同学黄可凡那得知，成都市某医院医师陶丽对刘福军弃学的事清楚。张永乃往访陶丽，陶丽讲述了约４年前的一段往事：

    １９９４年寒假前夕，福军邀我去他家乡看一看，我早听说湘西风光好，就同意了。我们上了去湘西的长途汽车。一路走走停停，很是开心。但忽然来了噩梦。在湖南岩门到山塘驿的长途车上，有六七个２０岁左右的青年，拦车窜了上来。歹徒在车上实施了抡劫。更为可怕的是，他们的目的不仅是劫财，还要劫色。他们的目光扫描一通后定在我和末排一个漂亮女子的身上。

    歹徒实施抢劫时，福军几度要起来干预，我死死拽住了他。我低声哆嗦着说，你不为你考虑，难道还不为我考虑吗？我知道他陷入极度矛盾中。歹徒向我靠过来，并伸手来摸我，一只手给福军拽住了，歹徒身子微微一震。也许是福军的身手和正气将他们镇住了，他们放过我，把目标定在一名艳丽女子身上。他们用枪逼着我们说不要管闲事。福军还在犹豫，我慌忙将他拉到前边去了。那个艳丽女子被强暴了。她在我们离开时拼命大叫：“大哥，大哥，救救我！”那声音现在想起来还像刀子一样割着我。

    回到成都后，一封信割断了两人的联系。陶医生至今还没有恋爱结婚，她也不知道刘福军的去向。刘的信是这样写的：“陶丽：探亲回来两个星期了。我吃不香，睡不着，脑海老是浮现那悲惨的一幕。我的良知仿佛被鞭子抽打着，丝毫不得解脱。我怕再见到你了，因为那更会使我想起那场噩梦。请你忘了我。我打算浪迹天涯，我要想法洗雪或忘记我的痛苦和耻辱。”

    黄可凡告诉张永，研究生班的最后一个学期开始后，平常很乐观的刘福军终日愁眉不展。一天，留了一个便笺给我，说我离校走了，不要找我，你们找不到，因为我有一件非得去完成不可的事，只好放弃学业了。黄可凡说，他当时十分震惊，没有料到刘福军在即将拿到硕士学位时突然放弃了。

初夏的一个晚上，电话铃响了，张永听到一个陌生女子的声音。对方说：我叫郭敏，我觉得我有责任将刘大哥的事讲出来，虽然他不同意，但我觉得刘大哥是个真正的英雄。他的事应该让别人知道。１９９４年正月，我二姐出了事。她在长途汽车上被歹徒强暴了。当公安局将惊恐羞愤的二姐护送回家时，全家人都觉得是被疯狗咬了。时间过了一个月，二姐的伤痛渐渐平愈，她在作去广东打工的准备。二姐出发的头一天，我们家门口来了一个黑黑瘦瘦的小伙子，拎着一大包礼品，神情十分尴尬地来打听二姐的姓名。

    二姐当时正在和我谈话，她问，你是谁？那个青年说，小姐，我就是你出事那天在车上坐在你一旁的人，我向你谢罪来了。二姐像是给枪打一样，发疯般地扑向来人，抓他打他。来人衣服给二姐抓破，脸颊也给二姐抓出血，他却一动不动，一声不吭。我们都当他是那背信弃义的男朋友。我父亲与我兄弟一齐上去推打那个男子，男子不还手。我见打得惨，分开众人上前推那男的，叫他快滚，不然他们会打死你的。男子遍体鳞伤地离去了。

    第二天二姐才告诉我，那小伙子并不是她的男朋友，他只是车上见死不救的那个人。我立即直奔医院打听，医生说昨天是来了一个年轻人，被人打得很厉害，但不肯住院，好像听说是要去山塘驿。我真的在山塘驿站找到了缠着绷带的那个青年。就是你们的学生刘福军。本来以他的身手，我父兄人再多也不是他对手，但他没有还手，他是以此来惩罚自己。

    从见面听了刘大哥的计划起，我就决心跟他，不找到害我二姐的罪犯不回头。他当然不同意我跟着他，但他甩不掉我，只好同我合作。我们经过了多少地方，乘了多少次长途汽车，走访了多少乡镇，算也算不清楚了。没有钱，我们就打短工，钱用完，风餐露宿，甚至还向人乞讨过，被狗咬过。为了抓坏蛋，我们不惜任何代价。

    在麻阳，我们协助公安破了一起杀人案。在辰溪，我们发现一个隐藏很深的贩毒组织，报警后将他们一网打尽。在秀山，我们抓住了一窝盗卖文物的盗贼。在怀化，我们解救了几个受欺凌的女青年，有一次抓住了９个坏人。

    小黑哥的目标始终在劫车侮辱我二姐的那伙罪犯身上，但那些狡猾凶残的罪犯，总是流窜作案，行踪不定。小黑哥听得分明他们是洪江一带口音，所以始终坚信狗东西们离不了老巢，终究要将他们找到。曾经两次我们发现了他们的踪迹，但因种种原因，又给他们溜掉了。他们知道小黑哥在找他们，扬言要罅小黑哥的脚筋。“１３２”大案是他们在洪江黔城某镇做下的，他们劫班车并杀死一个、杀伤了３个起身反抗的乘客。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小黑哥断定是他们所为。冒着生命危险，我们配合公安同志抓到了他们。那个为首的歹徒叫魏疤子，就是害我二姐的罪首。抓到他的那天，我踢了他两脚，是男人的要命处，他蹲下半天站不起来。要不是小黑哥和公安拦着，我非要了那狗杂种的命不可。

    张永听了郭敏的叙述，一切已了然于心。为了良心上的雪耻，刘福军放弃学业、工作，不畏强暴，千里迢迢，历时一年多，为民除害，终于将他的过失补偿。

    在中共党员的档案袋内，今天存放着天文数字的检讨书，但其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违心话，与悔改毫无关系。真正的悔改必须出自自己的良心。蒋介石熟读《圣经》，做到了与耶稣同时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匪盗的最后悔改。

    历史学家王俯民评论曰：“综观蒋氏一生，他的坚强、刚毅、固执，以至于暴戾狡猾和独断专行、自我中心的个性与毫不动摇追求是不同于凡人的。他精力充沛，目光射人，总是充满自信心地奋斗。但他奋斗中的悲壮气度远重于乐观的情绪。

    “他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贡献，是坚持抗日战争，直到胜利。这不仅对中国是救亡图存的壮举，而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战场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已为举世所公认。另外，他对台湾的经济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但他毕竟是一个专制君主，他的一生是一幕历史悲剧，这一悲剧的导演是封建社会的愚昧、落后、贫穷和君权至上。为避免这一历史悲剧重演，就必须公正、客观地评价社会、民众、个人，决不可把民众当作自己的奴仆，任意摆布。蒋在大陆惨败，原因很多，而最根本之原因，则是其人心尽失军心丢光。而民心之失，则是由于其反动的专制独裁政治和愚民政策。总之是反民主反科学，要个人地位，不要国家和人民。

    “历史无情，人民有智，凡残民以呈的霸道，无不以失败而告终。蒋终于尝到了这个失败的滋味。由于他吸取了大陆失败的教训，实行清官政治，才有了台湾的发展和繁荣；如果实行民主政治，台湾之富强自当效果更加显著。” 

    正是：

        悔改不靠检讨书，

        关键在于真与诚。

        劝君多学刘福军，

        真诚要旨在良心。       

 

第一百十七回

蒋经国开放报禁党禁

李登辉坚持一国两府

    蒋介石身边有两名最最可靠的忠臣。一名就是“文胆”陈布雷，另一名就是武将陈诚。在平津战役后，陈布雷见大势已去，在南京服安眠药自杀而死。陈诚追随蒋介石到台湾，成了蒋的主要助手。但陈诚因劳累过度，身体一贯不好，他到台湾后，被“蒋总统”任命为“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他的健康情况也越来越差。１９６３年底，他不得不因病辞职，并于次年２月病逝。蒋介石提名严家淦接替陈诚为行政院长。严家淦，江苏苏州人，生于１９０５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１９３８年任福建省建设厅厅长。抗战胜利后，被派往台北任长官公署交通处长。１９５５年，继俞鸿钧任台湾省主席。１９６６年，国民党进行第四届总统选举，蒋介石提名严为副总统。严待人接物以宽和忍让为座右铭。台湾人民普遍认为，严“是好人，但不是好官；是好国民，不是好公仆”。

    蒋介石所以挑选严家淦就是为他自己的儿子蒋经国铺路，因为严肯听蒋介石的话，自己没有政治野心。关于严，有一个小故事：严有一个女儿，嫁给了一位姓冷的博士。他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治系主任。有一次，一位美国参议请冷教授夫妇吃饭。在席上，这位参议员问冷夫人的父亲是干什么的，冷夫人回答说：“他是一名president 。”参议员又说：“是什么公司的president ？”冷夫人回答说：“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参议员连声说：“恕我无知，恕我无知。”

    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唯一的亲生儿子，蒋纬国是领养的儿子。１９１０年３月１８日，蒋经国生于浙江奉化的溪口镇，幼时在家读私塾，后到上海进浦东中学。１９２５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后，蒋经国发表公开信，申斥他父亲是“反革命”，但当时在莫斯科的王明和康生等人仍不放过他，说他有“托派”嫌疑，他要求回国，一直没有批准。后被派到石可夫农场劳动，不久又调至斯夫洛斯克重型机械厂当工人，并与女工桂纳结婚。这位俄罗斯姑娘不失为贤妻良母，她后来到中国就改名为蒋方良，她从来不干预她丈夫的政治生活。

    在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向蒋介石承诺，中共愿请求斯大林把蒋经国送回中国。蒋经国在苏联亲自看到斯大林主义的残酷性，他自己也遭到迫害，因此，他回国时已成了一名坚定的反共分子，而这正中蒋介石的下怀。蒋介石认为他对中国事情了解不够，所以就要他研读《三民主义》、《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

    蒋介石决定他儿子应该逐阶梯地上升。１９３８年，蒋经国出任江西赣县县长。他决心大干一场，提出“除暴安良”口号，并要建设一个“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的三民主义模范村”。他自己也的确能刻苦耐劳，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因而在当地获得“蒋青天”的称号。他在江西还办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训练班”，吸收从沦陷区来的爱国青年。１９４３年，他到重庆，任“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而校长就是蒋介石本人。这两个干校的学生后来不少去了台湾，成了蒋经国手下的骨干，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王升和李焕。

    到台湾后，小蒋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掌管台湾的情治，也就是特务工作。严家淦任行政院长后，提升小蒋为国防部副部长。部长为俞大维，他与蒋家是儿女亲家，俞是一位学者部长，本来无意当官，所以他托病辞职，并推荐蒋经国接替自己，于是，小蒋就当了国防部长。

    严家淦任副总统后，他就把行政院长的位置让给了蒋经国。蒋介石死后，严升为总统，但他没有得到党内的地位。１９７５年４月２８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决定保留“总裁”名义，作为对蒋介石的纪念。党的最高领袖改称“主席”。蒋经国被选为党主席。这意味着蒋经国时代的正式开始。

    １９７８年２月至３月，蒋记“国民大会”第六次会议在台北召开，大会选举蒋经国为“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副总统为台湾籍的谢东闵。

    １９８６年３月，国民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政治革新”的口号。蒋经国指定由严家淦、谢东闵、李登辉、李焕等十二位“中常委”组成革新小组，主持革新方案的起草工作。随后，小组提出了六大革新，包括“解除戒严”、“开放政治性结社”、“充实中央民意机构”、“地方自治法制化”、“党务革新”和“改善社会风气与社会治安”。蒋经国于１９８７年７月１４日正式宣布从１５日零时起废除《台湾地区紧急戒严令》。《戒严令》的解除标志了国民党开始对台湾的专制统治的放松，台湾人民开始真正享有自由民主的权利。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开放报禁，也就是新闻自由。当然，台湾今天仍然有贪官污吏，但新闻自由对贪官污吏起了一个决定性的钳制作用。

    同样重要的是开放“党禁”。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８日，台湾党外人士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这是国民党宣布开放党禁的前夕成立的。蒋经国只能顺水推舟，于１０月２５日正式宣布允许组织新党，不过有两个条件，那就是必须遵守宪法，不能搞台独。国民党被迫开放党禁标志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宣告结束，台湾政党竞争时代开始来临。最初，民进党还遵守不搞台独的框框，但随着李登辉的登台，民进党的台独风就刮得不可收拾了。

    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３日，蒋经国因劳累过度，心脏功能衰竭而去世。根据宪法，由副总统李登辉继任总统，也就开始了李登辉时代。

    如果说大陆人民最敬爱最心疼的领袖是周恩来的话，那么，台湾人民最敬爱的领袖就是蒋经国。由于小蒋曾在苏联吃过斯大林主义之苦，他是很懂得人民的疾苦的。《明报月刊》有一篇文章叫《台湾人民何以感念蒋经国》，内称：

    在行政院长任内，蒋经国开始面对台湾人民。他虽有糖尿病之苦，却跑遍台湾全岛，与民众握手、闲话家常，不拘小节地吃台湾小吃，上山下乡，马不停蹄。当了行政院长后，蒋经国的亲民作风更为突出。台湾人民在他身上看到了他与老蒋完全不同的气质。对台湾人民而言，老蒋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一个具有威严的大家长，民众敬仰他，但不可能喜欢他。小蒋则恰巧相反，一般百姓，贩夫走卒，村姑俚妇和老人幼童，都对他有相当好感。尤其是他关心民生疾苦和社会大众的热忱，使曾被日本人和国民党外省人统治的台湾人颇感欣慰。

    从行政院长到总统，台湾真正晋入了“蒋经国时代”。这个时代带动了整个台湾社会与经济起飞，使台湾蜕变为亚洲的一条小龙。尤其是蒋经国推动的十大建设及相关作业，改变了台湾的经济面貌。

    他深切了解到，经济台湾化的结果，必然是政治本土化。他必须抉择政治智丰的政治良心，为台湾开创一个发展民主政治的环境。明智的蒋经国终于废除了行之三十余年的戒严法，反对党成立了，报禁解除了，思想与言论的桎梏不见了。台湾社会迈入了另一个春天。

    台湾人民知道饮水思源，台湾的繁荣、茁壮、富裕、开放和民主自由，乃是和蒋经国同时代同步飞跃的，这就是台湾民众感念蒋经国的最主要原因。

    李登辉，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５日，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县三芝乡的一个农民家庭。１９４１年，台北成功中学毕业，１９４４年台北高等学校毕业，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农业经济系学习，台湾光复后返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农经系，期间曾加入中共地下组织，一年后退出。１９５２年，考取赴美公费留学，在艾奥瓦大学研究农业经济，获硕士学位。１９６５年，时年４２，再度赴美留学，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农经系。１９６８年，获该校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于１９７０年加入国民党。１９７６年，当选为国民党第１１届中央委员。１９７８年，任台北市长。１９８１年，任台湾省主席。１９８４年，被蒋经国选为副总统。１９８８年，在国民党“十三大”上被选为国民党主席。

    李登辉是一名基督徒，他曾发表《我的心路历程与从政感言》一文，自称他信仰基督主要基于三项理由：一是看见社会上的种种不公平；二是遭遇自我的因扰，对自己不满意；三是想到生死的问题，对人活在世界上的目的和意义的疑问。他认为自己之所以幡然悟道，“成为一个生命十足的基督徒”，原因在于放弃了属于生物层次和理性层次的思考进入了“灵”的境界，即形而上的境界，真正明白信仰的真谛。《中央日报》还专文介绍他的信仰说：第一，他注重一个人要有丰富的爱心和光明正大的动机；第二，他主张得失顺乎自然，只要尽了力，一切结果听神安排；第三，他提醒人不要因循观望，要有勇气克服横逆。李登辉十分重视祷告，他说：“在生活中不要忘记了祷告，碰到重大事情发生时更要祷告。”他说，不论公务私事，他常通过祷告，得到上帝的指点，产生了解决问题与烦恼的智慧和启示。

    蒋经国在世时，他的口号是“我是中国人，但也是台湾人。”现在李登辉的口号变成了“我是台湾人，但也是中国人。”他与民进党保持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但他不敢附和民进党的“台独”要求。这不仅仅是一个立场问题，也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问题。因为李登辉是中国国民党主席，他决不能取消“中国”两字。他的标准号召是“一国两府”。一国是指中华民国，两府是指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李登辉说：“登辉认为，民主政治就是责任政治。一个负责的政府，必须要有大公无私，具有高度责任感与使命感的行政人员。今天，国人所期望于本党的，是廉洁的政风，是清明的司法，是高度的效率与负责的态度。我们唯有不断求新、求进、求实，才能不负民众的期望。我们要在开放的社会中，促进公平的竞争，以人人守法的精神，矫正民主的流弊；在法治的基础上，促进公权的伸张；在行政革新的前提下，使国家建设能彻底的落实，使三民主义民有、民治、民享的目标，能具体的实现。

    最重要，也是登辉所要特别强调的：我们一切努力的目标，在以坚决的反共立场，求取中国的统一富强与全体中国人的自由幸福。为达成这一目标，我们在精神上，要有拥抱全中国的胸怀，反对褊狭的地域观念与任何分离意识。我们必须团结一心，同为反共救国大业而奋斗。我们有能力、有经验、更有信心，依靠本党三民主义的理想宏观，必然可以引导全民，建设一个民训、均富、统一的新中国。 

    我们有两百万忠贞团结的同志，更有亿万期盼重沐三民主义光辉的大陆同胞。今后我们要注意加强的，就是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科学方法与态度。登辉深信：‘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只要我们自己争气，不自欺，认清现实，坚持理想，遵循蒋故主席经国先生给我们指出的方向南针，继往开来，‘努力面前的，向着标竿直跑’，大家一心一德，贯彻始终，我们相信，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本党国民革命的任务，一定可以在我们手中完成。”

    但李登辉在卸任后终于成了一个“台独派”，甚至胜过陈水扁。

正是：

        书生李登辉，

        满嘴糊涂话。

        不是不聪明，

        只为政治耍。

 

第一百十八回

 

毛夫人悬梁自尽

小瘪三代拟遗书

  

    江青被捕后，大诗人郭沫若立即填了一首《水调歌头》：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梁。

             野心大，

             阴谋毒，

             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

             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

             拥护党中央。

    郭沫若把江青说成是白骨精，是她迫害红太阳毛泽东。这个估价与周恩来对江青的估价显然是不同的。周恩来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７日在群众大会上讲：“同志们，战友们，我在这里要提几句江青同志战斗的生平。你们要晓得江青同志是经过战斗的年月的，特别是３０年代，她当初当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时候，就遇到叛徒、假党员、国民党反动派对她的迫害。她在那个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就有鲁迅那样硬骨头的勇敢，对迫害、压迫、诽谤的人进攻。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值得我们学习的文章。至于一些反动派的诽谤，他们写的那些坏东西，那不是江青同志的黑材料，是黑帮分子收集的台湾、香港的黑材料。所以我们要追究这些人。那些材料没有什么了不起，那些都是诽谤的材料嘛，鲁迅也是遇到过嘛。江青同志既搞地下工作，又搞文艺工作，非常不容易，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敬佩的。

    “从抗日战争时，江青同志到延安，成为我们毛主席亲密的战友、勤恳的学生。她确实是紧跟毛主席、好好学习毛主席的书和思想的，所以在她身体不好的时候，也非常勤恳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听毛主席的报告。后来还参加了我们的解放战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我们就看出江青同志的表现嘛。六四年戏剧革命八个样板戏，到今天还是辉煌灿烂。在中央文革中，江青同志很严格地要求自己，也是严格要求同志，用毛泽东思想的尺度标准来检验每个同志，分清敌我界限。当是同志的时候，她非常诚恳地帮助同志，当是叛徒、坏分子的时候，她就勇敢地端出来，这种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们再看张闻天夫人刘英的回忆录：

    在苏联，我一直同贺子珍在一道。经过一年多治疗休养，我的肺病、肠胃病有很大好转，人也长胖了。她的情况却反不如前。她到苏联后，生下一个男孩，养不到六个月不幸夭折了。她伤心之极，天天到坟上去哭。毛主席又不写信给她。收到过一封信，只有三言两语，望你好好学习之类，所以她精神上非常苦恼。但她又很傲，不肯主动写信给毛主席。

    我回到迪化时，就听说毛主席同江青结婚了，回到延安一问，实有其事。闻天也没有跟我细说。１９３７年１１月，我去苏联时，毛主席嘱托我，政治上要帮助贺子珍，要让她多读点书。当时，毛主席还无意同她离异，而是有心言归于好的。

    我走进毛主席的窑洞，江青接待十分殷勤。我向毛主席谈了贺子珍一年来的情况，我说，你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好。

我对贺子珍是爱怜的。她1８岁在永新城遇到毛泽东，两人一见倾心，她就离开父母跟着毛主席上了井冈山。她文化素养确实低些，连着生孩子，也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脾气也不大好，常常干扰毛主席，有时争吵起来贺子珍还忍不住动手。所以在他们的婚姻上，我觉得两人确实不大匹配。现在看到江青成了毛主席窑洞里的人，毛主席言谈中也表现出满意的神色，我随口对毛主席说：“你身边确实需要有人照顾。你同贺子珍也实在合不来。”听我这样说，毛主席兴奋极了，把大腿一拍，连说：“刘英同志，你才是真正理解我的人啊。这事不少老同志反对哩，你要给我做解释，做宣传。”

