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传》
范永红
目录
祖籍在湖南的几种说法
真正祖籍在江西永新县
祖辈艰难的创业史
马家迁移衡东及台湾
父亲对子女的严格教育
学习广泛且屡遇名师
马家与蒋经国的渊源
马英九对蒋经国的崇拜
保钓运动积极分子
对着镜子练演讲
同窗眼中的马英九
小马哥内心的秘密
马英九的纯情初恋
马英九的第二次恋爱
马英九的第三次恋爱
餐厅端盘子的妻子
妻子的付出远比他多
少了一个人多了一条狗
将运动变成令观众尖叫
经历过的“性骚扰”
爱美女但远离美女
哈佛五年读完博士后
蒋经国在台湾的统治
蒋经国的第三任英文秘书
没有缺陷的年轻人
平步青云超速升迁
面对“二·二八障碍"
美丽岛事件与江南案
“国家”认同与“台独”势力
反对党兴起与“革新小组”成立
“台独”活动的兴起及其演变
解除戒严与开放党禁
两岸解冻改善关系
蒋经国的最后岁月
秘密特使穿梭两岸
李登辉参加及退出中共内幕
李登辉对蒋氏家族恩将仇报
台湾两岸政策的早期负责人
马英九扫黑与李登辉的排挤
马英九的奇闻轶事
马英九的绝妙口才
台湾的政治发展及其演变
台湾的基本政治状况
泛蓝阵营与国民党
亲民党与新党
泛绿阵营与民进党
台联党与建国党
李、马关系从量变转为质变
拒绝竟选台北市长
唯一打败过陈水扁的人
雄心勃勃的台北市长
连任台北市长
阻击四伏逢马必反
踏上“总统府之路”的起跑点
国民党的“世纪之败”
李登辉被轰赶下台
连宋竞选班底总干事
“大选”辩论的焦点
蓝绿双方的选举策略
3·19枪击案引发的抗议
与国民党高层的分歧
参选国民党党主席
连战的“和平之旅”
常青树和不倒翁王金平
马英九与王金平的对决
新党魁得到的告诫之声
追随连战任党永远的义工
台湾人对马英九的期望值
迎来“马英九时代”
均反“台独”的 4位副主席
中共中央和胡锦涛的贺电
面临的严峻挑战和考验
民进党进入了“战备"状态
马英九的险招和高招
马英九坐稳“泛蓝共主"
应对陈水扁的新毒招
铭刻老父遗愿从简办丧事
马英九对父亲的怀念
二岸关系的基本政策
力主两岸实现“三通”
改善两岸关系的新构想
反对日本占领钓鱼岛、参拜靖国神社
美国之行晤见佐利克
重新执政的五个大陆政策
美国支持行情遽升
身系两岸命牵统独
马英九是2005年7月当选的中国国民党主席，两岸三地人气最高的政治偶像之一。他身系两岸，命牵统独，聚集了人们切望的目光：人们期待他刷新一个百年老党，激活一个停滞的岛屿，展示共缔和平的诚意。但是，作为一个人，他不免过于完美，完美得让人无法理解和想象，如同虚构。所有对手都找不到他任何道德的硬伤，于是“水清无鱼”成为他最大的弱点。他的女敌人和敌人的女人都情不自禁地喜爱上他。他众多的女拥趸更是超越政治的门户之见，对他发出狂热的呼声，因为她们相信，他是最后一个不会背叛的男人。
然而马英九并不是一位仅靠外貌获取政治声誉的政治人物。他接受西方的民主政治理念，又保持着中国传统文化品格。在台湾，他被视为国民党新生代的代表人物。马英九不仅是个政治明星，而且成为处处被人崇拜的“偶像”人物。台湾媒体甚至将马英九称为“师奶杀手”。
马英九在生活上的自律节俭几乎到了清心寡欲的程度。穿在他身上的大多是“古董”：内衣要穿到破了才换新、手表是结婚时岳父送的礼物、蓝衬衫是大姐在三十几年前送他的、球鞋还是当“法务部长”时那双(鞋底已用飞机胎补了好几次)、西装是十几年前的。这样一个声名显赫的政治人物，其节俭程度令人难以想象。
他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不抽烟、不上酒家、不跳舞、不赌博，一天两顿只吃盒饭，即使要出席应酬，也是吃过盒饭才去。他做市长头3年吃了2000多个盒饭，并且每次吃个粒米不剩。34年来，他总共捐血达146次，平均每年捐血达4次以上，自称是“血马”一匹。他的器官捐赠卡不知签了多少张．死后的 “臭皮囊”早就捐给“慈济公德会”，现在全身无一处是他自己的，“全身都被预约光了”。
他恨不得把所有时间都放在工作上，几乎没有私人生活。除了从事政治活动，阅读法律、历史、文化、国际关系方面的书籍，他从不去做一些和工作无关的娱乐活动。这或许和马英九小时候严格的家教有关，父亲教育他不要有任何玩物丧志的不良嗜好，只鼓励他打球或跑步健身。结果跑步成了马英九工作之余唯一的运动。有人评价说，马英九这一生，如果不是在做事，就一定是在做事的路上。
马英九在台湾政坛上的崛起，与他在“法务部长”任内的表现息息相关。上任两年多，马英九频频在台湾电视中以现代“包青天”的形象表露锋芒。他大力提倡“反毒”和“肃贪”，并提倡狱政改革，允许犯人携带小电视、收音机及语言学习机进班房，甚至亲睡牢房以体验牢狱生活。一时间电视上、报纸里、义卖场、演唱会、慢跑活动中都可看到马英九的身影。马英九把过去历任“法务部长”不敢做的事，一朝令下，统统实施起来。马英九肃贪、查贿、扫黑、反毒，共起诉7500多人，其中有将近400人具有“民意代表”身份。他也因此成了台湾家喻户晓和最受人崇拜的人物。
马英九自我要求严格，办事一丝不苟。他给人签名，“马英九”三个字从第一个人到最后几乎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他重视细节。小处连游泳池必须画有刻度、工程标示必须汉语、英语双语这样的细节，他都特别在意。批改公文，马英九更是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马英九退公文的频率外界很难想象，一位局处首长曾对人表示自己呈上的公文被马英九退过13次。
马英九有极深厚的大中国情绪，他的两个女儿皆以“中”字为名：大女儿马唯中，小女儿马元中。家国情怀昭然。马英九操守严谨，不近财色。近年马英九还撰文评论祖国大陆的政治经济发展和统一进程，成为陈水扁煽动民粹主义、以非理性手段操控台湾政治、推行法理台独的一大障碍。他父亲马鹤凌逝世后，骨灰坛正面刻的两行诗句是：“化独渐统，全面振兴中国；协强扶弱，一起迈向大同。”
马英九始终坚守：“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以天下之至诚，胜天下之至伪；以天下之至拙，胜天下之至巧”、“待人以诚，治事以敬”的家训和人生理念，形象清新到几乎不犯错误，人格完美到如同虚构。他从小到大，努力做好学生、好人。蒋经国先生说他是个“没有缺陷的年轻人”。在父辈教诲、自己努力、妻儿支持、天赐良机等情况下，马英九不但形象清新，前途如日中天，而且一表人才，感情细腻，深受岛内女性的青睐。“求全、求稳、求美”，努力维持一切偶像派选手应有的条件和风度，这是马英九的坚持。正因为马英九将温良恭俭等人性特质表现得过于完美，相对的，从他身上或领导特质里面，总让人觉得“少了点什么”，例如“勇敢”、“魄力”等。马英九身边的人要帮马英九安排和“立委”或企业界人士吃饭、联络感情，马英九总要对方“想个主题”，否则很难说服马英九前往。
在台湾，不论民意调查的题目如何变换，举凡“女人性幻想对象”、“女性的梦中情人”、“最佳捐精人选”、“最美的政治人物”等等，马英九永远囊括票选第一名。马英九“师奶杀手”的称号，直追香港影星刘德华、郑伊健。马英九的女粉丝很多，从三四十岁的师奶，到十几二十来岁的小姑娘都有，一些红遍亚洲的大牌女明星，像李玟、孙燕姿等人，见了马英九，丝毫不隐瞒对他的好感，政坛人物陈文茜，公开表示，马英九是她心目中的最佳选择。许多太太才不管什么政党取向，听说马英九要来，头一天晚上就兴奋得睡不着觉，第二天穿戴整齐相约来看马英九。许多熟女级的艺人，一提到马市长就是一阵激昂，且不许别人诋毁他。
《壹周刊》曾经评断马英九会将国民党的“人和”搞砸，但事实证明在马英九宣布参选党主席后，国民党的新进党员暴增了6000名，其中有六成是女性。除了同阵营的女人爱护马英九，连敌对阵营的女性们也无法抗拒马英九的魅力，每每在市议会的质询台上，女议员们明明是要攻诘马英九，但语气中总难免带些撒娇式的调侃和揶揄。
马英九从政以来一直是政坛人气最旺的女性偶像，但是他却从来不“出事”。谁都不相信马英九是这样的人，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既然他身边有那么多美女，又是风情万种，哪个男人能够抗拒那种魅力？总有一天，他会湿了自己的鞋吧？台湾政坛，不知有多少人在盯着马英九的鞋，希望有朝一日看到湿迹。马英九的哲学是：“行有行规，每一行都要遵守行规。绝对不碰财与色，是政治行规，政治人物都应遵守。”马英九同时自嘲说：“我每天工作超过16个小时，像是透明人，受到‘全民监督’，哪有办法弄出绯闻来？”他说：“我是那种狗仔队都不愿跟踪的人。”
只要有空，马英九会在家中下厨、打扫地板、刷洗马桶、烫衣服、缝扣子。他对于妻子的忠贞，能够拒绝各种诱惑，正是女性最艳羡的优点，每个女人都想拥有这样的丈夫，因为在这真相时时被颠覆的焦虑不安年代，“小马哥”就像一剂惟一有效的定心丸，成为世上可能是最后一个不说谎也不背叛的男人，带给饱受男人不贞之苦的女人们一线希望。他就像《西游记》里的唐三藏，全世界男人都想吃了他以求长生不老，而妖女们也都千方百计要占有他，他却克制了所有欲念，坚定不挠地一心只想达成到西方取经的目标。不过马英九并不是这种超凡入圣的美男子，他认同的是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因为他憨厚老实、身体强壮、武功高强、充满正义感，却又不解风情。”马西屏比喻马英九是现代版的郭靖，认为马英九和郭靖具有共通的“格调”。
当然，马英九也并非真正的完人，他也有一些“不良”记录。他曾十几次因为违章停车等被警察开出罚单，他也像其它市民一样，老老实实去交罚款。他也曾因为某些行政失误以及其它失误，而十几次向台北市民公开道歉。
2005年7月16日，在中国国民党首次进行的被称为“君子之争”党员直选党主席竞选中，马英九击败另一位著名候选人王金平先生，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任党主席，成为继连战之后新一代国民党党魁。
2006年3月19日，马英九抵达美国纽约，展开为期11天，美国5个城市的访问。马英九的这次访问，备受两岸关注。这是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以来第一次访问美国，行程包括纽约、华盛顿、波士顿、旧金山和洛杉矶，其中尤其以华盛顿的访问最受瞩目。这次虽然马英九以在野党主席的身分到达纽约，但美方接待规格之高，几乎前所未有，创下最新纪录。包括与副国务卿佐立克、驻联合国大使波顿、国务院亚太事务助卿希尔、亚太事务资深顾问祈锦慕等高级官员闭门密谈，在华府出现了所谓的“马英九现象”。其风头之健，已远远超过之前几度以“总统”之尊“过境”美国的李登辉和陈水扁。
种种迹象显示，美国不只是把马英九视为台湾在野党领导人，更是台湾下任“总统”的最可能人选；此次以如此之高的规格接待马英九，双方接触的收获，将影响中美台三角关系未来若干年的发展。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台湾前“总统”李登辉、现任“总统”陈水扁、前国民党主席连战，也都曾在美国留下身影。以往台湾政要要在美国“访问”、“过境”或发表演说，中国大陆都会提出强烈抗议，这次对马英九在美国多次发表演讲却毫无杂音。
甚至，新华社还详细报道了马英九在华盛顿的午餐会演讲和他提到的国民党处理两岸关系的五点主张。
这意味着什么？
祖籍在湖南的几种说法
1998年，马英九竞选连任台北“市长”的时候，曾遭到来自李登辉和陈水扁的狙击——李登辉直言不讳地说，马英九是外省人，怕做错事，作风保守，远离人群。陈水扁更是直接说马英九是“香港脚走香港路”，以煽动台湾的族群对立。
在台湾政坛，有本省族和外省族之分。由于本地人占绝大多数，约80%，外省人仅仅少部分。因此每一次选战，族群问题，都会被拿出来大做文章。民进党极力把马英九边缘化，让他成为外省族群的代表。在许多次选举过程中，陈水扁都以此作为攻击马英九的武器，说他是“香港脚走香港路”。陈水扁阴险毒辣，企图利用血统论，提醒那些台湾本土民众注意，马英九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而是出生在香港，是地地道道的外省人，因此马英九不会真正为台湾人着想。陈水扁为达到分裂祖国的险恶目的，故意割裂海峡两岸的历史，拒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否认台湾和大陆千丝万缕的联系，用心极为险恶。
关于马英九在香港出生，马英九本人并不否认这一点，所以，面对陈水扁“香港脚走香港路”的攻击，马英九进行了巧妙的还击。有关马英九的这次还击，源自凤凰卫视著名女主持人吴小莉对马英九的采访。2004年12月30日下午4时，在台北“市长”办公室，马英九接受了吴小莉的采访，在这个长篇采访的旁白中，吴小莉提到马英九是“大陆制造、香港出土、台湾加工”。同时还提到，马英九的祖籍是湖南省衡山县。
所谓“大陆制造、香港出土、台湾加工”一说，是指马英九的母亲秦厚修怀上这个儿子时，人在中国大陆，但马英九却在香港出生，迁移到台湾后长大。这话说得一点都不错。
有关马英九的祖籍，吴小莉提到是湖南衡山县。在国内和海外各媒体对马英九的介绍中，其籍贯也大都为湖南省衡山县。然而，如果翻查马英九的资料，便会发现，有关马英九的祖籍，存在几种不同的说法。基本一致的说法是，肯定马英九是湖南人，至于具体湖南哪里，又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上面吴小莉提到的湖南衡山，一说是湖南湘潭，另还有一说，是湖南衡东。
如此之多的说法，真的把人给搞糊涂了。那么，马英九的真正祖籍，到底是哪里？有关祖籍，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有几句描述，目的是为了让子孙后代不忘祖不忘根。马英九年纪很小的时候，便开始牢记父亲的这几句描述：“自门前的湘江边，湘水涟漪，碧波荡漾，下望朱亭，上望石湾，空间辽阔。我家在这湘江岸畔，就像一只匍匐的大鹏，展翅欲飞。”这是马鹤凌所描述的祖籍地外景，而且是他本人的出生地，自然不应该错了。
马老先生所描述的这个如大鹏展翅欲飞之地，正在湖南湘潭，就在湘江边上。据马英九的嫡亲表兄、湘潭原政协主席刘肇礼先生介绍，马英九的准确祖籍，是现在的湖南湘潭县白石铺乡马家堰寺门前村。湖南话中，寺和自同一个发音，马老先生或许误以为寺便是自，所以，他的描述中才会有“自门前”一说。
在湘潭易俗河镇马英九的表哥刘肇礼家中，有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亲笔书写的个人简历说明。马鹤凌在说明中称，自己出生在湘潭县天马乡寺门前，即现湘潭县白石铺乡马家堰潭口村寺门前。上世纪30年代，马鹤凌在南岳衡山脚下的岳云中学就读6年，在与亲朋好友通信以及相关学籍等资料上，马鹤凌均落款“衡山”，可能籍贯由此被媒体误传。刘肇礼说，马鹤凌先生在与其通信以及诗作中，均称自己是湘潭县马家堰人。而且，马家的祖坟在他的照看下，仍保留完好。马家堰东临湘江，至今还有一块记录着曾为望族的马家义渡两岸民众事迹的石碑。
刘肇礼先生是马英九的嫡亲表哥，马英九的父亲马鸽凌是他的亲舅舅。刘肇礼先生说：“舅舅有着很浓的家乡情结，从他的书法作品中就能够体味出来。”刘肇礼先生特意介绍了舅舅马鸽凌的一首七言律诗：“割别家乡四十年，乍看录影七情煎。独儿卓立谁呵护，节妇余生谁爱怜。庐墨已为衰草蚀，江乡抒共生槐眠。临安末许歌归去，老泪纵横感万千。”他解释说，当年他给马鸽凌寄去一本全家人在湘潭生活的录像带，马鸽凌看后百感交集，并写下了这首诗。
“外界的资料都说马英九是湖南衡阳人，其实这是一个笔误，有必要澄清一下。”刘肇礼透露了马英九不为人知的家史。原来马家的旧址就在湘潭县白石乡自门前，这里正是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的故乡。马英九的爷爷开了家规模比较大的“自门前锅厂”，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民族资本家。“当年舅舅在衡东云麓中学读了6年中学，毕业以后他在档案中填写了‘湖南衡东’的字样，因此后来被误认为他的籍贯就是湖南衡阳。”
目前马家堰乡寺门前通往湘江的码头渡口，两只石狮子依稀能分辨眉目，三百块近百年前的大石碑铭刻着包括很多马姓人氏在内的马家堰人当初捐资兴建码头的功德。其中自然包括马英九的祖父马立安。来到码头南面不到一百米远的一片荒草地，拨开周围的乱草丛，一段残墙赫然出现。这就是马英九之父马鹤凌家昔日的院墙。当年，马英九的爷爷马立安在这里不仅经营铸铁锅厂，还拥有米厂和南货杂品店。此外，殷实的马家当年置地近四百亩，是当地一个最受人尊敬的乡绅家庭。刘肇礼先生解释说：“按照《扶风马氏五修族谱》的记载，马氏祖屋当称‘扶风堂’，早年供奉着‘扶风马氏祖先神位’”。 邻近的双阳村太王山上，安葬着马英九祖父马立安的坟墓。
他的墓建于1928年，由汉白玉石碑、花岗岩石柱和糯米混合“三合土”打造的墓园基本完好如初。这座坟墓足以显示出马家的显赫。当年，马鹤凌在著名教育家何炳麟(迥程先生)于1909年创办的南岳衡山脚下的岳云中学度过了他最幸福的少年时期，并且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所学校曾经培养出丁玲、贺绿汀及毛泽东的第一位夫人杨开慧等名人。
衡山的原岳云中学校长、现年八十一岁余为骐老先生谈起马鹤凌在岳云中学的情况，犹显激动地说：“在当时体育主任杨一南老师的培养下，马鹤凌成为一名国家级运动健将。他(指马鹤凌)在初中二年级就夺得湖南省运动会万米冠军。其后从政，还在湖南省运动会中夺得四百米、八百米、一千五百米和一万米四个冠军；全国运动会再次拿到‘全能大满贯’后，蒋介石亲书‘胜利第一’给他做奖品。”
刘肇礼先生说：“后来，马鹤凌把国学、体育精神都灌输到了马英九身上。儿时的马英九，天天随父晨跑，这个传统保留至今。因此，马英九的身体非常棒。”
真正祖籍在江西永新县
其实，海内外各大媒体，包括马鹤凌先生和刘肇礼先生都没有把马家的真正祖籍说准。当然这与当时战乱频繁、人民流离失所、四处迁居有关。马英九的真正祖籍在江西省永新县象形乡的马家村。最近，江西安福发现修于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永新溪冈马氏重修宦谱》，确定江西永新县系马英九先生真正的祖籍故里。
这事还得从远古说起。相传古代的帝颛顼有个孙女叫女修，因食燕子蛋而怀孕生子大业。大业之子伯益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
，帝舜赐他姓嬴。伯益之子大廉，传至季胜有个曾孙叫造父，是周穆王的驾车大夫，因平定徐偃王之乱有功，被封在赵城（今山西洪洞县北赵城），称为赵氏。后建立赵国。战国时赵王有子叫赵奢，以善于用兵着称。赵奢于公元前270年率军在秦、赵瘀氏之战中大败秦军，赵惠文王因此把马服一地分封给赵奢，并赐其号为“马服君”，与廉颇、蔺相如职位相等。赵奢的子孙后代便以“马服”为姓，后又改为单姓“马”。此后，马家后代又在西汉武帝时期从马服迁到了当时的陕西右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定居下来。《姓谱》一书中记载说，“马”姓的发源地是陕西扶风。
历史上的马姓，分布极广，人数众多。著名人物有东汉马融、三国蜀马谡、马超、元马致远、近代马建忠等。马姓的主要来源是马服君。马姓还有许多其它来源，如：东汉大司徒马宫本为马矢氏，后改为马氏；金人马庆祥原为西域人，名习礼吉恩，入居临洮后，改姓马氏；元人月乃和因祖先为金马步指挥史，改姓马等等。
赵奢之子牧，亦为赵将，居住在邯郸。公元前100年，秦国灭赵国，将牧之子迁徙至陕西咸阳。马兴后人马何罗徙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从此，扶风茂陵成为马氏的发展繁衍中心。两汉至南北朝时期，马氏除在扶风茂陵成为望族外，还分布于今河南、河北、山东、湖南、湖北、四川、甘肃、江苏、浙江等省的一些地方。
据《永新溪冈马氏重修宦谱》记载：江西省永新县象形乡有个马家村，村前有一条小溪，故又称为溪冈，居民亦称溪冈马氏，誉称“螺水无双族，禾川第一家”。溪冈马氏源出于陕西扶风，既马服的后人。南唐末年，有马十九郎者，从扶风流寓江西南昌黄金巷。十一传后，出了个马子仪，号浣溪，此人“具经世之才，爱游览名山大川”。时值宋末元初大乱，马子仪遂于游历之地永新县城北50里的西山“筑屋以居，买田以膳”，成为永新西山马氏始祖。西山马氏传至5世，“子孙益盛，资产益增”，因地狭人繁，西山马氏子孙又分徙于县内的象形乡溪冈等地。现西山没有马氏居民。
元末明初，又是天下纷乱之时，永新溪冈马成中，毅然投笔从戎，离开江西永新溪冈家乡，在湖南安仁县参加了朱元璋的军队，与陈友谅所部激战，后又参加平息湖南武岗动乱，立下了战功，57岁时，殁于军中，葬于长沙。于是，马成中之子马光佑，从安仁县携母转居于株洲县王十万乡，后子孙发旺，族人分徙于湖南株洲、衡东、衡山、湘潭湖田各地，至今湖南这支马氏人口达6万人之多。仅湖田之裔就达3万人之众。
马英九先生属湘潭县湖田马氏转徙衡山的支裔，是江西永新马氏始迁祖马子仪的第22世孙，他的父亲马鹤凌1920年生，毕业于政大。抗战时，在重庆投笔从戎。去台后，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考纪会副主委。1988年蒋经国逝世时，由马鹤凌代表国民党政要宣读祭文。现为台湾马氏宗亲总会理事长，台湾世界华人和平促进会会长。
2005年，湖南湘潭县湖田马氏，决定重修马氏族谱，经多方努力，寻访到了祖居地的江西永新马氏，并在永新迁安福的柘田马氏处找到了修于清干乾隆三十七年（1772）《永新溪冈马氏重修宦谱》，经与湘潭1933年所修的《湖田马氏五修族谱》核对，确定湖南湘潭湖田马氏出于江西永新县无误。
值得一提的是，马英九的前辈中有多人在民国政府中担任要职，与国民党首要人物关系密切，因此1933年的《湖田马氏五修族谱》修成后，国民党总栽蒋介石写下“化家族为国族”、胡汉民写下
“世世守之”、汪兆铭写下“世德长留”、何键写下“敬宗收族”的题词。
2005年清明节，湖南湘潭湖田马氏派出代表，至江西永新祭扫始祖马子仪之墓。5月10日，湖南、江西马氏代表数百人，在湖南株洲召开《溪冈湖田马氏重修族谱》会议，研究重修族谱事宜。据悉，远在台湾的马英九之父马鹤凌先生得知此事，欢喜异常，来电热烈祝贺，表达了将台、港、澳及在海外的马氏后裔入谱的希望，并请将会议情况录像光盘寄台湾一睹盛况。
由此可见，各个媒体以及马英九嫡亲表兄刘肇礼先生早年说的“马英九的祖籍地系湖南省湘潭县马家堰自门前村”之语，并非马英九的真正祖籍地。
2005年7月18日，马英九在湖南湘潭易俗河镇百花社区的嫡亲表哥、现任湖南省政协委员、湘潭市政协常委的刘肇礼先生在得知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的消息后，马上致电祝贺。刘肇礼先生对《大公报》记者说，当马英九听到他的祝贺后，亦显得相当激动。刘肇礼先生说，在此之前，他一直关注着国民党主席选举，一直期待表弟能够当选。刘肇礼先生说，表弟当选国民党主席后，希望他能够加强两岸、国共两党的交流。在促进两岸贸易、农业、教育、科技、卫生、文化、旅游等多方面体现他的魄力和才能，为两岸和平统一作贡献，为两岸同胞谋福祉。
刘肇礼先生同时还表示，因台湾当局的政策，马英九从来没有回过故乡。所以，希望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后，能够像连战、宋楚瑜一样，多回祖国大陆，回家乡看看亲人，拜拜祖坟，踏上这块故乡的土地。
在台湾，其实许多政要都在大陆出生。台湾“内政部”有关数据显示，台湾约有2300万人口，其中98%是汉族。可以说台湾地区汉族人的祖籍都在大陆，他们大部分是在明末和清朝年间从大陆福建、广东地区移居到台湾的。其中近80%祖籍福建，以漳(州)、泉(州)人为最多；近20%祖籍广东，以梅(县)、潮(州)人为最多。在汉族中约有280万人是外省籍，他们或是祖父，或是父亲，或者本人就是在大陆出生的。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祖籍在浙江奉化是众所周知。原国民党主席连战的祖籍连战的祖籍是福建省漳州龙海市(旧称龙溪县)长洲村马崎社。1682年，17岁的连氏后裔连兴位从马崎社渡过台湾海峡赴台湾，定居台南马兵营。连战就是连兴位的第九世孙。连战的祖父和父亲出于爱国心，从台湾返回祖国大陆效力，父亲还长期在西安工作。1936年8月27日，连战在西安降生，因此连战与西安结下不解之缘。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则是1942年6月在南京出生，1949年随父宋达去台。他的祖籍是湖南省湘潭县射埠镇巨鱼村。直到现在，巨鱼村还有宋楚瑜祖上的3座坟墓，一座是曾祖父的，一座是祖父的，一座是祖母的，3座墓都保存完好，而且都立有石刻的墓碑。而宋楚瑜在巨鱼村还有一个五服之内的亲戚，那就是他的堂姑宋扬锡。老人家今年68岁，身体硬朗，她还能清楚地记得1948年宋楚瑜第一次，也是至今惟一一次回家乡的场景。老人回忆道，“当时的宋楚瑜很活泼，也很大方，显得特别聪明，还有点调皮”，而且“宋楚瑜还是一个感情很深的人，在他奶奶下葬的那天，他哭得非常伤心，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后来离开湘潭回南京时，他说过一定会回家拜祭奶奶。没想到，这一别就是57年。”老人说，当年宋达随国民党逃到台湾时，大陆只留下了她们一家，就是为了看好宋家的祖坟。
国民党中常委、“立委”蒋孝严(原名章孝严)是蒋经国与章亚若的儿子，祖籍浙江奉化，1942年出生在桂林。母亲章亚若在蒋孝严不到1岁时去世。他随即被送往章亚若的故乡江西省南昌市，由外婆抚养。1949年，外婆带着蒋孝严移居台湾。多年来，蒋孝严一直渴望认祖归宗，2002年他提出更换身份证，称认祖归宗是出于对父母的追思和孝心，也是为了能给子女一个交代。当新身份证发下来之后，当时的“立法院长”王金平和“副院长”江丙坤还专门为他办了一个盛大的“归宗”茶会。2005年3月，他正式把名字从章孝严改为蒋孝严。4月5日，蒋孝严访问大陆，他在祭祀黄帝陵时动情地说：“这次来是向祖先做个报告。清明节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节日，我来尽些孝道。”4月7日，蒋孝严第一次以“蒋家后人”的身份，在浙江奉化的蒋氏故居祭祖。蒋孝严希望将自己的名字正式列入蒋家“宗谱”。蒋孝严还称自己是湖南的女婿，他岳母是湖南长沙人。
不仅许多“泛蓝”政要的根在大陆，许多“泛绿”政客祖籍也在大陆。不是在大陆出生，但祖籍在大陆的台湾高层人士更是数不胜数。经常矢口否认自己是中国人的陈水扁、吕秀莲、游锡堃等“绿营”高层及数典忘祖的李登辉的祖籍都在大陆。
陈水扁在2000年“大选”之时，就曾对客家人和诏安同乡会宣称：“我也是客家人，是诏安人，诏安二都的。”陈水扁所说的“诏安二都”就是今天的福建诏安县，而诏安太平镇星斗村就是陈水扁祖籍的发源地。当地陈氏家族的寿星、星斗村的陈水滚老人说，陈水扁是唐代“开漳圣王”陈元光的后裔。陈元光的第22代传人陈元隆明末时曾当过江西的布政使，后觉得当官没意思，回到诏安霞葛镇隐居，死后就葬在霞葛，墓地现在还完好未损。陈元隆的儿子分散居住在诏安的几个村庄，其中一个儿子来到星斗村，成为星斗村的开基祖，从此，陈氏家族的一支就在这里繁衍生息。200多年前，陈氏家族中有个叫陈乌的人离开星斗村到了台湾，陈水扁就是陈乌的第九代孙。
现任台湾“总统府”“秘书长”游锡堃的祖籍也在诏安县。当地游氏宗亲会理事长游文锦介绍，开基祖的第12世孙东山公渡海去台湾，在宜兰定居开垦，游锡堃即为开基祖的第20世孙，东山公的第9世孙。1990年后，台湾游氏子孙开始回祖籍地寻根谒祖，双方往来密切。游锡堃的母亲和弟弟游锡贤多次来到诏安县。而且祖祠重建时，时任宜兰县长的游锡堃不仅捐了2万元人民币，还以“台湾宜兰县长、第20代裔孙游锡堃”之名赠匾一块，上书“祖德留芳”。另赠一副对联：“东耸云霄宫墙原绮丽，升腾海峤家道更丰融”。
台湾“副总统”吕秀莲祖籍是漳州市南靖县。清朝康熙年间，南靖县田中村吕氏家族中的吕廷玉携带家眷渡海到台湾谋生，后定居桃园县，成为桃园吕氏家族的开基祖。200多年来，海峡两岸的吕氏宗亲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吕秀莲的胞兄吕传胜先生就4次带团回来。据吕氏族人披露，1990年8月29日，时任台湾“民主人同盟”理事长的吕秀莲曾经回到南靖县书洋镇田中村，面对祖先300多年前建起的宏伟建筑，面对台湾吕氏宗亲血脉的源头，吕秀莲曾感慨万分地说：“我们吕氏先祖确实了不起。”在一口古井前，吕秀莲还亲口对宗亲们说：“我要喝一口故乡的井水，这叫饮水思源。”直到1999年，身为台湾桃园县长的吕秀莲还曾经托其胞兄吕传胜给南靖县的吕氏宗亲捎去其为族谱写的题词：“吕祖万古流芳，我族日月增光。”
鲜为人知的是，被称为“台独精神领袖”的李登辉虽然口口声声强调自己是台湾本省人，出生于台湾台北县三芝乡，但据考证，他的祖籍则是在福建永定。根据李氏族谱记载，李氏的来台祖先是崇文公，李登辉是来台李氏15代兴发公的第四代孙，是崇文公的第19代孙。而至今台湾李氏与其祖籍地——福建永定楼下村李氏还有着密切联系。1991年元宵节，李登辉派侄儿李道雄率先回乡寻根谒祖，随后李登辉的堂弟李登泉、李重耀、李延耀等楼下村在台人士也纷纷回到祖籍地祭祖扫墓。可是，出于不可告人的险恶目的，“台独”政客们竟然数典忘祖，出卖祖宗和灵魂，否认自己是中国人，实在是可耻又可怜！
祖辈艰难的创业史
马英九的祖父名叫马立安，少时家境贫寒，他本人几乎没有读过书。但马立安是一个极其勤奋聪明的人，有胆有识，颇有经济头脑。平常，他除了经营家里的农活，还做点小生意，农闲时，往来于湘潭和长沙之间，行走在湘江之上，渐渐积累了一点资本。正是这种行走江湖般的阅历，使得他学会了一宗制铁生意，待稍稍有了一点钱之后，他便在家乡开了一间手工作坊，主要是帮乡里补锅。
著名歌唱家李谷一唱红过一首湖南花鼓戏《打铜锣补锅》，人们只知道那种流行的韵味，听起来十分悦耳动听，让人如醉如痴。却不知道，李谷一唱的《打铜锣补锅》恰恰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湖南一带，制锅业的繁荣。马立安正好赶上了这班快车，所以没几年，小小的补锅作坊便迅速扩大了，发展成为一间制锅厂。
在今天，这种企业属于生产日用品的小企业，不大好搞，竞争激烈，钢铁又受到外来企业的压制，而锅的生产又多样化和现代化。可在当年，锅的制造是非常单一的，也就是铸铁锅，工序虽然不复杂，可懂得这项技术并且有能力和资金生产的人却不多，马家的企业，独占鳌头，所以便很快做大，所产的锅，行销衡阳、湘潭以及长沙等地区，销路十分好，也因此财源广进，迅速富了起来。
马立安很有经营头脑，他有了钱之后，便准备将这些钱投入再生产。但自己已经有了一家具有一定规模的“铸锅厂”，不可能开第二家。他看到新兴的大米加工业很有潜力，便决定投资建造一间大米加工厂。大米加工工艺简单，投资不多，但因为地处农村，原料来源和销路均不用愁，见效却很快。
这一着走得非常之准，他的加工厂开业以后，周围的乡亲，排着队前来加工。相对而言，除了那台机器，他几乎没有太多的投入，土地房屋都是自己的，请的工人，工钱也是非常之低。因此，别看只有一台机器的大米加工厂，因为收效快，经济效益是非常之好。
马立安是当地的大能人，非常有经营头脑，眼光很准，所经营的产业都是与民生息息相关，自然不愁销路，所以财源广进，几年时间，靠着勤奋努力和刻苦经营，很快便发家致富，成了当地的首富和远近闻名的大名人。
富贵没有使马立安忘记祖辈们的贫苦，马立安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书，可毕竟是伏波将军的后代，家学渊源深厚，有着极善的一面，以前，自己过着穷日子的时候，吃百家食穿万家衣，受过乡村邻里的恩，现在自己发达了，便饮水思源，知恩图报。他开始广结善缘，广施善举，修路架桥、扶贫助学……几乎把一半的家当都用在公益事业上。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还非常落后，湘潭县马家堰自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即使当地出了一个像马立安这样的能人，可整体的贫穷落后，不会改变太多。道路不通以及教育落后，是乡村贫穷的两大原因。于是，马立安便从这两大方面着手，一方面拿出大笔的钱为乡亲们架桥修路，同时，又拿出很多的钱扶贫助学。寺门前的渡口，便是马立安当年捐资所建，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在使用。
正因为如此，马立安便有了一个马大善人的名声。当然，名声对于马立安并不那么重要，更为重要的，他是想以善立家。所以，他特别制定了一个家训，共十四个字，构成一副对联：“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
这副对联写得非常好，大俗又大雅，而且颇有禅意。马家事后便将这副对联作为传家宝代代相传，从马立安传到马鹤凌，又传到马英九。马英九不仅将其传给了自己的女儿，还悬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在马英九台北的办公室里，无论什么人走进去，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副对联，异常醒目，似乎是时刻在提醒马英九要以善为本，以书为根。不仅如此，马英九还将这副对联制成书签。书签的正面，是马英九的照片，背面，是由美国华裔学者傅申先生题写的马家这则祖训。
在刘肇礼先生家中，也有一张印有马英九相片的个人书签，上面题写着这行由美国华裔学者傅申先生题写的警句，刘肇礼先生称，这幅“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的警句，是马氏家训和传家宝，50多年来，马英九一直将它作为座右铭，时刻谨记，还特意制成书签时刻提醒自己。1990年，刘肇礼到台北探亲时，在马英九的办公室里看到这句家训被制成匾额高高悬挂，家族的祖训和父亲的教育让马英九一直时刻保持着修身扬善的美德，并以此激励自己。
不知是不是由于幼年生活太清苦成年又太操劳的缘故，马立安竟在英年时撒手尘寰，留下孤儿寡母。这是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才刚刚年满八岁。马英九的祖母带着一大群儿女，苦苦支撑着这个家。马立安虽然辞世，毕竟留下了一份很大的产业，制锅厂和大米加工厂，仍然能够正常运转，收入也还不错。
不巧的是，当时时局不稳，战乱频繁，到处兵荒马乱。1911年的武昌起义，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武昌起义的枪声，立即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回响，仅仅50余天的时间，先后有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上海、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和四川等14个省区，宣布独立，使清王朝的统治陷入了灭顶之灾。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然而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才三个月，就不得不把总统职位让给窃国大盗袁世凯。随后便出现了袁世凯称帝、黎元洪上台、段祺瑞执政、冯国璋继任、徐世昌接位、张勋复辟等一系列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国从此进入了四分五裂的军阀混战时代。
军阀混战使中国战乱不休，民不聊生，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个时期可说是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动荡不安和黑暗残暴，和历史上三国、五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各派军阀都占据一块地盘，独立为王。军阀间的挣夺和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混战之处，百姓生命财产受到无情的摧残和掠夺，军阀们公开烧杀抢劫，无恶不作。在湖南平江，军阀曾下令血洗县城，宣布三日不封刀，烧杀、奸淫、抢劫，为所欲为，全城一空，百姓背井离乡，死尸载道。
1926
年7 月，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发动北伐。与占据在湖北、河南和湖南北部一带的吴佩孚；占据福建、浙江、江苏、安徽和江西一带的孙传芳作战，北伐军打垮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湘、鄂、赣、闽四省光复，并继续向豫、皖、苏、浙进军。
1928年2月，蒋介石又指挥第一集团军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对奉军作战，战胜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随后蒋介石以“裁军建设”相号召，力图“编遣”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军队，激起冯、阎、李等强烈不满，遂至兵戎相见，相继爆发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阎冯战争。马家和其他老百姓一样，从此陷入了困境和灾难之中。
马家迁移衡东及台湾
湖南这个地方，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极其特别的地方。清代的湘军名震一时，确实是出了不少不怕死的硬汉。到了民国，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有一大批武将出自这个地方，除此之外，湖南还出了一大批土匪。
有了这样一个背景，孤儿寡母的马家，还能有好日子过么？马立安在世时，结交了一些头面人物，虽然也有些土匪上门索要，他毕竟还能对付过去。现在，马立安不在了，那些以前的所谓官场朋友，也都翻脸不认人，暗中联络土匪，来马家巧取豪夺。马英九的母亲见势不妙，意识到如果再这样下去，别说是保住丈夫留下的这份家业，就是保住马家的根，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无可奈何，她只得痛下决心，结束了家族的生意，拖儿带女离开了湘潭马家堰，来到了数百里之外的衡东落户。马家在衡东住了很多年，尤其是马鹤凌，几乎整个少年时代，都是在衡东度过的。所以，有马英九祖籍湖南衡东一说。
六年后，刘肇礼的母亲马元英出落得亭亭玉立，才貌出众，经人介绍，嫁到时任湖南省财政厅长的刘岳峙（刘肇礼的祖父，蒋介石爱将）家。刘岳峙当时不仅担任湖南省财政厅长一职，而且是蒋介石手下的大红人。有了这顶保护伞，马家才又从衡东搬回了湘潭继续发展事业。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后来担任了蒋介石的侍从官，大概与刘岳峙同蒋介石的交情不无关系。
台湾公布的有关马英九个人简历资料，说明马英九于民国39年（1950年）7月13日出生于香港。后来，更有人准确地说出他的出生地是位于香港九龙的广华医院。实际上，身在台湾的马英九一直都没有出生证，直到几十年后，马英九从政坛暂退，进入台湾政治大学当教授，才第一次来到香港，终于在广华医院找到了自己的出生证明，这才清楚自己的准确出生日期和地点。
马英九出生于香港，这一点勿庸置疑，问题是，他何以出生在香港而不是大陆或者台湾？有关的介绍文字，出了多个不同的版本。
版本之一：1949年，马鹤凌带着妻子秦厚修从大陆来到台湾。可是，他们的三个女儿还留在大陆。为了接女儿来台，马鹤凌只身潜回大陆。他前往大陆前，因为将怀孕的妻子留在台湾不太放心，便将其安置在香港，以便自己从大陆返回时，一家人能立即团聚。就在马鹤凌在大陆找女儿的时候，秦厚修在香港生下了马英九。直到1951年，马鹤凌带着三个女儿从大陆来港，家人团聚，然后才一起来到台湾。
版本之二：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败局已定，马鹤凌因为在蒋介石和蒋经国身边，知道国民党下一步将经营台湾，所以，他将妻女等送到台湾，安顿之后，又重返大陆。他返回大陆，据说是为了参加西南的会战。岂知，他离开不久，秦厚修因为送朋友到香港治病，来到香港，并且在香港生下马英九。因为孩子太小，一时无法离去，兼且丈夫身在大陆，她便决定在此等丈夫回来。
版本之三：1949年，马鹤凌全家到达台湾，一段时间后，他奉命前往大陆公干。考虑到在台湾没有任何亲人，马鹤凌便将妻子安置在香港。随后，马英九在香港出生，直到1岁以后，父亲从大陆来到香港，一家人才离开香港前往台湾。
有人说，马英九的名字源于他的出生地——香港九龙。但据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说，儿子名字中的“英”字，其实并非指香港属英国殖民地。他是一个强烈的爱国主义者，他不会以儿子的名字来做这种纪念。同时，他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取名是很有讲究的，第二个字，往往是此人的辈份。湖南湘潭湖田马氏族谱所记，实际是这一支第二十代的字辈。他们所使用的分别是“上尊大人，英才继起”八个字，马鹤凌是人字辈，他的儿子，自然就是英字辈。这个英字，代表的是英才而不是英国，与香港是英国殖民地没有半点关系。马英九名字中的英字，可以说，并不是马鹤凌为儿子取的，而是祖上传下来的。
事实上，“马英九”这个名字，早在马英九出生前便已经有了。那时，马鹤凌就对妻子说，如果生的是个男孩，便叫他英九。妻子虽然也是名门闺秀，可国学方面，毕竟没有马鹤凌研究得那么深那么透，一时不明白丈夫为什么要取这个“九”字为名。他对妻子解释说，九的含义非常广，中国国学最讲究九了。孔子《论语》中有“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的话，马鹤凌极其喜欢并且引为座右铭，成为自己终身奋斗的目标。还有父亲也希望儿子的身体有“九如”的健康：“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如松柏之茂”
。经过马鹤凌一番解说，妻子秦厚修也觉得这个九字用得好用得绝，所以立即同意了。
在香港，马英九仅仅生活了一年。1951年，马鹤凌结束了他在香港的工作，返回台湾。马鹤凌到台湾后，时刻没有忘记亲人和祖国大陆。在与家人阔别四十年后，马鹤凌给已年届七十的妹妹寄了一首七言绝句：“割别家乡四十年，乍看绿影七情煎。独儿卓立谁呵护，节妇余生谁爱怜。庐墨已为衰草蚀，江乡抒共生槐眠。临安末许款归去，老泪纵横感万千。”寄托了对亲人的无限思念和对祖国大陆的深深眷恋。
不仅如此，马英九的骨子里还浸染着割舍不断的浓浓湘情，虽然从没回过湖南老家，但能够说一口地道的长沙话，最爱喝的白酒也是湖南特产酒鬼酒。台湾是中国白酒继大陆之外最大的消费市场，包括五粮液、贵州茅台酒等知名度颇高的白酒都先后进入了台湾市场，湖南特产酒鬼酒更是受到台湾许多政商名流的青睐。2001年6月10日，酒鬼酒董事长王锡炳、总经理宋清宏率代表团一行前住台湾考察，就曾拜会过时任台北市市长的马英九。
得知家乡朋友远道而来，马英九格外高兴，在交谈中，马英九兴致勃勃地提议：“我们莫讲国语哒，讲长沙话罗！”据当时参加会见的代表回忆，马英九的长沙话说得很地道，间或插一两句老长沙的俚话，让人倍感亲切。马英九解释说，他虽然出生成长都在台湾，但从小却是由长沙宁乡籍的外婆一手带大的，外婆不会说国语，几十年来他和外婆的交流一直是用长沙话。
马英九说，他一直很想回家乡看看，但这个愿望至今仍未实现。每每有家乡的客人来到台北，他也一定会用家乡话来交流。马英九给外界健康、清新的形象，很容易让人误会他滴酒不沾，其实不然，马英九也颇有酒量，尤其喜爱红酒。而举行家宴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拿出家乡产的酒鬼酒来喝一小杯，聊慰思乡之情。只有最受他尊敬的客人，才能喝到他珍藏的家乡产的酒鬼酒。
马英九深受父亲的影响，对大陆有着深厚感情。他的两个女儿皆以“中”字为名：大女儿马唯中，小女儿马元中。家国情怀昭然。每当马鹤凌给马英九讲起在祖国大陆的故事时，父子俩都会忍不住热泪纵横。 到达台北之后，马家住在万华一带。万华是台北的富人区。在整个日据时代，万华一带，住的都是台北本土冒出来的富人，虽然他们的财富相对于那些日本商人要少一大截，可对于整个台北的穷人来说，他们的富裕，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当时的台湾首富蔡溪，就住在这里。
因为这里是富人区，环境自然是台湾最好的。台湾的富人，是在日据时代形成的，他们也不太可能像那些统治一切的日本人一样，将商业区和居住区严格区分开来，所以，万华一带，也是商业繁荣区，居民来自五湖四海，五花八门，难免会有贫富悬殊，鱼龙混杂。
马鹤凌刚刚来到台湾，职位又不高，便可以住在这样一个区域，可见当时的蒋经国，对他是十分信任的和重用的，至少说明当时的党工，身份极其特殊，各方面待遇十分优厚。当时的经济条件，马英九谈到陈水扁时，曾经提及。他指出，自己和陈水扁相比，幼年时家庭条件稍好一些，但也不是非常宽裕那种，小时候同样属于没什么零用钱的。这其实也可以想象，即使蒋介石将大量的黄金白银运去了台湾，毕竟坐吃山空，各方面都得紧缩开支，党工的待遇虽相对一般人好，也好不到哪里。何况，马家祖孙三代，十几口人生活，日子能不艰难？正因为如此，马英九的母亲秦厚修，不得不出来工作。她的工作单位是陈诚主持的重要建设项目石门水库。
马鹤凌是一个十分爱国爱家的人，打从马英九开蒙，懂得读书时起，马鹤凌便开始教他，自己的家乡在湖南湘潭，那里有美丽的湘江。
“自门前的湘江边，湘水涟漪，碧波荡漾，下望朱亭，上望石湾，空间辽阔。我家在这湘江岸畔，就像一只匍匐的大鹏，展翅欲飞。”直到今天，这段话，马英九还可以脱口而出。
对于这个儿子，父亲寄予莫大的期望。后来有人说，当英九还小的时候，马鹤凌便希望他将来能够成为“中华民国总统”，这种说法，未免太夸张。当马英九正处于幼年时，台湾是蒋氏的家天下，经过几年折冲，蒋介石已经完全控制了台湾政权，并且正暗中扶持太子蒋经国继位。这是一个极其明显的家天下父传儿承的搞法，别人或许会被蒋介石表面上的言辞蒙蔽，马鹤凌作为蒋经国麾下的一名党工，不可能不清楚。在那种形势下，如果做帝王梦，就是谋反，就是大逆不道。以马鹤凌的儒学渊源，无论如何，他都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更不可能做这样的事。
父亲对子女的严格教育
父亲马鹤凌是马英九人生的基石。在教育孩子方面，马鹤凌是极其严格的，虽然马英九是独子，可父亲对他的严厉，远远超过了对几个女儿。马英九说：“父亲就像是理论家，母亲就像是实践家。”虽然在母亲的支持和爱护下成长，每天还督促他读古文、念唐诗，但是严厉的父亲对他的影响更为深远。
马鹤凌一路指点着独子的仕途，但两人个性相差太多，经常意见相左。例如马英九第一次竞选市长前，原本已经说过一百多次不会参选，未料父亲却禁不住媒体的纠缠，透露出将会说服儿子投入选战，从此大众有了成见，觉得马英九只是个听话的儿子，自己根本决定不了大事。后来马英九的表现可圈可点，也逐渐有了自己抉择上的坚持，不过到了2005年竞逐国民党主席，父亲再度在镜头前和儿子唱反调，媒体一阵错愕，但也都体贴马英九的处境。好在马英九顺利当选主席后，父亲也同感欣慰。
小时候学校教育恶补成风，不补习仿佛就跟不上时代，刚好马鹤凌的中学同学开了一家补习班，表示愿意让马家小孩免费补习，没想到马鹤凌毫不留情地说：“你不要害我的小孩！”父亲不拘泥于世俗的勇气，一直深印在马英九的脑海里。
马英九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毕业生。这所学校的前身是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校长由蒋介石亲自兼任。还未毕业的马鹤凌，在新婚时就响应蒋介石“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成为“青年军”的一员。马鹤凌不是为功利而追随国民党，而是终身信奉三民主义的理想而成为一名称职党工。抗战胜利后，他曾本着 “民生主义” 理念，回到老家，召集家中佃农，把积欠的帐目全部烧毁。1949年，他在已经携家人逃到台湾后，竟然又只身返回大陆，劝说宋希濂率领他的12万部队到缅越边境去打游击。
正是因为基于理想行事，马鹤凌才会在官场玩不转，大多数时候都停在副职的位置上。他在担任国民党知青党部书记长、做青年工作的时候，曾经在校园举办“国会”改革探讨会，请资深“国代”、“立委”与学生对话，在学生中赢得好感，却在三个月内被撤换，成为“百日维新”。在赋闲后的低落情绪中，儿子却为父亲的正直所鼓舞，儿子对他说：“爸爸，你还有什么好担忧的？您的做法，让我在学校里做人，抬得起头来！”
马鹤凌的父亲幼孤失学，做学徒出身，经商致富后深感失学之痛，就捐出善款助学，以“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作为家训，劝子孙后代要读书为善。马鹤凌在马英九7岁时将家训告知马英九。1987年马英九出版的第一本博士论文上，首页即标着这句家训，可见儿子牢记之深，令父亲马鹤凌十分感动。在马英九的年少时代，马鹤凌还以曾国藩的“唯天下之至诚，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胜天下之至巧”送给儿子为座右铭，马英九一直将这段话牢记在心中，并时刻警醒自己要身体力行。由马鹤凌对国学钻研之深可以看出，他本人对于“书为宝”的祖训，是贯彻得非常深入的。他以对自己的要求严格约束儿子，并且取得了成功。 除了这条祖训之外，他还从国学精髓中找出了另一些准则，要求儿子做到：有原则不乱，有计划不忙，有预算不穷。
这位老父亲可真是教子的典范，仅仅这三个“不字”，完全说透了做人的根本。任何人，之所以当断不断，左右摇摆，根本症结，便在没有目标没有原则没有信念。相反，一个人如果有自己明确的信念，便可以始终如一，便可以明辨是非，立场坚定。仅仅有了原则和信念显然还不够，还得有自己明确的人生计划，如果没有计划，并且不脚踏实地去执行这一计划，那么，即使有原则，也可能只成为一个空谈家。所以，一个人在确定了人生原则之后，第二要点，便是确定人生的计划。
人生的计划应该怎样确定？马鹤凌又为儿子解决了这一难题，他说：“此生理想，近期计划，今日功课。” 原来一切都是那么具体，人生的计划，原是分为三大部分的，第一部分，是要确定一个人这一生的理想。这一点，似乎绝大多数人都曾做过，有人想当科学家，有人想当医生，甚至有人想当总理、总统。至于未来是否实现，那是另一回事。大概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不曾实现少年时的人生理想吧。针对这一症结，马鹤凌为儿子开出了药方：近期计划。此生的理想，是由一个又一个近期计划组成的，只要能够将这些近期计划实现，那么，每实现一个计划，便离理想近了一步。怎样实现近期计划？说起来也很简单：今日功课。在你的近期计划中，要明确每天必须完成的功课，只要你能够一步步地扎实把握今天，那么，明天肯定就能走向成功。
在这个人生三大步骤中，最为重要的一步，恐怕还是第二步，即近期计划。如果有周密的近期计划，即使你没有远期理想，那么，你也可能达成一个相对理想的目标。哪怕你是一个很有行动力的人，每天都异常努力地工作、学习，但如果没有近期计划，你的学习或者工作，也同样是盲目的。那么，怎样确定自己的近期计划？
马鹤凌又为儿子开出了一剂药：认清环境，了解自我，慎选目标，力行计划。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如果马英九果真能够实现父亲为自己确定的这几条人生准则，那么，未来无论功绩大小，他都能成就一番事业。
