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新中国

《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中译本 博大出版社

作者：伊森·葛特曼

 

第一章   即兴表演

第二章 在线电视（MTV）战争

第三章 参观日

第四章 理想中的黄金国

第五章 成功的梦幻

第六章 谁扼杀了中国大陆的互联网？

第七章 横空出世

第八章 雷克斯与京城（暂缺）

谢辞

附注

 

 

 

 

 

第一章   即兴表演

    如果不是妻子坚持的话，我真的没心思去参加这个被称为“即兴表演”的现代艺术展。我们俩骑上自行车，妻子说，艺术馆座落在紫禁城正西一个不显眼的庭院里。我们并排骑着车，我很认真地问她“你觉得我们过得开心吗？”她给了我一个肯定的回答，眼神里带着微笑，春天的空气里似乎充满了两个外国人在一种陌生的文化中获得的满足感。

    那天是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事实上，我们这里的生活并非那么令人陶醉。正如我以前所说的，我在一九九八年的耶诞节来到北京，来此的目的是拍一部电视纪录片，描述美国的小企业如何在东方尝试他们的资本积累之旅。当我在美国商界为这部片子寻求赞助时，很多人表示喜欢我的创意，但愿意提供赞助的人少得可怜。没办法，为了避免自认失败而离开北京，我这个唯一的西方雇员不得不在一个二流的独立电视节目制作公司挣扎着，做些自己感觉良好的脱口秀节目，以换取微薄的中国工资。很快，我们结识了新朋友，发现了美味的餐馆，找到了掷飞盘的伙伴，走遍了北京的每一个角落，习惯了在异乡的生活。与此同时，我的妻子则继续从事极具亚洲特点的学术研究：混杂在一群文革期间穷途潦倒，至今看起来依旧有些寒酸的学者中间，查阅发霉的史料，对历代清朝皇帝逐一进行研究。

    就在艺术展的前一天，我被任命为新的电视节目的制片人，节目内容是关于一个中国人试图打入美国市场的故事。更令人振奋的消息是，北京电视台－－一个庞大的国营电视网路集团就该节目与我们公司签订了合约。不出意外的话，我们的观众将猛增一亿多！甚至达到一点五亿！如果上海方面也与我们签订合约，观众的人数将会更多。然而事实上，我在节目中只能参与一些关于离婚、环境污染和其他“非敏感”的内容，以免触动反应过敏的传媒审查机构。尽管如此，我已开始崭露头角，与一群有才华的制作人共同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工作。而我的妻子，也在有条不紊地经营着她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她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诸如获邀参加在邓小平生前最喜欢的饭店举行的豪华宴会；与领导们相互间的信任与日俱增；而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一天比一天频繁。此外，她所研究的高雅艺术已经成为新中国得以合法存在的基石，它勾起了广大平民对象征中华帝国的权力、文明和威权的无限缅怀和向往。

    中国现代艺术本提不起我们的兴趣，但请帖还是不断地发来。礼貌使人感到温暖，甚至能发展成为一种近乎真实友谊的东西。我现在就被那种来自他人的温暖包围着！我们拒绝了所有的邀请，而参加这次活动完全是一时兴起。当我们把自行车停靠在紫禁城边上的艺术馆时，我脑子里就是这样的一些想法。

    不出所料，殷切迎接我们的是相貌柔美的年轻女子。在这些场合的女子总是穿着一袭黑色紧身衣裤，仿佛是成熟的、国际性的文化潮流的象征，脸上带着一成不变的羞涩和期待的笑容，一遍遍地对每一位来宾说“请您签名。”

    我们从临时搭起的台子上拿起红酒，迅速地浏览一遍展出的作品：一组巨大的精心摆设的照片，照片里是一名纤瘦的中国男子和一名穿着黑色靴子和小透明雨衣的金发女郎；数根立在大块生肉里不断跳动的电动阴茎；一件由灰绿色塑胶制成的皇袍；充斥着飞鸟、金鱼和蟋蟀的中国各色国家建筑的塑胶模型。宾客不断地涌进来，其中一半的人留着中国艺术家所特有的波西米亚头，另一半则是外国人、穿着黑色紧身衣和留着短发的白人女孩，以及套着格子条纹衬衫的白人和他们瘦得皮包骨的中国女友。每一个人都在兴奋地交谈着，为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周六下午能来到位于新中国最中心的地方而感到高兴。

    我看见了一个刚认识不久的熟人，他是一位来自德克萨斯州沃尔斯堡的中国艺术品经纪人，总是乐呵呵的。他隔着小花园向我招手，于是我走到一个画有精美中国图案的天篷下站到他身边。他对着我微笑，我也对着他微笑，经过一番简短的交谈后，我迫不及待地向他提起我的新的电视节目。

    他开始点头表示赞赏，非常好，非常好，北京电视台，对吗？“你听新闻了吗？”他问。

    我摇摇头。

    “我在刚才来的路上听说，昨天晚上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一枚炸弹击中。我猜只是遭受了一点小小的损失，但是中国方面却说有十八人在事件中受伤。麻烦来了。”

    我感到很吃惊，上帝，又是一件愚蠢的事情！但同时我也觉得很欣慰，至少没有死人，这是最主要的！过去几个星期所发生的事情仿佛又浮现在我的眼前：当我与中国同事吃午饭时，他们偶尔会在我面前谴责对科索沃的空袭。但是他们看到的只是国家控制的电视台在反覆地播放所谓的“北约暴行”：被炸毁的建筑物。而大批流离失所的难民却被故意掩盖。我常会这样问他们：“你们知道发生在科索沃这块土地上的战争持续多久了吗？是为什么而战吗？你们总是不断地提起鸦片战争，但那是有经济因素的。难道你们认为美国试图从科索沃赚取经济利益吗？”一个戴着托洛茨基式眼镜，在电视制作公司里负责财务部门运作的女孩，在说了一句大意是“美国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国家”后便愤然离开了餐桌。但总的来说，我的同事是一群有思想和讨人喜欢的人，他们能在基于对事件理解的程度上，允许我坚持自己的立场，这是一种对等的尊敬。

没有人死亡，这是我首次听到中国使馆被炸时得到的最重要资讯。有可能是煤气炉泄漏而引起的爆炸。不管怎么样，没有死人，我不停地对自己说着。就在这时候，一个瘦小的，近乎赤裸的中国男人把自己装在一个塑胶泡里，浑身涂成绿色，塑胶泡插着一条软管，并开始往里面灌水，周围的相机对着他不停地拍照。然而，艺术展的节奏似乎慢了下来，时间在慢慢凝固。有关人员伤亡的消息正在传开。死人了。一开始是一死二十三伤，后来又说死亡人数是两名。此次艺术展发起者之一李振华正快速穿过人群去接一个紧急电话，他对我点头示意，脸上带着一种扭曲的微笑。最后，一位相识的南斯拉夫记者非常确切地告诉我（他看了CNN的报导）：三枚导弹击中了大使馆，导致三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来自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的女记者。

    我开始意识到应该做些什么，我催促妻子赶紧与其他来宾打招呼和交换名片。然后我们和那名南斯拉夫记者一起出发，骑着自行车朝东直奔美国大使馆而去。路上我们向一名叫汤迪的中国朋友打招呼，她当时正要去做按摩。现在想起当时的情景就像梦境一样，途中我们几乎改变主意到书市去，但就在那时，南斯拉夫记者的手机响了起来，他被告知，大使馆附近确实有事情正在发生。

    在建国门大街上，当我和妻子接近戒备森严的北京市使馆区时，我们经过了一群正在急行军的警察，他们的指挥官骑着一辆时髦的黑色自行车向他们发号施令。拐过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旁边的街角，可以看到警察的数量不断增加：开始是十码一个，然后是五码一个，三码一个。当我们拐入使馆路的时候，听到了远处传来一声咆哮，那声音就像风笛一样召唤着人们。

我的心跳加速。我们飞快踩着自行车直到接近一处警察设置的路障前，大概有五十多名旁观的中国人隔着障碍物向使馆里窥探。我和妻子迳自走过警察的封锁线，明目张胆且若无其事地把自行车用铁链锁在领事处旁边的一面围墙上。警察不会阻止像我们这样的人进入警戒区，因为外国人在北京还是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我们刚才听到的咆哮声来自一群沿着街道走过来的大学生，我分辨不出他们是北京哪所院校的学生。他们显得有些煞有介事，举着长长的写着汉语的红底黑字的横幅，小拳头机械地挥舞着，大多数是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学生。一些穿着入时的学生将丝巾撕成条状系在头上，但大多数的穿着都比较整洁。我们从他们的身边向美国大使馆跑去，发现大使馆就在咫尺之外。

    门内，一切是那么的正常。浓密的枝叶像一把大伞把使馆笼罩其中，阳光穿过枝叶温柔地洒在树荫下，留下点点光点，这时风已经停了。美国大使馆和往常一样总是收拾得利索，从它的正面看不见任何人在里面。哎呀，这个周六他们不会都出去打高尔夫球了吧？使馆的周围站满了摄影记者，大部分是外国记者，也有少数来自中国官方电视台－－中央电台的记者。大约十五名身着绿色制服的警察在使馆门前一字排开，他们的表情很轻松，脸上带着笑容，完全沉浸在节日的状态中。（正如妻子所指出的，在独裁国家里，任何打破单调生活的事情都是令人感到高兴的！因为他们会发现有事情可做。）

    大概有五百名示威的学生站在使馆门前，打着红色和黄色的标语，上面写着：USA GO TO HELL（美国下地狱），FUCK USA（去他妈的美国），US KILLER（美国是杀人犯），FUCK NATO（去他妈的北约），NATO=NAZI（北约是纳粹）。妻子将这些口号译出：有罪！美国人是凶手！滚回家去，凶手！美国猪，滚回家去！大使出来，出来！再不出来我们就冲进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他们在一个手拿扩音器的男子带领下，不停地喊着口号，声音既宏亮又刺耳。这些尖叫声的音调和节奏不断地变化，他们每喊一次，脸上都会露出轻松的表情。他们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呢？他们喜悦的眼睛似乎在笑着回答“是的”。只要拿着扩音器的领导手臂开始上下舞动，学生的口号就会响起，手臂不断地指向空中，就像集体被轻度的电流击中而做出的反应似的，动作是那么的整齐划一，听从指挥。尽管如此，现场还是笼罩着一股节日的气氛。总之，宣示纯洁、义愤和正直是全世界大学生的梦想。在中国，天安事件已经结束十年了，在这十年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然而现在，这种场景又再次出现了！

    没有人碰我们，也没有人推挤我们。围墙后面的庭院里是属于我们的一面国旗和一小块安全区。身在这个二十一世纪强国的首都，听着她的年轻一代对着我们国旗和那一小块土地咬牙切齿地以一种贵族朗诵诗文般的语调在反覆唾駡，我感到有点困惑。

    不一会，声浪慢慢沉寂下来，拿着扩音器的领导开始领唱一段简短的国歌。这是一个信号，抗议者即将撤走，把示威的机会让给来自另外一所大学的学生。

    当新的一批大学生抵达时，我和几位英国记者正在估算游行的人数。英国人的估计比较保守，他们认为大约有三千人。就像在玩一种中国障眼戏法，同样一群学生在街区绕了一圈后又回来了，所以我们见到的都是似曾相识的面孔。一名学生在单独接受采访时显得非常的天真和坦率，他用蹩脚的英语认真地向我们解释：校方一大早就把他们从睡梦中叫醒，让他们制作好标语横幅，并安排巴士把他们送到这里来。

    这样看来，整个示威活动都是精心策划的，虽然如此，来自北京大学的学生已经到达现场。做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曾经在天安门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游行示威已然成为北京大学的传统，那么在今天的场合怎么可以少了他们呢？北京大学学生的示威也不外乎就是那些套路，唱完爱国歌曲就准备离开，突然，有个学生坐了下来。紧接着又有五十多人跟着坐下来，然后是全部，领导企图阻止的叫喊显得苍白而无力。自从我到达北京的那一刻起，我就能感觉到弥漫在中国人头上的怪诞的政治压抑感，一旦蓄势爆发能在瞬间摧毁一切形式的束缚，或者演变成不可预知的疯狂挑衅和破坏行为。

    当北京大学的学生坐下时，我们在想，当年的天安门事件是否会重演呢？但是很快，事实证明他们并不适合扮演这样的角色，他们是如此的年轻稚嫩，不够老成持重。只是在他们那小小勇气的激励下，静静地坐了一会就自行离开了。警察的人数增加了一倍，手挽着手站在使馆的门前。我让妻子保藏好拍摄的照片。

    不一会，被誉为“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的清华大学学生折了回来，他们当中还搀杂着一些北京大学的学生。口号的呐喊达到了近似疯狂的程度。忽然，一切嘎然而止，从人群中飞出某个物体，狠狠地砸在使馆的围墙上，离我所在的位置不远。人群首先是一片静默，然后爆出雷鸣般的欢呼。连着又有两个物体砸向使馆，碰击的声音就像飞虫撞到挡风玻璃一样。这时候，我们看见大块的混凝土障碍物被搬开，使馆围墙上的灯很快被捣碎，接着是房间的窗户，然而警察却站在一旁冷眼旁观着这一切。

    白天过去了，黑夜即将来临，然而使馆前的戏码和破坏仅仅是个开端。我在一阵眩晕中开始意识到我的电视节目可能会泡汤，甚至连我的工作也会不保。事隔十年，这个国家再次向人们伸出了他的拳头，这次可不只是向那几个研究中国的观察家或中国通，而是向整个世界。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中，我的头脑充满了各种奇怪的想像，以致无法预见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电视反覆播放仇视外国人的言论，画面中是一位哭泣的老父亲，他在贝尔格莱德，胸前举着女儿的血衣。听不到任何关于美国方面的解释和抱歉的声明；所有的美国电影和音乐都被封杀；美国驻成都领事馆被人纵火；电影院下午开始播放波湾战争的影片；美国记者被殴打；大街上民族主义的叫嚣声此起彼落。那种装模作样的“忍让”暴露无遗。最糟糕的是，我感到脚下的大地正在躁动。

    一直到我离开中国之前，我无法完全理解所看到的事情。我遇到了王，一位戴着金丝眼镜、个头矮小、信仰回教的北京大学学生，他用一种听起来令我神经紧绷的细小声音，小心翼翼地，断断续续地向我讲述关于他的故事。

    严冬过后迎来了一九九九年的早春，王感觉到校园里弥漫着越来越紧张的气氛。天安门大屠杀发生在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日。随着天安门事件十周年日子的来临，整个城市的电脑荧幕上经常弹出一些莫名其妙的电子邮件，特别是在校园网上。他们称之为“传单邮件”，是持不同政见的团体透过中国大陆境外的伺服器发送过来的。也许在网路还不甚发达的中国，这种在网上主动提供资讯的做法对大学生来说是新鲜事。大学生对这种传单邮件进行了讥讽，王也不例外。这样的举动无疑是为了自我保护。但是王还是想知道，这些不同政见人士怎么会有别人的电子信箱位址呢？

    传来的讯息都是未经中国政府部门审查和过滤的新闻，包括任意抓捕、贪污腐败和有关领导人的传言，但是他们也支持中国政府的一些主张。今年的六月四日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游行示威、非暴力不合作和消极罢工等任何形式都可以，要显示群众，特别是大学生，并没有忘记十年前在大屠杀中牺牲的兄弟姐妹。邮件列举一切有用的，甚至牵强附会的理由，以煽动性的言语号召人民与政府对抗。例如，当局一而再，再而三禁止大学生举行示威活动，抗议日本未能就二战期间入侵中国表示“真诚的”歉意（这是一个长期的、备受学生关注的热门话题）。在电子邮件中会问：难道学生宣示他们做为中国人的骄傲和表达对过去屈辱历史的义愤是错的吗？

    中国领导人也能看到这样的内容。邮件指出，在即将到来的周年纪念日里被逮捕人数会飙升，任何当年参加过天安门事件或者从那时起与中国地下民主党有关系的人都会受到监视。中国共产党的神经是如此的脆弱，以致他们会反应过度。有一则在外国人中流传的故事，几名来自加利佛尼亚大学的留学生在狂饮了一夜的啤酒后，从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宿舍的楼顶上扔下了几个啤酒瓶子。这本来微不足道，但是由于在汉语里“小瓶”与邓小平的名字同音，所以校方认为这预示着一场严重的具有政治色彩的示威活动即将开始，因此向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求助。

    为了防止天安门广场成为游行集会的地点，一九九八年底，当局藉口对广场进行翻新，开始沿着广场的外围架设障碍物。这些障碍物看起来非常怪异并出奇的高，就像一面迷你的柏林围墙，工程等于在北京的心脏上开了一个洞，一直到一九九九年六月仍未竣工，中国政府在基建工程上的拖拉真是闻所未闻。有学生认为，这个中国式的地上大圆圈恰恰说明了当局的惧怕和罪恶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家境富裕、可浏览着网路、脚穿麦克·乔丹（MICHAEL JORDAN）球鞋的一九九九年的中国大学生居然认为他们与天安门一代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他们接触到的所有有关天安门学运的历史几乎都是歪曲的。王也包括在内，现在的大学生认为，当年在天安门闹事的学生太幼稚，玩得过火了，那些学生运动的头目都是机会主义者，目的是想从美国人的手中捞钱。

    有些一九九九年的大学生甚至还带着刻薄的“幸存者的罪恶感”，给人一种自以为是、不关心政治，只注重个人前途的感觉。

    王对上面的各种态度和观点表示尊重。一个非洲来的交换学生曾经试图说服他改信基督教。做为一名回教徒，王虽然认为改变宗教信仰是不可能的，但还是耐心地听了这名基督徒长达三十天的劝说，非洲学生对宗教笃信的程度深深吸引了他，那是与狭隘、功利的中共党文化极为不同的价值观。（王也热爱根植于美国社会中的同样的价值观；无论何时，只要能拿到一本《时代周刊》，他都会翻来覆去地看。）即使他不能接受一九八九年大学生的天真烂漫，但他还是认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王不打算六月四日那天去示威（他称之为“反对”），但是不那么做却又让他感到心神不宁。

    今天是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当学校的巴士停靠在日坛公园旁的林荫道时，王的心剧烈地跳动着。“也许今天是一个不同凡响的日子。也许今天他们无法阻挡我们。”

    王在周六上午的清晨就知道大使馆被炸的事件。他当时正坐在宿舍里，美国导弹击中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消息让他感到非常震惊。随后，他的思路在这几个月来第一次变得如此清晰。他不喜欢中国共产党及其推行的政策；坦白地说，他对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安危也漠不关心。但他想到的不是这些事情，有一种感觉越来越明显并占据了他的脑海：我们不是美国人的朋友。我们是战场上的对手。美国人的傲慢无礼使我们的人民受到了屈辱。然而中国政府却无所作为，因为中国政府在国际关系中总是扮演懦夫的角色，简直就是外国人的一条哈巴狗。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反对美国。

    王开始自己制作标语，这是传统的中国抗议方式。他的标语大意是：中国人是不可战胜的，中国是不会屈服的。他想，也许我是中国第一个提出这个口号的人，所以，他在标语底下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但是忧虑也随之而来，他公开的、未经审查的带有政治色彩的行为有可能导致他学习和职业生涯的结束，甚至给他带来肉体上的折磨和牢狱之灾。这并不是凭空臆想，当其他学生受到王的启发也开始制作标语时，一位教授看到了王的作品。教授喜爱王这个学生，所以他很着急，试图用一张纸来盖住王的签名。王对教授的举动表示感激，但认为其他的同学已经看到自己的署名，现在去掉它会显得自己胆小懦弱。所以，署名保留了下来。

    现在，在这个周六的下午，王高举着他的标语，带领着北京大学的学生来美国使馆前示威。每次经过美国使馆前，他都会异常兴奋。但是，当他呼喊口号和挥动拳头时，他感到自己好像赤裸裸地暴露在阳光下。他的勇气和突出表现使他成为关注的焦点，也许中国共产党可能再次镇压，那时候自己岂不也会跟着倒楣吗？游行示威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借了一个手机，找到一处相对安静的角落给自己的母亲打电话。他在电话里与母亲告别，他预感到即将有事情发生，但请不要忘记他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然后他回到了示威的人群中继续进行抗议，就在这时候，他的北京大学的同学向美国使馆投掷了第一块石头。

    王这次着实经历了一番，从开始的愤怒，随后的恐惧，以及后来的一种近似英雄的感觉。后来他提到使馆被炸一事对我解释说，他的人生因此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中国领导人习惯于对政策上的某些细小的变化在幕后进行为期数周的磋商。但是在五月八日，面对北约袭击驻外使馆这样的政治挑衅，他们的表现是果断的。这一事件好比是一匹性情暴烈的野马，只要能征服它、驾驭它，使它服服贴贴地按照指令去做，那么坏事也能转化为好事。如果学生们还在认为政府因为天安门浴血事件而对他们心存惧怕，那么现在是展现信心和力量的时候了。用美国政府在一九九九年的过失来替代中国政府在一九八九年的过失，并通过号召学生们上街游行抗议美国政府的暴行来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

    一九八九年，学生是步行去天安门的。这次则是由大客车载往美国大使馆。一九八九年，给党组织打报告的人受到学生的报复。这次呢，打报告的人则带头游行，并决定标语牌的内容，登记学生姓名，并保证晚饭前全部回到校园。一九八九年中国媒体也卷进了反政府游行；这次呢，政府一手策划：先在使馆区布置大批警力；安排好中央电视台的摄影机各就各位，为晚间新闻做好了一切准备；为了制造气氛，硬拉来了衣着显眼的西藏僧人；从贝尔格莱德运回遗体的专机一着陆，连忙安排摄影拍照，紧接着就是江泽民和朱镕基分别致悼词的追悼会。更为重要的是，主题被政府刻意突出，即美国领导北大西洋组织故意野蛮地向中国人民欠下“血债”。这些口号激起对鸦片战争和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回忆，被不停地重复，直至天安门惨案周年纪念日经过之后。（为了获得最大宣传效果，还出奇致胜，推出一台悲哀的芭蕾舞，藉以纪念三名中国烈士。其合唱团的歌词，“悼念你十天！我将悼念你十天！”不停地在六月四日前一个星期播放。）

    如同所发生的那样，王不需要担惊后怕。五月九日星期六，他和另外两个北京大学学生的大照片被中国一家主要报纸赫然登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上。他们高喊口号，手拿大标语，成了敢想敢干的领头。王没有遇到麻烦，而是个英雄，是个让其他学生感到力量倍增的爱国者。（现在我们想反什么就反什么，王看到报导后这样寻思着。）他拉完活，回到了马厩，心情愉快，浑身是汗。中国领导人也很开心，但绝不会再让王反到学校外面去。

    直到星期天，王可能仍不知道在他与共产党之间所处的位置，然而美国在北京的商人却开始为他们的位置忧虑起来。星期六目睹了近万人的抗议；到了晚上，人数翻了一倍。星期天进入低气压，造成了一个可怕的场面，人数超过了十万。那天晚上，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出现在中央电视台上，一方面赞扬学生的爱国主义，另一方面呼吁他们冷静下来。在华的美国公司都忙着准备各式各样的道歉，包括给中国员工发电子信件表示致哀。福特（Ford）和IBM等公司向解放军报发了唁电表示震惊和遗憾，宣布他们理解这些抗议，并感谢外国人的“人身和财产没有受到威胁”。这是因为美国国务院已对在华的美国人公布了旅游警告：示威者在一些城市对肯德基炸鸡店投掷石块；重庆假日旅店的外国游客遭到袭击以及其他领域收到了带有威胁性的声明。像摩托罗拉（Motorola）这样在华有大量投资的公司只发表书面道歉声明显然不够。摩托罗拉副总裁赖炳荣（Lai Bingrong）就美军轰炸中国使馆不仅表示“悲伤”和“义愤”，而且声明“无法宽恕（他接着说摩托罗拉总裁将到中国访问，中美贸易应该继续发展）”。

    美国商界一致乐观认为轰炸使馆一事很快就会过去。许多老家伙指出他们经历过丑陋的镇压和反美的活动，例如，一九八九年天安门的镇压以及一九九六年的台海危机。但是要用多久才能缓和下来？对公司收入而言会造成多大的损失？由于中国政府愤怒地拒绝了美国驻华使馆试图开始外交对话的请求，江泽民甚至拒绝与柯林顿通电话，美国在华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Beijing）决定介入。他们首先尽最大可能抚慰中国领导人。

    然后在大约三个星期内充当双方传递讯息的唯一联系人。靠扮演这种中立角色，他们终于使双方重新开始会谈。美国商界再次不声不响地在美中关系上扮演了润滑剂的作用。

    从一开始我认识的所有美商代表中，美国商会主管麦可·佛斯特（Michael Furst）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人。部分原因是他在官僚内部争斗中非常顽强，部分原因则由于他到北京的金山不完全为了钱，而是为了领略攀登的挑战。迈可喜欢危机，对美国商会所扮演的第三方沟通角色和起到的抚慰作用尤为自豪。他并不把这些纯粹看做是为了自身商业利益的举动。他会注视着你的眼睛，笑着问：中国人反美能对谁有利呢？我们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与中国人打交道，所达到的亲密程度根本不是美国外交使团能想像的。我出去到山里边，和这些人一起喝白酒。我们知道该做什么。（暗示国务院一窍不通。）

    在一次非正式会见中，美国商会一位著名人士指出了问题所在：招惹中国人，肯定激起自卑心理。既然如此，尽量避免敏感话题又有什么不对呢？话说得婉转一点，避免站在使馆一边鹦鹉学舌一点也不费事。

    艾兹拉·乌戈尔（Ezra F.Vogel），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前柯林顿政府时期高级情报官员，极力主张扩大美中贸易，与美国在北京的商界人士联系密切。在轰炸使馆事件一个月之后，他在香港科技大学发表演讲，指出美国方面有意掩盖这一事件。乌戈尔强调“受精确打击的部位正好是使馆保卫的要害部位”。他接着说，像许多使馆一样，中国大使馆也有许多电子设备，”暗示它成为打击目标主要是因为它的电子信号所致而不是误炸。

    乌戈尔的说法被原封不动地登在亲北京的英文报纸《虎报》（HONGKONG STANDARD）上面。他们所持的说法在中国高干子弟圈里广为流传：所有塞尔维亚军事通讯和电视信号经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发出。这是米洛舍维奇指挥战争的神经中枢。美军探测到这些信号，追踪到中国大使馆，然后试图得到柯林顿总统的首肯以便摧毁它。与当年古巴导弹危机的情况十分相近，柯林顿拨通江泽民的电话，秘密通话，留下一个措辞强硬的最后通牒：把通讯设施立即从大使馆搬走，否则由我们动手。但是与赫鲁雪夫相反，江没有动摇，这大概是猜测美国不会冒失去在华巨大投资的风险而贸然动武。就这样贝尔格莱德成为这场超级大国京剧中的独幕一章。（注：轰炸确认了美国的霸主地位，确认了中国一直是个受害者角色，并确认了中国构想的“中央王国”是个以五千年历史主导世界的中国。所以随着美国的解释姗姗来迟，并逐渐出现在中国媒体上的时候，中国使馆不在中央情报局的目标上以及不在中央情报局资料库的说法，已不具任何意义，而变成一种对中国人的羞辱。）

    乌戈尔后来对自己的看法这样解释，他只是“就地图的说法提出一些严肃的问题”，他的观点立刻成了他的同伴求之不得的礼物，并从此在中国官方控制的媒体上连篇累牍地被引用。

    大多数美国商会成员私底下对此不屑一顾，质问：美国袭击中国使馆究竟能给美国带来什么好处？不过还是有几个人会降低声音，用眼角的余光瞧你，向你暗示这绝不是一个意外事故。据他们讲，这个结论是情报官员向他们的朋友透露的。这一类人多数在中国有广泛的人脉关系，远超过他们在美国的关系网。他们向他们的中国合伙人讲这样的看法似乎顺理成章。即使一些国会议员以及他们的助手公费来华逗留时，也会主动暗示中国人的说法正确（他们绝不会公开站出来讲这番话）。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迎合主人的面子需要，从而提高自己讨价还价的本钱。

    每年美国在华商会都会挑选一些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公司驻京代表，组团前往华盛顿国会山庄游说。五月九日引发危机时，恰巧赶上这次游说活动。

    以往这类游说就是见见议员、呼吁放宽对中国市场的限制以及在政治上对中国经商的束缚。当使馆被炸和中国反应强烈的消息传来时，游说团立即意识到国会山对中国各方面的兴趣迅速上扬，对来自第一线的评估特别感兴趣。商会代表这次会见重要参议员和国会议员特别痛快，即使需要延长会见时间也轻而易举。他们趁机重谈商业前景、勾划中国市场惊人的进展、强调双边经贸关系的重要。

    但是，美国商会代表也发现他们处在一种奇怪的身分危机中。他们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在双方关系恶化时成为祭坛上的羔羊，是为了强调美国在华投资与政治无关，且极具积极的意义。然而，当国会议员对他们刨根问底，期望对中国下至街道、上至领导人的动机有所了解时，他们发现他们会身不由己地就外国人如何欺负中国人，给他们上一堂历史课。在他们介绍为什么中国对一些问题极为敏感时，这些代表们会不约而同地发现他们说话的方式，好像同当地人如出一辄，几乎成了中国领导人的传声筒。美国商会的负责人不得不重新调整，做出新规定：不允许任何商会代表单独会见国会议员，除非三人一组，统一口径，以避免各说各话，引发混乱。

    传递讯息的第一要素是不要低估中国的反应，但在解释时，不必循规蹈矩，把它当做是中国大众的一场马戏演出。中国领导人有他们自己的统计调查（就像您也有您自己的统计调查一样，议员先生）。不要把北京街头展现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当成普遍的现象或未来中国的发展趋势。就把轰炸使馆引发的反应当成是雷达萤光屏的一景好了，只是一时的挫折，不是中国真正特点的表露。（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发生后，为中共游说的人也采用了相同的办法，只不过更为隐晦罢了。）

    讯息的第二个要素是美中关系的未来远比这一进程中出现的任何挫折都重要（鉴于这个原因，华盛顿制定政策决定的人士最好不要过于夸大其词）。美中贸易协会主席罗伯特·柯白（Robert Kapp）形容双方围绕这一政治议题的讨论令人“震耳欲聋，竞相利用媒体做政治攻击，两国有时……甚至到了带有露骨的种族歧视般的含沙射影。”柯白提倡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他用的“种族”一词对中国没什么震撼力，但在美国却影响巨大，足以禁止这类的政治讨论。

    第三个要素是针对中国听众的：只要有媒体在场，尽可能地表示悲哀。幸运的是，中国政府的喉舌、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摄制小组恰巧也在华盛顿。至今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商会代表们同意出席在中国大使馆举办的一个早餐会。当他们出现在大使馆门前时，中央电视台的摄影机早已恭候多时。进餐前，不知谁领的头，也不知出于什么缘由，这些美国商界代表居然一起祈祷或短暂默哀。

    在这之前，中央电视台在美国拍到的只是柯林顿总统表示遗憾的几个没有任何份量的辞汇，以及国务卿、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北约负责人较为正式的致歉，都表示了深切悲哀，但又都刻意以息事宁人的口吻表示这一事件仅是个技术错误。这类内容对中国政府处理国内发生暴乱的中期有用，以便显示中国的国际大国身分和合法性。这种被理解为缺乏诚意的致歉可以有效地把中国人的愤怒维持在沸腾状态，由此为中国政府提供谈判的筹码，以及把这种情绪充分利用的机会直至经过六四镇压周年为止。但这一事件最终会淡化下来；北约司令部毕竟没有人被拉出来枪毙。如何控制住中国民众的情绪，同时又能加强领导层的地位呢？这就必须要有一个像样的道歉。

    现在中央电视台终于有了中共领导层求之不得的机会：洋人叩头！中央电视台可以把早餐会上拍摄的情节配上中国播音员沉重悲伤的语音，来表现美国商界悲痛的道歉。美国工商界巨头鞠躬，不是向上帝，而是向中共！对中央电视台而言，这是多么珍贵的镜头，对在华的美国商界是多大的推动，真是双赢！

    吉姆·斯特拉特福（Tim Stratford）那时是在华商会会长（福特驻华高级代表）。他向我抱怨了中央电视台这种不负责任地利用早餐会镜头的手法，说中国大使馆曾向他许诺，早餐会绝不会用于政治宣传，还说他们欺骗了美国在华商会，使人们相信商会出席早餐会就是为了拉关系赚钱。依我之见，斯特拉福德的正直引人争议，但也绝不是个傻瓜。他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但是，尽管存在他回忆的上述情况，我还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鞠躬呢？（在无神论的北京，我自始至终就不记得有谁在出席早餐、午餐、晚餐或舞会等与经商有关的活动时会先祷告或者鞠躬什么的。）即便这次早餐会创下先例，为什么非要当着中央电视台的面鞠躬呢？

    使馆轰炸后不久，《人民日报》号召全中国加快解放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以便“保卫国家主权和尊严”。军队将领则公开声称要恢复空间核子试验，以显示他们要与美国领导的北约盟国抗衡的决心。在这类的咆哮下，地质移动发生了。在邓小平时期，军方的目标和设想以服从国家经济建设为前提，待到国家经济达到成熟阶段再做考量。江走的也是这个路子。使馆轰炸事件像个催化剂，促使经济显得外表成熟（真实情况绝非如此），加强了“强硬”派势力（主要证据是随后每年官方国防预算呈两位数增长）。改革派对此持不同看法，认为任何强硬派的方案有赖于持续的外国投资。

    使馆轰炸事件后，美国公司采取的做法向中国政府发出了一个信号，即他们愿意合作。现在的美国商业利益不仅与美中两国的睦邻关系牢牢地拴在一起，更与扶助中国领导人建立他们所希望的力量均衡紧密相连。

如果这听起来有些自相矛盾，别介意，我们在北京所做的一切都是自相矛盾的。

 

第二章 在线电视（MTV）战争

    接下来的星期一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妻子已经从紧张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使馆区的示威事件简直占据了我们的整个周末，与每一个中国人接触的过程中都使我们有血债血偿的感觉。妻子是一个性格坚强的女人，但那天她竟然恳求我不要去上班。我只好安慰她：只要我跨上那辆破旧不堪的自行车，人们都会认为我只是一个在北京打工的外国人，而不是一个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出现的美帝国主义者；我的墨镜将会遮挡我那惶恐不安四下张望的眼睛；我会非常小心保护自己的。虽然如此，她还是把几张写有“深表遗憾”和“一场意外”等汉字的卡片放进我的衣服口袋里，以备不时之需。

    推自行车时，我想到了魏，我所在的电视制作公司的老板。她前不久住进了远在北京北郊的医院，动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手术。她对大使馆事件知道多少？她看过电视报导吗？突然，我意识到我在中美双方的这场争端中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在中国，很少有人像魏这样关注中美关系的良好发展。当我骑着车在小巷子里穿梭时，我想她肯定感到很孤独。此时我遇见了一个行色匆匆的中国人，他转过头来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吃了一惊，立刻把魏给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上班的途中我有些失望。我曾经期待自己会遭遇具有东方特色的义和团起义般的场景：尖叫的老妇人、从窗户里泼出的污水、留着辫子的民众拿着双节棍在追打我，直至我把他们远远地甩在身后的胡同里。然而恰恰相反，当我骑车沿着簋街（北京北面最热闹的一条饮食街）向东行进时，只听到了几声无法想像发自女人的嘘声。魏的电视制作公司位于富华大厦，一座具有新古典风格的建筑大楼。当我到达那儿，所见所闻让我的情绪变得更糟糕了。在大厦入口旁有一家美式咖啡屋，里面员工的眼神已经没有了昔日的友善，那首曾经被反覆播放的“加州宾馆”也已经被中国歌曲和哀乐所替代。

    当我踏入公司时，接待员（我的密友，一向喜欢透露魏的情绪变化）和魏的秘书就好像没看见我似的。我迳自走进我的办公室，一屁股坐在皮椅上，我仿佛成了最不受欢迎的人了！就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

    电话是魏打过来的。经过手术治疗后，她的声音有些虚弱。我还未来得及问候，她就向我发出连珠炮式的提问：你怎么样？你妻子怎么样了？你们有没有受到伤害？有办法照常上班吗？我坦白地回答她，我和妻子一切都好，并开始数落中国传媒对事实的歪曲报导。

    “听着，”她的语气好像在暗示我的想法是多么的幼稚。

    “你在办公室遇上什么麻烦了吗？”

    “没人理我。”我回答。

    “别担心，”她说：“我会摆平一切的。”

    魏挂了电话。十五分钟后，接待员把我领到了会议室。公司所有的员工都在里面坐着，当我进去的时候，大家的眼睛都一齐看着我，让我感到有些尴尬。为了缓和气氛，我本能地把手放在脑袋的两侧做出模仿鸟儿扑打翅膀的动作，并发出淘气的叫声。一下、两下，会议室里先是一阵沉默，接着发出一片爆笑声（多亏上帝保佑这种中国式的幽默）。魏的办公室经理（据传是公司里的中共代表）开始讲话，她对员工说，他们愤怒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伊森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我们不可能要求他对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负责”。所有在场的人对她的一番话点头表示赞同。反过来也一样，每个中国人也不需要为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负责。

    会议结束后，大家开始忙各自的工作。那天剪辑的是公司准备送给电视台播出的一部关于电影节的片子。我路过编辑室时往里瞥了一眼，原先关于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的片段被换成了描写塞尔维亚战争的老片子。

    魏的秘书，因为当天跟我一起到公司附近的川味餐馆吃午饭，遭到办公室经理的口头警告，理由是与外国人来往过密。吃完午饭回到公司，我遇到了财务部经理，一个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的大嗓门女人，她当时正在接待处主持一场批判美帝国主义的集会。这个反美帝国主义集会的第一个决议居然是立即关掉我的空调机－－实际上是一台简易排气扇。

    由于脑子里一直盘算着如何凑钱买飞机票回家，我无暇搞清楚事态的发展对魏和她的公司意味着什么。第二天，我在公司接待处接到她从医院打来的电话。她的想法让我有点琢磨不透，她居然决定将数周前我们就开始合作策划的一个中美联合脱口秀节目－－“同走一条街”继续运作下去。正当我们在电话里热烈地谈论这个节目前所未有的现实意义时，我注意到了接待处的电视荧幕。

    电视播放的一般都是受政府控制的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但现在出现的并不是这个时段应该播出的节目，取而代之的是一连串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馆舍残骸的画面。伤感的音乐逐渐响起，荧幕出现的是一个中国男子的慢动作播放画面，他在抽泣着，将女儿的血衣紧紧揣在胸前。接着画面上出现了黑压压的戴着头盔的美国大兵、正在起飞的美军轰炸机、衣衫褴褛的塞族难民，然后是哭泣的中国儿童。荧幕变成了白色背景，衬托出一个大大的纳粹标志。标志被慢慢放大，显示组成标志的是被烧焦的尸首以及美国自朝鲜战争以来在世界各地犯下的暴行。镜头继续推向标志的中间部分，背景音乐逐渐加强，紧接着荧幕上出现了这样的图像：留着希特勒式小胡须的柯林顿总统。

    这并不是我首次看到这样的节目。一个月前，魏的电视公司为了制作一部促进中美两国合作和相互理解的片子，曾经与一个北京电视台的新闻摄制组举行过茶会，探讨在这个专案上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对方私下让我们观看了他们最新制作的短片。故事以新闻报导的形式开头，一个戴着像赛马选手的护目镜般眼镜的主持人叙述主题：柯林顿轰炸伊拉克系列。片中有一个简介，主要是介绍波湾战争的背景，以及美帝国主义在科索沃和世界各地暴行的内在关联，并指出这一切都是为了经济利益；然后是两分钟的动画，配上同样伤感的背景音乐：美军轰炸机、黑压压的美国大兵、惊恐万分的伊拉克儿童，以及哭泣的中国儿童。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剪辑方式好像是中央电视台一贯的手法。他们甚至给这部短片起了一个我在中国电视台系统中首次听到的名字：“在线电视战争”。

    最终我会如何看待“在线电视战争”这部片子呢？当然，这与我对中国和魏的了解多少有些关系。

    我第一次遇见魏是在一年前，在纽约上东区的一个街道拐弯处；那天刮着大风。当时我只知道她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喜欢与美国人合作的独立电视制片人。第一次的见面颇富戏剧性：在我去地铁站的途中，当时我刚看完“红色角落”这部电影，这是李察·基尔（Richard Gere）关于新冷战的作品，描述的是一名在华的美国电视集团高级行政人员遭受黑暗的中国司法制度陷害的故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影片的播放地点在亚洲学会，一家由于亲中态度而闻名的研究机构。为了显示该学会没有受到台湾资金的操控，一名穿着入时的学会职员在放映前上台对该片做简要介绍，以便我们对影片能有更好的理解。他不厌其烦地向在座的人士解释，大约有二十五名纽约文学家和影评人认为该片是一部敌视中国政府的影片，出自于与中国为敌的人士之手（暗示这些人包括达赖喇嘛的追随者以及李察·基尔）。

    “红色角落”是李察·基尔根据个人的喜好而创作的电影，他试图通过对中国黑暗制度的描写来制造轰动的娱乐效应，并以此支援西藏独立运动。李察·基尔在片中扮演一个精明的周游世界的美国商人，代表美国一家大娱乐集团来中国大陆做商务谈判。他在谈判结束后与一名中国美女共度春宵，隔日一早却发现她横尸身旁，中国警方指控他蓄意谋杀，令他百口难辩。但最后在他的中国律师的努力下，终于揭露真正的凶手原来是女郎的高干男友。白灵在这场戏中扮演法院指派为李察·基尔辩护的漂亮律师。

    李察·基尔的表演十分夸张，在剧中多次出现他拍桌和声嘶力竭地申诉自己权利的场面，而反观白灵则对自己扮演的角色有独到的诠释，令人折服。身为律师，对正义的执著使她敢于挑战中国武断的司法制度，但也因此而断送了她的政治和专业前程。她显露了那种中国人所固有的自豪感。剧中有一段她拉二胡的演出（这是好莱坞对中国传统文化简明的表现方式）；而在另一个场景中，她列举了美国居高不下的犯罪率来反驳李察·基尔对中国警察的指责。最后终于真相大白，罪恶的高干被绳之以法，李察·基尔重获自由。在机场临别一幕中，李察·基尔和白灵都向对方表露了心中强烈的爱慕和依依不舍之情。悠扬的东方背景音乐响起，白灵强忍着眼泪，告诉李察·基尔她爱上了他，但是她别无选择，必须留在中国继续为正义抗争。

    故事的结局令人感动，但亦不能免于俗套。影片结束五分钟后，在前往地铁的路上我遇见了魏，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她的脸上挂满了泪珠。她的个头娇小，约莫只有五英尺，有着可爱的脸蛋，一双细小却有神的眼睛，稍微有些扁平的翘鼻子，樱桃小嘴，虽算不上漂亮，却给人一种聪明伶俐，对周围的事物充满兴趣的感觉。

    “你还好吧？喜欢这部电影吗？”我问道。

    她很有礼貌地对我笑了笑，用带有中国北方口音的英语回答：“是的，我非常喜欢。”

    在交谈中我告诉她，我很快会去中国。于是她递给我一张她的名片。初冬的寒风在我俩身边呼啸着，陪着魏的还有一位看起来像电影制作人，态度和蔼的美国老年男子，他们好像还有事情要做，所以我只好与她匆匆道别。

    那次的相遇绝非偶然。我之前就得到消息，她将在亚洲学会出现，而我非常需要与她见上一面。事实上，我已经陷入了困难的境地，在经济上亮起了红灯：虽然我磨了几个月的嘴皮子，那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在资金筹措上还是遇到了麻烦。美国广播公司一位高级资深记者以“我们有非常多关于这方面的素材”回绝了我，美国公共电视台也不例外。美国有线新闻网一位曾在北京记者站任职的记者看了我一眼后说：“我想，你根本就做不了这件事情。”也许他是对的，我既没有资金，也没有靠山，对如何推动这个专案更是毫无头绪。甚至连李察·基尔也不给我回信。

    但我还是在纽约的街角上遇见了我的救星。作为电视制作人，魏所具备的优势之一是在与中方保持密切关系的同时仍保有独立性，而且对美国比较友善。把我引见给魏的是一家左倾传媒“环球视野”（Global Vision）的创办人兼执行制片－－丹尼·谢特（Danny Schechter）。谢特对我大加赞扬了一番，他告诉他的老朋友魏，说我是美国数一数二的编剧和制作人。就在与魏结识后，我突然感到一股难以言喻的兴奋－－我又有了新发现，而且我非常确定，魏是一名对美国持不同政见的中国人。

    我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碰到过几个天安门运动的流亡领袖。他们被媒体宠坏了，经常带着冷漠的表情，优雅地谈论如何才能荣归故里，就像一群被遗忘的没落皇族，完全忽略中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无视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只会漫无边际的谈论。

    我忽然觉得魏与众不同，她比较脚踏实地、积极进取，在纽约街头很自然地为中国公民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感到悲伤。我将会与她携手制作电视节目，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朋友泰瑞时，他诙谐地说：“如果我幸运的话，甚至可以与魏被关进监狱的同一个牢房！”

    我从来不去问魏为什么这部片子对她有这么大的影响，直到后来我逐渐对她有所了解后，才意识到她真是一个有趣的中国新一代，“红色角落”中让她落泪的并非与中国政府斗争的艰辛，或是那些贫苦的受迫害的中国老百姓，而是影片中白灵饰演的女律师。在这个角色中，魏仿佛看到了自己理想的化身：自信、积极进取、充满理想且具有坚定的信念，在制度所允许的框架内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而奋斗；虽然事业还未成功，但是个人相当独立；能与美国保持密切的联系，同时又不为这种关系所左右。

    我开始为魏工作。一段时间后，我们成为了朋友，她向我讲述她的故事。六十年代初期，魏出生在南京，她是一个地主资产阶级或“黑五类”家庭的第一个孩子。她的祖母来自地主家庭，而祖父则拥有数间纺织工厂、货仓，甚至两个妻子。因此，魏出身富贵，享有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但就在她四岁的时候，这些优越的条件在文化大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变成了沉重的负担，压得她喘不过气来。魏的父母被批斗，魏也被送给亲戚抚养。

    就像其他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一样，魏积极地投身共产主义理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想以此洗刷烙在自己身上的印记。她自豪地回忆起曾经有一次，她代表自己的学校独唱了一首“东方红”。但是，她始终未能摆脱“黑五类”的身分，无法享受进一步学习的权利，所有的机遇都向她关上了大门。当她还是少女的时候，她被送到山东南部偏远的农村，与农民一起劳动，接受“再教育”。

    魏靠着自身的努力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困难，身子弱小的她卖命地工作，博得了周围人们好感。在某种意义上，她既吸收了毛泽东的集体主义思想，又接受了农村劳动的磨练，但仍未放弃个人的抱负。在她的回忆中，有一件事情令我感到非常讽刺。那是在一九七六年，当时她与朋友走在路上，公社的广播公布了毛泽东的死讯，魏一下子跪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仿佛自己的苦难到了尽头。显然，她的第一个机会开始向她敞开双臂；四人帮被打倒后，大专院校恢复招收学生。她努力争取这个应得的平等权利，为能进入大学而奋斗。

    魏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一名大学生，在校园里观看了生平第一部令她激动不已的美国电视节目“海洋世界”。当时还有一位住校任教的美国教授，她逐渐成为美国教授的常客。就像所有在文革中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一样，她变成了理想主义者和向往美国式自由以及公平的人。同时，魏早已学会了如何适应现存的制度。曾经有人说过，只有加入这个制度才能改变它，魏直到现在都还坚信这一点。

