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 江 枭 雄 传 – 全篇
蔡丹宙
前言e
如罗贯中所说，天下大势，是“久分必合，久合必分”。想我中华，自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专制皇朝以来，国内多为地方势力各据一方，长时期的军阀混战，使得日本强盗又趁机入侵，弄得我民不聊生；人民希望国家统一，借以修养生息。自民国二十六年开始，经过国人的全民抗战，再加上国际合作，至民国三十四年，终于驱除倭奴，给国家带来一丝统一的希望。然而有些当权者只为一己之私，置国家民族大义于不顾，国共纷争又起，使我人仍陷于水火之中。至民国三十八年，国民党被驱入海岛，共产党一统大陆，大陆的战火方息。但只有十七年的和平时间，有人突然心血来潮，头脑膨胀发热，竟然无事找事，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从此全国大乱，代表不同势力的帮派、队会、司令部、委员会以及各种各样的联络站都纷纷应运而生，于是遍地狼烟再起，生灵涂炭。自共产党中央发出5-16通知以来，最初引发火种的，虽然是北京大学所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然上海的运动，很快后来居上，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这主要是上海产的造反英雄，很快得到了上面的支持。这样上下联手又呼应，使上海的运动，很快走在全国的前面。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是怎样搞起来的。
第二回、 协大样黑夜丢红布 长江社白天强刻印
第三回、 工总司街头出海报 红三司汽车大宣传
第四回、 造反派广场大聚会 小英豪院内乱捣蛋
第五回、 曹狄秋影院避风头 潘国平北站强登车
第七回、 王洪文缩头变乌龟 潘国平率众读语录
第八回、 大司令决计拦特快 小造反群起卧铁轨
第九回、 列车长谈判成僵局 工总司阻断宁沪线
第十回、 陈伯达匆忙发电报 张春桥奉命抵安亭
第十二回、 搞四清工人讲路线 王洪文落难遇贵人
第十三回、 潘国平当场出难题
王洪文转身听中央
第十四回、 王洪文出面打圆场
张春桥料场作报告
第十五回、 耿金章吼叫初露脸
王洪文趁热发号召
第十七回、 紧急会春桥猛抽烟
回广场军师受拥戴
第十八回、 王洪文接受尚方剑
陈伯达电话大道理
第十九回、 王洪文昆山遭围攻
潘国平苏州分战报
第二十回、 周宝林奉命赴南京
戴祖样受招回上海
第二十二回、王秀珍回沪告密信
戴祖样吹牛挨闷棍
第二十三回、耿金章仗义救战友
周宝林回局搞科研
第二十四回、耿金章初露显实力
赤卫队横空现上海
第二十五回、红革会进驻解放报
赤卫队正式大亮相
第二十七回、抢报社两派大决斗
受压力市委认错误
第二十八回、发文件市委举白旗
获胜利酒店大庆功
第二十九回、赤卫队保皇成空头
斗争会市长变罪犯
第三十回、 造反报创刊发议论 王洪文联络徐秀才
第三十二回、赤卫队保皇换战术
工总司耿王再握手
第三十三会、耿金章急切回上海
王洪文机场迎老友
第三十四回、康平路酝酿大战斗
赤卫队竟成瓮中鳖
第三十五回、小赤卫误入张家屋
大造反谎言欺群众
第三十七回、急通知搜捕赤卫队
垃圾车临时押囚犯
第三十八回、机关报社内也造反
两大员飞机临上海
第三十九回、张春桥透露新指示
陈丕显戏说俏皮话
第四十回、 徐秀才逼问红小鬼 陈丕显承认该万死
第四十二回、新指示批准夺大权
闻炮打翻杯跌眼镜
第四十三回、赴国难学生大游行
两面派善宝献殷勤
第四十四回、（暂缺）
第四十五回、天津卫蓬子脱共党
商对策狠打红革会
第四十七回、红革会悲愤出政坛
张姚王共霸上海滩
第四十八回、立公社张姚大登场
失权力耿王再分歧
第四十九回、党中央几天不表态
永福路竖起反叛旗
第五十回、 反对派筹建新公社 众英豪先立大联委
第五十二回、改名称建立革委会
百万人再次重开会
第五十三回、谈合并春桥提建议
中圈套老耿陷囹圄
第一回、 交流会国平初露脸 甩金牌洪文后出手
凡是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说到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一定都知道王洪文。这主要是因为后来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表面上的地位，甚至比第一夫人和张春桥还要高，与万岁爷的距离，仅差一步之遥，已经是到了伸手可及的地步。而潘国平，即使是在革命造反派最为得势的时候，也没有跑出上海半步，到北京混个什么官当当。这个小人物即使是做梦，也不敢想象能做一个平肩王！
其实论资格，潘国平的造反经历要比王洪文更长；论上台演讲的口才，王洪文根本不是小潘的对手。1966年11月初，上海一些工厂的造反派头头，应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之邀请，参加“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经验交流大会”。会上有人提议：“我们造反派工人光是串连和交流经验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当成立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全市性组织。正如马克思所说，无产者只有联合起来，才会更加有力量”
。
这个提议刚刚提出，立即得到与会者的一致响应，并决定马上筹备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至于提出这个建议的人，当然成了众目汇聚的中心，人们一看，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上海市内江路上海玻璃机械厂里的风云人物，厂里的“造反有理战斗队”的年轻头头潘国平。潘国平当年只有24岁，18岁参军，22岁复员到玻璃机械厂工作刚满两年。小潘不但他的提议得到拥护，而且其能说会道的那一副风流倜傥的勃勃英姿也博得众人的齐声喝彩，以致当场就有几个从北京来的红卫兵建议，要他担任“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临时召集人。
但是参加会议的还有一个人，在讨论选举“工总司”临时核心时，他提议道：“今天我们还是第一次见面，彼此还不十分了解。我建议各人都来一个自我介绍，简单汇报一下自己的家庭出身和简单经历，说说是不是共产党员？在厂里担任何种工作，以便大家在选举的时候做一个参考。”提该建议的不是别人，正是后来成为共产党副主席的王洪文。
王洪文是上海国棉十七厂“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以后简称为“永忠”）的头头，1935年出生在长春的一个贫苦家庭里，1951年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先是当某一个团长的警卫员，后来当通讯员，还入了党。朝鲜战争结束后复员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当保全工，后来担任保卫科副科长。不久前搞四清运动时，驻国棉十七厂的四清工作队就是由张春桥领导。所以王洪文和张春桥在四清时就认识并有了联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张春桥调到中央文革小组，王洪文积极响应，在厂内第一个贴出批判党委的大字报，从此就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风云人物。他最先反厂党委，后来又反上海纺织局派来的工作队，并当上了“永忠”的头头。
王洪文的建议自然又得到众人的赞同，于是，参加会议的工人造反英豪都自报门户。当轮到王洪文介绍时，他一下子扔出了三块响当当的王牌──共产党党员、复员军人、保卫科副科长。由于他的三块金牌非常硬，是一般的造反英雄所无法具有的，这就使他很快被与会者刮目相看，并与潘国平一起，立即被选入“工总司”的核心组。
但这毕竟是高叫“造反有理”的特别时期，也有许多人对王洪文响当当的三块金牌并没有太多的理会，再加上潘国平能说会道，许多人还是看好潘国平。所以
第二回、 协大样黑夜丢红布 长江社白天强刻印
自从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召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经验交流大会”之后，上海有几家销售棉布的百货店，出现不少怪事。11月5日清早，上海西藏南路八仙桥协大祥和金陵东路的几家百货店的店员上班时，发现店门被虚掩着，显然是晚上有窃贼光临。可是当他们检查账台上的现金时，发现分文未少；但检查到货架上的货物时，才发现少了几匹红布，其他货物丝毫未动。在短缺几匹红布的地方，还留下一张纸条，上面用非常蹩脚的汉字书写着：
某某商店广大要革命造反的无产阶级战友们：
我们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造反队员，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批判上海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今天我们以革命的名义，向你们借用红布两匹。等我们彻底批倒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上海的无产阶级真正掌握上海的大权之后，我们一定如数奉还。此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11月5日凌晨
几个商店的经理用最快的速度，把情况和纸条汇报到公安局，可是此时的公安局内，也正在争论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哪有人会去理会这些区区小事？经理们的汇报和不汇报其实是一个样的。除了棉布店，长江刻字社白天就有人光顾，他们要刻一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圆形大印，十几个身强力壮又自称是造反队员的小伙子，团团围住身材并不十分高大的刻字社经理，说他们为了革命造反的大事，急如星火，立时三刻要去了这颗大印。等十几个小伙子们离开之后，刻字社经理也如实报告公安局，所得的结果也像棉布店经理一样。。
第三回、 工总司街头出海报 红三司汽车大宣传
最高指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
接下来就是海报的正式内容：上面写着：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定于
刚刚看完海报，又看到一辆首都红卫兵的宣传车开过来，车里的高音喇叭，还高唱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的语录歌。唱罢语录歌，就转发一个重要通知：“明天中午12点正，在文化广场召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热烈欢迎响应毛主席号召、要革命造反的工人和广大群众前去参加。”笔者从外滩步行到西藏中路，所遇到这样的宣传车，竟有七、八辆之多！
到后来知道，就在笔者在看海饱和烃红卫兵宣传车宣传的时候，潘国平和王洪文等“工总司”的临时负责人，到上海康平路165号上海市委书记处，向市委提出了三个条件：
第一、 市委必须承认工总司是一个革命的群众组织；
第二、 市委书记兼市长曹荻秋必须参加9日的大会，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
第三、 市委必须为大会提供交通和宣传工具。
第四回、 造反派广场大聚会 小英豪院内乱捣蛋
在紧锣密鼓的一系列准备工作之后，11月9日中午，上海玻璃机械厂的潘国平、上海国棉17厂的王洪文、30厂的王秀珍、31厂的黄金海、上海良工阀门厂的陈阿大、沪光灯具厂的黄文海、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的叶昌明、五一电机厂的丁德法、保暖瓶二厂的范佐栋、741服装厂的徐美英、合成纤维研究所的叶昌明、上海铁路装卸机械厂的谢鹏飞、８２２厂的岑麒麟、人民电机厂的张伯达等17人，带领17家工厂的造反队成员和听到消息自动前来参加大会的其他大约数万名群众，在上海陕西南路文化广场召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以后简称工总司）的成立以及彻底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前他们曾要求上海市委承认其组织、市委书记兼市长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可是上海市委和市长曹狄秋根本不予理睬，并且做出了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三不”答复。
这使得会议的组织者很没有面子，难以向群众交代。到下午五点钟左右，会场里响起了国际歌，在许多人准备散会之际，大会执行主席潘国平再次到前台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请大家不要走。我们“工总司”虽然已宣告成立，但是上海市委至今还没有答应我们的三项要求，也不肯承认我们‘工总司’是革命的群众组织，我们还必须继续战斗！本来么，曹荻秋已经答应参加我们今天的成立大会，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来。我们就到延安西路的市委办公室去找他，一定要他承认我们的‘工总司’。”
在潘国平鼓动性的讲话之后，沪光灯具厂的黄文海就把“工总司”的大旗一扬，带头冲出会场，向上海市委的办公大楼进发。许多人一时之间不知道如何是好，但其中的大多数人还是不加思索的跟着大旗走。于是在上海的马路上，就形成了一支长达数公里的游行队伍。在路上，不断有人开小差，也不断有人加入进来。
延安西路华山路口的市委办公地原来是一个大院，当造反队伍到达时，院内各幢大楼早已是空空如也，找不到一个办公人员。于是造反英雄们冲进各个办公室，施展出各自的造反本领，有的乱翻文件，有的大砸门窗桌椅。顿时，整个大院一片狼藉，许多几分钟前还是完好无损的门窗变成了支离破碎的碎片，原来装订得很整齐的各种文件变成了满地的废纸。房间内外的白粉墙面上、地板上，以及凡是能够写字的地方，都写满了《砸烂上海市委》、《打倒曹狄秋》、《打倒陈丕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等许多大幅革命标语。
第五回、曹狄秋影院避风头 潘国平北站强登车
当小造反们在市委大院内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闯和尽情发泄对市委不满的时候，潘国平、王洪文等头头却在努力寻找曹狄秋的下落，到了晚上十点，老天爷还下起蒙蒙细雨，可是他们还是没有找到这位上海的书记市长。忽然有一个消息传来，说是曹狄秋跑到友谊电影院避风头去了。于是潘王等立刻又举起“工总司”的大旗，带着上万名造反群众冒雨赶到坐落在上海展览馆后面的友谊电影院，造反英雄们把电影院团团围住，挤得水泄不通，可是还是没有曹狄秋的踪影。
直到凌晨二时，上海市委常委、总工会主席张祺来到友谊电影院，劝说工人们回家休息，不要影响第二天的生产。可是许多造反英雄们却七嘴八舌地问他：“你承认不承认我们‘工总司’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张祺回答说：“这个组织是十六条上所没有的！所以我不能承认。只要是十六条上规定有的，我一定承认。”张祺的话刚刚说完，就立即遭到造反群众的围攻。
“上海市委不承认我们，我们就到北京向毛主席去告上海市委的状！”
“好！我们都跟着潘司令到北京去告状！”
潘国平的话，激起了一阵热烈的响应和欢呼。于是他们立刻向火车站进发。这已经到了黎明时分，一夜未眠的工总司造反队员们高举着革命造反的大旗，高唱着“造反有理”、“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的战歌，迈着杂乱无章的步伐，行进在上海街头，打破了凌晨的寂静。
潘国平首先率领队伍冲进北站，检票员看到这无法阻挡的汹涌人流，只好退到一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冲进月台。正在这个时候，造反英雄看见有一列到北京的红卫兵列车停靠在月台旁边边，潘国平向车上的红卫兵打了一个招呼，就挥手说了声，“大家一起上！”，便有一千多名造反群众冲上列车，列车挤得比出口的沙丁鱼罐头还要拥挤。把刚才还在车上热烈欢迎上海工人造反英雄的红卫兵，挤得大叫救命！造反司令潘国平忙着指挥别人登车，却把自己留在车外，看看上面实在再也挤不进人，只好在月台上等待后面的队伍到来。
当王洪文率领的队伍来到北站，已经挤不上那辆红卫兵列车，只见潘国平还在月台上。有人发现旁边一列开往郑州的602次列车，潘、王便率领两千多名造反队员登上该车，把该辆列车也挤得满满的，看来又是一车出口的沙丁鱼罐头。后面的人愈来愈多，他们来到北站时，又没有车了。他们便嚷着找铁路局的头头，要求为他们增派北上列车，因为他们要到北京告状，这是革命行动，不支持革命行动的就是反革命！。。
第六回、施巧计列车停南京 中圈套英雄阻安亭
清晨五时许，天还是黑乎乎的，去北京的红卫兵列车发出“呜”的一声长啸，车轮开始转动，在列车内外一片热烈的欢呼声中，列车终于驶出了上海北火车站，在中午时分抵达江苏省首府南京。
眼见战友们的车辆已经远去，坐在602次列车上的人们更是焦急万分，当他们听说该车要到晚上23点才能发车，责骂声就像开了堤的洪水，纷纷要求造反司令潘国平和王洪文想办法解决。两位司令出于无奈，找来十几个身强力壮的造反队员，把列车长团团围住。他们说是要到北京告状，这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头等大事，比火烧眉毛更加紧急，要求列车长提前发车
被围困的列车长只好派人报告调度室，调度室上报上海铁路局，铁路局请示上海市委。后来得到最后通知：602列车改作69次特别快车，当天上午七时正就准时发车。
列车在造反英雄的一片欢呼声中离开上海站，八时十七分到达安亭。但到安亭后列车没有继续往西北方向运动，而是向后倒开，进入了一条岔道，当列车停止前进时，离安亭车站已经有三公里。这里是一片荒野，四周没有一间房子，旁边堆满了大量的木材和无数的煤。原来是不可一世的造反英雄已经受骗了，他们上了上海市委的当，是市委指示铁路局，把火车开到这个冷僻的荒郊，把这些造反英雄全部截留在安亭！
潘国平一见情况异常，急忙派人跑到安亭车站，挂电话责问上海火车站，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上海火车站调度室里的人，在电话里好像有点幸灾乐祸，他回答困在安亭的造反英雄说：
“你们留在上海北站的第三批造反队员，本来已经抢占了一列北上的列车，原定在上午十时十分开车。可是我们车站方面接到上海市委的命令，这趟车不开了。把你们送到安亭的荒郊，也是市委的安排，我们铁路局只是奉命行事。希望你们有事去找上海市委，不要怪到我们铁路局的头上。”真是好事难成双，怀事跟着来，不久之后，又从南京火车站传来消息说：那趟红卫兵列车在中午驶入南京车站之后也停止不前了。至此为止，潘国平和王洪文要到北京告状的计划几乎完全告吹，可是他们绝不甘心。
这样，从上海出发的造反英雄队伍，已经被上海市委人为地分割成三截，第一截流落在南京，第二截停留在安亭，最后第三截却仍在上海原地不动。
在此笔者需要分别叙述这三路造反队伍的情况，其实留在上海的一路最容易解决，他们没有了领头的人，离自己的家又很近，等到他们肚子饥饿的时候，最好的选择自然是回家吃饭。有问题的是在南京和安亭的两支队伍，让我们先来介绍在安亭的那一支队伍：
第七回、 王洪文缩头变乌龟 潘国平率众读语录
从上海开出来的装载着这批造反英雄的火车，在这儿被上海市委拦下了。开始时盲目跟随潘司令的造反大旗，冲上火车的英雄，一下子就失去了方向。他们走出家门的时候是九日中午，太阳光还是相当火辣辣的，所以他们穿在身上的大多都是短衣，有的甚至还只穿着马甲。可是已经是深秋时节，早上和晚上的气温，还是比较寒冷的。到了10日上午9点多，首先是肚子发出抗议，再加早晚的寒冷，夸张一点的说法，早已是饥寒交迫了。因此，他们就找开始煽动他们到文化广场开大会，又鼓励他们到车站爬火车的头头，他们大叫大闹，责问头头为什么会弄成这个样子？这时候的王洪文，已经是吓破了胆，哪里还敢面对前来责问的群众，早已躲到厕所里不敢出来了。只有潘国平一个人，勇敢地站出来承担责任，他面对一大群吵闹不休的乌合之众，首先叫大伙安静，然后带领大家朗诵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自己的勇气。”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说来真的是有点神奇，现代年青人听起来，可能有点像天方夜谭里的神话故事一样，一定不会相信，可在当时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刚才还在吵闹不休的人们，读了毛主席语录以后，不少人就安静下来。也许他们都在用毛主席的话，来对照自己的行动，责怪自己在困难的时候，怎么会看不到光明的前景？责怪自己为什么一看到困难就失去了勇气？现在的人可能是不相信的，在那个时候，毛主席语录可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潘国平就用这副妙药，暂时治好了许多人的急躁和饥饿的综合并发症。当他看到大伙的气有点平了，就进一步号召造反英雄要不怕牺牲，一定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上海市委斗争到底。经过潘国平的鼓动，才使群众的情绪又激昂起来。。
第八回、 大司令决计拦特快 小造反群起卧铁轨
正当群众的情绪再次激昂之际，忽然有人打探得中午12点正，从上海到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要从安亭经过。潘国平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又计上心来，于是再次召集大伙，并鼓动说：
“同志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上海市委欺骗了我们，把我们丢弃在这个没有人烟的荒郊，现在我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们已被上海市委和曹狄秋彻底出卖了。┅┅，世界上从来没有救世主，只有我们自己救自己。现在，到北京去的第14次特快列车马上就要经过安亭。同志们！你们有没有勇气？让我们把它拦下来！我们一定要冲上车去！我们要到北京去告状！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同志们，造反派的战友们，有勇气的人跟着我来，不怕死的英雄好汉跟我来，我们一定要把14次列车拦下来！发扬我们的造反精神！一定要挤上车去，我们一定要到北京去！我们要向毛主席告上海市委的状！”。
“好！把14次列车拦下来！到北京去见毛主席！”这真是振臂一呼，万众响应。成千上万名造反队员，立刻跟着潘国平冲上铁路线拦截第14次列车！。