马鹤凌并非只是开药方，实践中，他更注重执行。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马英九确实是在按照他所计划的方向，逐步向前迈进。
马英九生长的环境比较特殊。初中之前，他家住在万华。这里是台湾的富人区，隔壁邻居，不是政界要人，便是商界精英，家里有洋房有汽车。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富了就摆阔，不仅自己摆，儿孙也一样要摆。这些名人的子女，上的都是名校，男孩子上师大附小、大安初中以及建国高中等，这些都是台北的名校。女孩子便上台北第一女中、第二女中或者第三女中，这三所学校建校于日据时代，一女中和二女中当时只收日籍学生，而三女中，除了收部分日籍学生，再就是收读台湾名门政要的子女，所以，当时的三女中，便成为台湾名人选择儿媳的专校，哪一家选择的媳妇如若不是三女中毕业，便会自觉矮人一等，脸上无光。身在万华的孩子们，除了上这些名校之外，他们还衣着光鲜，很多人出入都可以乘汽车。与他们相比，马家在万华只能算是底层的贫民。
马鹤凌当时最为担心的是儿女们受这种习气的影响，产生攀比心理以及其它心理阴影，所以，他时刻在孩子们耳边叮嘱，一个人，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获得的一切，那才是最值得的。如果从小便养成了不付出努力而只顾享受的习惯，那么，这样的人，将来肯定一事无成。正因为这类教育，使得马英九从小便和那些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日后，他进入政坛，获得了一个“不粘锅”的绰号，意思是说，无论是哪一帮哪一派，他都保持着足够的距离感，与各种势力不即不离地保持着接触，却又不会和他们有太深的交情。这种性格的形成，大概与幼年时，万华的那段生活经历不无关系。
几乎是从开始认字时开始，马鹤凌便培养儿子阅读的兴趣。最初所读的书，并非今天一般孩子喜爱的卡通之类，而是非常的国粹，像《论语》之类，不懂不要紧，先背会，然后由父亲为他一点一点地讲解。当然，除此之外，还会让他读一些历史。历史里有许多精彩的故事，这是马英九所喜欢的。
正因为父亲的刻意培养，马英九差不多从二年级开始，便成了小说迷。但在三年级的时候，他的阅读开始出现了一点点偏差。这时候，正是武侠小说开始流行的时候。台湾当时的情况，和后来武侠小说流进大陆的情况差不多，一开始，这种文学门类并不为以正统自诩的文学界所接受。台湾甚至比后来大陆更甚，因为台湾更讲
国粹。除了文学界，教育界对这种文学形式更是深恶痛绝，觉得这类文学，严重毒害青少年，所以，武侠小说在台湾的学校，被绝对列入禁书之列。马英九受了流行之风的影响，开始悄悄地看武侠小说。
这件事，大概是马英九一生所做的最为叛逆的事，因为要看武侠小说，他不仅要瞒着对此极为反感的父亲，也要瞒着下过禁令的学校。既违背父亲又违背学校这样的事，在马英九的整个学生时代，可算是绝无仅有。
学习广泛且屡遇名师
进入六年级后，马英九开始更多地集中精力在学业上面，他十分清楚，父亲希望他能够考上一所名校，而他也不想让父亲失望。结果，他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台北名校大安初中。
而进入名校大安初中之后的马英九，学习兴趣更加的广泛起来。和小学不同的是，中学增加了很多课程，比如英语，就是此时开始的。但马英九所学到的东西，远在课堂教学之外。
马英九很有语言天分，他在家里，和父母说的是长沙话，一旦进入了社会，便说国语，同时，他还会说闽南话。在语言方面，他的模仿能力极强，几乎是一听就懂，一学就会。国民党败逃台湾后，台北当时集中了很多外省人，他们来自中国的各个不同方言区，南腔北调，五花八门，说什么方言的都有。完全是出于兴趣，马英九常常模仿这些人说方言，时间一久，他竟然可以达到乱真的程度，能见什么人就说什么话，让听者惊叹不已。
他的高中历史老师孙静山就记得一件事，一次上课的时候，他突然想起要问一件事，便用四川话问道：“你们那个大专联考，历史和地理是不是一起考？”没料到，他的话音刚落，马英九便依样学样地说了一句，不仅字正腔圆，甚至连音调也极其相似，猛一听，他还真以为是自己在说。
当时，他自然十分恼火，尤其是这件事发生在学校奉为楷模的好学生马英九身上。他原本想大发一次脾气，可是，因为马英九学得太像了，引得堂下的学生一片善意的笑声，如此一来，他倒是不好当场说什么了，只是事后将马英九叫进了自己的办公室，非常友善地批评了他几句。
马英九后来对他解释说，并非他有意学老师说话要出老师的丑，只是这位孙老师在全校老师之中太特别了，他留着很有特色的胡子，给人一种仙风道骨的感觉，讲起历史的时候，也特别带劲，谈古论今，嘻笑怒骂，自如快意，无论是他的语调，还是他的四川腔以及他的神态，都很令学生们神往。他在台上讲课，不少学生便在台下模仿他，马英九便是其中之一。这一次，是因为马英九有些忘形，才不留神说出了声。
后来，马英九的英语学得非常好，也是此时打下的基础，日后，他前往美国留学的时候，语言根本不是障碍，对这一点，他是非常得意的。也是这一个时期，马英九开始爱上了作文课。他爱上作文，主要受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一是父亲对于写文章非常重视，他的每一次作文，父亲都要亲自督导和过目。马鹤凌是一个推崇国学的人，而国学中，对于文的重视，是优于其它任何一门的。历史上绝大多数名人，都能写一笔好字，一手好文章。马老先生要将儿子培养成一个对国家对民族有用的人才，自然就特别注意这方面对他的培养。还是很小的时候，他便要求儿子，每读到一本好书，便要记下笔记，以此练笔。
另一方面的影响，则主要是来自武侠小说的影响。那段最痴迷武侠的时候，他除了讲，竟然还自己动手写，偶尔编排那么一个故事。四、五十年代的台湾，小小的租书店里，架子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武侠小说。从小就浸淫在古典文学中的小马哥，早在国小三、四年级的时候，就是个武侠小说迷。小马哥练功的等级，非同凡响，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梁羽生、独孤红、卧龙生、诸葛青云、云中岳、上官鼎、古龙，都是他口中喊得出名字的名家。当然，也少不了金庸。当时，金庸的小说在台湾，还算是禁书，他那套成名作《射雕英雄传》，当时的名字是《大漠英雄传》。
马英九最喜欢的金庸小说人物是郭靖，“郭靖憨厚老实、身体强壮、武功高强、充满正义感，却又不解风情。”这是小马哥的答案。武侠小说看多了，小马哥忍不住技痒，五年级上说话课时，他到台上就讲武侠小说，老师如果没有其它安排，就会在同学们的央求下，请小马哥上台“垫档”。台上口沫横飞，台下如醉如痴。写作文时，老师竟然给他的评语是：“文笔老练，有江湖味”，真的是练功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除了啃武侠小说，马英九也爱看漫画和世界儿童名著。在他记忆中存过文件的，包括了《牛伯伯打游击》、《诸葛四郎》、《阿三哥》、《大婶婆》、《月光假面》，还有《基度山恩仇记》、《西游记》和《金银岛》。如果说，跑步是小马哥用来锻炼体力、强健体魄的方式，那么读书就是他增长知识、焠炼智能的“心灵长跑”。小马哥身上有着浓厚的书卷气味。你总是能在他众多的面向中，找到一个非常“文艺青年”式的小马哥。
就读大安初中的小马哥，就已经是“幼狮文艺”的忠实读者。许多知名的资深作家，像是季季、洛夫和杨牧的作品，都让马英九得以一窥文学殿堂之美。当时，马英九最迷的是司马中原的《荒原》和《狂风沙》，只要一翻开书，他就觉得自己置身在那充满着神秘气息的乡野中，传奇故事如野花怒放，曲折离奇的剧情，看得人心动神驰，不能自已。马英九总是会被书里那种庞大的历史苍茫感所震撼。合上书，他仍然感觉遥远时空中，那些乡野人物如歪胡癞儿、六指儿贵隆的呼吸。
朱西宁的《铁浆》和《狼》中，一股原始而厚实的力量，也触动了小马哥的心，对《八二三注》更是爱不释手。有一次，马英九碰见了作家朱天心，曾幽默地表示：“我和你父亲比较熟。”
除了小说，马英九竟然还是一个现代新诗的爱好者。后来，他成了名人，有一次遇到了台湾著名意象派诗人杨牧，见面的第一句话，他便对杨牧说：“我是你的读者，初中的时候，就崇拜你了。”他这话，让杨牧暗吃了一惊，当时还以为他是有意奉迎自己说的违心话。因为杨牧的诗不像一般传统的表现手法，他的诗讲究的是意象，比如《瓶中稿》，对于一般人来说，那是一种很晦涩难懂的作品。随着交谈的深入，马英九竟然一首又一首地背出来，并且就诗中的某些意象的理解，和诗人进行讨论。
此时，杨牧才相信，马英九所说初中时便喜欢他的诗，并不是一句虚言。而且，他在诗歌修养方面，也让老诗人异常惊讶。最后甚至感慨地说：“你不当诗人，真是太可惜了。”接着又说：“当然，你如果当了诗人，那就更可惜。”意思是说，马英九确实有诗才，如果他当诗人的话，肯定会有一番成就。相反，如果他当了诗人，那么，台湾文坛多了一个马英九，台湾政坛则会因此而少一个马英九。
进了建中后，马英九的阅读书单中，开始出现了思想方面的书。当时的马英九读胡适之、殷海光、胡秋原、李敖等人的书，也看卡缪、沙特及王尚义的作品（如《从异乡人到失落的一代》），自由主义和存在主义的思维，还曾经让他着迷了一阵子。另外，马英九也涉猎了六○年代颇为风行的留学生文学，包括于梨华的《又见棕榈》，及张系国、刘大任的作品等。书本，是人们了解世界的起点，是一枚指向智能星空的望远镜头。
要说哪一本书对当时的马英九留下了最深刻的影响，第一个跳进他脑海里的名字，就是罗家伦的《新人生观》。马英九认为，《新人生观》一书说法活泼、语言形象化，对比强烈。书中提到的：“弱是罪恶、强而不暴是美”、“侠是出于伟大的同情”，都让他感到共鸣。
最让马英九心有戚戚焉的是罗家伦的这段话：“一个现代的青年要有文明人的头脑，野蛮人的身体，和不可屈服的意志。”
马英九自己的诠释是：文明人的头脑指的是格局和器宇、真诚与智能。历史的潮流急遽推移，身为一个跨世纪的青年，面临时代的风云际会，想要引领风骚，必须具备优美的品性，轩昂的器宇，加上真诚的心地、清纯的智虑，才是世纪青年的典范，才是真正的ｅ世代。
“野蛮人的身体”指的是体力和健康。马英九不喜欢有些人喊“苍白的一代”、“失落的一代”，苍白是一种病态，失落是一种颓废，愿大家在身体上一起加入野蛮族。不可屈服的意志绝非时下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马英九非常佩服屈原，他为了不向昏君屈服，宁可一死以明志。心自强，志不迁，定心广志，如此何所惧。马英九认为这就是不可屈服意志的真谛。
经典古籍，是马英九的首选。除了《中庸》和《论语》，马英九也研读过清朝名臣曾国藩的著作《挺经》，学习曾国藩以退为进、以弱为强的哲学。
长大后，马英九还会和两个女儿分享阅读经验。他和大女儿马唯中都喜欢看近年走红的美国法律小说家约翰．葛里辛（John Grisham）的作品。马英九说：“John Grisham是一位出身美国南方的律师，他对于拉丁事务相当熟悉，所以小说中所提到的背景多半是拉丁美洲。我们两个会对小说中的情节加以讨论，但是一讨论就发现，女儿竟然读得比我快，这一点倒教我既吃惊又开心。”
马英九的阅读范围，广泛而多元，连年轻小说家王文华的《蛋白质女孩》和《61×57》，马英九也不陌生，本来这是二女儿马元中看的书，作老爸的马英九也不放过。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马英九阅读不同的书，每打开一本书，他就被带往一个知识发光的国度。
如今的年轻人，往往忽视读书。尤其是当代青少年，这主要是中国仍然未能摆脱几十年来的考试教育模式，让学生们负担过重，难以应负；另一个原因是网络高度发展，青年学子们的兴趣，被这个快速膨胀的网络弄得无所适从，盲目追随，反而是将读书给忽略了。其实，一个人精力最旺盛记忆力最好的时候，正是青少年时期，此时读的书，一辈子都能记牢。
马英九高中上的是台北著名的建国高中。后来，马英九回忆说：“建中的老师都非常有料。学生来听老师讲课，不是为了准备联考。如果只是准备联考，建中的学生自己回家看书就够了。”因为他高中所读的建国高中，又是台北的另一所名校，能够考上这所学校的，全都是优中选优的优秀学生，一般来说，只要能够得到这所中学的录取通知书，那就等于取得了联考的保险票。所以，建国高中的老师给学生们上课，并不完全重视考试教育，反倒更注重素质培养。这也正是他们之所以几十年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高中时，马英九又遇到一个水平相当不错的语文老师，这个老师名叫丁荣。这个丁荣老师，对于学生的作文非常重视，他教作文，和父亲马鹤凌那种教法完全不同，他十分专业，而且分得极其仔细，记叙文、论说文、说明文，各种文体，从他的口里讲出来，十分的清晰，丝毫不枯燥。有一次，他讲述论说文和说明文的异同，竟然写了满满一黑板。如果是那些水平不高的老师，如此满堂灌下来，学生早便厌烦了。可这个老师就是不同，学生们竟然听得入迷，记得仔细。
建中时代的老师，个个别具神采，让正在探索更大世界的少年小马哥，大开眼界。原本就喜欢写文章的小马哥，从丁荣老师这里，收获特别多。大学联考放榜时，丁老师看见小马哥的成绩单，虽然是第一志愿台大法律系，总是爱之深、责之切：“马英九，你考是考得不错，不过国文成绩还可以考得更好一点。马英九的作文基础原本就不错，又有这方面的爱好，加上遇到这么一位好老师，自然是受益匪浅，进步神速。日后，马英九进入政界，成为蒋经国的秘书，受蒋经国之命，起草过不少文案，正是这些文案，深受蒋经国的赏识，也为他日后的政坛生涯，提供了很好的铺垫。这一切，恰恰得益于他在中学时的作文训练。
还有那位四川籍的历史老师孙静山，大家都觉得他仙风道骨，羽扇纶巾，有三国周郎之风，谈论起古今人物，特别有味道，深得马英九和同学们的爱戴。许多人听孙老师上课，不是为了联考，而是去领受历史的洗礼。就是因为他，班上好几位同学第一志愿填历史系。
不同风格的老师，曾经在不同时期，形塑了马英九待人处事的基本观念。在马英九心里，老师的影响既深而远，并不会随着时间而褪色，只要有机会，他总会表达自己的感谢，感谢这些老师在成长路途上的教导和栽培。
马英九念大学时，喧腾一时的保钓事件，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后来在哈佛攻读博士时，论文写的就与“钓鱼台事件”有关。当时，客座台大法律系的丘宏达教授，接受研究生协会的邀请，曾经针对保钓事件发表演讲，马英九一听就着迷。马英九虽然不是丘宏达的正式门生，但是他常常向丘教授请益。多年来，丘宏达教授一直是马英九非常景仰的师长。
“不论是经师，人师，丘老师都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 马英九说，丘老师就是一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做学问的人。每次买书，一定买两套，一套放在办公室，一套放在家里，一有疑问，就可以随时查阅。因此每逢记者半夜打越洋电话来请教国际法方面的问题，丘老师总是能立刻确认资料，给一个最清楚、完整的响应。
最让小马哥感动的是丘老师的爱国精神。那分爱国心，并不是盲目的、过分感性的热血澎湃，而是对这块土地发自内心的认同。“在美国，丘老师是知名的学者，可以享受很好的生活，但是他就是不入美国籍。”
马英九说，光是这点坚持，就让他觉得想掉眼泪。而且返国参加国建会，丘老师还会在名册上备注栏注明：“中华民国的后备军人”。 马英九感动之余，还跟丘老师开玩笑说：“我们国军可能不需要您这种年纪的后备军人。”
马英九在纽约大学读硕士时，修了楼文菲（Andrew F. Lowenfeld）教授的航空法，他的上课方式和讲义内容，后来成为小马哥自己执教鞭时的参考对象，包括采取“Open Book, take-home”的考试方式，七十二个小时内交卷，很刺激、灵活的出题，让马英九收获良多。
其间还发生一件有趣的事。航空法这门课很难，“每一个字都看得懂，但是却搞不清楚什么意思，” 马英九回忆：“那是我刚到美国念书选修的第一门课，我生平没上过那么难的课，几页书看了整整一个晚上，还是看不懂。”看不懂不行，课堂上有分组读书会，实力立刻分高下。小马哥卯起来啃书，那时还有美国同学笑他：“教授写那几页书都不要一个晚上，你读倒读了一个晚上。”
马英九却不以为意。
后来楼文菲教授给了马英九一个+B的成绩，是同组里表现最好的学生。赢家才有微笑的权利。下学期再修楼文菲教授的“国际经济法”，那个笑过他的同学反而过来要求和马英九同一组。
马英九本来想请楼文菲教授担任他的博士指导教授，因为后来转赴哈佛，最后是宋恩（Louis B. Sohn）教授担任他的指导人。波兰裔的宋恩教授堪称“现代海洋法之父”，对国际公法非常熟稔，是重要的法学权威。有这样大名鼎鼎的指导教授，马英九更是不敢大意，每写完两章论文，就请宋恩教授过目。结果稿子回给他时，满是密密麻麻的修改，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改动。
马英九心里嘀咕：不过就是打字品质差一点嘛。但是宋恩教授严肃地提醒他：“马先生，如果你连小地方都不在意，人家就会觉得，你大的地方也做不好。”一句话，听得马英九当场汗流浃背。一个观念的扭转，从此养成了他严谨的做事态度。即使有一丝想偷懒的念头，宋恩教授的提醒，就会像暮鼓晨钟，在耳边响起。
从这些老师身上，马英九的体会是：要做学问，就是玩真的，完全不能打马虎眼。因此他自己到学校教书时，对学生的要求就非常严格，特别不容许剽窃、抄袭，毕竟，做学问就是要有做学问的样子。“麻辣鲜师”型的老师，马英九不排斥，但是他强调：“标新立异没问题，重点是要真正让学生学到东西。”
马家与蒋经国的渊源
马英九一生在政坛取得的成就，与蒋经国分不开，两者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此《欧洲导报》总编张英先生称马英九是蒋经国的隔代传人。
蒋经国1910年3月18日出生于浙江奉化溪口镇。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蒋经国曾因积极投入这个运动而被学校当局以“行为越轨”的罪名开除学籍，于是赴北平入吴稚晖所办的“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俄文。蒋经国到北平才数月，又因参加反对北洋政府的示威游行，被北平警察局关押两周，获释后于同年10月由广州乘苏联轮船经海参崴转西伯利亚铁路前往莫斯科，进入莫斯科孙逸仙大学不久，于1925年12月加入共产党。
1927年秋，蒋经国进入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学习。1931年2月被派到“狄拿马”电汽工厂做学徒，后又被下放到莫斯科附近的石可夫农村劳动，因表现较好，曾被选为村苏维埃副主席。1933年1月调到埃尔他金矿场主编《工人日报》。同年10月调到斯夫洛斯克“乌拉重型机械厂”任副厂长。1934年与铁路工人的女儿（孤儿）乌拉厂的女工费纳结婚。
1936年月，蒋经国曾在《真理报》发表谴责蒋介石的公开信。1937年3月，蒋经国携妻及一子一女回到上海。回国后，即到杭州谒见蒋介石，蒋介石给他的俄国媳妇取名“蒋方良”，给孙女取名孝章，孙儿取名孝文。1938年1月，蒋经国被任命为江西省保支处少将副处长，兼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总队长。这个学院专为训练流亡青年而设，以后改编为江西省青年服务团。同年5月，兼任江西省新兵督练处处长。
1939年3月，蒋经国被派往江西赣州，先后任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部筹备主任。发布“禁烟、禁赌、禁娼”令，举办三民主义青年团干部训练班。12月其母被日机炸死，蒋经国泣书“以血洗血”，并勒石立碑。次年1月任赣县县长，颁布建设新赣南《三年计划纲要》，推行新政。他首先提出“除暴安良”的口号，打击地方恶霸、流氓、地痞的气焰，恢复地方秩序；强调严惩贪污，整饬吏治，提倡“公仆”精神，常常微服出访，搞一些“亲民”的小动作；厉行禁烟、禁赌、禁娼、改良社会风气。他还提出“建设新赣南”的口号，要在赣南树立一个“三民主义模范区”，“开创赣南新时代”，“建设‘五有’（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的新天地”。由于他敢于采取严厉手段对付一切与他作对的人，赣州的恶霸流氓一时有所收敛，政令基本上得以通行，从而他在赣南博得了“蒋青天”的称号。
蒋经国上任初期，对抗日战争的态度表现很积极，公开赞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赣州一度呈现开明进步的气象。曾一度有“蒋经国在赣州搞共产了”的传说。但在他父亲“庭训”指示下，蒋经国终于在1940年3月开始反共。
1940年6月以前，蒋经国还不是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这年6月，他带职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三期受训一个月，才取得党团员的资格。从此他在三青团的地位迅速上升，七月便被指定为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八月又被指定为三青团江西支团筹备主任。他在赣州赤珠岭创办“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干部训练班”，自己当班主任。他把从苏联学来的一套群众运动的形式，与青红帮江湖义气的精神糅合起来，在生活和训练中强调“效忠团长（指蒋介石）”，“做团长耳目”，“彼此要建立兄弟般的团结”，“同心同德，患难与共”，不分男女，都以“大哥”、“小弟”相称，造成一种“兄弟热”的气氛。这就是他大事宣传的“赤珠岭精神”。这个干部训练班共办了五期，每期一个半月，共训练干部五百多人。
这些干部后来成了蒋经国“嫡系中的嫡系”，章亚若、王升、肖昌乐等即毕业于青年干部班第一期。章亚若是江西南昌人，南昌沦陷后，1939年流落到赣州，报名参加了青干班，在这里与蒋经国相识，结下了一段不解情缘，后在桂林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即章孝慈与章孝严。
1945年春天，蒋经国跟随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宋子文赴苏联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曾受到斯大林的接见。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经国被任命为东北行辕外交特派员。此后，他一直控制“三青团”，成为国民党一个派系的首脑，是他父亲的得力助手。 1946年秋，实行“党团合并”。三青团的中央干事成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团的中央监事成了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蒋经国的亲信郑彦棻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副秘书长。从此，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也有了自己的一派。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告“下野”以后，蒋经国陪着父亲退居溪口，后来在成都登机飞往台湾。1965年1月任台“国防部”部长，数次出访南朝鲜、日本、泰国、美国。1970年，蒋经国的特务势力在国民党内创建几乎绝对化的领导权，“太子派”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与中常委中占有优越地位；调查局、警备总部、警务处头头，无一不是蒋经国系人马。在蒋经国担任“国防部长”时，“蒋部长”威势直冲“副总统”。
1972年蒋经国任台湾“行政院院长”。 推行“革新保台”政策，颁布行政改革“十戒”，经济上推行“以出口为导向”政策，提出加速农村建设方案和投建“十大建设”项目等。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78年3月，蒋经国当选为“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1984年再度当选。1986年提出“政治革新”口号，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宣称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次年7月宣布解除“戒严令”，允许部分居民到大陆探亲，为缓和海峡两岸关系作了一定的努力。
马英九之所以能够成为蒋经国班底的后起之秀，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要弄清楚这一人脉关系，首先必须从他的父亲马鹤凌老先生说起。
马鹤凌老先生早年担任蒋介石的侍卫，后来又非常及时地转向了“太子党”，使得台湾权力交替的时候，他没有因为蒋经国对权力的控制而令自己失去应有的地位，反而在政坛更进了一步。但总体上说，马鹤凌在台湾政坛没什么作为，甚至可以算是可有可无的人物，他的存在，始终未曾获得蒋经国的注意，也就无法得到更快的升迁。正因为如此，马鹤凌从始至终，都未能进入蒋经国权力集团的核心圈。
蒋经国的权力圈子，其核心部分，主要是他在江西时所建立的班底。这个班底以王升和李焕为主，他们两个，才是蒋经国的得力干将。王升是江西龙南人，是蒋经国早年在江西赣州创业时的一个亲信和干将。王升后来能有握有台湾情治机关重权的辉煌，完全与蒋经国对他的提携和支持不无关系。众所周知的蒋经国在赣南与章亚若发生婚外情后的善后处理，就是王升亲自出面，将怀上了蒋经国孩子的章亚若，由江西秘密送往桂林的。章亚若后来在桂林产下两子，以及后来如何处理章亚若的死后丧事，蒋经国都委托王升亲自去办。从这些小事情上，不难看出王升与蒋经国的关系。
李焕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湖北警官学校毕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韩国檀国大学荣誉哲学博士。1945年起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务工作，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1977年至1989年间先后担任台湾中视公司董事长、台湾中山大学校长、台湾教育部门负责人以及台湾行政部门负责人。连续7届当选国民党中央委员，连续4届当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1990年8月被收入前苏联出版的《世界政治名人录》。现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太平洋基金会董事长、孔孟学会理事长。李焕先生认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台独”，赞成两岸交流。作为国民党的大佬级人物，李焕先生曾经对台湾政坛产生过重要影响。当年因为反对李登辉推行的 “两国论”，他被撤除了行政部门负责人的职务，还曾经受到过炸弹的威胁。
而马鹤凌，只是在李焕的手下，而且还不能算是最接近他的那一个。马鹤凌之所以在蒋经国的班子里很难有快速提升的机会，一方面，因为他并不是江西班底的成员，另一方面，可能与他曾当过蒋介石侍卫有着极大的关系。蒋经国用人，确实和别人不同，甚至和他的父亲也是完全不同。像那些曾经跟他父亲干过的人，他即使要用，也是慎重而用，他或许担心这些人一面对他效忠，另一面又将他的情况报告给父亲吧？像陈诚，实际上已经非常清楚蒋介石的用意，一定要将太子扶上马，因而，他在各方面都是不遗余力，但是，蒋经国对陈诚，始终都存有戒心。
另一方面，蒋经国用人也完全不按常理，只要是他信任和喜欢的，他可以一下子将此人拔到高位。这种超速拔擢在蒋经国身上，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因此这也造成了蒋经国之后，整个台湾因为一大批机会主义者的进入，从而出现政治方面的大混乱。
这些超常规提拔的人中，首当其冲的，便是李登辉，其次还有像宋楚瑜、连战、马英九等人，反倒是最早进入蒋经国体系中的王升和李焕，一个被蒋经国舍弃了，另一个则疑而用之。李登辉最后之所以能够将蒋经国的天给翻了，也在于蒋经国本人将自己的基础拆毁了。李登辉在进入行政体系之前，只不过是美国和台湾共同建立的一个农业联络机构农复会的普通职员。就是这样一个职位，还是因为台湾籍的名人徐庆钟送给李登辉的。李登辉当时的级别，大概也就相当于一个正科级科员，连科长都算不上。后来，蒋经国当上了“行政院长”，负责组阁的时候，徐庆钟、蒋彦士等国民党要员竭力推荐李登辉，蒋经国则破格将李登辉提拔为“行政院政务委员”。这一级，一下子跳到了部级，甚至比普通的部级还高出半级。
但另一方面，蒋经国也会重用像马鹤凌这样一些忠实于自己的老人，只不过用的方法有些不同，基本上是按部就班。然后在蒋介石去世之后，蒋经国感到这些人确实是忠实于自己而不会另外结派的情况下，才会考虑一下他们。可此时，这批人的年龄已经大了，担任重要部门的职务，已经不太现实，便往往安排一个安慰性的高职。有关介绍文章称马英九出身于国民党高官家庭，这个高官，实际上是后来才出现的，甚至当他读大学的时候，父亲都不能算是国民党的高干。
另一方面，蒋经国不用这些和父亲有密切关系的人，却又大力提拔这些人的后代。这种对老人的安慰方式，也是蒋经国独创的。像陈诚的儿子陈履安、连震东的儿子连战、宋达的儿子宋楚瑜、马鹤凌的儿子马英九等一批所谓的国民党中生代，便是这样被提拔起来的。
马英九回忆，他第一次见到蒋经国，是在进入初中时。那时，父亲调了职，离蒋经国的核心更远了一步，但行政职务上是更上了一层楼，家里的住房，也随之改变了，从万华搬到了台北长安东路一段八号。而长安东路一段十八号，则是蒋经国的官邸，两家之间，隔着十个号码，因为单双记号，实际上，中间只隔了五个号。因为蒋经国的官邸很大，所以，彼此相距比想象中的要远一些，有二百米左右。但是，马家住的是楼房，而且是四楼，蒋经国住的却是别墅，有一个很大的院子，站在马家四楼上，可以看清院子中的一些动静。
此时，马英九对于蒋经国，也只能远观，而不可能近看。他并没有真正看到蒋经国本人，只是看到他所乘的黑色大轿车经常出入。
但是马英九有件事，却让蒋家院子里的人虚惊一场。有一年过春节的时候，马英九玩鞭炮，其中有一个冲天炮，他当时也没有想太多，点着火以后，站在楼梯上，对着外面空旷处，结果，轰的一声，那只冲天炮竟然飞进了蒋经国的院子。如此一来，普通的一件事，倒成了一起政治事件，蒋家院子里的警卫大为紧张，立即就此展开一番调查。后来发现只不过是一只冲天炮，意识到可能是孩子的闹剧，一场危机才算是过去了。
马英九对蒋经国的崇拜
那时候的蒋经国，在孩子马英九的眼里，不仅是个大人物，而且是个大英雄。那是因为在当时，为了让蒋经国今后能够顺利登基，受国民党控制的台湾媒体是不遗余力地宣传蒋经国。使他的影响力迅速扩大，深入人心。蒋经国在苏联当人质时期，确实吃过不少苦，也非常脚踏实地，甚至广泛接受了平民化以及社会主义思想，并且加入了共产党。这个时期，他值得宣传的东西，是非常多的，也很能获得台湾民众的好感。回国之后，蒋介石派他去赣南，国民党于是不遗余力地宣传他治理赣南的政绩。客观上说，蒋经国治理赣南，虽然获得了“蒋青天”的好名声，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功绩，很多都是吹出来的表面文章，好看而不中用，尤其是对普通老百姓，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反倒是在那时建立了一个太子班底，以及着手抓青年工作，为以后顺利掌权奠定了基础。
后来，蒋经国受命到上海去整顿上海经济。这重样没有什么功绩和建树，当然，败不在蒋经国，而在其父亲蒋介石，因为那个经济整顿案本身就是一大问题，再加上国民党的腐败，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所以，蒋经国上海打虎，结局的失败，是必然的。但同一件事，却可以站在完全不同的角度宣传。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时，那种不畏强权，敢于太岁头上动土的精神，以及他所表现的铲除腐败的决心，便被国民党的宣传机构大书特书，大肆宣扬，年轻人对过去的真实情况不大了解，自然容易受其迷惑和蒙蔽。
此外，蒋经国初来台湾时，加强党工，有效地控制了台湾，对于台湾社会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初来台湾时，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几年前，国民党从日本人手里接过了台湾的统治权，随即将大陆那套腐败而且专制的统治带进了台湾，引起了台湾民众的极大不满。为了牢牢地控制台湾，台湾当局不得不采取高压政策以及白色恐怖，对反对人士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和血洗，造成了台湾民众尤其是本地族群同统治集团之间尖锐的对立。在消弥这种矛盾方面，蒋经国确实起到了一定缓和作用。
由于上述原因，上世纪六十年代，蒋经国在台湾的民望非常高，人们将他看成是改革派以及温和派的代表。在他的身边，也确实集中了一批台湾本土出产的精英人物。这一切，为蒋经国日后成功掌权打下了基础，同时也为后蒋经国时代留下了诸多变数。
当时的蒋经国是马英九心目中的成功者和英雄，与英雄为邻，那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虽然马英九本人没有谈到与蒋经国为邻这件事到底给他带来了什么。但可以肯定，这确实是一股激励的力量，加上父亲不断在他耳边讲叙蒋经国的种种功绩，让他以蒋经国为榜样，马英九的心灵深处，确实有了某种认同，这为日后他的父亲建议他弃文从政而他也乐于服从，起到了潜在的推动作用。
几年后，马英九进入高三，这个学年对于马英九来说，有两件大事，一件是他在这一年加入了国民党，另一件则是他拿定了从政的决心。
马英九的家庭有了那样的背景，他能够入党，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只要他愿意，在国民党党章所规定的年龄范围内，随时都可以。而当时的现实还不仅如此。国民党退到台湾的时候，整体只有200万人，只是台湾本土籍人士的五分之一，加上这批人中，相当一部分是年龄已大的老兵，而另一些国民党大佬级人物，他们的后代中，有些留在了大陆，有些去了香港甚至是国外，使得国民党外省籍出现了断层。在这种严峻形势下，蒋介石在发展国民党员的时候，政策向外省籍人士倾斜，新发展的国民党党员，台籍人士仅占其中的30％，外省籍占70％。有了这样一些前提，马英九这种既是外省籍，又是精英分子，同时还是先进分子的青年，就不是他是否积极申请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而是国民党要努力拉他入党了。
加入国民党，是从政的一级台阶。日后，马英九在台湾政坛平步青云，许多人不是太理解。实际上，仅仅看一看台湾国民党的结构，便可一目了然。1951年，台湾国民党党员仅仅只有30万人，此后直到1974年蒋介石时代结束，平均每年发展党员3.7万人。按此推算，至马英九入党的1968年，国民党党员也就是70万左右。这些人中，大概有至少20万年龄已大，属于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那种，大概也有差不多20万并不属于精英的那种。如此一来，马英九便是30万分之一了。再因为他的父亲为蒋经国工作不遗余力，他本人既是精英又是先进分子这样一些优势，又增分不少。
进入高中之后，台湾的学校便开始分科。而当时马英九所读的班级，并不是文科班级，是偏于理工的。这也有一个历史渊源，台湾的学校，并不是像大陆那种按编号分班，也不是按科分班，而是按字分班，按序分组。每一级的班，分别编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温良恭俭让礼智诚勇谦真善美乐”，这些班，又分甲乙丙丁组。中国人讲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理工仍然是最多学生的首选，甲组自然就偏于理工。
这种组并不是学生自己选的，而是入校时，学校根据学生的入学成绩编的，一般考分高而且理科成绩好的学生，优先进入甲组。马英九在整个高中时代，读的就是甲组。但到了高三时，如果继续在甲组读下去，联考便只能选择理工学科。马鹤凌希望儿子毕业后从政，因此，做他的工作，希望他转到丁组，主攻法政。
马英九的兴趣极其广泛，各科成绩也都非常冒尖。但受父亲以及周边环境的影响，尤其是涉猎了很多名人传记一类书籍之后，对从政开始有了浓厚兴趣，因此，便很乐意地遵从了父亲的意愿，成功转组。
1968年，马英九高中毕业，在联考中胜出，成功地被第一志愿录取，成为台湾大学法律系学生。这为他今后进入政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台湾人口少，为了防备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争，军事训练抓得很紧。台湾的大学生，入学后都要参加一段时间的军事训练，目的是为了锻炼学生的意志，同时也养成一种纪律性。集训集中在一个地点，即台中县乌日乡的成功岭训练营。这次训练的时间是很短的，仪式却非常隆重，所有受训的学生，都要受到蒋经国的接见，每年，蒋经国都亲自出席这个仪式，并且向学生授枪、讲话勉励。
第一天是开训典礼，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仪式。为了这些学生将来忠于国民党的领袖，无论是蒋介石还是蒋经国，都异常重视这一活动。特别是蒋经国，他抓的是青年，自从当上“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之后，又开始全面抓军权。后来接任“国防部长”，掌握军队成了他份内的事。他也很清楚，自己的未来，在一些年轻军人的身上，所以，每一届大学生的入伍开训典礼，他是一定要参加的，而且会亲自操持那个极其重要的仪式。
这是一个盛况空前的活动，参加者不仅仅是台湾“国防部”的高官，也包括了所有受训学生的家长，这些学生毫无疑问是台湾青年中的精英分子，而他们的家长大多数也是台湾政商等界的名流，所以，这个典礼是一个名流荟萃的活动。
马英九这次参加军训，因为党国要员云集，马鹤凌自然不便去凑这个热闹，所以是由妈妈秦厚修送他去的。在集训营中，马英九的党员身份、以前在学校中一直担任学生干部的履历以及出色的外表，迅速成为他的政治资本。因为蒋经国每年要亲自为成功岭集训营的学生授旗授枪，所以，马英九被指定为受枪代表，同时被指定为献词代表。这可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誉，其它的代表可能有很多，但献词代表，仅仅只有一个，献词之后，还要由这名代表将誓词呈送给蒋经国。
仪式进行中，马英九等几十名受枪新生，穿着崭新的军装站成一排，接着，蒋经国走上台来，由司仪点名，点到的人，便向前走到蒋经国面前，蒋经国顺手取过一支枪，授给这名新生，新生向蒋经国敬军礼，然后蒋经国还礼。因为新生很多，所以，接受蒋经国授枪的，只能是其中的一些代表。这一仪式需要一点时间，整个授枪仪式，彼此也不可能有太多的接触，仅仅只是接过枪然后敬礼，所以，马英九虽然第一次见到了蒋经国，彼此却难以有很深的印象。尤其是蒋经国方面，对于这些学生，几乎是连名字都难以记住。
但接下来的仪式则不同，由这些受枪代表带领全体受训学生宣誓，马英九是领誓人。整个宣誓过程，蒋经国都微笑着在一旁监誓。宣誓结束，由领誓人双手恭敬地托着誓词，走到蒋经国面前，将誓词献给他。
蒋经国接过誓词之后，会热情地和献词者握手，并且说上几句鼓励的话。不仅如此，蒋经国还会记住每一年向他献词者的名字，了解其简单的经历，并且在以后安排专人关注他们的成长和学习情况。这显然是蒋经国为了培养未来人才的一种特殊方式，所有这类学生，全都由此进入了蒋经国后备班底名单。日后，马英九受到蒋经国重用，这份良好的记录是极其重要的原因之一。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记录表明，马英九的名字被蒋经国记住是缘于这次献词。事实上，蒋经国做完这件事之后，很可能将这些名字忘记了，这些名字，只是存在于他的工作班底的名册上而已。同时，蒋经国的班底每年都要将这个名册更新，并且将名册中的优秀人员向蒋经国提供一份报告。这样的报告中，马英九的名字如果出现得多，蒋经国自然也就有了印象。
虽然没有任何资料证实马英九引起蒋经国重视的具体时间，但不可否认，这次授枪仪式对马英九未来的从政道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也正是从此时起，马英九成功地跨入了蒋经国班底的后备名单。
短短的军训生活很快结束了，马英九的大学时代开始了。正是马英九就读于台湾大学的时候，台湾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蒋经国当上“行政院长”之后，立即提出了一个大建设的一揽子规划，他所规划的建设项目多达十个，而且每一个都关乎国计民生。与此同时，美国和日本遵循对台湾经济扶持政策，美资和日资进入台湾，有了这种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台湾的工商业开始出现了腾飞，短短几年间，经济实力大增，也为蒋经国的十大经济建设项目提供了前提。
台湾既然要大规模发展经济，自然就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所以，蒋经国此时对于年轻学子的重视，也提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马英九在军营中的出色表现，为他进入大学一开始就处于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成了他从政的一个重要台阶。
保钓运动积极分子
从事青年工作出身的蒋经国，对于学生领袖的培养是非常重视的。他亲自建立了一种体制，从年轻大学生中选择一批骨干，作为未来学生领袖的预备人选。这批学生骨干，均由一笔专项资金资助他们前往美国等地学习考察。这个活动，被称为“亚太地区学生领袖访美活动”，为期两个月。
马英九作为台大学生党部推荐的第一人，加入了这个访美团。1971年1月，为期70天的访美活动开始了，访美团走遍了美国20多个州，接触到了美国各阶层人士尤其是在美华侨组织。这次访美，对于马英九的世界观形成，可以说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当时美国华侨发起的“保钓运动”，对马英九影响巨大，并且直接影响了他日后的政坛生涯。
“保钓运动”的兴起，源于1970年8月12日美国驻日本使馆的一个声明。这个声明称，美国正考虑将琉球群岛（现日本冲绳县）交还日本，同时，他们还声称，“钓鱼列岛是琉球群岛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准备在一年之后将其与琉球一并交还日本。在此之前，日本国内就不断有人制造舆论，称钓鱼列岛是日本领土，在美国政府表态后，9月10日，日本外相爱知揆一公开声称：“尖阁群岛（日本称钓鱼列岛为尖阁群岛）属于日本，日本政府不准备同任何政府讨论其领有权问题”。
钓鱼岛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的东部边缘，在地质结构上附属于台湾的大陆性岛屿。它位于中国台湾省东北大约92海里，距日本琉球群岛约73海里，但相隔一条深1000至2000米的海沟，该海沟成为中国和琉球群岛之间的天然分界线。钓鱼岛列岛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和3块小岛礁即大北小岛、大南小岛、飞濑岛等组成，总面积约6.344平方公里。
别小看这6.344平方公里的小岛，按照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关于“主权国家以200海里内的海域为其经济专属区”的条款，钓鱼岛的实际价值是以此岛屿为依托，半径为200海里的庞大海域以及此海域内包括海底石油、矿产、海洋渔业等海洋资源和领海、领空的交通、运输权以及未来潜在的资源等等。如果日本侵占钓鱼岛的阴谋得逞，就意味着中国东海海域将丢失74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这个数字几乎是中国与南沙群岛周边国家领土领海争执面积的总和，比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山东、山西六个省的总面积还要大，是台湾省面积的20倍。因此，丢失钓鱼岛对中国来说将是难以洗刷的耻辱和永远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
日本的眼光紧盯著的是钓鱼岛潜在的巨大经济和军事价值。夺取钓鱼岛是日本企图对我国东海海域海洋资源进行争夺的重要而关键步骤。同时，这几座岛屿的归属也直接影响著日本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迈进、甚至恢复军事大国地位的战略步伐。
就海底资源而言，钓鱼岛周围海域不仅海底石油储量巨大，可达３０－７０亿吨，而且其渔业资源也十分丰富，年可捕量达１５万吨，有人曾经断定，钓鱼岛附近水域的石油资源使之“有可能成为第二个中东”。这种诱人的憧憬，足以令人为之冒险。
促使日本侵占钓鱼岛还有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原因。从军事上看，钓鱼列岛有著十分重要的军事价值。该列岛可以作为日再次侵略台湾的桥梁或前进基地；也可以成为我保卫国家东海方向安全、遏制日本扩张势力南下的前哨，如果日本占领了钓鱼岛，日本军队可以在岛上设立其海空监控侦察设备以及岸基反舰及对空导弹，很容易可将台湾北部重要港口及空中航道加以封锁。如果在钓鱼岛设置雷达，可以监视方圆400公里到600公里的海域和空域，其范围可达到台湾北部、大陆沿岸的福州、温州和宁波等大片地区。我军事上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对方及时掌握。
日本占领钓鱼岛可以使其势力范围向西南方延伸，并可对台湾海峡附近海域的主要航道实行军事监控。这样，钓鱼岛海域就成了日本进入台湾海峡，南下东南亚、南太平洋必经的战略之路，也是日本赖以生存的中东石油能源补给线上最西南端的一点。如果日本在此建立军事基地或部署重型武器，则无异于在中国的家门口设下了定时炸弹。
自古以来钓鱼岛海域即为中国渔民的主要渔场和避风港。每年渔季，由中国台湾省的基隆、宜兰等地和福建省前往作业的渔船有三千多艘。渔民在赤尾屿上还建有土寮。一些渔民一年有两三个月在岛上居住。在历史上，中国关于钓鱼岛的最早记载可追溯到千年前的隋朝，那时中国的台湾和钓鱼岛邻近着另一个独立的国家叫琉球，隋炀帝曾派使臣朱宽召其归顺。到了14世纪，明太祖威震四方，琉球王乃正式进贡朝廷，成为藩邦属国。
1372年,中国人杨载首先驻足钓鱼岛。明永乐年间出版的《顺风相送》对钓鱼岛有详细记载。其间明人在台湾辖区钓鱼岛采珠集药、捕鱼开发从未间断过，这些在明嘉庆11年陈侃所著的《使琉球录》中也有清楚记载。明朝中叶，戚继光等民族英雄抗击倭寇时，就以钓鱼岛为战略防线。1654年，清康熙帝册封琉球王为尚质王，定两年进贡一次，称中国为父国，用大清年号。明清期间的多幅疆海图都清楚标明钓鱼岛为中国的一部分。
1873年日本出兵侵占我属国琉球，并入日本改为“冲绳县”。由于此时清王朝腐败无能，面对琉球王派到京城哭诉求援的使臣，只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后就不了了之，琉球从此被日本掠夺。但其间钓鱼岛始终归大清国的台湾管辖。光绪19年(1893)10月，慈禧太后还把钓鱼岛列屿赏赐给清廷内务官盛宣怀，供其采药之用。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凭《马关条约》割去台湾和澎湖列岛。1945年日本向中、美、英、法等盟国投降，声明无条件地废除两国之间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随即废除。按照此约，台湾和它所属各个群岛包括钓鱼岛，全部回归中国。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发表《开罗宣言》，规定“把像满洲、台湾及澎湖列岛那样的日本国从清国人手中盗取的所有地域返还给中国。”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又发布了《波茨坦公告》（8月8日苏联参加）。其中第八条强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而日本的主权必将仅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等所决定之诸小岛之内。”同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战后美国为实现其遏制战略，将钓鱼岛置于美国的行政管理之下。1971年6月，美国又将钓鱼岛随同冲绳一起“归还”给日本。这一无视中国主权的行为激起全球华人的极大愤慨，从1971年元月起，首先是美国华人留学生集合2500多人，在联合国总部前举行保钓示威，迅速波及全球各地华人和台湾、香港、大陆，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全球华人“保钓运动”。这迫使美国不敢承认钓鱼岛主权归属日本，而只是说交给日本“管辖权”。
美国把钓鱼岛作为日本领土交给日本这件事，引起了美国华侨以及在美中国留学生的极大愤慨，第一次“保钓运动”，便由在美华人以及留学生发起了。当时中国大陆并没有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没有留美学生，加上大陆又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外完全封闭的中国大陆青年学生根本不知道有“保钓运动”这样一回事。
马英九他们到达美国时，正是美国的保钓运动兴起之时，各地留学生积极参与这次运动，并且希望将这一运动扩大到全球华人之中。台湾来的这批年轻大学生，自然成了他们争取的对象，马英九也因此得知钓鱼岛主权有可能被日本占有这件事。强烈的爱国心驱使他参与并且了解美国这场运动的情况，然后将这场运动带回了台湾。
马英九回到台湾时，得知台湾的高校，也正兴起保钓运动，台湾高校以台大为主力，正在筹备组织“6.17保钓大游行”。刚刚回到台湾的“亚太地区学生领袖访美团”成员，几乎全部参加了这次活动。马英九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参与了部分的组织工作，也因此脱颖而出，为他后来迅速成为台大学生代联会秘书长奠定了基础。当时的台湾正实施戒严，严酷的“戒严法”对于任何游行集会都是禁绝的，在这种大背景下组织的“6.17大游行”，显然是因为背后有强大的政治势力支持，这股政治势力的总后台，便是蒋介石父子。
1971年，正是美中关系松动，日本和中国建交的前夕，为了达成这一大目标，中国政府不可能就某个历史遗留问题而影响到建交大业，所以，在建交谈判中，将钓鱼岛问题保留下来，而在国际范围内保钓运动兴起时，也不曾将这一消息在国内透露。蒋介石则不同，一旦美中日中建交，世界上将会有一大批西方国家会随着美国对中国态度的改变而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从而和台湾断交，使得蒋介石集团的外交空间受到巨大打击。对此，蒋介石是极其不满的，所以，便借助保钓运动，将这种不满发泄出来。