    需要再次说明的是，魏的故事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很多中国人都从文革的经历中学到了许多不同的教训。有些人对当局失去了信心，成了革命分子或抱持不同政见，其中相当多的人离开了这个制度。有些人则是不断掩饰心中的无助，成了拜金主义者或性解放主义者。这些在文革中幸存下来的人可能都有一个共同点：常年没有安全感，无论说话还是做事都小心翼翼。而魏把自己所面对的问题处理得很好，甚至保持了非常积极进取的心态，她总结出的教训是：要想成功，就必须做最坏的打算。这意味着要不断地发掘多余的可供选择的新计划，要像松鼠收集坚果那样不断地更新自己的商业运作网络，营造有利于自己的氛围，就像守卫在帝王陵墓入口的武士雕塑，将争斗、肃反和羞辱隔挡在外。

    就在她第一次接触美国文化后，魏决定逐步离开中国。为了通过托福考试，她在冰天雪地里骑着自行车去英语补习班上课。为了拿到美国的学生签证，她来到北京，在美国大使馆前排了好几天的队。八十年代中期来到美国后，她没有费力在有关美国学术研究或资本主义体制方面发展，而是把自己变成了罕有的美国电视纪录片领域的中国专家，最初是在“西北太平洋”，然后是纽约市。在有关中国的作品中涉及的通常是具有政治敏感性的主题，比如人权状况和天安门事件等。相应地，魏有了新的转变，也就是在看完“红色角落”后，我从她身上发现的转变，她抱持的是不同的政见。魏在电视纪录片这个行业中获得了许多荣誉（特别是关于天安门屠杀事件的作品），在这当中她与天安门事件的流亡者、美国学者以及中国政治家都建立了关系。但这还远远不够，她还有更远大的目标，那就是重新回到中国，创立一个独立的最终主导中国电视业的电视制作集团。

    一九九四年，她搭飞机回到了中国，住进了酒店，开始到处打电话应征中国电视业执行主管的职位。她发现在自己离开后，北京有了很大的变化，成了创业的热土，在索尼和其他一些企图在中国市场占有一席之地的企业的大力赞助下，中国的传播业在技术设备的更新上有了很大进步。被允许在电视上播出的作品反映的却是另外一种主题，在猎猎飘扬的五星红旗下，沿着党的政策前进，不断进取，节目的内容没有任何创意。满足容易使人不思进取；因此，魏决定再次调整她的人生定位，她不再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勇于揭露真相的电视纪录片制作人，而是一个纯粹的美国电视娱乐节目制片人。

    当时，中国政府并不鼓励独立的电视制作公司，传播业是禁止引入国外资金的；因此，魏只能悄悄地进行运作。魏认识一个交游广阔但毫无商业头脑的高干子弟，他拥有一家濒临破产的制作公司和允许外国人为中国电视行业制作电视节目的特许经营牌照。魏想办法接下了这间公司并取得特许经营牌照。有了这个平台后，她很快就与中央电视台签下合约，获得几个体育节目的制作权和一场包括西方电影在内的电视杂志展览会的举办权。

    魏所采取的方法是，带着一群年轻的北京雇员到欧美举办的电影节进行采访。在当地的拍摄过程中，她会拦住一个美国的影视明星，直截了当地问他的收入是多少，并追问确切的数位，因为这是财迷心窍的中国观众所关心的话题，而不是去追问他的政治态度或是性生活的细节。中国观众欣赏魏的那种带有东方特色的美国式的冒险举动。她逐渐成了下一代中国人模仿的偶像。

    但是，魏还是经常感觉到文革的回潮。一九九六年的夏天，有消息谣传她实际上是为美国和台湾工作的双面间谍，她因此被中国官方电视台列入黑名单。相对于广告和电影业，电视节目制作公司在中国的唯一真正客户就是中国官方电视台。对魏而言，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指控，虽然大家都知道她同情那些参与天安门运动的改革人士。在当时旅居国外的中国人，又有谁不是跟魏抱持同样的观点呢？只要你现在遵照党的游戏规则做事情，那么无论你是身处国内还是国外，都会得到人民的赦免。从这点来看，魏正是被这个规则狠狠地戏弄了一番。

    她告诉我，对她的打击源自于某些人对她迅速成功的嫉妒。当国家安全部门对她的过去展开调查时，让她公司的五十多名员工陷入经济上没有保障的状态，公司损失近二百五十万美元。魏对调查行动非常配合，甚至主动提供所需的材料；但她同时告诉我，这是一次她从未碰到过的，了解新中国如何运作的绝佳的学习机会。

    虽然魏持有美国绿卡，但她还是拒绝了朋友让她返回美国的建议。她通过认真思考邓小平在官场上的三起三落来安慰自己，并不知疲倦地经营她的人际脉络，巴结一切她能接触到的中国官员。最后，魏给人们塑造了另外一种形象：爱国者，党和人民的朋友。

    一九九七年，江泽民应柯林顿总统的邀请，准备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魏知道，在中国她不可能对江泽民进行贴身追踪采访，但在美国则相对容易得多。难道美国会阻止一名英语比中央电视台摄制组成员还要流利得多的中国独立制片人对访问活动进行摄影吗？很显然，美国方面不会这样做，所拍的带子也没有给人一种需要特别许可的感觉。甚至在主要的会议大厅里，电影胶片的效果通常是用携带型摄影机拍摄出来的，有躲躲闪闪的镜头，就像在摇滚音乐会非法出售被禁止的酒类似的。在剪辑的片段中，经常插入一些中国的美国朋友对新中国，以及江泽民发展与柯林顿总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大加赞赏等诸如此类阿谀奉承的字幕。江泽民这次的访问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从在中国和台湾的两岸关系上起关键作用的美国方面取得一些支援。在采访活动的拍摄过程中，魏遇到了她的白马王子。

    中国中央电视台决定不播出魏拍摄的有关江泽民对美国进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在做出这个决定的依据上，相信政治方面的考虑远远大于作品质量方面的考虑。因此，魏这次一分钱都没有赚到。虽然如此，魏还是宣称纪录片的拍摄恢复了她的政治声誉。这样做部分原因出于宣传考量，魏的公司创作了一则当时风靡北京的宣传画，一个特别具有中国色彩的作品：江泽民和柯林顿并排站在一起，但江泽民要稍微靠前一些（以弥补他个头矮的不足，但也同时暗示着中国尽全力追赶超级大国的决心）；在两位领导人的上方是一只巨大的笨拙地拍着翅膀的白鸽；微笑的美国学生、商人和快乐的人群的小尺寸照片，用中文和英文书写着：“他很酷！”

    我来到北京的第三天，一九九八年的耶诞节才刚刚结束，当我跨进魏的办公室时就看到了这幅宣传画。那天下午她展示在我面前的是她的双重身分－－中国的爱国者和美国电视制作人。走道两旁摆放着中美两国的国旗（只不过中国国旗略微高出一些）。挂在墙上的是过去一些老作品的宣传画和出自旅居中国的外国摄影家之手的中国当代照片，这类照片我在绝大部分的中国办公室里都没有见到过。也许最栩栩如生的是年轻的安迪·沃荷（Andy Warho）身处一个电影拍摄场面的照片，那是自由派艺术的代表作。

    魏非常热情地招呼我，承诺给我办公室，过了几天后，她才告诉我她的真实想法。随着她政治声誉的恢复，她正在着手准备到美国去拍摄一部名为“同走一条街”的影片，这是第一部将在中国官方电视台中播出的中美脱口秀节目。影片的创意很简单，找来一些中国专家和美国专家，让他们坐在一起，在听众面前对热门事件的预设话题发表他们的见解，并假设他们最终会找到共通之处。魏很真诚地相信，通过如此这般的交流可以增进双方彼此的了解，甚至可以确实有效地推动中美双方的关系向前发展。但是，这个节目能否在中国播出，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而能否在美国播出，则可能多少会有一些麻烦。

    魏已经为这部系列影片的前四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维吉尼亚海滩摄影棚拍摄，为邀请上节目的专家出机票钱，还聘请了一位美国主持人。奇怪的是美国人好像才是魏真正的麻烦。美国主持人马克·索兹门（Mark Salzman）是小说《铁与丝》的作者，该书是所有描写中国的现实生活和武术方面最畅销的小说。在八十年代，当中美关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时，马克·索兹门曾经在中国偏远省份的一所大学受过中国教育的薰陶；因此，在魏的节目中，马克的主持风格是避免介入争执，保持中立，在讨论中无论听到什么始终面带愉快的微笑（就连一些中国制片人都觉得马克的态度经常是模棱两可，非常暧昧；因此，在第一次试看样片的时候他就被剧组刷掉了）。其他的美国专家都是经过挑选的，因为他们在某些方面是中国的朋友，在节目中都能保持中立，而不是纯粹以西方的价值观念来评价中国，或是陷入一些无休止的争论之中。

    在一集有关政治的节目中反映的是两位退休的大使如何尊重对方。但最后节目搞砸了：美国大使不停地批评美国虚伪的人道主义，还随口提到发生在中国的工人骚动事件，由于这个禁忌的主题而没能通过中国官方电视台的审查。关于环境保护的节目中，一位中国教授批评政府当局破坏环境的言论过于激进，这显然不利于他的学术生涯。而来自美国环境保护署的一位专家只做了纯技术上的演示，并没有直接提到中国的环境恶化情况。关于电影娱乐界方面，专家们一致认为，中美两国的电影有不同之处，但各有特色。来自教育界的专家们则表示，中国儿童讨人喜欢。

    当魏和她的摄制组从维吉尼亚海滩回到北京后，我简直看不出那些按照美国标准剪辑出来的片子有多少是用得着的。难道魏不明白叫座的电视节目的组成要素是什么吗？既没有观点的交锋，也没有文明和理念的冲突（随后发生的事情证明，我遗忘了一点，从中国人观察事物的角度来看，魏非常好地利用了这次机会）。

    我开始在魏的公司里表现自己。魏以前通常会雇用旅居中国的外国人，主要工作是为他们写签证申请和教导公司的记者使用标准英语。但美国人相当不满意她安排的工作内容；这时候，我那部关于在中国经商的美国人的纪录片就成了魏的选择。于是我以外籍主管的身分进入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俨然成了公司里不可缺少的人物，我为“同走一条街”编写了时髦的广告脚本，与中国同事的合作也显得亲密无间。我还对节目提出了改进意见：更具争议性些，以特殊新闻报导形式包装具有高度诱惑力的话题。

    在我的印象中，某种程度上，那是我在公司的黄金时期。那时的中国还是崭新的。虽然我的那部纪录片还是未能完成，但是在魏的公司里总有能够变通的地方。我白天努力工作，夜晚则在餐厅的桌子上狂欢。与中国同行共进午餐，我告诉他们我要写一本关于他们的书，名字就叫“富华大厦的阴影”。大家对我的计划表示惊喜，但并不抱太多的期待。那是五月七日，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看到了“同走一条街”的海报，我的名字就排在魏的下面。那段日子她身体不太舒服需要住院检查，所以我无法当面向她表示感谢。但这都不要紧，我终于成功了，我将事情告诉妻子，希望得到她的赞扬。然而，世间的万事万物好像都是预先安排好似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发生了。

    现在，轰炸事件过去一个星期了，我还要继续工作，我不想辜负魏对我的期望。表面上我还是“同走一条街”的执行制片人，我们被明确地要求制作一部我曾经推掉的“非敏感”的片子：“离婚－－中美两国风格之比较”。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北京市的离婚率就翻了一倍，达到了百分之二十五（这是法律松动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可预见的结果），但人们并不认真看待这个问题。美国的离婚率在全世界是最高的，每个人都愿意探讨在婚姻生活中究竟出了什么岔子。中国人在这方面也许比美国人有优越感，因此，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这样的节目可以被接受，美国人也有可供中国人借鉴的地方。瞧，这就体现了文化的交流。

    北京电视网路集团的执行负责人一开始就接受了这个主题，同意先在国内进行一系列的拍摄报导，并安排美国方面的专家在节目中出现。但魏很快从医院回来，她直截了当告诉我，由于受轰炸大使馆事件的影响，电视节目上不允许出现任何美国人和北约同盟国的画面；这是上面下达的命令。中国的朋友所剩不多了，江泽民已经宣布瑞士不再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因为近几次的人权示威活动离他访问瑞士的外交团队太近。澳大利亚的安保条约有模仿北约的痕迹。菲律宾军队在南沙群岛居然向“手无寸铁的中国渔民开火”；被认定为发展中国家的以色列却出奇的富有；中国竟然还比不上一个正在沉沦之中的俄罗斯帝国；剩下的还有哪个国家呢，噢，瑞典！

    我不断地提醒公司，我们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节目可做了，原定播出的日子也越来越近，终于，北京电视网路集团的高层允许魏的公司到美国拍摄节目，但条件是要尽量模糊一些。“你们能说是在加拿大摄制的吗？”魏问道。最后我们决定使用“在西方国家摄制”的说法。

    去到美国后，我先前的所有疑虑都消失了，我被告知我们是轰炸大使馆事件后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摄制组。但是摄制组的工作受到时间和金钱的限制，我们曾准备就家庭价值观念进行一场高水准的辩论，原计划邀请的是华盛顿的专家，后来改成了洛杉矶的，到最后却变成了西雅图的专家。但是，麻烦还远远不止这些。北京电视台那部关于轰炸伊拉克的短片“在线电视战争”的主持人也是摄制组的成员之一，我称呼他为“毛”，有时候我觉得他像一名替身演员。他戴着一副大墨镜，不苟言笑，行为举止非常刻板。我想，他可能是我的麻烦。

    我独自搭飞机到西雅图，并立即开始透过电话进行相关的联系，包括一些对离婚有研究的学者；探讨离婚与科特·寇班（Kurt Cobain）自杀的关联；关系恶化的夫妇等。毛在第二天也到了西雅图，他想立即展开采访工作。那天，我安排采访一位退役海军陆战队员，他创办了一个提供离婚父亲协助的组织，采访地点就在他简陋的办公室；总之，他是一个可靠且能提供帮助的好人。

    毛带着摄制组的其他成员闯了进来，开始他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相较于中国，美国的离婚率会如此之高？我们的美国老兵巧妙地回答，这是因为法律的健全，并试图将话题转移到他的工作上，例如，如何帮助那些离婚的男人与他们的孩子建立密切的关系。但毛打断了他，“既然离婚已经发生了，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呢？”老兵试图再次将讨论的内容转移到谈心治疗小组、失去父爱关怀的美国黑人少年等问题上，毛再次打断了他的话，“你了解中国吗？”老兵表示他对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了解。毛笑了笑，打出他致命的一击，“比较美国与中国，哪个好一些？”看得出来，老兵在竭力控制自己，尽量保持彬彬有礼的仪态，他有些结巴地回答，中国有优良的东方价值观和家庭观念，两者维系着家庭的和谐。毛对摄影师咧嘴笑着用中国话说：“采访结束。”

    我以上厕所为藉口离开老兵办公室所在的大楼。站在租来的汽车旁，一脸铁青等待着摄制组其他成员出来。我戴着太阳眼镜，一言不发地开着车把他们送回旅馆。他们注意到我的沉默，彼此之间的气氛有些紧张。

    当我们从车里出来的时候，毛站在路旁瞪着我说：“我们需要谈谈。”

    “可以，就今天晚上吧。”我拍拍他的肩膀说道，“非关个人。”

    毛缓缓地点点头，转身走进旅馆的大厅。

    回到旅馆房间后，我开始认真反省自己。我究竟在做什么？为他们肮脏的工作提供服务，为中国做违背事实的令人作恶的宣传，难道仅仅是因为二亿中国观众对我太具有诱惑力了吗？还是我太自以为是了？不管怎么说，这成为我难以逾越的障碍。脱离摄制组，按照我自己的风格继续节目的制作，把魏的中国雇员抛在一旁不加理会，这样做好像是我唯一的选择。

    魏在大使馆事件发生后还每天打电话给我，难道她对我的人身安全不关心吗？难道魏对已经预见到现在发生的麻烦没有请求我在拍摄过程中保持冷静吗？我对中国人忍无可忍而大发牢骚时，魏难道不是很有耐心地在聆听吗？她是真心希望中国能够变得更加美好，成为一个可以独立制作电视节目和资本主义的、自由的、取代现有正在腐朽的制度的中国。但北京电视网路集团的要求却是：一部反映美国人野蛮、自私和腐烂的木偶戏般的节目。我双手抱着头，在床上翻来覆去。毛只不过是一个受人控制的木偶，魏和我都是。

    慢慢地，我想出了一个法子。我已经冷静下来了，摄制组的成员英语都不行，他们也不能在美国开车，因为他们不识路。他们在美国的活动只能听由我的安排。

    这种波将金村战略与我的职业道德发生强烈抵触，我事先征求过他们的意见吗？我拿起电话拨通了奥卡斯岛。我带了一瓶波本酒到楼上毛的房间。不可思议的是，我一直在不停地喝酒并严厉地责备他把我推到了多么令人难堪的境地，一个美国记者被要求在他的祖国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我明白这都是因为大使馆事件的原因，但这已经够了！毛很认真地在听，他也很难过。他用蹩脚的英语缓缓说道：“我从未想过刻意这么做。我只是想拍一部好的电视。我要把真相说出来。”

    当然，我知道他会这样说。毛知道我可能会辞职，如果我这样做的话，他将会失去工作和薪水－－这是来美国前公司立下的规定，公司发给员工的薪水很高，几乎相当于一个中国普通家庭的十倍收入。所以，他能做的只是坐在那儿不断地点头表示同意，用关心和同情的眼神注视着我。很奇怪，我们是不打不相识。我告诉他，我找了一些普通的美国夫妇让他采访，不过地点可能要远一些。他顿时笑逐颜开，我们握了彼此的手。那晚我睡得出奇地好。

    奥卡斯岛是西北部还未开发的地区，有着雄伟壮观的峡谷和郁郁葱葱的森林。它在镜头上看起来更加美丽。我的朋友吉莲·史密斯是一位大美人，她生养的孩子们都非常可爱；她的丈夫兰迪是一名吉他手，平时主要是给来这里烧烤的游客提供燃烧的木料。当毛告诉吉莲接下来的采访安排时，她很认真地把所有东西都记在本子上。这时，史密斯夫妇的一位朋友出现了，她带着一个八岁大的孩子，孩子的父亲是兰迪。

    毛对这个女人进行摄影采访时，吉莲静静地站在一旁，脸上带着微笑。我们谁都不会告诉毛，其实史密斯是应这个女人和她同性爱人的请求才作孩子的父亲的。但在那时，每个人都喝了不少的啤酒，这场在乡村的聚会是如此令人愉快，整个小屋里荡漾着亲情和友情。

    事实上，我一到那儿吉莲就把我喊到一旁，问我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听说北京出现了暴动，但都是一些只字片语。当我告诉她事情的经过后，她对此事再也不关心了。吉莲就是这样，她也许是个嬉皮士，也许不是，但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吉莲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演员，她决定把戏继续演下去，第二天还请了一些离过婚的朋友到家里来。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毛终于成功地拍摄到一位妇女哭泣的镜头，但是电视上的那对夫妇绝对不是美国人口中的问题家庭；相反的，他们的故事非常吸引人。

    同一天，在西雅图五号州际公路上，一个神经错乱的离婚人士开枪射杀了好几个人，但我的中国伙伴们绝对不会看到相关新闻的头条（我把报纸扔进了垃圾堆并在上面倒满了咖啡渣）。就在我们打包准备离开美国的那天下午，毛过来找我，他拍着我的肩膀说，整个拍摄过程非常成功。他看到了美国真实的一面，他喜欢这样。

    回到北京后的几个星期，我们观摩了节目的播出，一起观看的还有参与讨论的嘉宾和一批中外观众。这部片子用了所有能用的噱头：一位来自美国华盛顿的独立妇女论坛专家艾米·荷马斯（Amy Holmes）与伶牙俐齿的中国妇女进行礼貌而热烈的辩论；观众中的北京人士述说他们所经历的离婚。最后，影片上的字幕说明，拍摄地点在西雅图。

    当轮到毛介绍他的电视节目时，他手拿着麦克风，很随意地坐在观众席上，明确地要求工作室的摄影机对他进行跟拍。他开始缓慢地述说着：“在去美国之前，我认为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或者是亲人与亲人之间都漠不关心的国度，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就像我们在好莱坞电影里看到的一样。”当他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楞住了，但毛继续说着，好像在表露心中的真实想法。“但我发现了一个完全与众不同的地方－－奥卡斯岛。在那里，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男人和女人对婚姻问题都非常严肃，希望能够给予对方和他们的孩子幸福美满的生活。我发现了真正的美国，在这两对夫妇中，一对幸福，一对不幸福，你们也会有同感。”

    然后，荧幕上出现了吉莲平静的脸庞，她抱着自己的孩子，周围长满了茂盛的西北太平洋绿色植物。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心里复杂的感情：自豪、欣喜、羞愧，更多的是自我嘲弄，大使馆事件造成的后果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烟消云散了！中国人都希望像毛那样当一名记者，他们要叙述真实的故事。他们要在中国的标准下制作一流的电视节目，北京电视网路集团高层对一切新的关于国际方面的节目都大加赞赏，却没有想到里面有我这样的反动分子的破坏。

    但北京电视网路集团的某位高层好像注意到了什么－－美国专家荷马斯女士“太漂亮了”；还有人揭穿中国专家是假冒的。随着大使馆事件后中国政治环境的改变，魏的政治声誉再次下滑。就在节目播出一周后的某个早上，魏从她的办公室走出来，脸上挂满了愤怒和羞辱的眼泪，她哽咽地告诉我，节目由于含有“反华”内容而被封杀了。

    不出几天，数名身材魁梧的北京电视网路集团工作人员来到富华大厦，对魏的胶片室进行突击检查，把有关“同走一条街”的胶片全数没收。北京电视网路集团决定由他们来制作这个节目，花最少的钱且没有任何政治色彩。

    一年后，我在中国世界贸易中心的席琳·狄翁（Celine Dion）商店旁遇见了毛和他的妻子。毛现在是“同走一条街”的主持人，但他看起来很沮丧，称那是一个“多么愚蠢的节目”。毛的妻子认为这只是暂时现象，过一段时间，关于美国和中国独立电视制作方面的禁令终会解除的。其他的电视制作人偷偷告诉我，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暴行。直到那时侯，电视上播放的都是“在线电视战争”。突击检查后不久，魏的办公室进行了重新调整。首先是缩小公司规模：一天之内，所有制作人员把她的另外一间办公室腾出，把编辑器材和胶片统统放到那间小房间里。一些负责行政和打扫卫生的非重要职员在同一时间内全部被解雇。一些以前和我亲如兄弟的制作人员，现在仿佛在梦游一般，在公司的剪辑台上做着颠三倒四的工作。与此同时，办公室的政治风水得到了加强，挂上了一幅放大的魏挽着朱镕基手臂的照片，那是魏跟随一个中国官方高级豪华团出访美国时拍摄的。每当从过道上经过时，就能看到挂在魏办公室的这幅照片，仿佛是魏在绝望之余发出的企图挽回她政治声誉的信仰声明。

    魏的性格也有了转变，她的做事风格突然变成典型的北京式：说话粗声粗气，行事武断。每天似乎都有新的点子。有一天，公司制作了一个给美国人做智力问答的节目，但提出的问题都是关于中国的：中国的首都在哪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多久了？卫冕者得到的奖励是环游中国。

    魏的设想越来越宏伟。一天下午，魏把我请到她的办公室，告诉我她要在网路上建立一个全中国的娱乐频道。当时，我们的电脑用的都是盗版软体，到处充斥着电脑病毒，上网速度就像乌龟爬行那么慢。我从窗户向外望去，把注意力从魏那里移开。富华大厦沐浴在一片金色的阳光中，对面矗立着三座高耸的框架建筑。打从我到北京的第一天我就注意到这堆废物般的钢材。一些开发商打好了地基，并支起了钢架，然后很快就花完所有的开发资金，或者是从前依靠的关系不复存在。没有人知道其中的真正原因。在北京被污染的环境下，这些钢架锈迹斑斑，总有一天它们会轰然倒塌。在富华大厦的前面是一栋镶着褐色瓷砖的军队司令部大楼。大楼看起来维修得很好，有重兵驻守。一些胡同的遗迹逃过推土机的铁铲而遗留着，一队解放军士兵正在胡同的废墟上演练空手搏击。

    魏在实施一项扩展中国网路的计划。专案的前提假设是网路比中国电视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它所蕴涵的活力将会对旧的传媒带来巨大的冲击。魏认为，在未来短短几年内，中国百姓无论是看电视还是在网上看节目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节目的内容，而她将提供这一切。

    “为什么不从一些小项目做起呢？”我问道。“我的意思是，在你向投资商推销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网路节目前，可以先举行一场小的网路节目展示会。”

    魏的视线也跟着我转移到了窗外。“你看到那个简陋的小屋子了吗？”她问。我顺着她的视线向外张望。停车场的管理员用一些废弃的塑胶和建材搭起一个小屋棚，供他们遮挡严酷的天气（也可以在里面稍事休息）。

    “是的，我看见了。”

    “搭建那样的屋棚也需要花费工夫。但是既然我有能力建立富华大厦，又何必去搭起这样的小屋棚呢？”

    富华大厦是利用外资建立起来的，虽然这样，魏还是不停地讥讽美国商人在投资上过于谨慎，她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像一个中国的皮条客。她说，美国人都是傻子，他们只会像中国人一样，把礼品都进贡给政府官员。魏说话的口气仿佛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在教我如何颠覆父亲愚蠢的管理规则。就在魏大放厥词时，我能理解她遭受到的痛苦和羞辱，甚至在北京这般恶劣的环境下，她也曾经建立自己的王国，也许与富华大厦相比规模要小得多，但毕竟也坚持了一段时间。现在她的王国崩溃了，她需要来自美国的资金，但并不欣赏美国的财会制度。

    魏精于算计的性格可以追溯到大使馆事件发生前的一个月，她和一个出身名门的美籍华裔男子结婚的计划出了差错。因为，她未来的公公是江泽民的顾问和私人朋友，婚礼被设计成魏以及她在新中国的事业获得成功的加冕仪式。她订下了北京最大的天主教堂（当然是受国家控制的）。周围高墙环绕，现场布置虽然有些中规中矩，但仍不失可爱：完全西式的大教堂，里面披挂和摆放着一些中国的物件和饰品，活脱是一间为外国人准备的中国儿童房。大批的中国影视红星和著名制作人将出席婚礼。魏穿着一袭白色的婚纱，坐着豪华轿车，拿着行动电话，而她手下的雇员则穿着高贵的中国传统红色和金色相间的绸缎衣服。在为婚礼助兴的演员中，魏特意请了一位具有“异国风味”的西藏歌手，在摆喜酒的长城大饭店宴会厅上唱歌。

    那天北京的天空特别晴朗，吹着轻柔的微风。然而那些容易被豪华场面吸引，无所不在的中国狗仔队却一个也没有出现。当我和魏的一名顶级制作人兼好友小福一起站在教堂石狮前沐浴着灿烂的阳光时，我想着，为什么传媒界的记者一个都没有出现？小福压着嗓子告诉我：“今天一大早我就听说中南海那聚集了好多人。”当小福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反应有些迟钝，因为中南海是中国领导人办公所在地，就在紫禁城的西边。那儿的道路都实施了交通管制，警卫森严。

    “为什么？”我问，“他们是些什么人？学生吗？”

    “不，”她回答，“不是学生。他们可能是从乡下来的。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也许他们现在还在那儿。可能摄影记者都到那儿去了。”

    在中南海前面聚集的是法轮功学员（中国大陆通常称之为法轮大法）。刚开始的时候，我认为法轮功是一种中国宗教形式。他的创始人是李洪志，他曾经是邮政局的工作人员。李洪志将孔子的道德伦理以及西方宗教的部分元素与气功糅合到一起创立了法轮大法，据说仅在中国大陆就有一亿名追随者。在这之前我也见过一些炼法轮大法的人，那是一年冬天中最寒冷的日子，当时我与妻子正在攀爬北京大学里的小山包，寻找一些我们感兴趣的物品。我简直快被冻僵了，为了不让妻子因寒冷而放慢脚步，我像一名中士那样喊着口令，一、二、三、走！这时候我们碰上了一群学生和教员，大概有五十多人，他们闭着眼睛，双手放置于头上做冥想状，只穿着衬衫、长裤和胶底布鞋，就像置身于温暖的活动室内。我停止了呐喊，同时感到自己有点愚蠢。这就是神秘的东方，我想，然后就匆匆离开了。

    因此，在魏举行婚礼那天发生的沉默的示威活动，因为参加人数众多，对中国领导人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超过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几个拿着行动电话的组织者的指挥下，悄悄地、不露声色地把中南海一带围了个水泄不通。这是自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以来发生在中国的第一次如此高调的示威活动（这场示威活动在表面上是为了回应政府出版的一本把法轮功说成是迷信的刊物）。我的一个朋友，《南华早报》驻北京办事处的主任约瑟·伯贝克（Jasper Becker）承认，他和其他一些驻北京的记者对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请愿事前毫不知情。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也是一样，据几个在中共中央内部有消息管道的记者宣称，示威活动大大激怒（或是吓坏）了江泽民。那天，魏的婚礼快结束时，一场镇压开始了。

    但法轮功是一个非传统目标。大部分的学员都是来自偏远的贫瘠农村的老人，他们往往一贫如洗。国家安全部门非常仔细地拍下整个示威过程，把示威队伍中拿着行动电话的人（所谓的“头目”）叫出来进行问话。而当时李洪志大师正住在纽约市。与一九八九年发生的示威活动不同，天安门运动中的学生们是一个有组织的阶级（这里借用马克思的理论）并相对集中在北京北部一块较小的地域（或者是天安门广场），而法轮功是随意性的，是通过口头、电话和网路传播的（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李洪志写的书）。

    几天后，一场更大胆但规模较小的抗议活动再次在中南海前面发生。示威抗议活动被西方传媒广泛报导，但中国媒体却噤若寒蝉，并把上次发生的示威活动称为“集会”。那天下午我很晚才离开办公室，我在自行车的筐里放了北京地图、北京指南和星巴克的一些咖啡用品（当我被北京警察盘问时，可以充分证明我是一个迷了路的外国游客）。我骑着自行车不慌不忙地经过警察设置的路障，转到中南海的入口处。我看到整个事件的最后一幕：大约有二十多辆大公共汽车，上面塞满了年老的中国农民，大部分是妇女，他们将被带往秘密的地点进行审问，成群结队的警察坐在路旁吃着已经凉了的午餐饭盒。整个现场都是垃圾，但又带有一些喜庆的味道，那情景有点像中国新年刚结束的庙会。警察们看起来很累，但他们肯定很轻松，因为任务完成了，他们把吃剩的骨头随意吐到大街上并大声说笑。现场没有血迹，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里曾经失控，但我感觉明天还会有更多的事情发生。中国领导人已经从天安门事件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在事件还未造成广泛影响和获得有组织的支援之前，要毫不手软地进行打压。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下午，官方关于法轮功报导的限制解除了。魏的几个工作人员冲进了我的办公室喊道：“伊森，电视上在报导关于法轮功的事情！”我赶紧到接待处，看到中央电视台做的紧急新闻报导。节目主持人很不自然地瞪着大眼睛，用高了几度音阶的声音严正指出，法轮功是非法的。中国公民禁止在公共场合或者是自己家里炼法轮功。正当我们盯着荧幕时，窗外传来大功率广播车的高音喇叭宣传。富华大厦和整个北京城到处都充斥着这种声音，宣布法轮功是一个非法组织。魏的几个女职员开始神经质地笑着，双手捧着她们的脸，嘟哝着说，自从文革结束后就再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情。

    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继续下一个节目：一项关于揭露法轮功如何毒害中国人民的特别报导。当报导出现在荧幕上时，我们十分清楚，这是专门针对法轮功的指控，有着电影大片般的背景声音和巧妙的故事情节。这是关于法轮功学员生活的系列影片－－他们是如何沉迷于法轮功的；他们是如何发疯的和对家人失去关爱的。最后，他们走上自残－－生病不吃药，在几个故事中，他们甚至疯狂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活着的配偶在荧幕上述说着事情的经过，每个片段中都有泣不成声的镜头（当迫于政治上的压力时，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人都可以挤出眼泪来，这也算是文革的一项副产品吧）。

    中共中央电视台的故事充满了李洪志和法轮功运动古怪的预言：飞旋的法轮、世界末日和大毁灭。回到电视荧幕上，换了一位女主持人：法轮功是邪恶的－－因为它连自己的学员也要残害，法轮功不是真、善、忍的－－因为它容不得别人对它的教义有任何的质疑。法轮功是不诚实的－－因为它的领导人已经藏匿起来了。事实上，他躲到美国不是偶然的，这是帝国主义企图颠覆中国的又一个阴谋。女主持人把发言权交给了男主持人，他又开始重复刚才说过的话。

    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中共成熟老练的宣传手法，精心选择的用语，尸体和葬礼的精细画面，以及天衣无缝的有关李洪志讲话的剪辑和他那些狂热的追随者，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把法轮功描写成吃人的迷信活动。外面大功率广播车传来的声音，表明一个更残酷的特务机构被重新调动起来，以防暴政机器的机制萎缩。无论如何，中国领导人最终会发起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和大规模的逮捕和残酷镇压行动。

    我不知道魏是怎么看待法轮功的。我只知道她在艰苦地挣扎着，等待新的专案。几个星期后，出于私人方面的原因，我和魏在短短数天内先后飞到了纽约。出乎意料的是，“环球视野”的丹尼·谢特做了一个独家新闻。丹尼以前在人权问题上做过广泛的报导，他与盖尔·拉林关系非常密切，而盖尔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也是法轮功在美国的首席发言人。自从中国领导人宣布法轮功为邪教后，丹尼是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有条件接触李洪志的电视节目制片人。中国政府要求将李洪志引渡回国接受公开审判，当时还谣传中国间谍已经追到了纽约，因此，丹尼只带了一个很小的摄制组到李洪志住的地方。在采访中，李洪志要求与中国政府进行对话并将他的追随者无罪释放。采访时间虽然不长，但它是唯一关于李洪志对发生在中国这场危机的反应的电视节目。换句话说，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纪录片。

    一到纽约，我就直接朝位于百老汇大街四十九号的环球视野办公室奔去。在丹尼那杂乱不堪的办公室里，我们开始考虑如何制作一部以李洪志为主题的采访纪录片，资金和时间，这都是我们需要的。据说美国公共电视台对此感兴趣。魏抵达纽约数日后，我们三人开始筹划这个专案。但从魏的举动来看，她好像有所保留。魏这次带来了中央电视台关于对法轮功做调查报告的任务，我和丹尼对此非常感兴趣，但是魏似乎被丹尼关于李洪志的采访深深吸引了。她说，她想复制一卷那次采访的胶片以便带回家好好观赏。丹尼很坚决地告诉她，只能在他的工作室里看，不可以复制。

    我对丹尼的态度有点担心，魏是一个很自负的女人，如果没有魏的全力协助，我们是不可能拍出包括有关中国方面的纪录片的。当我和魏单独相处时，我问她对关于法轮功的调查任务有什么想法。她承认自己的情感有点复杂。她对这个组织并不熟悉，她认为他们不是改革者，不像天安门运动中的学生，他们缺乏知识分子的支援。我发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同意她的看法，并希望她的见解能给予丹尼在人权报导方面一种更加尖锐的角度。但魏说，她只是需要一些启动资金就可以度过难关。

    与此同时，丹尼让我对纽约和华盛顿的法轮功修炼者做一些初步的拍摄工作。这使我有机会接近该组织的一些负责人（包括盖尔·拉林，我还在她的家里做了采访）。当我在国会山对支援法轮功的示威者进行采访拍摄时，我发现我开始同情他们了，可能是出于中国政府对他们的监视的不满－－一名中年的中国男子，身上穿着中国大陆间谍自以为“很自然”的美国服装，在示威者旁边溜达，并企图混入队伍中。因此，我对法轮功进行采访的态度逐渐变得友善起来，他们后来几乎把我也当成了他们其中的一分子。最后，一小群穿着考究的法轮功学员向我走来。绝大部分的示威者要游行到白宫（在那，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将加入游行队伍），但是我面前的这几位法轮功学员中的精英人物正打算进入国会大厦，对参议员和众议员进行游说。但是，他们在这方面毫无经验，他们对华盛顿和美国政治的了解还不如我。他们该游说哪位议员呢？

    “你们有没有想过去找参议员泰德·甘乃迪（Ted Kennedy）？”我问道。

    “我们为什么要去找他？”

    “因为他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议员，是支援人权运动的杰出代表。”

    “好的，谢谢你，那很好。还有其他的议员吗？”

    “嗯，你们有没有想过去找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男）？”

    “他是谁？我们为什么要去找他？”

    “他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是支援宗教自由运动的杰出代表。他对中国的态度很强硬，中国领导人都怕他。去找他吧！”

    他们显得很高兴，对我说：“太谢谢你了，先生！”

    我对他们其中一位看起来像是组织者的人说道：“你们是否介意在进去之前接受我的采访？”他是一位年轻英俊的中国男子，身上穿着丝质的双排扣套装，打着一条深红色的领带。他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十足像一个国会游说者。他对我的要求没有表示反对。

    采访组的工作人员很快在他的领带上固定好无线麦克风，我们开始走向国会山的台阶。我花了点时间调整拍摄的角度，力求他和国会山的圆顶能出现在画面正中间，三分之四的比例，充分曝光等等。我宣布：“开始。”

    “你打算进去找谁？”

    他微笑着对我说：“我要去找杰西卡·赫尔姆斯！（Jessica Helms，女）”

    我禁不住也笑了笑。我说：“我想你刚才是说要去找杰西·赫尔姆斯，但是你们对政治所知道的不多，是吗？”

    显然，这个问题使他感到很意外，脸上的笑容褪去。他用有点颤抖的声音缓慢地回答：“是的，我们对政治了解的并不多。我也不知道要到这里来找谁诉说，也许没有任何人会听我讲的话。但是，我一定要试一试。我是一个电脑软体工程师，昨天晚上才从旧金山搭飞机到华盛顿，来这里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别无选择，因为在北京，有的法轮功学员就快要死了！”

    他说的并不夸张。从北京传来了坏消息：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年老多病者，被赶进了城市的体育场。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遮挡八月份毒辣阳光的曝晒，据说，他们被拒绝提供食物和水。随着中国领导人和警察对这场贞烈的运动逐渐失去耐心，对学员们的审问变得越来越残酷。

    我非常感谢那位接受我采访的电脑软体工程师。他对我很生气，因为他觉得我是在戏弄他。我试图让他平静下来：“你说的确实没错，但更重要的是，在北京，他们说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得到美国资助的，就是说，你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经济利益。在对你的采访中，你不能不对此进行反驳。法轮功是一个清贫的组织，它没有任何的政治野心。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传媒机构偏向的是受害者，法轮功就是真正的受迫害者。”

    但是国会没几个人愿意聆听，只是发表了一些不痛不痒的声明。在返回纽约的途中，我在美国铁路公司的列车上向参议员阿伦·斯伯克特（Arlen Specter）提起这件事情。他对此表示关注，但却显得心不在焉。魏也是如此。当我回到环球视野的办公室时，我发现出了点问题。魏已经多次要求丹尼把采访李洪志的片子给她。很明显，魏感兴趣的不是关于对法轮功的采访活动，正相反，她感兴趣的恰恰是丹尼手上的未经剪辑的对李洪志的采访录影带，她要把带子复制后寄给“某位在香港的人士。”她提出以几千美元作为交换。

    过一、两天后，我逼问她：“你为什么想要关于李洪志的采访录影带？”

    “香港的某些人需要这个录影带。”

    “他们要它又是为什么呢？”

    “他们只是对此感兴趣，就是这样。”她笑得很不自然，并且回避我的目光。

    我没有继续追根究柢，法轮功采访计划摆着吧！不管怎么说，魏是我的朋友，至少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是我的老板。我们都知道她现在资金上很困难。魏是唯一有机会接触到丹尼采访李洪志录影带的中国制片人，为了达到目的，她在利用我们之间的友谊，巴结谢特；甚至不惜使用金钱收买。也许她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她自称为独立制片人，而现在却要把录影带卖给“在香港的某些人士”（我禁不住开始怀疑，这些在香港的人士莫非就是中国的官方电视台的代理人），但是如果不这么做，她可能就要完蛋。

    一个星期后，我飞回北京。已经很晚了，在菊尔胡同的小公寓整理带回来的物品，飞行时差让我感到一阵眩晕，我突然发现，在我带回来的资料中夹杂着法轮功的传单和请愿书，更糟糕的是我的手提箱里还有一本李洪志大师写的书。那些日子里，在公园里炼功的人经常被带回警察局进行盘问。警察已经不止一次在我的住所前逗留，不是来处理噪音投诉就是问我们有没有在当地派出所做长驻人口登记。谁知道那些邻居会不会对住在他们隔壁的外国人产生怀疑。妻子已经回美国了，我的北京话没有她说得好。如果我在门口与当地人交谈，警察会毫不犹豫地搜查我的住所。

    我把那些小传单和字条藏在内衣里，带到厨房后，把它们扔进铁桶，浇上油，把抽风机打开，然后点火把它们烧掉。我把书撕成两半，一页页地扔进火里。火苗在铁桶里跳跃着，发出刺鼻的烟味。我想我的邻居们不会起疑心的，他们肯定以为那个外国人正在弄一种奇怪的烧烤。真、善、忍，那些无助的语句让我感到眩晕。我听到有人在外面拉二胡，这是北京特有的，令人感到和悦的声音。永恒的中国，我寻思着。

    我用一把铁铲把火灰拨开，以确保全都被烧干净了，我开始回忆魏所做事情中存在的疑点。最近有关李洪志的采访对中国政府来说是无价之宝。他们可以用剪接做出任何想要的片子，例如把李洪志变成魔鬼或者是一只咩咩叫的羊来炒作两分钟的仇恨。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已经着手准备两个大型宣传节目，提供政府采用折磨、曝晒和疏忽等手段导致成百上千名无辜民众死亡的遮掩和狡辩。节目的最后还播出母亲和孩子在天安门广场喝汽油自焚的镜头，但从拍摄的角度来看，让人不得不怀疑是事先安排的。

    我开始回想起第一次在街角遇见魏时她脸上的眼泪。她把自己当成“红色角落”中为打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而奋斗的律师。当时在她身上有某些与遭受中国司法制度迫害的美国电视集团高级行政人员的相似之处。现在，她开始变得有点像一个国家的奴才。跟中国许多专业团体的人士一样，魏陷入了她自己的红色角落。她不同的身分像幻灯片一样浮现在我的眼前：爱国者、守信用的人、美国制片人、持不同政见者等等。她所有的形象都是为了达到各自不同的目的，都是虚伪的东西。我不由得怀疑，魏在背后收受了国家恐怖主义的好处，简而言之，她是中国政府的合作者。

    而我又是什么呢？我感觉自己身处一幕家庭斗争的丑剧中，这是我一直不愿意见到的。当然，我也有属于自己的秘密。老实说，我不是特别喜欢法轮功，我对制作关于法轮功的调查节目不太感兴趣是因为更根本的原因。我害怕，我害怕被审讯，害怕被逐出这个国家，害怕被拘留。我有什么资格来评论魏的是与非呢？我不愿意去想，感觉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中国政府的同谋。

我把书和传单的灰烬扫成一堆，将铁桶重新放回炉台上，离开了厨房。我瞥了一眼自己在那廉价的中国小电冰箱上的影像。整个人无精打采的，身上满是汗水和烟灰。那条洗得发白的中国军用绿色短裤早已失去了弹性，松松垮垮地挂在我的腰间。我的眼睛里充满了渴望。是做回美国人的时候了。

 

第三章 参观日

    清晨时分的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初升的太阳把光线洒在可以供二十人就餐的大宴会桌上。当中国服务生端着盛满水果和糕点的大盘子小心翼翼地来回穿梭时，客人们开始鱼贯入座，他们都是一些屈指可数的美国各大公司驻华首席商务代表，诸如波音、大通曼哈顿，也许还有福特，以及美国国会代表团的所有成员。

    国会代表团的成员一个个都苦着脸，他们绝大部分人只计划在北京逗留平均不过三天。而助理却为他们的行程排满了各式各样的演讲、午餐会议和“轻松时刻”，即到紫禁城和长城做走马看花的游览。他们的时差还没有调整过来。从他们脸上扭曲的表情来判断，我猜他们其中有一半的人可能在今天凌晨三点半就醒过来，再也无法入睡。

    他们的年龄差距很大，有留着金发却显得疲惫的华盛顿州民主党议员的年轻女助理，也有头发花白的共和党参议员幕僚长。不管他们的背景如何，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目光敏锐、井井有条，彬彬有礼，但又不苟言笑。

    克莱斯·莫克（Chris Murck），大通曼哈顿公司的董事，正循着桌子与别人握手。他看起来很轻松，我想，他肯定很放松，在我们这边差不多每个人都是美国驻华商务代表处的国会游说老手，每年都会为美国商界在华盛顿特区开展国会游说之旅。因此，我们有周详的计划。“美国驻华商务代表二○○○年度华盛顿特区游说人员训练课程”就讲得很清楚：要尽可能地提供资讯，避免让对方提出更多的问题；要注意“内容加控制等于成功的关键”；简单地说就是要主导整个会议的过程。

    对许多在华的美国商业机构来说，美国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特别是那些由执行总裁组成的团队，但为了整个在华的美国商业社会的利益，甚至连政治代表团也要小心应付。这样一来，我们的游说者就需要具备良好的教育背景和机智灵活的头脑，也许这还不够；至于我是如何成为一位北京著名的美资公关公司的高级谘询人员的，这就说来话长了。

    在一个炎热的八月的晚上，我烧掉了李洪志写的书。十月份之前，我经过努力进入了美国在华社交圈，方法很简单，就是运用中国特有的传统方法－－关系。我会见各色美国人，恢复并加强从前的旧关系，通过提供中国电视报导的某些可能来博得他们的欢心（我与魏的关系在逐渐疏远，但我仍然以顾问名义染指她的制作公司），保持高调，增加曝光率，参加适当的社交活动和俱乐部，还加入了几支声誉不错的体育团队。让我受益的还包括妻子的外向性格，受到众人的普遍喜爱，有人甚至说，我们办的马丁尼鸡尾酒会在京城首屈一指。我在社会地位上的陡然提升并不是基于我取得什么实质上的成就，它就是这么容易，因为商业谘询、公共关系和公共事务协助在中国的外国人行业中属于最吃香的那一类。像博雅（Burson-Marsteller）、奥美（Ogilvy）、艾德曼国际公关（Edelman）以及安可顾问有限公司（APCO）等公司都在不断扩大和招募员工。

    现在，受聘还不到一年，我就被包裹在大公司特有的舒适之中，围着我转的都是来自摩托罗拉公司、保诚人寿（Prudential）和洛克威尔公司（Rockwell）的商务代表。

    我们都清楚国会代表团此行的目的：他们想要了解中国目前的真实状况，在有关贸易的一些问题上能有所斩获，也许还要从中发掘出一丝对他们的老板有用的资讯。从表面上来看，这个早餐会似乎只属于日程中的普通安排，但代表团却带来了华盛顿政府关心的一长串问题清单。

    民主党成员想通过某种方式表达对西藏、法轮功、中国民主党和民运人士等人权遭到践踏的不满；他们也对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和美国企业在中国大陆开办剥削廉价劳动力的工厂等情况非常关注。共和党的代表也在考虑这些问题（主要对中国的强制性人流和基督教信仰自由感到担心），但他们关注的焦点是国家安全，并对中国政府向一些中东的“无赖国家”提供核子技术非常忧虑，特别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政府（包括被称为“战略伙伴”的柯林顿政府）能保证中国不再向这些“无赖国家”输送核子技术。某些强硬的共和党代表主张保持对中国的不信任政策，美国的贸易政策要视中国的实际表现而定，这种观点也得到了某些民主党代表的赞成。所有这些都将决定政治家们是否会投票授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这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先决条件。对我们来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发展的必然方向之一，也是进入中国市场的绝佳机会，比如在银行业、通讯业、保险业和农业等，可以在不同的层次和更加广阔的空间上施展拳脚。对国会而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每年关于是否授予中国“正常贸易伙伴关系”（以前称为“最惠国待遇”，直到中国成功地游说国会改为目前这个称呼）的投票就没有必要了。

