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

官方媒體介紹稱，溫世霖一家系宜興埠的教育世家，與溫瀛士並無血緣族親關係，但有形式上的“認戶”、“認宗”。1905年，溫世霖開風氣之先，創辦位於天津老城內的北方最早的私立女子學校之一——“普育女學堂”。所以，天津近代有兩所普育學校，先有天津城裡的“普育”，後有城郊宜興埠的“普育”，而宜興埠也有兩個溫氏教育世家。

“普”，即普適和普及；“育”，即教育、培育。

1933年，溫氏私立普育女子小學改稱私立普育小學。溫瀛士親自題寫了校訓“勤勞真實”，設計校旗、製作校徽、統一校服、教唱校歌。“勤勞真實”，言簡意賅，勤奮、辛勞，又追求本真、務實。

普育小學的校歌唱道：“美哉，宜興，地廣，民眾，南接金埠臨新河，前途日益紅。巍巍我校兮，北鄉之先聲，學業務真實，養成勤勞風，學生學生好自為，有志事竟成。”

據新普育學校副校長丁靜介紹，溫瀛士本著“勤勞真實”的校訓，要求學生衣著不怕舊，但必須整潔；每天早睡早起，先刷牙後洗臉，運動過後再吃飯。還親自教學生唱健康向上的歌曲。校園內外，《背著書包上學去》、《早睡早起身體好》、《茶樹青青生嫩芽》、《母雞下蛋》等兒歌嘹亮。

1936年，普育小學因正式招收男生而改名私立士範小學。士范學校，即培養才智之士的典範學校。士範小學雖然是私立學校，但仍有超過十分之二的學生免交學費，體現了對貧困兒童的體貼關懷。

溫瀛士辦普育，一直受到宜興埠父老鄉親的讚譽。鄉親們回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溫瀛士都是靠自己微薄的薪金供養全家，因此生活極為儉樸。平時穿的是洗得發白的中式服裝，吃的多是餑餑鹹菜就白開水，遇有學生在全縣會考得了好名次等高興的事才稍加改善，也不過是加一包花生米。

60分，這是當時各個學校通用的及格線。但在普育，溫瀛士卻將及格線定為70分，為的是激勵自己的教師和學生特別是女生，要付出比別人更多的努力，學得比別人更多的知識。正因為此，普育的成績在全區統考中始終名列前茅。

宜興埠馬金甲八歲喪父，因家境貧寒12歲還沒入學，溫瀛士瞭解到他是個好學上進的孩子，親自上門說服馬金甲母親讓他讀書，並免除馬金甲的一切學雜費用。馬金甲也爭氣，多年擔任班長職務，在初小四年、高小二年連續考出12個第一名，名聞鄉里。

良師育良才，桃李滿天下。用官方媒體的話說，宜興埠普育學校的不少校友，都成為國家的棟樑之材：

楊學通（1909—1987），南開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後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楊學涵（1912—1999），畢業於天津北洋大學，曾為兩屆河北省人大代表，河北省督學

馬伯義（1913—），臺北藝術學院教授

林松年（1914—），上海師範學院副教授

溫士琨（1918—1999），畢業於日本京都大學，曾任中國致公黨天津工委副主委，享受教授研究員待遇及早期回國定居專家政府特種津貼

蘇寶琮（1925—），畢業於北京輔仁大學，曾任中國民主建國會天津市委主委和名譽主委，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

溫瀛士的長子、溫家寶的父親溫剛出生於1916年，1942年3月畢業於國立北京師範大學，先後在宜興埠公立第二小學、私立士範小學、市立二中、私立育青中學、私立普育女中、含光女中任教。1952年2月後在天津市女四中、三十三中、九十六中任教。

溫瀛士的長子媳、溫家寶的母親楊秀蘭生於1921年，曾用名楊志雲。1928年入宜興埠民立第五小學，1930年轉入私立普育女子小學，後來在私立士範小學、天津市城廂區補習學校、廣播自學分校、南開區東門裡小學任教。（《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是“溫加飽”，還是“溫家之寶”？

发布: 2010-9-04 11:20 | 发布者: 推介 |

溫家寶不止一次地提到幼年時代母親用“知書達理”四個字，對他進行啟蒙教育的重要。高新在《溫家寶傳》一書中介紹說，溫家寶的母親溫楊秀蘭本人是大家閨秀出身。中共建政後，她響應婦女解放的號召，不繼續在自己出嫁前的名字前面冠以溫氏夫姓，在中共天津市首屆人民政府組織的天津市人口登記冊上只使用自己的娘家本性。

自幼開始識文斷字，青少年時代在女子學校的求學經歷，為楊秀蘭日後成為小學語文教師打下扎實的基礎，更使她自己的孩子終身受益。

1942年9月，溫楊秀蘭在天津市北郊區宜興埠鎮的溫家老宅，生下了她和丈夫溫剛的長子，取名溫家寶。

據《黨史博覽》2003年第7期發表的《溫家寶家事》一文介紹，溫家寶的名字是祖父溫瀛士起的，但注入新解的卻是叔祖溫朋久。溫朋久認為：“溫家寶”就是“溫加飽”，以此來告誡侄孫時時要把人民的溫飽放在心上，居安思危，永不忘本，來自人民，又為人民服務。現在任重道遠的溫家寶，當然已不會滿足於“溫加飽”，“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正有待共和國新任總理帶領全國人民去實現！

顯然，官方媒體的報導和溫朋久的“新解”有些牽強附會，突出了“溫家寶”之名的政治含義。高新在《溫家寶傳》中指出，既然溫家寶家鄉的地名當年都能夠因他們家的祖宅而起，足以說明當年溫氏家族絕不至於膚淺到讓他們的下一代僅僅為溫飽而生存。高新認為，“溫家之寶”的字面之意，應該就是溫家上輩對他們新出生的後代所寄寓的全部疼愛和期待。

正所謂“衣食足而知廉恥”，當年最為疼愛溫家寶的爺爺和父母雙親，為他這個“溫家之寶”進行的人生觀的啟蒙教育便是從族姓“溫”字的拼寫和字意開始的。

中共十六大召開前，香港《明報》曾組織對溫家寶的專題報導，該報記者採訪到溫家寶父輩在當年溫家胡同的老住戶，包括50多年前溫家寶隨父母在此居住的老鄰居之一，年近90歲的祁婆婆。

祁婆婆回憶說：溫家寶小的時候很乖，說話不多，深得父母喜歡。由於溫家從事教育工作，他們的生活水準在當時而言要比普通人家好……

祁婆婆印象最深的是1942年的一個陰雨天，溫家寶的姑姐手抱才六個月大的溫家寶在胡同裡散步，不巧姑姐一鬆手，小家寶就滑落在泥地上。奇怪的是小家寶毫髮無損，也沒有哭。鄰居上前哄他說，“這個孩子真乖，很緊張”。

據溫氏家族的長輩們回憶，溫家的這個寶貝兒子牙牙學語，始便透出特別的靈氣。不到三歲，就能在母親的提示下斷斷續續地複誦“三字經”前面幾段的內容。三歲時母親問他“人之初”的“人”怎麼寫時，他已經能夠用小手比劃著在空中劃出一撇一捺。

從“人”字開始，在繼續學寫“刀、口、手、牛、羊……”等簡單漢字的同時，母親即開始教他學寫自己家庭的姓氏“溫”，讓他瞭解“溫”字的起源和含義。進小學讀書之前，不滿六周歲的溫家寶就已掌握了許多“溫”字起頭的成語，諸如“溫文爾雅”、“溫故知新”、“溫柔敦厚”、“溫情脈脈”、“溫良恭儉讓”、“溫潤而澤”……等等。

從那時起，母親楊秀蘭和一直從事教師職業的丈夫溫剛就不斷地用這些“溫”字起頭的成語教導他們的家寶，學業上應該不斷“溫故知新”，行為舉止應該“溫文爾雅”，為人處世應該秉承“溫良恭儉讓”；對人要真實、真情、真摯、真切……（《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溫家寶全家住房及其祖父創辦小學被毀

发布: 2010-9-06 11:26 | 发布者: 推介 |

1946年，也就是溫家寶四歲那年，祖父溫瀛士受聘來到鄉賢溫世霖在天津城內創辦的普育女子學校任小學部主任。父親溫剛同往，在中學部教授語文、歷史、地理。後來，溫家寶一家搬離了宜興埠鎮的溫家胡同，居住在距普育女校小學部不遠的南開區西門內達摩庵前胡同。

據溫家寶在南開中學的老同學房世祚回憶，當時溫家房子不大，家居十分簡樸，但家裡有大量藏書，儼然一個小圖書館。溫父是一位性格沉穩、溫文爾雅的知識份子，母親則是一個熱情、開朗、質樸、善良的傳統女性。

離開宜興埠鎮溫家胡同兩年後，溫家寶祖父溫瀛士創辦的士範小學和溫家胡同的老宅，便在戰火中毀掉了。

2003年3月18日，溫家寶在就任中國總理後的第一個記者會曾主動提到，自己的童年因為戰火而摧毀，所以他深知人生的艱難。

溫家寶說：“……我的孩提時代是在戰亂中度過的。戰火燒毀了我的全家，包括爺爺親手辦的那座小學。舊中國的苦難在我幼小的心靈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人民日報》在一篇介紹溫家的文章中是這樣描述這段歷史的：1948年12月27日，平津戰役中的國民黨守軍以“掃除射界”為名，縱火焚燒宜興埠等津郊13村，致使7800多戶3.8萬多人無家可歸。溫瀛士在宜興埠溫家胡同的家連同他親手創辦的士範小學全部葬身火海。

眼看傾注心血的學校化為灰燼，溫瀛士最初每天用毛筆追寫學校被燒的物品清單以發洩悲憤。但他很快振作起來。在一家老小居無定所、啼饑號寒的艱難條件下，他一邊安排學生繼續學業，一邊加緊謀劃：重請校董、再籌經費、修造桌椅，先後租用村中楊家下場倉庫和妻妹家燒剩的一間倉房做校舍，使士範學校獲得重生，簡陋的教室裡重新響起孩子們朗朗的讀書聲。當時學校有教室3間，學生97人。

1948年9月，溫瀛士的長孫、六歲的溫家寶入士範小學就讀。三個月後，他目睹了爺爺創辦的小學、自己的“母校”——士範小學，被國民黨軍隊燒毀。多年後，溫家寶多次提到“這次經歷對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我的童年是在戰火中度過的，我沒有在座的同學們那樣一個美好的童年，在日本侵略者用刺刀把人們趕到廣場的時候，我曾經依偎在媽媽身邊，後來戰火無情地燒掉了我的全家，包括我祖父在農村辦的那所小學，我的工作大部分時間也都是在中國最艱苦的地方度過的。 ”這是2003年12月溫家寶美國哈佛大學演講時的開場白。

溫瀛士終身從教，培育了一支忠誠於教育的園丁隊伍，其中包括他的長子、長子媳（溫家寶的父母）、次子和五個女兒。其第三代中，又有一個外孫女從事教育工作。

溫瀛士的弟弟溫瀛舉（後稱“溫朋久”）、弟媳劉絳雯都曾出任普育小學的校董。劉絳雯還擔任過天津城內普育女子中學校長，溫瀛舉後來在中共建政後成為中國外交部的初創者之一。

溫瀛士的長女溫克勤、二女兒溫克儉、三女兒溫克讓、六女兒溫克良、八女兒溫克莊都是以教育為職業。

溫瀛士的次子溫強1960年8月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並留校任教。翌年1月，到廣西壯族自治區工作，1984年5月任自治區檔案局副局長，1992年9月任局長。2008年8月退休。現為廣西大學兼職教授，廣西民族大學兼職教授、碩士生導師。

此外，溫瀛士的叔公溫贏階也曾擔任天津一間公立學校校長。（《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溫家寶的爺爺溫瀛士之死是個謎

发布: 2010-9-08 09:29 | 发布者: 推介 |

在官方媒體資料中，有關溫家寶的爺爺溫瀛士的去世時間有兩種說法，一是卒於1960年2月，一是死於天津解放前夕。

第一種說法來自《人民日報》和《南方週末》等媒體“溫家寶早期家史”的介紹，稱溫家寶的爺爺溫瀛士死於1960年2月。

文章稱，中共建政後，溫家寶的祖父溫瀛士將士範小學交給了政府，併入宜興埠第十八小學，改為公辦。溫瀛士先後任教天津市私立建華和慈鐸中學，1952年8月後任教崇化中學，直至病逝。從1913年2月至1960年2月，溫瀛士從教47年，任小學校長33年，培育了成千上萬的人才。

《南方週末》的文章還提到，1955年，溫瀛士在自傳中談到弟弟溫瀛舉（溫朋久）時寫道：“我對弟弟、子女的入學希望是為了使他們進入教育工作，不求做官發財，因為教育是救國的根本大計。後他們開始服務，大多數都是教育工作，今天還是那樣。”

不過，《黨史博覽》在介紹“溫家寶的家世”時卻稱，溫家寶的爺爺溫瀛士死於“天津解放前夕”：

生於1905年的溫朋久，一生最難忘的就是兄長溫瀛士。

溫朋久六歲那年，父親（即溫家寶的曾祖父）病故。從此，長兄為父，他一直在大哥溫瀛士培養教育下成長。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溫瀛士就擔負起家庭重擔。他用當小學教員寥寥八塊大洋的月薪養活自己，同時又將弟弟們撫養成人。

天津解放前夕，溫瀛士不幸被害。40多年後，每憶及滄桑往事，溫朋久總憮然歎曰：“這是我一輩子最難受的事！”

溫朋久為何稱兄長遇害是他“一輩子最難受的事”？溫瀛士到底是如何被害的？官方媒體在談到這個問題時都語焉不詳。此外，有關溫瀛士之死官方媒體為何出現兩種說法，而且時間相關至少12年（從1948年天津解放到1960年去世）？

從現有的媒體資料中已很難找到答案，很難解開溫家寶的爺爺溫瀛士之死之謎。不過，從現有的媒體資料分析，似乎溫家寶的叔祖溫朋久所感慨的兄長遇害“這是我一輩子最難受的事”可信度很高。

但從對溫家寶早期家史頻有研究的記者陳傑，在《人民日報》和《南方週末》發表的文章來看，溫瀛士死於1960年的“說法”似乎也有足夠的“根據”，如天津解放後“溫瀛士先後任教天津市私立建華和慈鐸中學，1952年8月後任教崇化中學，直至病逝”。

陳傑的這一“說法”已被多家媒體引用。如《中國經濟時報》發表的“天津宜興埠鎮——百年古驛煥發生機”一文也“證實”，天津解放後，溫家寶的爺爺溫瀛士將士範小學交給了政府，他又先後在天津市私立建華和慈鐸中學任教，1952年8月後任教崇化中學。（《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溫家寶的叔祖是共和國第一代外交家

說起溫家家史，前文已多次提到是溫家寶的叔祖、祖父溫瀛士的弟弟溫朋久（原名溫瀛舉）。解放戰爭期間，他一度曾在由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執掌的北方大學任教授。

溫朋久是共和國外交部宣告誕生後最早任命的15位正副司長、主任委員中的一位。他是外交圈內最具戰略頭腦的外交家、後來被譽為中國“基辛格”的宦鄉（前外交部部長助理、政策研究室主任，前駐比利時、盧森堡大使兼歐共體使團團長）的第一副手，為外交部西歐非洲司的正、副司長。不過，溫朋久在外交部部內工作時間並不長。一年後，他就去了日內瓦，成為新中國第一任駐日內瓦的總領事。

少年時代的溫朋久曾與周恩來、鄧穎超等革命先驅一起參加天津反日愛國運動。

1913年，溫朋久入宜興埠民立第五小學。1919年入天津直隸師範學校，參加了“五四運動”，在著名的天津流血慘案中與周恩來等同被推舉為談判代表。1926年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民國時期享有盛名的法科大學——北京朝陽大學。

1929年保送日本，先後就讀於明治大學和早稻田大學。1931年“九一八” 事變後，為抗議日軍侵華而休學回國。1932年9月公費留學德國，1933年在柏林洪堡大學和富萊堡大學政經系學習期間加入中國抗日救國聯合會和反帝大同盟，“七七事變”後回國。

1938年3月，在河南省潢川第五戰區抗敵青年團任政治教官。1938年7月，接受中共指示在西北軍楊虎城部隊第三十八軍軍部任參議兼教官。1944年4月至1945年11月在趙壽山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部任參議，在重慶受到國民黨元老于右任、馮玉祥及民主愛國人士沈鈞儒的高度評價，並得三人所贈書畫。

日本投降後，溫朋久回到天津。1947年3月，由天津轉入解放區，在晉冀魯豫邊區冶陶北方局學習。1947年6月至1949年6月，先後在山西省潞城北方大學財經學院、石家莊華北財經學院任教員。

1949年7月至9月，參加中央外事組任研究員。1949年9月，任外交部西歐非洲司副司長，是周恩來自開國建部以來首次任命的15位司局級幹部之一。1950年10月至1955年1月，先後任駐瑞士大使館政務參贊和駐日內瓦總領館總領事。1955 年9月，到中央高級黨校學習。1960年9月，任駐民主德國大使館文化參贊。1960年9月，在中央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五司任司長。

“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後受到迫害，入獄多年。1978年8月起，由中組部重新分配到外交部工作，後轉到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任常務理事。1981年後改任顧問。1984年4月13日離休。

官方資料顯示，溫朋久在“文化大革命”中旗幟鮮明地抵制“四人幫”的極左路線。平反出獄後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離休後關心黨和國家的改革開放事業，晚年樂觀豁達，笑對人生，對祖國的未來充滿信心。

溫朋久對周恩來滿懷深情，曾賦詩一首：“盛德千古範，豐功震環宇。中外齊歌頌，人民好總理。”2000年7月8日，又將自己珍藏的郭沫若等六位名人畫作捐給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

2004年12月12日13時30分，溫朋久在北京醫院無疾而終，享年100歲。（《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溫家寶喜歡踢足球，惹了禍不敢告訴家裡

发布: 2010-9-10 08:35 | 发布者: 推介 |

就在叔祖溫朋久成為新中國第一代外交官的1949年秋天，七歲的溫家寶來到天津城裡的火神廟小學（後更名為鼓樓西小學）求學，並因成績優秀被准直上三年級。

1954年，12歲的溫家寶從火神廟小學畢業後，報考了南開中學（時稱十五中）。當時每所小學能升入南開中學的僅有一個名額，溫家寶被順利錄取。他在南開中學讀了初中和高中，共六年。

李溥是溫家寶“髮小”，也是南開中學的校友，直到現在，兩人仍保持聯絡。李溥回憶說，他比溫家寶大一歲，但溫家寶五歲上了爺爺創辦的士範小學，後來隨父母搬到天津城裡，才轉到了火神廟小學。

李溥在1956年考入南開中學的時候，溫家寶已經是初三年級的學生了。李溥說，少年時的溫家寶就是溫和、親切的性格，從不和人爭吵，從不胡打亂鬧，不說髒字；溫文爾雅，待人謙和，對師長很有禮貌。

李溥說，溫家寶的母親從小教育他兒子待人要真誠，與人為善，助人為樂，並身體力行。因此，溫家寶的母親在左鄰右舍間威信很高，人們都親切恭敬地稱她“楊老師”。

南開中學的老同學房世祚在接受香港《大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當時我家境困難，溫母就讓溫家寶上學帶飯時多帶一份給我。溫家喜愛京劇藝術，常送戲票給我，讓我和溫家寶一起去看。我還經常到他家去看書，比如中外文學名著等等。他們一家對我幫助非常大。”

據李溥介紹，溫家寶不偏科，每門課的成績都很好。當時每班好象是40多人，溫家寶常坐在中間靠前的座位。溫家寶在操場上打籃球的身影留給李溥的印象最深，“他是南開中學籃球隊校隊的成員，還在天津市比賽中拿過名次。”

“他右手寫字，左手秀球（投籃），溫家寶打球的樣子很瀟灑，他左手投球的特點給人印象深刻。”李溥不無幽默地說：“看來溫家寶總理左右腦都很發達，所以，智慧超人。”

李溥接著解釋說：“其實，溫家寶最初喜歡踢足球，但有一次不小心，他把范孫樓後的一塊玻璃打破了，惹了禍也不告訴家裡。學校有嚴格的賠償制度，當時一塊玻璃要賠償3毛錢。總務處老師多次在他教室門上的小縫裡貼紙條，催促他償還玻璃錢。當時老百姓生活水準很低，溫家寶只有從媽媽每天給5分錢早點錢裡攢，攢了好一陣子，才湊夠了賠玻璃的錢。從此，溫家寶不踢足球了，改打籃球。”

“50年代時，尤其放暑假，天津不少青少年在胡同家門口，都流行成立小籃球（實為小皮球）代表隊。我給我們胡同（達摩庵前胡同）的代表隊起名‘達聯’，先找來一塊不足一米的長方形木板，用鐵絲做個籃筐，再編個網子，然後把籃板釘在胡同的磚牆上，立刻引來胡同裡不少青少年玩小皮球，也就是從那時起，溫家寶微笑著用左手跳起準確秀籃的動作，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暑假裡，在家門口除了搞一些小皮球、乒乓球、跳高體育活動外，還有吹口琴、橫笛的音樂活動。我家北鄰的宋明荷學長是南開中學1955屆畢業生，年長我們五、六歲，他擅長寫作與唱歌，溫家寶曾向他學會了唱《傲包相會》。”

李溥說：“後來在北京他的家裡，他曾跟我回憶起南開教音樂的姜韻泉老師，每次在音樂教室上音樂課之前，總是給同學們彈奏一遍鋼琴曲《土耳其進行曲》，久而久之，那優美鏗鏘的旋律令他終生難忘，以至80年代他出訪歐洲某國時，他能一下子聽出了所演奏的迎賓曲是《土耳其進行曲》時，令該國元首十分驚訝、佩服中國領導人的音樂修養。”（《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溫家懸掛的書法“高遠”悄然改成“高潔”

发布: 2010-9-11 08:33 | 发布者: 推介 |

2003年3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溫家寶，從一條小巷走出的大國總理》一文，對溫家寶一家遷入天津城內後的舊居——達摩庵前胡同九號有詳細的圖文記述：

達摩庵，“文化大革命”前是香火繚繞的尼姑庵。溫家寶曾居住的是達摩庵前胡同九號院，推開年代較遠的院門，面前是十分擁擠的小院，左側翻修後房子就是溫家寶過去的家。

房屋的新主人劉志傑大爺、劉玉英大娘老兩口，原住九號院對門，七八年前買下溫家的老房。溫家寶兄妹三人，他為長子，與父母一家五口居住在不足21平方米的兩間平房，上大學前就在這裡成長度過。

鄰居們說，溫家寶的父母分別是中小學老師，帶著三個孩子，家境很不寬裕，居室的“洋灰”地面坑坑窪窪，沒有什麼像樣的傢俱，非常簡樸。老鄰居敬重溫家書香門第，至今稱溫家寶的父親為“溫先生”。

在他們的印象中，溫家寶很聰明，功課很好，做事穩穩當當。人們記得，他與小夥伴一起卸下院門當乒乓球台。母親上班把房門鑰匙留在鄰居家，溫家寶放學去取，“劉娘，我媽把鑰匙放您這了？”言猶在耳。

溫家寶到中央工作後曾幾次回到這條胡同，看望父母，走訪老鄰長輩，親親熱熱拉家常，在眾人眼中，他還是隔壁的孩子，沒有一點官架子。有時，溫家寶的母親炸好麵醬，托跑運輸的鄰居帶到北京。

2003年國慶日，溫家寶到安徽沿淮災區視察時，在阜陽曹集鎮與小學教職員工談話時說：“我家也很窮，我得了白喉，我父親把手錶賣了給我治好了病。”

在鄰居們的記憶中，溫家寶對親屬要求很嚴，其姑母長期在宜興埠居住未見沾過什麼光，溫家寶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時，鎮裡一些居民曾向其姑母查詢，得到答復都是一句話：同名同姓而已。幾年前姑母去世，時任副總理的溫家寶曾寄來700元錢。為什麼是700，而不是1000這樣的整數，或者800這樣的吉數？讓人疑猜。

聊起同一個胡同長大的“髮小”溫家寶，李溥在接受天津媒體採訪時說：“我和他接觸中，聽他說的最多的一句話是‘靠自己’。”

“以前，溫總理家的走廊盡頭牆上懸掛著兩個墨筆字：‘高遠’，是志存高遠之意；近幾年，我再去時，主人家牆上的‘高遠’兩個字悄然改變了一個字，變成了‘高潔’兩個字。雖然僅一字之差，卻意味深遠，耐人尋味。”

“溫家寶能成為繼周恩來後從南開中學走出來的又一位國家總理，這決不是偶然的。”李溥認為“首先他從小受到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他的祖父是位民辦教育家、他的父母是中學和小學老師。在家庭的薰陶和父母庭訓下，他健康成長。”

李溥回憶說：“80年代初，楊老師退休後還熱心居委會工作，楊老師尊稱我母親為‘李奶奶’，她一有空就過來看望‘李奶奶’，並把溫家寶從北京捎來孝敬父母的一些補品轉送給我母親‘李奶奶’享用。”

李溥說：“在他家裡三個孩子中溫家寶排行老大，寬厚仁愛，頗有作兄長的風範；他生活簡樸，上中學時他穿的鞋子基本都是楊老師親手做的。”

李溥還記得楊老師在天津時向他說過的一件事：“有一次下大雨後，家寶放學是光著腳趟水回到家的，我很納悶，明明有新做的鞋，家寶卻不穿！我很快發現，家寶把新做得鞋子用布包裹起來抱在身上，他捨不得穿，怕新鞋子進了水，就自己趟著水回來了。”（《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溫家寶進入南開中學，以校友周恩來為楷模

发布: 2010-9-12 09:11 | 发布者: 推介 |

溫家寶1954年跨進並就讀六年的南開中學，是南開系列學校（大、中、小學、女中）的發祥地。創辦人嚴范孫、張伯苓，1904年將舊學塾改建新學堂。周恩來1913年至1917年在此讀書。一所中學培養出兩位新中國的總理，絕無僅有。

南開中學首任校長張伯苓任職46年，宣導教育救國，締造了南開精神。南開中學訓練學生注重五個方面：一、重視體育。“強國必先強種，強種必先強身”，體德兼進，體與育並重；二、提倡科學；三、團體組織。訓練學生做事能力、服務精神；四、道德訓練。特別注重於人格教育；五、培養救國力量。學生在求學時代，必須充分準備救國能力。五項訓練歸結為“公能”二字，即“培養學生愛國愛群之公德”和“服務社會之能力”， “允公允能，日新月異”作為南開校訓。用今人的闡釋，南開精神就是“愛國、樂群，敬業，崇尚科學，追求發展。”南開中學第六任校長康岫岩說，濃厚的愛國、樂群、敬業的公德價值觀氛圍，強烈的崇尚科學、追求發展、服務社會的責任感，這就是南開中學的特色，以此鍛造學校的人文精神。

南開的校牆特選青蓮紫色，寓意學子出污泥而不染，氣質高潔。至今，在南開中學的教學樓門口懸掛著創始人嚴范孫為學生制定的“容止格言”：“面必淨，髮必理，衣必整，紐必結；頭容正，肩容平，胸容寬，背容直；氣象：勿傲，勿暴，勿怠；顏色：宜和，宜靜，宜莊”。

官方媒體評論稱，在南開的人文精神薰陶下，在天津以及抗戰期間遷址重慶，一批批優秀的學子走出校園，成為社會的棟樑和中堅。

據不完全統計，南開中學近百年的歷史培養新中國的總理2人：周恩來（1917——屆別，下同）、溫家寶（1960）；副總理1人：鄒家華（1941）；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4人：林楓（1930）、吳階平（1932）、鄒家華（1941）、周光召（1947）；全國政協副主席5人：屈武（1922）、王昆侖（1923師範班）、孫孚淩（1938）、萬國權（1938）、朱光亞（1941）；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中央研究院正副院長6人；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中央研究院院士，外籍院士和國外的院士55人。

另外，社會各界的許多著名人士也都是出自南開，比如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著名作家、藝術家老舍、曹禺、黃宗江、端木蕻良、周汝昌、金焰、韋君宜、張肖虎、沈湘……等等。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南開中學歷屆畢業生中還出了兩位清華大學校長。

2003年4月才因為年齡原因辭去清華大學校長職務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主任、北京市人大常委會班主任，著名核能專家王大中是南開中學1953年畢業生。

南開中學培養出來的另外一位清華大學校長是著名教育家、中研院院士梅貽琦。他於1909年畢業於南開中學的前身“南開中學堂”，考取清華大學遊美學務處選派的首批赴美留學生，1915年回清華學校任教，後任教務長，暫代校務，清華大學留美學生監督處監督等職。

1931年10月至1948年12月梅貽琦出任清華大學校長，到職後多次闡述“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師資為大學第一要素”等辦學至理，並積極延聘國內國際著名學者來校執教。他認為：大學“應有兩種目的，一是研究學術，二是造就人才”。在他的主持下，清華大學發展為一所在國內外頗有影響的學府。

八年抗戰期間，梅貽琦仍是清華大學校長，並主持西南聯合大學的校務（任聯大常委）。西南聯大的存在和發展，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寫下了重要篇章。抗戰勝利後，清華大學回到北平，梅貽琦繼續擔任校長，直到1948年12月清華園解放前夕。在他任校長的17年裡，清華大學得到長足發展，全校設有文、理、工、法、農等五個學院26個系，在校師生2400多人。

梅貽琦於1955年由美去臺灣，用清華基金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後擴展為新竹清華大學）。1962年5月19日病逝於臺北。

溫家寶在回憶自己的南開生涯時，清楚記得入校的第一天，班主任教師便向同學們講述了“南開中學校友的最傑出代表”周恩來在南開求學的經歷，要求他們以周恩來為楷模，力成大器。

官方媒體曾這樣評價稱：周恩來的事蹟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溫家寶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溫家寶的為人和行事頗有周恩來風格與此當不無關係。

周恩來，字翔宇，號飛飛。祖籍浙江紹興，1898年3月5出生於江蘇淮安。1910年春天，12歲的周恩來隨堂伯父周貽謙到奉天銀州（今遼寧鐵嶺），入銀崗書院讀了半年書。秋天，伯父周貽賡接他到瀋陽入東關模範學校學習。這時，少年周恩來在老師的教育和《革命軍》、《猛回頭》等書刊影響下，已樹立讀書救國的大志。

1913年8月中旬，周恩來考入天津南開中學。周恩來入學初期，國文、英文成績欠佳，經過奮發努力，很快趕上，各科成績均優。在課外，他非常關心時事，經常閱讀具有愛國民主思想的報刊、書籍，如《民權報》、《民立報》、《大公報》和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顧炎武、王夫之的著作，以及西方啟蒙思想家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論》等。他還積極參與敬業樂群會、校風報社、新劇團、演講會等學生社團的活動，擔任各種負責工作。

1917年6月，周恩來從南開中學畢業。經過南開四年的學習培養，周恩來不僅成為熱心公益，各科成績優秀，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好學生，而且成為一位極為關心國家民族命運的愛國者。

同年9月初，他抱著“邃密群科濟世窮”的決心，為尋求救國良方，東渡日本留學。周恩來在日本度過了一年半的留學生涯，1919年4月，他在得知南開學校即將創辦大學部的消息後，決定回國學習。9月入南開大學文科，學號是62號。

周恩來入南開大學期間，正是“五四”反帝愛國運動不斷高漲之際。他和廣大進步青年一起，從“五四”運動一爆發就投身偉大洪流之中，主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發起成立“覺悟社”，組織天津學生赴北京總統府請願。在校內，他負責“南開學校學生通訊處”工作，聯絡海內外南開校友，他還協助張伯苓校長推進學校的改革工作。1920年1月，他組織領導南開大學、北洋大學、直隸工業學校、直隸女子師範、南開中學等天津愛國學生三千多人向直隸省公署請願，被反動當局逮捕。出獄後，於1920年11月由南開大學“范孫獎學金”資助赴歐洲勤工儉學。

在旅歐勤工儉學期間，周恩來、趙世炎等發起組織旅歐少年共產黨（後改稱為旅歐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2年轉入中國共產黨，正式開始了他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生涯。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成立，周恩來出任總理。1945年9月政務院改稱國務院後周恩來繼任總理。直到1976年1月病逝，周恩來擔任了26年多時間的國務院（政務院）總理職務。

據明鏡出版社的《溫家寶傳》一書描述，在南開中學求學生涯裡，好學上進的溫家寶對被譽為“南開楷模”、“後生風範”的周恩來一直懷有高山仰止的無限崇拜。當然，少年時代的溫家寶雖時常被父母和老師教導要樹立遠大志向，但絕不會想到自己會成為中國共產黨第四代領導人，更不會預料到他溫家寶會在第一任總理周恩來去世27年以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六任總理。

細算起來，周恩來當年從南開中學畢業到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總理，中間歷經了32年多的時間。溫家寶日後從南開中學畢業後到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六任總理，中間也歷經了32年多的時間。（《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溫家寶因南開背景贏得鄧穎超的好感和信任

发布: 2010-9-13 07:34 | 发布者: 推介 |

溫家寶在走出南開校門25年之後，調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第一次見到周恩來夫人鄧穎超時，還能背誦出在南開中學傳誦的《周恩來同學中學畢業評語》。

1917年周恩來從南開中學畢業前夕，按照校規，每班要編輯一冊畢業同學錄。大家一致推舉周恩來為總負責。周恩來、常策歐分別為同學錄作序。在同學錄上，除刊印各同學的照片，還要附一篇各人小傳，由相互熟悉、瞭解較深的同學執筆。周恩來的小傳，便是由常策歐撰寫的。

溫家寶背誦著這段傳記：“君字翔宇，號飛飛，浙江會稽人……十五來津門，遂入南開。初至英文非佳，嗣發奮攻讀，始同趨步。而國文則早露頭角……以善交遊，到處逢人歡迎。曾為校風報總經理、演說會副會長、國文學會幹事、江浙同學會會長、新劇團佈景部部長、暑假樂群會總幹事及班中各項幹事。凡此均足證其學識毅力之勝於人也……班中事無不竭力，即此同學錄之經營，君實為其總編輯焉。君性情溫和誠實，最富於感情，摯於友誼，凡朋友及公益事無不盡力……君家貧，處境最艱，學費時不濟，而獨能於萬苦千難中，多才多藝，造成斯績。殆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者歟！”

1985年溫家寶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報到時，即聽說自己十分景仰的周恩來遺孀，此前剛剛辭去十二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仍繼續擔任第六屆全國政協主席的鄧穎超正在西南地區視察。鄧穎超回到北京後，溫家寶就在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第一副主任、中共中央警衛局局長楊德中的引薦下，到中南海西花廳拜見了鄧穎超。

據楊德中後來回憶：溫家寶任中央辦公廳主任時，鄧穎超曾對他說：“這個中辦主任作風穩重，行事周全，有些方面很有點象當年的恩來。”

初次見面，溫家寶便告訴鄧穎超，解放以後，自己從在天津讀小學到南開中學的十年時間裡，從父母和南開教師口中，陸續知道很多很多關於周恩來和鄧穎超在天津從事早期革命活動的感人故事。

比溫家寶年長38歲的鄧穎超，1904年出生於地處中國南方邊陲的廣西南寧鎮台衙門裡，三歲的時候父親棄官後丟職、家業破敗，隨母親流離顛沛到廣州、上海後，六歲時漂泊到天津謀生。從1910年至1925年鄧穎超除中間在北京擔任過兩年小學教師，共在天津生活了13年，包括了她青少年時代的全部求學生涯。

