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会作回忆录》述评
真实而沉重的历史回顾——《邱会作回忆录》述评
作者：丁凯文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
邱会作将军去世9年后，他的回忆录终于在今年1月底在香港问世。这部书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上下册，共998页，约80万字，包含前言、正文、照片、附录、生平简历等（下文引用时仅注释页码）。这是自2006年《吴法宪回忆录》出版之后，被毛泽东与中共打倒的所谓“林彪集团”中又一位重量级人物发表的回忆录，有重要的代表性，更具史料之价值。它的出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读该书，感慨良多，现将读后之感想随笔如下。
一、史料珍贵
《邱会作回忆录》之史料珍贵表现在很多地方。举例来说，该书上册的第十五章，题目为“林彪对我军建设的贡献”。以往官方出版的书籍或文章，在谈及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林彪在中共政坛上的作用时，都简单地将林彪提倡的“四个第一”、“突出政治”作为一个重点，意在说明林彪投毛泽东之所好，将个人崇拜等一系列极左的思想灌输进军队的政治工作当中，对中国军队的建设起了负面的作用。读了邱会作的回忆，我们知悉，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只是其建军思想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林彪真正下功夫花心思在中国军队与国防建设上面。
1960年1、2月间，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林彪代表军委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针对中国国防的现实状况，林彪提出了“南顶北放”的战略方针，即“北边以长江为界，对从鸭绿江到象山湾沿海一线的来犯之敌要顶住，要死守，寸土不让。对南方来犯之敌，可以考虑放进来打，因为南方来犯之敌是从海上来，敌人没有后方，放进来切断退路，围而歼之。”关于部队的建设，林彪提出“作战方针是部队建设的总纲，全面提高部队战斗是部队建设的中心。政治觉悟、军事技术、指挥灵敏、保障能力是部队战斗力的四大要素。我们还必须建设能干的统帅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都是战略指挥部，管战略是重要任务。”针对国防工程，林彪提出“要立即着手搞国防工程，部队自己要担负起这项繁重的任务。要在全国实行坑道化、要塞化、地下化。”与此同时，“要根据作战计划在全国建立战略、战役供应基地，后勤保障实行基地化，像‘开旅馆’一样建立基地。基地工程要上山、靠山、分散，多打洞子，能够经得起敌人空袭。”关于边防的问题，林彪提出了三条原则：一是不逞英雄，二是不打第一枪，三是建立边防“真空”。（页251－253）林彪在讲话中明确了中国国防战略的方针和基本政策，解决了中国军队建设的主要问题，形成了日后中国国防战略的整体思维和体系，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针对中国军队的编制，林彪深入部队基层，从42军调来一个整编连队，作为研究军队编制的对象，邱会作回忆说：“现场会议在广州军区的广场举行，林总、罗瑞卿和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都同连队指战员一起，席地而坐，展开了细致认真的研究。”“经反复座谈，在最后一次座谈会上对连队的编制就定下来了。连队新的编制是：恢复以连为单位组织伙食的传统，按每十二个人编一个炊事员，除司务长、上士外，每个连队编一个理发员、一个司号员。对连队的编制花了上下午各三小时，最后定下来了，大家对这个新编制十分满意，在元帅们离场的时候，响起了经久不息的鼓掌声。林总这么鞠躬尽瘁，令大家十分感动，散会的时候，罗总长亲自去扶他起来。据我所知，元帅们和各级干部、战士一起讨论、决定编制问题，在我军的历史上是没有的。”（页262）连队编制问题解决后，又开始研究军、师、团三级的编制。林彪决定，军长、师长、团长、政委和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长等都参加会议。林彪特别指出“师是重点，军和团的机关都要力求精干，师则要充实一点”（页263）正式因为才用了上下结合的工作方式，军委拟定的编制草案页较为符合实际，野战部队三级机关的编制方案很快就确定下来。不仅如此，林彪也十分重视军队的后勤装备。在编制装备会议期间解放军后勤学院专门办了一个后勤装备展览，林彪亲赴展览，就后勤装备拍板定案，如战士用品，包括日用品和衣服、鞋袜、被子等；炊事用品，如行军锅、水桶、大小菜盆子等；连队公用品，如马灯、手电筒、担架、理发用具等，还有后勤装备工程车等。林彪事无巨细，事必躬亲。邱会作说：“林总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是经常下部队的，而且常常下到最基层，调查研究，组织连长、指导员开座谈会，取得第一手的材料，指导全军工作。现在不少部队的老同志都公认，从林总一九五九年上台领导军委日常工作，到一九六六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段时间是我军的鼎盛时期。只要我们看一看林总的工作作风，他呕心沥血地扑在部队的工作上，就很容易找到答案。”（页266－267）
林彪在大讲“突出政治”的同时更强调军事工作，特别是军事训练，在林彪眼里，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并不对立。邱会作深有体会地说：“林总历来是重视部队的军事训练的，林总多次讲过（大意）：我强调政治挂帅，这是不能动摇的，但是，不要以为讲政治挂帅就不要军事，那也是不对的。部队建设要全面考虑，缺了一样就不行的。现在我们应该这样想，军事和政治比较哪个重要？没有话说，政治第一。可是讲时间安排，那个应该多占一点，那个应该少占一点？政治应该少占一点，学文化也应少占一点，军事应该占多些。我看时间比例，军事应该占60％、70％以至80％。但政治还是主要的，这是我们的基础，什么工作都要政治挂帅。”（页271）
林彪如此关注军队的工作，且亲历亲为地参与、指导，这在官史的记载中是看不到的。官史的记载只能得出一个林彪只搞了“个人崇拜”一件事，对军队事业的发展起了障碍作用。读了邱会作回忆这段珍贵的史料，我们对林彪或许会有新的认识。
二、揭示罗瑞卿、“杨余傅”事件的真相
读《邱会作回忆录》最大的感受就是，该回忆秉笔直书，揭示了许多仍被当今大陆官方掩盖了的事实真相。军队涉及文革运动的几件大事，一个是文革初起时的罗瑞卿事件，一个是文革当中的“杨余傅事件”。邱会作回忆对此都作了较为具体而详实的揭示。读来令人感慨。
1、罗瑞卿事件
以往的官史和许多文革史的著述，都将罗瑞卿归结于林彪对罗瑞卿的不满和迫害，毛泽东当年主导的批判罗瑞卿也是收到林彪影响，偏听偏信，错整了罗瑞卿。这各众口一词的说法却掩盖了一个重要史实，即倒罗事件本身就是军队内部的一场“派系斗争”，而这场斗争恰恰被毛泽东所利用，成为文革运动中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前哨战，而真正发挥倒罗作用的人恰恰是那些身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叶剑英、杨成武、肖华、刘志坚等人。
自1959年林彪接替彭德怀主管军队工作后，林彪推荐已经远离军队工作的罗瑞卿出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代表林彪主持军队日常工作。林彪在1963年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脱离工作，休养为主，毛泽东遂指定贺龙主持军委工作。这以后，罗瑞卿对林彪的态度逐渐开始有了变化，军委内部两个阵营逐渐形成。这里贺龙、罗瑞卿为一派，背后有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领导人的支持，另一派则是林彪、叶剑英、杨成武等人，军委内部的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聂荣臻是支持林彪的。贺龙成为军委内部的孤家寡人。（页370）
由于罗瑞卿与其他元帅之间的紧张关系，叶剑英、聂荣臻、杨成武等人成为倒罗的核心人物。据邱会作回忆：“一九六五年，大约是五、六月间，军委常委会在京西宾馆举行。会前，叶、聂两帅在休息室谈罗的问题。我进去了时他们还在谈。我欲退出，他们却招手让我坐下，我听到叶帅说：‘他真是利令智昏了，人长、脚长、手也长！’聂帅说：‘坏就坏在手长上！’虽然他们说的那些话未指出人来，我的脑子一转，也就知道是指谁了。叶帅还对我说：‘我们谈的问题，你是懂得的，将来你会知道更多的问题，估计你已经知道我们是说谁了。我们还要给一些同志打招呼。’关于罗瑞卿的问题，叶、聂不仅仅是打招呼的问题，而是教导我们要与罗的错误作斗争。”1965年6月叶剑英还专门把邱会作找去家中谈话说：“对长子的问题，我告诉林总，已按照主席的意图同聂帅、刘帅、陈老总、杨成武都谈过，还要很快同有关同志打招呼，以免他们陷进去，有的会越陷越深。我们共同商定了一个打招呼的名单。第一步有你一个，然后视情况的变化，打招呼的人还要扩大。要尽量多争取一些人，不要陷到长子和他同盟的圈子里去。不过胡子（贺龙）的问题不要对外人提起。”（页377－379）显而易见，叶剑英才是倒罗事件中最积极的人物之一。