蒋经国利用台湾学生发起保钓运动的主要阵地，是当时的一本学术性杂志《大学》。《大学》创刊于1968年1月，总编辑是台湾大学心理系教授杨国枢。杂志创刊之初，主要刊发一些学术类稿件，由于主办者和撰稿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因此在各大学教职人员以及学生之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蒋经国决定发起民间保钓运动的时候，自然看中了这本杂志，便在暗中指使他所掌握的那些骨干，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与保钓有关的政论性文章，从而彻底改变了这本杂志的办刊宗旨。
马英九不但是“保钓”的行动派，而且更是“保钓”的理论研究者。实际上，他在美国哈佛大学修读博士学位时的博士论文《怒海油争：东海海床划界及外人投资之法律问题》，就是台湾地区首部
研究钓鱼台问题的学朮论着。马英九返台并在政治大学法律研究所教书时，又在这篇英文论文的基础上，再对钓鱼台问题深入研究，于一九八六年一月以中文写成《从新海洋法论钓鱼台列屿与东海划界问题》一书，由正中书局出版发行。一九九六年十月间，海峡两岸四地的中国人再次掀起“保卫钓鱼台”高潮，正中书局趁热再版了马英九的这本力著。
马英九的这本力著，共分“钓鱼台列屿的自然环境与石油蕴藏”、“钓鱼台列屿在中国东海划界主张中的地位”、“就国际法〔新海洋法〕泛论岛屿在海床划界中的效力”、“从国际法〔新海洋法〕论钓鱼台列屿在东海海床划界中的地位”等四章，并附有一篇题为“一九八五年利〔比亚〕马〔尔他〕大陆礁层案对钓鱼台列屿划界效力的意义”的“补述”。
这本书引述了大量的国际司法判例及国际条约，指证了钓鱼台是中国领土的法理依据。著名国际法学专家丘宏达在为该书作序时指出，近十年来，国际法在国家海域主张及其划界问题方面，有了许多重要的发展。许\多国家签订了不少双边海域划界条约，各国学者论着也纷纷出版。在我国〔按：指台湾地区〕学界，对国际法在这方面的快速发展，还没有详尽与有系统的研究著作出版，马英九这本书是第一本这样的著作。本书针对国际法上海域划界的理论与实践及如何适用到钓鱼台列屿上等问题，作了分析研究。
对着镜子练演讲
马英九成为台湾新生代的政治明星，正是源于保钓运动。他从美国归来时，正是台湾保钓运动兴起之时。在美国，留学生中建立了数十个保钓组织，马英九的几个姐姐，当时都在美国留学，她们也都是保钓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马英九受她们的影响，在美国便参与了这项运动，并且受到不小的震撼。
回到台湾之后，他见这项运动也正在兴起，自然便成为其中的一员。当时，这项运动丝毫看不出有政治背景，似乎仅仅只是一些爱国学生在那里奔走呼喊。
刚开始时，马英九还只是这次运动普通的参与者和积极分子，他还不可能进入《大学》杂志的核心圈子，充其量也就是学生领袖中的中级层次，属于那种冲锋陷阵的一线指挥员。
但马英九在这次活动中的表现却异常突出，他充分发挥了自己演讲以及写作方面的才能，在许多次集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又组织学生前往美国以及日本大使馆抗议，将由他亲手所写的抗议书递交给两国使馆。马英九个子很高，外貌又英俊，他领头走在抗议队伍的前列，十分引人注目。游行队伍中，他是领呼口号者之一，他似乎创造性地发挥了原已拟定的口号，喊出“日本无理，美国荒谬”的口号，令那些参与游行的大学生，感到异常贴切和振奋。
因为这项运动是蒋经国在幕后暗中支持，所以，运动中表现突出的学生，很容易受到蒋经国的关注。这次游行之后，保钓运动并没有结束，而是向纵深方向发展。从此以后，马英九一直都没有放弃保钓，即使是几年之后去美国留学时，他主持台湾留美学生刊物《波士顿通讯》，在上面发表了许多保钓文章。他从事博士研究时，也曾广泛研究过与保钓相关的课题。那时，他确实有一种雄心壮志，希望将来有朝一日，中国和日本就钓鱼岛主权进入国际法庭打官司的时候，由他来担任辩护律师。
正因为他的一贯表现以及在保钓运动中的突出成就，台湾大学国民党学生党部决定让他担任更为重要的学生领袖角色，提拔他担任了台大学生代联会秘书长。而马英九之所以能够担任秘书长一职而不是别的职务，却与他本人能说会唱，又能写一手好文章大有关联。那时正是保钓运动的高峰时期，每一所大学的学生领袖中，都需要强有力的笔杆子。这是个十分显赫的职位，从此，马英九真正步入了学生领袖的行列，也正式成为蒋经国青年后备军的预备人才。
有人因为保钓运动倒了霉，有人因此成了明星般的人物，马英九便是因为保钓成了人所共知的英雄。这之间的区别，真是微妙至极。这并不是说，当时的马英九，便已经有了足够的政治敏感，因此才能在这场微妙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显然不是，他毕竟是一名十几岁的年轻大学生，各方面都还不成熟，不可能具备那样的政治敏感性。可是，他不仅没有被清洗，反而因此增加了自己的政治资本，原因何在？这与他父亲长期从事国民党党工有关。
马鹤凌是一名老牌的党务工作者，他具备三大特点，其一，对国民党的统治手段，有着充分的了解；其二，对于蒋经国的想法做法，有着绝对的把握；其三，对国民党的理想信念，有着绝对的真诚。否则，他根本不可能在太子班底中长期呆下去。既然有了这样的基础，他不可能不知道是谁在发起和操纵这项运动，如果这项运动的后台是蒋经国，那他肯定能知道蒋经国发起这次保钓运动的真实目的。即使他不会明确向儿子说明这一切，也会在暗中支持或指导儿子，让他明白哪些事该做，哪些话该说。尤其是后来这场运动开始出现转向，矛头开始指向国民党统治的时候，他绝对不可能坐视儿子往那个危险的阵营滑下去了。
要指导儿子的思想和行动，对于马鹤凌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毕竟，马英九只不过是大学二年级学生，虽然担任了代联会秘书长一职，那也只是一名学生干部，与真正的政治和社会精英，还存在很大的距离。何况，孩子总是好玩的，大学生活丰富多彩，总有些事情可以分散他的注意力，对于主义国是以及政治等等，也不可能有着非常“坚定”的立场，更不可能作为矢志不移的信念。还有就是，马英九从小就是十分听话的乖儿子，甚至到长大以后，担任了国民党和台湾当局的重要职务，马英九对父亲深思熟虑的主张仍旧是言听计从，少有违抗，何况在这涉及身家性命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呢？
如果说此前，马英九还是广泛涉猎各种知识的话，此时，他的目标已经十分明确，未来就是从政或者从事司法工作。但不论是从政或者从事律师工作，除了会写，还需要会说，甚至说比写更为重要。所以，从这时开始，他便有意训练自己的演讲能力。
在当时，不善言辞，沉默寡言，甚至木讷，还被社会上许多人视为“老实、忠诚、可靠”的代名词，被当作优点来看待。甚至丈母娘挑选女婿的时候，都会在同等条件下偏向这样的人。现在，我们当然也不能全盘否定这一价值标准，但就今天的社会发展形势来讲，善于表达自己，的确已经成为一个人获取竞争优势的优点了。西方社会认为：舌头、金钱、电脑，是现代管理者“三大战略武器”。卡耐基说：一个说话得人心的人，别人对他的评价，往往超过他的真实才华。
此时，马英九的经历和他所学到的东西开始在他的头脑中起作用了。他发现，很多知识渊博的人，演讲的时候下面的人听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甚至呼噜声一片，这就是不知道如何用精彩的方式，来表达精彩的内容。这使他感到了拥有一付好口才的重要性。事实也是这样，是人才者不一定有口才，有口才者必是人才，而且是不可多的人才。人才是宝，口才是金，拥有口才就是拥有实力。荀子在《大略篇》中说的一段话他记得最清楚：“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敬其宝，重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口才并不是一种天赋的才能，它是靠刻苦训练得来的。古今中外历史上一切口若悬河、能言善辩的演讲家、雄辩家。他们无一不是靠刻苦训练而获得成功的。美国前总统林肯为了练口才，徒步30英里，到一个法院去听律师们的辩护词，看他们如何论辩，如何做手势，他一边倾听，一边模仿。他听到那些云游八方的福音传教士挥舞手臂、声震长空的布道，回来后也学他们的样子。他曾对着树、树桩、成行的玉米练习口才。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少年时曾患有口吃病，但他不被困难所吓倒。为了克服口吃，练就口才，他常常朗诵、慢读课文，为了准确发音，他对着镜子纠正嘴和舌根的部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中国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不仅有超群的数学才华，而且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辩才”。他从小就注意培养自己的口才，学习普通话，他还背了唐诗四五百首，以此来锻炼自己的“口舌”。
这些名人和伟人无疑为马英九训练口才树立了榜样，他想要练就一副过硬的口才，就必须像他们那样，一丝不苟，刻苦训练。练口才不仅要刻苦，还要掌握一定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可以使人事半功倍，加速人口才的形成。当然，根据每个人的学识、环境、年龄等等的不同，练口才的方法也会有所差异，但只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法，加上持之以恒的刻苦训练，那么就会在通向“口才家”的大道上迅速成长起来。
马英九对演讲产生浓厚兴趣，既和保钓运动有关，也和对未来计划的定位有关，同时也与他目前在学生会所担任的职务有关。既然已经明确了要从政的目标，何况他这个学生会的领袖人物本来就有许多演讲的机会，自然得掌握好演讲的方法和技巧，要不然如何上台去感染和号召其他同学呢？
马英九爱上演讲，还与他幸运的遇上了著名的丘宏达教授有极大关联。保钓运动期间，学校研究生协会邀请客座教授丘宏达发表有关钓鱼岛主权的演讲。丘宏达教授是台大法律系毕业，是著名作家李敖的同班同学。丘宏达的这次演讲，虽然由研究生协会组织，但因为涉及钓鱼岛问题，正是马英九所感兴趣的，他又是学生领袖，所以跑去听这次演讲，结果，他被丘教授的演讲魅力迷住了，从此爱上了演讲。马英九曾经说：“不论是经师、人师，丘老师都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
其实，马英九和丘宏达教授并没有师生之谊，但是，多年来，他们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师生关系，只要有相关的法律问题，马英九都习惯向丘宏达教授请教。甚至是他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都延续了丘宏达教授有关钓鱼岛的那篇文章，写的是《怒海油争：东海海床划界及外人投资之法律问题》。此后，他回到台湾，在政治大学法律研究所教书时，又在这篇英文论文的基础上，于1986年1月以中文写成《从新海洋法论钓鱼台列屿与东海划界问题》一书，由正中书局出版发行。由此可见丘宏达教授对马英九的影响，也可知马英九对于钓鱼岛的重视。
为了练好演讲，马英九除了参加所有的演讲活动，更主要是买了一些介绍演讲的书回来拜读，从那些书中介绍所知，演讲除了声音方面的技巧之外，还要注意形体语言，也就是说，当你站在演讲台上时，身体的站姿，手上的动作，眼睛的眨动，所有一切肢体动作，都可能影响演讲的质量。有时候他也模仿名人的演讲，不但模仿声音，连语调、语气、语速，肢体语言、目光语言等等都模仿，直到惟妙惟肖令人称奇。
马英九还背诵了大量的课文，有诗歌、有散文、有小说。有的是因为老师要求必须背诵，而不得不背，以完成老师交给的学习任务；也有的是为了记忆下某个名诗、名句，以此来丰富自己的文学素养。这种训练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培养记忆能力，二是培养口头表达能力。
记忆是练口才必不可少的一种素质。没有好的记忆力，要想培养出口才是不可能的。只有大脑中充分地积累了知识，才可能张口即出，滔滔不绝。如果大脑中是一片空白，那么再伶牙俐齿，也无济无事。记忆与口才一样，它并不是一种天赋的才能，后天的锻炼对它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背”正是对这种能力的培养。“诵”是对表达能力的一种训练。
马英九常常找来一些自己喜欢的演讲辞或散文等，进行分析、理解，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并激发自己的感情。对所选的演讲辞、散文、诗歌等进行一些艺术处理，比如找出重音、划分停顿等，进一步领会作品的格调、节奏，准确把握作品，然后在背熟文章的基础上进行大声朗诵，并随时注意发声的正确与否，做到口齿伶俐，语音准确，吐字清晰，而且要带有一定的感情。
有时候，为了正音他也会练习一些绕口令，比如：“对门有个白粉墙，白粉墙上画凤凰。先画一只黄凤凰，后画一只红凤凰。红凤凰看黄凤凰，黄凰看红凤凰。红凤凰，黄凤凰，两只都像活凤凰。”“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谁说四十是十四，就罚谁四十，谁说十四是四十，就罚谁十四。”“有一个喇嘛，手里提着一只蛤蟆；有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手里提着蛤蟆的喇嘛，要拿蛤蟆换哑巴腰里别着喇叭，腰里别着喇叭的哑巴不肯拿喇嘛手里提着的蛤蟆；手里提着蛤蟆的喇嘛扔了腰里别着喇叭的哑巴一蛤蟆，腰里别着喇叭的哑巴也回敬了手里提着蛤蟆的喇嘛一喇叭。”“长扁担短扁担，长扁担比短扁担长，短扁担比长扁担短。长扁担比短扁担长半扁担，短扁担比长扁担短半扁担，长扁担加短扁担就是一条半扁担。”这些绕口令有些他现在都还能背出来。马英九说，经常读、背“绕口令”，在口才训练中既有趣，又有效，对纠正发音、锻炼舌肌十分有益，可以使人口齿清楚、发音准确、快速流畅、连成一气。
练就口才的一个要诀就是，放慢你说话的速度。因为话一说快，常常就不经大脑，脱口而出，容易失言。另一方面，话说得太快，对方根本来不及听清楚，这就失去了语言沟通的目的。因此，马英九在说话时，要求自己说得慢，但是说得完整，说得清楚。有些辅助工具是很有效果的。马英九会利用录音机，录下自己说话的声音，重复再听，好检视说话的速度。
马英九还在自己的卧室里安了一面大镜子。只要有时间，他就站在镜子前，自己既是演讲者，又是听众，同时还是评委，是指导老师。他在镜子面前练习演讲，看看自己的视觉接触效果，看看有没有让听众分心的不良举动，看看音量、音高、说话速度、停顿和嗓音变化方面的情况，找出演讲过程中的毛病，看看自己的演讲在听众面前是什么样子的。有些同学见了，便损他，说马英九，你虽然确实长得帅，但也不应该臭美到这种程度吧。照镜子倒也罢了，为什么一定要照这么大的镜子？男人喜欢照镜子的，我们见过，真没见你这样的。
马英九大叫冤枉。他照镜子，并不是希望保持外貌的阳光或者孤芳自赏，而是为了练演讲。
只要有时间，他就站在镜子前，自己既是演讲者，又是听众，同时还是评委，是指导老师。日后，马英九成了政治明星，成了大众情人，与当年他对着镜子苦练演讲，大概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
直到现在，马英九还会特意对着镜子说话，不是要看自己长得帅不帅，而是要正视自己说话的神态。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自己说话时的样子，你可能脸会歪一边，或是脸颊肌肉会抽动。马英九表示，面对镜子说话，可以纠正一些不自觉的毛病和问题。马英九在政大教学生做英文辩论，常常使用这一招，效果很不错。
同窗眼中的马英九
香港亚太台商联合总会总会长潘汉唐先生，是马英九大学以及硕士研究生时代的校友。他是在1968年夏天，到成功岭8个星期，接受新兵集训时认识马英九的。谈起与马英九同学的那一段经历，潘汉唐先生说：“那时觉得他表现很好，在毕业礼授枪仪式上，被选为学生兵代表，向蒋经国敬礼。我们在1968年入台大，他读法律系，我读商学系。1974年服完兵役后到NYU(纽约大学)留学，他到法律学院，我读MBA(工商管理硕士)，我毕业后到华尔街工作，他则到哈佛念博士。我们是老同学了，也认识马英九家人，到现在也有跟马英九联络。记得他在1981年回台，1982年做蒋经国英文翻译时，我们也到过总统府探望他。他的妈妈脾气温和，马英九这方面较像妈妈，他们的字体也相像呢。他妈妈写柳体，马英九的字体也像柳体的。”
他说，当年马英九是学生代表联合会(代联会，即学生会)的秘书长，会长是胡定吾，马英九的职位是胡定吾邀请和委任的。他曾跟马英九在辩论队合作，他俩与赵少康一起，作为台大辩论队代表，参加全台湾大专辩论赛。那时他就觉得马英九口才不错，风度蛮好，他们一队赢了，马英九个人也得到辩论奖项。不过，那年代学生很少和老师接触，看不到马英九和老师有什么特别深的交往。
读大学时，同学为了预备考试当律师或法官，大家也很少来往，马英九和潘汉唐先生打算到外国读书，算是少数，因此也较熟稔。他说：“马英九也有温和的一面，我跟他读高中时，我较反叛，偷偷读共产主义的书，我相信马英九是知道的，好象也传阅过，不见得敢赞成我，但他肯定没告发我。我也没见过他跟同学吵架，即便是在被我们这些反叛学生“围剿”的时候。后来他在海外留学的时候，因为捍卫国民党意识形态，还成为‘反共爱国联盟’的干将，有不少人怀疑他是 ‘职业学生’(为国民党特务系统服务的学生)，我不认为是这样。以我跟他交往的经验，他对自己人格的期许，还不至于做这样的事情。”
潘汉唐先生甚至认为，虽然当年自由主义在校园兴起，但马英九却不是思想型的人，也没受自由主义和李敖的思想影响，即使后来到了美国，也没有受外面的思潮影响。反而马英九在哈佛念博士时，编写给留学生看的国民党通讯，名为
《波士顿通讯》 ，还试过为此与左派笔战。
潘汉唐先生感觉马英九自期甚高，应属国民党体制内的“青年才俊”。他说，当时的学运以及思潮“自由主义和存在主义”主要是反思国民党的威权体制，故马英九很难正面受其影响。但毕竟身历其境，间接的潜移默化不可能没有。虽然他跟马英九不同系，但因为共同参与学校活动，有一定了解。马英九那时的名气很大，知名度很高，已经崭露头角，想做大事的人，不想行差踏错，对钱和女人的事情，很慎重很小心。即使是公事出差，拿回来的交通罚单，也由自己付钱。他一直是这样，不要公家好处。他不会因私人关系而照顾，基本上用人也秉公办理，跟同学保持距离。
潘汉唐先生认为，马英九非常注意个人操守，行事谨慎，一路走来，始终如一。2005年他积极主动参选党主席，让很多人感觉意外。他认为这是马英九的使命，国民党年底才有希望整合成功，2008年才有希望竞选“总统”，在特定的时空，他可能是最适合的人选。他现在55岁，如果能当“总统”，那时便58岁，他所受的训练，不比同龄的美国政客官员差。他进入官场时，职位一开始就很高，他的履历也很完整，自然他的思想会较理想化。
旅美著名律师卢正邦，和马英九既是建中十九班的同学，也是台湾大学法律系的同学。他们1950年同年在香港出生，又先后在1岁和10岁的时候随家人移居台湾。求学时代的马英九，一直信服和维护国民党的政治理念，而卢正邦曾经是著名的政治异见学生，在1973年“台大哲学系事件”中曾经拘留问话7天。他在学生时代偷偷阅读马克思以及左翼思想家的著作，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家里书桌上悬挂马克思头像，并把自己的英文名字取成KARL沿用至今。他和马英九似乎从来就在相反的道路上，无法同意对方大部分的观点。按道理，他们应该形同水火。但就是这样两个人，做了6年同窗好友，直到在美国，马英九为了父亲的期许和自己的“大志”，去读了法理学方向的法学博士(S.J.D)；卢正邦去读了以当律师为出路的法律博士(J.D)。卢正邦在美国做了26年律师之后，近年回到香港工作， 卢正邦回忆起马英九时说：我念建国中学时已认识他了，那是1967年初，马英九转来文科班，我们做了同班同学。后来我们一同进入台大法律系。马英九给我最早印象是觉得他长相不错，整整齐齐的，言谈之间一看便知道“忠党爱国”，不反叛，既幽默又客气。我到现在也未见过他大声说话。
卢正邦发觉马英九的父亲相当刚烈，典型湖南人脾气，他甚至曾经在台上主持讨论时，跟讨论的人争论。他曾经把大学里的学生领袖请去吃饭，其中也包括他们这些有反叛思想的人。卢正邦说：“他是国民党中级干部里比较开明的。在爸爸熏陶下，马英九的国学底子很好。我有时到台湾，也会探望他的爸爸，去年底我们也到他家一起吃过饭——马英九在1983年买了现在的房子，跟父母一直住对门。现在我喜欢写政论，写完后也会传给他看，他不见得同意，但也叫我继续给他看。”
卢正邦说，马英九的父亲创办“世界华人和平建设协会”，潘汉唐是发起人之一，他也是会员，反而马英九没加入。马英九是“乖乖牌”，衣着朴素，念大学还背着高中的书包走来走去，不奢华不穿名牌，总是穿格子衬衫。也许因为秘书长一职是委任的，他比较少机会组织同学，平日看他也是独来独往的，除了苏永钦(前“陆委会”主委苏起之弟)，很少人背后跟着他。他中学读书时还有咬手指的习惯呢，不过大学已戒掉了，到美国读书后，还养成跑步的习惯。那时我们叫他“小马”。虽然他由高中到大学也身型略胖，又不会送花给女同学，只跟男同学一起，但他跟同学关系不错。记得大学时有同学说过，马英九很难让人不喜欢他。我看这因为他没有明显缺点，事事中规中矩，很难让人有负面看法吧。
卢正邦还说，马英九喜欢弹吉他，很会唱欧美民歌。他并不特别喜欢阅读课外书，在中文方面，他喜欢看四书五经、古文观止之类。马英九还会看英文书报，在当时已经开始涉猎
《新闻周刊》 等一些美国新闻杂志。到现在为止，马英九仍然喜欢引用他的老乡、前贤曾国藩的话语，他的师祖蒋介石亦特别师崇曾，因此马应该熟读曾国藩，我也曾经送过这类书给他。
谈到马英九参加保钓时，卢正邦说马英九当时还是乖乖学生，只参加示威游行，但不是领导和发动者。至于后来参加，是因为保钓成燎原之势，国民党也支持体制内的好学生参加。大学时，美国国务院邀请台湾的杰出学生访美，他被选中了；毕业时又考上国民党的中山奖学金留学，这是很难得的。作为国民党第二代，马英九是杰出的，但卢正邦觉得他更像外交官，英文好，又斯文，为人温文有礼，虽是威权体制内的受益者，但难能可贵的是，不至于盛气凌人。马英九长期在政界，中国传统“良臣”的气质多过知识分子的气质。
卢正邦感觉马英九其实有点保守，他会与同学聚会，但不会跟你喝酒吃饭聊天。同学有事也不会去找他，因为找他无用，他基本上无私心。1993年马英九做“法务部长”时，找同学施茂林做“法务部”的“司长”。后来马英九转职，没有为施茂林安插职务，据跟施茂林熟稔的同学说，马英九曾跟施茂林说，因为施是他的同学，要吃一点亏。现在施是台湾的“法务部长”。不要说是同学，就算是家人，也不会从马英九身上得到好处。也因此在马英九的个人关系上，他没有死党，没有人跟他很close(亲密)。
卢正邦以为，从前每次选举，马英九都是被动出来的，就算是大学当代联会秘书长，也是主席委任，不是他采取主动。他这次却主动参选国民党党主席。他的父亲其实不想他做，怕他做不好，但他不选的话，2008年选“总统”肯定轮不到他。马英九是选“总统”的适当人选，因为泛蓝没有更能赢的人选。他的优点是作风够正派，有改革一般流弊的理想和典范；弱点是知人善任的能力不足，以及欠缺具深刻内涵的大论述主张。为人正派是他的优点，但也是他的缺点，令他不够世故，不能知人善任。卢正邦认为马英九不太适合当党主席和未来“总统“，因为做领袖要下放权力，但他事事要亲力亲为，也不懂用特别人才。台北市长是技术职位，但党主席是big leader(大领袖)，更要知人善任。
小马哥内心的秘密
台湾新闻从业者马西屏在《谁识马英九》一书里，详细描写了马英九内心不为人知的十八个秘密，包括他的气质谈吐、守法自律、异于常人的细腻性格、从小到大的感情史、家族亲子关系、健康市长的运动观、不喜政治口水，以及他与李登辉、陈水扁的种种过招片断。在台北市长选战马上进入白热化的时候，这本书让民众真正进入马英九的内心世界，对马英九有了更深层次更全面的了解。作者的这本书的介绍中写道：读者或许会有如是体会--在虚伪、作秀及谩骂的政治世界中，难得有此人！
书中说，马英九从票选“梦中情人”、“性幻想对象”到“最佳捐精人选”，甚至被陈文茜(台湾女“立委”)点名为最想发生一夜情的马英九，从政以来一直是政坛人气最旺的女性偶像，但是他却从来不“出事”。为什么呢？正如马英九自嘲的那样：“我每天工作超过十六个小时，像是透明人，受到‘全民监督’，哪有办法弄出绯闻。”他说：“我是那种狗仔队都不愿跟踪的人。”
但马英九也坦率承认，他看到优雅的女人仍会心动，是一种“发乎情，止乎礼”的心动。马英九说：“我不是柳下惠，美女坐怀我还是会乱，所以唯一能做的，是不给任何美女有坐怀的机会。”原来他的秘诀就是“不给任何美女有坐怀的机会”。
马英九的初恋，是场单恋。那时他读静心小学幼儿园大班，班上有位杨姓小女生，长得一对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显得非常清秀，每次秀秀气气的浅笑，都流露出迷人的稚气可爱，小女生梳了个小马尾辫，每天马尾辫轻轻摇晃，吸引了少年马英九偷偷的目光。马英九后来沉醉在回忆中：“有次参加一项活动后，小女生的脸庞微微渗汗，她轻轻搧着，表情美极了！”
毕业典礼那天，马英九的母亲去幼儿园参加，马英九向母亲吐露心事：“妈！我有个女朋友。”并偷偷指给妈妈看。毕业典礼后，杨姓小女生“渐行渐远渐无音，水阔鱼沉何处问”；少年马英九“夜深风竹敲竹韵，万叶千声皆是君，故倚单枕梦中寻，梦又不成灯又尽”。欧阳修的原句本为“万叶千声皆是恨”，但在马英九的心中，那有恨，只有迷迷蒙蒙的一些思念，思念那清秀的颦笑，这种情坏，淡淡的纯纯的，很快就流逝过去。
马英九这次的情窦初开，是不是单恋？是疑案一桩。因为杨姓小女生知不知道他的“情意”？有没有回恋他？现在无从考证，甚至连这个小女生的名字都没人知道。后来有人问马英九是否愿再见一面？马英九惊言：“千万不要，四十多年来心中一直留有童年美好的印象与回忆，记得她小时候的模样，不是很好吗？”
马英九情窦再开，是女师附小三年级的事，班上有位女生笑起来好可爱，马英九顿生“好感”。他很羡慕那位女生写的字，认认真真，整整齐齐，端端正正。他甚至经常想象她做作业时的情景：二条雪白的玉臂搁在桌面上，几只玉般白嫩的纤纤手指紧握着那笔杆，一丝不苟，聚精会神，全神贯注；二眼一会儿凝视着窗外，一会儿专注着课本；美丽又清秀的脸频，浮现出少女的烂漫和快乐，光艳得犹如阳春绽放的灿烂樱花，荡漾着一种宁静，悠然和纯洁的气质；细而浓的眉毛，弯弯的，微微有点皱，像笔所画出；修长的睫毛一眨一眨，像两排整齐的扇子；微微抖动着的长睫毛下，蕴藏着的一对乌黑溜溜的眼睛，就象是两颗玲珑剔透、流光溢彩的水晶；微翘的小鼻子和微闭的双唇，带着点儿稚气和天真，仿佛有千万句深情的话语凝在那里。
当时的李荣萱老师识破马英九心思，不过老师并没说破。老师当然知道，少男少女间这种纯情而又朦胧的初恋，是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因此管不管都无所谓。但这种纯纯情怀，淡淡的喜悦、淡淡的羞涩，却成为马英九生命中的一段美好回忆。以至多年后，那位小女生的可爱形象，还会在他的脑海中泛起美丽的涟渏。
高一时马英九学会了跳舞，开始有了一些比较熟的女生，一起跳舞一起办舞会，以铭传的五专女生居多。高二、高三，马英九认识了一些北一女的女生，大家一起去露营。高中课业虽然繁重，马英九仍然维持与女生正常的友谊，马英九说：“有来往，也有看顺眼的，就是不来电。”
另外也有人说马健君是马英九初恋情人，马英九和马健君相识于台湾大学。当时，马英九是法律系学生，而马健君是英文系新生。马英九是学生干部，又是学校的精英成员，各个方面都异常活跃。马英九又是一个兴趣爱好极其广泛的人，谁都闹不清楚他为什么有那么好的精力，似乎所有的集体活动，都少不了他。
那时候，学校组织了一个合唱团，他也跑去报名参加，结果如愿以偿，成了合唱团的一员。直到今天，马英九对于唱歌，似乎还是极其热爱，他和很多歌星都成了朋友，他本人甚至还有那么一点追星，喜欢王菲，喜欢李玟，遇到有机会的时候，他还和一些歌星同台演出，秀上那么一场。
正是参加合唱团的时候，他认识了马健君，并且很快成为好朋友。此后，他们的友谊进一步增强，差不多是二年级时，他和马健君、胡定吾三人一起组成了一个唱歌组合，被称为校园民谣三人组，主要演唱英文歌曲。当时在台大校园，他们的名声还真的很大，很多同学都知道这个组合，并且喜欢他们的歌。正是参加这个组合期间，马英九和马健君的关系突飞猛进，很快，马健君成了马英九的初恋情人。
台湾一家周刊还说，除了马健君，马英九还有一位恋人，此人名叫张琤，小学时，张琤就是马英九的同班同学，不过，到了中学以后，因为男女分校，所以，两人分开了。没料到机缘巧合，机遇弄人，到了大学时，两人又再度重逢，于是，两人很快变得亲近起来，甚至发展成一段恋爱关系。
但是，这段关系保持的时间不是太久，后来，马英九的感情，主要集中在马健君身上。这是因为马英九对于学英文有着极大的兴趣，当时，他的英文虽然已经不错，但毕竟不够专业，某些发音，还存在毛病。有段时间，他经常向马健君请教，由她来纠正他的口语。同时，因为两人都有唱歌的爱好，自然就比其它人要亲近得多。这段恋情一直保持到两人大学毕业，马英九出国留学之后，彼此才没有联系。
现在，马健君是台湾东吴大学副教授，主攻西洋文学。她27岁结婚，32岁丧夫，目前是一位单亲妈妈。此后，她似乎对婚姻失去了信心，所以多年来一直不肯谈婚嫁一事，只是说她要专心抚养自己的儿子长大，别的事，她不想考虑。媒体记者在东吴大学了解到，马健君的教学，在学生中广受好评，大家都说她是一位非常不错的老师，至于她是否曾和马英九恋爱，无论是她的学生还是她的同事，都表示不清楚。
而对于这段风波，马健君教授却觉得很奇怪。她承认，她和马英九确实相识，组织合唱队也是事实，那时候学风很好，所有大学生，都想利用一切机会多学点东西，所以，他们在一起，也偶尔交换一下学习上的意见，这也丝毫不奇怪。至于谈到他们恋爱的传言，她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她承认，大学时代，他们确实是好朋友，但不是媒体所说的那种关系，这种友谊在各自毕业分别之后，联系便渐渐断了。
马英九自己则回应说，他和马健君以及张琤关系都不错，彼此相熟，但从来就不是恋人，这一点，他的所有同学都清楚。他承认，如果有人认为这种好朋友关系算是红颜知己，他也承认，但绝对不是恋爱关系。有一次台北市政府举办英文演讲比赛，他作为市政府的官员，又非常重视演讲，自然要出席，非常巧合的是，马健君教授被聘为这次比赛的评审，他们因此意外重逢。相隔30多年后再见，自然是唏嘘一番，也显得格外亲切，不知是不是这个缘故，引起了某些媒体朋友的怀疑和猜测。
马英九的纯情初恋
马英九的真正初恋始于大学三年级。有一次，马英九参加校际活动，遇到了一位女生，两人一见钟情，从此让他难以忘怀。
像马英九这种活跃分子，参加校际活动的机会很多，也因此认识了很多女孩子。他又天生有女人缘，许多女孩子一见了他心生好感，主动接触他甚至是暗送秋波的事不少，其中既有长相漂亮迷人的，也有能歌善舞的，同时也有内秀文静性格温柔的，可以说各种类型的女生都有，但不知为什么，他和她们就是不来电。所以，相识满天下，知己也不少，真正爱上的，却一直都不曾有。
这次遇到的女生，是一名政治大学的女生，他也说不清为什么，当时仅仅只是看了第一眼，便有一种特别的好感，对她产生了某种欲望。这大概就是那种一见钟情的感觉吧。他当时就对自己说，一定要想办法认识她。事情还真是巧了，随着参加活动的人越来越多，那个女生竟然移动了自己所坐的位置，到了他的身边。
马英九觉得机会来临，不由得心中大喜，“你是哪所学校的？”他主动和对方搭腔。“政大。你呢？”她优雅的偏过头，浅笑说。“政大的？真是太巧了。”他说。她误以为他也是政大的，他连忙解释，他不是政大的，而是台大法律系的。不过，他的父亲是政大毕业的，所以，他才会说这么巧。实际上，马鹤凌并不是政大毕业，只是历史渊源，算他是政大毕业而已。这个渊源也是太巧了，一下子拉近了马英九和她之间的距离，两人越聊越热烈，越说越投机。
后来，马英九壮着胆子向她要联系方式，她竟也丝毫没有犹豫，非常乐意给了他。
离开之后，马英九满脑子都是这个女生的音容笑貌，越想越觉得心中滋润。他自己也不完全明白，以前接触过许多女生，也有些聊得很好的，也有些彼此有好感的，可是，分开之后，他通常就将人家给忘了，或者只是一种淡淡的记忆，这个女生却是最特别的，他竟然能时时想起她，并且有一种立即再见她的强烈欲望。
几天后，台大有一个活动，恰好是马英九组织的，他最初考虑给那个女生打电话，后来一想，打电话似乎不太慎重，便亲自跑到了政大去邀请她。那时，他最担心的是女孩会拒绝，一路上他都在想，如果她拒绝了，自己应该怎么说服她。说来真是很奇怪，他对自己的口才一向是非常自信的，此时，却觉得半点自信都没有。他甚至产生了某种莫名其妙的预感，觉得这次自己不会成功。
事实和他的想象完全相反，当女孩得知他特意来邀请自己时，眼中立即有一种很亮的光射出来，这大概就是我们常说的一见钟情的那种，那一瞬间，马英九便产生了另一种预感，他感觉自己要成功了。他立刻感到这种感觉实在太美妙了，连阳光都显得特别的灿烂。回来时，一整天都乐得合不拢嘴。
那是个春天般的美丽的女孩，一张小小的嘴唇、清秀的面孔，一双灵动的眼睛，仿佛是冬日里阳光中摇过的一串紫色的风铃，又像是浑茫的午后飞过的飘渺的鸿影。她有几分矜持，又抑或有些清丽，常常说，“我喜欢把问题想得简单一些……”有如花坞的春晓、乳燕的归巢，清婉里带些淡淡的愁思。她似乎有着师妹一般的灵气，灵气中却透着丝丝的孤独；她似乎也有莲花一般的浪漫，浪漫中却携着许许多多的无奈。马英九想，她是南山春晓的一枝美丽的花骨朵儿。我在上辈子遇见过的。她是那样纤小柔弱呀，我应该尽心地呵护、虔诚地看守，期待着她美丽的花开。
她也来找过马英九，从很远的女生寝室过来。一个人的时候，喜欢低着头，有一点点的忧郁，有一点点的惆怅，脚步是那样轻缓，生怕踩着地上的花瓣，生怕惊起落叶的咯吱声响。待抬头时，她看见马英九了，眸子里闪过丝丝的娇气，脸庞飞上片片的红霞，弯弯的眉黛神气地向上扬起。真是一个即快乐又有些羞涩的女孩！
临走的时候，她会向马英九道一声别，说：“我回去了……” 然后默默地低着头，不声不响地沿着落英缤纷的路，姗姗而回。轻轻地，不知蕴含几分珍重。
马英九喜欢带她到处去玩。把她带到学校背后的小山上，带她到从没到过的地方。她说，“我喜欢跟你玩……”那高兴的神情，像春天的一朵花，像天边的一朵云。再后来，徜徉在长长的校道上的时候，马英九说，我也喜欢你。她听了，缓缓地低下头，眼中闪烁着快乐幸福的光芒。后来，他知道自己确切无疑地喜欢上她了。
自此以后，他们的交往开始多起来，最初，还只是同学式的交往，但很快，他们便开始约会，而且正正经经地谈起了恋爱。初恋确实是美好的，那段时间，马英九说不出的开心，似乎干什么事，都有一种特别的力量支撑着，学习上遇到点困难，或者是工作中遇到点烦恼，只要想到有一个人在爱着自己，在默默地鼓励着自己支持着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不再对他造成困扰。
快乐的时光一天天过去了。最初美丽的光环随着两个人的距离的接近而渐渐退去。她太小心翼翼了，说到心里话时总是欲言又止。马英九说，你敢不敢把我喜欢你的消息告诉你的家人？她似乎有几分生气，“你让我保存一点秘密好不好？”
她喜欢谈一些女生常谈的问题。喜欢从自己的角度说话，很少考虑到别人。——怎么会这样呢？他的心不禁有些失落起来。这种美好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他们之间便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主要是源于性格上的。因为马英九的社会活动很多，学习、工作、学生机构的活动等等，日程总是安排得满满的，约会的时间自然就被大量地占用。女孩和他的性格完全不同，她更希望他多留些时间陪自己。否则她就觉得自己在小马哥眼中不是那么重要。
马英九身边的那些女生，对他的恋爱也形成了巨大的影响。那些女生对他的爱慕非常明显，他和她们之间似乎也显得异常亲近。而马英九在这方面也非常坦荡，从不隐瞒自己和某些女孩是很好的朋友。可女友受不了这一切，在她看来，爱情是自私的，一旦他们的恋爱关系确定，他就不应该和任何女性保持较为亲密的关系，她甚至认定这种关系是不道德的。无论他怎样解释，她都不能容忍这种关系的存在。
马英九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他觉得，自己已经和她解释清楚了，她就应该信任自己。如果彼此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还怎么相处？多次的争执令最初的甜蜜一扫而光。以前，一想到即将见面，他会兴奋不已，会异常激动，一旦分别，他会有度日如年的感觉，会有无穷无尽的煎熬。可现在，一想到要见面，他就有一种恐惧，担心又会因为什么事吵起来，一旦分别，他甚至觉得如释重负。
痛苦的日子经历了一段，他们终于下定决心分手。初恋，就这样结束了。虽然分手已经明确，可某种情感的断裂，并非一句话就可以划上句号的，彼此间情感上的折磨，还在持续，那种痛苦，真是用几句话难以说清。此时，马英九才知道，恋爱不仅能滋润人，还能伤害人，爱情是一把软刀子，割人的那种疼痛，真的是铭心刻骨。这次初恋引燃了马英九生命中第一次爱的火花，也让马英九深尝第一次失恋的苦楚。当时马英九很怅惆，也很痛，如今蓦然回首，回忆中残存年少轻狂的青涩，而痛楚早已结成小小的疤了！
马英九的第二次恋爱
1972年7月，四年的大学生活结束了。此时的马英九，经历了四年的大学生活，已经变成一个大小伙子了，非常英俊潇洒，走在街上，颇能吸引异性的目光。
他的四年大学生活，收获的还不仅如此，他还以优秀学生干部和优秀学生毕业。
蒋氏父子非常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或者说，非常重视将下一代的精英分子抓在自己的手里，以便他们能忠实地为党国所用为自己所用。除了为那些精英学生建立专门的人才档案之外，还有一项专为这些学生设立的奖学金，称为中山奖学金。凡是台湾几所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只要他们在校期间，成绩一贯优秀，又一直都是学生干部，那么，他们毕业的时候，便可以获得这笔奖学金然后前往美国留学。
这笔奖学金，对于那些家庭境况不是十分富裕的学子来说，十分有用，即使是家庭环境不错的学生，能够获得这笔奖学金，也是一种莫大的荣誉。何况，台湾和美国方面，又订有协定，通过这项奖学金前往美国的学生，在台湾是政治上的优等生，在美国就读的是名校，学的也都是诸如法律、行政、财经等课程。这项奖学金，确实为台湾培养了不少各类人才。
马英九是法律系当年最优秀的毕业生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台湾大学各系毕业生中的佼佼者，他获得这份奖学金，便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马英九并没有立即前往美国。按照台湾的相关规定，男性大学毕业生必须服两年兵役，然后或者参加工作或者继续深造。如果不服兵役，连大学文凭都不会发给你。既然这样规定，没有任何人能够例外，马英九也不急。反正入伍的时间是10月，此间还有两个月的假期。
这个假期，可能是马英九一生中最轻松惬意的假期。父亲期望他考上一所好的大学，他达成了这一愿望，并且以优异成绩毕业。自然，父亲也希望他能获得中山奖学金然后前往美国留学，他同样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现在，人生的短期目标还有什么？暂时是没有了，只需要服完两年兵役之后去美国继续深造，别的，完全不需要他操心。
马英九多年来一直在父亲严格的督促下读书，虽然也参与各种活动，但那是戴着镣铐跳舞，总没有尽兴的时候。现在一切都放松了，镣铐取下了，不趁此机会好好地玩一番，更待何时？父亲似乎也觉得这些年管他管得太紧了，大学毕业的这个假期，竟然对他格外开恩，并不给他什么任务，完全开始放任自流。
从放假的第一天起，马英九便在筹划这个假期怎么玩。当然，那时候可不像现在，娱乐方式并不丰富，能够玩的，无非就是一些同学约在一起，搞一些联欢活动，或者是出外露营什么的，花样相对比较单调。但正是假期的一次活动，使他开始了一生中的第二次恋爱。
那天，马英九刚刚坐定下来，忽然在视线里出现了一位气质高雅的姑娘。她高高的身材，不胖不瘦，明眸皓齿，长发飘飘，典型的淑女！马英九为眼前这个还不知道其姓名的魅力女子而怦然心动。接近她、了解她，他在脑海中快速播放着遐想的画面，陶然心醉。谁说只有女人才善于幻想？其实幻想从来不只是女人的专利，男人幻想起来更加汹涌如潮。
站在马英九身边的同学知道马英九很喜欢看武侠小说，金庸的，古龙的，梁羽生的，羡慕里面独行侠的那种生活方式，天涯浪迹，无所顾忌，没有牵挂，那种敢与帝王平起平坐的壮志豪情。更喜爱武侠世界里那些奇情浪漫的恋爱故事，常常让他陶醉其中难以
自拔，于是便笑言道：“你不会是看上了那位姑娘吧？” 马英九调侃道，有点呀，她有气质、有姿色，不说万人迷，至少也是百人迷！同学笑道，那就去追呀！于是马英九兴奋地走过去，与那位高雅的姑娘搭讪，也就是没话找话说的那种。
这又是一件巧事，这个让他心动的女孩，竟然又是政大的女生。当时马英九就有一种感觉，自己这一生是不是和政大有一种特别的缘分？父亲是政大毕业，自己的初恋也是政大女孩，现在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能让自己动心的，又是政大的。政大到底有着自己什么样的宿命？以后如果有机会，倒应该去好好地研究一番。
当时马英九欣喜若狂，感谢老天给了他这个难得的机会，开始找各种借口，一次又一次向她发出爱的邀请，他们两人的一串串脚印留在了校园的小路上，一句句情话刻在了公园里的长椅上，一次次的牵手烙在了彼此的心扉上。爱情为他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欢愉和温馨。
但这次恋爱同样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这是因为接下来10月，马英九就告别了台北，来到高雄的左营，开始了他的两年军旅生涯。左营是高雄市的一个区，这里集中了许多的军事基地。台湾的政治军事架构，是从清代就已经形成的，当初刘铭传主持台湾的时候，便以台北为政治中心，北部以基隆为军事中心，南部则以高雄为军事中心。当时之所以形成这样一个架构，与清政府的分而治之有关，在北部设有巡抚衙门的同时，又在南部设兵备道衙门。两个衙门互不买账。虽然理论上兵备道应该由巡抚衙门管辖，可因为刘铭传是李鸿章的皖系，而台南兵备道刘王敖属于左宗棠的湘系，彼此不相统属，又明争暗斗，各自发展。
到了国民党时代，1946年从日本人手中接收台湾时，设首府于台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均集中于台北。基隆、淡水以及高雄，只是台湾的几个军事据点。但到了1948年，国民党内惟一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将军孙立人受到杜聿明的排挤，在东北无法立足，蒋介石只好将他调回南京，任命为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司令官。孙立人先在南京成立陆军训练司令部，后又来到台湾，在高雄县县治所在地凤山建立新军练兵基地，将他原新一军的骨干网罗在手下，按照他的母校西点军校的训练方法，为国民党训练新军。国民党入台时，台湾的主要军事指挥官是彭孟辑，麾下也不过几万人，这些人分别由陈诚这个“台湾省主席”以及蒋经国这个省党部主席掌握。可孙立人手上的3万新军，并不属于台湾，而是直属南京。其后，蒋介石又将初建于广州黄埔一直以来俗称黄埔军校的国民党第一所军事学校搬到了凤山，从而使得国民党军事中心南移。
初进入部队，这些大学毕业生被称为预官生，和一般的士兵不同，他们一开始进入的是军官系列。之所以要求所有的大学毕业生均需服兵役，是与台湾国民党寓兵于民的政策相关的，台湾只不过是一小岛，日据时代，本省籍人口才只有五六百万，到了国民党退据台湾时，本省籍也只不过千来万人口，加上从大陆退到台湾的200万人，总人口不超过1200万。以这样多的人口，根本不可能装备数百万军队，那样的话，军费开支太沉重。如果大陆攻台，很容易发动几百万军队，台湾哪来军队防守？所以，他们想出一个办法，所有人都要轮流服兵役，这是一种强制服兵役行为。
来到左营，马英九最初在海军陆战队接受类似于新兵的训练。海军陆战队属于海军中的特种兵，训练科目比普通军队要多而且严格，整个训练生活异常紧张，强度也非常之大。每天的训练结束，回到营房，已经累得半死，什么事都不想干，只想有时间好好休息一番，可是，又有很多的内务等着他去做，比如洗衣服之类。当兵和当老百姓是完全不同的，训练强度太大，每天都要出好几身汗，而且，训练科目也是山上水里，周边环境都是极其恶劣的，没有哪一天不是一身水一身泥，因而，每天洗衣服的时间就特别长。到了假日，又想和战友们出去玩一玩转一转，或者是上街购物什么的，哪里还有太多的时间谈情说爱？
这次恋爱开始时，两人几乎天天都可以见面，一日不见便有如隔三秋的感觉。到了部队之后，就只能靠书信联系。可此时的马英九，部队训练十分紧张和繁重，每天都是在地上摸爬滚打，风吹雨打，烈日暴晒，而他又是很少吃苦的那种公子哥儿，如何能适应得了那种严肃紧张的军营生活？实在太累了，因此十天半月都懒得写一封信，再加上邮路上的时间，女友天天盼信就像盼星星盼月亮，最终还是失落。
女友的生活和马英九不同，她仍然在做学生，生活丰富多彩，身边男生无数，各种诱惑都有。别人都在享受生活的丰富多彩，她却只能是苦苦地等待那十天半月都难以见到一封的书信，情感上产生了极大的落差。于是，她便开始产生了某种怀疑，觉得马英九爱她并不是那么热烈和执着，否则，他不会这样冷落自己。两棵相爱的心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冷却下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联系越来越少，感情越来越淡。最终，这段感情无疾而终。感情退去后，就只剩下友情了，直到今天，两人还保持着纯洁的友谊。这也许可以说是他们的缘分还是浅了点吧。后来马英九说：“其实我是很喜欢她的，感觉她是特别的温柔贤德和善解人意，特别的聪明和快乐。当时我们谈恋爱很健康，很美丽。中国人讲究缘份，要有缘也有份，有缘相遇却无份相守，又何必强求。好聚好散，缘尽却变成真挚的友情，不也很好吗？”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手难牵。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姻缘天定，千年前，小童许仙救了小白蛇，千年后，白蛇以身相许。这就是我们熟悉的那段缠绵悱恻，委婉动人的《白蛇传》的故事。所以有人认为，所谓姻缘是上辈子就已经很相爱了，互相约定今生再续前缘，也有可能是上辈子有些“相欠债”，只好今世用婚姻的付出来偿还。看来，姻缘真的天注定，半点不由人。有离别，有无奈，有痛楚，有回忆，才不枉青春。马英九幽默的说自己已经“坦白从宽”，这些事都已向太太“招供”了。
三十年烟云易逝，太上何能忘情，马英九将爱情化为友情，将激情化为温情，当年两位“政大女生”皆已为人妻为人母，现在有一些场合，大家还会碰到，还维持着朋友般的情谊。
马英九的感情，柔美而高尚，他本应成为浪漫主义的堡垒，因为他具备深情的灵犀，艺术的感性，加上深厚中国古典文学的抒情素养，但是他太“理性”，太有法律人的坚守，终究无法成为浪漫主义者，反而成为理性主义的标竿，所以他永远是“发乎情、止乎礼”，也就是中国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的“思无邪”。
几个月后，在海军陆战队的训练结束，所有学员需要重新分配，马英九被分配到海军后勤司令部总库担任少尉补给官，服役地点，仍然在左营，只不过是从一个军营调进了另一个军营。
马英九的第三次恋爱
宿命这种东西到底是否存在，谁都说不清楚。对于宿命，只有相信与否的区别。之所以有人相信宿命，是因为有些事确实太巧合，令人无法解释。要不然，怎么会有许多人相信“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手难牵。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呢？
就说马英九的婚姻，便似乎带有某种宿命的成分。马英九本人是几乎是公认的大帅哥，是全校最优秀的学习尖子，是全能型活跃分子，而且还是学生会的领袖人物。以他自身的条件和他的家庭状况，都是无可挑剔的，因此他一直受到了众多女性的青睐，而事实上，他也确实有众多的追求者和爱慕者。对于极有女人缘的马英九来说，他的身边，从来都不会少了追求或者暗恋他的女性，其中很多女性都是极其优秀的。
马英九前两次恋爱的女性，无论是个人气质还是外貌，都不能算是马英九所认识的女性中最为出色的，充其量，也就中上等而已。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各方面都出色的马英九，为什么会对那两个并不十分出色的女性来电？而对许多其他的优秀女性却视若无睹，在这点上，连他自己都一直找不到答案。
直到多年以后，马英九遇到一个据说很有修养的大师级人物，那个大师竟然说，这是你们前世的缘分。对于此说，马英九有些不以为然，任何两个人能够走到一起，都被认为是前世的缘分，这种说法没有什么新意。可那位大师接着说，我说的缘分，指的不是你和哪位女士，而是指你和政大有着前世的缘分。
这样一说，马英九惊讶了。看起来，这似乎就是真的了。他的前两任女友，全都是政治大学的学生，而后来成为妻子的周美青，同样是政治大学的毕业生。在马英九所熟识的女性之中，姿色比她们强出很多的人不少。马英九之所以惊讶，是他突然觉得，自己和台湾政治大学，似乎真的有着某种不可逆转的宿命。
我们仔细一分析，就知道说什么前世的缘分，这显然是夸张和迷信，台湾的政治大学，并没有几百年的历史，就算他马英九真的轮回转世了，前世也很难和这所大学扯上关联。不过，他和政大有某种特别的因缘，倒是真的。很可能这与他认定了今后将要从政有关。既然要从政，自然是找一个政治大学的女性对他事业帮助更大。
两年兵役结束后，马英九开始准备前往美国留学。
临行前，蒋经国特别设宴款待这批获得中山奖学金的学生，这是马英九第二次见到蒋经国。这次因为人数相对少一些，他们还当面聆听了蒋经国的一番训词，但因为彼此地位的悬殊，他是不可能和蒋经国正面对话的。但能亲眼目睹蒋经国的风采、亲耳聆听蒋经国的训话，这对年轻的马英九来说，绝对是他青年时期的一件大事。而且他先后两次见到蒋经国，便成了蒋经国对他产生印象的基础，也给彼此之间未来关系的发展，进行了一番铺垫。
见过蒋经国之后，他开始做赴美的准备，此时，他第一次听说了周美青的名字。这个名字是从妹妹马莉君的口里听到的。马莉君对他说：她有个好朋友叫周美青，在美国纽约大学读书，她要求即将赴美国纽约大学学习的哥哥能好好照顾她的朋友。马英九听了一头雾水，因为他并不知道周美青是谁？妹妹说：“周美青你都不知道？她来过我们家呀，而且玩了好长时间。”
这样一说，马英九更是奇怪了。在他的印象中，妹妹有很多非常要好的朋友，中学的大学的都有，也有不少人来过马家，他也认识其中一些，但对于这个周美青，却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妹妹于是对他介绍说，那是她读高一的时候，有一次周美青和其它一些同学来马家，大家在一起包饺子，玩了很长时间，非常开心。提起包饺子那次，马英九想起来了。当时，他和自己的同学有个聚会，虽然知道妹妹有同学要来，他却没在家。正因为这一错过，他便错过了认识周美青。
此外，也还有另一种说法，当时，念高三的马英九，已经在各方面都显得出众，他对于高一的小女生，没什么兴趣，所以，妹妹和同学们在家里聚会，闹得很欢，马英九却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没有走出来，所以错过了这次认识的机会。