1913年，九歲的鄧穎超考入了直隸（當時天津屬直隸省）第一女子師範附屬小學四年級，11歲以第三名的優異成績考入直隸第一女師預科，12歲順利升入該校本科。

當時，南開中學是男校，所以鄧穎超沒有可能在這所學校讀書。但是，當時的南開中學與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如同兄妹學校，鄧穎超在這所學校求學期間，校長是由南開中學校長、中國早期著名教育家張伯芩代理。

比周恩來政治成熟更早，鄧穎超從12歲就開始參與校內學生社團活動，15歲已成為跨學校的天津市學生和婦女運動的積極分子。北京“五四”運動爆發的當月，鄧穎超就與後來成為李大釗夫人的郭隆真等人發起成立天津婦女界愛國會，鄧穎超被推舉為講演團團長。她與周恩來的初次相識，便是在南開中學禮堂向數百名該校男生們演講天津各界派代表到北京請願遭到政府無情鎮壓的情況。

後來，鄧穎超在直隸第一女師畢業去北京教了兩年平民小學後，又返回了天津，並成為職業革命家，領導天津市婦女界和教育界的左翼運動，並在那裡相繼加入中國共青團和共產黨，直到1925年因為被北洋政府通緝才被迫離開天津，南下廣州……

在與溫家寶見面前，鄧穎超就聽說中南海新來的年輕人也是南開中學畢業，而且是在南開讀中學時就加入了共青團，心裡非常高興。鄧穎超曾經是共青團的前身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天津最早的團員之一，於1924年3月發起成立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天津地方執行委員會。

見面那天，鄧穎超還向溫家寶愉快地回憶起自己60多年前在天津生活和工作的經歷，仔細詢問了溫家寶出生和自幼生活在天津什麼地方，父母雙親在天津從事什麼工作。她還告訴溫家寶，雖然自己原籍不是天津，但天津是她真正意義上的故鄉。

在談及自己的父母雙親均以人民教師為職業，談及母親嚴格的家教如何令自己受益終生時，鄧穎超告訴溫家寶，她的母親楊振德在她九歲那年開始在北京的一所平民學校當教員，並給她起了一個學名叫鄧文淑。因為自幼跟隨母親學文化，所以她在母親做了小學教師之後，就直接插班進入了母親所教的三年級學習。畢業之後，因為這所平民學校被迫解散，鄧穎超的母親就回到天津，靠同時給幾個大戶人家做家庭老師為生，鄧穎超則進入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附屬小學讀書。

鄧穎超還告訴溫家寶，她本人16歲那年在直隸女師畢業後，先後在北京和天津兩地做了五年的小學教師工作。她對溫家寶說：我當小學教師的時候，不但你還沒有出生，你的父母可能都還比我那時的學生們年齡小。不過，你父母在天津當中小學教師以後，肯定知道天津當時很有些名氣的達仁女校。魯迅先生的夫人許廣平那個時候和我一起在這所學校教書。你們南開中學的創辦人之一張伯苓先生的妹妹張冠時那個時候在我們這個學校裡教音樂。張冠時的丈夫馬千里先生是我們這所學校的校長，當時也還在你們南開中學兼職。

高新在《溫家寶傳》中描寫到：見鄧穎超是那樣興奮地回憶起自己青年時期在天津的求學和從教生涯，對天津的教育發展歷史如數家珍，溫家寶也忘記了身為下級和晚輩的拘謹，話題越扯越長。當溫家寶介紹自己的祖父溫瀛士曾經是天津宜興埠私立小學校長，還曾經開辦了當地一所女子學堂，叔祖父溫瀛階當時也在天津擔任過公立學校校長職務時，鄧穎超更加興奮，連連表示她對當時天津教育界的知名教師和教育家的身世大都比較熟悉，並對溫家寶回憶說，她當年從北京回到天津以後，一邊在達仁學校任教，一邊積極參加過天津市和全國的平民教育活動，20歲的時候即已擔任了直隸省教育委員會委員和天津市教育委員會執行委員。鄧穎超還回憶說，1925年上海“五卅慘案”爆發後，為聲援上海，代表當時天津80多萬民眾的天津各界聯合會成立，鄧穎超作為聯合會主席團主席曾在6月6日的成立大會上號召“商人罷市、學生擺課、工人罷工”，溫家寶祖父執掌的天津宜興埠私立學校的愛國師生也曾積極參加……

第一次見到鄧穎超，便與這位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總理的夫人找到了豐富的共同語言，使得溫家寶與中共重要元老之一鄧穎超之間立刻拉近了距離。從溫家寶方面，自然是對周恩來和鄧穎超夫婦的崇敬之情更加深厚；從鄧穎超方面，則是通過這第一次見面便對溫家寶產生了非常好的印象。

日後的溫家寶在升為中央辦公廳主任之後，對鄧穎超的特別關照無疑是他份內的工作任務之一。《溫家寶傳》作者高新指出，但溫家寶從內心裡從未把對鄧穎超的關照僅僅當成是簡單工作任務，而是始終懷著後生的景仰和晚輩的愛戴之情對待鄧穎超。

溫家寶贏得鄧穎超的好感和信任，也為自己在中南海打下堅實的政治基礎，從而也使自己能在1989年那場政治風波中化險為夷。這是後話，本書後續篇章有更詳細的介紹。

1992年7月11日，鄧穎超與世長辭。當時的溫家寶作為中辦主任，與楊德中一起全權負責對鄧穎超喪事的安排，包括黨和國家領導人向遺體告別的時間、順序，遺體火化前的守靈人員安排等。而他本人，則是自覺自願地每天到醫院為鄧穎超守靈一段時間。

7月17日，溫家寶又與周恩來和鄧穎超的義子李鵬，長期在周恩來夫婦身邊工作的楊德中一起，為一生沒有子女的鄧穎超灑淚扶棺至八寶山革命公墓。（《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溫家寶早就擅長跑步用左手上籃

发布: 2010-9-14 07:55 | 发布者: 推介 |

2008年8月5日，溫家寶在北京五棵松奧林匹克籃球館跑步上籃、大秀球技的報導，吸引了眾多讀者的眼球，更吸引了母校南開中學老師袁化的注意力，“總理讀書時可就是個籃球高手！”

當時，正在天津檔案館舉辦的“迎奧運天津體育展”中，最醒目的展櫃中陳列著這樣一張照片，十幾個年輕人站成前後兩排，短衣短褲，對著鏡頭靦腆地微笑，其中最靠右側的那個男生就是少年時期的溫家寶！

“看到這張照片，就不難想像出總理為何直到現在都有這麼矯健的身手。”這張照片的捐贈者是袁化，他曾經是天津籃球隊的一名主力前鋒，自1976年開始在南開中學籃球隊執教整整30年。

獲得這張照片，袁化也是幾經周折，“必須要感謝我的同事、老前輩——溫總理當年的籃球教練曹國璽老師。”他說，早在南開中學90周年校慶的時候，他偶遇曹老師，得以看到這張珍貴的老照片，“其實總共兩張照片，是同一時期籃球隊的合影，我特別想珍藏，但又覺得這不是奪人所愛嘛。”

“我那會兒正負責學校籃球隊，每次帶著學生們打球，都會想起年輕時的溫總理。”收藏照片的念頭一直在袁化的心中縈繞不散，但卻始終沒有機會再見到照片所有人曹國璽老師。

學生時代的溫總理籃球打得好不好呢？

“這個問題我反復問過曹老師，得到的回答都是特別肯定的。”袁化說，溫總理籃球技術非常好，而且還是左手。“曹老師說，使用左手的人，不容易被對方控制，而且絕對聰明。”更主要的是，年輕時代的溫家寶還非常勤奮刻苦，每天的訓練課風雨無阻，無論是投籃、運球、練習賽，還是基本體能訓練，都從來不打折扣。

2009年2月28日，溫家寶與網友線上交流時，有網友提問：我們在新聞裡看到總理會打棒球、打太極，打乒乓球，投籃的姿勢也挺像那麼回事兒的，而且是用左手上籃，您有時間鍛煉嗎？最喜歡什麼運動？

溫家寶回答說：其實我想回答的超出你問的範圍了，因為我在中學受到良好的教育。南開中學是一個非常重視體育的學校，在我上學的時候，我記得一下課，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抱著籃球占場地，以至後來我被選入學校少年代表隊參加全市的籃球聯賽獲得了第六名。一所中學的棒球隊竟然培養出六個國家級的運動員。

在官方資料中，我們不難看出年少時的溫家寶的確是個“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好學生。《21世紀經濟報導》撰文稱：溫家寶從小受到家庭的良好教育及中國儒家思想的道德薰陶，養成了為人謙虛的儒雅風度，對於個人家庭的事情，從不張揚。

1959年調入南開中學任高三班主任的劉淑蓮老師，誇獎溫家寶是“有主見、守紀律、學習刻苦的好學生”。她回憶說，溫家寶性格內向，但是很有主見；讀書非常用功，恨不能把知識全“吃”進去。

代數老師張學聰說，在學生中之所以對溫家寶的印象很深，一是他永遠工整、明瞭的作業本，二是他從中學時代就表現出極強的自理、自律和自強精神。與溫家寶同窗六年的周強介紹，溫家寶喜歡體育，一直是班裡的籃球隊主力，曾代表學校的少年組參加過比賽。

溫家寶1984年寫過一篇文章《南開精神永放光芒》，敍說他在南開六年的生活，“深刻地印在我的腦海裡，南開精神一直鼓舞著我在工作和生活的道路上不斷前進。”

南開精神首先是革命精神。南開中學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在我戴紅領巾的時候，我就從校長、老師那裡瞭解到敬愛的周總理早年在南開的革命活動，知道馬駿等許多革命先烈的事蹟，為母校曾經培育過這樣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而感到自豪。解放以後，在黨的領導下，南開中學是十分重視德育的。學校的共青團組織充分發揮了團結、教育青年的作用，在青年學生中有很高的威信。我清楚地記得，在中學學習期間，我們許多同學不僅努力學習文化知識，而且重視學習馬列和毛主席著作，關心時事政治，追求進步。可以說，中學時期是我樹立共產主義理想和革命人生觀的重要時期。這個時期在南開中學所接受的思想教肓，為以後參加革命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南開精神是嚴謹的治學和刻苦的學習精神。南開的教學品質—直是比較高的。南開中學有很多具有淵博學識和豐富教學經驗的老教師，也有不少解放後培養的又紅又專的中青年教師。他們那種一絲不苟的治學精神和兢兢業業的工作作風給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南開中學的學生學習是很努力的，學校要求也是非常嚴格的。南開中學不僅給我們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礎，而且培養了我們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這些知識和技能至今在工作崗位上都還離不開。

南開精神是朝氣蓬勃的精神。南開中學的課餘生活是豐富多彩、生動活潑的。學校非常重視體育。田徑、籃球、棒球、棍棒操等體育活動開展得很普遍，常常在全市中學比賽中名列前茅。在團組織和學生會的領導下，學校有各種科技、文藝社團，如航模社、話劇隊、合唱團等。週末有社團活動，學期有彙報演出。通過這些活動，使學生增強體魄，豐富知識，活躍生活，陶冶情操。現在想起來、還使人歡欣，讓人振奮。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母校對我的培養教育是永遠不應該忘記的。

多年來一直關注著南開中學的建設和發展，在官方媒體看來，是溫家寶“對母校懷有眷眷的赤子情懷”的真實表現。

矗立在校園內，溫家寶參與、南開校友1999年捐贈母校的座鐘“情繫南開”，座鐘樹碑署名，“溫家寶”位列第三排右數第五個；正像他所要求，名字不要靠前；當時，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在所有署名者中職務最高。

1994年春，他為母校題詞“南開永遠年青”，現懸掛在教學實驗樓二樓的一側，激勵著在校的學子們。（《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溫家寶三次回母校都是其仕途重要轉捩點

发布: 2010-9-15 11:36 | 发布者: 推介 |

自1960年從南開中學畢業後，據官方媒體統計，溫家寶共回母校三次，每次都是靜悄悄地，既沒有驚動地方領導，也沒有驚動學校領導，有時是值班門衛師傅陪同。

高新在《溫家寶傳》中指出，從溫家寶回天津探望父母和南開中學的特定時間裡，更能夠看出溫家寶對父母的感恩和對母校的情懷。

據人民網記者陳傑的文章《溫家寶，從一條小巷走出的大國總理》記述，溫家寶從1990年至今，已經三次回天津探望家人後回到母校參觀訪問，一次是1990年10月2日，一次是1997年10月2日，第三次是2002年9月16日。高新強調說，溫家寶三次返回母校的時間，都是他人生道路的重要轉捩點。

1990年年中，溫家寶奉江澤民之命以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身份主持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畫的建議》起草小組的工作。在此之前，溫家寶主持重要文件的起草小組已經不知有多少回了，但這一次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入主中南海已有一年時間的江澤民對溫家寶有了初步的政治信任，並在與溫家寶等人討論這份文件的過程中，不但對溫家寶的能力表示欣賞，而且開始有了讓溫家寶涉足經濟領域的想法。

這一年的9月，該文件的起草工作基本完成，等待政治局開會討論通過後便要提交到預定在年底召開的十三屆七中全會。於是，總算長長鬆了一口氣的溫家寶利用“十一”公休假日回到天津省親，一探父母雙親，二訪母校南開。

10月2日下午2點多鐘，溫家寶徒步沿著當年上學時的路線前往母校來到傳達室。他微笑著和藹地對值班的邊大爺說：“我是南開校友，叫溫家寶。我想進學校看看。”邊大爺一聽名字，再—看眼前這位身穿深藍色中山服的溫和的中年人，確實就是電視新聞節目裡常看到的溫家寶，他高興得不知如何是好，忙說：“快請進。”

溫家寶首先拜謁周恩來銅像，並回憶起1957年5月4日，周總理從北京給正在舉行“紅五月青年大聯歡”的南開中學母校同學們來信時的難忘情景。當他看到眼前那熟悉而親切的中樓、東樓、范孫樓、北樓，那綠色的長廊，那西後院操場，那五排灰磚平房宿舍和那巍巍的大禮堂後，一下子自己在這裡生活、學習的情景，一幕幕清晰地展現在面前。

這時，正在校內值班的人事幹部王德華以及當時也在校內的王志剛、封毓中老師得知溫家寶到母校，請他到黨總支辦公室內稍事休息。溫家寶詢問了學校教育經費情況，又一一詢問當年上學時老師們的情況。當聽說這些老師絕大部分已離、退休了，便一再拜託在場的同志，一定代他向老師問好！

3點10分，從中樓出米，溫家寶參觀校內的“周恩來同志青少年時代在津革命活動紀念館”，然後，來到范孫樓，在一樓嚴范孫的半身漢白玉雕像前合影留念。走出樓來，又在周總理題寫的“我是愛南開的”匾額下合影留念。3點50分，來到學校大門口，溫家寶高興地與在場的校工邊、賈二位師傅及老師們合影留念，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了母校。

1997年10月2日午後，溫家寶與家人靜悄悄地來到母校。這是他第二次返回南開中學。一個月前，溫家寶在十五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同時也在這次會議之前即已被內定要出任國務院副總理。

高新在《溫家寶傳》中介紹，在此之前，外界很少有人知道溫家寶其實是從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開過之後，即已經被安排為不公開的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職務。而十五大的人事安排，意味著溫家寶從黨務系統轉行至經濟領域的過程，已經從幕後歷練開始轉向前臺，更意味著溫家寶的人生道路和政治仕途步入一個的新歷程。於是，溫家寶再次利用“十一”公休假日回到天津，一謝父母親生育教養之親情，二謝母校南開培養教育之恩德。

如果不是因為考慮到江澤民要以中共黨政軍三個一把手的權威身份最後一次訪問美國，中共十六大本來是要在2002年9、10月召開的。年初中共就已對此發出公告，稱黨的十六大將在2003年秋季召開。不過，大會雖然因為江澤民訪美之需推遲到11上旬召開，但9月份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議已經將全部高層人事內容安排完畢，溫家寶已經被正式內定為十六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並在次年3月的第十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接替朱鎔基的國務院總理職務。

此刻，勢在必行的溫家寶又正趕上60大壽，自然更加懷念父母雙親，更加感謝培養他的母校南開，同時也不免回想起了自己當年在雪山冰川、戈壁荒原裡默念著“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的艱苦歲月。於是，他通知屬下，將自己最新一次基層視察的目的地定為甘肅酒泉，而後便從甘肅直飛天津老家……

2002年9月26日晚l0時許，一輛中旅車開進校內，停在范孫樓北側，身著深色夾克衫的溫家寶從車內走出來，對學校值夜班的人員說：“我畢業40多年了，今天來校園裡看看，不要打電話，驚擾別人。”

溫家寶等人從含英樓西口進入上到二樓，這時同學剛下晚自習陸續回到宿舍，當溫家寶來到204室時，高一2班的三位同學見到溫家寶，立刻起立鼓掌歡迎，溫家寶連說：“坐，坐，坐。”招手讓同學們坐下，他就勢在臨近門口的—把椅子上坐下，與同學們親切交談，微笑著問：“一屋住幾個人呀？”“住八個。”同學們答道。溫家寶說：“我上南開時，都住的是平房。那時我也住在204室，所以對204室有特殊的感情。”溫家寶問其中一個同學：“你從哪來呀？”答：“從張家口來的，他是河北、山東省的。”他又問另外的同學：“你們呢？”“我從承德來。”還有的說自己來自秦皇島、邢臺等地，溫家寶聽後說：“好呀，南開大有發展了，四面八方的才子都到南開來了。你們—定要努力學習，將來報效祖國！”

時間大約過了5分鐘，此時是晚上10時10 分左右，溫家寶問同學們：“晚上幾點熄燈？”當聽說10點半熄燈時，說道：“好了，我就不打攪大家了。”

離開宿舍樓後，他在校園內走走看看，值班的翟師傅陪著他，他關切地詢問當年的教師身體情況，又請在場的學校工作人員轉達他對校長康岫岩的問候。

此次溫家寶回母校，原想在校外二緯路與四馬路交口步行到學校。後經警衛人員勸阻，才乘車進入校園。（《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溫家寶多次聲稱“對教師很有感情”

发布: 2010-9-16 10:17 | 发布者: 推介 |

溫家寶的“髮小”李溥回憶說，80年代後期，溫家寶已在中央工作多年了，有一天，溫家寶的母親楊老師若有所悟地向李溥說起當年溫家寶說過的一句話：“有一天，家寶在學校聽了一場報告後，回到家裡，他很堅定地跟我：‘媽媽，長大以後我要為國家做大事！’”

在李溥眼中，溫家寶是個有情有義的人，他雖然“官”越做越大，卻不忘記從前的老師和同學。

“1968年，已讀完研究生的溫家寶從北京地質學院分配到甘肅省地質局地質力學隊，從事野外探礦工作，一干就是十一年。”“剛好也是這一年，我大學畢業後從天津被分配到塞外宣化部隊農場勞動，接受工農兵‘再教育’。從此，我們徹底失去聯繫。1978年，我從滄州地區的一所農村中學，調回天津南開中學母校任教。”

李溥有些興奮地說道：“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那是1983年初秋的一天晚上，我正在燈下備課，忽然聽見院子裡有人喊我的名字‘李溥！’，我立刻推門出去，只見在皎潔的月光下站著一個既陌生而又熟悉的人，神采奕奕的，但我很快便認出了是溫家寶。”

“他的突然出現，真讓我喜出望外！我忙請他到我的9平米陋室裡坐，他進屋後在我的下鋪床邊坐下。他那天穿了一件筆挺的藍色中山裝，非常精神。他微笑著告訴我，不久前他從甘肅省地質廳調到北京地質部做副部長了。”

“我自然為他感到高興。他還關切地詢問起我的工作情況與南開母校的情況。”

溫家寶的到來，一下子使小院子熱鬧起來，李博的母親、父親、弟弟、妹妹都過來跟溫家寶說話，溫家寶還像當年那樣，親切地與大家交談。

“從南開中學畢業以後，溫家寶很多年沒有回到天津，那天他從北京回天津來看望父母，而看望的第一個南開校友就是我。從此我和溫家寶恢復了聯繫，並常去溫家寶北京的家中看望。”李溥不無自豪地說。

“溫家寶總是念念不忘自己的恩師。每次去北京和他交談時，他總是打聽學校情況和幾位老師的身體情況，並囑咐我一定代他向陳東生老師、孫養林老師、喬慈忠老師、安同沛老師、劉鐸老師、張思聰老師等問好。”

2003年11月下旬，令溫家寶敬重的南開中學的生物老師孫養林先生病重，住進了二中心醫院。

李溥立即打電話向已出任國務院總理八個多月的溫家寶報告這一情況。李溥說：“他讓我代替他去醫院看望孫先生，並要給孫先生送上一束鮮花兒，寫上‘祝您早日康復’。我問‘落款怎麼寫？’他說，只寫‘您的學生敬獻’，提醒我不要寫他的名字。”

“我當然照辦了，來到第二中心醫院，帶來了學生溫家寶送給孫養林先生的鮮花。沒過幾天，11月26號，孫養林先生的病情惡化，我又及時打電話報告給北京的溫家寶。他聽後，沉默了一會兒，對我說，‘如果孫先生不幸去世，你就替我買個花籃。’”

11月27日，經搶救無效，德高望重，深受學生愛戴的孫養林先生與世長辭。在北倉送別孫養林先生的靈堂裡，擺有不少花圈，但是一個寫著：“恩師孫養林先生千古”“學生溫家寶敬挽”的花圈格外引人注目。

2009年9月28日，溫家寶到天津南開區欣苑社區考察，遇到曾居住在達摩庵胡同的居民，問及“普育學校”。足見，“普育學校”在他的心目中感情很深。

2006年7月，溫家寶在中南海召開座談會，聽取教育專家的意見，他向專家們保證，“我能做到四條：第一，我有使命感，在我這一任政府要把教育擺在重要位置。第二，我對教育有熱情。這種熱情不僅基於我對它的認識，而且基於我一種特殊的情感。我的父親母親都做教師，幾乎一家人都是教師。所以我說我有熱情。第三，我有意志。我們問題存在很多，但是我們能夠克服困難，把中國的教育一步一步地推向前進。第四，我對我們的教育家充滿信任。”

2004年9月5日，溫家寶看望北京第二實驗小學退休教師霍懋征時說，“我對教師很有感情，我的爺爺、父親、母親都是教師。”他回憶說：“那時家裡很小，夜裡我睡醒了還看到他們在備課，我很敬重教師這個職業。”

新普育學校按照天津市恢復建設一批歷史名校的規劃，於2007年11月開工，在宜興埠第二小學原址恢復重建，為九年一貫制學校，總建築面積 3.92萬平方米，是一所教育教學設施先進、具有歷史文化特色、校園功能臻於完善的新型學校。

新校及校史展也向宜興埠的鄉親開放，溫家在當地口碑甚好。“溫瀛士一家最了不起的，是教人們讀書，增長智慧，去除愚昧！”宜興埠人、小學曾受教於溫家寶父親溫剛的老新聞工作者王慰增如是說。（《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溫家寶爲何選擇攻讀地質專業？

发布: 2010-9-17 08:22 | 发布者: 推介 |

也許是當地理教員的職業習慣，溫家寶的父親溫剛對地質學情有獨鍾。他搜集了很多地質書籍，其中就有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早年的許多著作。溫剛曾多次對已考入南開中學的溫家寶說過，中國地大物博，遍地都是寶藏，那些礦產資源需要青年人去勘探開採。

也許父親的教誨打動了兒子，1960年夏，南開中學畢業的溫家寶果真下決心報考了新中國成立初期所建的北京地質學院（現為中國地質大學），被地質礦產一系——地質測量及找礦專業所錄取，從此與地質礦產結緣達四分之一世紀。

除了受父親的影響，18歲的溫家寶選擇學習地質，應該說還跟當時的中國政治和經濟形勢密切相關。溫家寶讀南開中學時，正值中共建政初期，中國正在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官方媒體稱，那時百廢待興，以毛澤東、周恩來為首的第一代領導人對地質工作給予了極大的關心和重視，稱地質工作為“建國之本”、“立國之綱”。

1950年2月17日，毛澤東在中國駐蘇聯大使館接見中國留學生時，在留學生任湘的筆記本上深情地寫下了“開發礦業”的題詞，同時亦是對青年人的號召。

1956年3月，毛澤東在聽取地質部工作彙報時指出：“地質部是地下情況偵察部。地質工作搞不好，一馬擋路，萬馬不能前行。各方面要支持它，監督它。”

同年，周恩來在《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報告》中指出：“必須繼續加強地質工作，並且使地質普查工作和重點勘探工作正確地結合起來，爭取發現更多的新礦區和礦種，探明更多的礦產儲量。”

1957年5月17日，劉少奇在接見北京地質學院畢業生代表時說：“地質工作是國家很要緊的工作。要建設我們的國家，就必須要有地質工作……你們是建設新時期的遊擊隊、偵察兵、先鋒隊。”並鼓勵有志青年到祖國最需要的第一線，爭做先鋒尖兵。

在談到這段歷史背景時，報告文學《溫家寶的平民情懷》一文描寫稱：第一代中央領導人重視和關心地質工作的諄諄話語都深深地印在溫家寶的腦中，特別是南開校友周恩來總理的講話：“必須繼續加強地質工作……爭取發現更多的新礦區和礦種，探明更多的礦產品儲量。”

也就是在周恩來講話這一年的5月4日，他從北京給正在舉行“紅五月青年大聯歡”的南開中學母校同學們寄來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溫家寶很受鼓舞，聯想到總理對同學的希冀，他一下子鍾情地質工作來了。他把老一代領導關心地質工作的指示全都收錄自己的小筆記本上。後來在“談理想”的命題作文中，他莊嚴地寫道：“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只有當個人理想與祖國需要結合在一起時，那才是青年人的正確理想，正確選擇……”

這一年，中共中央同意地質部的報告擴建石油地質局，規劃和管理石油普查工作，建立區域性、綜合性的石油普查大隊。

這一年，中國地質工作碩果累累：先是發現湖南林竹園大型白烏礦，而後探明了在甘肅省永昌特大硫化鎳銅礦床，最驚人的發現就是東北大慶油田……這些都給予報考地質學院的溫家寶以極大的鼓舞。

這一年，溫家寶胸有成竹地走進考場，不考南開、天大、北大、清華等重點，而以優異成績考取了他理想的也是一般人不願報考的地質學院，據說這讓他的班主任鎖眉不解，但卻令他教地理的父親溫剛心滿意足，因為父親相信幹地質是大有作為的。

這一年的9月，父親溫剛高高興興地把兒子溫家寶親自送到了地質學院。當溫家寶戴上“北京地質學院”校徽出入校門的時候，父親的臉上也露出由衷的笑容。事過半個世紀，當記者問起溫家寶當初為什麼選擇地質學院時，他說“秉承父訓——中國地大物博，礦產資源豐富，等待年輕一代去開發。”

應該說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地質學院的溫家寶，接下來五年的本科學習是不成問題的。據他的同學回憶：溫家寶是一個謙遜，不滿足的人。

1965年溫家寶讀畢業班時加入中國共產黨，本科畢業時他所得到的評語是“品學兼優”，並被批准留校攻讀地質構造專業研究生。

宗海仁在《第四代》一書中評論稱，從1960年到1968年，“北京地質學院的八年學習，使溫家寶具備了發展成為一名地質科學家的良好條件。”（《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溫家寶學地質，36門功課35門優秀

发布: 2010-9-24 08:15 | 发布者: 推介 |

2007年“五四”青年節當天，溫家寶在中國人民大學探訪青年學生時曾透露，在大學期間他喜歡讀課外書，但學習成績也十分優秀，“36門功課，得了35門優秀”。

在探訪中，一位同學提到溫家寶總理常在談話中引用詩文，有很深的文學造詣。溫家寶笑說：“我在網上看到，瀋陽有位教授曾把我幾次記者招待會引用的古代詩文統計了一下，說我引用詩文95％是教科書上沒有的，這應該引起我們的深思。”

溫家寶說，他引用的詩文都是自學的，引用主要是因勢因時而用，“比如我們過去常講憂患意識，為什麼要有憂患意識？我讀貞觀之治，讀唐書，它就會告訴你理由，你不知道所以亂，就不知道治。最近我在想，有些事情不是不知道，‘人之云，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知道不是最難的，行動才是最難的，不僅行動是最難，善始善終才是最難的。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的學校應讓學生多讀些書，多讀些課外的書。”

溫家寶還說，他在大學時50%的時間讀教科書，應付考試；50%的時間讀課外書，36門功課，他得了35門優秀。

在談到在北京地質大學讀書時，溫家寶回憶說，“我把別人的睡覺時間拿來讀書，晚上回宿舍，同學們都睡了，我總是讀到最後熄燈。睡到半夜起床，又開始讀書。那時候我沒有手錶，大約是早上兩三點就起床了”。

溫家寶接著表示，他不希望現在的大學生們都像他那樣苦讀書，但希望大家博覽群書，多記點知識總是有用的。

溫家寶還對同學們說：“對國家和人民的熱愛不是憑空產生的，是在對國情、歷史、人民走過的道路深刻理解的基礎上產生的，沒有深刻的理解就不會產生深厚的愛。因此，希望同學們不僅在學校認真學習，還要走到實踐中去，向實踐學習，向人民學習。”

2010年5月4日，溫家寶在北京大學與學生交談時，又談起了在北京地質學院求學的經歷。溫家寶說，讀大學期間，他不僅讀地質方面的書，還廣泛涉獵文學、歷史、外語等方面的書。

溫家寶還以李四光、錢學森的例子來說明文理兼通的重要性：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寫下了中國的第一支小提琴曲；錢學森的畫畫得很好，他的音樂造詣對他的科學研究也不無裨益。溫家寶還希望同學們“讀好書、好讀書、讀書好”。

大學同窗：天生聰穎，記憶力極強

據溫家寶當年同班的一位大學同學回憶，他們當時學制五年，大學二年級後又重新分班，溫家寶當時學習成績很好，後來考取研究生。

當記者詢問她對溫家寶的主要印象時，她機智地說：“你應該很清楚啊！”而當記者問同學對他的評價如何，她笑著說：“問問老百姓就知道了啊。”

她接著說：“我們的同學一般都不接受媒體在這方面的採訪，他的生活、學習、為人等我們是很瞭解的。”

不過，並不是所有的溫家寶大學同窗都像這位女同學那樣“不肯接受採訪”或“談論溫家寶的生活、學習和為人”。范興運——這位被稱為“溫家寶的秘密特使”的人，既是溫家寶的大學同桌，又被網友們稱為“溫家寶的鐵哥們”——不但接受媒體訪問大談溫家寶，而且還專門撰文介紹大學時代的溫家寶。

我們先看看范興運的頭銜：溫家寶的大學同班同學、中共《決策內參通訊》編輯部高級顧問、編審副主任、特別調研組長、全國諸葛亮研究會會長，著名作家和新聞記者。

此外，范興運還是中國國內第一位公開正式出書“批鄧反江”的人。他的“批鄧反江”著作《劍竹丹葉》一書，榮獲中國文藝金爵獎、文學最佳獎、當代文學卓越貢獻獎、國際優秀作品獎，譽稱“中國奇書”和“紅色經典”。詞條收入《中國攝影家大辭典》、《中國當代藝術界名人錄》、《中國攝影家全集》、《世界名人錄》、《世界藝術家人才紀錄大全》、《世界文化名人辭海》等權威辭書，事蹟載入大型史冊《中華人民共和國創業功臣大辭典》和《中華魂．優秀共產黨員成就博覽》叢書，“被譽稱為：時代的先鋒，民族的脊樑，中國當代傑出共產黨人。”

范興運60年代，在北京地質學院地質系地質測量及找礦專業11603班，曾與溫家寶同班學習、同室生活五年。在范興運眼中，學生時代的溫家寶，生活樸實，衣著無華。學習刻苦，品學兼優，各門功課多是5分優秀（5分制）。溫家寶天生聰穎，記憶力極強。聽課筆記，有條不紊，字跡端莊秀麗，非速記也能夠記錄老師的快速口述。

北京《風雲》雜誌的撰文說，溫家寶和范興運是同桌，教范興運快速記錄的方法，後來范興運當新聞記者，受益匪淺。范興運談起當年與溫家寶相處的往事，歷歷在目，如數家珍：

“在校期間，我和溫家寶等同學，有幸近距離見過偉人毛澤東。大學本科畢業，我分配貴州工作，溫家寶留校讀研究生（後分配甘肅工作）。臨別溫家寶簽名贈我方志敏著《可愛的中國》一書作念。這本書伴隨我走上雲貴高原，走遍大江南北和大半中國。中國可愛，可愛的中國！五載同窗一世情，這本書和溫家寶的贈言，奠定了我的共產主義世界觀和人生觀。”

“溫家寶是一個重情義的人。溫家寶親臨災區指揮抗災搶險，真情實意地慰問災區群眾，世人有目共睹。有些鮮為人知的‘小事’，也可以見其高風亮節和大家風範。”

“大學畢業幾十年後，在北京同學聚會，溫家寶有時間也一定以同學身份（不帶警衛人員）到會。有一次我在京電話問道：‘家寶，同學聚會你去嗎？’答：‘去！’專車先行到達。有個同學的夫人是工人，沒有參加（列席）聚會，溫家寶獨自步行到家看望了她，談話40分鐘。有一次溫家寶在河南某地考察，得知一位在四川工作的同學老家就在此地，特意去看望其身為農民的父母。國務院警衛執勤的戰士和我說過溫家寶：‘首長很好，平易近人，上下班不讓接送。我們在崗上下不來，首長還親自給我們送茶水呢！’”（《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溫家寶下鄉勞動“肩膀都磨破了”

60年代初，連續三年嚴重的自然災害，生活極端困難。溫家寶和同學們在京郊平西府村參加勞動，體驗農村生活，和農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給村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0多年後，同學們回京聚會，專程到平西府村回訪。

2009年7月，范興運撰寫一篇題為《平西府緣永垂青——原北京地質學院11603班老同學平西府村回訪紀行》的文章，回憶了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溫家寶等同學到京郊農村與農民交往的往事：

2005年9月11日，首都北京秋高氣爽。通往八達嶺的高速公路上，一輛旅行車在平穩地行駛，來自廣西、安徽、江西、河南、山東、河北、京津等地的十幾位老幹部，談笑風生憶當年，仿佛又回到了青年時代…… “十三陵水庫”，毛澤東筆鋒蒼勁的草書石刻映入眼簾。車子向昌平區北七家鎮平府村駛去。

這不是普通的觀光之旅，而是來自各地原北京地質學院11603班的老同學畢業40周年特別聚會——專程去曾經勞動過的平西府村回訪。

20世紀60年代，高等院校參加生產勞動是學生的必修課程（每年有兩次勞動）。當時適逢“三年自然災害”時期，農村生活極苦。同學們身背行裝，步行幾十公里，到京郊平西府村和農民群眾實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進行社會調查，體驗農村生活，給同學們留下了深刻的記憶。人到老年更懷舊！難忘北京五年的校園生活，也難忘曾經勞動過的平西府村。

今日平西府，說“村”，然而已經城鎮化了。市區公車線路直達，交通十分方便。車在村頭停下。“平西府村”樓牌，高聳矗立，給人們一種到了“南天門”離“天堂”不遠了的特殊感覺。舊地重遊，老同學們用攝像機、照相機記錄著這平西府村的新貌。