不久，一列火车从上海方向驶来，那些造反队员们站在铁轨两侧，他们挥舞着双手大喊大叫，命令经过的火车停下来，有的队员干脆横躺在铁轨上，阻止铁路线上的火车通行！火车司机看见前面人头涌动，以为是出了什么大事，只好来一个紧急刹车！。
停下来的不是14次特快列车，列车长从车上走下来了，看见横卧在铁轨上的大批人群，真是吓出一身冷汗，心想要不是自己及时刹车，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说时迟，那时快，工总司的造反队员看见列车停下，立刻嚷着要挤上车去。列车长的动作也很快，立刻拦住车门，果断地拒绝他们说：“车上有电话，你们可以派代表来打电话，没有上海铁路局的命令，我这个车长决不能让你们上车的！”
正当潘国平和王洪文等正在与列车长交涉的时候，又一辆列车从上海方向呼啸而来，潘国平又指挥造反队员如法炮制，又把第二辆列车也拦了下来。其实，潘国平即使不去阻拦第二辆列车，它也会停下来。因为那个时候安亭段的铁路还是单轨，只要有一列车辆停在线路上，就是把整条铁路线完全切断了。造反英雄们一看第二次拦下来的正是14次列车，于是他们欢声雷动，立刻要求把他们趁坐的车厢挂在14次的后面，拉着一起上北京！。
第九回、列车长谈判成僵局 工总司阻断宁沪线
潘和王与14次列车长的马拉松谈判在安亭车站展开，造反英雄一定要挂车，列车长却一定要请示上级。列车长喊破了喉咙，向上海站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潘国平和王洪文也轮番上前接过话筒叫喊，但上海铁路局还是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谈判陷入僵局，造反队员堵住了列车，特别快车也只好停留在安亭车站，一动不动地变成了特别慢车。
事情还远不止于此，与此同时，上海市委调集了数万名老工人、劳动模范、干部和四清工作队员乘汽车赶到安亭车站，名义上是劝说，实际上是围攻北上的工总司的造反队元，使两派的工人群众，在安亭冲突起来。另外，北京红三司驻沪联络站、上海红革会等许多学生组织和其他群众造反组织不断的在市内游行示威，他们募集捐款、食品和饮料水送到安亭，坚决支援北上造反工人的革命行动。
上海市内的两派群众也发生了严重的对立，随时都有引起大规模武斗的可能。有一天晚上，有一辆已被造反派控制的卡车从上海玻璃机械厂出来，沿着周家嘴路开来，准备到安亭支援造反英雄。因为是晚上天黑，造反派没有注意有几个保守派的工人也上了汽车，保守分子上车的目的是企图阻止卡车的开动。有一个工人从后面的车厢里爬出来，想进入驾驶室，可此时的卡车正好有一个急转弯，巨大的离心力把他扔出到车外，倒在马路边上。等他车上的同伴发现，急令司机速送医院抢救，可到最后还是不治身死。这大概是上海的文革，自开始以来，第一个在两派斗争中牺牲的无辜工人。
由于当时的京沪铁路在安亭路段还是单轨，第14次特快列车停留在铁路线上，就等于切断了这条交通大动脉，所有南来北往的列车都被迫在安亭停下来，整个中国的铁道运行图被彻底打乱。铁道部中心调度室里报警声不断的鸣叫，报警红灯也眼花缭乱地闪耀，从各地打来的告急电话铃响声不绝。安亭事件很快惊动北京的高层，惊动国务院，惊动了中央文革，也惊动了整个世界，当时的外电是这样报道的：
“安亭事件是
第十回、陈伯达匆忙发电报 张春桥奉命抵安亭
周恩来获此消息，立即电令上海市委迅速解决问题，一定要劝工人回到工厂抓革命、促生产。中央文革小组长陈伯达也发电报告诉停留在安亭的工人说：“你们的这次行动，不但是影响了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铁路交通，希望你们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电报还通知停留在安亭的造反工人，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派张春桥去上海，希望他们有问题与他商量解决。
华东局韩哲一书记、上海副市长李干成等拿着陈伯达的电报，于11日中午来到安亭，劝说造反派工人，赶快放行第14次特快列车，号召工人同志赶快回厂抓革命、促生产，还向工人们保证，只要回到厂里，就不再追究任何人的责任。
老谋深算的张春桥在上飞机之前，先与首都红三司的头头取得联系。11日晚上，在暮色茫茫中，在凛冽的寒风呼啸声中，一架军用飞机在上海北部的大场军用机场降落。当外滩的大钟刚刚敲过整十点，机舱里有一位身穿军装的中年男子，冒着蒙蒙细雨出来。等候在机坪的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的头头包炮（笔者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这是当年他使用的化名。）一看，下机的正是是张春桥。
包炮接到张春桥以后，请他登上预先准备好的一辆军用吉普，就立刻吩咐司机驱车直奔安亭。
对于张春桥来说，此行如同一场赌博，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处理安亭事件，要么为毛主席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错误。”他一方面要执行中央文革小组的精神，让造反工人退回上海，另方面又要很好的利用工总司，因为工总司终究是他反对陈丕显和曹狄秋最有力的一支同盟军。他很早就想干掉陈丕显和曹荻秋，并取而代之，可是一直没有机会和力量，现在眼前就有一股反陈曹的政治力量，他岂能弃之不用？因此他每走一步，都要十二万分的小心谨慎，再三权衡考虑利弊之后才踏出坚实的步子。
第十一回、高八度拳打特派员 潘国平初遇张春桥
当张春桥在细雨中下车，刚要进入厂门的时候，忽然里面窜出一个身材娇小，穿着黄军装的小姑娘，对着张春桥的胸部，用尽了她吃奶的力气，毫不客气的就是两拳。当许多人想拉住这个小姑娘时，已经是措手不及，张春桥更是猝不及防。刚下车就被猛击两拳，原想即时发作，但转眼一想，现在是收买人心的时候，于是立刻堆下一张旁人看起来十分尴尬的笑脸，好像有点开玩笑似地说：“造反小战士的造反精神真是不赖么，可是你打错了方向，竟打到我中央文革代表的身上来了。好，不要紧的，今天我们就算是不打不相识吧！现在认识了不是？来，我姓张，名字□桥，请报上你这个小造反的大名来。”
房间里的人听到门外有人说话，赶快从里面出来，潘国平看到来人有首都红三司的包炮陪伴，而且又自称张春桥，于是马上喝住小姑娘：“高八度！快点让开，不要在中央首长跟前胡闹！”。
“我就是要闹！他们为什么到现在才派人来？难道不知道我们许多工人都快要饿死了？”那个被叫做高八度的小姑娘，看来她还是相当崛强，面对着中央文革派来的大员，不但毫不畏惧！而且还用她特有的高嗓音，尖叫着回答。
在此，笔者不得不停下来，先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小姑娘。小姑娘姓钱，名小玲，乃上海市嘉定县城厢镇人，父亲原来开一家很小的烟纸店，1956年公私合营后成为百货公司里的一个小职员。她是家里的独生女，从小娇生惯养，做事非常任性，因为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凡事都听之任之，久而久之，就养成了这种刁蛮任性的习性。1964年秋天，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著名的上海交通大学，当时应该是交大三年级的学生。自从中央决定停课闹革命，学生一天到晚不要读书，还可以任意胡闹，真是使她这个从小任性惯了的小妞大大的乐开了花。她虽然不是“红革会”勤务组里的领导层人物，却每天都要好几次出入它的总部，指指点点的评说这也不是，那也不对，好像世界上从来也不曾存在过“是”或者是“对”的东西。她原来在交大是学机电的，而现今在社会上任意指点江山，粪土万户侯倒成了她最时尚也是最喜欢的专业。
上海工总司在文化广场成立，她立刻遵照毛主席“学生运动要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教导，非常自觉地与造反派的工人群众相结合，造反工人到哪里？她也跟着跑到哪里，造反工人大喊大叫的拦火车，而她叫喊起来，完全是女高音的声调，比大多数工人的男低音要高亢和尖锐得多。因此，差不多在安亭的造反英雄都认识她，而且因为她发音的声调特别高，人们还特别送给她一个外号，就是大名鼎鼎的“高八度”。
不少人看见高八度胡闹，都上来把她拉到一边，好让潘司令出来欢迎客人。包炮一见潘国平，立刻上前向张春桥介绍说：“春桥同志，这位就是咱们的潘司令，大名潘国平。”张春桥摘下手套，马上与潘握手，并说：“早已听说了司令的大名，小潘同志你好啊！工人同志们都好！”潘国平马上回答说：“张春桥同志，我们一直盼望着，总算把您盼来了，您是来自毛主席身边的亲人！相信您一定会站在我们工人群众这一边，我代表上海工总司所有的造反队员，热烈欢迎您的到来。”
第十二回、 搞四清工人讲路线 王洪文落难遇贵人
原来像缩头乌龟一样在房间里面的王洪文，忽然听到外面有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就跑出来张望。包炮看见王洪文，正想上前介绍，可是还没有等他开口，王洪文就像一只狡兔，迅速地跑到张春桥前面；真像是一个因迷路而被丢失的孩子，然后又忽然找到了母亲，拼命地抱住母亲的大腿，一边大哭一边又用小拳头拍打妈妈，责怪妈妈没有看好他，使他因为找不到母亲而经受了太多的惊吓和恐惧。可是王洪文已经过了而立之年，本身又是一个身高一米七十五的东北汉子，不能弯下身去拥抱张春桥的大腿，只好扑在张春桥肩上，竟情不自禁地抽泣起来。
王洪文这个出人意料、与造反英雄的称号绝对不相称的举动，使在场的人都惊奇不已。平日满脸阴沉、冷酷的张春桥，这时却露出了一丝非常难得的笑容，他用力推开王洪文，双手抓住他的双肩，两个人面对着面，眼睛对着眼睛，看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彼此之间好像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说，两个人顿时间都陷入了深深的回忆。
那已经是在一年多以前的事了。伟大的四清运动还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刚刚展开，一向不满党委漠视自己这个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入党、又是贫农出身的王洪文，写出第一张大字报批判厂党委执行了错误的阶级路线，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漠视基本的工农群众。因为这是在运动的开始阶段，领导干部必须虚心接受群众批评，因此党委领导针对王洪文贴出的大字报，表面上也做了一定的自我批评，但内心却完全不以为然。在运动发展到领导洗手洗澡、干部下楼之后，也就是领导们过关之后，便进入到群众自觉地清思想和放包袱的阶段，这时的运动却轮到王洪文身上。领导说他从极端的个人主义，发展到有反党的言论，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党委希望他好好自我检查，把自己的思想问题说出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正当王洪文要被迫自我检查的时候，驻厂的四清工作队说话了。张春桥找到党委书记，说王洪文的思想活跃，敢想敢说，是一个很难得的青年。再加他出身贫农家庭，出于爱国爱党的阶级觉悟，十六岁就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又在战场上火线入党，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好苗子，党委应该大力培养。四清工作队建议让他担任保卫干部，让他进一步锻炼提高。。
第十三回、潘国平当场出难题 王洪文转身听中央
于是王洪文不但不要检查，而且在四清运动的后期，从一个普通的保全工提升为保卫科副科长。王洪文知道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由张春桥的一手操作的。讲迷信的算命先生常说，遇到危难的人只要碰到贵人，就能逢凶化吉，所以张春桥就是王洪文的贵人。如今当他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再次遇到救过命的贵人，怎能不让他流下激动的泪花呢？不过一阵激动过之后，头脑清醒过来，看见周围许多造反英雄，也觉得自己已经失态，便立刻擦干眼泪，立正身体，对张春桥大声地说道：
“张春桥同志，我们终于把您盼来了，我代表上海的工人群众欢迎您来到安亭！”
“洪文！你怎么竟然像小孩一样？哭起来了。”张春桥却像长辈似的询问王洪文。
“不是哭，是太激动了，我王洪文终于又见到你了！你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我们上海工人等你的时间太长了！”王洪文回答。
在一阵寒暄和客套之后，包炮就陪同张春桥与工总司的代表在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里开始了谈判。
谈判刚刚开始，张春桥就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信纸，说这是陈伯达的电报，并马上向他们宣读起来。读完以后，立刻以责备的口气说道：“伯达同志代表中央文革的电报，你们都听见了。电报完全是代表着中央文革的声音，代表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你们必须按照陈伯达同志电报指示的精神，带领工总司所属所有的造反队员，立即从安亭和南京撤回到上海，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到上海去解决。”
“到上海一定能解决问题吗？如果我们回到上海，问题还是不能解决怎么办？”潘国平用怀疑的目光看着张春桥说。
“如果你们一定要北京告状，那也只能派少数几个代表。大队人马必须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你们是‘工总司’的负责人，你们应该要负起这个责任。立刻动员你们带出来的工人回去！”张春桥再一次强调。
“正因为我们是‘工总司’的负责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对全体造反队员负责！到北京告状，不是我们几个临时负责人的意愿，是全体造反队员的强烈愿望，派少数代表去北京，没有声势，恐怕是告不倒曹狄秋的！”潘国平毫不示弱，硬是顶撞着张春桥说。
“洪文，你的意见呢？”面对着毫不妥协的潘国平，张春桥觉得没有办法，只好转过头来去问王洪文。
“我们一切听中央首长的，春桥同志是毛主席派来的，我们绝对拥护！”王洪文的表态意见，完全与潘国平向左。
张春桥那双冷酷的眼睛透过镜片逼视着王洪文，道：“那你们必须立刻把队伍撤回上海去，有问题在上海就地解决。”
潘国平看到王洪文一时无从回答，就绕到王洪文的前头，走到张春桥的对面，铿锵有力地提出了使张春桥非常棘手的五个问题。潘国平说：“张春桥同志，我们尽量说服下面的造反队员们回上海，不过，有几个问题，一定要请您先表一个态，否则的话，我们实在很难说服工人群众。首先，我们坚决要造上海市委反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不是一个合法的革命群众组织？其次，我们要求到北京控告上海市委的行动，是不是革命的行动？第三，酿成安亭事件的责任应该由谁来负责？是‘工总司’呢？还是上海市委？第四，能不能答应我们工人群众的革命要求，曹荻秋是否要向全市人民做公开的检查？第五，能不能给我们‘工总司’提供工作方便？如果这五个问题能够得到圆满的解决，我们就马上动员工人群众回去。”
张春桥那双阴险的眼睛注视着潘国平说：“我认为，你们‘工总司’是符合宪法的革命群众组织，北上告状也是革命的行动，但以后碰到此类问题，应派少数代表，现在你们一定要回去，这是中央首长的命令！”。
“口说无凭，我马上把条件写下来，你马上签字，我们造反派最讲究实际，从来都不收空头支票的。”潘国平得寸进尺，进一步走到张的前面说。
“你们先带领造反队员撤回上海，你们明天撤回上海，不，现在已是清晨三点，应该说是今天了，你们今天马上撤回去，明天我在上海文化广场等你们，给你们签字！”张春桥的回答也很干脆。
第十四回、王洪文出面打圆场 张春桥料场作报告
“好，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明天一定要给我们签字！”王洪文恐怕潘国平再提出新的题目刁难，使得张春桥难堪，所以站起来抢先回答：王说完以后，还和张春桥热烈握手，表示谈判已经成功，应该到此为止。潘国平看到王洪文如此作为，也就只好不再说话。
张春桥见王洪文已经没有意见，就转向潘国平，试着与他握手，潘国平见事已至此，也只好与张热烈握手。问题到此，好像已经告一个段落，潘国平和包炮都觉得非常困倦，两人都打了一个呵欠，跑到隔壁房间休息去了。而张春桥和王洪文，大概是久别重逢带来的兴奋，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倦意，就在这房间里一直谈到天亮，除了他们俩，没有人知道他们谈的是什么？不过熟悉王洪文的人发现，王洪文从此好像换了一个人。他一改以前任何事都躲在潘国平背后的习惯，凡是出头露脸的事，总是要抢在前面。另一方面，只要有张春桥在场，他也总要把王洪文推到台前，成为事实上的主角。
笔者曾看过原上海市委不少领导人的回忆录，他们都非常一致地说王洪文是发起“工总司”和“安亭事件”最主要的策划者，这是他们的想当然。他们首先没有亲身参加那些造反派最初期的各种筹备活动，又不屑去问一问当时参加过这些活动的群众，只是简单地拍拍自己的脑袋，各种所谓的回忆录就出来了。其实在运动的最初期，王洪文真像一只缩头乌龟，做什么都落在潘国平后面。只有在安亭与张春桥经过几个小时的密谈以后，大概是张春桥给他吃了定心丸，他自己觉得找到了一个很硬的后台，从此就无所畏惧，凡是都要出人头地，抢在潘国平的前面。而“工总司”里的其他核心组人员，因为看清楚了王洪文和张春桥的特殊关系，才非常一致地倒向王洪文，使他成了后来居上的造反司令。而潘国平大概也比较识趣，变成了一个只图安乐享受、像安乐王似的做了一个只挂名、很少办事的空头司令。
哎，笔者谈到张春桥和王洪文的关系，倒忘了停留在安亭铁路线上的造反群众，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他们身边。十二日早上，天上密密麻麻的下着蒙蒙细雨，在安亭火车站的堆料场上，二千多名经历了两天三夜没有休息的造反队员，他们有的站在木堆上，有的坐在602次列车车顶上，也有的竟爬到吊车的吊臂上，焦灼不安地等待着他们的头头和张春桥的到来。
七点三十分，一辆大卡车载着张春桥、王洪文、潘国平、包炮等人，慢慢地驶来。人们看到王洪文精神焕发，还打着一把黑布伞给张春桥档雨。可是张春桥却不要雨伞，因为他看到在场的工人们都在淋雨，装出一副不搞特殊化样子，所以推开了王洪文。张春桥用那双阴冷和严厉的目光扫视了黑压压的一大群人，然后清了清嗓音说：
“造反派的工人同志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我们已经过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现在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一定要有工人阶级的领导。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会取得伟大的胜利。现在，上海的工人同志们已经起来造反了，这是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的一个重要标志！”
张春桥的这几句开场白，总算还有点颜面，居然还赢得了稀稀落落的几起掌声。
“但是，文化大革命是一件新事物，应该怎么样来搞，还缺少经验。最近几个月以来，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只领导了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一些经验，但至今还没有工厂闹文化革命的经验。”接着，张春桥拿出陈伯达的电报念了一遍，然后说进一步说：“陈伯达同志代表中央文革小组，他的声音就是中央文革的声音，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安亭事件造成了京沪铁路交通线中断30多个小时，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同志们，我们工人阶级是最听毛主席的话，我们应该立即回到上海去，就地闹革命！”
第十五回、 耿金章吼叫初露脸
王洪文趁热发号召
张春桥的第二段说话，激起了一片骚动和反对，上海井冈山造纸厂革命造反队的头头耿金章，首先吼了起来：“张春桥靠边站！张春桥滚回去！”
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的造反队头头谢鹏飞和上海市仪表局的周宝林算是比较文明一点，他们也跟着喊道：“问题没解决，我们决不回上海！”。
王洪文看到情况有点不妙，赶快站出来大声地道：“工总司的战友们，同志们！张春桥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过来的亲人。他对我们的关心，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关心。他对我们的支持，就是毛主席对我的支持。他在昨天晚上已经明确表示承认我们的工总司┅┅”。
张春桥还没有等王洪文说完，就很快接过王洪文的话说：“工人同志们，昨天晚上，我已经对你们的两位司令──王洪文和潘国平说了，我今天再向大家说一遍。我认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完全符合宪法的革命群众组织，你们北上告状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你们是被上海市委逼到安亭来的！这个安亭事件的责任，应当由上海市委来负。同志们，你们回到上海，回到自己的工厂，如果有人因为参加了安亭事件而受到迫害，你们来找我张春桥，我一定为你们平反！”
张春桥的第三段讲话，又一次博得了人们的掌声，听声音，这次的掌声显然比第一次热烈的多。狡猾的张春桥看到自己的形象在工人群众中间已经得到修正，便进一步顺势说道：“现在我张春桥请大家先回去，还有什么问题，不管是什么问题，都可以在上海大家坐下来一起再商量。”
王洪文也趁热打铁，进一步号召在场的造反队员：“同志们：我们在9日召开大会的目的已经完全达到，今天应当听中央文革代表张春桥同志的话，马上返回上海！留在上海的造反派战友也等着我们，他们要和我们一起，彻底清算上海市委和曹狄秋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志们，让我们赶快杀回去！支援留在上海的造反派战友，一起去造上海市委的反！”
第十六回、 路边石乱世蹦英雄 戴祖样南京变领袖
笔者的一支笔，书写了停留在安亭的造反队员，来不及顾及南京的情况，现在趁着安亭的事情暂时告一个段落，让我们回头去看看停留在南京的上海工人。