这大概就是缘分。假若几年前那次，周美青来马家，并且认识了马英九，那么，他们后来的这段感情，是否还会产生就很难说了，说不准周美青会和马英九其它的女性朋友一样，大家保持着长达几十年的友谊，甚至在后来不再有什么密切的来往。正因为当初他们并没有相识，才有了后来的一切。
马莉君和周美青是从中学到大学的好朋友，感情非常深，有这样的感情基础，她自然还想加进其它一些感情，让周美青能成为自己的嫂嫂。因此长期以来，她都想为哥哥牵这根红线，只是哥哥一直都忙于自己的事，两年军旅生活中，他们兄妹又没有太多说话的机会。现在，知道两人竟然将在美国成为同学，她想让周美青当自己嫂子的心思又一次出现了，所以，特别在哥哥面前提起此事，并且巧意作了一番安排，要让他们相识。
这是马英九第一次听说周美青的名字。虽然妹妹对于安排他们相识非常热心，可是，马英九的社会事务太繁忙，有很多的同学要见，而且，他们这批拿到中山奖学金的学生，是未来党国的栋梁，除了蒋经国亲自接见，还要参加很多活动，日程排得满满的，马莉君的安排，只得一推再推。最后，终于推到了启程，也没有轮到机会。
马莉君并不是不知道，马英九和周美青两人都是台湾人，在纽约读的不仅是同一所大学，而且是同一个系，在台湾没有相识的机会，在美国是一定有的，而且会经常在一起。到时候肯定会有“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机会，而马莉君却是等不及他们去美国自然认识，便提前要在他们的关系中横插一杠子，由此可看出她对哥哥的关切之情有多深。
启程那天，所有去纽约大学的人，乘的是同一班机，马英九的家人去机场为他送行。到了机场，马莉君便显得有些魂不守舍，东张西望，寻找周美青踪影。等了一会儿，发现了刚刚赶来的周美青，便兴奋地跑过去，接过周美青手中的包裹，把周美青拉到马英九的身前，热情地为他们做介绍。
这时候，马英九才有机会欣赏到周美青的美丽和魅力。发现她眉清目秀
，脸型俊俏，水灵灵的眼睛透出一股灵气。她的身材很迷人，修长的双腿、齐腰的长发、洁白的连衣裙，冰莹玉丽的胳膊，羞人答答的眼神，无处不透露出女性迷人的青春魅力。她的外表是那样的清纯美丽，亭亭玉立，仿若凌波仙子，充满青春活力，让人感到神圣不可侵犯。但她的眼神很羞涩，脸庞红彤彤的。这一刻竟让马英九感到浑身发热，手心冒汗。
马莉君似乎也感到自己这番努力没有白费，于是高兴地说了一番把谁交给谁的话。周美青的家人也重托马英九，希望到美国之后，他能够照顾周美青。这时候，马英九自然是满口答应。这样一来，两人的关系虽然还没达到谈婚论嫁的程度，但在双方的心中，都已经暗暗地为对方留下一个位子了。
两人同一班飞机到达美国，又一同走进纽约大学校园，相对于其它在美国的台湾留学生，感情自然要深得多，这也是自然的事。可马英九经历过二次失恋，对待感情，已经缺乏出击的主动性。
周美青则不同，独立性很强，极有主见。她不仅是一个才华出众的女子，而且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人，无论遇到什么事，都有自己的观点，轻易不被他人所左右。生活方面，她也是极为细心，时时处处都懂得为他人着想。别看她比马英九小两岁，在机场时，又受托由马英九来照顾她，实际上，到了美国，她就像马英九的姐姐，工作学习等等方面，反而变成由她来照顾马英九，而且照顾得无微不至。
身处海外，遥望故乡，日日夜夜，生出的是思乡之情，赤子之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马英九和周美青，建立了一种广泛的友谊，感情也日渐加深。而且，他们身在美国的那段时间，又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自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似乎已经大势所趋，不可逆转。这件事，对于台湾来说，意义重大，以台湾一贯的作风，只要有任何一个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他们便会立即宣布断交，那么，美国一旦和中国建交，他们同样会断绝和美国的外交关系。
如此一来，台湾的外交空间，就会变得更加狭小，而且，当时仍然由台湾代表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这一席位显然会受到巨大威胁。身在海外的“台独”分子，便利用这种微妙的国际形势，大造反国民党言论，极立宣扬“台独”。国民党也希望利用海外留学生进行一些宣传，这些留学生便面临多面作战，他们既要反美，同时还要不能惹翻美国政府，他们要立场鲜明地反“台独”，又要始终如一地反中共。面对四面楚歌，而台湾岛内的支持又极其有限，这一帮留学生处于何种尴尬的境地，便可想而知。
中国曾有“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说法，甚至把“他乡遇故知”作为人生的一大幸事。按照这个说法，海外华人应该团结一致。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海外华人由于各自的背景和政治立场不同，被分成了几个阵营，各自攻讦，口诛笔伐。每一位海外游子，因此所受到的心理压力，绝对是在国内的许多倍。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能够有一个和自己同心同德，并肩作战的战友，是一件何其珍贵的事。正是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马英九和周美青，建立了一种广泛的友谊，感情也日渐加深。
恰在此时，马英九生了一场病。这场病来得很突然，而且，也可以说很严重。有关资料并没有说明马英九生的是什么病，估计是重感冒一类。感冒是一种常见病，调理并不困难。可是，感冒对于一个人情感的挑战，却是非常突出的，任何人，一旦发着高烧，浑身无力地躺在病床上，那时便会凸现所有的性格弱点，便会极端的无助和孤独，思乡思亲之情，也会异乎寻常的强烈。
曾有许多名人谈到自己的这类感受，他们躺在病床上，心中所想的，往往是自己小时候，在父母身边，遇到发烧感冒，父亲或者母亲无微不至的照料，细心的呵护。如今，独自一人躺在异乡，父母还以为他生活得很好，丝毫不清楚他一个人在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
在这个特殊的时候，周美青出现在马英九的身边，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给他端茶送药，问寒问暖，那时，他心中所感受的温暖和浓情，绝非其它任何时候所能比拟，大概也就是那个时候，马英九在心中暗暗拿定主意，要用一辈子来回报她对自己的这份情。一世的姻缘，就这么定了。
马英九的四个姐妹，全都是北一女的毕业生。周美青毕业于北一女，这自然是与马家的一份渊源。此后，周美青进入台湾政治大学学习，而马英九的前两任女友，又都是这所学校的，这被马英九认定是一种宿命。
餐厅端盘子的妻子
1977年8月20日，马英九和周美青在台湾举行婚礼。
对于马家来说，这是一个极其特别的日子。33年前的这一天，也就是1944年8月20日，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和母亲秦厚修在重庆举行婚礼，那是一场典型的战地婚礼，当时正处于抗战末期，山城重庆，常常遭遇日本飞机的轰炸，空袭警报一旦响起，所有人便得放下手头的工作，往防空洞里钻，有些人就死在向防空洞奔跑的途中。在这种背景下举行婚礼，确实需要一点勇气，也需要一些好运。
马英九特别选择这个日子完婚，一方面，显示了他对父母的感恩，另一方面，也与马家当时的实际情形有关。他和周美青都在美国读书，除了学习之外，还有繁重的学生工作，不是假期，很难抽出时间返回台湾。而马英九的姐姐、妹妹们，大多也在美国工作或者学习，不利用假期，同样没有时间。
台湾有媒体说，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对这个儿媳的满意度并不高。根本原因在于周美青特立独行，凡事自有主张，甚至在许多方面，能够左右马英九的思想。这似乎对于父权形成了挑战。长期以来，马英九都是以乖宝宝的面目出现在父母面前，对于父亲的决定，他从来都是言听计从，基本没有打折扣的时候。可自从和周美青恋爱，或者准确地说，应该是在去了美国之后，他似乎有了很多自己的想法，在许多方面，不仅不能和父亲保持一致，甚至和父亲站在了完全对立的立场。党工出身的马鹤凌，便将这笔账算到了周美青的头上，认为是她带坏了儿子。
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马英九毕竟长大了，又在美国接受了很多自由主义思想，何况站在台湾之外看台湾，在同美国政府、“台独”分子以及亲共派人士的广泛战斗中看台湾，对于台湾国民党内部所存在的种种腐败以及独裁实质，就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思想认识上，产生一次质的飞跃，是自然而然的事。即使没有周美青出现，这种认识的提高，也是迟早的事。而且马英九本来就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怎么可能一辈子生活在父亲的保护之下？当然，周美青在性格上和马英九形成互补，在事业上成为伙伴，其影响不可忽视，也是不争的事实。
客观地说，周美青是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好妻子。马英九成为台湾政坛惟一的特例，与周美青有着极大的关系。在台湾的每一次选举中，夫人均成为候选人手中一张极其重要的牌，有些人甚至当成王牌来打。比如陈水扁，与国民党斗争的时候，妻子发生车祸重伤而导致下肢瘫痪。这确实是一件悲剧，可是，历次竞选中，陈水扁都会推着轮椅出场，一方面显示几十年来，他对瘫痪的妻子不离不弃是一种美德，另一方面，也借以声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这张牌，陈水扁打得极其高明，为他赢得了不少选票。
马英九则不同，他每一次参加选举，周美青都只是一个幕后人物，除了为他准备各种资料，帮他润色演讲稿之外，她几乎不走到前台，只是在选举的最后时期，比如投票或者选举获胜需要出面答谢的时候，她才会出面。所以，在台湾政坛，不仅仅马英九是一种“不沾锅”形象，他的妻子周美青，同样是“不沾锅”，甚至比丈夫更加的“不沾”。以至很长一段时间，台湾人都不知道周美青是什么模样。
这次结婚时，马英九的岳父送给他一件当时还算是极其贵重的礼物：一只手表。直到今天，马英九手上戴的，还是这只手表，一戴就是几十年。以他的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别说换一只手表，就算是换十只百只都可以。可他仍然戴着这只旧手表，这决不仅仅因为这只手表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也不仅仅因为他念旧，这只手表，很能体现马英九的为人和观念。
婚礼结束，夫妻俩蜜月没有度完，便双双回到美国。此时，他们已经拿到了纽约大学的硕士学位，而马英九还获得了更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这个时期，可算是马英九一生中经济最困窘的时期。攻读硕士学位，他拿的是中山奖学金。但这笔奖学金仅仅只能满足两年的学习时间，两年之后，奖学金已经用完，再深造就只能自己掏钱了。已经27岁并且已经成家立室的马英九，不可能也不好意思再向父母伸手，就算父母资助学费，生活费他们也得自己解决。
周美青的能力和聪明不在马英九之下，而且在他们这个小家庭中，她显然处于主导地位，她完全可以和马英九一起继续深造。但是，在当时那种经济环境下，他们最多只能供一个人上学，而另一个人不得不放弃学业为生活而奔波。在这个时刻，周美青作出了让马英九感激一生的决定：自己去打工赚钱，供丈夫继续读书。
美国是一个极其注重培养人才的国家，硕士学位在那里并不属于高学历，何况一个外国人，在当地举目无亲，又处于中美关系的微妙阶段，周美青要在短时间内在美国找到一份较为理想的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周美青每天出去，到处打听，结果都是空手而回。偏偏这时小家庭又需要金钱来运转，他们没有资本可以等待。
好在周美青从小便养成了独立生活的能力，适应能力之强，超乎马英九的意料之外。为了能够让丈夫没有任何负担地投入到学习生活之中，她竟然不顾身份，降格以求，主动找到一间中餐厅端盘子。这是一个不需要任何学历的即低档又辛苦的工作。
倒不是说这是一份怎样有失身份的工作，而是这份工作的辛苦，投入和得到的不成比例，尤其是自尊心常常受到挑战等，让马英九想起来，便痛心不已。有几次，马英九对妻子说：“我们的日子，也不是完全过不下去。这份工作，你先不要做了，等找到更好的工作再说吧。”可周美青却有自己的想法，苦和累，她并不怕，此时无论付出多少，她也不会觉得心理不平衡。她说，她惟一的期望，就是夫妻二人能够一条心，共同奋斗，渡过难关之后，为自己的未来打下基础。见妻子说得如此有理如此透彻，马英九便也只好由她了。
在哈佛，他们住的是学校安排的经济公寓，这种公寓是哈佛专为那些已婚学生准备的，叫HoldenGreen，这是一种两层的老式公寓，前面有一个天井，天井中有一块草坪，草坪修剪得很好。马英九根据中国人的习惯，为这个公寓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挹翠轩”。
这类公寓不像普通的学生公寓那样会准备一些生活用具。已婚学生公寓，里面完全是空的，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需要学生自己解决。马英九也曾想，自己勒紧裤带，要尽可能给妻子一个稍稍好一点的生活环境。可是，周美青自有主张，她是一家之主，经济权掌握在她的手中，那点有限的钱，她绝对不同意丈夫乱花，哪怕是花在这个家里或者花在她的身上，都不行。
据马英九的同学回忆，他们结婚后，并没有渡蜜月。一般来说，美国人结婚，通常都会驾车在美国各地进行一番旅行，一些台湾来的留学生也受了影响，不少人会这么“蜜月”一次。马英九和周美青没有“蜜月”的原因，他们的同学认为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汽车。事实上不仅仅是没有汽车，就是家具，也都是捡来的。他家的沙发是前一任留下来的，那是一把长椅，摆在客厅的中间，旧是旧了点，却也能用。周美青不知从哪里弄来几只汽车轮胎，将其洗干净，再将里面塞些海绵之类的东西，迭起来便成了椅子。床就更简单了，是两张床垫铺在地上，根本没有床架。家里的家具和摆设，几乎没有是用钱买来的。
同学回忆说，马太太很能干，心灵手巧，她废物利用，找了很多被别人遗弃的废物，稍加改装，便成了家庭的装饰品，摆在那里，倒是别有一番风味。当时，一些同学去他们家做客，都说这个小窝虽然简陋，却十分温馨。这段时期，可算是马英九一生中的最困难时期。但他们没有被困难所压倒，反而愈来愈强。
逆境与磨难是人所不愿接受的，但又是注定是有些人无法逃避的。它是残酷的——使有些人一蹶不振，消沉堕落；它是公平的——使有些人建功立业，流芳百世。可见，磨难与逆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精神的贫困，意志的崩溃。法国大作家大仲马曾在名作<<黑郁金香>>中写到：“最值得骄傲的树苗是从平常的树枝上嫁接出来的，巨大芬芳的玫瑰是从素淡的四瓣蔷薇上开始的。”即使在简陋的茅屋草舍里，贫困的竹篱矮檐下，只要有一棵顽强而坚韧的种子，它就必将发芽、开花！
这还使我们想到，人生难免会遇到挫折，没有经历过苦难和挫折的人生不是完整的人生。没有河床的冲涮，便没有钻石的璀璨；没有苦难的考验，也便没有不屈的人格。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讲过“苦难对于一个天才是一块垫脚石，对于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而对于一庸人却是一个万丈深渊。”挫折和苦难能磨练人的意志，增长人的才干。顺境与逆境都是生活赠给我们的财富，在顺境中不盲目乐观，在逆境中不轻言放弃，会让我们走好人生路上的每一步。
妻子的付出远比他多
马英九的困难情况，很快被他的导师许传玺教授知道了。许传玺是一位很有名的法学专家，马英九当时担任博士研究的哈佛东亚法学中心，便是由许教授创立，并且在此培养了许多来自台湾以及后来来自中国大陆的法学学者，像前面提到的马英九一直当成老师的丘宏达，便是许传玺的学生。当时，东亚法学中心刚好需要一个研究助理，许传玺便将这个位置给了周美青。这可真是解决了他们在经济上的大问题，至少维持两人在美国的生活，问题不是太大了。
不久，周美青又获得了一份兼职，在国际法学图书馆兼任管理员。有了这两份工作，应该说维持她和马英九在美国的生活，已经不成问题，可周美青仍然不满足，只要有时间，她仍然去以前工作的那家中餐厅打零工。日后，马英九和妻子的感情如此之深，与这段时间的相濡以沫，绝对大有关系。
在哈佛的这段时间，马英九在学业上，似乎压力并不是太大，所以，也是他和周美青婚后生活中最为快乐浪漫的时光，待他们经济上缓过劲来，并且买了一辆汽车之后，一旦有时间，夫妻俩便驾车出去旅行。他们直到结婚三年后，夫妇俩才决定要孩子。
之所以三年后他们才决定要孩子，经济紧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当时，他们两人的经济起点都很低，如果再要孩子，加上马英九又要学习，各方面都会异常紧张。直到马英九在哈佛的学习时间已经过去三年，离毕业不远了，况且，经过这两年多的努力，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具备了养育子女的能力了，于是他们才决定要孩子。
就在马英九拿到博士学位前夕，大女儿出世。他们从美国打电话回台湾向父母报喜，报喜原不过是一个程序，没料到，父亲一生严谨，连养育孩子这种事，也严谨得令马英九夫妇吃惊。早在得知媳妇怀孕的时候，马老先生便熬了许多个夜晚，翻阅了不少书籍，最终，他给孙女取的名字是“唯中”。这个名字，可以看出马老先生心灵深处的中华情结。
马英九夫妇虽然觉得这个名字不太像一个女孩的名字，却也觉得别致，且是父亲取的，自然是采用了，但做了一回父母，连给女儿取名字的机会都被剥夺了，颇有点不甘心，于是，夫妻俩便决定争取另一个权利，为女儿取个英文名。一部词典，被他们翻来翻去，几乎都快翻烂了，后来，周美青想起哈佛法学院旁边有一所很袖珍的女子学院，叫LesleyCollege，便提议用Lesley作为女儿的英文名，这样才总算确定下来。
几十年后，回过头看他们的这段婚姻，问马英九，怎样评价自己的妻子？他诚恳地说，她是一个好妻子，他们的感情很好。他说，毕竟他们已经不再年轻，结婚已经二十多年，自然不可能像小青年那般浪漫感性，经历如此之长的人生，爱情已经得到了升华，“比较感性的成分慢慢褪色，理性的成分慢慢多一些，感情比较含蓄”。
同时，他也承认，对于这个家庭，妻子的付出远比他多。尤其是他当了台北“市长”之后，由于工作实在太多太忙，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即使在家，也需要考虑到为工作充电，所以，不是看书就是锻炼身体，真正能够陪伴她的时间少而又少。在这方面，她获得的回报太少了，所以，他对她，永远怀有一份歉疚。
在妻子的眼中，马英九是一个什么样的丈夫？有一次，媒体记者极其尖锐地将这个问题摆到了周美青面前，令记者们大为惊讶的是，周美青竟然丝毫没有考虑便回答说：“所有做丈夫的缺点，他都有。”当时，记者只是愣了一下，并没有追问。这种瞬间的迟钝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些记者们见过太多的高官夫人，每当遇到这类问题时，他们得到的差不多是千篇一律的回答。只有这个周美青是那么的与众不同，一时之间，他们既没有料到，也反应不过来。
马英九的女粉丝很多，从三四十岁的师奶，到十几二十来岁的小姑娘都有，一些红遍亚洲的大牌女明星，像李玟、孙燕姿等人，见了马英九，丝毫不隐瞒对他的好感，又是吻又是抱，更特别的是政坛人物陈文茜，竟然公开表示，马英九是她心目中的最佳选择。
有记者提了一个刁钻的问题。既然马英九是那么多女性心目中的偶像，那么，他也是周美青的偶像吗？周美青坦率地说，他不是她的偶像，甚至也不是两个女儿的偶像。她没有任何偶像，两个女儿倒是有自己的偶像，可都不是自己的爸爸。
但她也承认，马英九是一个极其孝顺的人，无论工作再忙，他也一定要照顾到自己的家人，父母、妻子、女儿，都是他照顾的对象。他的照顾，也难说达到什么高度，所能做的，也就是尽可能抽时间陪一陪家人。每个星期的星期四，是他们雷打不动的家庭日，除非马英九有工作在外地不能回来，否则，他是一定要与家人共进晚餐的。为了这个家庭日，马英九到底推掉了多少应酬，她无法统计，她也因此对马英九非常感激，也能从此体会到他为家庭而努力的那份心，有那份心，一切都已经足够。
为了维持这种家庭的良好气氛，周美青也做了很多的努力，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这一点就非常难得，特别是对周美青这种即有高学历又性格直率的女性而言，更是难能可贵。因为中国的传统观念便是“树大要分杈，崽大要分家”，和父母亲住在一起，婆媳关系很不容易处理好，何况马英九的父亲又是个严肃得甚至有点专横的人。而这么多年来，却从没听说过他们家庭产生过什么矛盾。台湾有些记者，专喜欢刺探甚至无中生有的制造名人政要的家庭绯闻，而马英九的家庭，却从没传出什么绯闻来，一直是台湾名人政要家庭的楷模，马英九的女粉丝们甚至认为，马英九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不会背叛的男人。
马英九身边的人，还透露了一些他们夫妻生活中的细节。
因为陪太太以及家人的时间少，只要有机会，他便会以行动表示对太太的愧疚和情感。周美青喜欢吃台湾产的一种小点心苹果卷，两个女儿受母亲的影响，也喜欢这种食品，许多时候，他工作到很晚才回家。他知道太太一定会在家等他，回家途中，他往往会转个弯，前往福华点心店去给太太带回一些苹果卷。他们说，只要你注意观察，便常常可以看到马英九在福华购物的身影。
周美青比较挑食，她不吃奶油，不喝牛奶，马英九因此非常担心她吸收钙质不够，常常会选择一些她愿吃又具有丰富钙质的食物买给她。她喜欢吃一种美国的小点心，可这种点心在台湾买不到。马英九出国，便会给她带很多回来，偶尔有朋友出国，他也一定不会忘了托朋友带这种点心，每次都带很多，一次便会花去好几百美金。
对于教育子女以及安排家庭生活，马英九操心是很少的，这件事，全部由妻子来完成。平常，除了完成自己的工作，周美青的一颗心，便全都投入在这个家中。两个女儿都是台湾名校毕业，这得益于周美青耐心而且周到的教育。马英九没有时间投入到孩子们身上，只好想出一个办法，利用写留言条的方法和孩子们进行交流。
少了一个人多了一条狗
常言说，“独木难撑大厦”，“每一个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女人”。作为台湾政坛最耀眼的政治明星、有着“台湾第一情人”之称的马英九，他的背后却有3个重要女人在默默地支持他。这就是他的妻子和二个女儿。
像马英九这样一个大众情人型的政治明星，换了任何一个女人做他的妻子，恐怕都免不了抱着烦恼度日，时时刻刻担心自己成为情感背叛的牺牲者。周美青是否有这种困扰？我们不得而知，仅就见诸于众的资料来看，在这方面，她的自信心似乎超乎了所有女人。
马英九自己说：“我们从来没有因为女人而吵架。”周美青也
说：“他太有名，谁不认识他？走到哪里，都有人要签名要握手，他哪有机会啊！”剪了一头利落短发的马夫人，马西屏认为她和她先生一样，很有法律人的执着：“周美青真的很有想法，她坚持不受丈夫的影响，自主选择自己的生活形态。”她从不和官太太的圈子来往应酬，也从来不享受任何政府提供的便利(政府有惯例为官员夫人提供一辆备用车)，每天自己开车接送孩子，抢车位；她也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所有官方活动，都见不到市长夫人的身影。
她和女儿一样，从不明白家中这位偶像级人物帅在哪里。谈到马迷对马英九的崇拜，她说：“崇拜一个人，是因为你可以不需要和他生活在一起。”她直率地说：“我常常觉得他很倒霉，好象每个女人都很崇拜他，偏偏娶了一个老婆不太崇拜他，两个小孩也不崇拜他，连家里的小狗，好象也不太把他放在眼里。”而她对马英九的看法是：“他的确是很认真、很用心在做事，但是不可否认，他的good
look和good luck，帮他加分不少。”
对于妻子，马英九因为很少时间陪伴而感到内疚，不过他和周美青的互信和互相尊重大家都看得见，即使选举前马妈妈、马大姐、马二姐、马小妹和女儿们都站出来帮忙，他也从不勉强太太曝光。他表示：“我不喜欢因为自己工作的关系，让家庭生活受到干扰。我太太是一个有专业学养的职业妇女……除非她愿意，我从不要求她参加我公务上的应酬，我觉得这是夫妻间彼此尊重的当然结论。我尊重我的另一半，相信我的坚持也应该是21世纪新好丈夫的标准。”
同样学法律的周美青与马英九称得上是志同道合，对马英九的人生状况早就十分理解，“从学生时代他就很忙，除了念书，还有很多爱国活动得参与。”当初在纽约大学硕士班和马英九成为同班同学时，两人一起读书、生活，毕业后订了婚，来年在纽约的法院办理公证结婚。成为马太太后的周美青为能让老公专心攻读博士学位，不仅在哈佛法学院东亚法学中心担任研究助理，还在图书馆兼任管理员，并且到学校旁的一家中国餐厅担任领位的工作。那一段相当清苦的日子，是两人无可取代的刻骨铭心回忆，马英九靠着学生贷款、向亲戚借钱来筹措学费，至于生活的重担，就落在周美青一人肩上。日后当周美青重返旧地，才不可置信地发现离家最近的超市原来那么远。
他们家的全家福相片里，女儿们和妈妈一样的帅酷劲儿，惟一会十分温柔善良站在一旁微笑的人，也只有马英九一个。两个女儿都毕业自台北著名的北一女，也先后从陈水扁和马英九这两任市长手中接过“市长奖”，聪明的女儿们说：“在我们眼里，爸爸是一个观念自由开放、关心家人、工作忙碌、正直诚恳、负责认真，但又有一点糊涂的可爱父亲。”最后一句才是重点写照。
她们都认为马英九脑筋不怎么样，因为每次和他玩脑筋急转弯的猜谜游戏，他都很少答对。而且全家在餐桌上聊天时，马英九的话题都很无趣，例如在“法务部长”任内，他就会拿起桌上的糖包告诉她们，这样份量的毒品有多少克、值多少钱；在“陆委会”时，话题又变成台北与上海、北京之间的距离是多少等等。同样的话题，他会一讲再讲，弄得她们常一开始就警告他别再提。
在台湾，各主要党派的领导人在从事选举等重要的政治活动时，他们的夫人也往往披挂上阵，为丈夫拉票。政要大打“夫人牌”在台湾政坛可说是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陈水扁的夫人吴淑珍1953年生于台湾省台南县一个富裕的医生家庭，和陈水扁青梅竹马，两人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同学。吴淑珍的父母曾千方百计阻挠两人的结合，但他们还是于1975年公证结婚了。1976年，在妻子的鼓励下，陈水扁参加了美丽岛军法大审律师团，担任黄信介的辩护律师，开始涉足政治。1985年，陈水扁参选台南县长失败，同年11月18日，他在进行谢票活动时，吴淑珍突然被一辆横冲直撞的重型车撞倒在地，虽然经过几次手术挽回了性命，但从此下半身瘫痪。尽管如此，她仍然十分乐观。1986年，陈水扁被判入狱，吴淑珍代替他竞选“立委”，竟然一举击败同一选区的谢长廷。
由于吴淑珍身体的特殊情况，陈水扁便经常打出妻子这张牌，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女性选民。1998年，他竞选台北市长，情况很不乐观。当时下半身已瘫痪的吴淑珍不仅频频拍电视竞选广告帮他助选，而且还不断在公开场合露面，接受媒体采访。陈水扁就任台湾当局领导人后，吴淑珍的作用表现得就更加明显了。在政治上，她曾提议定期在早餐的时候把各“部会首长”召集到一起，加强政策沟通。更重要的是，她还是丈夫绯闻的最佳“消毒剂”。就在陈水扁和萧美琴的绯闻闹得沸沸扬扬之际，她公开站出来表示绝对相信丈夫，甚至向记者透露他们夫妻有正常的性生活。借此表示陈水扁根本不可能有外遇。但也有报道称，种种迹象表明，吴淑珍早已经知道绯闻一事，她表面上装作毫不在意，但内心的委屈任谁都能看出来。
连战夫人方瑀出身名门，父亲是物理学家。她气质优雅，容貌出众，曾当选“中国小姐”。赴美留学时，她认识了在芝加哥大学深造的连战，两人一见钟情。1965年，连战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和方瑀举行了婚礼。一个是“中国小姐”，一个是世家子弟，“金童玉女”的结合一时间被传为佳话。
方瑀是个传统的中国女性，一直过着“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生活，除了回到台湾后教了10年书外，她基本上是以家庭为重心，一方面照顾连战的饮食起居，另一方面照顾子女。
但是身为政治人物的妻子，方瑀很多时候也身不由已。去年选举期间，她除了陪丈夫出席各种庆典盛宴以及大大小小的公益活动外，还勤走基层，和普通百姓拉近距离。由于长时间走路，方瑀的膝盖出了问题，但她仍然一瘸一拐地坚持为丈夫做宣传，帮民众刷油漆、上台献唱，脸上始终挂着笑容。这些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即兴问答”，很多问题相当尖锐和敏感。她在一次回答时就曾冲口开出“连战若当选，台湾股市将突破1500点”的支票，引来一片哗然。
宋楚瑜夫人陈万水很会说话。她一头短发，一身得体的套装，给人的感觉永远是干练精明。过去，她视家庭为最隐私的部分，很少在公众面前曝光，但自从接受了宋楚瑜要参选的事实后，她也让人渐渐了解了她的家庭，包括她的恋爱史。据陈万水透露，她和宋楚瑜是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留学时认识的。后来在一次郊游中，宋楚瑜突然说“你嫁给我好了”，陈万水一口答应了下来。
宋楚瑜宣布竞选后，陈万水全力支持，并用自己讲话与处事的得体给台湾民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她比宋楚瑜大两岁，这在台湾社会并不多见，很多人都问她，有没有担心容颜和年龄老去等相关问题。每到这个时候，陈万水总是笑着回答说：“幸亏他老得比我快，因为他工作忙，站在第一线，我站在第二线嘛。”简单而轻松地回答了这个并不太好回答的问题。
“兴票案”使宋楚瑜的支持率一路下跌，当各方的炮火密集射向宋家时，却没有一个人将陈万水列为攻击目标。很多人认为，这可能是她一直对事件没有表态的缘故。但她对此却有另一番解释。她说，这是因为她自从丈夫出任公职以来，就一直坚持“公事公管”的原则。尽管宋楚瑜担任“省长”期间，手中掌握了高达两万亿的预算，但宋陈两家都是一分不沾。如此一番话，既突出了宋楚瑜的清廉形象，又间接否定了“兴票案”涉及的巨款是被宋楚瑜中饱私囊的说法，其说话技巧与应变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行政院长”张俊雄共有两个老婆，他的“双人枕头”事件在台湾几乎家喻户晓。张俊雄的原配夫人徐瑞英和张俊雄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后来顺理成章地结了婚。1966年，张俊雄从嘉义转到高雄开律师事务所，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在舞厅上班的朱阿英。
刚开始，朱阿英过着一般小老婆的生活，从不曝光。由于与徐瑞英分开住，所以两边一直都“相安无事”。后来张俊雄竞选“立委”，国民党将此事第一次曝光，朱阿英也逐渐走上台面。她浑身充满政治细胞，经常陪同张俊雄出席各种宴会，为他拉拢人心，张俊雄也很听她的话。竞选期间，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徐瑞英和朱阿英的助选车队，但幕僚安排得非常妥当，不让双方碰面。
张俊雄现在与徐瑞英越业越疏远，只是提供基本生活费用，偶尔走动走动，对此，徐瑞英只能忍气吞声。她曾对记者透露，当初不是没有想过离婚，只是孩子太小。现在，她和母亲生活在高雄，每天靠念经来打发日子。而朱阿英却在“行政院长”官邸享受着官夫人的一切待遇。
相较于一些官夫人，周美青宛如“隐形人”。马英九的家庭生活一直保持低调，非常不希望政治入侵，也不让家人涉入他的工作。马英九三十出头就在蒋经国身边历练，见识过宫廷的险恶，深谙洁身自爱的重要性。历史经验告诉他，把家人扯入政治，不仅永无宁日，且常无好下场。
周美青除了选举时期帮他拉票，一直都谨守分际，闭口不谈马英九工作上的是与非。她很珍惜自己在财经专业的成就，不让自己的专业形象减分。周美青是位标准的职业女性。她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做饭做菜，帮女儿温习功课。做事干练、快人快语的她强调不愿做“政治花瓶”，不愿像附属品一样跟着丈夫到处拜访或参加社交活动。
周美青平时行事极为低调，所以在马英九参选台北市长前，知道她名字的人不多。1998年7月，周美青第一次公开露面，就给媒体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说话简洁、率真，毫不客套修饰，甚至冲着马英九频频开炮，与一般官夫人以夫为尊的态度截然不同。对于妻子犀利甚至略带调侃的言辞，马英九偶显尴尬，但始终微笑以对。
作为台北市长夫人，周美青也有自己的事业。她现任台湾“中国商银法务室”主任。平日里，周美青行事低调，做事谦和，她从不以市长夫人自居。05年4月18日，她以“中国商银法务室”主任身份出席台湾“立法院”的一个质询会。会上，民进党“立委”故意点名她上台答询。由于一度紧张，首次登台的周美青错把“委员”说成“董事长”。不过，在随后的答询中，周美青表现得相当稳健。事后，她对民进党“立委”的“故意”行为并不在意，说：“也许正因为我是市长夫人，他们才特意让我答询。” 说话率真，毫不客套修饰，是周美青留给记者最深的印象。
在多次民意调查中，马英九都当选台湾最有魅力政治明星的第一名，很多记者问周美青是否担心丈夫有外遇，对此，她回答说：“我对他有信心，对自己也有信心，为什么大家好像对我们没什么信心？”对马英九而言，也许正是这种信任才是对他工作最大的支持。
马英九和他的一对女儿感情很好。在担任“法务部长”期间，马雷厉风行查察贿选，虽然大快人心，也得罪权势之人。尽管民调施政满意度高达八成八，但仍被调离“法务部”，转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令他感慨万千。这时，大女儿马唯中安慰他：“爸，想开点，其实你已很幸运了，在古代可能会被杀头的。”大女儿马唯中中学毕业，选择赴父亲的母校哈佛大学深造，给了马英九很大的安慰。小女儿马元中赴美读书，他因忙于市政而无暇送行，内心不安、深深自责。他曾惭愧地说，在女儿身上下的工夫，远不如父亲当年在自己身上下的工夫。
有一次马英九赴美访问，在哈佛演讲后，他便急着去与思念已久的女儿马唯中见面，幕僚称赞他演讲很棒，他心不在焉地笑着说
：“演讲不重要，女儿最重要！”爱女心切，溢于言表。
马英九的大女儿马唯中，除了有大大的眼睛、高挑的身材，长得非常漂亮外，还继承了父亲的语言才华。在她还很小的时候，就会完整背出《老残游记》，着实让大家惊喜了一番。此外，马唯中的英文十分优秀，每次参加英文即席演讲，都获得第一名。
1998年，学习优秀的马唯中高中毕业后原本被推荐到台大生物系念大学，但因为媒体传言说她进入台大是因为父亲的缘故，因此生性正直的她毅然选择去了父亲的母校美国哈佛大学。由于马英九当时有公务在身，无暇送行，对此，马唯中最能理解父亲，她一点也未怪马英九。
在爷爷马鹤凌眼中，她的两个孙女，一个“正”、一个“奇”。马唯中的“正”，是指她很有正义感、正直；而“奇”，是说小孙女马元中个性稀奇古怪，老爱说令人捧腹的话。马元中在家里年龄最小，自然受到父母更多的宠爱，于是养成了特立独行的“娇娇女”的性格。有一次，马元中陪父亲亮相记者招待会，当马英九做出要亲她的动作时，竟然被她拒绝。她还故作恶心地说：“爸爸的脸太油，我拒绝你亲我。”把在场的记者逗得哈哈大笑。还有一次，当马元中被问到如何看待很多女性把马英九当作偶像时，她装作一脸疑惑地说：“爸爸比我胖这么多，怎么会是偶像呢？”
台湾《联合晚报》曾经报道，马氏两姐妹都是才貌双全。马元中的英文也不逊色于姐姐，她也曾获得台北市中学英语演讲比赛第二名的好成绩。现在她在父亲的支持下，也已经远赴美国著名的布朗大学就读艺术系。当记者向马英九问起他的小女儿在美留学的具体情况时，马英九笑着说：“我可不敢透露太多，否则小女儿该打我了！”
2005年11月，大女儿马唯中因祖父病逝回台赴丧。马英九的家人向来低调，女儿马唯中难得回台，让外界惊艳。不过她并没有闪避媒体镜头，反是留下落落大方的倩影。几年不见，马唯中虽仍维持俏丽短发，但加上白皙的肌肤，以及修长的身材，怎么看都是女大十八变，增添更多成熟女人味。人们说，爸爸马英九帅，果然女儿也很美。有人说，马唯中和韩国女星李英爱很像，也有人说比较像日本的广末凉子，还有人说其实最像刘若英。马英九相当保护家人，向来不多谈女儿。据了解，今年25岁的马唯中已经在美国工作，从事展览筹备方面的职业，因此浑身散发艺术的气质。有台湾媒体曾经这样形容马英九一家四口：小马哥长得帅，马嫂个性生得酷，两个女儿长得俏。正是这温馨的一家，让马英九事业颇有成就。
马英九当选台北“市长”之后，记者问周美青是否支持丈夫参选，岂知她说她并不支持，只是丈夫选择了这条人生之路，作为妻子，她只好尊重。她说，自从得知丈夫当选，她便知道这个先生出门等于丢掉，回家就如同捡到一样。她说：“自从马英九当选台北‘市长’后，我们家就少了一个人，但多了一条狗。”当时台北市的流浪狗太多，成了一大社会问题，身为“市长”的马英九，不得不站出来号召市民领养流浪狗，他自己也以身作则，领养了一只，并且取名为“马小九”。这就是周美青说她家少了一个人多了一条狗的出处。
“马小九”从2.4公斤被养成了马英九所形容的“高大英挺、气宇轩昂、一表狗才”，每天凌晨五点，它就会过来舔醒马英九，像个不需要电池的小闹钟。虽然都是家中稀有品种的男性，但马小九所享受的待遇却要比马英九高得多，马英九的早餐必须自理，马小九却由女主人周美青亲自喂食一日两餐，还常常开车载马小九出去散步。
将运动变成令观众尖叫
每天清晨五点，马英九会穿着条超短小内裤，迈着双长腿，在台北的街道上健步如飞。看惯了办公室里一群挺着啤酒肚的男人，任何女人都会相信，眼前这幅画面实在很美好。
马英九是位运动不懈的男人，而且将运动变成了一件令观众尖叫的美事。他跑步，会穿紧身短裤；他游泳，会暴露两点，而且他以运动来锻炼自己的意志，“许多人在养成跑步习惯时，会发现自己很难克服想要偷懒的惰性，我的理论是：勉强成习惯，习惯成自然。方法是为自己营造一个情境，让所有偷懒的因素通通消失，或是减少到最低，让运动像吃饭、睡觉一样，成为每天生活的一部分。”
马英九的跑步哲学有“三不原则”：不半途退出，不半途休息，成绩不退步。但马英九也承认，这三不原则也正是慢跑的“三难”。
马英九形容跑步是“无产阶级”最“便宜”的运动，既不分阶级也不花钱，可以在运动场上跑，也可以在马路上跑。马英九在“法务部长”任内，还有百姓趁着跟他跑步的机会申冤告状，陈情检举，拉近了他和百姓之间的距离。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的经历中，马英九陪残疾人跑过步，参加过单位举办的慢跑活动，也边跑边为“马迷”签过字。马英九成为名副其实的“慢跑明星”。
马英九跑步最快的记录是：3公里/11分46秒。他每天睡前要做200个仰卧起坐，俯卧撑最高记录是连续做120个。４０多岁的马英九，在民间举办的摩天楼爬楼梯登高比赛中，其拼劲不输２０多岁的年轻人，至今，已过天命之年的马英九，依然眼未茫、发未苍，许多熟人都说他跟当蒋经国的秘书时一个样，医生甚至说他的“内脏年龄”只有３０岁出头。这都是锻炼的结果。
很少有人知道，马英九跑步首先是为了健康，1974年，小马哥打排球扭伤了右膝盖，半月板出现裂伤，直到后来在美国纽约大学求学时旧伤复发，才动手术切除了受伤的软骨，医生便要求他以跑步来帮助复元。马英九做任何事都讲求一以贯之，这一跑，就跑出了心得，为了增强理论知识，他甚至还购买国外的专业跑步月刊来研究学习，最终将长跑运动坚持了下来。此外，他也发现长跑可以帮助他提高生活质量，“在我的家族中，祖父得年六十，最后因为中风而过世，我父亲也有高血压的毛病，所以我必须长期运动，维护我心脏、血管等方面的健康。”
马英九每年出境数次，在国外紧张到连观光的时间都没有，只好利用早上的晨跑来探索当地的美景。“我可以很自豪地说，全球许多城市，我几乎都知道哪里可以找到最适合跑步的地点。”在美国密西根湖附近，他在零下三十度的天气出去晨跑，跑了15分钟呼吸困难才打道回府；在新加坡，当地政府派出警官保护他，才跑不到一分钟就跟不上了，后来只好找来长跑选手跟着他；在德国波恩，他每次都跟莱因河畔的驳船赛跑；在瑞士的苏黎世，沿途如画的湖光山色，让他难以忘怀。小马哥亲近了全世界许多城市最清新宜人的时刻。
自从马英九掀起了跑步热潮后，许多人才第一次了解原来跑步运动没那么简单，而且跑步这种事情也可以上升到哲学高度。马英九最喜欢的演讲主题就是他的“跑步人生观”-第一，凡事都要有准备；第二，人天生不平等；第三，不要怕输在起跑点。
由于膝盖的宿疾，医生也建议他勤游泳。每个礼拜至少有四个早上，马英九会在市议会的游泳池练习泳技。游起泳来，他一样是勇往直前，永不放弃，有时他忽然想起了某个技术上的环节不甚理解，就会立刻请教旁人。金溥聪就曾在夜宿的房间里，和同事分别
抓着马英九的脚，教他怎么蹬腿。“Nothing is beyond the training”，这是教育学家杜威的信念，而练习、练习、再练习，正是马英九的运动不二法门。其实马英九是在童年期差点惨遭溺毙之后，才发誓一定要把游泳学好。当年他在退潮时刻的金山海水浴场和家人戏水，却发现自己离岸边愈来愈远，情急之下，用尽全身的力气沉到水里，然后跳出海面大喊救命，这才被岸上的救生员发现而成功营救。
就像跑步带动了风潮一样，马英九穿着泳裤裸露两点的画面频频出现后，果然民众也跟着热衷起了游泳。不过游泳不比跑步般无场地条件限制，台湾的平价游泳池并不多，马英九也因此开始推动起学校的游泳池建设计划，并把原有的室外冷水池改成室内温水池，希望在一年四季，年轻学子都能藉由游泳而锻炼出坚强的体魄，也可以开放给一般民众来平价使用。
马英九十分欣赏“文明人的头脑，野蛮人的身体”这句话。有一本书对他影响最深，那就是罗家伦的 《新人生观》 。罗家伦认为：“一个现代的青年要有文明人的头脑，野蛮人的身体，和不可屈服的意志。”马英九为它下的诠释是：“文明人的头脑指的是格局和器宇、真诚与智能。历史的潮流急遽推移，身为一个跨世纪的青年，面临时代的风云际会，想要引领风骚，必须具备优美的品性，轩昂的器宇，加上真诚的心地、清纯的智虑，才是世纪青年的典范，才是真正的e世代。野蛮人的身体指的是体力和健康。我不喜欢有些人喊‘苍白的一代’、‘失落的一代’，苍白是一种病态，失落是一种颓废，愿大家在身体上一起加入野蛮族。不可屈服的意志绝非时下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非常佩服屈原，他为了不向昏君屈服，宁可一死以明志，心自强，志不遥，定心广志，如此何所惧。这就是不可屈服的真谛。”
经历过的“性骚扰”
有人曾经对马英九提出过这一问题：“你心目中最美的女人是谁？”他毫不犹豫地说：“王清峰，因为她认真做事。无私的女人最美。”
王清峰是马英九太太周美青的同班同学，当年，王清峰当选台湾十大杰出女青年，就是马英九推荐的。台湾的色情业非常发达，日本男人成群结队来台湾访春买春，造就了这个行业的畸形繁荣。为了迎合日本买春客的变态心理，台湾黑道想尽办法营造市场，一时间，许多未成年少女被迫进入这个行业，雏妓问题，成为台湾的一大社会问题。
为了拯救这些雏妓，王清峰竟然勇敢地站出来，成立台北妇女援救会，出任第一任理事长，和那些背景复杂、实力强大的黑社会集团斗争，不惜以个人的生命相搏，真正是孤胆英雄。这种认真无私，感动了马英九。所以他又加了一句：“我台大法律系学妹沈美珍接棒，出任妇女救援会第二任理事长，投入拯救雏妓行列，也很美！”
至于明星方面，马英九也曾喜欢过几个人，但不是那种追星一族。比如初中时喜欢凌波，后来又喜欢过林青霞。至于他青年时代的影视明星，实在说不出几个。当然，现在又不同了，现在他也成了明星，常常都有和明星同台的机会，于是有了一大批明星朋友，像王菲、李玟、孙燕姿等，那是一种纯粹艺术角度的欣赏，而不是追星。
谁都不相信马英九是这样的人，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既然他身边有那么多美女，又是风情万种，哪个男人能够抗拒那种魅力？总有一天，他会湿了自己的鞋吧？台湾政坛，不知有多少人在盯着马英九的鞋，希望有朝一日看到湿迹。但马英九说：“君子慎独。” 他说，他不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但他有一种办法保护自己的羽毛，那就是不给美女坐怀的机会。他说：“我每天戒急用忍，跑步、游泳、洗冷水澡，不会出事。”这话似乎表明，马英九并非不动心，偶尔也有男性本能勃发的时候，但他找到了解决的办法，那就是戒急用忍。
马英九也曾经遇到过“粉红色”遭遇。
马英九第一次遇到妓女搭讪，是与陈履安一起到美国去，在逛街时突然一个美国女人上来问：“Do you want to F×××!”单刀直入的粗鄙用词，吓了马英九一大跳。
后来有次他到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访问。一晚，与几位朋友沿着多瑙河畔散步，结果有几位流莺正在拉客，看到他们就跑来搭讪，由于在美国的“不愉快”经验，马英九避之唯恐不及，刚好有一团台湾观光客经过，大家认出马英九，马英九暗叫好险，要是被看到与流莺一起，那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1997年，马英九赴莫斯科大学法律系访问，住在莫斯科红场旁的五星级饭店，有一天晚上九时回饭店，在房间附近有位盛装入时的俄国女子，用优雅而清晰的英文问：“Do you want a company
tonight!"因为对方优雅而不粗俗，与刻板印象不同，马英九勾起了好奇心问：“How much？（多少钱？）”“Three hundreds
马英九说他本来想告诉对方：“很抱歉，妳们的价格超过了我们行政院核定的公务人员出国旅费标准。”这就是马英九，机智、理性，又有些顽皮。后来他每天晚上回旅馆，都遇到不同的女人，马英九才明白这是“集团化”，而且与旅馆“挂勾”。
这么多年来，马英九当然或多或少会遇到一些“骚扰”的场面。基本上，马英九不太愿意去谈这方面的事，他不希望被骚扰，但马英九也尊重骚扰他的人。
有一件人皆知的事，在马英九担任“总统府副局长”任内，有位担任护士工作的周小姐，有妄想症，妄想快要成为马英九夫人，所以无论打电话或写信，都以“马英九准太太”的身份自居，后来经由张老师协助，送往荣总住院治疗，可惜后来周小姐拒绝做进一步疗程。马英九知道后说：“周小姐的母亲很早就过世了，我很同情她！”
2002年的5月4日，马英九在报刊发表文章论胡适精神。其实细察马英九的“柳下惠式哲学”，真有几分胡适的影子。胡适在处理自己与异性关系时，曾引用康德的话明志：“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要将人道本身视为目的，而不仅是手段。”“要以人道作为最终的裁判。”马英九用理性与道德做自己最终的裁判，他不是柳下惠，他是“从论语中走出来的人”。
马英九的哲学是：“行有行规，每一行都要遵守行规。绝对不碰财与色，是政治行规，政治人物都应遵守。”他到政大当教授的时候，那些女大学生，便有不少人跃跃欲试。有些人自信心爆棚，以为自己有足够的实力打败马太太周美青，成为马夫人，所以，一旦有机会，便往马英九身边跑。甚至有些人不考虑名份，就算是当马英九的地下夫人都愿意。对于这些人，马英九一概敬而远之。
他十分爱惜自己的羽毛，但凡有女学生来访，他会立即将办公室的门完全打开，让所有过往之人，都能看清里面的情况，也证明里面仅仅只是师生之间的学术活动，与别的事情无关。女生请他在衣服上签名，马英九一定悬腕。不过，这样做也有些危险，毕竟，马英九的办公室，是女生最喜欢走进的办公室，整天都有一帮女生围着他转，难免会有一些话传出来。
明星往往有受人安排“被动”揩油的机会，马英九遇到这类情形是很多的，比如2005年8月1日，台北shoppingday正式起跑，揭幕仪式上，马英九自然会出场，而嘉宾中有一位年轻美丽的名模蔡淑臻小姐，她的任务，是展示此次活动第一大奖的奖品：一枚一克拉的钻石。只见蔡淑臻上台后，旋风般一转，前胸后背全露，尤其是前面，衣服仅仅搭住半边乳房，上面就是那枚钻石。主办者竟然要求马英九将钻石上面的包装盒取下来。此时，马英九就算是悬腕，也难免会碰到她的皮肤。马英九对于这件事显然没有准备，当时显得有点尴尬，虽经主持人一再鼓励，他最终还是坚决地拒绝了。
马英九对于妻子的忠贞，能够拒绝各种诱惑，正是女性最艳羡的优点，每个女人都想拥有这样的丈夫，因为在这真相时时被颠覆的焦虑不安年代，“小马哥”就像一剂惟一有效的定心丸，成为世上可能是最后一个不说谎也不背叛的男人，带给饱受男人不贞之苦的女人们一线希望。
女人要的，无非就是这个--一个所有女人都想要的男人，而他却像 《西游记》 里的唐三藏，全世界男人都想吃了他以求长生不老，而妖女们也都千方百计要占有他，他却克制了所有欲念，坚定不挠地一心只想达成到西方取经的目标。
不过马英九并不是这种超凡入圣的美男子，他认同的是金庸小说
《射雕英雄传》 里的郭靖，“因为他憨厚老实、身体强壮、武功高强、充满正义感，却又不解风情。”马西屏比喻马英九是现代郭靖，认为马英九和郭靖具有共通的“格调”，面对小人仍拒做小人的行径，是人性中最光洁的一面。
爱美女但远离美女
在台湾，不论民意调查的题目如何变换，举凡“女人性幻想对象”、“女性的梦中情人”、“最佳捐精人选”、“最美的政治人物”等等，马英九永远囊括票选第一名。
台湾政坛流传着一种说法：不论马英九做错什么事，只要他一摆出无辜眼神，选民就会立刻原谅他。因此陈水扁曾酸溜溜地撇下一句名言：“千错万错，马市长不会有错！”这是嫉妒他的人所说的话，而讨厌他的人，大多是出于嫉妒。蒋经国说他是个“没有缺陷的年轻人”，人怎么可能没有瑕疵！除非是作假，但是多年来却没有任何人“逮”到过马英九犯错的事实；严格说起来，他真的从未犯错，至少他做的都是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即使别人因为不认同而指责他错，他也会依循内心的尺度而坚持到底。
马英九会不会是个固执己见、不知变通的人呢？确实是有这样的声音出现，不论出自对手阵营，或是他的党内同志。很多人不看好他的沟通协调能力，都担心“水至清则无鱼”。他的幕僚们都极力帮他澄清，说什么“坚持原则，一丝不苟，并不代表没有弹性”云云，但再多的圆场，也去不掉那似褒若贬的“不粘锅”名号。虽然这勉强可算是供敌手攻击的缺点，但偏偏也正是市民对他付予信赖的最大原因——即使再不认同他的理念或立场，市民也都相信他绝非
心存一己之私。
在2004年台湾大选过后，蓝营强烈质疑陈水扁的“两颗子弹”事件，走上凯达格兰大道抗争，谁也想不到身为国民党副主席的马市长，非但不投入连战的静坐行列，反而在合法申请的集会游行时间过后，立即指挥台北市警局强制驱离不肯散去的群众！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明明就是归属台湾“总统府”管辖的“博爱特区”，马英九大可将维护治安的责任丢给台湾当局来处理，但他却宣称“宁愿自己处理比较安全”，因而惹恼了许许多多蓝营的民意代表及知识分子，他们都认为同样情况在外国恐怕早就闹革命了！还要遵守什么死脑筋的法律？
这起事件成了对手攻击马英九的有力武器。事件过后，2005年国民党主席选战开打，竞争对手王金平就作了这样一则电视广告，主题是：“凯达格兰大道前的抗争，谁全程参与？谁又临阵落跑？”以为会切中马英九要害，没想到却没有收到任何成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恐怕王金平的老派幕僚们完全没有搞懂，马英九已经是深入民心的“家里人”-你会因为家里人和你意见不合，就和他脱离关系吗？在法理上，他秉持令人哑口无言的原则，即使心中再怎么跟他赌气，还是知道他其实没有错，而且他是那么诚恳地坚持着，并无恶意要和谁作对。