    回到家里，我同闻天讲了去看毛主席的情况。闻天连忙说：“你可不要管，江青的事你不要管。许多老同志有意见，不是反对毛主席同贺子珍离婚，而是不赞成他同江青结婚。原在北方局做秘密工作的王世英同志，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写了一封信给中央，说江青在上海桃色新闻很多，毛主席同他结婚很不合适。信上签名的人一大串。根据地也有打电报、写信来的。意见都集中到闻天这里。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也向闻天反映，希望闻天劝说。闻天了解毛的个性很强，认准了的事很难回头。但是大家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考虑再三，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信是警卫员送去的。毛读罢大怒，当场把信扯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在供销社摆酒两桌，闻天自然不在宾客之列。

    正是：

        只因提意见，

        不得吃喜酒。

        好个大人物，

        小事犹记仇。

    现在再介绍作家李辉写的一篇文章，题为《郁风与蓝苹》：

    当年住在上海吕班路上靠近环龙路的拐角的人，如果好奇，从１９３５年秋天起，一定注意到了每天有一些固定的年轻女子，从这里的一家洗染店里进进出出。就是在这样一个简陋的不起眼的地方，一个由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所策划、组织的外围组织－－上海青年妇女俱乐部，有声有色地活动着。郁风属于创办这个青年妇女俱乐部的人。

    在俱乐部刚刚成立时，蓝苹就经陈波儿介绍成为会员。当时，她因出演话剧《娜拉》而开始出名，又新近进入电通影片公司当演员。电通是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一家电影公司，集中了袁牧之、陈波儿、王莹、王人美、应云卫、聂耳、唐纳等著名人士。据郁风回忆：

    “这些人中只有我年龄最小，只有１９岁。蓝苹比我大两岁，在俱乐部几个人比较起来，她似乎更愿和我接近。每次散了会，她常和我同路走在霞飞路上，一面走，一面有说不完的话。当时，她也到善钟路我家来找我，再一同走到吕班路去。蓝苹参加我们的俱乐部，把我当政治上比她幼稚的小伙伴，有一次，她神秘兮兮地告诉我如何对付特务的退踪之类。

    “我印象中她非常敏感，求知欲很强，一双富于幻想的大眼睛常常专注地直瞪着你说话，在生活中像入了戏。我当时认为她是个很有希望的好演员。”

    １９３６年，青年妇女俱乐部参与轰动上海的“三八节”大集会和游行活动，郁风担任游行队伍总指挥，蓝苹也是一个活跃人物。俱乐部要在北四川路青年会搞一次游艺晚会纪念三八节。郁风和吴佩兰在参加完筹备会并领取任务之后，回到俱乐部和陈波儿、蓝苹等人商量，决定演出只需要一个女主角和两个配角的独幕戏《婴儿杀戮》。蓝苹一口答应扮演剧中杀死自己婴儿的失业女工。从排戏到张罗服装道具布景灯光等，都由她主要负责。那天，集会和游行是成功的，游艺晚会同样成功。对于郁风、蓝苹这两个俱乐部的伙伴来说，这个日子都是很重要的。

    ９０年代，远在澳大利亚的郁风，听到江青自杀的消息后，没有太大的震惊。她愿意以一种客观、平静的心情来回想往事，来评说蓝苹：

    “她当时的出名，与其说是由于作为一个明星的地位，不如说更多的是由于这些闹得不可开交的绯闻。自然，绯闻也不是她为出名而有意制造的。她确实想用功夫演好戏，甚至对电影兴趣也不大，只是一心一意要在舞台上大显身手。虽然她是属于那种底子不厚却心比天高的女子，但我敢说她绝对没有想到日后会把整个中国当作大舞台，叱咤风云，演出惊天动地、遗臭万年的大戏。许多人后来谈到或写到江青，都是谈虎色变，说她是个野心勃勃、阴险狠毒、自私无情、虐待狂地玩弄男人的女人。说实话，我可没有看出来。但是，蓝苹远远不是江青，从蓝苹到江青，从１９３９年成为毛泽东夫人直到成为‘文革小组’组长，旗手，是有个复杂的渐变过程的。”

    这个过程，就是她长期受了毛泽东的政治薰淘，成了一名政治人物。

    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３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

    “被告人江青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２８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１０２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１３８条诬告谄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

    “本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９０条、９２条、９３条、９８条、１０１条、１０２条、１０３条、１３８条、和第２０条、４３条、５２条、５３条、６４条，判决如下：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江青在秦城监狱呆了１０年，因发现有癌症，被准保外就医。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五日，江青在北京酒仙桥的住处高烧不退，因而被送进公安医院。与其它病人一样，江青要填写住院单。这次，她写的名字是：“李润青”。这再一次表明她对自己和毛泽东婚姻的怀念之情。“润”是毛泽东早年的使用的字，“李”是江青的姓，“青”则是江青的“清”。三月十八日江青高烧退了，体重减了几磅。她被转到“一套病房”接受住院治疗，病房内有卧室、卫生间和起居室。医生再次建议给她的咽喉施行手术，但她拒绝了，同时轻蔑地说：“我就不信你们敢不小心翼翼地对待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在她日趋虚弱的时候，江青更常常想到毛泽东。她在枕边保存着毛的手迹，衣上别着毛的像章，床头柜上放着一张江青和毛泽东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晨，当新的一天开始时，她都要背诵毛的诗词或阅读毛的《选集》。清明节到来的时候，她要求去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堂，同时要求允许李讷带一卷白纸到公安医院来，她可以给毛做一个花圈。但她的这两项要求均遭到拒绝。

江青觉得，应该抓紧时间撰写她的回忆录。每天早上，读过毛的书后，她就坐在摆有纸和笔的小桌旁。情绪高兴时，为了修正历史的记录，她还会就自己正在写作的手稿题目征求护士的意见。“《毛主席的忠诚战士》怎么样？”她问护士，或者：“《献给毛泽东思想的一生》！”她还会想到更富有挑战的题目：“《打倒修正主义，建立新世界》。”

五月十日，江青当着众人的面撕碎了她的回忆录手稿，并要求到酒仙桥她的住处去。这一举动使周围的人大吃一惊，但是没有允许她这样做。五月十二日，因为听了江青的情况，李讷和她的丈夫来到医院看望江青，但江青拒绝见她们。五月十三日，她在一张《人民日报》的头版一个位置上潦草地写着：“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二十五年前的今天，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三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新的斗争路线，同时江青任命为权力很大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负责人。

五月十四日凌晨一点三十分，护士离开江青的卧室。将近三点的时候，虚弱的、绝望的江青从卧室爬到卫生间。她用几个手帕结成一个绳套，套在浴盆上方铁架上。她用被和枕头垫在下方，以便自己能够得到打结的手帕。她将头伸进绳套，接着又踢开身上的被子等物……

三点三十分，一名护士进来，发现她已吊在浴盆的上方。其他的护士和医生匆忙赶来，但已经太晚了。这位曾经集演员、政治家、文艺女皇和毛泽东妻子于一身的“白骨精”，在她七十七岁的时候死去了。她的尸体重一百零四点七磅，比三月十五日进这家医院时轻了三点一八磅。

中国官方公布的消息称，江青自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一直是保外就医，事实上，在这个日期之后三个月，司法部一发言人还说，江青年初曾提出希望离开监狱改为监外服刑的请求被驳回，一九八八年，官方新闻媒介几次提到江青仍在狱中服刑。一九九一年一月，一份大陆报纸在报道江青的近况时还说：“她被关在一间二十平米的小屋里，房间装上特制窗户，以使透进光线，同时，警卫也可以看到她，而她是什么也看不到的。”无论江青从监狱到医院，还是到软禁，这中间怎么来回转换的，说她自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起一直就是“保外就医”，这是不确切的。

三十年代，因为与唐纳发生纠纷，江青谈到过自杀。一九七六年被捕后，绝望使她再次产生自杀的念头。一九八四年九月，因拜谒毛泽东纪念堂的请求被拒绝，江青曾把一根筷子插进喉咙，因为发现及时，被抢救过来。一九八六年五月，因为对处境不满，她曾用几只袜子结成一个绳套，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她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感到了绝望，对自己的咽喉癌，以及对自己的处境和前途，对自己与女儿的关系，等等，这种心情同时又受到负责她这一案件或看守她的人的刺激。除此之外，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江青已经在精神上做了准备，以结束自己的生命，她认为邓小平已经放弃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绝望的心情加上她的“对毛的忠诚”等个人的政治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她认为，中国已经没有希望，她自己也已毫无前途，因而走上这条道路并不奇怪。

１９９１年５月的一天，她不堪癌症的痛苦，悬梁自尽。留下了如下的遗书：

    在我临走之际，我要说几句话。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主席的声誉。你们把我定为反革命分子，主席岂不是成了反革命分子的丈夫？你们将来怎样去向主席交代呢？

    １９３９年，出于爱国，出于对共产党的崇敬，我从上海到了延安。当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子，不懂得政治。自从与主席结缡以来，我无时无刻不尽心竭力，向主席学习，主要是学习政治。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主席谆谆教导我，无产阶级的政治就是阶级斗争，除了阶级斗争就没有政治。

    不错，主席不时要批我。我底子浅，犯错误在所不免。但主席明确地肯定“江青对文化大革命有功”，主席也屡说：“谁反对文化大革命，我就反对谁。”请问谁比我更忠于主席的路线呢？你们不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反对者吗？

    主席在给我的密信中早就预见今日的局面。主席说，右派可能会夺权，但你们的日子不会长。“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没有悲观，自会有人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最后，我要向卡斯特罗学习，宣布“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正是：

        江青遗书无处找，

        上海瘪三代拟草。

        莫道此为游戏笔，

        假当真来假亦俏。

 

 

第一百十九回

 

华国锋支持“两个凡是”

胡耀邦研讨“真理标准”

 

    １９７７年７月１６日至２１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即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邓小平表态说：“坦率地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有私心杂念。”

    １９７７年８月１９日，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会产生了新的领导：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华国锋大概是中共主席中最诚实、私人生活最正派的人。就“德”而论，他可以说是党内第一人，但作为非常时期的党主席，必须要德才兼备才行，但他的资历和学识显然不足以应付当时极为复杂的形势。

    华国锋是冒着抗日战争的炮火走上革命道路的。当家乡山西交城县遭到日本皇军侵占，他扛起土枪上山打游击的时候，还是个不谙世事的１７岁青年。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进入中共的最高领导层。然而，一个人的命运，常常由偶然性的因素所摆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党中央命令山西省调部分专访干部随军南下。华国锋先到湖南湘阴县，后任湘潭县委书记。“华政委”便由此扬名。１９５４年，升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

    １９５５年７月，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之后，华国锋写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等三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路过湖南时，特意接见了作者华国锋。于是，湘潭成了湖南省的“标兵”。不久，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特邀华国锋作为列席代表，在会上介绍湘潭专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称他为“父母官”，夸奖他是个“老实人”。１９５９年盛夏，毛泽东南行，途经长沙，华国锋陪同毛泽东作湘潭之行，毛写下了“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国三十二年前”的怀乡诗。接着，毛泽东亲自提名华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此后，毛泽东每至湖南，华国锋总是虚心求教，毛泽东常当人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

    华国锋语言不多，思想深沉。他忠于领袖的纯朴感情，忠实细致的工作作风和憨直自谦的态度，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因此，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从上海调来王洪文的同时，也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党的十大后，华国锋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

    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后，首先就碰到一个“批邓”的问题。当时毛还在世，华传达了毛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意见，他要求“深入揭发和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１９７６年４月３０日，华国锋向毛汇报时，毛泽东给华写了三条指示：

          慢慢来，不要着急。

          照过去方针办。

          你办事，我放心。

    早在１９７２年时，汪东兴就宣布过“凡是经过毛主席批示的文件，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不能动。”１９７７年１月，华国锋指示写作班子把“两个凡是”写进他的讲话提纲里。当时的表述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２月７日，负责宣传的汪东兴命令两报一刊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在“两个凡是”的思想基础上，华国锋实际上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持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但当时全国人民的要求是希望邓小平出来主政，特别要求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两个凡是”却堵塞了这条道路。

    想办法解开这个死结的发动者是胡耀邦。胡耀邦湖南浏阳县人,１９１５年１１月生于一个农民家庭。１９２９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３３年转为共产党员。１９３４年参加了长征，在攻打娄山关战斗中负伤，他的身上后来一直留着敌人的弹片。到达陕北后，他先后担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从１９５２年起，他长期主持团中央的工作，先后担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１９６４年后，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到了严重的迫害。１９７５年才重新出来，主持了中国科学院的工作，并主持制订了有名的《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他当时任中央党校的副校长，是党校的实际负责人。他要求党校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这是一个当时没有人敢碰的问题。胡耀邦说：要研究，不研究怎么行，要解放思想！他提出写历史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在胡耀邦的主动下，５月１０日，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予以发表，次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也全文转载。文章指出：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封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而只有蒙昧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

    汪东兴对这篇文章很为恼火，他说：该文“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不能这样干。”邓小平起先没有注意到这篇文章，后来听说有人反对这篇文章，才拿起来读。他马上发表评论道：“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板不倒嘛。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邓小平的讲话使坚持实践标准的同志们受到巨大的鼓舞。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华国锋就“两个凡是”作了检讨。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讲话。他指出：

    第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关于真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第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邓小平指出：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制止。

    接着，１２月１８日至２２日，召开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对新时期的政治路线作了重新概括，这就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且立即动员起来，群策群力，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这一战略决策，解决了党从１９５７年以来没有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实际上是确认了党的八大１９５６年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估计，而且有发展。

    全会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左”的错误方针，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

    全会还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认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全会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于法律和制度，忠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邓小平后来又反复说：“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先生说：“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曾经有过一个会议，叫做遵义会议，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地位，可以说，跟民主革命时期的遵义会议可以对比，可以相同。１９３５年遵义会议，是在党的工作、军事工作、军队都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举行的。遵义会议只过了１４年，中国革命就得到了辉煌的彻底的胜利。在作为一个历史转折点这个意义上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有点类似于遵义会议。在社会主义的万里长征中间，我们经历了各种挫折、曲折，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以后我们找到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好像在遵义会议以后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革命道路一样。”

    会议闭幕后，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决定人事问题。决定设立中央秘书长，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不再兼任组织部长），免去汪东兴的所有各项兼职（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办主任、警卫局长、党委书记、８３４１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政治局举行了９次会议，讨论向六中全会提出人事更动建议。华国锋在会上提出要求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党内的其他职务。政治局最后通过三项决议：一、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二、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同志为军委主席；三、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都不用正式名义。

    六中全会决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并改选华国锋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到１９８２年中共十二大时，华国锋没有能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但他仍当选为中央委员。在笔者落笔时，他仍然是中央委员。华国锋是一个过度性的人物，他的错误深深印着时代的烙印，不能简单地归于他个人。

    正是：

        诚实可爱华国锋，

        共产党内显姿丰。

        只恨政治多变幻，

        劝君切莫登高峰。

 

第一百二十回

 

胡耀邦大力平反冤案

胡绩伟畅谈党报内情

真理的标准是一个闸，毛泽东长期以来霸占着这个闸，现在闸门一开，滔滔长江水就开始出来灌溉已经干枯了的万顷良田，从而长出了无数的花果。“牛鬼蛇神”一夜间变成了真正的人。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０日，胡耀邦走马上任组织部长。他立即提出平反冤假错案，实现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方针。胡耀邦的勇敢措施触动了极左路线在组织、干部问题上的重大禁区。原中央专案组的某些负责人勃然大怒，甚至破口大骂：“胡耀邦翻案风如此猖獗，都翻到我头上来啦。”

    面对压力和恶意的攻击，胡耀邦以彻底唯物主义者的大无畏勇气，开始了有力的反击。他在多次会议上强调：落实干部政策决不是可有可无、可做可不做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党是不是实事求是，是不是是非分清问题，是不是真正坚持原则的问题。９月２０日，胡耀邦再次指出：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总之，对待一切案件，都要尊重客观事实，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

    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扩大化，酿成了５５万人被划成右派的悲剧。绝大多数“右派分子”属错划之列，相当一个多数是一些富有才华但在政治上并不成熟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长期在政治压抑、感情委屈中求生存，大好年华付诸东流。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国家和人民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９月１７日，中共中央强调指出：做好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人的安置工作，落实党的政策，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过去错划的人，尽管事隔多年，也要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改正工作。１０月１７日，中组部在胡耀邦亲自主持下，专门成立了审查改正右派工作办公室，统领和指导全国的改右工作。到１９８０年底，全国共改正错划的右派５４万人。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是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重大步骤之一和第一步。此举在国内外、党内外都引起了巨大反响。

    接着是全国性的一系列拨乱反正。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６日，转发中组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１９７９年１月４日，转发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关于建议为“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７日，转发统战部《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７日，中共中央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２月２６日，文化部党组关于为“旧文化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的错案彻底平反的决定；３月９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关于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报；３月２８日，中共中央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的通告；６月８日，转发中组部《关于陆定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６月２９日，中共中央同意北京市委《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８月４日，批转中组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通知；１９８０年１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关于为谭震林同志平反的通知；２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关于为“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２月２９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９月２９日，批转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１０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１０月２３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１９８１年３月９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关于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此外，北京市委宣布：１９７６年清明节的“四五运动”完全是革命行动，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据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７７年底到１９８２年，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较大冤假错案达３０余件；大约３００万名干部被洗刷沉冤，恢复名誉；４７万共产党员恢复党籍；成千上万无法用数字表示的人民群众，被解除了与冤假错案的株连，摆脱了“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的精神状态。

    这是一次对极左路线的政治大清算，在客观上宣告了极左路线在人民心中的灭亡；这是一次中国共产党对自身错误的大反思；这是中国共产党摆脱徘徊，走向复兴之路的最果断、最重要的举措。

    毛泽东统治下的冤案在真理的照耀下，绝大部分获得了平反。在这场有关真理的斗争中还有一个人不声不响在那里起了作用，那就是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他在党报工作了五十年，最后留下了一部极为精彩的《报纸生涯五十年》，其中写道：

    总之，共产党的党报容不得半点人民性；而党报如果真要这种百分之百的党性，也会同完全丧失人民性的党一样，只有越来越处于同人民对立的地位。

    １９５７年４月１０日，毛主席把邓拓和我们几位副总编叫到他的卧室，进行一次“伟大”的训斥。完全没有想到，邓拓同志想让《人民日报》有自己的头脑，试图对毛主席的话作一点点独立的思考，竟然受到那样严厉的抨击。

    当时，正是毛主席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座谈会议上的讲话》的两个报告以后，毛主席十分气愤地批评《人民日报》“按兵不动”、“无动于衷”、多半是同中央的精神唱反调，是抵触，是反对中央的方针。骂邓拓同志是“死人办报”、“占着茅坑不拉屎”、“我看你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还骂我们几位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

    毛主席躺在床上，我们围坐在他的床前，我第一次进他的卧室，满屋子都是书，窗台上、床上都推着书。真是一个大学问家。可是骂起人来却那样蛮横无理，完全不像一个有修养的知书识礼的人。其实，当时邓拓哪里有那么大的胆子“按兵不动”呢？我们作了宣传计划，还写了宣传文章，都压在胡乔木手里。

    说邓拓“无动于衷”吗？以后想起来，他是“有动于衷”的，只是他比我们更有远见，更了解这位伟大领袖。他不仅看出了毛主席这番话很快会变，而且还很可能潜伏着一场“引蛇出洞”的灾难。因而，他当时用自己的脑子进行了一些独立思考。而我们在当时听了毛主席的报告后都觉得很受鼓舞，认为区分两类不同矛盾，我们国家就在有希望了，我们挨打受气的知识分子也有可能抬起头来了。以后的事实证明，邓拓的忧虑是完全正确的。紧接着毛主席两个报告而来的，是反右斗争；公开发表的《讲话》对原来的讲话作了原则性的修改。所以，邓拓可以称得上是对“引蛇出洞”的阴谋有预见的人物之一。

    在那次的召见中，当毛主席问我们有什么意见时，我说：《人民日报》很重要，最好有一位政治局委员来《人民日报》坐镇。现在想来，我的话也实在幼稚。你以为中央委员就敢于独立思考了吗？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有一点独立思考，得到的就是那样惨绝人寰的悲惨下场。

    经过血迹斑斑、头颅处处的文化大革命，我才算有了比较深切的觉醒。但我仍然跳不出党性和人民性矛盾的圈子，决心擦乾自己的斑斑血泪，下狠心探索出一个解决这一矛盾途径。

    １９７５年初，邓小平复出之后，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经过胡乔木的帮助，我调进了研究室。当时，我已经下定决心永远离开《人民日报》，永远告别新闻工作。但不久，华国锋的党中央要我回《人民日报》。我对华说，我水平低，担当不起这个工作。他说：“难道你连那位草包还不如吗？”我当然不服气。这样，我就当上了《人民日报》总编辑。

    可是，不久，华国锋就知道自己选错了人。我胡绩伟早已不是当年领导心目中的那个人，我不再是一个以听话著称的胡绩伟了。

    １９７７年２月，鼓吹两个“凡是”的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已由中央正式批发了下来，而且规定“六日广播，七日见报”。社论刊出后，报社的编辑普遍反对，全国各地更是来信来电，质问我们为什么发表这样的社论？尽管同志们很体谅刚刚回来工作的我，但是已经“初醒”的我，却不能原谅我自己，我的心情很痛苦，立志要雪洗这个耻辱。