    我们非常明白，代表们虽然不是国会领导人或者是拥有决定权的人士，但他们也不是傻瓜。我们所提供的建议能够或有可能成为对华政策的一部分，但也可能被用来对付我们。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尽量让他们消除疑虑。总而言之，我们不想被对方追问到底；事实上，我们已经预料到他们的“七大必问题目”，并把这些问题归类如下，例如：

    前提类

    －－中国并不在乎是否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是吗？

    假设类

    －－如果中国不履行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的义务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如何才能让他们履行义务？

    第三方缺席类

    －－上周，吴宏达（HarryWu）称中国仍然在出口劳教犯人生产的产品。你怎么看这个问题？难道你不同意吗？

    早餐在继续。我们也会就他们早先会晤几位中国政府官员的情况表示某种试探，目的是藉机显示我们对中国政要颇为了解。我们透露些少量与中国某些官员相关的小道消息，就像中餐馆提供的小菜。不需要特别强调，点到为止就可以，我们知道各自的地盘，他们心里也明白，于是提问开始了。他们提出的绝大部分问题仍未能跳出“七大必问题目”的范围。事实上，他们的提问不外乎“寻求保证”的模式：“你如何能保证西藏的状况（或者是对台湾的军事恫吓，或者是人权状况等）在得到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后将得到改善？”

    这是合情合理的问题。比共同利益更重要的是，美国能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得到什么回报？我们知道，要想中国在一些最基本的商业厉害关系上（例如盗版问题）与我们进行合作是多么的困难，更不用说台海关系等真正涉及中共利益关系的问题了。但我们并没有去钻牛角尖。相反的，我们巧妙地把他们的提问引到其他完全不相关的方面，例如：

    －－让我们从更加广阔的前景来看待这件事情……

    －－有另外一个问题更加值得我们去关注，那就是……

    －－也许您会问某某事为什么是真的，但你知道吗，……

    －－这个主意很好，但同等重要的是……

    －－为了使每个人都更了解，我将告诉你们一些背景资料……

    ……我们要做的就是使他们的注意力分散。我们其中的几个人甚至还提到了过去不堪回首的日子：在经济体制改革前，中国没有基础建设，中国的流通体制与外国截然不同。“看看，中国现在起了多么大的变化”，我方的一名商人一边说着，一边站在窗户旁边用手比划着建国门大街和中国贸易中心的形状。“我知道你们的行程安排得非常紧凑，但是你们没有机会走到街上亲身感受并与人们进行交流实在是个遗憾；与那些小商贩、企业家交谈，吃当地餐馆做的饭菜，让真实的北京展现在你们的面前。”

    引用历史对照当前取得的进步往往很有用，因为这会使对方的标准降低（还有什么能比文化大革命时的毛泽东经济体制更糟糕的呢？）。回避那些关于国有企业衰败、银行濒临破产、工人暴动和潜在危机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也是有帮助的。但这样做只等于成功了一半。当一位目光敏锐的国会议员幕僚开始抨击中国在人权状况上的退步时，尤其是在对法轮功运动的镇压上（必问题目第五题：假设性选择－－经济利益与人权公义，哪一个更重要？），我会点头表示同意，对他关心的问题表示非常了解，然后开始支开话题：

    －－问得好，但更为重要的是……

    －－让我们来看看这里面深层次的问题……

    －－在这方面还有另外的挑战……

    根据“游说人员手册”“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的原则”，我们继续抛出讯息：美国商业是中国人权状况能够获得改善的长期催化剂。我们并不只是简单地指出资本化在最终会带来自由，还列出了中国在重要领域方面上取得的进步。我们正式地引述中国在法制和可行性法规方面的发展趋势，提出法制意识的不断加强有助于结束为中国领导人独裁统治而服务的国家安全机器为所欲为的局面。西方法律工作者在与中国同行的交流中已经为增强他们的法制意识打下了基础。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美国商界开始努力的结果，但是我们仍担心在这方面已经比欧洲同行慢了半拍。

    更有效的方法是讲述你的亲身感受。谈论我们的中方雇员和他们在美国企业文化氛围中工作的正面事迹，鼓吹民主价值在中国的社会化程度，所有这些自然而然会导致对方提出另外的必问题目：你有多少当地雇员？他们的平均薪水是多少？与你的美国雇员相比，他们的薪酬要少多少？

    虽然这些听起来不像压倒性的论据，但我可以向你保证，国会工作人员很难对它们进行反驳。尽管听起来很重要而且合情合理，但国会工作人员还是能隐隐约约感到我们在夸大其辞。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去过美国公司驻北京的办公室，虽然在美国大使馆工作的中方雇员穿着讲究，举止得体，但还是难以相信他们会成为民主运动的支持者。好比我们指出的那样，这些代表团成员中没有中国语言方面的专家，也没有时间在道地的北京餐馆品尝当地菜肴。所以，我们说什么他们就只能听什么。

    我们现在开始行动，将问题引到关于中国开放的市场上，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用对美国商业蕴涵着的巨大的潜在商机来自由发挥。游说员到了这一步需要把握的要点是“抓住重点”。为了使一切显得自然，我们使用“欲言又止”的谈话技巧，就是抛出一个基本上无关紧要的话题，然后突然中断表述，“可以诱使对方提出他想知道答案的问题”。比如：

    －－我们最近完成了一项调查，它是关于……

    －－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能够在以下四个方面使美国获得战略上的利益……

    －－我们制订了短期和长期的计划……

    －－在中国市场中有许多起作用的因素……

    然后对方会提问，我们就回答：关于中国在各方面的发展资料；网路扩展的指数；世界上最大的行动电话市场；美国农业、保险业和电讯业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扩展机会。在演讲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还会倡议就未来数年甚至十年内对拓展中国市场的信心做举手表决。当然，所有人都会举手表示有信心。

    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我们的举动非常鲜明地表达了商界的立场，充分说明中国与美国的融合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性发展趋势。不管怎么说，布丁好坏，一尝便知，是吧？

    国会代表团的成员从他们的座位上站起来，四下张望，好像不知道他们接下来该怎么做。总之，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下一个活动上去了，在行程安排中可能还包括观看中国小学生关于爱护环境的歌唱表演。

    我们逐一握手并交换名片。之后，我去了一趟洗手间，在那，我遇到其中一位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他为一名对华奉行强硬政策的国会议员工作，喜欢发点小牢骚。我们谈论了一会儿他此次的旅行，然后，就像两个布尔什维克一样，在洗手间仅用几句暗语就弄明白了各自秘密党员身分似的，我们不动声色地达成共识：我们对所谓的“中国正在向好的方面转变”的理论根本不买帐。“我想知道一切是否都是真实的，”他说道，他的声音透着一种对这类“波特金村”式宣传（编注：波特金村（Potemkian Village）是俄国凯瑟琳大帝时代的故事，部下为了取悦她，专门为她建立了一个样板村庄，里面有提前布置好了的村民、景观，以显示在女王大帝治下的升平世界。这很像袁世凯称帝时，其部下为他一个人编的《顺天时报》；当然更接近我们现下经常听到的所谓“盛世”、“最好的时代”之类的喧嚣。）的焦虑。他从口袋中拿出一篇《纽约时报》的文章，有报导称，矽谷精神已经传到了北京，并得到发扬光大。

    我仔细阅读了文章。当我第一眼看到这篇关于叙述中国的网路产业技术革新已经超越美国的文章时，直觉告诉我，又一名《纽约时报》的记者被同化了。洗手间里这位新同志想要知道的是：如果网路可以拯救中国，而你们正在打造它，那么我可以帮助你们免上圈套？我扫了一眼厕所隔板的底部，确认没有其他同事在场。“也并不完全需要，”我说。我正打算对中国最近进行网路迫害的事件做一个分析说明，但我可以看出来，他时间有限。所以我邀请他一起吃晚饭，但大使馆把代表团的行程安排得很紧，他无法脱身；就这样陪该团过程中的这段违规行径就此打住。我们握手后回到各自的座位上。使我感到一丝欣慰的是，他没有当场接受我的邀请。

    我们所做的一切开始发生作用。洗手间的同行变得中立起来，刚才在那里的一番交谈没有必要向他的上司提起。对于其他同样精明而又悲观的代表团成员来说，这次中国之旅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中国正在改变，美国商界通过他们的中国雇员、法制交流和网路正在悄悄而富有成效地改变中国社会。

    与民选官员交流要比与他们的雇员交流容易得多。这些雇员就像教师的助手，热中于在考试中挑刺，在来中国之前他们会对议程纲要做详细准备。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民选官员只关注那些遭到挑战的利益，并临场决定他们需要什么。

    二○○二年六月，明尼苏达州长范图拉（JesseVentura）带领本州一百零五位商人来到北京，这也是美国大使馆所接待过的最庞大的商务代表团。我没有机会直接采访州长本人和他的随从，但从媒体的报导上可以判断，范图拉对中国市场的兴趣之大让人始料未及。明尼苏达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曾经非常频繁，荷美尔公司（Hormel）和3M两大企业在九十年代也曾努力在中国打开市场。看起来，关于中国的某些事物引发了范图拉对中国未来的更大信心和决心。“中国有着世界上20%的人口。从商业的角度出发，你不会想失去五分之一的市场。”州长先生如是说道。他的助手称此行为商务活动之母。

    范图拉是唯一在国会演讲和赞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州长。因此，他来到中国后，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举办了高规格的接待宴会。在他二○○○年的证词中，范图拉向国会承认他对中国了解不多；两年后来访时，他还是对中国了解很少。从北京君悦酒店的窗户望出去，他对整个城市的现代化感到惊讶。“我曾以为会看到人们穿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毛泽东式的服装，”他说。正相反，他发现“这里的每个人跟我们一样，有着各式各样的漂亮衣裳。”

    这些观察，加上几桩非常顺利的商务合约以及一些美国驻华商界所做的商业简报（范图拉在中国期间至少参加了三场美国商务代表处举办的活动）使范图拉感到十分欣喜。他断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是本世纪最盛大的事”。

    为了让每个人都听明白他的话，他在美国驻华商会发表最重要的演说中用雷鸣般声音宣布：“在中国，机会不仅仅是在敲门，而是在撞击，几乎就要把门给撞倒了。如果我们不做出回应，那简直连傻瓜都不如。”他无意中重复了林肯"G斯特芬（Lincoln Steffens）八十年前关于苏联的臭名昭著的声明：“当未来展现在我的眼前时，我自然知道。”这句话的含义是，美国商人和民众不要告诉中国应该在商业上怎么去做，我们应该“像朋友一样去影响他们，否则他们是不会听的”。总之，范图拉说：“我认为中国人在政治和政策上比美国人要高明。”如何去轻声地影响他们呢？范图拉的言行跳出了我们原先设想的框框：在外资公司工作的中国雇员是促使中国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

    我们也许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一个词来形容范图拉－－天真，但他在北京时的妥协和对东道国的慷慨赞扬却又合乎我们设定的准则。而其他人，比如一位前国会议员（看在朋友的情谊上，我在这里不便提到他的名字，甚至不需提及），他到北京后，随即在一家私人公司举行的晚宴上轻蔑地把法轮功修炼者指称为“一群疯子”，与当时中共政府的口径一模一样（此时被迫害死于精神病院和劳教所的法轮功修炼者人数已数以百计）。

    中国政府将这种花言巧语当作证明自己统治合法性的工具。每天都可以在报纸上见到，比如，《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打出“美国国会议员呼吁人们加强对中国的理解”的标题，下面附上国会议员西蒙"G奥维兹（Simon Orvitz）的厥词：“中国的发展真是突飞猛进，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有哪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与中国相比。”当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代表来中国访问时（无论以何种标准，这里连人类都不适合居住，更甭提动物了），北京政府办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幅照片：基金会的代表们坐在一个支援中国申办奥运会的标语横幅前，拥抱着吉祥动物熊猫。

    （注：还是有个别不向中共叩头的政治家（当然他们也不会上中国报纸的版面）。例如，我曾花几天时间陪同国会议员汤姆·兰托斯（Tom Lantos）访问北京。尽管所代表的选民来自明显倾向民主党自由派系的旧金山西南的选区，由于生于匈牙利以及自小就参加反纳粹抵抗运动的背景使他保持着某种旗帜分明的正直。尽管放松之后不那么庄重，他依旧在北京表现得充满反叛的精神。我太太带他逛故宫时，他非要穿上全套皇宫的打扮；我领他上长城时，他提起剑与装扮成元朝士兵的人装模作样地比划一番。他像别的国会议员一样玩得非常开心，但当我们驱车穿过田间谈起现代中国时，他极为坦率，立刻流露出对中国政府和它的盟友的鄙视。他对美国驻华使馆安排的活动同样不感兴趣，他曾要求使馆官员安排一次与中共官员的高层会谈（会谈期间毫不客气的抨击中共的人权劣迹）。我试了好几次希望他会见美国商界的高层人士，都被他推辞了：“我不想见这些人”，美国商会的这套功夫在他面前，一筹莫展。他最反对通过中国的永久最惠国待遇，是民主党国会议员中对采取约束中国政策的最不妥协的批评者。）

    甚至在最糟糕的形势下，媒体还是报喜不报忧。当SARS在中国闹得最凶的时候，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导人比尔"G弗莱斯特（Bill Frist）带着一个八人组成的国会议员代表团去了日本、南韩、台湾和北京，试图找出事件的真相。弗莱斯特来中国是因为疫情发展到那样的地步，任何一个美国政治家，特别是受过医疗培训的政治家，都再也不能回避事情的存在了。中国领导人掩盖SARS疫情已经长达五个月之久，情况已经开始失控，但北京和广州军方医院和SARS治疗中心的医生却拒绝世界卫生组织对病房进行调查（还谎报病例数）；一个在中国感染SARS的美国商人居然被无礼地要求转到香港医院治疗，结果他死在途中；北京的SARS病人被送上卡车，拉到破旧的殡仪馆藏起来。好像世界卫生组织医疗队是联合国武器调查员，而SARS病人是生化武器弹头似的。这就是惊慌失措的中国政府向世界展示SARS已经被控制，以及中国内政不容干涉的荒谬举动。

    当弗莱斯特抵达北京时，新上任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做出学者们称之为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了三百个SARS病例，并许诺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来与SARS疫情做斗争，还革去了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一名副市长的职务。在那之前，弗莱斯特还在坚持指责中国政府忽视SARS的严重性，以及指责中国政府所谓对“疫情监察不够”只是掩盖真相的一部分。虽然如此，当弗莱斯特到达北京后，他却同样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说：“我向胡主席致以最崇高的问候，因为他在过去四十小时中致力于与病毒做斗争的勇敢和无畏的举动。”

    如果胡锦涛是“勇敢和无畏的”，中国领导人在其他方面又都做了些什么呢？他们试图回避在香港已经发生的事实，承认疫情扩散等于自我隔离、接受制裁、劳动力流失，外国企业也会把资金抽走。但一切都太晚了，谣言充斥着整个北京，网路提供的消息快过新闻管制封杀的速度。抢购狂潮开始出现，不仅仅是中药，连面粉、大米都成了畅销货，供销系统出现严重危机。生产力和消费者的信心在持续下降。根据美林公司的调查资料显示，中国在第一季度保持了9.9％的增长率后，国民生产总值开始下滑。广东行动电话的销售量下降了40％，而占国民生产总值6％的旅游业则几乎陷于停顿。外国驻华工作人员，非政府组织雇员和西方投资者纷纷撤离中国（摩托罗拉公司位于北京的十八层楼高的总部有好几个星期都人去楼空）；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和女子冰球锦标赛决定不在中国举行。一位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向中国官员指出，如果不尽快彻底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处理疫情的做法，美国很有可能会联合抵制二○○八年在中国举办的奥运会。即使中国领导人内部的估计也暴露出这种恐惧：如疫情失去控制，SARS会成倍地增长。就像一个退休中国官员对《华盛顿邮报》记者约翰"G冯弗雷特所说的那样：“我们在与外界打交道中一直遵循一个原则－－蒙骗外国人。但这样做再也不起作用了。愚弄外国人的结局是愚弄了自己。”

    为什么其他一些嗅觉敏锐的政治家来到北京后会失去原有的洞察力呢？一位前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向我解释，参议院和代表团成员一从北京国际机场入境，使馆就启动重要人物接待机制，目的是使他们的活动尽量保持在使馆的视野内。通常会向他们做关于中国的简介，提供中国经济和政治方面现状的资讯；之后，使馆开始进入导游接待环节，安排观光车辆，启动使馆的外部资源和“关系”，以确保整个旅行完美无缺：

    你们都知道，国会议员们其实是来休假的。我相信他们会参加一些高级会晤。但这些只是像吃野餐一样轻松，他们的来访都抱有私人目的。美国军方有专门的机构全职做这些勾当。他们随从国会议员到处游荡，尽心尽力，为慷纳税人之慨。这些军方人士花钱如流水。

    有时候你会遇上像柯林顿政府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这样的人，一位前使馆工作人员，一想起他就头疼。你随时随地都要为鲁宾准备好冰镇毕雷矿泉水和新鲜的柳橙，甚至到了偏远的桂林也不例外。没过多久，我的朋友就对这一套程式感到厌烦。这些国会议员不是正经八百来干事的，而只是来选择合作关系，或是纵情消遣，旅途中热中于收集盗版DVD影碟、珍珠饰品以及各种小玩意（我曾经帮助一位前国会议员收藏大量盗版的DVD影碟，干这种差事不言而喻）。

    接待国会议员是使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主要是因为，正如前使馆官员所抱怨的，“我们总是被华盛顿指责为中国的同情者，我们一般会对华府说，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中国不能这样做，中国政府不会赞成某个提议或者是某件事。然后华府会对使馆说：你们是中国的同情者，太过于亲中了。”如果来过中国的国会议员从中起作用的话，使馆在华府中就会得到支援，占据一定的主动，不仅仅是在人员的资金、立场等方面，还包括进行军事交流方面的联系，为赴美国访问的中国重要人士提供签证上的便利以及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提供技术转让、延缓对台湾的军售等对中国政府至关重要的一些问题上，影响华府的政策走向，同时亦有助于使馆在与中国同行的交往中提升自己的地位。

    驻华使馆和商界总是试图把目标统一起来，但是如果一个美国企业不能利用使馆提供的资源时，它就会转向负责公共关系的公司，比如我工作的那家。我们在中国做的都是一些很平常的事情－－公共关系活动、推销形象和企业分析，但是对在中国进行商务活动的美国公司来说，有两个重要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在这个没有法制、腐败猖獗的社会中，尤其是面对如此庞大的公务员队伍，美国商界绝不会忽略中国政府部门。事实上，要想在中国获得营业执照－－即加入游戏，不仅仅需要与上面人士拉关系，还需要与几个下面的人士同时打通关系，通常包括一些地方官员。一个公关公司如能吸引具庞大人脉且有相当级别的前政府官员加入（用我们的行话），就能为公司加分。一些像摩托罗拉、斯科和柯达等大公司都有专门的强大的工作部门负责与中国内部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但这只是例外。大多数公司需要透过我们去与中国官僚队伍建立关系和依赖我们的策略分析。很公平地，我们从中抽取佣金。

    其次就是与公司总部的关系，尽管在我们的手册中没有列出。当某个公司总部的执行总裁或者更糟糕一点，是财务总监宣布即将到北京来，很多公司驻华代表都会不露声色地陷入紧张之中。为避免被问到一些有关盈利方面的问题，第一道防线就是准备大量的套话；因此，我们会为他们预备大量的简报和幻灯图片：都是高品质的、谨慎乐观却又模糊不清的关于市场发展机遇的长期计划，同时又靠指出与当地政府交往中出现的不确定因素而为自己留有回旋余地。

    第二道防线就是雇用帮手，那就是我们。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公司会议上我们扮演独立的审计角色，表示在经过多番精心调查和验证后，十分赞成公司首席代表的市场计划。

    第三道防线是，总之，让执行总裁或财务总监应接不暇。这又会用到我们：我们知道如何把他的行程安排得满档，不仅仅是娱乐，还有与中国同行举行座谈和宴会，让他们产生一种满足感，即便所讨论的细节没有一项落实到实处（在中国，要想细究一个问题可能要花上一辈子的时间）。

    国会代表团和执行总裁们的活动排得满满的，不停地在宾馆、宴会餐厅和驻外机构之间来回穿梭着。来访者回到美国后通常会感到精力充沛，一般而言对中国的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这几乎成为一条定律。确实有个新中国，他们亲眼见到了。

    我们是如何做到的呢？这是因为，除了所有的公关手段和奢华的食宿外，我们还保持了一种拓荒者的魅力，让眼神带有火一般的信念，那种敢于在任何蛮荒之地安营扎寨的美国式信念更能赢得信任。如果你问我为什么会保持这种信念－－虽然我也怀疑中国会在政治上与美国走到一起－－我最先的回答是，能够为美国在华商界服务并尽我所能，使我深感荣幸。如果我们与外界打交道的原则就是愚弄外国人－－那些吝啬的国会工作人员和虚荣的执行总裁们，那就对了，我就是想愚弄他们。在这个寨子里，洋溢着友情，可以享受大盘的水果，和随之而来的身分地位。过去我就像一条流浪狗，在寨子外面打转，直到他们让我进去为止。现在我可不想被赶出去。

    在这个寨子里，我们可以放松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詹伯（Jimbo）的公司设在北京的办事处生意蒸蒸日上，他这个首席代表英俊魁梧，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一天晚上，我们在他的寓所喝酒，他用一种低沉的、近乎于忏悔的语调向我讲述了他们公司执行总裁在北京的短暂之旅。

    旅行进行得很顺利，执行总裁非常高兴；詹伯不断开辟新的商机，北京公司的利润开始上升。大部分重要的商务会谈都结束了，日程安排上还有一、两个小时的空档，所以詹伯想，他可以带执行总裁到地处使馆区的秀水街转转，那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市集，满街都是中国小店铺，主要是向外国人兜售各种仿冒的衣服和货品。

    当他们走在秀水街上，一个擦皮鞋的小孩忽然靠近詹伯，为了使詹伯光顾他的生意，他在詹伯的鞋子上挤了一小节鞋油（这是中国鞋童惯用的、令人头疼的，专门对付白人商人的伎俩）。这双皮鞋是詹伯在每年一度的华盛顿之旅中刚刚花了二百美元买的。鞋子的表面黝黑发亮，几乎没有任何褶子，然而现在其中的一只却被涂上了廉价的中国鞋油，那节鞋油对詹伯而言就像一只吸血的蚂蝗。他的脸沉了下来，看着那个傻笑的顽童，用地道的北京话喝道：“把它擦干净！”中国男孩摇了摇头，同时指了指旁边一个破凳子，示意詹伯坐到上面光顾他的生意。“我说，把它擦干净！”詹伯提高了嗓门。那个男孩还是摇摇头，再次指着椅子。詹伯的动作出奇地快，他抓住男孩的肩膀，把他高高地举起来，使男孩的脸对着他。詹伯瞪着男孩的眼睛，单脚站立着，把另外一只脚提起来，在男孩裤子上反覆擦拭，直到鞋油都擦掉为止。然后他把男孩放回地上就像扔掉用完的卫生纸一样，继续逛街。执行总裁对此感到非常吃惊，在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他没有与詹伯说一句话，简直当他不存在。

    詹伯告诉我这件事情后，他在观察我的反应。我试图装得很严肃，但还是忍不住笑了出来，我不得不承认，这个故事有一种狄更斯式的幽默。很明显对我俩而言，詹伯当时作为导游应该对此事一笑了之，对执行总裁开个玩笑说，中国人从他们一出生就具备生意头脑，特别是美国人使他们在生意上的创造空间得到了更加自由的发挥。相反，詹伯却变成了海德（Hyde）先生，美国人最丑陋的代表，狂妄自大的占领者。那个以全球各地都有精明、和蔼的人才为公司工作而感到自豪的执行总裁肯定会对所发生的那一幕非常失望，想到这里我和詹伯爆发出一长串歇斯底里的大笑。

    我们为什么会笑呢？因为我们比在华盛顿的任何人都清楚，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爆发危机的临界点，农村和衰败的国有企业制造出上亿个肮脏的鞋童。我们知道中国官僚体制的真实情况：墙头草、两边倒，口是心非、贪污腐败和盲目自大。我们也知道我们扭曲了美国商业原则，对秀水街贩卖的盗版和仿冒商品的行为做出了妥协，使之成为中国建设过程的一部分。我们清楚地知道，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无疑是一场大赌博；某一天后果不堪设想，我们是负有责任的。我们知道我们不得不在代表团来的时候装模作样，否则寨子就会倒塌。我们经常会有几天或者几个星期生活在思想的矛盾之中。正常情况下，这些疑虑会自我释怀、一笑了之、藉酒冲淡或者被视而不见；但是当你想舒舒服服地过日子时，一些被中国领导人认为是邪恶的事情接踵而至：老人在公园里做深呼吸炼功、台湾民主大选、美国侦察机、世界卫生组织对一种呼吸道传染疾病的反应等等，又会使我们的焦虑像巨浪般涌回来，把我们弄得疲惫不堪，道德继续沦丧。

作为个人而言，我们的防波堤差别很大。一些人紧紧地抱住了中国政府这块礁石，其他的一些人则与海岸保持一种不切实际的距离；一些人在市场里恐吓孩子，其他的一些人却收养他们，但压力仍旧存在。只有等该死的执行总裁坐上飞机回家时，压力才会有所缓解。

 

第四章 理想中的黄金国

　　在中国很容易结交朋友。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我在北京城的西北部遇见了艾德。

　　一九九九年一月，我和妻子来到北京城还不过几个星期，暂时借住在其他旅华外国人的公寓里。当时手头上没有多少钱，我们找到一位专门给外国人介绍住房的地下仲介（这在中国是违法的）。几天后，仲介打电话来说有一套租金便宜、位在市中心而且靠近地铁站的房子。在一个寒风刺骨的星期六早晨，我们搭地铁去到了那个地方。展现在面前的是典型的北京街道：十字路口的转角处矗立着一排排毛泽东时代的小商店和矮楼房，只有几层楼高，年久失修的残破外表预示着它们即将在未来的城市改造中被夷为平地。身边走过的人们穿着垫了厚棉絮的笨重衣服，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工人，一边走着一边不停地跺脚取暖。

　　我们一开始以为会是电话中严肃的女仲介来接待我们，但出乎意料的却是一名中年中国男子，他的穿着举止明显具有中国新贵阶层的特征：款式新颖的皮夹克、Ｖ字领的羊绒衫、彬彬有礼的言谈，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他自称为艾德，来自北美的温哥华，是代替朋友来带我们看房子的。当我们来到一处僻静的楼房时，他开始与我并肩走在一起，漫不经心地问我在北京都做些什么；我告诉他，我正在为一部描写美国商人如何在中国奋斗成功的纪录片筹集资金。他对此很感兴趣，我们交换了名片，他的工作跟一个我闻所未闻的贸易或发展机构有关系。

　　公寓座落在一片水泥建筑群里，家具上盖着发霉的红色丝绒布；也许是公寓的主人看了几部美国八十年代的电视剧，认为这样的布置对外国人具有吸引力。然而，我却在担心隐私问题。有一位来自瑞士的朋友，搞IT产业，他刚到北京时也租了类似的寓所。一天早上，他盯着厨房里被薰得乌黑的抽风机时，看见了一个麦克风，就像中国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使用的那一种，静静地挂在那里。于是，我和妻子很委婉地告诉艾德，我们不想租这个房子。在与艾德愉快地做了一番交谈后，我们急匆匆地搭地铁离开了。

　　过了一个星期，我接到艾德的电话，他说：“我一直在考虑关于你纪录片的事情，一起在长城饭店共进午餐吧？”我表示同意。艾德所指的午餐很昂贵，包括鱼翅汤以及漂亮的中国女子演奏琵琶助兴，旁边还有假山和人造小溪，营造出中国南方夏日情调的气氛。一开始，我们的交谈进行得很缓慢。艾德显得有些紧张和跼促，而我也在想如何打破这个沉闷的局面。我开始询问他的一些基本背景，他含糊地表示他是从事商贸教学的，还提到他曾经任职加拿大政府代表，在古巴待过几年。然后，他问了我一连串的问题：我有什么赞助者？我在北京认识些什么人？我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持什么看法？出于本能的反应，我试图表现出热情而中立的态度，但是艾德的兴趣看起来好像无穷无尽。

　　其实我不喜欢艾德，但他似乎对我很感兴趣。数周后，他向我抱怨，说找我不容易，问我去哪了？当我提出在一家我喜欢的四川饭馆见面时，他却很婉转地暗示我，长城饭店的西式自助餐做得非常好。他说到这里时故意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等我发出邀请；从他的语气中我感觉到，从现在开始我要每个月请他吃一次饭。

　　于是这就成了惯例。艾德每次在享用他的免费午餐时都会大谈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无限商机，他会说：“中国获得最惠国待遇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美国商界将会大规模进军中国！他们是如何也抵挡不住这样一个令人兴奋的市场诱惑的，对吗？”我对他的话感到厌烦，并抛出一些负面的经济资料来驳斥他，并指出中国目前还存在盗版猖獗和市场不开放的情况。我甚至引用了中国能源需求增长缓慢得令人惊奇的资料，暗指中国关于国民生产总值保持百分之七增长率的成绩只不过是捏造出来的。这时艾德会悲哀地摇头表示反对，而我又会很快地向他保证，当然，我的目的是为中国大力引进外资，只要这一切现实合理。

　　我们的谈话之所以能持续下去的原因是艾德表示要对我的纪录片提供帮助，但我们的谈话从来没有就此深入过。就这样过了几个月，我告诉艾德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一个著名的公共关系机构聘请我与美国的某家大公司一起做投资方面的工作。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享用了八个月的丰盛午餐后，艾德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我，大意是他在上海找到了可能愿意赞助我的人（当然，他没有提这个人的名字），是否能在长城饭店吃午饭并向他展示我的构想。

　　这是我们之间最后的午餐。艾德放下啃了一半的奶油酥饼，对我做的幻灯演示竖起大拇指，特意夸奖了几番，然后凝重且认真的瞥了我一眼。他小心翼翼地表示，方案还不够完善，上海方面的投资人需要我写一封署名信，确切说明我正在中国做些什么，比如，如何通过制作纪录片来刺激外商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力度，我所做的对中国有什么好处。

　　某种不知名的恐惧感催促我尽快做出回覆。回到办公室，我在自制的专用信纸上竭尽所能写了一封吹嘘中美贸易的信，并把它寄了出去。

　　此后，艾德再也没有来过电话。

　　一年后，我在凯宾斯基饭店前碰到了他，跟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没有什么区别，他还是穿着那件光亮的皮夹克。如今我想，艾德可能帮了我一个大忙，他用我写的信终结了国家安全机构对我的调查。

　　我大声喊他的名字，但艾德只是冷漠地看了看我，似乎在说：忘了那一切吧，葛特曼，这是中国城。

　　在每一代美国人中，总会有几个人想要寻找理想中的黄金国。这不完全是因为个人利益的获取和享受冒险的乐趣，还包括了想要拥有一个自己的梦幻世界的理想。在海明威笔下的巴黎，人们得到的回报不是金钱，而是逃离沉闷、世俗的美国，到达一个波西米亚式的乌托邦之中。六十年代，人们追求的是精神上的满足，因此理想地是穿着褴褛的印度和加德满都。在八十年代，对那些具有远大抱负的商业钜子们，日本东京对他们具有较大的吸引力。而九十年代，在布拉格度一个短暂的假期则是人们的梦想。但是全球化已经起到了它的负面作用，即使在物价十分低廉的东欧也令人感受不到任何刺激。

　　一个真正理想中的黄金国需要有更大的目标，那是一个神秘而又充满商机、丰厚文化和拚搏精神的居住地。它应该位于遥远的地方，有着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要想融入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那儿有着丰厚的物资和精神上的回报，这些回报只有你通过了品行和意志的磨练与测试后才能获得。根据以上这些苛刻的标准，毫无疑问，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的理想黄金国就是北京。

　　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可及的。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就有一些美国人，，比如悉尼·夏皮罗（Sidney Sharpiro）和李敦白（Sidney Rittenburg），以及中国领导人的朋友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对中国革命的热爱使他们成为中共政府的宣传话筒。他们得到了一连串的回报，可以以特殊的身分接触中国领导人，并成为样板展示给侨居国外且在学术和科技领域功成名就的华人，告诉他们：中国是不会忘记朋友的，并将给予他们好处（或者是惩罚，李敦白就被关押了十六年）。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与世隔绝和党内斗争，顾不了广泛利用外国人为中共利益服务的这一策略，直到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将夏皮罗等人从“国际友人”贬为“极左人士”（指没有紧密跟随党的新路线的人）。现在，中国之友的定义取决于能否带来金钱（或者至少能否带来技术、政治上的信誉）；因此，能够得到回报的标准从以前的意识形态方面对中共的忠诚，转变为能否积极拉拢到具有商业、政府或军队背景的外国人。政策也有了新的变化，随着对外国人旅行诸多限制的取消，大批的美国人开始涌入中国，去重新探索这个古老的国度。

　　（注：即使在八十年代，许多来自非盈利机构和大学院校的美国人，依然受左派空洞理念驱使前往中国，与中共的期待风马牛不相及。我之所以认为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美国左派把中共理想化，不仅是由于那个时候对针灸和赤脚医生的神奇宣传，还因为我小时候有关中国的记忆。记得我在佛蒙特家中打苍蝇时，我姨妈，一个麻省理工学院教城市规划的教授，也是个左派人士，曾笑着对我妈妈说，中国最近开始了一个运动，叫做“除害虫”，其中包括苍蝇。看来中国苍蝇已在那里绝种。只是在多年之后，我才了解到她指的是“除四害”，是由毛在五十七年大跃进期间发动的活动，不仅要除掉苍蝇，还要除掉被国家认定为异己的人。）

　　在八十年代，随着中国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人流变成了人潮。一些可能在中国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西方人物（比如，克拉克·雷德（Clark Randt），曾于一九八二至一九八四年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任一等秘书和商务参事，现在是美国驻华大使）开始聚集在北京。天安门屠杀的后果促使在中国的外国人被迫离开或解雇，他们主要是有献身精神的中国学者、非政府组织职员、英语教师和为数不多的美国企业家，这一时期也宣告了小黄金时代的终结。

　　中国政府把天安门运动归咎于受西方影响的结果，因此，决定留下来的外国人，被认为在意识形态上对中共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认同，或者是对中国的未来持乐观的态度。吸引外国人来参与中国建设的长远目标又出柜了，但随之而来的还包括：外国人要想得到友好回报，就必须首先证明他们是中国人的朋友。贝彼得（Peter Batey），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斯（Edward　Heath）的私人秘书有可能是待在中国时间最长、最聪明的外国侨民之一），他敏锐地嗅到了这个新的变化，于是，在天安门屠杀事件后没几天，他就向中国政府申请经商许可，那些惊魂未定的中国官僚起先都以为他在开玩笑，但中共不会亏待她的朋友，现在，贝彼得是欧洲商会会长和在公关公司领域首屈一指的亚洲安可公司的主席。

　　贝彼得曾经公开对中国长期的稳定和发展表示有信心，这样做是为了虚张声势。对外国投资者而言，中国市场的潜力直到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演讲后才开始显现出来，这时对西方商业投资者的政治障碍才被清除。从九十年代初期到中期，所有理想中黄金国的因素逐渐依次出现：致富的可能性和东方热土所蕴涵的无限机会与褪色的马克思主义教条混为一体，与重新诞生的资本主义形成一种杂交理论：即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需要西方资本主义的三个必备条件（自由放任、民主和言论自由），他们反而认为新中国必须要排斥掉这些因素。

　　从马克思主义中解放出来，意味着中国自我解放，成为一个异国情调的象征，提供外国人对她表示友好的一个新渠道。即便到了九十年代，中国仍有许多令人向往的异国情调，这指的是毛时代摧残过的，流入民间的一切文化遗产。虽然杂乱无章，却保存了下来，北京到处都能看到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留下的辉煌，等待着艺术史学家、非政府组织成员和世界上前五百家财团老板们的光顾。

　　既然中共要利用中华遗产，即占主导地位的汉文化遗产，来达到它的目的，“五千年的历史”这句话就不再是随便说说而已了，而是闪烁着耀眼光芒，永不熄灭的火焰。美国侨民能感觉到这种火焰散发出来的能量，甚至以了解中国文化的鉴赏家自居。曾经有一出讽刺话剧（主要是攻击美国文化的实用主义），年轻的演员以他们纤瘦的臀部为傲，还运用讽刺和挖苦等很多表现手法显示他们优于美国的同龄人。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名符其实的性革命－－把一切都搞得更性感和更悖于常理，与西方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中国古老文化遗产的美丽，被建设超级强权的气锤、起重机等机器设备所撞击而扭曲时，整个中国社会好像不约而同地对他们新发明的汉文化持更为开放的态度并且信心十足－－尤其是在西方记者、史学家和收藏家眼中。

　　最后一批“粗俗和快乐的外国人”（这是八十年代就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侨民对他们的称呼）开始如潮水般地涌入更开化且更令人舒适的北京。在这里，他们不仅可以享受到传统的中国菜肴，还有咖啡、万宝路香烟、鸡尾酒和大批的白糖。但对于追求理想黄金国的人而言，条件依然存在：庞大的臭名昭著的国家机器、没有规则和诚信可言的血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固执而且愚蠢地操纵每一次为成交所进行的谈判，从以上千万元资金建立进口水果的销售系统，到街头水果店为单个香蕉的定价，无奇不有。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在你在冬天的北京可以买香蕉，而不只是冬储白菜。任何对新中国过多的抱怨和批评只能说明你并没有真正了解它，还说明你来得太晚，不知道男人是男人，白菜是白菜。

　　（注：在八十年代，美国的国内机构非常热中于把代表派到中国来，然而那些代表们由于缺乏基本的物质保障和工作条件，或者是对中国官僚制度的腐败现象无所适从，因此成效非常有限。但到了九十年代，情况有所转变。随着中国外来投资的增长，要想在中国市场获得利润变得越来越困难。同时，外国商人也在提醒我们，中国正在发生变化，至少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得到改善。虽然偏远的西部地区仍处于八十年代的生活水准，但我到中国后不久，美国国务院就将北京从“艰苦岗位”的名单中剔除了（许多外交官员对此感到惊愕）。国务院的决定没有错，妻子带了一箱她爱用的品牌的卫生纸来中国，因为她误以为在中国买不到这个品牌；而我则带了一箱隐型眼镜清洁液，后来发现不仅在中国的药店有出售，而且价格比在美国便宜，还附赠眼镜盒。再举一些小例子，早在九十年代前，在中国的一般美国商人就远比在美国的商人过得奢华，家里有仆人、司机，充裕的金钱可负担儿童保育，可以享受成熟的社区服务，持有美国商会的尊贵地位、乡村俱乐部会员身分，打高尔夫，吃最好的食物，并有机会与那些贪图上述享受的人保持廉价的、不道德的性关系。因此，当美国国内机构对与中国打交道感到厌倦时，这些商务代表马上就鼓吹在中国“保持影响力”的重要性。）

　　新到的外国侨民很快就明白，要想在中国取得成功就必须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接下来就意味着你要被认作是中国的朋友。中国领导人至少建立了三种方法让你显示友善。

　　第一种，夏皮罗和李敦白式。即紧紧跟着党走，永远为党的目标奋斗。但这不仅仅是动动嘴皮子，经过了五十年的历练，中国领导人虽然在处理公共关系方面还是生手，但却能熟练地判断出一个西方人所说的话的可信度是多少。

　　第二种，即用之于亚洲地区皆准的商务活动－－送礼（投资、政治优惠或者是技术上的援助）。如果贝彼得能为中国引入投资，并愿意在其他外国企业纷纷撤出的时候表示对中国的局势有信心，那么他将会立即得到部长们的接见。如果通过他的公共事务机构进行运作，起码要花上数年的时间。

　　第三种，学者或记者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拍马屁，对中国文化大加赞赏。这种方法如果运用得好，很多时候会被认为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对中国的向往。

　　每一个成功的外国商人都会用一到两个上述的办法。就我来说，来中国是帮助北京电视台打造国家宣传企业（夏皮罗和李敦白式），并通过我工作的公关公司为中国引入外资（贝彼得式）。另外，只要看我选择寓所的地点（在北京小街小巷中），就可以说明我是热爱中国文化的，同时我还在追寻中国文化的精髓－－任何一位我的中国同事都不能否认这个事实。

　　有人会问，难道真的需要这些虚伪的做法吗？又有谁会在乎你是不是中国的朋友呢？虽然每个外国商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经历，但我相信，使大家想要成为中国的朋友的动机中，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部分。我不敢对他人的动机妄加评论，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是如何一步步发现真相的。一方面，有像艾德这样的人，从另一方面来说，成为中国的朋友将有丰厚的回报：地位、金钱、甚至还有浪漫的生活方式。我来北京不到几个月就认识了龙安志（Laurence Brahm），他是所有这一切的化身。

　　我来北京后不久，美国驻华商会的主管傅中宝（Michael Furst），就向我提起过安龙志。龙是一位美国律师，自从八十年代起就频繁出入中国，在北京上流社会中是个名人，他也许会对我的纪录片感兴趣。

　　所以，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我出发前往安龙志在东四的办公室兼寓所，它位于北京中心地带附近的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里。冬日的阳光透过计程车车窗玻璃暖洋洋地洒在我的身上，汽车因避震器失灵而左右摇晃，让人昏昏欲睡。从下车时付的计程车费判断，我在龙安志的红色木头大门醒来之前，司机已经带着我在北京市里兜了一大圈。

　　我迟到了一小时，觉得身上很冷，脑子分不清方向；我略带迟疑地按了门铃，一只红眼睛的小哈巴狗突然狂吠起来（跟许多在北京的小狗一样，安龙志的这只也有结膜炎，这是北京长年被工业粉尘笼罩的结果）。安的助手带我穿过宽敞的庭院，前往他的办公室。看着两旁的盆景，我发现一间满是革命纪念品、雕像和骨董的大屋子，每一个细节都是中国化的。

　　这些中国物品在我这个涉世不深的人眼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九九年的北京，类似的独门庭院之家没剩下几个，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绝大部分都被征用，改造成多户人家共同的住所。附近的庭院正一个一个的被推土机夷平。因此，想住在像龙安志这样经过精心修复的小庭院里，你需要的不仅仅是金钱，还需要流利的中文；但更重要的是与当地官员的良好关系。

　　龙安志个子很高，须发修饰讲究，一副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的相貌，一头长长的、浓密的银发和湛蓝的眼睛，在北京人眼里是一个绝对的老外。他脸上有一种忽隐忽现的不耐烦，却又同时存在着一种随时可能接受你的表情。在中国商人眼里，他的办公室可能很过时，甚至在政治上也是不入时的：优质的明朝仿古家具，木头格子上挂着他与各位高官和高干子弟合影照片的镜框－－显示他有着广泛的人脉。为了引起他人的注意，名片背后印有办公室所在位置，刻意标明与中国外交部挨得很近（还标出了司法部和文化部的位置）。

　　我们相互做了简短的自我介绍。龙安志告诉我，他在中国和香港生活了二十年，是越南和老挝问题专家。九十年代他担任中国政府的顾问，曾运用他的学识帮助许多军工企业在香港股票交易市场上市；他也是南龙集团（Naga Group）总经理，一个为世界企业五百强提供资讯的小型谘询公司。妻子是高干子女，来自一个军队高层将领的家庭；他在修缮自己的庭院时用的是曾经在故宫工作的工匠。

　　作为一名律师，他对那些关于北京房地产买卖和建设方面荒唐的拉锯式谈判官司有着出乎寻常的爱好。最特别的是，他还是一位写了二十本书的多才多艺的作家（《中国第一》、《诸葛亮处理中外合资危机的艺术》、《在中国谈判之三十六计》、《当“是”意味着“不”》等等）。这些书大部分在香港出版发行，瞄准的是在亚洲经商、生活的外国人。龙安志会讲流利的普通话和广东话，还是空手道黑带。

　　当他对我述说他的经历时，我不只一次感觉他在吹牛，我甚至还希望他能编出他是如何在人民大会堂做钢琴独奏表演的，或者是用毛的打火机烧了他的手掌。他的口若悬河使我感到有点惊恐，看来他肯定不会对我的纪录片提供任何资助。虽然我搞不清楚他对我用的是什么谈判技巧（诸葛亮的？还是孙子的？），但我还是硬拿妻子少得可怜的钱购买了两本他的新书。

　　回到位于破旧的老楼里的居室，我翻看着那两本书，开始进入沉思之中。《红都》，写于一九九七年，该书热情歌颂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香港的回归。香港富翁李嘉诚（北京的支持者，我认为他是亚洲版的阿曼德·哈默（Armand Hammer））被描写成一位与中国领导层有密切关系的“超人”。龙安志还热烈地评述了李如何推平麦当劳在世界上最大的王府井分店，成功地在离天安门广场一箭之遥的这个黄金地面建造了辉煌气派的东方新天地。这类的文章，与指责英国人在撤离香港时到处留下地雷（一座耗资巨大的“白象”机场和虚伪的民主）的各种断言，巧妙的安排在一起。幸运的是，红色政权和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将会最终战胜这些艰难险阻。

　　《龙安志的中南海》一书以中国的权力中心命名，听起来分外庄严，但部分章节使其看起来在刻意吹捧中国领导人。

　　书中描写着江泽民看着湖水边的古典花园，回忆起了他曾朗诵过的亚伯拉翰·林肯关于国家统一的演讲，然后是毛泽东的诗词。江泽民凝视着中南海的湖水陷入沉思中，并问自己如何才能更好地将那些不服统治的地区收归在中央政府控制之下。

　　在阅读《中南海》时，我回想起交谈中龙安志那令人玩味的口音；忽上忽下，单词的发音中含有明显的错误，好像他很少讲自己的母语了（或者很少接触当前的美国文化，当我们在谈论一个电影剧本时，他居然不知道导演奥利佛·史东Oliver Stone）。虽然龙安志多少让人感到跼促不安，但你不能否认他在写作中偶尔显露出来的精辟分析。龙安志比任何人都清楚中国的黑暗－－腐败的高干子弟、北京市副市长自杀背后的真相和统治集团派系之间的政治争斗等等。他因太了解中国领导人而对中国政权的屈服，这使我更加感兴趣。

　　龙安志想要了解华盛顿，而我想要了解北京。很自然，我们成了朋友－－临时性的，就像一对奇特的夫妇对他们能够共处一室感到惊喜。每当我以某种藉口去胡同拜访他时，他总会说一些让我吃惊的话，比如“我刚与将军们交谈过，他们明天就要进攻台湾，为此他们已经筹划了五十年！”龙安志还喜欢在我面前提出一些说法来看看我的反应。他最喜欢提的就是一九九○年代后期，柯林顿和格林斯潘策划了亚洲经济危机，试图让中国屈服。我们很少发生争执，我从美国商会和一些论坛中知道，他在外国商界中非常受欢迎，不仅仅因为他系统化的学识和与中国高官的关系，更因为他左右了很多长期在华的外国商人考虑问题的思路

    （注：几年来，龙安志是唯一在美国商会杂志上每月发表专栏文章的外国人。专栏的名称叫“黑猫，白猫”，引用的是邓小平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名言，意思是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耗子就是好猫。当龙安志发表文章指责布什政府故意用EP-3侦察机把中共喷气战斗飞撞毁后，专栏就被取消了。在国际危机处理过程中，这个立场对美国商界来说太具争议性了（甚至连他的朋友傅中宝也说，在杂志上刊登与《人民日报》相似的烂东西真没意思）。然而龙安志的专栏最后还是找到了新东家－－更具影响力的《南华早报》。）。正因为如此，我们总在探讨一个共同参与的专案（一个名为“今日商业中国”的电视节目就是其中之一：一群西方生意人坐在中国古典背景中，一边喝茉莉花茶一边讨论。庆幸的是，这个计划一直处在空谈阶段。）