前面说到那一辆红卫兵列车，当天中午就在南京被截留，来自上海的工人群众一下子也慌了神，他们多数人身上还穿着单薄的工作服，身无分文。下车以后，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寻找煽动他们到文化广场开会和鼓动他们冲上火车的头头，可是在这辆火车上，竟没有一个“工总司”核心组的人。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许多人又成了无头苍蝇，到处乱碰乱撞起来。
当前最需要解决的是肚子的问题，他们从九日中午出来，已经足足过了二十四小时，有的人可能九日晚上在上海吃过点心，但也过去十七、八个小时了。他们看到与自己同车的红卫兵，已有接待站接待。笔者说明一下：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特有现象，因为毛泽东号召红卫兵大串联，他们坐车不要买票，各地还设有红卫兵的接待站，招待他们的膳宿，所以不管红卫兵跑到哪里？到处都有膳宿招待。可是我们跑遍全国每一个角落，却找不到一个造反工人的接待站。
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身材不高、面孔黑瘦的年轻人跳上一块路边的大石头，高声地叫道：“同志们，上海来的造反派战友们，我们要告上海市委的状，却上了上海市委的当。现在他们把我们丢在南京，在南京现场又找不到带我们出来的‘工总司’的领导人。我们现在怎么办？只有我们自己组织起来，向南京市政府要吃的，吃饱了还要他们派车，我们还要北上，我们一定要到北京去，向毛主席去告状。我的名字叫戴祖样，是上钢三厂保卫科干部，同志们如果相信我，现在就跟我到南京市政府去！”
“好！我们到南京市政府去！”一个在造反队伍中名不见经传的戴祖样，在南京站立在路边大石上振臂一呼，竟然也是一呼百应。这也正是在群龙无首的时候，自己跳出来的一个龙头！于是戴祖样就带领流落在南京的上海工人，向南京市政府进发。其实江苏省和南京市的党政机关，已经接到华东局的电话通知，所以当他们到达市政府的时候，就得到了膳宿的招待。至于派车让他们继续北上的要求，自然不能答应。这样戴祖样带着一千多人，就与南京市政府泡起蘑菇，一定要南京市政府派车。十五日北方的强冷空气南下，身穿短衣的上海工人冻得浑身发抖，戴祖样又带领造反队员向南京市政府借棉衣，每个人都弄到一件黄色的军大衣。经过这几天的活动，这个跳出来的戴祖样，就非常自然地成了这一群人的领袖。
第十七回、紧急会春桥猛抽烟 回广场军师受拥戴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上海，十二日中午，张春桥眼见停留在安亭的多数上海工人，都登上了返回上海的火车。他自己也在下午四时钟左右，返回上海，并且马上给北京挂了长途电话，向陈伯达、江青汇报了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情况。
十三日中午，上海市委书记处召开紧急会议，仍旧兼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张春桥也参加了会议。主持会议的曹荻秋说：“工总司是一个全市跨行业的群众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市委经过集体讨论，做出的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上已经证明，他们在安亭铁路上拦截火车，阻断交通，难道这是革命的行动吗？他们在安亭闹事，造成沪宁线中断三十个小时，这是很严重的破坏事件。这个责任应当由谁来负？难道是要我们上海市委来负吗？这些都是明明白白和清清楚楚的事实，责任只能由潘国平和王洪文等一小撮坏人来负！”
曹狄秋说后，许多人都表示支持书记市长的发言，与会者都谴责潘国平和王洪文等一小撮人是破坏生产的罪魁祸首，上海市委决不能承认这样的流氓组织！只有张春桥在会上一言不发，他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等会议结束，他又不言不语地走出会议室，跳上了上海市委给他提供的那一辆轿车后，便对司机道：“快！现在就去文化广场！”
当张春桥来到文化广场时，早已在文化广场会议大厅里等候的造反队员们沸腾起来，今天来的人特别多，除了从安亭回来的，原来没有去安亭的也来了。他们不断地高呼：“向中央文革致敬！向张春桥同志致敬！”。
张春桥在造反英雄们的欢呼声中走上主席台，对着话筒开门见山地说： “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宣布：第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符合宪法的革命群众组织。第二、承认11月9日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去告状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第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负责。第四、上海市委压制群众运动，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曹荻秋同志必须向全市人民作公开检查。第五、上海市委必须端正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应当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的发言，获得像暴风雨一样的掌声，造反队员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足足响了十几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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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回、王洪文接受尚方剑 陈伯达电话大道理
张春桥发言以后，还从口袋里拿出一张事先写好的纸条交给王洪文，王洪文打开纸条观看，看到除了上面张春桥讲话的内容，最后还有张春桥的亲笔签字，签字后面还有“1966年11月13日于上海。”等几个字，这表示张春桥说话是算数的，有他的亲笔签名为证！王洪文看了，心里激动万分，因为这无疑是一口尚方宝剑。以后如果遇到上海市委有事阻扰，他就可以拿出此字条。还有在工总司内部，这张字条无疑是像一张承认通知书，说明中央文革承认王洪文是工总司的负责人。其他的人再也无法与他争权，因为别人拿不出这张字条。。
在会议结束之前，张春桥吩咐王洪文，叫他赶快驱车追赶从安亭步行北上的那些造反队员。因为他知道，一定要把所有的人都叫回上海，他的任务才算完满完成。所以他催促王洪文赶快出发，决不能让他们走到南京，与滞留在那里的造反队汇合！
当晚，在康平路陈丕显的家里，魏文柏气愤地站起来，大声嚷道： “老陈，你看到张春桥的传单了吗？”
“怎么没有看见？张春桥算是什么东西？谁给他那么大的权？他有什么资格答应这些流氓的五项条件？”陈丕显用手指着放在台子上的传单，愤愤不平地说：“这是张春桥闯的祸，将来由张春桥自己来收拾吧！我们上海市委坚决不卖他的帐！”曹狄秋同样是怒不可揭。。
三个老人越说越生气，陈丕显提起电话筒，命令接线员说：“接北京中央文革！”。92cc227532d1
电话刚刚接通，陈丕显迫不及待地问陈伯达：“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宣布的五项要求，你们知道了吗？原先中央已经说过：不承认建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为什么张春桥承认了？他们卧轨拦车，明明是严重的破坏交通事件，为什么张春桥承认他们是革命行动？张春桥他在宣布答应这五项要求之前，为什么不与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为什么他反而说一切后果要由我们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陈丕显在电话里，责问起来像发连珠炮一样。
陈伯达在电话里像做大报告一样，从宪法规定工人有结社的自由讲起，一直讲到领导干部要如何正确对待群众运动。陈丕显见话不投机，还没有等陈把话讲完，就重重的把听筒往桌上一甩，一屁股坐倒在沙发上，再也发不出声音了。旁边的魏文柏和曹荻秋也一样恼火，可是谁也想不出一点办法！
十四日，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陈伯达、江青等集中力量攻击陶铸，因为他不满意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最后，政治局常委会也同意了中央文革小组对“安亭事件”的处理。
十六日下午三点左右，毛泽东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开常委扩大议会，他听取了中央文革的汇报后，拿出一本1954年版本的宪法，念了一段公民有言论、结社的自由之后后，然后问在场的全体人员：“你们看不看宪法？我认为在上海问题上，张春桥是对的。对的就可以先斩后奏，凡事总是先有事实而后有概念嘛。过去我们认为工矿企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靠基层党组织领导，要依靠老工人的观点是错误的！”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等于是宣判了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死刑！陈丕显、魏文柏和曹狄秋的劫数难逃了！
第十九回、王洪文昆山遭围攻 潘国平苏州分战报
笔者从上海写到北京，从普通的造反队员写到上海市委书记和在北京的许多大官，差一点忘记了截留在南京和从安亭继续步行北上的上海造反工人，请看官们原谅，小子现在就马上补写：
上面说倒在13日下午，张春桥派王洪文去追赶从安亭北上的上海工人。四个轮子的小轿车，总是要比靠两条腿走路的快得多，尽管耿金章他们提前一天出发，他们刚刚走到昆山，就被王洪文追上了。王洪文只带了两个造反队员，把车开到步行队伍的最前面，下车就拦住北上的的人群，向他们宣读经过张春桥签了字的五点要求，并劝他们迅速回工厂‘抓革命，促生产’。使王洪文没有想到的是：那些走得精疲力竭的队员，看到王洪文坐轿车就非常反感。他们把王洪文等三人分别围困起来，向三人围攻，他们把所有积累起来的怨恨，全部发泄到王洪文身上。好像是现场召开的斗争大会，还有几个造反队员，指着王洪文的鼻子，讽刺挖苦他说：
“哦！我们的王司令现在做大官了！坐上高级轿车了！你这样卖力的替市委来骗我们，市委和张春桥给了你多少好处？你就马上出卖我们！你看自己还像一个造反派吗？你不配做造反司令！你只是造反派中的一个叛徒。你造上海市委的反完全是假的，你是在隐藏在工人阶级内部出卖工人利益的内奸！你不是真正的工人，你是一个工贼！┅┅，我们现在命令你马上就滚回上海去，去告诉你的主子，我们北上工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笔者行文至此，不得不佩服我们上海工人群众的无限创造性。众所周知，《叛徒》、《内奸》和《工贼》等这三顶金光闪闪的政治帽子，是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赐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戴的桂冠，但这事发生在1969年。可是早在三年以前，我们上海工人就已经发明了这三顶帽子，并给王洪文加冕了。两者所不同的是刘少奇加冕之事是家喻户晓的，时间也很长，一戴就是十多年，而且还要他戴着桂冠去见马克思。而王洪文只加冕了半个小时，知道的人也少，只不过是在昆山参与围攻他的几个人。他们回到上海后，再也没有人敢提及此事，因为不久之后，王洪文成了上海滩的老大，有谁还敢吃了豹子胆去冒犯这位司令！。
但当时，王洪文只好灰溜溜地回到上海，报告张春桥只说是那些工人不肯回来。他没有说出全部真实情况，因为这对他来说实在是太丢自己的颜面了。他在张春桥的面前，力图摆出一副真正的造反司令的样子，下面的那些造反队员，都是接受他的指挥的。
张春桥见王洪文如此无能，连这样一个简单的任务都没有完成，真是有点失望，只好转身去叫潘国平。小潘吸取王洪文失败的教训，他先到上海井冈山造纸厂和上海市仪表局，找到耿金章和周宝林的几个铁哥儿们，还带了许多报道张春桥签字消息的《红卫战报》（由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委员会出版的当时专门炮打上海市委的一张报纸），最后才驱车快速追赶。当小轿车快到苏州时，小潘他们看到了前面有一支拉得很长的杂乱队伍，一看就知道就是上海工人。小潘马上吩咐停车，把轿车隐蔽在大树后面，几个人下车跑步追赶。
当潘国平追上队伍的时候，已经是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上气不接下气了。耿金章和周宝林看见自己的铁哥们与潘司令一起来到，料想到事情可能有了转机，马上就指挥队伍停止前进。队员们看见小潘和自己一样是步行前来的，首先从感情上就很接近。潘国平把《红卫战报》分发给造反队员，先叫他们看红卫兵报道的消息，因为这批造反工人，根本不会相信市委的机关报。而《红卫战报》的观点，从头到尾都是反市委的，所以获得了他们的好感。当他们看了《红卫战报》的报道：张春桥已在文化广场签字，立刻就欢呼起来，潘国平眼见时机成熟，就大声的对他们说：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这次我们迫张春桥签字，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大家知道第一次在安亭，我小潘就叫他当场签字，他就是不肯签。后来到了文化广场，他还是有点犹豫。我眼见事情可能就要告吹，就顶着他说：‘张春桥同志，你是不是还想要我们继续步行北上的同志们回来啊？’张春桥听后，想了好长一段时间才不得不签字。同志们啊，要是没有你们坚持北上，张春桥到今天还不一定能签字啊！”b2eeb73
第二十回、周宝林奉命赴南京 戴祖样受招回上海
潘国平的话，说到这些英雄的心坎里，因为根据他的说法，张春桥之能够在五点要求签字，主要是被自己的北上迫出来的。潘国平把张春桥被迫签字的功劳，算到继续北上的英雄头上，这使他们高兴起来。不过小造反一高兴，就要失去章法，有一个小造反只顾高兴，竟忘其所以，高呼潘司令万岁！潘国平造起反来虽然无所畏惧，但头脑还是非常清醒，一见小造反乱喊乱叫，马上用手掩住了他的嘴，而且还扳着面孔对他说：“你这样乱喊乱叫是绝对错误的！在我们国家里，只有毛主席可以喊万岁，其他任何人都不可以，以后不准你头脑发热，乱喊乱叫！”。f8
潘国平很快召回苏州的造反队伍，张春桥再次领教潘国平的小聪明，远远超过了王洪文。他原来想继续派他去南京，但看到王洪文脸色难看，就想到刚从苏州回来的周宝林。他想周宝林不是“工总司”的发起人，即使能力再强，也不可能盖过王洪文；而潘国平，在造反工人的心目中，原来就是超过王洪文的人。。
周宝林学潘国平的样，也带了许多《红卫战报》，其实这时的周宝林，带《红卫战报》已经是多余的了，因为张春桥签字的消息，早已传到了南京，戴祖样等早已在南京的造反刊物上看到了这个好消息。他们所以迟迟不归者，首先是要搭一下架子，刁难刁难上海市委；其次是回程的火车票还无人买单。好才是张春桥派周宝林出来时，叫周带着一封亲笔写给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的信，等周出发后又挂了一个长途给许，请许在南京打点一切。
二十刚出头的周宝林，生平还是第一次受到中央首长的接见，也是第一次坐着由首长派出的专车，去执行由首长交给的任务。周宝林刚到南京，马上又受到另一个首长许家屯的接见，真是使他兴奋不已，终身难忘。。
因为周宝林是奉中央文革的代表张春桥之命，专门到南京来迎接战友的，使造反英雄的脸上有了光彩。所以滞留在南京的“工总司”造反队员，在他们的新司令戴祖祥的率领下，很快地坐上火车返回上海。这批上海工人，在
由于戴祖祥率领的兵马是由周宝林接回来的，所以他们回到上海之后，没有到巨鹿路去与潘国平和王洪文等人会合，而是到红都剧场与耿金章相见。耿金章与戴祖祥紧紧握手之后，再来一个热烈拥抱，两人亲密的样子，真是使人看了动容。一阵亲密之后，两个人立即筹划成立“联合兵团”。经初步研究，打算叫做“苏州•南京联合兵团”。他们想要另立山头，与王洪文把持的总部分庭抗礼。因为这个胜利成果是大家争来的，大家都要来享受享受，桃子不能让王洪文一个人独吞啊。
第二十一回、两英雄议建新山头 王司令欲整众豪杰
如果这个“兵团”真的成立，而且与“工总司”唱起对台戏，这是使王洪文最头痛的。幸好耿金章与戴祖祥两个人的独立性都很强，谁都不愿意担任第二把手，建立联合兵团的谈判只好告吹。接着戴祖祥就宣布成立“北上返沪第一兵团”，耿金章宣布成立“第二兵团”。还有孙福样等四十几个人，先是随着耿金章到了苏州；但他们没有跟着潘国平回上海，而是在苏州混上了火车，到了北京。他们认为自己的革命造反性格最强，也最具有战斗到底的决心，回上海后迅速招兵买马，扩大组织，也成立了一个兵团，而且起名为“战到底兵团”。顺便告知看官，笔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在上海跃进电机厂的二车间工作，而我们厂的造反队，在北站登上火车，到达南京，因此我厂的造反队是属于“北上返沪第一兵团”的，造反队长李某人是一兵团的常委，是戴祖样的得力助手。
这样，在“工总司”的大旗下面，有了三个兵团，这些兵团虽然挂着工总司的招牌，名义上是总部下面的，却完全不听王洪文的指挥，而且还时刻威胁着王洪文的宝座，大有取而代之势。在工总司总部内部，潘国平也经常横生枝节，与王洪文搞摩擦，因为他认为“工总司”原来就是自己领导的，对后来居上的王洪文不放在眼里。。
而王洪文呢？他唯一依仗的是张春桥的支持。他想到在13日文化广场的大会上，张春桥讲话以后，把已经签了字的五项要求亲手交给自己，就表示对自己的支持。别要小看张春桥的这一张纸条，这是工总司能够合法成立的依据，差不多是等于一把尚方宝剑。有了这一把尚方宝剑，王洪文就能战胜所有向他挑战的人。为了对付这些挑战，王洪文决定要整顿内部，并来一个杀鸡儆猴。
王司令突然下令，召开“总部”会议。。
戴祖样带着“北上返沪第一兵团”的常委们来了，耿金章带着“第二兵团”的头头们也来了，孙福样的“战到底兵团”的核心人员都来了。王洪文面带微笑，带着一大批总部的核心和其他要员，跟这些老战友们紧紧握手。
在红都剧场里，会议在造反派的一片胜利的喜悦声中开始，按照当时开会的惯例，总是要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
王洪文领读的那一段语录，是经过他的煞费心机，特别从《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里挑选出来的，这些在造反派中有头有脸的英雄们，平日根本没有念过，这是他们完全生疏的一段“最高指示”，因此念起来零零落落，有的人根本跟不上来。但王洪文是有准备的，他非常熟练的一字一句的念道：
“就胡风分子的许多个别的人来说，我们所以受他们欺骗，则是因为我们的党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或企业机关，当着接收他们的时候，缺乏严格的审查。也因为我们过去是处在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一番彻底的清理。”
王洪文这么冷不丁的，突然念起了这么生僻的一段“最高指示”，使得在场的各兵团的领导人感到非常愕然，会场的气氛也随着紧张起来。
在场的人们发现，王洪文突然收起了笑脸，板起面孔开始发言：“同志们，我刚才念的这段毛主席语录，就是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毛主席所说的‘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现象，不光是在过去的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有过，在如今的文化大革命中也同样存在。我们的‘工总司’，就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严重问题。”王洪文说毕，用眼光环扫了一下四周，继续说道：
“戴祖祥，就是混进我们革命队伍里来的败类！”
显然，王洪文已经整理了戴祖祥的材料，他一边说，一边拿出一叠纸头，一张接一张念着，从历史的到现行的都有。戴祖样在四清运动中受到批判，说到现行的，就是在南京冒充上钢三厂保卫科干部，王洪文说他是一个政治扒手。这一次突然袭击，使毫无准备的戴祖祥无法招架。使戴祖样不明白的是，他在南京眼见群众群龙无首，自己站出来带领群众，渡过了难关。为了取得群众信任，就佯称自己是保卫科干部，这不过是权宜之计，现在倒成了罪状，实在心里不甘。但戴祖样更想不明白的是自己在南京的讲话，是怎样会传到王洪文的耳朵里的？难道是“北上第一兵团”里有王洪文的坐探？
第二十二回、王秀珍回沪告密信
戴祖样吹牛挨闷棍
不错，这个坐探就是国棉三十厂的一个女工，名叫王秀珍。王秀珍在当年，已经是有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与国棉十七厂王洪文是同一个纺织系统的，文革开始时，当王洪文在十七厂树起造反的大旗，组织起“永忠”战斗队的时候，她就在三十厂响应。她参加了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召开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经验交流大会”，也参加了11月9日文化广场的工总司成立大会，会后在北站也登上了那辆红卫兵列车到了南京。。
她虽然没有被选入工总司的核心组，但也算是一个发起人，因此当队伍在南京群龙无首时，她很想站出来领导队伍。可是转身想到自己只是一个女流之辈，难道那些桀骜不驯的男性造反英雄，能听一个女人的指挥？所以她一直在思想斗争，究竟要不要站出来？可是当她决定要站出来的时候，戴祖样已经领先一步。也是戴祖样的粗心大意，吹牛不打草稿，说话时留下了破绽。细心的王秀珍听他介绍自己是保卫科干部，却没有说自己是一个党员。可是中国人都知道，像上钢三厂这样的大厂，绝对不可能是叫一个非党群众担任保卫科干部的。因此她就对戴祖样产生了怀疑，回上海之后，她也没有参加“一兵团”，仍旧是回到“工总司”，还立刻把自己的怀疑报告王洪文。而此时的王洪文，正好为工总司内的山头林立而感到头痛，王秀珍的告密，正好给他提供了一发炮弹。出于保卫科干部的工作本能，王洪文立刻派员到上钢三厂，经过详细调查，就查到了戴祖样更多的老底。
其实在那个时候，哪一个人没有问题？一个人如果有一架收音机而没有剪掉短波，就马上有人说你是收听敌台；有人家里有亲戚在国外，给他写一封信，就是里通外国；就说是贫农出身的党员王洪文本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可是国棉十七厂的领导，却说他从极端的个人主义，发展到有严重的反党言论。难道这不是问题吗？只是王洪文的运气好，碰到了张春桥，不但化险为夷，而且还升迁做了保卫科的官员。如果没有张春桥，王洪文不是照样要在四清运动中先做检查而后被批判吗？而戴祖样却没有这样好的运气，不但在厂里被打下去，而且在造反队里也被王洪文一棍子打了下去。戴祖样被打闷了，从此一蹶不振，此后的“北上返沪第一兵团”就形同虚设，姓戴的再也不敢拉出这支队伍冲锋陷阵，这无疑是消除了司令王洪文一个很大的心病。。