    我们考虑，既然马上为邓小平同志和天安门事件平反有困难，就应当另外找突破口，而纪念周恩来总理总是可以的。只要这件事办好，就可以起到“一箭三雕”的作用。但主管宣传的汪东兴却不让在社论里说总理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恰好，外交部写的纪念文章中还是有这个评价。于是，我们决定顶着干，把文章照登了。

    果然，汪东兴大发雷霆，说：“党报不听党的话！”我们还派出记者，专门调查了天安门事件真相。写出了题为《在天安门事件中的阴谋活动》的报告，正式送报中央。主管宣传口的耿飙同志看后很高兴，说：“天安门事件可以平反了。”但这个材料一直被压下不发。不过 ，它早已不胫而走，在群众中流传开来了。

    １１月１６日，《人民日报》用《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这个醒目标题，登载了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消息。全国为此而欢腾。我们紧接着又用了大量篇幅在１１月２１日和２２日刊登了《天安门事件的真相》。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这个案子才算完全翻了过来。

    拨乱反正的第二大战役就是“真理标准讨论”。１９７８年３月２６日，《人民日报》第三版登载了一篇思想评论文章《标准只有一个》，提出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时候，南京大学哲学系的胡福明同志给《光明日报》投稿，阐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后来，在胡耀邦同志的亲自指导下，对稿子作了一些修改。本来，这样的好文章应该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才好。但耀邦同志为了不与党的组织纪律发生正面冲撞，考虑到社论要送汪东兴审查，势必被扣，于是耀邦同志创造了一个“特约评论员”的名义，由《光明日报》首先发表，《人民日报》转载。上面清查下来，还可以减轻《人民日报》的责任。

    这篇文章发表后，轰动了全国。胡耀邦同志又组织人写了一篇文章，得到了当时总参谋长罗瑞卿同志的支持，罗对文章改了几遍，决定先在《解放军报》发表，然后由《人民日报》转载。这就是那篇有名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全国各地报纸纷纷转载以后，一个在理论上真正扭转几十年个人迷信和党内教条主义，在政治上彻底否定文革，为邓小平同志回到政治舞台中心铺好基石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正是：

        报坛打滚五十年，

        终悟新闻自由味。

        什么导向和党性，

        说来实在太无谓。

 

 

第一百二十一回

要吃米找万里

要吃粮找紫阳

    毛后的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的创始人有两个，他们是万里和赵紫阳。万里，１９１６年生于山东东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１９３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东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任中共东平县委书记。１９４１年后，任冀鲁豫区党委第二地委，１９４７年后，任冀鲁豫区党委委员，１９４９年南京解放后，任南京市军管会经济部部长，１９５８年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等职，在文革中受到了严重的迫害。１９７５重新出来任铁道部部长。１９７７年６月，中共中央任万里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安徽地处江淮腹地，是一个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占９０％以上，是个闻名中外的贫困区。流传数百年的凤阳花鼓唱道：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牛羊，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毛统治的三年困难期，安徽省非正常死亡的人达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

    解放已经三十年了，但安徽省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万里来到安徽后，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关心农民生活。他不相信“形势一片大好”的汇报，他要亲自作实地调查。万里下乡调查的特点是不事先打招呼，不带随行人员，想到那里就到那里，随时随地同群众进行无拘束的交谈。

    以讨饭闻名的“花鼓之乡”凤阳在安徽省贫困地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万里把这个县作为他的一个点。他在安徽期间，最少去过凤阳５次。１９７７年冬天，省里不断收到江苏、浙江、上海、福建等地来电，要求派人去接“盲流”。那年冬天，仅凤阳县，其外流人口就有１３０００人。万里对大家说，讨饭是个客观存在，原因是吃不饱，吃不饱是因为生产没有搞好。为什么生产没有搞好？这个问题必须弄清楚。

    经过三个多月的调查研究，酝酿讨论，于１９７７年１１月制订出了《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条），下发全省各地农村执行。这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件。它是清除毛泽东极左思想流毒，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信号，实际上中国农村改革是从这里拉开了序幕。

    万里关于要尽量把生产搞上去的指导思想和对“大包干”的肯定，使凤阳的干部和群众思想得到启发，他们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继续不断地在探索中前进。１９７９年春天，在全县实行“包干到组”的同时，梨园公社最穷的小岗生产队，实行了“包干到户”。

    事情是这样的：１９７８年冬天，这个只有２０户人家的生产队，划成４个包干组，干了不多天，组里又产生了新的矛盾，于是每个组又发叉，全队又分成了８个小组，每组只有２－３户，差不多都是一个门儿的，有的是父子组，有的是兄弟组。可是没干几天，又有吵架的。于是有的社员说：这样干不好，干脆“包干到户”，大家一致同意。生产队副队长闫宏昌说：“如果大家能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就同意“包干到户”。第一，夏秋两季打的头场粮食，要先把国家的公粮交齐；第二，我们是明组暗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对上级和队外任何人讲。有位老者说：我看还要加一条。今后如果队长因此而坐班房，他家的农活由我们全队包下来，小孩由全队养到１８岁。大家表示同意。于是，连夜抓阄分牲畜、农具，丈量土地，一个早晨就全部分好了。

    但没有不透风的墙。４月初，县委书记陈庭元到小岗检查工作，公社干部向他汇报小岗“分田单干”、“搞资本主义”。陈与小岗群众谈了以后说：“他们已经穷灰掉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全县有２０００个队，就算搞资本主义，也搞不到那里去。已经分到户了，就让他们干到秋后再说吧。”就这样，小岗的“包干到户”幸存下来了。

    由于“包干到户”任务明确，生产更灵活，利益更直接，效益就更高。到年底，小岗生产大丰收。全队全年粮食总产量达１３．３万斤，是上年的４倍。这个合作化以来２３年中从未向国家贡献１斤粮食的“三靠队”，１９７９年包干到户一年，就向国家交粮６５０００斤，油料２万斤。第一次归还国家贷款８００元。社员收入大大增加，平均收入为４００元。小岗人不讨饭了，人人心里高兴。他们说：“大呼隆”干了２０多年，越干越穷，“包干到户”一年就治好了“穷”病。

    １９８０年１月，万里来到小岗挨家挨户看了一遍，只见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容器都装得满满的。万里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有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坚决支持你们。”“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万里小岗之行，肯定了“包干到户”，使凤阳县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进一步迅猛发展。１９７９年，凤阳全县粮食总产量达４４０００万斤，比１９７８年增长４９％，人均收入达１５０元，比１９７８年的８１元增长８５％。

    但当时的农业部长是陈永贵，“学大寨”的调子没有唱完。安徽的“包产到户”与“学大寨”的穷过渡是南辕北辙。万里制定的《六条》与中央４９号文件是不一样的。其中最突出的是：４９号文件强调“穷过渡”，而《六条》强调的是尊重生产队自主权，搞好按劳分配，种好自留地等等。“包产到户”到底姓“社”还是姓“资”，看法不一，争论十分激烈。

    万里说：现在有人说我们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在搞“复辟资本主义”，是“反对学大寨”。我们没有大寨那样的条件，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靠“开小灶”、“吃偏饭”培养起来的典型谁能学得了。你说你是大寨经验，我说你是极左的样板 。我们学不了他们，也不想学他们。我已经宣布我们省不组织人去大寨参观。我们必须从我们的实际出发，从我们现有的条件出发。当前我们的实际，就是要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解放３０年了，还有那么多人吃不饱饭，还有大批群众外流讨饭，这能说得过去吗？我们现在虽然还很穷，还很困难，但是，我相信，只要政策对头，我们会很快改变面貌的。

    １９９４年，万里对新华社记者张广文说：农村改革这场斗争太激烈了。当时对安徽不表态就算是支持了。中央各部委和各省级领导中有几个支持的？中央各部委中，农委和农业部反对得最厉害。这也难怪，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写进了宪法的；三中全会通过的两个农业文件还明确规定了两个“不许”，搞包产到户是违反宪法，违反两个“不许”的。

    当时流行一句话：“领导要方向，群众要产量”。包产到户效果非常显著，广大农民不仅是拥护，而且是迫切要求。小平同志开始没有表态，我从安徽回来多次向他汇报，他表示同意，可以试验。出了成果之后，他分开表示支持。在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他讲话了，支持了包产到户。这个讲话对农村改革是个巨大支持和促进。陈云同志对包产到户也是支持的。１９８０年春，我从安徽回来，陈云同志见到我，他合掌抱拳，高兴地说：“万里同志，我完全赞成你们在安徽农村的那些做法。”胡耀邦同志对我们一直是积极支持的，１９７９年他讲“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就是个公开表态。赵紫阳同志也是支持的。连续五年，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五个“一号文件”，都是在他们的领导下制订的。

    群众为什么那么喜欢包产到户？因为政治上民主了，自由了，经济上实惠了。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这是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是他们的发明创造。农村过早地否定家庭经济，是不得民心的。搞公社化，搞穷过渡，严重脱离实际，对农民是个剥夺，使农民不仅失去了种植自主权，自身劳动支配的自主权，而且又失去了产品支配权。不仅种什么，连怎么种，都要上边说了算；而且自己生产的粮食，自己不能支配。人民公社化，使农民失去了自主权，连吃饭的自主权都没有了。广大农民没有办法，只好消极反抗，于是出现了八亿农民大怠工，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以致三年困难时期大量农民“非正常”死亡，教训是沉痛的！

    我不赞成在农村搞所谓“社会主义教育”，主张对农民要进行基本路线德育，目的是把生产搞上去，这是得人心的，农民是欢迎的。不能老是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子，动不动去教育农民。农民创造出联产承包责任制，把生产搞上去了，为中国农村，为发展生产，为社会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什么还要整人家？你的工作队有什么资格去教育人家？

    正是：

        三自一包，

        民心所向。

        何来专横，

        胜似魍魉。

        饿死千万，

        硬不认账。

        批彭大罪，

        欲盖弥彰。 

    赵紫阳，河南滑县人，１９１９年生于一个小地主家庭。１９３２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３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滑县县委书记等职。１９４５年时为平原分局第九地委副书记。同年春，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邓小平在山东冠县召开土改座谈会，赵紫阳在会上发了言。邓小平充分肯定了赵紫阳关于滑县的经验总结，并决定将这一成功的经验向全大区推广。这是邓赵的第一次见面和交往。２６岁的赵紫阳的精明干练，给４１岁的邓小平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经邓小平批准，赵紫阳的报告长文被刊载在《平原》第二期上，作为学习参考资料在大区内发放。１９４７年后，任中共桐柏区委副书记，南阳地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华南局工作，最后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是陶铸的最得力的助手。赵在广东呆了１５年之久，广东与香港相邻，因此他比较熟悉香港，加上陶铸是一位党内比较开明之士，所以赵的思想也是属于开明派的。陶在文革中被斗死后，赵当然也跟着被贬。１９７５年１０月，经邓小平提议，毛泽东同意，赵紫阳被任为四川省党委第一书记和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还兼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关于四川，自古就有两句话。一句是就地理位置而言的，叫做“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一句是就人事而言的，叫做“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毛泽东死后，尽管政治局势日益好转，赵紫阳在四川所面临的经济局面却是非常严峻的。由于“大跃进”的折腾和“文化大革命”的大灾大难，使得素有“天府之国”美称的四川到１９７６年时已经满目疮夷，民不聊生。

    １９７６年，四川全省的粮食总产量为５０８亿斤，其中水稻仅２５３亿斤，其他为杂粮。农民人均年收入为５３．６元，明显低于全国６３．４元的平均水平。四川农民全年人均口粮仅３６９斤，比全国农民的人均口粮低４０斤。在文革后期，四川许多农村已到了破产的边缘。在一些地方，四川的一个农村姑娘，只值几十元人民币或一、二百斤粮票。四川一亿人的吃饭问题是摆在赵紫阳这位第一书记面前的首要问题。

    为此，１９７７年上半年，赵紫阳走遍川西平原、长江两岸及边远山区的三十多个县市，作实地调查研究，摸索增产粮食的办法。在当时，还不允许公开搞联产责任制或包产到户，而只能继续使用“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但在赵紫阳的主持下，四川加强了对农村的经营管理，改善了按劳分配办法。结果，四川１９７７年夏收作物全面丰收，开创了毛泽东死后的第一次大丰收。接着，秋季农作物又获得全面丰收。这两次丰收，大大地改变了四川农业的被动局面。

    １９７８年初，在赵紫阳主持下，四川省委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即《十二条》。《规定》提出：生产队要搞好劳动管理、财务管理、生部计划管理。各地都把执行按劳分配原则当作一件大事认真抓起来，严格按照社员劳动的质量和数量评定工分。这个政策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多劳不多得、分配不兑现等问题，使群众精神振奋，干劲倍增。社员说：“只要政策过得硬，一人要顶两人用。”

    由于落实了政策，加之采取了正确的农业发展战略，四川省１９７８年的夏收又一次获得大丰收，多年吃不饱的肚子开始填饱了。这个变化，现在看来没有什么了不起，当时却是一件极大的大事。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四川农村广泛流传着后来风靡华夏的那句名谚：“要吃粮，找紫阳”。

    １９７９年春，四川农村的生产责任制（即包产到户）开始全面推行。５月３０日，《四川日报》发表社论：《生产责任制一定要搞好》。文章说：“生产责任制把社员个人的物质利益和增加集体生产、发展集体经济紧密联系起来，使社员既关心自己的工分，更关心集体的产量，从而更加注重农活质量，积极推广先进措施，提高劳动工效，节省生产费用，争取更大的增产效益，这无论在那里都已经显示了它的优越性。”赵紫阳治蜀近五年，可称治蜀有方，终于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正是：

        万赵两员大将，

        开创农改新风。

        人民永远怀念，

        何时可望启封。

第一百二十二回

 

晴天霹雳苏联解体

雨过天晴冷战结束

 

中国的改革与苏联的改革是相互有影响的，因此我们不能不扼要地谈一谈苏联的情况。无庸置疑，赫鲁晓夫是苏联改革的创始人。他做出了两大贡献。第一件就是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和罪行，第二件是亲自到美国与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进行了坦诚的交谈，创立了“戴维营精神”，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或曰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和平共处。 这两点恰巧击中了毛泽东的要害，所以毛泽东一口咬定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分子，是共产主义的叛徒。

赫鲁晓夫是工人出身，肚内墨水不多，他对马克思的著作并没有精深的研究，而且他生性鲁莽，说话时有出格。他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作政治报告时大言不愧地宣称苏联不久可赶上美国，并将于不久的未来进入共产主义。其实，除了在航天技术方面苏联还可以与美国称兄道弟外，在其他的生产领域内，苏联都要比美国落后近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那里说得上进入共产主义？

特别在农业问题上，赫鲁晓夫犯了错误，影响了人民的生活。于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保守派乃乘机发难，把赫鲁晓夫赶下了台。幸亏这时已没有斯大林式的迫害，所以赫鲁晓夫得以过安全的休闲生活，并留下了一部《回忆录》，为历史作了见证。

勃列日涅夫从1964年起执政，持续了近18个年头。如果说中国的文革十年是历史倒退的十年，那么，勃列日涅夫的18年则是历史停滞的18年。他终止了赫鲁晓夫的改革，其中很突出的一点就是继续推行任职终身制。从表面上看，他年老病逝在工作岗位上，似乎是一位好公民，但实际是不想把权力交给年轻一代人。苏联历史学家梅德韦杰夫这样写道：“勃列日涅夫60岁时被认为是政治局中身体最好的人。后来出现心脑血管硬化。1975年初又得了中风和心肌梗塞，两个多月不能说话，面部肌肉瘫痪，改变了昔日的漂亮脸庞。尽管医生为他减轻了一些后遗症，但他回到莫斯科时已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勃列日涅夫开始失去理智，整天胡乱猜疑，经常失眠。领导层内部冲突开始增多，一个接一个的领导人被逐出克里姆林宫。8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只有在警卫的搀扶下才能行动。他对事态和问题的反映迟钝，在同美国总统卡特的单独会晤中干脆一言不发。人们渐渐熟悉了患病领袖的样子和语言。这种场景持续时间长达七年多。许多人把这些年称为停滞时期。1982年11月7日，勃列日涅夫参加了红场阅兵式，检阅了游行队伍。三天后，他的心脏在睡梦中停止了跳动。”

接替勃列日涅夫的是老人安德罗波夫，身体不好使安德罗波夫无法施展其雄心壮志。1983年春，他的肾脏停止工作，不得不使用“人造肾”。9月的一场重感冒导致腹部出现化脓炎症，只好作一次外科手术。安德罗波夫住进医院，从此就没有出来。他在病床上通过信件、便条、电话和助手们管理国家五个月。除了医生，国内无人知道真实情况。1984年1月底，安德罗波夫病情恶化，2月9日离开人间。

接替者是契尔年科，他年已70，病很多，其中主要是肺气肿，两肺已不能向机体供应足够的氧气。他说话和呼吸都很吃力。在安德罗夫的葬礼上，他说一句话都要喘几口气。1984年春，契尔年科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医生把他送到俄罗斯最好的肺病疗养基地斯洛沃茨克。1985年1月，他再次住进医院。国内外都在传说总书记已去世。为了辟谣，决定让他在电视上露面。中央临床医院的一个病房被装扮成投票站，契尔年科吃力地把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选票投进票箱。3月7日，这个病房又布置成另一个样子，格里申在这里向契尔年科颁发了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证书。3月10日，电台宣布契尔年科去世。

苏联人民对这种“老人政治”实在看不下去了，代表年轻改革派的人物戈尔巴乔夫终于脱颖而出，成了全新一代的政治活动家。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那时，他刚满54岁，他提出了两个简单明了而极为动人的口号，那就是“改革”与“透明”，自从赫鲁晓夫以来，还没有一位领袖受到苏联人民如此的企盼，得到如此的信任和被寄予如此的希望，没有一位总书记能由于自己的外表，由于迷人的、坦诚的样子和能言善辩而令人们如此喜爱。他掌权六年多一点，是在失去大多数人的尊敬之后，从总书记兼总统的高位上下台的。更确切地说，是在他瓦解了苏联、使他掌权的党变成瘫痪之后被迫辞职的。

改革是大势所趋，为什么会失败呢？因为他走错了改革的程序。改革必须以改善人民生活为前题，戈尔巴乔夫在没有稳定经济以前就大刀阔斧地改革权力机构，从而造成人民的生活下降和加盟共和国的离心倾向。他在当总统书记后不久，又打破惯例，使自己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接着是修改宪法，实行总统制，1990年3月28日，他将手放在新宪法上，宣誓就任苏联的第一任总统，但也是苏联的最后一任总统。没有多少时间，波罗的海的三个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其他加盟共和国也起而效尤。在无可奈何之下，戈尔巴乔夫宣称把苏联改组为主权国家联合体，简称独联体。但波罗的海三国仍然拒绝参加。

对改革不满意的保守势力利用人民的不安情绪，在1991年8月19日发动了政变，他们乘戈尔巴乔夫外出休假之机，在莫斯科策划夺权。但这场不成熟的政变却使产生了一位反政变的英雄，他就是鲍里斯·叶利钦。他比戈尔巴乔夫更为戈尔巴乔夫。

叶利钦，1931年2月1日生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达里茨基区布特卡村的一个普通家庭。1949年9月，叶利钦带着学习成绩优异、纪律课不及格的纪录进入乌拉尔基洛夫工学院，成了该学院建筑系的一名大学生。在大学的五年生活中，他对政治毫无兴趣。作为一名共青团员，他感兴趣的也不是团的政治活动，而是共青团组织的文化娱乐活动。1955年毕业后，他进了乌拉尔重型管道建筑托拉斯。1959年被任命为斯维尔德洛夫市南方建筑托拉斯的总工程师。1961年，叶利钦加入了苏联共产党，68年出任斯维尔德洛克州党委建筑部部长。1976年11月，叶利钦被任命为斯维尔德洛夫州州党委第一书记。

叶利钦有雷厉风行的作风，他还懂得接近群众，不时到下层了解情况，不久在州内就成了一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1981年2月，叶利钦参加了苏共第26次代表大会，他在会上作了一次揭露阴暗面的发言，这在勃列日涅夫的吹捧时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因而使他声名大振。叶在《自述》中这样写道：“我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想对当时国内已经形成的一潭死水的状况进行宣战。我在会上所作的发言充满了火药味，特别是当时人们对勃列日涅夫都极力吹捧的时候，更是引起大家的注目。不过，我还缺乏足够的政治勇气，无法给我们党内已经腐朽的机器来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此外，我也不十分了解中央委员们，因此，我没有能真正地影响事情的发展。”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早已在其本州进行改革的叶利钦立即受到了中央的重视。他被召到莫斯科任苏共中央建筑部部长，也就是中央书记中之一员。不到半年，戈尔巴乔夫又要求叶利钦出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主要因为原书记格里申在位18年，思想保守，对改革持观望态度。1986年2月，在苏共二十七大召开前夕，中央解除了格里申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叶利钦当选为政治局后补委员。

叶利钦给莫斯科带来了很多变化。首先是调整干部。这样做很有必要，因为所有领导机构不仅年龄老化，而且对周围的一切已司空见惯，不思改革。叶利钦不仅是一个对部属要求严厉的长官，而且他的工作作风也与格里申完全不同。在过去，人们习惯了不慌不忙的工作节奏，每天从早7点工作到夜里12点。星期六许多机关都按规定不上班，但他却一整天仍泡在办公室人。在他为表率下，莫斯科党政机关的工作节奏加快了。