　　不管怎么样，龙安志总是在不断打造他的王国。除了南龙集团，他还创立了红都俱乐部，其装饰风格和他家一模一样，这是个有精美菜肴的胡同餐厅。餐厅提供的红都葡萄酒，是他亲自命名的，收藏在防空洞里；当他的红都宾馆开张后，他又另创了红都牌雪茄（也储藏在防空洞里），他带着我参观了一次，虽然这一切都不太适合我的品味，但你怎么能不对两个“贵妃套房”和居中的“埃德加·斯诺单人房”的创作者心生敬意呢？我把这一切称为“龙安志创意”，他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个恭维。

　　我之所以敬佩龙安志是因为他用尽三个方法来证明自己是中国的朋友。他不仅紧跟党的政策方针，而且他所说的也是可信的。他还带来了礼物：帮助一家美国大企业进入中国，并坚持不懈地鼓励他们加大对中国的投资。他也不忘拍马屁，红都王国，乃至他所有的生活方式，都表示他对中国文化在过去和将来占主流地位充满了信心。一天晚上，我们在红都俱乐部喝了很多酒，我问到是什么驱使他这样做的。我很平静地问他，“是中国的独裁统治吗？”“是的”，他微笑着回答。我想，正是因为我也有窥视中国独裁统治下的个人崇拜现象的好奇心，使我们两个走到一起。但龙安志则在创造这种崇拜。

　　龙安志是不是精神不正常？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做的那些耍花枪的玩意就有很大问题。其他的美国商人也逐渐在向中国的权力中心靠拢，但他们的表面工夫绝对没有龙安志做得明显。权力中心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范畴。观光客可能只把紫禁城看作一处景点，一座引人入胜的败落的博物馆，但这座古老帝国的王宫在地理上仍然位于城市的中心位置，是中国文化和权力不可替代的象征物。在西边紧挨着紫禁城的是中南海，中国领导人的办公地点，它的四周被高墙环绕，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哨兵构成了一层层的警戒线，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不能擅自进入。紫禁城的天安门（城墙上挂着的毛泽东画像每年都在褪色），它的南面是天安门广场。广场的两旁是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它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志性建筑物。

　　一九九九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整个北京城都被发动起来了，中国领导人离开中南海，站在能够俯看天安门广场的城楼上，向第一列走过的解放军队挥手致意，然后是来自各个省市的、精心挑选的、乘着花车和舞动着旗帜的群众。这种帝王般的架势尽管不太符合历史潮流，但它仿佛是在宣示中华帝国的永恒（少先队员们像兵马俑一样站立在广场四周的边线上，整个活动看起来没完没了，少先队员们事先都发给了纸尿布，以防止有人中途尿急离队）。

　　自从有紫禁城以来，北京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皇城搭建起来的。以前的古城墙变成了现在的二环路－－北京第一条环城快速路，然后是三环、四环，现在还有为二○○八年北京奥运会修建的五环。这些精心施工的项目不仅仅是为了疏导交通，同时也是在向外界宣示：北京再也不会面对侵略者却束手无策，而是以迅速发展传向中国的其他城市和全世界的动力中心。当然，环城快速道路还可保证大批坦克和战斗辎重车辆在有需要时的通行。

　　外国侨民住在什么地方跟他们的身分有很大的关系。从北京东北面的首都机场开始，一直到五环路外，当你仔细观察，在高速公路的两旁你能看到一派乡村的景色：被树林分割开的田野，贫穷的农村和少得可怜的耕地，破旧的厂房，然后你的视线被高墙隔断，里面是不断在增加的大量外国侨民的住宅。美国的商务代表就住在这样的地方。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利用美国企业的基础来发展个人事业，虽然他们被视为外国侨民中的佼佼者，但许多人还是选择住在这种便于搭机旅行的房子。这些房子集中在首都机场高速公路两旁的空地上，远离喧嚣的北京市中心，龙苑别墅便是其一：　　

　　在风景如画的顺义县，毗邻著名的京郊高尔夫俱乐部和骑术训练场。为您呈献十四种设计风格迥异的二百三十一栋豪华别墅。北美风格式的建筑，宽敞的全景住宅，加上无边的景色，演绎出和谐的美感，对崇尚完美的人有着极大的诱惑力。社区不动产管理团队将全心全意地为住户提供上完美无瑕的服务。

　　在这些被欧式建筑风格高墙环抱的广场里，有精心修剪的草坪，备有氯气消毒游泳池的健身俱乐部和出售各种西方货品的商店，以及大批的警卫。这些住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资本支撑着外国侨民社区，在某种更大的程度上，他们也支撑着中国自己。

　　理论上来说，大企业家们在中国投资后就没有必要再证明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但实际上，许多企业都有当地合伙人，这些人常惹出麻烦。即使经营的是外资而不是合资企业，也躲不开中国政府部门和官员的干预，他们掌握着（或者说控制着）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进口结关证、关税、税收、房地产和基建审批权等，清除这些障碍的唯一办法就是未雨绸缪。最后，你不得不与某位部级的高官建立关系，而且还要做两件事情：一件是为高官，另一件是为中国（为高官打掩护）。比如，富士施乐（Xerox）和通用公司（GM）帮助北京争取主办奥运会；或者星空电视（StarTV）的执行总裁梅铎次子詹姆斯·默多克出席在比佛利山的比尔克恩学院举行的公开论坛时称法轮功是一种“危险的”和“迷信世界末日的宗教”。凡事贵在坚持。如果你不能参加美国商会每年为感谢中国官员而举行的“美国商会感恩晚宴”，那么这将对你事业的发展带来坏处，并失去很多机会（曾任英国商会主席的贝彼得，曾就座位安排引出的纠纷在类似的宴会上为英国保险公司的老板们劝架）。

　　从北京首都机场和五环路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到市中心的路上，耸立着一系列广告招牌：诸如朗讯（Lucent）、摩托罗拉和西门子（Siemens）等，这些广告招牌压在一排行道树之上，把这些公司的意图表现无遗。防沙林后面是一排用砖盖起的平房、自行车和缺乏动力的面包车－－陈旧共产主义中国的残渣。然后，在五环和四环路之间，一片片混凝土公寓住宅出现在眼前，好像一个遭受地毯式轰炸后的大城市正在进行重建。其中一些是外国侨民的公寓，这些小区效仿香港风格，不同的建筑群使用不同的色调加以区分。小区的边上是小商店、意大利餐厅和营业至深夜的咖啡屋，它们都是中国人开的，瞄准的消费群体就是住在这里的外国人。在这儿住的都是劳工阶层和野心勃勃的、想着有朝一日能成为大资本家的美国青年。从他们位于首都机场和紫禁城之间的位置来看，他们不打算在北京久住。他们喜欢快节奏的现代中国，许多人可能很快被派往纽约、东京、香港，或者至少是上海等地方。因为他们都处于管理层以下，住在四环路边上的美国劳工阶层不需要去证明什么，只需与他们年轻的中国同行一样－－厌恶政治，唯公司高层的命令是从。在所有外国人的社群中，他们是最自由的，因为，艾德和他的同类不会跟踪他们。

　　如果你进入三环路以内，展现在你面前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北京。极权统治下的拙劣作品：标有国际东方文化交流贸易中心等诸如此类的建筑群；有专人警卫的景点：为高干子弟开的餐厅、行人地下通道兼防空洞、名字叫“成功”之类的性俱乐部、大铁门上标有某路某号的共产党机关和国营的外国人住宅区。这就是北京疯狂的城东地区，荒诞无常、腐败糜烂。到了夜晚，你的感受会尤其真切：被灯光照得血红的建筑物、坦克为特别节日进行演练、穷困潦倒的北朝鲜大使馆经营的冷面馆以及太空九号俄罗斯迪斯可。贫穷和粗野弥漫在这个缺乏管制地带的各个角落，甚至偶尔还会爆发疟疾，就像不断扩大的丛林在蚕食分崩离析的巴西利亚广场。

　　这里是大多数长期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的居住地，他们是中国真正的朋友：维持美国驻华商会和美中贸易委员会运作的商人、律师和顾问，正是这些人每年在游说国会，并为中国引入大量的投资。他们住在新落成的高层建筑里，其中有些人还能在租金方面得到小优惠；交换条件是允许将他们的名字和照片印在宣传单上，以此来吸引中国的暴发户。房间里配备了最新的家用电器和大荧幕超薄彩色电视，与其配套的是高档仿古家具，包括宫廷式的配有四根立柱的睡床，这一切反映出这些外国人意在中国久居。外国记者和使馆工作人员也住在这里，许多住在外交人员公寓，这些楼房布满了天安门镇压期间自动武器射击留下来的弹孔。尽管楼房的外表看起来简陋，但里面房屋的面积非常大，而且位于市中心，视野开阔，一览无遗，只是墙壁里布满了大量的窃听器。

　　居住在三环路内的外国人一般对现状都不抱持批判态度，他们认真经营在中国的事业并拥有深厚的专业背景：如互联网分析员彼得·劳夫洛克，历史学家福里达·莫克，以及一些记者等等。在所有的外国人群中，也许你会猜测外国驻华记者都会拒绝成为中国的朋友，他们会对中国状况的改善，以及美国的商业和文化促成这一改善的主要因素持尖锐的怀疑态度。但是，在北京我看到的批评和调查性的报导比我意料中要少得多。

　　白克尔（Jasper Becker），《南华早报》驻北京办事处前主任，是一位专门揭露中国真相的作家，着有《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揭露了毛泽东制造六十年代初中国大饥荒的真相。他在书中指出，根据相关统计，在那段时期总共有四千万中国农民死亡。他查阅了官方文件，采访了逃荒到香港的难民；但更重要的是，他一箭中的，证明毛泽东是这场大饥荒的始作俑者！他亲自到最偏远贫穷的省区，历时数月，对大饥荒的幸存者做面对面的采访。

　　当我第一次遇见白克尔时，我称赞该书写得非常感人。但是他看起来好像有点无所谓，有点不当回事，“我的任何一个同行都可以写出这样的书，只不过他们不愿意去做罢了。”

　　没有去做的个人原因可能因为他们是身在中国的记者，但还是可以做出下列归纳。在中国做新闻报导也许没有像在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那样困难，但是CNN的报导还是经常遭到封杀，记者被拒发入境签证，想要进军中国的大传媒机构要非常注意自己的立场（比如，白克尔和林和立同为中国方面的专栏作家，但当《南华早报》决定开创中国市场后，他们都被解聘了）。因此，新闻机构在北京不得不规范他们记者的“操行”。他们用正面消息（《纽约时报》对中国首次地方选美大赛的报导）来冲淡负面新闻（《纽约时报》揭露爱滋病在中国一个内陆省份蔓延的情况）。他们把那些看起来好像是要把西方的人权和民主观念灌输给中国的语句删掉（这些语句不“客观”）。　　

　　一位美联社记者向我骄傲地说，只要他一觉察采访对象流露了愤怒或报复的“动机”，就立即打住。这就意味着在中国，许许多多有意义的新闻题材永远失去被审视的机会。

　　北京的外国记者不仅要对付他们老板的删节和中国政府的监视，还必须在一个难以获取真正资讯（统计数位、公众态度、所有权、投资规模、消耗和利润甚至包括规范用语等诸如此类的新闻报导最基本的要素）的环境下工作。记者们不得不像美国商务代表那样在中国政府官员前毕恭毕敬，只报导一些日常的大众化新闻。记者和商务代表在这方面都学乖了。在一次西方商业代表的游说成功后（中国政府放宽了对编码技术的政策），我问美国驻华商会主席提姆·斯特拉特福（Tim Stratford），为什么在论功行赏时，对我所在的公关公司（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只字未提。斯特拉特福把我的话给顶了回来：“在这个地方，你最好不要让别人知道你在做什么！”美国卫星公司休斯（Hughes）和劳拉尔（Loral）发生丑闻后不久，在美国大使馆的一次聚会上，一位来自休斯的代表吹嘘着（确切地说，应该是喊叫），如何封杀了一位《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因为该名记者写了一些他不喜欢的文章。事实上，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新闻，只要出现一则对中国政府或者对美国在华商界造成威胁的有力度和深度的新闻调查报告，该名记者得到的回报就是被列入黑名单。

　　当你步入二环路，你就进入了北京的老城；喧闹的声浪逐渐消逝，尤其是在胡同的居家里面，这会使你想要寻求异国风情的愿望愈发强烈。外国人是不允许进入中国普通百姓家的，直到最近，这个禁令才被解除。在整个九十年代，野心勃勃的外国青年为了低廉的租金和体验真实的中国，冒着被警察发现的危险租住在破落的住宅楼里和新胡同住宅区，甚至搬到连热水都没有的老式院落里。他们属于最新的一类外国侨民：其中包括刻苦学习汉语的外国青年，异国夫妻、前卫艺术家、以及各式各样的人们；他们不愿意花钱坐计程车，有些人还宣称他们乐于使用大众交通工具－－公共汽车、地铁和自行车。许多外国青年确实把促进中国艺术、音乐或其他方面文化领域的发展当作自己的事业；比如支援北京奥运会，既是为中国做贡献，也是为个人发展。这些追求新奇的外国青年大都在大学时期被教导，当遇上声明自己是受害者的人时，要避免使用西方的价值观或干脆不用任何价值观来判断事情。

　　中国宣称自己是受害者，可以接受一个正在改变的中国以及承认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但只要中国的国力不如美国，有关中国的崛起是否真的对世界造成威胁就不值得探讨，因为那种讨论会被认为有霸权主义倾向。面对每天要与中国朋友和恋人相处的压力，美国青年们很快找到了一种不触犯周围人们脆弱情感的中国式的圆滑。那就是表现出随和忍让的姿态，注重强调不同文化冲击带来的乐趣－－要么拥抱这个浮躁的世界，要么孤独一人。

（注：一些为数不多的、来自美国的年轻人，在中国的制度下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受到政府部门、军队首长和高干子弟的庇荫。一位来自英国的年轻淘金者非常隐涩地告诉我，他如何成功地将武器零件走私到北韩；一个美国人则虚伪地向我抱怨，他花费了不少时间在国际航班上，只因为要把好莱坞最新发行的影片带进中国，以供中国人翻制成VCD或DVD出售；有一些人无法有更好的发展，干脆搬回北美。大山，从加拿大留学生变成中国娱乐界名人。他因为在电视节目上戴假辫子而受到全中国计程车司机的喜爱，也因为愿意在天安门镇压后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而得到中国政府的青睐。）

　　作为一名新来者，我也想融入中国。就在我开始为公关公司工作后不久，收入的增加使我具备了到北京胡同里居住的条件。菊尔胡同紧挨着鼓楼，在紫禁城的北边，这里的住户百分之十是外国人，是中国最早对西方人开放的地方之一。在北京市前市长和瑞典方面的援助下，菊尔胡同被建成一条既保持了老北京风格又设有高档住宅设备的混合体；建筑物一般只有三、四层楼高，融入了新式的东方建筑元素，大部分的厕所都被设计成中国传统的蹲厕。整体融合了具有东方特点的IKEA（瑞典家具品牌）设计风格，因此大部分的公寓显得高雅体面；但是在社区的中间位置，却有一家专门卖罐焖狗肉的地下餐厅。

　　要想找到我们住的地方必须穿过几条老旧的胡同小巷，来到菊尔胡同的入口。这里停满了自行车，洗好的衣物挂得到处都是。你要从左边走上楼梯，如果你不小心沿着楼梯朝下走（我曾经犯过一次这样的错误），就会看到一排排阴冷潮湿的房子，里面摆满了铁架床，仿佛是运送奴隶的船舱，里面住的全都是中国的民工；他们算是比较宽裕的了，至少不用睡在建筑工地的帐篷里。我经常对站在楼梯上，用海绵从铝盆里汲水洗澡的民工惊讶不已。

　　走上楼梯，看到的是一个破旧的旅馆，比地下室好不到哪里去。二楼的房间条件稍微好一些（但晚上就寝还得把白天收起来的床拉出来，地板会被磨得吱吱响）。三楼和四楼就是我们的住所：一套复合式铺着木板地板的住房，两条露天走廊和一间温室；房子的面积不大，但是收拾得很俐落，最大的优点就是视野良好。北京是一个在规划中不断被推倒和重建的城市，除了几根电线杆和屋顶有小耳朵的派出所外，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鼓楼和它的姊妹－－钟楼，作为这个满清城市的城墙，它们从十五世纪到现在就未曾改变过。

　　搬进来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在露天走廊上聚餐。工业烟雾在白天已从城市的南边散去，北京真实的地理特征开始显露出来：由于缺乏树木和植被，这个沙漠化的城市昼夜温差比较大。当太阳消失在鼓楼后的天际时，中午的炎热已经从屋顶的瓦片散发掉，开始吹来习习的凉风。一只蝙蝠（在中国被认为是吉祥物，与“福”字谐音）在走廊上飞来飞去；一群流浪猫受到炉台飘出的菜香和一只发情母猫的吸引，聚集在屋顶上；牛排在烤架上“嘶嘶”作响，妻子摆弄着鸡尾酒搅拌器，四周飘散着高级雪茄的香味，屋里传来阵阵约翰·麦克考马克的爱尔兰思乡民谣。　　

　　列克斯（Rex），我的一位年轻朋友，正在喝酒。他没事的时候，总喜欢打听邻居的隐私。当我问他是否喜欢这个耸立在屋顶上方、像个岗亭般的鼓楼时，他认为用“岗亭”这个词来描述我们的邻近再确切不过了；然后，他向前指出了五个清晰可见的军事设施和院落，距离这里不太远。离我们最近的那个院子是属于一位空军将军的，为了安全起见，这些院子没有挂招牌，或者任何标志。

　　在这里，我们离中国权力的核心不远，中国领导人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抗争期间也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菊尔胡同附近的居民为这次抗争提供了大量的后勤支援，每天都给抗议者送上食物和其他用品；同时，城市周边的居民成功地阻止了军队一次又一次的行动（当和平请愿失败后，他们用能找到的任何东西筑起障碍物以阻止军队的攻击）。最后，中国领导人决定调用来自遥远西部的少数民族军队镇压抗争者－－那些农村小子在遭受北京政府多年的压迫后，也许会乐于屠杀居住在大城市里的、在他们眼中是富人阶层的汉族人。

　　领导阶层从天安门事件中吸取了教训，那就是不能只信任其中某一支军队，而是要把来自不同军种的特种兵、宪兵和军官们组成小分队，逐一渗透到北京周围的军事单位中去（尤其是位于二环路内的军事单位），藉此保证有足够的、永远效忠当局的军事力量对新出现的“威胁社会稳定”的事件进行镇压。

　　我刚搬进来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居住在胡同里，在中国商店里购物，品尝道地的菜肴，多么有趣的事情呀！但是，我后来逐渐感觉到事情并不如我想像的轻松。戴着红袖章的老太太随时会把一些微不足道的小消息收集上报；警察会沿着巷子来回走动；我的电话里总是有滴答声。列克斯关于军事设施的说法是正确的。每天清晨，我和妻子都会被驻扎在旁边的解放军士兵响亮的操练口号吵醒，那声音就像石头直接砸在窗户上（你的生理时钟不得不按照他们的习惯来设置，你甚至可以从军队的士气猜出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地位，当美国的EP-3侦察机被扣留在海南岛时，他们的喊声充满了喜悦，如狼般响亮）。我和列克斯对此感到好笑，并把他们称为“混混”，但我们也明白，这是他们的世界，我们只不过是住在这儿罢了。

　　胡同的治安状况非常好，街道打扫得很干净。士兵们起得很早，大声宣示他们的存在，然后开始忙他们的事情。新鲜感过去后，我突然意识到，在每天的贫穷和严密控制下存在着某种阴谋，这令我不寒而栗，也使我对自己正在走的路感到怀疑，那是龙安志式的道路。无论龙安志在别人面前表现出多么大的自主权，他仍然像别着红袖章的老太太们一样，是中国中央集权统治下的顺民。在工作中，我开始走神；在讨论中国事务时我甚至还会脱口而出“警察帝国”的字眼，仿佛患了图雷特综合症（编注：Tourette，一种精神疾病，主要表现为反覆抽搐，逐渐发展成吸气、呼气和不由自主地发声，好触碰他人并说些污言秽语。）为此我受到细微和善意的批评，但他们根本不应感受到打扰。我知道，在商业活动中不能贬低自己想要推销的产品－－中国。

　　作为中国认可的朋友，在整个外国人圈子中，我不只一次听到这样相似的话：中国正在改变，我们要帮助中国取得进步，你要明白的是，她不仅是在经济上得到增长，在政治上也正逐步向西方靠拢。当然，除了非政府组织成员，我们当中几乎没有人见过村民选举大会，或者是其他一些橱窗作秀的玩意。我多次听说，在北京，派系之争在进行着。在中国更替领导层之前（据说即将上台的胡锦涛是一个锐意改革者，并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和平政权移交，类似的传言没完没了），统治并掌控中国的是江泽民，其次有能力与江抗衡的是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侨居那里的外国人以私下诅咒李鹏为荣，对江泽民保持一种有分寸的尊敬，而对朱镕基则大加赞赏。

　　朱镕基不仅被认为精于算计、头脑灵活（根据中国的政治标准），而且还被看作最廉洁的领导人。

　　唐·圣·皮埃尔（Don St. Pierre），这位脾气暴躁的前北京吉普总裁曾经用一种恭敬的口气告诉我（可能在转述过程中有些添油加醋），朱镕基如何通过打压他的中国合资人拯救了他的企业；为什么朱镕基是他唯一可以信任的中国官员；他与朱镕基一同旅行，一同接见各处地方官员的经历；朱镕基对中国官僚的腐败深恶痛绝，朱镕基曾经反问道：“对这些人我又能怎么着呢？”

　　听到这里我没有表态，我明白，朱镕基在打击官僚腐败上绝不手软；但同时我也知道，他在支援和扩充警察权力的态度上非常坚决：施行监视行动，鼓励告密者和加快死刑判决的执行等。从朱镕基深化经济改革，进行技术革新和使中国贸易平衡等来看，他表面看来在某种程度上是亲美的，但我怀疑他只是了解了美国企业的心理。在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他学会了如何玩弄美国的政治制度；对即将上台执政的态度强硬的布什总统班子，朱镕基打的是“经济牌”，那就是，通过引入欧洲、日本与美国竞争，从而威胁美国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利益占有率，直至促使美国商界同意游说华府制订更加有利于中国大陆的台湾政策。

　　我多次听到江泽民“亲美”的说法，称他在任内致力于与美国保持睦邻友好，并建立了战略性伙伴关系。但美国大使馆的军事防御分析家非常肯定地告诉我，根据江泽民在军队内部的会议谈和发言显示，江与李鹏一样的反美。在我看来，江泽民与美国的伙伴关系更加具有讽刺意味：他感兴趣的是中国与美国平起平坐，藉此在国民心目中提升中国的大国地位，并证明他统治的合法性。

　　（注：江泽民的一名前幕僚，在华盛顿的宾馆里向我述说了一个关于江泽民试图在气势上压倒反对派的可笑故事。在江上台后不久，他准备接见一个来自西方的小型商务代表团，那是他第一次接见这类团体。他对于如何给人一种强硬的、有信心的印象感到紧张，这种紧张的情绪也影响到他对该穿什么样衣服的考量。来自有前瞻性战略眼光的上海帮系的江泽民，喜欢穿香港样式的西服。但是像邓小平这样在中国权力至高无上的领导人却没有那么多的讲究，不管接见谁，都是一身中山装。江在这方面显得优柔寡断。最后，他选择了中山装，但是却在外面披了一件夹克。）

　　为什么我们要在中国领导人中区别好人和坏人呢？我的一位朋友，美国商会董事会的成员，头脑相当灵活，告诉我这很重要，因为事实上中国暗地里在与美国以及其他现代化的民主模式融合。为什么这样说呢？他最近与夏皮罗在龙安志的红都俱乐部一起吃饭。夏皮罗，一位坚定的毛派分子，自一九六三年起就加入了中国籍，他现在是全国政协负责经济政策方面的成员。夏皮罗告诉我的朋友，在美国有共和党和民主党，因此，人们认为这样是民主的；在中国也有各种党派，但它们不能够称之为政党。在这里也有改革派和保守派，夏皮罗能够分辨出与他打交道的官员是属于保守派还是改革派。因此，他们有没有驴子和大象的标志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也照样存在竞争。　　

　　我问到，夏皮罗所指的派系与Bloods和Crips这样的黑帮组织有什么区别吗？它们也存在竞争，人们甚至还可以轻易地从对方的纹身、头巾顔色或者其他的特征判断出实施攻击的是Bloods还是Crips。但是这些帮派对贫民窟承担责任了吗？又是谁因为害怕，而率先把他们选出来控制贫民窟的呢？我的朋友很快在这个问题做出了让步，但我还是对他那么容易就被夏皮罗说服而心有不甘。

　　正当疑团在我心头越积越多时，发生了一件事，使我与龙安志的友情出现裂痕。从二○○○年到二○○一年期间，龙安志忙着出一本名为《中国世纪：下一个经济强国的苏醒》的新书，他计划邀请一些掌握中国未来经济和政治走向的部长和西方商界的明星为其新书作序。为了使读者能更好理解上下文关系和背景内容，龙安志还将在每个章节的前面设下开场白。

　　为他新书作序的名单真是星光熠熠，尤其是来自西方大企业的名人，其中包括美国各大公司的首席执行总裁、少数非政府组织领袖、美国驻华商会执行总裁傅中宝、世界经济论坛管理总监克劳德·斯玛迪亚、加拿大驻华大使贝祥（Howard Balloch）。中国方面有来自以下部委的部长：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外交部、对外经贸委、资讯产业部、国家经贸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另外还有国家高等法院院长、人民银行行长以及作为点缀的夏皮罗。

　　朱镕基还将亲自为该书撰写前言。有这么多重量级人物垂青，龙安志想必能够得到一家实力雄厚的出版社的支援，那就是香港约翰·威立父子出版公司（John Wiley & Sons）。

　　二○○○年的秋天，龙安志与贝彼得联系，邀请他撰写其中的一个章节。如果你想从顾问行业挑一个代表的话，贝彼得是最好的选择。贝彼得在北京生活多年，操一口流利的北京话，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中国政府的设置和运作。作为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斯的私人政治秘书，贝彼得因促成中英双方签署第一项贸易合约而一举成名。八十年代，他担任过安德生（Arthur Anderson）的首席代表，并在一九八九年创建了自己的公司－－贝特伯恩有限公司（Batey Burn），并在九十年代成为中国英国商会主席，现在是一家在中国居领先地位的顶级公关公司－－亚洲安可顾问有限公司（APCO）－－的主席。他还是新成立的欧盟商会副主席（很快就要成为主席）。

　　在他手下人士的督促下，贝彼得写了一篇文章名为“敞开窗户的中国”，文章以历史为主轴，敍述了“中国经济的重生和继续经济改革将会遭遇的挑战，以及在新的世纪实现腾飞。”贝彼得论述了中华帝国的兴衰，明确提出了中国能否在二十一世纪重新占据世界领导地位的问题。

　　经济贸易的开放在多大程度上促使中国在理念世界的开放呢？中国最伟大的时期也就是她最大限度开放的时期，现在这个时期会延续下去并扩大已经取得的成果吗？贝彼得认为：可能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中国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有观念上的撞击，务实的中国领导人已经解散了很多亏损的国营大型企业，并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如果中国在思想观念上也能够保持对外开放的话，贝彼得在最后总结：

　　中国的未来应该是光明的。她的领导人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无论什么都不能难倒目前朱镕基领导下具有才干的政府部门，尤其是如果他们能够注意并记住邓小平的名言：“改革开放难免会飞进来几只苍蝇。”

　　我认为，这个说法没有任何可以引起争议的因素。因为我与龙安志和贝彼得的关系使我成为他们的中间人。我读了贝彼得的文章，把它编排了一下以减少字数，然后通过电子邮件寄给龙安志。安志的反应是：看起来不错。

　　几个星期后，我打电话给龙安志，问他对文章做修改了吗？他说他做了一些删节，为了能使其更好地与书中的前后章节联系起来，但不用担心，事情进展得很顺利。他的回答使我隐约感到不安；我很客气的请求他给我看看修改后的草稿。龙安志同意寄给我，但是语气里透着一丝紧张。

　　当修改过后的文章出现在我的电脑荧幕上时，我明白了。就在文章的开始部分，贝彼得有一句描述中华唐朝帝国崛起的话：

　　它成功地将周围的国家变成了殖民地或是附属国。

　　龙安志则修改成：

　　它在外交和经济上取得了成功，因此许多邻近的国家都把中国当作是他们的宗主国。

　　这就与中国官方对历史的解读统一了口径：中国不是殖民者（她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是受害者，野蛮的西方侵略者才是殖民者）；中国通过外交和贸易手段使其他国家主动承认她是“中华帝国”，而不是通过武力。这是对中国过往历史的连续性和正义性的解释版本。

　　再往下，贝彼得还写到：

　　中国长期以来非常羡慕新加坡的动态市场经济和由民主政治掩盖起来的一党统治模式。当这个模式的缔造者，著名的李光耀总理，最近宣布要进一步民主化并尽快结束人民行动党的独裁统治时，这对仰慕新加坡模式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龙安志修改为：

　　中国长期以来羡慕新加坡国家主导下的动态市场经济模式，但认为，发生在新加坡的经济奇迹也能够在当今中国规模相当的任何大城市发生。

　　另外，贝彼得曾经写道：

　　互联网所带来的现代通讯技术对党的统治来说是一场噩梦。它是否能够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来阻止政治意见的交流和反对团体使用这项新技术，而又不影响在网路网路上进行的经济、技术、科学管理以及其他方面的资讯交换。

　　龙安志是这样修改的：

　　互联网所带来的现代通讯技术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它是否能够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来阻止负面政治宣传的交流以及商业信用卡的伪造，而又不影响在互联网上进行的经济、技术、科学管理以及其他方面的资讯交换。

　　随后，龙安志把文章的剩余部分都做了彻底的删改，完全变成了共产党的口吻。我印出一份对照版本，前往贝彼得的办公室，一言不发地交给他。他一边看一边轻轻地摇头，然后微笑，最后是大笑，直到笑出泪水，沿着他的两颊滚落下来。

　　后来，我与龙安志就修改稿在红都俱乐部又做了几次深入的讨论（贝彼得和我屈服了，龙安志立场坚定），龙安志对稿子还做了最后的修改（但拒绝给我们看修改后的内容）。最后，贝彼得将他的文章撤出了《中国世纪》。

　　（注：当龙安志就修改进程接受采访时，他说：“除了一些部长主动作序和朱总理亲自撰写前言外，中国政府没有参与该书的任何筹备工作。同样的，对每一位投稿者而言，不论他是跨国公司的执行总裁、学者还是传媒评论员，都有决定文章内容的自由。在撰写各章节文章的过程中，每位作者都不知道其他人写的内容，除我之外，因为我是这个专案的协调人。这是有意在创造一种完全独立的思想环境。许多来自商界领袖的评论对中国政府政策和方法的转变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意见，他们从专业的角度分析认为，中国政府要想取得既订的发展目标，仍需要对目前的政策做一定的修订。同样的，中国方面的投稿者中具有传媒评论背景的人士很坦率地指出，中国在新闻方面仍需进一步解放。所以，这没有‘糖衣’之说。我确实要求投稿人具备冷静的头脑，能够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他们所写的内容才显得对中外读者都有价值。”）

　　那些没有将他们的文章撤出的名人有：柯达（Eastman Kodak）董事长乔治·菲舍尔、西门子公司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海恩里奇·皮埃尔、洛克威尔（Rockwell）（国际）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唐·戴维斯、韦斯丁豪斯公司（Westinghouse）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查尔斯·白、德国拜尔公司（Bayer AG）主席曼弗雷德·施耐德、高盛国际公司（Goldman Sachs International）主席兼行政总裁彼得·萨瑟兰以及星空电视（Star TV）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梅铎次子詹姆斯·默多克。他们得到了一次拓展关系的绝佳机会作为回报：朱镕基总理的接见。那本书的发行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它提醒人们夏皮罗和李敦白时代并没有完结，而是在同时并进。那个左膀右臂依然能够把五环路外面的人拉到中国政府的轨道上。

　　我仅就对龙安志《中国世纪》的第一章节谈谈自己的看法。龙安志站在中国领导人的立场上，在每个章节的开头加上差别不大的、有关背景的敍述，行文具有中国式的风格。他的开场白如下：

　　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北京。昨晚下了一场大雨。雨在黎明前停止，秋风驱散了薄雾。当我来到天安门广场准备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的庆典时，太阳已经从云层中绽露笑脸。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等高大建筑物上的红旗冉冉飘扬，映衬着广场。看来，今天是一个晴朗的、阳光灿烂的好日子。

　　这只不过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宣传”原则的一个小例子罢了，所有的中国记者已经遵循这个原则五十年了。龙安志的文章背叛了美国精神，在文章中人们总会看到清晨八点响起的钟声，晨雾最终散去等诸如此类的描写。龙安志一开始就编织了一个灿烂阳光的谎言。

　　头一天晚上雨下得很大，甚至引起传言，说党的领导人为了避免雨势影响游行，特意让雨提前下完。但到了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我站在一个外交公寓的阳台上，手里拿着啤酒，看着正在建国门大街上集结的装甲车队。天空堆满了云，阴沉沉的，让人感到沉重。那种老天也应该顺应共产党的意愿而行的说法实在可笑。就像奥林匹克委员会来北京的时候，当局在草地上喷洒绿色涂料，这也没有什么坏处；但是在书中（每个章节的标题都让人心惊肉跳：“史无前例的创举”、“中国，再也不会如紫禁城般封闭了”、“柯达和中国：七年的柯达纪元”），难道龙安志的小谎言只是开场白吗？这难道不是编者为了让读者接受各种更大的谎言之前所进行的热身准备吗？

那又怎么样呢？游行的场面（包括天空）被无数摄影机拍了下来，以便后代子孙们可以观看。但是，从龙安志坐的观礼台望下去可能是无数中国人的笑脸。他早已不在乎这些了，他一直形只影单地这样做。现在，他的家不在美国，甚至也不在中国，而是在二环路内的理想黄金国。

 

第五章 成功的梦幻

　　我没有任何商业背景，更没有经商渴望。我怀疑公关公司之所以雇我是因为他们把我对政治的一点儿敏锐度、加上善于交际，以及社交上作风老派，混同于具备为公司赚钱的能力。但这些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公司会把我留下来，因为我严格说起来是个金融领域的废物。

　　理论上来说，我的工作就是提升商业发展。有时我的工作是为我们的宣传小册子动笔编写一些漂亮文案，吹嘘我们经营政府关系的本事（这往往能花掉我几个月的时间）。但是，我的本职工作是随时掌握美国驻华商会的脉动，为公司无出其右的政府关系作个活广告。

　　最初，我不得不加倍努力的经营人脉，靠浸身在充满咖啡因的气味和尼古丁的烟雾中，全力找到一个舒服位置，给他人留下风度翩翩、精力集中和谦虚随和的印象。

　　事情总有顺利和不顺利的时候。在那些好日子里，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吉祥物，受到商界的宠爱，周围都是轻松的微笑，有力的握手，我名片上的资料不断地被扫描输入掌上电脑；而在那些倒楣的日子里，每天的会议、午宴、酒会和闲聊，对我而言就是沉重的负荷。

　　尽管如此，到二○○一年开春，我感觉到美国驻华商会的主要人物十分欢迎我的出现；我参加商会内部高层非正式策略会议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还让我在驻华商会的政府关系委员会中正式担任副主席一职。

　　我虽然令人起敬，但是在升迁过程中，却越来越感觉自己像个冒牌货。这个不妙的感觉要从我的工作名片说起。如果你刚好看过那些我写的堂而皇之的宣传手册，并与我们在华盛顿特区的公司总部做一个简单的比较，你会发现我的头衔“高级顾问”与两位德高望重的前议员以及雷根总统的前国家安全顾问的头衔是完全一样的。但是，这样做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随着我对北京经商运作了解越来越深入，游走于规则、规范和良知以外的运作也越来越多，整个世界也越发真切的呈现在我的眼前。

　　美国驻华商会各委员会、企业标志和布鲁克斯兄弟（Brooks Brothers）名牌领带掩盖了刻意的吹牛、经商失利、中国市场的不透明、甚至某些公司在商业成交中采用的中国特色的手段－－包括系统的行贿。

　　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尽量避免引用中国谚语，尤其是那些涉及龙、猴子或战争艺术的。但是，有一句今天仍然流行的中国古老谚语，在我看，用来描述美国人在中国经商的行为最合适，那就是：天高皇帝远。这句话原本的意思好像是指在外省没有公理可言；而在现代中国，对这句话的阐释正好相反：打个比方，如果你不在北京，而在遥远的四川或者是全速资本化的深圳，你可以按自己的喜好来选择经商的方法，甚至个人的生活方式。但是驻华美国侨民的解释是这样的：在北京，天堂高高在上（或者至少也不低，我们这样告诉国内公司总部），我们的皇帝－－美国政府和国内公司总部－－离得很远。更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商业运作和概念的标准做出自己的解释。我们首先要重新解释的就是成功的概念。

　　我在公关公司工作大约一年后，我开始注意到我们服务客户的一种新方式。我们是一个提供全方位服务的，致力于解决各种难、易问题的公共关系公司；生存之道是为客户争取市场进入许可，确保从中国官僚体制的各个环节拿到营业许可证。公司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工作也相当出色，包括在发展过程与中国官员商讨解决问题、采取绕开广告禁区的方法、谋划策略应对不公平竞争者、并通过与我们保持接触的记者来与中国传媒机构的诋毁做斗争。我们最后一招是利用高薪聘请的前中方官员（其中一些是接近中南海权力核心的圈内人）去寻求他们在中国有关部门工作的朋友的帮助。

　　为了应付我上文提到过的首席执行官的到来，我们可以为客户提供各种伪装手段，比如，我们能够制作出一份关于电子商务的商业计划书，或者是客户的国内总公司一直催促他们去做的专案。此外，我们还擅长于满足成熟企业的需要：为新产品命名、开拓地方市场、通过慈善捐助改变公司形象以及传授给客户公司防范盗版的基本方法。

　　我们用箭头图形来展示流程：我们的目标客户从市场许可起步，在中间不断修正，直到企业成熟并获利。我们其中的一个营销策略就是画出一个有巨大箭头的图表，在旁边附上注释，说明我们如何解决在中国经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困难。但是美国商业在中国发展的箭头在何处才是终结呢？如果企业永远不能创造利润又该如何呢？

　　过了二○○○年，当我完全熟悉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后，我开始怀疑我们所假设的箭头，对于许多公司而言是否被卫生官员更好地以所谓的“传染病曲线”所表现出来。这个曲线用喇叭图形展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显示成功和失败的走向。当一个企业在中国做第一笔投资时，进展是缓慢的，伴随着市场一步步地被打开，曲线也慢慢向上走；然后，就像疾病在人群中迅速传播，企业的产品供不应求－－在中国富人阶层中通常如此。

　　企业会刺激已经增长的销售额、向银行大举借贷，然后再投资、聘请更多的人手并策划出宏伟的商业蓝图，计划将市场拓展到上海、广州和北京以外的地方。最后，就像传染病已经失去可传播的人群一样，销售额开始持平，跟着，曲线开始急剧下滑。

　　有时候，人们对销售概念从一开始就存在错误的理解。（注：作为外国侨民，我们花了大量时间来总结西方企业的幼稚经历；比如翻译不恰当的标语，或公司试图在购买力低下的中国市场推销高级商品：多种名牌优质啤酒（啤酒在中国被视为一般的食品类），工业环保装置，比如煤炭筛检程式（没有一家中国工厂愿意使用环保装置，除非迫不得已），以及面向排斥乳糖的人群销售早餐燕麦片等。根据我的经验，以上这些都是很典型的例子。

　　最大的问题在于，美国国内公司总部受到中国年度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官方有意设在年平均七个百分点左右）的影响而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想法。大多数中国人才刚刚脱离年平均九百美元的低收入，百分之七的增长率并不能使他们手头有足够的消费支出，偶尔来个大汉堡就已经不错了。）但是，通常对零售业造成麻烦的是盗版。中国大约有百分之三十的制造业是生产盗版产品的，产品涵盖任何你可以想像得到的东西：劳力士（Rolex）手表、美标洁具（American Standard）、辉瑞威而刚（Viagra）、克莱斯勒（Chrysler）制动器，甚至是整辆奥迪（Audi）汽车。中国的盗版产品产量非常之大，从国有企业、工厂到家庭手工都在生产，没有任何计划、企业谘询服务或者监管（武装警卫除外）。他们的产品销售到全中国和国外市场，上面贴着自己仿造的标签，售价也相当低廉。

　　中国各大城市街头贩卖的十元一张光碟驱动程式软体（CD-ROMS）会使像微软（Microsoft）这样的公司有可能失去百分之九十的视窗市场占有率。但是，长期以来，微软公司认为，中国消费者最终会意识到微软公司不断升级取代和相对完美的软体的价值所在，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这一切都将得到应有的回报。然而，像宝洁（Procter & Gamble）和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等美国公司就没有那么乐观了。不仅在货架上约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宝洁公司产品是贋品，而且根据一项对中国地方市场的非正式研究显示，一些消费者从来就没有接触过真正的宝洁公司的产品。仿造的洗发精不仅会使头发干枯，还含有大量的细菌；万宝路（Marlboro）香烟抽起来就像锯屑燃烧后的味道，并会马上导致呼吸系统方面的毛病，所有这些盗版商品损害了商品和品牌的声誉。庄臣（Johnson & Johnson）公司不得不应付因使用仿制婴儿润肤油而引起红疹的投诉，还关闭了好几条生产线。更令人感到害怕的是，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在对付中国伪造的特种产品，比如，专供出口的汽车安全气囊时，居然还不敢声张。

    对中国当局而言，仿造美国公司的产品并贴上中国自己的品牌销售并不算违法。（注：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可怕的故事－－尽管可能有些夸张：一个外国商人开办了一家合资公司，并在中国农村建了一个现代化的工厂。这名外国商人定期对他的工厂进行巡视，但有一天他因为走错路而迷失了方向。在翻过一座小山后，他看见了自己的工厂，但却是在错误的位置。很显然，他的中国合伙人已经仿造了整个工厂，并把产品打上中国标签后低价出售。）恰好相反，类似的行为得到了默许。像思科（Cisco）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倘若他们在中国的对手华为公司（政府是其后台）要对思科的路径器进行仿造的话，思科基本上是毫无办法的（在华为案件中，他们甚至还仿造了思科的序列号，从而导致了思科采取法律行动）。

　　为了应付中国的盗版生产行为，美国公司只好把产品的价格下降到相对低的水平。例如，在中国，大汉堡的价格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都要便宜（部分是因为中国人为的汇率所造成的，但这也是麦当劳公司的营销策略）。在其他领域，只要被中国领导人认为是“支柱产业”，比如汽车产业，政府的调控部门就会采用不可思议的许可证制度来阻止美国公司的扩展，从而让中国企业有机会迎头赶上并抢占市场占有率。美国公司可能会重点强调他们的产品质量，但是要想获利取决于能否打入中国市场以及打入的程度。

　　进军中国市场，容易遭到关税、海关和各种法律规则的阻碍。如果美国企业想要占有更大的市场，中国领导人也许会做出“让步”，但交换条件是必然与美国华盛顿政府政策相关联。中国方面对这些美国企业提出的要求不外乎：反对政府对台军售、反对人权议案、反对军民两用商品出口限制，以及中国领导人想要解决的任何问题进行游说；但这也不见得总能行得通。在我与美中贸易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华盛顿为中国进行游说最有效率的机构）前驻北京主任的首次私人会晤上，她向我抱怨中国官员“好像就是不明白”美国公司还需要大量推销自己的产品，双方似乎存在沟通上的问题。

　　我夹在中美双方之间工作，有时要当美国企业资本和渴望引入资金的中国独立私营公司的中间人，我感到有些艰难。清蒸鱼午餐、无穷无尽的会议、乘计程车四处奔走、传真计划书、修订计划书以及频繁的电话交谈，这些过程我都经历过。但最后你会发现，中国方面总是隐藏着一些事情，比如一笔糊涂帐（在中国经常是借钱不签书面契约的）和财务问题（为了逃避税务机关的追查而隐瞒公司获取的利润）。中国公司在帐目上玩的把戏是：把支付给投资方的红利当作支出而不是利润。这样一来，即使效益非常好的中国公司，每年的财务报表也会显示连年亏损。

　　中国的商业文化，在一党统治和几个世纪以来惧外心理的影响下，认为在外国人面前显露自己的任何真实情况都会先失一招，因此，在谈判中，双方不是围绕着底线讨价还价，而是纠缠在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上，比如尊严、态度和谈话的语调等。就像我的一个朋友所指出的：“中国人永远都富裕不起来，因为他们宁愿失去金钱也不愿意丢面子。”

　　中国的执意保密，为商业合资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美亚通讯的前美方经理告诉我，他手下的美国工程师有责任视察所有美方投资的通讯系统的设计工作，但是他们花了很多时间详尽阐述空中楼阁式的经营模式。而公司总部要求他把精力集中在电子计费系统上，撇开经营模式，“但是，中国说‘不行’。电子计费系统是我们的事情 ……。所以我们不清楚网路赚了多少钱，直到看见中国会计师做好的财务报表，因为，合约规定，财务总监由中国委派。在这一点上，美国公司被堂而皇之地蒙蔽了。我是一家投资了一亿美元公司的首席代表，时至今日，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的原始表格资料，比如拨出了多少电话或者是拨出了多少漫游电话，从来没有！”

　　我所认识的金融分析家没有一个能够得出有多少美国公司获得利润的确切资料，特别是那些最早在中国投资的公司。在北京的企业首脑，私底下没有人认为中国是个有利可图的市场。令人感觉良好的美国大使馆报告居然指出，一半的美国在华公司能够赚到钱；这与美国大使馆商务处官员的看法有很大出入，据他们私下透露，最多不到三分之一的美国公司，能够有季度性的获利，如果连首期的投资也计算在内，那么只有大约百分之五的公司赚钱。过分强调在中国经营的亏损对美国公司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因为美国金融界认为，在世界上最后一个尚未完全开发的最大的市场－－中国投资，是企业对自身未来发展信心的重要体现。你可以关闭一条生产线或者卖掉一座工厂，但是从中国把投资全部撤出会给企业的整体形象带来不成比例的损害。

　　然而，美国式的理念并不能改变事实的现状。许多公司面对盗版、仿冒、政府限制或者以上综合因素的打击，营业曲线会急剧下滑，同时亏损增加。公司派出的代表对此采取的做法是向中方老板表示他们将再投资，从而能够“在这里长期发展下去”。是的，除非你的公司像思科或摩托罗拉那样站在技术革新的前端，或者是比仿冒领先半步，要不然是阻止不了经营状况继续恶化的。例如，一个酿酒厂可以维持低运转，并可能会把多余的厂房出租，但是这样也不会使收支持平，经营状况还是持续低迷。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也就是曲线接近底部时，公司的驻华代表，我的潜在客户，就会纳入我的视野。我喜欢寻找年度书面报告上所没有的个人所具备的特征：他们会食欲全无、大量喝水、神情恍惚，当把事情原原本本说出来后，会更加沮丧；他们想减少损失，卖掉精心修建的厂房和附属设施；他们与令人厌恶的、强盗般的中国搭档共同经营龌龊的合资企业，他们需要解除合约后仍旧能够继续维持自身生存。他们在五到十年期间金钱损失得好比人体大出血，即使不断调整自身的支出也无济于事，直到最后，公司总部不得不说，够了。