解决了“一兵团”的戴祖样以后，王洪文的目光转向“二兵团”。当他瞄准了周宝林的时候，心里马上想到那天在昆山被围攻时的情况，他想那些跟着耿金章北上的人，大多数都是大老粗，想不出有那么多的恶毒攻击语言，只有周宝林多读了几年书，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秀才。那天的叛徒、内奸和工贼三顶帽子，一定是他周宝林想出来的。想到这里，不由得王洪文咬了咬牙，大声的说道：
“周宝林也不是个好东西！”接着他就指着周宝林，列数他的罪状，王洪文总结出周宝林有《五大罪状》！。c4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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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回、耿金章仗义救战友
周宝林回局搞科研
周宝林究竟会有什么“罪状”呢？这小伙子做梦也想不到，王洪文指责他到南京办事时游山玩水，与戴祖样勾勾搭搭，说他的女朋友有非常复杂的海外关系，还说他不服从总部的命令，大搞特搞分裂主义，要想脱离工总司搞独立等等。周宝林一点也不敢示弱，想到自己刚刚受过张春桥的重用，再加他是初生之犊不怕虎，不知道江湖的凶险，所以他丝毫也不畏惧，只是据理一条一条的加以反驳；到最后，还揭发说这是王洪文在昆山受到围攻，今天要拿我出气来打击报复！。
眼见与自己一起步行北上的战友被无端指责，还说他搞独立，搞分裂主义，这分明是在骂自己，耿金章一听就上火，他迅速拍案而起，盯住王洪文，大吵不休，责问王洪文在安亭为什么躲到厕所里去？孙福样也跳起来，大骂王洪文是缩头乌龟！今天胜利了，乌龟倒是神气起来了，还想独吞胜利果实！没门！我们广大造反队员坚决不答应！孙福样还说，王洪文没有资格担任工总司的造反司令！叫他赶快从司令宝座上滚下来，还说我们要潘司令，不要王洪文！
红都剧场快要成为造反派内斗的战场，一边是以王洪文为首，身后又王秀珍、唐文兰、叶昌明、黄金海和陈阿大等一大帮人；另一边以耿金章为首，在他的身后也有周宝林、孙福样、谢鹏飞和戴祖样等一大批人。戴祖样虽然被王洪文一棍子打倒，但现在看见有许多人反对王洪文，也就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之中，虽然说话的声音再没有像以前一样粗，但也算是一份力量。在耿金章的阵营里，还有一个特别尖锐的声音，这就是我们已经久违了的“高八度”，她虽然不是工人，而是一个学生，工人内部的事完全与她无关；但她喜欢热闹，更喜欢打抱不平，像济公和尚一样，哪里有不平？哪里就有她。
首都红三司的包炮也在场，他看见工人造反派内部分裂，非常着急，他赶快叫潘国平出来讲话，他知道今天的局面，只有潘司令出来才能收拾。坐在主席台上冷眼观望的潘国平，实在也看不惯王洪文一副专横的面孔，原来想站起来为周宝林申辩。但局势已经演变成当前这个样子，双方各不相让，他如果为周宝林申辩，一定为更加火上加油。当潘国平正在考虑如何发言的时候，包炮忽地站了起来，然后大声的叫喊道：
“同志们，请你们静一静，现在请我们的潘司令讲几句话。”
“好吧，同志们请安静！让我们先来朗诵一段毛主席语录。”潘国平被包炮逼了出来，只好清了清嗓子说：。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读完语录，潘国平接下来继续说道： “同志们，现在我们工人革命造反派最大的敌人，是上海市委和曹狄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反动路线的流毒还毫发未动，而我们革命的无产阶级内部却争吵得不可开交；我们现在这样争吵不休，对得起广大的工人群众吗？对得起春桥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吗？对得起毛主席吗？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团结，我们却争吵不休！像一个革命的造反派吗？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争吵！安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我们前面还有多少事要做？还有多少困难？怎样做才能克服这些困难？┅┅”
我们别小看这个潘国平，他说话像做大报告，既不偏向王洪文，也不偏向耿金章，站在中间要大家团结一心，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包炮看到对立的双方都安静下来，也站起来说：“潘国平同志说得对，我们革命造反派现在一定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全力重炮轰击上海市委！”。
潘国平和包炮的讲话，大概也提醒了王洪文，他想到现在还不是清理内部的时候，因为后面还有许多战斗，需要这些造反英雄们去拼搏斗争。于是就静下气来说道：
“好吧，现在看在小包、老耿和小潘的份上，总部就决定不处分周宝林，为了表示我本人的诚意，我想把周宝林同志调到总部工作！我一定与小周很好地合作。希望小周也不计前嫌，在总部与我一起工作。”王洪文看到各兵团的众怒难犯，只好中断对周宝林的声讨，并在表面上做出了比较友好的表示。耿金章他们虽然知道王洪文不会安什么好心，但在表面上看来还是先软了下来，于是也就不再说什么。所以从此以后，“二兵团”里少了周宝林这一员大将。他调到总部以后。王洪文分派给他一个无足轻重的闲差，让他到宣传组里去发挥作用，到最后姓周的被完全架空。眼见在工总司里无事可做，长期下去，又恐怕王洪文抓到机会报复，周宝林不久后便离开了工总司，回到了仪表局搞他的本行工作去了。不过这样一来，使周宝林很早就脱离了泥潭，没有进一步的越陷越深。到后来，他把自己的精力放在科学技术上，还有两项专利发明，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这倒是要归功于王洪文对他的“报复”。
第二十四回、耿金章初露显实力
赤卫队横空现上海。fb7b9ffa5462084c5f4e7e85a0
在所谓的整顿会议上，王洪文自始至终不敢去碰耿金章。但他已经悄然派人进入到井冈造纸厂，收集有关于他的材料。在“工总司”的内部翦除异己，王洪文这位保卫科干部出身的造反司令，已经初步显示了他的手腕。要把所有的异己分子清除出去，也要把亲信提拔上来，王洪文见王秀珍告密有功，不久之后就把她提上来，成为工总司总部的常委，而且以后一路提升，把这个无才无德的纺织女工，一直提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个重要部门的负责人。
王洪文为什么还不敢去动耿金章呢？这要从耿金章本人的情况说起：
耿金章是年四十一岁，家里是贫农出身，为了混口饭吃，在十六岁的那一年，与村里的几个年青人一起，参加了汪伪政府所谓的“和平军”，这成了他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的污点。但很快被新四军俘虏，经过党的阶级教育，他又参加了新四军。抗战胜利后又转身变成为解放军，他虽然没有重大的战功，但没有功劳有苦劳。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加入了党，然后慢慢地高升，到了复员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副连长。到上海井冈山造纸厂后，当了一个车间干部。由于自己觉得没有受到领导重用，文革时也宣布造反。他没有参加红三司召开的交流会，只是听到消息才参加文化广场的工总司大会。所以王洪文说他是一夜成名的人，但姓王的绝对不敢小看于他。因为王洪文有的金牌，党员、复员军人和干部身份他也都一一具备。而且在工总司里他的实力最大，因为自苏州回来，迅速招兵买马，手下的队伍很快扩大，只有短短几天时间，耿金章已拥有几万之众。他在军队里当过小军官，指挥行军打仗，自有他的一套章法；这比只有当过警卫和通信员的王洪文，不知要高出多少倍？王洪文唯一能抓住耿金章的一根小辫子，就是他当过“和平军”。但实在是太微不足道，因为他很快被俘虏而成为解放战士，这种情况在解放军里简直是比比皆是。。
正当王洪文在苦思冥想要如何搞掉耿金章的时候，忽然有秘密探子来报：说“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以后简称为“赤卫队”）在沪西工人俱乐部召开了筹备大会。曹狄秋出席会议并表示坚决支持。“赤卫队”的总头头，名叫王玉玺，是上海市铁路局调度室里的代理主任。
王洪文马上电话叫来潘国平，潘国平说必须召开总部扩大会议，一定要有耿金章参加。王洪文虽然对耿有点感冒，但形势紧急，何况他实力强大，又会指挥打仗。。
在工总司总部扩大会议上，平时吵闹不休的工人造反派的头头们，总算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团结起来。他们一致决议要联合所有的造反派，一致对敌。还要电告张春桥和中央文革小组，只要取得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一定能够胜券在握。在上海现场，如果真的有两派决斗，现场指挥非耿司令莫属。耿金章几个月以来因为忙于造反，后来又为造反派内部争斗的事务繁忙，已有很长时间没有理发修胡子，看上去像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小老头，但他精神饱满，听到造反战友们对他的恭维，竟然没有丝毫谦虚之意，居然泰然受之。大概他自己也一定认为，带兵打仗就是他的看家本领。
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市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真的召开了成立大会。□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王少庸出席了大会，向“赤卫队”表示热烈祝贺。
“赤卫队”的队伍迅速扩大。据说是光做袖章，就用去了几千匹红布，好像是赤壁大战前的曹操，他们号称有八十三万大军。除了队伍庞大人数多，他们还得天独厚，上海市委提供的印刷机器，为他们日夜运转。于是在上海大街小巷，他们铅印的传单，如《安亭事件真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一张王牌》、《一个造反队员的血泪控拆》等等文章满天飞舞。潘国平和王洪文翻阅着“赤卫队”成叠的铅印传单，几乎是同时愤怒地说道：“我们工总司也要大造舆论！”
第二十五回、红革会进驻解放报赤卫队正式大亮相
正当潘、王、耿等摩拳擦掌准备与“赤卫队”大战一场的时候，又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传来：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的简称）已经进驻解放日报社，并完全封锁了解放日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十一月二十七日，因为在第九期《红卫战报》（是红革会的机关报）的头版，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刊登了一篇《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的文章，红卫兵小将要求将这期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他们提出的理由是：解放日报放毒到哪里，第九期红卫战报就消毒到那里，红革会要达到的目的是“彻底肃清《解放日报》在群众中所施放的流毒”！
但市委拒绝了红革会的无理要求，理由是《解放日报》是党报，是市委机关报，而《红卫战报》只不过是一张学生群众组织的报纸，两者岂能相提并论？因此绝对不能让《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否则真是成何体统？
上海市委的决定激怒了红卫兵小将，立刻有三百多学生前往《解放日报》社发难。开始时，他们还只有在邮电局驻报社的发行科和报社的传达室里进行交涉。但在门外围观的群众越聚越多，里里外外的把汉口路、河南中路和山东中路这一块地方拥挤得水泄不通。经过这块地段的好几路公共交通被完全阻断，就连普通过路的群众也无法走路。后来红革会对立派的群众也蜂拥而至，他们打着“我们要看解放日报”的旗号，与红革会的学生展开激烈的辩论。为了控制这个局面，红革会的人马，就在当天半夜里进驻报社。
正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工总司”宣传部门的造反队员也来了，他们为了对付“赤卫队”所发出的铺天盖地的像雪片一样飞舞的传单，已经筹办了《工人造反报》，但没有印刷条件，他们要《解放日报》社的印刷厂排印《工人造反报》。到报社正好见到红卫兵们在那里闹事，出于造反派的本能，马上就表示坚决支持。学生们得到工总司工人的支持，更是觉得有持无恐。三十日下午，“红革会”在解放日报大楼里，他们正式宣告成立“火线指挥部”。这个“火线指挥部”声称：
“我们革命的红卫兵不忍看到华东地区的党报如此堕落下去，我们有责任为恢复《解放日报》的革命青春而造反，有责任为使《解放日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而斗争。现在主要矛盾已经变化，不仅仅是发行《红卫战报》的问题了。我们现在就是要占领《解放日报》社，彻底批判《解放日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直到它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为止。”
最近新成立的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原来的主要目标是对付工总司，但对于红革会的胡作非为，觉得也不能坐视，于是立刻印发传单，发表四点意见：
一、《解放日报》是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党报，“红革会”因为《红卫战报》不能夹在《解放日报》内发行而封闭《解放日报》社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二、支持上海人民要看《解放日报》的要求。
三、希望“红革会”立刻撤出解放日报社，撤出以后，关于《红卫战报》的发行问题，由华东局、上海市委、“红革会”、“工总司”和“赤卫队”会同一起协商解决。
四、“红革会”如无视我们的声明，我们将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
第二十六回、赤卫队外面拉电闸 红革会屋上飞瓦片
这是赤卫队成立后的第一次正式亮相，充分表明了它的政治立场，它是坚定地站在上海市委和华东局党委这一边的。因此它就立刻遭到了工总司的攻击，称它为华东和上海市委的御用工具，是彻头彻尾的“保皇派”！简称为“老保”！赤卫队当然也不甘示弱，反过来叫工总司的造反队为流氓组织，指责王洪文为上海滩最大的流氓！除了赤卫队，上海滩当然还有其他的“老保”组织，不过这个赤卫队是所有老保组织中实力最强大的一个，八十三万，绝对不可等闲视之！王洪文一听到这个名字，就头脑发胀，坐立不得安宁。
“工总司”总部立刻再次召开扩大会议，商量对解放日报事件的行动方针，通过集体讨论，头头们一致同意由潘国平提出的两点意见：第一，坚决支持红革会的革命行动，第九期《红卫战报》必须随《解放日报》同时发行；第二，“工总司”的机关报已经筹备就绪，但没有印刷的单位，一定要解放日报社的印刷厂负责印刷“工人造反报”。
三十日晚上，为了支援在报社奋战的红革会学生和已在报社的造反队员，潘国平率领500多人也到了解放日报社，针对赤卫队的声明，代表工总司也针锋相对地发表了四项要求：
一、第九期《红卫战报》必须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一定要发到每一个订户。
二、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材料。
三、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公开检查和交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
四、《解放日报》事件所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全部由上海市委负责。
继安亭事件之后，工总司与上海市委之间的又一场大决斗，围绕解放日报事件展开了！笔者有一个叔叔，住在解放日报社对面的弄堂里，据他说：
“十二月初的开头几天，在汉口路、山东中路和河南中路一带地方，真是人山人海。赤卫队通宵达旦地示威游行，怒不可遏地叫喊着口号，呼喊声汇成了一股嘈杂的噪声，弄得我们弄堂里的居民无法睡觉和休息。谁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赤卫队，他们的脸孔涨得通红，眼睛里冒着怒火，牙齿咬得“格格”响；好像他们面对的不是我们的大学生，而是日本侵略者。
“他们有的手里拿着木棍和铁棒，有的使用了十几磅重的大榔头、一百多斤的三角铁，还有的拿着大石块和玻璃片等等，凡是能作为进攻用的东西都统统拿来当武器使用，他们拼命向守卫在报社里的红革会学生打来。赤卫队还开来了工程急修车，使用了云梯和铁叉；还有人竟然学习诸葛亮，把汽油倒在报社的门板上，准备火攻，要把学生烧死在里面。
“可是解放日报社就坐落在人口密集的居民区里，周围都是砖木结构的民居，这一下可吓坏了附近的居民，居民也联合起来，坚决反对赤卫队用火攻，到最后，赤卫队总算没有把火放成。愤怒的赤卫队包围了解放日报社，对进驻报社的学生展开海潮般的猛烈攻击。当围攻达到□时，整个报社周围的马路都被人群挤得水泄不通，像疯狂了的海洋，像爆发了的火山！赤卫队不能放火，就切断了附近的水源和电源，到晚上几条马路一片黑暗。可这一下是赤卫队失了算，红卫兵利用一片黑暗，悄悄地爬到报社的屋顶上面，在黑暗中扔下瓦片。大概他们的武器也只有瓦片，不过他们居高临下，占据了非常有利的地形，也打得许多赤卫队员脑袋开花，赤卫队才不敢走得很近的前来进攻。
“其实我们附近的居民，原来都认为红革会学生无理取闹、不讲道理，硬要挟送红卫战报，这是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亏他们也想得出来。如果他们认为解放日报放毒有错误，可以写文章批判，但这批判的文章一定要你自己去发行的，为什么一定要挟在被批判的报纸里一起发行呢？因此居民们都认为红革会不讲道理！
第二十七回、抢报社两派大决斗
受压力市委认错误
由于赤卫队不能近前进攻，只能站在比较远的地方高喊“我们要看解放日报！”和“解放日报是党报！”等口号，才使里面的学生转危为安。
而红革会的行动也不是完全孤立的，他们也得到了以工总司为首的许多造反组织的声援和支持，除了已经在里面由潘国平带领的五百多人，大批援军随后纷纷赶到。王洪文带领他国棉十七厂的亲兵，虽然多数是女兵，但是柔能克刚，赤卫队员看见女的，就泄了气。因为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好男不与女斗，他们都认为自己是英雄好汉，就尽量避免与女人争斗，这就大大削弱了他们的战斗力。后来等耿金章的队伍赶到，造反派方面的人数，也有五千多人。对立的两派群众之间发生严重的冲突，他们除了用高音喇叭冷嘲热讽的激烈言词互相指责之外，还大打出手，一方要攻进报社大楼，一方则拼命守住大楼，木棍落下去的是鲜血飞迸，铁棒落下去时后果更加严重，血，更加剧了彼此间的憎恨，进一步点燃了复仇的火焰，武斗一步步的升级，两派共有一百多人受伤，这是上海滩自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
除了报社周围近距离的打斗，几乎上海所有的马路上，都有游行的队伍，他们有的高喊“我们要看《解放日报》！”有的却喊“《解放日报》是大毒草！我们要看《人民日报》！”对立的两支队伍如果狭路相逢，开始时彼此都想以自己的声浪压倒对方，谁都不肯让步，结果双方都喊破了喉咙，于是发起火来，马上就大打出手。这种大大小小的遭遇战，每天不知要发生多少次？
《解放日报事件》把整个上海都搞乱了，两个月前的安亭事件，市区只在文化广场开了一次大会，其他的诸如卧铁轨、拦火车等事都发生在远离市区的安亭，对市区的影响还比较小。可这次解放日报事件，就发生在上海最热闹的中心地段，就发生在外滩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和福州路上海市公安局的鼻子底下。那些公安局里的警察，不但不去阻止事端的发生，相反有许多人还参与其中，他们有的帮学生反对赤卫队，有的帮赤卫队反对红革会。看来上海真的是天下大乱了！
这样的两派对立一直到十二月五日下午才告结束，在中央文革小组强大的压力下，上海市委不得不在红革会的“三项决定”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上签字。而且在十二月八日和十日两天，上海市委又发出《通知》和《紧急通知》，要对那“三项决定”和“四项要求”进行广泛宣传和坚决贯彻。在有曹荻秋签字的《通知》中说，上海市委公开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造成群众之间的严重对立和分化。市委欢迎和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学生和工人批判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为任何人保市委的行动是完全错误的，围攻造反队更是错上加错。
“可是后来赤卫队如此进攻，居民们反倒同情起红革会来了，他们毕竟还是不懂事的学生，你们赤卫队都是大人了，怎么能这样对待小孩子呢？到后来赤卫队愈是进攻，居民们就愈是为里面的学生担心。特别是赤卫队还想要用火攻，这不但是要烧孩子，不是还要烧我们居民吗？
为了防止赤卫队放火，我们里弄里的许多老妈妈也出动了，老妈妈也组织起来，与赤卫队员讲道理，不许他们放火害人！”。
第二十八回、发文件市委举白旗
获胜利酒店大庆功
因为这些都是上海地方当局签发的正式红头文件，笔者特别记录下来让后人看看，可以知道文化大革命时的上海市委，可怜到什么程度？下面就是当年“红革会”向《解放日报》提出了三项要求和市委负责人的签字：
第一份：红革会提出的四点要求和上海市委负责人的同意签字：
一、《红卫战报》第九期夹在十一月三十日的《解放日报》里一起发行；
二、《解放日报》必须马上全文转载《红卫战报》上刊登的《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
三、把上海市委有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以及它对报社的全部指示告诉“红革会”。
红卫兵上海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
同意 王一平 宋季文（签字）。
第二份是工总司提出的四项要求和市委负责人的同意签字：
一、第九期《红卫战报》必须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一定要发到每一个订户。
二、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材料。