邱会作说：1965年12月召开的上海会议前，“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刘志坚等人到杭州，向毛主席系统汇报了罗瑞卿的问题。毛主席听了汇报之后说：“霸道，我是可以想得到的，并同林彪同志说过，这个人浑身是刺；但有野心就是新问题了。你们告诉林彪同志注意身体，‘长子’的问题由中央来解决。”邱还说，上海会议期间“叶帅当着我们这些去看他的干部大声说：‘搬掉凶神，解放元帅！’他说；‘你们受压当然不好受，但你们到底还有工作，他对你们还是要客气一点的，否则对工作不利。对我他就不客气了。他根本不把我这样的人放在眼里的！’”（页393－395）1966年3月军委在北京继续开会，会议由叶剑英主持，“会议上冲锋陷阵的还是去杭州给主席汇报的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刘志坚等人以及总政的一帮人，如李曼村、唐平铸等人。”会议结束时，叶剑英代表军委作了长篇发言痛批罗瑞卿。罗跳楼自杀未遂，叶剑英在总结中说：“‘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这是我套用稼轩词句，把‘百战’二字改为‘一跳’，为罗瑞卿跳楼所哼的悼语。我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已经死亡了。如果要重新作人，必须真正地在政治上脱胎换骨。”（页409－410）
林彪对倒罗时什么态度呢？邱会作说：“毛对罗究竟是什么打算，当时林并不知底。林只知道罗给他丢了人，他提名的总长有那么多人不感冒，因此，林也有尴尬之处。上海会议，林彪没出面，回到北京开会，林既无参加，也无指示，更无主持会议，整个会议没有听到林的任何指示，林连面都没有露。这和开彭德怀的会完全是两个样子。”（页399）
罗瑞卿事件的实质何在？邱会作一针见血地指出：“主席六二年开始就想扳倒刘少奇，并在准备条件，等待时机到六五年时，毛倒刘的打算已基本成熟。倒刘要依靠军队，但军队在贺、罗手上，你罗瑞卿把军队搞成这个局面，能依靠得上吗？！再说，老帅的“状”都告到主席那去了，毛主席再重用罗等于他自己也支持纵容了罗，这样会得罪一大批老资格，毛主席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而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拿掉罗，这是主席的决定，这是主席端掉刘、邓司令部的重要战略部署。要端掉刘、邓司令部，首先要把中央书记处中的干将拿掉，拿住军权又是首当其冲的，因而，罗瑞卿的倒台也是首当其冲的，这就是毛主席的底牌。”（页380）
以上这些真实而具体的内容，我们从官史中是看不到的，因而罗瑞卿事件也就成为官方的一家之言，那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也就这样被掩盖起来，一切罪责都归结到林彪一个人身上。
2、“杨余傅事件”
“杨余傅事件”是文革中期军队发生的又一起重大事件，身为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突然下台，出乎所有人们的意料之外。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将杨成武倒台归结到林彪身上，声称毛本人偏听误信了林彪的馋言云云。杨成武在自己的自述中也将她的倒台归于林彪的迫害。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邱会作的会议让我们再一次看清了个中之原委。其大致过程如下（页549－566）：
（1）杨成武自做主张，提出由吴法宪以副总参谋长的身份协助杨主持军委工作，而吴的空军司令一职由空军政委余立金接任。
（2）杨成武的主张并未事先争得军委副主席林彪的同意，而杨却一意孤行。
（3）杨成武、吴法宪就杨的女儿婚姻问题产生了矛盾。
（4）林彪为了息事宁人，要求军委办事组的其他同仁看望病中的杨成武，并设法做好思想工作。但杨成武却不领情，甚至要求将他的主张交由中央碰头会和中央文革小组去讨论，以此作为要挟。
（5）杨成武此时与江青关系甚为密切，杨成武提出将空军的问题交由中央碰头会讨论，实际上就是要把军队的事务交予江青干预。林彪对此很反感也十分警惕。
（6）杨成武是军队中仅次于林彪的重量级人物，杨当时不仅曾是毛泽东身边的红人，也一直是林彪锐意提拔重用之人。然而，林彪与杨成武之间产生了某种隔阂，林彪却说服不了杨成武，林只好亲自向毛泽东报告。
（7）毛曾就杨成武“大树特树”一文表示了不满，尤其不满杨喜好突出其个人，但碍于林彪对杨的宠爱而未有所表示。此时毛适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与会的人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他们决定：对杨成武的问题，事情要说清楚，结论不要做，暂时停止工作。
（8）余立金的所谓”叛徒“问题是南京军区从国民党旧档案之中找出来的，由司令员许世友派人送到北京。毛泽东亲自批准对余立金实行逮捕。
（9）傅崇碧因所谓“冲击钓鱼台”事件得罪了江青，江青坚决要求就此机会打倒傅崇碧。傅崇碧由此无辜受到牵连。
（10）杨成武临行前林彪特意见了杨，林对杨说：“你现在到外地去住一个时期，对自己的错误，要认真反省；还保留你副总参谋长的职务；你现在就走，可以带家属孩子一起走，同你住在一起。”林彪还送杨到门口，与杨握手道别。杨被安置在洛阳附近原蒋介石的一处行宫隐居。杨以后的生活安排均由邱会作负责从优安排。
（11）杨成武虽然下台了，但林彪也不是如中央文革碰头会和中央专案组那样把杨成武往死里整，而是让杨在外地闲居，坚持给杨副总参谋长的待遇，并不许专案组搞杨的专案，江青三番五次提出要整杨均被林彪拒绝。所以，杨成武可以安居洛阳，这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是极为少有的特例。
杨成武自己说：“整个关押期间，始终没有一个人找我谈过一次话，没有核查过一次问题……”（《杨成武将军自述》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页349）。杨成武自己的回忆与邱回忆相吻合。
事实上，林彪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将杨保护起来，不被江青等人抓去手中。杨成武实际上是因祸得福，否则“913事件”后被打倒的就不是黄吴李邱，而是杨吴李邱了。
那么林彪为何会“弃杨留吴”呢？邱会作以自己亲身的观察认为，是“杨成武自己把自己搬倒了”。此说何解？
（1）杨成武在文革初期跟随毛泽东巡视南方各省，耳闻目睹毛对江青的信任和纵容，看出毛在政治上刻意扶植江青，杨对江青的态度有了重大变化，杨江关系甚为密切，江青的很多事，尤其是私事或见不得人的事都是交代杨成武去办。
（2）杨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与林彪关系极为密切，杨认为林彪绝不会改变对杨的信任态度。但是杨出于多种考虑又与江青过从甚密，杨以为可以用江青来影响林彪对军队重大的事务的决策，犯了林的大忌。林彪坚决不许军队有江青的代言人，所以只好忍痛让杨靠边站了。
（3）杨成武与吴法宪在林彪与江青的关系当中都扮演了“政治红娘”的角色，但是吴法宪是不折不扣地按照林彪的授意与江青打交道，而杨成武则想自做主张，两边牵线。杨明知林彪厌恶江青，却想借用江青来影响林彪，脚踩两只船。这样一来，杨就无法继续成为林彪的副手了。邱说：“林总对杨成武的处理，完全是无奈的。‘弃杨留吴’也不是简单不要杨的问题，而是杨不能再留了，这是不准江青插手军队完全必要的作法。”（页565）
邱会作最后说：“可是‘九一三’之后，毛主席说‘杨余傅’搞错了，是林彪搞的。实事求是地说，‘杨余傅’是毛主席和江青搞的，是文革中毛主席和江青联手搞高级干部，是文革中毛主席和江青联手搞陶铸后又一次联手搞掉自己阵营的重要高级干部。”（页565－566）
邱会作的回忆是迄今为止笔者所看到的对“杨余傅事件”最详尽、具体的描述和分析，非亲身经历者是写不出来的。它回答了为什么杨成武这位曾经是毛泽东、林彪身边的红人倒台的前因后果。绝非是杨成武自己所言是林彪拉他上船他拒绝才导致这一事件的发生，更非目前国内党史教材所言林彪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野心而恶意陷害、打倒杨成武。通读邱会作的回忆，相信人们对这一事件应有较为明确、清晰的了解。
三、还原林彪文革中的真实面目
邱会作回忆重点谈论了军队与文革，这就无法绕开林彪。邱会作以其亲身的经历，为世人还原了文革中一个更加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林彪。
（1）林彪对于军队的文革运动采取了“不介入”的态度。
邱会作回忆说：“六六年五月间，叶剑英元帅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林总提出的军队文化革命总方针是：军队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既要搞好革命，又要保持战斗力，加强战备。这是完全正确的方针。从元帅到军委常委及参加会议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各院校负责人，都完全拥护这条方针。”（页451）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就传达了林彪的指示“（一）毛主席说，军队的文化革命由军队自行决定，不照地方的办法。军队坚持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会场上热烈鼓掌）。（二）军队高级干部，不要怕别人革自己的命，就怕自己不革命。（三）军队要特别警惕企图搞乱军队的人。对这种人，不论来自何方都必须严肃对待。上面三点就是军队文化革命的方针，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页452－453）当时军队中的高级干部心里也很紧张，担心受到冲击。但是林彪一句话点明了关键之处：“不介入就不紧张”，可见林彪如何对待突然而至的运动的高明之处。邱会作说：“六六年六月以前，机关的文化革命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七月到十月开始，在内部出大字报和小字报，机关的业务工作照常进行。”（页454）这说明林彪针对文革运动的对策是有效的、成功的。