　　现在，对少数我的潜在客户而言，中国与其说是事业的突破点，倒不如说是他们事业的坟墓。他们不得不打道回府了，但要想衣锦荣归……嗯，他们其中的某些人开始意识到，美国在某些方面与中国没有什么区别。在中国，如果你搞砸了，你得给别人送礼，花钱消灾；同样的，把公司的一些资金带回去不是也很好吗？所以，他们需要带走部分资产，工厂、办公室、IT器材，反正是容易变卖的东西。但是，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连资金转移这样的正常业务（人民币是不能够自由兑换的）也要由第三方来操作。难上加难的是，他们的中国合伙人似乎认为继承企业所有的资产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就像当哥哥的欺负弟弟一样）。许多曾经与美国公司代表一起喝酒、出席宴会和经常唱卡拉ＯＫ的中国合伙人，他们不是在企业倒闭的那一天，而是在麻烦的征兆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把他们想要的资产尽数拿走了，代表们甚至连当面骂他们一声“滚蛋”的机会也没有。中国地方官员不允许公开拍卖资产，除非得到大笔的回扣；若你不喜欢发生的这一切，想去打官司，中国的法律部门保证拖你个没完没了；如果你胜诉了，等你看到钱时，你工厂里的机器要么全部过时，要么锈迹斑斑。

　　这种悲惨的结局不是中国所独有，而是第三世界和任何新兴市场国家的通病。但是在中国尤有过之。由于对华投资专案多，资金规模巨大，此类事情的存在也为我们公司提供了巨大的商机。

　　这需要与贪得无厌的中国人进行精明的讨价还价，甚至以如同处理火灾后的废旧物低贱的价钱来计算，为企业讨回原有价值的一些零头。凭着我们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和在特定市场找到中国竞争者的能力，我们可以完成这些事情；虽然工作很累，很花心思，我们总能成交，获取佣金。尽管佣金只有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但这对我们公司来说已经意味着一笔不小的收入。

　　我直接明白地对老板解释，“我们的客户需要‘退出策略’，我们为什么不把这项服务与进入市场的策略一起写在公司的宣传册上呢？就显示在箭头的末端？”老板瞥了我一眼，低头摆弄了一下桌面上的纸张，然后看着我，脸上带着一丝勉强压抑的狡猾的微笑，他说：“不，伊森。那样会让人感到沮丧。”

    每个美国侨民在某个时候都会到中国的其他地方走走。一九九九年初，我办了一个去香港的短期签证。路过广州的时候，我笨拙的中国生存技巧使自己搭错公车，并一直坐到终点，到了一个火车站。站前的大广场上挤满了成千上百的人，顶着烈日坐在那里。他们头发乱糟糟的，好像已经数月没有洗过头；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专门运送国内旅客的火车站。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一个警察拉扯着蹲在地上的女商贩的辫子，她摔倒在地上，头重重地磕在水泥人行道上，椒盐鸡腿从她的塑胶袋中滚落出来。几个人擡起头来无动于衷地看着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蹲伏蜷缩在原地，一动不动。

　　我凝视着这一切，但是没有把相机拿出来。为了在北京的家小，我不停地在叮嘱自己，我拿的是往返签证，这不是用来收集流浪民工和违反人权的证据的。我穿过人群，拦下一辆计程车，以最快的速度离开广州。

　　这件事情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在一九九九年末，我知道，我再也不会看到那样的情景，至少在北京绝对不会。中国大地被蒙上了一层薄纱，普通中国市民往返于像广州和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之间的火车票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北京定期对公路进行地毯式检查，阻止大批想要进入北京的求职民工（美国游客不会被注意，因为警察很少拦截载有外国人的车辆）。

　　失业统计资料越来越令人怀疑。我的中国同事和家里的女佣人表面上很平静，但多次要求我把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当我问他们为什么时，他们告诉我，他们正在准备对付货币贬值、由于政府发行过量货币而引起的通货膨胀、银行挤兑等等。出于上述恐惧，他们不敢消费，政府所提倡的国庆日七天大周末并没有收到预期的刺激消费的作用。

　　这是小的迹象吗？当然是的，但实际情况也已现出雏形。国家统计局（NBS，前国家资料局）发布了关于所有外资市场调查公司必须进行注册登记和申请许可证的规定。注册登记之后，任何问卷普查，即便是关于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这样无伤大雅的题目，都必须先经过国家统计局的认可。任何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问题，都会被删除；公司若不肯合作的话，将被吊销营业许可。这个规定既暧昧但又严厉，请一个中国人回答有关职业（或失业）状况，现在有可能属于非法普查了。询问消费者的信心更是大忌。

    （注：国家统计局让类似盖洛普（中国）等具备精确计算能力进行大型民意普查（比如消费者信心普查）的公司陷入严重的麻烦之中。非常有趣的是，在规定正式生效的前几天，盖洛普公司做了一次全国性的突击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消费者的信心指数，由短短的几个月前的低下，突然大幅度上升。但是，在新闻或商业活动中却很难看到任何可以为此做出解释的迹象。是否盖洛普改变了普查方法？还是问卷问题有所不同？没有任何人做出解释。这让我怀疑盖洛普的结论完全是炒作的结果，目的是投其所好，得到国家统计局的宽容。但还是失败了。随后不久，国家统计局开始实施这项新规定；盖洛普公司现在宣布与国家统计局取得了共识，但毫无疑问，国家统计局推出这种规定的目的是为了约束市场调查公司，使其符合政府要求，对普查和普查结果做自我审查。）

　　一些中国朋友向我透露，国家统计局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一个与台湾有关的市场普查专案被怀疑在搜集情报。我们公司的几个分析员认为，这跟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有关。我曾经与从事普查领域的总裁交谈，他们认为原因很简单：中国领导人想避免民众态度的分化，同时牢牢掌控作为中国经济状况参考因素的各项指标。

　　在九十年代初期，需要隐瞒的事情并不是很多；随着邓小平宣布市场开放，中国对外公布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状况是惊人的：一九九二年是百分之十四，一九九五年逐渐降到了10.5％，当时的通货膨胀率维持在百分之十。国外投资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但是，中国跳跃式的增长与积重难返的国营企业问题，以及亚洲经济危机是相互矛盾的。中国的GDP变成了意料中的抛物线：一九九七年是百分之八点八，比前一年的百分之九点六有所下滑。当亚洲出口贸易彻底崩溃后，中国领导人面临着经济疲软的危险。他们相信，他们的存活依赖社会的稳定（必须防范工人组织起来，形成反对派），这就必须要把城市失业率控制在两位数以下，因此，他们认为这一切有赖于中国的GDP不能低于百分之七的年增长率。

　　一九九八年，朱镕基曾强调中国企业的经济增长率要高过百分之七，国家统计局立即做出反应，尽管那一年还没有结束，仍然宣布当年中国的GDP增长率是百分之七点八。玩笑越开越大，除了云南，中国的各个省份都争相宣布当年的增长率超过了百分之七点八。令各个省份感到尴尬的是，国家统计局决定在统计全国GDP时不再以各省提供的资料作为参考，而建立一套独立的统计系统（但这套系统的实际运作情况从来没有对外公布过）。

　　一九九八年后，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中国的GDP增长平稳：一九九九年是百分之七点一，二○○○年是百分之八，二千零一年是百分之七点三，二千零二年是百分之八。这些资料太完美了，与朱镕基每次的预言都不谋而合，但它们注定要受到挑战。来自彼兹堡（Pittsburg）大学的托马斯·洛斯基（Thomas Rawski）和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列斯特·素罗（Lester Thurow）等几名经济学家指出，只要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指数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就会发现奇怪的现象。官方公布的GDP保持平稳，没有明显的下滑；但是，尽管官方目前并没有推行大规模节能措施，工厂赖以生存的能源消耗量却在不可思议的连续下降。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的GDP在一九九八年到二○○一年增长的总和超过了百分之三十四，而能源的消耗量却在同一时期下降了百分之五。亚洲四小龙在经济飞跃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能源消耗的增加，而主要靠煤炭作为能源，又没有采取大规模节能措施的中国，又如何能开创这样的奇迹呢？

    其他的一些经济指数看起来也很奇怪。就业率保持平稳，在占中国百分之八十人口的农村地区，没有任何经济增长的迹象，而在作为南中国经济和金融支撑点的香港，则出现了负增长。消费指数与事实也不相吻合，当中国的GDP增长在一九九八年仍然被预测为百分之七点八时，空中旅行指数却仅上升了百分之二点二，而飞机票的价格持续下跌。通货膨胀指标却有所改善，从百分之十降到了零。出口指标波动很大，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却在某种程度上连续四年保持不变。

　　托马斯·洛斯基等经济学者注意到了这些资料，尤其是能源消耗指标，他们推算出中国的经济在九十年代后期陷入低谷并出现负增长，二○○一年的GDP增长率大概是百分之三左右。朱镕基对此的评论是，托马斯·洛斯基从来没有来过中国。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的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不厌其烦地声称：

　　“中国是我访问过的唯一一个你能够不断看见新增长的国度。”《中国经济季刊》（China Economic Quarterly），一家有权威的商业杂志，采取了折中的方法，称国家统计局关于一九九八年的资料是炮制的；那一年的经济明显出现倒退，但是，目前的GDP指数是精确的（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上下浮动一个百分点。香港科技大学的一名教授则指出，托马斯·洛斯基“得出的结论太过于依赖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其他资料”，也就是说，托马斯·洛斯基是在四面挂满镜子的大厅里操作。

　　没错，是这样的，我们也不例外。正当外资盲目飞往中国时，其实正是中国需要把投资用在发展科学上面。但就个人而言，我也不相信托马斯·洛斯基关于百分之三增长率的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意识到有两个中国，任何想要把它们各自的GDP发展资料调和到一个数据的尝试都只是猜想。在新中国即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包括我和大多数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发展的确很快，尤其是在靠消费和借贷（约占GDP总值的百分之十六）来片面刺激增长的条件下，近乎于百分之七的GDP增长率看起来说得过去。（如果你把许多分析家认为的国有银行的呆帐计算在内，比例可上升到百分之七十或以上）。

　　托马斯·洛斯基所指出的诸多反常现象，让我强烈怀疑我在广州所看见的另一个中国正在衰退中。那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外国人会选择在其中生活的中国。从能源消耗指数可以看出，这个代表广大国有企业走向的数位证明，中国广大的国有工厂正在崩溃。虽然我还没有精力把两个中国的数据合二而一，但有的市场调查公司已经开始探讨这另一个中国，考量它在普查中的份量，这是中国领导人所不允许发生的事情。中国领导人不希望外国人左右国际间对中国的看法，只希望他们一厢情愿地投资经商，相信中国政府有足够的资金可以把潜在的银行危机应付过去，并相信新中国会把另一个中国阻挡在北京之外。

　　难道这都是一场幻觉吗？鉴于以上所言，我觉得这对在华的绝大部分美国公司来说，中国这个市场是个无底洞：一个由口是心非的中国合伙人、死板而粗暴的官僚制度、根深柢固的盗版产业（根据有关资料显示，盗版产业占中国经济产出的三分之一）和在政治意愿驱使下，连GDP增长这样的数据都不能使人信服的无底洞。面对这些问题，为什么还要继续卷入中国市场？如果我们不能获得大额利润，到底是什么支撑美国在北京的新兵训练营并使其相信中国有着光明的经济前景？

　　在北京担任商业顾问时，这些问题无时无刻地困扰着我。来自自由市场经济社会的我似乎应该早该弄明白这些问题。后来，我终于搞清楚一些客户不合乎常理的举动的原因。

　　正如我上面提到的，我们的公关公司业务遍布全球，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在欧洲各国设有办公室，包括俄罗斯，甚至是在印度尼西亚和非洲。公司的口号是“大胆假设”。我的客户有国际性的问题吗？那么就让具有跨国能力的我们来帮忙解决吧！听起来很好，让人觉得有利可图；但事实上，许多在中国发生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境内解决。

　　但是，我还是发现了一个问题，可以运用我们在中国和美国的能力来解决：几年来，随着对耐克公司在印度尼西亚血汗工厂调查的不断深入，我看到泛太平洋的企业责任由众所周知的衰败，逐渐演变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的成员是美国工会、反全球化左翼人士、社会上关注流动资产的自由派人士和美国大学生，前者渴望对罪恶企业机制采取政治行动。他们抗争的焦点是改变美国大企业在拉丁美洲、南亚，特别是在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所雇用的工人的悲惨境地。类似的组织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并组成了广阔的联盟，包括反血汗工厂学生联盟（United Students against Sweatshops）、全国劳工委员会（National Labor Committee）、美国绿色企业合作组织（Co-op America）、血汗工厂监察（Sweatshops Watch）、美丽坚同盟（UNITE USA）等。上述组织通过国会听证会、日常传真和持有相同立场的记者对企业对待雇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劳工组织的活动人士打扮成投资者对中国黑暗的魔鬼工厂进行暗访，拍摄了四周围有铁丝网和岗亭的院子，真实地记录了有多少年轻的女工被赶进拥挤的狭窄的房间里（类似的房间数不胜数）、有多少休假和病假（几乎没有）、是否允许有工会活动（当然没有）、以及工人的收入（一小时二十五或三十五角）等等。

    共产党把自己改头换面，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的政党，为了避免承认过去三十年的所为都是错误的，他们自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外国侨民，我认为这句话有双重讽刺意味。在商场上，中国特色代表着彻底贪污腐败；我开始注意到美国公司里出现的一些显著的中国特色，在其中的商业专案中，腐败已经趋向内部化。一开始是打擦边球式的：本来只有几杯饮料，但在开销帐目上显得多了点，只要你说这是头一轮业务上的应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收据交给财务部门报销。美国人在国内这么做，来到中国后也这么做，当然了，我偶尔也会这样。但这可能发展成系统上的行为。

（注：例如，一名亚洲环球电讯（Asia Global Crossing）的前总裁向我详细介绍了关于公司主席兼营运总监威廉·比尔·巴内（William Bill Barney）虚报业务开销的情况。根据他的说法，有几种收取回扣的方法：利用与旅行社的帐务往来得到免费机票；猎人头公司带环球通讯公司前职员前来时，收取高价格；免费汽车；搬家补贴和为行政经理提供曼谷的公寓（尽管该公司在那里没有分支机构）；付给一家在澳大利亚的法律公司“神秘的法律顾问费”；签定雇佣合约要付两万美元，有一次甚至还超过了这个数目。但是，所有这些回扣在那些利用无数坏债和容量市场而制造的众多机会面前好比小巫见大巫。

　　据他透露，许多公司，尤其是网路公司，都是债台高筑，他们需要从亚洲环球电讯购买容量以提高公司的影响力和使股票增值。如果网路公司每条线路付五万美元的回扣，即使网路公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破产，相关支付协定的末期付款仍会被延续至很久的将来。

　　一个不容争议的事实是：这名亚洲环球电讯的前总裁形容公司当时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即使故事讲述的是亚洲版的安龙（Enron）公司，但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事件不像安龙公司丑闻那样遭到调查和报导，原因很简单，天高皇帝远，此类事件并不稀奇。）

　　在与美国商会的高级职员进行会晤和谈话的过程中，我偶尔会开开玩笑，把美国企业界的道德标准与我们在北京的所作所为做一些比较。令我感到担忧的不是偶然发生的贿赂事件，而是此类非法行为已经被认可为商业活动的组成部分。我至今仍记得我从前的商会同事翻起白眼，不以为然的样子。毕竟，他们曾鼓励我加入驻华商会委员会，甚至曾要我为他们在华盛顿的游说活动提供建议。他们觉得，即使我有点怪，可是我在华盛顿人面较广，并且我早晚会成为他们的帮凶。我不是那种一看见中国人就条件反射，认为他们是一群发动新一轮冷战的赤共，也不是那种被宠坏了的道德至上的孩子，我明白若想在华成功经商必须要做出许多妥协。

　　他们局部了解我的想法。我承认直接把美国商业道德和法律与我们在北京的所为做比较是有一点荒谬。我们是在一个极度腐败的环境中运作。虽然美国公司做出了妥协，但与法国公司比起来算好的了。我们最后的结论是，你要想在中国取得成功，就必须做一些在西方看来难以解释得通的事情；比如，给官员们送礼是贿赂行为，但在中国很稀松平常，在美国却是不合法的，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对在中国的我们依然有约束效力。

　　我在深圳遇见过一个教师，他向我了列举了IBM和DELL公司行贿的小例子，并用一个专有名词来形容这些公司“有中国特色的美国公司”。然后，他指出了其中存在的更大问题：“不是所有的美国公司都具备中国特色。但是，那些不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竞争中注定要遭到失败。”（注：当他所在的大学打算购买二百台DELL电脑时，学院想到了一个赚外快的方法。DELL电脑的直接销售价是一万元人民币（相当于一千二百美元）。他说，一个与DELL公司有关系的中国公司以每台六千元的价格把电脑购入再转手卖给学校，但是他们给学校开的发票却是一万元，多出来的四千元不是正常的利润。DELL公司明白，这四千元必须作为贿赂来保持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他又若有所思地补充道：“DELL能够从市场上赚取的利润非常微薄。”）

　　有一家公司在市场竞争中从来没有吃过败仗，那就是摩托罗拉公司。我详细了解了他们是如何在前经理的带领下，发展为最大的美国驻华公司之一，我把那位经理暂时叫做巴斯特“Buster”。

　　一般来说，人们在北京不太愿意谈论关于腐败的话题，仿佛有一种秘而不宣的默契在制约着人们；这道理很简单，如果他们想做生意，最好在言行方面保持谨慎。但是，在有足够的钱供他后半辈子过惬意生活的保证下，巴斯特决定“说出真相”。

　　巴斯特建议在京城俱乐部见面，这是北京外国人中的佼佼者经常来的地方，可以俯瞰整个京城东北部的景色。他找了一个好位置，看起来有点像抽鸦片的小房间：丝绒布料的靠枕，高雅的中式柚木桌子上摆放着威士忌、冰块。这里相对来说不算张扬。谈话中他不介意我进行录音。

　　巴斯特是摩托罗拉公司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五年在中国的高级营运经理之一。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见证了美国公司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故事。巴斯特与此息息相关，因为当时他负责处理公司的一切经营活动：呼叫器业务、成本研究专案、行动电话基础设施建设和行动电话用户服务等。在那时，中国的网路还不像现在方便。

　　巴斯特有私人管道可以了解公司的任何收入状况。九十年代早期，摩托罗拉呼叫器业务在中国市场的收入为十五亿美元，公司当时有百分之九十八的市场占有率，在九十年代初，平均每年的收入是十五亿美元，到了一九九五年则高达二十亿。

　　当时，摩托罗拉公司甚至在中国都没有开设办公室。他们建立了一种巴斯特称之为“发现者系统”的运作模式，专门通过香港和台湾商人进行具体操作。摩托罗拉公司与“发现者”签订了一项合约，就是如果签下某个合约，“发现者”将得到百分之三的回扣；为此，发现者必须代表我们进行“游说”。“游说”意味着“发现者”要与中国官员打交道，从中发现谁可以用金钱进行收买，然后把获利的百分之三送给那些中国官员们。

　　其他的美国公司也有类似的合约吗？巴斯特表示同意，“但摩托罗拉的回扣至少为百分之三……这是当时我的部门进军中国市场时约定俗成的规矩。想想吧，一年有十五亿美元的百分之三被装进了中国官员的私囊之中。真是要感谢摩托罗拉公司。”

　　也就是说，在九十年代初，每年有四千五百万美元；而一九九五年则达到了六千万美元。听起来花掉了不少的金钱，但是，要从摩托罗拉公司赚取利润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虽然公司与中央政府有着良好的来往关系，但它成功的真正关键在于打地方牌，对远离皇帝的地方官员和省市的大老板施加影响。中国有着二千多年的官僚体制，但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庞大，需要收取佣金的官员人数之多让人吃惊。这还不包括为了获得频率使用许可而送给解放军通讯兵种的钱财。想想那些宴会，以及为那些中国省市级官员安排去美国的商务考察等，要支付此类服务，一年六千万美元的贿赂费用看起来也不是很多。

　　常用的策略是从疲软的中央政府部门购买好处，不时地给他们利益回报。例如，摩托罗拉与邮电部签署合约，由后者凭此批发摩托罗拉生产的手机。但是，在部委的层面操作这样的事情要比在省市层面多一点风险和花费（部分原因是中央官员受到更加严密的监控）。

我自己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果美国公司想要在今后减少与北京官僚们产生潜在摩擦，从而避免支付有一定风险的“关说”费用，那就要考虑多种绕着走的办法。

　　一个办法是委托一家国家智库做研究，并确保智库机构中的学者们不用为钱而发愁，你可以决定研究报告的篇幅，比如说，五页。每一个智库机构都备有遵循共产党路线的关于各个行业的样板文件，他们需要做的只是添加美国公司对中国的发展和建设做出积极贡献的内容即可，这样的一个研究报告费用是二万美元（或者更多）。你可以告诉中国政府官员你已经委托著名的智库机构做研究，目的是想扩大公司的影响力，并假设官员会要回扣。这样做的过程是令人沮丧的，因为你不得不在懒惰的中国学者身上浪费金钱，而且在提交报告的过程中会受到诸多刁难，那位你想要收买的官员会假装从没得到任何好处。最后，你花了大笔金钱，还是搞不清楚得到了什么确切的承诺。

　　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聘雇一名高干子弟，即中国高级领导人的儿子或女儿来为你的专案进行关说。绝大部分的高干子弟都在美国的著名大学读过书，在美国商人眼中，他们既讨人喜欢且受过西方文化薰陶，又有惊人的本事沟通高层领导（巴斯特说：“等于雇了一个间谍。”）。

　　高干子弟是一群有趣而具悲剧色彩的群体，从他们身上可以折射出新中国成长的历史。一些高干子弟在八十年代怀着非常理想主义的信念想要改造中国，但是这些雄心壮志在天安门事件中被压得粉碎。为了挽回他们对国家的忠诚，中央在政府机构和企业、事业单位中给他们安排了重要职务，但是结果却是好坏各异（例如，几名高干子弟卷入了一宗试图把AK-47冲锋枪贩卖给洛杉矶黑帮的丑闻中）。最终，他们所有的梦想都被江泽民压制了，在北京，高干子弟给人的印象就是一帮过气的贵族，尽管崭新的、更加企业化的中国已经逐渐把他们所遗忘，但仍然维持着虚有其表的权势和风光。

　　巴斯特在九十年代后期曾为美亚通讯（Asian-American Communications） 工作过一段时间，公司当时聘雇了一名叫劳埃德·宋的高干子弟（他的父亲是建设毛泽东纪念堂、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主管）。宋每年的薪水是五万美元，公司帮他把女儿安排到美国上大学。巴斯特不赞成聘雇高干子弟的做法，他认为：

　　你几乎沦为高干子弟的奴隶或是类似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你遇见的事情与街头丑恶现象没有分别。宋很清楚政治体制内发生的事情，比如，朱镕基在电讯行业上的态度是什么。宋会把任何关于电讯行业的会议的任何细节透露给公司；但是，在高层会谈中的用语往往是含糊的，比如“我们要在低一个层面上进行操作。”然后，决定怎么做的是省市一级的官员。这就是问题的所在－－高干子弟对电讯和技术一窍不通。他们告诉你的讯息往往与你从省市级官员那里得到的是相矛盾的，你应该相信谁呢？在简单的商业决策中，宋在每个环节都要提出不同意见；高干子弟的作用不是去影响公司的决策，而是向公司汇报得到的消息，因为他们在公司决策层之外。把你的命运交给高干子弟是一个错误。

　　据巴斯特称，摩托罗拉从来没有聘雇过高干子弟：

　　如果你想对政策的制订施加影响，你不得不在省市一级的层面来操作。美国商人做过的最佳投资就是与那些和中国地方官员混得烂熟的香港商人进行投资，香港商人早就已经把地方官僚彻底哄得服服贴贴的了。中国有一句俗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下面的策略就是寻找上面政策的漏洞，中国非常善于此道。因此，摩托罗拉公司通过香港和台湾商人做地方层面的沟通工作，他们是摩托罗拉之所以成功的原因。

　　聘雇高干子弟对摩托罗拉公司来说也是非常张扬的选择。巴斯特指出，“发现者”合约中最容易暴露摩托罗拉公司的辞汇就是“关说”。但是，在合约中有意为摩托罗拉公司提供了从法律上否认与其相关的空间，和在道德上不受追究的缓冲地带。

　　我们是不能这样说的：我认识这个香港商人，他将关照你。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所以一切都让香港商人去操作。你问任何一个摩托罗拉公司的职员，得到的回答都是“我不知道”，“从没听说过”……你想在中国赚钱吗？那就需要有个瑞士银行帐号。

　　巴斯特在一九九五年离开摩托罗拉时，公司一年的收入是二十亿美元，但这个状况并没有维持多久就开始下滑了。“公司为地方官员策略开始付出代价了。”巴斯特说，这不是技术上的问题。只要在中国的公司每次遇到技术上的问题，他们就会把来自伊利诺伊州绍姆堡的技术人员请到中国来，他们可都是“世界级水准的工程师”。每次，只要中国在产品上有问题，摩托罗拉的工程师必定在三日内赶到。摩托罗拉是完美无瑕的，但却坚持要推广CDMA制式手机。中国一直以来采用的都是欧洲的GSM制式；在类比手机市场中，摩托罗拉曾一度占据了百分之七十的市场，当中国开始引进移动数位通讯技术后，则下跌到百分之三十，输给了西门子、易利信（Erisson）和诺基亚（Nokia）公司。为什么？部分是因为，影响政策的要价上涨了。

　　决定采用何种通讯制式受北京当局操控，最终由中央政府拍板决定。这样一来，地方官员的局限性就显露出来了。摩托罗拉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一个曾经为易利信公司成功策划了几宗大买卖的神秘的外国人开始出现，到处兜售他的简历。巴斯特说，这个人也来到了摩托罗拉公司，并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条件：

　　“进行运作需要一千万美元的自由支配基金，完全放手让我去操作，不要问任何问题，也不要问我钱的用途。如果你们答应上述的条件，我将为你们工作。”我们知道他的路子，也很清楚他会成功，因为他明白这一切对公司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巴斯特解释说，一千万美元的贿赂基金在那时对一个专案来说太多了。摩托罗拉只好放弃交易，眼睁睁地看着这场通讯制式的战争逐渐倒向愿意付这笔贿赂基金的欧洲人。成功者将获利至少十亿美元，因此，对欧洲人而言，一千万美元的贿赂基金是一笔非常有效益的投资。

　　摩托罗拉公司在CDMA策略上的失利对公司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但是，它在对欧洲竞争对手方面仍然保持着技术优势。这是由于它有着在技术革新速度上比中国盗版公司快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它有为中国国内公司提供技术转让的意愿，使它在巴斯特跳槽到另外一家公司之后仍然能够在中国市场上存活下来。

　　摩托罗拉公司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但是摩托罗拉公司并不愿意谈论自己的成功之道。我与摩托罗拉公司的主管公关事务的副总经理吉姆·格拉多维尔有着长期的、私人的和业务上的往来。但是，当我向他解释，有些问题想要请教他时，他对我的电话不予回覆；我遇见一位该公司总裁，一起随便喝咖啡，试图打听他们的内部消息，但他却礼貌地回避，只字不提。我请吉姆的公关事务部门合伙人在一家高档的四川餐厅吃午饭，她给我做了一个类似石蕊试纸式的测试，测试内容是江泽民在党代会上做的讲话。我肯定没有通过她的测验，因为她再也没有打电话邀请我为她做一个正式的采访。摩托罗拉公司对我的电子邮件更是不加理会。

当然，作为一个北京商业顾问，我也会建议他们那样做的。

 

第六章 谁扼杀了中国大陆的互联网？

　　当中国大陆互联网之父可不是件容易事。孩子们跑来跑去，船桨拍打着湖面，空气中弥漫着烤羊肉的味道；而麦克·罗宾逊这位年轻的美国电脑工程师，僵硬地坐在什刹海前的岸边，面对空无一人的咖啡馆，低声说着中国大陆互联网受到管制的事：“哪个更好呢？极权监控式的互联网？还是根本就没有互联网？”

　　一九九六年麦克被中共当局和冠博通讯（Global One，由美国速跑公司Sprint、法国电讯France Tele-com和德国电讯Deutsche Telekorn合资组成）聘为总工程师，负责在中国大陆为大众浏览国际互联网建立第一个与之联结的网路系统。

　　有一天他心情非常难受，因为与他一起工作的中国大陆工程师突然召开一个特别会议，想知道是否有可能对中文互联网上的电子邮件和网址做关键字搜索。麦克回答这很难说，因为在网路上旅行的所有资讯都被分割成包裹；试图窥探这些资讯包裹很难，加密的包裹尤其困难，你需要在传送过程中拦截到这些包裹，然后查核其中的资讯。他们接着说，你可以做到吗？第三次开会时，麦克发现就连他的这些电脑怪才同伴也打算放弃这种念头了。但高层的某人坚持着，在进一步兴建互联网之前，他们需要监视中国大陆用户到底用互联网做什么。对工程师来说，这只是为了保护自己而走走形式而已。只要这个外国人保证将来中共能够建造互联网防火墙来排斥外部世界并监视自己的国民，工程师们就能与他继续工作。“是的，可以做到。”麦克这样告诉他们，于是他们回去工作了。

　　美国人乐于作梦，前往中国大陆的每一代人都与梦想同行。一九七九年以来最大的梦想就是中共垮台，中国大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市场。美国商人与熟悉中国的人们长久以来反覆这样预言，认为此景已经出现或即将来临。然而，麦克并不那么天真，他认为所谓“民主即将到来”的这种花言巧语是为一己之私服务的。身处其境，他可以感受到中共当局建造互联网的真正意图。

　　麦克的朋友彼得·劳洛克（Peter Lovelock）说：“这些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既要控制通讯手段，又要利用这些手段，使其充斥了中共的声音。如果他们能隔断外部世界、隔断中国大陆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谁还会跟着别人乱跑呢？”彼得在北京主持资讯谘询公司MFC（Made For China）的调研部门。　　

    但对麦克而言，对互联网特有结构设计的执著，超越了成为中共当局共犯的顾虑。互联网最初是由兰德（RAND）公司的研究人员所发明的系统，旨在美国遭受苏联核攻击后，能够透过受损的网路传递美方的指挥命令讯息。这种系统显然可以有效且安全的在成千上万的中国大陆网民的杂讯中传递讯息。任何抵抗都是徒劳无功的，甚至在中国的外星人也无法抗拒。言论自由这只精灵一跳出瓶子，那些关于中国大陆民主时代来临的预测，早晚会成为事实。　　

    但是那种前景现在出了问题，不是因为网路结构设计有纰漏，而是因为美国公司的价值观在几个个案上出了问题。让我们接着麦克的话题，在北海坊膳享受三十道菜肴的宴席期间，听听一位温姓中国高级工程师一边喝着鱼翅汤，一边讲给我的故事。

　　随着中国大陆互联网的扩展，美国思科（Cisco Systems）公司引起中共的注意。该公司在建造防火墙阻拦病毒和骇客方面享有盛名。然而中共当局要思科解决的问题有点特别：如何防止国内十亿人从现在开始无法接触政治敏感的网站。

　　它是这么做的：如果一名中国大陆网民设法浏览国外一个有政治内容的网站，譬如《大参考》网站（由中国异议人士在美国创建），或是其他宣扬民主、独立或人权的中文网站，其网址将被一个过滤程式认出，而被剔除。浏览请求将被扔进电子垃圾箱，同时用户会收到一条平淡的讯息：“操作逾时。”

　　真了不起！但中共当局在实现这个操控机制上有一个问题。由于中国大陆藉着互联网可获利丰厚，八家主要网路服务提供商（ISP）迅速涌入，并且有四条通道与外部世界相连。另外，中国大陆一些小公司也到处接触与美国直接联网的大公司，伺机购买后者剩余的网路容量。那时西方投资犹如淘金般的狂热，正是中共当局摩擦互联网神灯，乞求精灵带给他们实现成功的愿望。值此之际，中共当局的监控似乎有些失调，几个部门为了争夺管辖权引发分裂，造成中国现代史上“战国七雄”的局面。

　　中共当局逐渐认识到，一旦放出互联网精灵，将造成巨大“损害”。在华外国侨民经常提起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解放军将军周末上网漫游，发现不仅可以浏览异端西方新闻，还可以看到《花花公子》杂志的裸体插图；于是他呈报中央领导，汇报这个新技术带来的一些问题。中国当局寝食难安，他们需要西方投资，以避免城市失业状况失控；也需要继续维持国有垄断（这样可以从他们手中控制的，如中国电信这样的实体中，继续获取回扣）。政治生存的需求迫使他们使用尚未拥有的技术来控制这一新兴且强而有力的媒体管道。

　　为强迫众人与政府目标保持一致，中共当局决定对互联网实行标准化，并在全国各地配置防火墙。公安系统一直以人工方式，利用关键字检索，搜索网路上的“违法网站”（譬如浏览西藏独立网站），并将封锁的网站名单通知给网路服务提供商。

　　问题是，互联网的使用量成指数增长，到一九九八年为止，在线帐号已超过二百万户，相对于四、五百万名使用者，上网人数每六个月增长一倍。由于网路交通量急速上升，公安部与网路服务提供商的过滤与内容检索工作几乎忙得焦头烂额。　　

　　在中国大陆，“防火墙”与“审查制度”几乎是同义字；整顿互联网不仅需要外来协助，更需要特殊的装备，以便从内部将大陆的网路交通重新导向、拦截。电子邮件是其中防范的要点。

　　一九九七年，当中共当局决定建造一条电子长城时，由中共资讯産业部牵头的几个部委至少考虑了三家公司：海湾网路公司（Bay Networks）、升阳公司（Sun Microsystems）、以及网路霸主──思科公司。隔年，思科击败所有对手，取得中国电信大部分合约，负责打造中华网。

　　思科在産业中以客户满意与“一条龙”解决方案著名。北京的工业专家都知道，中共互联网的防火墙出自思科之手。思科是如何获得这独霸一方的地位呢？据中国工程师温先生说，思科专门为中共当局所垄断的电信业开发了一种路由器设备、整合器、和一个“特殊防火墙盒”以满足政府监控的目的，还慷慨折价出售防火墙盒。温说，在西方类似産品五万美元一个，在中国一个盒子只卖二万美元左右，而中国电信买了“数以千计”的盒子。

　　一九九七年IBM总裁罗·哲斯特那（Lou Gerstner）与江泽民会面后，IBM协助安排了尖端技术贷款，导致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中国大陆防火墙采用了思科的路由器。麦克·罗宾说：“思科公司狠赚了一笔，他们已经遍布各地了。”在整个中国大陆，只要互联网用户搜索被封锁的网站，他们就会看见“操作逾时”。

　　思科不否认在中国大陆的成功，它的代表最初也不否认曾根据中国大陆市场的“特殊需求”对产品可能做过改进。思科公司从来没有在世界其他地方这样做过（稍后思科有位经理对我的朋友证实，这种作法在思科公司内部引起很大争论）。但思科断然宣布，对于中共当局如何使用它的防火墙，不承担任何责任。

　　北京思科公司的系统工程经理大卫·周（David Zhou）在北京西郊的公司总部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们对中共当局的规则毫不关心，这与思科无关。”我承认这说法有一定道理，即枪本身不会去杀人，而是使用者的问题。你能期望一家制造防火墙设备的公司做什么呢？难道停止制造防火墙吗？

　　他满怀信心地补充，思科的路由器有能力拦截资讯和进行关键字检索，“我们有能力深入查看这些封包。”这表示他们只要愿意就可在中国大陆网路上随意进行关键字检索吗？对，就是这么回事，周表示同意。当我问他思科的工作要向哪家政府部门汇报时，他说，思科接受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和人民解放军的直接监督。

　　思科允许解放军查看封包吗？周可能不知道，也可能不愿意说。但二○○一年四月十八日，著名民运人士齐瘦竹用朋友的电脑从一个网站上列印一些促进中国民主的材料，几分钟后就在拥挤的长春火车站被拘捕。由于他随身携带了民运人士冷万宝的文章，警方随后在吉林省也逮捕了冷。这种仅仅因为参与网路活动便遭到逮捕的事件每天都在中国大量发生着。无论是羽翼未丰的民运网路论坛传递电子邮件地址，还是法轮功及基督教地下教会在网上寄发帖子，都难逃这种厄运。这说明思科也许不是唯一一个可以深入查看网路封包的单位。

　　其实思科的防火墙也并不是那么有效。每天都有包含被禁内容的新网站涌现。由于互联网服务供应商阵容日益扩大，且希望更多用户上网，令中共当局更新被禁网站黑名单的工作力不从心。因此，中共安全部门发现，对搜索引擎也要采取控制措施，这是找到新网址的渠道。

　　商业新闻把中国大陆市场上本地化的入口网站和搜索引擎描绘成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造成美国AOL、Google和Excite之间的竞争，也把搜狐和新浪为夺取市场龙头老大地位的竞争，形容成殊死搏斗。中国雅虎这个来自美国的先驱者，目前排在第五位。二○○一年七月，一位前雅虎驻京高层代表告诉我，雅虎实际上是中国大陆最流行的入口网站，遥遥领先其他入口网站。雅虎公司耍了一个聪明的手段，在每一次大型统计时，他们把雅虎分成好几个地区网站，这样一来雅虎就不会成为排行榜上的第一位；这样做是为了混淆网站的点击率，“被视为太张狂，太具有外来色彩不是好事。”他是在我答应不提及他的名字和身分特征的情况下讲出上述这番话的。

　　中国人的惧外心理使很多其他美国公司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但是雅虎公司显得更急于讨好中共当局。所有中国大陆网路聊天室和论坛都有一个“大妈”，是所有审查小组的负责人，她的下属会及时删除网路上任何不合政府口味的言论。但雅虎的处理方法截然不同。如果你在讨论中间打出的文字是：“我们应该在全中国举行多党派选举！”其他人不会对你的话做出任何反应。虽然你可以看到自己发送的话，但仅仅显示在你的荧幕上而已，见证这一言论罪的只有你和雅虎大妈。在对其进行拦截并阻止发送后，雅虎大妈会热心地给你发来一封友好邮件，建议你言辞谨慎。这种审查制度居然还带有新时代维护自尊的特点。

　　该雅虎公司前代表还承认，在中国雅虎上搜索“台湾独立”不会有显示结果，因为雅虎对特定的关键字设定了搜索限制，比如“法轮功”和“中国民主”（搜寻著名异议分子网站“大参考”时，你会受到一击，中共当局的一个网站会出现在面前，把前者抹得干干净净。）雅虎公司怎么会采取这样的规定呢？这位前代表解释：“这是一个未雨绸缪的办法，国家新闻出版署负责监督，保证我们必须符合要求。这样做是为了不受到他们的指责。”依这个逻辑，当雅虎拒绝美国之音提出的购买广告空间时，其缘由一定是为了保持网路功能畅通无阻。对如此这般的审查制度，他是这样辩护的：“尊重当地的管理至关重要，我们不创造资讯内容，只是个媒介，一个有选择的媒介而已。”

　　但这却是一个重要媒体。中共当局利用它发起针对台湾、西藏和美国的宣传攻势。当然，互联网在中国大陆被承诺是自由的而不是有所选择的。这位前代表面对这种结局露出厌倦的表情：“你要有所调整，对网上言论进行的镇压层出不穷，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很正常的。”

　　但是，所谓的“正常”在中国大陆也会因为受到压力而扭曲。早在一九九九年，外国商人就意识到中国大陆对互联网实施了监控。国家安全部门几乎可以获取任何他们想要得到的正常联系邮件，但是他们能查核这些资料，读懂这些邮件吗？我们那时想，或许他们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所以，那时工资支票照样签，商业计划照旧制定分发，投机资本依旧流入北京矽谷寻找极具诱惑力的高科技公司，都信心十足地认为加密动作保证了重要的金融交易安全无恙。

　　但是，他们的信心随着警告信号的出现开始削弱：中共当局对微软公司公开丑化，指出微软公司在其产品中留有后门，可以“窥视”中国大陆金融交易的情况（并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分享有关资料），解放军计划在中国大陆推广另一作业系统“红旗”（LINUX），取代微软公司的视窗。这一切都是从那年夏天开始的。

　　一九九九年十月，中共国家密码管理委员会抛出一个针对外国公司的新规定：交出内部的原始码、加密钥匙，将所使用的电脑注册，并提供所有使用加密功能（这等于包括了所有常用的商务软体）的员工的护照影印件；笔记型电脑要到政府指定的维修站进行维修（估计要把电脑里面的内容下载，供国家安全机构查看）；公司内部的员工调动，从一台电脑换到另一台电脑也要备案；掌上电脑和行动电话在入境时必须如同传染性疾病一样进行申报。

西方企业原本估计，这个新规定是中共内部权力之争导致的一个副产品，大家都希望国家密码管理委员会很快消失，退回到原来不闻不问的状态。但是在二○○○年一月，委员会向所有在华外国公司发出最后通牒：在三十一日前必须要进行注册，否则将面临财产充公和起诉。

　　这次人们恐慌了。有三家机构开始着手应对这起事件，它们是美中贸易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和中国电子商务论坛（E-Commerce China Forum）（一家西方科技公司在北京建立的游说团体）。美中贸易委员会与中国的部委之间有着非常牢靠的关系，因此又开始了常用的软硬兼施的策略。但是，鉴于中共当局显示要一劳永逸地解决密码使用问题的坚定决心，没有人真正知道下一步如何去应对；甚至连美国大使馆也感到相当的茫然。

　　在美国商会的每周例会上，使馆商务处承诺会有援兵到来：商务部长威廉·达勒（William Daley）将于一至两个月内到访中国，他会与中国领导人会面，解决所有问题。同时，使馆商务代表希望美国公司能进行一些牵制性的活动，并利用卡拉OK、三温暖等机会，藉机向中国大陆的商业伙伴提及密码问题上的新规则，并拜托他们把我们的关注反映到中共领导层。

　　出于维护切身利益，我找了一位原先在电视公司结识的美裔华人朋友，他是我原来老板魏女士的丈夫，大概是个不公开的高干子弟。他的办公室挂满了他与朱镕基、李鹏等大人物的合影。这样的办公室在北京很常见，但我知道这位高干子弟货真价实。江泽民对他父亲非常重视，在美国进行访问期间曾到他们位于新泽西州的家里喝茶。依据中国的约定俗成，这个儿子继承了父亲与中央领导层的直线关系，即使不是与江泽民本人也无妨。此外，他执著地推动互联网的发展－－相信这种新经济模式会为中国大陆创造出奇迹。

　　但是他不属于那类喜欢泡卡拉OK、酒吧或洗三温暖的人。因此，经过一番关于中共互联网最新统计用户数的简短交谈后，我开始切入正题：如果密码管理委员会坚持原先的立场，那么美国商界和大量的西方投资可能会被迫撤出，中国大陆的最惠国待遇将变得非常不确定。中共领导人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呢？他的脸上转变成一种神秘莫测的微笑表情，看得出来非常得意。他说，他将对此事做些了解，然后再与我联系。

　　我不是反应过度，中共领导人这回赌得大了点儿，可能失去一切。与各大企业代表参加完在丽晶酒店举行的策略会议后，我邀请微软公司的法律顾问刘凤鸣一起喝咖啡。他现在的处境比较困难：中国微软公司的前任中国籍副总经理写了一本非常畅销的小说，她在书中揭露微软公司参与了美国反华政策以及对中国大陆实施帝国主义图谋的事情，致使微软公司成为中国大陆媒体的众矢之的。所以，我猜测身为美裔华人的刘凤鸣之所以被微软聘为法律顾问，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他的背景。

　　在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北京，这是常用的方法，可以与中国人较为顺利地进行谈判。刘看起来是微软公司的装饰品，但同时也是我在北京所熟悉的商人中最出色的一位。在策略会议会上，他根据现场的气氛，以轻松的、让人容易接受的方式讲述微软公司的立场，使人不至于对微软公司的目标产生误解。

　　当我们在咖啡屋里时，我能感觉到表面的平静正掩盖着内心深处异常的愤怒。服务生走开后，这位微软公司法律顾问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交出我们的原始码？我们很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有的规定都是冲着我们公司来的。微软公司绝不会容忍这一切的！”刘凤鸣炯炯有神的目光充满了愤怒，眼球似乎就要冲破金丝眼镜的羁绊。如果密码管理委员会不做出让步，那么微软公司将撤出中国大陆，也不会在中国大陆公布微软视窗2000作业系统；一切都将取消，永远取消。

　　透露这种重要资讯非经过深思熟虑不可。微软操控着中国大陆市场，没有了微软的产品，中国大陆的商业将面临沉重打击。同时，这等于投了一张举足轻重的不信任票，其他企业也可能撤出中国大陆。

　　几天后，我搭计程车去一位在日本商界中颇有影响的商业代表的办公室。他叫白仁杰（Tibor Baranski），美籍匈牙利人，成功打入了等级分明的日本商界。他的会议室俯瞰着长安大街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街上购物的中国人如苍蝇般四处蜂拥窜动着。被污染了的金色阳光洒进屋内，我们喝了几杯辛烷含量较高的日本茶，抽了一包非仿冒的肯特牌香烟，经过四小时，我们大致达成一个协定：一经日本政府同意，日本商界代表将出席美国商界就密码一事举行的会议（没有本国政府同意，日本公司似乎不会贸然采取任何行动）。

　　一周后，那个不公开的高干子弟打电话给我。当我到达他的办公室时，他看了看我，目光阴郁，然后宣称他已经找过一位高层人士，得到了明确回答。他说：“打开视窗吧”，然后平静地点了点头。我想我是不是听错了，或者他的点头意味着事情有了转机？

　　“打开视窗？”我愚蠢地重复了一遍。“是的，打开视窗。”他严肃地说。他向我解释：中共领导人相信美国的加密软体，比如视窗等，实际上是安插在中国大陆的某种特工。的确，微软的加密软体可以保护金融交易，但也会锁定所有使用视窗的中国大陆电脑。“当解放军进入台湾海峡（这是中共‘入侵台湾’的委婉说法），中国大陆的电脑都将接收到美国卫星发来的一个讯号。一个视窗会弹出，要求输入一个只有美国人才知道的密码。中国大陆所有的电脑将因此而瘫痪。”

　　我寻思这真是典型的想像！如果他们有能力的话，这就是他们想要对我们做的事情。所以他们推论，既然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一定会对他们做这样的事情。我禁不住争辩说，这好比电影“X档案─征服未来”里的幻想！高干子弟说：“跟以前一样，你还是不了解中国！”他摇摇头，结束了我们之间的交谈。　　

　　但几天后，北京的外商们决定不再坐等救兵到来。当中国大陆南方的海关扣押了一家著名日本公司的加密DVD影碟（用来防止仿冒）后，美国、欧洲以及日本商会，会同来自IBM、微软、摩托罗拉、NTT Docomo等公司的代表，在位于华润大厦顶楼的美国商会的会议室会合，我们紧急地草拟了一份联合公报，上面盖有各个商会的印章，并送达相关的中国部委。

　　紧张的局势开始扩大，如果中共领导人认为我们的举动是历史上船坚炮利外交的翻版，那将是什么情况呢？这是日本、美国和欧洲洋鬼子联合起来想要遏制中国大陆吗？尽管刘凤鸣坚持继续推动，而且我们也一再重复所说过的话，但是我们已经走得太远，加上同侪压力，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来了。唯一能使人感到轻松的是从会议室可以看到北京外国使馆区的全貌。后来，当我们在会议中间抽烟休息时，一位参加者半开玩笑地说，窗户外可能出现解放军的直升机，像电影“教父Ⅲ”剧情中那样对我们扫射。