三、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公开检查和交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
四、《解放日报》事件所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全部由上海市委负责。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
同意 王一平 宋季文（签字）
除了王一平和宋季文的签字，到十二月十日，曹荻秋也被迫签字。上海市委还不得不印发如下红头文件：
中共上海市委文件 沪委（66）第12号通知
现将曹荻秋同志十二月十日签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四条印发，请按照执行。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
一、市委公开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造成群众之间的对立和分化。市委支持革命造反派批判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为任何人保市委都是错误的，围攻造反队更是错误。
二、市委认为参加“解放日报事件”的造反派工人的行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各单位对造反派人员占用的生产时间以公假论。
三、曹荻秋要亲自向伤员及其家属公开道歉，伤员的一切医疗费用均由市委负责。
四、市委支持“红革会”的革命同学下厂同工人结合，参加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曹荻秋（签字）。。
经过王一平和宋季文签字同意的红革会、工总司的两份要求随同上海市委的红头文件一起发下来，层层传达；在整个上海滩，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明白。
工总司和红革会的头头们拿到这份中共上海市委红头文件，都高兴得跳了起来，他们集体到锦江饭店，举杯庆祝，齐声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打倒上海市委！”、“打倒曹荻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他们饮酒欢庆，通晓达旦！。
第二十九回、赤卫队保皇成空头 斗争会市长变罪犯
这是中共上海市委和曹荻秋第一次正式向“工总司”举起了白旗！经历了漫长的九天九夜，《解放日报》事件总算宣告平息。虽说是为了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又屈服于中央文革的压力，上海市委和曹荻秋才不得不作出让步，但这样做似乎也显得太窝囊了，显得太对不起死保他们的赤卫队了！
可怜的上海市委和曹荻秋，任凭红革会和工总司的宰割，却毫无反抗能力，好不容易培养了一支保自己的赤卫队，可是在中央文革的压力下，也付之东流。不但是毫无用处，而且还要在造反派要求的文件上一一签字。赤卫队全力保卫市委，却被市委说成是完全错误的，看了自己力保的市委是这个样子，真不知八十多万赤卫队员看了是什么滋味？
毋庸置疑，工总司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力保上海市委的赤卫队员们再也抬不起头来，他们无法想象上海市委竟会如此窝囊，在大好的形势下，赤卫队员们还在努力奋战，而且一步一步地缩小包围圈，把红革会困死在里面，差不多已经到了胜券在握的时候，可是他们的主子却突然举起白旗投降！这简直是有点像当年的中法战争，冯子才将军率领的中国军队在前方打了胜仗，腐败的满清政府还要割地赔款！
到了这样的时候，赤卫队员们还是不肯向造反队倒戈，他们继续处处与造反派为难，他们不相信自己力保的上海市委，会去执行一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他们也像当年的大清子民一样，坚信他们的皇上和老佛爷是真命天子，是无比正确和英明的大救星。
尽管赤卫英雄们还是不肯倒戈，但这次《解放日报》事件，虽然只有短短的八、九天时间，使得偌大一个上海，顷刻之间就大乱起来，无论是大街或者小巷、无论工厂农村或者机关学校，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到处都是议论纷纷，参加辩论的人数之多和范围之广，争论之剧烈和时间之持久，几乎是空前的。以前如孙中山到上海张园发表演说，北伐时的三次武装起义，甚至是解放军进城，都没有如此众多的人员参加。从此以后，上海市真的是大乱了，北京和上海的红卫兵搅了大半年没有把上海搅乱，可是有了工人的参加，有了工人阶级和学生运动的结合，只有几天，上海就马上大乱。□的上海市委和华东局再也无法控制上海的局面，上海的政治局面已经掌握在以潘国平和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手里。
在上海市委签发红头文件之后，工总司和红革会联合于十一日在上海人民广场上，召开“迎头痛击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主席台上，工总司和红革会会的头头们披着黄草绿色的军大衣，他们双手叉在腰里，显出一派非常得意的神气，迈着胜利者的步伐。人们只见王洪文举起望远镜往台下一看：只见台下红旗飞舞，人声鼎沸。在与会的八十万人当中，大部分都挂着“工总司”的红袖章，当然也有许多红卫兵。耿金章也披着军大衣，对着王洪文的背影，向旁边的努努嘴，发出轻蔑地一笑。潘司令面对着耿老头，也微笑着点点头，表示同意老耿的意见。
“打倒曹荻秋！、曹荻秋必须老实交代！”
忽然，广场上发出了雷鸣般的呼叫：原来曹荻秋又一次被拉上台来，可怜的曹荻秋，现在真的是像一条牲口，被两个造反队员用绳子牵着，十分狼疮地走到斗争台前，他的胸口还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五个黑色的大字──打倒曹荻秋，在曹荻秋三个字的上面，还打着一个鲜红色的大叉。笔者在解放初期，在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时，看到将要处决的人犯，也就是那些地主分子和国民党政府遗留在大陆的许多乡、保长，或者是其他所谓的反革命分子，也是这个样子。大红叉表示马上就要执行枪决，绝对没有想到一位□的大员，坐镇一方的封疆大臣，堂堂的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竟也会落得如此下场！笔者虽然不是一个“保皇派”，决不会像赤卫队一样，拼着自己的性命去保卫他，但看到他竟弄到这个地步，心里真的觉得不是滋味。
幸亏这次斗争会没有枪毙曹荻秋，主要是揭发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另外还有一个的目是叫他当场签字，是“工总司”要求出版《工人造反报》，要他在已经写好的纸条上签字。只要他签了字，解放日报社的印刷厂就要无条件为“工总司”服务，一切费用都有上海市委或上海市政府埋单。
第三十回、造反报创刊发议论 王洪文联络徐秀才
从此，“工总司”有了强大的舆论工具。《工人造反报》就是它的“机关报”，发行量据说超过百万。但是读者看报是不要钱的，因为曹荻秋已经签字，一切由市政府开销。《工人造反报》的创刊词很有意思，它说：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在压迫、围攻中经过血的洗礼诞生的。它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高高擎起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的大旗，代表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工人阶级革命的大方向。……
“以曹荻秋为代表的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上海市委，正在策划新的阴谋，组织新的反扑。继安亭事件之后，上海市委又一手制造了《解放日报》流血惨案，……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紧密地联合起来，高度警惕上海市委的分裂阴谋，我们要团结一致，集中目标，万炮齐轰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全体造反队员，向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发出最严重的警告：我们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彪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谁要反对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攻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就是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流血事件就是反革命，我们要坚决镇压，坚决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有言在先，勿谓言之不预也。……”
当工总司取得了解放日报事件的全面胜利，又召开了多次批斗曹荻秋和陈丕显的大会，现在又有了自己的舆论工具；赤卫队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需要总结经验，也暂时减少了它的活动。热衷于《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头头们看到赤卫队的暂时休整，就立刻把矛头对准到工总司内部，耿金章和王洪文的争斗又开始了。耿金章是上海最大的实力派，他掌握了二兵团，人数占工总司的一半以上，而且老耿对自己的部队，调度和谋划起来也是非常得心应手，他更擅长于现场指挥，所有这一切，都是使王洪文非常头痛的心腹大患。
根据张春桥的授意，王洪文联络了徐景贤、郭仁杰和朱永嘉等市委内部的造反派。这些人原来都是上海市委的最忠实的御用秀才，市委发出的许多红头文件，多半出自他们之手。在上海市委打了一联串的败仗之后，他们算是看清了形势，就开始要从新站队。他们从市委内部发难，站出来揭发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罪行。为了与王洪文联手对付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在徐景贤的牵头和组织下，他们也组织了一支造反队伍，因为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是才高八斗的写作高手，所以不像工人组织，动不动就叫什么司令部；他们组织的名称别具一格，叫做“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以后简称“机关联络站”）”，原来上海市委内部许多工作人员，大多数都参加了这个组织。陈丕显、曹荻秋和魏文柏等几个所谓的走资派，到这个时候才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王洪文得到了这些造反秀才的帮助，真是如虎添翼，实力大增。耿金章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老耿知道如果光凭武力，他自己在上海已经无人可及，但这毕竟称之为文化的大革命，不能光凭武力。他眼看在王洪文周围，有机关联络站、公革会（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的简称）、上体司（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的简称）、消革会（上海消防协会革命造反委员会的简称）等十几个组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这些组织就会无条件的站在王洪文这一边。王洪文如果要发表什么声明、通告或者通令，这十几个组织也会同时出来，看起来声势非常浩大。
第三十一回、壮声势对抗王司令 耿金章经营联络部
耿金章也要努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壮大声势，为此，他也联络了许多乱世英雄。这些英雄差不多都是新冒出来的，他们看到造反队和赤卫队可以成立，也都纷纷效尤，跃跃欲试。真有点像京剧沙家浜里的胡司令，他们都各自拉起一支队伍，多则几千人，少的甚至只有几十人。他们随便拉出几个人，算是这个组织的代表，跑到延安西路华山路口的上海市委办公地，揪住负责群众工作的有关人员，日夜加班软磨硬泡，一定要成立一个新的造反组织，弄得这些负责人没有办法，只好发给他们一张表格，叫他们填写。他们填好表格，再交出一份所谓的成立宣言。几天之后，市委就会给他们一个通知，说是领导已经批准了他们的要求，还发给他们一颗大印，一个新的群众造反组织就这样轻轻松松地诞生了。
不怕网友们笑话，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笔者也曾被朋友拉入，参加筹备过一个很小的组织。组织的名称大概是叫做“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战斗队（简称战斗队）”，第一个发起人兼负责人叫朱铁权，是上海纺织局所属上海木滚筒厂里的一个工人，这位先生非常年轻，年龄可能与潘国平差不多，是个美术爱好者，他统包了厂黑板报上的所有美术稿，但很不安心本职工作。他看到工总司和赤卫队等可以成立，也想弄一个自己的组织来大家玩玩。
主要核心还有上海机件二厂的
有一次下班，路上与素不相识的朱铁权相遇，他邀我参加他们的组织。我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在四清运动中被一个军工厂清出来，调入了与专业毫不相干的上海跃进电机厂。因为专业不对口，心里很不是滋味，总希望有朝一日调一个工作，调到我专业对口的单位里去。老实说，我们过去的大学生，想的主要是专业对口，自己能多做一点有用的工作。因此想广泛地交一些朋友，有机会可以调一个工作，就被他邀请去了。
我们几个人凑在一起，筹备成立一个群众组织，大家看到我多读了几年书，就叫我写了一份“战斗队”宣言，然后五、六个人就跑到市委去要求批准成立。这时工总司和赤卫队已经成立，大概是群众组织的审批工作已经开放。我们日以继夜，在延安西路华山路口的市委里磨了三天三夜，我们的组织就被批准了。我们名义上是一个市级的群众组织，实际上总共才一百多人，比一个大厂里的一个造反队的人数还要少。
为了与王洪文对抗分庭抗礼，耿金章正要努力壮大声势，就联络了上面所说的许多应运而生的乱世英雄。经过他一定的挑选，凡是与赤卫队有过亲密往来的，一律排除在外。最后，他联络了十四个造反组织，在12月上旬成立了“上海市革命造反派联络部（以后就简称为“联络部”）”。也算是一种荣幸吧，我们的无产阶级“战斗队”也被耿金章选中，成为“联络部”中的一个最小的成员。
从此以后，耿金章凡是要发起什么通告，总是十四个群众组织同时签字出面，不知内情的人看来，好像组织很多，声势很大。但实际上起作用的就只有两到三个组织，作用最大的当然是“二兵团”，其次是孙福样的“战到底兵团”，再其次大概是一个主要由少数民族工人参加的叫“工革会（是上海工人革命委员会的简称）”的群众组织，它的负责人叫什么忘记了，只知道他是上海硅钢厂里的一个科室干部。还有“一兵团”虽然也挂了名，但是因为它的头头戴祖样早被王洪文打瘪，基本上起不了作用。除了上面四个，其余的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组织，完全可以说是毫无作用，只是摆摆样子而已。
“联络部”讨论问题，主要也只有几个大组织的人发言，做出书面的决议之后，各组织代表争着签上自己组织的大名，包括我们“战斗队”在内的许多小组织签名的主要目的，只是要让人们知道，上海滩上还有他们这样的一个组织，而且是与大名鼎鼎的“二兵团”站在一起的。所以许多人都是争先恐后，其实争来争去都只能是后面的几位。说穿了，许多小组织，只是一只一只的花瓶，是“联络部”里面的摆设，这情况与大家如今看到的 MZDP差不了多少,你看人家有那么多的成员，光一个基层单位的人数就可以把你并吞，何况人家还有非常强大的武力，你还有什么资格发言呢？因为笔者是朱铁权的“战斗队”常驻“联络部”的代表，几乎天天与这些乱世英雄混在一起，因此对“联络部”内发生的所有事情，都看得非常清楚。
当时“联络部”的地址是在上海市区与淮海路相邻的永福路252号，其实，当时的永福路附近地区，全都控制在耿金章的手里。耿有许多公开或秘密的据点，比较公开的有两处，一处是上面所说的252号，另一处是二兵团对外公开的总部，在252号的斜对面121号。王洪文和潘国平的工总司总部在巨鹿路691号，三个地方相距都不是很远。由于耿与王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人们发现经常有“工总司”派来的探子，来探“联络部”（实际上主要是探二兵团）的虚实，当然也有耿金章派出的探子，去探王洪文的虚实。有一次，王洪文派王金海来探，被耿金章当场抓住，就私设牢房，关在楼梯间里。不知是姓耿的是忘记了有人被关在里面还是有其他原因？不给人家吃饭，饿得王金海哇哇大叫。那天联络部只有少数几个人值班，几个值班的听得有人大叫，一看是王金海。没有办法，几个人一起只好出钱买点心，供王金海食用。王金海还求值班的放了他，可是值班的都不敢，因为老耿知道了，谁也担当不起。
联络部经常接到报告，说某某人带着多少人马向“联络部”过来，耿金章马上电令亲兵出动来一个反包围，很快把这些来犯的敌人逼退。但有一次老耿的亲兵来得晚，来人冲进“联络部”，说要捉拿耿金章，幸亏当时联络部里有二十几个人，大家手挽着手堵住耿金章所在的小房间，不让来人靠近耿金章，老耿总算没有被抓。大约十分钟以后，耿金章的大队亲兵赶到，那些来犯的人，只好抱头鼠窜。。
第三十二回、赤卫队保皇换战术
工总司耿王再握手
正当耿、王两方面互相对立，准备厮杀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又使他们握手言和，再一次共同对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原来赤卫队自解放日报事件失败之后，它的头头并没有泄气，只是在总结经验。同时它的队伍也在不断扩大，它仍旧是上海造反派的一个劲敌。尽管上海市委领导已经签字同意在解放日报中夹送红卫战报，但许多具体送报的邮递员是赤卫队员，他们按照总部的命令，拒绝夹送，弄得红革会和工总司都没有办法。
赤卫队的头头们经过分析研究，得出如果继续公开的保市委和曹荻秋，不但唤不起人心，而且可能要自取灭亡。所以改变斗争方法，也提出炮轰上海市委和打倒曹荻秋的口号。十二月二十三日，他们接过工总司的口号，在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召开了将近有百万人参加的“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参加大会的人，不但挤满了广场，而且还把周围的几条马路挤得水泄不通，光看这开会的声势，就比工总司的要壮大得多。他们也把曹荻秋“揪”过来，当场向他提出“八条要求”。曹荻秋当然也只好签字同意。
对于赤卫队的这个新动向，王洪文和潘国平马上回应，他们在两天之后，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再次把曹荻秋“揪”到斗争台上，逼他宣布“赤卫队”的“八项要求”是“非法”
的，宣布完全“无效”，还要对“赤卫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这时候的曹荻秋，不知是前世作的什么孽？每天被人揪来揪去，早已被斗得七荤八素。但是有些事情，好像是很有规律的，每次斗争过后，一定是要他答应什么条件，在已经写好的纸条上画押签字。人已经被斗得这等地步，哪里还有自己的主意？你真的同意当然要签字，你不同意也只好签字，所以每有什么组织叫他签字，他基本上不加考虑，一律同意。两天前赤卫队提出“八点要求”，他当然签字，两天后宣布无效作废，他也签字。
“赤卫队”听到消息，大骂曹荻秋没有诚信，出尔反尔，两天前签字同意的东西，两天之后怎么就推翻否定？。赤卫队的头头们马上召开总部委员紧急会议，商量对策，准备要与工总司决一雌雄。上海滩的上空乌云密布，工总司和赤卫队双方，剑拔弩张，又一场新的大战已经酝酿成熟迫在眉睫了。
在西藏中路的人民广场旁，北火车站南大门左右两边大面积朝南的墙面上，或者其它任何可以贴大字报的墙头上，有一个赤卫队员刚刚贴出了《赤卫队的八点声明：》；还不到两分钟，就被造反队的《赤卫队就是保皇队！》的大标语覆盖。又过两分钟，这条标语已变成《工总司一小撮怀头头就是流氓！》。再过两分钟，标语又变成《赤卫队是上海市委的御用工具！》┅┅，这样贴来贴去没有一个完！
在这种对立两派永无休止的标语大战中，使工总司和赤卫队的头头们万万没有想到，而且也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们这些所谓气壮河山的革命行动，竟使一群捡垃圾的小瘪三非常高兴，而且还能够从中渔翁得利。在夜深人静之际，他们毫不客气地扯下这一叠叠很厚而且面积很大的标语纸，不，应该说是标语板！第二天拿到废品回收站，按照斤两称起来，一定可以卖一个大大的好价钱！
王洪文、潘国平和徐景贤紧急商议，一致认为要与赤卫队决战，非有耿金章不可！可这个时候的耿金章却在北京。徐景贤要王洪文打电话，王感到有点为难，因为自解放日报事件胜利以后，他与耿金章一直在搞摩擦，现在要他主动与耿亲近，面子上有点过不去。
“王司令！事急矣，这事非你王司令先放下架子不可！”徐景贤跳了起来，并随手拿起电话听筒，递到王洪文的手里，意思是叫王洪文立即打电话给耿金章。王洪文拿过听筒，但拨的却是张春桥的号。
“什么事？”。
“请你你马上赶回去，机场有人迎接，你问他们就知道了。”
第三十三会、耿金章急切回上海
王洪文机场迎老友
因为是张春桥要他回去，耿金章只好打电话给聂元梓要车，刚打完要车的电话，想闭上眼睛休息几分钟。可是紧急的电话铃声再次响起，老耿再次提起听筒，这一次电话那边传来的却是王洪文的声音：
“老耿同志，春桥同志要我转告你，请你马上回到上海来！我们到机场来迎接你。”
尽管王洪文今天用了特别客气的语气，称了一声老耿同志，耿金章听了他的声音还是来气，原来想把他骂回去，但马上想到张春桥秘书的电话在先，只好咬咬牙齿就忍了。他想自己可以不买姓王的账，但不能不听张春桥的话！所以粗声粗气的说了声“已经知道了！”就马上把电话挂了。
二十七日中午，耿金章刚刚走出飞机的舱门，就看见王洪文、徐景贤和潘国平三人已经在那里等候。只听小潘叫了一声：“看，老耿回来了！”王洪文就快速跑上前来，还没有等耿金章有所反应，马上一个箭步上前，给耿金章来一个热烈的拥抱！。
“老耿啊，我们真想你啊！”王洪文拥抱着耿金章，好像显得非常亲热，还有点激动：
“不要肉麻了！姓王的，你今天为什么要这样？说老实话吧，是不是又要我为你们打仗了？”耿金章用力一推，挣脱王洪文的拥抱，还是有点冷冰冰的问道。
“老耿啊，不要说外人话了，我们这几个人，还不是串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现在赤卫队气势汹汹，看样子要与我们进行一场大决战，我们全上海的造反派，就指望您耿司令了！”潘国平见耿金章还有点生气，就出来打圆场道。