來到當年第三生產隊馬大娘的新居，大娘不在。42年的時差，當年24歲的馬大姐馬淑敏已經是花發老人了。馬大姐熱情地接待我們，特意為我們煮熟了愛吃的鮮玉米，還高興地拿出當年的老照片給大家看，感慨萬千……

當年，全班同學在平西府村參加勞動，是多家分。我拿出一張老照片請馬大姐辨認。馬大姐憑者記憶，帶我去多家走訪。幾經周折來到當年三隊李淑蘭家。馬大姐指著坐在門口的一位白髮老人說：“這就是當年的三隊婦女隊長李淑蘭！” 平西府村李淑蘭同名者多，不好冒認。我拿出照片恭敬地說：“老人家您好！請認認一認這照片上的人。”李淑蘭帶上老花鏡指著照片說：“這就是我呀！”老人抬起頭神色凝重地端詳著我。我和顏地說：“老人家，記不記得當年幾個學生在你家住過？”老人家盯住我的臉看了許久，好象是在腦海裡檢索記憶。

“我叫范興運，在嫂子家住過！”我躬腰說道。

“啊！范興運——你怎麼來了？”老人家一把握住了我的手驚喜地問道。

“陳朝胡、范興運、溫家寶、張幼勳、周萬源、季茂政……”老人指著照片不假思索地說著。真想不到時隔42年，74歲高齡的李淑蘭老人還能夠在一張小小的黑白舊照片上準確地叫出每個人的名字，記憶太深刻了！

李淑蘭老人拿著照片站起來，喜淚橫流，一把攬住我的頭，緊緊地貼在她的臉上說道：“你們在我家住，掃地、擔水，溫家寶的肩膀都磨破了……”

俗話說“男兒有淚不輕彈”，然而此時此刻，我卻禁不住兩行熱淚落了下來。

“嫂子！陳朝胡，還有很多同學都來了！”我說道。

“金玲，快推車來，帶我去找陳朝胡他們！”老人急忙喊兒媳推車。兒媳王金玲年輕利索，騎上三輪車帶著婆婆飛快地來到街上。李淑蘭老人看見同學們，來不及下車就喊道：“陳朝胡——”同學們都圍了過來，陳朝胡上前握住老人的手說道：“嫂子，我是陳朝胡！”

“陳朝胡，你們這些年到哪兒去了？走，都回家去，多住幾天！嫂子給你們做好飯吃！溫家寶在我家住過三年，愛吃嫂子做的飯。”（三年實為三個學期約幾個月，這是老人的習慣說法——筆者注）老人緊緊握住陳朝胡的手久久不放和同學們照了一張合影。天若有情天不老，多麼好的農村嫂子啊！這就是中國勤勞樸實農民的縮影，中華民族的脊樑！幾個學期的農村生活，使我們這些學生比較深刻地認識了“農村、農業、農民”。

夢繞魂牽幾十年，終生難忘平西府這段農村情緣。詩曰：

半世風雨識人生，白髮無悔對銅鏡。

諸事滄桑雲煙過，平西府緣永垂青。

值得注意的是，范興運在文章中特意強調了“北京地質學院11603班的老同學畢業40周年特別聚會”，作為同班老同學，溫家寶參加了這個在北京舉行的“特別聚會”，但他沒有隨同“來自廣西、安徽、江西、河南、山東、河北、京津等地的十幾位老幹部”一起回到平西府村看望仍記著他的“農村嫂子”。（《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溫家寶在學術上深受李四光的影響

发布: 2010-9-26 09:21 | 发布者: 推介 |

1965年5月18日，溫家寶作為北京地質學院應屆畢業生代表之一，受到時任地質部長李四光的接見，李四光勉勵溫家寶等人要樹立雄心壯志和嚴謹的科學態度，為找出更多的礦藏和發展地質科學做出貢獻。

從學術上看，溫家寶當年所遵循的地質力學理論是李四光所創，李四光並用這一理論分析中國東部地質結構特點，為中國在大慶等地找到石油作出了貢獻。

《溫家寶傳》的作者高新認為，溫家寶後來在地質工作實踐中作出的成果，是師從李四光的地質學理論。他曾有數篇學術論文在中國地質學界權威雜誌《中國地質》上發表。如果他不是在43歲那年被調進中南海，最終很可能會成為李四光的學術傳人，甚至成為中國地質界的泰斗級專家。

如果說溫家寶少年時代考入的南開中學堪稱中國第一，溫家寶中學時代進入的北京地質學院也是該領域裡的中國第一，那麼大名鼎鼎的李四光無疑是地質學家中的中國第一。而後來溫家寶在地質工作實踐中所取得的成果，也是師從李四光的地質學理論。

出生於1889年的李四光，15歲留學日本，16歲參加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成為創始會員之一。1913年進入英國伯明罕大學學習地質學，1918年獲理學碩士學位，1920年回國任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系主任，培養了一大批地質人才。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長。

1931年獲伯明罕大學理學博士學位，1934年赴英國講學，主持倫敦、劍橋等八所大學舉行的“中國地質學”講座。1947年獲挪威奧斯陸大學榮譽博士學位。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0年，李四光自英國回國，先後任全國地質工作計畫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地質部部長、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二屆和第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地質學會理事長、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席、全國地層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所長和古生物研究所所長、中華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主席、中國第四紀研究委員會主任、中國原子能委員會副主任、地質

部地質力學研究所所長、中央地震領導小組組長、中國科學院地震委員會主任等職務。上世紀50年代中，還任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執行委員會副主席。1955年被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58年當選為蘇聯科學院外籍院士，1969年當選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官方評論稱，李四光畢生致力於地球科學事業。他勤奮好學，博覽群書，學識淵博，注重實踐，悉心鑽研，勇於創新，寫下了數百萬言140餘篇（部）科學論著，為發展地球科學和服務於國民經濟建設、環境治理等方面，做了許多開創性的工作，並在多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創建的地質力學，提出構造體系新概念，為研究地殼構造和地殼運動、地質工作開闢了新途徑；他關於古生物蜓科化石分類標準與鑒定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為微體古生物研究開拓了新道路；他建立的中國第四紀冰川學，為第四紀地質研究，特別是地層劃分、氣候演變、環境治理和資源勘查等開拓了新思路。

為解決經濟建設中能源緊缺問題，李四光運用自己創建的地質力學理論和方法，組織指導石油地質工作，在分析中國地質構造特點的基礎上，指出新華夏構造體系三個沉降帶具有廣闊的找油遠景，上世紀50年代初提出華北平原和松遼平原的“摸底”工作值得進行，為大慶、勝利、大港等中國東部一系列大油田的勘探與發現，為摘掉中國“貧油”的帽子和石油工業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李四光指導鈾等放射性礦產勘查取得突破性進展，為發展中國核工業和“兩彈一星”做出了重要貢獻。

李四光還有力推進了中國地熱資源的開發利用。邢臺發生地震後，他提出進行地應力測量和現今構造應力場分析，研究地震發生、發展的規律，為預測和預報地震指明了方向；他還把這些理論和方法應用於區域地殼穩定性研究，在地殼活動帶中尋找建設“安全島”，以及各種災害的預測與防治等。

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逝世於北京。

溫家寶在甘肅地質力學隊的同事日後寫文章回憶說：

“當時，在中國大陸的地質學界流行如下七種地質力學觀點：一，黃汲清學說（蘇聯傳統派）；二，張文佑（李四光弟子，留美學人）；三，板塊學說（70年代在歐美興起的新學說）；四，李國達（時任中國科學院中南地質礦物研究所研究員）的地窪學說；五，馬杏垣（時任國家地震局副局長，原武漢地質學院教授，李四光弟子）的重力學說；六，張伯聲（時任西北大學地質系教授）的波狀鑲嵌學說；七，李四光的地質力學。而溫家寶在學術上則主要師從於李四光的地質力學觀點。他曾有數篇學術論文在中國地質學最權威的雜誌《中國地質》上發表。”

由此可見，當年的溫家寶如果不是改行從事黨務工作，是很可能成為地質學術領域頂尖級專家人才的。（《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溫家寶的碩士導師馬杏垣勸學生停止絕食

1965年，溫家寶留校繼續攻讀構造地質專業的碩士研究生時，其導師是構造地質學家馬杏垣教授。雖然馬杏垣的名氣沒有在構造地質界獨創自己體系的李四光、黃汲清、張文佑、張伯聲、陳國達的大，但算得上是一個響鐺鐺的人物，而且年齡比這些大家小十來歲。

馬杏垣在地質教育戰線上辛勤耕耘了大半生，可謂桃李滿天下。他親手培養的學生中，有的已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教授，乃至中央和地方各級領導成員。1999年在慶賀馬杏垣八十壽辰時，溫家寶親筆寫下：“賀馬杏垣老師八十壽辰：老驥馳騁途千里，紅杏光照春滿園”。

1919年5月25日，馬杏垣出生在吉林長春市，父親經商，祖籍河北樂亭縣。從少年時代起，他的求學道路，就像我們多災多難的民族一樣，走過了不平凡的歷程。1931年“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剛剛小學畢業的少年馬杏垣，就不得不流亡關內，先後就讀於河北昌黎匯文中學和天津南開中學。

在1935年“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中，馬杏垣參加南下請願團，與大家一起臥軌攔截火車，後輾轉抵南京，抗議國民黨政府不抵抗政策。抗日戰爭爆發後，為了不當亡國奴，他輟學隨一批革命青年和進步人士離開天津，途經煙臺，輾轉到了重慶。1938年5月他加入了當時由周恩來領導的中共南方局地下黨組織，並在八路軍辦事處接受培訓。

1938年馬杏垣高中畢業，考取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地質地理氣象學系，從此走上了一生從事地質科學的道路。大學畢業後，他被留在西南聯大地學系當助教。1945年抗戰勝利後，他考取了英國文化委員會獎學金出國留學，並於1946年1月赴英國愛丁堡大學地質系攻讀博士學位，師從於當代著名的地質學家之一Arthur Holmes（亞瑟?霍姆斯）教授。

1948年8月馬杏垣以優異的成績和高水準的論文獲得了博士學位，並在倫敦召開的第 18屆國際地質大會上宣讀了他的論文。隨後，告別英國回國，應聘到北京大學地質學系任副教授。

從1948年底起的近30年裡馬杏垣一直從事地質教育，他先後在北京大學任副教授、教授，北京地質學院教授、教研室主任、副教務長和副院長等職。中共建政後，作為“開路先鋒”的地質礦產工作，急需大量人才，因而創辦地質學院成為地質部門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這時的馬杏垣教授，團結自己的師長和學友，帶領原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天津大學和唐山鐵道學院在校學生，投入北京地質學院的籌建工作。他組織年輕教員和學生到全國各地去採集教學標本；親自講授普通地質、構造地質課程，並到周口店建立教學實習基地。

隨著北京地質學院的日益發展，他肩上的擔子也越挑越重。為培育新一代的構造地質學人才而辛勤地耕耘著，他親自開設《中國區域大地構造》課，主編了《構造地質學基礎教程》。重視野外是地質科學的第一實驗室，野外實習基地是培養地質專業人才的第一課堂。

馬杏垣經常教導學生們說：要成為一個優秀的構造地質學家，首先必須掌握辯證唯物的構造觀和方法論，這樣才能駕馭不同尺度和不同層次的構造現象，才能在研究中國地質時防止出現教條主義或經驗主義現象；其次還必須踏踏實實地在一些關鍵地區苦幹幾年、十幾年，只有通過艱苦探索形成獨到見解的基礎上，才能全面鋪開，多方面吸取營養，豐富自己，這就是他歷來堅持的“一地起家”培養地質人才的道路。

馬杏垣不僅創立了一系列的優秀教學思想，而且身體力行在北京西山建設天然實驗室。他親自組織過多次不同比例尺，以不同地質內容為重點的地質填圖和調查，支持和鼓勵他身邊的一些青年教員，長期堅持西山的研究工作。在他的言傳身教下，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優秀的構造地質研究人才。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馬杏垣受到嚴厲的衝擊和批判，北京地質學院被遷出京城，10年沒有招生。粉碎“四人幫”後，他首先行動，面對原校已毀、新校未成的嚴重局面，憂心如焚。頂著“反遷校”的帽子和上邊的種種壓力，以他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代表廣大教職員工，聯合有關老領導、老專家，親自上書，向中央領導多次反映意見，終於得到鄧小平等中央領導的支持，利用原北京地質學院校舍、設備和在京師資創辦了地質學院研究生部。

雖然1978年之後，馬杏垣去地震戰線繼續他對地球科學研究的追求，不過他對學校的關心和對他的學生們的指導卻始終沒有間斷過。學校改名為“中國地質大學”後，又再聘他為兼職教授，仍然繼續擔任地質構造學科的學術帶頭人。

官方評價稱，馬杏垣辛勤耕耘了大半生，為培養新一代地質學家作出奉獻，用注重實踐的優良學風，影響和教育了一批又一批的大學生和研究生。他親手培養的研究生有的現在已是研究所所長、教授、地學部門的高級研究人員，乃至中央領導成員。20年來他培養了十余名博士，數十名碩士。從研究生的選題，野外工作，論據的獲取，結果的得出、驗證及論文的結構他都要一一過目，親自指導，從不當掛名的空頭導師。花甲之年他還帶領弟子們去過燕山、陰山、秦嶺、阿爾金山，考察甘孜地震、海原地震、鮮水河斷裂帶、紅河斷裂帶、汾渭地塹、柴達木盆地、雁北高原、內蒙古高原及東南沿海地震帶。

由於長期的奔波和繁重的工作，他的健康狀況日益下降，嚴重的甲狀腺機能亢進，導致了心房纖顫，使他數度住院。

2001年1月22日，馬杏垣因病去世，享年82歲。

網上一篇文章曾這樣談到馬杏垣在八九學潮中的表現的：1989年北京鬧學潮，絕大多數人大常委、知名人物無一不是呼籲政府儘早和學生對話。當時只有五個政協委員則是聯名呼籲學生儘快結束絕食，馬杏垣便是其中的一位，當時大家覺得怪怪的。（《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接到導師來信，溫家寶馬上作指示

比校友溫家寶大兩歲的孟華（後改名叫位夢華）生於1940年，但考上北京地質學院卻比溫家寶晚了兩年。兩人都是馬杏垣教授的學生。

位夢華1962年考入北京地質學院，攻讀地球物理勘探專業。1967年畢業後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從事地震成因及地震預報的探索與研究。1978年歸入國家地震局地質研究所。1981年，作為訪問學者赴美國進修，並於1982年10月去南極，從此與兩極結下不解之緣。

在恩師去世後，位夢華撰寫的紀念馬杏垣的文章，其中間接提到馬老與得意弟子溫家寶的關係：

當我考入原北京地質學院時，馬杏垣先生是副院長。但他教的是地質構造，而我學的是地球物理勘探，所以無緣聽他的課，只聽說他是中國地質界的權威，因而肅然起敬。然而，他也正因為“權威”而倒了楣，“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便被打成了“反動學術權威”，關進了牛棚。馬先生是做學問的，溫文爾雅，從來沒有遭受過那樣的摧殘與淩辱，所以想不通，便躲到湖邊去自殺。結果被人發現，方才免於一死。

史無前例的年代過去之後，馬杏垣先生調到國家地震局任副局長，我在國家地震局地質所從事地震成因和地震預報的研究。有一次在黃山開會，地質界幾位前輩都出席。劫難剛過，春天將至，老先生們都煥發了青春。就在那次會議上，馬先生談到了重力構造問題。在馬先生的指導下，我們組成了一個小組，開始編寫《重力作用與構造運動》一書，前後用了十幾年，到1989年才終於出版。與此同時，馬杏垣先生還作為主編，主持編纂了《中國岩石圈動力學地圖集》，獲國家地震局科技進步一等獎和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

作為一個地質學家，馬杏垣先生對於構造運動的力源一直非常關注。他很早就提出了重力構造的概念，並且身體力行，自60年代起，就在河南嵩山進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識別出了一系列的重力構造。

後來，馬先生又調到國家地震局地質所任所長。有人覺得他的官愈做愈小，他卻一笑置之說：“我本來就不是做官的。”但他很快就發現，官其實愈小愈難當，吃喝拉撒睡都要管，每天雜事纏身，訪客不斷，實在是苦不堪言，最後只好退居二線。

我從美國回來以後，興趣轉到了南極和北極，有人說是見異思遷，不務正業，馬先生卻深表理解，總是給予關懷和鼓勵。1995年，當我為北極考察到處奔波，四處碰壁時，馬先生卻挺身而出，給了我以決定性的支持。他說：“我給家寶同志寫封信，為個人的事情我決不會去打擾他，但這件事關係到國家的利益，相信他會支持的。”果然，溫家寶同志接到他的信後，馬上作了批示。中國首次遠征北極點科學考察計畫終於得以實施，並為我國加入國際北極科學考察委員會創造了條件。後來這一事件被近400名院士投票評為1995年中國十大科技新聞之一，馬先生見了報紙非常高興。

光陰催人老，馬杏垣先生很快就要八十了，國家地震局和中國地質大學等單位籌畫給他慶祝八十大壽。有一天，我在路上碰到了他，便預祝他生日快樂。馬先生笑了笑說：“我不贊成祝壽，一祝就容易死。”當時只當是玩笑，誰知卻不幸言中，不久他就病了，是肺氣腫。

我暗暗祈禱，希望他能康復。就在匆匆之中，跨入了新的世紀，馬先生卻每況愈下，在蛇年到來之前，終於撒手而去。我站在他的遺像前，彼此默默對視，藏在心中的話，只有留待來世……

位夢華在《在北極，我將名字改成“位夢華”》的文章中，再次提到了校友溫家寶對其北極考察的支持：

1991年，我獨闖北極，進入阿拉斯加愛斯基摩人聚居區時發現，北極對中國氣候和環境的影響，比南極要多。在戰略上，北極的石油和天然氣對中國也具有重要的現實和長遠意義。當時，北極的資源已經被其他國家開發，我國對北極進行科學研究迫在眉睫。

於是回國後，我便奔走呼號，呼籲和推動中國儘快開展北極考察。1995年，根據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溫家寶的批示，經原國家科委批准，由中國科協主持、中國科學院組織的中國首次遠征北極點科學考察隊，進入了北冰洋中心地區進行科學考察，並於5月6日到達了北極點，進行了兩極對比與全球變化的研究，極地環境、物理海洋、極地遙感、兩極冰雪的對比與研究和極地生物與生態學的科學考察等。

溫家寶對北京地質學院的感情，可以從他給恩師楊遵儀院士百歲華誕慶祝會的賀信看出。楊遵儀1908年10月生於廣東揭陽，畢業於清華大學，後赴美國獲耶魯大學博士學位，1952年參與創辦北京地質學院並長期任教，是中國古生物地層學教育的奠基人、古生物地層事業的開創者之一。

2007年10月，中國地質大學按照中國在壽星99歲時慶祝百歲誕辰的傳統舉行慶祝會，溫家寶向恩師發上賀信說，“47年前您是我的老師，今天您仍是我的老師。我將永遠以先生為榜樣，像先生那樣做人、做事、做學問。”

溫家寶還對楊遵儀為中國地質科研和教育事業所作出的貢獻給予高度評價：“先生是傑出的地質學家和地質教育家，從事地質學，特別是地層學和古生物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七十餘載。科研建樹豐碩，桃李滿天下，為我國地質事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先生博學篤志，格物明德，不畏艱難，勇攀高峰，把自己的一切都獻給了科學和教育事業。先生的淵博學識和創造精神受到地質界的廣泛贊同；先生的高尚道德和優秀品質成為科技界的楷模……”

1952年，楊遵儀參與創建了北京地質學院。先後擔任地質學院的副總務長、專修科主任，水文系、石油系、普查系和地質系主任等職。曾任中國古生物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地質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地質學會地層古生物專業委員會主任，北京市地質學會副理事長，國際地科聯地層委員會岡瓦納地質研討會會員，二疊紀、三疊紀地層分會及P/T界線工作組等單位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參議委員，《古生物學報》(前十卷)主編，《地質學報》副主編等職務。

1956年，楊遵儀主導編著了中國第一本高等學校古生物學教材。1960年，他和同事們創辦了中國第一個“地層古生物專業”，1962年，在國內首次開設了“生物地層學”課程。楊遵儀培養了大批大學生、研究生和進修生，其中有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中國地質大學（武漢）校長殷洪福院士，中國探月計畫首席科學家歐陽自遠院士等。

被稱為中國地質科學泰斗、中國地質學奠基人的楊遵儀，在百歲華誕慶祝會上，面對台下師生，依然思路清晰、謙虛禮敬。他說：“衷心感謝大家來為我慶賀生日，同時這也讓我感到很不安，因為過去我只是做了我應該做的。”當台下學生對此報以雷鳴般的掌聲時，楊遵儀竟顫顫地欲起身向師生們鞠躬致謝，令台下師生為之動容。

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提起師生們“桃李滿天下”的稱頌，楊遵儀連連擺手。他謙虛地說，“其實也沒什麼值得提的，我只是和學生們一起討論問題的時間多些”，“是他們把我說得太好了”。

“我為學校走出了重要的國家領導人和數十名院士，為身在地大而感到自豪。”這是恩師楊遵儀在談到學生溫家寶時所說的話。

2009年9月17日，楊遵儀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1歲。據報導，病重期間和逝世後，溫家寶、李克強、劉延東、張德江等以不同方式表示慰問和哀悼。（《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文革中的“逍遙派”溫家寶慷慨解囊救同學

发布: 2010-9-29 07:27 | 发布者: 推介 |

1965年以全優成績在北京地質學院本科畢業後，溫家寶便繼續留在該院的地質構造專業讀研究生。“文革”開始後，在“停課鬧革命”的口號下，全國的大學本科及研究生教育全部停止，溫家寶當然也不能倖免。因此，溫家寶讀研究生實際上僅讀完了一個學年。

中國地質大學校史“十年浩劫，學校蒙難”有如下記載：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這次會議標誌著“左”傾方針在黨中央佔據了統治地位，由此在全國爆發了“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釀成了十年內亂。北京地質學院也在劫難逃，教育工作遭到嚴重的破壞，成為“重災區”，元氣大傷。在苦度劫難的十年中，北京地質學院既有令人痛定思痛的嚴重教訓，也有在逆境中憤起抗爭的苦鬥，含辛茹苦，自強不息，艱苦創業的艱辛。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北京大學第一張大字報。6月2日，《人民日報》予以全文發表並刊載了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從此，北京大學率先開展了“文化大革命”。

由於林彪和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篡奪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領導權，到處煽動師生“造反”，進行全國性大串連，衝擊黨政機關、軍事部門、企事業單位，挑動資產階級派性，“踢開黨委鬧革命”，造成“全面內戰”，“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混亂局面。學校的教學、科研等各項工作陷入全面癱瘓狀態。

十年浩劫，學校蒙難，1966-1970年五年間，學校停止招生。

1968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等單位發出《關於派工宣隊進駐學校的通知》。8月25日，工人、解放軍宣傳隊進駐學校，接管了學校的全部工作，進行大批判、大聯合、成立革命委員會、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等所謂的“鬥、批、改”，知識份子受到嚴重摧殘，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從1969年11月15日起，千余名教職工舉家帶口、扶老攜幼，被送往江西省峽江縣仁和公社“五七”幹校接受“再教育”。

“四人幫”的倒行逆施，使高等教育事業遭受一場浩劫。1970年，北京市原有的46所高校中，有13所被迫外遷，其中以地礦、農林院校為主，我校為受害學校之一，使學校更加雪上加霜。自此，學校進入了動盪、顛沛流離狀態。在倉促的搬遷中，儀器、圖書資料、標本、教學文檔等損失慘重，教職員工失去了穩定的安身立命之所，美麗的校園被蠶食、侵佔。

不過，出身書香門第的溫家寶並不願意介入批鬥師長的造反中，成為文革中的“逍遙派”。

曾在南開中學與溫家寶同窗六年的老同學房世祚，曾對香港《大公報》記者回憶說，“文化大革命”初期，自己因莫須有的罪名遭受迫害，無奈之下，身無分文的他頂著被刷了一頭綠油漆的頭髮，步行一百多公里到北京地質學院找到了正在讀研究生的溫家寶。

高新在《溫家寶傳》中也提到，在那場運動的初期，如此形象是典型“牛鬼蛇神”，一般人自然唯恐避之不及，但溫家寶不但熱情地將他留宿，給他出主意，還慷慨解囊，給了他20元錢以解燃眉之急。在那個公共汽車車票只有三五分錢的年代，20元實在是已經可以救人一命了。

《大公報》記者訪問到的溫家寶南開另一位六年同窗，也是他們班同學聚會的聯絡人周強說：“我可以總結一下我們班同學的特點，我們有從事教育工作、法律工作、技術工作的，有當領導幹部的，雖然工作分工不同，但都學有所成。大概是囿於時代的原因，我班同學中沒有一個‘大款’。‘文革’期間我們班的同學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崗位，但沒有一個參加‘造反派’，我們不會隨風趕時髦，只會按照南開教給我們的信念準則踏踏實實地做事做人。”

溫家寶在北京地質學院的一位同年不同專業的同學曾對《溫家寶傳》作者高新說：“這個人（溫家寶）學習成績優秀，但在同學裡人緣很好。沒有參加造反派是肯定的。但當時學院裡的紅衛兵組織雖然派別林立，但哪一派人也不會把鬥爭矛頭對準溫家寶。溫家寶被分配到甘肅不是什麼‘發配’‘充軍’，因為我們地質專業決定即使讀研究生，實習地點也往往是自然和生活條件十分根基的地方。依溫家寶的志向，如果沒有‘文革’，即使學院希望他在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教，他可能也會選擇到基層地質隊去工作。”（《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溫家寶畢業時寫了幾份血書要求去西藏

到了1968年2月，“文革”紅色海洋席捲中國時，偌大的北京似乎放不下平靜的書桌。在地質學院地質構造專業攻讀研究生的溫家寶被迫放棄學業，主動要求前往“邊塞”甘肅.。

2009年2月15日下午，正在天津考察的溫家寶來到南開大學，談論了大學生們普遍關心的就業問題，並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鼓勵同學們到基層工作。

溫家寶說：“我大學是學地質的，畢業後就決心到西藏去，我當時就有一種理想，認為那地方山多，適合我這個專業。我甚至寫了幾份血書。”幽默的話語讓在場學生不由笑了起來。

溫家寶接著說：“研究生畢業以後，我還有留在學校的機會，但是我還是到西北去了。我認為西北是我應該工作的地方。現在回過頭來看，這也是我一生成長非常寶貴的一段時間，懂得什麼叫艱難，人如何克服困難，怎麼去生活。”

“同學們，基層是大有可為的！我希望同學們把到基層工作同自己的事業發展聯繫在一起。除了有政府政策之外，還應該有正確的擇業觀念。但是不管怎麼樣，同學們的就業，政府是記在心裡的！因為你們必定是祖國的未來。你們有信心，你們堅強了，你們有能力，中國就有希望！”

在介紹1968年溫家寶面臨畢業選擇時，報告文學《溫家寶的平民情結》有著一段很煽情的描寫，卻與溫家寶曾寫過幾封血書的“情節”遙相呼應：

時間就到了1968年，正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大潮時，作為26歲的熱血青年的溫家寶，毅然決然地報了名，儘早實現他的“勘探隊員”之夢。當時不少人已經認識了這是“文革發配”，有相當一部分畢業生只要說出一條原因——有病或是父母無人照顧，便可以留在大城市。溫家寶沒想那麼多。因為大學時的志願已定，無須猶豫，他要用自己的雙腳去丈量祖國大地——“頭戴鋁盔走天涯”。

校方最後的結果公佈，他被分配到西北，去了甘肅酒泉地質隊當隊員。無獨有偶，那時的胡錦濤，也於同年自清華大學的水利系，分配到甘肅省劉家峽水電站當技術員。

溫家寶選擇了西北，同時西北也選擇了溫家寶。從此他與祁連山相依相伴。也許是美麗的祁連山水動了感情，一位來自祁連山下，畢業於蘭州大學地質地理系的姑娘，悄悄地走近了溫家寶的身旁，又是洗衣又是做飯……不久兩人走進了婚姻的殿堂，結成了“地質家庭”。那個俊姑娘就是張培莉，從事岩礦鑒定。

據說，初到力學隊，溫家寶因寫得一手好字，被指派到批鬥大會做抄寫工作。有一次，“革命派”的批鬥由文鬥變成武鬥，對被批鬥者大打出手，溫家寶看不下去，加以阻攔，因而被指同情“反革命”，被“發配”到偏僻的農場去幹苦力，或牽駱駝、牦牛去野外作業，一幹便幹了一年。

此後，溫家寶重返力學隊當技術員，長年累月在祁連山一帶勘探礦產，在荒無人煙的野外攀山涉水、風餐露宿，在大西北抵耐風沙和寂寞，在貧乏的物資中度過了11年，避開了無數政治風暴，也對中國貧困的現狀有了深刻的體驗。

中國地質大學的知名校友

2002年10月，在前身為北京地質學院的中國地質大學校慶50周年前夕，溫家寶回到母校看望師生，給地大提出了“品德優良，基礎厚實，知識廣博，專業精深”的人才培養方針和“建設地球科學領域世界一流大學”的奮鬥目標。

在地大50多年的校史中，在校友的眼中，溫家寶無疑是該校最知名校友。地大不但培養出20多名兩院院士，也培養出一批像溫家寶一樣從政的畢業生，如前遼寧省委書記張文岳，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北京市委副書記王安順，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原任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現任安徽省省委常委、合肥市委書記孫金龍，海南省委常委、海南省常務副省長方曉宇等。

中國地質大學校方公佈的資料顯示：建校50年來，畢業生中有20多人入選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兩院院士，在單科性院校中這樣的成績並不多見。先後當選兩院院士的畢業生是：

劉寶珺（1931年9月13日－），天津人，1953屆，1991年當選院士，沉積學家。

馬宗晉（1933年1月4日－），吉林長春人，1955屆，1991年當選院士，構造、地震地質學家及減災專家。

孫大中（1932年6月20日－1997年5月1日），山東威海人，1955屆，1991年當選院士，寒武紀地質學家。

歐陽自遠（1935年10月9日－），江西吉安人，1956屆，1991年當選院士，地球化學家天體化學家。

傅家謨（1933年7月14日－），上海人，1956屆，1991年當選院士，有機地球化學家及沉積學家。

張彌曼（1936年4月17日－），江蘇南京人，1991年當選院士，古生物地層學家及古脊椎動物學家。

葉大年（1939年7月21日－），廣東鶴山人（生於香港），1962屆 1991年當選院士，礦物學家。

李廷棟（1930年10月7日－），河北欒城人，1953屆，1993年當選院士，區域地質學家。

殷鴻福（1935年3月15日－），浙江舟山人，1956屆，1993年當選院士，地質古生物學家。

程國棟（1943年7月11日－），上海人，1965屆，1993年當選院士，冰川凍土學家。

秦蘊珊（1933年6月1日－），遼寧瀋陽人，1956屆，1995年當選院士，海洋地質學家。

汪集暘（1935年10月11日－），江蘇吳江人，1956屆，1995年當選院士，地熱學家。

湯中立（1934年10月30日－），安徽安慶人，1956屆，1995年當選院士，礦產勘察專家及礦床地質學家。

馬瑾（1934年11月27日－），江蘇如皋人，1956屆，1997年當選院士，構造地質學家。

戎嘉餘（1941年12月7日－），上海人，1962屆，1997年當選院士，地層古生物學家。

胡見義（1934年3月25日－），北京人，1997年當選院士，石油地質學家。

金翔龍（1934年11月29日－），江蘇南京人，1956屆，1997年當選院士，海洋地質、海洋地球物理學家。

盧耀如（1931年5月22日－），福建福州人，1953屆，1997年當選院士，水文地質學家及工程地質學家。

鄭綿平（1934年11月7日－），福建漳州人，1997年當選院士，礦床地質學家及鹽湖學家。

張彭熹（1931年2月5日－），天津人，1956屆，1997年當選院士，鹽湖地球化學家。

張本仁（1929年5月28日－），安徽懷遠人，1956屆，1999年當選院士，地球化學家。

鐘大賚（1933年8月11日－），山東青島人，1954屆，2001年當選院士，構造地質學家。

陳旭（1936年－），江蘇南京人，1959屆，2003年當選院士，古生物與地層學家。

金振民（1941年9月－），浙江溫州人，1965屆，2005年當選院士，構造地質學家。

楊文采（1942年10月－），廣東大埔人，1964屆，2005年當選院士，地球物理學家。

馬永生（1961年－），內蒙古人，1984屆，2009年當選院士，地質勘探學家。

莫宣學（1938年12月－），廣西融水人，1960屆，2009年當選院士，岩石學家。

其他知名校友有：

溫家寶：1968屆碩士畢業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國務院總理。

趙鵬大：中國科學院院士、俄羅斯自然科學院院士、國際高等學校科學院院士，中國原中國地質大學校長。

張宏仁：1954屆畢業生，現任國際地質科學聯盟主席。

歐陽自遠：1956屆畢業生，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月球探測首席科學家，中國科學院地球化學所研究員。

李久林：國家體育場“鳥巢”工程的總設計師。

張文嶽：1967屆畢業生，中共第十五屆中央委員、原中共遼寧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省委書記。現任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壽嘉華：1965屆畢業生，原國土資源部副部長兼中國地質調查局局長、黨組書記。

王安順：1983屆畢業生，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北京市委副書記、市委政法委書記。

孫金龍：1990屆畢業生，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原任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現任安徽省省委常委、合肥市委書記。

方曉宇：1976屆畢業生，現任海南省委常委、海南省常務副省長。

黃詒純：1968屆畢業生，現任甘肅省委常委、統戰部部長。

蔣承菘：1962屆畢業生，1998年至2001年任地質礦產部副部長。

嚴宏謨：1957年畢業生，1985年6月至1995年9月任國家海洋局局長、黨組書記。現任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委員。

張一偉：1956屆畢業生，原中國石油大學校長。

武能樂：1959屆校友、越南留學生，原河內礦業地質大學副校長

王富洲：1958屆畢業生，原國家登山隊黨委書記、現中國科學探險協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

李致新：國家級運動健將、中國登山協會常務副主席，1985屆畢業生，1988年參加中、日、尼雙跨珠穆朗瑪峰並獲成功。李志新是唯一登頂的漢族隊員，也是中國地質大學第二位登上世界高峰的運動員，是中國征服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的兩位登山家之一。

王勇峰：國際級運動健將、中國登山隊隊長，1984屆畢業生，1993年參加海峽兩岸珠峰隊登頂成功。他和李致新為中國目前僅有的兩為征服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的登山家。

佟璐：1985屆畢業生，1990年登上了海拔8012米的西夏邦瑪峰，成為中國第一位登上8000米以上獨立山峰的漢族女性。

次洛：1999屆畢業生，1998年5月登頂珠穆朗瑪峰，成為中國第一位登頂珠峰在校大學生。

高崚：羽毛球運動員，2004屆畢業生，2000年悉尼奧運會羽毛球混雙金牌、女雙銅牌，2004年雅典奧運會羽毛球混雙金牌、女雙銀牌。

袁複棟：2005級大學生，中國地質大學登山隊隊員，參與2008年北京奧運會珠峰火炬傳遞，並成功登頂珠峰，被選為2008年中國大學生年度人物。

高山：1989年在中國地質大學（武漢）獲博士學位，地球化學家，2009年11月當選英國皇家化學學會會士。

康學增：中國地質大學產業經濟學碩士，振華重工總裁。

曾玉康：教授級高級經濟師，畢業於湖北地質學院石油地質專業，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副總經理、黨組成員。