为了了解市内各商场的情况，叶利钦还经常微服巡访。那时期，莫斯科的食品供应比较紧张，好一些的商品很难买到，常常要靠走后门、行贿才能弄到上等牛肉和其他名牌商品。人民对此极为怨气。有一次，叶利钦得知某食品店运到一批上等牛肉，他便赶去那里，排在长长的队伍中。约有半个小时，轮到了叶利钦。他对售货员说：“同志，给我来一公斤小牛肉。”售货员指着柜台上的肥膘牛肉说：“对不起，小牛肉已经没有了，只有这些。”

“不对，我知道今天你们这里来了好几号小牛肉，现在才开门不到一个小时，怎么也卖不完的。”

售货员爱理不理地说：“牛肉就这些了，你要买就买，不买就靠边。喂，下一个，你要买什么？”

叶利钦火了，他大声说：“去，把你们的经理叫来。”这时，有人认出了叶利钦，告诉售货员说：“这是市委书记鲍里斯·叶利钦。”售货员吓呆了，马上叫来了经理。叶利钦要经理打开仓库。在那里看到了一包包放得很整整齐齐正准备从后门运走的小牛肉。叶利钦的这一些活动深深地获得了人民的好感。

但是当时也存在客观困难，城市供应基本上没有得到改善，还出现许多其他社会问题。叶利钦也感到了自己的困难处境。1987年夏，他上书戈尔巴乔夫，陈述自己对改革形势的看法，批评中央书记处工作不力，表示他不愿再继续留在中央政治局。

叶利钦与中央的分歧主要在对“特权”的看法上。他在《莫斯科新闻》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批评无禁区，公开无限制》的文章。他认为官僚主义的根源来自官僚特权，特权成为官僚们追逐的目标。他写道：“拍马屁和惟命是从所得到的报酬是享受各种优惠待遇。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你若失去这些东西便会感到更痛苦、更委屈，因而你也就会越来越顺从。”

叶利钦还指出了各种形式的特权：高级的交通工具，专门的医院、特设的疗养院、豪华的别墅、人数众多的服务人员、昂贵的药品、特供的食堂、特供商店内的精美商品等等。他宣布他要把废除这种特权作为政治改革的一个目标。“我们认为像这样厚颜无耻地享受特权不应再继续下去 。我希望我们永远摆脱那种对财富的帮会式的官僚配给方式。社会财富应以文明的方式分配，即用你所挣来的工资购买商品，这是唯一的标准。”

叶利钦的反特权宣言在普通老百姓中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在党的领导层内却引起了极大的不安。特别是党内第二把手利加乔夫，对叶利钦的动机起了怀疑，他认为叶利钦是“蛊惑人心”，是一种政治投机。这两人终于决裂，叶利钦被解除了市长之职，同时又退出了政治局。戈尔巴乔夫任他为苏联国家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也是苏联部长。

1988年12月13日，叶利钦在新的选举法通过前夕，公开宣布他宁愿不当部长，也要竞选人民代表。1989年3月21日《莫斯科真理报》刊登了叶利钦的竞选纲领，主要有三点：

（一）法治国家——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二）社会公正——取消特权；（三）加速经济发展。在这方面他特别提出要尽快解决三大问题：保障工农业产品的供应；发展社会服务行业；住房问题。

1989年3月26日，叶利钦在群众的热烈拥护下，被选为全苏联第一号选区的人民代表，被人民称为“第一号人民代表”。他成了最有力的反对派头头。这不但使他个人出尽了风头，而且标志着苏联进入了一个暴风骤雨的动荡年代，苏共一党领导体制开始崩溃。

1989年9月，叶利钦到美国作了一次访问，他在美国的所见所闻使他更进一步对西方有深一步的了解。就在这同时，东欧国家发生了多米诺骨牌的倒塌表演。叶利钦得出结论说：过去我们一直在研究资本主义（或曰帝国主义）的缺陷如何导致其灭亡，现在我们应当研究资本主义的优点如何使它至今保持着其顽强的生命力。他说：问题不在什么主义，而在于让人民有保障，真正自由地、安定地、在物质上充足地生活，在民主法制的国家之中生活。他讽刺地说：我们刚听说“市场经济”就喊救命，就大叫“资本主义来袭击了”。他无意中成了胡适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信徒。

叶利钦终于退出了共产党，并被选定为俄罗斯共和国的总统。

在“八一九”政变中，是叶利钦在人民拥戴下击败了政变，解救了戈尔巴乔夫。戈氏认为是苏共主要人物阴谋政变，所以他宣布解散共产党。接着又宣布解散苏联。但戈尔巴乔夫本人也随后被迫从政台上消失。

1991年12月25日，苏联的镰刀国旗从克里姆林宫楼顶上降下，起代的是白蓝红的旧俄罗斯三色国旗。活了70年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从此从地球上消失。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它已证明专政国家不是真理，它注定要灭亡。

叶利钦成了俄罗斯的新领导，二战后的“冷战”也从此结束，国际关系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局面。这个新局面被称为“一超多强”。一超是指美国，多强是指俄、中、日、西欧。

尽管俄国的改革与中国不同，但有一点是不谋而合的，那就是采用市场经济。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市场经济取得了胜利。

正是：

规律运行在于天，

市场经济岂能违？

徒唱专政七十载，

远离共产一千年。

 

 

第一百二十三回

张闻天学说奠地基

邓小平理论兴大厦

    毛泽东在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所以要狠批彭德怀和张闻天，就是因为他们击中了毛泽东的要害。彭到底是武夫，他只是从直觉看到了毛泽东的错误，而张则是从理论的深度来揭破毛泽东的荒诞理论的。

    张闻天被贬后，一直到１９７６年去世，在这１７年的逆境中，他始终坚持马列主义，苦苦探索社会主义的真正发展规律，并写下了一篇篇光辉的论文。他的论述为随后的邓小平理论铺平了道路。

    他写道：“不劳动者不得食，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是社会主义原则，即是初期共产主义的原则。它为今日的社会主义服务，也为将来的共产主义服务。不实行这一原则，就不可能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为了人们生活得更好。怕说生活好，怕生活好了就会资本主义化，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人民要改善生活，就要提高生产，努力劳动，给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集体的利益，同个人的利益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这正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不去谈多劳多得，怕谈多劳多得，实际上对社会不是有利而是有害。既然劳动是光荣的，多劳多得是正当的，那么劳动好的人生活得好些，生活得富裕些，就是应该的，正当的。这样生活好的人，对社会主义更加积极拥护。说愈穷苦的人拥护社会主义愈坚决，愈富裕的人愈不坚决，这样的观点，应该有适当的修正。”

    张闻天写道：“马克思主义虽然认为政治反作用于经济，但是，这个政治最后或归根到底仍然是由经济决定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同经济决定政治、政治也决定经济的折衷主义的或二元论的谬论，毫无共同之点。经济不仅是政治的出发点，而且也是它的归宿点。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离开了经济，离开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就失去了基础，失去了依靠，失去了真理与错误的界线，当然不能正确地提出任务，指导运动，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取得胜利。”“没有党的正确的政治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但是必须指出，政治对经济建设的领导作用就是反作用于经济、为经济服务的具体表现。领导就是服务。领导人民，就是为人民服务。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是重要的；它的重要作用只是表现为人民服务。”

    张闻天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没有发生战争的条件下，党的政治路线究竟正确与否，正确的程度如何，最后都要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就和成就的大小来衡量。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能促进、推动经济发展的政治，不管表面上装璜得如何好看，听起来如何悦耳，终究是空洞的，甚至只能给人民群众和国家的建设事业带来灾难的东西。正确的政治领导和经济建设的成就，必然是正比例的关系”。“党所制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究竟正确与否，究竟有什么缺点，只有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检验。凡是给群众造成损失的路线和策略，就是错误的或有缺点的；相反，凡是给群众取得成就的，就是正确的或有优点的。群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尺度。党的一切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就没有其他的利益。”

    关于党风问题，张闻天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党是国家机关的唯一的和最高的领导者，党的领导者也是国家机关的首长，他们做决议，下命令，领导一切，指挥一切。他们处在领导者和首长的一种特殊地位，工作特殊，生活也特殊，这种特殊的情况，使党和国家机关的某些领导者常常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他们是站在群众之上的官吏，他们有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似乎群众有义务服从他的领导和指挥，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发号施令。”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闻天在阅读列宁在俄共第１１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时写下了如此的眉批：“共产党人的优越感、自大狂、吹嘘，害死人！”他还在列宁的一段话“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性，忘记适当地和顺利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旁边划了粗双线，并写下了“说得太好了”几个大字，还连打了三个惊叹号。

    正是：

      可爱张闻天，

        字字如珠玑。

        不愧文曲星，

        看穿老毛底。

    我们无法知道邓小平是否看过张闻天的文章，但不管怎样，这些文章实在是毛泽东思想之否定，或曰毛泽东部分思想的否定，也是邓小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

    １９８４年６月３０日，邓小平正式初步阐述了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轮廓。他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含意是什么？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要逐步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怎样发展生产力，怎样改善人民生活，这个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最低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所谓小康，就是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８００美元。这对外来说，也还是低水平的，但对我们来说，是雄心壮志。中国有１０亿人口，到那时候有１２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可达到１万亿美元，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算不了什么，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也就是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的人生活好，９０％几的人生活还是贫困。但如果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处于小康状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

    “但是只讲这个还不够，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历史上落后，就是因为闭关自守。建国以来，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还有一些‘左’的政策，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灾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总之，３０几年的经验是，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关起门来有两种：一种是指对国际，一种是指对国内。这就要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我们首先要解决占人口８０％的农村问题。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中国有８０％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８０％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所以，我们首先要解决农村问题，在农村实行搞活经济和开放政策，调动全国８０％的人口的积极性。我们是在１９７８年底制定这个方针的，几年功夫就见效了。

    “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城市改革不仅包括工业、商业、还有科学、教育等，各行各业都在内。总之，我们内部要继续改革。从对外关系来说，就是要进一步实行开放政策。我们开放了１４个沿海城市，都是大中城市。我们欢迎外资，也欢迎国外先进技术，管理也是一种技术。这些会不会冲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呢？我看不会的， 因为我国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

    “如果说构想，这就是我们的构想。我们还要积累经验，还会遇到新问题，然后想出新办法。总的来说，我们相信，这条道路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可行的，是走对了。这条道路我们走了五年半，这五年半发展得不错。我们到本世纪末要翻两番。这个五年半的速度超过了我们预期的目标。现在可以告诉朋友们，我们的信心增加了。”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２５日，当时作为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在党的１３次代表大会上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到这次大会，共９年时间。这９年，在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开辟了党的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国家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我们紧紧把握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９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国家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平均收入都大体上翻了一番。现在看来，到本世纪末实现十二大提出的经济发展目标是完全有把握的。

    随着生产的发展，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些严重社会经济问题开始得到解决，或者找到了解决的途径：

    －－１０亿人口的绝大多数过上了温饱生活。部分地区开始向小康生活前进。还有部分地区，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但也有了改善。

    －－城乡广开就业门路，城市就业的劳动力达到了７０００万人。农村中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有８０００万农民转入或部分转入了非农业产业。

    －－市场供应大为改观，基本扭转了过去那种消费品长期严重匮乏的局面。

    －－国民经济重大失调的状况显著改变，逐步转上大体协调发展的轨道。

    应当说，这９年是建国以来国家经济实力增长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这同５０年代后期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２０年中，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发展屡屡遭挫折，人民生活改善甚微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９年来我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同在拨乱反正基础上坚决推进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分不开的。

    改革和开放，冲破了僵化的经济体制，使经济活跃起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不可阻挡之势蓬勃发展。沿海地区，从南到北，讲求实效，开始形成潮流。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会更清楚地看到，这９年之所以不平凡，所以举世瞩目，就是因为许多适应社会进步趋势的新思想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具有开创意义的新体制的基础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奠定的。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又一次革命。

    为了保证经济建设得到巩固和发展，我们党领导人民在政治、思想、文化、国防、外交等领域，进行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逐步发展。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重要发展。

    －－国防建设从指导思想上实现了战略性转变。

    －－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中英、中葡已就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达成协议。

    －－根据国际形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围绕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调整外交格局和党的对外关系。

    ９年来的实践，证明了我们的党不愧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证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这条路线的形成和民展中，在一系列关键问题的决策中，在建设、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开拓中，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勇气、求实精神、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要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正是：

        张王赵万闯头阵，

        从理从实破毛经。

        谁个高瞻集大成？

        总设计师邓小平。

 

第一百二十四回

邓氏猫论深得人心

市场经济确立地位

毛泽东在去世前不久，曾评论邓小平道：“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黑猫白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这句话说得好，这句话正好与十亿中国人民的心情针锋相对，十亿人民喜欢的就是邓小平的猫论。

    我们承认，社会上的人是分成阶级的。早在二百年前，在美国的制宪大会上，“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就指出美国存在着各种阶级。宪法就是要照顾到各种阶级的利益。特别要保护少数派。阶级是一种客观存在，我们反对的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论。斗争的形式很多，有时需要流血，但不是任何时候都需要流血。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流血已完全没有必要。但毛泽东至死主张“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从来不容许“我活也让你活”。他不准对敌手“温良恭俭让”，也就是手段不怕毒辣，不怕残酷。总之，在他的斗争哲学中，良心和道德完全是没有地位的。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评曰：毛是一个性格非常复杂的人，他有雄才大略，有 非凡的智慧，但又是一个非常残忍，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暴君。

    邓小平出来勇敢地反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论，他的猫论被毛泽东视为“修正主义”，被斥为“实用主义”。但十亿人民拥护毛泽东心目中的“修正主义”和“实用主义”。这儿讲一个小故事：当邓小平访美之时，美国报刊纷纷称颂邓小平为一位伟大的pragmatist，按惯例，pragmatist应译为实用主义者，但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部的人却把它译成了务实主义者。这一改，改得好，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其实，毛泽东对许多词所下的定义都是片面独断之词，他口中的“叛徒”就可能是好人，刘少奇不就是一个例子吗？

    邓小平猫论要点如下：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他说：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１００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要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 ，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１００％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１９８９年的一场政治风波过后，批判“经济市场化”的声势一浪高过一浪，形成了万炮齐轰的局面。在这支讨伐大军中，研究《资本论》经年的学者有之，自称属于改革派者有之，曾为市场经济呐喊、因政治气候变化而改变态度的理论家亦有之。但自称没有读过《资本论》的邓小平却不改初衷，极力捍卫他所倡导的改革政策。１９９２年初，邓小平不顾年事已高，前往南方视察，并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１９９２年４月３０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十四大政治报告的初稿，其中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关于市场经济的提法。当时有三种说法：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二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建议“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

    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到江泽民总书记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２日正式在十四大宣读报告时，已是十易其稿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才告正名。这样，一向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同义语的“市场经济”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报告中，这是又一次共产党的思想大解放。这也是对毛泽东的“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一次决定性反击。

    人民热烈拥护邓小平。但邓小平自己却在解释毛泽东思想时犯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矛盾。他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毛泽东的正确思想。换句话说，毛泽东的不正确思想不包括在毛泽东思想之内。这样，就在毛泽东思想与真理之间划了一个等号。毛泽东的个人神化被打倒了，但毛泽东思想的神化却要被保持下去，这岂不是一大滑稽？

    作为实事求是者，人们决没有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意图。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部分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无产阶级政权，其功长存，永不可灭，任何人都否定不了。毛泽东思想的错误部分使十亿人民遭受一场世无前例的浩劫，这也事实俱在，无法掩盖的。不管正的部分也好，负的部分也好，它们都是毛泽东思想的构成内容，怎么能说毛泽东思想只包括毛泽东的思想的正确部分呢？这不是白马非马的文字游戏吗？

    我们决不想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但必须指出，毛泽东思想只能包括毛泽东的正确思想这个定义是不能成立的。

    １９９７年２月１９日，邓小平因病去世，享年９３岁。２月１５日，邓小平夫人卓琳写信给江泽民和中共中央，根据邓小平的嘱托，提出了五点意见：一、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二、追悼会在火化后举行；三、家中不设灵堂；四、捐献角膜，并解剖遗体供医学研究；五、不留骨灰，骨灰撤入大海。这些做法完美地完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个篇章。

    在追悼会上，江泽民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悼词肯定：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

    江泽民还提出了十个“一定要”：

    一定要更加自觉地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统一认识，同心同德，开拓创新，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

    一定要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教导，牢牢地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

    一定要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教导，把深化改革作为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进一步推进整个事业的关键。

    一定要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教导，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发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广泛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

    一定要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教导，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巩固工农联盟，发展包括各民主党派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

    一定要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教导，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大局之下，加强军队的革命化、正规化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一定要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教导，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继承优良传统而又体现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一定要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教导，努力实现祖国统一的目标。

    一定要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教导，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一定要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教导，加强反腐败斗争，把我们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正是：

        幸有邓小平，

        中共得新生。

        批毛半遮脸，

        苦衷人人明。

第一百二十五回

赵紫阳继胡失蹄

江泽民得机主政

    本书前面曾提到乔冠华其人，他是清华大学学生，曾留学欧洲各国，抗战时在重庆周恩来手下工作。此人仪表堂堂，才智过人，口才流利，文笔豪畅，是共产党内的一名翩翩佳公子。他是人人皆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一位大秀才。在文革后期，他出任了外交部长，从而带给他一场灾难。作为部长，他曾率领一小批外交部人员，走上北京长安大街示威，反对“右倾翻案风”。因此，在粉碎四人帮后，当全国人民欢庆之日，却成了他晦气交加之年。他被作为四人帮的爪牙挨斗，在批斗大会上，他垂头丧气，连叹：“我真是无地自容，无地自容啊！”不久，他就忧郁病死。

    乔冠华有一名小徒弟，名叫陈有为，他避居美国，在《世界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追述乔冠华。文章的最后说：“１９７６年，中共党内斗争之紧张、激烈与险恶，达于极点。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使得所有追随者人人自危，难以自处。古人曰：危疑之朝不可居也。乔冠华明知不可居而居之，居之而不知何以处之，终于一失足而遗恨千古。他是被那种畸形的、可怕的、毁人的政治机制所毁掉的。

    “在那种机制所产生的无休无止的权力斗争中，不是我为刀俎，人为鱼肉；就是我为鱼肉，人为刀俎。谁也逃脱不了挨整或整人的命运。这是一种比山崩、地裂、洪水、海啸还要可怕的政治灾难。在全能主的操纵摆布下，在革命的口号下，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不过是狂涛中的沙粒，风暴里的尘埃，熔炉内的燃料，任人随意践踏的草芥。在朝之人，即使无意卷入权力斗争，也难以逃避。黑白混淆，是非颠倒，清浊难分，恶魔伪装圣徒，君子毁于小人，是这种机制的必然结果。在一场接一场的厮杀混战中，谈不上什么仁义道德，也说不上什么人情与良心。人们只有不择手段地进攻才能自卫。只有踩着别人的血肉与灵魂才能在权力的梯阶上爬升。乔冠华的命运就是在这样一种大的政治环境中被决定的。

    “邓小平从文化大革命的大混战中看到了这种机制的弊端与恶果而欲设法加以防止，但他本人又可悲地不得不借助于这种机制来维护自己的权力。这说明，这种机制所产生的权力，与这种权力所赖以生存的机制，是不可分的。胡耀邦、赵紫阳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上春风得意，如日中天，但为时不久，就一个接着一个，成了权力斗争大舞台上的匆匆过客，其故安在哉？”

    先说胡耀邦，他在１９８０年中共１１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在１２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他从小就痛恨贪官污吏，从红小兵到总书记，他从来没有做过一起假公济私之事，真可以说得上是一条好汉。他听从党的反腐化决定，要动真格的。有一次，他在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发表讲话，说党内有三种人。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一是腐化分子，这两者都是绝对少数。绝大多数是中庸之辈。他要求大家拿出干劲争做真正的共产党员。他的决心清污的坚定态度引起了党内，特别是军内的某些领导及其太子党的抵制。他们终于用“自由主义”这顶帽子把他压了下去。他被指控对著名作家吴祖光、刘宾雁等采取纵容态度。结果，吴祖光被劝自动退党，刘宾雁则被开除出党。胡自己也于１９８７年１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辞呈。

    代理总书记的是赵紫阳，在中共１３届一中全会上，赵正式被选为总书记，同时又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但没有多久，赵就在８９年的政治波动中被控以分裂党中央的罪名而遭排斥。

    当时，赵曾为自己写了一封自辩书，今摘其要点如下：

    我先说学潮和动乱发生以来的一些事实及我当时的思想情况。

    ４月中旬以来，学生游行越发展越大，我和大家想的都是怎样才能使事态尽快平息下来。我讲过，对于学生不按法律规定进行申清，就上街游行，我们历来是不赞成的。对罢课绝食更不赞成。我一再呼吁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但是，我也看到这次学潮有两个很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学生提出了拥护宪法，推进民主，反对腐败等口号。这些要求同党和政府的主张基本是一致的，我们不能拒绝；二是参加游行的人和支持他们的人非常多，各界人士都有，北京城人山人海。在这种情况下，我当时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要想平息事态，必须首先着眼于多数，把多数人的主流肯定下来。广大学生要求改革、反对腐败的热情是可贵的，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

    与当时这个想法相联系，我还觉得４月２６日社论有个问题，就是没有肯定多数人的主流，而是从整体上做了一个多数人难以接受的笼统的敌我矛盾性质的定性，极少数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混水摸鱼，肯定是有的。但是几十万人的行为，只用少数人的操纵，是很难完全解释得通的。学生们认为４月２６日社论是给他们戴上了一顶帽子，情绪变得激烈起来。因此，我当时主张做些改变，松一松口。我的这些看法只是在中央常委会议上讲过，只在这个范围内同少数中央领导同志交换过意见。我当时考虑，我的这个想法对不对是一个问题；在党的会议上可不可以提，是另一个问题。