“我这个糟老头有什么用？还不是你们要抓捕的对象？你们几次到永福库来抓我，我斗不过你们，逃到北京避避风头还不行吗？你们为什么不肯放过我？”
“这一定是一个误会，这完全是一场误会，我们都是从安亭一起拼杀出来的患难弟兄，我王洪文怎么会抓你老耿同志呢？┅┅”。
“别说废话了，我今天是看在春桥同志的脸上，才回来的。你王洪文有什么派遣，直说了吧！”
“已经来了，就不要心急了，来！来！来！先去吃一点点心，再休息一回，然后慢慢说话不迟。”徐景贤一面说话，一面把耿金章拉进了小轿车。
第三十四回、康平路酝酿大战斗
赤卫队竟成瓮中鳖
十二月二十八日晚上，天空中还有几点蒙蒙细雨，上海市的政治中心康平路显得特别宁静。康平路之所以成为上海的政治中心，因为这里有上海市委书记处，市里几乎所有的封疆大臣，也都居住在这一条并不起眼的冷僻马路上，不管是已故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的家，还是新贵张春桥的家也都在这里。突然之间，有许多“赤卫队”员向康平路悄悄涌来，他们嘴里嚷着，说是要找曹荻秋“算帐”，要求这个糟老头重新承认他们的“八项要求”。
那时候的曹荻秋，除了白天担心随时有人要来揪他，晚上也不太平，前门刚刚送走了一批红卫兵，后门又来了赤卫队。他明明知道赤卫队是保护自己的，所以感到深深的内疚，他觉得今生今世最亏欠的，就是这个赤卫队。他清楚地记得就在二十三日，刚刚答应了它的“八项要求”，但只过了两天，在工总司强大的压力下又被否定了。最近的曹荻秋，日子真不好过，只要来人是成群的，随便打一面什么造反的旗号，就可以来揪他。所有前来揪他的人，都会喊“打倒曹荻秋”。当然这个曹老头是瞎子吃馄饨──心里非常有数，“赤卫队”只是嘴巴上喊喊而已，完全是做戏。只有乱臣贼子张春桥教唆出来的造反派，才是真的要打倒自己，特别是那个姓王的“工总司”，曹老头只要一想到它就会头皮发麻浑身抖索。
已经有数不清的“赤卫队”员集中在康平路，他们有的站立在行道树下，有的斜靠在路边的墙壁面上，还有许多人，只好三、五成群的站立在马路的中间。然而，还有更多的“赤卫队”员要涌进来，他们像浩瀚无际的潮水一样向里面涌。赤卫队此举的目的，就是要向上海市委和曹荻秋施加压力，他们声讨曹荻秋言而无信，这个老头在二十三日刚刚答应他们的八点要求，可是只在两天之后的二十五日，在“工总司”的压力之下，又签字否认了。今天他们集队前来，就是要曹荻秋这个糟老头重新承认二十三日答应的“八项要求”。
“赤卫队”的行动，很快取得了成效。二十九日上午，曹荻秋在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大楼里，接待了赤卫队的代表，很快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再次认定赤卫队的“八项要求”是非常正确的，完全是有效的。“赤卫队”很快就取得了成功，王玉玺马上传达命令，叫赤卫队员赶快回各自的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
可是，集中在康平路的三万多名“赤卫队”员已经无法回去。他们已经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与康平路相邻的所有马路出口，都已经被耿金章率领的“二兵团”大军统统堵死。赤卫队已成了瓮中之鳖，只等耿金章的队伍前来抓鳖。赤卫队已经陷入了潘国平、王洪文、徐景贤和耿金章设下的天箩地网，再也跑不出去了。
与康平路相邻的衡山宾馆里，以潘国平和王洪文的“工总司”和徐景贤的“联络站”为首，有上海红革会等二十多个造反派组织一起参加，他们共同成立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联合指挥部的下面还有一个“前线指挥部”，前线指挥部的总指挥就是赫赫有名的二兵团司令耿金章！
行伍出身的“耿司令”是上海最大的实力派，他的“二兵团”已有三十多万人马，占了“工总司”中的一大半，再加新近成立的联络部里的十四个造反组织，他绝对拥有上海造反派工人中的大多数。这次他担任“前线总指挥”，不但是他自己兴高采烈，还有那些跟随他的许多造反组织也都兴奋异常。他本人认为是英雄由了用武之地，跟随他的人也可以到处吹嘘，与自己共同战斗的耿金章如何了得。老耿以最快的速度，调集十万精兵强将，把康平路围得密不透风，赤卫队员即使是生了翅膀，也恐怕是很难飞出去。
对于耿金章，张春桥和王洪文的态度可不一样，他们各有一本账：张春桥希望把王洪文、潘国平和耿金章等人统统收罗到自己的门下，作为自己统治上海的实力资本，因为他不相信这三个人中间的任何一个，会爬到自己的头上去，他可以完全放心的去驱使这三个人。何况耿金章是上海造反派中实力最大的，对付“赤卫队”不依靠耿金章还能依靠谁呢？而王洪文的想法完全不同，他把耿金章推为指挥，把“二兵团”推上“火线”，就是希望“二兵团”和“赤卫队”相互火并，削弱两者的力量，他王洪文可以从中渔利。他既要借二兵团的力量去消灭“赤卫队”，也要借赤卫队的力量去削弱“二兵团”。因为他时刻担心耿金章的力量会超过自己，他最怕耿金章爬到自己头上，把整个工总司都抢过去。
赤卫队已经被耿金章的大军包围在康平路，但是如果要把它消灭，还得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大概是赤卫队命该灭亡，许多赤卫队员被包围之后，进退无路，只能在康平路上到处乱窜乱闯。有几个赤卫队员在不经意之间，竟闯入了张春桥的家，队员们遇见张春桥的老婆。一问情况，当知道这是张春桥的家，慌忙退了出来。因为他们也知道，张春桥不比曹荻秋，他的家是不好由你的高兴随随便便进进出出的。
第三十五回、小赤卫误入张家屋
大造反谎言欺群众
可是就是因为有几个人进了张春桥的家，这个事情就显得麻烦了，工总司就一口咬定：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据后来的《工人造反报》报道：
“就在十二月二十八日这一天，‘赤卫队’竟冲入张春桥同志的家中，大声叫嚷；‘我们就是要造张春桥的反！’说什么：在‘安亭事件’上，我们早和张春桥有分歧，他也不一定没有问题。可见他们‘威逼’曹荻秋是假的，造张春桥同志的反才是真的。这些家伙中间少数人是别有用心的，大多数是受了陈、曹之流的毒害和蒙蔽，来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走上了炮打中央文革的危险道路。”
“赤卫队的一小撮坏头头仍然一意孤行。在十二月二十九日这一天，赤卫队又冲了张春桥同志的家，恐吓张春桥同志的爱人说：‘如果中央负责同志不来，到六点钟问题还不能解决，那上海就要停水、停电、停车了！’真是不打自招，一语道破了以陈、曹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计划！”
于是，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立即漫天飞舞着《赤卫队抄了张春桥同志的家》和《赤卫队抄了柯庆施同志的家》之类的传单。在康平路上立刻卷起了新的狂澜。王洪文、耿金章、徐景贤等斩钉截铁地说：“赤卫队抄张春桥和柯庆施同志的家，大方向就是错了，大错特错了！”
为了壮大声势，把赤卫队抄张春桥家的消息传递到整个大上海的千家万户，上海的许多马路上迅速刷出如下大标语：
“赤卫队抄张春桥同志的家，就是炮打中央文革！”
“赤卫队抄柯庆施同志的家，罪该万死！”
在当时，全国上下都好像都有这样的共识：中央文革小组的人选，是毛主席亲自挑选出来的，中央文革小组就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现在赤卫队居然敢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家，那赤卫队的大方向一定是错了！再经过人为的加工、转播和放大，赤卫队简直就变成了反革命组织，理应马上消灭！造反派在大街小巷大力宣传的同时，还用高音喇叭对包围在里面的赤卫队员也反反复复广播宣传，使得许多赤卫队员也信以为真，以为是真的有人抄了张春桥的家。
第三十六回、耿金章下达攻击令 王玉玺昆山成俘虏
其实在那个时候，连耿金章也没有搞清楚，赤卫队到底有没有抄张春桥的家。但是对于如此有利于造反派的消息，耿金章总是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既定方针办事。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凌晨，老耿认为各种条件具已成熟，赤卫队抄张春桥家的消息不但成为造反派的共识，而且也有不少赤卫队员相信，他看到赤卫队军心已乱，兵无斗志。于是就在二时正，对他属下的十万造反队员，下达最后的命令：
“向赤卫队发起总攻！立即彻底全部消灭赤卫队！”。
当处于重重包围，又人心惶惶的三万多赤卫队员，正在困倦难熬的时候，耿金章的十万精兵从四面八方冲杀过来，他们的精力非常旺盛，对着赤卫队员高喊：“赤卫队是上海市委的御用工具！”、“赤卫队抄张春桥同志的家就是反革命组织！”、“赤卫队员受蒙蔽无罪！赶快反戈一击有功！”呼喊声震天动地，摇晃着平日非常宁静的康平路。一场文革来上海最大规模的武斗，就在王洪文、徐景贤等人的策划之下，在耿金章的直接指挥下开始了！
由于听信了高音喇叭的反复宣传，加上绝对劣势的战略战术地位，许多赤卫队员早已没有斗志；再经过造反队员义无反顾地冲击，到早上六点多钟，被包围在康平路的赤卫队员几乎全军覆灭，所有的队员都举手投降。七点钟左右，三万多赤卫队员在造反队员的押送之下，排成一路纵队，分成六路从六个出口出来，到造反队指定的地点集中。每一个出口处都有一群造反队员牢牢把关，赤卫队员必须手持红袖章，双手抱头，口中不停地高叫“我是受蒙蔽的，受蒙蔽无罪！请同志们从宽处理！”到出口处老实交出赤卫队红袖章，造反队员才肯放他们出去。经过这次大战，工人造反队缴获几百箱压缩饼干，还有数不清的红袖章，作为战利品运回各自的单位。
通过康平路浴血大战，“赤卫队”中的精锐部队，最有战斗力的有生力量全部被歼。三十日下午五时多，经过苦战而突围出来的赤卫队头头王玉玺，又组织残存的数万“赤卫队”步行北上，声言要到北京去找毛主席，控告王洪文等一小撮工总司的坏头头制造了空前的大冤案，栽赃诬陷赤卫队，硬说赤卫队抄了张春桥和柯庆施的家。
步行的赤卫队还没有到达昆山，就被耿金章率领的二兵团战士追上，两军又在昆山发生一场混战。可那时的赤卫队员，早已是风声鹗泪、草木皆兵，看到造反队追来，早已闻风丧胆，哪里还有什么斗志？许多队员趁机纷纷开小差逃跑，只有少数坚定的骨干分子仍然勉强迎战。战斗到后来，赤卫队员愈战愈少，王玉玺和少数骨干，终因寡不敌众，被耿金章的亲兵当场活捉，其余队员全都四散乱窜，落荒而逃。
第三十七回、急通知搜捕赤卫队 垃圾车临时押囚犯
王玉玺是上海铁路局的调度室副主任，室里的八十多名员工，极大多数都是赤卫队员。这些队员跟随着他去康平路，然后又步行北上。调度室的主任变成了光杆司令，手下无人可以指挥。造成上海铁路局系统秩序大乱，中枢神经彻底瘫痪。只有短短的两天多时间．有几百辆的客车停开，十多万旅客无法上车和中转；更有无数列货车停开，由此积压的货物就有十余万吨。
王洪文和徐景贤等人立刻抓住这个把柄，就说赤卫队的坏头头是破坏生产和破坏铁路运输的罪魁祸首，于是以工总司的名义，立即发出发出《紧急通知》，号召广大造反队员把各级赤卫队的坏头头统统抓起来，押送到公安局法办。于是，市、区两级赤卫队的头头一百多人同时被捕，赤卫队立即土崩瓦解！
许多基层工厂的造反队长也不含糊，他们把工总司的《紧急通知》进一步扩大化，为了清除自己的对立面，把各自单位里的赤卫队负责人，也统统送进公安局。如笔者所在的上海跃进电机厂，不但把正副队长送进公安局，还把一些平日与造反队争论得比较激烈的普通赤卫队员也送进公安局。有一个参加赤卫队的邱姓女工，因为不肯交出赤卫队的红袖章，造反队二话不说，立刻把她抓起来，一时找不到汽车，就在车间的门口拦了一辆过路的垃圾车，把她送进了杨浦分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真是无奇不有，用垃圾车押送人犯，大概也是其中的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创举！
那个时候的公安局，也是由称为“公革会”的造反派掌权，凡是有造反队送来的人犯，统统来着不拒，一律收下扣押。经过这一次浩劫，赤卫队彻底完蛋。许多基层单位的赤卫队员，纷纷自动向造反队交出赤卫队红袖章，表示向造反队投降，更有的还反戈一击，要求参加造反队。他（她）们参加造反队后，其造反的精神，甚至还远远超过原来的老造反！当文革刚开始时，笔者在厂里并没有参加任何组织，只是思想观点倾向造反派，还经常为造反派说话，因此而遭到许多保守分子的白眼。但自赤卫队垮台，每当笔者有事回厂，那些昔日憎恨笔者的先生
官方的八十多万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从十一月下旬发起成立到十二月底全线崩溃，前后只有一个月零五天时间。这个赤卫队在解放日报事件中受到重创，康平路事件后完全土崩瓦解。从此上海滩上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的位置来个大颠倒，政治的天平完全向造反派倾斜，上海在顷刻之间变成造反派的一统天下。接下来的，就是只剩下革命造反派向所谓的一小撮走资派夺权了。
第三十八回、机关报社内也造反
两大员飞机临上海
赤卫队彻底垮台了，接下来就是如何分配胜利的成果？耿金章认为自己的功劳最大，击垮八十万赤卫队的主力是二兵团，到前线指挥战斗的是我耿金章，有谁能比得上我老耿的功劳呢？王洪文却认为自己是掌舵的人，你耿金章只不过是我手下的一颗棋子。只有潘国平自知没有党员这块红牌子，无法与王和耿两人争高下，落得在旁边看着两虎争斗。如果他们不斗，我潘国平看样子只能坐第三把交椅，如今两雄相争，必有一雄落败，我潘国平就可以升为老二。好！你们去斗争吧，我才不来参加你们之间的争斗哩！。
另一方面，随着赤卫队的垮台，上海其他战线的造反派也没有了后顾之忧，可以放开胆子造反。几天之后，就是1967年的元月四日，上海《文汇报》社里的“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首先发难，他们在四日的《告读者书》中宣告：我们文汇报社的革命造反派，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斗争，在战无不胜的伟大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从今天开始，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的大权。原来掌管文汇报大权的一小撮走资派已经靠边，并在广大革命群众的监督之下进行劳动改造。。
一天之后，《解放日报》社内的造反派也不甘寂寞，他们也向全市人民宣告：解放日报社内的造反派经过浴血奋战，解放日报已经第二次“解放”，从现在开始，《解放日报》不再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上海市委卖命，《解放日报》一定要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大喊大叫，要为彻底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大喊大叫。上海市里的这两家报纸仅仅在两天之内，就落入革命造反派之手，这使上海的造反派完全控制了舆论导向，从此以后，上海再也听不到上海市委和保守派的声音，只有清一色的所谓革命造反派的声音了。
正当《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社内的革命造反派宣布夺权之时，张春桥和姚文元双双从北京飞抵上海。这一回，他们以来自毛主席身边的亲人自居，自以为身上佩带着尚方宝剑，不可一世地再次出现在黄浦江旁。这时的赤卫队已经垮台，陈丕显、曹荻秋和魏文伯等原上海市大员，轻则靠边检查，重则被造反派强制监督劳动，个个都弄得奄奄一息。偌大一个上海滩，再也找不到一个人敢对他们说半个“不”字！。
两位“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员一到上海，就马上接见“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里的如徐景贤、郭××、王××等几个有名的造反秀才，对他们鼓励有加；然后会见再《文汇报》社的“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和《解放日报》社的造反派代表。当然，还有王洪文、潘国平和耿金章等“工总司”的一大批造反有功的大头领，也在接见之列。在见面会上，张春桥告诫王洪文和耿金章，一定要紧密地团结起来，不要搞内部争斗，一定要时刻警惕上海市委策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会见之后，张春桥仰靠在一张三人沙发上，把两只手分别搭在坐在他身边的王洪文和耿金章肩上，十分亲热地说：“毛主席和江青同志对上海的斗争非常关心，特意派我和文元来和你们一起战斗，你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王洪文听了好像真的有点动容，激动地说：“我王洪文一定听您中央首长的话，我一定要与老耿同志团结在一起，共同对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任何反扑。”坐在另一边的耿金章，也连忙频频点头称是。
第三十九回、张春桥透露新指示
陈丕显戏说俏皮话
张春桥还向造反派的头头们透露了毛泽东1月2日发布的最新指示，毛泽东说：要开展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几个直辖市。
在文革期间，人们都养成了“传达最高指示不过夜”的习惯，有时候我们的伟大领袖忽然心血来潮，半夜三更随便说了一句什么话，马上有人会用电话通知各地，然后层层传达。于是有人马上敲锣打鼓，热烈欢呼最新的最高指示闻世，睡梦中的人们也必须马上起床，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单位里聆听最新最高指示。当天深夜，听完了张春桥传达的王洪文，把熟睡中的“工总司”中层头头叫到总部，立刻传达毛泽东在元月2日发布的最高指示。中层头头又用最快的速度，传达给各基层的头头，基层头头又传达给全体造反队员。传达之后，各级头头们还号召所有的造反队员，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时刻准备，奋勇前进，去夺取走资派的所有权力。
参加大会的革命造反派群众，估计有四、五十万人，他们的口号是《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在大会上，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一大批原市委和华东局的大员，他们的双手被反剪，胸前挂着一块上面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某某某》等字样的牌子，在造反队员和红卫兵的押解之下，排着长队走上斗争台。这个斗争台，原来是这些大员在国庆或五一等节日检阅上海人民胜利的舞台，今天却成了斗争和示众他们的舞台。揪到现场陪斗的，大约也有几百个高级干部。
与曹荻秋和杨西光等人不同，那个在长征路上被誉为红小鬼的陈丕显，还是第一次走上这样大场面的斗争台。而大会斗争的主要对象，也正是当年的红小鬼。那么红小鬼为什么也要被斗呢？根据揭发他的人说：陈丕显恶毒攻击八亿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那是在1964年，那时候我们的国家，根据官方的说法，刚刚从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开始慢慢回升。这时负责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柯庆施正在医院里养病，上海市的党政大事，暂时由陈丕显主持。正在这个时候，中央发下来关于全国开展四清运动或俗称为23条的文件，在市委内部传达之后，主持人阿丕不禁摇头长叹一声，轻轻地对身旁的曹荻秋说： “咳！老曹啊，你看我们的大老板啊，只要国家的仓库里有一点粮食储蓄了，就要想办法搞运动来折腾人了！”
看来是红小鬼仍旧像当年一样顽皮，他对着自己的同僚，说了一句俏皮话，称毛主席为大老板。这在今天看来，根本算不得什么？像如今有许多人称胡哥一样，根本不当一回事。可是在当年却是一句大不敬的话。因为毛泽东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一尊神。称呼神为老板，就把他变成为普通的人，这就是大不敬了；这就应该全民共讨之，全党共诛之。
尽管陈丕显几乎是咬着曹荻秋的耳朵，话说很轻很轻，但还是被旁边的人听见，特别是徐景贤，还偷偷地把它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在今天，就是这个上海市委昔日的御用秀才，对红小鬼俯首帖耳惟命是从的徐景贤，因为找到了比阿丕更有权势的新主子，就开始对他旧时的主人阿丕发难了。下面是御用秀才和红小鬼在斗争台上的一段问答。
第四十回、徐秀才逼问红小鬼 陈丕显承认该万死
“陈丕显！在某年某日，当你传达完中央的23条以后，你对曹荻秋说了什么话？”御用秀才把手里的笔记本向半空中一扬，逼问阿丕：
“我说的话很多，时间长了，早已忘记了。”红小鬼回答。
“陈丕显！你想用忘记来抵赖你的滔天罪行，完全是徒劳的！你忘记了，我来帮助你记忆，你在那天对曹荻秋说：‘咳！老曹啊，你看我们的大老板啊，只要国家的仓库里有一点粮食储蓄了，就要想办法搞运动来折腾人了！’”当徐景贤在揭发的时候，像模像样地学着陈丕显当时的说话声调，还看着陈丕显脸部的反应，当他看到他的旧主人迟迟没有反应时，又继续大声地说道：“陈丕显，你现在老实回答，你有没有说过？”
因为天气非常冷，笔者没有到人民广场去，只是在单位里看电视；其实电视里的场面，要比现场看得更加清楚，听的也清楚。我看到徐秀才提问的时候，情绪真的是十二万份的激动！
“好像是说过的。”红小鬼想了一回，眼见是赖不掉的，只好承认。
“什么好像？说过就是说过，没有说就是没有说！陈丕显！你到底有没有说过？”
“说过的！”陈丕显被迫到悬崖边上，只好坦然承认。
“陈丕显！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恶毒攻击毛主席？”
“我不应该这样说话！这是对毛主席的不尊敬！”阿丕不敢正面回答说是，但是他巧妙地回避了‘恶毒攻击’这个吓人的字眼，只是比较含糊又不痛不痒的回答。
“陈丕显，你知罪吗？”
“我罪该万死！”
“你有什么罪？”
“我不应该这样说。”
“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我罪该万死！”
我们别小看这个红小鬼，他虽然被揪斗，头脑还非常清醒，他不说别的话，只是翻来覆去的说我罪该万死。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万死了，你们还要怎么样呢？上面这几句对话，通过强大的高音喇叭，传送到上海人民广场的每一个角落；也通过广播电台和电视转播传达到千家万户。于是在上海市人民广场的上空，发出一阵又一阵的怒吼。
“打倒陈丕显！”
“陈丕显必须老实交代！”
“陈丕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陈丕显恶毒攻击毛主席罪该万死！”