（2）从“不介入”到“军委八条命令”
林彪的“不介入”方针在1966年10月初被打破。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在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告御状，声称他们的革命行动受到军委总后领导人的打压。林彪在毛泽东的压力下，于10月5日发布了“军委紧急指示”，开放了军队的“四大”。由此军队院校的造反势力蓬勃发展，一发不可收拾。邱说：“这道命令改变了中央军委关于军队文化革命的总方针，允许院校搞“四大”，成了军队大乱的突破口。这样一来，原来按中央军委的方针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各总部、各军兵种的党委领导，一下子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军队领导干部被揪斗得很厉害，军队的工作全面陷入被动，大家怨声载道。叶帅、聂帅、林总很生气又很无奈。”（页455）面对混乱的局面，林彪于1967年1月28日亲自起草了《军委八条命令》，而《军委八条命令》的核心思想就是保持军队的稳定，不许随意冲击、武斗军队干部，军队实行正面教育，而非造反夺权。3月份又召开全军高干会议。这对军队的稳定起了决定性作用。邱说：“虽然《军委八条命令》是毛主席同意签发的，但《军委八条命令》执行后，中央文革又是不满的，生怕压住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也说过说：仗着八条，抓人太多。叶帅听到后气得不能自己。听叶群说，有一次在毛家湾，叶帅坐在会客室不说话也不走，林总一直陪叶帅坐着，谁也不说话。《军委八条命令》出台以后，军队各级党委、各级领导的确当成了法宝，打击了‘造反派’，有的甚至开了枪，如赵永夫。因为元帅们有气，《军委八条命令》的颁布又使他们发火有了本钱，这样‘二月逆流’的发生势在必然，《军委八条命令》本身对毛主席的路线就是最大的‘逆流’。”（页456）
（3）林彪对军队干部的保护
为了保护军队的干部不受冲击，林彪发明了“躲反”。邱回忆说：“在动乱中，林总、叶帅对军队干部是爱护的。军委通知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都到北京京西宾馆来‘躲反’、‘避难’，宣布京西宾馆不许冲击，并由卫戍区严加把守，在形势稳定下来才陆续回去。这和地方干部相比是天壤之别了。”（页459）经林彪、叶剑英批准到军委西山“躲反”的就有赵尔陆、李天焕、王秉璋、杜义德、邱会作等人。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人经不住压力回到原单位“经受群众运动的洗礼”，结果丧命，如赵尔陆。邱回忆说：叶群曾对邱说“很多事我都不敢给首长讲，一讲他就发火。前几年，首长知道赵尔陆死了，气得他不吃饭，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一边走一边骂。叫我把郭子瑞（赵尔
（4）搞垮军内造反派的“五一三事件”
空政文工团的刘素媛为了庆祝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想联合在京各部队文工团联合演出。此事得到毛的首肯，并嘱咐刘素媛找叶群谈谈。此时的林彪抓住了这一机会，通过支持军队中的“革命派”（保皇派）演出，打压了军队中的造反派。（此事吴法宪回忆录也有较为详尽的描述）。通过“五一三事件”，军内造反派从此一蹶不振，军内的造反势力被清除出军队和北京，从此军队进入较为稳定的时期。邱说：“林总和军委不是通过发指示的方式，而是通过支持谁搞文艺演出的方式表明林总和军委的态度，支持革命派，打击造反派，使北京的各领率机关迅速稳定下来，从而使各大军区及全军部队迅速稳定下来。这是林总的高棋，也是险棋，因为在文革中直接打击造反派还是第一次。事后，叶群跟我们说过：‘林总反复掂量，主席要军队还是要造反派？林总最后说：‘主席要军队，但对打击造反派也不会太高兴’。’林总抓住了这个机会，彻底扭转了军队的局势，为党、国家、军队立了大功。这也是‘五一三’能够取胜的主客观条件。”（页527）
（5）林彪领导下的军委办事组对江青的抵制
邱说：“在林总的支持下，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是坚决反对江青的，也就是反对中央文革的，这是保卫人民解放军决定性的斗争，在文革中保卫解放军不被江青插手就是保卫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林彪在1968年3月25日语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谈话时明确表态说：“去年，全军文革垮了，江青几次提议要恢复全军文革，我都没有表态。要恢复全军文革．就会有人插手军队的文化革命，并在军队内部找他们的代理人。中央军委常委的工作一时也难以恢复起来，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谁来管事。叶帅管事，军队喜欢，他们（指中央文革）不喜欢；徐帅管事，他们喜欢，军队不喜欢。只好用办事组来管大事，这是最靠得住的办法。”（页577）军委办事组在林彪的领导下，实则起到了文革初期叶剑英、聂荣臻所起的作用，延续了林彪和老帅们稳定军队的方针和政策，功不可没。邱回忆说：“林彪对江青一伙的基本态度之一，就是不许他们插手军队。林彪说：‘如果他们在军队有市场，是亡党亡国的开始。’九大之后，防止上海帮插手军队真如同防止盗贼一样的严格。军队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也同总理商量好了，凡是重要的事都先送周总理，由他转送主席之后，再在政治局传阅。看起来这是小事情，其实是大事，这样可以减少江青一伙的干扰。”（页610）中共九大之后，军委办事组的主要成员们都成为政治局委员，更成为军队抵制江青等文革极左派的坚实力量。事实上，江青等希望渗透进军队并掌握军权一直不甚成功，这与林彪在一开始就予以防范和抵制由直接的关系，军队更成为日后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力量。
（6）林彪对造反派的厌恶和痛恨
一件小事反映出林彪对文革造反派的厌恶和痛恨。邱会作长子邱路光与原煤炭部部长张霖之的女儿是大学同学，也是一对恋人。但是由于张霖之是被毛泽东、江青点名打倒的干部，并死于造反派的毒刑拷打之下，两个人的恋情此时也遇到险阻。邱会作请自己的夫人胡敏出面找周恩来求情，周恩来说：“你去找叶群，叶群同意了，我就批准他们结婚。这是好事情。”（页593）周恩来明说叶群同意即可，实是暗喻叶群背后的林彪。在叶群的支持下，周恩来在国务院给张霖之作了内部结论，并批准了两个人的婚姻。林彪还在家里接待张霖之的夫人李蕴华，说“张霖之是好同志，他为什么被打死了？他被打死都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林彪向在场的军委办事组黄永胜等人说“军队的干部能解放的尽快解放，能解脱的尽快解脱。”当时已经解放的和解脱的干部有张震、王必成、林维先、谢胜坤、江文、张宗逊……已经安排走上日程的有杨勇、梁必业、吴克华、张贤约、李雪三等人。更令人叫绝的是，林彪与李蕴华合影时，坚持请李坐在中间，林彪和黄永胜坐在两边。（页594－596）林彪这个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竟然与被毛泽东、江青点名打倒的走资派张霖之的夫人合影，并称张霖之为“好同志”，林彪以自己的行为表示出对造反派的厌恶和痛恨，和对张霖之一家的关怀和支持。
四、披露文革中老干部医疗待遇问题的真相
文革期间，一批老干部受到冲击和迫害，医疗待遇问题上也受道不同程度的限制，引发了众怒。文革之后官方将这些责任统统归结到林彪和江青的头上。那么事实到底如何？邱会作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事实的真相。
关于老帅们的医疗问题，邱说：“老帅的治病问题，都是由总理专管，我没管，我也没资格、没权力管。在贺龙、罗瑞卿等人治病的问题上都是中央专案组报总理直接管，总后是不能管的，甚至是不能打听的。三○一的领导也不向我汇报，这是党的工作纪律。”（页877）1967年5月，周恩来召集邱会作、汪东兴、吴阶平等人开会，规定了几条。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对中央原政治局委员，书记记处书记、副总理以上的领导干部，正在受审查的人员，涉外事项的医疗保健工作，一律归周总理批准，由三○一总医院，北京医院、首都医院、公安医院，按照总理批示执行任务。对上述人员的医疗保健．没有总理的批示各医院不得自行办理。”（页878）三Ｏ一医院上至院领导，下至普通工作人员都严格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行事，对送进医院的病人全心全意地予以治疗。邱会作说：“贺老总的治病问题，及罗瑞卿，陈老总，陶铸的治病问题，三○一医院都尽了全力，他们的不幸是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政治情况造成的，不是三○一的医疗造成的。”（页879）
关于罗瑞卿的腿伤问题，邱说：“罗瑞卿自己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做截肢手术。同时三○一医院非常负责地组织专家会诊后，给中央写了报告，周总理看了三○一医院的报告，看了Ｘ光片和特别画的手术示意图，周总理批准了这个手术报告。六九年初，给罗瑞卿做了手术，手术前三○一医院又给周总理打了报告，总理批示要保证治疗的效果和安全。主管医疗保健的曹根慧副院长主持手术，由骨科副主任党广博和主治医生王一德主刀，主治医生宋运琴负责麻醉，著名专家外科主任陆惟善在手术室指导，虽然罗瑞卿患有心脏病，由于组织周密，认真负责，手术很成功。若干年后他到世界上最先进的西德去做手术，却死在那里。”（页880－881）