郭清海：中國地質大學（武漢）環境學院副教授，2010年被國際地球化學協會（IAGC）授予埃貝爾蒙獎，以表彰其在高溫水熱系統的水文地球化學研究領域取得突出成績，是亞洲第一位獲得該獎的學者。（《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溫家寶告別父母，與祁連山相伴

在黃沙漫漫的大西北，溫家寶從甘肅地質局酒泉地質力學隊的一名普通技術員，一直擢升到甘肅地質局副局長。在此期間，他結識了畢業於蘭州大學地理系的蘭州姑娘張培莉。20世紀70年代初，兩人同結百年之好。

2003年，溫家寶當選總理舉行記者招待會時，向與會者特別提到自己當年在艱苦地區的地質生涯。他說：“我從大學學地質，後又從事地質工作，整整25年。這期間大部分是在非常艱苦和惡劣的條件中度過的。我深知人生的艱辛，也知道國家建設的艱難。但我也樹立一種信心：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只要不畏艱險，勇於攀登，一定能達到光輝的頂點。”

“自已一生中生活和居住過許多地方，但就是對酒泉那個地方的生活印象特別深，回到那裡，對每一處自已熟悉的地方都想再看一看，住一住。”

1968年7月，在如願以償被“批准”去“邊塞”後，溫家寶回到天津向父母辭行。當他告訴父母雙親，自己馬上就要去報到的單位是甘肅省地質局地質力學隊，該隊設在酒泉地區時，一直當中學地理教師的父親立刻走到牆上貼著的中國地圖前，指著甘肅與新疆交界處，背誦了一首古詩：“酒泉張掖近天山，大漠風雲指顧間。莫道行邊人萬里，最西還有玉門關。”

《溫家寶傳》對當時的情形有精彩描述：溫家寶則躊躇滿志地告訴父母，他從小就誦讀過“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的著名唐人絕句，現在更知道那首著名唐詩“平沙莽莽黃入天，輪台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中的輪台，就是自己將要去工作的地方。但具有最艱苦的環境，最惡劣的氣候的地區，往往就是最需要地質工作者的地區。

就在兒子發出這壯志豪情的同時，收音機裡播放出來的是“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艱苦哪里安家。祖國要我守邊卡，扛起槍桿我就走，找起背包就出發……”的“革命戰歌”。

溫家寶的母親楊秀蘭強作笑顏地把唐朝大詩人王維的那首著名的《渭城曲》中“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改了一個字，變成“勸兒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並叮囑他們這位“溫家的寶貝”珍重、珍重、再珍重。

那麼，溫家寶當初為何主動要求去甘肅工作呢？《溫家寶在祁連山的日子》一文解釋說：

他之所以要求去那裡工作並非偶然，當他還在天津南開中學讀書時，甘肅酒泉地區發現了被認為具有長期開採價值的鐵礦床。來自全國各地的五萬建設大軍隨後雲集酒泉，開始了酒泉鋼鐵廠的建設。當時媒體關於這一事件的報導令立志地質事業的溫家寶興奮不已，並由此萌生將來去那裡找礦的念頭。

1968年秋天，只讀了一個學年研究生的溫家寶生平第一次來到了甘肅，成為酒泉地質力學隊的一員，從此與祁連山相伴，開始了長達14載的邊塞生活。

在祁連山艱苦而又充實的生活是溫家寶的人生歷程中一筆寶貴財富，也成為他人生道路上一段永恆而難忘的記憶。

34年後的2002年9月1日，已經被內定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接班人的溫家寶趕在十六大召開之前，專程回到甘肅地礦局第四地質礦產勘查院，他事先要求該單位把自己當年曾經一起共事的老同志盡可能全部請到。

據甘肅第四勘查院的內部通訊記載，與老同事們見面時，溫家寶一一詢問他們每個人的身體狀況、家庭生活及工資收入，同他們一起回憶在極其艱苦的地區一起工作和生活的日日夜夜。

溫家寶任國務院副總理之後，國土資源部也歸他分管。他到地方視察時，地質工作是他關心的主要內容之一。（《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溫家寶初到地質力學隊，從背石頭幹起

前文曾提到，據說溫家寶初到力學隊，因寫得一手好字，被指派到批鬥大會做抄寫工作。有一次，“革命派”的批鬥由文鬥變成武鬥，對被批鬥者大打出手，溫家寶看不下去，加以阻攔，因而被指同情“反革命”，被“發配”到偏僻的農場去幹苦力，一幹便幹了一年。

雖然此說法並未得到曾與溫家寶一起工作過的同事的證實，但瞭解溫家寶這段經歷的人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則透露溫家寶初到地質力學隊時，的確曾在農村勞動鍛煉了一段時間。不過，此次鍛煉並不是因為他同情“反革命”而被“發配”到農村的，而是當時的相關規定——地質隊的新人首先要接受勞動鍛煉。

就這樣，1968年8月，溫家寶到酒泉地質力學隊報到後不久，便同幾位新同事一起被派到酒泉市肅州區豐樂鄉二壩村接受勞動鍛煉。

現年70歲的楊虎學是二壩村農民，60 年代末曾擔任過二壩村大隊的革委會副主任。他對當年溫家寶勞動鍛煉的情景記憶猶新。

楊虎學說，記得那是1968年9月。溫家寶和另外四個男同志及兩個女同志來到二壩大隊勞動鍛煉。那時候運輸工具少，運肥料主要依靠大車。楊虎學經常趕皮車，溫家寶和其他幾名地調隊的年輕大學生就給皮車裝肥料。對溫家寶，楊虎學最突出的印象是：話不多，但幹活很踏實。後來豐樂公社在臺子溝修水渠，社員們給渠裝背石頭，溫家寶和社員一樣背，並不比當地勞動力背的少。

與溫家寶再次見面是1970年7月，那時候，楊虎學在鏡鐵山二把哈垃領著社員修備戰路。有一天，溫家寶和地調隊一位叫小米的同事拉著駱駝，路過二把哈垃，天快黑了，走的十分疲倦。楊虎學走出帳篷遇見溫家寶和小米時，見兩人嘴唇乾裂。在這海拔3000多米的地方，見到豐樂公社認識的熟人，溫家寶顯得很高興。第二天早晨，天剛濛濛亮，惦記著工作的溫家寶和小米就出發了。

談起這件事，楊虎學顯得很激動，溫家寶以及地調隊同事們的吃苦精神令他今生難忘。

陳志醜是酒泉市肅州區豐樂鄉三壩村五組農民，70年代曾在酒泉火車站當過幾年裝卸工。這期間，他有幸認識了溫家寶。對溫家寶的印象，陳志醜概括了四個字：樸素，隨和。陳志醜回憶說，當時他在火車站行李房幹活。溫家寶經常到火車站行李房，主要領取從外地調運來的地質、水文器材，每一次去溫家寶都和和氣氣，跟裝卸工人聊上幾句，器材一到就親自動手往車上裝，時間久了也跟工人打成一片，與大家開玩笑、勞動。

在酒泉市豐樂鄉二壩村三組的楊恒學家中，溫家寶曾住過一段時間。時間雖然短暫，但溫家寶的好學，給楊恒學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楊恒學回憶說，溫家寶是在 1968年9月勞動鍛煉時住到他家的。他們一起有好幾個人，女同志跟三隊的兩位老大娘住在楊恒學家的伙房裡，溫家寶和另外幾位男同志住在楊恒學家的北屋裡。

剛來時正趕上生產隊打胡麻，溫家寶雖然不是太會，但還是很勤快地同社員們一起攤場，並學著揚場。打完胡麻，社員們都上祁連山一個叫臺子溝的地方修水庫，溫家寶也跟著去了，同大夥兒一起挖渠溝，背石頭。

楊恒學說，當時勞動強度特別大，溫家寶他們在社員家裡吃派飯。吃的最多的是包穀面和小米飯。儘管生活條件艱苦，可溫家寶一閑下來就裹著老羊皮襖看書，看完一本又一本，溫家寶的生活也很有規律，每天總是早早起床，把院落打掃乾淨，再聽收音機瞭解外面的世界。

如今，溫家寶當年住過的房屋都還在，雖然歷經幾十年，房屋已破舊不堪，但楊恒學一隻沒拆，他說：“看到這間房屋，當年那個好學的‘溫技術員’像又站在了我面前了。”（《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溫家寶主動要求去甘肅是為追求愛情？

說起溫家寶初到地質力學隊就和幾位新同事到農村接受勞動鍛煉，其中還包括幾位女生，便讓人想起在中國地質界有一段關於溫家寶的傳聞：溫當初主動要求去甘肅，是為了追求同校的一個女生……

旅居波士頓的“甲城老武”曾在2008年5月5日在網上發表一篇文章，說的是“聽同事講溫家寶”。當年也曾在地質界“混了”多年的老武寫道：

老武雖然和溫家寶同在地質部門工作過，遺憾的是從來沒有親眼見過他。他當地質礦產部副部長的時候，我在上研究生。當時，我經常在《地質報》上看見這位排在後面的副部長的名字，總覺得這個名字有點土氣，但也好玩。我碩士學位完成後就留在北京的研究機構，這時家寶已高升為中央辦公廳主任，官比部長朱訓大得多。

溫家寶在讀研的時候趕上了文化大革命，未畢業便去了位於甘肅酒泉的甘肅地質局地質力學大隊。有的同事說溫家寶去甘肅酒泉是因為當時在地院追求一個女生，人家沒有答應。那個女生後來去了蘭州，溫家寶便跟著去了蘭州。到了蘭州人家還是沒有跟他，溫家寶就乾脆去了酒泉。這個故事是真是假，本人沒有考證。

溫家寶到了酒泉，桃花運就來了。地質隊就有兩個不錯的姑娘追逐他，一個是江蘇的，另一個就是現任夫人張培莉。溫家寶的自身條件也非常好，其一是共產黨員，其二是研究生學歷，其三就是人長得也不錯。溫家寶原本對那個江蘇姑娘情有獨鐘，但經不起張的糖衣炮彈，幾個回合下來家寶就被張給捕獲了。

張培莉在地質隊有個外號叫“一陣風”，意思是做什麼事都是風風火火，而且非常乾淨、利索。每次溫家寶從野外回來，人還沒進屋，張已經把洗腳水給他打好了。吃飯的時候，溫家寶還沒來得及動身去食堂，張培莉已經替他打好了飯。溫家寶有一個毛病就是嘴巴把不住風，經常把隊裡的一些內部消息講給老婆，老婆又把它傳出去。

不管老武講的這個“溫家寶因追地院女生而主動要求去甘肅工作”的“故事”是真是假，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他的確在到酒泉地質力學隊工作沒多久，便“無心插柳柳成蔭”，“抱得美人歸”了。

從溫家寶當時的政治表現、性格和為人來看，說他是為了追求女生而主動要求去甘肅工作，似乎不符合其溫文爾雅的形象，可愛情的動力是難以估量的。據說，溫家寶與蘭州大學地質地理系畢業的張蓓莉認識沒多久，兩人便喜結連理，比翼雙飛了。（《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溫家寶名如其人，跟隊友親如兄弟

在酒泉市肅州區豐樂鄉二壩村接受近一年的勞動鍛煉，到了1969年夏天，溫家寶便和幾位新同事一起返回了酒泉地質力學隊。

回到地質隊，溫家寶就當上了技術員，工作主要是從事祁連山地區區域地質調查，也就是填出不同比例尺的地質圖以供找礦使用。這是最基礎的地質工作，也是最艱苦的一項工作。

溫家寶從地質技術員幹起，常年奔波在野外，用當年一起工作過的老同志的話講，就是一年四季穿皮襖，沒見過夏天。有關地質部門至今仍在使用的祁連山1：20萬區調圖就是在當年還是技術員的溫家寶的參與下繪製完成的。

王志恒是當時地質調查隊的工程師，由於是地質方面的專家，退休後又被返聘回甘肅第四勘查院（簡稱“四勘院”，即當年的力學隊、地調隊），提起當年從事野外地質調查的艱苦和溫家寶參與繪製的祁連山1：20萬區調圖，王志恒比劃著告訴記者，當時隊裡的區調工作主要集中在祁連山區，很多地方根本沒有路，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犛牛和馬。夏天進山，雪水融化，一天過三四次河是常有的事。那幅溫家寶參與繪製的區調圖是難度最大的一幅，就拿祁連山主峰來說，那裡人跡罕至，幾乎全部是冰川，測繪的艱難可想而知。

陳延京，山東省濟南市曆城區遙牆鎮大陳家村人，1946年生，比溫家寶小四歲。1964年底參軍，在濟南軍區兗州某炮兵部隊幹氣象兵。憑著“根紅苗正”和突出表現，1971年3月，復員轉業的他和另外九名戰友被選送到到甘肅地質局酒泉區域地質調查隊，成了一名地質隊員。且在那裡一呆就是十年。 1979年底調回山東，仍從事地質工作，直到2002年正式退休。

當時的酒泉區調隊400多人，大隊下設分隊，分隊下設小組。分隊30餘人，小組五六個人。分組時，陳延京正好被分到了溫家寶所在的第五分隊地質普查組。當時他在這裡任地質技術員，已經三年了。接下來的日子，朝夕相處、年復一年。雖然小組成員每年都有調整，但他倆作為黨支部成員，一直固定不動，工作中相互配合，生活中親如兄弟。

談起第一印象，陳延京想了想說，那時的溫家寶身子比較單薄，中等個頭，圓臉，皮膚較黑。穿一身藍色的工作服，雖然不是很新，但很整潔。話不多，但很謙虛、穩重，透著熱情。之所以印象這麼深，一是聽說他是從北京地質學院主動要求來這裡工作的研究生，當時可是個了不起的高學歷，很崇拜；二是他的名字有特點，容易使人想起“溫暖”和“飽飯”，很舒服，因此一下子就記住了。

區調隊的任務是搞區域地質調查，即填出不同比例尺的地質圖供找礦等用。這是最基礎的地質工作，也是艱苦中的艱苦。工作範圍涉及甘肅、新疆、西藏的部分地區，工區內有雪山、草原也有沙漠。每年3月份出發，先騎著犛牛到白雪皚皚的山中；10月份後，天氣變冷，就改騎駱駝，到沙漠裡作業。通常12月底天寒地凍時才返回基地酒泉。工作中一般是以小組為單位集體行動。

在山上工作時，一般要爬到海拔四千多米的山，那兒的積雪常年不化，大家穿著皮褲皮襖出工，經常會凍得發抖。每天十幾公里跑下來，腳都腫得厲害。回到宿營地，大夥便忙著取冰化水，生火取暖、做飯。簡單的吃過後，一般人鑽進帳篷躺倒行軍床上倒頭就睡。溫家寶卻常常睡的最晚，因為他負責技術，每天的資料要整理，後來他擔任了小組負責人，還要準備明天的工作。幾乎天天都要催促他好幾遍，他才躺下。有時為了夜裡起來掃帳篷頂上的雪，他還要穿著衣服睡。當時他患有較嚴重的鼻炎，遇冷經常發作，因為高山缺氧，厲害時常常暈倒在山上。每次醒來後，稍微歇息一會兒，爬起來再接著跑。他常說，當天的任務必須當天完成，不能因為自己耽誤隊裡的工作進度。

在沙漠裡搞勘查滋味也不好受。每次進去，都要用駱駝馱著大量的淡水，裝在特製的半圓形大鋁桶裡，放在宿營地。為抓一個“早”字，每天天不亮，溫家寶第一個起床，幫大家準備好簡單飯食後，趁天涼快，抓緊去跑路線。常常是幹著幹著，太陽就火起來，腳下的沙子就燙起來，身上的汗就流出來、粘起來。儘管背著十幾斤的水，那天也喝不到黑。汗水邊流邊蒸發，最後的結果是，回到駐地，兩手往臉上一抹，鹽漬就撲撲簌簌往下掉。條件再艱苦，小組的工作年年是按時甚至提前完成。（《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溫家寶沙漠大風、雪山洪水遇險記

在沙漠裡工作，最怕遇到大風。大風飛砂走石，遮天蔽日，能把人活活埋掉。一天下午在內蒙，大家剛開始分頭行動。突然大風打著呼哨，吹動著滿天的風沙，像一堵牆從遠處壓來。溫家寶見狀，忙用地質錘敲擊著鋁壺，把小組的人員招呼到一起，圍蹲在駱駝旁，進行躲避。風沙過後，工作繼續。有時回來晚了，早到營地的隊員就點起篝火，指引夥伴們歸來。

陳延京回憶說，當時在野外，麵食很少，主要是稀飯、米飯、鹹菜，有時可以吃點罐頭。過一段時間，隊上就派車來送給養。這個時候，溫家寶的夫人張蓓莉就常烙些大餅，再弄些別的吃食，讓車捎來。溫家寶總是把大餅等分給每個人，一起吃。在沙漠裡，後勤人員偶爾也會送幾隻哈密瓜來，由於晝夜溫差大，便常常“圍著火爐吃西瓜”。

在大雪山中行動，最危險的是過河。一年夏天，早晨踩著石頭過去的河谷，下午回來時變成灌滿了積雪化成的洪水的大河，並眼見著水位猛漲。當時，大家都傻了眼，如果不儘快渡過去，在天黑前趕回駐地，結果肯定是在雪地裡過夜，後果將不堪設想。

陳延京說，還是溫家寶想出了點子：把繩子拴到兩岸的樹上，攀著繩子過河。他讓大家原地等候，自己在腰裡紮了根繩子放在戰友手中，再背著一捆繩子，趟著齊腰深冰冷的河水一步步挪到對岸，拴好繩子再攀著返回。直到隊友和儀器都安全過去了，他才往對岸趕。誰知，他快到岸邊時，大水突漲，“啪”地一聲，繩子被上游沖下的石頭劃斷，一下子把他沖出好遠，幸虧腰間還系著繩子，大家慌忙把他從水中拉上來。

每逢中秋節、國慶日，隊上送來的東西比較全，如花生米，有時還有點酒，大家便圍坐一起，擺上酒、菜和飯，隨後就是邊吃邊唱。唱的最多的是革命現代京劇，《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有時高興了，就用上級配備的用來照地質地貌的相機照相，在雪山騎上犛牛照，在沙漠騎上駱駝照，在草原與牧民照……這是一種難得的娛樂。

再一種娛樂就是打籃球，每次出野外，都帶著籃球，平時自己拍打兩下，碰上山民就找山民打，走到草原便同牧民打，曾號稱“打過祁連山，打遍大草原”。溫家寶特別喜歡打籃球。有一年在青海桃來牧場跑路線時，正好遇上當地牧民搞運動會，報名參加籃球賽，同好幾支藏民球隊打。結果，獲了個亞軍，獎品是一隻籃球。

回到酒泉基地，陳延京和溫家寶住在一個大院，沒事的時候經常互相串門，拉拉家常。記得一次聊天，溫家寶說山東人很像京劇《智取威虎山》裡的常獵戶，憨厚、質樸，讓人覺得很可以信任。

那時，溫家寶家和其他地質隊員的家沒有什麼區別，兩間相鄰的單身宿舍，中間開個門，一間放張床，再放個桌子、板凳就是一個家。唯一不同的，當時他們兩口子都是大學生，也是隊上少有的雙職工，工資比別人高一些，因此有幾件像樣的東西，比如自行車，縫紉機，收音機等。張蓓莉是蘭州大學地質地理系畢業的，在隊上做岩礦鑒定工作，不用出野外，家裡的許多事情都是她一手操持。她是個熱心腸，做事也很直爽，也很利索，風風火火的，同事們都愛稱她“一陣風”，誰家有事需要她幫忙，說一聲她一口就答應，不說，她知道了也會盡力去做。

有一年夏天，陳延京的家屬帶著孩子從山東過去探親，當時陳正在野外，張蓓莉把她娘倆接到家中，並包水餃來招待。為消除她們的寂寞，還帶她們到酒泉公園等遊玩，直到陳回來。隨後還把自行車、縫紉機、收音機等生活用品送過來，讓他們使用。陳延京的家屬每次回山東，溫家寶夫婦都會買些衣服之類的東西，讓捎給老人和孩子。

說到在酒泉過大年，陳延京說：“1972年春節前，我家屬去酒泉探親，當時張蓓莉已先行去看父母，溫家寶因整理手頭的資料，臨到年根才準備啟程。臨行前我們與溫家寶一起包水餃，他擀面皮的技術很好。吃了飯後，我用自行車送他去了火車站。”

“1974年的除夕夜，是我們兩家一起度過的，他一男一女兩個孩子，加上我的女兒一共七口，在一起包餃子、放鞭炮，過大年，其樂融融。那個時候，那個年月，在酒泉那個地方過年，真是別有一番滋味。記得當時燒煤球，下餃子需要急火，煤不好燒，溫家寶就拿來蒲扇，半蹲在火爐前甩開膀子猛扇，那個場景我今生今世都不會忘記。”（《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兩個對溫家寶感恩一輩子的女人

溫家寶的“髮小”李溥說，“2003年，我有機會去甘肅探訪老校友時，特意到了溫家寶當年工作過和生活過的甘肅酒泉，尋訪在那裡溫家寶曾經住過的平房裡外間簡易宿舍，尋訪了力學隊辦公樓，還尋訪了蘭州市內的溫家寶工作過的甘肅省地質局。走訪了他曾經的同事，知道了溫家寶的很多‘故事’。”

“在酒泉，有個對溫家寶感恩一輩子的女同志，她是溫家寶在地質隊時一位司機的孩子，因家裡收入低，生活困難，讀不起書。溫家寶夫婦知道了二話沒說，每個月從工資裡拿出一部分錢，資助這個女孩讀書，一直資助到女孩參加工作。”

李溥說，後來他到北京去看望溫家寶的母親楊秀蘭老師時，跟她敍說溫家寶在甘肅曾多年資助別人的往事時，老人家聽後也有些詫異，因為她從未聽兒子說起過這些。

實際上，對溫家寶感恩一輩子的還有另外一個女人。

中國新聞社在溫家寶當選總理的前夜發出報導說：在酒泉的地質力學隊與溫家寶共事11年整的一位老地質隊員回憶起對溫的印象，用簡單的兩個字概括：“好人！”

1970年，該隊指導員王德春去世，留下妻子和四個孩子，長女王有芹才11歲。王德春的遺孀無奈，想把兩個年幼的兒子送人，溫家寶和妻子張蓓莉再三勸阻，王的遺孀才答應帶著所有孩子回山東農村老家。這一家孤兒寡母逢年過節，都會收到溫家寶夫婦寄去的錢和衣物，一直到1976年，王有芹被招工，以“頂替”名義進入地質隊當了工人。

這個故事在四勘院流傳得更加詳細：

王有芹的父親王德春，曾任力學二隊指導員，去世前任力學隊政治處主任，與溫家寶十分要好。王德春去世後，王有芹的母親帶著年僅11歲的她來到力學隊，當時生活已經無法維持，許多人給王有芹的母親出主意，讓她把最小的當時只有兩歲的小兒子送人。

溫家寶夫婦得知後極力勸阻，並主動提出今後在生活上照顧她們。1976年，王有芹被招工到地質力學隊，來到了溫家寶夫婦的身邊。在一起工作生活後，溫家寶夫人張培莉從不讓王有芹花錢，而讓她把工資全部寄往山東老家給母親貼補家用。在工作上，溫家寶對王有芹要求極為嚴格，經常向王有芹的領導詢問她的表現。

“小時候，我只知道，甘肅有個對我們很好的叔和姨。”王有芹與記者談起溫家寶一家對她們的照顧，言語哽咽。

王有芹在農場鍛煉兩年後，又在野外工作了幾年。期間，溫家寶每次見到她，都要詢問她的工作情況。“像對自己的女兒一樣，嚴格要求。現在，張姨（溫家寶夫人張培莉）還跟我聯繫，問問我的家庭、生活、工作情況。”

王有芹說，直到現在張姨還關心著自己的母親，有一次出差時還親自前往山東文登，看望她的母親。“沒有溫總理夫婦對我們一家的幫助，就沒有我的今天。”王有芹動情地說。（《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溫家寶邁入在官員梯隊中上升最快的時期

发布: 2010-10-07 07:54 | 发布者: 推介 |

1976年，36歲的溫家寶由隊技術員調任隊政治處幹事，隨後轉為政治處負責人。

許多老同事對溫家寶的評價是：有什麼想法喜歡拿出來與大家積極地探討。曾同溫家寶在一個辦公室共事的張子靖以及曾共事11 年的楮臘元在學風方面對溫家寶有著更細緻的描述：在隊機關上班時，他總是比別人來得早，走得比別人遲，坐下來就是看書、辦公，除了休息時外出活動一下，其餘時間都泡在書本裡，從來不去別的辦公室串門、聊天。

1977年發生的一件事，讓地質力學隊的所有人對溫家寶有了新的認識——他不但在業務工作上精益求精，為人也相當有風度，心裡總是裝著別人。溫家寶已由隊政治處負責人提升為副隊長，恰逢省局下達了部分提升工資的指標。按說，溫家寶由一般幹部提升為隊負責人，提升工資指標中肯定有他的一份，但當他看到指標有限時，硬是把這個指標慷慨地讓給了其他同志。

馮俊國是當時力學隊的黨委書記，回想起這件事，也依然充滿了欽佩。他說：“當時在會議上，大家都贊同給溫家寶提升一級工資，但他當時就要求把這個指標讓給其他的同志，會下他又多次找我談話，執意要讓出指標。這個舉動當時在力學隊反響很大。”

1978年，溫家寶升任地質力學隊的黨委常委、副隊長，行政級別為副處級。隨著大力培養和提拔“四化”幹部政策的推行，以及中央在撥亂反正之後對地質工作的重視，溫家寶邁入了他在官員梯隊中上升最快的時期。

1979年9月13日，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要求下，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決定，撤銷國家地質總局，設立地質部。在這一背景下，溫家寶被從野外隊副隊長崗位上，平調至甘肅省政府直屬的省地質局擔任地礦處副處長，不久被評定為工程師職稱。當時胡錦濤已經從水電單位調到甘肅省建委三年了，擔任設計管理處副處長。

1980年，地質力學隊在總工王志恒的參與下做了一個磷礦篩選報告，並成立了生產組對報告進行討論。溫家寶作為省局地礦處負責人參加了這個生產組，並任組長。在工區答辯時，溫家寶發現有些問題處理得不是很好，提出了疑問。王志恒對此解釋說，這些問題已經請示了局裡，局裡答復儘量做，實在做不了就算了。

作為組長的溫家寶當時表態，不論請示了誰，一定要按規程辦事。沒有生產組組長的批准，這個篩選報告肯定過不了關。隨後，報告被返工，並且一返就是半年多時間，在各項問題得到圓滿解決後，這個篩選報告才得以順利通過，這件事給王志恒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溫家寶保存著一個做工精細的小木櫃，這是他當時在地質力學隊工作期間找工人王殿修製作的。溫家寶從酒泉調任蘭州後最初沒有安排住房，一個人住在辦公室裡。一次，王殿修因要給受工傷的女兒看病，來到蘭州，當時他經濟狀況不太好，溫家寶知道後執意要王殿修和他吃住在一起，不要去住招待所。（《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溫家寶對提携自己的第一個伯樂感恩至今

1980年，胡錦濤升任甘肅省建委副主任，一年後，溫家寶升任甘肅省地質局副局長。海外曾有報刊說溫家寶步入政壇之初同胡錦濤一樣，是被宋平在甘肅主政時所提攜，這只是主觀臆測。溫家寶1981年年中被提拔為省地質局副局長之前，宋平已經離開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已換成馮紀新。

恢復成立地質部後，國務院於1980年2月批准：地質工作的管理恢復以地質部為主，與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雙重領導。溫家寶1981年被提拔為甘肅省地質局副局長時，就已經是由地質部發文任命，並向甘肅省委和甘肅省政府報備。

溫家寶在甘肅工作時的業務成績主要是編制出了甘肅省地質構造體系圖。這是一項綜合性的研究成果，整個甘肅大地的詳細地質構造在這份圖中一覽無餘，溫家寶功不可沒。

據《光明日報》刊登的《溫家寶進京》的文章介紹，溫家寶之所以能擔任國務院總理重要職務，除他本人優秀，積極努力工作之外，是與他所工作過的甘肅省地礦局、國務院地礦部及中央辦公廳等部門的領導慧眼識才和積極推薦分不開的。

所以，溫家寶曾真摯地向別人講：“我認為自己還算個人才，不過像我這樣的，全國有成千上萬。假如不是馬萬里局長（原甘肅省地礦局局長）把我調進局裡，假如不是大光部長（國務院原地礦部部長）把我調進部裡並向上推薦，我不可能到中央，我可能如今還在山溝溝裡。”

曾有評論稱，這兩個“假如”，充分反映了溫家寶胸懷坦蕩，光明磊落；也充分說明了一個人再有才幹，如果沒有他人尤其是所在單位主要領導者的精心阿護和培養，胸懷大局，出於公心，積極而大膽地提拔和向上推薦，光靠自己努力是難以成才的。

說起溫家寶從酒泉地質隊調到甘肅地質局的經過，尤其是如何受到上級領導的精心阿護和培養，沙侖無疑是最好的見證人。

沙侖是溫家寶在甘肅工作期間的老領導，從1976年溫家寶主動請纓，要求做業務報告時，這位當時才30多歲的年輕人就給沙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979年，沙侖由當時的省地質局地礦處處長提升為副局長，處長一職空缺，局裡開始考慮接任人選，當時選拔幹部要求講“四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選來選去，年輕、又有研究生學歷的溫家寶成為最合適的人選。在經過省地質局馬萬里局長和沙侖副局長的專程組織考察後，在酒泉工作12年的溫家寶調任甘肅省地質局地礦處副處長。

讓溫家寶感恩至今的馬萬里，其官方資料並不多，甘肅省地質局歷屆領導名單顯示，馬萬里曾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擔任局長，沙侖則在數位副局長中排位靠後。

溫家寶在甘肅地質局當了一年多的副處長後，便於1981年升為副局長。在甘肅省地質局80年代初的領導名單中，溫家寶是排在最後的副局長。

當時，沈克放是地質局政治部幹事，他記得局裡要求加強幹部的思想政治學習，派他出去進修了幾次，回來後給全局的幹部講課。當講到資本循環的三種形態、三個階段、三次飛躍時，為便於記憶，他將其稱為“三個三”。課後，溫家寶找到他，說這“三個三”還吃得不太透，請他再講講。

一位副局長向普通幹事如此誠懇地討教，至今仍令沈克放難以忘懷。（《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梁曉聲回憶溫家寶：那頂帳篷絕對不許燒掉

2008年5月，著名作家梁曉聲發表文章回憶了溫家寶在甘肅地質局當副局長時的一段往事。

梁曉聲說，80年代初他曾改寫過一部上下兩集的電視劇本《荒原》，內容反映的是兩名年輕的地質工作者艱苦的野外工作——它由中央電視臺影視部直接組稿，形成初稿以後，請他再給“影視化”一下。該片的導演是黃群學，女主角是當年因主演電視連續劇《外來妹》而深受電視觀眾喜愛的陳小藝。

《荒原》是在甘肅省境內拍攝的。拍攝過程中，受到了從地質部到甘肅省地質局的熱情支持。地質局長專程從某駐紮野外的地質隊趕回蘭州接見了攝製組的主創人員，親切地對他們說——你們就把地質局當成自己的家吧！遇到什麼困難，只管開口。地質局能直接幫助你們解決的，我們義不容辭。不能直接幫助你們解決的，我們一定替你們盡力協調，爭取順利和方便。

梁曉聲說，這位地質局的局長，亦或副局長就是溫家寶，他給攝製組的主創人員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用導演黃群學的話說：他是一個真誠的人！還是一個特別注意細節的人。

導演黃群學當時打電話跟梁曉聲說：攝製組將需要向地質局租借的東西列了一份清單。溫家寶當著他們的面讓秘書立刻找出來，親自過目。清單上所列的東西中，包括一台發報機、一套野外炊具、幾身地質工作服、一盞馬燈、地質勞動工具和一頂帳篷等。

溫家寶邊看邊說：“這些東西，都是我們地質局有的，完全可以無償提供給同志們。省下點兒錢用在保證藝術品質方面，不是更好嗎？為什麼只列了一盞馬燈呢？玻璃罩子的東西，一不小心就容易碰壞。一旦壞了，那不就得派人驅車趕回蘭州來再取一盞嗎？耽誤時間、分散精力、浪費汽油，還會影響你們的拍攝情緒，是不是呢，同志們？有備無患，我們為你們提供兩盞馬燈吧。再為你們無償提供柴油。你們只不過是拍電影，不是真正的野外駐紮，無須多少柴油燃料，對吧？至於發報機，就不必借用一台真正能用的了吧？我們為你們提供一台報廢的行不行？反正你們也不是真的用來發報，是吧，同志們？能用的萬一搞得不能用了，不是就造成不必要的損失了嗎？現在已經是十一月份了，西部地區的野外很寒冷了。你們還要在野外的夜間拍攝，一頂單帳篷不行。帳篷也可以無償借給你們，但應該改為一頂棉帳篷。你們在野外拍攝時冷了，可以在棉帳篷裡暖和暖和嘛……”

於是溫家寶親自動筆，將他認為應該無償提供的東西，都一概批為無償提供了。一位在場的處長低聲對局長說：後勤倉庫裡只剩一頂帳篷了，而且是嶄新的，還沒用過的——那樣子，分明是有點兒捨不得。

溫家寶沉吟片刻，以決定的口吻說：“嶄新的帳篷那也要有人來開始用它。就讓攝製組的同志們成為開始用它的人吧！”

之後，在整個野外拍攝過程中，那一頂由地質局長特批的嶄新的棉帳篷，在西部地區的野外，確確實實起到了為攝製組遮擋寒冷保障溫暖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也正是因為那一頂嶄新的棉帳篷，導演黃群學受到了甘肅省地質局長的批評。劇中有一段很重要的情節，就是帳篷失火了，在夜裡被燒成了一堆灰燼。製片人員的拍攝計畫表考慮得很合理，安排那一場戲在最後一天夜裡拍攝。拍畢，全組當夜返回蘭州。

導演忍不住給溫家寶撥通電話，預報訊息。不料溫家寶一聽就急了，在電話裡斷然地說：“那一頂帳篷絕對不允許燒掉！我想一定還有另外的辦法可以避免一頂只不過才用了半個多月的帳篷被一把火燒掉。”

導演說那是根本沒有別的辦法可想的事。因為帳篷失火那一場戲，如果不拍，全劇在情節上就沒法成立了。導演還說：“我們已經預留了一筆資金，足夠補償地質局一頂棉帳篷的損失。”

溫家寶卻說：“不是錢不錢的問題，是另外的辦法究竟想過沒想過的問題。”

最後，溫家寶緊急約見導演。導演趕回蘭州前，又與在北京的梁曉聲通了一次電話，發愁地說：“如果就是不允許燒帳篷，那可怎麼辦？那可怎麼辦？”“難以理解。說不定我此一去，就會因一頂帳篷和他鬧僵了。反正帳篷是必須燒的，這一點我是沒法不堅持到底的。”

然而，黃群新並沒有和溫家寶鬧僵，反而又一次被局長感動了。

在簡陋的辦公室裡，溫家寶說出了如下一番話：“我相信你們已經預留了一筆資金，足夠補償地質局的一頂新帳篷被一把火燒掉的損失。此前我沒看過劇本，替劇組預先考慮得不周到，使你們的拍攝遇到難題了，我向你們道歉。但是和你通話以後，我將劇本讀了一遍。燒帳篷的情節不是發生在夜晚嗎？既然是在夜晚，那麼燒掉的究竟是一頂什麼樣的帳篷，其實從電視裡是看不出來的。為什麼不可以用一頂舊帳篷代替一頂新帳篷呢？”