使人们没有想到的是，陈丕显也跟着群众一起大喊口号，革命群众举着拳头，他也举着拳头；革命群众喊“打倒陈丕显！”他也跟着喊“打倒陈丕显！”革命群众显得义愤填膺，他也显得义愤填膺。旁边的曹荻秋和魏文柏等其他走资派看了，立刻向阿丕学习，于是台上台下，斗争的人和被斗的人，都喊着同样的口号，都是义愤填膺，成了这次斗争大会最特别的一个场景。从此以后，许多被斗争的对象，都向陈丕显学习，只要革命群众喊口号，被斗的人也一定会跟着喊，跟着群众高喊要打倒自己。这大概也是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特色。
在四年之后，即在1970年，笔者在跃进电机厂，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每当召开斗争会的时候，也向红小鬼学习，当群众高喊要打倒我时，笔者毫不犹豫，立刻举手响应，高呼要打倒我自己。不过笔者喊的时候，没有像阿丕这样严肃认真，因为喊的时候常常会想到红小鬼的场面，这样就忍不住要笑出来。当然这是题外话，不说也罢！
这个几十万人同时发出的怒吼声震天动地，震得黄浦江水浪翻浪，震得上海的大地也抖了三抖！这次斗争大会的结果，红小鬼陈丕显也落得了与他的同僚曹荻秋一样的下场，从此就倒下去了！
第四十一回、发通令推翻旧市委 庆贺电再开批斗会
人民广场上的革命群众，在凛冽的西北风中整整站了五个小时，斗争大会一直到下午三点钟结束，最后，大会还发出三项通令。
第一号通令：
(一)从
(二)责成大会服务团在会后立即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罢免曹荻秋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批准在上海报刊上公开点名批评。
(三)曹荻秋从即日起，交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监督劳动，并责令其彻底坦白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所有罪行。
第二号通令：
陈丕显必须在7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彻底坦白交代。
第三号通令：
大会通令，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
仅仅五天之后，也就是在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发来联合贺电，热烈祝贺英勇的上海造反派取得向走资派夺权的伟大胜利！。
这是一份“史无前例”也可能是“后无来者”的电报，它使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震动了！中央，也就是一个国家的首脑机关，居然能够容忍地方上乌合之众，打倒自己属下的许多官员，又夺取下属政府的权力，而且还非常认真地发出贺电祝贺，真是不可思议！这大概是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所没有的事情，这也可用说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伟大的创举！
就在这一天，上海的造反派又召开了“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的誓师大会”。在大会上，上海的人们看到，那位“一月风暴”的总导演，张春桥和姚文元终于从幕后走到前台，在上海人民面前公开亮相。他俩不但公开亮相，而且还在誓师大会上向广大的革命造反派群众讲话，号召革命造反派要牢牢保卫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时刻警惕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
第四十二回、新指示批准夺大权
闻炮打翻杯跌眼镜
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等看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无不喜形于色和欢呼雀跃，他们想自己成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梦想即将实现，上海已成为他们的囊中之物，他们只要伸手轻轻一摘，胜利的桃子马上就会落到自己的手掌之中。
可是使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炮打”，几乎粉碎了张春桥的美梦，还把他打得晕头转向。据说当张春桥接到王洪文派专人送来的报告时，正在与他的老婆一起举杯庆祝，庆祝自己即将荣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可是当他听了来人的报告后，竟把鼻子上的眼镜和手中的酒杯同时打翻在地，弄得地上都是玻璃碎片，全身的衣服都被女儿红弄脏。这一下真是打得他七荤八素，差一点就要掉到黄浦江里。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炮打，弄得张春桥如此狼狈不堪和惊慌失措呢？
要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必须先从红革会说起。上海市民都知道两个月前冲击解放日报社，平时上海市委低头认错的红革会，大多都由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小将组成。自从张春桥回到上海后，所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使这些大中学生开始有点想不通，引起他们深深的思考：“文化革命究竟是什么样的？难道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打倒所有的老干部吗？”
在他们思考的同时，他们还从上海的大街小巷，时不时的传出张春桥有历史问题的各种传闻，有人说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也有人说他的老婆是□的叛徒；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则是一个公开声明退出□的叛徒等一系列的传闻。这使小将们感到非常不安，他们想上海的大权决不能落入特务和叛徒之手，于是他们毅然做出决定，凡事都要先下手为强！
这显然是对张春桥发出的一个警告，也是对他当头一棒！可是“红革会”的行动不仅到此为止，到
也有的人说得更加具体：红革会小将开始只是对张春桥有怀疑，可是就在25日深夜，他们在夺权的时候，问过了许多知道张春桥底细的人，也查清了张和他老婆的档案，完全证实了他们原来的猜想，所以小将们觉得胜券在握，胆子更大了。否则，难道他们是吃了豹子胆了吗？敢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的人？。
第四十三回、赴国难学生大游行
两面派善宝献殷勤
那么张春桥究竟有没有问题？当然是他自己最清楚：当张春桥在跌破眼镜和打翻酒杯之后，慢慢的回过神来，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闸门。
张春桥小名善宝，乃山东省巨野县人，他的先人，在大清和民国，甚至在日伪时期都做小官，因此他是一个官宦人家的子弟。他出生于民国六年，是家里的老大，有五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由于其祖父和父亲都推崇郑板桥之为人，所以家里几个兄弟都是“桥”字排行的，依次叫张秋桥、张铁桥、张济桥、张月桥；只有他妹妹的芳名里没有桥，叫做张佩瑛。
那是在民国二十一年，日寇已经强占了东北三省的主要铁路线和大城市，张学良的东北军全部逃到关内。只有无畏的抗联战士，还在白山黑水之间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抵抗日本强盗的侵略。是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寇又在上海发动新的侵略，开辟淞沪战场，以蔡挺楷将军为首的十九路军英勇将士，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高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战歌，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建筑起我们国家新的长城。全中国人民更是团结一致，到处都卷起抗日的怒潮，他们纷纷捐钱捐物，坚决支持东北和上海的抗战。工人和学生还欣起经久不息的抗日示威大游行，他们强烈要求以蒋委员长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立即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
山东省济南市的正谊中学也不例外，全校学生多次举行反日大游行，年仅十五岁的张春桥，活跃在游行的队伍中间，他常常跑出来带头呼喊抗日口号，赢得同学们的刮目相看。可是示威游行刚结束回校，他却偷偷地溜进了军统派往该中学担任训育主任和训导员黄僖棠和范贯三的卧室，
“好！好！我们正谊中学所有的同学都应该向你学习，既要求抗日救国，也要为党国效劳。我希望你好好干，以后如果有新的情况应当立刻向学校汇报，党和国家关心每一个学生的成长，学校也不会亏待你的。”作为老师的黄僖棠，接着还进一步教导张春桥：在我们正谊中学的学生中间，混入了极少数不良分子，他们受□的利用，表面上要求抗日，骨子里却反对政府。作为训导老师的黄僖棠，希望并鼓励张春桥深入到积极分子中间，了解这些亲共不良分子的活动情况，及时向学校的领导或训导处汇报。
第二年，张春桥、程鸣汉、鹿效会和郑庆拙等四位同学，在一次星期六举行的学校周会上散发抗日传单，他们号召同学们举行罢课，坚决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支持前线的抗战军民。可是散会之后，张春桥又溜进了学校的训育处，向黄僖棠和范贯三报告会上所发生的一切。结果，除张春桥之外，其余三位散发传单的同学被学校开除，程鸣汉还被济南当局逮捕，并被判处无期徒刑，最后还惨死在狱中。
第四十四回、（暂缺）
第四十五回、天津卫蓬子脱共党
商对策狠打红革会
张春桥还想到他最亲密的战友姚文元，他的父亲姚蓬子，原来是中国文坛上的一个左翼作家，民国十六年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的姚蓬子，便与鲁迅、胡风、田汉、冯雪峰、夏衍、潘汉年、丁玲等一大批革命分子交往密切。可是后来姚蓬子在天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狱中写了《姚蓬子脱离□宣言》，变成了可耻的叛徒。后来在重庆，他又第二次混入党内，介绍人是大名鼎鼎的胡风，是毛主席钦定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头子。作为叛徒狗崽子的姚文元，因为其父和胡风的关系，又十分崇拜胡风，与胡风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如果这些问题统统曝光，这一对父子难道能逃得过共产党的惩处吗？难道能逃得过已经是发了狂的革命人民的严厉惩处吗？
可是张春桥毕竟是张春桥，老谋深算的他岂肯于此束手就擒？他一定要拼死一搏！他立刻召来姚文元、王洪文、潘国平和耿金章等商量对策。对于红革会的行动，王洪文等工总司头头也非常有意见，但他们的意见与张春桥不同，只是怪他们没有经过商量就擅自行动，抢走了象征权力的二十三颗大印。工总司头头不甘心的是，即将到手的桃子被别人摘去，这是他们决不答应的。虽然憎恨红革会的原因各不不同，但目标却完全一致，于是这几个人一拍即合，一场扫荡红革会的战斗立刻拉开序幕。
从物理和化学大楼的墙角边、从小桥流水的树丛中、从密密麻麻的大字报栅栏后面，从各种隐蔽的角落里，突然冲出成千上万的造反队员。他们的头上戴着藤盔，手里拿着红缨长枪，个个都像是凶神恶煞。他们大声呐喊着，将红卫兵层层包围，一股人马刚刚过去，又一阵黑色的人潮涌上来。
这支在“工总司”内被誉称为耿金章亲兵的二兵团造反纵队，都是由二十岁出头、四十岁以下的青壮年工人组成，纵队里的许多骨干分子都是在“安亭事件”中与耿金章肩挨肩地趴过火车、卧过轨道的铁哥儿们。以后他们又到解放日报社支援红革会小将，永福路活捉王金海，又多次驱赶王洪文派来的队伍，保卫他们的耿司令；他们在康平路消灭赤卫队，在昆山活捉王玉玺，早已为耿司令和上海的造反派立下了赫赫战功。今天他们又要将昔日的亲密战友，红革会的队伍分割成几段，还要分而歼之。
第四十六回、老门卫怒冲冰寒水 大学生凄惨遭酷刑
在复旦大学的校院里，原来就没有可以做为战斗用的武器，学生们只好用桌椅的木腿来抗击造反队员的棍棒。在黑夜里，学生们坚守在楼上，造反队要攻上来，人们只听到楼梯口有木头与木头的相撞击的声音，木棍棒砸在肉体上的声音，以及那些年轻的女学生被痛击后凄厉惨叫的声音……
校园里当时还算是中年的一个老门卫，在文化大革命中，原来是一个逍遥派人事。所谓逍遥派，就是在运动中不介入任何派别，不保皇也不造反，不发表自己的观点，凡事都是冷眼旁观看世界，与世无争却逍遥自在的快快乐乐的过日子的人。可是对这一次工人造反队对学生的进攻，实在是太凶残了。他眼见平日熟悉的学生一个个地倒下去，无法抵挡工人们的进攻，只好拉出走廊里的两条消防水龙带，拧开笼头，两股锐不可挡的高压水流向步步紧逼的进攻者射去。这是二月初的寒夜，是一年当中最寒冷的时候，有谁吃得消这么冰冻扎骨的寒水？进攻的工人个个被浇得水淋淋的，像落汤鸡一样。他们冻得浑身寒战，好像生了重伤寒症打把子，瑟瑟地抖过不休。进攻暂时受阻，只好狼狈地败退下去，红革会的学生们才得到片刻的安宁。
恼羞成怒的造反队员从外面切断了水源，使附近很大的一块地区断水。他们便更换了一批人，再一次发起猛烈进攻。在楼上，学生们齐心合力，一条人工传送的流水线飞速运转起来，他们有的搬来石头，有的折散课桌椅，凡是能作为抵抗敌人用的所有物件，都统统拿来作为投扔武器纷纷摔向进攻的敌人，使进攻者在一时之间不能得逞。但是这毕竟是一群年轻学生，怎能挡得住这群装备精良而又疯狂的工人造反队员？学生们开始还想死守，但是弹药已经用之将尽。他们想突围，已经有重重包围，耿金章原来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现场战斗指挥员，所有的出路口都有重兵把守，大学生要想突围，看来为时已晚。继续拼命的抵抗吧，也只会招来更多无谓的牺牲。
于是，那些曾经是不可一世，一度在上海滩曾以救世主自居的红革会战士，只好停止了还击。楼下进攻的造反队员见此良机，立刻猛扑上来。人群在撕打，扭斗。大学生们只好手挽着手紧紧地围坐在一起，但还是有很多的人被推倒在地，还没有等他们来得及爬起来，成群的造反队员就立刻残踏上去。受伤的女同学被往外挤，她们被后面的人用力推撞，拼命的挣扎，发出也许是世界上最最凄厉的尖叫声。
上海“红革会”最坚强的堡垒，复旦大学分会被耿金章的造反队踏平了。老门卫也成了俘虏，当造反队员听说是他拧开了高压水龙头，立时把他包围起来，打得他死去活来。这个可敬而又可怜的老门卫，被打成重伤，最后被送入医院抢救。改革开放以后又因老伤复发，无法坚持正常的工作，只好被迫提前退休。
第四十七回、红革会悲愤出政坛
张姚王共霸上海滩
仅仅是一天之内，上海滩上的“红革会”，就从最最革命的左派，变成了一个非法的反革命组织！工人造反队员满怀着保卫中央文革和张春桥的激情，彻底砸烂了红革会。对于这些造反英雄们来说，又冲又砸无疑是天下最大的乐事；有的人过去是赤卫队员，在解放日报事件中吃过红革会的亏，他们早已怀恨在心。康平路事件后他们反戈一击，参加了造反队，如今见到这些昔日的仇人翻倒在地，恨不得上去多踩上几脚，借机会报仇雪恨。还有那些昔日与学生毫无冤仇的人，也过来捞点儿外快，打几个冷拳，还美其名曰镇压反革命或痛打落水狗。更有不少逍遥派的市民，把双手缩在袖子管里，嘻嘻哈哈地前来看热闹，也显得是从来没有过的开心。
笔者虽然在行动上是跟着耿金章对抗王洪文的，但对耿金章在复旦大学的镇压红革会的暴行，也是愤恨在心。因为那些被打伤的学生，都是笔者的师弟和师妹，虽然因为届数相隔太多而互不相识，但都是有同一个师承，师兄弟的情谊早已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笔者虽然对当时最流行的那本小红书里的许多语录记得不多，但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在小红书之外富有哲理的一句话：“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事情果然在不久之后应验，仅仅在二十多天以后，一向小心谨慎的老耿竟钻进了张春桥和王洪文共同设下的圈套，竟成了王洪文小兄弟黄金海的俘虏，还进了班房！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再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这就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好下场！再看我国历史，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哪个有好下场？不管是北宋镇压陈东等太学生的宋钦宗赵桓，还是镇压苏州颜佩韦等青年人的魏忠贤，哪一个有好下场？
还有统治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叶赫那拉氏，虽然她生前未受到惩处，但民国将军孙殿英挖了她的坟墓，捣毁了她的棺木和尸体，也算是一种惩处。孙殿英虽然因毁坏和盗窃国家文物，遭到国人的吐骂，但他确实也为谭嗣同等英烈出了一口怨气。
再看那段祺瑞，枪杀了爱国学生刘和珍，在晚年受到了自己良心的谴责，于是只好吃素念佛，求得上苍的宽恕；并且一再声明，不是自己下令开的枪，可见他到死也不得安宁。在他死过多年之后，他的女儿还要在报纸上一再声称，她的父亲是信佛的，决不会下令开枪杀人。所以一个镇压学生运动的人，不但他本人，连他的后代子女，也是不得安生的！笔者在此可以告慰
历史是最公正的审判官，它一定会把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永远钉在它的羞耻柱上，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当然人们也看到，还有一些新型镇压学生运动的人，至今还是逍遥法外，还未受到惩处。但笔者劝看官们一定要相信，这只是时间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报应。佛家不是说么，善恶到头总要报，只是来迟与来早；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时间一到，一定要报！宋钦宗没有逃过，魏忠贤没有逃过，叶赫那拉氏没有逃过，段祺瑞没有逃过，四人帮没有逃过，后来的人能否逃过？我们人民群众只要睁大了眼睛瞧着他们就是！
笔者一时兴起，就把问题扯远了，现在赶快刹车，言归正传。正当耿金章的亲兵在复旦大学的校园内血腥镇压红革会学生的时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耿金章、潘国平等几个巨头集中在康平路165号大院，这里成了指挥镇压“红革会”的神经中枢。为了防止红革会的那些散兵游勇的冲击，耿金章布置了一千多名身强力壮的造反队员担任大院警卫，但张春桥还是怕有红革会的敢死队前来冲击，捉拿自己归案，还特别从上海警备区调来一个营的解放军担任内线警卫。他们把自己保护得万无一失，才有心思去筹划消灭红革会的事宜。
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由张春桥和姚文元亲自策划、耿金章直接指挥的一场波及整个上海滩的暴风雨，将上海最大的学生组织—“红革会”刮得七零八落，最后还扣上了一顶“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动逆流”的大帽子。据不完全统计，整个上海滩，因为一月二十八日和第二年四月十二日的两次炮打张春桥事件而受到迫害的学生总计有两千多人，其中被隔离审查的两百多人，进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四百多人。在审查中，他们使用各种酷刑拷打学生，肆意摧残和刑讯逼供，被逼死和逼疯的学生就有十几个人，有更多的红革会战士被打成为残废，造成终身疾病，在拷打和严刑逼供之后，许多人还被判重刑。如复旦大学里有一个“孙悟空战斗小组”，小组的头头
第四十八回、立公社张姚大登场
失权力耿王再分歧
“红革会”的溃败，使张春桥和姚文元从“炮打”的恶梦中挣脱出来，尽管只有短短几天工夫，像过昭关时的伍子胥一样，张春桥的两鬓增添了不少白发，更使他的面容显得疲惫不堪。但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庆幸自己终于渡过了危机。在耿司令二兵团强大的进攻前面，昔日不可一世的红革会哪里是工人造反队的对手，红革会已经溃不成军，再也不成气候，张春桥和姚文元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张春桥和姚文元扫除了所有的障碍，又经过几次非常秘密的筹划，终于粉墨登场，亲自走到前台表演。。
“宣判旧上海市委和旧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死刑！剥夺它们的一切权力！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委员会！”还有原上海市委写作班里最著名的笔杆子、后来投靠张春桥和革命造反派的徐景贤，在上海人民公社宣言里也非常得意地写道：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地宣告：在伟大的‘一月革命’的大风暴中，旧□上海市委、市人委被我们砸烂了，上海人民公社诞生了！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成立，是上海社会主义革命新的里程碑。
“伟大的上海人民公社万岁！”
庆祝大会结束以后，开始了规模盛大的群众庆祝游行，游行队伍到达外滩，又举行了一个别致的典礼。大概是下午六时，外滩的灯光显得比平日更加明亮，把原来已经夜幕降临的上海照得如同白昼。在庄严的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大门前面，人们看见四个解放军战士，守卫在左右两边，手握五尺钢枪毅然屹立。可是就在这四位解放军战士的眼前，几个造反队员却用云梯爬到政府大门的上面，毫无顾忌地取下了有三、
随着那块旧木牌的燃烧，有许多人簇拥着一块披着红绸，上面写着“上海人民公社”六个大字的新木牌，在千万革命群众热烈的欢呼声中，在“毛主席万岁！”和“上海人民公社万岁！”的一片口号声中，在原来那挂旧木牌的地方，慢慢地升了上去，然后完全取代了那一块旧木牌。而所有这一切，守卫的战士竟然连看都不看一眼，他们的双眼一直注视着前方，双手一直紧握着钢枪，对于身边发生的事，他们好像根本没有看见。