关于贺龙的抢救问题，邱回忆说：“贺老总的专案问题我是一点不知道的，中央专案组是极其严格和保密的。在杨成武的军委办事组时期，我只听到杨成武说过一句话，‘总理叫把胡子放到象鼻子沟去了’。象鼻子沟和西山是一个山坡之隔，是国务院系统的战时指挥部所在地。在黄永胜的军委办事组时期，我也只听到黄永胜说过一句‘彭德怀和贺龙的案子杨成武的时候就基本定下来了’。六九年六月九日凌晨，三○一医院副院长曹根慧接到中央二办打来的电话说：‘贺龙得了重病，以前他看病都在卫戍区的医院，这次黄总长因你们条件好，技术力量强，指示你们立即派医生出诊治疗’。曹副院长立即进行了安排，他找到了曾给贺老总看过病的主治医生黄秀琴和南楼（高干病房）护士姜辉永带着抢救器械和药品赶到了贺龙的住处。黄秀琴诊病时，薛明和专案人员都在场。黄医生经过诊断立即向曹副院长汇报，因为曹副院长根本不知道贺老总的住处，他说：‘如路途近，道路平坦就速回医院抢救；如路途远，道路颠簸就增派医护人员去现场抢救。’黄医生认为贺老总的住处不具备抢救条件，这里去三○一的路途不远路况又好，请示送三○一抢救，曹副院长立即决定‘把病人接回来，路上不间断地抢救治疗，注意安全，防止意外。’曹副院长又立即向靳来川院长汇报，靳说：‘关键是确诊，然后进行抢救！’贺老总到三○一时，楼里楼外已经是戒备森严，显然是中央布置的。南楼（高干病房）主任李晋率医生进行抢救，确诊贺老总是糖尿病酸中毒。曹副院长立即组织专家会诊，大内科曾诚富主任，放射科高育璈主任，心肾科黄大显主任等赶到病房，当时比较先进的移动式光机也由肖志达医生推来给贺老总拍片，发现贺老总肺部感染。再经过验血后，决定输液。输液的药剂是5％的葡萄糖和胰岛素，胰岛素适用糖尿病酸中毒和伴有并发症的病人；对昏迷的糖尿病患者要打一定剂量葡萄糖，直到醒过来为止。这个用药方案是可以经得起检验的。三○一从领导到医护人员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贺老总没有抢救过来，于六月九日下午三点去世。”（页885－886）
关于傅连暲问题，邱回忆说：“一次，总理、杨成武、吴法宪和我在场，江青对叶群说：‘傅连暲在五十年代初，不是害过林副主席吗？现在，为什么不报仇！’叶群笑了笑回答说：‘傅连暲还好，就是教林副主席养身之道，现在他（林）自己都会查药典了。’江青认为叶群不识抬举，立即说：‘把傅连暲抓起来，待后再处理。’大家都不吭声，江青就火了，这时总理说这件事我来办。也就过了一天卫戍区来了几个人，给我看了总理的条子：“把傅连暲交给来人，周恩来。”我看了条子之后知道总理并不是指名叫我办的，我就给总后副参谋长陈庞打了电话，陈庞带着他们到了香山傅的住处，翻墙进去把傅连暲带走了，并关进了秦城。”（页580）“过了几天（那时我不在碰头会，不是天天见总理）我见到总理，问为什么抓傅连璋？总理只说了一句话：‘和你们没关系。’不久傅连暲就死在秦城。”日后的中纪委审查小组对邱说：傅连暲之死与你无关，你对傅连璋在文革中说过的一些批评的话，不能和专案混为一谈。（页888－889）
从以上几件事情来看，中央专案直接掌握在周恩来的手上，具体的医疗事务也都由周恩来负责，别人不得插手。可以说，解放军三○一医院对于罗瑞卿、贺龙的治疗是认真负责的，不存在人为的故意疏忽和官方所称的“医疗上限制、拖延和反治疗”这个问题，当时的三○一医院从上至下都尽到了医务工作者的职责。至于傅连暲惨死于秦城监狱也与林彪没有直接的关系。
五、深刻反思“九一三事件”
林彪事件迄今为止仍被官方定位于“篡党夺权、阴谋政变”，但是官方却列不出林彪“阴谋政变”的证据。邱会作直接了当地写出了自己的看法：
“林彪真正搞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我认为是毫无根据的。
第一，武装政变是特殊战斗，古今中外都一样，这种战斗来不得半点差错。我们所看到林彪搞武装政变的“证据”，就是什么‘五七一工程纪要’，‘小舰队’，这根本不能说明林彪有什么问题，这些材料不仅不能说明问题，更不能证明任何问题。我们不要忘记林彪是大军事家，也是最有实战经验的，林彪要真的搞了什么武装政变，就没有不成功的。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七一年九月十二日的情况。当时，毛主席还在返京路上，林彪在北戴河，北京只有周恩来。在这种情况下，林彪要搞武装政变，还不是可以随心所欲，水到渠成吗？因此，假的东西要说成真的不可能的。
第二，武装政变要有最有力的指挥。林彪搞武装政变怎么好象是小孩做游戏一样的？
林彪要搞武装政变，他没有动用统帅部的任何指挥机构，没有动用各军种各大军区，也没有动用任何作战部队。这样象搞武装政变吗？林彪搞政变都不依靠我们，“林彪死党”的帽子白给我们戴上了！同样不要忘记，当时林彪不仅可以通过指挥系统指挥全军部队，而且也可以指挥任何作战部队。林彪没有动用任何部队，这也是搞武装政变吗？
第三，全国平静。事实证明，‘九一三’之后，党内、军内秩序良好，社会平静稳定。没有发现一个排、连、营、团接到过林彪或黄吴李邱紧急战备或紧急待命的指令，更不要说一个师、一个军了；同样没有发现一辆坦克、一架战斗机、轰炸机接到过林彪或黄吴李邱紧急战备或紧急待命的指令。林彪，黄吴李邱是军人，他们政变不利用军队，不利用枪炮，不利用飞机、坦克，这算搞什么名堂！？难道林彪只和自己的儿子及几个空军的小干部搞政变吗？！这根本不是林彪。政变是为了活，而不是为了死，可是按照官方的说法，好像林彪政变就是自己在搞一场为了死的儿戏。那么，为什么都说林彪是搞武装政变失败而外逃的？这是借用‘九一三’事件来处理‘林彪问题’ 的手段，只有把林彪先定为反革命集团搞政变的头目，才有处理的根据。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六日晚八时，当确悉林彪出走的飞机在外蒙温都尔汗机场机毁人亡，机上九人全部丧生。接着，汪东兴自己回中南海，同毛主席和工作人员举行了庆祝会，毛主席的心情很好，并要汪东兴向政治局传达一句话：‘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林彪成了死反革命，对‘林彪问题’可以随心所欲放手处理了。说‘九一三’是林彪搞政变，对毛主席是饮鸩止渴，并为邓小平否定毛主席准备了炮弹。”（页787－788）
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军人，邱会作以自己独到的视角审视这个所谓的“林彪政变”事宜，邱的见解可谓真知灼见。事实证明，官方版本的“林彪阴谋政变”一说不过就是一个天方夜潭、欲加之罪而已。
六、披露“两案审判”的内幕
1980年的“两案审判”长期以来一直是官方津津乐道的内容，声称这是中国走向法制的开始，身为两案审理知道委员会主任的彭真甚至说，要把两案办成铁案，传到子孙后代也推翻不了。一些御用文人们也不遗余力地为这场审判涂脂抹粉，如图们、肖思科的《特别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王文正、沈国凡《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等。那么事实真相如何？邱会作回忆为人们重新认识这场审判提供了新的视角。
1、官方利用当年的造反派充当审案者
1980年9月官方成立了最高人民检察院预审组，在秦城监狱开始对两案相关人员进行了连续十多天的预审。负责邱会作的预审组组长竟然是原来总后的造反派王瀑声。邱会作回忆说：“预审组由三个组员、一个记录，共四个人组成。我一见到组长王瀑声，即大吃一惊。王瀑声原是后勤学院政治部主任。王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个几易其主的人，文革开始的时候曾经多次表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远学林副主席，近学邱部长，坚决跟着邱部长一起闹革命。但后勤学院造反派“星火燎原”成立之后，他又投降了造反派，当毛主席、林总、周总理派叶群把我从武斗场上抢救出去之后，王瀑声又痛哭流涕地要求回到革命派中来。‘九一三’之后，王瀑声又转回造反派一边去了，这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预审组组长王瀑声的本来面目。”（页901）总后当年的造反派在江青的支持下一度非常得势，把总后搅得天下大乱，他们在总后机关大抓“保皇派”，一共抓了四百多人，将总后的办公楼变成了临时监狱。（页492）后来又对邱会作实行惨无人道的武斗，几乎置邱于死地。邱会作在林彪、周恩来的支持下重回总后工作后，曾经处理过一批这样的造反派。现在官方为了搞好审理工作，竟然起用这些当年被打压下去的造反派充当审案者，如此审理毫无公正、客观可可言。
2、背离历史事实，强加罪名
两案预审小组先定罪名，然后再寻找证据。在预审之时，先将邱会作划入林彪反革命集团。将邱定位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其理由是“你是林彪的亲信，当然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这还有什么疑问吗？”“亲信就是结帮、重用、安插位置。林彪不正是这样对你的吗！”“你是政治局委员就决定了你的问题的性质！这点你总不能否定吧！”（页902）预审组对此却提不出任何像样的“证据”，他们罗织出来的罪行主要又三条：一是指责黄吴李邱等人与林彪搞了政变，二是在党的会议上攻击了老帅，主要是指邱会作对徐向前的批评，还有用医疗手段整老帅的问题，三是邱在台上时总后迫害了一些干部群众，乃至一些人不幸死亡。第一个问题，不仅黄吴李邱没有涉入所谓的“政变”事宜，连林彪本人的涉入的证据都没有，唯一的一个叶群、吴法宪、邱会作于