    总之，那时我是想把广大青年学生和社会上很多同情者的行为，与只有少数人企图利用学潮混水摸鱼、制造事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行为严格区别开来，避免把整个学潮笼统地做一个敌我矛盾性质的定性；着重采取疏导的方针，避免激化矛盾，尽快平息事态。我的不同意见的主要之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是４月２６日凌晨在朝鲜看到小平同志谈话和常委会议纪要电传的。我当即复电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做出的决策”。我理解，小平同志决策的总精神是要稳定，不要动乱。这一点，对我们国家太重要了！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应该竭尽全力来做到这一点。

    学生们坚持要我们改变４月２６日社论的定性，我非常为难。我当时的想法是先绕过这个难题，在廉政和民主建设方面办几件好事，使群众看到我们真正在做出努力，事态也许会逐步平息。因此，我在５月８日常委会和５月１０日政治局会上提出了向人大党委报告清理公司的情况，公布高级干部的收入和身世，取消８０岁以下领导人的特供，由人大党委依法组织专门委员会对涉及高干及其家属的举报案件进行独立调查（万里同志考虑得比我周到，他建议由人大成立有权威的廉政委员会），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制定新闻法和游行示威法等等。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政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来抓，并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开性、透明度、群众监督、群众参与等密切结合起来。５月１３日上午，我和尚昆同志在小平同志处汇报时，向小平同志报告了这些想法。小平同志赞成，说，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要增加透明度。

    但是到了５月１３日，几百名学生宣布绝食，其中一条主要的要求就是改变那篇社论的定性。我感到事态十分严重，这个问题已无法绕开。因此才在５月１６日晚的党委会上提了一下这件事。李鹏同志说，社论中所说的“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小平同志的原话，不能动。我当时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我认为，社论主要是根据４月２４日党委会精神写的，小平同志的话是听了李鹏同志主持的党委会的汇报报告后说的。小平同志的一贯态度是支持党委的工作，只要是党委集体做出的决定，他历来都是支持的。所以，责任应该由我们承担起来。我在５月１６日晚的党委会上还表示，我对４月２６日社论也应该负责。当时我只是提出这个问题请党委考虑，不要求作出决定。

    ５月１７日，在小平同志处召开的党委会上，李鹏同志批评我，把学潮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到我５月４日在亚银年会上的讲话，其激烈的程度，出乎我意料之外。这次党委会再次肯定４月２６日社论的定性，并做出了调军队进京戒严的决策。我表示，由我来组织执行这一决策很难得力。我在情绪比较急躁和冲动的情况下，便想提出辞职。尚昆同志知道后，立即劝我，说如我辞职，将在群众中起激化作用，并说党委内部还是能够继续共事的。我反复考虑了尚昆同志的忠告，觉得他的话是正确的。在当前的局势下，我无论如何不能做使党为难的事。因此辞职信没有发出。

    关于我没有出席５月１９日晚召开的大会的问题。我要说明，那天我是因为有病向常委请假的，乔石同志在会上也是这样宣布的。我的请假信是在接到开会通知之前发出的。请病假在先，接到开会通知在后。实情就是这样。我请了三天假，假满以后，我就没有工作可做了，也不再让我参加任何会议，情况我也就不知道了。

    我对李鹏同志的报告中提出撤销我的领导职务的建议没有意见，但对我提出的“支持动乱”和“分裂党”这两项指责，我有保留意见。

    对于如何处理学潮和动乱，我的确根据党章允许的范围，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过自己的不同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关于如何平息动乱的意见，我从来没有提出过支持动乱的意见。

    再从实际情况来看，学潮和动乱的扩大，也不能说是我支持的。事实上，从４月２３日到月底这一段，学潮和动乱急剧扩大，而这段时间我并不在国内。李鹏同志的报告中说我在亚行年会的讲话使动乱升级，事实上在我讲话以后，各大学校继续纷纷复课的情况说明这种批评不符合事实。５月１９日实行戒严以后我就没有工作了，当然也再没有发表任何讲话，此后动乱的升级，更没有理由说是我的原因。

    关于“分裂党”的问题，什么是分裂党的行动，党的历史上是有案例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也有规定。我们党从来没有把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甚至表示保留意见，叫做分裂党的。领导人之间，在公开讲话中侧重有时有些不同，口径不那么一致，人们中间有这样那样的议论，这是不断出现过的事。不能因此就叫分裂党。我认为，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出现的讲话侧重点的不同，具体措词的不同，甚至口径上不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适的，甚至是错误的，但都不能上纲为“分裂党”。更不能把我因请病假而未出席５月１９日会议，算作“分裂党”的行动。

    既然党章规定党员有对自己的处理意见进行申辩权利，我今天就着重对这两个指责提出申辩，希望予以考虑。

    赵紫阳的申辩当然没有任何效果。

    赵紫阳的下台为中国政坛带来了一名幸运儿，他就是江泽民。江泽民，江苏扬州人，生于１９２６年。他是革命烈士江上青的养子。江上青没有男孩，因此按中国旧习惯把侄儿江泽民收为儿子。他在扬州本地上小学，在上海上中学，最后在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１９５５年又赴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工作和学习。回国后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１９８２年后，任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部长、党组书记。１９８５年后，任上海市市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书记。在８９学潮期间，他保持了上海的稳定，得到了邓小平的赏识，被调到中央任政治局常委和中共总书记。邓小平死后，他是当今中国真正的第一号人物。除了中共总书记外，他还兼了三个“主席”，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有人把江泽民与邓小平的关系比作华国锋与毛泽东的关系，这个比喻是错误的。第一，毛泽东是刘邦，邓小平是周勃，两人的地位是不能比的；第二，华国锋基本上是土包子，学识比较有限，而江泽民却是一位受完全部正统教育的人，是典型的新一代人，他也是一名典型的“技术官吏”（technocrat ）。 全国人民对他寄以厚望，他也有本钱体现人民的期望。

    １９９１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７０周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写道：“１９９０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１７６８６亿元，国民收入已达到１４４２９亿元。扣除物价因素，国民收入是１９４９年的２０．２３倍。１９９０年，钢产量达到６６３５万吨，原煤１０.８亿吨，原油１３８３１万吨，发电量６２１２亿千瓦小时，分别是１９４９年的４１９.９倍、３３．８倍、１１５２.６倍、１４４.５倍。

    “在农业生产上，１９９０年粮食产量达到４４６２４万吨，棉花达到４５１万吨，油料达到１６１３万吨，猪牛羊肉达到２５１４万吨，水产品达到１２３７万吨，分别是１９４９年的３.９倍、１０.２掊、６.３倍、１１.４倍、２７.５倍。我国以世界上７％的土地，养活了世界上２２％的人口，被公认为是一个奇迹。

    “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一部分居民生活开始向小康迈进。人民平均预期寿命提高到７０岁，而在旧中国，抗日战争以前，只有３５岁。”

    １９９７年９月１２日，江泽民更在中共十五大上说：“五年来，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绩。从１９９２年到１９９６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一，既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又有效抑制了通货膨胀，避免了大起大落。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实际增长百分之七点二，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实际增长百分之五点七。市场商品丰富，人民的衣食住用行条件明显改善。回顾五年的工作，总的看，这是改革和发展都比较好的时期。”

    中国已开始走上逐步富裕之路，但离“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还远。因此，全中国人民都殷切期望江泽民能率领中国共产党走出专政的怪圈，踏上真正的民主之路。

    正是：

        泽民应泽民，

        人民期望深。

        生活多提高，

        确实得人心。

        抓出陈希同，

        尚须百尺进。

        更有重要者，

        何日松报禁？

第一百二十六回

 

千家驹正名“和平演变”

万国鹏新释“五四精神”

 

    前面曾说过，毛泽东习惯于制造一些名词来打击他心目中的对手，如“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赫鲁晓夫主义”等等。毛死后死硬的毛派人士又制造了一个名词，曰“和平演变”，并展开了一场反和平演变的运动。

    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先生特地写了一篇文章为和平演变正名。他说：

    甚么叫“和平演变”？和平演变就是不通过暴力或革命手段而使一种不适合时代要求的体制变成适合时代要求的体制。所以和平演变是好事，资本主义要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也要和平演变。资本主义通过和平演变吸收许多社会主义的东西，而社会主义也通过和平演变吸收资本主义先进的东西。这有什么不好呢？今天的资本主义已不同于十八九世纪的资本主义，也不同于二十世纪初期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当初原始积累靠剥削工人、剥削殖民地等等来进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写的血泪斑斑的事实，令人不忍卒读。反之，今天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课重税于资产阶级而用之于失业救济、老弱残疾福利以及医疗卫生方面，远较社会主义国家为优越，而且它们规定每小时最低工资额，超过工作时间而不付加班费，法庭上要处以重罚。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实行公有制而变成“吃大锅饭”的养懒汉制度，因而工作效率低下，经济效益不高。无论是过去的苏联、东欧各国以及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都不及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生活水平也远远不如他们，这些难道不是事实？

      和平演变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也是中共唯一的前途。这不仅对中国人民有利，对中国共产党也有利，因为和平演变的目的，不外是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使中国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而且事实上中国的和平演变已在进行之中，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实质上就是和平演变。

    １９９９年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纪念，从年初开始海外华人就有不少文章评论“五四”。其中有著名学者万国鹏先生的一篇题为“五四精神”的文章，内称：

    据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流与领导地位的自由主义者，如陈独秀、胡适之，都是相信中国要自强，必须彻底改造中国的文化思想；用马克思的术语，他们是着重中国“上层建筑”的改造的。在文化上，他们要求重估一切传统价值。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新青年》和《新潮》，其基本的文化意识的取向是鼓吹新思想、批判旧信仰。新思想虽然杂然纷陈，而浓缩为“科学”与“民主”二个响亮的口号。

    五四的反传统主义，虽然没有使中国文化传统整个消失，可是在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中一个有机的“整个”的传统图象却崩解了。“中学为体”的“体”已经全面动摇，这个“体”在最好的情形下只成为“整理国故”下的一些知识，再不是统摄人生和社会政治秩序的文化信仰体系；而“西学为用”的“用”则逐渐占据了“体”的地位，“科学”与“民主”已不止是中国自强的“手段价值”，也是一种人生社会向往的“目的价值”了。

    经过五四的冲击，中国文化意识已经不复旧观了；五四已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分水岭。不论赞成或反对五四，中国的知识分子已不能再生活在传统的文化宇宙里，因为支撑中国文化宇宙的知识结构已经发生变化，而文化宇宙因此变化了。五四已离我们整整八十年，但五四已成为现代中国人的意识的重要组成，无人能自外于历史。

    研究五四的人，把１９２１年作为它的结束。这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我们知道在西方传入的各种各式主义、思潮中，共产主义也是其中的一支。李大钊在五四之前已经宣布“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当时已有不少信仰共产主义的信徒，不过，仍未成大气候。但在１９２１年后，马列主义在中共有组织的推动下，势力与日俱增，旋即成为那个时代最流行的思想。１９４９年马列主义卒淹有中国大陆，成为中共的信仰体系。假如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不同主义思潮的漫烂绽放为中国自战国以来的第二个“百家争鸣”时期，则１９４９年后中国大陆已进入马列主义一家独鸣的局面。

    毛泽东对五四运动显然是加以肯定的，他说：“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知识界由五四之重科学民主而转向信苏俄式之马列主义，此一转向自以陈独秀之意识转变最具戏剧性与代表性。五四此一转向，其间有极复杂的曲折性，但亦非全不可理解。

    第一，五四是一爱国运动，在政治上是一基于民族本位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但它在文化上却是一显明的反民族传统的、以西方自由主义为主的思想运动。因此，它具有一极严重的内在矛盾。文化上的西方意识形态无法真正引发全国性共鸣和支持；在象征层次上，以及在中国的经验上，“西方”是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分不开的，而中国受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之侵略至深至久，因此中国人之面对源于西方的科学民主实不能全无疙瘩。西方帝国主义之侵略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关闭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道路。

    第二，马克思主义虽本身是西方文化之产物，但它对当时中国却有比“科学”与“民主”之口号更具有吸引力。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列主义，在政治上及文化上都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西方帝国主义与反所谓封建主义的，因此在文化与政治层次上并无矛盾。马列主义虽是西方之产物，却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批判最激烈的思想，故是一“西方的反西方主义”。此可以满足当时中国人一方面崇仰西方、一方面又咒恨西方之心态。

    第三，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最主要的，当时的俄共的姿态是反帝国主义的，是站在弱小民族立场一边的。这一姿态较之西方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对于中国人自然更能相应，而巴黎和会之山东决议案更使中国人看到西方帝国主义之面目。

    第四，马克思对“第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列宁对“最后阶段”的西方殖民主义之批判，皆极有力，且处处显出其道德之热情，此几乎使有正义感的知识青年不但对资本主义乃至整个西方文化（包括民主）感到失望，且认为不可药救，亦即唯有走共产革命之路；不宁惟是，马列主义的吸引力还不在它之批判西方上，而更在它对未来共产世界的描绘上。总之，对人们，特别是对当时在寻求中国的出路的知识分子，马列主义提供了一条看来最有力量的道路，而且有一幅最美的远景，而这条道路，这幅图画通过俄国的十月革命，看来更确切，更现成、更是近在眼前了。

    在１９４９年以前，马列主义在中国处于“在野”的或反对派的立场的，也即是在批判“现实”，宣扬伟大“希望”和“许诺”的时候。那时候，除了有卓识的人，如孙中山先生者，都不能见到马列主义“落实”后之样子和可能发展。毛泽东迟至１９４９年还看不出苏联的真面目，还说：“苏联共产党是胜利了，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我们的最好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但以后的发展告诉我们，苏联决不是最好的先生。

    １９４９年起，中共走的是“一边倒”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共当时之“一边倒”，实是“全盘俄化”之路。中共学苏联式社会主义，成为兄弟之邦，但苏联对中共始终没有真正帮助。１９６０年，二个共产主义国家公开出现裂痕。此后，苏联社会主义在中共眼中已经背弃社会主义，已经成了“修正主义”，最后，则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且已比资本主义国家更为险恶。中共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现实”总算有了认清，但是，对造成今日苏联之为苏联的马列主义则仍奉之为“普遍的真理”。

    文化大革命真正信奉的已只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实是毛泽东所认定的和解释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根源固然来自马列主义，但它并无前后一致的系统性，其中有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反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说马克思有“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之分，那么，毛泽东则不止有二个毛泽东，而有好几个毛泽东。文革时，毛泽东已被推至神的地位，毛泽东思想由“神学”转为“福音”，由“福音”转为“教条”。它要人“信奉”多于“了解”。它不止要摧毁中国旧传统，也要摧毁五四以来的科学民主的新传统。“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不要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等语，真是出奇的愚昧。

    现在来谈一谈１９７６年的四五运动。四五是悼念周恩来的，周恩来是设计中共现代化的蓝图者，四五则是群众用最强烈的声音表现了拥护周恩来以及他所象征的现代化。四五确是中共文化思想发展史上的大事。中共由四五向五四招魂，自亦向五四所象征的“科学”、“民主”招魂。五四虽有不足，但其提倡科学和民主是现代化重要之内涵，也是中国应由之路。中共由文革而转向五四招魂，对现代化慕求，不能不说是转向理性的记号。但中共之四个现代化都属于“科学”的范畴而未及“民主”，亦即未能全面继承五四之遗产，更谈不上超越五四了。 

    四五运动实在是中国人民常识的觉醒和胜利。自１９４９年以来，中共有过无数次的思想大斗争，但结果不是这个“真马列主义”的胜利，便是那个“真马列主义”的胜利。人民却一直是输家。人民一直是意识形态斗争中的牺牲者；或者说：“抽象的人民”在每次意识形态斗争中是胜者，但圆胪方趾的“具体的人民”则每次都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成为祭品。而在四五运动中，我们听到了人民的声音，而不是《人民日报》或《中央电台》的声音。这声音可能很杂、很乱，甚至是很错，但却有血有肉，有真感受，其中最强的音调则是民主。

    在这个运动中，“禁区”一道道被拆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层层剥落了毛泽东的极左思想。尽管中共还打着“毛泽东思想红旗”，否认搞“非毛化”，只搞“非神化”，但这只是为了逐步减温，是为了“慢慢来”。

    共产党的先行者陈独秀先生在临死前说：斯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这逻辑的发展。试问斯大林的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革命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斯大林而起的，谁也免不了还是一个专制魔王。

    陈独秀还说：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发明，至可宝贵。不幸十月革命轻率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了，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门面语而已。

    陈独秀的悲剧，其实不止是他个人的，也是中国的。陈独秀到了死时，才悟到社会主义不可没有民主的道理。中共当局则一直没有这种觉悟。中国人民不知为此受了多少苦难，直到“四五”才愤怒地起来抗议。这岂不是中国的悲剧？

    把民主与社会主义分家，是社会主义堕落与灾难的根源。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过度期，那时国家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他没有说明专政的具体内容。列宁则把“无产阶级专政”的责任交给了党，到斯大林手中，又把党变成了政治局 ，最后又把政治局变成了他自己一个人。这一切的演变都是由于没有给民主一个位置，没有建立合法的理性秩序，没有内在制衡的制度之故。

    正如艾克顿所说：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因此就要回到政治学上的一个老问题。“如何控制有权控制别人的人？“这个问题不解决，则“人民意志”云云，就不可能落实。对这个问题，西方式民主也许不能提供最令人满意的答案，但马列主义则根本无答案可言。在中国政治家中，对这个问题真正有过考虑，并有卓越贡献的是孙中山先生。他的民权主义、他的权能区分理论、他的五权宪法，都具有很大的包含性。孙中山先生的理论是参酌了西方的民主学说与经验，再特别考虑到中国的历史文化条件熟思而成，是专为中国而构建的。今天在中国大陆上，除四个现代化外，政治现代化已成为强烈的要求。为了避免第二个文化大革命，必须从根本的民主法制的设计上着眼。就民主法制而言，则中共无法从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或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中去求得解答，而应该向孙中山先生的民权学说去求解答。不论哪一种“专政”，都是与“民主”不相侔的。在“专政”下，决无法开出“社会主义民主”之花。结果不但“民主”凋残，连“社会主义”也丧失了。只有通过民主法制的“程序的理性”架构，才能落实社会主义的“实质的理性”内涵。迄今的历史已证明，只有“民主的社会主义”，却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孙中山先生之强调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手段”不同，正是强调“程序的理性”的重要性。“程序的理性”是民主法制最重要的成素，它不但是防止法西斯主义式专政，也是防止无政府主义式自由的天纲地维。

    苏联的经验表明，斯大林在结束苏联经济落伍的同时，却创造了苏联政治的落伍。这种残缺的现代化岂是中国人所应采取？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是中国的一个历史运动，它从历史中来，也向历史中去。“五四”离我们已经八十年了，“四五”重新带回了“五四”的声音。我们纪念五四，但我们不能停留在五四 ，我们要珍爱五四倡导的科学与民主，但我们也要记取五四文化极端广义所造成的种种教训。“五四”与“四五”都让我们认清了中国历史大河的方向。

    作家柯灵说：“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败坏社会主义，以革命的名义毁谤革命，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实行法西斯专政，这种悲剧，应该永远闭幕了！”

    作家古华写道：“毫无疑义，今日中国开民主自由风气，必须从批判毛泽东做起，从清理他的遗祸至烈、遗毒至广的反人道、反人性、反人权的阶级斗争学说做起。”

    正是：

        猫论豪气可冲天，

        专政添足反作茧。

        但愿江朱多远瞩，

        得为华夏续新篇。

 

 

第一百二十七回

 

纪登奎真诚认罪

陈永贵至死忠毛

 

华国锋下台后，原毛派大官不断发表文章或谈话，大体上有三种类型：吴德型、纪登奎型和陈永贵型。其中最无耻的是吴德。他写了一篇长文，拍着胸膛保证说：在四五事件中天安门没有死一个人。他当时是北京市市长，他说是他抵抗了江青的命令，故意拖延时间，从而使人们离开了广场。请读者注意，他的话带有埋伏。他只说没有人死在天安门广场，其前提是地点问题。他不敢说没有人死在牢中。他的文章无非想表明自己也是同情群众的。

但纪登奎就不一样，他明确地认罪。有一位记者这样报导：

一个极偶然的机会，我拜访了纪登奎。他依旧戴着眼镜。只有头发比过去更白、更少。下身穿一条很肥的裤子，上身套一件棉背心。他热情地招呼我这陌生客人坐下，又请人端来一碟切好的广柑放在我面前。

我是一位悲剧人物

“我到您这里没什么事，主要是想看看您。您还是我们的老政委呢。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党犯了错误。您的过去也应该用一切以时间、条件、地点为转移的观点来观察、评估。”

听了我的话，纪登奎站了起来，两只手抱在胸前，走到我面前说：“你来看我我很高兴。但我不需要安慰。我不能原谅自己，完全不能。有人说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那样做可以原谅。在你们看来这话也许是对的。但我必须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同样的条件下有些人就没有像我这样做呢？这个问题又该怎么解释呀？”他接着说：“当时在我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跟毛泽东走，另一条是不听他的。只有这两条路，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我选择了第一条，因为我太相信他了。跟他走难道还会有错？我从来不敢这样想，也就是说，太迷信了。但有人就不这样。比如陈云、邓小平有时候不听上面的，因此他才有几起几落啊！”纪登奎回到了原来的沙发上坐下来接着说：“所以，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里和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悲剧人物，历史就是这样做出结论的。历史是无情的。历史对任何人都是公正的。这些东西我会留下的，留给后人为的是告诉他们：不要像我这样做。”