導演黃群新嘟噥說：“看不出來是看不出來，用一頂舊帳篷代替一頂新帳篷當然可以。但，臨時上哪兒去找到一頂燒了也不至於令您心疼的舊帳篷呢？找到它需要多少天呢？我們劇組不能在野外乾等著啊！……”

溫家寶說：“放下你們的劇本，我就開始親自打電話聯繫。現在，一頂一把火燒了也不至於讓人心疼的舊帳篷已經找到了，就在離你們的外景地不遠的一支地質隊的倉庫裡。我囑咐他們：將破了的地方儘快修補好，及時給你們攝製組送過去，保證不會耽誤你們拍攝今天夜裡的戲……”

溫家寶隨後又說出一番話：我們地質工作者的職業性質決定了我們不是物質產品的直接生產者。我們在野外工作時，所用一切東西，無一不是別人生產出來的。他們保障了我們從事野外工作的必備條件，直接改善了我們所經常面臨的艱苦環境，這就使我們對於一切物質產品養成了特別珍惜的習慣。你們也可以想像，在野外，有時一根火柴，一節電池，一雙鞋墊都是寶貴的。何況，我們是身在西部的地質工作者，西部的老百姓，太窮，太苦了啊！你們若燒掉一頂好端端的帳篷，跟直接燒錢有什麼兩樣呢？那筆錢，等於是一戶貧窮的西部人家一年的生活費還綽綽有餘。這筆錢由你們節省下來了，不是可以在別的一方面的社會經濟中，起到更有意義和價值的作用嗎？我們中國目前還是一個經濟欠發達的國家。我們中國人應該長期樹立這樣的一種意識--物質之物一旦成為了生產品，那就一定要物盡其用。不要輕易一把火把它燒掉了。而我們中國人做事情，尤其是做文化之事的時候，能省一筆錢那就一定要省一筆錢。中國的文化之事，理應啟示我們中國人——對於中國，物質的浪費現象是罪過的……

梁曉聲最後寫道：當導演後來在電話裡將地質局長的話復述給我聽時，遠在北京的我，握著話筒，心生出種種感慨。感慨之一那就是——中國委實需要一大批像那位地質局長一樣的人民公僕。（《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溫家寶感慨：假如沒有大光部長提攜和推薦

用溫家寶自己的話說：“假如不是馬萬里局長把我調進局裡，假如不是大光部長把我調進部裡並向上推薦，我不可能到中央，我可能如今還在山溝溝裡。”

那麼，這位改變了溫家寶人生的“恩人”孫大光是誰？以下為官方公佈的簡歷：

孫大光，1917年生，安徽壽縣人。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4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參加工作後，曾任共青團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1937年後，在廣東、重慶做統戰工作。1945年受黨組織派遣任國民黨長春市社會局局長兼教育局局長。1946年後，任東北軍區教導團教育長，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政研室主任，東北交通部辦公室主任、秘書長，東北航務總局局長，交通部北洋區海運管理局局長兼大連海運學院院長。1952年後，任交通部計畫司司長、部長助理、副部長、部長兼黨組書記。1975年後，任國家地質總局局長、黨組書記，地質部部長、黨組書記，地質礦產部部長、黨組書記。

官方評論稱：孫大光以獨特的言傳身教和實情實景培養考察人才，為國家培養選拔了大批優秀年輕幹部。他富有遠見卓識，所採取的一系列重大舉措，促成了中國地質礦產事業的中興，為發展中國的地質礦產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1985年，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95年 7月離休。2005年1月13日10時10分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8歲。

那麼，孫大光是如何發現溫家寶這個人才，又是如何提拔了他並向上推薦的呢？

溫家寶與孫大光

據官方媒體描述：1980年初，當時的地質礦產部部長孫大光開始在全國地質系統考察幹部，為部級後備幹部選將。孫大光考察幹部十分認真，他決定，部級後備幹部，他逐一親自考察；司局級後備幹部，他也要熟悉和考察相當一部分。他的考察方法也很特殊，讓組織部門陸續篩選一些年輕的、素質好的、懂地質專業的司局級幹部，由他率領，赴各省地質局調研並解決實際問題，借此考察每個人的綜合分析能力和戰略認識高度。

1980年下半年，溫家寶作為甘肅省地質局的後備幹部被推薦至地礦部，1981年被批准任命為副局長，隨後跟隨孫大光部長赴黑龍江、吉林、遼寧調研。在調研中，溫家寶思維嚴謹，作風穩重，才幹超群，給孫大光留下了深刻印象。

2010年1月13日，是孫大光去世五周年紀念日。當天，人民網發表溫家寶撰寫的《深切懷念孫大光同志》一文，不但回顧了孫大光“為新中國的誕生和共和國建設做出的卓著功績”，同時也講述了他與孫大光近距離接觸的往事。溫家寶寫道：

我與大光同志於1981年8月第一次接觸，從他的言行、舉止中得到兼有領導、嚴師、益友的感受。大光同志對我和同期一批中青年幹部的關懷、教誨和培養，情真意切，言猶在耳。特別是他對年輕人寄以厚望，委以重任，指明了方向就大膽放手，讓他們去施展、開拓，這是很少有、也很難得的。大光同志的思想境界和工作能力堪稱高超，但少有“領導高明論”；他駕馭全局往往揮灑自如，但並不戀棧、攬權；他悉心培養年輕幹部，誨人不倦，卻不指手畫腳。

大光同志本不熟悉地質業務，到地質部門工作是“外行領導內行”，這是革命戰爭與和平建設的接替、轉換過程中常見的現象。他首先以不畏難的精神接受這個挑戰，下了不少功夫鑽業務，同時“深感地質工作必須由內行來領導，如果自己不懂，工作起來就像是隔靴搔癢。如果一大批領導骨幹不懂或不很懂專業技術知識，就會貽誤整個事業的發展”。在我國，計劃經濟年代和改革開放初期的“外行領導內行”，或幹部 “四化”以來的“內行領導內行”，都有領導得好或比較好的，也有領導得不好或不夠好的，這有多種原因。大光同志對地質工作的領導應屬前者之列無疑，一方面，他以政治家的膽識和氣魄，高瞻遠矚，控制全局；另一方面，重視和推進幹部“四化”，依靠專業技術人員，發揮他們的積極作用，把事業推向前進。大光同志在實踐過程中不斷提高自我學習能力，由外行變為內行，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

1980年地質工作的管理體制改為以地質部為主的雙重領導後，大光同志把注意力逐步轉向選拔幹部、培養接班人的工作，在創造性地完成這項“老幹部第一位的任務”中起了很好的典範作用。他從近年擢升為省局領導的中青年幹部中篩選若干優秀分子作為考察對象，親自帶隊赴基層做三四十天的流動調研。這個來自“五湖四海”的同行業小團隊走一路，看一路，聽一路，談一路，各抒己見，議論風生。大光同志在與大家朝夕相處的過程中，兼聽各方意見，近距離以至零距離地觀察、鑒別幹部，從而獲得比較系統的第一手資料，也對組織部門提供的考核材料進行驗證，做到心中有數。從1980年開始，先後組織了五批這樣的考察，涉及30多名中青年幹部。我有幸參加了第二批和第四批考察，在大光同志的言傳身教、年輕幹部相互學習和向基層幹部學習中獲益良多、終身受用，也切身感受到大光同志為此的殫精竭慮。這樣做，既從群眾中來，又到群眾中去，既有唯物論、又有辯證法，可謂“獨具一格”，曾受到中組部的高度評價。我們這些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就是這樣從山溝裡被選拔出來，一步步走上領導崗位的。

大光同志選人唯賢，選人唯實，選人從嚴。不僅從既有的實績選人，而且對選上來的人也靜觀其進，靜觀其變，把動態考察貫穿於選拔、使用的全過程。

大光同志是一位久經考驗的政治家。歷來勤於學習，博覽群書，特別鍾情於史籍。他認為，政治是歷史的積累，不懂歷史就不懂政治。在“文革”中身陷囹圄的後兩年，每天讀書一萬字，將馬、恩、列、斯全集通讀了兩遍；出獄後一兩年時間裡，又讀完了十大本《世界通史》等。與大光同志共過事的人，無不佩服他諳史於心、博古通今，這是他作為政治家、懂政治所具備的基本素質之一。跟大光同志一起工作過的年輕人常感歎，弄不懂他有多大的知識，跟著他永遠有學不完的東西。實際上，大光同志作為終身學習者，是生命不息、學習不止的。

“磊落星月高，蒼茫雲霧浮”。大光同志的睿智、思想和品格將與我們同在。（《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甘肅活地圖”溫家寶是這樣調到北京的

不過，知情人士曾披露過更多的細節。據溫家寶當年的同事回憶：溫家寶剛剛當上甘肅省地質局副局長幾個月，時任地質部長孫大光到甘肅視察，省局局長業務外行，當時幾乎是以懇求語氣推出溫家寶救駕，向部長彙報。溫在孫面前滔滔而言，博得部長高度讚賞，當面稱讚溫家寶簡直就是一幅“甘肅活地圖”。當時，孫大光就認為時年38歲的溫家寶符合幹部“四化”標準，就有了提拔他的想法。

宗海仁在《第四代》一書中也談到了孫大光與溫家寶的“特殊關係”：1980年，孫大光部長到甘肅考察，溫家寶全程陪同。在不到十天的工作接觸中，溫家寶如數家珍地向孫大光介紹甘肅省地質礦產資源的分佈及開採情況，這是孫大光第一次如此全面清晰地聽到這樣的彙報。

在這次考察中，溫家寶還就如何切實有效地勘探、保護、管理好各種地礦資源，如何建設一支高效的地質資源管理隊伍談了自己的看法，並且與孫大光探討了進行地質勘探成果商品化、地質勘探單位企業化以及如何實行礦產資源有償開採的可行性。溫家寶簡練的談話，宏觀的思路，鮮明的觀點，扎實的地質學理論功底，深深打動了這位年逾花甲的老部長。

宗海仁指出：甘肅之行，對孫大光來說，最大的收穫是發現了溫家寶這個人才，於是下決心調溫家寶入地質礦產部。為此，孫大光回京後主動向中共中央組織部推薦，要求調溫家寶到地質礦產部，並親自到中組部地方幹部管理局介紹他對溫家寶的印象。同時，他還徵求時任中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即將調任國家計委第一副主任的宋平對溫家寶的意見。

宗海仁還指出：宋平雖然並不像熟悉胡錦濤那樣熟悉溫家寶，但對溫家寶還是瞭解的，1981年溫家寶從副處長一下子越級提拔為副局長，就是宋平支持肯定的結果，因此，對孫大光的徵求意見，宋平給予了滿意的答復。

與此同時，中央組織部地方幹部局協同中共甘肅省委組織部對溫家寶進行全面考察，在徵求各方面意見後，給予溫家寶非常高的評價。終於，溫家寶被中共中央組織部列入省部級後備幹部名單

有關“孫大光一手提拔溫家寶”還有另一種說法，就是“孫大光提議，下面直接推薦”，而且溫家寶得到不少人支持。

據媒體報導，1982年，經孫大光提議，由地礦部機關和在京直屬單位的職工直接推薦副部長人選。各司局和地質科學院等單位分成五組進行討論，與會者可以各抒己見，任意提名。結果出現一個意外的集中：不少人都推薦了時任甘肅省地質局副局長的溫家寶。政策研究室是因為看到溫家寶的文章和總結寫得好，有深度，有力度，不可多得；政治部考察過甘肅局的幹部，認為溫家寶德才兼備，卓爾不群；計畫司司長王炳坤到甘肅局去過，瞭解到溫家寶謙虛誠懇，團結同志，很有才幹，也很有威信……不久，孫大光便把溫家寶調到地礦部，任政策法規室主任，實際是為副部長過渡。

不管怎麼說，溫家寶能在14年中從當初地質隊的一名技術員，升任中共地質礦產部黨組成員、地質礦產部政策法規研究室主任，除了受到馬萬里和孫大光這兩位“恩人”的呵護和提拔，主要還是靠他自己的努力，雖然一直在邊遠省份的基層工作，但他那出眾的才華很快嶄露並被發現，隨後才被推舉到領導崗位，從副職到正職，從下到上，一步一個腳印地穩健地走了上來。

1982年初春，溫家寶告別了生活整整14年的甘肅，離開了祁連山麓。

14年，相當於五千多個日日夜夜，在人生的道路上，這是一段並不短暫的時間！甘肅對他來說是第二故鄉也好，說他是個半個西北人也行，一點都不過分。

14年，包括他的皮膚和臉色都已西北化了。初嘗世態炎涼，直面中國最艱苦的西北人的民生疾苦，他與這裡的一切已經融為一體了，若不是調離，那一定是難捨難分的。（《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溫家寶進了地礦部：“希望你手把手教我”

1982年4月，溫家寶調回北京到地質礦產部機關工作。這比胡錦濤進京，要早八個月。

當時國務院剛剛批准了在原地質部基礎上組建地質礦產部，下屬區域地質礦產地質司、水文地質工程地質司、石油地質海洋地質局、礦產開發管理局等12個司、局級機構，從地質部的下屬機構及各地質局抽調了一批幹部充實各級負責崗位。溫家寶被任命為在原地質部政策研究室基礎上組建起來的政策法規研究室主任，同時被安排為部黨組成員。

中共中央組織部同時批准孫大光為黨組書記，朱訓為黨組副書記、第一副部長兼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孫大光在中共十二大上當選中央委員，朱訓當選中央候補委員。溫家寶與朱訓配合十分默契，朱在溫不在場時向部下誇讚溫家寶年輕有為。

1983年10月，溫家寶被提升為負責辦公廳事務及部黨務工作的副部長。溫家寶升任地礦部副部長後，分管計畫和財務等工作。

上任初期，溫家寶曾對計畫司司長王炳坤說：“王司長，我的情況你都知道，搞野外地質出身，對計畫財務工作完全是門外漢。今後，希望你手把手教我……”

這是一種難得的推心置腹，也是一種上級對下級少有的尊重和平等。王炳坤是個聰明而又能幹的人，據說他能看得上眼的人並不多，溫家寶這番坦誠的話打動了他，後來他對溫家寶的工作非常支持，主動配合，彼此都感到愉快。

溫家寶工作勤謹，待人謙和，思維縝密，作風穩重，在地礦部口碑甚佳。他調到部裡後，每年春節都去看望北京地質學院的老師，不是坐車去，而是悄悄地騎著自行車去，毫不張揚。

儘管溫家寶調回北京，用老同志的話說是“官越做越大”，但他卻從未忘記過昔日的同事和老友。

老同事趙生貴講述了這樣一個細節：溫家寶擔任地礦部副部長後，有一次，趙生貴去地礦部出差。當時正逢部機關在院子裡做操，溫家寶就站在隊伍的前排。當他看到曾共事過的趙生貴從面前走過時，趕忙從隊伍中跑出來，走到趙生貴面前熱情地打招呼、握手。“當時我心裡真激動呀，人家已經是副部長了，還能主動與過去的同志打招呼。”趙生貴說。

前文提到的曾與溫家寶一起幹地質的隊友陳延京曾向媒體透露說，那一年他在鄒平出野外時接到了溫家寶的來信，知道老隊友當了地礦部的副部長。當時隊上正好有人去北京，陳延京就在當地農村買了點土特產，想略表心意，因為他知道溫家寶愛吃花生米。想當年，在甘肅酒泉，花生米可是最好的下酒菜呢……　

也許是任期太短的原因，溫家寶在地礦部當副部長期間留下文字資料並不多，官方媒體在談到這段經歷時往往也是一筆而過——1983年至1985年，地質礦產部副部長、黨組成員、黨組副書記兼政治部主任。

1985年4月，中共中央內定由朱訓接替孫大光的部長職務，便先由中組部發文任命朱接替孫的部黨組書記，溫家寶同時被提升為該部唯一的黨組副書記兼政治部主任。溫家寶無疑是被作為地質礦產部部長接班人選培養的，但實際上還沒有來得及熟悉政治部工作，便於當年5月被中組部“借調”至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籌備組工作。（《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溫家寶赴江西礦區調研：把酒肉都撤掉！

就在溫家寶被“借調”到中共全國代表會議籌備組之前的一個月，即1985年4月，他最後一次以地礦部副部長的身份到江西省地礦局視察、調研。

1985年4月3日，溫家寶與兩名技術人員由北京抵達南昌後，在江西省地礦局局長顏美鐘的陪同下，從贛南到贛西，從贛西到贛北，先後到江西省地礦局所屬的908大隊、909大隊、贛南地調隊等地調研。

4月8日上午10時，經過四個多小時的顛簸，溫家寶一行到達貴溪縣冷水鎮。912大隊一分隊分隊長楊木松、黨總支書記余秀華早已在此等候。他們一天前就已接到大隊通知，說有部領導、局領導來調研。

“是不是先休息一下？”待溫家寶與楊木松、余秀華握過手後，顏美鐘局長徵詢地問著副部長。

“不用了，到各個點去看看。”據當地媒體描述，雖然長途跋涉，此時的溫家寶仍然精力充沛。溫家寶在一分隊簡易的招待所換上膠鞋後，步行來到鮑家、下鮑、銀路嶺等礦區。所到之處，溫家寶都與工人們握手，還非常內行地與技術人員問起非常專業的話題。

中午時，溫家寶來到一分隊職工食堂，這是一幢簡易得不能再簡易的工棚式的平房。

“把酒和雞、肉撤掉！”一進入餐廳，溫家寶見飯桌上擺了二瓶紅酒，還有雞、肉、魚之類，溫家寶態度堅決地說。

一夥人手忙腳亂地將紅酒、葷菜撤下。要知道，這些東西是隊裡一天前專門派人到貴溪縣城葉家塘菜市場憑票購買的。在這深山溝裡，雞、魚、肉全是到縣城採購的。因為一分隊340多名職工及70多名家屬的戶口全部都是在縣政府所在地雄石鎮。

“這是第一次，不能怪你們。下一餐再這樣，我可要批評你們了。”溫家寶微笑著對一分隊的幹部說。

吃過飯後，溫家寶徑直向廚房走去，握著炊事員和切菜員的手說：“你們辛苦了，謝謝你們，炒春筍很香，很好吃！”幾位廚房工作人員激動萬分，他們萬萬想不到副部長如此平易近人。

接著，溫家寶一行先後到地表組、綜合組、行政組和家屬區看望和慰問了幹部職工和家屬。在地表組，普查勘探員董紹芳輕輕拍了一下溫家寶的肩膀，正欲說什麼，被隊長楊木松止住了。楊隊長還責怪似地瞟了董紹芳一眼。

“沒有什麼，我們是校友，同學之間無大小。”溫家寶微笑著說。剛才在交談中，溫家寶沒有想到，在912地質大隊一分隊，竟然邂逅校友，心情格外歡暢。緊張的楊木松、余秀華這才想起，技術員董紹芳1957年畢業於北京地質學院，比溫家寶早幾屆，是“師哥”。

當天晚上，在沒有衛生間的礦區平房招待所內，溫家寶與分隊長楊木松拉著家常。楊木松回憶說，溫家寶就坐在木板單人床上，一邊用熱水泡著雙腳，一邊跟他交談著。聊了一會兒家常後，楊木松見副部長毫無官架子，就“單刀直入”地說：“溫部長能不能弄兩個錢來，我們這裡苦得要命。”

“基層困難、辛苦，我們都知道，全國各地都差不多。”溫家寶微笑地答道。

“我還有兩件事，一‘公’一‘私’，請溫部長幫忙”，“資金”的問題見沒有著落，楊木松接著話茬說。

“說吧！”

“第一是我們已接到912大隊的通知，全國銀礦工作現場會下個月將在我們銀礦召開，我們已經在著手籌備，我們想請您到時能參加這個會，好給我們臉上沾沾光。”

“這個，我恐怕就來不了囉！”

“第二件事是我想調回家鄉廣東，雖然現在還不算老，但中國有句古語，叫‘葉落歸根’！”

“我看你就不要走了，這裡的工作剛剛起步，有基礎，而且前景非常好，你對這裡的情況又瞭解熟悉。”

楊木松最終還是沒有離開一分隊，後來他帶領全隊幹部職工，創下一年施工鑽探20000多米進度的江西省最好的記錄，在全省地礦系統第一個建立了標準化機台，有六台大型鑽機。1989年，楊木松和江西省其他各條戰線的30多名先進人物一道，因找礦業績突出，被評為全國勞動模範。（《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胡耀邦欽點溫家寶進入中南海

從江西調研返回北京後，溫家寶便被“借調”到中央辦公廳，從而也離開了整整工作了25年的地質戰線。

官方文字資料和海外媒體在介紹溫家寶進入中南海中央這段歷史，都談到了胡耀邦對溫家寶的“提攜”。

《第四代》一書作者宗海仁對溫家寶在地礦部的表現評價很高，並認為溫家寶在地礦部所受到的好評，為其進入中南海創造了非常好的條件。

宗海仁說：溫家寶是屬於那種不事張揚、作風踏實、埋頭實幹、不會邀功的人，就像一顆埋在地下的金子，沒有人發現他，他很可能默默無聞地過完一輩子。一旦被發現，他的價值就會被充分發掘出來。

據宗海仁介紹，地質礦產部的幾年，溫家寶的領導才能、組織協調能力、政策理論水準得以充分發揮，在1982年、1983年、1984年連續三年的部機關民意測評中，溫家寶深獲廣大機關幹部好評，沒有一人指責他，對他提出批評意見。大家對他的評價是：思想解放，作風民主，工作扎實，身體力行，辦事高效，清政廉潔。這一評語，為溫家寶的進一步上升創造了非常好的條件。

1984年初，根據胡耀邦的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任命團中央第一書記王兆國為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並在合適的時候晉升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為了便於王兆國更好地開展工作，並在合適的時候接替王兆國晉升後留下的崗位，中央決定從現有的省部級幹部中物色一名“年輕同志”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第一副主任，作王兆國的助手。

《解放日報》和《21世紀經濟報導》也曾發表文章介紹說：1985年春，中央準備召開中共全國代表大會，需要新鮮血液參與籌備工作。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欽點了三個來自不同部門的年輕副部長參與籌備，溫家寶名列其中。

“胡耀邦選幹部不任人唯親，他很重才幹。1985年前後，他特別委託中央組織部考察幹部，主要是省部級幹部，希望物色到中央辦公廳主任的合適人選。當初我知道的挑選標準有四個：副部級以上、年輕、學歷較高和有才能。”2002年2月27日，一位曾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近十年、作為溫家寶直接下屬四年多的人士說，“中組部考察時，發現他各方面才能很全面，人品也好，而不僅僅是個只懂技術的幹部。”

經過幾輪篩選，那次選拔只留下三個幹部，其中之一就是溫家寶，另一個是吳邦國，時為中共上海市常委。還有一位吉林省的高級幹部。

隨後，中央讓他們三人參加了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準備工作，特別是文件起草、組織協調等，職務是大會副秘書長。“這實際上是對他們的考察。後來中組部向胡耀邦提出溫家寶和吳邦國兩個候選人名單，在徵求所在單位意見時，上海領導表示希望吳邦國留在上海發揮更重要作用，而在問到地質礦產部意見時，部領導和黨委表示服從中央安排，並為本部能為中央輸送高級人才而自豪。”這位曾在中央辦公廳工作的人士回憶說。

就這樣，1985年的春天，成為溫家寶仕途的關鍵轉捩點——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辦公廳第一副主任，成為王兆國的助手。（《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胡耀邦之子：挑選溫家寶的不是我父親

對於外界普遍認同的“是胡耀邦欽點，溫家寶才進入中南海”的說法，胡耀邦之子胡德華卻持有不同看法。胡德華強調，父親胡耀邦並不認識溫家寶，是王兆國和中組部挑選了溫家寶。

2010年4月15日是胡耀邦逝世21周年的紀念日，溫家寶撰文《再回興義憶耀邦》刊於《人民日報》，懷念當年陪同胡耀邦考察貴州的經過。

胡耀邦之子胡德華在接受《南方都市報》記者電話採訪說，胡耀邦任總書記的時候，胡啟立離開中共中央辦公廳，由王兆國接任主任，後來因為工作需要，增加了一位中辦副主任，就是溫家寶。

胡耀邦和溫家寶此前並無任何歷史淵源。胡德華說，溫家寶和胡耀邦也不是認識的朋友，“沒有任何關係”。

胡德華回憶了他的父親生前與溫家寶的交往經歷時說：“家寶同志1985年到中央辦公廳，他跟我父親只一起工作了短短兩年，並不是父親提拔了他，他才對我父親非常好。在這兩年，我父親的工作作風、對人民的這種熱愛，深深地感動了家寶同志，所以他對父親，有發自內心的熱愛。”

胡德華指出，溫家寶到中央辦公廳之前，跟他父親並不認識。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王兆國當時正尋找適合人選擔任中辦副主任，曾問過胡耀邦意見，當時他表示要選一個非常優秀的幹部，但最好是他不認識的。

同一天，胡德華在接受《東方早報》記者專訪時也強調稱：“溫總理在到中央辦公廳之前，跟我父親是不認識的，他當時是地質礦產部的副部長。”

胡德華詳細介紹說：“關於溫總理的這段故事，王兆國同志跟我講過，當時兆國同志是中央辦公廳主任，他就跟我父親提出來，說：‘中辦還要有一個副主任，耀邦同志你看選誰好？’父親就說：‘中辦這個崗位非常重要，你要選一個非常優秀的幹部，最好選一個我不認識的幹部，要選你認為最優秀的。’這是因為如果選他認識的，將來一些原則的問題不好處理。這樣，兆國和中組部專門挑選了家寶同志。”

說起王兆國，海外媒體曾形象地形容他是“起大早趕晚集”的人，這位當初最被看好的第四代領導人，卻成了最早被淘汰出核心圈的人。

出生於1941年7月的王兆國，河北省豐潤人。因生活所迫，王兆國讀書較晚，到20歲時才有機會進入大學校門。1961年，王兆國和中共第十六、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成為了哈爾濱工業大學的校友，王兆國入讀動力機械系渦輪機專業，而李長春則攻讀電機系的工業企業自動化專業。受“文革”的影響，已經畢業兩年的王兆國和其他同學一樣，直到1968年才被分配工作，到建在湖北十堰地區的中國第二汽車製造廠（簡稱“二汽”）下屬車橋廠擔任技術員。

在“二汽”工作的前十年時間裡，王兆國擔任過車橋廠的共青團委副書記、總廠團委書記，總廠黨委常委、廠政治部副主任兼車箱廠黨委第一書記等職；他還曾兼任過“二汽”所在城市——十堰市的中共市委常委。

改革開放初期，由於人事政策的調整，王兆國很快就被提拔為第二汽車製造廠副廠長、兼黨委書記。除了業務過硬之外，王兆國“政治可靠”的突出表現是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中，拒絕在他主管的車箱廠組織“批鄧”活動。1980年，當鄧小平到“二汽”視察時，該廠的主要負責幹部特別向鄧強調了，當年王兆國拒絕在車箱廠組織“批鄧”的難得表現。

在受到鄧小平的賞識後，王兆國被擢拔的速度就更快了。在1982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上，41歲的王兆國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成為當時最年輕的中央委員；兩個月後，王兆國出任屬正部級職務的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兼中央團校校長；1984年，轉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在這期間，胡錦濤、溫家寶都曾先後做他的副手。

在任職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時，王兆國受到了胡耀邦、喬石等人的贊許。在1985 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五中全會上，44歲的王兆國和喬石、田紀雲、李鵬、郝建秀等一同被任命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也因此，王兆國曾一度被視為，是未來中共黨務工作的理想接班人選。

王兆國自己似乎也想有番作為。於是，他試圖要把“端正黨風”、“廉潔自律”的工作，從黨內高層抓起。特別是在“取消中央領導人生活‘特供’”的議題上，引發了中共退休元老們的強烈反彈，也為其後來遭到“流放”埋下一個“禍根”。（《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溫家寶遭“四大罪名”狀告仍升中辦主任

溫家寶剛一調到中央辦公廳工作時，有人就以“四大罪名”狀告他，據說中組部四次派人來酒泉調查取證。讓中組部調查人員沒想到的是，溫家寶的老同事們紛紛保護他，匿名信的內容全部站不住腳，因此沒有把他擊倒。

對中國官場曾經流行的這種告狀的怪現象，社會上有句順口溜概括的很精闢，說是“八分錢（從外地寄往北京的郵票錢），查半年，有事沒事‘黃’了算”。有評論稱：溫家寶幸虧沒有被“八分錢”莫名其妙的被搞“黃”掉，否則中國就喪失了如今的這位總理了。

進入中南海後，溫家寶一如既往地秉承他的尊重領導和平易近人的一貫作風。據他身邊工作人員回憶：溫家寶在日常工作中對每一位領導都很尊敬，他對辦公廳的工作人員依舊保持著平易近人的風格。溫家寶出掌中央辦公廳後，他的務實作風受到了各方好評。

其中，當時廣為傳播的就是溫家寶對人和善、沒架子，對自己要求很嚴。那時，地礦部領導們經常去中央彙報工作，溫家寶送他們出來的時候還和司機打招呼，還常常關心、問候從前的司機。

至於溫家寶是如何接替王兆國升任中辦主任的，宗海仁在《第四代》一書中披露一段不為外界所知的中南海政治爭鬥的內幕：

1985年9月中共十二屆五中全會，在中央辦公廳主任崗位上工作了一年半的王兆國被任命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王兆國升任書記處書記後，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有意調整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分工，想讓王兆國杯葛鄧力群，迫使身兼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任兩職於一身的鄧力群交出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任一職，將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完全改造成胡耀邦能夠控制的改革班底。為防止胡喬木、鄧力群等書記處成員對這一人事調整的阻撓和反對，胡耀邦決定先讓王兆國辭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一職，而後再由王兆國以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身份去奪取鄧力群的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任的職務。

在這一計畫部署下，1986年春，在中央辦公廳工作剛剛一年的溫家寶順利接替王兆國，成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繼楊尚昆、汪東興、姚依林、胡啟立、喬石、王兆國之後的第七位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

中共中央辦公廳是中共中央的神經中樞，掌握著中國黨政軍最核心的機密，全國人大、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以及中共中央各部門、中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委向中共中央委員會、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報告都必須經由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公文處理，反之，中共中央委員會、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書記處向全國人大、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以及中共中央各部門、中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委發出的報告也必須經由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受理程序。此外，中共中央辦公廳還負責保衛中共中央機關、中共黨和國家領導人安全的職能，中央警衛局就直接歸其管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有權列席中共中央書記處、中共中央政治局甚至政治局常委會議。在很大程度上，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比一些中央政治局委員掌握更多的核心機密。

宗海仁強調指出：溫家寶能夠獲此重任，除了他能夠積極協助王兆國工作，獲得王兆國的信任、支持外，更重要的是獲得了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習仲勳的支持，也與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喬石、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的支持分不開。

不過，高新在《溫家寶傳》中對《第四代》的一些說法給予“糾正”，尤其是有關“胡耀邦安排王兆國向鄧力群奪權”這一點，高新指出：把王兆國當年被免去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說成是胡耀邦主動安排，意在依此向鄧力群奪權的說法，實在是貶低了胡耀邦的政治智商。（《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溫家寶能夠成為“政治不倒翁”秘訣何在？

溫家寶在中辦主任這個位置上謹言慎行，埋頭苦幹，任勞任怨。

但也有評論指出，溫家寶是個極有城府的人，在中辦主任這個位置上先後服務過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三位中共最高領導人，無論政壇頂峰如何更換“大王旗”，他都能巋然不動，成為中南海核心圈子中周旋的不倒翁，不得不讓人稱奇。

事實上，溫家寶能夠成為“政治不倒翁”，並非他的權術和心計多麼高明，而確實是因為他敬業盡職到難以讓任何人挑剔的地步，以至於最後誰都有點離不開他，而且也不願這種人離去而傷到自己。他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幾乎沒有節假日，無論對上級還是對下級，都保持尊敬謙虛的態度，對任何人都一樣，既不過分也不欠火候，掌握得恰到好處。他作風始終如一，只公幹不私交。所以政治風波來臨，他總能不偏不倚的面對一切是非，之前不見風使舵，之後也不會勢利從事，以不變應萬變。所以，溫家寶的一身正氣，竟似武林高手中的無招勝有招，讓對手根本找不到破解的招數，最終站穩腳跟成就一番霸業。

總結其歷程可以這麼說，溫家寶的脫穎而出，成功秘訣就在於善於抓住機遇，也很會以謀制勝。

1986年5月，只當了不到七個月中辦副主任的溫家寶，就接替王兆國升任主任。此時，溫家寶還不滿44歲。然而，這一年中南海發生的權鬥，已讓溫家寶感受到中國政治爭鬥的殘酷性，尤其是目睹了自己的“恩人”胡耀邦下臺的整個經過，他只能如履薄冰地應對著中南海難以捉摸的政治風雲變化。

對於胡耀邦的下臺，香港《亞洲週刊》這樣評論稱：在中國撥亂反正、平反冤獄、改革開放的史冊上，胡耀邦作為有功之臣、有恩之人，是當之無愧、毫無疑義的。中國民眾都不會忘記，在“四人幫”垮臺、“凡是派”當道、政治情勢陰晴不定的時刻，為爭取鄧小平複出、為背負“叛徒”汙名的彭真、薄一波等中共元老伸冤，胡耀邦嘔心瀝血、殫精竭慮，更冒著黨內任何人都不曾遇到、危及政治生命的巨大風險。

但是，在1986年底及1987年初，中共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卻與薄一波、彭真和王震等聯手，將黨總書記胡耀邦趕下臺。鄧小平、胡耀邦這對延安年代的師生、戰爭中的上下級、文革時的難兄難弟、撥亂反正的並肩戰友，最終在中共是否要落實民主政治的爭議中分道揚鑣。

導致胡耀邦下臺的原因雖然複雜，但據中國著名記者胡應南研究發現，其中決定性的因素是“鄧小平是否全退”的爭議。問題是，胡耀邦當時的總書記地位是在中央全會上產生的，要罷免，也應按正常程式，由中央全會作出決議。可是，胡耀邦的政治命運卻由師出無名、所謂的黨內“民主生活會”、幾個政治老人拍板決定，黨內產生質疑，許多黨員都認為不合法。

被禁出版的官方《胡耀邦傳》透露，1986年5月，鄧小平約胡耀邦到家中談論中共十三大人事安排。胡耀邦說：“我已年過70了，十三大一定要下來。”鄧小平說：“我、陳雲、先念都全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再當總書記，而再當一屆軍委主席或國家主席，到時候再說。”

同年8月22日，鄧小平過81歲生日，在北戴河擺了幾桌酒席，表示在兩年後的中共十三大上全退。胡耀邦信以為真，在與香港記者陸鏗交談時將鄧要退休的消息透露了，不料引起軒然大波。

同年10月，胡耀邦在政治局會議上發表講話。他說：“黨中央領導班子要不要年輕化，已不再是口頭上討論的問題，而是必須馬上著手實行。如果說過去我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含糊，不太明確，容易使人產生誤會的話，那麼，今天我就十分具體和坦白的講，我贊成小平同志帶頭退下來，這是一個很好的帶頭。只要小平同志退，別的老同志的工作就好做。我的總書記任期滿了，也下來，充分給年輕的同志讓路。”