笔者还认为《回忆录》的第三篇的题目似有不妥，该题目是“人民军队忠于党”。笔者认为这个题目的含义应该是说解放军的一切行动都必须听从党中央的命令，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听毛泽东的命令。可是，这一篇的主要内容都是林彪、叶剑英、军委办事组抵制江青、造反派，遏制军内造反派的行为，而这恰恰是毛泽东所不喜的。毛泽东要求军队支左，支持造反派夺权，军队内部虽然也有一些极左分子积极响应，但是后来都被林彪打压了下去，特别是军委八条命令之后，各地军人镇压造反派，如“青海二二三事件”等，大开杀戒。林彪还利用“五一三事件”打垮了军内的造反势力。武汉发生的“720事件”也是军人起来反毛的倒行逆施，等等。这显然不能说军队完完全全听了毛泽东的。换句话说，解放军的行为在文革之中并非“忠于党、忠于毛”，而是根据各地的情况而有所不同，有些干脆就是抵制造反派，乃至毛一度认为军队75％不支持造反派，毛甚至提出要武装左派，发枪给他们等等。连林彪本人都厌恶江青、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在庐山上出手打击张春桥，最后林彪还以出走的方式与毛泽东和平分手。这怎么都不能说“人民军队忠于党”。事实上，正是军队的主导力量在毛泽东死后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充分证明军队并非忠于毛泽东，而是与毛泽东分道扬镳，最终唾弃了毛泽东的极左路线，笔者相信如果林彪学会邓小平那般隐忍，也许就不会发生“九一三事件”，那么在毛泽东死后也一定能够采取措施搞掉江青等文革极左派，从而改弦更张，至少不会再走毛泽东的文革老路。
总而言之，《邱会作回忆录》的出版是当前中共党史研究、军史研究和文革史研究的一件大事，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这段历史，特别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重要的历史人物以及重新认识文革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全书内容丰富，观点鲜明，对于许多问题的看法都有独到的见解，有些问题的看法现在看来虽然未必正确，但是仍能启迪人们的思考。笔者认为，邱会作回忆录最难能可贵之处就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示了官方掩盖了历史，秉笔直书，还原了那段峥嵘岁月的本来面目。在此，笔者愿向邱会作将军表达由衷的敬意，愿邱将军英灵永生。
邱会作回忆录不很真实 作者：芦笛
也读“真实而沉重的”邱会作回忆录
最近香港出版了《邱会作回忆录》。……只看文字水平，则吴法宪回忆录要强过邱会作回忆录许多。前者大概经
论思想觉悟，邱氏也远不如吴氏。吴当然也免不了为自己隐恶扬善，文过饰非，但这是回忆录的通病，诚难免俗，然而他在回首往事时总的态度还比较超然，不但把以往的荣华富贵当成一场梦，而且认为毛时代的专业就是人整人，一点意思都没有，还多次向被他整过或伤害过的人诚挚道歉。这就很难得了，考虑到吴将军的出身背景，有此觉悟更是凤毛麟角。
相比之下，邱会作则心胸褊狭，睚眦必报，全书的主题一言足以蔽之：反攻倒算。他最仇恨的人就是据说几乎将他打死的造反派，以及据说是利用造反派将他打入大牢的邓小平。支配他的“世界观”至今仍是毛氏“阶级斗争理论”，在他心目中，“阶级敌人”就是造反派，就是命令他前去接受群众批斗的徐向前，就是复辟了资本主义、断送了毛的革命事业的邓小平。邓小平的罪行还不止是复辟资本主义，更在于首创了“以法律手段解决党内路线斗争”，使得党干从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神道降为可为法律制裁的凡人。他最痛恨的就是这一点，“一篇之中，Ｎ致意焉”。而吴法宪虽然也为自己蒙冤受屈鸣不平，但基本还是就事论事，以陈述事实（当然是他认定的事实）驳斥起诉书上的罪名，从未敢说“党比法大”。
基于这一主题，该书花了相当大的篇幅为林彪评功摆好。据邱会作说，林副统帅一贯无限热爱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长征中为毛特地挑选了8个身强力壮的担架员，轮班抬着老毛走，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又对我军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不但没有发动政变，就连“小舰队”、“五七一工程”也是子虚乌有，而毛对林的出走心花怒放，说“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虽然他不得不承认林彪逃往外蒙是事实，却硬要说那是被叶群和林立果“劫持”使然。
有点常识的人都该听说过“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某个当事人的证言，只有在与其他人的证词详加辨析与互校，并通过了事实、逻辑与常理的证伪之后，才能上升为可靠史料。这就是
现在以“无影灯”的方式，看看邱会作笔下的林副统帅形象真实到何种地步：
1）长征时期对伟大领袖的忠诚。
奉献8名担架员与一匹健壮骡子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事，我相信是真的，正如我相信邱会作本人自承他在延安当供给部长时善于拍马屁，让伟大领袖享受特殊待遇，被众人痛骂“往上爬”，连毛的办公室秘书长李六如都看不下去一般〔1〕。但这不过是拍马屁，并不说明林副在政治、军事路线上时时处处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
如所周知，林副曾在遵义会议后写信给中央，要毛将刚刚到手的前委书记位置让给彭德怀，使得伟大领袖在会理会议上大发雷霆。这事见于多人证词，包括李德、彭德怀、杨尚昆、刘英、黄克诚等人的回忆录，时任中央纵队秘书长的刘英还记下了她当时亲耳听到的林彪语录：
“会议从五月十二日开起，一共开了两三天。我记得第一天会议下来，闻天叫我邀林、彭到瓦房子里来同他和毛主席住在一起。那里已经用门板搁好了铺。我想，闻天的意思是可以缓和气氛，便于谈心沟通思想。我走进草棚子里，他们正谈得热闹。听到林彪说：‘老彭，还是你行，前方还是你来指挥。’彭德怀说：‘我不干。’”〔2〕
邱会作及其“凡是派”总不至于否认此事，认定多人的证词是向壁虚构吧？就连林副自己都在庐山会议上承担了责任，说那事与彭德怀无关，是他自己写的信，是不是？
杨尚昆还说，林副坚决反对红军东征山西：
“这个时候，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说：我不赞成东征。他（指毛主席）要走就让他走吧，我到陕南去。彭德怀和我虽然也不想离开陕北，但他比较顾全大局，没有听林彪的。那时候，彭德怀是司令员，但除十五军团外，兵力主要在一军团，而林彪是一军团的军团长，如果听了林彪的，不就分家了吗？”〔3〕
黄克诚、叶子龙等人也在回忆录中说，东征回来后，毛在会上严厉批评了林彪的本位主义，叶子龙还说毛发了火，骂道：“红军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你林彪个人的队伍么！”林彪随后离开部队，调任红军大学校长〔4〕。想来凡是派也不敢认为此事是向壁虚构吧？
隐瞒这些史实，硬要把林副说成是从头到尾自始至终的“紧跟派”，其实是对林的一种贬低。毛并不是不能反对的永远正确的上帝，在上述两例中，林的反对都很正确。我已在《“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正在充实改写过程中，刻下才写到抗战结束，却已有24万字，预计年内可以出版）中指出，所谓“四渡赤水”是毫无必要地在原地打圈圈，不但造出“不打仗又死那么多人”（杨尚昆语）的人间奇迹，而且使得军心涣散，万众离心，招致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林彪、彭德怀、杨尚昆等多名大员反对，酿成深重的领导权危机。林彪最后提出停止“走弓背路”，放弃在云南建立根据地的幻想，迅速北上渡过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正确主张挽救了一方面军。而东征山西则是毛一贯的“左倾冒险主义”，非但未达到原定战略目标，反倒把中央军引入山西，威胁陕北的战略后方。当然，林彪提出的去陕南打游击也是扯淡——彭德怀已经在其自述中指出了，南面是“友军”（亦即与共党勾结上了的东北军与西北军），去陕南打游击不但会与“友军”翻脸，而且会招致在洛阳驻扎的中央军北上，红军灭亡更速。
2）主持军委工作后对军队建设的巨大贡献。
邱会作将林彪的贡献吹到了天上去，甚至说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改变了过去中国“有国无防”的情况，肉麻到连起码的事实都不顾了——抗战不论，莫非抗美援朝时中国也是有国无防？当真是“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
过来人都知道，林副对我军建设的最大贡献，就是把一个武装的政治集团变成了单纯的政治集团。军队只学毛著不练武，当时的口号是：“突出政治一通百通，冲击政治一冲百空。”邱会作以及凡是派总不能连这事实都敢一笔抹煞吧？若不是军队变得根本不能打仗，“中越自卫反击战”何以打得那么窝囊？就连邱会作本人也在回忆录中连篇累牍地痛骂萧华等人的“空头政治”，却忘记告诉读者怎么去区分“突出政治”与“空头政治”，而若没有“突出政治”这个根本方针，“空头政治”又怎么可能出台。
且看徐向前是怎么说的吧：