毛泽东的功劳和错误

谈到对毛泽东同志的总体评价，他说：“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他的主要功劳是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创建了一个真正独立统一的新中国。毛泽东博学多才，魄力过人，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从遵义会议到1957年反右前，这20多年是他老人家的辉煌时期。在这段时间内他带领我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毛泽东不搞对外开放，是不是同他没有到国际上别处走走有关呢？”我又问。

“这当然。他是一把手，要是能出去多访问一些国家，长长见识就好了。”

我又接着说：“毛主席只去过苏联。要是能到欧洲、北美那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去看看就好了。当时，别的国家去不 。到法国去还是可以的。1964年中法就建交了，毛泽东同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关系不错。世界变了，资本主义国家战后经济突飞猛进地发展。而我们还关起门来，总觉得中国是天下第一。”

他也说：“是这样的，那时，我们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搞点对外开放就好了。毛泽东在国内问题上的错误是一个又一个的搞政治运动，特别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历次政治运动伤害了不少人。毛泽东文章写得不错。话也说得很好，但他自己往往出尔反尔，违背自己的思想，到了晚年，更是几乎谁也不相信了。我们见他也不那么容易。让毛远新当联络员。另外见人时说话也不随便，只怕哪句话说错了，跟五十年代见他不一样了。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这是党的悲剧也是毛泽东个人的悲剧。”

至于陈永贵，则别具一格。他在临终前吐真言道：

我现在没有任何压力了，所以我给你说点真实的东西。毛主席并没有讨厌张春桥，而是非常器重他，还有姚文元和王洪文，只是王洪文这个人不争气罢了。张春桥在中央的地位很高，政治局委员都怕他。他和江青都是说了算数的人物，因为毛主席是重视支持他们的。

1970年8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曾经召集我和纪登奎、吴德等人开了一个会，他对我们说：陈伯达在会议上的矛头是对着张春桥的，实际上是对着我的。只不过他们现在不敢而已，将来是否公开反对我，也说不定。林彪、陈伯达这些人的脑子都很聪明，他们看出我在培养春桥和文元。不错，我是在培养他们。也不光是他们嘛！在座的我都在培养，只是春桥、文元有他们自己的优势罢了。他们的文章写得好 ，是我们无产阶级的理论权威。这两个人我看要比陈伯达强得多，水平也高出一等。永贵在华北组的会议上，也讲天才，也要揪什么反对我的坏蛋。其实，真正反我的就是他们，而不是春桥，也不是康生，是那几个要我当国家主席的人。下来以后，毛主席还一再对我说：“你可以拜春桥、文元为师，让他俩教你理论，你教他们实践，互相学习嘛！”这些话我记得很清楚，永远也忘记不了。只是在当时的环境下，特别是打倒他们以后，这些东西我没有再公开。

毛主席重病的时候，亲自给他身旁的人交代，要他们请江青立刻回京。江青接到绝密电报后，手都发抖了，但别人一进去，她马上就恢复了常态。吆喝大家打扑克，以等待火车。我亲眼见她几次出牌都错了，她虽然打牌，但是在紧张地不停地看表。我就知道她在控制自己的感情，有人说，她在毛主席病重的时间，高兴得要死，这不符合事实。我们要实事求是，现在江青已经判刑了，我主张恢复历史真相，这样可以让人们更加清楚地辨别经验教训，江青这个人，她由于长期在毛主席身旁，同样有着许多在今天看来都应该是很难得的好传统和好的作风。比如，她从不接受任何人的礼品，我从大寨回来给她捎带点特产，她从来都是付钱的。她这样对我说：老陈，我们都是毛主席培养起来的干部，我们要自觉地接受和服从党的纪律，抵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侵袭。我们不要搞那套请客送礼的资产阶级作风，但是买卖公平还是许可的。钱我一定要付你，送的东西我也要收。我们之间的交往完全在党的原则和范围内进行。据我了解，她不但是对我这样，对其他同志也是这样。就是他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之间也是这样的。我亲眼见到的一件事情，一次，王洪文给江青从上海带来一些药品，大概是他没有给上海付钱。江青一直追问他付钱没有，最后江青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三百多块钱，交给王洪文。一定要他把钱给厂家，你们都知道江青是喜欢照相的。她使用的相机和胶卷都是她自己掏钱买的，她对我说：我每月的工资除付了伙食费和外事花销外，几乎全买了书和胶卷了，我的钱实在是不够花呀！但是我绝不多占国家一分钱的光，我要以身作则，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我问他：你对江青这个人的印象是怎么样？

陈永贵说：老实说我看不出人家有什么不对的，我在粉碎他们以后的讲话，都是按中央定的调子来说的。江青对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不错的。1976年9月，江青到大寨就对我说：“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这面红旗就是中国的未来，红旗究竟能打多久。将取决于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如果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要砍掉的首先就是这面红旗。现在我们除了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以外，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你说资本主义复避了你们怎么办？”我说斗争吧。

毛主席批评江青，我看完全是对她的一种爱护。绝不是要打倒她，这些，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看得清楚。华国锋也看得清楚。他也曾当着江青、张春桥的面谈过：江青同志，我永远听你的，当你的忠实助手。对主席的一家，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忠于和爱护，在任何时候都不做损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我听到了都感到好笑，华国锋就像小孩子讲话一样。

谈到华国锋，陈永贵笑着摇了摇头说：我以为他真有毛主席的二下子呢，没想到他是个松包。他没有毛主席的千分之一。把毛主席给他的好端端的江山，丢了个一干二净。我早就对他说：华主席你千万不要把邓小平给放出来，他要解放出来，人家要说我们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主席的事业的。再说邓小平来了，能把你放在眼里吗？他还给我做工作说：“毛主席给了他一个机会，我也给他一个机会，他会对我感恩戴德的。等于我给他一条生命嘛！”你看看他多么傻瓜！

华国锋幻想在他让步以后，邓小平让他继续当任党的主席，我给他打几次电话，他都不接。他害怕人家说他在搞小动作，有意和我们拉开距离。吴德就对我说：坏了！我们都让英明领袖给出卖了，这个人可是个极端自私的的人。我还不相信，说：“你应该相信华主席是有办法对待和处理这个事情的。”吴德说：“屁，他有什么经验。这两年尽是胡耀邦、邓小平牵着他的鼻子走。他在左右开弓地自打嘴巴，把人都丢尽了，他还要再说什么？”我当时也问过汪东兴，他说：“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华主席应该心中有数。”但是，没几天汪东兴也沉不住气了。他也对我说：“看来华国锋这个人靠不住，他把我们都甩出去，他自己也是保不住的呀！”一天，华国锋对我说：你去问问邓小平，看他还要不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竟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还算不算数？有一次，在国务院开会完毕后，我要求和邓小平谈话，就在人民大会堂他的临时办公室里，我问了他那个问题，邓小平听了笑了笑，我看他笑得非常可怕，他对我说：“你以为还是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吗？提的问题这样可笑，简直像三岁小孩那样幼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最有发言权。你才加入共产党多久呢？永贵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首先检查一下自己吧。”

一听这话我就头发胀了！我对他说：你不要忘记你站出来时你的检查，你不要对党中央耍两面派，你应该考虑一下，现在你应该走什么路线的问题。邓小平不等我说完这些，就提上他的皮包走了。事情到这个地步，我简直是没有办法了。

就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候，陈永贵终于恢复了他一个农民的本来面目。我和一些山西老乡去看他。他几次对我们说：“我梦见毛主席了，他要我到另一个地方和他一起干。”

读了以上两个材料，我们当然十分敬重纪登奎的认真认罪精神而否定陈永贵至死迷信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顽固丑态。但就历史记载而言，我们却要感谢陈永贵，因为他为我们提供了十分难得的真实材料。

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人民热烈拥护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也因此拥护邓小平，因为他推倒了毛泽东的经济学。但奇怪的是中共的宣传一直不肯承认这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倒反而说是支持毛泽东思想的。

这种事实上反毛而在口头上唱拥毛的两面派宣传在民间造成了思想纷乱。当然，政治斗争是兵不厌诈，可以说谎言。对此，我们应当体谅。但作为历史记载，就不一样了，必须还它一个真像。

一，陈永贵认为，毛泽东思想当然包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也就是要打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认为陈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因为这是毛泽东思想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又认为，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也就是毛泽东的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决不能因为它是错误就不能叫它为毛泽东思想。中共说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的正确思想，这种定义是荒谬的。这样就等于在毛泽东思想和真理之间划了一个等号。

二，站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上，陈认为反刘邓是正确的，这是毛泽东思想。在为刘少奇平反前夕，华国锋站在毛泽东像面前低头认罪地说：“毛主席，我对不起你老人家，请多原谅。”这表明他的内心也认为反刘是毛泽东思想，是正确地，平反是出于政治要求而已。

我们当然热烈支持平反。但在解释上，我们与中宣部有很大分歧。我们站在了陈的一边：我们认为为刘平反就是反毛。我们与陈不同的是：我们认为反得好，毛早就该反了，哈拉晓！但中宣部却说，平反是卫护毛泽东思想，不是活见鬼吗。当然，出于政治斗争，我们可以同意这样做。

但时至今日，已不能容许为毛的负面继续遮盖了。

三，为了政治斗争需要，中共在四人帮与毛之间划了一条分界线。拼命把前者说成是魔鬼，后者是唐僧。现在应进行反思，摆出真相。陈永贵在这事上做得好。他承认在压力下曾批过四人帮。现在万事皆空，他要说真话。他说，“毛主席并没有讨厌张春桥，而非常器重他。他和江青都是说了算数的人物，因为毛主席是重视支持他们的”毛称张春桥为“我们无产阶级的理论权威”。还要陈拜“春桥文元为师，让他们教你理论”。所以，反张当然就是反毛，反四人帮就更不用说了。

陈还为江青作了辩护。更是难能可贵。他认为江青有很多从毛主席学来的好品德，毛是爱江青的，毛有时指出江的弱点，完全是出于爱护而不是讨厌。毛江是恩爱夫妻，在政治上更是如此。毛江是不能拆开的。

至此，我们就可明白科学院长郭沫若把江比之白骨精是多么下三滥啊！其实，周恩来曾公开对红卫兵讲过，关于江青的材料 是红材料不是黑材料，江青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周的话才是正人君子的话，难怪海外华人要封郭沫若为“第一大不要脸”。因此，反四人帮当然就是反毛，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的结论是：反四人帮是反毛，是反毛的误国殃民，我们支持。

市场经济是反毛，是反毛的经济理论，我们支持。

三个代表是反毛，是反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谬论，我们支持。

正是：

毛氏有罪自当反，

何必还用锦被盖？

正因永贵只三岁，

敢吐真言没遮拦。

 

 

第一百二十八回

 

王若水论定倒三七

韦君宜痛哭昧良心

 

九十年代对中国而言是地下思想百花齐放的年代。邓小平开放了经济，但坚决紧闭思想，特别要扼杀和平演变思想。和平演变思想的发明人是千家驹，他原是全国政协常委，因力主和平演变，被开除出会，移居海外。到2002年才被允回国养老。

但刺刀可以剿灭肉体，伤害不了思想。得电脑之助，千家驹思想竟望风披靡，入侵到每一个电脑家庭。其中最沁人心脾地是王若水宏论。

王若水是北京大学学生，1948年离校参加革命，成了毛泽东信徒。1950年进城后在人民日报工作，是邓拓的部下。反右时他曾随同邓拓往见毛泽东，亲眼看到了毛泽东深斥邓拓是“死人办报”。他心中很抱不平。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已升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他就当时形势写了一篇文章，认为应当反极左。这篇文章曾经周恩来过目。但毛派人士立即对此讨伐，王只好退出了总编位子。从此他就埋头研读马恩列斯毛，最后发表了一篇题为《从追求到幻灭》的文章，点评马列主义。他提出了六个观点：

（一）建设社会主义需要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需要高度的文明水平，这是社会主义的前提。而列宁把双方的逻辑颠倒过来，说社会主义革命是使生产力和社会主义文明达到社会主义水平的前提。所引的原话是：“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俄国革命是依靠了布尔什维克自己创造出来的一条规律，那就是：生产力一定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过去说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违反。

（二）马克思主义是应当在实践的检验中不断修正的，问题仅仅在修正得对不对。那种认为马克思基本原理不能修正的观点，是教条主义。根据波普尔的观点，任何科学理论都无权认为自己是永远不会推翻的。

马克思在19世纪就认为，资本主义寿命不长了。马克思是把资本主义当作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势力来看待的。无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晚年恩格斯纠正了过去过分乐观的看法，指出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工人阶级的战略应当是由革命转入和平发展，应当很好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如争取普选权，参加国会等。20世纪初，列宁写《帝国主义论》，重新论证资本主义到了最后阶段。然而二次大战后的世界历史证明：帝国主义阶段过去了，资本主义发展着。资本主义制度也有很多变化，它仍然能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些变化，马克思预见不到，列宁也预见不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能容纳生产力发展，资产阶级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阶级。马克思说过：“无论那一种社会形态，在他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中国的资产阶级还处在发展阶段，他们是资本家，又是经营者、管理者；对于发展工业和商业，他们比共产党有经验。五十年代，中国大陆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当时庆祝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实际上是把一大批有经营管理经验的人抛弃了，不是有利生产，而是相反。可怕的是“官僚所有制”。我们国家这几十年来由于官僚主义的决策错误而造成的损失和浪费，是任何资产阶级的剥削也不能比的。我想提一个尖锐问题：拿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比较，到底哪一个阶级是进步的，哪一个阶级是落后的呢？《共产党宣言》高度评价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但是，过早地认为，这种积极作用已经完了。

（三）现在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仍然是乌托邦。“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原则是非常好的，可是怎么实现呢？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年里甚至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里，是没有商品交换和货币的。就我来说，还是宁愿带有钱包，到市场上去自由选购。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做到了这一条；而且在看得见的将来，这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利用劳动证券消灭商品）。马克思的这个设想，建立在它的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在毛泽东时代流行的对脑力劳动的蔑视以及“工人农民养活了知识分子”的说法，是根本错误的。在现代的条件下，财富是由工人、科学技术工作者、经验管理者这三部分人联合创造的，这样，“剥削”的问题就变得模糊起来了。难道不可以说，脑力劳动者所给予体力劳动者的，要大于他们得之于后者的吗？马克思要废除私有财产，是为了消灭剥削，为了实行全面的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加上人为的计划调节，但不能不要那只看不见的手。今天我们来看《共产党宣言》的十条纲领，会发现，在有些方面，如高额累进税，工业和农业结合，城乡对立的消灭以及义务教育，西方国家比社会主义国家做得更好。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了一些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两种制度正在靠近。马克思、恩格斯的福音是解放全人类，但他们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的作用，又误以为一切问题的根源在私有制。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发展下去，社会将迅速两极分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的斗争将决定人类的未来。历史的发展否定了马克思的预言。现在的工人阶级已经不是马克思那个时代的工人阶级了。

（四）在中国，过去把一切邪恶的品质都归于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被说成是大公无私，最有远见的，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似乎就是一切美德的化身，这样的无产阶级只存在于头脑里，在现实中从来没有过。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民主确实不完备。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好万倍。这个好万倍的民主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百年来，资产阶级民主又有很大的进步。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建立一套有效民主机制来表达民意，监督和控制党和领袖，防止滥用权力，无产阶级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防止党和领袖的异化。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马克思遭到严重误解的领域。第一个误解是有关意识是物质的反映。问题就出在对“反映”的了解。列宁是把这个词和“摄影”、“复写”的同义词来使用的。亚当斯密把财富看作是劳动的创造，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所以我们不仅要把桌子看成是客体，还要从桌子看到人的劳动、意志和智慧。这就是见物又见人，并且是从物中见人。马克思说，以往的唯物主义对现实只是从客体方面来了解，没有从主体方面来了解。按照列宁的观点，客体就是客体，不依赖于人存在，这正是马克思所批评的。

第二个误解是有关“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列宁说：“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那么，马克思说的“存在决定意识”就是说意识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复写”吗？错了！马克思说的“存在”是社会存在，它并不是人以外的东西。包括宗教、道德、文艺、法律、哲学等意识形态，不是反映人以外的东西，而是反映人自身的存在，而且这种反映也不是依样画葫芦的复写。因为人民遭受苦难，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要创造出一个上帝来，作为祈求的对象，把幻想寄托于死后的天国。

第三个普遍误解是有关马克思说过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据此，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把人的本质归结为阶级性，这样就一方面取消了人的共性（人性），另一方面抹杀了人的个性。两性、亲子和朋友关系等都是社会关系，属于“总和”，不能全部归结为阶级关系。而且社会关系是会异化的。马克思说到，“人的类型恰恰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获得自由，自由的实现也就是人的本质的实现。人们获得自由的过程中又会陷入新的不自由。社会关系是会异化的，异化了的社会关系不但不是人的本质的实现，反而成为反人性的东西。所以马克思说，专制制度使人不成其为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认为工人阶级应当消灭自己，消灭自己的阶级性，恢复自己人的地位。

（六）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哲学手稿》的发表，赋于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次生命。欧洲一些“马克思”的学者，发现了一个不同于俄国版的马克思主义，一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马克思的出发点既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马克思的出发点是人，是现实的人或实践的人。马克思哲学是一种历史哲学，它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

对马克思主义的第四种流行的误解，就是以为马克思最关心的是人们的吃饭穿衣这种基本的物质需要。马克思批评过把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公式用来解释历史。恩格斯把人的需要分为三个层次：生存、享受、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享受，只是反对把自己的享受建筑在别人的痛苦的背上，要改变工人只劳动无享受和资本家只享受不劳动的状况。物质享受是消极的，精神享受高于物质享受。享受不是最高需要，最高的需要是发展的需要，也就是发展自己的潜能。实现自我。马克思认为，即使消灭了剥削，只要劳动是为了衣食，这种劳动仍然是不自由的，是不得不进行的，它仍属于“必然性的王国”。这里的关键在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时间。自由时间越多，越表明生活的自由和丰富。所谓自由时间，主要是指进行创造性劳动，如科学研究、技术发明、文艺创作等等的时间。马克思曾从人的发展角度把社会形态分为三个阶段：最初的形态（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特点是人的依赖性；第二大形态（资本主义的）特点是人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是对物的依赖为基础的；第三大形态的特点是自由个性，这种自由个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共同财富基础上的。马克思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就是要创造一种全新的人。“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条件。”异化克服了。人将成为“自为的人”，世界成为“为人的世界”。人将成为自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和自己的主人。

对马克思主义的第五种误解，就是以为马克思是反对或者害怕自由，特别是个人自由。这种误解在西方很流行。在我们国家，“自由”一词在很长时间里是带一些贬义的，好像这是只有西方国家主张的东西。

第六种误解，就是以为马克思是轻视个人价值的，共产主义就是“大公无私”的社会，共产主义精神就是毛泽东说的“毫不利已，专门利人”。我在十年前就说过，“毫不利已，专门利人”是做不到的，这是一种悖论。既然是“专门”做有利于别人的事，那就是“毫不”做有利于自己的事的意思。一个革命者只有在为革命而牺牲的时刻，才是彻底抛弃自己；在其他时候，是不需要也不应该这样做的。列宁提出的格言要好一些：“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个“人人”，包括自己在内。这就不是“无我”。只能反对利已主义，只能反对“损人利己”。但“利己”不一定要“损人”。其实压制个人的集体是异化的集体，也就是马克思说的“虚幻的集体”。要防止有人口口声声叫别人“无私奉献”，自己却在搞以权谋私。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既不是“自我牺牲精神”，也不是“利己主义”。当然，我并不认为马克思找到了一条实现这个理想的具体道路。

最后总起来说。我不是列宁主义者，也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基本过时了，他的共产主义仍然是乌托邦。马克思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的哲学里面，但不是列宁所阐述的那种辩证唯物主义。

当然，王若水也剖析了毛泽东。他那如椽之笔为毛泽东盖棺论定曰：毛泽东过大于功。

正是：

马恩列斯重思考，

敢捋逆鳞王副总。

过大于功毛泽东，

盖棺论定捆孽龙。

威风何必原子弹，

一言道破闹天宫。

和平演变功成日，

国祭毋忘奠乃翁。

说到北大就想起清华。因为清华也出了一名反思勇士。她就是前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她出身名门，是真正的大家闺秀。1939年，她父亲要送她到美国念书，但她不要美国而要革命，去了延安，也成了毛泽东的信徒。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历尽艰辛，尝足苦水，经过文革的煎熬，开始反思，顿悟今是而昨非，写下了一部《思痛录》。她寄语世人：“天下最拙笨的民主也胜于最高明的独裁。”她吩咐女儿杨团出版《思痛录》不要更改一字。杨团在编后记中写道：

“我终于懂了，为了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我的父母亲那一代所付出的不仅仅是鲜血和生命，更有泣血的灵魂。母亲后来告诉我她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一切，但是没有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

“母亲苦苦追求了一辈子，却在眼泪都已干涸的时候才大彻大悟：穷尽一生的努力，一生的奋斗，换来的究竟是什么？当她重温年轻时的理想，当她不能不承认后来牺牲一切所追求的，都与自己那时的理想相悖，仿佛绕地球一圈又回到了原地，怎么能不追悔平生痛彻骨髓呢？”