　　几天后，事情进展得出乎人们的意料，国家密码管理委员会进行了相关的澄清（实际上是在相对宽松的资讯产业部指导下进行的），缩小了密码的定义范围：法律仍然有效，但是，软体可以含有密码，只要它不是软体的“核心功能”。外国公司也不需要注册了，行动电话和笔记型电脑可以自由携带。当这些装置出现故障，也可以不在政府指定的服务站维修。视窗2000可以如期推出，外国商人可以回来为建设新中国继续贡献。

　　整个事件过程令人非常好奇。当中共当局命令微软公司交出原始码，作为经商的代价，微软公司选择了抗争，非常罕见地在北京带头组成了包括美国、欧洲和日本商会在内的联盟。面对失去先进技术的不利局面，中共当局依然保留了这条规定，但对其进行了重新解释，放弃了原先的所有要求。想像一下吧：由不同国家的各大公司和商会组成的联盟，在没有使馆官员的协助下，居然成功地说服了中共当局。但实际上，此类举动非常罕见。我们可能有这样的能力，但奇怪的是我们都不太愿意用它。

　　理论上讲，中国大陆急于介入互联网的企图，将给那些参与投资互联网的公司很多可利用的机会，但实际上这些机会却溜到中共当局手中，这些外国公司反而要低三下四地乞求恩惠。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网景和升升阳电脑系统都通过支援中华网通有限公司（新华社分支机购）来帮助中共当局进行宣传的决议。为了不至于被挤出市场，实华开（Spark Ice）公司（一家加拿大互联网公司）高声宣布它的网页只提供中共当局核准的新闻。美国在线一份被私自公开的备忘录印有回答记者询问的指导原则。

　　这份备忘录暴露了该公司权衡利弊，考虑如何处理中共公安局要求美国在线提供有关持不同政见者情报时的态度。如果决定正确，将绝对有助于中共当局加速核准美国在线在中国大陆提供互联网服务，并有可能在中国大陆电视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二○○一年十月，美国在线出人意料地与中国大陆教育电视台签订了一项重要合约（他们还为中方在美国在线的有线电视系统中播放中国大陆节目提供方便，从此实现了中共国家电视管理高层长久的梦想）。

　　北电网路是加拿大一家很大的公司，野心勃勃地想要进入中国大陆的监控技术市场。早在一九八○年代，美国联邦调查局为了进行“根管行动”（Operation Root Canal），以便截取电话通讯内容，曾寻求潜在的合作伙伴。美国所有的电话公司都毫不迟疑地拒绝了联邦调查局的要求。然而北电网路率先与联邦调查局合作，到了九十年代，他们通过北电网路在广东的合资公司又把联邦调查局的技术转让给了中共国家安全部。

　　从二○○一年四月开始，监控技术在中国大陆IT市场的需求不断地增长。与此同时，中共公安部决定实施“金盾工程”；这是一个覆盖全国的数位网路，目的在于加强公安部的控制力和提高获取中国公民的个人纪录。中共当局的目的是把互联网作为一个全面的监控系统来使用，而这些北美的公司则急于销售，结果一拍即合。思科和摩托罗拉以及西门子公司早就表示了兴趣，最后摩托罗拉公司把最先进的加密通讯系统（TETRA）卖给北京警察机关，成了大赢家。但起先最积极地催促中共强化防火墙功能的却是北电网路，它建议中共使用个人追踪筛检程式来检查网页内容，这项技术即使是在宽频高速互联网环境下使用也运转良好。

　　北电网路首先在上海推出了“个人化互联网策略”光纤网路服务，提供个人化选择和功能设定。但是，中共当局花一千万美元买下的这项技术却是为了从用户的IP地址找到用户的统计资料，甚至可能包括用户与政治倾向有关的资料。北电网路还推广一套数位监控系统，声称不仅可以对远端摄影机摄取的监控影像进行合成和分析，还可以对面貌、讲话和声音进行识别，相关资讯可以与身分证晶片的内容进行对比。从此再也不会出现警察在火车站检查，要求人们出示身分证明的不愉快场面了，而是通过一种无声的仪器读取身分证里的资料（首批装备已经运抵北京）。

　　北电网路还成功地向中国电信推销了包裹交换设备，天安门和市内其他公共场所也已经开始使用北电网路的高点影像监控装置。据中共媒体报导，这种间谍技术使上海市公安局利用摄影机获取的影像对比网上影像和其他资料，成功地在上海火车站抓到了一名嫌犯。由此可见合成面部辨认已经得到实现。

　　美国小公司和一些小国降低成本的本事高人一筹。当中共公安部官员和摩托罗拉、飞利浦、杜邦及西门子等IT巨人争先挤入中国网路安全新技术展览时，这些小公司也嗅到了血腥。爱可信（Netfront）公司（美国加利弗尼亚注册的网路安全产品供应商，大部分产品销往中国大陆）和美国电子商务资讯安全中心（RSA Security）（曾率先把加密软体卖给中共，闹得家喻户晓）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共公安部门的商业伙伴。由雷迪雅（Radiate）等“间谍软体”公司提供的免费下载程式（同时也在用户电脑的记忆体上安置追踪程式）也开始出现在中共当局资助的网页上。

　  911恐怖攻击发生之后，非常规战争袭击手段（包括电脑病毒攻击）有增无减，北京当局与西方商界之间的合作呈现了新的特征。二○○一年发生了一起臭名昭彰的事件，美国网路联盟（Network Associates）（即McAFee病毒扫描程式制造商）、赛门铁克（Symantec）（诺顿防毒软体）与东京的趋势科技（Trend Micro）通过为中共公安部门捐献三百多种电脑病毒而获准进入中国大陆市场。这三家公司在中国大陆防毒市场占有率高达百分之七十四，并拥有绝大部分目前已知的电脑病毒资料。就像人类的病毒，电脑病毒也很难控制，因此防毒公司对待病毒的作法很像美国疾病防治中心，即隔离起来，只允许少数得到国际性研究机构授权的研究人员接触病毒的资料（如此说来，那就只有电脑病毒研究中心才能得到授权）。　

　  这些防毒公司对外解释宣称，这样做是因为中共公安部要求软体上市之前，公安部必须要对产品进行测试，这实属自然。然而，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公安部曾对任何用户做过防毒测试，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公安部需要掌握三百种病毒。（McAFee、诺顿和趋势公司在其他国家从没有在这种圈套面前上当过）。这几家公司还声称，他们提供的90％左右的病毒都是常见病毒，凡有奉献精神的中国大陆研究人员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也许吧，那么剩下10％的病毒又是怎么回事呢？

　　比较善意的解释是中共想要利用一些西方技术和研究成果，帮助中国大陆本土的网路安全公司在市场插上一脚。MCAFEE、诺顿和趋势公司可能太急于获得许可进入市场，致使自身在中方竞争面前处于技术劣势（它们也许还不是第一批做出如此短视行为的外国公司）。但最终的结果是，它们让互联网世界在中共面前变得不堪一击。美国大使馆曾经秘密对一种木马程式（the picture.exe virus）进行监控，该程式入侵用户电脑后会把PGP加密软体的个人密码钥匙发往中国大陆。臭名远扬的蠕虫（Code Red）病毒，据说起源于中国大陆。起初，人们没把这个病毒太当回事，但是，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两个设在加拿大的法轮功网站发现受到来自中国大陆骇客的攻击而使网路连接速度变慢（通常是DOS阻绝网路攻击）。他们只好通过一个在美国的法轮功网站的代理伺服器继续运行，但没过几天，该网站也遭受了同样的厄运。在对原互联网IP地址和一个亚太地区互联网注册组织进行交叉检查中发现，执行攻击的骇客来自北京东长安街14号－－中共公安部的地址。

　　以上事件不是孤立的，对中国异议组织网站不断增加的攻击可能只是一种演练。中国大陆每年举行的针对台湾的军事演习都是以“资讯战”开始的。集结来自各大军区的特种作战单位，发起针对台湾通讯系统的大规模攻击。例如，驻扎在上海的资讯战部队将负责攻击台湾的无线通讯网络和双重编码口令。　

　  美国被看成特殊对手。美国在波湾战争、科索沃和阿富汗使用的精准导向武器，令中共非常规战争方面的军事分析家对美国的军事打击能力感到震惊，同时美国社会的脆弱又令他们感到兴奋。中共相信，美国过分依赖互联网是其致命的弱点。中共的先发制人将是运用电脑病毒集中攻击美国通讯和金融系统，令其瘫痪。这已是解放军作战手册中的信条。正如一本中国大陆军事杂志最近谈到的，心理战的最高目标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些含义模糊的字眼延续了毛泽东游击战的思路（有些引用了古代军事家孙子的语句）。

　　新组建的解放军“互联网部队”就是对这个思路的具体实践。这支部队由年轻的电脑工程师组成，他们接受的训练就是如何对美国的互联网进行多点攻击。中共的宣传已引导社会逐渐接受了这种理念，并以此为荣。比如在中共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被炸后，中国大陆骇客被官方媒体当作爱国者而大炒特炒，我那些笑个不停的同事打开我的办公室电脑，调出面目全非的白宫网站；我不得不承认，克林顿头像上飘动的海盗旗展现了颇具中共特色的炫耀。

    两位中共解放军上校乔良和王湘穗撰写的《超限战》一书，被认为是中共鹰派和骇客的经典之作，书中提出要使用“新概念武器”。在书中和其他相关论坛上，作者明确鼓吹利用具有削弱和隐蔽功能的病毒攻击美国，并利用“谣言战”致使美国股票市场崩溃。言下之意是利用自由社会的传媒和市场等工具对自由社会进行打击。一场由McAfee和诺顿公司病毒源所衍生的变种病毒，在不久的将来试探性的造访是相当可能的。然而麦克·罗宾逊认为中共知道解放军所谓的“珍珠港事件电子版”也有局限性。一九四一年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没有后备支援，但现在美国的绝大部分资讯网路都具备这一后备支援功能。问题再次浮现出来，中共公安部将如何处理剩余的10％病毒，即三十多种网上找不到的病毒？中共需要的是一种逐渐展开的攻势。对美国网路展开持续且快速出拳的攻击固然可以严重破坏美国经济、损坏基础设施和削弱人们的斗志，但是，在攻击之前手头上必须拥有足够的不同种类的病毒，在使用过程中要非常谨慎，自始至终不能给国土安全部门、商业机构、媒体和公众任何翻身的机会。如果在烟雾消失之前，要偷偷更改金融资讯的话，攻势更应该如此。对美国电讯、金融系统和电力网等基础设施发动此一精心设计的攻击确实能够起到作用。在现实世界中，网路经常会出现中断的现象，但如果所有的网路都在同一时间中断的话，美国经济将会迅速崩溃。　　

    虽然美国人认为网路袭击不太可能，因为这样会导致双方同归于尽，只会让双方的经济与商业受损、两败俱伤，但我们不能忽视中共的看法。中共目前试图用“红旗”LINUX作业系统替代广泛应用的微软视窗就是一个信号。在不打扰中国大陆国内商业正常运行的情况下，解放军正在为潜在的网路战争谋求一种优势。思科公司的“防火墙盒”（由北电网路进行了升级处理）不仅可以防止中国大陆公民接触外面世界的敏感内容，同时还为创建“长城1.0版”铺下了坦途。我认为“长城1.0版”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互联网系统，只要得到命令，随时可以切断中国大陆与外界的互联网连接。

　　为什么一些积极在国际上争取良好声誉的美国公司，要为一个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大哥监控式的互联网提供审查和监控技术呢？答案很简单，为了赚钱。对思科、易利信、摩托罗拉、诺基亚和北电网路而言，为中国大陆建造互联网意味着可以赚大钱。我的一个工作职责是管理中国商务论坛（一个以科技产业为主的西方公司联盟）。在会议上，我们曾讨论如何降低贸易壁垒和中国大陆关于资讯市场的一些没有必要的规定，但鲜少涉及审查和监控方面的道德问题。如果出现这样的话题（通常是无意中提出来的，比如怎样处理互相冲突的规定），往往被视为在中国大陆经商所必须付出的微不足道的代价之一，获准进入市场才是大方向。但是，在北京的西方社交圈子里流传着对中国大陆互联网的三种假设，以兹证明符合中共当局的要求是正确的。

　　第一，目前的状况是暂时性的。中国大陆的市场核准完全由中共领导人说了算。为此，我们就必须满足他们的要求。最终，市场的扩大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会降低经商的门槛。

　　第二，这是一个充满了无限商机的市场。美国互联网增长减缓，但是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人口每六个月就增长数倍。

　　第三，这里是狂野的东方。我们这里所做所为谁会知道呢？　　

　　互联网的淘金热是如此令人兴奋，以致一些来自以节俭为传统的中国大陆农民阶层也迫不及待地想要加入。我记得，在一个寒冷刺骨的夜晚，我走过一个行人稀少的路口，寒风好像是被鞭斥着从蒙古高原一路呼啸而来。我走进北京希尔顿饭店明亮而温暖的大厅，准备参加一个由美国赞助的资讯投资公司的开幕仪式。我看了一眼宣传册，上面的内容讲的是如何发挥投资和创意结合的优势；然后，我观察了四周的情况。会议室里挤满了中国大陆互联网市场的顶尖人物，他们都在忙着交换名片。我可以认出他们其中的三分之一。如果我从房间的另一头开始走，可以与许多旧雨新知相逢，然后邀请一个潜在的客户出来抽根烟。

　　在大厅大约12点方向有一串长桌，摆放着美食佳肴，好极了。正当我向桌子走过去的时候，一个中国少年突然扯了扯我的衣袖。我转过身低头看他，从他廉价光亮的皮夹克、瘦小的身躯和憔悴的眼睛可以判断，他绝对来自外省。“您…是来…投资的吗？”他结结巴巴地用英语问道，带着不加掩饰的雄心和兴奋。我对他的胆量感到吃惊，但不会忘记那一刻他显露出来的不安。这让我回忆起了二十年代后期纽约擦鞋童玩股票的故事。我笑了，对他说不是，然后指了指人群中几个看起来像投资者的人，同时决定我该减肥了。

　　肥胖得有点令人反胃，这就是当时的情景给我的感觉。也许这个互联网在中国电信业的眼中就是一棵巨大的摇钱树，我对任何愿意听的人都讲过这个看法。有一天，美国商界的一位高级成员无法忍受我的疑虑，把我叫到一边。当我们站在富华大厦昏暗的楼梯间，叼着仿冒的万宝路香烟吞云吐雾时，他向我宣读了福音，他说：“伊森，我们谈论的是关于电子商务的未来，这是我们这个年代的最大的商业创新…是在中国大陆，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他的声音在楼梯间内回荡，“所有这一切让我兴奋！我也希望这能让你兴奋！”

　　这肯定是受伟哥经济的影响，但他的一番话听起来让人精神振奋。他是对的。所有西方大企业的驻华商务代表都相继接到执行的命令：制订电子商务计划，现在就做。这对他们实在有点像赶鸭子上架。他们之中许多人甚至还不会用掌上电脑和手机，对商业与商业之间和商业与顾客之间的一体化电子商务的前景茫然无知。这对以谘询业维生的我们而言，至少在短期内可以利用他们的困惑赚上一笔。

　　为什么？因为现实中的中国大陆基础设施仍有许多不利因素尚未消除，没有实际存在的网上付费系统，原因是几乎没有人使用信用卡（信用卡的使用者只局限于小部分比较富裕的中国大陆公民，而且许多网上付费系统拒绝接受来自中国大陆的线上支付，因为曾发生过难以结帐的先例）。没有可靠的传送系统，因为国有机构垄断了包裹的传递。中国大陆国营企业在使用互联网之前，一直伪造企业的所有库存资料。从他们的西方伙伴那里得到网路电脑后，他们继续伪造资料。许多案例表明网路系统并没有大幅度提高效率；相反地，许多西方企业仅仅解决了表面形式。虽然这种形式让他们的中国大陆伙伴多一份烦恼，但对一个来访的美国企业行政总裁而言有很多好处，因为他根本不在乎细节。

　　绝大部分西方企业在中国大陆经济许多领域严重失血，主要由于四个原因：生产规模过大、遭遇刁难、产品仿冒和销售困难。对其他一些公司而言，互联网产业为它们赚到大钱。北电网路销售额达到了一亿美元；中国大陆成为摩托罗拉公司世界上第二大市场（二○○一年，摩托罗拉取代上海大众公司成为中国大陆最大的外资企业）。其他公司也自吹自擂认定中国大陆在未来十八个月左右将成为他们在世界上的第二大市场。二○○一年媒体援引思科公司执行长约翰·钱伯斯（John Chambers）的预测，报导说，不出三年，中国大陆将超越英国成为思科在世界上的第二大市场。

　　是的，中共部委虽有吴基传这样的小鬼当道，互联网产业方面的革新，尤其是来自西方的革新，却一次又一次地冲破了原先制订的规章。二○○○年秋天彼特·拉洛克狡黠地总结了当时的状况：“虽然能做的与不能做的写得黑白分明，但两者之间的灰色地带也是可操作的空间。”

　　美国政府对这些企业在中国大陆的所作所为疏于监督并认定尚未成为问题，正如麦克·罗宾逊指出的那样：在网路时代的前四年，那些对中共当局持怀疑态度的人从来没有消除对中国大陆互联网高速发展上的疑虑。早在一九九四年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当时香港美国商会主席赖恩·艾丁格曾这样描述：“中国人民……越来越喜欢接触自由的资讯，这是对独裁政权的报应。”九十年代，在争取中共获得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当时称最惠国待遇）的过程中，商界人士以互联网为例争辩说，自由贸易是改变中国大陆最有效的方法。西方许多商业人士认为适时强调这一点，可以在华盛顿造成很有利的局面，同时他们还认为我们这些商界人士终于把他们唬住了。

　　我记得在二○○○年春天，一位西方商界同事有这样一句口头禅：“比互联网的速度还要快！”这句话的涵义似乎包括了我们对技术和资金进展方面的所有信念，也包括了中国大陆文化发生的巨变以及中共政权对此一筹莫展的无奈。

　　美国的资讯专家根据证据指出，中国大陆互联网离密封状态还有相当距离；为了使更多人更快地能够上网，中共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个互联网连接服务，只要用电话拨一六九就可以连接上网。用户的上网费用将计入本地电话费中。麦克·罗宾逊曾这样评价一六九网路：“就像金矿里的女人随时会遭遇不测似的，他们对安全问题毫不在乎，只是不想让别人认为自己是个傻子。”不像在美国，绝大多数的中国大陆电脑用户并不需要通过网路供应商进行注册。中国大陆的网路供应商则热中于在北京大街上销售上网预付卡（上面满是最新电视连续剧的宣传广告），就像电话预付卡一样。

　　在北京有一则流行很广的传闻指出，光在北京就有三万多名警察负责监控互联网，但这种监控早已沦为耻笑的话题；消息还说，这些官僚们由于太喜欢监控色情网页，导致“正经工作”大量积压。中共国家安全部门松散、腐败、漏洞百出，就连美国之音的网站也有中国大陆网民到访。结党营私在使用匿名绰号的网民中盛行。

　　西方记者曾跟随一群青少年电脑高手来到北京昏暗胡同里的公寓，发现他们在网上驾轻就熟，随意穿越中共防火墙，漫步遨游网路世界，记者们全神贯注地记录这些神童之间侃侃而谈的内容。啊！他们如此年轻，充满中国人的才华而且时髦，这令年轻美国记者惊讶不已。他们宣布一场“新文化革命”已经诞生，由他们这一群世故且不为任何意识形态所动的中国大陆城市青少年所代表。他们关注的是流行音乐、时装和自我认同感。

　　这种乐观并没有局限在青少年文化。人权运动支持者发现这种工具可以传播新闻报导与组织活动，海外异议人士发现它是个可藉助的平台。许多中国学者觉得他们看到了未来的端倪，互联网就像一条人民组成的河流，坚定不移地把中国大陆引入国际社会的海洋之中。

    二○○○年十月，中共当局开始建造互联网上的三峡大坝。国务院命令网路服务商记录所有中国大陆用户的资料，包括电话号码、上网时间和最近六十天的浏览纪录，这样一来，原本隐姓埋名的预付网卡瞬间失去了这一优势，电话号码或者与电话号码相联的姓名为追踪提供了方便。十一月关闭了所有商业新闻网页。十二月全国人大宣布所有未经审批的网路政治活动皆属非法。二○○一年一月规定在网路上传播有关违反人权内容的报导属于泄露“国家机密”。二月设置了“网上110”软体，阻止任何试图浏览“迷信、色情和暴力”网站的尝试，同时对这样的用户进行监控。三月监控系统开始启动，新浪、搜狐和网易等网站聊天室围绕江西学校爆炸案展开的讨论，包括成千上万的讯息和相关电子邮件全部消失了；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宣布一种搜集网路上所有流通资讯的“黑匣子”即将投入使用。四月逮捕了使用网路进行活动的民运人士，取缔网咖的行动在全国展开。幸存下来的网咖必须安装监控软体并雇用人手对上网人士进行监视（重庆的公安局和当地软体公司甚至联手建立自己的过滤系统，向用户征收五十美元的费用，一份网咖和商家根据法律的规定要交纳的“保护费”）。发往西藏的电子邮件，假如能到的话，现在需要三天，而涉及法轮功内容的邮件完全被删除。

　　朱镕基在一九九六年曾经说过：“宁可错杀一千，也不可放过一个”。二○○一年春天，中国大陆互联网速度会因为一些特殊的日子而变得极其缓慢，比如说四月二十五日（法轮功中南海上访周年纪念日）和六月四日（天安门事件周年纪念日）。这是因为实施监控和动态路径过滤所致（根据可疑迹象阻断一些用户上网）。

　　如果说这就是长城2.0版，那么到二○○一年夏天，互联网这一新兴经济已经开始萎缩。成千上万个企业蓝图和经商计划以及中国大陆年轻一代理想主义者为融入全球经济所构思的设想都无声无息地死于这把刀下。

　　十月，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启程飞往上海，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他其实是进入一个互联网警察帝国。也许是为了改变外界对中共的负面批评，或者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中共当局临时解除了对国外媒体网站的封锁。当布什的飞机一离开地面，封锁再次恢复。在二○○二年二月布什访问中国大陆期间，所有关于建议中共放松对互联网控制的议题都以反恐为理由给否决了。（什么反恐呀，是反控吧？）

　　中共对互联网的镇压有其迫切的原因，但反恐却不是其中之一。目睹中共领导人权力交接的难产、《天安门文件－－六四真相》的出版、法轮功网路化的传播和北京市街头上的躁动，就知道这一切如果不是源自民主思想，那么至少也表现出人民对更多言论自由的现代社会向往和追求。中国大陆互联网在国际上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旅行社在广告中吹嘘的网上支付系统虚假骗人（真实情况是旅行社雇用青少年在北京城里骑自行车去收钱和传送机票）；模仿西方网站；聊天室充斥着低俗下流语言。中共当局需要疏导这些趋势，即使不能使他们朝着效忠共产党的方向发展，至少也要保持某些原始且狭隘的中国式自豪吧。

　　他们接下来可能还有更多精心策划的举动。毛主席很明白欲擒故纵的道理，他的继任者们推广“百花齐放”，也让互联网轻松一时，目的是暴露那些不满共产党统治的人。当然，也是为了能够引进西方投资以及美国在监控、加密、防火墙和病毒方面的技术。

　　美国商界对中共镇压互联网不予重视，并为其辩解，认为美国的企业、图书馆和大学也都安装了网上过滤系统，以防止员工接触色情和赌博网站。其基本观点完全与中共当局的对外口径一致，那就是中国大陆人民认可这种网上限制和监控，甚至发生在自己的家里，他们也不反对。这是因为他们明白要以社会稳定的大局为重。然而，最近中国大陆的一个秘密调查报告显示，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中国大陆上网者曾透过代理伺服器绕过防火墙，匿名漫游于互联网。　

　  中共对互联网的镇压没有全面明确的警告和惩罚措施。模糊的规则和任意逮捕捕，对网页、聊天室以及像“伟酷”这样的网页都造成无形的内在压力（这种镇压从某种角度看是在鼓励“网路企业家”趋炎附势，溜须拍马）。彼特·拉洛克解释说：“我们都在自我审查。每两星期，我们都会把我写的专栏文章交给审查委员会。我们非常担心有一天打手们会从门口冲进来。”彼特·拉洛克是北京互联网上的搞笑能手，但他在对我说这番话时收起了平时诙谐讽刺的口吻，显得神情严肃。“互联网就像一个巨大无比的弹弓，会把中国大陆弹射到超级大国的位置上。”彼特·拉洛克是对的，我们花钱，出技术，建造了我们想像中的特洛伊木马，并把它推到了中国大陆，但是，我们忘了给它做个暗门。

　　假设一个中国大陆用户正在搜索一条未经封锁的新闻或者是一个含有民主内容的网址，可能他要寻找的是关于台湾大选的消息，或者可能是《大参考》，或者是BBC关于中国领导人的新闻；他甭想办到。如果真成了，反而会让人感到紧张，因为他进入的网站可能是一个国家安全机构设下的圈套，不是为了收集网路垃圾而是为了国家安全；他在网上做的一切都在暗地里成为对他不利的证据。要是色情内容，执法的选择空间极大，但顶多判两年监禁。要是政治内容，那就麻烦大了。在聊天室里胡吹猛砍对中共当局威胁不大，但企图把持有相同看法的上网者组织起来，等待的是永久性的失业、失去家庭与自由。那位在网上论坛打出“推翻共产党”的中学教师还是非常幸运的，仅以传播色情为由被判处两年监禁。

　　这些令人感到压抑的发展趋势被两种噪音所掩盖。一种来自中共媒体对互联网经济的炒作；另一种出自西方分析家的著书立说，他们的生存依赖于这种经济的持续增长。

    （注：我看见过许多美国驻华记者和商人脸上挂着会意的微笑，对他们家乡无知的友人保证，中国大陆网路的个人用户仍然可以绕过防火墙。这一点他们说对了，因为确实存在一些勇敢的网上异议人士。法轮功学员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会巧妙避开当局的监视，维持与其他法轮功学员的联系。他一定有不少工具。他的防火墙软体可以识别公安局用于追踪的电脑，他有不同的网路帐号，两至三条电话线，可能还有不只一个硬碟来掩饰他的网上身分。中国大陆的地下基督教运动正在努力地与外面的基督教世界保持网路上的联系。其孤立的情况还没有发展到绝对的地步。众所周知，网上英语课程经常会引用圣经上的语句，这也是应中国基督徒的要求安排的。但也有游离于系统之外的局外人，主要来自大专院校，他们有专门的技术和功夫去进入那些所谓的“非法”网站，尽管如此，他们也不会利用那里的材料搞什么名堂。就像芝加哥大学的杰克·戈德史密斯所说的那样：“规则的作用只是提高取得资讯的成本”。对绝大多数网路用户而言，设备、毅力和可能引起的可怕后果，都使成本变得奇高无比。）

    他们指出，在数以万计网咖被警察取缔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又冒出许多新网咖；然而，网咖再也不安全了。

　　蒋永宏（Jiang Yonghong），一名来自重庆三十四岁的工程师，一九九九年十二月至二○○○年九月，被迫接受劳教；在被释放后不久，蒋又因为二○○一年一月在网咖浏览法轮功网页而被捕，六月被再次宣判劳动教养，但根据法轮大法新闻中心提供的消息，蒋在去劳改农场之前就已经在拘留所被活活打死。　　

    我有一个朋友叫夏雷（Shai Oster），曾是美国《亚洲新闻》周刊编辑，一次他在一个偏远省份的网咖上网。他用自己的中文别名登录网站，只是想查看自己的电子邮件，不一会，老板就叫他离开。令人感到可怕的不仅是因为他们发现他是一个记者，他们还叫出他的英文名字。　

　　一九九八年到北京后不久，我在中国电视制作公司自己的办公室用匿名上网，通过一个本端伺服器，打开Hotmail电子信箱（这个浏览器自带的信箱，在理论上是不容易被监控到的）。一位美国本土朋友在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上贴了一则新闻，我对它的标题并不感兴趣，这是关于在某个偏远的省份又处决了一个毒枭。但令人奇怪的是，在“中国”、“动荡”、“劳工”和“新疆”等几个词语的下面都出现了中间色调的双括弧，好像它们被过滤系统选中似的。当我向那位朋友问起这些括弧时，他搞不清楚我在说什么。当时，我猜想我看到的可能是一个小故障，可能是中共国家安全机构的中央电脑关键字搜索程式遗留下来的痕迹，而电子清洁工可能忘记了把它们清除掉。或者是我的信箱被中共安全机构挑中作为检查的目标？（在公安局工作的网路工程师证实，那里经常使用这两种方法）我当时没有意识到，他们使用的信箱检查技术可能出自某个在中国大陆经商的西方公司之手。现在回想起来，我意识到邮件出现的双括弧并不是一次电子故障，确切地说，它是一个故意发出的警告，相信那些精明的中国大陆网民会立刻觉察出来。

　　它起作用了！我不是个异议人士，但在北京上网令人焦虑和沮丧。我开始注意到电子邮箱的其他怪现象，比如我确定没有看过的邮件，Hotmail却显示它们已经被打开过。因此，我只好遵从中国朋友的建议：写邮件的时候，起始句和末尾句谈一些无关痛痒的主题，比如天气或正在上映的电影；在邮件的正文，则是小心避免使用敏感的政治字眼，如果我不得不写“法轮功”或者是关于中共领导人的内容，我会颠倒字母的顺序或者在单词之间插入空白把它们间隔开来。我经常清理电脑的暂存区，以免别人轻易地从我的上网记录上得到相关资讯。我还同时有几个使用不同别名申请的、有不同功用的电子信箱帐户。我使用一种收费较昂贵的拨号上网服务－－吉通，据说这家网路上的监控很松。

　　二○○一年，在中共实施互联网管制之前，网民可以透过代理伺服器不受控制地上网浏览，也就是连接另外一台电脑，将其作为中继站，从而隐藏上网痕迹，绕过防火墙，逃避政府的监控（我经常使用代理伺服器浏览美国新闻网站和《南华早报》等亚洲地区的报刊）。在中国大陆，最热门的搜寻字眼不是“布兰妮（Britney）”或“波霸（Hooters）”，而是“免费”和“代理伺服器”，这一点也不奇怪。二○○○年的一次抽样调查表明，有10％的中国大陆网民（相当于二百万的用户）承认，他们经常透过代理伺服器上网（25％的用户承认他们偶尔会使用代理伺服器；但另外５％的用户居然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实属罕见）。因此，据推断，使用代理伺服器上网的用户约在30％至40％之间。中共当局也“学油了”，它发现了这种情况，麦克·罗宾逊这样形容。

　　二○○一年春天一场整肃代理伺服器的运动开始了。不知中共当局从哪儿搞来一种可以追踪代理伺服器的系统，以前锁定代理伺服器提供者要花上两个月的时间，而现在几乎可以即时关闭他们。如果一名用户疯了似地在网上搜索未被关闭的代理伺服器的网址，并最后终于发现一个没有被封锁的，这么一来反而在帮政府收集黑名单。据传当局设置了假冒的代理伺服器，诱使那些用户登录，并对他们做进一步的监控。即使你认为中共当局没那么精明，很多人还是愿意谨慎小心，照经验办事：如果你在想要进入的网站出现十次登录失误，那么这就足以引起公安局对你的网路活动的关注。正因如此，没过多久，我的很多中国朋友干脆放弃了翻越防火墙的尝试。

西方记者几乎没有对中共当局扫荡代理伺服器一事做任何报导，而报导的题材都是什么资讯产业经济如何迅速发展、中国大陆网路企业家如何了不起或者中共当局为推广互联网“服务”致使地方政府设置了网页来展现政府对民众负责等诸如此类的事情。然而强迫人们放弃使用匿名登录，禁止人们浏览被禁止的网站，这是中国大陆互联网出现的一个令人不安的变化，对中美关系来说也是如此。这对中国大陆用户观察EP-3“间谍飞机”等重大事件的态度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二○○○年十月，中共当局开始建造互联网上的三峡大坝。国务院命令网路服务商记录所有中国大陆用户的资料，包括电话号码、上网时间和最近六十天的浏览纪录，这样一来，原本隐姓埋名的预付网卡瞬间失去了这一优势，电话号码或者与电话号码相联的姓名为追踪提供了方便。十一月关闭了所有商业新闻网页。十二月全国人大宣布所有未经审批的网路政治活动皆属非法。二○○一年一月规定在网路上传播有关违反人权内容的报导属于泄露“国家机密”。二月设置了“网上110”软体，阻止任何试图浏览“迷信、色情和暴力”网站的尝试，同时对这样的用户进行监控。三月监控系统开始启动，新浪、搜狐和网易等网站聊天室围绕江西学校爆炸案展开的讨论，包括成千上万的讯息和相关电子邮件全部消失了；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宣布一种搜集网路上所有流通资讯的“黑匣子”即将投入使用。四月逮捕了使用网路进行活动的民运人士，取缔网咖的行动在全国展开。幸存下来的网咖必须安装监控软体并雇用人手对上网人士进行监视（重庆的公安局和当地软体公司甚至联手建立自己的过滤系统，向用户征收五十美元的费用，一份网咖和商家根据法律的规定要交纳的“保护费”）。发往西藏的电子邮件，假如能到的话，现在需要三天，而涉及法轮功内容的邮件完全被删除。

　　朱镕基在一九九六年曾经说过：“宁可错杀一千，也不可放过一个”。二○○一年春天，中国大陆互联网速度会因为一些特殊的日子而变得极其缓慢，比如说四月二十五日（法轮功中南海上访周年纪念日）和六月四日（天安门事件周年纪念日）。这是因为实施监控和动态路径过滤所致（根据可疑迹象阻断一些用户上网）。

　　如果说这就是长城2.0版，那么到二○○一年夏天，互联网这一新兴经济已经开始萎缩。成千上万个企业蓝图和经商计划以及中国大陆年轻一代理想主义者为融入全球经济所构思的设想都无声无息地死于这把刀下。

　　十月，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启程飞往上海，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他其实是进入一个互联网警察帝国。也许是为了改变外界对中共的负面批评，或者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中共当局临时解除了对国外媒体网站的封锁。当布什的飞机一离开地面，封锁再次恢复。在二○○二年二月布什访问中国大陆期间，所有关于建议中共放松对互联网控制的议题都以反恐为理由给否决了。（什么反恐呀，是反控吧？）

　　中共对互联网的镇压有其迫切的原因，但反恐却不是其中之一。目睹中共领导人权力交接的难产、《天安门文件－－六四真相》的出版、法轮功网路化的传播和北京市街头上的躁动，就知道这一切如果不是源自民主思想，那么至少也表现出人民对更多言论自由的现代社会向往和追求。中国大陆互联网在国际上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旅行社在广告中吹嘘的网上支付系统虚假骗人（真实情况是旅行社雇用青少年在北京城里骑自行车去收钱和传送机票）；模仿西方网站；聊天室充斥着低俗下流语言。中共当局需要疏导这些趋势，即使不能使他们朝着效忠共产党的方向发展，至少也要保持某些原始且狭隘的中国式自豪吧。

　　他们接下来可能还有更多精心策划的举动。毛主席很明白欲擒故纵的道理，他的继任者们推广“百花齐放”，也让互联网轻松一时，目的是暴露那些不满共产党统治的人。当然，也是为了能够引进西方投资以及美国在监控、加密、防火墙和病毒方面的技术。

　　美国商界对中共镇压互联网不予重视，并为其辩解，认为美国的企业、图书馆和大学也都安装了网上过滤系统，以防止员工接触色情和赌博网站。其基本观点完全与中共当局的对外口径一致，那就是中国大陆人民认可这种网上限制和监控，甚至发生在自己的家里，他们也不反对。这是因为他们明白要以社会稳定的大局为重。然而，最近中国大陆的一个秘密调查报告显示，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中国大陆上网者曾透过代理伺服器绕过防火墙，匿名漫游于互联网。

　　中共对互联网的镇压没有全面明确的警告和惩罚措施。模糊的规则和任意逮捕捕，对网页、聊天室以及像“伟酷”这样的网页都造成无形的内在压力（这种镇压从某种角度看是在鼓励“网路企业家”趋炎附势，溜须拍马）。彼特·拉洛克解释说：“我们都在自我审查。每两星期，我们都会把我写的专栏文章交给审查委员会。我们非常担心有一天打手们会从门口冲进来。”彼特·拉洛克是北京互联网上的搞笑能手，但他在对我说这番话时收起了平时诙谐讽刺的口吻，显得神情严肃。“互联网就像一个巨大无比的弹弓，会把中国大陆弹射到超级大国的位置上。”彼特·拉洛克是对的，我们花钱，出技术，建造了我们想像中的特洛伊木马，并把它推到了中国大陆，但是，我们忘了给它做个暗门。

　　假设一个中国大陆用户正在搜索一条未经封锁的新闻或者是一个含有民主内容的网址，可能他要寻找的是关于台湾大选的消息，或者可能是《大参考》，或者是BBC关于中国领导人的新闻；他甭想办到。如果真成了，反而会让人感到紧张，因为他进入的网站可能是一个国家安全机构设下的圈套，不是为了收集网路垃圾而是为了国家安全；他在网上做的一切都在暗地里成为对他不利的证据。要是色情内容，执法的选择空间极大，但顶多判两年监禁。要是政治内容，那就麻烦大了。在聊天室里胡吹猛砍对中共当局威胁不大，但企图把持有相同看法的上网者组织起来，等待的是永久性的失业、失去家庭与自由。那位在网上论坛打出“推翻共产党”的中学教师还是非常幸运的，仅以传播色情为由被判处两年监禁。

　　这些令人感到压抑的发展趋势被两种噪音所掩盖。一种来自中共媒体对互联网经济的炒作；另一种出自西方分析家的著书立说，他们的生存依赖于这种经济的持续增长。

    （注：我看见过许多美国驻华记者和商人脸上挂着会意的微笑，对他们家乡无知的友人保证，中国大陆网路的个人用户仍然可以绕过防火墙。这一点他们说对了，因为确实存在一些勇敢的网上异议人士。法轮功学员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会巧妙避开当局的监视，维持与其他法轮功学员的联系。他一定有不少工具。他的防火墙软体可以识别公安局用于追踪的电脑，他有不同的网路帐号，两至三条电话线，可能还有不只一个硬碟来掩饰他的网上身分。中国大陆的地下基督教运动正在努力地与外面的基督教世界保持网路上的联系。其孤立的情况还没有发展到绝对的地步。众所周知，网上英语课程经常会引用圣经上的语句，这也是应中国基督徒的要求安排的。但也有游离于系统之外的局外人，主要来自大专院校，他们有专门的技术和功夫去进入那些所谓的“非法”网站，尽管如此，他们也不会利用那里的材料搞什么名堂。就像芝加哥大学的杰克·戈德史密斯所说的那样：“规则的作用只是提高取得资讯的成本”。对绝大多数网路用户而言，设备、毅力和可能引起的可怕后果，都使成本变得奇高无比。）

    他们指出，在数以万计网咖被警察取缔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又冒出许多新网咖；然而，网咖再也不安全了。

　　蒋永宏（Jiang Yonghong），一名来自重庆三十四岁的工程师，一九九九年十二月至二○○○年九月，被迫接受劳教；在被释放后不久，蒋又因为二○○一年一月在网咖浏览法轮功网页而被捕，六月被再次宣判劳动教养，但根据法轮大法新闻中心提供的消息，蒋在去劳改农场之前就已经在拘留所被活活打死。

　　我有一个朋友叫夏雷（Shai Oster），曾是美国《亚洲新闻》周刊编辑，一次他在一个偏远省份的网咖上网。他用自己的中文别名登录网站，只是想查看自己的电子邮件，不一会，老板就叫他离开。令人感到可怕的不仅是因为他们发现他是一个记者，他们还叫出他的英文名字。

　　一九九八年到北京后不久，我在中国电视制作公司自己的办公室用匿名上网，通过一个本端伺服器，打开Hotmail电子信箱（这个浏览器自带的信箱，在理论上是不容易被监控到的）。一位美国本土朋友在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上贴了一则新闻，我对它的标题并不感兴趣，这是关于在某个偏远的省份又处决了一个毒枭。但令人奇怪的是，在“中国”、“动荡”、“劳工”和“新疆”等几个词语的下面都出现了中间色调的双括弧，好像它们被过滤系统选中似的。当我向那位朋友问起这些括弧时，他搞不清楚我在说什么。当时，我猜想我看到的可能是一个小故障，可能是中共国家安全机构的中央电脑关键字搜索程式遗留下来的痕迹，而电子清洁工可能忘记了把它们清除掉。或者是我的信箱被中共安全机构挑中作为检查的目标？（在公安局工作的网路工程师证实，那里经常使用这两种方法）我当时没有意识到，他们使用的信箱检查技术可能出自某个在中国大陆经商的西方公司之手。现在回想起来，我意识到邮件出现的双括弧并不是一次电子故障，确切地说，它是一个故意发出的警告，相信那些精明的中国大陆网民会立刻觉察出来。

　　它起作用了！我不是个异议人士，但在北京上网令人焦虑和沮丧。我开始注意到电子邮箱的其他怪现象，比如我确定没有看过的邮件，Hotmail却显示它们已经被打开过。因此，我只好遵从中国朋友的建议：写邮件的时候，起始句和末尾句谈一些无关痛痒的主题，比如天气或正在上映的电影；在邮件的正文，则是小心避免使用敏感的政治字眼，如果我不得不写“法轮功”或者是关于中共领导人的内容，我会颠倒字母的顺序或者在单词之间插入空白把它们间隔开来。我经常清理电脑的暂存区，以免别人轻易地从我的上网记录上得到相关资讯。我还同时有几个使用不同别名申请的、有不同功用的电子信箱帐户。我使用一种收费较昂贵的拨号上网服务－－吉通，据说这家网路上的监控很松。

　　二○○一年，在中共实施互联网管制之前，网民可以透过代理伺服器不受控制地上网浏览，也就是连接另外一台电脑，将其作为中继站，从而隐藏上网痕迹，绕过防火墙，逃避政府的监控（我经常使用代理伺服器浏览美国新闻网站和《南华早报》等亚洲地区的报刊）。在中国大陆，最热门的搜寻字眼不是“布兰妮（Britney）”或“波霸（Hooters）”，而是“免费”和“代理伺服器”，这一点也不奇怪。二○○○年的一次抽样调查表明，有10％的中国大陆网民（相当于二百万的用户）承认，他们经常透过代理伺服器上网（25％的用户承认他们偶尔会使用代理伺服器；但另外５％的用户居然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实属罕见）。因此，据推断，使用代理伺服器上网的用户约在30％至40％之间。中共当局也“学油了”，它发现了这种情况，麦克·罗宾逊这样形容。

　　二○○一年春天一场整肃代理伺服器的运动开始了。不知中共当局从哪儿搞来一种可以追踪代理伺服器的系统，以前锁定代理伺服器提供者要花上两个月的时间，而现在几乎可以即时关闭他们。如果一名用户疯了似地在网上搜索未被关闭的代理伺服器的网址，并最后终于发现一个没有被封锁的，这么一来反而在帮政府收集黑名单。据传当局设置了假冒的代理伺服器，诱使那些用户登录，并对他们做进一步的监控。即使你认为中共当局没那么精明，很多人还是愿意谨慎小心，照经验办事：如果你在想要进入的网站出现十次登录失误，那么这就足以引起公安局对你的网路活动的关注。正因如此，没过多久，我的很多中国朋友干脆放弃了翻越防火墙的尝试。

西方记者几乎没有对中共当局扫荡代理伺服器一事做任何报导，而报导的题材都是什么资讯产业经济如何迅速发展、中国大陆网路企业家如何了不起或者中共当局为推广互联网“服务”致使地方政府设置了网页来展现政府对民众负责等诸如此类的事情。然而强迫人们放弃使用匿名登录，禁止人们浏览被禁止的网站，这是中国大陆互联网出现的一个令人不安的变化，对中美关系来说也是如此。这对中国大陆用户观察EP-3“间谍飞机”等重大事件的态度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中共官方传媒一致宣称战斗机驾驶员王伟是英雄，是美国EP-3侦察机故意撞击中共战斗机，迫使王伟偏离航线并坠入南中国海，几乎没有中国大陆网民能够看到美国国防部“眼见为实”网页上关于中共驾驶员挑衅EP-3侦察机并对美国机组人员做出下流手势的内容。

　　因为我们是一家美国公司，我们的宽频互联网入口相对比较畅通，撞机事件发生后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来到办公室，发现一个中国同事独自在办公室下载并印出所有可以找到有关这个主题的美国报导。当我问起那些列印纸张，他羞怯地承认是他的，并安慰我说美军机组人员可能很快被释放。然后他突然开始长篇大论，谈起台湾是大陆的一部份，好像这样可以掩饰他的所为。只有极小部份的中国员工在办公室有这种方便条件。从一些中国人对世贸中心遭受攻击的早期反应，可以看出他们普遍缺乏这种条件。没有CNN包罗万象的报导，整个事件必然更抽象难懂，因而更容易使中国人，尤其是青年学生，要么麻木无情，要么干脆表示幸灾乐祸。

　　也许美国新闻记者们没有注意，其实侨居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只要花一点费用，使用Anonymizer这样的网路代理浏览器，就可以像驾驶卡迪拉克似的安全漫游网路。大部份这些程式使用安全传输协定（SSL），一种高级加密措施。在美国Anonymizer以及Hidden Surf这类程式可以防止私人公司对使用者埋藏Cookies，或收集使用者的资讯。在中国大陆，他们可以躲避政府机构检查使用者的网路漫游历史，同时可以有效躲开公安部门的Sniffer程式追踪，因为没有任何签名资料。但是这些程式必须在线上付款，才能启动；即使中国大陆用户可以看懂这类网站的英文说明，有信用卡的用户也是寥寥无几。公安部门更是捷足先登，最后Anonymizer也被封锁了。

　　二○○一年的夏末，我在俄勒冈大学逗留一天，在物理学家徐道辉（Stephen Hsu）的办公室，看他在黑板上画图讲解中共的防火墙和它的弱点。他讲解得非常清楚。九个月前，他与人共同创建的一家公司“安全网”（SafeWeb）接受邀请，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下属的科技创投公司（In-Q-Tel）开发一套安全的互联网通讯系统。对徐而言，公司获利是次要的。

　　徐的父母早年从中国大陆逃亡至台湾，这可能与他对中国大陆的特殊关注有一定关系。当他谈到他的“三角男孩”（Triangle Boy）代理伺服器，并通过它为中国大陆网民建置一套安全的通讯系统时，他兴奋地眼睛发亮！

　　徐解释说，三角指的是大陆网民、防火墙外的众多伺服器以及统领这些伺服器的主机，而主机是中共当局找不到的，已经有数万的中国网民连上这套系统。在“三角男孩”系统二十个最受欢迎的搜索网站中，有五个是中文网站。中国大陆网民每天会收到一封列有“三角男孩”伺服器新位址的电子邮件，这些位址能够让网民匿名连上他们原本无法连结的网站。甚至可以让网民建立自己的网站和网民组织，成为政治运动的前身。徐宣称，如果有足够的经费支援为数众多的伺服器，这套系统可以说是无敌的，任何对它的攻击，尤其是针对主机的攻击，都需要庞大的资源才可能达成。

　　徐很乐观，因为美国之音已经开始正式资助“三角男孩”，每月一万美元。美国之音的官员找到安全网是由于沮丧所致。美国之音网站被中共列为封锁目标之一，他们每天给八十万个中国大陆邮件信箱传送的新闻，几乎到不了目的地。徐估计，向一百万中国大陆网民提供“三角男孩”系统（一个月大约可浏览六亿网页），每年所需经费约为一百万美金，即每人一美元。而每年预算三亿美金的美国之音，当然有足够的财力来支援。

　　徐让我印象深刻，我带着兴奋的心情离开校园。美国人的创新智慧可以击败中共的防火墙，也许这个讯息可以传播过去，只需要一点外界的帮助。然而当我与麦克·罗宾森通信后，才了解到“三角男孩”在理论上仍有破绽，伺服器易受假网站、或类似“红色警戒”（Code Red-style worm）病毒的攻击。此外，围绕“三角男孩”的公开宣传已经传到中国大陆，将引发麦克所谓的“梅铎症候群”（Murdoch syndrome）。