有位女记者谈起她对马英九的看法时说：“在2003年SARS蔓延期间，曾带着美国某医疗机构驻台总裁，到市政府和马市长商谈捐赠隔离衣等事项，会后马市长和我们逐一握手道谢，我问他：‘马市长，你还记得我吗？’他一只大手掌温暖地紧紧握住我，微微欠身向前，两眼那么诚恳地看进了我眼底，低沉温柔的男性嗓音从他可掬的笑容中肯定地吐出：‘我当然记得你！’霎时间，我已经完全被他征服，即使他不是马英九，也实在是位迷人的绅士。虽然之前和他在不同场合见过几次面，也曾采访过他，但是他每天都必须接见不少中外媒体，何况我这自由作家也不是常露面的政治线记者，他怎会‘当然’记得我呢？就算他只是哄我开心，我也宁愿接受他的诚意。从此以后，再有人要攻击性地讨论关于他的事，我都会半开玩笑地遏止：‘不要这样说我的马英九！’若他以这种两秒钟‘搞定’一个女人的速度，乘以他南北奔波亲近民众的时数，也难怪全台湾的女人差不多都已爱上马英九。”
在传统台湾男人眼中，马英九似乎老让他们觉得太“娘”，不够男子气概。何谓“男子气概”？就是喝酒夜不归宿、对女人粗言粗语动作强势、和同伴们互相对彼此的伴侣圆谎、将老婆管制成家中黄脸婆，自己再到外头采小野花、绝不帮忙家事只等人侍候、回到家中喝斥小孩指使老婆……台湾女人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凡事只剩一
张嘴的虚张声势男人，而这些德性，马英九一项都没有。只要有空，他会在家中下厨、打扫地板、刷洗马桶、烫衣服、缝扣子，周末假日带家人到住家附近的学校打打球，然后一起上个小馆子。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马英九是政坛中罕见的美男，亦手握大权，难道真的没有点见不得光的地下情？但经过了这么多年不间断的贴身紧逼，全台湾的媒体与民众还是心悦诚服，马英九确实从不与男伴去花天酒地。他十分清楚“行有行规”，“每一行都要遵守行规，绝对不碰财与色，是政治行规，政治人物都应遵守。”
但马英九并不是古板的老夫子，遇到美女，他也会坦然承认自己的欣赏。被他提及的女人并不多，美国名模辛迪·克劳馥就是其一。他曾在家中和老婆周美青观赏辛迪主演的电影《极速快感》，后来辛迪来台湾时有机会和马英九同台，她那高挑的身材和迷人的风采，让马英九承认有点被“电到”的感觉。
喜欢他的女人们倒是从不吝惜表态，陈文茜公开说马英九是她最想“一夜情”的对象。陈文茜不仅是媒体和政坛“两栖人”的典型，同时也是台湾历次重大选举中的风云人物。大学毕业后，她先到了《中国时报》，仅3个月就当上美洲版副刊的主编，但不久她就离开该报。此后，她相继帮助一些党外人士参加竞选，充分展露自己非凡的宣传策划和执行能力。1995年，陈文茜开始正式担任民进党的“化妆师”。她以媒体的种种运作手法来重新包装民进党，将另类的摇滚乐、流行歌手等请到民进党的许多活动中来，并大量利用有线电视等工具进行宣传。陈文茜的努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进党在民众当中的“草莽”形象，并给台湾选举文化带来巨大影响，但她的宣传理念在当时并不被民进党多数所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她选择退出民进党。
之后，在当时担任民进党主席的许信良的力邀下，她又再次回到民进党，担任党主席特别助理兼青年部和文宣部主任。1999年，党主席许信良退出民进党，陈文茜也再次与民进党说再见。如今的陈文茜与资深媒体主持周玉蔻、李艳秋并称为“飞碟三朵花”，她犀利的辩才和该说就说、该骂就骂的行事风格深受欢迎，“文茜小妹大”节目的收视率直逼排名首位的“李敖大哥大”。2001年底,不甘寂寞的她以无党籍身份顺利当选“立委”。陈文茜是台湾泛蓝阵营的三大名嘴之一,与打击陈水扁的政论专家李敖和赵少康主持的节目风格泼辣，一针见血,备受岛内民众欢迎。但在陈水扁主导的民进党当局打压下，他们被迫移师岛外，加盟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他们主持的三个栏目也成为收视率最高的栏目。
艺人小S和大S是众所周知的“马迷”，在许多场合她们都表示“挺马”立场，且不许别人诋毁他；一些熟女级的艺人像是美腿熊海灵、马世莉等等，一提到马市长就是一阵激昂。执掌瘦身集团的女企业家庄雅清，向来是马英九的支持者，她的办公室在最重要的位置除了挂上慈济证严法师的赠礼，再就是一幅马英九送她的手工艺术品。《时报周刊》
的总编辑王美玉小姐则说：“一般人认为女记者们喜欢马英九是因为他好看的外表，这种说法简直是对女记者的一种侮辱！”女性有其判断力，不是靠外表就可以蒙蔽，而马英九所代表的是一股主流民意，女人们都会期待这股不同势力的崛起，可以赶走以往“政治分赃”的生态。
台湾第一名模林志玲，红遍两岸三地，甚至被很多男明星奉为心中的“女神”。日前在接受台湾媒体访问时，一直以单身自居的林志玲，破天荒开出五大择偶条件，公开点名几位她最欣赏的男士，台北“市长”马英九列居首位。林志玲的绯闻一直不断———被传与言承旭发展地下情，又被指有台湾某富商之子热烈追求她。这些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林大美人”的“终身大事”，对此，林志玲却越挫越勇，她笑说：“我绝对不会让工作阻断自己的幸福。如果对的人出现，绝不会闪躲，希望和另一半手牵手、光明正大走在路上。能和爱的人走在阳光下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情。”
谈及自己欣赏的五个男人，林志玲开出名单，第一位就是政治明星马英九，林志玲评价：“他是对生命认真的男人。”
2004年12月24日，台北市立美术馆21周年馆庆，林志玲担任艺术亲善大使，与马英九首度同台。马英九笑说，林志玲果然超人气，让他第一次感受到被冷落的感受；马英九也盛赞林志玲外型美丽，“比电视上好看”，喜好艺术的她可说是内、外在美兼具。林志玲透露自己是马英九的粉丝，第一次站在偶象旁边有点害羞，而未来马英九如果竞选总统，她会投马英九一票。
《壹周刊》 曾经评断马英九会将国民党的“人和”搞砸，也就是许多人担心的“党内分裂”，但事实证明在马英九宣布参选党主席后，国民党的新进党员暴增了6000名，其中有六成是女性。除了同阵营的女人爱护马英九，说来有趣的是连敌对阵营的女性们也无法抗拒马英九的魅力，每每在市议会的质询台上，女议员们明明是要攻诘马英九，但语气中总难免带些撒娇式的调侃和揶揄，似乎面对一位谦冲君子，恶毒的话也就说不出口了。在一些与吕秀莲、吴淑珍的互动机会里，马英九秉持着对待女性的尊重态度，以至她们也都对马英九有着极高的评价，并不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不欣赏他。
2005年8月24日，马英九参加台湾中天电视台“康熙来了”电视录影，并和现场小朋友、FIR飞儿乐团共同合唱活动主题歌曲——“把爱传出来”。马英九还自己弹吉他，边弹边唱。这天，马英九一改平常严肃拘谨的媒体形象，特别穿着浅蓝色T恤、球鞋和牛仔裤参加电视录影。在主持人小S的麻辣逼问下，马英九不经意地透露自己的恋爱史。他说，为了怕老婆吃醋，早已把过去前女友照片和情书给“不小心”搞丢了。
不过，小S见到心目中的偶像马英九有些“失控”，抱着马英九照相，而且频频换姿势照个不停，让马英九很尴尬，不过马英九也幽默的说道“没关系，我已经报备(向太太)过了。”
当主持人问及过去爱情史，马英九笑着透露，在认识现任老婆之前，自己曾有过3次恋爱经验，但仅止于单纯地约女生看电影和吃饭，并不会主动牵女孩子的手。马英九还说，他的第一次初吻是在大学时候，且是那种深深“舌吻”。
谈到和夫人的相处之道，马英九自嘲说，夫妻争执是在所难免，但不论谁对谁错，不久之后自己总是会第一个投降，向老婆陪不是，不会让争执持续下去。
马英九不仅远离美女，不去烟花场所，而且对有伤风化的行为绝不宽恕。马英九严惩日本嫖客的态度一直为人所称道。那是2002年01月11日，岛内坊间浮出一本名为《极乐台湾》的日本色情“娱乐”指南。这本“指南”详细介绍台湾风月场所，更将台湾形容为日本商界政要寻花问柳“性地”。该书由日文书写，内有台北、高雄两市约三十多家色情场所，包括酒廊、卡拉OK、按摩院、红茶室等的导览。书中不但详尽介绍台湾哪里可以买春作乐，并且包含了大量的女性露点、猥亵图片。该书中，酒店的位置写得清清楚楚，甚至还教人怎么搭捷运(地铁)去“快活”。
该“指南”的作者以实地采访形式，向日本男性读者介绍每家“春店”的地址、营业时间，坐费、出场费、过夜费等各种收费，还“评审”服务小姐的姿色、年龄，以及会不会说日文等。书中甚至详尽介绍各店“特有”的色情“花招”。书中评价“最高”的台北市某高档酒店，为迎合东洋“寻芳客”的口味，提供“抽皮鞭、滴蜡烛”的性虐表演，并推出“人体Spa”节目。
马英九拿着这本俨然是买春手册的书，大为震怒，痛骂“道德沦丧”，要求台北警方立即全面清查。台北市“议员”王世坚曾按照该书地图索骥，结果真的拍到“买屋春色”。另有报道称，台当局“外交部”官员透露，日本人赴台确实喜好夜生活，而“老一辈”的日本议员到台湾时，更需要安排“寻花问柳”。日本议员多由台湾识途“立委”陪同，到风月场所狂欢。日本议员私下寻欢、叫女人，当局“外交部”都不会干扰，如果日本议员被抓到再说。台当局“外交部”女发言人却否认当局招待日本议员去风月场所的报道，并说：“这样歧视我们女性的，马上轰出去、赶出去、踢出去！”
日文书《极乐台湾》掀起轩然大波，台北市的色情行业再次受到社会舆论的关注。1月12日，马英九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台北市欢迎日本游客到台北观光消费，但是不欢迎日本“买春观光客”到台北来。马英九指示警察局成立专案小组加强巡查，如果有日本“买春观光客”到台北，警方将“来一个抓一个，来两个抓一双”。
马英九多次重申要查禁《极乐台湾》一书，并要把相关人员绳之以法。他要求台湾的旅游业者不要安排日本游客来台北进行“买春”活动。如果发现旅游业者作这种安排，一切从严、依法处置。马英九甚至建议，在查获色情交易的外籍嫖客时，在护照加注“嫖客”、“淫虫”等字样。马英九说，台湾要去除在日本人眼中是“乐园”的不好印象。建议当局就此立法，在有违法色情交易的外籍人士护照上加注相关字样。并列为不受欢迎人士。在未立法前，台北市警方查获有人卖淫时，要带回所有人士到警局做相关笔录或其它查证，外籍人士也不例外。此言一出，来台湾买春的日本嫖客一个个吓得屁滚尿流。
哈佛五年读完博士后
有台湾媒体称，当年能够获得中山奖学金的留学生，全都是“政治留学生”。此语暗示，当年的马英九，实际上不仅仅只是一名留美学生，同时，他还是国民党的“学生间谍”。表面上是在留学，暗中是在为国民党当间谍。 这种间谍并非人们所理解的那种政治或者军事间谍，而是学生间谍，其任务，主要是将留美台湾学生中的各种动态以及思想状况，及时报告给台湾，以便台湾对他们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掌握。
对于此说，马英九本人并没有公开正式地否认，而实际上，整个留美期间，马英九也确实为国民党做了大量的事。马英九为国民党做事的主要舞台，就是《波士顿通讯》。《波士顿通讯》是由国民党在暗中支持，由台湾留美学生主办的一本油印刊物。
这是一本很薄的月刊，每期只有大约三十个页码，但也不固定，偶尔会多出几页。它是一本油印刊物，由主办者用蜡纸钢板刻出，再拿去制成印刷品，所以，这样一本杂志，自然很难图文并茂，也无法和今天那些印刷精美的杂志相比。但就是这样一本杂志，在当年台湾留美学生中，甚至在台湾政府心目中，却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由于蜡纸印刷的局限，也因为台湾在美的留学生人数所致，这本杂志的印数极其有限，每期大约只有2000份上下，发行对象主要是北美地区的台湾留学生，同时，也有极少量发到欧洲、澳洲、亚洲的日本、东南亚等地。当然，每一期，都会发回台湾，直接送到台湾某些要人的手中。
据说，对于这份杂志，蒋经国异常重视，他是每期必看。有媒体报道称，《波士顿通讯》实际是国民党留美学生党部的机关刊物，一直受国民党的资助和暗中扶持。国民党留美学生党部机关刊物的说法比较可信，一直注意抓青年工作的蒋经国，自然不会放弃对这些青年的控制，所以，会以某种秘密的方式在美国建立党部，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否由国民党中央暗中资助，一是没有明确的记载，二是当时那样一份油印刊物，似乎也很难看出“资助”的痕迹。或许，由那些留美的国民党党员交党费支撑，并且以适当的发行费用作为补充，也不是不可能。
此外，《波士顿通讯》是一本立场鲜明的反“台独”刊物。
“台独”势力因为在台湾无法立足，主要力量便跑到了美国，在美国建立“台独”基地。在美国，台湾无法正面和“台独”势力斗争，便借助了美国的新闻自由，通过一些合法方式进行斗争，《波士顿通讯》便是他们的斗争工具之一。
直到今天，马英九都是一个坚定的反“台独”者，一来与他父亲的爱国主义教育有关，另一方面，与他在美国编《波士顿通讯》时对“台独”的研究以及中华传统的了解，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目前所存的资料中，没有任何资料说明马英九和《波士顿通讯》是怎样接上关系的。但从某些当时同学的回忆资料中，可以看出蛛丝马迹。据他的一个同学说，“马（英九）是国民党培植出来的留学生，当时在哈佛除念书外，还经常参加‘爱国活动’，他太太通常只提供后勤支持，但有时也走上第一线去。有一次还代表马英九偕同美国友人到国会山庄拜会议员。马太太对马英九的协助，还不止于生活而已”。
马英九参与《波士顿通讯》的工作始于1976年，当时，他刚刚获得纽约大学硕士学位然后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文凭。一般来说，在美国攻读文凭，时间是可以由自己掌握的，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你可以在两年时间里完成，也可以用更长时间。通常情况下，人们大都希望越早完成学业越好，这样便可以早点进入社会参与工作，最直接的想法，至少可以早几年赚钱。这个时间拉长了，对于个人的资格或者资历，并没有任何益处。可是，马英九的博士学位，竟然花了5年时间才拿到。尤其特别的是，这期间，差不多就是由他的妻子工作挣钱来维持他的学业。
为什么用这么长的时间才完成了学业？马英九自己曾有过一番解释，他说，是因为编《波士顿通讯》占用了他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否则，他是可以提前几年拿到文凭的。
从目前所知的表面现象来看，编《波士顿通讯》只不过是他的一项兼职，甚至是完全义务性的。顶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以及由妻子养活的心理压力，白白浪费三年左右的时间去干一件并不一定能产生什么效益的义务工作？这确实令人怀疑他并非在尽义务，而是在完成任务。
在哈佛的5年时间，前3年，马英九只是担任《波士顿通讯》的主笔，后2年则担任主编。在他担任主笔的3年时间里，这份杂志的编撰阵容，还非常强大，有好几名编辑，也有一批撰稿人队伍。当然，所有的撰稿人中，马英九的文辞最为犀利，表现是最为突出的一个。他所关注的焦点，也非常广泛，立论都非常高，观点独特新颖，颇有见地，因此广受一些留学生们的好评。
也正是这一时期，台湾内部，正在发生着极其深刻而且关乎未来的变化，这种变化，似乎也影响了《波士顿通讯》的撰稿人队伍。待马英九担任主编的时候，这个队伍便分化了，自然因为一批人毕业离开了，也有一批人或许受到岛内政治气候的影响，而被取消了在此撰文的资格。
这两年，马英九确实是异常辛苦的，他既是主编，又是主笔，同时还是编辑。他一个人同时用好几个不同的笔名在上面撰写文章，所有的文章，也都由他一手刻写。马英九撰写的文章，都是很强的论述性文章，通常都需要言之有据，而这种“据”一是需要进行调查研究，二是要查阅大量的资料，每一篇文章的成篇，都需要耗费时间和精力，也难怪他会说这件工作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
正是马英九参与《波士顿通讯》编撰工作期间，国际以及台湾岛内形势，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因为这些变化，和台湾的未来以及马英九本人后来的从政经历，有着极其特别的关系，因此需要作一番特别的说明。首先需要说明一下美国对中国态度的改变。
二战末期，杜鲁门当总统，对蒋介石已经完全绝望，可出于美国利益考虑，他们又不能放弃台湾。那个时期，美国对台湾做了很多工作，这种工作包括了鼓动陈诚以及孙立人出来主政，撇开蒋介石。陈诚是蒋介石一手提拔起来的，而且，又是宋美龄的干女婿，表面上看，他对蒋介石是忠心耿耿，可面对美国人的诱惑时，他开始出现了游移。当蒋介石要上台湾岛的时候，他有整整24小时没有明确表态。后来，蒋介石得到孙立人的保证之后，才从台南上了岛。陈诚见大势已去，只好转过头来巴结蒋介石，可此时，蒋介石对他已经产生了疑心，渐渐在权力上架空了他。后来，美国人拉孙立人，孙立人也蠢蠢欲动，蒋介石发现之后，立即采取行动，弄出一个所谓的“匪谍案”，将孙立人整倒了。除了运用国民党阵营反蒋，美国还做了另一项工作，便是鼓动台湾岛内的“台独”分子鼓吹独立，这些人，自然受到了国民党集团的镇压，部分人流亡美国，在美国建立了“台独”基地。
马英九主编的《波士顿通讯》，主要斗争矛头，就是这股“台独”势力。
杜鲁门之后，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因为蒋介石已经重掌了台湾的最高权力，美国人自知已经无力达成目的，只好改变策略，开始和台湾缓和关系。其后的一段时间，台美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密切。
到了尼克松当总统的时候，他发现对中国的关系，如果仅仅抓住台湾，美国所获得的利益并不是最大的，此时，尼克松提出了不能忽视7亿中国人的外交主张，中美关系开始松动，而美台关系，进入了微妙时期。1972年，尼克松访华，为中美建交铺平了道路，也使得台美关系进入寒冷的冬天。
马英九主编《波士顿通讯》的时候，正是中美建交前后。此时，《波士顿通讯》的主要任务，不再仅仅是反“台独”，还要反对美国和中国建交，为台湾国民党摇旗呐喊。马英九经常与左派辩论，而被视为“职业学生”（为国民党特务系统工作的学生），并被左派的哈佛学者不齿，甚至这个“政治上不正确”导致了他毕业延迟。但这并没有动摇他的“爱国”热情。
在他留美期间，台湾遭遇台美断交，以及岛内的“中坜事件”、“美丽岛事件”以及蒋氏父子的权力交接，台湾屡次面临冲击，笼罩在不安定的社会气氛中。在此期间，除了组织和参加抗议活动，马英九成为“不支薪的外交人员”，随时响应邀请，在各种场合积极为台湾在美的地位辩护游说。
此时，马英九在这本杂志上，撰写过不少与此相关的文章，其中和他的妻子周美青一起翻译过美国学者尼克.艾伯斯塔的文章《中共失败了吗？》同时，还以波佬的笔名，主持《波城夜谭》专栏，主要谈美国的对外关系成败。
这一时期的《波士顿通讯》编辑队伍大大减少，与中美建交以及美台断交，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不说别的，就连马英九在哈佛的导师许传玺，观点也开始转变，前后几年间，他一直都在努力同中国政府取得联系。只是，他的这种努力，长期受到美国以及台湾方面的阻挠，他每次申请来中国，结果，人家只能让他去的地方便是台湾。他不想去台湾，后来只好待在香港，又试图和大陆方面取得联系，结果却是未能如愿。连如此著名的学者都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何况在美的台湾其它爱国人士？
1978年，马英九以“王绍陵”为笔名投稿到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文章 《勇者的证言-索忍尼辛(索尔仁尼琴)的哈佛演说及反应》 ，在报纸上连载三天，一时在岛内形成风靡之势，并且引起一连串讨论，《中央日报》社还把相关文章结集出版。这一次，蒋经国让幕僚查证作者的真名，这直接导致马英九在博士毕业后直通“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兼“总统”英文秘书的位置。
1981年初，马英九完成了在哈佛大学的博士后学习。此时，他的女儿马唯中才刚刚出生，而台湾岛内，外省籍人士的日子并不好过，即使回到台湾，他也不一定能够获得更好的职位。所以，他决定在美国找工作。通过朋友介绍，纽约华尔街柯尔迪兹律师事务所愿意给他提供一个职位，担任实习律师。于是，马英九举家迁往纽约。到达华尔街后，他又被律师事务所指定为美国波士顿第一银行的法律顾问，同时，又担任了马里兰大学法学院研究顾问之职。
蒋经国在台湾的统治
不少人对1949年后的台湾心存迷惑，无法想象被赶到海岛上的这个独裁腐败政权如何力挽颓势，使台湾经济、科技、文化得到发展。事实表明，蒋经国的所作所为，对台湾半个世纪的走向至为关键。
蒋经国在苏联前前后后差不多十年，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在西伯利亚工厂打工。那个时候他是极端的左倾，加入了共产党，而且也发表过声明抨击他的父亲蒋介石。在苏联度过青春岁月的蒋经国，对美国并不推崇，对资本主义国家持有着批判态度。他在对“救国团”学生做内部演说时，常常同时批判“红色帝国”苏联版和“白色帝国”美国版。
1949年，共产党取得内战胜利，在大陆建立新政权。国民党退到台湾。蒋经国到台湾后担任过很多职务，但是直到1972年他出任台湾行政院院长，才开始他最重要的政治生涯。
在向台湾最高“领导权”高峰攀登的过程中，蒋经国陆续整倒了有美国背景的吴国桢和孙立人，关闭了鼓吹建立现代民主宪政的《自由中国》杂志，逮捕了持不同政见的雷震等人。1950 年至1960 年间，蒋经国已充分掌控了军内的政治思想、军情机构和青年组织，加上1950 年由陈诚执行的土地改革政策，获得土地的佃农成了国民党农村基层组织的骨干，国民党已有足够的政治支持和强大的政治机器创造稳定的社会秩序，并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埋头苦干休养生息。可以说，在台湾岛内，蒋经国的影响力日趋抬升。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4月28日，国民党举行十届临时中央全会。会议通过严家涂等20名中常委连署的提案，“建议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并为常务委员会主席，一致公推常务委员蒋经国担任”。“副总统”严家涂继蒋介石之后出任“总统”，被认为是为未来的“总统”蒋经国铺路。在1978年1月7日的临时中常会上，决定以蒋经国为“总统”候选人。在3月22日的“国民大会”上，蒋经国当选为第六任“总统”。谢东阂当选为国民党“副总统”。至此，蒋经国终于实现了蒋介石的遗愿--子承父业。
蒋经国宣誓就职的当天，即召见台湾当局主管宣传的负责人，作如下指标：一，今后不希望再有“蒋经国时代”这类名词见诸报端。二，今后也希称他为领袖。三，今后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此外，蒋经国继续推行“年轻化、知识化、本土化”的用人政策，以减缓因省籍问题而引发的激烈冲突。当然，他的“台人治台”政策是有限度的，台湾籍参政人士往往处于位高权轻的地位，即“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另外，对一些反对国民党的人，不再一味施以高压，而以“放逐”取代“监禁”，以期化解矛盾。
蒋经国在台湾实行“本土化”后，开始启用台湾本土的精英，包括后来成为首位“民选总统”的李登辉在内。蒋经国推行本土化，自然是有他的眼光和政治敏感性，但并非完全是他个人主动的意愿。因为本土化一方面有内部的压力，一方面也有国际间的压力，国际间的压力最大的就是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1971年美国宣布1972年尼克松要到北京去访问。在美国人的鼓励和压力之下，蒋经国才着手实行本土化。
20世纪70年代以后，蒋经国在台湾政治、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愈加突出。1971年，台湾对外贸易首次出现顺差，接下来进入重工业的发展阶段；虽然如此，因向外贷款过巨，是否发展重工业仍遭到经济专家的质疑，而蒋经国却以“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力排众议。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这一决定,为此后“黄金岁月”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在美国人眼中，蒋经国是一个神秘的特务头子，冷酷无情，他的苏联背景让美国国务院始终无法真正的放心。不过在战略上，蒋经国毕竟是美国的盟友，美国人宁愿多看他好的一面，希望向他推销美式的民主自由以便最终“感化”他。《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周刊特派员马汀认识蒋经国，他形容蒋经国手握大权，被一些政治人物和军事将领仇视，却竟然敢轻车简从，不带任何保镖四处走动，跟一般人一样出入餐厅。马汀称许蒋经国“没有国民党大官身上常见的谄媚逢迎，具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全然藐视我们所称的民主权利，可又展现出在此间罕见的忠勤任事；有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力
量，驱策他每天上午六点半就起床，一直工作到半夜；而由于他只是纯朴的人，也能够轻松、享受一下”。
跟蒋经国接触过的美国新闻界人士几乎都有类似的描述，他们很惊讶蒋经国位于台北市长安东路居家的简朴，这位台湾第二号最具权势的人物的住宅毫无大官的气派，远不比何应钦、白崇禧、张群等人的官邸。蒋经国通常穿着中国长衫，亲自端菜招待客人，他的孩子们满屋乱跑。有时候，蒋经国还带着家人到电影院赶场，而且跟一般人一样排队买票。这也是蒋经国家庭生活最快乐的一段时期，这时蒋氏夫妇已有四个孩子，大儿子孝文、大女儿孝章、二儿子孝武、小儿子孝勇。家里经常会来客人，有时候是中国友人、美国访客，有时候是随同国民党来台湾的少数白俄友人。大家相聚一堂，做蛋糕、过圣诞、办舞会，谈些苏联旧事，留下许多照片。这跟美国人以前所习惯看见的右派法西斯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后者坐大车、住大房子、排场十足，身旁跟着全副武装的保镖，仿佛随时可能遭到暗算。蒋经国完全是相反的状况。
长期以来，国民党内一直有一批受过西方教育、崇尚民主政治的自由派学人，他们一直相信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导因于缺乏民主，因此国民党在台湾重整江山首先在于民主建设。蒋经国显然对这种看法不屑一顾，他认为就是因为这些自由派人士成天吵闹，使得国民党不知吃了多少亏，因此也没有把自由派知识分子放在眼中。在十年间，他陆续整倒了有美国背景的吴国桢和孙立人，关闭了鼓吹建立现代民主宪政的《自由中国》杂志，逮捕了展开实际组党行动的雷震等人。
最近十年在台湾任何一个有关“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意调查里，蒋经国始终稳居首位。1960年代，台湾经济稳定累积成长，在有力的政治与社会条件中，技术官僚得以发挥最大的才干，加上国际资本和技术几次转移，台湾成为有效率的接纳者。到了1960年代末期，赤贫人口大幅降低，许多台湾大学生毕业后就往美国跑，人民的生活已达小康的水平，唱歌、跳舞、打保龄球的娱乐活动如雨后春笋。
如果说美国人努力影响蒋经国的看法，他们显然没有白费功夫，蒋经国几次访问美国，眼见美国生产力的强大，印象十分深刻。美国式的管理不是从上而下的教育和指令，而是法治文化中的契约精神，在这种遵守公共约定的自觉中，人人追求创新，力争上游。这种现象对于一向习惯于苏联式思辨的蒋经国而言，确实耳目一新。此外，最具说服力的仍然是发展的事实本身，在美国受教育的知识菁英开始发挥影响力，他们根据所学结合台湾的情形所制定的发展方案，确实行之有效，使得人民生活大幅改善，社会财富累积迅速。这样的成果使得任何人都不得不重视美式管理背后的思维逻辑，一开始是经济的，接着便是政治的。
1969年，60岁的蒋经国接任“行政院”副院长，开始接手管理整个政府。在这之前，他已拥有完整的党政军资历，当过“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国军退休人员辅导会”主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国防部”副部长，蒋经国担任“行政院”副院长时，台湾“外交”刚好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国际局势出现重大变化，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力量加强，另一方面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恶化，使得中美战略联盟的空间扩大。
1972年蒋经国接任台湾“行政院长”那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双方签署《上海公报》，接着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关系正常化，台湾“外交”上受到严重的打击，面临了空前的考验。这年蒋介石身心交瘁，昏迷不醒，由蒋经国独撑大局，1973年，在台湾社会处于强烈的外交挫折感之际，他宣布提出一项大规模的经济发展计划“十大建设”，预计在五年之内迅速完成“南北高速公司”、“中正国际机场”、“铁路电气化”、“北回铁路工程”、“苏澳港工程”、“台中港工程”、“大钢铁厂”、“大造船厂”等能源、交通和重工业制造等基础建设，以快速地将台湾推入高度开发的社会。
事实上，由1950年到1970年大约二十年间，台湾已完成由农业生产到轻工业生产的初期累积，1971年台湾对外贸易首次出现顺差，这或者也是现代史的首次，接下来势必要进入重工业的发展阶段；虽然如此，蒋经国的“十大建设”因规模过大，向外贷款过巨，仍遭到经济专家的质疑，认为这项计划将拖垮财政，不过他却以“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力排众议。事实上，他的考虑是多方面的。简易地说，当外在局势难为时，蒋经国将资源大量投入内部的建设上，使得人民建立信心并从中确认自我的价值。
毫无疑问，无论就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那是台湾历史上的黄金岁月，走过那一段路的台湾百姓都记得，自己如何买下第一间漂亮的公寓房子，创办第一间公司，接到第一张海外订单，走上第一趟海外之旅等等。
1980年代是台湾全面起飞的年代，无论是经济、科技、艺术、出版、电影、流行音乐都表现出高度的创造力。人民求知若渴，知识性的杂志、书籍和在职进修皆风行一时，而且受到广泛的讨论。过去“藏富于民”的做法逐渐形成了“藏智于民”的结果。如此噪动的社会反映在政治上一样是生动有力。
1977年，因桃园县长选举发生了“中坜事件”、1979年非国民党人士在高雄游行引发了“美丽岛事件”，接着反政府的活动越来越多，不受政府管制的杂志如雨后春笋，内容许多是批评政府或揭露蒋家的秘闻。尽管有些是明显的胡诌，但在政府公开的打压下，大家反而激起一睹为快的欲望。许多文化商人便利用这种被封馆关门的边缘发了大财。对于异见人士的活跃现状，大多数的国民党人士一开始马上联想当年在大陆的情形，并主张用强硬的手段对付。
起初蒋经国也严厉地镇压，并且惯性地认定人民会站在他这一边，然而这一次人民并不必然会站在他这一边。人民已不像过去那样因为生活的改善就对政府感恩戴德，他们变得更富裕的同时，也变得更聪明、理智。这批新兴的中产阶级在政府与异见人士之间常常扮演着中立的角色，其是非的评判标准仍然是根据他们本身的利益。社会变得更多元，涌现了许多类似消费者、环保、妇女、伤残者等等中间组织，社会管理的专业分工也比过去细腻，因此过去那一套由政工人员传达指示以统一行动的方式也成了社会进步的阻碍。过去满怀理想、朝气蓬勃的政工人员现在已是中年人了，他们不像过去那样受到尊重，他们的指示不再被理所当然地接受。
事实上，在更多人的眼中，政工人员看来像是无一技之长，只会官场逢迎而且一旦丢了工作就没地方去的可怜人。他们退出历史舞台的时机已日见成熟了。大抵上，中产阶级要求更开放、更专业的政治和社会管理规范，因此他们会支持异见人士的冲撞，不过同样的，如果异见人士丢石头，烧车子，他们也会强烈谴责，并立刻站在政府这一边，因为社会动荡同样威胁他们的利益。因此，中产阶级要求在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基础上，开放政治民主，这种特性会促成政府持续开放政策，同时也迫使异见人士在体制内进行和平改革，并接受他们所参与制定的法律的所有规定。
此时蒋经国显然明白了，过去在大陆，人民上街反对国民党，是因为他们饿肚子，要求有饭吃，为了不饿死，他们无从选择是和平或暴力的手段；今天在台湾，人民上街反对国民党是因为他们够温饱了，也够聪明了，因此他们要求自己决定自己的事。人民饿肚子上街游行与人民温饱后上街游行，其性质是截然不同的。蒋经国晚年的时候，糖尿病一直缠着他，令他痛苦不堪，也可能影响他的心智判断。不过历史证明，他绝没病昏头。1987年，在他过世的前几个月，终于决定顺势开放报禁与党禁，允许充分的言论自由和政党政治，他开启了现代宪政的大门。
蒋经国的第三任英文秘书
马鹤凌一直期望儿子能够从仕途发展，早在马英九从纽约大学毕业的时候，父子俩就曾讨论过这一问题，那时，马英九已经取得哈佛的“入场券”，讨论这一问题，自然显得言之过早。后来，马英九和周美青结婚，两人都生活在美国，马鹤凌当时最为担心的是，受周美青影响，马英九会放弃返回台湾，而在美国安家。所以，又力劝儿子毕业后回来工作。当时的马英九，并没有明确表态，似乎是两可之间。
而与之关系较好的朋友私下说，当时的马英九，其实并没有回台湾的打算，甚至有一种说法，马英九之所以在哈佛呆了5年之久，就是不想毕业后受父亲的压力返回台湾。所以，他趁着读博士期间，通过自己的导师推荐同时在马里兰大学担任法学研究员。
马英九真不想回台湾还是只是一种姿态？我们现在很难弄清楚。
站在局外人的立场分析一下，马英九不想回台湾，倒也不是不可信。很明显一点，台湾岛内，矛盾重重，族群对立，一天比一天严峻，而当时台湾还在持续着长达几十年的戒严，实行着“戡乱时期”特殊的“法律”，这一切，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同时，台湾的政治空间和外交空间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中国正在迅速崛起。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台湾未来的发展形势极不明朗。在这种背景下，遇到有去华尔街工作的机会，他便欣然前往。
可是，来自父亲的压力有增无减。父亲之所以一再要求他回台湾工作，原因可以说是极其复杂的，台湾媒体报道说，那是因为马鹤凌对儿子寄予极大的期望，始终希望他在政坛有一番作为。这虽然不能说不是原因，但估计不能算主要原因。马鹤凌老先生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至深。他只有马英九这样一个儿子，因此，希望儿子呆在自己身边，为自己养老送终的思想，可能更重一些。虽然来自父亲的压力始终没有减弱，反而在进一步增大，但真正促成马英九返回台湾的，确实是政治因素。
因为“台独”分子在美国的活动十分猖獗，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台湾的外交空间，成了一个大问题，因此，台湾便希望借助在海外的学人做一些实际的工作。在此思想指导下，他们开始在美国筹组“国建会”。此时的马英九，已经成为海外学子中的佼佼者，台湾自然不会忘了他，他被延揽出席“政治外交”组会议。
正是在这次会上，马英九作了一个发言，针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他提出了一个“主动出击”的建议。这样的建议，在台湾岛内，是很难提出来的。毕竟，两岸关系对于国民党来说太敏感，任何一句话都可能影响自己一生的政治前途，人们就算是能够想到这一点，也不敢说出来，更多的人，因为惯性思维，甚至连想都不敢想。马英九不同，他在美国生活了那么长时间，而且，又为了编写《波士顿通讯》花过不少工夫，对两岸关系，也有一定研究，所以才会提出这种“主动出击”的想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后来台湾方面有所松动，虽然没有完全用上马英九“主动出击”的建议，却也有所考虑。
正是这个谈话，让当时参加会议的国民党官员大感兴趣，返回台湾后，立即向蒋经国汇报，蒋经国觉得此人是个人才，立即指示要征召他回台工作。
在介绍马英九和蒋经国关系的所有文章中，都没有谈到蒋经国第一次注意到马英九是什么时候，马英九本人虽然也曾撰文介绍自己和蒋经国的关系，同样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有说马英九参加军训时向蒋经国献词引起注意的，有说马英九考取中山奖学金受到蒋经国接见时引起注意的，还有说马英九编写《波士顿通讯》引起蒋经国注意的。所有的介绍中，只有一则介绍非常肯定，说是1978年6月，《中央日报》转载了《波士顿通讯》上的一篇文章，而且连载了三天。蒋经国非常仔细地读完了三天的连载，对这篇文章极为欣赏，当时便打电话给“秘书室主任”周应龙，希望他向《中央日报》了解一下，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
周应龙打了几个电话，立即弄清这篇文章的作者马英九是马鹤凌的儿子。提起马鹤凌，蒋经国自然知道。听说马鹤凌有这样一个出色的儿子，蒋经国自然高兴，当即指示周应龙，要调马英九来身边工作。可周应龙告诉他，马英九此时还在哈佛读博士，并没有毕业。蒋经国听说后，只好放弃了这一念头，但这个名字，显然是记下了。
三年后，前往美国参加“国建会”活动的台湾官员回来向蒋经国汇报，提到了马英九所提出的“主动出击”的建议，蒋经国觉得很有见地，便问起马英九的情况，知道马英九在华尔街工作。当时，周应龙既是“秘书室主任”，又兼任蒋经国的秘书之职。可是，他在这一职务上已经多年，蒋经国已经决定将他调任国民党文工会主任，不适合再兼任秘书，因此想到了马英九。
1972年，蒋经国当上“行政院长”之后，选中的英文秘书是大才子钱复。在台湾，钱复、连战、陈履安以及沉君山，有台湾四大公子之称，其父钱思亮，是中国现代著名科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台湾大学校长等。
钱复自小聪明过人，青年时期就是远近闻名的才子，1952年考上台大政治系。1959年，为了考验自己，他只带着20美元去美国耶鲁大学求学，结果仅用3年时间就拿到了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学成归来，不久他便当上了蒋介石的英文秘书。当时，宋美龄奉命对他进行口试，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事后蒋介石问宋美龄：“你觉得这个青年人如何？”宋美龄的回答十分干脆：“英文还马马虎虎，算是不错了。”就是这个马马虎虎，等于得到了通行证。
后来，蒋介石要推出儿子蒋经国，又将钱复介绍给儿子。蒋经国便任命他为“新闻局长”同时兼任自己的英文秘书。所以，钱复是蒋经国的第一任英文秘书。不过，钱复毕竟是国民党新生代中的显赫人物，公务繁忙，而且，当时最令蒋经国头痛的问题之一是“外交”，他有意想让钱复去“外交部”担任要职，自然不可能再兼顾这个“英文秘书”的工作，蒋经国因此希望他再物色一个预备人选。于是，钱复物色到了宋楚瑜。
宋楚瑜以政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服完兵役后前往美国伯克利大学读书并且结婚。夫妻俩在美国打拼了8年，小有成就。钱复和宋楚瑜的父亲宋达关系不错，和宋楚瑜也有相当的交情，蒋经国要他推荐英文秘书，他便推荐了宋楚瑜。
蒋经国英文秘书这一职位，是一个很低的职位，为了提高这一职位的影响，此人后来都会兼任其它职务。宋楚瑜刚刚回来时，大概还属试用期，所以只是担任英文秘书一职，直到这一年的年底，蒋经国觉得这个年轻人不错，才委任他当了“新闻局副局长”。此时，钱复已经被任命为“外交部次长”，将宋楚瑜安排去“新闻局”显然是为了让他当局长。
1978年12月的一天，即美国正式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和台湾“断交”的前一天，美驻台代表安克治致电宋楚瑜，请他安排次日与蒋经国见面。宋楚瑜意识到事关重大，根本没有考虑当天蒋经国的安排，当即和安克治一起直奔士林官邸，将睡梦中的蒋经国叫醒。蒋经国对于宋楚瑜的应变能力极为赞赏，一个月后便正式任命他为“新闻局长”。
宋楚瑜其人，极善于搞人事关系，亲情牌打得很好，一段时间之后，竟然让蒋经国觉得他就像是自己的儿子，他也公开对蒋经国说，他的父亲死得太早了，子欲孝而亲不在，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所以，他视蒋经国为亲生父亲，他要把对父亲所有的爱给予蒋经国。他不仅这样说，同时也这样做，对于蒋经国家的一切，搞得十分清楚，连蒋方良爱吃什么他都知道，果真像儿子牵挂母亲一样无微不至，有过之而不及。
有些事，一般人肯定做不出来，但宋楚瑜做起来却得心应手，比如刻意模仿蒋经国的某些动作。蒋经国下去视察，人家送饭给他，他会毫不犹豫地吃下去。宋楚瑜有样学形，连冷饭都吃。蒋经国上车，一边钻进去会一边向人招手致意，宋楚瑜学得极其传神。所有这一切，自然获得蒋经国极大的好感，将他列为新生代的重点培养对象。或许正因为他在国民党内势头太劲，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比如党外人士，对他是恨之入骨。尤其是作为“新闻局长”，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以及不久之后的林义雄灭门血案等，均由宋楚瑜担任政府发言人，他在台上巧言令色为“政府”辩护给台湾民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为日后民进党将他描绘成“美丽岛事件”的罪魁祸首种下了祸因。
宋楚瑜担任“新闻局长”之后，蒋经国“英文秘书”一职，一时无人接替，只好由他仍然兼着。可实际上，他很少有时间来履行这一职务，大部分工作，落到了担任“秘书室主任”的周应龙身上。而周应龙只是“兼职”又要高升，给蒋经国找一个新的“英文秘书”，便成了迫切任务。
蒋经国心目中有了人选，只是不清楚马英九是否愿意，所以，周应龙便找到自己的岳父梁孝煌，请他出山去做马鹤凌的工作。此时的马鹤凌在国民党台北市党部担任职务，和梁孝煌的交情不错。马鹤凌又一心想让儿子从政，自然是满心欢喜，只是这件事，他说了还不能完全算数，需要问一问儿子的意见。
如果仅仅只是担任蒋经国的英文秘书，马英九是否会考虑一番，我们不清楚。可蒋经国几年前就已经认定马英九是个人才，又从他的履历中看到他一贯是优秀学生，同时是蒋经国人才库重点培养的对象，所以，给予马英九的职务，并不仅仅只是英文秘书，而是英文秘书兼“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
没有缺陷的年轻人
马英九办事很沉稳。如果是别人，能当上蒋经国的英文秘书，早已兴高采烈的打道回府回到台湾了，而马英九却没有这样。尽管他心里已经决定接受这一职务，仍然觉得不够稳，所以，他在决定返回台湾之前，又向台北的几所大学寄出了求职信，希望能够在某一所大学获得教职或者研究职位。结果，在他返台前夕，接到了政治大学的录用通知，聘请他担任法律研究所副教授。前面说过，他的几任女朋友和他的妻子周美青都是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而现在他又被这所大学录用为副教授，可见他和政治大学的缘分实在不浅。
如此一来，马英九在1981年8月回到台湾时，便有了三重身份：蒋经国的英文秘书兼“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台湾政治大学的副教授。
一个月前，台湾大学校园内，刚刚发生一起离奇案件，美籍华人教授陈文成暴死在居所楼下，有人怀疑这是国民党特务组织暗杀，台湾学界一片沸腾，几乎是人人自危，在此情况下，马英九返回，许多学界人士都觉得不解。放着美国“自由社会”的高薪职位和优雅生活不要，偏偏要往台湾这个狭小封闭并且动荡不安的小岛里钻，这不是发傻吗？但马英九并不这么想，他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在美国怎么干也有种“流浪汉”的感受，回到台湾定居是迟早的事，何况他学的是政治和法律，只有在台湾才真正能发挥自己的专长。
陈文成系美籍华人，在美国卡内基大学任教，同时担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1981年7月，陈文成返回台北探亲，却被“警备总部保安处”约见，理由是他在美国和“台独”分子有联系。7月2日凌晨，人们发现他死在台湾大学宿舍楼下的草坪上，全身伤痕累累，显然经过刑讯或拷打。但“警总”却表示，当时只是约谈，其后便将他放回，至于后来发生了什么，警总不清楚。现场显示，陈文成是从楼上摔下而死，至于是自杀还是他杀，则难以定论。
这件事，迅速成为党外人士攻击国民党的炮弹。马英九就是在这种不太平的时候，回到了台湾。
得到马英九肯回台湾任职的答复，秘书室便将此事汇报给“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既然是蒋经国看中的人，马纪壮自然不会有半句不满。但这是一个重要人选，职务虽然不高，却是最接近蒋经国的身边人，关系“总统”安危和“国家”的兴亡，过场还是要走一走的，他看过马英九的有关档案，又和马英九见了一面，印象不错，便向蒋经国递交了一份报告，蒋经国当天便在报告上签了字。
从这一天开始，马英九便正式跨进了台湾政坛，开始了他的从政生涯。
一进入政坛便能在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总统”身边工作，这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马英九却轻而易举地就得到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马英九身材魁梧，刚从美国回来之时，当时的体重，竟然高达180多斤。他第一天去“总统府”上班，恰好遇到蒋经国会见外国友人，彼此坐在蒋经国的会客室里，蒋经国和外国友人并排而坐，中间隔着一只茶几。按照惯例，马英九的位置，在那只茶几的后面，他所充当的，是翻译的角色。马英九因体重过重，一坐下小板凳，就挤到蒋经国与访宾间的小茶几。
这件事可苦了马英九，以前的英文秘书，包括宋楚瑜在内，个子都不大，也不重，坐在那里，没有任何问题。现在马英九坐在那里，差不多将整个空间塞满了，连动一下都没有可能，尤其是那张矮椅子，看上去有点弱不禁风，马英九始终担心，自己如果动作大了点，弄不好，便将椅子坐断了。真的那样，可是闹出“国际笑话”来了。所以，他坐在那里不仅不敢动，而且，还不敢完全将自己身体的重量压在那张椅子上。
想一想自己今后将无数次在这里“工作”，马英九有些害怕了。
可初来乍到，他又不敢将这一问题提出来，即使想提，也不知该找谁提。没料到蒋经国异常细心，他已经看出了这一点。会见结束，送走外国朋友，蒋经国特意走进来，对正在做收尾工作的马英九说：“怎么样？第一次工作，紧张吗？”
马英九摆了摆头，说他并不紧张。蒋经国却和他开玩笑，说你不紧张，我倒是紧张，我担心你那么胖，把椅子坐断了。后来蒋经国特别交代秘书室给马英九换一把宽大些的椅子，让他们给马英九多留一点活动空间，可见蒋经国对部属极其细心与体贴。
东森新闻“两蒋父子档案解密”节目专访马英九，马英九谈到追随经国先生六年往事时说，经国先生晚年的健康很差，再也没有像过去一下乡好几天的情形，后来发生视网膜剥离，又因为糖尿病，脚趾头切除，最后还坐轮椅，那段时间，大概是经国先生一生中健康最差的时候。马英九并说，“我刚回岛时体重超过90公斤，当时钱复曾要我去减肥，而我自己也觉得坐在小板凳上，显然块头大了一点，还会挤到客人、挤到茶几，所以后来经国先生就指示秘书室主任要把位置换大一点，说是没想到新来的马秘书那么胖。”
马英九还说，他觉得经国先生在小地方蛮体贴的，他刚回岛时，拿到博士学位不到一年，回来后准备出版博士论文，很想再去美国更新数据，后来辗转开口，蒋经国马上答应，而且提供了一些财务支持。此外，经国先生平常过一段时间就会问，家里人怎么样，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没有，需不需要帮什么忙，让大家感受非常亲切。
马英九虽然胸有成竹，博学多才，但给蒋经国当翻译，并非一帆风顺，也曾闹出过“幽默错误”，那是因为蒋经国的浙江口音所致。
有一次，蒋经国接见一名境外友人，此人非常熟悉前苏联事务，而蒋经国又曾在前苏联多年，在前苏联娶吱生子，甚至还在前苏联加入了共产党，前苏联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对前苏联的熟悉程度，不是一般人可比。现在遇到一个熟悉前苏联事务的外宾，自然会谈起前苏联。蒋经国谈到了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阿塞拜疆的首府巴库，他发出这个音的时候，用的是浙江口音的中国话，而马英九对前苏联几乎没什么了解。他想当然地以为，既然是首府，自然是什么“宫”之类，比如克里姆林宫，白金汉宫，而浙江话所说的“巴”，又和“白”极其相近，所以，马英九便翻译成“白宫”。
蒋经国并不清楚马英九是怎样翻译的，所以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错误，依然兴高采烈的和那个客人谈着，但那个客人是个“苏联通”，知道阿塞拜疆的首府不是“白宫”，却又不明白这个年轻人为什么会翻译成“白宫”，所以有些发愣。
马英九虽然感到外宾的神色有些不对，却也没有深究。直到这个词出现好多次，而他每次都以“白宫”翻译时，都发现外宾的神色有异，才意识到自己翻译可能错了。
那种情形是非常窘迫的，一般人，或许会想办法蒙混过关，而且蒋经国并不知道他的翻译出来错误，以后再遇到要翻译“巴库”的时候，干脆仅以首府代替，含混过去了事。可马英九非常认真，知道自己工作可能出错之后，内心极其不安。他找了个机会，将此事向蒋经国核实了一遍，并且告诉他，自己有可能翻译错了。蒋经国很耐心地对他解释了一番，才让他明白过来。
这件事，如果换一个人，很可能成为一大败绩，最终影响到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但蒋经国却与众不同，当他知道马英九犯了一个大错后，他不仅没有批评马英九，反而对马英九这种知错改错的勇气，极为欣赏，竟然还表扬了他几句，结果坏事变成了好事，使得马英九在蒋经国面前赚足了印象分，工作起来也就更加认真负责了，以至于后来蒋经国夸他，是个“没有缺陷的年轻人”。