正是：

清华前程美如锦，

违抗父命离北平。

一心救国求民主，

奔赴延安觅真经。

牺牲本是意中事，

未料尚需卖良心。

思痛痛思思思痛，

几回掩卷泪沾襟。

 

 

第一百二十九回

 

宋美龄识破李登辉

蒋夫人享寿一○六

 

话说当时李登辉接替蒋经国出任中国国民党主席时，宋美龄就表示不赞成，因为她觉得此人并不可靠。果真，他在掌权后慢慢地接近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并在国民党内制造分裂。今天他已被逐出国民党而与陈水扁沆瀣一气，成了台独派的主将。这也说明了宋美龄的远见。

宋美龄不愿与李登辉共处，所以在李上台后就永居美国，一直到2003年10月23日逝世，享年一百零六岁。

《世界日报》作了如下报导：

蒋夫人宋美龄女士走了，她在历史上留下的烙印和影响，将随着时间的脚步，一直向前。她的一生横跨三个世纪（生于一八九八年，于二○○三年十月廿三日逝世），在中国以及世界史上，以前没有产生过这样非凡的女性，将来也将不可能再有。

蒋夫人晚年退居纽约，淡出政坛，这和她前半生吒叱中国政坛，推动着历史的巨轮，迥然不同。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举世震惊。当时的两位悍将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兵谏，将他们的直属长官蒋委员长（介石）拘留起来。面对这种情势，由国民党领导的中央政府，大部分都主张对叛将采取军事行动，作为惩处。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军事行动固可稳操胜券。也很可能玉石俱焚，是即蒋委员长在军事行动中也作了牺牲。

因而蒋夫人力排众议，坚主和平解决，她并且深入虎穴，亲自前往西安面曾两位叛将，拯救她的夫婿，终使局势转危为安。

想想看，如果西安事变朝相反的方向发展，没有了蒋介石先生，就不可能有人领导对日抗战，中国的历史也势必因之改写。

抗战期间，蒋夫人亲自为前线作战的士兵缝制征衣，亲自到医院为伤兵裹扎伤口，使得中国社会的妇女觉醒起来，动员起来，成为对日抗战的有力支柱。另一方面，蒋夫人又成立育幼院，收养阵亡将士的遗孤。以后，发展成遗族学校，以及在台北发展成为华兴育幼院和华兴中学。为青年人打开出路，成为社会的中坚。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珍珠港事变，掀起了太平洋战争，中国的对日抗战，也进入了艰苦的阶段。在这段时期，蒋夫人也开始展露她的外交长才。

一九四三年二月，蒋夫人访问华府，作为罹斯福总统夫妇的白宫上宝，同月十八日，她应美国国会的邀请，对两院议员发表演说。在国会山庄的历史上，这也是第一次有一位外国元首夫人莅临演讲，因而在未讲之前，已造成轰动。

蒋夫人这次不止是以动人的风采，流利的英语口才吸引了现场听众，也是经由媒体的传播，打动了千千万万的美国人心。她曾在演说中指同：“现在一般人似乎都认为，打败日本是次要的事，（打败）希特勒才是重要。这没有事实根据，也不符合国际间的整体利益。我们不能继续让日本构成威协，像一把随时会落在我们头上的剑……”

演讲完毕，议员们起立鼓掌达五分钟之久，第二天的纽约时报报导说：“不断的掌声，和欢呼赞美的行动，证明中国第一夫人已经感动了无数人士，倾心于中国。”当时的众院外交委员主席也曾说：“蒋夫人的演讲，不仅是感召了当代的人民，其感召也将及于后世。相信蒋夫人的思想，对领导后代建立将来的世界，大有助益。蒋夫人演讲时态度的优雅，解释世界局势之透彻，使用英语的流利灵巧，能使每一位听众了解意义所在，也能和她保持同一种见解。”罗斯福总统夫人也曾在一篇回忆录中提到：“她（指蒋夫人）在参众两院的演说非常优美，是她对民主思想一次动人的表现。从理论上讲，她确切明了民主应该是什么。她那天鹅绒般的双手和温柔低徊的声音里，蕴藏着钢铁般坚强的心。”

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和中华民国并肩作战，并以大量物资和金钱援助这个苦难中的盟国，毫无疑问，是蒋夫人这次演说和她在美加地区旅行访问所奠定的基础。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在开罗会议中，蒋夫人折衷樽俎，成为蒋介石先生和罗斯福总统以及邱吉尔首相之间的沟通桥梁，使彼此意见充分交流无碍。会后公布的开罗宣言，勾划了大战结束后的世界蓝图，也使得中华民国能收回丧失于日本的所有领土，包括台湾和澎湖在内。

开罗会议的成功，蒋夫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骄横不可一世的英国首相邱吉尔，曾对蒋夫人多所赞扬。他曾对罗斯福总统说：“这位中国女士可不是弱者。”

一九四九年大陆撤守，政府迁来台湾。一九五○年一月，英国率先承认中共政权，正在美国访问的蒋夫人，曾公开作严厉的谴责。随后，她即束装返回台北，与蒋介石先生共同为建设台湾而奋斗。

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里，蒋夫人带领一批工作人员，环岛劳军，提高了士气，稳定了军心。同一年（一九五○），她在台北成立了妇联总会，以后方支援前方，一方面缝纫，一方面募捐，以供应外岛守军一部分物资上的需要，作过陆军总司令的于豪章（已故），一度是金门防卫司令官，他在一次访问中说，他曾为士兵们的短缺如棉被等，向妇联会求助。他当时并不熟悉妇联会这个组织，信是写了，也没有存多大的希望。想不到过了几天，蒋夫人就召见了他，对他所要求的项目，如数兑现，一件也没有缺少。

随着局势的稳定，美军顾问团到达，美国军经援助的展开，蒋夫人在抗战期间建立起来的中美友谊，在积极发挥效用。一九五四年中美共同防御协定的签订，蒋夫人至少是幕后功臣之一。有这个协定作为后盾，才抑制了一九五八年“八二三”金马炮战的中共炮火，粉碎了对岸以武力进犯金马和侵占台湾的企图。

说起来这些都是陈年往事，想想看，如果没有这些陈年往事，那有今天的台湾，那有李登辉一类的牛鬼蛇神，在台湾政坛作怪的余地。

在蒋夫人辞世的第二天（十月廿四日），美国总统布什就发表声明，代表美国人民，向蒋夫人的家属和全世界仰慕她的人致哀。这位美国总统在声明中说：萝拉（布什夫人）和他得知蒋夫人辞世的消息，都感悲伤。蒋夫人一生都是美国的亲密友人，世世代代的美国人，都会一直怀念她的明智和毅力。

翻翻美国的历史，有几位在任的美国总统，对一位外国卸任元首的夫人有过这样崇高的推许和赞扬。再翻翻历史，有几位中国人在全世界拥有仰慕者。美国国务院说她“是一位历史人物”，也是一语中的。

在两岸关系上，蒋夫人曾配合政府，多所效力。一九八二年七月，中共的廖承志曾写信给蒋总统，进行和平统战。根据郝柏村“八年参谋长日记”中的记述，在同年七月二十七日经国先生召集的一项会议中，曾对廖的函件有所批示。经国先生认为：廖承志的信是设计周到、文情并茂的统战文件，在此中美关系微妙的时刻，当然其真正的对象是美国，再一次伪装台湾和平解决的假象，达到破坏军售的目的。因而决定对廖函当然不理，不让他来，但透过民间方式予以驳斥。

这个“民间方式”，就是透过蒋夫人写封公开信给廖，拒绝他提出的和平建议。公开信于同年八月十七日发表。

一九八四年二月，蒋夫人曾致函中共总理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劝他信服三民主义。在此之前，一九八一年一月，蒋夫人的二姊宋庆龄（孙中山先生的妻子）病危时，据说中共方面曾邀蒋夫人前往探亲，蒋夫人也一口回绝了。

蒋夫人和宋庆龄之间，一直有意识型态的争执，谁也不能说服谁。庆龄左倾，为蒋夫人所不能接受。

一九八八年一月，蒋经国总统逝世，跟着国民党在一次中常会中，选择代理主席。据说，蒋夫人当时曾写信给党的秘书长，提出意见，认为党主席的产生，有一定的程序，需要党代表大会来行使这项职权。其时传说纷纭，说是蒋夫人有意干政，有意阻止李登辉当选。

这封信始终没有公布，也未见国民党中央作过处理。蒋夫人当年已九十一岁高龄，见过多少大风大浪，说她有意干政，简直不可思议。她一直是国民党中央评议会主席团的主席，如果她有意见，国民党的中常会应该提出来加以讨论，公公开开，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一九九五年二次大战盟国胜利五十周年，七月廿六日，美国国会参众院两院的议员们，特别在国会山庄举行酒会，向二战中硕果仅存的伟大人物蒋夫人表示崇敬。

蒋夫人那年九十八岁，身体仍然显得很健康，她坐在参院罗素大厦三楼酒会现场，不断的和人们握手、微笑、打招呼。

她在酒会上的简短致词，有感性的一面，也有理性的呼唤，字字动人。她说：“容我提请诸位回想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那段岁月，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对中国发动全国战争。而在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前四年半里，中国孤立无援地独立抗战。一直到日本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发动珍珠港事变，美国第七十七届国会对日宣战后，中美两国才结为盟邦，两国的同心协力，奠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在一九四五年取得最后胜利的坚实基础。”

她说：“在我与诸位共同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束五十周年的此一伟大历史性时刻，我无法不想到那次战争的历史悲剧，以及那些血泪交织的岁月，更无法忘怀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道德勇气。我也要借此机会，对美国，表达衷心的感谢。”

在华府“今日世界”电视节目上，人们看到重播当年酒会的情况，听到蒋夫人一字一字的吐出“我的国家中华民国”在国会山庄周旋，真是不胜唏嘘。

正是：

蒋氏夫人毛氏妻，

一宋一江试争妍。

前者被称资字号，

后者得封红比天。

到底谁家真美丽，

群众答案埋心间。

只待言论自由日，

竞看有无挂毛旗？

 

 

第一百三十回

 

和平民主可趋同

中山思想能统一

 

2004年6月，台北市长马英九发表一篇题为《和平民主两岸趋同》的文章。他写道：

15年来，英九每年必定参与“六四”纪念活动，今天，希望藉这个机会与大陆爱好民主的朋友们进行对话。首先，我们在台湾看得很清楚，你们几乎都走过充满乌托邦激情的青春岁月，不断摔跤，又不断追导。直到今天，你们仍以不同的形式勇敢地批判眼前的政治及对言论自由的管制，最近被判五年徒刑的旅美民运人士杨建利，就是头例。你们也提出开放各级公职人员普选的主张，同情香港人民的民主要求，并且为台湾可贵的民主经验辩护，认为那为全体中国人带来了希望。此外，我们也认识到，今天大陆主流知识分子的民主见解已经超越了过去，体会到单凭更替上层建筑（如宪法和权利机构）是无法实现民主的，民主的本质是包容异见的生活方式，是需要政治人物长期正面示范才能养成的生活方式。最近大陆学界兴起了一场辩论，究竟是鲁迅的疾风暴雨还是胡适的春风化雨更能真正去除民族的陋习，更能符合善良心性的长期培养？因此多数知识份子主张：大陆民主化固然百废待举，现阶段应先推动法治建设才能有助于长远民主政治的实现，也才是务实的作法。

在此，英九也愿回顾台湾的民主经验。台湾在定期选举、新闻自由与政党轮替方面上，确实比大陆先走了一步，但是这一次总统选举却暴露了许多的问题：民众情感被撕裂、行政中立被扭曲、在上者视法律为无物等等。事实上，我们已经听说，台湾这次大选对大陆知识分子的民主憧憬是一大打击，不少人信心动摇了。在台湾，我们当然失望，但不绝望；我们当然灰心，但不死心。

所以，我们要说，请你们不要动摇，因为台湾还保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对民主仍有绝对的信心，对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司法－也还有高度的期待。我们正认真检讨到底问题出在那里？在过去好几次选举中，英九被对手高分贝地骂成“新卖台集团的棋子”或“香港脚走香港路”，仿佛颈上被挂了牌子拖到群众面前批斗，批斗者同时又嘶喊着“自由”与“人权”（最近又加上“深化民主”）。当时只觉得那是对手个人的失言，不过当这一次同样的嘶喊铺天盖地而来时，英九有了更深的体会。我们引以为傲的民主文化竟然轻易地被煽动憎怨地口号所击败，以致没有能力在杀气腾腾的民粹操弄中看见威权的再现。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它发生，却没有能力阻止。我们必须反省：是否因为在野阵营在国家顾景与民主论述上并未提供更好的选择，而在面对厮杀声时无力反制？

这里，英九要先为目前在台湾执政的民进党讲一些公道话。民进党从在野时代的“无外”起，确有许多为民主理想奋斗牺牲的志士仁人，从受到误解扭曲到受到尊重信赖，从而取得了今天的执政地位。不过我们也要强调，早年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也曾都有为了自由的信念献出生命的前辈，不过执政后却也都曾出现声重走样的现象。这意味着，真正的民主检验不仅在于在野时期的奋斗资历，更在于取得权力之后对待异己的态度。

历史上，国、共两党都曾把政治对手当敌人甚至叛徒看待，试图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中共当局迄今犹未改变。令人诧异的是，最近台湾的执政者似乎也尝试跟进：大选后一周在街头抗议选举不公与真相不明的合法集会，竟被说成是“七日流产政变”，就是一个令人警惕的信号。这便有赖于民主政治中的权力制衡，这个机制的哲学设定在对权力的不信任，任何当权者不管有何等辉煌的过去，都被自动当成潜在的滥权者，需要予以有力的制衡与监督。正因为缺乏有力的制衡，我们才会看一些曾为民主奋斗人士在取得权力后往往出现向人民讨债的傲慢，并萌生一切历史从他们开始的飘飘然，从而想自己量身制订一套全新的游戏。人类近代中，所有的独裁者最早几乎都是清新的改革者，这个变化有着类似的过程。所以，强化对当权者的制衡与监督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法治建设首先就是在要求政府的施政必须恪守宪法与法律，政府带头违法等于是鼓励民众玩法，这正是今后台湾在野人士自我警惕的监督目标。近年来我们还进一步学习到，制衡与法治不能建立在仇视和对立上，因为那会破坏基本的理性与责任，陷入“为反对而反对”的困境，反而在客观上助长玩法滥权所需要的情绪操弄，造成相反的效果。

这便是我们清楚的信念：虽然民进党心口不一的两岸政策，是台海安定重大变数，但民进党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在民主跑道上平行竞争的伙伴。未来四年，台湾可能面临宪政体制的重大变动，我们并不畏怕这样的挑战；相反地，我们将做好必要的准备，在历史传承、民主内涵、本土价值、文化认同、宪法精神与政治现实等所有领域上，与民进党进行重要的辩论。我们将努力在理论与实践上提供正面的价值，既不着眼于选票，也无关辩赢辩输的问题，而是透过一场又一场高素质的辩论过程，建立台湾公共政策辩论的理性文化。英九相信，一个具备理性、法治、责任等素质的民主台湾是绝不可能闭塞自己的心灵，绝不可能把自己带入险境的。

此外，我们也将以同一个标准来面对海峡两岸关系，我们期待与大陆的朋友在历史、现实等课题上进行对话，我们双方虽存有歧见，但仍应共同促进两岸的民主与和平。最近香港直选特首的提案被否决，使得北京原先对港人的承诺跳票，也使得“一国两制”，更失去了最后一点说服力。在此，英九要郑重呼吁，大家对民主还是要有信心；同时，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请你们都不要支持以武力解决两岸问题的方案，因为战争只会激发人性最丑陋的一面，招来见猎心喜的野心家，留下无法弥合的伤口；相反地，我们可以共同扭转局面，各自进行长期的民主建设，让后代子孙感念我们而不是责备我们。

与之相会应的是大陆杨天右教授的文章：“孙中山的民主——国家的主人是人民。”文章说：

提出“民主”观念，真正承认、肯定人民是国家惟一主人的是孙中山。1894年，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提昌“创立合众政府”，所称“合众”之“众”，指的就是人民，它是对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帝国”体制的明确否定，也是对改良派设想的“君民共主”体制的明确否定。1905年，孙中山在同盟会誓词中将奋斗目标定为“建立民国”，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将人民视为国家主人，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破天荒的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帝国”体制虽然各不相同，但一般都具有下列特征：一、“皇权专制”，一人为钢，万夫为柔，君主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国家大事任由君主个人意志及喜好决定。二、等级制，天子以下，有公、侯、伯、子、男等层层叠叠的等级；等级不同，其享有的政治、经济权力也因之相异。三、虽有法律，但不能约束君主，也很难约束贵族。四、皇权世袭，父死子继。孙中山在其革命的开始阶段，就坚决批判中国的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认为“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他设想的“民国”与中国历史上的“帝国”完全相反。1906年的《革命方略》规定：一、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二、大总统由国民公举。三、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四、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遵守。以上四条，确定了一切国民的平等参政权。普选制度，议会制度以及法律至上的原则，条条都指向专制主义，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完全意义上的现代民主国家模式。

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通过《临时约法》，它以法律形式进一步肯定了国家全部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原则。《总纲》开宗明义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是中国历史第一次在法律上肯定了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在《人民》章中规定：“国民人民一律平等”：人民享有身体、家宅、财产、营业、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有请愿、陈诉、选举被选举等权利。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创举。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南京临时政府对人民自由和权利的规定并不是一种文字花样，而是准备实实在在要兑现的。武昌起义后，新闻业迅速发展。3月6日，临时政府内务部颁布《暂行报律》三条。该项报律公布后，受到上海新闻界强烈反对。章太炎专门为《大共和日报》撰写社会批评。孙中山考虑各方意见，从维护言论自由、接受舆论监督的大局出发，于同月9日宣布《报律》无效。他说：“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善从恶改，古人常以为师，自非专制淫威，从无过事摧抑者。该部所布暂行报律，虽出补偏救敝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使议者疑满钳制舆论之恶政，复见于今，甚无谓也。”民国初年，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舆论环境极为宽松。这是和孙中山的民主思想分不开的。

人民是主人，自总统以下的各级官吏都是“公仆”

孙中山认为：国家之所以成立，建筑于“国民的合成心力”，凡共和立宪国家，“左右统治权力者，常为多数之国民”。但是，政治之事无法人人都做，只能由少数优秀突出者“代表民意”，组成政府。于是，就有了总统，有了总长，有了林林总总的各级官吏。

总统、总长、官吏是什么？孙中山由一言以敝之曰：“公仆”。1906年12月，《民报》召开创立周年庆祝大会，孙中山发表演说，明确表示：“平等自由原是国民的权利，但官吏却是国民公仆。”

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那一天开始，就把自己工作定在“公仆”地位。临时大总统誓词称：“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服务”，这是孙中山引进中国政治界、思想界的又一个新观念，它正确地说明了“公仆”们的各类政治行为所应该具有的根本属性。

旧时官场，通行大人，老爷一类称呼。民国建立后，因为一时没有新的代替说法，临时政府及地方机关仍然沿用此用称呼，孙中山得知后，认为这是共和政治的耻辱，于1912年3月致内务部令称：“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之阶级，何取非分之名称。查前官厅，视官等之高下，有大人老爷等名称，受之者增惭，施之者失体，义无取焉！”他要求此后官厅人员用职务相称，民间则以“先生”、“君”相称。

此后，孙中山经常宣传“公仆”思想。1919年，他在《孙文学说》中称：“夫中华民国者，人民之国也。君政时代则大权独揽于一人，今则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是四万万人民即今之皇帝也。国中之百官，上面总统，下面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也。”1924年，他在《民权主义》演讲中更将包括国家总统，总长在内全体官吏比作车夫、巡捕、厨子、医生、木匠、裁缝。他说：“讲到国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权：至于管理政府的人，使要付之于有能的专门家。把那些专门家不要看作是很尊贵的总统总长，只把他们当作是赶（车）汽车的车夫，或者是当作看门的巡捕，或者是弄饭的厨子，或者是诊病的医生，或者是做屋的木匠，或者是做衣的裁缝，无论把他们看作是哪一种工人，都是可以的。人民要有这样的态度，国家才有办法，才能够进步。”

“公仆”一词生动，贴切地阐明了人民和各级官吏之间的关系。人民是主人，而各级官吏只是仆役，是为主人服务的。这就将历来高高在上，凛然不可侵犯的“大人”、“老爷”们拉到了地下，这是中国历史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颠倒。

思想家李慎之说：“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其实已为他所缔造的中华民国定下了中国现代化的三个目标：一、民族独立——民族主义；二、发展经济——民生主义；三、建立民主——民权主义。不过国民党腐败无能，这些目标只能由共产党来实现。结果是：毛泽东一声“中国人民站起来”，完成了第一个任务；二、邓小平主持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中国已走在解决第二个任务的正确道路上。现在只剩下民权主义这个最艰巨的任务要我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来完成。”

此外,，我们还得引用毛泽东在1956年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九十诞辰时所说的一段话：

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

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

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

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

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孙先生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情况方面，知道他是很虚心的。

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胡锦涛主席2006年11月12日,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上进一步说:

青年时代,孙中山先生目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地,产生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和极大的民族义愤,萌发了救国救民崇高理想,形成了改变中国和中国人民命运的坚定信念.从1894年创立兴中会起,孙中山为了“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全身心地投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革命事业,奔走于海内外,联合各方力量,建立革命团体,从事宣传鼓动,发动武装起义.孙中山先生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高举实现民族独立自由和民主革命的旗帜,领导创立中国同盟会,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在孙中山先生组织领导和他的革命精神感召下,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从而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谱写了古老中国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篇章.这是孙中山先生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建立的最具历史意义的伟大功勋.