胡耀邦講話後，鄧小平沒有任何表示，但神情嚴峻。胡耀邦的講話得到了人大委員長萬里、中央書記處書記楊得志、人大副委員長聶榮臻、倪志福和國家副主席烏蘭夫的贊同。中央書記處書記習仲勳還在會上發表了支持胡耀邦的專門講話。

但中共元老王震卻被激怒，說：“你們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要不要權威，承認不承認小平是我們黨的最高權威。”

萬里這時插話說：“王老啊，你不要激動。要小平同志掌舵，我沒有意見。我只是想糾正一下，我們要樹立權威，不是個人，而是集體。民主才是我們的最高權威。”事後，鄧小平曾問萬里：“耀邦為何偏要我下？”萬里答：“可能是失言。”鄧小平說：“要樹自己。”萬里說：“耀邦不是那種人。”

從此以後，胡耀邦的權力開始被削弱，他失去了中共十三大的人事主導權。這個人事權居然交給了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在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毫不知情的情況下，鄧小平安排由薄一波等七人組成的小組，分頭找有關人員等徵求十三大的人事安排意見，尤其徵求對總書記胡耀邦的意見。

同年11月，由安徽中國科技大學開始的學潮蔓延至北京。12月23日，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一千多名學生與校長、黨委書記辯論民主問題，並且上街遊行。學潮有擴大的趨勢，給中共高層“倒胡耀邦”行動找到了藉口。

12月30日，胡耀邦打算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書記處拿出的關於處理學潮的意見。鄧小平不同意開會，並要胡耀邦到他指定的地點談話。鄧認為學生運動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並責問胡耀邦“你難道沒有責任？”胡耀邦回答說：“我保留我的意見。”

鄧小平說：“不是保留，而是要你馬上站出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鄧還說：“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僅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

1987年元月初，北京學潮進一步發酵，北大學生燒了《北京日報》，指它為“造謠”的報紙，這一場面激怒了不知反思自己的中共“左派”。10日，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薄一波主持的“民主生活會”在中南海召開。薄一波一上來就要胡耀邦作檢討。

薄一波說：“胡耀邦整天到處亂跑，全國兩千多個縣，你都快跑遍了，你是黨的主席、副主席、總書記中能跑的最高紀錄。這不叫指導工作，而是遊山玩水，嘩眾取寵。”

楊尚昆說：“胡耀邦，你如果想要亡黨亡國的話，你就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結成聯盟吧。”王震則說：“你胡耀邦要是不願意和我們走的話，你就不必呆在這裡了。”宋任窮說：“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胡耀邦對待鄧小平的態度。”

有充分準備的鄧力群對胡耀邦作長達五、六小時的批判發言。連續多天的“生活會”上，發言者矛頭都指向胡耀邦，斥責他只講“反左”，不講反右。薄一波、彭真要求胡耀邦辭職，王震表示：“薄一波、彭真代表了我們大多數的意見。”面對如此場面，習仲勳忍無可忍，指著薄一波等人說：“你們這是幹什麼？這不是重演‘逼宮’嗎？”說著說著，習仲勳激動起來，說：“這不正常！生活會上不能討論黨的總書記的去留問題，這違反黨的原則。我堅決反對你們這種做法！”胡耀邦沒讓習仲勳說完，就站起來勸說：“仲勳同志，我已考慮好了，不讓我幹，我就辭職。”

1月15日最後一次“生活會”散後，胡耀邦出門坐在臺階上大哭。田紀雲默默站在旁邊，久久不願離去。萬里回到家也難抑心中不平：“耀邦沒有錯。”為了安慰胡耀邦，萬里叫廚師燉了一鍋胡最喜歡吃的狗肉送到胡家。“生活會”開過不久，胡耀邦被迫辭去總書記職務。他回家對夫人李昭說：“我沒有錯，顧全大局，我只能辭職。”

其實，胡耀邦對罷免總書記並非無精神準備，提醒者也不乏其人。1987年的元旦來臨，鄧小平在家中與薄一波等人商量。聽到風聲後，習仲勳對胡耀邦說：“耀邦，我為你擔心啊。”

趙紫陽也提醒胡耀邦“還是馬上找小平同志談一談，向他承認錯誤。檢討一下自己工作中的失誤，爭取主動為好”。胡耀邦說：“我並沒有犯什麼錯誤，我檢討什麼？”趙紫陽急了，“你還是儘快向小平同志認個錯，越快越好，過幾天就晚了”！

胡耀邦終於聽了趙紫陽的勸說，於第二天來到了鄧小平家。鄧先是為耀邦評功擺好，大講成績。談到思想分歧，鄧擺擺手說：“那是工作的正常範圍，我們沒有必要再糾纏了。”

鄧小平繼續說：“我打算召開一次‘民主生活會’，有什麼問題，大家擺在桌面上攤，好好溝通一下思想嘛。”臨走時，鄧小平的手和胡耀邦的手緊緊握在了一起，但這一刻他們彼此都明白：這是政治上最後的道別！（《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胡耀邦下臺，溫家寶為何未受牽連？

在胡耀邦下臺趙紫陽接任總書記職務後，在元老威逼下，趙紫陽只好對胡耀邦的組織路線進行一定規模的調整，待陳雲親自提名的宋平接任中組部長職務後，立刻以“補充地方領導工作經驗”的藉口，王兆國被外放到福建省，離開了中央權力核心。

那麼，胡耀邦下臺，溫家寶為何未受牽連？據認為，重要的是鄧小平和陳雲等政治老人認為，溫家寶長期以來一以貫之具有敬業精神，源於對“黨”忠誠而不是源自對胡耀邦個人的忠誠。

《溫家寶傳》作者高新在追蹤溫家寶的過程中，聽一位被訪問過的人士透露他知道的情況：在書記處會議上先就溫家寶接任中辦主任職務的建議統一了意見，向楊尚昆“徵求意見”，楊表示他本人認為“是個合適的人選”，也表示要把書記處的意見向小平同志彙報一下。從鄧小平那裡的回話的大意是：可以試一試，如果稱職就繼續做下去，這個崗位的負責人最好不要像前幾年那樣換得太勤。

溫家寶當上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時，王兆國還保留著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先後擔任中辦主任的楊尚昆、姚依林、胡啟立、喬石也都是中共十二屆政治局委員或書記處書記，也就是說，從溫家寶取代王兆國擔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1986年5月，至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召開之間，溫家寶的六位前任，除了汪東興已成為“黨內路線鬥爭”的犧牲品，另外五位都是黨中央在位的領導成員，溫家寶接任中辦主任職務之後，對包括汪東興、王兆國等人的工作得失、政治教訓，自然也會作為自己的借鑒。

中辦歷任主任中多半都只是為一位黨的領袖服務，只有汪東興服務過兩任黨主席，而溫家寶歷經過三任黨的總書記。高新曾分析過，在中辦主任崗位上為一位以上黨的最高負責人服務過，是溫家寶與汪東興唯一的共同點，“而他們之間的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汪東興當年所服務的兩任黨主席之間是繼承和被繼承的關係，而溫家寶所服務的三任黨總書記，都是以後任對前任的政治否定為就職前提”。

也有評論認為，溫家寶並未因胡下臺而受連累的另一關鍵原因是，溫家寶並非在擁戴胡耀邦“稱帝”的基礎上產生，而是因鄧小平成為中共領導核心之後產生的，所以溫家寶這位中辦主任自然對鄧小平不具政治上的威脅性。如果把鄧小平搬倒華國鋒過程中對中央辦公廳的清洗比喻成“清君側”，那麼日後“廢胡”過程中之所以沒有必要“清君側”，說到底，是因為胡耀邦根本還不是“君”。

毛澤東、華國鋒時代的中辦主任平時工作都圍繞著黨主席一人，而整個鄧小平時代，總書記並不是黨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這就決定了中辦主任的服務對象不會集中在總書記一人身上。

中辦人士評價溫家寶：在主管中辦期間，份內的工作能完成得讓人無可挑剔，份外的事情不但能做到絕不插手，而且不該過問的絕不過問。溫家寶之所以能夠安然度過七年時光，他對楊德中的充分尊重和在工作中從不越位，無疑是重要因素。

鄧小平時代，順應最高決策層的“黨”“槍”畸形關係，整個中辦系統傳統上的“文”、“武”兩大部分也被截然分開了，“文”的部分屬於中辦主任的許可權範圍；“武”的部分則由中央軍委任命的楊德中負責，只聽命於中央軍委的指揮。編制設在中央辦公廳的中央保健委員會、中央辦公廳下屬的與保密工作有直接關聯的機要局、機要交通局、中央檔案館等部門，事實上都劃到“武”的一邊，被楊德中以第一副主任身份所掌握。

此外，溫家寶雖然位居中辦主任，但下屬機構能夠由他掌管的只是秘書局、中直管理局、人事局、毛主席紀念堂管理局、特別會計室等部門，其權力範圍遠不像外界人們想像的那麼大。（《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朱厚澤遭貶，趙紫陽看中了溫家寶哪一點？

朱厚澤，胡耀邦親自指定的中央宣傳部部長，在胡耀邦倒臺時首先遭到處理。

提到朱厚澤，這位被稱為得到胡耀邦真傳的“三寬部長”，一直贏得輿論的稱讚。朱厚澤（1931年1月－2010年5 月9日），貴州織金人，194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64 年在四清運動中被開除黨籍、下放勞動。1978 年平反後，曾任中共貴陽市委書記等職。1983年任貴州省委書記，負責經濟建設。

明鏡出版社《外參》月刊創刊號刊登高瑜《他才是胡耀邦的傳人——送別朱厚澤先生》一文回憶說，朱厚澤是胡耀邦擔任黨校第一副校長時期青幹班的學員，是經過當時中組部常務副部長兼青幹局局長李銳考核、推薦，1982年十二大被胡耀邦選擇的西南諸侯，從市的副書記位置直接提拔到省委書記處書記，1985年擔任貴州省一把手。李銳是被陳雲安排在中組部的重要職務上的，交代給他的任務是監視胡耀邦，結果成為胡耀邦的摯友和好助手。1985年7月胡耀邦把朱厚澤帶到北戴河，對黨的婆婆和中央大員們說：“我給你們帶來一個宣傳部長。”朱是接替“左王”鄧力群的。

朱厚澤把來北京當中宣部部長比喻為“跳火坑”。他低調，謹慎，半年之後提出“對於跟我們原來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觀點，是不是可以採取寬容一點的態度；對待有不同意見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寬厚一點；整個空氣、環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寬鬆、有彈性一點。”就遭致鄧力群的四處圍剿。“三寬”受到理論務虛派和整個知識界的熱烈歡迎，朱厚澤立刻有了“三寬部長”的美名。但是喬石給他打來電話：“厚澤，你那個‘寬’的文章不要再做了。”

胡耀邦剛一下臺，緊接著朱厚澤便遭到處理，他在王兆國、鄧力群等的陪同下，向中宣部全體人員告別，他向大家表示感謝，他說：“沒有你們的幫助，我無法工作。”這位中共歷史上最短命的中宣部長沒有檢查，最後的話：“至於對我這一年多來所做的工作怎麼看，讓歷史去作結論吧。”贏得潮水一樣的掌聲。

十三大之後，趙紫陽調朱厚澤到總工會擔任一把手，代替倪志福。朱厚澤主動推辭，只當了二把手——第一書記。1989年學生運動中，全國總工會向北京紅十字協會捐了十萬元，當時是倪志福決定，朱厚澤外出。六四之後審查，責任落在朱厚澤身上，他沒有分辯，承擔責任，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實際是保護了倪志福，使得他又當了幾年政治局委員。

學者丁東聽說，胡耀邦生前最後的講話中說過：“我辭職對於自己沒有什麼，主要是對不起兩個人：朱厚澤、白紀年。因為朱厚澤是可以當總書記的一個人。”可見胡耀邦對朱厚澤的器重。白紀年是陝西省委書記，該省曾是胡耀邦搞黨內民主選舉的試點，白紀年作為副省長，在全省廳局級幹部民主評議中得票最高，十二大之後就直接提拔到省委書記位置，胡耀邦下臺之後他也下臺。

高瑜指出，胡耀邦中意培養的還有一個人是吳明瑜。胡耀邦看重朱厚澤的是思想能力，看中吳明瑜的是實幹能力。吳明瑜是胡耀邦在中國科學院時候就選中的人才，很年輕就提拔到局級幹部，為中國科技發展，知識份子問題作了很多工作。

胡耀邦所看中和提拔的人，在其下臺後紛紛跟著“遭殃”，但溫家寶卻是個例外。

宗海仁在《第四代》中強調：溫家寶是由胡耀邦提名任中辦主任的，儘管他不來自共青團系統，不像王兆國那樣有特別濃厚的“胡派”色彩，但不少人仍然認為他是胡的親信。

與王兆國和朱厚澤等“胡派”大將相比，溫家寶的地位依舊。為什麼？據宗海仁披露，在批評胡耀邦的民主生活會上，溫家寶幾乎沒有對胡耀邦進行指責，而是著重強調了他自己應該如何提高認識，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溫家寶的此番言論，並沒有引來各方面的批評。即使像胡喬木、鄧力群這些“左派”人物，也對溫家寶沒有意見，查閱溫家寶的講話以及所參加的一些活動，沒有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觀點、言論和傾向。更何況，在日常工作中，溫家寶幾乎對每一位政治局成員、書記處成員都表示了足夠的尊敬，他不僅對胡耀邦、習仲勳好，對胡喬木、鄧力群也很尊重。

同時，溫家寶對中央辦公廳的每一位工作人員都表現出平易近人、不擺架子的作風。一個平常從未樹敵，又有深厚群眾基礎，工作又從未被人抓住把柄的人，是很難被人擊倒的。因此，胡耀邦事件不僅沒有使溫家寶“自毀前程”，反而穩固了溫家寶在中央辦公廳的地位。

宗海仁指出，趙紫陽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溫家寶繼續留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這一方面表明了趙紫陽的政治智慧，另一方面也說明，趙紫陽從胡耀邦下臺中看到了溫家寶的忠誠，更看到了溫家寶恪盡職責、堅守崗位的踏實作風。

這期間，溫家寶參加了趙紫陽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領導小組的工作，參與設計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方案。溫家寶參加了中共十三大的籌備工作，參與了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的起草主持工作，並以中共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副秘書長的身份負責大會的日常事務。1987年11月初，距胡耀邦被迫辭職不到10個月，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溫家寶升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同時兼任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直屬機關工委書記。

在追隨趙紫陽的日子裡，溫家寶眼光敏銳、作風穩重、工作勤奮，平易近人，對經濟工作和自然科學的興趣不減，經常思考一些宏觀的、長遠的政治經濟問題，捕捉、分析並回饋一些重大資訊。所有這些，令趙紫陽非常滿意。（《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王兆國下臺是因與胡耀邦“距離太近”

胡耀邦倒了，與胡耀邦關係親近的人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評、審查——主持中央書記處日常工作的習仲勳又過起了比較清閒的生活，沒有多少事可以管了；

王兆國，這位胡派親信，不像胡啟立那樣態度堅決地與胡耀邦劃清界線，被外派福建。

1987年8月，此時還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王兆國到福建省委報到，陪同前往的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宋平向省委和省政府的幹部大會宣佈中央任命：王兆國同志為福建省委委員、常委、副書記。

1987年9月，中共中央宣佈將時任福建省省長胡平調離，任命王兆國為福建省副省長、代理省長。

高新指出，此時，離中共十三大召開僅有一個月的時間，凡熟諳中共高層人事運作規律的人，一眼就看明白了王兆國此時被調離中央機關，主要原因就是讓比較體面地在十三大上“自行中止”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在中共執政史上，如此安排在政治上失意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候補書記）兼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方式，已經不是第一回。

“文革”前夜，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常委第一書記楊尚昆被徹底打倒之前，先是被貶至廣東，屈就了幾個月時間的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

有趣的是，時隔21年之後，正是這位楊尚昆向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傳達了鄧小平的旨意：“王兆國的職務看來是要動一動了”。

1987年10月25日中共十三大召開，王兆國和溫家寶均被安排為大會主席團成員，王兆國還有幸與鄧小平等全部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及書記處書記一同被安排為大會主席團常務委員。但是，大會主席團的副秘書長中有溫家寶的大名，王兆國卻不在其列（秘書長為胡啟立）。

接下來，王兆國只是被安排為十三屆中央委員，未能再進中央書記處。

在中共十三大上，上屆中央書記成員中，除了確因年齡關係“退居二線”者，只有王兆國和郝建秀的政治地位被降格為普通中央委員，還有鄧力群是因為在中央委員的差額選舉過程中落選，其他則悉數進入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會。而郝建秀被政治降格的原因同樣是與胡耀邦“距離太近”，或“眼裡只有胡耀邦”的緣故。

1988年1月，王兆國在福建省第七屆人民代表大會上第一次會議上正式當選為福建省省長。

王兆國在十三大召開之前黯然離開中南海勤政殿（中央書記處辦公地點）後，當然就不再行使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委員會書記的職權。但是，當時的中共中央並沒有特別宣佈免去他的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委員會書記職務，這是因為當時的中共中央已經內定要將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委員會改為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工作委員會（簡稱中直工委），作為中共中央派出機構，領導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黨的工作。後者與前者相比，表面上看是只多了兩個字，但重要區別在於前者如同各地方黨委一樣，其領導成員正常換屆時是採用代表大會的選舉形式，而後者作為中共中央的“派出機構”，負責人是採取任命制。

1988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宣佈將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委員會改為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工作委員會，書記為溫家寶。

就在王兆國離開中南海的第二個月，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鄧小平的支持下，於十三大召開之前的1987年9月14日宣佈撤銷鄧力群兼任主任的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十三大召開之後的1987年12月，宣佈成立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任命鮑彤為研究室主任，周傑、賀光輝為班主任。

如此一來，就如同不需要特別宣佈免去王兆國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委員會書記處書記職務一樣，也就不需要特別宣佈免去鄧力群的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任職務。（《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溫家寶得到胡啟立、喬石的信任

如果說十三大之前的溫家寶還是處在被考驗階段的話，那麼他在十三大上進入中央領導層，標誌著已經順利通過了對他的政治考驗。他能在十三大上進入中央領導層，除了鄧小平、陳雲等政治元老，以及代鄧小平在台前“攝政”的楊尚昆的因素，胡啟立、喬石等人所起的作用也是至關重要。鄧小平對溫家寶，沒有多少直接接觸，他對溫能從認可到信任，楊尚昆、王瑞林及楊德中所起到的作用可想而知。

高新在其《溫家寶傳》一書中，特別點出喬石對於溫家寶晉升的重要作用。他說，作為中央書記處的候補書記，溫家寶是在胡啟立領導之下，但胡啟立在主持書記處日常工作的同時，在政治局常委會內的分工是主管意識形態，喬石在政治局常委會內的分工則包括了中央黨務系統的幾大部類。如此一來，溫家寶在日常工作上應該是與喬石之間的直接往來更多一些。而二人之間除工作之外共同語言之一，便是他們曾經先後為其揮灑過汗水，奉獻過青春的甘肅省酒泉地區。

高新指出，溫家寶還在天津就讀南開中學時，甘肅酒泉地區發現的鐵礦床即被認為有長期開採價值，陸續有來自全國各地的五萬建設大軍雲集，開始了酒泉鋼鐵公司的基礎建設工程，原在鞍山鋼鐵公司擔任技術處長的喬石奉命前往，出任酒泉鋼鐵公司設計院和研究院院長。

1959年開始大饑荒，酒鋼堅持到1961年初，上級終於命令下馬。喬石先是到西安擔任酒泉鋼鐵公司陝西工程管理處黨委書記，1962年被送到中央黨校學習，結業後即被他40年代在上海從事學生地下黨工作的老上級吳學謙舉薦進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工作，陸續升遷至副局長、局長，副部長、部長。1982年9月，他在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上出任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從此進入中央決策層。

溫家寶除工作能力和水準給上司和同事都留下深刻印象，他的“穩重”讓此前幾任中辦主任，包括楊尚昆、姚依林、胡啟立和喬石都不約而同地產生信任。喬石當年在酒泉地區工作的時間不足溫家寶一半，對工作條件的艱苦已有了深刻體會。而溫家寶當年在那裡任勞任怨，堅持工作了十幾年，喬石對此非常感慨。

胡耀邦擔任總書記時代，喬石和胡啟立都被認為是胡耀邦提拔的人，而溫家寶從進入中辦到接替王兆國的職務，也曾被認為是“耀邦的人”。但事實上胡耀邦倒臺後此三人均晉升。

不過，宗海仁指出，曾被胡耀邦視為可靠接班人的書記處書記胡啟立，在胡耀邦倒臺時，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仕途，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會議上，公開批評指責胡耀邦，成為當初批判胡耀邦態度最堅決、旗幟最鮮明者之一，為此胡啟立保住了自己的職位。

1929年10月出生的胡啟立，50年代初畢業於北京大學物理系、機械系學習；並在大學畢業後留校，從事學生、共青團委工作；曾出任共青團北京大學委員會書記。胡啟立的工作，受到時任團中央負責人胡耀邦的賞識。1955年8月，在當選全國學生聯合會主席後，胡啟立又受到毛澤東的接見；翌年，他即被調入共青團中央聯絡部工作；曾擔任駐捷克布拉格國際學生聯合會書記處書記、副主席。1961 年，在胡耀邦的推薦下，共青團九屆三次會議破格增選胡啟立為團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這為他日後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基礎。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毛澤東在1966年8月曾嚴厲批評共青團中央，稱胡耀邦、胡克實、胡啟立等負責人犯了錯誤。胡啟立隨即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直到1972年才被恢復工作。此後，他歷任中共寧夏回族自治區西吉縣委副書記，中共固原地委副書記，寧夏自治區委辦公廳主任等職。1977年，胡啟立被調回北京，出任清華大學副校長、黨委副書記；一年後，又回到共青團中央，出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並兼任全國青年聯合會主席。

1980 年，隨著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啟立迅速成為當時中國政壇上的一顆新星。他於1980年6月出任中共天津市委書記、市長；1982年4月，升任中央辦公廳主任；同時，在當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大上，當選中央委員；後又當選中央書記處書記，正式進入中共領導層。在1985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五中全會上，中共高層人事大調整，一批元老退休，胡啟立、田紀雲、喬石、李鵬等 “新秀”被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胡耀邦下臺後，胡啟立不但未受到影響，反而在1987年11 月舉行的中國共產黨十三屆一中全會上，晉升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並在五位常委中，排名第四；同時還兼任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媒體評論認為，當時年富力強的胡啟立有力成為中共的第三代接班人。

1989 年六四事件前後，因同情學生運動，胡啟立與閻明複、芮杏文等中共高級領導，隨總書記趙紫陽下臺。胡啟立被免去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但仍保留中央委員會委員資格。（《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六四前溫家寶緊跟趙紫陽身後扮演什麽角色

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時，溫家寶成了中南海最忙的人，每天平均只能睡兩三個小時。除了親自在第一線參與指揮，還要擠時間參加各種不同場合的會議，更要及時處理一些最敏感的資訊。他協助趙紫陽參與處理了5月20日宣佈北京戒嚴前一些最重要的工作。

楊韻、方延鴻在《內閣新三角》一書中指出：當時人們為什麼會對溫家寶抱以莫大的期望？是因為那一個歷史的瞬間——

1989年5月19日淩晨，全中國、全世界的電視觀眾，都看到那個令人靈魂顫慄的場景：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來到了天安門廣場，看望已經絕食數天的學生。趙紫陽手舉著一隻半導體喇叭，喉嚨嘶啞地苦勸著學生愛惜身體，停止絕食；而他的身後，是默默無言、一臉嚴肅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

當時的報紙上都登出了這張歷史性的照片。不僅廣場上大學生和新聞界人士，而且許多中共黨內人士也都認為，這意味著中共中央委員、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在中共高層的分道揚鑣中毅然作出了生死選擇：站到了趙紫陽一邊。

其後形勢急轉直下：六四清場以後，鄧小平、楊尚昆和李鵬憑藉武力戰勝了黨內對手，鎮壓了學生運動，趙紫陽被撤銷黨內職務並軟禁，他的部下要麼“抓進去”，要麼“逃出去”，人們很自然地捏了一把汗：溫家寶這次也會“倒大楣”了！

但是讓人們驚詫不已的是，溫家寶居然安然無恙——既沒有鋃鐺入獄，也沒有摘去烏紗。雖然後來的仕途有點坎坷，但是在那場政壇地震中基本上可以算是全身而退。這是怎麼回事呢？

很長時間人們沒有解開這個疑團；不過，也從那個永世難忘的場景，而對溫家寶留下了一份希冀。有人甚至認為，“蒙混過了關”的溫家寶，將來會有一天為他的首長趙紫陽平反、恢復名譽。

這當然是徹頭徹尾的誤解。直到中共高層人事專家高新的《溫家寶傳》出版，披露當年這一段幕後秘辛，人們才恍然大悟。

高新說：“殊不知溫家寶這次陪同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給他佈置的任務。當時，政治局常委會剛剛結束，因為趙紫陽堅持要到廣場看望學生，政治局常委會才臨時決定李鵬也去。於是，當晚列席常委會的中辦主任溫家寶負責陪同趙紫陽；國務院辦公廳秘書長羅幹負責陪同李鵬。”

也就是說，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溫家寶隨同前往，並不表明他在黨內勢不兩立的爭論當中選邊站，支持趙紫陽的態度；而是一種職務行為——身為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職責要求必須陪同中共中央總書記。

當然，趙紫陽和李鵬在廣場上向大學生們講話的口氣，截然不同。人們因此而同情趙而憎惡李，更因之而對前者就愛屋及烏，對後者也難免“恨屋及烏”。不過政治人物不像市井小民，高新認為，就象李鵬的強硬口氣並不一定就代表羅幹一樣，鄧小平等人也不會因為趙紫陽當時在廣場的“縱容動亂”的態度而遷怒於溫家寶。

高新說：還有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需要強調，那就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學潮和“動亂”過程中，當中共中央出現了所謂“兩個聲音”的時候，溫家寶以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工作委員會書記身份，兩次主持擬定反對動亂的緊急通知，要求中央直屬機關的各黨委認真組織學習李鵬和楊尚昆的重要講話，堅決執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迅速結束動亂的指示，並將不准參與示威，不准搞聲援活動，甚至不准上街圍觀的通知精神迅速通知到每一個共產黨員，並認真檢查貫徹執行情況。

《溫家寶傳》中寫道：如此及時表態，使得六四之後的李鵬等人即使真如外界所傳對溫家寶極不感冒，也沒有將政治清查對象波及到溫家寶身上的過硬把柄。（《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趙紫陽錄音回憶披露溫家寶勸阻趙開會反擊

事過多年之後，更多的事實披露出來。據熟悉中共高層內情的人士透露，六四以後，溫家寶為了自保，還寫過一些對趙紫陽不利的揭發材料。事後看來，這些材料是“大可不必寫”的。

趙紫陽的某位親屬曾經說過，他們家人對溫家寶沒有什麼話好說：在趙紫陽被軟禁期間，溫家寶從來沒有為他遭受的不公境遇說過哪怕一個字；直到趙紫陽病重、逝世，已經當上中共第三號人物的溫家寶，從來沒有親自來看過一次，或者委託人來看過一次，更沒有為趙紫陽的政治名譽、為他和家人改善境遇出過任何力——趙紫陽畢竟曾經是他的頂頭上司啊。知情人感慨地說，溫家寶能毫不猶豫地握住愛滋病人的手，卻不能來握住他的前任、他的老上級趙紫陽的手——趙紫陽比愛滋病人還可怕啊！趙紫陽的親屬對溫家寶感到寒心。

黨和國家的“利益”高於私人感情，或許這就是中共“革命隊伍”中的常態，趙紫陽及其家屬在黨內外殘酷鬥爭中經歷過幾十年，應該司空見慣，大可不必寒心。不過，即使如此，如果與同樣是“革命隊伍”中的人相比，他們還是感到溫家寶態度如此之冷如鐵石，令人費解。要知道，即使是與趙紫陽勢同水火的政敵鄧力群，在趙紫陽去世之後還第一個親自前往弔唁，表示哀悼之情呢。

在趙紫陽的問題上，溫家寶的得分甚至還比不上習近平——當年與趙紫陽同處改革派陣營的戰友習仲勳的遺孀齊心女士，在得知趙紫陽逝世後立即給趙家送去花圈，挽聯上寫著“攜子女同挽”，“子女”就包括了習近平，至少習近平是沒有表示反對的。

正是從與這些政敵和戰友（及其親屬）的對比，趙紫陽的不少親屬對溫家寶很難諒解。

在胡耀邦去世之後，香港《明報》曾有一篇報導援引一些知情人士的話說：溫家寶初到中辦，甚受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賞識，提拔溫家寶接任中辦主任，可以說完全將他當成自己人。但胡耀邦被免職後，按照有關規定，其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和保衛待遇都要隨之降低規格。1987年1月，“正是溫家寶代表中共中央向胡耀邦一家宣佈中共高層的有關決定。據指出，溫家寶的表情相當冷漠，令胡家人十分反感。胡耀邦在89年4月因心臟病突發去世，鑒於當時的政治形勢，中共高層決定低調處理，亦是溫家寶奉命到胡家宣佈中央的有關決定，其表情也一如1987年時的冷漠，全無任何同情表示，胡家人也因此覺得他簡直不近人情。”

溫家寶對趙紫陽在天安門學生絕食事件中的態度，對趙紫陽受審查軟禁期間的態度，與溫家寶本人的價值理念，這二者雖然有聯繫，但並不能完全畫等號。溫家寶對於以民主、自由和法治為標誌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究竟抱什麼態度呢？

這個問題，說來話長，我們必須從溫家寶的人生起伏和政壇沉浮中尋找答案。

根據趙紫陽生前錄音自述整理出版的回憶錄《改革歷程》2009年5月面世。書中首次披露1989年5月19日北京戒嚴後，尚未被撤職的趙紫陽與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的一些互動，透露了當時溫家寶的一些無奈，以及他勸阻趙紫陽召開政治局會議的過程。

這本厚達384頁的回憶錄，詳盡披露很多1980至1990年代中共內部的權鬥秘辛，也完整呈現了1989年六四前後中共內部各種紛爭和角力。

趙紫陽於回憶錄披露，1989年5月19日淩晨探望學生後，他因拒絕出席同日宣佈戒嚴的大會，請假三天，其間既無人通知他被免職，亦無人找他聯繫工作，“重要的資訊管道被切斷了，把我和外界隔離了”。

趙紫陽通過其他管道聽說，時任總理李鵬、國家主席楊尚昆、副總理姚依林和中央組織部長宋平等人分別召開各部門會議，召集各地方領導人進京“打招呼”，宣佈趙的“罪行”等。趙紫陽認為這“都是違反《黨章》的”，因此他找當時的中辦主任溫家寶，建議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

“當時溫家寶說，中辦實質上已被撇在一邊了，現在所有這些部署都沒有通過中辦，一切活動都是李鵬、楊尚昆另外安排的，並不通過中辦。如果我一定要開會，中辦也可以發通知，但他感到後果會很不好，希望我慎重考慮”。後來趙紫陽就沒有召開政治局會議。儘管如此，後來在趙紫陽的罪名中，還是有一條“分裂黨”。

趙紫陽在回憶錄中並未提及溫家寶在那次探望絕食學生的表現，但提到了李鵬實際上也有一同去到天安門廣場，“但他當時非常害怕，到廣場不到一會兒就溜之大吉了”。自5月17日在鄧小平家中開會決定調兵進京戒嚴後，李鵬就有許多不正常舉動，“無論是去醫院慰問還是去廣場看望學生，他一再阻止我去。我去了一起下車，他一反慣例搶先走在我的前面。他還讓人給攝影記者打招呼（事後有人告訴我），叫記者不要拍我的鏡頭，說以免人事變動後被動。從5月17日晚到19日，有關戒嚴的事什麼情況也沒告訴我。19日李鵬和學生對話，我是看電視才知道的”。

由此可見，從5月17日鄧家會議之後，趙紫陽已被實質奪權了。

趙紫陽在回憶錄中還披露了已故國家主席、軍委副主席楊尚昆對待戒嚴的反覆態度。在趙紫陽訪問朝鮮期間，政治局常委碰頭討論學潮時，曾有人提出過戒嚴問題，“當時受到楊尚昆的嚴厲批評，說首都戒嚴，如何向全世界交代？”趙紫陽感覺在鄧小平決定戒嚴以前，楊的態度是較溫和的。但在5月17日鄧小平家開會時，楊的態度又出現180度變化，“他說廖漢生（退役上將，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主張戒嚴，是不是可以考慮戒嚴？本來尚昆一直是反對戒嚴的，這時他轉述廖漢生的主張，實際上他改變了主意”。趙紫陽指楊尚昆“在這個問題上起了不好的作用”。最後鄧小平拍板調兵進京，實施戒嚴，最終釀成六四慘劇。（《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溫家寶對曾慶紅的分工讓江澤民很滿意

江澤民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溫家寶像對待兩位前任一樣的對待他，既不緊跟，也不疏離。宗海仁說，在江澤民熟悉工作的前半年，溫家寶總是如影隨形地跟著他，帶他去拜訪中共元老，陪同他到中央各部門視察，詳細地向他介紹中共中央各部門的機構職能，主動地與國務院進行工作溝通，等等。當然，最重要的是溫家寶處理好了與曾慶紅的關係。

庫恩在《江澤民傳》中提到了1989年8月初，江澤民當上總書記後不久就前往上海視察，由朱鎔基、吳邦國、陳至立陪同。後來，所有這些人最後都去了北京，在中央擔任顯要職務。值得注意的是，這時江澤民作了第一次職務任命，將時任上海市委副書記的曾慶紅任命為黨的中央委員會辦公廳副主任（副部級）。這是個起協調作用的關鍵職位，具有很大影響。

庫恩認為，江澤民的這一選擇非常明智，曾慶紅具有機智的政治敏銳感、完美的政治背景以及個人關係：他的父親曾是軍隊指揮官、黨的高級領導和政府高級官員，在華東很有影響，尤其在上海。汪道涵也是其父的門生之一。他的母親曾是一位早期的黨的工作，是參加過長征而倖存下來的少數女性之一，並曾任一所幼稚園園長，許多高幹子女都曾在這家幼稚園就讀。事實證明，不論是在行政工作還是在政治策略上面，曾慶紅對江的幫助都是無可估量的。

曾慶紅是江澤民就任總書記時唯一從上海帶入中南海的人。《第四代》介紹說，當時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除了楊德中、周傑、王瑞林外，還有徐瑞新。當時徐瑞新48歲，是所有副主任中最年輕的，也是溫家寶最主要的助手，直接分管中央辦公廳最核心的部門中辦秘書局。徐自參加工作以來就一直在中南海工作，一度在楊尚昆辦公室工作，與楊尚昆有著非常緊密而親近的關係，1984年任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局長，1987年提升為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曾慶紅到任後，如何協調好徐瑞新、曾慶紅的關係，直接涉及到溫家寶與楊尚昆、江澤民的關係。

當時的楊尚昆一言九鼎，倍受江澤民尊重，所有重大事務江澤民都請示他。更重要的是，楊尚昆作為任職時間最長的老中辦主任，對中央辦公廳的日常運轉瞭若指掌，更何況還有他極為器重的徐瑞新直接分管著中辦秘書局。因此，協調好徐瑞新、曾慶紅的關係需要溫家寶拿出足夠的政治智慧。