从此时开始，直到蒋经国逝世，马英九在蒋经国身边工作了将近7年时间，二人关系十分密切。7年的光阴，在整个历史长河里不过是弹指之间，瞬息即逝，可是在台湾，却是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7年，虽然有许多变化，在此之前，蒋经国已经打下了底子，还没有出现最终的根本性改变。后来台湾社会所经历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马英九都是目睹者或者参与者，他担任蒋经国英文秘书这种“贴身”身份，使得他对于蒋经国的思想脉络以及为人等，有一个相对别人更为透彻的了解。外人后来说他是蒋经国的真实信徒，甚至于说他是蒋经国暗中指定的隔代传人，这实在并不为过。
从后来马英九的一些谈话中可以看出，直到现在，他对蒋经国的政绩以及为人，都是极为推崇的。他多次说：“十五年来多次民调显示，经国先生最受民众肯定的政绩，正是十大建设。英九认为，如果以‘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观点来说，经国先生在历任‘总统’中的评价最高，确实当之无愧。” 但是，他显然不像宋楚瑜。当初，宋楚瑜将蒋经国视为父亲一般尊敬和崇拜，后来蒋经国逝世的一段日子里，他也像孝子一般，但凡一些重要的日子，都会去蒋经国的灵前参拜，并且痛哭流涕，虽然这一切并没有持续很久。
马英九不是那种在政治上广结善缘的人，就算他有那么多机会讨好蒋经国，以求蒋经国在政治上提拔他，可实际上，他并没有在这上面花很多的情感功夫，只是一心一意将自己份内的工作做好，务必事事精到。马英九和蒋经国的关系，可以说是一种纯粹的工作关系，尽管从感情上说，马英九对蒋经国从小就十分的崇拜，将其当成大英雄看待。而蒋经国对马英九也非常的满意，其体贴和关切程度超乎寻常，所以直到自己逝世，都一直把马英九留在自己的身边，当最亲近的人使用。
蒋经国除欣赏马英九的品德和才华外，马英九的那种“不沾锅”的性格尤其赞许，所谓“不沾锅”，指的便是他在政治上不拉派不结帮，我行我素，只要是对的，无论是谁，他都支持，只要是不符合他的观点的，他也会提出意见，如果对方是明显错误或者是在使阴谋，他知道之后，也会以自己的方式提出批评。平常在蒋经国身边工作，除了勤奋，就是认真，凡是份内的事，他一丝不苟，不该他知道的事，他从不打听从不过问，更不会替人说情。他知道的事，他也从不向外面任何人透露。谁也别想从他嘴中得到有关蒋经国和“总统府”的任何消息和秘密，哪怕是自己最亲近的家人。
蒋经国在有些事情上，还会询问马英九的意见。这是蒋经国的一种工作方法。像他这种人，高高在上，听到下层意见不那么容易，许多事，都是从身边人那里了解的。正因为如此，便有一些谄媚之辈趁此机会打击他人抬高自己。蒋经国身边，这样的人自然也不会少，他听到类似的话，也一定很多。有些他听进去了，结果在处理某些事情的时候，导致了错误，事后即使意识到，想改，也已经晚了。有些事，他想调查取证，可下面的人都有各种关系，调查也不容易。因此，对于身边人，他不能不有一种特别的警惕，却又不能离开这些人。尤其是他晚年的时候，只能坐在轮椅上理政，就更加少不了这些身边人了，同样对这些身边人也最亲近。
据蒋孝勇回忆说，到了晚年，蒋经国已经没有几个信任的人，因为那些人对他所说的话，大多都带有强烈的个人目的，许多话是不能信的。马英九是难得的一个大好人，一个肯对他说真话的人，一个毫无私心杂念的人。但马英九也有他的缺点，他不喜欢品评人物，往往是就事论事，涉及个人的人品，从不评价。
虽然马英九没有想方设法让蒋经国对自己产生一种亲子般的感情，蒋经国却非常喜欢这个年轻人。蒋经国身处高位，平常见到太多为自己私利，争得头破血流的蝇营狗苟之徒，也见到太多的拉帮结派，所有官场的黑幕，蒋经国是全都见尽，可以说见怪不怪了。同时，他对这一切，也深恶痛绝，却又无力根除。正因为如此，当他遇到一个不结帮不谋私利的年轻人时，那种仿佛大草丛之中见到珍珠的感觉，是何等的强烈。
蒋经国对马英九评价是：这是一个“没有缺陷的年轻人”。
人是不可能没有缺陷的。但对蒋经国这样一个浸淫官场大半生，处于权力高峰几十年，又处于人生终点的垂暮老人来说，他所指的缺陷，应该说是大缺陷，而不是小缺点。
日后，马英九的支持者拿这句话当成“最高指示”，以此告诉人们，蒋经国对他的评价是如何之高。而马英九的反对者，同样用这句话来攻击他，要让人们相信，他的没有缺陷，正是他最大的缺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过，对于普通的台湾民众来说，更多的人都希望选择一个像马英九这样看上去没有缺陷的官员，而不愿选一个像李登辉那样全身都是缺陷的官员。
平步青云超速升迁
1984年，蒋经国对班子进行了一次大调整。这次调整的一个大基调，就是本土化和年轻化。这次调整，对于整个台湾的未来，可以说举足轻重，关系深远，并且影响到了“党国”的命运。因为正是这次调整，推出了台湾两个引人注目的人物，那就是李登辉和马英九——后来李登辉成了接班人，担任了“副总统”；而马英九则平步青云，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
最初蒋经国让李登辉担任“政务委员”，看中的是李登辉是个农业方面的人才。此后，蒋经国每次下乡调查农村问题，都将李登辉带在身边，李登辉一方面对蒋经国极尽讨好，另一方面，也确实有些学者作风，颇为务实。当时49岁的李登辉，大概不可能想到日后还有政治上发达的机会，能够坐上“政务委员”的高位也就满足了，政治上大概没有野心，便很愿意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一些作用。既然没有野心，也就没有顾忌，遇到蒋经国向他征求某些问题的意见时，他也就可以直言。正是这一点，令蒋经国大为欣赏。
1978年，蒋经国当上“总统”，10天后，他便任命孙运璇为“行政院长”。而新的“行政院”阁员，自然都是由蒋经国钦定，蒋经国给了李登辉一个更佳的位置：“台北市长”。李登辉一上任，便给了蒋经国又一个好印象，他辞掉了除“市长”薪水之外应得的一切，如研究费、车马费、制装费等。这一消息经过报界大炒，蒋经国看到后，极为欣赏。三年后，他又接任“台湾省主席”。
据有关消息称，当初，蒋经国考虑“副总统”人选时，主要考虑的是族群搭配。他本人是外省籍，所以内定的调子是选择一个湖北省籍的副手，以显示权力的平衡。如此一来，选择的范围便非常狭窄，当时仅仅只有两个候选人，一是李登辉，二是林洋港。蒋经国最终考虑了李登辉而放弃林洋港，原因在于林洋港是通过自我奋斗一步一步走上来的，他在台湾政坛每向前走一步，都会建立一些自己的人脉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较为复杂的人事关系网。李登辉则不同，他是蒋经国一手提拔起来的，在党内没有很深的根系，和他关系密切一些的，大都是蒋经国极其信任的那一帮新人，如连战、宋楚瑜等人。蒋经国自然不可能想到，这些人日后会成为李系最为得力的生力军。
经过长期接触，蒋经国发现马英九实在是个不可多得“将才”，早就有心要重用他，于是就借这次调整之机，将马英九提拔为国民党副秘书长。但提拔马英九，当时在党内的阻力非常之大。
在国民党内，最高职权是党主席，其次则是中常委，再然后是中央党部秘书长。因为秘书长本身就是中常委，通常不太可能负责与秘书长相关的事务，副秘书长自然就实际行使秘书长职责，这就使得副秘书长实际成了中常委下面的第一人。这一职务，使得马英九一下子在国民党内超越了很多人。而以台湾党政比较，党主席和“政府总统”是同一人，这一人之下，党的第二重要人物，便是中央党部秘书长，“政府”的第二实权人物是“行政院长”，这两个职位，在理论上是平级的。那么中央党部副秘书长一职，便相当于“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
马英九只不过当了几年“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以及蒋经国的英文秘书，便立即被提拔到“副院长级”，没有丝毫政绩却一下子超越了很多人，几乎有了问鼎之势，无论是国民党内部的元老派还是中生代，心里都不会平衡。这种超速升迁，真正是坐直升飞机。
谈起国民党内部的根系，马英九的父亲此时还只是国民党内部的一名中级党工，在以后马英九仕途发达之后，他才被连提几级，成了高级干部。而中生代骨干人物中，陈履安的父亲陈诚，曾是蒋介石最倚重的干将，宋美龄的干女婿，蒋经国到台湾后的紧密合作者，后来的“行政院长”以及“副总统”。连战的父亲连震东，在连战进入政坛之前，便已经是“行政院副院长”的级别，是湖北省籍官员的领袖。论能力或者文凭，这两人和马英九均相当，进入政坛的时间却比他早得多。此时，陈履安只不过是“国家科学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也就是“部级”而已，比马英九低了半级。连战只不过是“交通部长”，同样比马英九低了半级。当年“四大公子”的另一位钱复，此时的职务只不过是“外交部次长”，理论上，还只是“副部级”，比马英九整整低了一级。
心里不平的，还有宋楚瑜。此时，宋楚瑜的职务是“文工会主任”，同样只是“部级”。台湾方面的消息称，正是此时，马英九和宋楚瑜之间，出现了矛盾。后来有人称两人间有一个“瑜亮情结”，宋楚瑜大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慨。
更为有趣的是，马英九和宋楚瑜两人的祖籍是一致的，都是湖南湘潭人，也都是留美博士出身，两人的父亲，也都是老牌的国民党党员。所不同的是，宋楚瑜比马英九大8岁，进入台湾政坛比马英九早7年。若论进入台湾政坛，两人所走的路是一模一样的，均是在美取得博士学位，然后等待时机，终于有一天，蒋经国征召了，于是毅然返回台湾，担任蒋经国的英文秘书一职。
略有不同的是，宋楚瑜在英文秘书的职位上干了几年，直到让蒋经国对他有一种父子情感的认同，才将他提为“新闻局副局长”，又几年后，才提为“新闻局局长”。可马英九是由蒋经国自己发现的，因此，一回到台湾，首先担任的是“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在行政上的起点，已经比宋楚瑜高出了一大截。有关这一截，宋楚瑜当时大概不会在意，因为此时他已经是“新闻局局长”，俨然是国民党和台湾政府的代言人，响当当的“正部级”。马英九虽然一开始就捞了个“副部级”，毕竟只是政坛小毛孩，初生牛犊而已。
如果论人脉关系，宋楚瑜更是要远远胜过马英九。
人脉关系的建立，一是与父辈的地位有关，一是本人的主导思想和交际能力有关。在这方面，马英九确实够另类，他似乎不屑于搞这类关系，和任何一个集团或者是个人，都保持着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就算是朋友之间，他也不像别人那样，要么是酒肉朋友，要么是生死之交，要么是刎颈之交，要么是忘年之交，要么是父子之交。可他则是君子之交，总是淡淡的，没有丝毫利益相关。这就给人一种感觉，马英九此人，似乎不太讲情面，似乎有点冷血，因而，身边朋友总是少之又少。
宋楚瑜则全然不同。首先，他父亲就有一大帮朋友，这些朋友的后代或者下级，又被他接收过来。他无疑属于一个很善于外交的人，认识一个人，很容易便和对方成为了好朋友，给人的感觉，他极其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比如，马英九竞选连任台北“市长”时，宋楚瑜为了帮马英九拉选票，在一次助选活动中，竟然声泪俱下地跪下来，求人们将选票投给马英九。这一跪，跪得惊世骇俗，也跪得舆情四起。这种事，如果换个角色，让马英九去做，恐怕拿刀子架在他的脖子上都不一定能够做出来。
这次提拔，在职务上面，宋楚瑜落到了马英九之后，虽然宋楚瑜后来也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甚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进入了中常委，但就担任副秘书长的时间来看，比马英九晚了三年。这也就是说，马英九由蒋经国的英文秘书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仅仅用了3年时间，而宋楚瑜走完这一历程，用了13年时间。多出整整10年。宋楚瑜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生点闲气，那是有这个可能的。
客观地说，马英九和宋楚瑜之间，矛盾是有，但不如台湾岛内某些媒体所渲染的那么严重。毕竟，在那一段极其特殊的时期，两人都作为国民党中生代的代表人物出现，而马英九由于性格关系，在国民党内又没有什么强大的支持力量，而在有关改革以及其它诸多方面，又是站在同一阵营，抱持相同观点的。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们之间的联合，应该远多于矛盾。而其后的一段时间，马英九受到李登辉的打压，远远落到了宋楚瑜的后面，因此，宋楚瑜大概也不觉得马英九的存在对自己是个威胁。
由于马英九从政资历很浅，又由于他年轻，更由于他的“不粘锅”性格，所以当初蒋经国提名由马英九担任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的时候，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自然，也有很多人虽然没有表示意见，心里却是不满的。可当时的蒋经国，一言九鼎，即使别人不愿意，也很难改变他的决定，马英九担任副秘书长，因此成为事实，以至于闻者咋舌。也就是因为这一惊世骇俗举措，有的人后来说，马英九是蒋经国暗中指定的隔代传人。蒋经国是否有意让马英九成为他的隔代接班人，这点我们无法知晓，但有意识的大胆重用马英九，这却是毫无疑义的。
面对“二·二八障碍”
有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马英九说：“我到‘总统府’上班的第一天，当时就认为要解决这个（指历史上的‘二.二八事件’）问题。后来无巧不成书，担任‘法务部长’时，‘二·二八补偿条例’就是我提出来的。”
马英九这里谈到的“二·二八”，就是在台湾历史上影响很大的“二·二八事件”。事情还得从抗战结束时谈起。
抗战结束后，日本不得不将强占50年的中国领土台湾交还中国，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的台湾民众，此时的心情，可以说是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对于回归，是热切期望并且真诚欢迎的。随后，国民党政府在台湾设立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派国民党大佬级人物陈仪来台湾担任行政长官，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从理论上说，当时那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国民党政府根本不可能在台湾建立一个类似于美国的三权独立的政府，无论是清代还是日据时代，台湾都是实行的集权统治，所以，国民党当时所执行的体制，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并非如后来有些人所说，是无法接受的，甚至是比日本人更专制的。
但此时国民党政府已经高度腐败，他们以胜利者自居，派出大量的接收大员，巧取豪夺，接收对象不仅仅是日伪财产，只要他们看中的，动手就抢夺。台湾民众对这个政权没有丝毫感情，他们原以为回归了可以过好日子了，没料到这个政权比日本统治者更可怕更可恨，因而迅速对这个政权失去了信任。
日据时代，为了控制台湾经济，日本人实行了严格的专卖制度，对于“樟脑、火柴、酒、烟、度量衡”等物品，一律实行专卖，并且成立专卖机构。同时对交通运输、货栈、农产品、渔业畜牧、钢铁、电力、水泥、机械制造、石油、工程、造纸、印刷、纺织、砖瓦、油脂、电工器材、化学药品、制盐等行业实行垄断经营。陈仪到来之后，全盘接收了日本人的这套搞法，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些由国民党政府派驻台湾的官员们，无不想利用这次机会为自己大捞好处，于是官场腐败，日甚一日，官商勾结，军纪败坏，盗匪横行。那些当官的可以巧取豪夺，普通当兵的，难以捞到好处，便白天是兵，晚上是匪，偷窃、耍赖、欺诈、恐吓、欺民扰民、无恶不作。政府对此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军人开枪滋事，与民众冲突的案件，一再发生，但凡这类案件，政府支持的都是军人。据统计，国民政府接管台湾的前两年，刑事案件每年递增28％，社会治安严重恶化。
正所谓那句老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为了生存，民众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和政府对抗，其中最为常见的，是走私以及私卖。
1947年2月27日晚，台湾省专卖局专员叶德根带领查缉员傅学通等6人和4名警察，在台北市南京西路万里红酒店附近的天马茶房（现在的延平北路）前发现寡妇林江迈贩卖私烟，当即上前缉查。林江迈身上带有几十条香烟和6000元现款（因为通货膨胀，纸币不值钱，这其实是一笔小钱）。钱虽然不多，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却是命根子。
当时，专卖局官员便要将这些钱和烟予以没收，对于林江迈来说，这些财产可是命根子，自然不愿，于是和缉私官员抢夺，甚至跪地向他们求情。附近有很多民众开始围观，他们知道林江迈家庭经济状况很差，纷纷向官员求情，可官员“铁面无私”，丝毫不肯让步。抢夺中，因为林江迈不肯松手，警察便挥枪威胁，并且用枪托猛砸林的头部，致使她受伤流血。
当时有近百名民众围观，一些人早就对国民党官员不满，群情激愤，有人开始上前和官员们论理，甚至出现抢夺。场面一度出现混乱，致使一名查缉员和一名警察受轻伤。官员们恼羞成怒，鸣枪示警。混乱中，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子弹竟然射中在自家楼下看热闹的市民陈文溪，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此时，事件仍然是一次局部事件，若处理得当，应该可以迅速解决。但是，国民政府对此不闻不问，反而称陈文溪是因为妨碍公务被击毙，是咎由自取。
当晚，愤怒的民众便向当局提出诉求，要求惩办凶手，但当局根本不予答复。28日早晨，延平路一带的市民出于愤怒，鸣锣聚集，向民众公布事件真相，希望政府给予公正解决。当地警察获悉
后，立即派出警员赶到现场驱赶民众。民众异常愤怒，双方迅速发生冲突。最后，愤怒的民众冲击了当地的警察所，所长出面弹压，被愤怒民众围殴。随后，这些人冲进警察所，抢夺了枪支，又前往省专卖局台北市分局，双方发生严重冲突，当场打死查缉员6人，并将办公室内存放的东西推出门外，连同外面停放的汽车、自行车数辆放火烧毁。
后来人们将这一事件称之为“二·二八事件”。台湾民众一直要求政府对这一事件予以平反。
所以当马英九说他担任“法务部长”时，“二·二八补偿条例”就是他提出来的，此话一出，立即遭到本省籍许多人的攻击，认为马英九是在做秀，是在说假话。他们抱持这一观点的理由，是马英九回台湾的1981年，根本没有可能考虑到“二·二八问题”，那时的蒋经国，也不可能将这一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但有迹象表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蒋经国确实开始思考与“二·二八”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这种思考很可能是被动的，却又是不可逾越的。随着他越来越深入地推进国民党的本土化，越来越多的本省籍人士进入国民党高层，矗立在国民党和台湾省籍人士之间的这座大山，已经不可回避，到了不得不正视的程度。
有些事，很可能并非蒋经国所愿，可他却无能为力，不得不顺从某种历史的趋势，或者说，不得不屈从于国际的力量。比如蒋经国在台上时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蒋经国本人具有一定的民主思想，他对苏联搞大清洗的触目惊心，有着深刻的体会，也对他父亲搞的独裁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就算是他自己为了掌权，同样进行过一系列的阴谋并且使用过诸多残酷手段，这一切，都是促使他晚年推行“仁政、善政”的诱因。但不可忽视另一个事实，他掌权的时代，和他父亲掌权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他已经不可能像他父亲那样，能够完全控制台湾政权。他父亲所搞的分而治之使得政权下面派系林立，各不相让且矛盾重重，种种一切，给他掌握政权增加了变数。
蒋经国上台后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用什么人的问题。如果用父亲的老人，那么，这些老人的资格比他老，派系根底比他深，相互之间难以调和，即使不是发展到有人站出来推翻他，也一定是内部矛盾重重。如果大胆起用新人，那么，这些新人难免会受到西方政治势力的影响，受到省籍族群的影响。美国对待台湾，一直都在使多面派手法，既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又大力扶持台湾，同时还保护和支持台独势力。而日本对台湾始终不曾死心，多年来都在努力寻求台湾民众对日本的认同。蒋经国除了利用推行本土化，可以说无路可走。因为他一次又一次遇到“二·二八”这座大山。
马英九回到台湾，加入“政府”工作的时候，正是这样一个敏感时候。蒋经国自从担任“行政院长”算起，执掌台湾大政已经10年，台湾政坛，本省籍官员已经超过了50％，势力已经大过外省籍。这便成了“美丽岛事件”时，国民党不得不向党外人士妥协的一个关键因素。对于解决“美丽岛事件”，说国民党不想停止已经进行的改革也好，说国民党妥协也好，无论何种因素在起作用，客观上，都是国民党政府向党外人士的示弱。党外人士从而接收了一种信号，国民党正在失去对局势的控制，所有的反国民党行为，只要在“合法”的框架之下，国民党将无能为力。
所谓的“合法”框架，实际上也是一个模糊概念，反对势力，不可能不踩线，而国民党既然已经退了第一次，肯定还会退第二次第三次，对于某些看似越格的行为，他们也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里所谓的“合法”，也就是指“选举”。党外人士要在选举中取得主动，一是要结成一个组织，党禁还没有放开，组党自然是不可能，但可以组织一种助选机构。此外，自然就是争取民心，也就是争取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台湾本省籍民众的支持。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便是去刺激“二·二八”情结。
民间要求对“二·二八”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事件，又一直是“台独”分子用来打击国民党的最有力武器。蒋经国怎么办？死守“二·二八”防线？死守下去，别说是台湾省籍人士的反对，就是国民党内部，也会冒出强大的反对之声。在当时的国民党内，要求对“二.二八事件”进行重新定位的诉求，已经不仅仅限于本省籍官员，相当一部分中生代的年轻官员，他们也都认为这件事需要重新审视。
马英九当时的观点，便代表着台湾新一代外省籍人士。
有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马英九说：“‘二·二八’事件时，我还没有出生，我是那之后3年才出生的。大学时代甚至更早就知道这件事，当时的理解，‘二·二八’应是族群冲突，当时同学也有人是‘二·二八’家属，在户口记载上是叛徒，经常有警察来拜访。直到离开台湾赴美念书，都觉得要想办法解决。在美国的时候，有很多机会，那时‘台独’联盟的刊物，我每期都看，主要是想了解他们在想什么。除了了解国民党独裁之外，那些人在想什么。结果，我发现他们很想去中国化，也就是搞‘台独’。看这些东西，一方面让我了解到族群对立的深层原因，同时也开始对‘二·二八’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蒋经国开始考虑怎样面对“二·二八障碍”。马英九回台后不久，有一次蒋经国在私下谈话时，问马英九对“二·二八”事件的看法，马英九借此机会，很策略地谈了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蒋经国沉默了片刻，然后表态说：“这件事非常复杂，不是一下子能够解决的。不过，可以组织一些人研究一下，在一定范围内搞些讨论。”
这显然是蒋经国的一种表态，正因为这种表态，有关“二·二八事件”的讨论，便在一个相对狭窄的区域内展开，为日后对事件的平反，奠定了基础。
美丽岛事件与江南案
蒋经国让马英九担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这么一个显赫职务，其实是想要马英九帮他完成一件大事，那就是想由他主抓“政党外交”。这充分说明，蒋经国没有忘记马英九几年前在纽约那次发言中所提出的“主动出击”的话。
但马英九上任后所面临的第一件事，不是“政党外交”，而是“政党内交”。他上任之后，台湾岛内发生了一连串的重大事件，使得国民党的威信一损再损。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丽岛事件”与“江南案”。
1979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党外势力决定于高雄市集会；此活动事前的申请未被核准，但由于过去许多的例子都是在最后才被许可，于是集会与游行如期举行，最后终于酿成封锁高雄市内道路的警察与民众的冲突；数日后，政府便展开对美丽岛集团的逮捕行动，黄信介、施明德、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陈菊、吕秀莲、林弘以涉嫌叛乱由军事法庭审判。
但更另人震惊的是在审判前的二月二十八日，因美丽岛事件入狱的林义雄家宅发生惨绝人寰的灭门大血案！林母及两个双生女儿林亮均、林亭圴惨遭不明身分的凶手潜入家中杀害，大女儿林奂圴被杀成重伤，这件灭门血案，震惊海内外。使得整个当外运动在挫折之中，更跌入哀伤的谷底。虽然美丽岛事件使得历经十年艰辛凝聚出的“党外”政团，在一夕之间几乎瓦解，但这次全岛性的大搜捕，却震撼海内外，尤其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军事审判，更激起了台湾民众对政治的高度关心。也因此而引出了一批学有专精、正值少壮的辩护律师，由于承办这次的案件，使他们从幕后走到幕前，纷纷投入党外运动，成为美丽岛事件后党外反对运动的重要人物，举凡谢长廷、陈水扁、尤清、苏贞昌、李胜雄﹑张俊雄、郭吉仁……等人，都是在担任美丽岛辩护律师之后，投入政治运动的行列。
要了解美丽岛事件﹐必须先了解70年代初期逐渐形成“党外”民主运动。在一般上轨道的民主国家中，选举具有发挥政策凝聚的功能，但是，由于国民党入台以来所实施的“地方自治”仅称得上是一个“半自治”的型态(地方缺少财政、人事、警卫、教育等权)，且中央民意代表在1969年以前，碍于所谓“动员戡乱”之体制，完全不让人民改选，直到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也只改选国会中的一小部份名额而已。因此，长期处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台湾尽管有选举，但并没有完全发挥政策凝聚的功能，议会政治的意义并不彰显。
在经过70年代多次的选举之后，一些标榜“党外”的民主运动人士逐渐凝聚起来，形成一个民间政团；又于1979年初，党外杂志《夏潮》《这一代》遭到停刊处分，党外人士余登发父子因“知匪不报”被捕，引发一连串抗争行动，朝野之间形成一股剑拔弩张之势；同年8月，政论杂志《美丽岛》创刊，发行人为黄信介，社长为许信良，副社长就是后来在台湾2000年和2004年“总统”大选中获胜的吕秀莲，《美丽岛》杂志以社委的型式组成，在实质上具有政党政治的雏型，网罗了全台各地的党外人物。并在全台各大城市分别设立分社及服务处，且每在一地成立服务处时，便在该地展开群众聚会。因此，《美丽岛》杂志社所引发的一连串群众聚会，引起国民党统治当局极度的敏感与不悦。
“美丽岛事件”以那样一种方式解决，实际给党外人士以正面的鼓舞。此时，美国又一直在后面支持这样一股力量，给国民党政府施加了不少的压力，而国民党内部，也开始出现分化，一大批新生代，对于国民党所执行的专制统治是持有看法的。此后的一段时间，国民党虽然对新闻实行了进一步控制，但党外人士的斗争，却花样翻新，恰在此时，江南先生撰写的《蒋经国传》在美国出版，随后的1984年10月15日，江南先生在美国旧金山家中的车库准备去自营的瓷器店时，被从角落射出的3颗子弹夺去了生命。此案顿时引起舆论大哗，海外华人纷纷发表谈话，一开始就将矛头指向蒋经国，公开指责这是一起政治谋杀。美国各界人士在旧金山成立“江南事件委员会”，悬赏2万美元缉拿凶手。
美国警方也感到震惊，决心立即破案，教训一下在美国胡作非为的国民党特工。美国联邦调查局电讯监听机构，于当天录下了从旧金山国际机场打到台湾的国际长途，其中有“交易已成”的暗语。接下来查明，美方通话者为台湾黑社会组织“竹联帮”总头目、人称“旱鸭子”的陈启礼，台湾方通话者为台湾“国防部情报局上校副处长”陈虎门。不久，美方拘捕了竹联帮在当地的负责人俞大钧，俞大钧供出杀害江南的凶手是竹联帮的陈启礼、“总护法”吴敦、“忠堂”堂主董桂森三人，他们已经潜回台湾。
台湾方面恰在此时发动了“一清专案”，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便是竹联帮。而发起“一清专案”的竟然是“安全局”而不是“调查局”或者“情报局”，更不是警察机构。所谓“一清专案”，实际是一个扫黑专案，这类案件，职责上是由警察部门负责的，而“安全局”、“调查局”和“情报局”，则是军事情报部门，专职负责的是安全案件而不是刑事案件。事件就这么蹊跷，美国方面发生了“江南案”，台湾则差不多同时由“安全局”开始了“一清专案”，结果，第一场战役，便将三名凶手缉获。
有人怀疑整个事件是一大阴谋，是由台湾情治单位相互倾轧引起的。至于目的嘛，自然因为情治单位太多，互不统属，彼此矛盾，勾心斗角，谁都想把对方整倒。这只是一种推测，并无太多佐证。
三名凶手虽然很快被抓获，但台湾方面并没有和美国通气，有关情治单位以及国民党高层人士也相互隐瞒，根本不承认此案属于高层密谋。美国方面因此怀疑台湾实际是用这种方式将凶手暗中保护起来，大为不满，开始向台湾施加了很多压力。台湾不得不表示一种姿态，声称一定要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美国人对台湾并不信任，他们表示，已经查获陈启礼作案前所录的一盘录音带，谈及受台湾情治单位指使作案等细节。
迫于美国方面的压力，蒋经国不得不于1985年1月10日召集中央党部秘书长蒋彦士、“安全局长”汪敬熙、“国策顾问”沈之岳、“情报局长”汪希苓、“调查局长”翁文雅等人开紧急会议。据后来透出的消息说，汪希苓见无法隐瞒，只好说出是“情报局”安排了这起暗杀的事实，蒋经国听后，大为惊讶，完全不相信在自己一手控制的情治部门，竟然能干出如此恶劣的事来。他在会上当即指示：“务使全案水落石出，而且不论职级如何，涉案者一律不得赦免。调查完毕之后，将案情公开让民众知道。”并且下令逮捕“情报局局长、海军中将”汪希苓、“副局长、海军少将”胡仪敏、“第三处处长、陆军上校”陈虎门。
1月13日，“中央社”宣布台湾“情报局”官员确实卷入“江南案”。4月19日，将汪希苓判处无期徒刑，胡仪敏和陈虎门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5月10日，台北地方法院判处陈启礼等凶手无期徒刑。
当时，外界舆论指向蒋经国的二公子蒋孝武，纷纷指出正是他制造了这起血案。而此案发生之前，台湾实际已经有动议，要安排蒋孝武接父亲的班，成为台湾下一届领导人。蒋经国似乎也在各方面进行安排。但“江南案”发生之后，岛内外压力巨大，矛头并不仅仅指向蒋孝武，同时也指向蒋经国，党外人士，更是借机大肆指责国民党专制残暴。要求开放党禁，允许自由组党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为了平息舆论，蒋经国只好忍痛割爱，将儿子放逐到新加坡。
“江南案”余波未了，又冒出了一桩“十信案”。 “十信案”表面上是一起金融舞弊案，案件的主角是公营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理事长蔡辰洲。蔡辰洲是台湾巨商蔡万春的次子，连任3届共15年“十信”理事长。正是他担任理事长期间，向一些企业大量发放无担保贷款。事后查明，他总共发放的这类贷款150亿新台币中，不良贷款高达70亿，亏损达80亿。这起案件背后，涉及众多的国民党要员。最初，蔡辰洲的政治靠山是蒋经国在军界的干将王升，后来，王升失势并且最终倒台，蔡辰洲又投向蒋经国身边的红人蒋彦士，既由蒋彦士介绍加入国民党，又由他辅选当上“增额立法委员”，还通过他的关系，和一大帮国民党高官尤其是“财政部”高官保持着密切来往，为了保持这类关系，蔡辰洲每年的交际费便高达近3亿元。而那些他所批准的无息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财政部”或者其他高官从中牵线的。
这一案件令蒋经国大为恼怒，2月6日的中常会上，在没有通知本人的情况下，蒋经国突然宣布接受蒋彦士秘书长的辞呈。其后，50多名官员因此被判刑。谁也不清楚此案对蒋经国的打击有多大，有分析者认为，正因为“江南案”和“十信案”的影响，才促使蒋经国考虑让李登辉来当“副总统”，因为在蒋经国看来，有条件担任“副总统”一职的高官中，仅仅只有李登辉可能是廉洁的。实际上，蒋经国似乎忘了一点，李登辉当初“入阁”，推荐者之一，便是蒋彦士。而李登辉当了几年“总统”，事后被揭露，由他控制的政治资金高达几十亿。可见李登辉不是不贪，只是时候未到。
“十信案”成了党外人士攻击国民党的炮弹，蒋经国似乎也开始反省此事，加上内部新生代在蒋经国耳边进言：这是由于一党执政，缺乏监督所致。蒋经国开放党禁之心，有所松动。
而在此时，又接连发生了一连串与党外人士有关的事件。1985年4月1日，因为“美丽岛事件”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施明德联络其他几名在狱中的党外人士开始绝食抗争，他向当局提出了三项要求：一、国民党还政于民；二、国民党释放所有政治犯；三、国民党承认反对党。这是正式提出了组党要求。
在此前后，陈水扁也闹出了一系连轰动新闻。1984年夏天，陈水扁赴美活动返台，暗中成立了一个地下组织“组党促进会”，并且公开谈论组织政党的事。对于此事，当局自然是极其反感，却又因为“言论自由”，不好对他发作，何况，他还是“省议员”，作为议员，自然有权议政。可当局不肯放过越走越远的陈水扁，想办法要制裁他。恰好，由他担任社长的《蓬莱岛》杂志有一篇文章，称冯沪祥“以翻译代替著作”。而这篇文章是转载3年前另一本杂志所刊载的文章，当年，冯沪祥并未就此说任何话。此次，受了国民党方面的暗使，竟然起诉陈水扁“诽谤罪”，法院因此判处陈水扁1年有期徒刑，并罚款200万元。
这其实是对陈水扁搞组党活动的警告，并未想真的执行。没料到陈水扁却不善罢干休，宣布辞去“省议员”以示抗议。后来，党外人士请陈水扁出山，回他的家乡竞选县长。由于国民党围票，陈水扁输掉了这场竞选。竞选虽输了，陈水扁仍然四处拜票，感谢为他投票的人，结果途中出了车祸，他的夫人因此瘫痪。有关这个判决，也就悬在那里，谁也没想过要执行。
转眼到了1986年2月25日，亚洲发生了一件大事，菲律宾政局发生剧变，专制总统马科斯被赶下台。实际上，这次政坛剧变的总设计师是美国。令人深思的是，当初马科斯掌权，支持者正是美国，现在赶他下台，并且扶持了一个所谓的民选政府，同样是美国在幕后支持。在亚洲，菲律宾是台湾的盟友，关系非常密切，政治体系也极其相似，背后都是美国人在支持。菲律宾的剧变，让蒋经国看到了一个事实：美国人虽然扶持台湾，但不一定支持台湾现政府，这正是近十几年来，台湾内部动荡不安的原因所在。那么，台湾会不会成为第二个菲律宾而他成为第二个马科斯？为此，蒋经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
同时，美国方面又通过各种方式向台湾施压，明确表示，蒋经国必须“改变人权状况”。蒋经国一下子被逼到了绝路。所以一段时期以来，他一直在找人谈话，就此进行探讨。
“国家”认同与“台独”势力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政权怎样更迭，改朝换代，打也好，闹也好，山河一统始终是国家的常态或潮流。
维护国土疆域的意识，千百年来植根中国人的内心深处。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日记手稿的部分内容2005年2月17日起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展出。据已看过全部两蒋日记人士透露，印象最深的是蒋氏父子一生最不忘的是“中国统一”，可以用“执迷不悔”来形容。
有一次，马英九替蒋经国当完翻译之后，蒋经国送走外宾，把马英九留了下来，问他：“我听说，那个陈水扁，他要组党，是吗？” 陈水扁的事当时已经闹得沸沸洋洋，马英九知道蒋经国是想听听自己的意见，于是他根据自己在美国的所见所闻答道：“我也听说了。但我想，组党不一定是件坏事，美国那样的社会也是多党制，有执政党也有在野党，那样可以相互监督，有一种体制促使某
一政党内部的改革。美国的体制，就是一种相互制衡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利于政党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国家政府体系的清廉执政。”
他说这话的时候，蒋经国认真地听着，始终没有说话。马英九不清楚他心里到底怎么想。他觉得，既然谈到了这一话题，有些话，他就一定要说出来。他说，据他在美国时所进行的研究，美国的体制，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对国家政体的认同，如果缺乏这种认识，那么，根本就不是反对党，其它的问题，就无从谈起。
对于这一问题，蒋经国显然早就已经深思过，他颇有同感地说：“对，你这话说得太好了。反对党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就是对国家的认同，如果对国家都不能认同的话，你这个党，就不是反对党，而是‘叛党’。”
马英九接着说：“我忧虑的也就是这一点。在美国的时候，那些台独分子出的刊物，我也看过一些，当时主要是想弄清他们在想什么，准备做什么。结果，我发现，他们其实是想‘去中国化’，他们想让台湾逐渐成为第二个外蒙古。”
提到外蒙古，蒋经国的心立即痛了起来。这事他最清楚不过，因为他曾为了这块辽阔的土地，在三、四十年代代表父亲和国民党政府去前苏联交涉过，结果都无功而返。
外蒙古是一个拥有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家，它的形成，对于今天大多数国人来说，显得有点陌生。事实上，现今蒙古国所在的那块土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蒙古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
上溯到秦汉时代，自北匈奴被远驱欧洲，南匈奴降汉以来，阿尔泰山以东、贝加尔湖以南、额尔古纳河以西的大片地区就已经是中国的土地了。那时，蒙古这个民族还没有形成，中国各个不同的游牧民族在那里生息繁衍，那里也相继出现了很多兴盛一时的民族，如高车、鲜卑、柔然、突厥等。到了唐代，中央政府开始在那里置府设州，实行直接的有效管辖。
宋代时，北方游牧部落的一支开始兴盛起来。因部落名字的缘故他们被称做蒙古人。他们的发祥地是在我国东北境内。这支北方游牧民族在英雄的成吉思汗率领下东征西战，战果显赫。他们夺取了大宋政权，建立了元朝。他们还向中亚、西亚仍至欧洲进军，横扫高加索地区、里海、波罗的海沿岸，占领了亚洲和欧洲大片土地，建立了前无古人的丰功伟绩。中国的这个少数民族开始获得世界声誉。元朝的建立，蒙古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开始更进一步与内地融合，并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后来蒙古人失去政权，但是自明清以来，蒙古人做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从未与中国隔离开来。
清初中国把蒙古分为漠南、漠北、漠西蒙古，其中漠南蒙古称为内蒙古，漠西和漠北蒙古为外蒙古。清政府曾分别在这些地方设置了管理机构。为防止外蒙的割据，清庭在库伦(乌兰巴托)设置大臣，定期举行军事演习，保障疆域的稳定。1727年中俄签定的《恰克图界约》肯定了蒙古属于中国，但沙俄的势力也越过了西伯利亚，伸展到贝加尔湖一带，为后来的外蒙独立留下了隐患。
蒙古的分离，只是本世纪初的事。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的掠夺、打击之下，大清帝国日益衰落。1911年武昌起义后，中国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摆脱清政府的统治。外蒙古同中国其它各省一样，也宣布独立。当宣布独立的中国各省开始重新统一于中华民国时，外蒙古却脱离了这一进程，沙俄培植亲俄势力，并大批发放武器，推行“去中国化”和外蒙独立。
1913年，沙俄利用袁世凯政府内外交困之机，与袁订立《中俄声明文件》，确认中国是蒙古的宗主国，改“独立”为“自治”。但中国政府不能驻军、移民外蒙，而沙俄可以，蒙古事务需两国协定解决。1917年，俄国发生革命，“自治”的外蒙重新回到中国的怀抱。1918年中国政府驻军库伦。然而俄国革命的胜利影响到外蒙，外蒙的先驱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积极寻求苏共帮助，谋求建立独立的蒙古国。
列宁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要把沙皇掠夺的亚洲土地还给亚洲人民，他还说，当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后，蒙古将自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列宁死后，苏联领导人背弃列宁的诺言，在蒙古问题上出尔反尔，转而支持外蒙的“去中国化”运动和分离运动。
1945年日本战败，中苏谈判再次涉及外蒙问题，以宋子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会见了斯大林，斯大林要求中国同意外蒙独立，遭南京政府拒绝。1945年10月10日到20日，外蒙古集会举行全民公决，随后宣布独立，脱离中国。
马英九认为现在“台独”份子要走的就是象外蒙古“去中国化”和分离祖国的这条路子。在这一点上，马英九确实具有超人一等的智慧，一眼就看穿了“台独”分子的鬼蜮伎俩。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他们要做的正是逐渐“去中国化”，然后象外蒙古一样实行“全民公投”，最后达到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险恶目的。2004年9月30日，陈水扁在接见第四期“蒙古行政管理人才训练班”学员时就公开说：“蒙古共和国经过公投，确认国家主权独立的意志，值得台湾学习参考。台湾要走自己的路，要走出一条真正属于台湾2300万人民的台湾之路，台湾要站起来，台湾要走出去，相信蒙古成功例子能给台湾无比的信心。”
对“台独”分子的阴谋和企图，蒋经国当然非常清楚。蒋氏父子主政台湾的几十年中，尽管海峡两岸各行不同的制度，但在台湾不存在“国家认同”的问题。蒋氏父子不断向岛内民众宣传根在大陆的理念，积极推行国语，要求台湾学生对大陆的省份、地形倒背如流，文化教育上推行了许多措施，使台湾虽然与大陆隔绝几十年，仍保存着中华文化的血脉。他们还严打“台独”活动，破获许多“台独”案件，使“台独”活动在岛内难以立足。
蒋介石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谁搞台独，我搞他脑袋”。1958年和1959年这两年，蒋介石下令大批抓捕“台独”分子，不仅把“台独”头领彭明敏等人长期关押，而且他对任何鼓吹“台独”的人都不放过，一经抓起来，长期关押。1960年4月，台湾选举各县、市长和“省议员”，蒋介石明令：凡是鼓吹“台独”的人，不得参加选举。受日本和美国支持的“台独”头子廖文毅1960年跑到日本的横滨组织“台湾独立统一战线”，自任“总裁”。蒋介石知悉后，派员与日本政府交涉，要日本政府取缔所谓“台湾独立统一战线”。在蒋介石的强烈反对之下，廖文毅不得不移往美国活动。
中共领袖毛泽东也看到了“台独”势力的发展对中国统一所构成的威胁，看到了蒋介石是坚决反对“台独”、主张中国统一的，对蒋介石采取的打击“台独”行动极为赞同。由此，毛泽东改变了过去的认识，提出：“国民党已经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和你们还是敌对的，但这种敌对，较之民族矛盾，已经降到第二位。” 1959年10月5日，毛泽东在同拉丁美洲十七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说：“我们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也反对‘两个中国’，我们有一致之处，有共同点。”毛泽东因此提出要与蒋介石“和”的主张。
1958年10月6日，毛泽东在他亲笔撰写的《告台湾同胞书》中，对蒋介石说：我们“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当年10月25日毛泽东又亲笔撰写《再告台湾同胞书》，指出“中国人的事情只能是我们中国人解决。一时难以解决，可以从长商议”，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多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
1957年4月16日，周恩来接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周恩来向伏罗希洛夫介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时说：“国共两党过去已有了两次合作的过程了。”毛泽东紧接着说：“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合作。”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这条消息，标题为“毛主席说，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
后来，毛泽东对此问题更是语出惊人：“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还是蒋介石好！”
在此期间，著名民主人士曹聚仁还频频来往于北京和台湾之间，成为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蒋经国的座上宾，密商两岸和平统一大事。
反对党兴起与“革新小组”成立
但蒋经国现在最关心的是自己政权的安危。马英九也知道蒋经国的心事，所以对“台独”分子“去中国化”的事避而不谈。马英九说：“我回来的时间不长，对于党外人士的那些诉求，还不十分了解。不过，这几年岛上所发生的一切，我都有认真观察和研究。他们之中，确实有一些人，是在忧国忧民，但另外一些人，我怀疑他们是别有用心。”
他见蒋经国很有兴趣地在听他讲话，便继续说道，他认真研究过菲律宾的情况，觉得菲律宾和台湾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两地最初都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美国的态度都十分明确。但后来，美国的态度显然改变了，这次菲律宾所发生的事，自然与其内部的腐败和独裁有着极大的关系，但另一方面，美国在背后支持反对派，给马科斯政府不断施压，更是一个直接的诱因。台湾目前的情况，和一年前的菲律宾极其相似，公政会虽然还不是政党，但已经形成一个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实体，并且在不断壮大。如果取缔的话，美国不会答应，而且，台湾岛上，也可能引发冲突，增加不安定因素，这几年的改革努力，可能付之东流。如果放任自流，到了一定程度，他们可能会闹出更大的事来，那时，政府就不得不表态，选择的余地，反而会小很多。”
马英九的话理顺意明，言简意赅，字字精辟，更兼他思想敏捷，眼光远大，见解脱俗，说得蒋经国连连点头，
“嗯！有道理！我就是担心会动摇国本。国本动摇，我就是千秋罪人呀。”
马英九很清楚，蒋经国所说的“国本”，那就是无论如何不能分裂中国，这才是所有一切政治的根本。
此时此刻，蒋经国确实是被这一系列的问题困扰着，他在寻找突破的方法，却又觉得很难突破这个困局。他并不仅仅只是找马英九一个人交谈，还曾找过很多人，至于别人向他提供了什么样的建议，马英九不清楚。大约一个月以后，蒋经国似乎下定了决心，所以，他约见了党外大佬、开明派的陶百川。
1986年5月初，蒋经国和陶百川长谈了一个小时。据有关消息透露，蒋经国和陶百川密谈的主要内容，便是和党外人士的关系问题。蒋经国请他出面与反对派人士沟通，表示国民党准备在政治民主化上做出新规定，以便党外势力有更大的活动余地。事后，陶百川马上与自由派教授胡佛、杨国枢、李鸿禧等人约见党外人士和国民党的一些人士餐述。蒋经国还在这次聚餐中讲话。
几天之后，蒋经国通过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梁肃戎等人，约见公政会的主要负责人，表示要听一听他们的诉求。公政会的全称是“党外公政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这个组织，就是以前由党外人士组成的“党外选举后援会”。看上去，像是一个临时性组织，自从1984年5月改组为公政会，给人的感觉，已经组成了一个政党，至少也是具备了政党的雏形。所以，公政会成立后不久，当局便指斥他们违反“戡乱”时期戒严令，是非法组织。从那时至今的一年时间里，公政会多次派人要求面见蒋经国，向他当面陈情，都被婉拒。这次蒋经国主动提出接触，似乎是他已经有了某种深思熟虑的想法。那时，马英九自然不知道，此事的背后，有美国在不断地施压，蒋经国已经是无路可退。
5月10日，双方在台北来来大饭店会谈。双方达成了三点共识：一、双方对实施“中华民国宪法”都具有共识，至于如何推动民主宪政，则需要继续磋商；二、双方对公政会及其分会都表同意，至于“登记和名称”问题，则有待于进一步磋商；三、双方一致同意，在磋商期间共同为政治和谐而努力。
这所谓的三点共识，实际上一点共识都没有。不过，与会双方，可以说都有收获，蒋经国需要的，正是反对派对于“国本”的承诺，他拿到了这个东西。而反对派，需要的则是活动的合法性，他们同样拿到了这一承诺。最为重要一点，以前，国民党不承认反对派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存在，而现在，却愿意平等对话，这本身就是一种认同。所以，反对派将其称为“惊天动地的历史性盛会”。