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是为近代中国的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而无私奉献的一生.孙中山先生追求真理的开拓进取精神和矢志不渝的爱国主;义情怀,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和放眼世界的开放心态,孙中山先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的坚强意志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德,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在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征程上,这一精神遗产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教育意义,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正是因为他对国家和人民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孙中山先生始终在全中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始终受到全中国人民由衷的景仰.

正是：

市场经济霹雳声，

不但惊蛰更惊魂。

神州自此再觉醒，

华夏大地见中兴。

唯恨毛毒根底深，

四个坚持犹作梗。

何日请出逸仙孙，

民国真正还于民。

 

 

第一百三十一回

 

民主革命尚未完成

    党内精英重唤“五四”

 

2005年5月1日，党内英精李锐、李普、杜光、胡绩伟、张定等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发扬五四精神，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五四运动”到现在已经86年了。当我们回顾当年的历史，缅怀民主革命先辈的时候，一个严峻的问题便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应当怎样继承“五四运动”的传统，发扬“五四运动”的精神？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民主两大诉求，开辟了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新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它为民主革命的继续和完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是利用这个良好条件，继续推进民主革命，主要包括：发展市场经济，迅速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建立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肃清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实现文化多元化，发扬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促进社会主体化，构建健全的公民社会。只有在持续完成这些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以后，才谈得上社会主义。

遗憾的是，我们在建国不久便偏离了这一条历史必由之路。以“一化三改造”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革命，剥夺了资本家、农民和手工业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铲除了市场经济赖以生长的土壤；接着开展的“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剥夺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自由，切断了在社会上传播自由民主的管道。在斯大林主义指导下的这两个“剥夺”，扼杀了民主革命的继续发展，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复辟繁孳，提供了经济基础和政治思想环境，使它得以在“社会主义”的旗号下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导致社会倒退。但是，广大人民群众却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几十年来，先进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一次又一次地提出广泛的民主要求，冲击着封建专制制度，从1957年的“右派言论”，60年代的“三自一包”，到1979年的西单墙，以至1989年的学生运动，却都遭到严酷的镇压。即使是以讨论真理标准问题为形式的思想解放运动，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历史条件，因而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一旦触动了专制制度的根基，便受到特权势力的压制，以致半途而废。建国以来的历史，贯串着继续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维护封建专制体制这两种力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文化大革命以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被粉碎而宣告结束，民主革命得到了新的发展机会。广大农民挣脱了号称人民公社、实为农奴制庄园的束缚，实现了初步的经济自由；城市经济的改革开放，使市场经济一步一步地跨越了观念和体制的障碍，取得了合法的地位，民有经济蓬勃成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是民主革命在经济领域的重大胜利。

但是，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的发展，却远远落后于经济的进步。在这些领域里存在的形形色色的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不但抑制了市场经济的健康成长，而且阻碍了整个社会的均衡发展。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的民主革命远未完成的社会现实。因此，继续推进民主革命，就成为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最重要的时代性任务。

民主革命在政治领域的首要任务是改革政治体制，肃清专制主义，建立民主、法治、分权制衡、具有健全的监督机制的政治制度。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在第三次、第四次全会上先后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从方法到目标，构成了一条完整的社会发展路线。但是，1989年后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却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的和谐，使这一路线很难畅通贯彻。而腐败现象主要来源于党政官吏的滥用政治特权，来源于政治体制的固有弊病。因此，要推进政治领域的民主革命，构建和谐社会，就要革除现行政治体制的专制极权因素，加强民主法治和监督机制，保卫人民的民主权利，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两岸统一、中国和平崛起，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8年前，中共十三大曾把党政分开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任何，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思路。它可以有效地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是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必不可少的过程，也应当成为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

民主革命在经济领域的任务是继续完善市场经济，特别是要实现农业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逐步取消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为民有经济提供创业发展和自由竞争的良好环境；在加强宏观指导和监督的同时，禁绝党政机关对企业活动的干预，堵塞权钱交易、产生权贵资产阶级的渠道；吸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企业的经验，提倡职工持股并参与企业的管理和监督；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统筹兼顾，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发展。

民主革命在文化领域的主要任务是实现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取消舆论一律的指导思想，废除新闻检查制度，解除报禁；切实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全社会提倡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以实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文学艺术的普遍繁荣；克服学校的机关化、官僚化，在高等学校实行民主治校、教授治校，鼓励兼收并蓄、兼容并包，使学校成为培养人才和传承、发展文化与科学的自由园地。

民主革命在社会领域的任务是培育公民社会，发挥它对于社会稳定与健康发展的积极作用。为此，就必须落实宪法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提倡解放个性，消除奴性；创造条件，使每个公民，特别是知识分子，都能有评论时政得失的良好机会和维护公民权利的宽松环境；切实赋予公民以建立和参加任何非政府组织、并开展各项社会活动的自由权利，取消社会团体的挂靠制度。现有的工青妇商文等各界群众团体，都应当与党政机关脱钩，把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的权利还给他们。近期最需要的是扶持处于弱势的群体，帮助他们建立能够代表其自身利益的群众组织，如农会、进城打工的劳动者协会、拆迁户维权组织等。为了普遍提高民众的公民意识，使每个公民都能行使自己的权利，恪尽自己的义务，除了广泛进行公民教育外，还应在中小学设置公民课，从儿童开始培养合格的公民。

完成民主革命是一个相当长期的历史阶段，它不需要采取暴力的形式，但这有赖于政治家和广大民众的观念更新。目前人们对民主革命普遍缺乏正确的认识，主要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两个与民主革命格格不入的传统观念。一是已经积累两千余年的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一是几十年来在斯大林主义的教谕薰陶下形成的错误的社会主义观。因此，要推进民主革命，首先需要人们在观念形态上有一个根本的转变。为了凝聚全民的力量来完成这一个历史任务，有必要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开展一场新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既要启自由民主，个性解放之蒙，清除人们在观念形态上的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也要启马克思主义之蒙，使广大民众，特别是党政干部，从斯大林主义的思想牢笼里解放出来。在这个新的启蒙运动中，每个具有独立见解的公民，都应当有尽情驰骋的广阔天地。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以及志在复兴儒学的思想家，都应当有足够的机会，来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治理念，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在全面的充分的宣传和辩论中，探索社会发展的最佳途径，熔铸完成民主革命的利器。中华民族只有经历一次比“五四运动”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思想启蒙运动，为完成民主革命准备雄厚的思想资源，才能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在青年时代都曾投身民主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中国”而奋斗。建国以后，经历五十多年的曲折道路，在我们白发苍苍的垂暮之年，才遗憾无穷地发现，我们仍然面临着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这使我们感到痛心，也感到沉重的责任。我们希望，一百多年来追求宪政中华的志士仁人的愿望不致落空，“五四运动”以来为民主革命英勇牺牲的先驱者的鲜血不会白流。中华民族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启蒙运动，需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我们热切地希望，一切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有识之士，都能认清这个历史趋势，顺应历史的召唤，为推进新启蒙运动，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做出自己的贡献。

正是：

误把列斯当马恩。

中华受害三十年。

多亏邓公有胆识，

市场经济得见天。

唯恨一腿难走路，

言论自由当领先。

但愿五四得复活，

两岸光明照人间。

 

 

第一百三十二回

 

人类进入全球化

周老畅谈世界观

 

今天的人类世开始进入全球化时代,中共党校校长习近平告诫世人,今天的人们,特别是中共党员,必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正好,文学大师泰斗104岁人瑞的周有光先生在2009年5月,发表了振聋发聩的宏文<全球化时代 世界观>.今转载如下: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跟过去不同,主要是,过去从国家看世界,现在从世界看国家.过去的世界观没有看以整个世界,现在的世界观看到了整个世界.在全球化时代,由于看到了整个世界,一切事物都要重新估价(transvaluaion).

     历史事实的理性认识

历史观是世界观的重要内容,称为世界历史观.在全球化时代,需要重新审视世界历史.历史要真实,不要伪造;认识要理性,不要曲解.这是全球化时代的头等大事.

这个要求,德国人做到了.德国总理到波兰,向万人下跪,深刻自责.人们说:一个德国总理跪下去,千万德国人民站起来了.

日本态度不同.侵入中国,不是侵略中国!海军战败,陆军没有战败!败于美国,没有败于中国!军事战败,经济战胜!

俄罗斯从苏联瓦解中独立出来,俄罗斯学者们掀起大批判,苏联圣经<联共党史>受到强烈指责:伪造历史,曲解事实.

抗美援朝时期,我们宣传朝鲜战争是美国发动的;现在承认,是北朝鲜一边首先发起的进攻.过去我们宣传,抗日战争是共产党打的;现在承认,国民党的战区大,军队多,抗日八年,坚持到底,日本向国民党投降;八路军是国民党的军队编号;帽微是国民党的党微,不是五角红星.

同一件事实,以前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纪录.现在要放弃主观的偏见,写成客观而忠实的纪录,使世界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史.

      阶级之间的矛盾和统一

人类社会不可能没有阶级.苏联消灭了阶级是虚假的宣传.资本主义社会包含不同的阶级.阶级之间,既有矛盾,又有合作.有矛盾就有斗争;斗争方式主要是和平罢工,不是你死我活.

美国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因此有最强大的工会.工会认为工资不合理的时候,就举行罢工.罢工达到目的,立即复工.资本家改进技术,又获得超出原来的利润.如果赢利提高而工资不提高,可能再次罢工.罢工和复工,斗争和合作,周期往复,资本主义得以蒸蒸日上.如果美国的工会采取你死我活的斗争,美国在苏联瓦解之前早就瓦解了.

资本家不是只剥削,不生产价值.资本家有三种功能:创业功能,管理功能和发明功能.创业最难,美国工业发达,依靠不断培养优秀的创业者.管理是重要的生产力,这在今天已经成为公认的常识.生产力=科学技术x(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生产管理).管理已经发展成为多种学科.早期资本家都是发明家,后来才有专业化的发明家.

马克思和恩格斯跟所有学者一样,不断研究,不断进步.晚年纠正早年的错误.他们晚年都认识到,阶级斗争可用和平方式在民主议会中进行.

      民主是人类的经验积累

民主不是某些国家的新发明或专利品,它是三千年间人类的经验积累.希腊城邦的直接民主,克利斯梯尼(Cleisthenes)的民主改革,伯里克利(Pericles)的民主实践,英国的大宪章,清教徒革命,光荣革命确立议会,洛克提出两权分立,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权利法案,卢梭的契约论,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美国的独立宣言,成文宪法,华盛顿不连任三届的范例,妇女选举权,晚近竞选的电视辩论和国际观察.许多国家,一代一代的政治家、思想家、革命群众,前赴后继,不断创造,达到今天的水平.今后当然还要继续完善化.

陈独秀早期认为民主没有阶级性;后来服从第三国际,主张民主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别;晚年冷静考虑,纠正错误,重新肯定民主没有阶级性.

李慎之说,民主不仅没有阶级性,也没有新旧之分.他提倡“回归五四,学习民主”.

孟子开创民本思想和革命理论.“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推翻残暴的“独夫”帝王不是篡逆.民本思想是民主制度的前奏,民主制度是由古而今逐步发展的.

民主不是有利无弊的制度.但是历史证明,它是不断减少弊端的较好制度.在民主制度之下,发展了近代繁荣:新经济、新科技、新福利、新社会.从神权到君权到民权是一条政经演进的路线.全世界的国家都在这条路线上竞赛.

         社会主义是理想

“社会主义”说法繁多,有空想社会主义,有科学社会主义,俄罗斯有苏共社会主义,中国有其特色社会主义,柬埔寨有红色社会主义,缅甸有军人社会主义,利比亚有民众社会主义,还有其他各种自称的社会主义.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革命的老革命家也糊涂了,一下子说不清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既然说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为什么革命家还要自称为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是崇高的理想.革命家不因为说不清而且没有出现过公认的真正社会主义就轻易放弃崇高的理想.正如中国从古到今尊崇大同理想,不因为从来没有出现大同而放弃大同的崇高理想.

                    世界观的更新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包含两个方面.

1.                                                                                                                                                                                          自然世界观,就是宇宙观:人对天体构造的理解;古代认为天体是神,神有人性,主宰人类;现代科学证明天体的客观存在形式和宇宙的物理运行规律.

2.                                                                                                                                                                                             社会世界观:人对人类社会的理解.核心问题是统治制度:古代认为君主和贵族统治人民的专制模式是永恒制度;现代社会证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步骤和统治制度的逐步演进.

苏联曾宣传:“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形成不同的世界观;世界观具

有鲜明的阶级性.”今天的俄罗斯改正了这种说法.自然世界观的根据是自然科学;社会世界观的根据是社会科学;科学没有阶级性,世界观哪来阶级性?

正是:

    侃侃常示情深切,谔谔更见理昭彰.

    腐儒闻之色沮丧,风云为之久低昂.

    八股空文无人睬,四海学人读有光.

    梁效谀文千古佞,周公箴言百代香.

 

 

 

注意：以下为增补的一回，放在第一0三回（季羡林遭遇革命派迫害）之后。其后的回目请顺延.                                                                                  

                        

第一百三十三回

 

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

音乐家痛斥毛氏专政

 

在阴云密布、知识分子的血腥洒遍中国大地的日子中，却有一名大师幸运地逃出了大陆抵达了美国。他就是饮誉中外的作曲家马思聪。

音乐活动和体育活动一样，本来与政治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按照毛泽东的文艺理论，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从此音乐也被死死地捆绑在政治上了。马思聪是一名造诣很深的作曲家。他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却是一名无可指责的爱国者。全国解放后，出于对祖国的热爱，马思聪全家从国外回归祖国，全力为培养青年学生作出了贡献。自从出现毛泽东红卫兵以后，马先生知道他已处于绝境。根据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的原则，他决心冒死出逃，以求自由。感谢上帝，他的出逃终于成功。在同情者们的帮助下，马氏全家越过海洋，抵达了香港，并马上由香港转往美国。

到达美国后，马思聪发表了《我逃出恐怖的中国大陆》一文，原文如下：

我在1912年3月21日生于广东，目前卜居美国宾州费城。我在中烟曾经担任下列各职：中华交响乐团指挥、中华音乐院长、中山大学教授（以上各职是在大陆沦陷前担任）、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中国与拉丁美洲友协会会长，并曾当选“人代会代表”若干年。我是1928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国家音乐院的。

我的内人和我的一子、一女及我本人是于1967年1月间逃出中国大陆的。我们先是逃抵香港，然后转来美国。若干事情使我决心离乡逃亡。中国大陆上的人民都已成了奴隶。那里没有半点自由——没有思考的自由，没有表达的自由——只是个恐惧的世界。除此以外无其他。常常一个人连他的家人或朋友都无法信任。每个人只像是蜂窝里的一只蜂，一个个足不出户，深怕予人口实，遭人指控。

红卫兵一出现，中国大陆上所有知识分子，全都遭到猛烈的打击。演员、音乐家、艺术家、舞蹈家，所有中国人赖以扬眉吐气的文化团体，全被视为社会上不事生产的分子，惨遭攻击。那些落到红卫兵——其中有许多是从前的学生——手里的人，所受到的处置简直恐怖之至，令人不敢想像。演员惨遭毁容，舞蹈家成了跛脚瘸子，音乐家手臂折损，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当时的共党政策。

在毛泽东持统治下，中国大陆上曾经进行过许多想入非非的计划，“大跃进”运动成了殃及整个中国大陆的灾难，“百花齐放运动”使许多无辜的人民关进劳改营，以至于死亡。“文化大革命”的蹂躏尤其厉害。朝三暮四的变动，以及加诸自由表达意见的威胁，实已超过我能忍受的限度。

由于我身为中国大陆上持名音乐家兼作曲家，兼任了许多“官方”职务，也许我已免掉不少一般中国人民经常遭受的折磨。尽管如此，我亲身体验到的一段经过都已使我身体崩溃；直到我逃出中国大陆四年后的现在，才恢复希望能再度作曲，或演奏小提琴。仇恨和猜疑，已成为中国大陆上的一种生活方式，真是令人可怕。

今天的中国大陆崇拜毛泽东一个人的偶像。对于所有中国人民说来，他就是“上帝”。每次在你出门之时，衣服上都要缀上一个有毛泽东像的徽章。你的脚踏车上有块小小的标语牌，你必须在那上面抄一句毛泽东语录，或是某种颂扬毛泽东的话。今天，在中国大陆上，人民唯一的自由是任意歌颂毛泽东的自由。

我觉得阅读中共“宪法”倒是蛮有趣的。它指出中国大陆人民有权拥有美国所提供的种种权利：言论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集会的自由，表达思想的自由等等。这全是骗人的把戏。在中国大陆上，一个人的权利只是工作和歌颂毛泽东。我觉得中国大陆人民目前完全生活在奴隶状态下。

你可以行使言论自由，说什么“今天天气好”，或“天空是蓝色的”等等。但是，举个例子，你绝对不能说：“我要去美国。”类似这样的话可能给你惹来很大的麻烦。你会被找去检查你的思想。也许，他们会认为此人必是间谍，或是可能与间谍有来往。他将终其一生接受“教育”以便认识美国是中国人民的第一号敌人。他会被召去坦白认罪，说明为什么使他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然后，“坦白”源源而来。

你的“坦白”愈详细愈好。在你“坦白”到差不多以后，你会被送往劳改营接受“再教育”。今天，中国大陆上的大部分审判都不在法庭内进行。这些审判就在街头、在学校、在工厂、或在你所在的单位内进行。这些审判结束之后，你即被送往劳改营，从事奴隶劳动，接受“再教育”。各位也许知道中共并不判人死刑，犯人只是被送往劳改集中营，工作到筋疲力尽而死。由此，中共可能从他们身上榨取若干利益。假如中共一下子就杀掉他，那么，他对中共再也不具任何价值了。

在今天中国大陆，只要对朋友、亲戚、甚至于自己的家人，漫不经心的发表意见，都有可能使你受到这种裁判，人人生活在恐惧的情况下，恐惧的气氛弥漫四处。人们由于这种恐惧，彼此孤立，不相往来。任何人指控的话，都可以使你身受“人民公审”，没有答辩的余地。

所有的报纸只是歌颂毛泽东的一个媒介。在我这种地位的人，可以有部收音机，譬如我就可以购买一部大收音机，收听中国大陆之外的广播，如英国国家广播公司、美国之音、日本广播电台等等。当然，收听这种节目是违法的，但是我们照收不误。

中国大陆的选举也是奴役这个非常古老非常可敬的民族之制度的另一个例子。今天中共的选举只是一场把戏。每隔四年总要来次所谓选举的玩意儿。打个比方，他们在选票上印上十个人的姓名，每个人都要投这些人一票。可能你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些人的名字，日后也不可能再听到。十个职位十个人名，全部当选，就是这么一回事。你可能写上其他姓名，但没有任何一点意义，选举结果早在计票之前就已决定好了。譬如我就曾被指派到“人代会”，我是文化团体的代表。“人代会”选举“国家主席”以及“人代会”的各种职务。

每位代表必须露面亮相，通过中共所做的任何事情，以向人民证明一切皆经选择，别无其他选择余地；随便什么人，你都无法投票反对。

中国大陆上还有一些政党，这是和许多共党国家不同的地方。但是，这些政党完全受到共产党的控制。他们唯一的作用只是附和毛泽东的一言一语，个个都须依照毛泽东的意思行事。我知道这件事，那就是：共产党派有人员在其他各个党内，以便控制他们。

在毛泽东统治下，中国大陆变化莫测。可以令一个今天得宠的人，到明天也许就已身系劳改营中。今天是毛泽东的朋友，可能在明天就成了他的敌人。日复一日，无人确悉他做的是对还是不对。你不得思索，不得计划。除了一天过去了又一天，只每天做被认为是与毛泽东思想一致无误的事情外，你不得再做任何事了。我想美国境内的若干朋友，若往中国大陆去过一落千丈两个年头，他们就会了解事情真相，并可能由此认清中共的残暴真面目。

很有意思的是：中共过去一向在其对台湾的广播中播放我的音乐作品。自我逃出之后，即已不再如此。现在，倒是台湾国民政府在其对大陆的广播里，播送我的音乐。整个中国大陆现在已知道我离开的决心，和我从地球上这个最坏、最没有人性的奴工营里逃出来的事情。

另外，陈香梅女士曾提到马思聪说：马思聪来美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他在大陆担任中国音乐院院长。假如不是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他可能早已死在红卫兵手中。马瑞雪当年只是个年轻女孩，有智慧，有勇气，有忍耐功夫，她知道若不早日逃出虎口，一定难以重见天日，于是开始暗中计划逃亡。马瑞雪来美后出了册子，讲述那段惊心动魄的旅程。马思聪来美后受到音乐界的极大欢迎，他们后来也到台湾开演奏会，非常轰动。不久前，我到纽约参加马思聪逝世三周年纪念会，这音乐会在有名的林肯中心举行，听众三千人，我坐在马瑞雪旁边，她眼中充满了泪水。真是时序飞转，无尽的悲欢哀乐。

正是：

名士马思聪，

    怒斥毛专政。

    不是不爱国，

    只为正义伸。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