在这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时刻”，工总司的造反总司令、新上任的上海人民公社常委王洪文，代表全上海的工人阶级，发出了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
第四十九回、党中央几天不表态
永福路竖起反叛旗
王洪文的豪言壮语，使耿金章彻底傻了眼，他想自己在康平路消灭赤卫队、昆山活捉王玉玺、复旦大学打垮红革会，哪一次不是依靠我“二兵团”的力量？可是当张春桥在秘密筹备人民公社的时候，却完全把他排除在外！上海人民公社竟然没有耿金章的位置？他恨张春桥！更恨王洪文！他懊悔自己被人利用！更懊悔仅在几天之前，自己还再一次被人利用去进攻红革会！他觉得自己真有点对不起红革会的革命小将，几个月以来，红革会始终与二兵团同呼吸、共命运，可是为了所谓的保卫中央文革的那个张春桥，竟然去攻打昔日最亲密的战友，把红革会打得如此狼狈！他还想到如果自己不被利用，相反却与红革会共同战斗，一起炮打张春桥，上海可能不会有今天的局面，自己也决不会落到如此地步！可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已经铸成的大错无法挽回，他下决心一定要把握未来。
耿金章急速回到永福路252号的那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联络部”，这是他最后的希望，因为年那里有十四个造反组织，聚集着一大批坚决反对王洪文独吞胜利果实的老造反。这些老造反，有的参加过11月初首都红三司召开的上海工人造反派经验交流大会，有的在安亭卧轨阻拦14次特快列车，有的首先登车到达南京，最远的还到了北京；他们都在解放日报事件中竭尽全力，在康平路事件中奋勇向前，即使在踏平复旦红革会的战斗中也没有落后；他们都认为自己对建立工总司是有功，对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做过贡献。但现在他们全都被王洪文排挤在外，这是他们最最不能容忍的。所以耿金章的一声吼，马上激起了“联络部”同人们最迅速、最热烈的响应。
被张春桥、王洪文追捕的红革会余党“高八度”也逃到永福路，她是交通大学里的一个普通学生，根本不是红革会的头头，也没有参加过任何炮打，只是在安亭狠狠地打了张春桥两拳，这使张春桥永志不忘。王洪文为了讨好张春桥，便利用这次打击红革会的机会，下令工总司所属的造反队员，到处抓捕。可怜的小姑娘带着她的男友，几天以来都是东躲西藏，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也没有睡过一个安稳的好觉。当她跑进252号避难的时候，笔者见她两眼已经熬得通红，脸色苍白，身体好像马上就要倒下来的样子。
第五十回、 反对派筹建新公社
众英豪先立大联委
经过这些失落英雄的紧急商议，决定进一步扩大联络被排挤在“上海人民公社”之外的其他革命造反组织，筹备成立“第二上海人民公社”或“新上海人民公社”。他们密切地关注着北京的态度，他们看到在五日成立张春桥的“上海人民公社”后，六日和七日中央都没有反应。而比上海还早的黑龙江和山东两省成立的新政权，中央在第二天就发出贺电。于是他们坚信上海人民公社一定有问题，主要是没有实行真正的革命大联合，毛主席号召革命造反派要大联合，而张春桥和王洪文却只搞小联合，排挤了更多的真正的造反英雄！
二月八日，上海人民广场又召开了几十万人参加的大会，又一个新的组织“上海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以后简称‘大联委’）”宣告成立，可是在主席台上站着的，为首的是耿金章，其余差不多都是原联络部的人员。大会高呼“打倒王洪文”和“揪出王洪文的黑后台”等口号，会后还进行了几十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一个星期前被打垮的红革会，虽然它的头头还没有放出来，但其余部也要东山再起，它那面被上海人民熟悉的会旗，在游行队伍中飘扬得特别醒目，看来它又成了耿金章和二兵团的亲密战友。戴祖祥的一兵团经过一段时间的寂寞，也重新拉出了队伍，加入了老耿的反王大军。一时之间，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成了上海滩最响亮的口号，这也是反映上海老造反共同心声的最新号角！它使许多人热血沸腾，它号召从安亭事件中杀出来的造反英雄，去投入新的战斗！
这是对王洪文、张春桥以及他们把持的上海人民公社的公开叫板！因为得不到中央的公开支持，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都有些紧张。与此相反，那一批被他们排斥在“上海人民公社”之外的造反派组织却兴高采烈。在上海的街头出现了许多新的引人注目的大字报和大幅标语：
《一问上海人民公社》、《二问上海人民公社》、《三问上海人民公社》、《老造反要求了解实事真相》、《老造反强烈要求王洪文与耿金章展开公开的电视辩论！》、《王洪文不敢与耿金章展开公开的电视辩论就是孬种！》、《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
随着《人民日报》的沉默，这样的大字报和大标语越来越多，因为“炮打张春桥”而受到残酷镇压的“红革会”，写出大字报说：“上海人民公社里没有最最革命的老造反红革会的参加，所以中央不肯承认，《人民日报》也不肯祝贺！只有迅速释放被逮捕的学生领袖，并向他们赔礼道歉，吸收他们加入人民公社，中央才会承认，《人民日报》才肯祝贺！”那些联络部的成员，好像更加胸有成竹，地们说：“上海人民公社把最大的造反组织‘联络部’排斥在外，就是没有实现真正的革命大联合，所以毛主席就不批准，《人民日报》也不会祝贺！”更有人说：“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这句口号是完全是错误的！因为它是由少数人搞起来的，所以中央不承认！”┅┅。
最活跃的自然是耿金章，他成了反对派的当然领袖。他与“联络部”或“大联委”的成员们在暗中计议成立“第二上海人民公社”，要与“上海人民公社”分庭抗礼。耿金章甚至还把陈丕显秘密保护起来，把他供养在二兵团的秘密据点里，不让王记工总司的造反队员前来揪斗，他准备把这个红小鬼推举为“上海第二人民公社”的主任，以便与王记工总司的后台老板张春桥相抗衡。
尽管上海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每天都在为上海人民公社热烈欢呼，而《人民日报》的沉默却形成鲜明的对比。耿金章鲜明地扯起反叛的旗帜，使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坐立不安。特别当他们知道耿金章私藏陈丕显，更使他们恐惧万分，因为陈是著名的红小鬼，历史上没有丝毫问题。所谓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际上是一句空话，没有具体标准，不像是叛徒或特务，身上有无法更改的历史污点。在事实上，陈丕显只要公开表态拥护毛泽东和反对刘少奇，他马上就可以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只有潘国平逍遥自在，他不在乎上海人民公社里的一个挂名委员，也不担心耿金章会打败王洪文，因为他知道永福路252号里的许多老造反，都与自己有点交情，他清楚地知道即使是联络部和陈丕显上台，也一定有自己的位置。所以他不慌不忙，每天悠者悠者，今天看了“红灯记”，明天再看“白毛女”，演出后还要走到后台，看望自己最心仪的小可人儿，自有一番说不尽的乐趣。
有时候剧场没有演出，小潘会跑到演员们的排练的地方去观看，我们知道排练场是演员练功的地方，演员一般穿着的衣服都很少，特别是芭蕾演员，只穿一套几乎是完全透明的贴身服装，全身上下一览无余。所以每当演员在排练时，一般都严禁闲杂人员入内，可是对潘国平是一个例外，因为他是大司令，是代表市革会对演员的关心，是领导亲临现场指导工作。当然，舞团的领导也热烈欢迎这位司令的到来，还希望他经常光临指导，使得芭蕾舞团的工作好了还要好，更上一层楼。因此只要晚上没有会议，小潘就要到芭蕾排练场去指导工作；排练完备，还要与演员们亲密接触，奖励和赞扬演员们演得好，这是伟大毛泽东思想的又一胜利！司令还进一步鼓励青年的演员，努力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深刻领会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把上海芭蕾舞团的工作做得更好。
于是潘国平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去看这些几乎是□的美女，但这只有在开始时感到过瘾和刺激，时间久了，也觉得不过如此。他要玩出新的花样，所以还经常拥着白毛女坐小汽车去兜兜风，顺便看看公社反对派所写的大字报。他从车窗里放眼望出去，看着声势浩大的大字报和大幅标语，竟偷偷的乐了起来，因为他看到，所有的枪口，都是对着王洪文和他的黑后台，没有一张是对准自己的。于是在他的心里，忽然蹦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看你王洪文还能神气几天？”。
第五十一回、 两军师赴京探消息 南京路汽车大游行
漫长的等待实在令人心焦和不安，到二月十二日，张春桥和姚文元实在是按捺不住了，只好飞往北京探听消息，尽管他们临行的时候再三再四的声明：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命令他们回去的。可是明眼人一看便知道，是毛泽东在一个星期以来对“上海人民公社”的不予承认，张春桥和姚文元怎能稳坐这个在上海的钓鱼台呢？
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两个军师一走，反对派更加活跃，王洪文成为众矢之的，他们集中火力猛攻王洪文。“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等白底黑字的大标语，覆盖了所有《热烈欢呼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红色大标语。以二兵团为主，联合一兵团和战到底兵团，还有那个“工革会”（即“上海市工人革命委员会”）和跟在后面的许多小组织，许多人都捏紧了拳头，发誓一定要打倒王洪文！
为了打倒王洪文，“大联委”又发动了一次示威大游行！耿金章嫌徒步游行的声势还不够浩大，来了一个“大卡车的大游行”。反正各个工厂有的是大卡车，游行的车队在早上七点，先到上海北部的闸北公园集中，整理好队伍以后，就浩浩荡荡的向市中心进发，坐在车上的人们，一边慢慢地开车，一边高喊着“打倒王洪文！”。大卡车的两侧，全都贴上了“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大幅标语。成千上万辆的大卡车出现在西藏北路，跨过泥城桥，游行到繁华的南京路，再到人民广场和淮海路，整个大上海都轰动了。
这许多大卡车的轮子，好像都压在王洪文一个人的身上，他透不过气来，好像马上就要窒息。他在外滩门口悬挂着“上海人民公社”这块牌子的大楼里，他又一次变成缩头乌龟，他不敢跑出大楼，只是偷偷派出几个贴身的跟随，到外面去看看情况，跟班们回来报告：耿金章的大卡车大约有几千辆，他们在中百一店的楼上观看，足足看了两个小时，后面的大卡车还是源源不绝！
王洪文虽说是当上了上海人民公社的常委，但毕竟还是立足未稳，何况上海人民公社本身也是风雨飘摇，而他的后台又去了北京。王洪文不断地拨电话，向他的后台探问消息。可是张春桥去了北京之后，《人民日报》依然是对上海人民公社不理不睬。那些天，《人民日报》成了上海人最关心的报纸，因为他们要从中窥测中央的态度，用以决定今后行动的政治方向。
反对派的声势愈来愈大，也越来越起劲，他们觉得光在上海闹闹还远远不够。于是，采用当年王洪文对付上海市委的办法，决定进京告状。二兵团、一兵团、战到底和工革会联合在一起，组成了进京控告团，到国务院接待站去告张春桥和姚文元，也到中南海去控告王洪文和工总司。从□广场一直到王府井大街，从东西长安街到前门大街，都出现了“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的大幅标语！
第五十二回、改名称建立革委会
百万人再次重开会
“打倒王洪文”的呼声，一日高过一日，王洪文处于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虽然王洪文也几度想要进行反击，可是后台不在上海，耿金章又有几十万大军的实力，他哪里还敢轻举妄动？弄得不好，偷鸡不着蚀把米，像赤卫队的头头王玉玺一样，被耿金章的亲兵活捉；再像王金海一样，关押在永福路的楼梯间里，那是绝对不好玩的。王洪文这样熬过了一天又一天，他扳着手指头过日子，一天、两天、┅┅、七天，漫长的七天，整整熬了一个星期，上帝已经创造了整个世界，张春桥和姚文元才慢吞吞地飞回上海。。
张春桥回来后对王洪文说：“毛主席不让《人民日报》刊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主要是因为如果各城市都称为人民公社，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岂不要称成中华人民公社？改变了国号，外国就要重新更换大使，重新承认中国。”
第二天，中央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不允许各城市建立的新政权叫做人民公社。毛泽东还说：“还是革命委员会好！”张春桥当然只好遵照“最高指示”办事，把上海人民公社委员会立刻更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于是，上海的历史上，出现了罕见的现象：在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再一次百万人集会，再一次庆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而《人民日报》也在第二天，也就是1967年的
王洪文总算是压在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从严重的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他刚刚喘了一口气，就立刻把无情的拳头向他的劲敌耿金章打来，他要吞并或者解散二兵团、一兵团和战到底兵团，这是他老早就想干的事。这三个不听号令的“兵团”，不仅是人多势众，而且还无视他这个王司令，时时威胁着工总司的安全。它们也成为反对上海人民公社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力。不铲除这三个毒瘤，王洪文食不甘味、夜不成眠。
张春桥找到耿金章，很明确地向他建议：要他跟王洪文好好谈一谈，把他独立的二兵团并入工总司，按照行业系统建立新的指挥机构，实现毛主席所说的革命大联合。耿金章意识到这种所谓的大联合，实际上就是吞并，就是要工总司吞掉二兵团，要王洪文并吞耿金章！听到话不投机，他立刻扭头，转过身子便走。
“耿金章同志，请你等一下！”张春桥喊住了他，又立即把王洪文叫来。王洪文和耿金章好像是两只愤怒的公鸡，顿时都睁圆了双眼。
“金章同志，洪文同志，你们两个人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工总司和二兵团如何合并？”张春桥并不顾这两只愤怒的公鸡如何好斗，仍旧是耐着性子对他们说。
第五十三回、谈合并春桥提建议
中圈套老耿陷囹圄
“让我到下面做些工作，过些日子再说吧。”耿金章要想脱身，先来了个缓兵之计。耿金章非常清楚，中央和《人民日报》表态支持上海市革会，张春桥和王洪文的地位已经稳固，自己什么也没有得到。自己唯一拥有的，只有四十多万大军，如果再这支队伍交出去，那自己就将一无所有，光杆司令一个，那就是案板上的肉，任凭王洪文的快刀，任意的斩杀了。
“我们应当用毛主席教导的只争朝夕的精神，尽快地实行革命的大联合，这是毛主席的希望，我们应当为全市的造反派做一个榜样！”可是张春桥不容他有喘息的机会，继续紧盯不放地催促着说道。。
“老耿同志，我觉得春桥同志的指示非常重要，我们两人都应当很好的考虑。”王洪文突然露出笑容，他仗着张春桥中央文革的威风，非常客气地对耿金章说：“老耿同志，我看我们还是明天就谈吧。”。
“明天就明天吧！”耿金章看看逃不掉，也有点赌气地道：
“老耿，既不要在你的司令部，也不要在我的司令部。”王洪文想了一下，说道：“大家都到国棉三十一厂谈，老耿你看好不好？”王洪文继续笑容满脸，非常有礼貌，又装得非常尊重耿金章的样子，征求他的意见。
“好吧，就在三十一厂，明天上午八点。”耿金章就答应了。
第二天清早，一长串轿车和越野车在杨树浦路行驶，它们横过宁国路，车队又转入长阳路，驶到1382号的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门口。耿金章从车窗里望出去，见王洪文和黄金海已站在门口等候。王和黄看见耿金章到来，立刻笑脸相迎，黄金海又把手一招，大门敞开，耿司令的车队便鱼贯而入。
等耿金章的车队全部进入厂内，黄金海再把手一挥，两个造反队员便推着很重的左右两扇大门，又把它们紧紧关上。耿金章觉得情况有异，呆在车里犹豫着没有出来。王洪文笑嘻嘻的过来打开车门，伸出一只手，说了声：“老耿同志请！”
耿金章看了看王洪文，觉得他脸上的微笑很自然，好像并无恶意；再想到自己也是上海滩上的一个英雄，难道是怕他不成？于是就慢慢地下了车。这时，王洪文却慢慢走远，而他的小兄弟黄金海却走了过来，老耿正想问王洪文要到哪里去？黄金海忽然沉下脸来，说出一句完全出乎意料的话；“耿金章，今天你走不了了！”
耿金章虽然已经醒悟，但为时已晚，他已成了瓮中之鳖。黄金海把手一扬，预先埋伏在厂里的一大群身强力壮的打手，立即把这个身材矮小的耿金章和他的警卫分隔开来。打手们每一个警卫都被团团围住，使他们无法去解救他们的司令。像当年在昆山的王玉玺一样，寡不敌众，耿司令和他的一大帮警卫，全部成了黄金海的俘虏。
“我是来与王洪文谈判的！你们为什么动粗？”耿金章大声地申辩。
“嘿，嘿，谈判？谁跟你谈判？难道你这个反革命也有资格跟我们的王司令谈判？”黄金海竟然对耿金章经嗤之以鼻，又大声地呵斥道：“你是破坏上海大好形势的现行反革命！有什么资格谈判？”。
“你是流氓阿飞！”耿金章也不示弱，反骂起黄金海来。
“你是反革命！你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就是反革命。来人哪，把这个现行反革命押送到公安局！”黄金海的喊声刚落，耿金章马上被冲上来的打手们压倒在地，并快速上了五花大绑，还被众人推上了一辆早就准备好的大卡车。那些打手的动作，从把他压倒在地，直到替他上绑，都显得非常熟练，好像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他带来的许多警卫的命运，也像自己一样，都上了五花大绑，只是没有被推上卡车，在三十一厂内就地关押。好才国棉三十一厂是一个大厂，里面有的是房间，关押几个人，真是绰绰有余。
耿金章的心里，已经完全明白，自己是中了张春桥和王洪文共同设计的圈套！因为已经失去自由，只好任凭黄金海他们把自己压送到平凉路隆昌路口的杨浦分局。
那时候的公安局，也有造反派控制。戴着公革会红袖章的公安人员，听说31厂的造反队抓了个反革命，马上就来了劲，快速奔了过来。可是他们近前一看，发现这个反革命非同寻常，嘴里还在大声叱咤押送他的造反队员。细问之下，才知道抓来的原来是大名鼎鼎的二兵团的耿司令！他们哪里还敢收押？因为公安人员知道他的手下有几十万造反队员，如果朝这个杨浦分局冲过来，他们是绝对吃不消的。
黄金海只好向王洪文求救，结果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指示杨浦分局，分局只好接收了这个不可一世的“耿司令”。只听咔嚓一声，耿司令眼见自己的双手被上了铐。到这个时候，耿金章才明白这原来是张春桥和王洪文合演的一场戏，才想到这两个人原来有这样的阴险和凶狠！但一切已经过去，悔之晚矣！
接着，王洪文又逮捕了戴祖祥和孙福祥等几个人，于是各个兵团都是群龙无首，树倒猢狲散。一兵团、二兵团和战到底都迅速土崩瓦解，各基层单位的造反队的头头，为了维持各自在自己厂里的地位，都纷纷改换门庭，投靠“工总司”。而永福路252号的联络部，只剩下一些无足轻重的几个小组织，他们原来就没有什么自己的主张，现在失去了几个领头的人，再也无法维持下去，当然也怕王洪文来跟他们算账，也只好很快作鸟兽散。
从此，上海滩上再也没有人敢与“工总司”公开对抗，再也没有人挑战上海市革会！张春桥和王洪文完全主宰了上海滩！上海滩成了张春桥和王洪文的家天下，直到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倒台。
张春桥：在特别法庭上自始至终，不发一言。即使没有一句口供，还是被判死缓，后来转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最后病死在狱中。
姚文元：被判有期徒刑20年，1996年刑满出狱之后，回上海市川沙老家，每个月还有不知叫做什么名堂的四千元生活补贴享受。还听说在老家埋头写回忆录，一共写了近四十万字，但据说是
王洪文：1976年被捕，从平肩王一下子变成为囚徒；后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2年8月3日在北京病故，得年57岁，也属于正常死亡。上海滩上的一代枭雄，从东北出来，经过朝鲜战争，在上海突然起飞，成为一个政治上的暴发户，最后到北京，走完了他人生的全部历程。
潘国平：上海滩上的第二个枭雄，但因为缺少一块红牌子，他自己知道政治上不可能像王洪文一样飞黄腾达，于是就转向生活享受，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安乐王。他追求芭蕾舞演员白毛女的故事，广为传播，一度蜚声海内外。1976年被捕，判有期徒刑8年，1984年刑满释放，后来又因犯走私罪，又被判有期徒刑6年。第二次出狱后做小生意，后来去了美国，听说正在写他的回忆录。至于潘国平是怎样出国去的，是他手持着正规的签证护照出国？还是偷渡出国？笔者至今还未知晓。
耿金章：
全文完。
附:
潘国平文革结束后第一次被判刑七年，放出来不久，做邮票生意发了第一笔财。后来未经报告去广州，被再次逮捕以叛国出逃未遂判刑七年。出狱后，因前妻以及女儿已经移居美国（前妻当年是红极一时跳白毛女的芭蕾舞演员），他以女儿父亲身份申请去了美国。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他只捞到一个挂名的副主任兼上海总工会主席。因为名声太大，没事情干，又不便出门。一出门就会被粉丝围堵起来。于是每天下午让司机把他送到博物馆看文物。潘司令从小就喜爱古董。当时博物馆对外常年关闭，博物馆每天就只有潘司令一个观众。博物馆专家看见潘司令来就热心给他讲解。潘国平看了两年，成了古董内行。没想到二十多年后，成了他谋生方式。他在纽约唐人街开了一家古董店，每年轻轻松松至少赚五万美元。我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和来自香港的女性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儿，好像还不满十岁。（前几年听曾慧燕说他已经将古董店搬到新泽西去了）
2000年我到纽约看望世界日报老朋友曾慧燕。曾慧燕也是个古董迷，介绍我认识了潘国平。我对曾慧燕说，他当年可是上海滩红极一时的人物，一度名声比王洪文响多了。
安亭事件的时候，潘国平才2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