从此开始，公政会便迅速膨胀，短短的时间内，便在全台各地建立了分会。党外人士显然看到了组党的曙光，所以，他们决定更进一步行动，决定发起“5.19绿色行动”，抗议国民党实施戒严37周年，活动地点选在台北闹市区的龙山寺，发起人是江鹏坚、陈水扁、许荣淑等人。国民党对此早有准备，在示威人员到达之前，便派出大批军警将其封锁。如此一来，游行已经不可能，双方和平对峙了几个小时，于晚上9点多由江鹏坚和谢长廷同台北警方协商，警方同意让出一条信道，参加者一一散去。
这次示威虽然和平解决，但当局对组织者还是非常恼火。为了惩戒某些人，“高等法院”竟然旧事重提，于5月30日正式判处陈水扁8个月有期徒刑，罚款不变。这显然是要给陈水扁一个下马威。
可陈水扁已经接收了诸多信号，知道当局不会采取激烈手段，自然是有恃无恐。他竟然在街头举行7场“坐牢惜别会”，每一场都引起无数围观者和无数支持者，使得他成了大明星，成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坐牢英雄”。接下来，他又搞了一个“一人一元轮椅行军”活动，让妻子坐在轮椅上，他推着走上街头为“蓬莱基金会”募捐，募得300万新台币。
当局原是想给陈水扁一点小小的惩戒，没料到，陈水扁借用这件事大做文章，反而胜了一局。年底，“增额民意代表”选举开始，陈水扁因为坐牢无法参选，夫人吴淑珍坐着轮椅代夫出征，参选“立法委员”，竟然获胜，成为台北市第一位女性“立委”。
1985年12月25日的“行宪纪念大会、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第二十次全体会议、第一届国民大会年度会议”联合典礼上，蒋经国出席致辞，他开始拿着讲稿读，后来突然放下事前拟好的讲稿说：“现在，有两个问题，经国想做一个明确地说明：第一就是，总统继承者的问题，只存在于专制和独裁的国家。在我们以宪法为基础的中华民国，根本是不存在的……所以下一任总统，必然会依据宪法而产生，那就是，由到会代表先生们代表全国国民选举产生之。有人或许要问，经国的家人中有没有人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第二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以实施军政府的方式来统治国家？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执政党所走的民主、自由、平等的康庄大道，绝不会变更宪法，同时也绝不可能有任何违背宪法的统治方式产生。”
接下来198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十二届三中全会，成立了由“总统府资政”谢东闵、谷正纲、黄少谷、“副总统”李登辉、“行政院长”俞国华、“立法院长”倪文亚、“司法部长”林洋港、“总统府国策顾问”袁守谦、“总统府秘书长”沉昌焕、“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内政部长”吴伯雄、“台湾省主席”邱创焕等12名“中常委”组成的“革新小组”，二人一组，分别讨论：一、“中央民意代表和机构”问题；二、地方自治问题，即是否开放省市长选举问题；三、“国家”安全法令问题，即解除戒严问题；四、民意社会组织制度问题，即组党问题；五、强化社会治安问题。
这五大问题的提出，等于发出了一大信号，蒋经国要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直选“省市长和中央民意代表”。
这个“革新小组”还没有讨论出结果，党外人士的组党，却快马加鞭。11月10日，民进党在台北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台湾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成立，从此宣告了台湾一党专制时代的结束。
在这次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活动中，马英九所起的作用，显然是不小的，他作为“革新小组”内部的工作人员，参与了某些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也曾向蒋经国提供了一些建议，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反对戒严、主张开放党禁，同时也主张组党的步子应该放慢一些。这种观点，甚至和党外人士中相当一部分人，比如党外代表人物康宁祥等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只是党外人士中那些主张去中国化的分子迫不及待，匆忙推出了新党，此后所发生的一切，可以说，许多人都始料未及，也并非蒋经国等人所能控制。
蒋经国要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一个关键原因，在于美国方面的压力。据钱复回忆，当初，蒋经国将他调往“外交部”，然后又将他派去了美国，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是希望钱复能够修复中美建交后的美台关系，由他充当台湾和美国政府之间的联络人。也是巧合，这一段时间，钱复在美国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和美国政府商谈军购案，此前，美国方面已经松口，不料菲律宾政坛巨变发生，美国对台湾的态度，似乎突然变了，他们约见钱复，表达了美国政府对台湾的“人权状况”大为不满。
为此，钱复急急忙忙赶回台湾汇报，蒋经国立即在中山楼召见他，两人有过一番长谈。钱复向蒋经国介绍，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台湾出了好几件大事，像七十年代末的“中坜事件”、“美丽岛事件”、“林义雄灭门血案”以及“台大教授陈文成死亡案”等，都已经引起美国方面的不满。到了八十年代，又发生了一连串的大事件，最令美国不满的是“江南案”，台湾的暗杀，竟然杀进了美国，连带美国的治安形象也受到影响。后来，美国查到相关录音带，证实这是一起政治谋杀，和台湾的情治单位有关。然而，台湾的官员却矢口否认，最终美国恼火了，表示要对这些官员进行测谎。那些官员在强大的压力下，才不得不承认，即使如此，这一案件，至今仍然有诸多未解之谜。
钱复说，目前，美国最为不满的是台湾实施戒严，没有言论和结社自由，选举被官方控制等，美国政府表示，他们必须对台湾的人权状况认真检视，如果不理想，将会考虑取消对台军售。蒋经国说：“我晓得你在这个问题上受了很多委屈，我要告诉你，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不能做，做了会动摇‘国本’的。”
蒋经国显然考虑到了一点，戒严一旦解除，等于为“台独”分子返台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那时，他将无法对付这些人。这是他的心腹大患。可见，蒋经国最大的担心，是父亲传给他的“中华民国”，被那些台独分子给整没了。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蒋经国显然对那些党外人士的真实面目，比连战、宋楚瑜、马英九等中生代看得远看得准。但他没有看准李登辉，这恐怕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误。
“台独”活动的兴起及其演变
主张“台湾独立”的分裂活动，是在台湾重归中国版图后开始的，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台独”活动是台湾社会的毒瘤，并且始终构成对两岸关系发展与祖国和平统一的威胁。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战期间，重要的国际协定都肯定了这一点。1943年12月1日，中、英、美三国政府签署的《开罗宣言》明确规定：“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7月26日中、英、美、苏签署的《波茨坦公告》中再次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之内”。
二战结束后，中国恢复了对台湾的主权。二战期间对日作战的同盟国政府，在后来历次发表的声明中，均确认了这一事实。195O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关于台湾的声明中说，开罗宣言的目的，是“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领土，如台湾，归还中国。美国是 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的签字国。波茨坦公告称：开罗宣言条款应即执行。日本投降时亦曾接受此宣言的规定。……过去四年来，美国及其他盟国亦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世界上凡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均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在5O年代初期，一个中国原则首先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肯定。当时苏联等社会主义各国明确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未经谈判就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随着对新中国的了解，大批民族独立国家及一些和平中立国家，也先后排除美国的干扰和压力，相继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同中国谈判建交。其中许多国家还成为在联合国内为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和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积极倡议者和支持者。
进入7O年代，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反对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斗争，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胜利。1971年9月基辛格访华，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1972年2月28日，中国总理周恩来与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上海签署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在“上海公报”中，关于台湾问题，美方则表示：它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异议。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建交公报。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美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中日关系也取得巨大进展。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签署联合声明，日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并且遵守《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定。次日，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宣布废止“日台条约”。
从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到中日建交，直到中美建交，标志着一个中国原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通承认。而台湾当局则遭到一系列沉重的打击，在国际上陷于孤立的境地。从1970年到1972年，台湾当局的“建交国”从68个锐减至39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则从53个增至89个；1977年底，台湾当局的“建交国”数目下降至23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则增至113个。
“台独”思潮与活动的产生有复杂的历史、社会、政治原因，也是美国、日本反华势力支持的产物。蒋氏父子统治时期，台湾当局采取打击“台独”活动的措施，“台独”势力在岛内难以生存，不得不移到海外。70年代后期，台岛内“反蒋民主”运动兴起，“台独”分子披着“争民主、争人权”的外衣大肆活动。民进党成立之初，是各种反国民党势力的复杂组合，但领导权基本上被“台独”分子把持，“台独”思潮在该党内泛滥。该党一大通过的党纲即主张台湾前途由台湾全体住民决定。以后，该党又陆续通过一些决议，宣称“台湾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台湾国际主权独立”等等。
1988年以后，在台湾当局的姑息与纵容下，海外公开的“台独”组织加强向岛内渗透，在美国最大的“台独”组织“台独联盟”迁回台湾，以后集体加入了民进党。1991年l0月，民进党召开五大，公然将“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暨制定新宪法，应交由台湾人以公民投票方式选择决定”列入党纲。1992年5月，“立法院”修改“刑法”，废除“刑法第100条”和“国安法”法，使鼓吹和从事非暴力的“台独”活动合法化。从此，台湾当局实际上已不禁止“台独”活动。一些“台独”分子通过选举，有的进入了“国民大会”、“立法院”和省、市、县议会，有的掌握了一些县、市政权。
各种“台独”组织进行名目繁多的分裂活动，主要有制定“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新国族”、“新国歌”和推行所谓“公民投票运动”，并且积极争取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鼓吹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1994年3月，民进党籍“立委”在“立法院”的专门委员会一读通过了“公投法草案”。 “台独”论调形形色色，但其基本主张是：“台湾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1949年以后“台湾法律地位未定”、“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台湾人民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台湾前途由台湾住民自决”。
“台独”活动的出现，从一开始就有国际背景。从历史上说，日本军国主义是“台独”的始作俑者。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即策动一些日军中的军国主义分子和汉奸分子，在台湾建立起“台独”组织；同时，驻台日本右翼军人发动“台湾独立”事件，即为“台独”活动的发端。但是，台湾重归中国已不可逆转，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进行的“台独”活动遭到失败。
由于蒋介石在台湾采取镇压“台独”的措施，“台独”分子只能在海外从事活动。 1951年、1956年“台独”分子先后分别在日本、美国建立组织。至 6O年代中期，日本是“台独”势力的大本营。当时在日本的“台独”派别众多、组织复杂，其中以廖文毅为首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是最具代表性的“台独”组织。
6O年代未至 7O年代初，随着中日关系发展，特别是1972年中日建交之后，在日本的“台独”组织逐渐衰落，“台独”活动的重心由日本转移到美国。 1970年1月，“台独”分子彭明敏逃往美国 ；而统一指挥“台独”活动的“世界台湾人争取独立联盟”(即“台独联盟”)亦在美国成立。此后，美国成了“台独”活动的大本营。
公开的“台独”势力以美国为其大本营绝非偶然。l949年1月l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提出，“美国亦宜扶植台湾自主分子，俾使其发动台湾独立时，可含美国之利益”。 1957 年美国参议院发表《康隆报告》，建议“中共入联合国，承认台湾共和国为美国保护国”。正是在美国反华势力的庇护和支持下，在美国的“台独”势力在70年代进一步整合，有了较大发展。中美建交以后，一些“台独”组织继续在美国活动。他们用各种方式游说美国议员，争取通过提升美台关系的议案；鼓吹“台湾加入联合国”，并组织各种宣传“台独”主张的活动。1995年李登辉访美得逞，也包含了这些“台独”组织的势力所起的作用在内。
解除戒严与开放党禁
尽管蒋经国并不想动摇“国本”，可他不能不动，美国在后面逼他，党内人士在身边劝他，党外人士在背后推他，他可以说是被逼上了绝路。
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组成了一个12人“革新小组”。这些人全是“中常委”，是高官，不可能真的研究此事，他们只是定大方向，具体工作，便由下面的人在办。下面是谁？自然就是中央党部秘书处，这个机构，由李焕牵头。蒋彦士因为“十信案”被蒋经国强行接受辞呈之后，李焕便接替这一职务担任了秘书长，下面有好几个副秘书长，马英九是其中之一。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是李焕的旧班底，几十年跟着李焕，忠心耿耿，鞍前马后。李焕自然是一直都想给他一个重要的职位，但这件事做起来不容易，直到几年后的1988年，李焕才给了马鹤凌一个国民党中央考核纪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职务，总算是一点弥补。马鹤凌的儿子现在成了自己的助手，年轻又精明能干，李焕自然是非常喜欢，刻意栽培。
李焕也清楚，这是一个改写历史的时刻，让马英九这样的年轻人参与这样的盛事，对他未来的政治履历，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李焕手下，副秘书长有几个，秘书更是一大堆，但他指定负责此事的，却是马英九，这既体现了他对马英九的喜爱，也说明他是在刻意培养马英九。
现在他们需要研究的有六大议题（原本是五大议题，后来两岸关系问题随着戒严问题的解决，显得异常突出，因此成为六大议题），这六大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关系到“党国”的生死存亡，不能不慎重从事，所以，12个人便分成了6大小组，每两人负责一个小组，每个小组领取一个议题。马英九作为副秘书长，便成了这6大小组之间的联络人，起草报告，研究议题以及向小组负责人汇报等，均由他负责。
为了顺利进行这次“改革”，在人事上，蒋经国也做了一些准备工作，6月18日，他发布命令，免去宋长志“国防部长”职务，改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原“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汪道渊接任“国防部长”，原“联训部主任”蒋纬国改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
汪道渊是文人出身，因为长期在军法部门工作，才半道出家穿上了军装，严格来说还是一个文职干部。由一个文人来担任“国防部长”，说明蒋经国正在考虑“军队国家化”，不希望在他进行改革的时候或者是他身后，出现军人干政甚至是出现军政府这样的恶劣情形。从这种意义上说，蒋经国确实是达到了目的。至于让蒋纬国担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一职，也是深谋远虑，这个职务，既让蒋纬国担负起了“掌军监国”的重大职责，又排除了他在自己身后接班的可能，从而杜绝了“蒋家总统”的再一次出现。由此可见，蒋家王朝，是蒋经国自己终结的。
“革新小组”的工作，一直都处于严格的保密状态之下。他们所讨论的6大议题，无一不是当时最为敏感的大问题，这一类问题一旦泄露，很可能引起社会的急剧动荡。所以，“革新小组”还不能将这些议题公开化，只好采取极为隐蔽的做法，给每一个小组取一个看上去很平和的名字。比如解除戒严研究小组，公开的名字，叫“国家安全法令研究小组”，这样一个名字，表面上看，与解除戒严半点关系都沾不上。
而国会改选问题，则以中央民意代表新陈代谢问题来代替。省市长民选议题，称为地方自治法治化问题，最为敏感的开放组党问题，则称为人民团体组织问题。尽管当局一再要求保密，但事实上，这个密显然没有保住。当“革新小组”还在研究这类问题时，民进党便顺利闯关，秘密组党成功。表面上看，民进党组党，似乎与蒋经国下令研究这一问题关系不大，但时间上的巧合，却不能不令人生疑，极大的可能是，某些内部人士将消息透露出去了，党外人士才敢冒着杀头的危险，秘密闯关。
在这所有议题中，首先予以考虑的是解除戒严。这也因为，戒严问题，在所有问题中，差不多不再成为问题，与此相关的禁区，几乎全都被突破，现在解除，只剩下一个理念上的突破而已。
正因为理念是最难突破的，所以在“革新小组”内部，有关解除戒严议题，仍然遇到许多阻力，有部分人认为，戒严可以宣布解除，但民众的某些权利，还是应该用另外的方式加以限制，不能任由他们的意愿行事，比如申请出入境问题，如果完全没有规矩，那么，此前逃往海外的那些台独分子怎么办？他们是不是可以任意出入并且在台湾大肆宣扬台独而政府却对此不闻不问？再比如，公民能够任意组织游行集会吗？真的那样，岂不是全乱套了？台湾岂不是成了那些“台独分子”的舞台？
这些问题确实是困扰“革新小组”的最大难题，为此，马英九专程向蒋经国进行了一次汇报。蒋经国就此提出了两大原则，归结起来，这两大原则为“五不变和一从宽”，所谓五不变，即国民党的执政党地位不能变，“国民政府”的“法统”不能变，反共的基本国策不能变，“临时条款”和“宪法”不能变，“复国建国”的目标不能变。至于一从宽，则是在这五不变的原则下，解除戒严后民众的自由和权利可以从宽，不能更严。他特别强调说：“解严后当然应该更宽，不能更严，否则就是换汤不换药。”
由蒋经国的这番定调可以看出，他想的是组织一个监督国民党的反对党，但这个反对党是不能执政的。他的这一设想，为后来留下了诸多变数。
1986年10月7日下午，蒋经国接见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董事长、发行人葛兰姆女士，马英九虽然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却仍然是蒋经国的英文秘书，所以，这次会见，仍然由马英九担任翻译。蒋经国对葛兰姆女士说：“我国将解除戒严，开放组党。”
这件事，马英九早已经知道，并且为此工作了好几个月，但是，一直都是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现在，蒋经国对外人提起此事，尤其对方是传媒人，这便说明，此事第一次公开向外宣布了。当时，马英九意识到，这对于台湾地区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标志着台湾的民主改革，向前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这件事极为重要，作为翻译，他不能有任何差错，所以他审词度句，对葛兰姆女士逐字逐句地翻译说，“我们即将在制定国家安全法后终止戒严”，“开放政党合法登记”。
这句话，对于台湾岛内来说，却是石破天惊。岛内民众都欢呼雀跃，奔走相告。
10月15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一致通过了12人革新小组提出的两项革新方案，即解除在台澎金马地区的戒严令，制订“动员勘乱时期国家安全法”；会议还决定取消党禁，修正《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和《选举罢免法》，以规范政治团体和各类民众团体的活动，并使得合法地位的政治团体候选人，在不同的政治立场上，以平等地位从事公平的政治竞赛。
这只是在“中常委”的全体会议上通过，还不代表正式实施，所以，完成这一“改革”，还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可党外人士，已经从蒋经国对葛兰姆女士的谈话中弄清了国民党高层的意图，所以迅速组党成功，并于11月10日召开民进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在半公开的情况下召开的，还没有正式开放党禁的国民党当局，虽然知道此事，却也没有采取任何阻挠行动。
不仅如此，1987年1月18日，国民党同意给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在“立法院”内设置办公室。如此一来，党禁虽然还没有正式宣布开放，实质上，国民党已经承认了民进党的存在，并且第一次在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立法院”出现了两党并存的格局。
2月5日，“行政院长”俞国华宣布开放实行39年的报禁，重新研究报纸的登记和增张问题。在此前后，当局对校园的控制也大为放宽，大学的国民党党部将撤销，以前严禁学生跳迪斯科以及女生蓄长发等禁令，也将取消。
这段时期，马英九可以说是最为忙碌的，虽然有“12人革新小组”，但实际上，所有的文案工作，都是由他主持。因为解除戒严被当成第一要务，所以，最为重要的是加紧制订“国家安全法”，作为法学博士的马英九，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这部法律的整个文案工作，就是他在起草。
1987年6月16日，《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在“立法院”获得通过。1987年7月1日，《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正式公布施行。
次日，“行政院长”俞国华主持“院务会议”，讨论“实施细则”。俞国华是在原“行政院长”孙运璇突然中风病倒后接任这一职务的，他属于蒋家的忠实把门人，跟随蒋氏父子几十年，可以说忠心不二。但是，他本人能力有限，长期当幕僚性格相对懦弱，加上主政后运气不佳，一连遇到几场大的自然灾害，所以政声不佳，很难控制“行政院”内的那些人。由于这种种原因，此次院会开了个不了了之。
蒋经国得知后，极为恼火，当即将俞国华找到官邸，责问他为何跟不上政治改革的步伐。最后下令解除戒严不能拖延到下星期的例会。俞国华没办法，只好打破每星期一次例会的惯例，当天下午召集了第二次会议，同意了废除戒严令，通过了实施细则。7月14日，蒋经国正式签署发表，宣布7月15日零时起在台湾地区解严，从此，长达38年的戒严结束了。
两岸解冻改善关系
马英九在担任副秘书长期间，参与的另一件盛事，可能是至今为止，他这一生中所参与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意义深远，那就是两岸关系的改善。
台湾方面一直宣传说，两岸关系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局面，是因为蒋经国的英明决断。这种说法，显然是在美化蒋经国，实际上，蒋经国在处理这一问题时，一是两难，一是被动。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邓小平。
1983年7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了邓小平同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谈话的一些主要内容，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首次提出了“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第一次强调可以对等谈判。
邓小平说：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由两岸执政的国共两党实行对等谈判，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同时充分尊重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意愿，真诚地希望同海内外一切主张祖国统一的党派、团体和社会人士交换意见。实现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的根本方针是尊重历史现实，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双方都不把自己所实行的政治社会制度强加给另一方。
这个谈话中，一国两制，是一个划时代的创造，是前所未有的设想。而“两岸执政的国共两党”这种提法，也第一次承认了国民党在台湾执政这一事实。更将两岸提到了对等的地位。所有这一切，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针对邓小平的“一国两制”，蒋经国的应对是 “三不政策”，即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直到1986年，蒋经国将几个大是大非的议题交给“12人革新小组”研究，这次提交的问题中，并没有改善两岸关系的问题。但在民间，这一问题越来越显得重要，两岸阻隔已经37年，当年随着国民党政府退到台湾的那些老兵，目前都是60岁上下的人了。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因为逃到台湾时身无分文，满身伤残，到了台湾之后，因为物价飞涨，从政府拿到的一点抚恤，维持生活都成困难，又因为当地人对外省籍的国民党政府的仇恨和不信任，当地姑娘不愿嫁给他们，而外省籍的年轻姑娘，大多又都是有钱有势的主，这些老兵根本无法找到适合的女人结婚，所以，很多人一辈子独身。步入暮年，孤苦伶仃，思乡心切，可想而知。因此，这些老兵返乡探亲甚至是回乡居住安度晚年的诉求，异常强烈。
就周边形势来看，中国和英国就香港回归的谈判已经结束，和葡萄牙就澳门回归的谈判同样取得成功，“一国两制”制度，即将在世界上首次实施。台湾方面虽然对这些消息竭力封锁，但是，一些热情支持祖国统一的爱国人士如陈香梅、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王赣俊、李远哲等国际名流，奔走于两岸之间，充当了民间交流的信使。而另一些人，其中很多与台湾关系密切的人士，绕道其它国家，秘密进入中国大陆。他们带往台湾的消息，对于台湾社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此时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打破了台海两岸37年不相往来的历史。
1986年5月3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飞机驾驶员王锡爵驾驶波音747货机，由曼谷飞往香港的途中，直接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据王锡爵说，他因为思乡心切，想与40年不见的父亲团聚。他干出这件事，当然知道如果回台湾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理，所以，自愿留下来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可是，和他同机的副驾驶董光兴、机械师邱明志却持不同的看法，他们希望返回台湾。
为了让这架货机以及另外两名机组人员返台，中国民航立即向华航发去电报，邀请他们尽快派人来京商洽。
这是一起大事件，华航自然不敢作主，直接报给了蒋经国。蒋经国下令成立由“总统府秘书长”沉昌焕、“国防部长”汪道渊、“行政院秘书长”王章清组成专案小组处理此事，他们坚持的仍然是“三不原则”，并且定出“不隐瞒，不渲染”的宣传要点。中国民航得不到答复，于5月11日再次致电，明确表示这只是一次商业会谈，不涉及政治，如果华航觉得北京不方便，可以另择地点。
这原本是一起普通事件，但台湾方面高度重视，竟然交给了“12人革新小组”处理。他们讨论后觉得可以在香港进行谈判，蒋经国听取报告后，批准了这一建议，决定由华航香港分公司代表总公司在香港谈判。5月20日的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双方都是中国人，历史性的第一次接触，令所有与会人员心情都非常好，最终会谈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香港媒体称此为历史性重大突破。
这虽然是一起商业性的谈判，但打破了蒋经国的“三不政策”，且让台湾民众看到了大陆的诚意。因此，在接下来有关取消戒严的一些社会活动中，台湾的民主人士又加进了一项重要内容：“开放探亲，取消三不”。两岸交流的呼声，在台湾岛内正式公开化。
1986年，蒋经国关于台湾将解除戒严以及开放组党的消息公开后，人们已经意识到，开放报禁，可能比开放党禁来得更早，台湾的媒体，因此开始适当放开，有关两岸交流的呼声，开始变相出现在媒体上。
1987年4月5日，一家台湾民办大报首先试探这一禁区，刊发文章称，台湾北部几县的渔民80％到过大陆与大陆进行贸易活动，当局有关单位明知此类“通共”行动，但并未“严格禁止。”
8月11日，一家大报竟然违反禁令，刊登了邓小平的生活照片。9月下旬，一家报纸刊登了在新加坡访问的大陆著名影星和台湾著名影星林青霞越洋长途电话的对话录。还有报纸介绍陈香梅等人来往于大陆以及台湾的情况，更有报纸发出评论，质问当局对此默认，“三不”何在？
9月15日，台湾一家大报的两名记者违反禁令，绕道日本进入大陆采访。10月下旬国民党中党部的报纸所属的一位记者，到达北京采访中共十三大。11月2、3日，该报又刊发了中共政治局5位常委及时任总书记的照片。
在报界进行这一类宣传的同时，台湾岛内，老兵以及某些“立委”，正在为此而努力。1987年春节期间，有商人看到老兵思乡是一次商机，便印了一些广告衫，上面印一些思乡的字句，比如“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思乡”、“妈妈，我想回家”、“浓浓的乡情”等，这些文化衫一推出就广受老兵们欢迎，随后，老兵们穿着这类文化衫走在台湾街头，有些老兵甚至约在一起，招摇过市，形成一种无声的抗议。到了后来，甚至发展到组织起来集体请愿。
老兵的这些诉求，很快在“立法院”得到了反应。”立委们”需要民众的选票，所以，特别注意民众的呼声，国民党籍“立委”赵少康、洪昭男在“立法院”提出质询，建议政府开放老兵赴大陆探亲。马英九列席了这次会议，因此知道这个情况。
接下来，蒋经国接见外宾，马英九担任翻译。这项工作结束之后，蒋经国像从前一样，问道：“英九，有什么事吗？” 马英九觉得这是一次机会，便将赵少康、洪昭男提案以及此前已经有不少老兵穿文化衫请愿的事，对蒋经国说了。蒋经国当时问马英九：“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马英九本人没有故乡情节，毕竟他觉得自己的故乡就在台湾，即使对出生地香港也没有丝毫印象，他所有的记忆，全都在台北。但是，他知道自己的父母故乡情结很重，就是自己的姐姐们，也都有着浓浓的故乡情结。尤其是马鹤凌，他的妹妹马元英就在大陆，这么多年过去了，年龄大了以后，常常会想起。
早在1983年，马元英的儿子刘肇礼，就曾接到过一封来自美国的寻亲信，这封信是在台湾的舅舅马鹤凌委托在美国的大女儿马以南从美国寄来的。从此以后，甥舅之间鱼雁往返，从未间断，达二十余载。这说明，身为国民党高级干部的马鹤凌，早在之前便已经“通共”。”通共”当然是按照当时台湾国民党的法律而言，马鹤凌老人之举，完全是思乡所致，他牵挂着家乡的祖坟，更牵挂着家乡的亲人。接到外甥回信后，马老先生异常激动，当即提笔写了一首诗赠予与自己血脉相连的妹妹马元英：“割别家乡四十年，乍看绿影七情煎。独儿卓立谁呵护，节妇余生谁爱怜。庐墨已为衰草蚀，江乡抒共生槐眠。临安未许款归去，老泪纵横感万千。”
这所有一切，马英九自然是知道的，父亲的这份乡情亲情，他是感同身受。只不过最高决策层对此始终未曾松口，他也不便说什么。此次在“立法院”听到“立委”就此提案后立即向蒋经国“汇报”，恐怕也是缘于这份浓浓的乡情。
当时，马英九对蒋经国说，他听说这些事后，觉得心里很不舒服。这些老兵在台湾生活了那么多年，听说他们中许多人一辈子没有结婚，身边又没什么积蓄，非常可怜，所以心里很难受。他觉得台湾能有今天这样好的生活，也有那些老人一份功劳。他马英九今天在享受那些人给自己提供的富裕，却对他们晚年的状况无能为力，他感到自己对他们有愧。
他这话说过之后，蒋经国好一会儿没说话。片刻之后，蒋经国要他去和“总统府副秘书长”张祖诒商量一下，看能不能搞出一个可行的方案出来。马英九想不到这么容易就得到了蒋经国许可，自然是兴高采烈。告辞之后，马英九立即和“总统府副秘书长”张祖诒取得联系，两人很快便见面了。马英九将此行的目的对他说出，才知道，蒋经国刚刚和他提起过此事。蒋经国的意思是基于人道精神，政府似可考虑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但此事需要慎重考量，提出详细方案后报批。当时，马英九和张祖诒商量了一个总体原则，然后向蒋经国汇报。蒋经国同意了这个原则，再指定马英九制订一个详细方案。
接到这项任务后，马英九立即组织了几个人开始研究这一方案。因为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事件，对外一定要保密，为了做到不轻易泄露，马英九便想给这个方案取一个隐讳的名字。他想到了《左传》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中的历史典故：郑庄公为颖考叔的至孝感动，采纳其巧思与失和的母亲姜氏在隧道中重逢团聚，因此取代号为“颖考专案”。
经过几个月的积极工作，1987年6月4日，这个专案由马英九亲自送给了“副总统”李登辉。再由李登辉拿到“12人革新小组”讨论。据马英九说，他所起草的那个方案，在“12人革新小组”专题讨论了5次之多，最后才定稿送蒋经国最后审定。
此前提到的台湾媒体一些相关大陆的报道也在此前后，大陆方面的一些报道称，这是因为台湾媒体推动了两岸交流的实现，这或许是因为不了解情况的某种误解，其实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国民党已经有意做这件事，所以先在媒体上适当放一放风，试探一下有关方面的反应。
1987年9月16日，合众国际社的一则电讯颇富意味。据这则电讯称，一位国民党中常会委员说，决策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16日一致通过，取消实行了38年的台湾人访问中国的禁令。这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委员对记者说，这项决议已提交“内政部”，建议采纳这个新政策，并早日公布。他还说在会上没有一名委员反对，而且没有人提出政治上反攻一类的事。
此消息发布后，引起各方的关注，因为报道未透露姓名，因此各方猜测颇多。最典型的一种说法，指这不是一起泄密事件，而是国民党有意而为之。
10月15日，“行政院内政部长”吴伯雄在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宣布民众可以探视“三等亲”为由前往大陆。11月2日，第一批返大陆探亲的人士正式成行。
据马英九公布说，台湾方面统计，1988年台湾总计有近44万人次前往大陆，到了1992年，已经突破100万人次，到了21世纪，平均每年超过300万人次。在贸易方面，台湾对大陆贸易于1992年开始出超，此后年年超过对美国的出超。台湾的经济增长率中，对大陆贸易出超部分，便占了22％，他非常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这笔贸易，那么，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将出现严重的外贸赤字。
可以说，这些年的台湾经济，正是由对大陆贸易在支撑着。而这一具有历史意义事件中，马英九所做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蒋经国的最后岁月
1987年12月25日，是国民党“行宪”40周年纪念日，每年的这一天，都要同时举行“行宪”纪念大会、“宪研会”和“国大代表”年会联合开会典礼。
“总统府”事前已经获得情报，民进党将于会场内外发动示威，特别是会场内，“国代”们在蒋经国讲话时，会有抗争举措。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和“国家安全局长”宋心濂主持“安全会议”商讨对策，大家的意思是蒋经国的身体状况不佳，最好不要出席这次会议。但蒋经国否定了这一提案，表示一定要参加，而且坚持要发表讲话。
当天上午9时，蒋经国准时到达中山堂，随后由蒋孝勇等推着轮椅出现在主席台上，蒋经国向与会者挥手致意。
马英九出席了这次会议。据他回忆说，蒋经国上台后，向代表们作了简短的致意，然后由“国大”何宜武秘书长代读“总统”讲词，重申民主改革的决心。在此期间，台下民进党“国代”开始抗议，举起白布标语大声喊叫。马英九说，当时，他非常认真地注意过蒋经国的表情，他说：“当时经国先生的表情和现场情景，给英九留下永难忘怀的印象。”
蒋孝勇有关此事的回忆更为详细一些。他说，蒋经国原是准备照着稿子读完讲词的，前一天，他还吃力地背过几遍。但是，他刚刚开始宣读前面的致辞时，第14排中间的11名民进党“国代”突然站起来，一齐举手连续高喊：“全面改选！”经其它“国代”劝说后，他们暂时平息了。蒋经国此时可能由于太激动，已经无法将讲词读完，才改由何宜武代读。当读到有关充实“中央民意机构”的原则时，民进党再一次行动，举起“国会全面改选”的白布，大声抗议。
蒋孝勇说，这是蒋经国主政9年以来，首次在他面前出现抗争动作。蒋经国当时似乎并没有特别的回应，面带微笑向大家拱手致意之后才离开会场。事后有人说，蒋经国的眼睛不好，大概根本没看见，没听到。蒋孝勇说，父亲的眼睛不好是事实，但他的听力很好。
从这天以后，蒋经国的情绪显然大受打击，变得异常沉默。几天之后的元旦，台湾正式解除实施了38年的报禁。1月12日下午，由李登辉召集“12人革新小组”会议，正式讨论由马英九起草的“充实中央民意机构专案”。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改革方案，有关未来大局，均在这个草案之中。蒋经国之所以匆忙想弄出这个改革方案来，大概也是意识到自己生命快到尽头了，有了这个专案，未来一段时间之内，台湾政局，不至于会发生大的问题，至少国民党执政的局面，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这个议案才第一次提交讨论，尚没有任何结果，蒋经国的健康便急转直下。
1月13日清晨，王家骅到达后，先在自己的办公室坐了一会儿，估计蒋经国要起床了，便到医护房间等蒋经国。约7点钟，蒋经国醒来，然后按铃叫副官，王家骅和副官一起到卧室，副官拉开窗帘，略作整理。蒋经国问：“王主任在吗？”蒋经国视而不见，可见此时，他差不多已经瞎了。王家骅走到他面前，向他报告今天的工作安排。用过早餐，王家骅照例为他读报，读完报，才八点多钟。王家骅说：“现在离常会开会时间还早，您先休息一下吧。”
因为蒋经国的情况不是太好，王家骅劝他不要去开会了，他也表示同意，随后躺下来。但没多久又醒过来，打铃叫副官，说自己睡不着，有点恶心，又吃不下饭。随后呕了一阵子，但什么都没有吐出来。副官叫来医生，蒋经国说他很不舒服，表情显得异常痛苦。副官于是联系“荣总”的两位专家立即赶来。
在此期间，蒋经国睡着了。约11时，蒋孝勇来到官邸，看望了一下父亲，觉得他睡得很好，还打呼噜，就退出了。可是，他离开没多久，蒋经国醒了，打铃叫副官。副官进去后，蒋经国说，中餐他就不吃了，吃不下，又问：孝文呢？副官说，孝文在用餐。蒋又问：孝武呢？副官说，孝武先生现在还在新加坡，蒋哦了一声，又躺回床上。
约12点40分，蒋又打铃，副官进去，蒋说恶心想吐。副官拿过不锈钢弯盆，摆在他的面前，另一只手帮他轻轻拍背。没多久，蒋经国开始吐了，吐出来的是大口大口的血。副官吓坏了，连忙叫医生。医护人员立即紧急抢救。蒋经国吐完，躺下来休息，大家以为状况稳定了。没料到室内还没整理好，蒋经国又想吐，吐完之后，就卧倒回床，再没有醒来，下午3时50分，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78岁。
4个小时后，8时零8分，“副总统”李登辉宣誓就任“第七届总统”。
蒋经国病逝，不久就在台湾岛内流传着一个可怕的猜测，说蒋经国是被人谋害而死，甚至有人怀疑将经国是被“台独”分子谋害死的。因为蒋经国去世当天，他的医疗小组居然远在台湾南部，没有得到任何预警。按照常规，以总统身份的蒋经国，这种事情几乎是不可能也不应当发生的。病逝前一天，他尚在总统府办公，召见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询问国民党十三大的筹备情况，丝毫没有病入膏肓的迹象，他本人一再表示“身体还可以撑下去”。
蒋经国生前患有糖尿病，但医疗专家断言，糖尿病患者不会七孔流血而亡。蒋经国死时却从口角、鼻孔、耳孔四处流血，无法擦尽。七窍出血，应验了中国民间传说的中毒暴亡之征。
现在还没有确切证据来证明蒋经国的死与“台独”阴谋有何直接联系。但蒋经国的思想在死前却与“台独”势力格格不入，到了水火不兼容的地步。80年代蒋经国继承蒋介石遗志，在表面上高呼“反共”、坚持“三不”政策，并声称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但他与蒋介石不同，他不仅坚持国家的统一，还坚决反对“台独”。他曾说：“不愿做中华民国的罪人，也不愿做中华民族的罪人”。晚年，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革新”，首先在台、澎地区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改善了国民党的形象，并在逝世前3个月，开放了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的禁令，有助于缓和两岸关系。同时，在经济上台湾70年代的起飞，使它列入亚洲“四小龙”之位，这些都与他采取的一些开放政策有关。
秘密特使穿梭两岸高层
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持下，一系列开明的对台政策相继出台，给台湾国民党当局以巨大冲击。对此，国民党主席蒋经国也感受到了，并在其生命历程的最后10年里一直关注着两岸统一大业，使两岸关系有了重大突破。
新中国成立后，海峡两岸长期处于紧张的军事对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敏感的人们发现，已喊了30年的“解放台湾”的口号正悄悄地从新闻媒体中消失。1978年10月，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文艺评论家江藤淳时指出：“如果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对台湾的政策将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同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奈温时再次表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
1978年12月16日，中国政府就中美建交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新的对台政策：“台湾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的一贯政策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我们希望台湾同胞和全国人民包括港澳同咆、海外侨胞，一起为祖国统一大业继续做出贡献。”这段答记者问的重要性，就在于中国政府第一次在正式公开场合没有使用传统的“解放台湾”的提法，反映了大陆对台政策即将作出重大调整。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共纠正“左”的政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的眼光来面对历史，客观评价与国民党有关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国共第三次合作。全国人大于1979年新年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第一次具体地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设想：停止炮击金门等岛屿以结束两岸持续30年的军事对抗；两岸通航、通邮和发展两岸贸易的“三通”思想；对台湾当局的惟一要求是去掉“中华民国”的旗子等。
1月13日，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在会见日本参议院井廉议长时，详细地解释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的目的，并再三表示：“为了完成台湾同祖国大陆实现统一的大业，我们愿意同台湾有关方面，包括蒋经国先生在内进行商谈，愿意同台湾展开各方面的来往，结束目前这种隔绝状态。”
1981年9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为了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由叶剑英委员长发表了关于台湾的重要讲话，即著名的“叶九条”。他真挚地表示：“我们希望国民党当局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同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完成统一祖国大业，实现振兴中华的宏图，为列祖列宗争光，为子孙后代造福，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谱写新的光辉篇章!”