“第二次是一九五九年的‘反彭黄斗争’。……在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期间，部队向正规化、现代化转变中的一些决策和措施，都被当作‘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而加以批判。此后，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口号取消，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经验搁浅，院校教学一律以毛泽东著作为基本教材，甚至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例都不去研究，实际上回到了‘穿新鞋，走老路’的状态。第三次是一九五九年九月，林彪出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上台伊始，也曾提出过某些有利我军建设的措施，例如发展尖端技术，精简军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搞好基层等，军委的同志都是同意的。但此人借革命以营私，表里不一，好走极端，越走越令人感到不对头。例如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他提出要在平原地带搞什么‘人造山’，简直是异想天开！又如军事工业，他提出‘山、散、洞’的方针，大折腾一番，把许多内地工厂迁往偏远山区，长期开不了工，造成极大损失。又如分工我管空军，实际上他直接控制刘亚楼、吴法宪他们，根本不让我插手，我说话没有人听，管什么嘛！又如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讲学立场、观点、方法，而是死记硬背，搞形式主义。还有什么‘顶峰’、‘一句顶一万句’、‘最高最活’、‘立竿见影’之类的，令人不可理解。那个时候，我对林彪没有看透，只是有些感觉罢了。一九六四年，总参谋长罗瑞卿抓军事训练，搞了次全军性的大比武，目的是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把全军的训练水平提高一步。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总司令和军委一些领导同志都去现场参观过，大家很高兴。但是，林彪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出来反对，大做‘突出政治’的文章。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对罗瑞卿同志发起突然袭击，罗织种种‘罪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此后，‘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满天飞，流毒之深广，危害之严重，是空前的。”〔5〕
两人谁说的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过来人哪怕是老百姓也该心中有数。不说别的，就拿那“人造山”的笑话来说吧，那难道能是正常人能想出来的绝招？而把无数第一流军工企业搬到所谓“大三线”的山沟沟里去，则完全是照搬抗战经验，不懂现代战争为何物，更不懂起码的经济规律，严重影响了军工生产，也为继任统治者留下了大批无药可医的出血溃疡。
3）罗瑞卿、贺龙与杨成武等人都不是林彪而是毛泽东整倒的。
文革中被整的所有要人，当然都须由毛泽东点头才能被打倒，但这并不等于下面的人不会主动发难。就连邱会作也多次在回忆录中承认，萧华、徐向前等人曾想把他整倒，只是毛要保他才救了他而已。尽管如此，他仍被造反派毒打了一顿（几乎致死倒未必，过于夸大其词）。因此，要有效地整倒某人，下面发难与上面点头缺一不可。至于整人的机制则各不相同，有的是下面主动发难，或是受到被整倒的人的株连，毛认为整也无妨，因而批准；有的则是毛或江青想整，授意下面的人发难。要区分是哪种情况很简单，只需看毛是否批准事后平反。毛主动要整的人如彭德怀、刘少奇、彭真、陶铸等人就毫无平反可能，谁想为他们平反就会连自己都贴进去。而若是毛原无主动整人意愿而是“因势利导”地加以批准，则那些人在其政敌垮台后即可获得平反。
以此观之，则不难立即看出罗、贺、杨等人都不是毛想整的人，因为这三个人都在林彪一死后便获得平反。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参加中央军委会议时，表示他“听了林彪一面之辞，错整了罗瑞卿”。〔6〕1974年7月，毛亲自批准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恢复名誉，宣布：杨、余、傅问题是林彪搞的，搞错了，宣布平反。〔7〕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对所捏造的“罪状”予以否定，对贺龙予以平反，恢复名誉。〔8〕 对所有这些人，毛都声称是误听了林彪的谗言，难道全然是撒谎？同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他为何不为彭真、杨尚昆平反？为何不把罪责赖到林彪头上去？毛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死不认错，谁胆敢非议他干的事，他就要把谁往死里整。“误听谗言，错整好人”毕竟也是错误，他这辈子大概也就只承认了这个错误，当真难得之至。若那几人真是他主动要整，他又岂会走这一步？干脆坚持整死那些人不就完了？有谁敢出来呼冤？
当然，这不是说发难者只有林彪一人，邱会作披露，罗瑞卿还得罪了叶剑英和聂荣臻等人，杨成武、萧华等人更是上窜下跳。这看来是可信的，因为叶剑英曾在大会上幸灾乐祸地说“将军一跳声名裂，向河梁，回首万里，故人长绝”，而邓小平则鄙夷地说“罗长子跳了冰棍”，令罗点点怀恨至今。〔9〕杨成武与萧华充当积极打手也为吴法宪的回忆证实，但林彪指使叶群去诬告罗瑞卿也是不容否认的。据吴法宪说，叶群要他在会议上揭发罗瑞卿的所谓“四条”口信。据邱会作回忆录中所附的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这四条如下：
“第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第二，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第三，以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第四，一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去管。刘亚楼同志还对叶群同志讲，‘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绝不会亏待你的。’”〔10〕
邱会作在回忆录中斩钉截铁地说确有此事，其理由是两条：
第一个理由是，“罗瑞卿（在批斗他的会上）说‘我对陶铸、萧华、杨成武、梁必业说的那些话，我都是说了的。类似的话，还同刘亚楼同志说过，这些都是绝大的错误。’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的报告》，叶帅在北京批罗会议上的总结发言，萧华的揭发以及杨成武的几次系统揭发，都提到‘伸手’问题，都确认有‘四条’。翟云英也说有。如果说没有，首先是叶剑英、萧华、杨成武他们几个人给全党开了大玩笑，有些人后来改了口，那也只是改了口嘛！”〔11〕
关于“开玩笑”与“改口”，到底有什么可奇怪的？那难道不是我党行事常规？刘少奇不也曾被全党谴责为“叛徒内奸工贼”么？那是不是毛泽东也给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开了个大玩笑？后来党中央追封刘少奇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又何尝不是“改口”？亏得老邱是14岁就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却至死不懂我党的“历史唯物主义”，还要大惊小怪，以为他的质问掷地有声，实在可笑得紧。如果这能用来证明“四条”确实存在，那么不但少奇同志确实是叛徒内奸工贼，彭德怀是大军阀兼反党分子，黄克诚是反党分子，习仲勋是利用小说反党的坏人，贺龙是大土匪……，除了高饶反党集团一直维持原案之外，“解放”后所有钦定的党内坏人也都不能平反了，邱会作以及凡是派敢说这话么？
至于叶剑英、萧华等人确认有“四条”，并不等于那“四条”是他们揭发出来的，也并不等于他们为那四条的真实性作了证，顶多只能说他们听信或趁机附和或利用了他人的揭发而已，正如邱会作本人当年同意刘少奇就是叛徒内奸工贼一般。这一点可以从邱会作附上的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的报告》中轻易看出，那上面列举的证人只有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杨成武与吴法宪三个人。〔12〕
然而吴法宪却在回忆录里承认，他根本没有听刘亚楼死前这么说过。那四条是他在上海开会参与整罗时叶群告诉他的。此后在北京继续开会整罗瑞卿，叶群打电话催促他在会上发言揭发，还说那四条是刘在病重时告诉她的，翟云英也在场，要他去找翟云英落实，并将翟的证词记录下来并让她签字，然后把材料立即送给林彪。吴照办了，但翟云英却说她从未听刘亚楼说过此事，只是见到刘与叶群谈话时曾伸出四个指头。吴让秘书记录了谈话并让翟云英签了字，将材料送给了林彪。在北京会议期间，不但杨成武逼吴发言，问他：“你不讲，怎么向林总交代？”叶群更几次打电话催逼吴，说刘亚楼的事吴讲最合适，甚至以“林总说要你好好考虑考虑，究竟是跟林总还是跟罗长子”相威胁，吓得吴与余立金次日就在会上发言。在他们发言之后的几天里，“大家纷纷发言批判这‘四条’，几乎是一面倒地批判罗瑞卿的‘野心’。这一来，就使得罗瑞卿的问题更加严重了。”在听到罗跳楼的消息后，吴内心十分内疚，但已经无法挽回了。〔13〕
所以，所谓“四条”，不是吴将军撒谎，就是邱将军撒谎。但若吴法宪撒谎，动机何在？他已经刑满释放，不存在被逼撒谎的情势，何苦要抓屎抹脸，诬蔑自己作伪证？更何况他还说杨成武也参与逼他作伪证，他写回忆录时杨成武不但还在世，而且潜势力还极大，他犯得上去得罪么？若论组织关系，邱会作是总后的，吴法宪是空军司令部的，刘亚楼与罗瑞卿关系如何，是否说过那些话，邱从哪儿知道？总不会比吴胖子更知道吧？连老吴都说自己对此一无所知，邱到底是哪儿来的底气，一口咬定就是有那四条？
邱会作证明那“四条”确实存在的第二个理由，便是披露了刘亚楼在死前写了封信：
“（刘亚楼在）去世前的四月十五日，他给罗写了一封信，对罗表示不满，因为病重，生前没有交出去。在一九六五年上海会议时，刘的这封信作为证明材料发给了参加会议的人员，刘的这封信比叶群的发言有力量得多，现在传言邓小平对此事说是‘死无对证’，怎么死无对证？刘生前的信还在嘛！”〔14〕