曾慶紅比徐瑞新年長不足兩歲，提升副部長的時間也比徐早不到兩年，為了使徐、曾在工作中不發生衝突，溫家寶對兩人的工作分工作出了非常清晰的劃分，徐瑞新繼續分管中辦秘書局，曾慶紅負責中央辦公廳的機構編制人事工作，主要協助江澤民展開工作，按照任職時間，讓曾慶紅排名在徐瑞新前面，但不是中央辦公廳常務副主任。儘管當時沒有明確中央辦公廳的常務副主任，但從工作性質看，徐瑞新實際上主持著中央辦公廳的日常工作，而曾慶紅則占了排名在徐之前的優勢。因此，曾徐兩人對此安排都表示滿意，工作中也沒有發生任何衝突。曾慶紅通過分管機構編制人事工作，對中央辦公廳內部的機構運轉有了清晰的瞭解，更由於將主要精力放在協助江澤民展開工作，使曾慶紅與江澤民之間的交情已非任何人能夠離間。溫家寶對曾慶紅的分工，令江澤民滿意。

溫家寶是明智的，他清楚地意識到，無論是曾慶紅還是徐瑞新都將在時機成熟時接替他。他必須考慮新的出路，他越來越關注於經濟事務了，渴望從黨務中解脫出來。1992年，對溫家寶來說又是一次大的政治考驗，先是鄧小平南方談話不指名地嚴厲批評江澤民，警告江“不改革，就下臺”，接著則是江澤民成功地發動“倒楊事件”，保住了自己在中共十四大的中央總書記職位。

無論是楊尚昆陪伴鄧小平警告江澤民，還是江澤民最終迫使楊尚昆離開中國權力中心，溫家寶總嚴守崗位，不參與任何一個圈子，既不偏楊也不偏江。像1987年中共十三大時一樣，溫家寶參加了中共十四大的籌備工作，參與了中共十四大政治報告的起草主持工作。當1992年9月中共十四大召開之時，明知楊尚昆已失勢，徐瑞新不久將被調離中央辦公廳，但根據原有分工，溫家寶仍然將大會秘書處的日常工作交由徐瑞新負責，對徐瑞新充滿信任。雖然中共十四大使江澤民得勢，但作為江心腹的曾慶紅沒有獲得任何好處，曾既未負責籌備這次大會，也沒有被列入中央委員或中央候補委員的候選人名單。

在宗海仁看來，溫家寶那種綿裡藏針，含而不露，舉重若輕，恪盡職守的鮮明性格特徵，成就了他歷經三任總書記而不倒，反而進一步上升。（《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溫家寶與曾慶紅相互尊重相得益彰

溫家寶與曾慶紅在中央辦公廳共事的三年，用冩了《第四代》的宗海仁的話描述：兩人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得益彰。三年中，溫家寶一直是曾慶紅的領導，他為曾慶紅創造了非常寬鬆的工作環境，給了曾慶紅更多自由發揮的天地。

溫家寶比曾慶紅小三歲，深知曾的機警和膽魄，溫認定曾是能幹大事之人。曾也深諳溫，認為溫歷經三任總書記而不倒必有過人智慧，所以，曾也非常尊重溫。

因為工作關係，溫家寶、曾慶紅都得追隨江澤民，一同隨江澤民外出視察，一同隨江澤民出席各種不同的會議。溫家寶清楚，儘管自己位高於曾慶紅，但曾慶紅畢竟是江澤民最信得過的人，所以，與江澤民接觸，溫家寶始終保持著一種適當的距離，既讓江澤民感覺到工作做得周到，又讓曾慶紅體會到並未與江澤民過於親近。不管是外出還是開會，溫家寶總有意使自己離江澤民遠一些，讓曾慶紅與江澤民挨近些，在專列或者飛機上，溫家寶更是如此。

比較溫、曾兩人的性格，最主要的共同點是：胸懷韜略，足智多謀，舉重若輕，深謀遠慮。

兩人又有以下不同點：

溫家寶思維嚴謹，思考縝密，處事周全，敢於禮讓。曾慶紅思想超前，思想解放，談吐機智，富有幽默；

溫家寶善於抓主要矛盾，善於化解矛盾，經常身體力行，處理問題對事不對人。曾慶紅敢於冒險，富有膽識，不怕得罪人，敢作敢為；

溫家寶謙虛謹慎，待人真誠，循規蹈矩，為人寬容；曾慶紅胸懷城府，含而不露，厚此薄彼，難以捉摸；

溫家寶博覽群書，最終從黨務轉入政務；曾慶紅精通明清歷史，得治國之要覽，以“治人”為第一要務，樂於政治權謀；

溫家寶性情平和，甘於寂寞，看到老百姓困苦會當眾落淚，極富同情心。曾慶紅性格率直，願與三教九流結為朋友，富有號召力、感染力，有相當一批追隨者；

溫家寶按規則行事，主張有序改革，考慮問題比較實際。曾慶紅敢於違背傳統，不安於現狀，逆向思考問題，看問題切中要害；

溫家寶忠厚老實，善於協調，寧折不彎，設身處地，在不損害重大利益前提下，敢於作出讓步或自我犧牲。曾慶紅為人圓滑，處事精明，能屈能伸，為了達到既定目標，可以不惜一切努力去追求，決不輕易放棄；

溫家寶沒有野心，從不拉幫結派，是比胡錦濤還要少幫派色彩的人，廣為各方所接受。曾慶紅被看成是“上海幫”的主要成員、“太子黨”的頭領，他的身上的確具有濃厚的“派系”色彩，有人非常喜歡他，有人則對他恨之入骨。

從那幾年黨內的一些民意調查來看，似乎溫家寶更受人喜歡一些。但是，比起溫家寶，曾慶紅的確更有闖勁、更有膽魄、更不怕得罪人。因此，宗海仁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不僅需要溫家寶這樣的務實者，同樣需要像曾慶紅那樣的改革家。（《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江澤民時代溫家寶“明升暗降”？

而溫家寶和江澤民的關係，則是我們認識溫家寶的一個重點，也是一個難點。

江澤民和溫家寶是同一天進入黨中央領導集體的——1987年10月的十三屆一中全會上，江澤民作為諸侯代表，以上海市委書記身份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溫家寶則被安排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

每次政治局開全體會議，都是由溫家寶領導下的中辦秘書局會議處安排通知諸侯中的政治局委員，來自北京之外的政治局委員，也都是由中辦安排接送和住宿。

這一迎來送往的雜務，按說溫家寶若安排手下中辦副主任甚至局長去張羅，江澤民等人也不致於“挑理”。然而凡事親力親為、力求萬無一失是溫家寶的特點，何況被接待的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所以，當時江澤民每次進京開會，溫家寶只要人在北京，都盡力抽出身來親自接送，其作風扎實細緻，態度的謙恭隨和，讓江澤民印象深刻。

而江澤民之所以對溫家寶給予政治信任，在高新看來，是因為黨內高層新一輪的政治鬥爭中，與溫家寶完全不沾邊。1992年鄧小平南巡，給江澤民帶來政治危機，而後江澤民絕地反攻，利用鄧小平擔心六四翻盤的心理，一舉在當年十四大上搞掉“楊家將”，在這整個過程中，溫家寶都沒有見風使舵。

眾所周知，溫家寶擔任中辦主任期間，中共高層安排了王瑞林以中央軍委辦公廳副主任、中央軍委主席辦公室主任、解放軍軍紀委書記等身份兼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其用意，是為了政治局常委會與鄧小平這位實際上的“領導核心”之間聯絡暢通。王瑞林的工資並不在中辦領取，溫家寶這位中辦主任與王瑞林這位副主任，從來也不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

鄧小平的整個南巡過程，完全是楊尚昆和王瑞林通過中央軍委辦公廳系統著手安排，而不是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出面安排。正因為王瑞林從來不是溫家寶的下屬，他在溫家寶面前無須受所謂“組織原則”約束，副主任有權不向主任請示和彙報。中辦系統如此扭曲的人事結構，反而成全了溫家寶，使他與江澤民之間不致於有任何芥蒂。

在十四屆一中全會結束，江澤民連任成功、穩住陣腳之後，人事佈署從黨內到軍內同時開始。

在這次全會上，溫家寶的頭銜，去掉了一個“候補”，又增加了一個“候補”——他成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並被安排成政治局候補委員。1993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了讓人感覺不無唐突的決定：“溫家寶同志不再兼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同時也宣佈免去王瑞林中辦副主任職務。在十四大上連中央候補委員都沒有被安排的中辦副主任曾慶紅，接替溫家寶擔任中辦主任。

這年3月八屆人大剛剛開過，中共中央又宣佈，由溫家寶出任朱鎔基任組長的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

顯然，這一突如其來的高層人事變動，是在十四大召開之後才作出的，繞開了全體黨代表，否則無法解釋，何以在十四大上對曾慶紅連個中央候補委員也不安排？在中共歷史上，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居然連個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是很少見的——雖然溫家寶在1986年4月接任辦公廳主任時也不是中央候補委員，但當時有個特定條件：前中辦主任王兆國栽了跟斗。（《温家宝全传》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溫家寶“靠邊站”是給曾慶紅騰位子？

我們無從揣度溫家寶當時內心感受如何。外界各種分析中，占主流的一種意見，是認為這是給江澤民的大紅人曾慶紅騰位子，溫家寶從此失勢。

也難怪外界會這麼想。溫家寶剛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好像是受到重用，卻又被安排從事一項沒有公開職務的工作，在中國的政治鬥爭中，“明升暗降”是最常見的策略之一，“取實予虛”更是十分有效的制勝之方。這種中共執政史上超乎尋常的工作分配方法自然啟人聯想。

在中共政權的最高層領導機構內，有一大堆常設和非常設的委員會、領導小組，比如中共中央外事領導小組、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中共中央對外宣傳領導小組、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國務院科技教育領導小組、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國務院軍隊轉業幹部安置工作小組、全國打擊走私領導小組等等。具體名稱前面冠以“中央”二字的“領導小組”，均是黨的系統的常設機構，政治位階實際上要高於黨中央機關的各個部，特別是由黨的總書記或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組長的幾個領導小組。這一類領導小組的常設機關——某某領導小組辦公室，均是正部級單位。

溫家寶任新職的奇特之處還在於，中共黨內這些領導小組，無論是成立時間還是其負責人的更迭異動，從來都不對外宣佈，但溫家寶被免去中辦主任職務後，官方媒體卻受權宣佈他以中央書記處書記身份兼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另外，這類黨內領導小組組長、副組長，從來都是由政治局和書記處領導人兼任，比如江澤民當時就兼任外事領導小組和財經領導小組組長（財經領導小組組長職務1994年交朱鎔基兼任），胡錦濤兼任黨建領導小組組長，等等，還從來沒有過由一位中央書記處書記不幹別的，專任副組長的。

讓各界人士納悶的更是：既然聲稱“進一步重視農業”，何不在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內找一名熟悉農業，至少是在其從政資歷中接觸過農業的人，出任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而這一屆班子中，沒有比溫家寶與農業更八杆子打不著的人了：他出生於大城市，專學地質，對農業從未有過半天的接觸。

還有一條說不通的，是沒有在八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安排溫家寶出任主管農業的國務院副總理。這次會議上產生的國務院領導班子，李鵬是總理，朱鎔基是常務副總理，主管全盤經濟要務，錢其琛分管外事，鄒家華分管工業口，李嵐清分管對外經貿以及科、教、文、體、衛；八名級別相當於准副總理的國務委員中，也沒有一人是分管農業。這實在不合情理：中國是農業大國，“三農”問題成堆，國務院卻沒有一名副總理專管農業，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溫家寶，在國務院內卻沒被安排任何職位。

不管怎樣，溫家寶幹一行學一行，著手鑽研農業了。1993年年初至年中，《人民日報》接連發表的數篇關於進一步重視農業工作的文章，都由溫家寶主持起草。

又過了一年，1994年，上海市委書記吳邦國和山東省委書記姜春雲雙雙上調中央書記處，次年雙雙增補為國務院副總理，前者分管工業，後者分管農業。姜春雲的黨內職務被安排為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排名在溫家寶之前。

如此之多的跡象，怎麼能不讓外界相信：交出中辦主任大權之後的溫家寶，實際上處於“靠邊站”境地？（《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

“明降暗升”是江澤民對溫家寶的栽培？

《溫家寶傳》作者高新說，他以前也有江澤民對溫家寶“明升暗降”的看法，直到後來得知溫家寶以中央書記處書記身份在黨內兼任的另外一項重要職務——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才恍然大悟：江澤民不但沒有在政治上冷落溫家寶，而是把他安排到另外的工作領域加以重用，“江澤民對溫家寶的栽培過程似乎應該被概括為‘明降暗升’”。

原來，溫家寶先是被江澤民安排為重新組建後由他本人親自兼任組長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秘書長，然後才是被安排為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而同時被安排為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的，便是江澤民的親信，從大學畢業後第一天便在江澤民手下工作，後來當上十六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溫家寶內閣中主管財經的副總理曾培炎。

江澤民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身份正式“過問”經濟工作之後，立刻下令籌備恢復該小組過去曾經有過的下屬常設機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並於十四大召開之前即安排曾培炎擔任該小組副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接下來，江澤民先在黨內宣佈溫家寶由黨務系統“大管家”轉行至經濟工作領導層，以政治局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身份兼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和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

不過此事還有蹊蹺之處：為何外界多知道溫家寶的後一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職務，卻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前一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職務？官方公佈的溫家寶簡歷，都不提及他在中共十四屆一中全會之後兼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以及後來出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組長兼秘書長。

到1997年10月中共十五屆一中全會上，溫家寶不但繼續出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他在政治局內的規格又升了半格，從候補委員升為正式委員，外界這才相信：溫家寶不但沒有被邊緣化，反而又向中樞進了一步。

不久，他的職務又有了兩項更動：其一是接替姜春雲，擔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其二是與吳邦國並列為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組長——他的這一黨內兼職，一直到中共十六大召開之後才被改變，取代1994年接任該組組長的朱鎔基，以政治局常委身份兼任該組組長。

1998年3月召開的第九屆全國人大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溫家寶出任國務院副總理。

高新感歎，沒想到江澤民為栽培溫家寶用心良苦，設計了另外一條迂回邁向中共權力頂峰的道路：從經濟領導工作的助手到經濟和行政工作的最高負責人。

高新認為，這一安排的好處，是讓溫家寶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和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的相對超脫的位置上，集中精力，專心致志地從事經濟工作的基層考察和專項研究，腳踏實地地一步步積累經濟工作的決策能力的領導經驗。假如溫家寶在離開中辦主任之後沒有這五年的過渡，而是直接在1993年八屆人大上被安排為國務院副總理，“那麼一線行政和經濟領導崗位上的無數瑣碎事務，加上溫家寶事必躬親的工作作風，很可能會令他因無暇‘充電’而難以擺脫沒有過地方黨政一把手指揮和決策經驗的局限”。（《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

溫家寶與江澤民在性格上是兩種人

宗海仁認為，溫家寶之於江澤民，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如果說中共元老欽定了江澤民，溫家寶則是江澤民進入中南海的引路人。江澤民從上海到北京，溫家寶以中央辦公廳主任的身份去機場迎接。江澤民在中南海的家，由溫家寶親自安排並佈置。也是在溫家寶的陪同下，江澤民先後拜見李先念、陳雲、鄧小平等中共元老。在熟悉工作期間，江澤民幾乎所有的事務都離不開溫家寶。

江澤民掌權的前三年，也就是從1989年6月十三屆四中全會到1992年9月中共十四大這三年多時間，李鵬氣勢逼人，江澤民處處讓著他。很多次，李鵬命國務院起草的文件卻要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佈，江澤民說的話不算數。有些報告，江澤民批了，還要送李鵬再審閱。有時候，李鵬將一些重要事項壓下了，江澤民那邊焦急萬分，這種情況下，往往溫家寶親自到國務院，先找羅幹，實在有必要再親自找李鵬。

宗海仁概括說，在協調江澤民與李鵬的工作，處理中央辦公廳與國務院辦公廳的關係上，溫家寶做得極為周到。所以這些，江澤民應該說是不會忘記的。還有，溫家寶在曾慶紅的工作安排上，充分尊重江澤民的意見，讓曾慶紅完全按照江澤民的意見開展工作，並讓曾慶紅全面熟悉中央辦公廳的工作，這一點也是令江澤民難以忘懷的。

江澤民在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為什麼不更換溫家寶？而要等上將近四年，才讓曾慶紅接任溫家寶。主要原因是：一，江澤民本來就是“弱勢”上臺，在中南海毫無政治根基；二，胡耀邦下臺後，趙紫陽繼續啟用溫家寶，江澤民沒有棄用的道理；三，溫家寶在中南海的好名聲，以及溫處事的風格令江放心；四，最重要的是，江有意栽培曾慶紅，而當時曾慶紅的條件不成熟，所以江必須留用溫家寶。

從性格上說，溫家寶與江澤民是兩種人：

溫家寶性格內向，勤於思考，在西北工作的14年養成了他更加務實、能吃苦的作風。江澤民生性開朗，思維活躍，沒有在中國落後地區的工作經歷，對中國社會基層缺乏真切的體驗和瞭解，富有浪漫色彩；

溫家寶只知道埋頭工作，從不誇耀自己，為人低調，辦事乾淨利索，善於與各種人打交道。江澤民善於表現自己，很多情況下辦事議而不決，決斷力不夠，喜歡吹拉彈唱，愛與文化界特別是文藝界人士打交道，不善於與普通老百姓結交，用毛澤東的話說，“充滿小資產階級情調”；

溫家寶相信自己的判斷力，不因外界對他的看法改變而改變，對外交政策上，強調以我為主，不讓對方牽著鼻子走。江澤民注意外表形象，經常因為外界對他的看法改變而改變，在外交政策上，過於看重西方特別是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在國內局勢有利於他時，中美關係就緩和，一旦國內局勢不利於他，中美關係就趨於緊張；

溫家寶思維開放式，善於從大量的資訊中發現有價值的東西，處事堅決，不推卸責任。江澤民先對某一問題定性，再從大量的資訊中篩選他認為有用的東西，愛務虛少務實，善於轉移視線、推卸責任。

我們再來看看李鵬與溫家寶關係。在溫家寶於1985年春天調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後，便開始與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教委主任的李鵬打起10多年的交道。（《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

李鵬一句話阻止溫家寶當副總理

我們再來看看李鵬與溫家寶關係。在溫家寶於1985年春天調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後，便開始與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教委主任的李鵬打起10多年的交道。

李鵬不喜歡溫家寶，溫家寶同樣不喜歡李鵬。如果說，李鵬不喜歡溫家寶是看得見的，能夠讓人感覺到的。那麼，溫家寶不喜歡李鵬則從來沒有在公開場合表露出來過。

在宗海仁看來，李鵬生性古板，缺乏靈活性，不善於與人打交道，待人愛恨分明。也許是性格使然，因為不喜歡胡耀邦、趙紫陽，李鵬也就不喜歡胡趙喜歡的溫家寶。

前文談到1989年趙紫陽失勢時，李鵬立即對溫家寶嚴加防範，不讓溫家寶接觸一些敏感資訊，而讓羅幹替代溫家寶，一時間溫家寶將隨趙紫陽倒臺的聲音傳遍國務院。

當1992年溫家寶作為國務院副總理人選考慮時，又是李鵬的一句話阻止了溫家寶的腳步。所有這些，溫家寶都心知肚明。但是，溫家寶不像胡錦濤，他不怵李鵬，相反因為工作關係，他總是主動地與李鵬接觸。與李鵬打交道，溫家寶把握住的唯一分寸是，只談工作，從不與李鵬開玩笑。溫家寶從未因工作失誤被李鵬抓住任何把柄。

溫家寶與李鵬性格中有相似之處嗎？有。辦事認真，工作執著，敢於負責。這大概是兩人最大的共同點。

兩人性格中最大的不同是，李鵬不善於與各種人打交道，喜怒哀樂寫在臉上。溫家寶則善於與各種人打交道，從不表露自己的感情，比李鵬要深沉得多。

像江澤民一樣，李鵬在中國一直處於比較優越的社會地位，即使“文革”期間，李鵬的生活也比普通老百姓好得多。不瞭解中國農村，不瞭解中國的中西部落後地區，決定了李鵬對中國社會各階層不可能有真切的瞭解。溫家寶出身普通人家，憑自己的本事考上大學，大學畢業後又奔赴中國最落後的西北地方，並長期在野外從事勘探工作，這些苦是李鵬從未體驗過的，所以，溫家寶比李鵬更瞭解中國社會，更理解普通老百姓的疾苦。

李鵬任國務院總理兩屆，一直沒有足夠的經濟學知識功底，缺乏宏觀經濟思路。而溫家寶後來從黨務自覺地轉入政務，靠自己的刻苦具備了比較扎實的經濟學功底，具有很清晰的宏觀經濟思路。

李鵬不善於表達，卻喜歡到處講話。溫家寶思路清晰，講話精練，善概括，少廢話，不喜歡出頭露面到處講話。

李鵬不好書法，卻喜歡到處題詞，批閱文件字體潦草，不時有塗改或錯別字。溫家寶字體工整，字跡清楚，批閱文件無錯別字或辭不達意之處，從不題詞。

李鵬喜歡遊山玩水，喜歡一大群新聞記者寫他的報導。溫家寶出差就是工作，不遊山玩水，更不喜歡新聞記者寫他的報導。

無論是中共十五大選舉還是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溫家寶的得票率都在最高五人之列，李鵬總列於最後五名之列。

可以說，李鵬與溫家寶的恩恩怨怨一直持續到今天。2008年5月，海外媒體披露稱，京城政壇出現另一個熱議耳語，是關於李鵬的。李鵬為兒子向溫家寶要官，其行徑在官場圈內落下話柄。

李鵬自己是搞水電出身，在他的鼓勵之下，一子一女也都進入電力系統，1961年出生的女兒李小琳從2008年元月1日起擔任中國電力投資集團董事長；她大兩歲的哥哥李小鵬擔任中國華能集團公司董事丶總經理丶黨組書記，華能國際電力開發公司董事長丶總經理，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丶黨組書記，被海內外某些媒體諂媚地稱為“傳奇人物”，未來的“亞洲電王”，有記者寫道：在電訊業的競爭上，有過“雙李之爭”，即李嘉誠的小兒子李澤楷和新加坡李光耀的兒子李顯揚；在電力工業方面，也有“雙李之爭”，那是李嘉誠的大兒子李澤巨和李鵬之子李小鵬。

在大型國企編制中，李鵬之子李小鵬屬於中央副部級官員。按說，這對於40多歲的他來說，已算不低。但李鵬不這麼看，在父親眼裡，他不是“小鵬”，早已翅膀硬了，應該鵬程萬里。

因此，李鵬就去向溫家寶提出兒子應該升為正部級，溫家寶一段時間以來與胡錦濤加強溝通，關係緊密，很有底氣，婉拒了李鵬提出的要求。一個月後，也就是2008年6月，正值六四事件19周年之際，李小鵬被任命為中共山西省委常委，隨後又當上山西省副省長。

到了2010年4月，香港媒體又披露，在湖南省長周強升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之後，李鵬之子李小鵬已獲內定接任省長職務。香港《明報》指出，李小鵬已於2010年4月獲升為山西省常務副省長，在副省長中排名第二，他到湖南會先出任湖南省委副書記、代理省長。

不過，到目前為止，李小鵬內定為湖南省委書記的傳聞，尚未得到官方證實。（《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

李鵬扶植姜春雲讓溫家寶空閒起來

前文提到，溫家寶曾一度被江澤民考慮在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分管農業，但卻被李鵬給否定了。

李鵬否定溫家寶擔任副總理的主要原因，據宗海仁撰文介紹，是李屬意讓中共山東省委書記姜春雲來擔任此職，但李調姜進京計劃又遭曾經分管農業工作的萬里、田紀雲的強烈反對。萬、田等均屬意當時在黨內被譽為“深諳農村工作的專家”的國務委員、曾協助田紀雲分管農業的陳俊生升任此職，因陳俊生被視為趙紫陽的人，而遭江李的共同反對。

各方爭執不下，最後搞了一個折衷方案，溫、姜、陳三人均留任原崗位，讓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常務副總理的朱鎔基分管農業，溫家寶、陳俊生分別作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委員協助朱鎔基分管農業。溫家寶成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專事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書記。

朱鎔基主持全國農業和農村工作後，通過工作接觸，溫家寶的能幹、機敏、務實、低調、細緻、好學和尊重人的作風給朱鎔基留下了深刻印象，為此，朱鎔基放手讓溫家寶去抓農業，並在後面堅決支持。

1995年3月，李鵬瞅準時機，調姜春雲任國務院主管農業和農村工作的副總理，名義上仍由溫家寶、陳俊生協助姜春雲分管農村工作。實際上農業大權已由姜春雲一人獨攪。溫家寶成了中央書記處中最空閒的成員，陳俊生乾脆被李鵬削權為只分管全國農村扶貧工作、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可姜春雲進京不久即發生震動全國的“泰安腐敗大案”，使其名聲一落千丈，在全國農業系統難樹權威。

宗海仁指出，李鵬與姜春雲的熱絡關係始於李鵬擔任國務院代總理的1988年。當時，全國政協在對山東農村考察後給國務院寫了一份報告，中心意思是這幾年農村改革不如80年代初期，農產品與工業品的剪刀差呈擴大趨勢，農民收入有所減少。田紀雲閱後，將這份報告批示給李鵬。因為此前李鵬一直認為全國農村形勢是好的，農民收入是穩定的，還特別舉過山東的例子。李鵬看了政協的報告後，很不高興，要求山東省組織專門調查並向國務院報告。於是，時任山東省委書記的姜春雲立即親自出馬，組織人員進行選擇性的調查，並向李鵬遞交了一份報告，此報告的中心意思與全國政協的報告意思正好相反，結論是：近幾年，山東農村的剪刀差現象不是擴大而是縮小了，山東農民的收入逐年穩步提高。這一結論鼓舞了李鵬，也令一些熟悉中國農村情況的領導人深感擔憂。也就是這件事，確立了李鵬與姜春雲親密關係的基礎。

為了扶植姜春雲這一識事務的追隨者，李鵬刻意栽培他。為此，李鵬煞費苦心地將與姜春雲搞不到一起的省長李昌安調入國務院，繼而又將與姜春雲合不來的馬忠臣調往農業部，並竭力支持姜春雲推薦的、時任分管文教工作的副省長趙志浩升任省長，使姜春雲成為改革開放後山東歷任省委書記中最有實權者，從而達到姜春雲徹底控制山東全省的目的，為薑春雲日後晉升中央鋪平道路。

六四事件以後，李鵬的權力達致頂峰，姜春雲緊隨李鵬亦步亦趨。在全國性的會議上，李鵬動不動就搬出姜春雲來，要求全國學山東，姜春雲終因名揚全國的“山東經驗”而於1992年開花結果，在中共十四大晉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94年秋，李鵬又煞費苦心調姜春雲進北京，先是出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協助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抓農業，緊接著於1995年春，增補姜春雲為國務院副總理，主管農業，成了李鵬最得意的心腹之一。（《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

姜春雲名聲不彰給溫家寶升起創造極好機會

就在姜春雲春風得意之時，山東後院起火了。先是姜春雲一手扶植的中共泰安市委書記胡健學腐敗案曝光，接著是姜春雲的又一個親信、日照市委書記夫婦貪污受賄、走私販私被揭發。這兩件事都與姜春雲有關。胡健學不僅是姜春雲在山東省親手樹立的一面旗幟，更是姜春雲家中的常客，極討姜春雲的歡心，胡健學孝敬姜春雲及其家人勝過孝敬自己的父母。為此，姜春雲在省委全會等多種場合表揚胡健學，要求年青幹部以胡健學為榜樣，並預言胡是“山東的一顆政治新星”、“未來的山東省省長”。想不到就是這個胡健學在姜春雲拍屁股離開山東之後犯案，胡健學率泰安市黨政前八位官員一起因巨額貪污受賄被判以重刑、投入牢獄。這是改革開放後中共官場腐敗中第一個一鍋爛的例子。胡健學除了貪污、受賄、行賄、養情人，還在家裡私藏毒品！胡健學審訊中的傲慢態度，更讓人聯想到胡健學與姜春雲難以理清的特殊關係。

胡健學案的曝光，使姜春雲寢食不安，生怕因此而牽連。經過一系列至今仍令人捉摸不透的幕後運籌，姜春雲的手下人終於將胡健學的毒品問題從案子中拿走，變成胡的女兒私藏毒品，胡根本不知此事，同時，胡被認定的貪污受賄金額也大大縮水，這樣就保了胡健學的一條小命。

日照市是姜春雲在山東樹立的又一個樣板，姜曾在介紹所謂的“山東經驗”時總要把日照搞活經濟的例子端出來，想不到這個經驗很快被揭穿了，原來日照的搞活經濟靠的是發走私財，比起以後的湛江走私案、廈門遠華走私案來，日照案可說是先行一步的樣板。

泰安案、日照案的相繼發生，使剛剛晉升為國家領導人的姜春雲名聲一落千丈，在國務院系統難建威信。泰安、日照兩案曝光後，姜春雲坐不住了，幾次三番向李鵬討主意，李鵬又一次救了他。李鵬是這樣在中央和國務院的幾個會議上說的：“不能因泰安案、日照案的發生而否定山東近幾年來所取得的成績，不能以偏概全，否定姜春雲同志在山東工作時的成績。”李鵬還告訴中紀委負責人：“要果斷地處理山東這幾個案子，儘快結案，不要搞得人心惶惶。”也是經與李鵬商量，1996年春節，姜春雲攜夫人專程從北京殺回濟南過節，並出席省委省政府組織的春節團拜會，這次不尋常的亮相，就是為了應付群起而攻之的“姜春雲已被捲入腐敗案”的難堪局面，向人們證明“我姜春雲還在，我沒有腐敗！我老婆也沒有被抓進去！”

1996年下半年，在李鵬的默許下，姜春雲大力宣導派工作隊到全國農村進行扶貧攻堅。這一做法實施不到兩個月，就引起了各地的普遍反感。朱鎔基瞭解此事後，不論是到地方考察工作，還是在中央、國務院的會議上都予以公開反對。在1996年底召開的全國經濟工作會議上，朱鎔基再次不點名地嚴厲批評姜春雲的做法。朱鎔基說，“對農村扶貧攻堅，派工作隊的做法，有很多弊端。現在我們搞的是市場經濟，要按經濟規律辦事。如果把扶貧奔小康責任壓在工作隊身上，那麼當地黨委、政府負什麼責任？這樣一來會造成瞎指揮。有的工作隊下去了，沒有解決實際問題，又沒帶錢又沒帶物，但又吃吃喝喝，群眾非常不歡迎，把風氣搞壞。”並說，“派出的工作隊搞花架子，打亂了原來黨委、政府的領導系統。工作隊下去，人多七嘴八舌，越幫越亂，實際上也包乾不了什麼責任。”在朱鎔基的公開抵制下，勞民傷財的農村扶貧工作隊終於不了了之，自行終結。此事，使姜春雲面子丟盡。在姜春雲分管農業的三年裡，中國的農業形勢是改革開放以來最糟糕的時期之一。

1998年新一屆政府組成時，朱鎔基堅決不要姜春雲繼續留任國務院副總理，於是，姜成為90年代中國最短命的只幹了半屆的副總理。幸好，有李鵬在，就跟著去了人大，但在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委員長、副委員長選舉中，只有李鵬和姜春雲二人得到了超過百分之十以上的反對票。

姜春雲的名聲不彰無疑給溫家寶的升起創造了一個極好的機會。（《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

溫家寶皺起眉頭，當即從口袋掏出500元錢

姜春雲的名聲不彰無疑給溫家寶的升起創造了一個極好的機會，經過幾年來對農業和農村工作的進一步熟悉，溫家寶對全國農村有了比較全面的瞭解，溫對全國農村工作的清晰思路更得到朱鎔基、田紀雲等的一致認可。

也就是從姜春雲成為主管農業的副總理後，協助其工作的溫家寶便頻頻出現在黨報和官方媒體上，內容多與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相關。

例如，1995年3月22日至29日，溫家寶在廣東汕頭、梅州、揭陽、潮州等地農村調查研究，瞭解當地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情況，與基層幹部和群眾共同探討農業發展問題。溫家寶在潮州期間，視察廣東金鰻集團公司歸湖養殖場、潮安縣龍湖鎮和磷溪鎮水稻生產基地以及鐵鋪鎮鋪埔管理區的茶園。29日下午，溫家寶在潮州召開了農業農村工作會議並發表了重要講話。

溫家寶說，要認真貫徹不久前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精神，統一認識，加強領導，狠抓落實。確保農副產品有效供給，農民收人持續增加和農村社會穩定，這對於沿海經濟發達地區顯得尤為迫切和重要。當前，要著重抓好以下工作，一是保護耕地，保護各種農業資源和生態環境，這是農業發展的基礎。要抓緊建立基本農田、糧田保護區，不得佔用糧田挖魚塘、栽果樹，對棄耕撂荒的耕地，要複耕還田，要認真執行土地管理法，嚴格控制非農用地，嚴禁亂占耕地。二是加緊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要切實改善農業生產條件，重點是加強農田水利設施建設，以抵禦自然風險；加強農副產品的儲運、加工、流通設施建設，以減少市場風險，加強科技、教育、資訊設施建設，以增強農業發展後勁。三是保護農民利益，增加農民收人，調動農民務農和種糧的積極性。通過支持和保護農業，完善社會化服務體系，提高農業生產的科技含量，使農民務農、種田也能致富。

溫家寶還在調查中強調，農業的基礎地位和戰略作用是不可代替的。沿海發達地區要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建設發達的農業，這是保持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基本條件。當務之急是要切實保護耕地，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調動農民務農的積極性。

同一年的6月14日，溫家寶赴甘肅永靖考察，並到陳井鄉的木廠村木廠社，看望和慰問了貧困群眾，並鼓勵群眾發展生產，重視科技教育，爭取早日脫貧致富。

“作為群眾的領頭人，你首先要治窮致富。”溫家寶瞭解完木廠社的基本情況後握住社長張德福的手說，“現在，你既是生產隊長，又是工作隊長，希望你把社裡的集體生產，發展經濟，脫貧致富等各方面的工作搞好。”

當地媒體報導說，李保福是個癡呆人，妻子張道花雙目失明。溫家寶握住張道花的雙手，一一詢問家裡的糧食生產、經濟收入、子女上學情況，然後對她說：“今天所有的書記都有，包括你們村上的、鄉上的書記，還有省上的、州上的、縣上的，你有什麼困難就說。”

張道花拉著溫家寶的手說：“我眼睛瞎了一輩子，啥也看不見。我最大的願望就是希望我的女兒能上學，能上希望小學，她這輩子可不能當睜眼瞎啊。我的女兒她很想念書，可家裡窮，拿不出錢供她上學。”

聽完張道花的話，溫家寶皺起眉頭，當即從自己口袋裡掏出500元錢，親手交到張道花手裡，“是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這500元錢就當作孩子的學費，一定要讓娃娃們上好學，念好書。”

隨後，溫家寶對陪同的領導叮囑道：“農村要脫貧致富，沒有文化是不行的。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窮也不能窮教育。你們一定要想辦法，讓這些貧困戶的娃娃們能上起學，念好書。”

2003年9月19日，已擔任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在全國農村教育工作會議上，講了他“放心不下的三件小事”，其中的第二件事談的就是對農村教育的感受：