　　麦克解释：一九九四年，梅铎宣称卫星电视是“对各处集权统治的明确威胁”，中共当局深信其言，于是立即掌控有线电视、拆毁全国的卫星接收碟型天线，并把梅铎的星空电视列入黑名单。我想如果梅铎可以预见对“三角男孩”发动攻击的话，那中共网控当局一定已经开始了攻击行动。

　　从美国之音的角度看，“安全网”更致命的问题是“烧钱”（资金耗用）太快了（如同其他刚起步的资讯公司）。当徐要求更多资金时，美国之音的工程师开始将“三角男孩”视为新经济时代徒劳无功的产物。结果，事与愿违，不仅没有拿到资金，双方的合作细节反而改为将“三角男孩”的地址透过美国之音的邮件系统推广。别忘了，美国之音的邮件系统早就被封了，同时它也是中共当局网控警察最先检查的地方。总之，这个结局让双方都高兴不起来。就这样，中共安全部门很快就镇压了这一反抗（在中国大陆“三角男孩”迅速失去了踪影）。

　　由于美国之音不信任“安全网”这样的公司，下一波攻势的重任落到了骇客肩上。这是由一群北美程式师组成的松散结盟，致力于保证全球互联网的大门敞开，畅通无阻。骇客喜欢做政府不能或不敢做的事，例如利用自由网（FreeNet）这样的匿名网路向中国大陆散发《天安门文件》，同时挑战中共网路控制本身就令人心驰神往。因此，当“安全网”消失后，美国国务院、美国之音以及众议院政策委员会的人士开始与Peekabooty、Pseudoproxy及 Socket2me等系统的设计者秘密接触，商讨攻破中共防火墙的对策。

　　这些程式设计者中有个别人与Hacktivismo团体立场一致，这是一个少年电脑骇客团体，正式名称为“死牛教”（the Cult of the Dead Cow）。他们的声明有点反政府倾向，但是我想随着年龄增长，他们也会有所转变；从前几个声名狼藉的电脑骇客最近已经改邪归正，正在帮助一些公司保护网路安全，防范他们的昔日朋友。我和Hacktivismo的头领欧司伯·拉费（Oxblood Ruffain）见过面，谈论如何争取电脑骇客理想主义者与美国政府合作，为共同目标努力；这显然很不容易。电脑骇客可能品行不端，但他们不是笨蛋，更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行为浪漫且放荡不羁；他们贪婪权力，但是当同伴看到他们与蠢笨的美国政府合作时，他们一下子呆若木鸡。

　　我想也许华盛顿已经从保罗·布南洛斯基（Paul Baranowski）处获得所需。保罗是Peekabooty的主要开发者。他在Hacktivismo系统外运作，不受公司束缚也花费不了多少钱。他住在多伦多，喜欢穿着黑色服装、总面带着悦人的微笑，好像是个骑马刚进城的少年镖客。“我从未遇见比我更好的程式设计师。”他提供的程式码被确认是点对点系统（peer-to-peer system）。与“三角男孩”不同，它不需大量使用伺服器，Peekabooty主要藉助陌生人的好意；由一个电脑到另一个电脑，老用户介绍新用户，整个系统有机地扩展。即使公安局的探子混入其间，破坏也很有限，颇像地下党的单线联系，不致影响整体运作。

　　这种点对点特性会增进信任，但也可能发生叛变。也可能开始不错，尔后却失利，或要等候多年才能达到相当的数量。美国之音未能接受，保罗于二○○二年春天回到多伦多。

　　二○○二年五月三十日，思科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收到一位名为刘雅雅（Ann Lau）的女子提出的股东提案（shareholder resolution）。刘雅雅是一位来自香港的人权活动家，现居住在南加州。刘在异议人士中作为网路代理人。这个股东提案是从环保人士那里学来的。理论上讲，一旦某家公司在公众面前蒙受羞辱，它会采取行动补救的。

　　刘非常了解互联网对异议分子之间的沟通至关重要，她也感觉到活动的高潮即将来临。在二○○二年春天，中国大陆互联网引发的争论已在美国网路上硝烟四起，酿成网路火灾。Slashdot网站（又称书呆子新闻）就美国公司协助中共建置防火墙一事有过火爆的讨论。一些评论性文章开始出现中、法、德、西和越等不同文字版本。几个史丹福大学学生开始谈论把思科从史丹福大学的工业合作伙伴计划中剔除，并说服校方取消了从思科订购价值七千万美元的网路电话设备。

　　在一份一页的备忘录中，刘抨击了思科在中国大陆市场运作的道德堕落，并建议思科为股东准备一份特别年度报告，就目前出售给外国国营实体，用于设置国家防火墙或网路监控的所有思科产品的详细资讯。

　　七周之后，思科的律师提出一份整整十八页的回应文件。律师拒绝了股东提案，理由是无法执行且具煽动性，股东所提的指控不是事实，并且危险地误导大众。思科无法充分告知股东有关所有产品销售的细节，因为顾客的秘密会遭受侵犯；而且，美国安全部门也在美国监听恐怖分子的行动。难道这项股东提案意味着思科必须向大家报告美国司法单位和国家安全单位现在正在使用的思科产品吗？虽然证券交易委员会允许刘的提案可照程式进行，但不出所料，提案被大多数股东投票否决。

　　然而刘在下一年还会回来，思科否认的事情则是北京的产业界人士众所周知的事实。思科的利益冲突是被迫要考虑美国的民主理念，同时又要满足中共的需求。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公司数名律师要用几个星期来反驳一位愤怒股东的一纸要求。但更大的故事则是思科回应二○○二年春夏两季出现在华盛顿的政治气候。

　　国会下属的中国事务执行委员会等机构已开始探究中国大陆的互联网议题。美国企业研究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新美国世纪和兰德公司等智库均在提供研究报告和证人。国家民主基金会因遭到质疑，被指责与中共当局关系密切以及忽视中国异议团体要求的基金补助申请，因此急起直追，宣布举行若干听证会。国务院的一个机构在做审慎调查，由两党议员组成的美中安全审议委员会私下盘问了思科和北电网路公司在中国大陆经营的情况，以便着手起草向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这个年度报告主要涉及美中贸易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影响。

    二○○二年夏末，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众议院政策委员会突然提出一个报告，标题颇具戏剧性，叫作“拆毁这个防火墙”。该委员会主张政府积极干预以维护全球互联网的自由，中共对互联网的封锁是报告强调的重点。这是十月出炉的“全球互联网自由法案”的前奏曲，（该法案由众议员考克斯（Cox）、兰托斯（Lantos）以及参议员卫登（Wyden）及凯尔（Kyl）连署提出）。本议案的目的是发展及使用先进技术以便击败对互联网的封锁和网路检查。同时这个议案要求拨款五千万美元用于在国际广播局内部增设“全球互联网自由办公室”。美国之音也隶属国际广播局管辖。对中共防火墙的攻击似乎迫在眉睫，中共对互联网的封锁成为二份重要报告瞩目的焦点，且与国家安全紧密相连。而一个重要的国会议案，让我感觉到对出口的初步管制措施或针对在华经商的美国公司而制定的公司行为法规，尤其是后者，可能很快出炉。

　　我错了。美中安全审议委员会提交国会的报告已经对中共互联网问题探究的空前仔细，其中还明确指出美国在线（AOL）－－时代华纳公司与雅虎完全顺从中共当局的要求。报告虽提及一些公司在“远距监控、线上审查、获取病毒等敏感领域“协助中共当局”，却没有指名道姓，这让思科，北电网路和其他公司轻松溜掉。事后我从该委员会工作人员那里得知，他们曾前往这些公司的公关部门调查（回答是清一色的否认，完全在预料之中），他们毫无办法。如果授权明确，他们致电给北京的互联网专家，就可以展开针对思科和北电网路的指控调查。

　　众议院政策委员会的报告呼吁私人合作：“联邦政府在此问题上应该招募私营部门的帮忙……许多用作商业交易的安全措施和提供虚拟会议空间的科技都可以用来促进民主和维护自由。”不错，但是对于“反其道而行之”的举动将如何处置呢？面对把美国防火墙技术、监视和反代理伺服器系统转移给中共的举动是否要采取制裁，无论这个报告或是随之而来的议案都没有提及。至于拨款五千万美元成立全球互联网自由办公室的预算，在不到一年内缩水到八百万美元，“全球互联网自由议案”也被抛到了一边。

　　无论在美国之音、国务院或众议院政策委员会仍有反对声音的存在。在这些关注互联网议题的人士中有一位官员颇具影响力。二零零二年夏天他告诉我：“这绝不是美国互联网公司的什么公关问题，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姑息养奸，是商界的堕落。”

　　但是他错了，这才刚开始呢。

　　二○○一年在北京凯宾斯基饭店的礼品店里，我发现一件中国骨董。当时中共领导人的权力过渡刚开始，亚洲《华尔街日报》头版刊出醒目的大标题，评论这个议题。我把一些人民币付给迷人的中国服务员，翻到第四页准备看文章。但是它居然不见了。我抬起头来，向她提到我的报纸少了一页，转身准备拿起另外一份。她呆板地笑了笑，尴尬地说：“他们全那样儿。”

　　在中国大陆，人工与剪刀仍然是廉价商品，手中的报纸虽然依旧如故，但令我微微感到震颤。它令我想起过去共产中国的新闻检查，是那么原始、愚蠢及教条，与地处北京商业区的高级旅店格格不入。感觉好像又和历史的过去连结在一起，别忘了现在的中共说客都在争先恐后地宣称，中共正在变得更加老练。

　　不错，这些中共说客说对了。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中共当局的审查手法正变得更加老练。对互联网内容控制的最后一道关卡不可避免地需要国际科技、高水准的公关、网路服务公司、搜寻入口网站等所有行业的合作。为了保障这些合作，中共必须有所付出。而它也这样做了。到二○○二年，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人口似乎已经超过日本。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的工业报告在谈到与思科的中国合伙关系时指出：“由于美国市场需求已经减缓，生机勃勃的中国大陆市场正变得更加重要…电讯服务业者争先恐后各就各位，就等‘世界贸易组织下达准备就绪’的指令。届时他们将更新网路基础设施，把其他竞争者排除在外。”换句话说，面临美国互联网的饱和以及期待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规定开始实施，美国公司发现中国大陆作为一个新兴市场，正在向美国资讯科技投资招手。

　　鉴于西方媒体对中共极权监控互联网的日渐关注，任何商业顾问都会说，西方公司和中共当局都需要接受新观念；就是说，需要搞出一套前后一致的说法和减少损害的策略。令人感到讽刺的是，似乎只有中共当局有这样的计划。如果中共的防火墙是长城1.0版，而镇压是长城2.0版，那么长城3.0版不是去封锁亚洲《华尔街日报》网站就是拿掉报纸的第四页。理想的作法是根本不允许任何不友善的文章出现在中国大陆的网路上。

　　中共当局采用了三个新作法来安抚西方国家，并为西方科技伙伴提供掩护。

　　第一个作法是“外表开放”。二○○一年八月江泽民接受纽约时报资深主编访问时，被问到为什么纽约时报网站在中国大陆被封锁，江掩饰尴尬，装作一无所知；几个星期后，纽约时报网站被解除封锁。华盛顿邮报采访江时，他们网站的封锁也被解除；但是有线新闻网CNN和其他即时新闻网站仍遭封锁。

　　中共互联网政策看起来毫无理性可言。对部分西方媒体网站解除封锁后，中共留意观察媒体对此的反应；经过这样几个回合，二○○二年春天美国英文新闻网站全部开放。大众的反应，至少在京的外国侨民，可谓欢天喜地。依据一位中国之友的说法，中共的互联网现在“像高级妓女张开大腿一样的开放了！”

　　然而接下来的日子则有些古怪：整整二个星期，时间仿佛停滞，进入所有外国和海外的网站慢得令人痛苦不堪。《华尔街日报》首页需要十分钟才能出现，而国内网页则奇快无比。BBC这样的新闻网站则会封锁很久，好像是对他们报导未经中共领导人批准的新闻而施加的一种惩罚。兴奋不已的外国侨民其实忘记了几个因素，如同彼得·拉络克曾经指出的：中共当局并不真的在乎美国的新闻网站，他们在乎的是中国民主运动、法轮功、分离主义运动和中国劳工权利的网站，这些是碰不得的禁果。而且对这些网站的封锁不只是维持，还在强化之中。至于对部分西方媒体的解禁是有条件的，他们随时可以再封锁，或是让它慢到无法使用。

　　与此同时的第二个做法是“自律同谋”。资讯产业部的同谋，中国互联网协会，推出一份要求中国大陆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强调“自律”、“诚信”，并要求遵守不传播“会危害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宁”的资讯。这是维持共产党统治的惯用语言。大家都听明白了，不要封锁有线新闻网整个网站，但如果有任何事冒犯到北京，神秘的技术问题就会出现。这份“自律”公约在二○○二年三月亮相，到了七月，三百个中国公司已经签署加入，雅虎是其中之一。

　　人权观察（一个非营利监督团体）猛烈抨击雅虎的决定。《华尔街日报》编辑却为它辩护，说公司创办人杨致远（Jerry Yang）将是笑到最后的人，“雅虎仅仅是把与世界各地相关的正派新闻带到中国，雅虎已成为新华社的制约。”（注：这种辩护早在九十年代可能就出现过，但是现在再为其辩护就显得异常不合节拍，有点儿冥顽不灵了。《华尔街日报》的姊妹刊物，亚洲《华尔街日报》，实质上被阉割得不像样子。雅虎已经对他们的搜寻功能进行审查；在公约要求下，他们可能审查地更加苛刻。制约新华社倒是个好主意，但一经签署此公约，雅虎这个中国大陆搜寻引擎的老大和中国人眼中美国新经济的象征，瞬间变成一只既认可新华社又支援中共新闻检查的恶虎角色。范围越广就越不容忽略。二○○二年六月北京一家网咖发生大火，中共当局利用这一悲剧作为藉口，至少在大陆关闭了九万家网咖，大约是中国大陆所有网咖的一半。国家安全部门的系统已经成熟，可以即时追捕代理伺服器。互联网犯罪的逮捕行动持续上升，一位男士只因下载政治相关的内容，被判入狱十一年。）

　　《华尔街日报》的社论指出，解除对美国新闻网站的封锁是北京抛出的最佳诱饵，再加上雅虎主动自律，简言之，中共当局在公共关系上旗开得胜，获得重大成功。

　　长城3.0版的第三个作法是使用人工智慧，这已经应用了好几年了。

　　我这个顾问对找上门来的外国商人是有求必应。有一个穿着得体的美国人过去常从国贸大厦二座搭电梯下楼，在下午同一时间到底层安静的星巴克咖啡屋享受一杯咖啡。两三个星期之后，我们有了点头之交，后来开始交谈。他是一个极易相处的人，喜欢凝视远处。或许和他约过会的中国女人多的数不清，或许他在波士顿附近工人聚集的小城长大，但在北京成为企业家的这种“重塑自我”的过程中，他变成了中共的维护者，且从不肯认错。他正尽力兜售一套由以色列工程师开发的软体产品叫做iCognito。他称它为“人工智慧内容辨识器”。

　　据他解释，这种软体在你漫游网路时，可以一边识别一边筛选，一切都在同步进行。iCognito是所谓的类神经网路程式（Neural Net Program），它专门用于过滤“赌博、购物、工作搜寻、色情、股市报价或其他与工作无关的内容”。当它寻找被禁网站时，它利用一百多个变数执行任务。例如，如果它在搜寻色情相关网站时，它会先寻找关键字，但也会对比网页颜色的综合指标，也去寻找皮肤色调。一段时间后，经与禁止网站的许多变数参照对比，它掌握许多不同肤色资料，会变得越来越准确或者根据网路的设定，变得更冷酷无情。对付政治性网站尤其如此。

　　当我问这个新朋友这样的程式对中国大陆的发展是否有好处时，他挥了挥手，说在中国人口袋里有钱之前，监控审查这类议题还是免谈为好。他告诉我，卖这类产品前景非常看好，中国电信就很感兴趣。但他笑了笑说，中国大陆买主问的头一问题不是“它可以提高生产力吗？”。而总是“它可以禁止住法轮功吗？”答案是它可以。iCognito或类似的类神经网路程式帮中共当局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雅虎在中国大陆十分活跃，所以它容易被威胁和竞争压力所左右。但Google怎么样呢？虽然它并未进入中国大陆，但它资源丰富，涵盖了中国大陆网民想浏览的几乎所有网站。二○○二年以来，Google的查寻功能被越来越多的大陆网民所发现。雅虎投降后，中共当局显示他们并未真正下决心封锁美国网站。二○○二年九月初，他们封杀了Google（同时也封住AltaVista）。

　　中共当局封杀Google发生在美国新闻媒体暂时的平静期。这步臭棋使其死灰复燃，北京的形象问题又成了新闻媒体的焦点。接下来的事情再次暴露了中共冥顽不灵执意审查的心态，网民发现输入的Google网址，被重新引到原来的中共搜寻引擎。因为中共的搜寻引擎和Google比较起来效率太差，结果抱怨连连。接着，中共当局总算走对了一步棋，让Google死而复活。不过别高兴得太早，如果你用Google搜寻江泽民，你会收到“输入内容找不到”的讯息。如果你寻找法轮功，不但找不到任何结果，你的上网活动还会中断一个小时。一小时后，如果再次寻找法轮功，你会被中断二小时或更久时间。

　　Google参与这个计划了吗？这是中共自己干的还是与西方防火墙公司联手的结果？用这种方式抹去第四页不知是谁的主意？但可以肯定，类神经网路程式iCognito或其他相似的软体参与了思科的了望行动。就好像长时间整治笼子里的老鼠，看它去不去碰一根特定杠杆一样，中共当局对付老百姓用的就是这种办法。

    二○○二年十月下旬，在永久返回美国之后，我又回到北京四处看看，见见老朋友。我顺道拜访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驻京办事处的帕特·包尔斯（Pat Powers），他那时是办事处负责人。我们前往外国人聚会的老字号，万龙酒吧（Frank’s Place）。我挺喜欢帕特，他曾多次挺身而出帮忙我，因此我们一直处在一种朋友情谊的气氛中，直到我提起互联网的话题。

　　我表示美国公司在冒巨大的风险，中共的所谓“自律”政策靠不住，会引火烧身的。共产党从来就不是可靠的伙伴，如果中共警察利用摩托罗拉的追踪技术和枪炮镇压了下一次的工人反抗，如果中共当局强迫每个人配戴富士施乐、北电网路或升阳公司研制的身分证，然后利用它来抓捕基督教团体，美国资讯科技公司可以补救的作法是避免参与中共互联网的自律公约以及国民身分证的合约，这种自律可以为他们获得良好声誉。

　　帕特听着，但心不在焉。他的上司，柯白（Bob Kapp）是华盛顿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看过我写的有关互联网问题的一些文章。帕特盯着我说，柯白对我的论点“深感不安”。我感受到一种沉重的负担压在我身上，并不是帕特所代表的美国公司。当然这取决于我是否还希望在美国商界有所作为。

　　我与驻京美国商会主席孟克文（Chris Murck）谈的不错。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关系比较好。孟克文不只是朋友而且是我的导师，我极为尊重他的智慧和经验。当我们在中国大酒店吃午餐时，我提出在华的美国公司可以保护美国的侧翼，具体作法是集体发表声明，“对中共互联网的监视和审查政策表示关注，并指出这些作法已经让美国资讯科技公司处于一个困难的境地。”目前，美国商会的年度政策声明，《美国商会白皮书》，对此甚至只字不提。我强调，美国商界一向具有这种自我维持秩序的正直特性，但是它必须先承认问题，哪怕在白皮书有一条注脚也能说明问题。当然安全与数位有关，任何公司都不应该有认错的举动或成为中共领导人的替罪羊；的确，怀恨在心的中共部长们可能会在短期内看重欧洲和日本的资讯科技竞争者。但是美国在中国大陆市场任何领域的参与，从传统上来讲，要有法律依据的长期保障，也因为如此，才可能有长久的利润效益，甚至在世界贸易组织架构下也是如此，而且中共也知道这一点。

　　孟克文异常平静。他最后说，美国商会在白皮书上阐明这样一种基本上属于政治立场的声明，并不符合它的特性，同时也没有先例。我感觉即使他同意我的说法（我怀疑他不会），他也会发现：我的提案不会在商会成员中获得多少回应。我们的会晤礼貌、友好，但徒劳无功。

　　十一月下旬，我和北电网路的无线网路行销经理，安诺其·赵（Enoch Chao）分食一盘面。赵提起蓝芽无线应用科技即将兴起，并解释即使是手上型装置也可利用其“整合性与相互可操作性”上网浏览；看我没反应，又喋喋不休地讲起这些功能如何特别适用于国家安全和执法工作的需要，也就是可以即时远端存取嫌疑者的指纹、面部照片及个人历史纪录等等。当我问他如何看待中共警察利用北电产品作为逮捕、拷问和胁迫的工具，以及是否会引发一些道德上的考量时，他看着我十分不解的说：“任何东西都可用来干坏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已经发生了。”

　　见过赵后，我飞到上海出席一个商展，名称平淡无奇：“中国大型机构资讯化展览会”。开幕式上，中共公安部科委主任李润森到场祝贺；这表明商展的主要客户来自中共警方。

　　进入展厅，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思科”二字。它的展台令其他参展公司相形见绌，同时展览会的简介也以思科的中文介绍最为醒目：“思科为‘金盾工程’提供网路解决方案”。它的展台有一组有趣的幻灯片：首先指出中共公安部门的问题在于警力不足、大量无证流动民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引起的社会不稳定、以及“高科技犯罪”（包括互联网上异议分子的活动在内）。然后介绍思科的“廉价”解决方案：“把声音、影像和资料整合进一个方便存取的来源”以及整合司法部门网路、边界安全和“跨部门网路”（“不同部门处理机密事宜、语音和影像频率”）。

　　思科的展台由许多荧幕围绕而成，播放著录影：粗壮的警察在美国加州的海豹海滩（Seal Beach），拉扯美国公民并对他们搜身，然后抽出思科手持装置，直接连结到资料库，其中包括从商店、等候室及其他公共场所收集到的监视画面。这些影像由笑容满面的思科首席执行长约翰·钱伯斯配音解说，加深了效果。钱伯斯在中国大陆和微软的比尔·盖兹一样是家喻户晓的名人。但是与之同步的中文介绍把美国形容成高效率的警察国家（不需要麻烦的法律程式或搜查令即可接通机密资料库或进行私下监视）。

　　钱伯斯对新经济充满乐观的高谈扩论令我对他这种颇具创新的公关手法印象深刻。其他荧幕则显示了展台优质、清晰的监看画面。展台根据中共公安部门的兴趣划分成不同区域：“为警察定期监视社区提供的网路电话（IP）解决方案”、“为交通、巡逻及刑事警察提供的移动解决方案”以及“为预防控制和加强社会稳定的影像监视解决方案”。万一你错过了所有这些介绍的要点，思科还有中文小册子，以醒目的画面描述美国的州警察（水桶肚、太阳眼镜和全部家当）利用远端方式连结全国性资料库和互联网的场面。

    在思科的摄影机前，思科上海分公司的系统工程师，李周（Zhou Li），热心地向我介绍思科刚刚在中国大陆开始推广的“警察网”技术。他向我解释：思科图表显示的警察与资讯网点的连接，在技术上准确无误，但是并没有反映思科所成就的一切。他指出，我们谈论的不仅是如何连通嫌疑犯的驾驶纪录，思科提供的网路技术可以安全可靠地连结各省的公安资料库，完成交叉对比，并可做行动追踪之用。中共警察或公安便衣可以用思科设备直接远端连接嫌疑犯的单位，取得个人的政治表现和家庭历史背景材料；甚至透过简单的荧幕操作即可获得指纹、相片、及其他影像资料。（这不仅是销售宣传而已，根据中国大陆消息来源，思科已经为中共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公安资料库结构，具备即时更新和移动式功能。自二○○三年六月起，已经部署在中国大陆除了四川以外的所有省份。）在我进一步追问下，这位思科销售人员证实，中共警察甚至可以远端检查嫌疑犯是否在过去三个月曾设置网站或为网站撰写文章，还可以得知嫌疑犯的网路漫游纪录以及阅读他的电子邮件。这只是个频宽的问题。

  　思科的另一本小册子吸引了我的注意，里面所介绍的是思科的新型移动路由器。车辆示意图展示了它的应用范畴：轿车（交通控制）、火车（准时运行）、救护车（紧急状态与警察反应）、以及一辆主战坦克（想必是为了帮助中共打胜战争）。坦克旁边的中文说明指出，美国国防部、北约和英国目前均使用这种技术。型号3200系列的价格大约是五千至$一万美元。思科销售员指出3200系列的移动路由器是专门根据坦克的需要而设计的，非常耐用。

    在升阳的展台，安琪拉·应（Angela Ying）女士要我把手指按到一个荧幕上。她向我介绍升阳正与一个中国大陆伙伴——金手指公司（Golden Finger）合作（这种事是不能瞎编的），开发一个指纹识别系统和一个全国面部识别系统。这些资料将储存在全国统一的身分证上面；她说，这对国家安全是个全面的解决方案。升阳公司提供硬体、伺服器及计算能力，新力（Sony）提供监视照相机，金手指则提供与中共公安部合作的平台。

　　北电也参加了这次商展，但看不出有什么内容。在展台前，一位资深工程师向我保证他们公司仍然是技术领先的。

　　举例来说，如果联合伺服器有足够的频宽，北电已经发展出一套“100封包捕捉系统”。这些互联网监视能力是为“抓住法轮功”而专门设计的。他话一出口，一个当地的中国大陆记者开始抓拍我们站立一起的照片。（我是商展中唯一的美国人，因此我在任何展台站立驻留，都会被视为对其产品的承认和支援）。北电那位资深工程师担心他关于法轮功的说法被视为“敏感话题”，小声地要求我隐去其名。手里拿着产品简介离开展台时，我意识到思科拒绝刘雅雅的股东提案是个明智之举。制造一个可用来监控中国大陆互联网的特制防火墙也许已成为那个“原罪”，这是设立极权监控式的互联网的重要基石，但是它本身并不是不合法的。然而思科（以及升阳公司）正卖给中共的产品，似乎直接嘲弄了“外交关系授权法”（一九九○和一九九一会计年度）；该法案暂停了“签发任何出口许可——用于出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一种犯罪控制或侦查仪器或设备”，直到总统决定恢复为止。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总统设法取消这些法案，然而这些法案正遭受腐蚀。二○○二年布什总统访问上海时，基于对恐怖分子攻击的正当防范，某些炸弹侦测技术禁令得以暂时解除。然而根据来自政府的秘密消息来源指出，一些美国大公司已经在游说，以那次禁令临时解除为先例，进而推翻整个禁运政策。

　　中国大陆是地球上资讯科技快速扩展的最大市场。因此进军中国大陆非常有诱惑力，这对思科和北电网路这类经历了本国市场急剧变化的公司而言尤为如此。这类公司一直依赖这样的理念，即互联网各种技术，全新且定义相对不明，是灰色地带。但是它们不是灰色地带，而是个黑市，在那里最先进的设备被卖给了一个厚颜无耻的警察国家。思科不再是仅仅协助中共网路的审查，他们正在协助中共逮捕异议分子。在中国大陆互联网上的异议分子是发展最快的那个政治犯群体。（注：微软公司未参加商展。曾经在原始码加密议题上领导全球产业与中共当局对抗的这家公司后来一百八十度向后转，令人惊讶不已。首先他们同意让中共当局机构分享它长久以来极力保护的原始码。然后，根据新华社二○○三年七月的消息，与公安部签约兴建一个有四百名员工的互联网安全技术实验室，启动投资为一千万美元。实验室将为中共提供最先进的监视设备和影像技术。）

　　中国大陆的互联网真的不可救药了吗？难道它注定就是由少数唯利是图的西方商业伙伴提供技术支援、由中共当局控制的一种监视镇压的工具吗？

　　中国大陆互联网之父麦克·罗宾森回忆起以前带一群中共官员第一次浏览美国互联网时的一段往事。他们一直质疑的问题是：“谁在管理？”这种每个人都可以在网上参与的概念，对中共当局而言实在是个天敌。同时，彼得·劳洛克指出：“互联网可创造期望与需求，政府无法阻止，谁都一样。”他们都对！自由的互联网就像对中共当局征收网路民主化的税金一般。然而，除非美国行政当局将中国大陆互联网的自由视为至关重要（目前的无足轻重达到了可笑程度），否则，现在的一切迹象看来并不乐观。

　　如同罗宾森所说：“在中国大陆互联网的婴儿期，最早三个被封的网站中，有两个是反政府的，另外一个则是毛派网站。政府最感威胁的是什么呢？是人心向背。”最终把民主带进中国大陆的不会是知识分子。农民与工人正缓慢上网（即便法轮功强而有力，力量也可能很有限）。农民上网者目前只占中国大陆市场的百分之五，但无论喜欢与否，饱受苛捐杂税之苦的愤怒农民一旦从现在开始用上网路电话，将在未来十年内成为美国的市场目标。而那些怀有民主中国梦的人正在逐渐失去影响，这是由于在中国大陆充当自由化演变催化剂的美国企业已遭受到深深的或许是致命的伤害所致。

　　目前，互联网依旧是为中国人民推进民主进程的最强而有力的武器。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弄清楚到底是谁失去了中国大陆的互联网，那它只是一个可能，只是另一个美国梦。不过，我们弄清楚了。诚如麦克所言：“直到我们为革命铺下通讯网路之前，中国大陆未来的子孙将不会原谅我们。”

 

第七章 横空出世

　　那架轰炸机朝跑道下滑时发出的噪音震耳欲聋。这是一九九九年八月初的某一天，地点在北京郊外的一个空军基地。透过灌木丛，看到一架我现在认为是ＦＢＣ－１式的飞机，人们称作“飞豹”，或者说得好听点儿叫做“空中长城”的军用飞机。站在三十米外打量它，我不得不装成好像在抽烟歇息片刻的样子，意识到我可能是第一个近距离看它飞行的美国人。

　　被中共媒体高度赞扬的飞豹，被吹捧成是中共首架全部自行研制、具有携带核弹能力的超音速战斗轰炸机，而发动机却出自罗尔斯•罗依斯（RollsRoyce）的厂房。它的巡航半径超过一千五百多公里，据说可以运载多种空对空和空对海型导弹，武器载重量达到五吨。几个月之后我再次看到了飞豹的身影，那是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广场。飞豹在五十万人群上空，一掠而过。这个庆祝中共统治五十周年的场面被现场的媒体播放到全世界。

　　我去那个空军基地不是出于间谍的需要，而是为了帮助一位中国制片朋友客串一个角色。拍摄地点离跑道大约六十多米，位于一个老旧苏联样式的机场候机室外面。临时演员的服装反映了当时的样式：女人裙子长过膝盖，头上梳着辫子；男人则穿着熨过的毛式制服和红军军服。

　　这是一部有关于重要历史题材的电影，由据称是中国“第五代”最有名的导演——陈国星监制。虽然我的角色不甚清楚，但我听说他需要一两个白人面孔。外国人士总是奇货可居，尤其在拍历史题材的故事片的时候。如果片子是关于日本人占领中国的，也许找一些中国人也能拍成，当然找的人要比日本人平均身高矮胖一些，加上一点化妆，还要弄出大暴牙，显出丑恶的样子；但要拍鸦片战争的片子，就需要大批侨居的白人，穿上英军制服烧圆明园、用刺刀吓唬尖叫的农村妇女和去天坛附近骑马；要是拍朝鲜战争的片子，情况和前者差不多，换套军装就行了。

　　我已经好几次以外国人的装扮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上：一次是为了推广吸烟权利的广告（操一口慢声慢气的南方口音）；一次是以纽约的犹太制片人身分招揽人们对电影投资；最不可思议的一次是装成情绪激动的美国影迷，伤感地回忆一部在中国很叫座的美国电影“第六感生死恋”（Ghost）。

　　现在，各就各位；我扮演一个美国物理教授，立场左倾，于六十年代初期陪伴一位美籍华人物理教授经过机场，多多少少参与了中国发展的国防科技。我想，至少在中国人眼中，这次我没有扮演邪恶外国人的角色。我的台词很简单：“他们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和：“那架飞机像是俄国造的！”由（应全部恢复）于这部片子的背景是六十年代初期，我特意带来了一副黑色的粗框眼镜，这恰到好处，让我看起来很像个有用的傻瓜。另一个外国演员是个艳丽惊人的姑娘，一头红发，来自俄国高级外交官家庭。她好像认为整个拍摄就是个骗局，去机场的路上，她悄声对我说，她认为中国人就是一群畜牲。（我早就听过中国人这样形容俄国人，总之北极熊和中国龙是水火互不相容。）

　　由于每小时都有大批飞机编队飞过，排练十月一日的飞行，所以拍片搞了一下午。它们掠过头顶时，黑压压一片，很像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新闻纪录片的场面。

　　“横空出世”是一部宣传片子，很中肯，颇具画廊特色。国庆日当天在北京率先上演（我的中国制片朋友对它赞不绝口），隔年一月在全国放映，接着分别在二○○○年金鸡电影节和长春电影节上获最佳故事片奖。这部片子甚至多次到美国参加影展，虽受到美国独立电影评论家的一些温和批评，总体评价不错。

　　这部片子的一个特点是双主角，围绕陆博士和冯司令员展开。陆这个人物大体上是根据钱学森的亲身经历塑造的。钱曾是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并与美国弹道导弹专家密切合作到五十年代初期，然后被怀疑充当中国间谍。详细证据显示钱有隐藏东西，但由于他的案子处理不当，拿不出确凿证据；在一次短视的政治交易中，他被遣送回他的出生地，中国。在那里，他迅速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核子武器研制专案之父，也成了中共镇压天安门运动的啦啦队队长。冯司令员是根据聂荣臻元帅的生平塑造的。他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庇护，担任过人民解放军武器研制的负责人。

　　中国电影导演从来没有机会获准接触这样的重要人物，更甭提接触任何有关研制原子弹的历史文献纪录。没办法，导演只好靠阅读有关介绍美国核武器研制负责人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和莱斯丽•格罗夫（Leslie Grove）的书籍，根据他们的生平来构思主要人物陆和冯的故事情节。片子描述了中国原子弹研制的英勇过程。为了符合中共目前的中心思想，它对这一段历史首次做出修正，表明研制原子弹不是为了抗衡苏联（在六十年代，苏对中国构成的威胁远远超过来自美国的）而是为了对付美国的霸权。

　　我们是什么样的霸权呢？电影临近结尾时，核子试验场寂静异常。陆博士聆听冯司令员的一段对白，揭开朝鲜战争的旧伤疤，以此来披露发展核武的必要性：“我们由于武器落后受尽欺负。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战士被凝固汽油弹从头到脚烧成火人的情景。他们挣扎着，唯一能做的就是哭爹叫娘！”随之而来的是义愤的眼泪，然后，司令员振作起来，接着说：“美丽坚应该是‘美丽的国土’！她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无论你做什么她都欺负你，强迫你破口大骂：你他妈的，住手！”

　　陆博士注视的目光这时移到地平线。轻声却坚定地对司令员说：“将军，您的原子弹来了。”荧幕这时切入中国的倒数装置，耀眼的闪光、黄色的蘑菇云，接着是很长一段兴奋的中国士兵在乐曲声中雀跃不已的慢镜头。

　　“横空出世”向群众宣传的第一点一目了然：中国拥有原子弹是共产党的功劳。颇引以自豪的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旧中国与资本主义的新中国的联结点；然而，里面又多了一点恶意。人们可以从十月一日庆祝国庆五十周年的“长征”和“东风”导弹方队看到这一点。政府控制的媒体兴致勃勃地类比台北在电磁冲击波冲击下的情景、宣布掌握了中子技术、公开谈论部署瞄向洛杉矶的携有分导式多弹头的远端战略导弹，并故意透露试验“巨浪”2型战略导弹的资讯，这种潜射弹道导弹可与美国“三叉戟”5型潜射弹道导弹（Trident D-5 SLBM）相比。中共内部有人不想让中国人把这些东西看成是最后付诸使用的武器，而是当作工作资产。拍摄“横空出世”这样的电影是为了向百姓灌输战争意识，是为了让百姓明白这种战争需要基础设施、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以及西方技术的有机结合。

　　“横空出世”的第二点要说的是，中国人靠自己也可以搞出来。电影中的研究人员在没有电脑的情况下，依靠一屋子戴眼镜的姑娘顽强地拨打算盘完成了最后的计算。电影最后一段的解说词是这样结尾：“面对美国的遏制和讹诈，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先进的国防技术，包括氢弹、原子弹和使核装置微型化的技术。”请国会议员注意：如果你们认为考克斯的报告没有引起太平洋对岸关注的话，请不要也同时误认这部电影完全出自导演一时爱国主义的心血来潮。我采访导演陈国星时，他笑着承认这部片子全部由国家出资，而解说中的“微型化”一词是中国外交部加进去的。

　　这样的电影是根据上面的旨意拍摄的，而那些要点，即拥有原子弹以及原子弹是自己搞出来的，是为了给公众看的。和我们一样，中国领导人也看到了冷战的结束，他们也许想拥有大体相等的核武力量，但他们现在绝不想投入昂贵的军备竞赛－－尤其在对手的经济能力强过他们六至七倍的时候。所谓“自己搞出来的”是个谎言（连电影本身也含蓄地承认了这一点，请美国培养出来的科学家主持这一研制专案就是证据）。但这个谎可扯大了，甚至为日后中共所希望的研制方向事先埋下了伏笔，这样就可以大书特书民族荣耀直到以陆军为主力的解放军具备了抗衡美军的能力，完成入侵台湾，打胜在亚洲的战争。

　　我们无法准确预测中共高层领导人在政治和军事问题上的整体意图，但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他们的所为找到线索。经过多次与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处的一位朋友交谈，我得到一些这样的线索；他同意就中共军事发展目标和美国政府控制技术转让的作法进行讨论，但前提是采访内容绝对不能涉及他的身分，包括他的特征、讲话习惯、官阶等等。而我也不想猜测他同意我采访的原因。

　　我暂时称他为布莱克（Black），与他面谈确认了我已经注意到的一种情况：中国最重要的军事方案常常隐藏在光天化日之下。美国新闻界和政界明显地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国被窃的国防机密，发生在战略武器研制专案方面的窃密案件尤其引人关注，其次是令人兴奋不已的中共各种间谍：从黄建南（John Huang）打给力宝集团（Lippo Group）的神秘电话，到钟育翰（Johnny Chung）为民主党献上圣诞树礼金；从高干子弟王军（WangJun）进白宫与总统一道喝咖啡，到中国远洋运输公司的轮船把一货柜的AK-47型自动步枪送到长滩卸货；从李文和（Wen Ho Lee）在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秘密下载文件，到最近发生的陈文英（Katrina Leung）色情间谍案以及对联邦调查局的出卖。

　　所有这些都值得调查，都与美国的安全息息相关，都是好材料。但是让人对新中国感到惊奇的是这个小心翼翼、而又残酷无情的权利中心尚能控制的程度。如同布莱克所言，假如中共领导层不用这些间谍人物就搞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那又会怎样呢？我们盯着中共间谍和高干子弟不放，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我们自己的自由放任和政治利益团体在中共体制上的反映。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总是从后视镜观察事件的发生过程。设定的前提是中共会沿着我们走过的路或至少相似的道路向前发展；但实际上中共在武器研制进程上做了很大的改动，而后视镜里的景物显得比实际距离要远；匆忙一眼扫去，会以为中共相似的核武器专案正按我们估测的速度发展，镜子的死角却掩盖着周边情况的变化；例如，中共对先进通讯技术的掌握情况就这样被我们忽略了。

　　布莱克说这个死角对中共领导人帮助很大。解放军对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事进行了追踪调查，发现第四代军事通讯技术是成功的关键因素。这个死点也对那些向中共转让这类技术的西方公司帮助不小。

　　中国问题专家早就指出，自中越战争以来，亦即现在的中共军队根本没有实战能力，统治它的是一个效率极低的官僚机构，眼前的燃眉之急是如何养活这个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这远超出它筹划发动一场重大战争的能力。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按照中共的标准，中共军队战斗力急剧下降，与效率低下的国营企业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按红、蓝两军类比打仗的话，美国军队会在大多数分类专案中迅速获胜。但这并不是中共寻求的作战方式。

　　布莱克简要总结了过去十年中共军队的发展过程，然后说，即使它的资源相对贫乏，解放军仍有能力创造性的发展自己，并对美国军队构成有效的挑战，尤其在台湾局势方面。

　　从一九九○年到一九九三年，解放军的目标是获取建立一个工业基础所需的关键性技术能力：其中包括先进的制造技术、自动化生产线、电子电脑能力－－尤其是主机。日本投资大量涌入，美国公司也对开发中国市场发生兴趣，但因天安门事件而裹足不前。

　　从一九九三年到一九九六年，解放军开始回应“沙漠行动”。中共军方的重点转移到资讯控制领域：包括半导体制造业、吸引对资讯技术的投资、航空控制系统。美国公司成了主要玩家和投资者，也成了华为等公司系统地仿造其产品的主要对象。为了加快在军事指挥、控制、通讯和情报等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中共开始广开渠道，多方面引进技术。法国、俄国和以色列提供了许多技术（后者通常免费提供培训），在此基础上，配备精密电子设备的指挥中心开始出现。

　　一九九六年，中共对台湾做出威胁举动，连续进行飞弹试验；美国立即在台湾海峡部署了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并派遣空中预警系统（AWACs）在中国上空到处飞行；中共因此却步了。但这一事件（加上美国军队在科索沃的表现进一步给中共军方上了一课）让中共更加感受到加快军事现代化的迫切性。一九九七年到一九九八年，中国大批硕士留学生到美国大学攻读科学；与此同时，解放军集中力量研究对付空中预警系统的办法。中共政府拨出大量资金用于追踪美国卫星的光学研究和旨在攻击卫星的地面雷射专案，同时开发的还有微型卫星，这种微型装置可以辨认敌方设备或执行摧毁美国卫星的任务。这些技术分别来自美国、俄国、以色列，甚至来自巴西。

　　一九九九年到二○○三年，开始出现成效。“到二○○二年，”布莱克对我说，“他们开始制作这些东西了。”第一批微型卫星开始生产，样品使用的是苏联技术。中共开始试验分导式多弹头弹道导弹，有可能把运载弹头数量提高十倍；常规弹道导弹的进展成就更为明显，特别是在陆基发射的巡航导弹方面。其他方面的不足在缩小：多兵种联合训练仍处在构想阶段，解放军军事通讯因使用美国技术（经信息产业部流入国家安全部）改进不小，尤其在内部安全和侦察方面进步明显。这大大提升了战场追踪的效率，这是未来在台湾海峡采取行动的一个关键环节。

　　“攻台计划的行动时间介于二○○八年至二○一○年之间，”布莱克说，“那个时候各种武器装备都齐全了。”他估计到二○一○年，中共手头上会拥有足够数量的苏－27和苏－30多功能战斗机、基洛级（Kilo）潜艇和‘无畏’级（Sovremenny-class）驱逐舰；此外，他说，有确切的证据表明，中共将拥有潜射导弹（SLBM）和分导式多弹头弹道导弹（MIRV），精确度在三百米至五百米之间，运载数量可达一百枚核弹头。

　　广义上讲，中共入侵台湾的策略是形成对美国的遏制，使其不能参战。作法是先引发核武竞争的升级，然后封杀美国卫星；最后如果美国有意重演一九九六年的旧戏，将部署力量使美国航空母舰处于四面楚歌的危险中。在中共眼里，这次该美国后退了。任何恐吓要有实力作后台，否则不会奏效的；最终，解放军必须拥有压倒台湾的空中优势，随之而来的入侵台湾是海、陆、空的联合行动。

　　“你们不会冒丢掉洛杉矶的风险去保台湾的。”也许解放军将领在加州鸡尾酒会上不慎说漏了嘴；但在北京的鸡尾酒会上这个比喻早已家喻户晓。作为后来者的中共常常忘记这样一个事实∶这种玩武力升级直至压倒对手的游戏，美国有长久历史。

    人们认为解放军将玩弄核武器、准备打核战视为最起码的恐吓条件。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说的过去。布莱克说，“他们运载导弹的卡车使用低频通讯手段，他们必须假设我们能发现他们。如果他们监视我们的话，他们会知道我们的陆基导弹也会有所行动。但是他们拥有潜基弹道导弹之后情况就变了。这个时候潜基导弹就会出动。”美国的弱点是她过于趋前的地理位置：“你无法使用‘战略防御计划’保护关岛和夏威夷。”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布莱克接着说，“中共对‘战略防御计划（SDI）’不太在意，他们认为这个计划要等十年才能进入部署阶段。但是，从战术角度上讲，他们非常愤怒，因为我们可以在十八个月内为台湾建立一个防御中共常规导弹袭击的安全网。没有迹象显示他们有窃取我们‘战略防御计划’的动作，而他们要做的是使用反卫星的办法来破坏我们的这一系统。反卫星的办法确实存在，他们能够把我们的卫星搞得七零八落。”

　　中共正在开发空中预警系统的杀手，采用的是苏联那种可追踪信号的弹头。他们研制的导弹射程惊人，也拥有了用于迷惑对手的电磁脉冲武器。布莱克预测解放军很快会拥有封闭美国指挥中心的电子干扰能力，把它从台湾海峡冲突中隔离开来。“他们现在研制的是一种逼迫美国避开的军事能力。”

　　最后呢，中共军事演习使用了非常规的战术：“榴弹炮架在船只的甲板上和其他愚蠢的招数，让我们不好类比。航空母舰的麻烦仍是个问题。我们可以击沉‘无畏’级驱逐舰，只要它敢开第一炮。然而，他们认为他们就需要一炮。”

　　布莱克摇了摇头，对这种一厢情愿的军事战略和危机造成的变化莫测表示了一种无奈：“他们将跌跌撞撞地闯进这场战争。”

　　中共的军费开支大约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而且没有良好的航空电子工业。中共从苏联那里学到一课：不要与美国比花钱。他们预算有限，怎么能希望建立空中优势呢？据估计，中共制造一枚巡航导弹的费用比美国少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中共国防问题专家估计，美国防御中共一枚导弹攻击的费用高达中共生产一枚导弹费用的九倍。解放军现有四百五十多颗常规弹道导弹，每年部署七十五颗左右，到二○一○年将有九百颗常规弹道导弹，足以对台湾的机场、指挥和控制中心与其他军事目标率先发动全面攻击。即使开销不多，解放军仍然相信他们可以在四十五分钟之内获取空中优势。布莱克认为，“解放军相信他们可以迫使台湾在四至六天内屈服。”

（注：这种看法，即台湾人软弱且贪财的性格决定他们枪一响就投降，在中国大陆已鼓噪多时。许多在华美国人也持这种看法。在中国大陆居住久了，这种对台湾民主力量的鄙视就会潜移默化地在发挥作用。与阿道夫•希特勒在三十年代曾嘲笑英国为“小商贩的国度”如出一辄。）

　　中共导弹战略虽然看起来吓人，但也许正是它整体对台战略最薄弱的环节。布莱克告诉我，“四百枚导弹，数数看，发射一颗少一颗，这又有什么呢？台湾人经历过恐怖的大地震，心理震撼不会带来空中优势的。解放军还不明白这一点。”