既然那封信是“四条”存在的铁证，在给罗定罪时起到了比叶群告的状更大的作用，而且，邱会作在写作回忆录时显然能看到有关中央文件（否则他也不可能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的报告》附在书中了。看来他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比吴法宪的潜势力大得多。老吴基本是靠回忆，没有引用过什么文字材料），那把那封信引出来不就完了？可惜那信到底是什么内容，邱将军却秘而不宣，除了反复重复“信中刘对罗大为不满”〔15〕，便是臆断：“这封信是上海会议的文件之一，此信对与会人员的震动是高于叶群发言的。因为毕竟是罗让刘上了‘竿子’去和林讲，林又把刘训了一顿，碰了一鼻子灰嘛。一九六五年初，罗瑞卿到上海，去医院看刘，刘和罗大吵一架。……这之后刘的身体状况下降很快，几个月后就去世了。他们还能吵些什么呢？这都是不言而喻的事。”〔16〕
什么叫“不言而喻”？莫非林副批评刘亚楼，以及刘罗大吵之时，邱将军都在旁边观战来着？就算他有天眼通，知道争吵的详细内容，他“不言”读者也无法“喻”，对伐？起码老芦没这本事。
这里的昏话，连常理都无法通过：就算真有那四条，难道刘会蠢到去乖乖向叶群传达？“退出政治舞台”云云，不但是诅咒上级早死，而且是党干最忌讳的“政治生命结束”。哪怕是毫无权力斗争经验的草民百姓，也不至于去干这种“狗爬楼梯上猫当”的白痴事体吧？刘将军就算让碓打昏了头，想来也会跟罗将军说：你为什么自己不去说，却要让我去传这种难听话？而罗将军就是再利令智昏，也不至于蠢到无端给林副下战书，反倒提高他的革命警惕性吧？要夺权，悄悄地架空攘夺就是了，还要尽量让上级什么把柄都挑不出来，岂有如此打草惊蛇兼羞辱对方、诅咒对方早死的？这算是《孙子兵法》或《三十六计》的哪一招？
事实上，若刘亚楼真留下了一封信，而那封信又起到了颠覆罗瑞卿的决定性作用（或起码是超过叶群揭发的作用），则邱会作附上的那份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的报告》中就一定会引用。然而该报告列举的罗的罪状一共是五条：“第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第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第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第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17〕其中第一条才是最致命的，而第五条才是有关“四条”的罪行，然而其中无片言只字提到刘亚楼的那封信，只是说：“关于这件事，刘亚楼同志的妻子翟云英同志听说过，杨成武、吴法宪同志也都听刘亚楼同志在临死前说过。”〔12〕若刘亚楼的遗书真是证明那四条确实存在的“钢鞭材料”，报告为何不引用，而要使用第二手证词？
因此，邱会作的这些证词，完全是出于护主心切说出来的，可靠性很成问题。事实上，林彪虽是病夫，却野心勃勃，在文革中远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很整了些人。我已经在旧作《王力反思录干货摘记》中说过，懒得再写，拷贝在此：
“林彪和江青联手把邓小平搞了下去
王力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又开了个政治局扩大会议，名曰‘生活会’。会议原定整刘少奇，并没准备整邓小平，但江青认为刘少奇已被毛的那张大字报打倒，成了死老虎，邓才是主要危险。据王力说，那是因为邓握有兵权，是她掌权的障碍，在这点上林彪与她想法一致。林彪在发言中没有尖锐批判刘少奇，‘但对邓就讲得很重’，指邓与被打倒的彭真、吴晗以及北京市委勾结，说邓的问题很严重，是政治性质的，那意思就是说邓是敌我矛盾。此外林还争风吃醋，指责邓负责编辑毛选四卷时在注释中突出他的二野，没有把各个野战军摆平。‘这个会上林彪把邓骂成那样，邓没法工作了。邓当场对康生说，我现在没法工作了，因为把我提成敌我矛盾，我没法工作了。常委分配我的工作，由康老管吧！’
王力还说，林彪并不怎么害怕刘少奇，认为能和他争权的不是刘而是邓。江青也作此想，因此坚持将刘邓并列，以邓为重点。叶群动员萧华与杨成武攻邓，江青与张春桥则动员王任重与王力揭发邓小平。萧华和杨成武根据林彪指示，在会上猛攻邓小平，从邓讲到李井泉、西南局，最后扯到贺龙头上，毛便把这会停了。
据王力说，毛开头并不赞成将刘邓并列。原来毛只计划搞三个月的文革，让刘少奇写检讨，在北京市委范围内搞一下就让他过关了。刘九月份就写出了检查，毛还很满意。但江青和林彪不同意让刘过关。此时地方党委对运动阻力很大，毛认为是刘的错误路线影响所致，遂决定10月间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让刘在会上作检讨，邓小平也在会上做了检讨，但那是临时写出来的急就章。陈伯达在总结报告中首先提出‘刘邓路线’的说法，说资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刘邓司令部，送交毛审批时毛未反对。林彪又大讲‘刘邓路线’，正式提出了这个词（对外宣传则开头说是‘反革命路线’，后又改为‘反对革命路线’，最后改为‘反动路线’），刘邓就这样平列起来了。在12月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陶铸时，林彪突然大骂李井泉，说李这人最坏，谁最坏他就跟谁在一起，那是针对邓小平的，云云。
以上所说，我觉得颇可信。江青确实联合林彪倒邓，甚至在1968年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还力主把林彪当接班人写入党章，说是要让某些人死心，那就是指邓小平。毛对邓确有某种偏爱，可能是‘邓毛古谢集团’案让他在某种程度上把邓当成了死去的弟弟。他曾对赫鲁晓夫暗示邓才是他的接班人。50年代毛曾说由他本人挂帅，邓小平作副帅，完全置正式皇储刘少奇于不顾，后来又多次出面保住了邓的党籍，这才会招致深谙老毛心事的江青和林彪的嫉恨。那些鼓吹林彪没有野心、在文革中无所作为的人可以歇歇了。”
4）林彪在文革中与江青作斗争，严禁江青插手军队，维护了军队稳定。
这当然部份是真的，但准确说来，应该是“又勾结，又斗争”，最初倒刘邓时，“枪杆子”和“笔杆子”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所以江青才会在8届12中全会上提议把林副作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待到后来共同的敌人打倒得差不多了，就开始“斗争”起来了。勿过，这种斗争，不过是权力斗争而已，说难听点便是“狗咬狗，一嘴毛”，实在不必再拿出来炫耀。
林当然严禁江青插手军队，但那只说明他的控制欲与权势欲之强，绝不容卧榻之侧有他人鼾睡而已。例如他同样严禁徐向前插手军队，上引徐向前语录已经说了：“（军委）分工我管空军，实际上他（林）直接控制刘亚楼、吴法宪他们，根本不让我插手，我说话没有人听，管什么嘛！”莫非那也是值得吹嘘的光荣事迹？
林在文革初期维护军队稳定也不假，徐向前也承认了这一点，说“军委八条”是他和林彪一道去找毛签发的，“毛主席完全同意，当场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林彪拿到批示后，对毛主席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据我观察，林彪当时有自己的算盘。他是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军权在握，军队大乱特乱，向毛主席交不了帐，对他不利嘛！”〔18〕 这原是白痴也想得过来的事——要乱，只能乱敌人，岂能乱自己？
正因为此，林副完全是高选择性地维护军队稳定。1967年2月23日，青海发生“赵永夫事件”，青海军区副司令赵永夫指挥军队进攻占据《青海日报》社的造反派，打死打伤二百余人。据王力说，赵永夫悍然屠杀平民后，报告了林彪，林彪回答说：“打得好！”三月间，林彪主持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本来要推广赵永夫的典型经验，但后来赵又变成了“反革命逆流”的典型，林彪在会上首次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于是全国都开始“反击自上而下的反革命逆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四月间，林彪又提出与《军委八条》相反的《军委十条》，据王力说，那文件完全由林彪自己口授，秘书记录。林彪要关锋斟酌一下文字，关锋找了王力和戚本禹，林彪的秘书在外面等着。关锋只作了点文字上的修改，内容原封未动，而王力只提出在前面加上肯定“支左”的成绩的话。修改后林彪即送毛批发。这文件与“带枪的刘邓路线”在一起，使得全国到处冲击军区，闹得一塌糊涂。
武汉“七二零事件”后，林彪批准全国各地举行大会与游行，把矛头对准了军队。林彪批示：“我经再三考虑，我也参加大会”，与江青等人登上天安门，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社论报导从此开始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这把火是林彪放的。他说，过去有三个大军区不听话：北京、武汉、成都，他没有办法。陈再道就是不听话，这回可找到做文章的题目了，于是下令在京西宾馆斗争陈再道，钟汉华，要周恩来主持会议，会上叶群最凶，还有吴法宪、黄永胜、王宏坤。六七年八月间，林彪主持中央常委会，讨论专案问题。江青提出要调军队主要负责干部和大批团干部建立中央专案机构。林彪说：从南看到北，从北看到南，从东看到西，从西看到东，军区以上的军队干部都没几个好人。