“我走到一戶農家，主婦雙目失明，丈夫是個癡呆人。她身邊有個六七歲的女孩兒，家裡收拾得乾乾淨淨。這位主婦拉著我哭個不停。我問她有什麼困難，她說，我希望我的孩子能上學，上希望小學。我瞎了一輩子，就希望孩子能上學，不當睜眼瞎。她看不見這個世界，但對社會的進步很有眼光。她希望下一代能夠上學，就是希望擺脫長期的貧困、愚昧、落後。”

隨後溫家寶繼續講道：“……執政為民，就要想著廣大群眾，想著八億農民，想著一億六千萬兒童的就學問題。現在，農村的情況讓我們關注，農村的教育讓我們關注，農村的孩子能否上好學，更讓我們關注。”（《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

溫家寶主持起草十五大報告，提出依法治國

像中共十三大、十四大時一樣，溫家寶參加了中共十五大的籌備工作，並負責主持起草中共十五大的政治報告。

1996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成立十五大報告起草小組。據新華社報導，12 月11 日，江澤民同起草小組作了第一次談話，就報告的主題、框架、主要內容、基本思路作了明確指示。

此後不久，十五大報告產生了第一稿，其基本框架在隨後舉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得到肯定。為了進一步明確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和任務，1997年1 月17 日，江澤民對起草小組作了第二次談話。

長達10個月的起草工作，一直是在十四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直接領導下，在溫家寶的主持下進行的。在徵求意見的過程中，各單位對報告稿的主題、基本框架和基本觀點，特別是鄧小平理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和基本綱領、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依法治國等重大問題的論述，一致表示贊同。同時，也提出許多好的修改意見和建議。

起草小組對這些意見和建議逐條逐句進行研究，又對報告稿進行了嚴肅認真的修改，共修改800多處，其中涉及內容修改的有近300處。

在十五大政治報告起草期間，有關依法治國引起法律專家的高度關注。當時，著名法學家李步雲和王家福、劉海年商量，怎樣通過這次黨代會把“法制國家”改為“法治國家”。為此，他們給中央送了幾份材料，其中一份就是江澤民1989年9月26日中外記者招待會上的那段“我們一定遵循法治的方針”的講話。

“十五大報告起草時，還有人寫信反對把刀‘制’改為水‘治’。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提出的16字方針規定的已經很全面了，動態的、靜態的含義都有了，為什麼一定要用水‘治’呢？但中央最後採納了學者的建議，將‘制’改為‘治’。”李步雲說。1997年9月12日通過的十五大報告，正式確定“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

李步雲撰文指出：人們形象地把“制”稱為刀旁制，而“治”則為水旁治。“法制”與“法治”這兩個詞，乍一看來似乎大同小異，事實上具有本質區別。刀者，專政工具；而水，寓意“平之如水”，後者才是法治的精髓所在。法制指一個國家的法及其法律制度，它可以存在於奴隸、封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任何社會形態中；法治強調一個國家處於依法治理的一種狀態，它是政治文明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標誌，凝聚著人類智慧，為各國人民嚮往和追求。

從“法制”到“法治”，雖僅一字之差，卻是治國思想的一次重大突破，在中國法治建設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中國30年的法治改革，走的就是一條從人治到“刀”制的法制，政策之治，到法治之治轉型之路。（《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

溫家寶親自在十五大報告中寫上自由和人權

2008年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應學生們的邀請來到中國政法大學，與大家一起共度青年節。溫家寶在與學生們交談時也提到了自己負責起草的十五大政治報告，並談到了依法治國：

“今年是我國提出依法治國方略十周年，這是黨的十五大提出來的。當時我負責組織文件起草工作，關於用‘法制’還是‘法治’是經過再三斟酌的。雖然一字之差，但意義大不相同。因為光講制度的‘制’，只提到制度建設這個層面；而治理的‘治’，就提到了治國的層面。中央作出了正確的決定。完整的提法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今年正好是十周年。”

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會長，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高尚全，也參與了起草十五大政治報告。他曾撰文回顧了報告中所提出的“股份合作制是一種新型的集體經濟”，“要致力於所有制結構的改革和國有經濟的戰略性重組”，等建議被吸收進十五大報告的過程。

高尚全撰文說：起草十五大報告時，他負責所有制改革部分。十五大在所有制理論上有創新，創新點是什麼呢？第一，提出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過去講是方針，但十五大報告作為基本經濟制度，而且跟初級階段相聯繫，就是一個長期不能隨意改變的制度。第二，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應該而且可能多樣化。第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過去講是有益的補充。第四，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我講過有兩種模式，一種是百分之百的國有，另外一種是國有的在每個企業只占20%。哪一種模式的控制力強？高尚全認為是後一種控制力強，因為前者控制一個企業，後者控制五個企業。第五，提出國有經濟的比重減少一些，不會影響社會主義性質。

另外，十五大也提出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這部分由另外兩位同志負責起草。高尚全提出“這一部分怎麼沒有把‘自由’和‘人權’寫進去？”他們說：“沒地方了。”後來起草小組開大會的時候高尚全發言說：“我建議要把‘自由’和‘人權’寫到十五大報告中去。”並講了三條理由：第一，我們每個人都想一想，問一下自己，你要不要自由？要不要人權？我相信如果不說假話的話都要，都要人權，都要自由。說假話是另外一回事。第二，《憲法》上講到有這樣那樣的自由，為什麼十五大就不說呢？第三，民主、自由、人權是人類文明的成果，不是資本主義特有的，我們不要回避它。要老百姓繼續跟著共產黨走，就必須把這個旗幟舉得高高的。

高尚全說，他的這個建議得到了主持起草小組工作的溫家寶的贊同。所以溫家寶親自在十五大報告中寫上了“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權”。

2007年兩會期間，溫家寶在回答記者問說，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不是資本主義特有的，這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

高尚全稱，這是溫家寶多年來形成的重要觀點。（《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

朱鎔基安排溫家寶副總理分管部門最多

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溫家寶順利晉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並於1998年3月任國務院副總理。這樣，胡錦濤和溫家寶分別成為中央總書記和國務院總理的接班人選，在中共內部已經成為基本上確定的培養方向。

1998年3月的九屆全國人大召開之後，人們發現溫家寶在國務院的職權遠不止從姜春雲手中接過的農業一項。3月15日，在兩會閉幕後的中國總理記者會上，意氣風發的朱鎔基特別請記者們給初任副總理的溫家寶鼓掌鼓勵。

朱鎔基不只一次地說，“溫家寶此人能駕馭矛盾、總攪全局。善於抓全局性、關鍵性的大事。”無疑，在朱鎔基的眼裡，溫家寶是最適合的國務院總理人選。

是分管部門最多的副總理

1998年3月22日，朱鎔基在國務院第一次常務會議上宣佈並討論通過了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的工作分工。溫家寶被授權分管以下工作：

一，負責農業、農村和環保方面的工作，協助分管發展計畫和金融工作；

二，兼任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組長、全國綠化委員會主任、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總指揮。

三，分管國家發展計畫委員會、國土資源部、建設部、水利部、農業部、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國家統計局、國家林業局、國家知識產權局。

四，聯繫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地震局、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

相比李嵐清、錢其琛、吳邦國三位副總理，溫家寶分管的部門最多，工作範圍最廣。這也充分說明了朱鎔基對他的器重。

1998年6月下旬，中共宣佈成立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由溫家寶以中央書記處書記和國務院副總理的黨、政雙重身份，兼任該委員會的書記。此外，科學技術、防汛救災、城鎮建設等，均是溫家寶在國務院內分工負責範圍。如此一來，整個國務院系統內，除了總理朱鎔基，就屬他公開露面的機會最多。

溫家寶任副總理後，出色地領導了農業和農村工作，同時，積極協助朱鎔基成功地化解了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主持起草了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負責設計了西部大開發戰略，成功地指揮了長江、松花江等流域的抗洪救災，負責制訂了《2001－2010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提出了更加注重環境保護和資源永續利用的戰略設想。（《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

美媒看好溫家寶：不一樣的領導風範

深受朱鎔基器重的溫家寶，在擔任副總理後的第一年就讓海內外輿論刮目相看。朱鎔基在擔任總理一年後，卻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挑戰。與朱鎔基擔任總理期間備受爭議形成明顯對比的是，作為其得力助手的溫家寶卻被海內外媒體普遍看好。

美國《遠東經濟評論》2002年3月發表評論文章稱，作為下一任中國政府總理的熱門人選的溫家寶，與現任總理朱鎔基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朱鎔基上任以來，其強悍秉直的個性給中國政商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比而言，溫家寶的性格較為內斂。當溫家寶接替朱鎔基的可能性不斷增加，國內外人士開始討論未來總理的施政方針和風格，國內各界紛紛暗示相信溫家寶上臺之後必將有所作為，而外國的投資者和關心中國經濟形勢的分析家尚未就此進行清晰預測。如何爭取外國投資者的支持和信任，以確保中國作為世界頭號外商投資目標的地位將成為下一屆政府面臨的首要挑戰之一。

中國四個副總理之一的溫家寶，為人穩重得體，從未當著更低一級幹部的面，批評直屬幹部的不是。儘管他竭力支持朱鎔基反對工作效率低下、偷稅漏稅和虛報統計數字的不正之風，他卻並沒有給人留下強硬派的印象。另外，他也從未在公開發表言論的時候發明某些簡潔的政經用語，比如朱鎔基總理常說的“豆腐渣工程”。

溫家寶的公眾言論通常顯得沒那麼吸引人，“先節水，然後轉移水源，”2001年9月在一次關於南水北調的工程的會談中，溫家寶這樣告訴官員。同一個月，他又告訴農業部的官員，“我們必須讓農民得到盡可能多的實惠，多予少取。”

大多數的評價認為溫家寶善於在領導群中調和矛盾，尋求一致，說話不多，善於聆聽。正如一位話語尖酸的西方外交官所評價的那樣：和朱鎔基不同的是，“溫家寶不認為作為領導，就有必要擺出一副有些嚇人的架勢，也沒有必要動不動就訴諸法制，表現得像一個發號施令的人”。如果溫家寶當上下一屆政府總理，這位駐京外交官表示，北京政府將更具理性，其決策過程也將更加團體化。

這與可能將取代江澤民擔任總書記一職的胡錦濤的執政風格不謀而合，此外，如果溫家寶主持政府，他將在一系列關係到國家經濟發展大局的關鍵問題上發揮積極作用，其中包括農業、扶貧、金融以及環境問題。

文章稱，已經73歲的朱鎔基總理將在2003年的全國人大會議上移交總理一職。在政府總理候選人名單上，有三個比較有競爭力的人選：溫家寶、另外一個副總理吳邦國以及廣東省委書記李長春。溫家寶的勝算最大，部分原因是因為他與朱鎔基合作比較密切，是朱心目中合適的繼任者。

溫家寶已經在中共領導高層活躍了17年，長期負責政府工作，特別負責農業和金融管理，同時還兼管扶貧、防洪抗洪以及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工作。從 1998年開始至今，他一直主持中央委員會金融工作委員會以及中共農業工作領導小組。《遠東經濟評論》還對溫家寶給予極高評價，稱其是當之無愧的農業問題專家，而不少人認為一位專門負責農業的政治家成為下屆政府總理的有力競爭者，明顯反映了中國政府準備花大力氣解決農業經濟停滯的問題。

分析家們認為，如果溫家寶成為新總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成員條款將會有效促進他的國內政策。其首要職責將是確保中國達到世貿的要求，同時盡可能減小實現這些承諾對國內經濟利益的損害。為實現這一職責，下屆政府需要下大力氣繼續改革，重組工業結構，提高國內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在談到溫家寶的民眾支持率頗高時，《遠東經濟評論》分析說，這位副總理受歡迎的主要原因並不在於他的施政綱領，因為由於資訊覆蓋率和透明度的限制，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並沒有機會透徹瞭解某位總理政策的來龍去脈，所以，決定他們是否喜愛這位總理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在於他的執政風格。溫家寶留給民眾們的印象是工作勤奮、誠實而且實事求是。某位中國政府官員回憶說，有一次，溫家寶出行北京郊區，並在途中親自與街邊的路人談話，完全出乎工作人員的意料。

溫家寶有時還會稍微“違背”中國的官場文化。一般來說，在正式的大型會議上，領導人發言的時候都是照著寫好的講稿念，然而2001年11月，在一次會見陝西省各市市長的會議上，溫家寶一開始就有言在先：“我們能不能不要念自己的講稿？作為市長，你們應該有能力用20來分鐘，即興講講自己轄區的情況。”然而，某位在場的人事後透露說，第一位發言的市長在整個講話過程中都十分緊張，他裝作沒有看自己的講稿，但卻無法做到完全脫稿。

總的來說，溫家寶的執政風格可以被概括為避免衝突，比較溫和。這與不少中國精英階層人士的希望相符合。某位金融記者撰文表示，自己非常敬重朱鎔基總理，但是卻不得不承認總理強硬的性格特徵和言行，使不少總理身邊的政策顧問不敢就某些政策發表反對意見。

當然，這樣評價朱鎔基並不完全公平。四年來，以他為首的中國政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通過打擊走私和偷稅漏稅，為中央政府加強了國家的金融基礎，並將軍事和經濟區分開來；儘管近年來中國政府在基礎設施方面花費了巨大的開支，朱鎔基仍然設法保持了中國經濟的高增長率。此外，朱鎔基還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個人魅力和政治技巧，贏得了大眾及世界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支持。

在國外政界和媒體中，朱鎔基都享有很高的聲譽。人們關注他的個人魅力往往多過他的政策。在無數次與外國首席執行官們以及政府官員的會晤中，朱鎔基以其直率的話語和自嘲的幽默讓一批又一批的外國決策人對他整頓中國經濟的決心和真誠深信不疑。朱鎔基人格的巨大引力讓這些具有一流頭腦的政商人士堅信他能夠成功，所有承諾了的政策都能——實現，於是，外商投資像洪水一樣流進了中國。

在與外國訪客會面的時候，溫家寶的態度總是讓人放心。一位在2001年見過溫家寶的外國商人表示溫很愛“提問題，但是，有時候他的問題卻提不到點子上。”也就是說，這位外商補充道：“他問我們怎樣才能讓外國人到中國去投資，而不是問怎樣才能讓外國投資者們在中國成功投資。”

不言而喻，溫家寶會見外賓的風格與朱鎔基總理的風格大相徑庭。“他的氣質尊貴，”這位與溫家寶面談過的外商表示：“但是，在他的話語中沒有特別值得一提或是令人吃驚的成分，這與朱鎔基總理的表現很不一樣。”

儘管如此，人們還是認為溫家寶是所有競爭總理職位的人選之中比較具有個人感染力的人。2001年9月12日，正值美國遭受恐怖主義襲擊的第二天，溫家寶在參加一次小組會議的時候發現人群中有一名美國人，他當即走上前去握住他的手，表達自己對在災難中死難的美國人的哀悼。事後，這位美國人異常感動，他說：“溫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在他握住我的手的那一瞬間，我感覺到了發自他內心的對生命的關切。”（《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

溫家寶對農村有獨特的情結

溫家寶對深入農村研究和調查有著獨特的情結，特別是對農村問題。

2002年3月6日，溫家寶參加遼寧省人大代表團的分組討論，原九屆人大代表、朝陽市市委書記王大操，現在擔任遼寧省國土資源廳廳長，向記者回憶說，溫家寶非常關注 “倉借糧”政策，聽說遼西去年旱情嚴重，向一位來自基層農村的人大代表詢問過受災情況和政府相關救濟措施後，又連續詢問他，“你們市去年向農民‘開倉借糧’了嗎？借了多少？”“發救濟糧了嗎？發了多少？”“有三個數，一定要搞清楚。一是開倉借糧的數，要保證災區農民有飯吃；二是救濟糧的發放數；三是農民通過打工、親朋互助等辦法自救解決的數。這三個數搞清楚了，對缺糧人口的情況就心中有數了。”溫家寶當面告誡王大操。

王大操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現在回想起來，溫家寶看問題真細緻，當時我對於這些數字心裡也有筆賬，才不至於出醜。”

九屆人大代表、原河北省豐寧縣委副書記依然清晰地記得在2002年3月7日，溫家寶參與了河北省人大代表分組討論時的情形。“當時會場一早便擠滿境外記者，溫家寶抵達人民大會堂河北廳會場時，全體代表起立，掌聲經久不息，溫家寶微笑著與坐於前排的代表一一握手，態度甚是謙恭。對他印象很好，特別歡迎他。我的發言引起了溫家寶很大的反應，當時豐寧遭受了連續三年的旱災，政府正發放糧食幫助農民。”

這位代表說，當自己彙報豐寧政府按照鄉村逐級匯總統計上來的數字發放糧食時，話被溫家寶打斷了：“這樣做不行，只靠統計數字做事不行，我們必須眼光向下，只有親自下去調查，一戶戶查，一家家問，才能真實瞭解受災情況。”

一些有機會接觸溫家寶的政府官員對媒體說，溫家寶到基層調查，一向要求不要事先安排行程和特殊待遇，他總是按照自己的計畫，甫下飛機便趕到預定地點，親自向當地群眾瞭解情況，希望瞭解最基層民眾的想法。如果當地官員已經作出安排，溫家寶也會體諒對方，但還是要臨時改變行程，隨機進行調查，對於特殊待遇則一概謝絕。基層官員普遍感覺溫家寶對問題有自己獨立的判斷。

2002年山東大旱，國務院原本打算派出水利部官員視察，但隨著山東旱情的不斷加重，最終溫家寶親自赴魯。

山東民政廳救濟減災處劉其順處長對溫家寶印象尤其深刻。實地到受災最嚴重的聊城等地考察兩天，9月26日，召集山東有關領導進行研究，溫家寶當場表示，由財政部和水利部向山東省調撥8000萬元，其中2000萬元用於救災，3000萬用於緊急水利工程建設，3000萬用於解決人畜飲水問題；從黃河中上游龍羊峽、劉家峽等水庫陸續向山東調撥15億立方米黃河水。

作為長期處在一線的中央主要財經官員，可以通過溫家寶的思維片斷，把握其經濟觀念。加快服務業的發展，增加就業機會，緩解民困，從而保持經濟高成長並穩定社會，是溫家寶的經濟觀之一。而健全金融系統的中央垂直領導，是溫家寶經濟觀的第二個內涵。1997年以來，溫家寶在朱鎔基領導下參與應付亞洲金融危機，並於1998年組建中央金融工委。

　失業率居高不下、市場疲弱及銀行壞賬、呆賬龐大，被稱為中國最難克服的三大難題，而當務之急的則是金融問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將金融改革定為2003年四大改革項目之一，即說明解決金融問題已變得十分迫切。“金融體制已成中國經濟發展瓶頸，突破這一瓶頸就意味著別有天地，更重要的是，金融是溫家寶最熟悉的兩個行業之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位專家說。（《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

朱鎔基用“肢體語言”支持溫家寶接班

2002年10月，江澤民在中共十六大召開前訪問美國。與以往不同的是，被稱為江澤民大管家的曾慶紅並未隨江出訪，這也令坊間紛紛猜測曾是在為十六大作最後準備，甚至傳出江澤民以全退換取曾慶紅擔任國務院總理，以形成“胡曾體制”，確保江澤民退後發揮影響力。

但是，朱鎔基卻用“肢體語言”明確表態，支持溫家寶接班。在江澤民離京時，朱鎔基到人民大會堂送行，其後的官方新聞被江澤民完全搶去，但是朱鎔基也沒閑著，除了召開正常的國務院會議外，還特地帶著溫家寶巡視國務院各重要部門。10月28日，他和溫家寶到國家統計局考察。朱鎔基除了嚴厲要求統計局制止地方上資料弄虛作假，保證全國整體統計資料真實可信外，還特地讓溫家寶也講話，提出要求。

11月20日，朱鎔基還帶溫家寶考察國家氣象局。同樣，朱鎔基自己作完指示後，又讓溫家寶提要求。媒體評論人士稱，這些肢體語言，用意再明顯不過，就是要告訴“全黨全軍全國”，他朱鎔基堅定地支持溫家寶接班。

早在北戴河會議之前，朱鎔基也有一個肢體語言，就是帶著溫家寶出巡黃河。北戴河會議之後，朱鎔基更明顯將溫家寶往前臺推，許多日常事務都交由他處理。雖然溫家寶在國務院副總理裡面排名在李嵐清、吳邦國和錢其琛之後，但朱偏偏只帶著溫出巡考察，說沒有“挺溫”色彩，難有人相信。事實上，對於十六大的人事安排，江朱處事風格明顯不同，朱鎔基力求增加透明度，早早就表明自己的退休之意，對於屬意的接班人也不躲躲閃閃，左遮右遮；相反，江澤民始終不對交接班明確表態。合理的解釋是，朱鎔基不戀棧，江澤民對權力難舍難離。

此外，據香港媒體披露，朱鎔基還在北戴河會議上作了兩個多小時的報告，全文四萬多字，指出了中國經濟領域存在十大隱患，造成隱患有六大原因，其中要害是現行政治體制。

朱鎔基說，他的報告，會內會外有別，會議層次有別。有人說，這是朱鎔基任國務院總理和屆滿之前的一次較完全的交底。朱在講話中，五次提到幹部要頭腦冷靜、清醒、醒悟。

朱鎔基在報告中用了主要篇幅，詳盡地講了經濟領域十大隱患和危機：

一、經濟領域發生問題，基本上都運用行政措施來解決和壓制。隨著發展開放和加入世貿組織，已經證明：行政命令和措施，是有危害的。

二、內需市場持續疲弱，啟動不順利。中國市場雖然廣闊，但是中國經濟離不開世界，特別是香港特區、美、日、歐盟、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經濟變化的影響，而且依靠程度日益加深。有資料表明，香港特區、美、日、南韓和大陸經貿，直接影響到3000萬職工的就業和國民經濟總值的20%以上。

三、隨著工業科技化提升，產業結構變化，失業人口年增500萬，現在城鎮失業人口達3000萬。每年新增就業人口800多萬。樂觀估計，每年只能安置400萬人。

四、農業、農民的問題，不僅存在著農業結構問題，最突出的問題是農民生產力的解放。農村四億多剩餘勞動力，不但影響農民生活水準，實際上已經是社會上一顆計時炸彈。朱還坦白說：中央沒有一套長期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戰略規劃。又說：中央欠農民的是太多了。

五、國有企業改革停滯，資金流失，企業欠債，現今還有40%的國企要靠舉債生存。可七部委半年就把全年經費花完，至六月底，外交部、經貿委、公安部、民委、民政部、對外經濟合作部、司法部等部委，已“超額”半年花完了年度經費，現在靠國務院特撥或增援過日子。

六、資金外流情況仍然嚴峻，從五個方面堵、截、查、管、審，成效不明顯。80年代中期，每天有2000萬外流。到90年代中期，每天外流資金達到一億以上；近幾年每天外流資金達到近10億！至今已有達3000億美元被侵吞、挪用、外流。

七、已經查明，銀行壞賬、不良資產比例高達38%以上。中央是有不可推辭的責任的，後知後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基本上達不到巴塞爾協議規定的8%的資本金充足率。

八、證券業長期缺乏必要的管理，受到人為操縱。有的地方政府部門及企業幹部和證券業大戶、金融機構勾結。目前狀況是積重難返，直接關係到5200多萬戶股民的利益，這是一顆重磅全局性炸彈。中央是在用行政措施壓制著，防止炸彈爆炸。

九、黨政部門非法設立小金庫，現在還沒有一個較完整的統計，大概不少於3000億元，這是非法的，是黨政部門腐敗的典型。

十、現掌握的外債、內債，還是一個虛數。外債1600多億美元，內債9600億人民幣，實際數可能要高出20%以上。銀行存款結構嚴重失衡。

朱鎔基承認：經濟領域存在的問題，遲遲不能改變，已經嚴重影響國際投資者對中國的信心和投資意願，而且嚴重影響到中國在國際的形象，更嚴重影響到人民對政府和社會制度的信心和凝聚力。

朱鎔基把造成經濟隱患和危機的原因，歸納為以下六個方面：

一、現行政治體制，在經濟改革中暴露出不適應性，甚至起了消極阻礙作用。

二、幹部隊伍的政治素質和專業素質很低。很多嚴重問題的發生，都和幹部自身素質切切相關。

三、法制、法規，不能在經濟領域中起到規範作用，法制形同虛設。法制、法規在大部分地區和部門被駕空，被領導個人濫權駕空。

四、政策定位在運作過程中出現問題，得不到糾正，缺乏通盤戰略、應對方案，其中包括嚴重地方主義、山頭主義公開干擾。這在法治國家是難以想像的。

五、改革和發展的方針政策在貫徹過程中，發生嚴重傾斜；形成尖銳矛盾，造成廣大職工和農民對經濟改革政策質疑，到反感和對抗，失去了堅實的支持基礎。

六、報喜不報憂、弄虛作假、欺上瞞下等習慣，已經成了不少黨組織、政府部門官僚的頑症。

朱鎔基在任期結束前所談的經濟領域十大隱患和危機，無疑把解決這些難題的答案留給他的繼任者——下一屆中國政府總理。

美國《華爾街日報》評論說，現任總理朱鎔基，最出眾的中國改革派人物即將告別政壇。取而代之的將是一位新的國務院領導者，此人必將以激進的改革者、或謹慎的思想家的面貌樹立其形象。（《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

溫家寶十六大進入中共核心層

2002年11月15日上午11點30分，400余名中外記者，在經歷了長時間等待後顯出幾分焦躁。中國乃至全世界數以億計守候在電視、收音機、互聯網前的公眾，也在等待著在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上新出爐的政治局常委，來到人民大會堂東大廳。

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結束後，新當選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曾慶紅、黃菊、吳官正、李長春、羅幹會見中外記者

在比預定時間晚了近半個小時後，清一色藏青色西服、白襯衣、紅底白點碎花領帶，九名新當選的中共十六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成員，魚貫而入，開始與媒體記者見面。

胡錦濤來說：“我代表新當選的中央領導機構成員，感謝全黨的信任。”他微微側頭，一一介紹其他八位政治局常委：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曾慶紅，黃菊，吳官正，李長春，羅幹。當介紹到第七位李長春時，他頓了頓，微笑著補充：“他是我們當中最年輕的成員。”

至此，中共第四代領導團隊在外界意料之中正式浮出水面，而胡錦濤、溫家寶、曾慶紅則成為中共“核心中的核心”。

其實，早在十六大召開前的10月26日，胡、溫、曾三人曾同時登臺，出現在農村基層黨組織貫徹江澤民“三個代表”的會議上，會議由曾慶紅主持，溫家寶提出具體措施，胡錦濤則最後總結。這個組合透露的政治訊息，就是“胡溫曾”體制要取代目前的“江李朱”體制。

伊銘《中共新的權力三角》一文指出，三角關係，在幾何學與物理學上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在幾何學方面，通過三角的解析，任何平面都變得可知，角與線也具有了奇妙的對應關係。在物理學方面，三角關係是最基本的平衡原理。將三角關係運用於權力遊戲並非是中共的發明，然而運用得爐火純青、得心應手卻非中共莫屬。

中共十五大，喬石退出權力漩渦，朱鎔基取喬石而代之，“江、李、朱”三頭馬車漸次形成。胡、溫、曾體制，也許會是中共黨內的最佳組合，因為三人都長期在黨內共事，雖然性格不同，資歷深淺不一，卻有許多相同之處，比如都屬於同一代人，處事風格都很低調、謙遜，而且相處融洽。特別是溫家寶與曾慶紅又曾經一起在中央辦公廳共事，溫的謙讓，據說一直受到曾慶紅的尊重。

伊銘認為，“十年磨一劍”的胡錦濤主政後，假如由務實、溫和、穩健的溫家寶主管國務院，由政治智慧過人的曾慶紅負責黨內事務，再加上吳邦國、黃菊、賈慶林、羅幹等人的輔助，第四代領導集體與第三代相較，應該不會遜色。與“江、李、朱”三頭馬車另一個不同的是，胡、溫、曾體制將更具凝聚力，因為除了同心協力、共治天下以外，他們中的哪一個人都沒有獨立成為“核心”的本錢。

這一點，從十六大結束後溫家寶便率員到貴州貧困山區訪貧問苦便可看出。

“雖然溫家寶在十六大當選為政治局常委，擔子越來越重，但是他務實的作風和親民形象卻絲毫未改。”貴州省民政廳廳長郭猛指出。

山西省委會務處的喬建國記得這麼一件事。2003年1月2日，元旦剛過，溫家寶率領國家計委、農業部、水利部等部門官員一行12人冒著零下20多攝氏度的嚴寒，到呂梁山區的靜樂、婁煩等貧困鄉村和太原磷肥廠、中化第二建設有限公司的太原市萬柏林和平社區等地看望困難農戶和城鎮低收入居民。溫家寶每到一戶都與村民圍坐在炕上親切交談，向群眾詳細瞭解收成年景、農民負擔、退耕還林、中小學教育等情況，詢問他們的困難與要求。

據喬建國介紹，由於天氣寒冷，溫家寶感冒了，但他堅持帶病聽取山西關於進行農村金融改革試點的彙報。這也是這次視察山西過程中的唯一一個會，七個人作了彙報。

再過一段時間，農曆除夕，是中國人闔家團聚的傳統日子，溫家寶來到遼寧省阜新市看望煤礦工人，慰問困難職工。

據相關媒體報導，溫家寶一下飛機，便驅車兩個多小時來到阜新礦業集團艾友礦，下到720米深的礦井，在變電所、水泵房、井下調度室，向一線工人詳細詢問生產、安全等情況，還乘坐井下小礦車到正在綜合採煤工作面緊張工作的煤礦工人中間。入夜，溫家寶在礦井裡與煤礦工人圍坐在巷道的鐵軌上，一起吃年夜餃子，共度除夕。

遼寧省阜新礦業集團黃玉平告訴記者，阜新礦業集團有近一萬多下崗工人，相當於集團工人總數的四分之一，溫家寶的這一舉動，煤礦工人興奮異常，都覺得這是對整個煤炭行業的激勵，雖然現在國企改革處於攻堅階段，在遼寧乃至整個東北地區更為突出，但是國家沒有忘記他們。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一位學者評價，這些年來，中國百姓瞭解溫家寶的途徑，主要是電視新聞。他常常“受總書記江澤民和總理朱鎔基委託”，去貧困山區，去重災區。但中國百姓真正開始瞭解溫家寶，應該是從2003年春天開始的。（《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

溫家寶出任總理：我是溫和、有主見的人

发布: 2010-11-22 09:06 | 发布者: 推介 |

2003年3月16日上午，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六次全體會議。會議經過投票表決，決定溫家寶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在3月18日召開的兩個多小時的記者會上，溫家寶第一次以國務院總理的身份與800多名中外記者見面。

溫家寶說：我首先對全國人民講幾句話，感謝人民對我的信任。我是一個很普通的人。……我在中南海工作了18年，這是我們國家現代化建設十分重要的一個時期。我目睹了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國面貌發生的歷史性變化。我經歷了這場偉大的實踐。……全國2500多個縣（區），我跑遍了1800多個。這使我更深地瞭解了國情和人民的狀況，深知人民的期待。我絕不辜負人民的期望，一定要以人民給我的信心、勇氣和力量，忠實地履行憲法賦予我的職責，殫精竭慮，鞠躬盡瘁，不負眾望。

溫家寶在評價上屆政府和朱鎔基時說：上屆政府在朱鎔基總理的領導下，忠實地履行職責，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人民是滿意的。我們現在的全部工作都是在前任的基礎上開始的。前人給我們奠定了很好的基礎，但是擺在我們面前還有許多困難和問題，還要我們繼續進行開創性的工作。我總記著一句古訓：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要居安思危，有備無患。

當前擺在我們面前的主要問題是：第一，農業發展滯後，農民收入增長緩慢，這已經成為制約擴大內需的一個重要因素。第二，一部分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將是一個長期的任務。第三，下崗和失業人口不斷增加，社會保障的壓力非常之大。第四，城鄉發展不平衡，東西發展不平衡，還有相當一部分地區、相當一部分人口處於貧困狀態。第五，財政負擔沉重，金融不良資產比例較高。但是，我們有改革開放20多年來奠定的雄厚物質技術基礎，有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只要堅持正確的路線和政策，我相信，在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我們一定能夠克服困難，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

德新社記者問：朱鎔基開始當總理的時候，他說，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他都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和他比起來，你覺得你的工作風格會怎麼樣？

溫家寶回答說：朱鎔基總理是我非常敬佩的一個領導人，他有許多優點值得我學習。至於我自己，大家普遍認為我是一個溫和的人。但同時，我又是一個有信念、有主見、敢負責的人。在我當總理以後，我心裡總默念著林則徐的兩句詩：“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就是我今後工作的態度。

香港東方報業集團記者問：我們很想知道，新一屆政府對香港政策會不會改變？目前香港財政赤字嚴重，失業率也很高，無論是特區政府也好，香港市民也好，都在努力渡過難關。請問，中央政府會不會採取進一步措施支持香港更快渡過難關？我還想問一下，您什麼時候去香港親自為我們打打氣，我想香港市民一定會很歡迎的。

溫家寶答：感謝你的提問，使我有機會第一次通過新聞媒體向廣大香港同胞、澳門同胞表示我親切的問候和良好的祝願。香港戰勝了亞洲金融風波帶來的經濟上的困難，保持了穩定和發展。毋庸諱言，香港經濟目前確實遇到比較大的困難，主要表現在失業率增高和財政赤字加大。這既有國際經濟形勢變化的影響，也有香港自身經濟結構的問題，但是香港的優勢還在。香港有雄厚的物質基礎，直到目前，香港沒有一筆內債和外債，目前香港的居民儲蓄率還超過1997年。香港有完備的法制，有有利的區位優勢，有許多優秀的管理人才。現在需要的是團結和信心。我完全相信香港同胞的智慧和能力，在以董建華先生為首的特區政府的領導下，香港一定能夠克服眼前的困難。

至於說到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支持，我想明確表示，我們將一如既往、竭盡全力支持香港的穩定和發展。我們正在抓緊落實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建立更加緊密的經貿關係的各項措施。香港是中國的一顆璀璨的明珠，保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是我們堅定不移的目標，也是中央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希望能到香港去，越快越好。

香港鳳凰衛視記者問：熟悉您的人都說您是一個重視事實、也非常注重資料的人。麻煩您告訴我們，在目前中國國情當中，有哪些資料您認為是最為可喜的？有哪些資料最憂心、牽掛和關注的？

溫家寶回答說：瑞士前駐中國大使曾經說過我的腦子像computer（電腦），我的腦子裡確實裝了許多數字。這些數字有使我高興的，也有使我憂慮的。譬如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GDP的增長速度年均在9％以上；中國近五年儘管受到亞洲金融風波的影響，GDP的增長年均在7.7％，去年達到8％。目前中國的外匯儲備達到3000億美元等等，這些是使我高興的。但是，有些數位恐怕連記者也不完全清楚，比如中國的勞動力有7億4千萬，而歐美所有發達國家的勞動力只有4億3千萬。中國每年新增勞動力1000萬；下崗和失業人口大約1400萬；進城的農民工一般保持在1億2千萬。中國面臨巨大的就業壓力。中國13億人口有9億農民，目前沒有擺脫貧困的3000萬左右，這是按每年人均收入625元的標準計算的。大家知道，這個標準是低水準的，如果標準再增加200元，農村貧困人口就是9000萬。中國東西部差距很大，大家恐怕只是從概念上瞭解。我想說一個數字，中國沿海五六個省市GDP超過全國GDP總值的50％。

這幾個數字，已經點出了三個問題：農村問題，就業和貧困人口的問題，東西部地區差距問題。因此，當好中國的總理不容易。如果要我說現在的心情，我覺得身上的擔子有千鈞重……（《中國最具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