　　最终，解放军必须越过吓唬人的导弹部队，直接出兵入侵台湾，这时候“第四代战争”情况出现了；像其他许多战术用语，这个词义不甚清楚。但中共明白其基本要点。他们知道苏联的人海战术已经破产，所以呢，要放弃密集队形，选择小巧玲珑的机动特点，配合炮火协同进攻。（这需要获得海军内陆电缆、移动录影、保障通讯安全的光纤技术和复杂的加密演算法）。“他们读到什么就相信什么。甚至相信汤姆•柯兰塞。（注：汤姆·柯兰塞（Tom Clancy），美国作家，着有《猎杀红色十月》（Hunt for Red October）”布莱克笑着说。“我们有即时战场图像，他们还没有，他们急于得到这一技术。他们知道它的份量。”

　　不加上附注是很难理解的：我们自己是促成这一切的部分原因。我们认为军民两用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内燃机是机械化战争的必备条件；噪音小的潜艇驱动器依赖于复合材料；商业雷达、卫星资料也可以用于巡航导弹的导引控制系统。不管我们如何看待它，中共已从美国手中得到了上述技术。

　　广义上讲，在八十年代我们把它当作盟国，允许有限的杀伤武器和民用技术出口给中共，没有引起太多的麻烦。九十年代，我们开始发现它是个武器扩散国，于是我们开始对敏感的高科技采取控制措施，不过为时已晚，漏洞太多，防不胜防。虽然我们抢先一步制止了洛拉尔公司（Loral）把军用卫星出口给中共，但他们提供的技术还是改进了中共的火箭性能；沈阳的波音公司（Boeing）分厂在收到停产命令之前，一直在为苏-27提供民用航空配件；升阳电脑公司（Sun Microsystems）想尽办法向中共出售超级电脑，而中共电脑制造业的老大－－联想集团接着就把这些超级电脑转手卖给解放军。中共有个技术采购单子，其中被拒绝的有晶片定制技术和演算法（晶片很难仿制）、隐型技术和军事应用软体等等。

　　在北京的美国电讯公司和其他高科技公司的总裁们一般都认为中共不是我们潜在的敌人，他们认为只要不卖导弹的控制导引系统，“正常”商业交往不会伤害美国利益。另外，中共资讯系统的技术协定必须要基本符合美国标准，否则，全球商业通讯会是一团糟。在这个阶层中，至少有两位专家另有主张。他们都愿意见我，但同时又像布莱克那样要求身分严格保密。我暂时称他们为‘怀特’（White）（若干跨国电讯公司的顾问）和‘格雷’（Grey）（技术和互联网分析家）。

　　怀特认为现代军事技术正经历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完全取决于互联网的发展：“中共致力发展资讯领域的优势将对美国构成最大的威胁。”他指出，中共一年可产生一百万工程师，他们轻而易举的打下了基础。资讯加密技术“相当于太空领域的科技角逐”，中共用五年时间已从零数位发展到二百五十六数位加密。他对美国技术公司普遍存在的傲慢颇有看法，他说，那种以为我们技术革新的速度快得使中共无法采用商业办法复制微处理器的想法荒唐可笑。（尽管按美国标准是很慢，中共最近还是搞出了他们自己的第一个微处理器，龙芯。他们声称研制花费一百三十万美元。令人好奇的是，英代尔（Intel）公司去年为中共高等院校的赞助费用也是这个数字。）怀特说，“一涉及互联网，军用和民用之间就很难划分。美国军方直接使用刚下货架的膝上电脑，所以中共的资金花在哪里最上算？在钢铁上呢？还是在资讯战上呢？…中共能承受多少个登月计划和曼哈顿工程呢？只能承受几个，但他们能做成。”

　　怀特分析了中共的具体作法。获取尖端技术的一个作法是从以色列等国购买。吉拉特（Gilat）公司向中共出售了加密性能上乘的电脑、先进演算法、软体、晶片、声音扰频器和所谓的“可设定地址的加密”技术。加拿大是另一个薄弱环节，温哥华高干子弟的关系网提供了许多可乘之机。另一个作法叫作蚂蚁啃大象。有超级电脑最好，如果没有，可以串联许多电脑来处理大型计算专案，这种事在中共那里就方便多了。

　　中共的资讯产业部广撒大网，充分利用处在美国安全机构监视之下的众多超小型公司来运作。对此，布莱克特别加以证明，他说，“中共为购买这些技术，做出巨大努力。尽管购买清单随时间不断变化，中共主导的采购行动从没有放松。赴美访问团体数目不断上升，大部分团体是美国公司赞助的，可优先拿到签证。…驻北京公司的代表忙着改善公司形象，发出邀请的美国公司并没有卖任何东西，但提供了接洽管道。这些中共人士一旦拉上了关系，他们会另找合适的公司来订购相关技术产品。”

　　二○○二年十一月，据报导，证交所雇员詹美玲（Mylene Chan）被迫辞职。这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女士把她经手的一些公司为证交所撰写的秘密报告转交给中共，其中不乏涉及国防和情报领域的承包商。但证交所一直没有把此事上报给联邦调查局，令人怀疑好像在掩盖什么。

　　这条消息出现后，我在北京一些新闻界的朋友对此嘲笑不已。主要是因为最先报导的记者是《华盛顿时报》的比尔•格茨（Bill Gertz）（被认作是专找中共麻烦的记者），其次是因为报导使用了“间谍”一词，他们认为这个词有些过时。不过我想既然这些秘密报告涉及保密专案和公司财政状况，这些不正是国家安全部想知道的情况吗？在一次与布莱克的会面，他立即证实了这件事，并指出这件事恰巧反映了中共的兴趣所在。

　　道琼指数低于一万点时，正是中共寻找受伤动物的时候，即那些混不下去而又有先进军事软体的小型高科技公司。接触他们的公司往往看起来与中共军方没有任何瓜葛。

　　格雷证实了布莱克的说法并补充说，“中共挑选的不只是小公司，那些愿意帮助中共的大公司一样受青睐。北电网路（Notel）和朗讯（Locent）一落千丈时，中共成了他们的救星。中共希望他们支撑下去。”最有价值的民用技术应用到国防领域一直在悄悄进行；或者直接转换门庭，或者通过仿制的方式，这些从未见诸报端。特别是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中共相关部委有许多推波助澜的机会。

　　但好处是双向的。格雷认为，“科技公司的总裁受到的欢迎程度会远远超过中小国家首脑来访的待遇。”这些公司得到的回报不仅是招揽到投资和引发股票在华尔街上涨，还包括技术转让。这是由于中国缺乏透明度和没有证交所这样的机构造成的。怀特问我，有办法制止吗？什么办法也没有。不许出售？在这样的市场潮流下不许出售？现在的问题不是不许出售，而是如何出售。如果洛拉尔倚仗同政府的密切关系可以出售，那还能制止谁呢？

　　我们已经看到摩托罗拉在一九九五年用于贿赂的款项一年高达六千万美元，约占预算的百分之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从那时起中共官员越来越贪得无厌。美国公司正努力应付这种挑战，不过他们用于贿赂的数目毕竟没有他们在当地为中共建立研发机构的开销大。

　　例如，中共官方喉舌新华社曾在二○○三年报导：“摩托罗拉软体集团为扩大它在南京的软体中心再倾入一千万美元。”但这只是摩托罗拉在大陆建立的十八个软体中心的其中之一。据报导，另有七个工厂正在施工，这些都不是小厂。摩托罗拉在苏州的工厂有七十位高级半导体专业人士。SARS高峰期间，摩托罗拉（因为媒体对于它临时关闭了在北京公司总部的报导，觉得有失顔面）宣布计划追加投资九千万美元，用于在北京的研发设施，并在未来五年之间再投资五亿美元。摩托罗拉还计划把它在华投资总额提高到二○○六年的一百亿美元。届时从业的研究人员和工程师的总数可达五千人。

　　然而数字反映的内容很有限。据观察家和专业人士介绍，摩托罗拉在华设立的研发基地都是一流的设施，与摩托罗拉在美国本土的设施不分上下；唯一的区别是有些研制专案的目标来自中共军方。许多美国公司都曾表示要在中国开辟研发中心，不过尚未付诸行动，仍处在公关阶段。而摩托罗拉的研发中心早已参与了科技部863工程的尖端专案：第四代无线通讯，使用每秒千万位组的传输速度、可同时用于商业和国防的移动通讯技术、半导体和生物工程……这些都是军民两用技术。摩托罗拉在华的许多经理都是美籍华人，各自出于不同原因，回到出生地中国工作；当地雇员至少占百分之八十，公司多次证实绝不会对中国工程师作背景调查。

　　“这为他们提供了最佳的培训场所，”布莱克谈到这些实验室时这样表示，“这像一种贿赂，一种已写成剧本的贿赂。我们对此没有任何办法。”我问他谁能进去呢？包括党员吗？包括解放军的鼹鼠吗？有没有保护公司专利的防护措施呢？“没有措施，所有技术直接拱手送出。”

　　摩托罗拉只是众多美国公司在中国开设研发中心的一个。最初，怀特解释说，这种作法被认定为公司的一种慈善表现，可促进与中国政府发展关系，“是的，我们愿出资七亿五千万美元用于研发，但我们还没有找到地方。”在过去两三年中，不知在哪里发生了变化，它从公司的公关手段变成了那些期望在中国市场占有一席之地的所有公司争先效法的模式。IBM的主要研发中心设在北京清华大学内，英代尔的研发中心在它旁边；蜂井（Honeywell）在天津设立了研发中心；微软（Microsoft）投资一亿三千万分别在苏州、上海和北京建立了研发中心，同时允许中方“有限度接触”它的原始码。通用电器（GE）在上海的研发中心据说是它在世界上第三大研发中心；朗讯建立了四个研发中心，并保证再投资五千万美元用于研发。阿尔卡特公司（Alcatel）正在为中国航太技术研究院开发第一颗大容量卫星，它正在建立的研发中心将雇用三千五百名工程师。（阿尔卡特公司有一句口号，叫做：“立足中国，放眼世界。”）

我问布莱克为什么美国公司要走这条路？他回答，在华的美国公司（还有外国公司）都在下赌注。他们转让技术的速度已超过了他们发明创造的速度。建立一流的研发设施一方面为了与中国政府拉好关系，另一方面为了建立中国政府对公司的技术依赖，尽管这种依赖非常短暂。对于这些公司而言，由于中国工程师相对便宜，这种投资看起来还算值得。然而，在中国严守工业秘密常被视为愚腐之举；尽管摩托罗拉在矽谷也会发现这类泄密事件，但加州根本无法与国家安全部相比。

　　即使回到九十年代初期，外国公司因为中共血洗天安门而裹足不前，中共领导层那时已经意识到美国公司的圆滑特征。到一九九三年，中共领导人采取了凭藉密切的经贸关系，来影响美国政府和国会放松对华的技术转让，即以“贸易手段处理贸易议题”（这个政策后来又用来对付台湾）。替中共游说的美国公关顾问们为了充分利用这个新政策，在他们的宣传中毫不脸红地把这些目标称之为“中国关于区域安全议题的先进政策”。

    我们注意到，在美国方面这个攻势集中在如何通过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早先叫做正常贸易关系，更早之前叫做最惠国待遇）。二○○○年辩论是否通过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时，辩论围绕美国工商业是否会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获得商业好处，并以加入世贸组织来取消每年围绕美中贸易关系展开的辩论。然而，通过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本身就意味着对以往年复一年的就正常贸易关系议题争斗的认可，那种争斗就好比旷日持久的阵地战。

  　美国劳联—产联（AFL-CIO）是反对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主要团体。每次辩论，他们都准备周全。一九九四年那次辩论他们带去了三大箱材料，包括国会听证纪录、新闻剪报和双方的宣传材料。中共的游说者那时开始运用我在这本书中提到的论据：中国正在变化；美国商家是促成变化的先驱；美中贸易是双赢；另外我们究竟要和谁谈论人权呢？这些论据最终成了上报国会的标准化材料，只不过每年稍有变化而已。反对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一方包括工会左派和政界的保守人士，他们总希望有所突破；一年围绕中共监狱产品出口，另一年是关于洛拉尔的丑闻或者卖到美国街头帮派手中的中共AK-47自动步枪。他们年年在最惠国待遇的投票表决中败北，到了二○○○年，国会将就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进行一次关键的投票，准备的材料不到一箱，好像双方已失去了兴趣。如果你问工会活动家他们败下阵的原因，他们会翻翻眼睛说，“鲍比?柯白（Bob Kapp）。”

  　在一九九四年，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聘请了著名中国问题学者鲍比?柯白作为主席。中共游说团体终于找到了他们的理想人物：“天安门之后，时至今日，一张照片一直在我身边，上面身着白衬衫深色裤子的男子面对一长串坦克。这一幕将永远铭记我们心中。这一幕将不会因为我们的疏忽导致重演……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参与世界经济起重要作用，也是我们见证中国社会进化到更人道和更宽容的政治环境的最好希望。”

    完美且认真，大胆并欣然，持反中共立场的慷慨激昂就这样被剔除了（甚至借用天安门屠杀来冠冕堂皇地支援正常贸易关系）。　

  　柯白把美国商会、柯林顿政府、学术团体、智库、非政府组织和工商领袖组织到一起。一九九六年他们以“工业草根倡议”的方式影响国会通过中共的最惠国待遇。波音、洛克威尔、摩托罗拉、通用电器、ＴＲＷ、通用汽车、福特、伊士曼化工（Eastman Chemical）、耐克等参与中国投资的大公司分别负责向所在州的国会议员游说。季辛吉（Kissinger）和斯考特罗夫特（Scowcroft）等政治元老坐着轮椅出去为他们毕生的使命－打开中国－作最后的宣传（鉴于季辛吉的顾问公司丰厚的盈利，他此举也是在为他的生存作宣传）连驻华大使詹姆士?萨瑟（James Sasser）也在督促美国公司总裁们去游说国会支援最惠国待遇：“由国会议员所在州或选区的总裁前来问候或打来的电话对议员最有影响力。”

  　在这场精心组织的游说给最惠国待遇的“敲门”活动中，北京美国商会的代表准备谈话提纲时，甚至考虑到可能出现更严重镇压法轮功而造成的更尴尬局面。为了确保北京主办二○○八年奥运会，工商领袖们静悄悄地传播他们的奇想，奥运会可把台湾海峡和平局面至少再维持八年。他们甚至从华盛顿发公报给北京的中共领导人，督促中共暂时收敛对台湾采取任何恐吓行动，先以国会投票为重。到二○○○年，在表决前的最后几天，“商业圆桌”这个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重要支援团体显然有足够钞票可烧，出资在华盛顿街头散发免费十分钟的电话卡，上面印有“正确的呼唤：请支援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那天晚上，柯白因勾划出乐观的前景而获胜：改变了的中国与更富有的美国并存。（注：柯白成功的另一个关键是他没有忽略反对派，不管其如何微不足道。二○○一年，我给《亚洲华尔街日报》写了一篇短文，批评美国商界在中国的介入。柯白被文章内容某些地方“激怒”，曾试图要求在华盛顿的公司总部解雇我。我近水楼台，率先得到柯白派驻北京代表的口信：我在“咬那只养活我的手”。公司最终站到我一边（尽管升迁或平调其他地方的机会不复存在），这是因为公司一个担任过国会议员的高级主管请柯白出去吃早餐，缓和关系，情况才好转。为此，我专门飞回华盛顿，亲自向这位脸绷得紧紧的前国会议员表示歉意。）他没有明确提及，但他却藉助美国人普遍的看法，即中国问题实质是共产主义问题；中国每偏离共产主义一步，就更接近自由市场，这就是商业战略成功的证据。反对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一派似乎只能提供灰暗的选择，好像是孤立主义的东西（柯白这样评论他们）或者像那个年轻人面对一串坦克的那种悲惨的场面。

  　柯白的自由市场世界在我逗留北京期间的确存在，现在也一样。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一种日渐明显、充满敌意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为确保这不是我的凭空想像，我访问了一个在北京期间颇为熟悉的中国公众舆论专家。他很愿意和我会面，并根据一些未公开的民意测验资料，证实了所有中国年轻人（十八至三十二岁年龄层）民族主义情绪明显上涨的趋势，城市和沿海地区尤为如此。他把这个现象看成是近来所有焦点引发的自然增长所致，这些焦点包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获得奥运会主办权、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外国到中国投资的浪潮和中国引人瞩目的航太专案等等。然而，所有这些自尊并没有软化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态度，涉及台湾时尤其如此。台湾人被视为“典型的心胸狭隘、吝啬鬼、周扒皮一类的地主。”但这已不重要了，因为大陆不再是“穷亲戚”了。台北现在与上海相比，一副“败落的模样”；大陆首辆百万美元的宾利车（Bentley）刚刚销售出；越来越强大且繁荣的中国会证实凭藉一切手段收复台湾只是个时间问题。他滔滔不绝地解释了为什么英国特意设定目标，吸引中国学生赴英国大学读书，和德国向中国游客招手的原因。“我们终于打胜了鸦片战争！”他兴高采烈地喊叫着。

    我也看望了王，就是那个在一九九九年带领学生到美国大使馆前示威抗议的学生。他现在是个专业人士，他急切地向我渲泄民族主义的内心世界：台湾将被收回、民族主义象征着自尊和自重、我们一定能竞争过美国。“这个国家潜力大的无法控制。谁也控制不了，”他说，“……用不了多久，我们一定能赶上，那时美国人不得不用中国制造的手机，商标可能是‘科健’什么的。”王笑了笑：“也许那时美国消费者会遇到拼写麻烦……那时冲突就会出现。”

  　唯利是图的美国人早已失去了抱怨的权利。毕竟是他们协助给新疆回教徒扣上“恐怖分子”的帽子，王说道：“那是利欲熏心的结果……我想没几个美国人真有信仰。他们不在乎理念。他们只看到数字。外国公司也许应该把一些价值、一些经营理念带进这个市场。但他们投降了。”

  　王透露，用代理伺服器，他从网路上下载了一些政治内容的东西。两个影片对他非常重要。他问我是否想看？头一个是天安门大屠杀的恐怖录影。他承认直到他看到之前，他无法理解解放军究竟如何野蛮地杀戮；第二个录影是台湾立法院的两个女立法委员对打耳光，大声尖叫的场面。播放时，他配上了一段刻薄嘻笑的口白。

　　王不恨美国。他恨打着民主旗号的虚假空谈。事实上，王张口说“民主”一词时，总显得有些畏缩。王和其他的中国人都清楚为什么整个世界都在敲打中国的大门：中国向世界提供了一个市场和一个庞大而廉价的出口平台，谁也不想真的打破现状。

  　既然如此，又产生了新问题：超级大国中国会向世界提供什么呢？鉴于中共恐怖的历史，毛的大饥荒、文革、天安门、还有其他一系列中共无法处理好的事件，他们又有什么理念、什么目标、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的信号可以向世界输出呢？据报导，一位原政府高级智囊人士曾这样表示：“我们什么也代表不了。我们不是民主体制，我们也不是共产主义体制。我们只是大了些。”

  　这也是柯白的世界：一个政权的初级阶段，它的合法性建立在没有内涵的民族主义、没有理念的扩张主义和没有民主体制约束的美国技术之上。中共领导层是一群不负责任且孤立的人物，他们对全球合作前景做不出什么保证；当自己的使馆受到轰炸后，他们居然拒绝通过热线回话；当海南军队指挥中心向他们汇报一架苏-27战斗机遭到蠢笨的EP-3侦察机攻击时，他们居然串通一气搞欺骗。中共领导人公开声称台湾是他们主要的领土诉求，但是收回台湾却与德国对苏台德区的诉求相似，可能是个试金石。正如布莱克所说，“中共领导人不突破美国的保护领地，是不可能扩大其影响力的。下一个落脚点就是关岛。”

  　事后诸葛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不可能抓住柯白这样的人不放，让他对失败的社会实验负责。中共商业游说者许诺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会带来中国的政治改革，提议听起来颇有道理，尤其在九十年代初；然而，现在我们必须自食其果，未来十年我们被迫要把中国视为军事竞争对手。我们不得不继续就武器扩散到伊朗（甚至可能包括“基地”这样的组织团体）（注：中共向伊朗提供过防空系统，并且看起来好像途经基辅把一套雷达侦测仪运往伊朗。美国情报显示中共还向塔利班提供过装备：苏制SA-7地对空导弹（根据印度情报，他们还提供了火箭炮和防空炮），而中共的公司还为卡布林建造了通讯系统。尽管如此，当中共口头表示中方情报机构将向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给予协助时，美国国务院官员仍然表示赞扬，称这一举动是朝着成为值得信赖的世界公民的方向又前进了一步，同时美方同意中共把新疆回教分离主义分子定为“恐怖分子。”中共加入反恐活动的主要效果似乎是对回教处以死刑的人数持续上涨。）与中共较量。我们还要面对一个拥有美军战场通讯技术、航太技术和表面说的过去的核武恐吓以及有能力对上述各种技术不断更新替代的军队。

    “我们无法制止。”布莱克双手插在一起，放在桌子上，暗示该说的都说了，会面到此结束。旅店咖啡厅已经没几个人了，我们也喝到第三杯，与第一次不同的是，这次我们周围没有衣冠楚楚的中国人全神贯注地听我们谈话。布莱克漫不经心地摆弄着最后的几个细节；有什么例外？也许加密技术算个例外。在民用商业方面，偷盗盛行。但他们在一些科研机构搞了一些高水准的开发。一百二十八位，我们就去搞一千零二十四位，底线是突破他们的加密。我们能否把技术转让的限制与我们的突破能力挂钩？他承认，限制不住。这是个防洪闸门：“情报机构深陷困境之中。设定的难题太大，太隐密。要解决开销太大。”

　　布莱克告诉我，现在的所有作法，如出口限制，媒体对劳洛尔、波音和摩托罗拉的调查，国会各委员会和小组的听证，政府甚至对中国北方工业的惩罚等等，好比隔靴搔痒，无济于事。

    倒转回那个空军基地。拆散“横空出世”电影棚之后，我搭车回北京，坐在运送食物卡车的后面。与我同行的是位政府宣传机构的笔杆子，对这部片子贡献很大。人很精明也很健谈。我们先就使馆轰炸一事唇枪舌箭一番，这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话题，也是他趁机衡量对方是否态度认真或是另一个唯唯诺诺的外国侨民的时机。

  　放松之后，他变得口无遮拦。卡车疾驶，把遍布北京西郊的摩天大楼迅速抛到后面，脚下豆腐筒不停地发出液体晃动的响声。他告诉我中国现在问题非常严重；领导人的子女腐败堕落，巧取豪夺，而政府却勒索百姓填补亏空的国库，已没有什么安全感可言。工人和农民没有任何改善自身状况的机会，只有失业和落魄。完了，整个制度破产了；唯一的出路是立即和全面的改革，或发动毛泽东式的革命。

  　“毛泽东式的革命？”我问到，车子在加速，我眼睛注视着前面变换的车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毛泽东式的革命是指暴力革命，”他说。“没有别的选择。”奇怪的是，他胆大包天，居然说出了侨居此地的外国商人想说却不敢说的话。这种无名的怕冒犯中国人的恐惧牢牢地封住外国侨民的口。使馆里不敢说，办公室里不敢说，在侨民东倒西歪的酒吧不敢说，大概在没有限制的家里也同样不敢说。

　　也许我应该就革命或中国经济发展或如何避免重蹈恐怖事件的覆辙争辩一下。但我没这样做，因为我的一部分思想同意他的观点。他扮演官方的喉舌，我扮演一个马克思主义教授。不久之后，我又要扮演商业投资顾问的角色。无论喜不喜欢，我们都在横空出世。

 

第八章 雷克斯与京城（暂缺）

 

谢辞

　　在我动身去中国之前并没有写书计划。在北京时这个念头在心中一闪而过。回到了美国之后，才开始认真考虑这个想法。所以我把这个谢辞内容划分成三个阶段：去中国前、在中国期间和离开中国后。第一、二个阶段对本书做出重要贡献的朋友们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帮忙我。

　　第一阶段，我特别要感激伦道夫·关（Randolph Quon）。他对中共太子党与中国金融方面的研究使我受益匪浅。随着时间推移，他成为我的中国宗师和亲密朋友。没有他睿智的教导和鼓励，我到不了北京。其他鼓励我成行的朋友们还包括：保罗·卫利奇（Paul Weyrich）、琼·提佛·德莱尔博士（Dr. June Teufel Dreyer）、罗杰·罗宾逊（Roger Robinson）、法兰克·格夫尼（Frank Gaffney）和丹尼·谢特（Danny Schechter）。在我离开之前的几个月，米米·詹姆斯（Mimi James）和泰瑞·哈尔塞（Terry Halsey）邀请我住进他们在纽约的家里 ，环球视野（Globalvision）提供了办公室，波托马克基金会（Potomac Foundation）的丹尼尔·麦当劳（Daniel McDonald）提供了最初的基金。

　　在中国期间，倘若没有美中两国同事（和每天往来的商界朋友）亲密无间的友情和坦率，那么每天就如同走马观花一样乏味，没什么好说的了。有些朋友我可以提及名字，譬如麦克·福斯特（Michael Furst）和孟克文（Chris Murck）。其他一些朋友我必须为他们隐姓埋名。您知道您是谁，也许个别朋友会对这本书感到不高兴或受到触犯。个别地方也许是我的错；虽然我有极佳的记忆能力，但不是完美无缺的，因此如果有任何纰漏或误解，都是我的问题。

　　另外，我很感激我的公关公司的管理人员，无论是在中国的还是在美国的，感谢为我提供了一个平台并始终站在我一边。 在美国大使馆，我特别感谢那些曾帮助我的武官；而在商务处，我要感谢庞韬文（Thomas Lee Boam）和史蒂芬·安徒生（Stephen Anderson）所展现的洞察力与远见。在北京外国新闻界，特别感谢多位记者（一些已离开北京），包括潘文（John Pomfret）、亨利·朱（Henry Chu）、麦克·雪力顿（Michael Sheridan）、夏雷（Shai Oster）、诺亚·史密斯（Noah Smith）、白安儒（Andrew Batson）、 克里斯·毕林（Chris Billing）、爱德华·杨（Edward Young）、西蒙·卡列基（Simon Cartledge）、安得列·莫列维基（Andre Mrevije），特别是白克尔（Jasper Becker）。几个北京人士对这本书的特点也颇有影响：金·巴内（Kim Barnet）、丹·布罗笛（Dan Brody）、汤荻（Tang Di）、艾丽斯·傅（Alice Fu）、黄孟度（Po-Wen Huang）、胡兰（Francesca Dal Lago）、哈里·米勒（Harry Miller）、 福里达·莫克（Freda Murck）、托德·史帝福克斯（Todd Stellfox）、以及罗素·杨（Russell Young）。在互联网方面，我要感谢麦克·鲁宾逊（Michael Robinson）乐意出现在纪录上， 既使他不同意我的一部分结论。还要感谢他耐心向我解释中共的防火墙先进技术。彼得·拉洛克（Peter Lovelock）提供的精采分析不仅通俗易懂，而且持续提供新的线索和资讯来源。 我同时要感谢《标准周报》（Weekly Standard）鼓励我研究互联网的题目，并负担最初的研究费用，并且要感谢理查·史达（Richard Starr）的纯熟编辑技巧。

    离开中国后的阶段，我希望感谢我的父亲，大卫·葛特曼（David Gutmann），他说服我争取这本书的合约。厄哈特（Earhart）基金会慷慨提供的研究经费，让我得以回到中国几个月，做一些深入的访问，以填补其中一些重要的空白。我要感谢大卫·甘迺迪（David Kenndy）和厄哈特的全体职员，特别是英格力·美利可斯基（Ingrid A. Merikoski）和却瑞尔·高斯基（Cheryl D. Gorski）。也感谢丹·麦克·迈克（Dan McMichael）指点我寻求厄哈特的赞助，并且特别感谢对迪克·艾利恩（Dick Alien）从一开始就是我这本书的导师。

　　鉴于这本书引用了许多背景资料，我要感激江雪琴（Jiang Xueqin）、詹姆斯·穆文诺（James Mulvenon）、亚瑟·沃卓伦（Arthur Waldron）、马英（Ying Ma）、大卫·卫尔克（David Welker）、马克·贝约克（Mark Bayuk）、史蒂芬·许（Stephen Hsu）、肯尼斯·伯曼（Kenneth Berman）、阿伦·托尔森（Alan Tonelson）和刘雅雅（Ann Lau）。 丹·萨若蓝得（Dan Southerland）、彼得·拉洛克（Peter Lovelock）和丽贝卡·麦其诺（Rebecca MacKinnon）出于善心，读完原稿并在最后阶段提供建议，切实有用。我要感谢杰佛瑞·费得勒（Jeffrey Fiedler）和劳联-产联下属的食品与服务业部门的工作人员（AFL-CIO Food &c Allied Services Trade），感谢他们提供的档案文件。也要感谢加利·司密特（Gary Schmitt）和新美国世纪项目持之以恒的支持。

　　我的编辑，彼得·可利尔（Peter Collier）精心编辑了这本书。他对本书原稿倾注了不少心血，为突出主题所作的努力无法衡量。我写作冗长且用词苛刻，他不得不多次加工修改原稿，手法和技巧娴熟得像个优秀的外科医生。我还要衷心感谢卡罗·史达卫克（Carol Staswick）为本书最后付梓所作的贡献。

　　这个谢辞无法表达我对妻子所作贡献的感激。除了在校对和编辑方面她是最佳人选之外，是她把我带进中国，又是她把我带回美国。 即使她知道我的写作会给她的中国学者生涯带来麻烦，但是她从未要求我更改任何言词的语气。这种支持一直像伊森·查雀利（Ethan Zachary）的祖母乔安纳（Joanna）所给予的那样，直到母亲紧急住进医院才突然替代了这一创作过程。出于所有这些原因，也为其他更深的我无法表达的缘由，我要说这本书属于她。

 

附注

序言

第22页：“跨越太平洋的‘坦慕尼协会’”（trans-Pacific Tammany Hall）一词据我所了解

先是由Randolph Quon所提出。

第24页：我对后毛泽东时代美国对中共的观点的总结受到孟捷慕（James Mann）《转向》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from Nixon to Clinton）

（Alfred A. Knopf, 1999）一书的影响。孟氏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北京吉普》（Beijing Jeep:

A Case Study of Western Business in China ）也很不错，敍述在八十年代备受关注的一家位

北京的美国汽车合资企业。

第27页：关于北京街头的歌曲是在拉尔斐·迈克戴尔（Ralph McTell）的《伦敦的街头》（Streets of London）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第28页：我对中国大陆民族主义的一些观点最先于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大布什，小布什”（Big Bush, Little Bush）的标题刊登在《亚洲华尔街日报》）上。

第29页：有关科技移转和中共军事目标的介绍详见李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和孟儒（Ross H. Munro）的《中美冲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最全面描述在中国投资失利的作品是乔·斯塔威尔的（Joe Studwell）的《中国大陆热》（The China Dream：The Quest for the Last Great Untapped Market on Earth）（Atlantic Monthly Press,2002）。

 

第一章 即兴表演

第37页：我对于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中共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轰炸的事件说明，曾于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以：伊桑·葛特曼（Ethan Gutmann），新中国的故事（A Tale of New China）为题发表在《标准周刊》（Weekly Standard）。

第42页：“王”是假名。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采访。值得一提的是王对天安门运动学生领袖的嘲讽态度也确有其事实根据。关于学生抗议者不民主的决策过程，详见黎安友及林培瑞等美国学者所编著的《天安门文件》（Andrew.J.Nathan and Perry Link, eds., The Tiananmen Papers （Public Affairs, 2001）。对于天安门运动学生领袖目前的职业，详见伊恩·伯鲁玛（Ian Buruma）的《坏分子：从美国洛杉矶到北京的中国反叛人士》（Bad Elements：Chinese Rebels from Los Angeles to Beijing）（Random House，2001）。

第48页：福特（Ford）和IBM对大使馆的轰炸表示遗憾的信件详见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二日的《解放军报》；摩托罗拉的声明详见一九九九年五月九日的《北京晚报》以及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二日的《北京晨报》。上述全都可以在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二日的Sinopolis.com-特刊中找到。

第48页：傅中宝（Michael Furst）的评论来源于我与他从一九九九至二○○二年的私人谈话。傅中宝帮助我了解到美国驻京商会如何接触华盛顿国会山庄，以及美国企业处理中共对大使馆被炸的反应的对策。

第49页：有关艾兹拉·乌戈尔（Ezra F.Vogel）的声明，详见一九九九年六月十四日《虎报》（Hong Kong Standard）刊载的金培力（Philip Cunningham）的“调查表明绝非误炸”（Probe Shows Bombing No Accident）一文。乌戈尔于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五日在哈佛费正清研究中      心（Fairbank Center）网站上登载一封公开信，反驳《虎报》的报导，题目叫“可能与谁有关”（To Whom It May Concern）。

第52页：柯白（Robert Kapp）对轰炸大使馆的反应，详见一九九九年六月八日他代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国会有关贸易的下属委员会所做的证词（Testimony of Robert A. Kapp, President, United Sates-China Business Council：Subcommittee on Trade, 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虽然我没有参加一九九九年美国商会拜访华盛顿国会山庄的聚会，许多美国商会的员工，包括何超琼（Tim Stratford）在二○○一年所谓间谍飞机危机事件时期与我谈过此事。

第53页：《人民日报》呼吁中共加速解放军装备现代化的声明详见林和立（Willy Lo-Lap Lam，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九日发表在《南华早报》的“Self-Destructive Nationalism”一文。

 

第二章 MTV战争

第59页：“魏”“毛”和“同走一条街”都不是真名。若想进一步了解中共电视宣传的发展过程，详见白杰明（Geremie R. Barme）于一九九九年哥伦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赤字》（In the Red））一书。

第82页：我对法轮功的描述可能会得罪一些追随者。他们已经经历了太多，如果我给他们带来困扰，即使只有一点点，我由衷的感到抱歉。这段描述大部分是根据我自己与法轮功的几个学员接触的个人经历；我不想对这项气功运动或其精神信仰不懂装懂。因为我对法轮功的观察是以敍述方式呈现，只是单纯记录了我当时对该团体的感觉（不同感觉交织在一起），虽然我对法轮功的处境深表同情，我却无能为力。关于日期的部分，我引用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二○○○年出版的由Wang Gungwu和Zheng Youngnian编辑的《法轮功的宗教和政治意义》（Religio-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Falun Gong）一书。大部分在第四章，“中国大陆政治和社会的改革、合法性及困境”（Reform, Legitmacy and Dilemmas: China’s Politics and Society）。关于法轮功的基本介绍，详见丹尼·谢特（Danny Schechter）于 二○○○年出版的《法轮功给中国带来的挑战》（Falun Gong’s Challenge to China：Spiritual Practice or Evil Cult?）（Akashic Books）。

第84页：关于中共国家安全部镇压法轮功的用意也许是为了防止肌肉萎缩的评论，出自于贝彼德（Peter Batey），现任欧盟中国大陆商会主席

 

第三章 参观日

第95页：我提到的游说者训练课程是美国驻华商会为游说美国国会准备的。我不太清楚是哪些作者或哪个公关公司编写而成。关于柯林顿政府与中共当局的关系，详见孟捷慕（James Mann），《转向》（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from       Nixon to Clinton）（Alfred A. Knopf, 1999）。

第102页：州长范图拉（JesseVentura）拜访中国时，我不在北京，媒体有许多报导：如美联社二○○一年六月十一日由Andra Ang发出的“美国州长访华期间夸大其词”（Flamboyant U.S. Governor Tours Beijing）；Dane Smith二○○二年六月二日在《明尼阿波利斯之星论坛报》发表的“从明尼苏达到中国大陆”（From Minnesota to China）；《南华早报》二○○二年六月十日刊载的“前摔跤选手督促商界领袖抓紧时机” （Ex-Wrestler Urges Business Leaders to Get to Grips）。

第104页：有关国会议员西蒙·奥维兹（Simon Ortiz）的访华报导，详见二○○二年四月五日人民日报网路版题为美国国会议员呼吁加强对华了解的文章http://fpeng.peopledaily.com.cn/200204/05/eng20020405_93515.shtml。

第105页：关于SARS疫情，详见潘爱文（John Promfret）于二○○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传染病考验着中共领导层” （Epidemic Is a ‘Test’ for China’s Leadership）一文；CNN于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就新加坡隔离二千五百人的报导                 （http://www.cnn.com/2003/HEALTH/04/21/sars）以及Ellen Bork于二○○三年五月五日在《标准周刊》发表了“谎言长城”（Great Wall of  Lies）的文章等等。

第108页：前使馆官员在二○○二年七月接受采访。

第110页：詹伯（Jimbo）是假名。

 

第四章 理想中的黄金国

第121页：关于外国人在中国大陆的历史和中共对他们的态度，详见Anne-Marie       Brady于二○○二年九月一日发表在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的文章：The Political Meaning of Friendship：Reviewing the Life and Times of Two of China’s American Friends以及她的另一部专著Making the Foreign Serve China：Managing Foreigner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Rowman & Littlefield, 二○○三年十月）。

第114页：这个房地产的广告来自嘉阁北京房地产经济有限公司（Elite Beijing Realty），            htttp://www.eliterealtychina.com/propertylistdetails_eng.php? property_id=84, 二○○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第130页：关于美国企业推销北京奥运，详见科波拉（Glenda Korporaal）于二○○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在《南华早报》发表的“出售金环”（Selling the Golden Rings）；和伊瑞坦尼（Evelyn Iritani）于二○○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在《洛杉矶时报》发表的“环绕北京”（Rings around       Beijing）。

第130页：关于詹姆斯·默多克（James Murdoch），详见坦库·瓦拉达拉坚（Tunku Varadarajan）于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发表在《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不良公司：梅铎父子在中共面前下跪”（Bad company：Rupert Murdoch and His Son Genuflect before Chinese Communists）。

第133页：我对《南华早报》解雇事件的判断是根据在二○○三年十一月访问白克尔（Jasper Becker）而来。

第140页：关于朱镕基建议利用美国企业推销中国大陆的目的，详见林和立于二○○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发表在CNN的评论：“中共的商业王牌胜过布什的努力”（China’s Business Card Trumps Bush’s Push）。

第142页：关于贝彼得（Peter Batey）章节的争议，引文和关于引文的讨论书信取材自贝彼得的“中国大陆开放门户”（China Opening the Window）（尚未出版的草稿、电子邮件书信和修正版，经过作者的同意引用，二○○○年十一月），这篇文章是为了写给龙安志（Laurence Brahm）编辑的《中国的世纪》。龙安志的采访可在（http://www.business-in      -asia.com/china_century.htm）找到；另见二○○一年三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网路版“总理会见《中国世纪》作者”一文。一位不愿具名的好朋友，以“光明闪亮的谎言”（bright, shining lie）来形容龙安志编造中共建国五十周年庆祝活动时的天气。

 

第五章 成功的梦幻

第154页：仿冒资料出自“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另外，详见李察·毕哈（Richard Behar）于二○○○年十月三十日发表在《财富》杂志的“北京骗人的打假战争”（Beijing’s Phony War on Fakes）一文；塔莉·赛斯薇（Trish Saywell）于二○○○年十月五日发表在《远东经济评论》上的“伪劣产品的代价”（Fakes Cost Real Cash）。

第170页：关于中共GDP资料的争议，详见汤姆斯·若斯基（Thomas Rawski）于二○○○一年九月十二日发表的“中共的GDP数位怎么么了”（What’s Happening to China’s GDP Statistics?），该文于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刊载在      htpp://www.pitt.edu/~tgrawski/papers2001/gdp912f.pdf以及于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发表在《华尔街日报》的“北京的模糊数学”（Beijing’s Fuzzy Math）；另详见阿瑟·沃尔庄（Arthur Waldron）于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发表在《水星报》（Mercury News Services）的文章“中国大陆的增长数位与事实不符”（China’s Growth’ Is Not What It Seems）。

第171页：对亚洲环球电讯（Asia Global Crossing） 前总裁、高中老师以及巴斯特 （Buster）的采访在二○○二年十二月间。

 

第六章 谁扼杀了中国大陆的互联网？

第184页：“谁扼杀了中国大陆的互联网？”的早期版本曾在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的《标准周刊》刊出。本章的部分内容也在 Investor’s Business Daily和 Red Herring中刊出过。对麦克·罗宾逊（Michael Robinson）和彼得·劳洛克（Peter Lovelock）的多次采访在二○○一年的春夏之交。对前思科“温”姓工程师的采访在二○○一年七月。温是假名。

第180页：关于早期中国大陆的网路情况，详见美国大使馆于一九九八年十月的报告PRC Internet：Cheaper, More Popular and More Chinese。

第184页：在二○○一年七月与Matthew McGarvey，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Asia Pacific网路研究资深分析员的访谈中确认IBM曾安排贷款资助中共当局建造最早的防火墙。二○○一年七月底在思科北京办公室访问系统工程经理大卫·周（David Zhou）。关于民运人士齐瘦竹的案子，详见二○○一年四月二十日《匹兹堡邮报》的报导。

第186页：我对雅虎公司前中国代表的电话访问在二○○一年七月。雅虎拒绝刊登ＶＯＡ广告一事是在二○○一年八月底我访问“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站主任巴姆（William Baum）时得知的。

第193页：关于美国在线（AOL）考虑应中共公安局的要求提供持不同政见者的情报，详见史蒂芬·穆夫森（Steven Mufson）和潘爱文（John Pomfret）于二○○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刊载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美国在线就中国大陆市场和人权的考量”（You’ve Got Dissidents? AOL Weighs China Market-and Rights Issues）；另详见雷格·史密斯（Craig Smith）于二○○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美国在线赢得中共电视的一些播放许可”（AOL Wins Some China TV Rights）。

第194页：关于北电网路（Nortel）为中共设计的监控计划，详见渥尔顿（Greg Walton）于二○○一年发表在“国际人权和民主促进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的文章“中共的金盾工程”（China's Golden Shield:       Corpor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      （http://www.ichrdd.ca/english/commdoc/publications/globalization/Gol      denShieldEng.html）；另参阅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Anh-Thu Phan发表在《南华早报》的文章“北方网路为中共提供网路控制办法”（Nortel to Supply Key Mainland Cities）和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发表的“火车站的拘捕与中共网路警察”（Railway Arrest Gives Rare Glimpse of Cyper-Police） 。

第195页：关于所提到一些受到利诱的小公司和商业展览，详见Judy M. Chen于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发表的文章“IT Multinations：Willing Partners to Repression in China?”      （http://www.hrichina.org/Beijing_IT_Trade_Show-Judy_Chen.html）；Charles Bickers 和Susan V. Lawrence于一九九九年三月四日发表在香港《远东经济评论》的文章“防火墙”（A Great Firewall：Surge in Networking Creates New Security Needs）。

第195页：有关间谍软体（spyware），详见二○○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http://www.tomcat.com上面的Records 21、61、62、63和641。另详见二○○二年二月十日一期的http://www.chinaglobe.com。

第195页：关于中国政府取得电脑病毒，详见Ted Bridis于二○○一年三月三十日发表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中共勒索电脑病毒”（China Exacts Computer-Virus Samples）。

第196页：关于Code Red II 蠕虫病毒（Code Red worm），详见下列网站：      http://www.caida.org/analysis/security/code-red/。

第197页：关于网站攻击源自公安部，详见Michael S.Chase and James C. Mulvenon于二○○二年发表在兰德公司的论文“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与中共在互联网上过招”（ You’ve Got Dissent! Chinese Dissident Use of the Internet and Beijing’s Counter-Strategies），第66页。

第197页：关于以网路攻击台湾，详见克雷格·史密斯（Craig S. Smith）于二○○一年七月十一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Beijing States War Games,Mostly for Taiwan。

第205页：关于发送到西藏的电子信件不知能否收到的讯息是在二○○一年七月采访中国电子商业论坛（E-Commerce China Forum）的副主席Greg Shea时得知的。

第206页：关于法轮功学员使用网路传递讯息，详见克雷格·史密斯（Craig S. Smith）于二○○一年七月五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场隐蔽的运动”（A Movement in Hiding） 。关于蒋永宏（Jiang Yonghong）的案子，详见法轮大法资讯中心二○○二年二月二十日提供的消息“中共警察再次打死四名法轮功学员”（Police Brutality Claims Four More Falun Gong Lives in China）http://www.faluninfo.net/Display/AnArticle.asp?ID=5328

第206页：关于公安系统拦截电子邮件的方法，详见迈克·蔡斯（Michael S. Chase）和毛文杰（James C. Mulvenon）于二○○二年发表在兰德公司的报告“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与中共过招”（You’ve Got Dissent! Chinese Dissident Use of the Internet and Beijing’s Counter-      Strategies）。

第207页：关于代理伺服器的广为流传，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中心于二○○○年就互联网使用情况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长沙搞的问卷调查。

第213页：关于“三角男孩”（Triangle Boy）和其他尝试攻破中共防火墙的方法，SafeWeb的徐道辉（Stephen Hsu）和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的巴姆（William Baum）向我作过专门介绍。有关“三角男孩”的弱点，详见David Martin和Andrew Schulman于二○○二年二月十一日所作的介绍“Deanonymizing Users of the SafeWeb Anonymizing Service”http://www.cs.bu.edu/techreports/pdf/2002-003-deanonymizing-safeweb.pdf。

第216页：关于思科股东提案，详见刘雅雅（Ann Lau）在二○○二年五月三十日的Resolution on Government Controls on Internet Worldwide，Communication to Cisco Systems，Inc.； Mark Chandler，Vice President，Legal Services and General Counsel 于二○○二年七月十五日的答覆，（Re: Proposed Shareholder Resolution，Letter to Ms. Ann Lau）。

第218页：关于美国在政治上的反制，详见美中安全审议委员会（U.S.-China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于二○○二年七月递交国会的报告：“美中商业往来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The National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另详见众议院政策委员会（House Policy Committee）于二○○二年九月十九日的政策声明“增进全球互联网的自由，拆除防火墙”（Establishment Global Internet Freedom: Tear       Down This Firewall）。

第220页：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的报告引用Jeffrey Lin，Cisco Channel Partner: The Direct Beneficiaries of Cisco’s China Growth，Merrill Lynch Comment。

第220页：关于暂时开放对西方新闻网站的禁令，详见《路透社》于二○○二年五月十六日约翰Ｅ卢维奇（John Ruwitch）的报导“China Unblocks Foreign Media Web Sites”。

第222页：关于雅虎签署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详见二○○二年八月肯尼斯·罗斯（Kenneth Roth）发表于《人权观察》的文章“Yahoo! Risks Abusing Rights in China”      （http://www.hrw.org/press/2002/08/yahoo080902.htm）。

第226页：我在二○○二年十一月访问了北电网路无线网路行销经理，安诺其·赵（Enoch Chao）。

 

第七章 横空出世

第240页：我在一九九九年的夏天访问导演陈国星。

第241页：我对布莱克（Black）、格雷（Grey）、怀特 （White）的采访都是在二○○二年的十一月和十二月期间进行的。

第248页：关于英代尔赞助中国高等院校，详见贾斯丁·莱特纳（Justin Rattner）于二○○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发表的文章“Extending Moore’s Law”            （http://www.intel.com/research/mrl/news/files/MRFKeynote_Overview.pdf）。

第249页：关于詹美玲（Mylene Chan），详见比尔·格茨（Bill Gertz）于二○○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华盛顿日报》发表的“SEC Aide Quits after Leak to Chinese”。

第251页：关于外国公司在中国建立研发机构的报导，详见《人民日报》于二○○三年三月十九日的报导“Transnationals Locate More R&D Centers in China”；《人民日报》于二○○一年十一月十四日的报导“Motorola Vows to Enhance Presence in China”；《路透社》      Reuters于二○○三年一月七日的报导“Motorola to Sink $100 mln in China Research Centre” 等。

 

第八章 雷克斯与京城

第264页：我在二○○八年八月采访雷克斯（Rex），在二○○二年十二月采访杰克（Jack）。雷克斯、杰克、图雅（Tuya）、佛莱迪（Freddy）和雷克斯所有的女朋友都是假名。

第296页：“走进莎莉花园”（Down by the Salley Gardens）为叶慈（William Butler Yeats）所写。

 

附注译者：杨凯琳、李佑君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