在此期间，毛一度昏了头，不但批准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而且竟然在7月18日对周恩来、王力、谢富治、陈再道、钟汉华等人说要武装工人学生。8月4日，毛给江青写信，认为75％以上的部队干部都是支持右派的，提出要武装左派，好像部队不可靠了，要搞第二武装。但毛随即又恢复了神智，8月12日，他的指示传到北京，说“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陈伯达迅即把奉旨写作社论的罪名推卸给王力。不管怎样，制止抓“军内一小撮”、“带枪的刘邓路线”等等，还是毛泽东本人。
以上是王力同志的证词〔19〕，与邱会作同志的可完全两样。同是证人，王力的地位相对于邱会作那林彪嫡系相对更超脱些，其证词应该更可靠。即使不可靠，真正持中立客观态度的史家，最起码得先证伪了这些证词，才能尽情讴歌邱将军的回忆录是何等“珍贵的史料”，又是如何“真实而沉重”吧？若歌颂者真对毛共有三分了解，则歌颂林彪“还我长城”（据说是毛泽东当时的批语）可以省省了——毛若不准反军乱军，则谁也不敢反；毛若立意反军乱军，则再有十个林彪也不敢“维稳”。
5）没有“两谋”（谋害毛泽东与南逃另立中央），也没有武装政变，就连是否有小舰队的事都很可疑，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不是叛国，林彪是被劫持的。
这问题我已经在《试解林副统帅仓皇出逃之谜》〔20〕 中分析过了，结论是：
Ａ．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黄吴李邱卷入了官方所谓“暗杀毛主席”和“南下广州另立中央”，四人因此受审乃是冤案。
Ｂ．但是，林彪仓皇出逃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而他一定是出于非常原因，才会采取这种相当危险的非常行动。
Ｃ．没有任何人有那神力绑架或“劫持”林副统帅，
Ｄ．因此，林立衡向中央举报的“林立果要杀害毛主席”是真的，而这就是林彪在半夜三更不得不不顾危险夤夜逃走的原因。
要驳倒这结论，起码得把上面最后三条驳倒吧？可惜凡是派只会“打语录战”，引用这将军那将军的语录，全然看不见邱会作一面声称林彪没有调动任何部队，仿佛那是林彪忠于党国的证明，一面又说“调动一个排都要毛主席批准”，承认林彪根本没有能力发动政变；一面声称公审是“造反派消灭革命派”，一面又声称公审是反对毛主席，是审判文化大革命等颠三倒四、自相矛盾的种种胡言乱语。
邱会作甚至还毫无根据地否定林立衡的证词，否认小舰队有过暗杀计划，说：
“林彪，黄吴李邱是军人，他们政变不利用军队，不利用枪炮，不利用飞机、坦克、军舰，这算搞什么名堂？难道林彪只和自己的儿子及几个空军的小干部搞政变吗？这根本不是林彪。况且政变是为了活，而不是为了死，可是按照官方的说法，好像林彪的政变就是自己在搞一场为了把自己搞死的儿戏。目前还坚持这个说法，这就是不合情理。”〔21〕
若是光从逻辑上来说，这又有什么不合情理的？之所以只能让林彪的儿子以及几个空军小干部搞暗杀，完全是因为林彪第一无权调动军队，第二不敢与黄吴李邱策划。邱会作自己就说了，他们拥护林彪，是因为林彪拥护毛泽东。若林彪要反毛，他们当然只会弃林投毛。难道林彪连这点都不知道？既然如此，林当然只能背着黄吴李邱，与自己的老婆孩子商量。至于把自己搞死，那也是万般无奈之举，林就算不先下手，也绝对没有什么好下场，刘少奇就是殷鉴。当然，我在旧作中也说过了，林立果那伙人不过是空谈家，虽有计划，未必有胆量实施。一开头，林彪可能并不知道公子干的蠢事，但到后期他肯定知道了，否则无法解释他为何要不顾一切夤夜出逃。
至于小舰队是否存在，吴法宪将军已经作了旁证，那时他和邱会作、江腾蛟、王洪文关在一起：
“从感情上讲，我和邱会作是一伙的，但和王洪文、江腾蛟都有一些隔阂，特别是对江腾蛟。他是我的老下级，当年为了保护他，我不知道伤了多少脑筋，但是最后他居然背着我和林立果搞到了一起。不是他们搞这一套，空军也不会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也不会是这个下场。就这个问题，江腾蛟曾几次向我表示歉意，我想同样陷身囹圄就算了吧。”〔22〕
这儿人家可是说得清清楚楚：如果不是江腾蛟和林立果搞那一套，吴胖子也就不会落到那个下场。连吴胖子那林立果的上司以及江腾蛟那涉案人，都承认林立果搞的那一套是犯法勾当，邱会作哪来的底气还要抵赖他不知情的事？若是吴法宪撒谎，他在被释放之后又何必自渎清名，承认他对江腾蛟与林立果的秘密活动失察？
6）林彪外逃后毛喜出望外，声称“林彪帮了我的大忙”。林彪和黄吴李邱等人，是毛为了篡党篡军，任意打倒周恩来和其他军队干部必须除去的障碍：“‘九一三’以后，林彪死了，军委办事组倒了，主席就随心所欲了，批林批孔就是证明，批周公就是证明，把第二号走资派拿出来就是证明，十大王洪文、张春桥、李德生都当了常委就是证明。”〔23〕
这胡言乱语之出格，没有哪个头脑尚称正常的同志能接受吧？林彪出走是毛一生受到的最大打击，以致他几乎大病不起，甚至向周恩来托付了后事。许多政治立场不一样的知情人都如是说，从吴德、张玉凤直到李志绥，莫非这些人都撒谎？动机何在？
我已经在旧作《试解林副统帅仓皇出逃之谜》中解释过了：毛想除掉林彪不假，但从未想到林彪敢用这种方式反抗。这就是他何以觉得如此丢脸。更严重的是，林彪及其嫡系（不说是死党吧）以如此方式垮台，宣告了他一生作的第二件大事彻底失败。他知道，没有枪杆子支撑，江青等文革新贵在他死后迟早要垮台，这就是为何他大病一场，甚至自暴自弃，一度拒绝接受医疗，直到尼克松要来访才振作起来，同意大夫们为他治疗。
尤可笑者，老邱闹出自相矛盾的笑话来尚不自知：这么说，林彪是毛泽东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搬掉的障碍了，却原来，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倒刘邓是为了走资？那怎么老邱还要指责邓小平背叛毛泽东疯狂走资涅？老邱毕竟是文盲大老粗出身，闹这种低级智力笑话是本分，然而凡是派好歹还上过两天学（初小或完小？），总不至于连这种昏话都跟着追捧吧？
综上所述，《邱会作回忆录》的基调乃是邱会作本人出于对他主子林彪的感恩情怀写的翻案之作，无客观中立可言，其讲述的涉及林彪的许多事与他人的证词相矛盾，也无法通过逻辑或常理证伪。在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之前，便宣传那是什么“真实而沉重历史的回顾”，是什么“珍贵史料”，至少是轻率的。
这当然不是说邱的回忆录毫无可取之处。在与林彪无关的地方，该书确实于无意之中提供了若干珍贵的史料，而这些史料之所以珍贵，恰因为它们与其他人的证词相一致，共同揭示了当年的苏区是什么人间地狱。我准备在《〈邱会作回忆录〉的“看点”》一文中对此详加介绍。对不起读者的是，该文将投向有偿杂志以换钱买米下锅，不会在网上无私奉献了。
注释：
〔1〕《邱会作回忆录》（上），102页，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
〔2〕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71－7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
〔3〕《杨尚昆回忆录》，1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
〔4〕《黄克诚自述》，14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叶子龙回忆录》，2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
〔5〕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电子书txt版，无页码。
〔6〕胡华：《中共党史人物传》，67页，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7〕董保存：《钓鱼台往事追踪报告》，中央文献出版社，网络版：http://data.book.1####/book/section/0000fdVG/0000fdVG120.html
〔8〕《贺龙平反》，《中国共产党新闻?人民网》，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65617/166495/10003278.html
〔9〕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215页，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
〔10〕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年4月30日，转引自《邱会作回忆录》（上），425页。
〔11〕《邱会作回忆录》（上），376页
〔12〕同上，402，425页。
〔13〕《吴法宪回忆录》（下），562－564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
〔14〕《邱会作回忆录》（上），394页。
〔15〕同上，401页。
〔16〕同上，402页。
〔17〕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转引自《邱会作回忆录》（上），423－429页
〔18〕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电子书txt文本，无页码。
〔19〕《王力反思录》，787－788．792，809，827，810，812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20〕芦笛：《领袖们留下的谜团》，下册，明镜出版社，2009年。
〔21〕《邱会作回忆录》（下），953页。
〔22〕《吴法宪回忆录》（下），949页。
〔23〕《邱会作回忆录》（下），9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