《告台湾同胞书》和“叶九条”发表后，广大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采取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做法表示欢迎，要求台湾当局顺应历史潮流，对中共的和平举动予以积极响应，结束两岸军事严重对抗状态，走向统一。许多台湾同胞认为中共的政策是宽厚的、具体的，照顾到台湾各方面的利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台湾媒体和民众表示，国民党对谈判不必“深闭固拒”，国共和谈不失为国家统一之手段，“不妨一试”。
面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统一方针，国民党当局也悄悄更改了对大陆的方针。1981年3月29日至4月5日，国民党召开了第十二次党员代表大会，蒋经国主持大会通过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强调“建设台湾与统一中国是不可分的，惟有建设台湾，才能实现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也惟有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才能使台湾永远保持安定与进步”；并要求国民党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三分敌前，七分敌后”和“以政治为前导，以军事为后盾”等为最高指导原则。
这次大会显示国民党已经放弃了武力“反攻大陆，复兴建国”的大陆政策，并针对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将其大陆政策调整为以“实现三民主义”的和平方式“统一中国”。蒋经国并多次宣称“中华民国统一大陆的主要凭藉是三民主义而非武力”，“光复大陆并非要靠军事手段才能实现，这完全是一个政治问题”，统一“将不是由武力完成，而是由政治、社会和经济方法来达成”。
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和平统一台湾思想的逐渐成熟，武力解放台湾的口号被代之而起的开展“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统一台湾的务实政策所代替。与此同时，国民党在中共和平统一方针政策和岛内外形势的影响下，也开始调整其大陆政策，放弃了武力“反攻大陆”的方针，从而使两岸关系结束了30年军事对抗的局面，进入了和平对峙时期。
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中国共产党决定在1981年10月9日召开规模宏大的纪念大会。会议召开之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发函邀请蒋经国、宋美龄、蒋纬国、何应钦、陈立夫、张学良以及其它台湾各界人士参加纪念大会，请他们回大陆和家乡看一看，并明确表示：蒋经国等先生来大陆和故乡游览时，“愿意谈谈心当然好，暂时不想谈也一样欢迎”。
为呼吁国共两党进行和平谈判，1982年7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致信蒋经国、蒋方良、蒋纬国等，呼吁台湾当局依时顺势，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的统一。廖承志的这封信虽为私人通信，但言真意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表达了祖国大陆10亿人民盼望和平统一的愿望。
在蒋经国去世前，对于台湾的未来发展，他有四点计划。第一点是民主化，包括全面选举。第二点是本土化，外省人垄断“政权”的时代必将结束。第三点是继续提倡民生主义，大幅提升“国民”所得和生活水准。第四点是震撼性地要与大陆“发展工作关系”。而且他背后还派人与大陆中共方面秘密交往、试探和谈，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解决祖国统一的问题。
1981年蒋经国暗许其亲信沉诚赴大陆一行，暗中与中共领导人接触，由此他对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和平真意有了比较明确的了解。随着自己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蒋经国想急于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寻找与中共和解的渠道，这种愿望在80年代后期，愈发强烈。
1986年至1987年，沉诚受中共领导人和蒋经国的委托，不断穿梭于大陆台湾之间。如果他不是负有特别重大的秘密使命，他不可能会受到两岸最高层领导人如此重视。台湾许汉（许承宗）出版的《总统的秘密特使》一书，更向公众披露了有关情况。许汉（许承宗）出生于官宦世家，曾任香港时报总编辑，为国民党非主流派的文胆。其在台北党政高层关系甚广，故握有不少政坛内幕。
此该书透露，蒋经国生前已经把两岸谈判列进了头等大事。1987年3月，中共中央以全国政协名义邀请沉诚到北京晤谈。赴京前，沉诚去台北密见蒋经国并“力主突破‘三不政策’”。蒋经国表示“目前阶段暂时还只能采取‘官民有别’政策，对纯粹民间之接触、交流，政府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励’、‘不支持’、‘不压制’”，蒋经国这一决定实际上改变了原来的“三不政策”，对两岸关系发展有积极和重要意义。
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接见了沉诚，并提出中共中央关于两岸谈判的基本原则是：“第一，双方谈判主体：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民党。因为今天以两个政府来谈，诸多不便，可能产生不对等的现象，你们可能有困难。而党对党谈起来就灵活多了。所以我们还特别说明，党对党中还加以强调：(一)中央层次；(二)对等地位。这两点，以示对你党的尊重。”“第二，谈判主题：先谈合作，后谈统一。”沉诚当晚通过香港将他与杨尚昆谈话的主要内容
报告给蒋经国。
两天后台北传来消息：蒋经国同意“两党对等谈判、中央层次”模式，“但在技术上还希望正式有个具体表达”。3月25日，中共中央领导人经研究决定，以杨尚昆名义致函蒋经国并由沉诚秘密转至台湾，邀请国民党派代表到北京举行和平谈判。
1987年4月4日，蒋经国约见沉诚说：“我对于他们的来函，已仔细看过，大致上他们还是有诚意的 ”； “在党对党谈判原则下，一定要保密，在双方没有取得一定的协议前，尽量不要赴会”；“为了配合两岸关系，我们一定会在政府部门成立一个协调党政工作的机构来运作”。中共中央致蒋经国的密函在促进两岸关系互动方面产生了催化作用，蒋经国于7月14日宣布废除在台湾实施长达38年的“戒严体制”，接着又开放两岸民间人员往来，陆续对大陆做了很大程度的“开放”。
9月，沉诚赴台北探视蒋经国。蒋经国对沉诚说：“我正研究他们(中共)来的那封信的处理问题。信已给老夫人(指宋美龄)看过了，她表示好好研究一下再做出决策”，“他们(中共)的诚意，我有同感，不过像这样大事，多少要设想得周延一些才行”。沈诚建议“礼尚往来”，给中共方面捎个回信，然后再做具体规划。蒋经国说：“今天的一切，主动在他们，我看回不回信在其次，重要的是下一步的具体工作应如何开展。”蒋经国表示要考虑下一步赴大陆与中共谈判的人选问题。
当时在岛内，以李登辉为首的“台独”势力已有所表现。自蒋介石所带领的国民党政权来台后，台湾在“动员戡乱体制”下，开始了“威权政体”的政治机制。此一体制除了限制台湾地区人民的人身、言论、讲学、出版、通讯和集会结社等自由外，在宪政方面采行了宪法与临时条款并行的双轨制，这样的设计无疑是为了赋予总统更大的权限。
当时一般人民的政治参与管道并不畅通，因为政府当局赋予在大陆选出、迁来台湾定居的第一届中央民意代表长久行使职权的权力，阻碍了台湾民众参政的机会，故引发政权合法性的争议。大体而言，动员戡乱体制是在一个“大陆沦陷、政府迁台，中央政府在坚持“法统”与“反共复国”的使命感”的特殊环境下的产物，虽然其与民主政治原则有许多扞格之处，但也确实维持了台湾长久的政治、社会安定，并缔造了台湾高度的经济成长，为日后的政治改革奠定了根基。
在这阶段的早期，台湾政治反对运动多半以“孤星式的抗争”为主，期间最被重视者应属“中国民主党”的组党。该党的创立和《自由中国》杂志密切相关。该杂志创刊于民国38年11月。内容主要是由一批自大陆来台、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为骨干，出于对自由、民主、法治等理想的坚持，撰写文章批评时弊。而后来在雷震等人的主导下，该杂志的成员与台湾本土的菁英份子相结合，成立了“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后来改名为“选举改进座谈会”)，积极进行筹组政党的事宜。
然而在组党浪潮已朝最高点迈进的时刻，警备总部乃以涉嫌“匪谍”、“叛乱”的名义，逮捕了雷震等人。同时，《自由中国》也以言论违法予以查禁。该杂志自创刊到1960年9月停刊为止，在长达十年九个月的漫长岁月中，国民党从其党报的拒登广告、其特务机关的干扰印刷厂承印，到其党、政、军各单位的通令禁阅、禁售，打击和迫害越来越严厉和猛烈，他们的精神在台湾一般人的心目中，足以作为追求民主宪政知识分子的典型。
1977年11月19日，台湾地区举行县市长选举，在桃园县是由国民党提名的欧宪瑜与遭到国民党开除党籍的许信良对决，选举竞争异常激烈。结果在开票当天，因为受到选举作弊谣言的影响，中坜市民众包围投票所并焚烧中坜市警局，爆发了“中坜事件”。
该事件爆发后，反对力量开始成长。戒严令虽然仍然有效，言论自由的尺度却大为开放，当时的政论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内容百无禁忌，多以批评政府和执政党为主，这些杂志成为反对势力攻击国民党和在选举中从事文宣的主要利器；集会、游行虽然在当时仍为法令所禁止，但是只要事先报备、申请，大都能得到允许与容忍；新的政党虽然不能成立，但是“党外”（指政治上与国民党持不同意见的人士）的政治团体已实质上地存在了。
此阶段的政治和选举竞争，其实并非存在于国民党和青年党及民社党间，而是存在于国民党和由台湾本土政治人物组成的“党外”势力间（由于不能成立新政党，所以这些本土政治人物乃以“党外”名称来区别自己是属于国民党以外的政治势力）。党外人士在1979年6月1日成立“台湾党外民意代表联合办事处”，6月2日又成立“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候选人联谊会”，8月24日，党外人士又创办了一个共同代言人－－“美丽岛杂志”，这本杂志被推崇为“台湾民主运动的杂志”。
“美丽岛杂志”的六十位成立委员当中，纳入了当时所有反对势力各派系及立场的人士，并且开始在台湾各县市成立“美丽岛杂志社服务分处”。之后，党外人士又更进一步于1986年9月28日在圆山饭店正式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此举被视为是台湾民主开始成长的阶段。所谓“争逞”乃是指此一时期，台湾在民主的表征有极大的进展，如反对势力的存在及政治竞争的激烈，言论自由和民众政治参与权利、管道的扩大等。
当时，国民党在蒋经国的领导下，统治菁英维持着国民党内部的团结，行使有效的统治，但也明显地采取宽容的态度与作法，适应情势发展，准备接受政党竞争，逐步推行民主。除了定期举行选举，选举层次逐步升高外，执政的国民党在1986年月已开始研议，诸如：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中央民意代表改选、地方自治法制化等重大改革事项。这也是为何反对势力于同年9月28日宣布成立民进党时，政府并未取缔的原因之一，因为，解除党禁早已在国民党的改革议程表中了。
在此一阶段中，反对势力对执政党展开激烈的挑战，并透过竞争的方式进入政治架构。例如：在民国74年11月举行的地方公职选举中，反对势力的“党外”当选县长一名，省议员十一名，台北市议员提名的十一名全部当选，高雄市议员当选三名；使“党外”推荐提名候选人的当选率高达六成。在选举中，“党外”的作业如同一个政党一般。 一般而言，在此阶段中，历次公职选举中非国民党籍候选人的得票率，在地方公职选举部分约为三成多，在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则近三成，但是，并非所有非国民党的得票率都是支持“党外”的。据估计，在民进党成立前，“党外”的固定得票率约两成，而支持者多半是工人阶级、都市小资产阶级（即自营作业者），和部分知识分子。从得票率来看，似乎“党外”仍远非执政党对手，但以当时在戒严时期对政党竞争仍有诸多限制的情况下，“党外”能固定得到约两成的选票，而且在全国多数选区内都能推出候选人与执政党从事激烈竞争，可见当时的选举确已具有两党竞争的雏形。
1987年11月25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反复强调：“始终坚持两大政策，一项是坚决不和共党接触，一项是坚决反对台独的分离意识。今天我们要再一次强调这两大政策，并期勉全体同志，贯彻到底。”然而，蒋经国于12月7日约见沈诚时又告知“下一波正式去北京的人选，大概在下个月初的党中常会中做决定”，只要假以时日，国共两党举行谈判并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极有可能实现的。令人遗憾的是，赴北京正式进行国共和谈的代表尚未派出，蒋经国就突然咯血而逝，他的死，使极有希望的实际上已着手进行的两岸和谈忽告中止，不由得令人扼腕长叹。
在他去世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发出唁电：“惊悉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蒋经国先生的亲属表示慰问”。
同日，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新产生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发表谈话，对蒋经国的逝世表示悼念，重申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不变。他说：“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我们深表哀悼。蒋经国先生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国家统一，表示要向历史做出交待，并为两岸关系的缓和做了一定的努力。”“当此国民党领导人更替之际，我们重申，我党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和政策是不会改变的……”“我们由衷地期望台湾局势稳定、社会安宁、经济继续发展，人民安居乐业。
当时中国新华社驻香港分社负责人还以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名义，在香港派员向国民党在港机构珠海书院内的蒋经国灵堂送了花圈。外电对中国共产党方面对蒋经国去世的悼念做了积极的评价。
1997年2月19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国两制”的倡导者邓小平在北京逝世，海峡两岸统一的伟业未能在他有生之年实现，把深深的遗憾留在了这个世纪。
关键时刻蒋经国死亡，是病死还是谋杀？现在谁也无法查清。但蒋经国的死却让李登挥如愿以偿地按“宪法”规定登上（继承）了台湾的“总统”和国民党主席的宝座。
从此，台湾开始了所谓的“李登辉时代”。
十五年后，2003年1月15日，蒋经国去世十五周年纪念日，曾经为其担任过6年英文秘书的马英九前去谒陵磕头。面对镜头，他眼眶泛红，强忍泪水，约有十五秒钟说不出一句话，真情流露得令人动容，让几乎所有政治人物望尘莫及。这一幕，透过电视直播传到每一个家庭，再次强化了马英九温良恭俭让、有情有义的完美形象。
第四章：“李登辉时代”遭遇排挤
李登辉参加及退出中共内幕
早1984年，蒋经国对班子进行了一次大调整，推出了台湾两个引人注目的人物，那就是李登辉和马英九——后来李登辉成了接班人，担任了“副总统”；而马英九则平步青云，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但让蒋经国始料未及的是，在他去世后，顺理成章当上了“总统”的李登辉不仅恩将仇报，而且把马英九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二人关系有如水火。
李登辉英文名Lee, Teng-hui，日本名字为“岩里政男”，1923年1月15日，在台湾北部台北州淡水郡三芝庄(今台北县淡水镇三芝乡)埔坪的“源兴居”出生，出生的时候台湾还是日本的殖民地。他的父亲叫李金龙，母亲叫江锦。李登辉是次男，上有年长他两岁的哥哥李登钦，据说在日治时期被调至菲律宾，并在当地战死；此外，他还有一个弟弟叫李炳男，从事贸易工作。
李登辉的父亲李金龙毕业于警察学校，先是担任警察的职务，后来则转到“三芝农业组合”工作，在战后还当选过县议员。童年的李登辉，最大的幸福是生长在一个小康之家，让他有机会接受完整的教育。他曾告诉他的独子李宪文：“我童年的梦想就是集邮，一张张来自外国的邮票，能让自己无限的想象奔驰于各国国度。但对乡下小孩来说，这是个无法实现的梦想”。因为李金龙任职警察，职务调动频繁，因此李登辉也跟着父亲不断地搬家和转学。从六岁到十二岁之间，他念过四所学校，先后在汐止公学校、南港公学校、三芝公学校、以及淡水公学校就读过。在童年时期，转校的频仍使他交不到朋友。往往好不容易有了朋友，又因为父亲再次调动，而中断交往。正值多愁善感年龄的他，也因而变得有些内向，并产生强烈的自我意识。他所喜爱的是对自我内在世界的探索。闲暇时，总是一个人静静地看书，或望着窗外的雨景，独自素描。一直到今天，油画、水彩画，都还是他最大的兴趣。
李登辉于淡水公学校毕业以后，曾去投考台北二中(现在的成功中学)，却没有考上，于是先在私立台北国民中学(今大同国中)就读一年，然后在1938年转学至淡水中学二年级就读。李登辉在淡水中学是最优秀的学生，几乎各科成绩都是排名第一。他的努力终于得来回报，只念四年中学就在1941年考上台北高等学校。这对淡水中学来讲，是空前绝后的荣誉。就在李登辉考上台北高等学校的前一年，日本殖民当局所推行的“皇民化运动”，开始正式推展所谓的“改姓名运动”。父亲曾经当过日本警察的李登辉，也在该运动中更改姓名为“岩里政男” 当时就读旧制高等学校的学生，被视为理所当然在毕业后要进入帝国大学读书，成为明日菁英的准人才，因此，高校学生得以不问世事，享受教养生活与自由校风。李登辉自身回忆“旧制高校时代的生活实在是非常愉快。”
1943年9月，李登辉毕业于台北高等学校，同年10月，他进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农学部农业经济系就读。1944年 1月，在日本京都帝大入伍，服役期间投考日本“千叶高射炮学校”，8月19日晋升陆军少尉，并在高雄退伍。在日本待了三年之后，他于1946年返回台湾，转学进入台湾大学农业经济系就读，并于1949年毕业。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发生的时候，他是台大二年级的学生。为什么李登辉会选择农业经济系就读呢？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一方面，他在小时候看到佃农们的辛苦，想为他们打抱不平。另一方面，他则是在思想上受到高等学校历史老师盐见熏的影响，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谈中国的历史，使他深受影响。为了想把农业与马克思经济学相结合，于是选择农业经济作为他人生的研究目标。
当时，正是战争打得正火热的时侯，校内几乎没留下什么日本学生，文科系的学生，也都几乎全被征去当兵。这个时期的李登辉，一方面为日益短缺的食物问题发愁，一边只能自己学习“农业簿记”，或研读河上肇或马克思等社会主义相关书籍。李登辉自己曾这样说：“大学时期，我遍读马克思及恩格斯的著作，对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也曾深加钻研，反复读过好几遍。”随着战局的吃紧，文科学生也被纳入学徒出征。1944年，李登辉在短暂的回台受训后，再度编回日本千叶高射炮部队做见习士官，但未及奔赴战场，就在千叶迎接了日本的败战。
战争结束后，到底要重返京都帝大继续未完成的学业，还是返回台湾？这个问题使李登辉苦恼不已。最后，他决定返回故乡台湾。他在1946年春天返回台湾，进入原台北帝国大学所改制的台湾大学就读。当时台湾的大学生，在战后的一片混乱当中，每天为生活所逼而无心上课，本来对来接收的中国政府寄以无限期待，但一旦接触到大陆出身的官僚后，立刻由希望转为失望，终于对祖国感到幻灭，而极度悲哀。对身为台湾知识份子却深受日本教育影响的李登辉而言，这种悲哀更为深刻。回到台湾不久，经由身兼中国共产党“台北市工作委员会”书记吴克泰的邀请，李登辉加入了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并且在1946年9月被批准入党。吴克泰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生于台湾省宜兰县。他的经历充满传奇，影响最大的事件就是介绍李登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不久，吴克泰考取了上海震旦大学经济系，在学校时接受进步思想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3月，回到家乡台北。不久，便回台湾大学复学。吴克泰来到台大法学院学习，并很快和台湾创立不久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头。当时的李登辉刚刚从日本回来不久，在台湾大学的农学院就读。作为过去认识的朋友，他们很快就谈到了一起，李登辉还把自己从日本带回来的日文版《资本论》拿出来向吴克泰炫耀，并表示放暑假后回家要好好通读。
因为在这之前他们就比较熟悉，以后便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直至最后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有一次李登辉把他父亲当过刑事警察、同曾文惠的父亲是同事、关系非常要好等这些家事隐私都说给吴克泰听。还有一次，李登辉一高兴，把曾文惠的父亲曾允诺他等曾家两个姐妹长大后，由他任选一个为妻的事情也告诉了吴克泰，李登辉还犹豫地说，只是他还没有决定要娶哪一个。
他们在一起也经常讨论时事问题，吴克泰说虽然李登辉是自己的学长，但他没有架子，在探讨有关中国国内的问题时，吴克泰的一些观点，李登辉都能理解并且接受。吴克泰说，当时李登辉给他留下的印象比较厚道，肯用功读书，做事认真。看到是水到渠成的时候了，吴克泰便萌发了发展他加入中共组织的念头。1946年9月的一天，吴克泰同李登辉认真地谈起了想发展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动机，李登辉表示愿意加入。根据要求，他还写了一份自传。上级很快就批准李登辉入党，并规定吴克泰同李登辉单线联系。此后，他们基本上每星期都在李登辉家里见一次面。李登辉的党费每月都是由吴克泰转交组织，中共的一些纲领性文件和宣传刊物则由吴克泰转交给他。
李登辉入党后，组织上没有交给他什么具体的任务。不久，北京发生了美军强奸沉崇案件，全国很多大学举行了示威游行，抗议美军的暴行。1947年1月9日，台湾爆发了中学以上的学校基本上全部参加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抗议游行，吴克泰是这次游行的组织、领导者之一。当时他还兼任《人民导报》、《自由报》、《中外日报》的记者。游行之前，尽管有国民党竭力阻挠，威胁恐吓，但当天仍有一万多人在新公园开大会并走向大街。当时国民党当局三令五申不许学生参加，形势比较紧张。
为了保存力量，中共地下党员是可以不参加这次活动的，但当台大学生游行队伍走到新公园附近的时侯，吴克泰一下发现了李登辉，因为李的一米八几的高个子比较显眼，吴克泰说这事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李登辉还参加了“二.二八”运动。在这之后，党的活动暂时停止，遭到通缉的吴克泰来到了上海，这期间就没再跟李登辉联系。八月下旬，地下党省工委根据工作需要，任命吴克泰为台北市工委委员、学生委员会书记。过了没多久，省工委书记找到吴克泰说李登辉要求退党，让他去了解一下情况。吴在曾文惠家找到李登辉，问他为什么要退党，李登辉回答说党内不纯，有人有野心。吴克泰看劝不下来，就说既然这样也不能勉强，就同意了。退党时，李登辉还主动表示会保守党的秘密，同时也要求组织为他的这段历史保守秘密，算是定的君子协定。之后吴克泰就与李登辉只剩下私人之谊的朋友关系。
李登辉要求退党后，地下党还有一个外围组织叫新民主同志会，是一个进步组织，他还参加他们的活动。这时使李登辉尴尬为难的事情发生了，同志会的几个人一起要求集体入党，而李登辉却刚刚退出，他又不能够反对和申明，所以只好随大流再次办了入党手续。这期间，吴克泰离开台北，由徐懋德来领导新民主同志会，后来徐跟李登辉就他第二次退党事宜谈过两次，同样未果。
吴克泰跟李登辉虽然政见不同，但并没有影响彼此交往。1997年吴克泰回台湾，李登辉就想见他，因故未果。2002年3月吴克泰再次回台湾时，李登辉就在外双溪私宅会见了他。
李登辉脱离中共的经办人是徐懋德。徐懋德已届八十三岁高龄，当对往事娓娓道来时，记忆的清晰程度胜似年轻人。
中共地下工作者徐懋德在台湾时主要任务是做当地的青年工作。他回忆，与李登辉的正式接触是在1948年的夏天，这之前对李登辉一切他并不怎么了解，因为当时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成员都是单线联系，并且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不需要知道的事情就不问，所以对于李登辉以前的事情徐懋德知之甚少。只是在李登辉要求退出共产党组织时，受组织委托，他与李登辉有过两次接触。当时李登辉的年龄是二十五岁，身份是台湾大学的助教。
谈话是在台北川端町李登辉的家里进行的，李的房子是日式的“学寮”(日文意指“宿舍”)，房子有两、三间，不是很大，房中的书架上摆满了书籍，其中有很多是日文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为了争取打通李的思想，徐懋德首先给他谈了全国解放的形势、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当问到李登辉要求退党的原因时，李回答说，首先他相信马克思主义学说，相信社会主义，但是，对过中共的组织生活他不合适，不愿意受党的纪律约束，可是作为一个党员因为有纪律又不得不服从。李登辉对共产党的党章、纲领有些地方有不同意见，他也不赞成共产党的土改政策，他还说应该实事求是地表达自己想法，所以要求退党。这是李登辉表面的理由。
但徐懋德认为李登辉是害怕危险而退党。当时台湾形势比较严峻，作为地下党毫无疑问存在一定危险性，也许是他害怕了，所以才决定退缩。李登辉说的退党的理由徐懋德认为是不充分的，因为在他当初加入中共的时候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都是认同和赞同的。只是他不怎么了解全国的解放战争的形势，因为他看的都是日文书籍、日本学者的东西，对中国的毛泽东思想了解得很不够。但他现在至少还是中国革命的同情者，为了能够争取挽留住李登辉，留下缓冲的余地，第一次谈话结束时，徐懋德劝他加强学习，继续留在党内。李表示再考虑考虑，由此他们约定十天后再谈一次，再做最后决定。
十天后，他们如约见面。这次谈话仍然是在李登辉的宿舍进行。谈话刚刚开始，李登辉就表示自己经过考虑还是坚持原来的主张，要求退出中共，但他再次表示相信马克思主义学说，今后愿意以一个学者的身份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台湾的农业问题。徐懋德就告诉李登辉说：既然这样，组织上同意他的做法，加入中共不是谁想参加都可以参加的，要经过组织考验和审查通过，现在你想退出组织，你有退党的自由，但是你必须对过去知道的一些事情保密，涉及到组织上的一切事情都不能够跟外人讲，你退了党，大家以后仍然还是朋友。李登辉表示接受徐懋德的意见。
当记者问及李登辉退出中共后，有没有出卖组织的行为时，徐老从书房拿出了厚厚的上下两册的书籍——当年台湾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这本书的上册一百八十六页记载了所谓“匪台湾省工委会台大法学院叶城松等叛乱案”。在文件中记述，这个案子共有叶城松等五个人被判死刑；“案情摘要”中说：“叶城松于三六年十月间，由奸匪李登辉介绍参加匪帮，受杨匪廷椅领导，担任台大法学院书记。”李敖就曾以此认为“可见李登辉逍遥法外，一定是事出有因了”。徐老说，这只是李敖的看法，至于事实如何，现在难以确定。
李登辉对蒋氏家族恩将仇报
1947年初，二.二八事件爆发，身为左派青年的李登辉，在自己的著作里面，对自己和二.二八的关系有以下这样的说明：”或许有人会问，当时我在哪里？事实上，当时我也是被镇压的对象之一…… 生为台湾人，既对台湾的未来充满使命感，也对于学习农业政策怀抱着满腔热诚，正值年轻的我，怎么可能在当时的情况下，还不问世事，闭门苦读？”然而，由于与地下党的领导人有些不愉快，李登辉在1947年9月退出了地下党。虽然退出了地下党，随即又参加了一个叫做“新民主同志会”的地下党外围团体，彼此一起研读《新民主主义论》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左派进步书籍。后来，李登辉对于当年曾为共产党员一事做出了以下的总结：“三十岁前不相信共产主义是没梦想；三十岁后还相信共产主义叫不实际”。
1949年，李登辉从台大农经系毕业，并留在学校当讲师，这时他是26岁。毕业不久，他与淡水地主之女曾文惠相亲结婚，她毕业于台北第三高女。1950年，他生下长子李宪文，两年后，他获得中美基金奖学金，首次赴美，到爱荷华州立大学(Iowa
State University)研究农业经济。由于他认真苦读，短短一年就拿到硕士学位，1953年自美返国，担任“台湾省农林厅”技士及经济分析股股长，同时也在台大的母校担任兼任讲师。之后，他又陆续转到“合作金库”以及“中国农业复兴联合委员会”就职，担任的都是研究性质的工作。“农复会”是美援机构，待遇非常好，李登辉因此在那里一待就是12年。在这期间，他曾经于1960年被“调查局”逮捕，未经判决就被拘留四个半月。但因为他在“农复会”表现极好，当时该会的负责人沈宗瀚就委讬蒋彦士向治安当局交涉，后来“调查局”才无罪释放了李登辉。
1965年，李登辉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农业经济协会以及康乃尔大学联合奖学金，前往康乃尔大学(CornellUniversity)攻读农业经济博士。据他的指导教授指出，李登辉经常邀请台湾留学生到他的住处高谈阔论，有时以他拿手的牛排或饺子招待他们，1970年四.二四刺蒋案的主角黄文雄，也是受过他招待的学生。1968年，李登辉正式取得农业经济学的博士学位。他的论文〈Intersectional
Capital Flow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1895-1960〉，曾荣获美国农学会全美杰出论文奖，同时也在1971年由母校的康大出版社正式出版。李登辉在1968年一提出论文以后，立刻返国，回国后被聘为台大教授兼“农复会”技正，开始进入政坛。
1969年6月，可能是由于在海外与台独运动参与者有过接触，李登辉再一次被警备总部约谈，第一次约谈的时间长达17个小时，之后又持续了一个礼拜才结束，这段时间是李登辉全家的黑暗时代。这件事使他下定决心，如果他有机会执政的话，绝不愿意他的同胞再忍受这种白色恐怖之苦。1970年，联合国开发总署东亚支部邀请他到曼谷主讲农业经济问题时，即使他已经是闻名国际的农业专家，政府仍以在“观察中”的理由，不让他出境。
不过，却也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当时“农复会”的上司沈宗瀚将李登辉以农业问题专家的身分，在1971年8月介绍给蒋经国。当时，蒋经国正准备接掌最高权力，十分需要人才，于是就劝诱李登辉加入国民党。同年10月，在经济学者王作荣的介绍下，李登辉加入了国民党。翌年，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院长”的职务，李登辉以“政务委员”入阁，成为最年轻的阁员，时年49岁。自此之后的六年之间，他担任农业专长的“政务委员”。这时他跑遍了各地农村，曾把运作25年、对农村影响甚大的“肥料换榖”制度废除掉。
1978年，蒋经国任命李登辉为”台北市长”。在担任”台北市长”的这三年期间，李登辉最大的贡献是推动台北艺术季，兴建翡翠水库，并广开门路，与市民多所接触，尽可能避免落入官僚主义的窠臼之中。1981年，李登辉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在“省主席”任内，他提倡“八万农业大军”，并培养“核心农家”，同时成功地处理二重疏洪道的纠纷。他在“省主席”期间最大的成就，就是“引进区域发展观念，促进农业改革及城乡的平衡发展，同时运用他的农业专业知识，推进稻田转作，改进农产品运销，大幅提升乡村的生活水准”。
1984年，蒋经国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并经“国民大会”选举，当选第七任“副总统”。蒋经国这个决定，让不少党国元老感到意外与难过。在“副总统”任内，他除了辅佐蒋经国推动各项改革大业，也经常陪蒋经国巡视金门、马祖，他对“总统”表现得非常尊敬，赢得了蒋氏的信任。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过世，李登辉继任“总统”职位。他担任“总统”前两年，由于国民党保守派不断地挑战，纷争不断。李登辉借着民意支持，及民进党和国民党内开明派的配合，终使政局逐渐稳定，并开始推动各项政治改革。1990年7月，李登辉召开“国是会议”，征求各界意见作为“宪政改革”参考，配合该年“三月学运”的要求，解决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及第一届“立法委员”退职问题。1991年5月经由制定“宪法”增修条文，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李登辉在任“总统”之初及其以前一直宣称支持中国统一，但是后来逐渐主张台湾本土化，宣布“两岸关系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2000年下台后继续主张台湾独立，成为台湾独立运动的领导者之一。2000年国民党选举失败后，辞去国民党主席职务，后又被迫退出国民党，由亲信组建了急独政党——台湾团结联盟，担任精神领袖，主张建立台湾共和国。李登辉卸任后毫不避讳地表现台湾独立的主张，对抗中国。李登辉一生先后具有日本人，共产党，国民党，台独领袖等迥异的身分和多面派嘴脸。
1995年的“中华民国”“国庆日”，他这样表示：“四十多年来我们之所以奋斗不懈，就是要为将来中国的统一立下可供遵循的典范”。此外，他也曾在接见美国联邦众议员坎贝尔(Tom
Campbell II)的时候，说出“‘台独’只会断送国家的大好前途，牺牲社会的安定繁荣，这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这样的话语。然而，他在某些场合的发言，却又常常表达出他强烈的台独意识。
1996年，李登辉与连战搭档，以54.0%的得票率，赢得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统”的职位。在当选“民选总统”前后，李登辉对两岸关系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1999年7月，他在接受“德国之声”录影专访的时候，提到海峡两岸的关系，是“国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这也就是臭名昭著的“两国论”。他在受访时这样表示：历史的事实是，1949年中共成立以后，从未统治过中华民国所辖的台、澎、金、马。……1991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乱团体，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个中国”的内部关系。所以，您提到北京政府将台湾视为“叛离的一省”，这完全昧于历史与法律上的事实。
2000年5月台湾“大选”，由于宋楚瑜的参选、李登辉又在背后暗施诡诈，使得不少国民党的本土派支持者转向民进党所提名的陈水扁。最后的结果，陈水扁当选“中华民国”“第十任总统”。下台的李登辉，实现了他自己所希冀“任内和平转移政权”的理想。统治台湾五十多年的国民党经过这次大选变成了在野党。2001年7月，李登辉出面主导国民党内的本土派及一些政治立场比较偏向台湾独立的人士，成立了“台湾团结联盟”。在卸下“总统”的职位之后，李登辉终于吐露出了埋藏在心中已久的台湾独立主张。他公开指出，“中华民国”这个招牌在国际社会上早就不存在了，台湾应该加速正名，脱掉“中华民国”这个老旧的招牌。于是，李登辉虽然名义上已经离开政坛，但仍然被很多台湾独立运动的参与者视为是该运动的“精神领袖”。
李登辉之所以能在台湾政坛上官运亨通，首先得益于蒋经国所推行的“本土化”用人政策；他后来能登上台湾政权之巅也是缘于蒋经国的一手提拔。1984年李登辉被蒋经国提升为“副总统”，并进入中常会，刻意培植其为接班人。1986年任“十二人革新小组”成员，后接替严家淦任总召集人，研拟政治革新方案。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当天继任“总统”，旋即出任国民党代理主席，“国民党十三大”上正式当选主席。
然而，李登辉对待蒋经国的“知遇知思”却是恩将仇报。李登辉宣誓就任“总统”时，曾宣称要继承蒋经国遗志，推行“民主宪政”，坚守“反共复国”决策，早日完成“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使命。上台后，却立即致力于摆脱“蒋家王朝”阴影，无情压制蒋氏势力，期以建立一个以自己的意志为核心的“李氏江山”。蒋经国的弟弟蒋纬国和蒋经国的四个儿子蒋孝武、蒋孝勇、章孝严、章孝慈，都想在国民党“十三大”上挤入中央委员会，还想让蒋纬国进入“中常委”，结果这些人连个中央委员都未能捞到。而且李登辉还一改蒋经国期待和谈的愿望，抛出了他蓄谋已久的“台独”主张，成了两岸和平统一的千古罪人。
台湾两岸政策的早期负责人
由于马英九在党务和行政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绩，很多人反而淡忘了他长期以来在推动两岸交流和拟订大陆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两岸关系问题上，他反对“台独”，主张渐进统一。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老兵返乡探亲，他是积极推动者。“陆委会”成立后，他兼任“副主委”，成为台当局早期两岸政策的负责人。
马英九从政以来，大部分职务都是国民党上层安排的，只有1991年郝柏村组“阁”时，他主动辞去“研考会主委”而专任“陆委会副主委”。他说：“今后5年、10年、20年，两岸政策都是我们生存发展的关键。”外界为他的职务调降叫屈，但对他知之甚深的前“司法院长”施启扬说：“马英九参与大陆工作，纯粹是出于理想和抱负，从不计较个人名分。”台湾著名政论家阮大仁盛赞他是“台湾少见的‘大陆型’政治人物，格局很大”。
执政党宣布“解严”与“开放党禁”后，就开始推动一连串的政治改革，包括解除报禁、通过“集会游行法”、开放大陆探亲、“国会”全面改选、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及“修宪”通过“总统”、“副总统”、“台湾省省长”、北高两院“辖市”市长均改为直接民选等。
党禁的开放，使得新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根据内政部统计，目前向政府登记的政党数目高达八十四个之多。不过，在这些政党中，较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只有国民党、民进党和新党。新党是在1993年由一批不满党内路线和领导作风的国民党立委脱离国民党而成立。新党的成立，使得台湾的政党竞争，逐渐从国民党和民进党的两党竞争，转变为三党竞争的型态三党竞争的态势可在1994年的省（市）长选举中看出。该次选举，新党虽只得到百分之七点七的选票，但是，新党的赵少康在“台北市市长”的选举中，得票率高于国民党的黄大洲，而民进党的陈水扁则赢得了“台北市市长”的选举。整体来看，国民党在选举中赢得了“台湾省省长”和“高雄市市长”的席位，总得票率为百分之五十二点五，而民进党的总得票率为百分之三十九点四二；因此，从1994年的省（市）长和县（市）议员选举中，已可看出三党竞争的雏形。到了1995年底的立法委员选举，国民党获得了八十五席，得票率为百分之四十六点零六，民进党得到五十四席，得票率为百分之三十三点一七，而新党则赢得了二十一席，得票率为百分之十二点九五，使台湾的政党竞争由一党优势转变为两党竞争后，再进一步蜕变为三党竞争
此外，96年的“总统”、“副总统”选举，国民党的李登辉和连战得到百分之五十四的选票，民进党的彭明敏和谢长廷得到百分之二十一点一三的选票，新党支持的林洋港和郝柏村则得到百分之十四点九的选票；在同年“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中，国民党、民进党、新党的得票率分别为百分之四十九点六八、百分之二十九点八五及百分之十三点六七，更进一步确立了三党竞争的架构。
此时台湾和大陆的关系开始解冻与快速发展。从台湾政府于87年11月2日正式开放台湾人民赴大陆探亲迄今，两岸关系快速进展，台湾目前每年约有上百万人次赴大陆探亲、观光旅游，及从事学术、文化、体育等交流活动，总计至今已有上千万人次到大陆访问过。在经贸关系上，台湾厂商赴大陆投资的金额，累计已超过五十亿美元，而根据中国方面的统计，台商协议投资金额更高达两百多亿美元；台湾对大陆的投资约占大陆外来投资的百分之八，仅次于香港的百分之六十，而高于美国及日本。此外，两岸互通电话累计超过一亿八千多万次；大陆人士来台从事文教活动，累计亦超过一万三千多人次。
密切的交流和频繁的互动推进了两岸的谈判。为了谈判方便，台湾在91年2月，成立了半官方性质的海峡交流基金会，接受政府委托处理涉及公权力而政府不便出面处理的两岸事务，十个月后，大陆方面成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这两个单位于93年4月在新加坡举行首次的历史性“辜汪会谈”，并且签署了四项协议，此后，双方又举行了八次的事务性商谈，持续探讨解决两岸交流所衍生的问题。
此时，马英九领导着“陆委会”，所有关于两岸问题的公开发言，都是他的任务。因此，当时马英九便是台湾两岸关系的代表形象。
但在此时，马英九和李登辉之间，已经出现了小小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体现在由马英九主持的几项“立法”草案上面。其中最主要的便是《戡乱时期人民团体法》《戡乱时期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一届资深中央民意代表自愿退职条例》。这三大法律文案，均是蒋经国时代便开始的，由马英九主持完成，总设计师当然是蒋经国，大部分条文，早已经获得通过。可李登辉上台后，立即要求对这些条文进行大幅度的修改。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道士一个法，这一点，马英九也能理解。可李登辉毕竟学农业出身，不懂法，却又要专权，修改条文时，一定要按他的意志行事。
马英九不仅在家中很孝顺父母，这种脾气和性格也带到了官场，对长官很尊重，李登辉要改，他也就一遍又一遍地改，直改到李登辉满意为止。但他并非没有原则，有些地方，涉及法理和重大原则问题，他就会向李登辉耐心解释。李登辉对农业生产很在行，对法律却似懂非懂，又极其固执专横，他的需要就是法理。遇到这种时候，马英九便为难了，只好一次又一次向李登辉陈情。这样的事情一多，李登辉开始对马英九不满，觉得马英九固执，高傲，不听话，瞧不起自己，便有了要冷藏他的意思。
恰在此时，大选结束，李登辉获胜。获胜后的李登辉，第一要务是搬走李焕这个绊脚石。
拥李登辉接班时，李焕是李登辉“主流派”的核心人物。但李登辉从来就是个翻脸无情的人，别说是李焕，就是蒋经国的后人他都丝毫不感恩，谁挡了他的路，或者将影响他的前程，他就要搬走谁。李登辉掌权后，他怕李焕权利大了会造成尾大不掉，便暗中用俞国华来制约李焕，引起李焕的不满。李焕一方面发动倒俞运动，其后又干脆站到了“非主流派”立场，支持蒋纬国、林洋港。台湾的政体，是“府院”两头重，执掌“总统府”和执掌“行政院”，要看谁的势力大，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李登辉要控制权力，自然不能容忍李焕在身边。所以，他便提拔连战挤走李焕。
最初，李登辉以为这一策略可以达成目的，因为连战和李登辉以及李焕的关系都不错，可算是李焕的学生，他的形象不错，因为连震东的关系，在政界的人脉又很深，还可以赢得提拔新生代的好名声。可是，这一想法透露出去后，立即遭到了反对。最大的反对力量，就是李焕，因为他还想继续连任。而与李焕相关的一些“非主流派”也都反对这一方案。李登辉意识到不妙，便苦思对策，结果想到了一个重要人物郝柏村。
郝柏村是蒋介石的侍从武官，任台湾“国防部长”，陆军一级上将。郝柏村在军界的关系，李登辉深以为忌。现在，让他来当“行政院长”，立即可以将“非主流派”分化瓦解，李焕即使想反对也没用，又可以彻底夺走郝柏村的兵权，也封杀了一个时期以来，在政坛风头正旺的林洋港，真可谓是一石三鸟，用心歹毒。
趁郝柏村组阁之机，李登辉又连带给了马英九一个下马威，将马英九的“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给免了，调他担任“陆委会”副主委。这是降级使用，从“正部级”降到“副部级”，李登辉担心会给人造成把柄，便又在前面加了一个“特任”的帽子，给人的感觉，马英九成了钦差大臣，官高一级了。实际上，贬了就是贬了，加什么帽子都一样。但马英九这个人性格好，心里虽然不快，却也无力和李登辉抗衡，因为他那种“不粘锅”的性格，使他在政坛内并无特别的好到可以“结党营私”的伙伴，势单力薄，所以只好眼睁睁的看着李登辉作弄自己，老老实实的干着自己的本职工作。
1992年，两岸代表（大陆的“海协会”及台湾的“海基会”）首次进行会谈，并发表了“九二共识”的宣言。宣言的中心思想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意思是指两岸都坚持世上只有一个中国，但对于这种中国的定义，则两岸采用各自的表述方式：大陆方面的解释是：“一个中国”就是解放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澎金马是前国民政府控制的地方，但仍然是中国的领土；台湾方面的解释是：“中国”就是“中华民国”，地域除了被中共占领的中国大陆地区和国民政府所在的台澎金马以外，还包括己宣告独立的外蒙古，以及被俄国占领的唐努乌梁海地区。但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都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就是“九二共识”。
由于双方的努力，达成了“九二共识”，即“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达成这个共识之后，台湾方面，便在“各自表述”上钻字眼。这个功夫，恰恰是法律层面上的，马英九是国际法方面的专家，又是“陆委会”的特任副主委，“表述”工作，是他的分内工作，也是他的专长所在。马英九在“各自表述”上化的工夫，为台湾当局争足了面子。
虽然不久之后，无论是李登辉，还是陈水扁，都将“九二共识”给否定了，但不得不承认，这一共识之中的台湾表述部分，马英九立下了大功。直到今天为止，马英九的两岸观点，仍然坚持“九二共识”的台湾表述部分。这个表述，毫无疑问是站在台湾立场上的，所以，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之后，有舆论说，马英九离“台独”立场越来越近，指的就是他赞成的是“一国两府”。 “一国两府”虽然和“一国两制”有本质的区别，不可相提并论，但和“台独”却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它始终承认是“一国”。只要承认是“一国”，其他事，按照中共的观点，不论是“两府”还是“两制”，“都可以坐下来谈”。如果不承认是“一国”，那就没了任何共同点了，也就没有必要“坐下来谈”了。
这一时期，马英九除了干这些职责之内的工作之外，还干了大量职责之外的工作。最主要的是主持“修宪”工作。这项工作，在蒋经国时代便已经有了动议，然后由李登辉提出来的。此前“中央民代新陈代谢案”，可以说是为这次“修宪”做准备，而此次“修宪”的重要条款之一，便是“总统”选举办法。
马英九在主持“修宪”文案时，采用的是蒋经国所定的调子，即“委任直选”。所谓委任直选，是指由民众选出“国民大会”代表，再由这些代表根据所代表民众的意愿，投票选举“总统”。这种选举方法，好处是“国代”均由各个地区选出，为当地选民所熟悉或者喜爱，代表着相当的民意。此外，“国代”选举和“总统”选举一次完成，缩小了选举规模，是一种非常节约的选举。当然，肯定也存在弊端，比如“国代”很可能受某些因素左右，只代表个人而不代表民意。又比如，美国选举中所存在的问题，获胜者胜了选举人票，却并不一定胜了民意。
这一方案，李登辉最初也是同意的，因此便成为定案。但是，李登辉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他在暗中发起了这次论争。至于李登辉的个人目的，也十分清楚。自他掌权以来，一直都为一件事感到异常头疼，那就是“府院”分权。“行政院长”虽然由“总统”提名，“立法院”通过，表面上看，“行政院”是在“总统”领导之下。可实际上，在许多方面，“行政院”的职权非常之大，像李登辉这种“总统”远不如蒋经国等能够绝对控制权力的情况下，“行政院”便容易形成和“总统”对立的局面。如果“公民直选”，“总统”的职权，在名义上便要大得多，“府院”分权甚至是对立的情况，便不容易出现。此外，李登辉掌权以来，一直存在着争议，他如果能够“民选”当上第一届“民选总统”，这种争议，便自然消失了。
为此，李登辉首先开始在民间搞小动作，一方面煽动一些人出来高叫要搞“公民直选”，另一方面又暗中操纵舆论。如此一来，所有人措手不及，尤其是马英九他们这些负责起草有关文案的人，离三中全会召开只有几天时间，需要拿出一个新的选举方案出来，简直是在开法律的玩笑。
为此，马英九和李登辉便产生了巨大的矛盾，马英九由此看出李登辉这个人极其阴险，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可以置全体民众的利益而不顾，可以置法律的严肃性而不顾，任意枉为。
最终，李登辉利用那些怀有朴素民主意识的民众获得了这次大争论的胜利，极其匆忙地弄出了一个“公民直选”方案。这个方案因为没有充分的酝酿以及多次的讨论修改，存在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在后来的实际选举中，这些弊端一一显现。由于这一事件，马英九彻底看透了李登辉，两人间的矛盾，愈来愈深。而李登辉也觉得马英九已经不是自己的支持者，便开始在各方面打压他。
马英九扫黑与李登辉的排挤
1993年2月至1996年5月，马英九担任台湾“法务部”部长。以前的“法务部”，基本没什么具体执法行动，相应的执法行为，均由相应的职能部门完成。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务部长”是个闲职，历任“法务部长”做的都是太平官。但马英九做“法务部长”却没闲着。马英九在“法务部”部长任上的政绩，大概从陈水扁一则攻击马英九的话中可以看出点门道：“马英九最自豪的就是查贿选。但是我们发现，马部长任内，共起诉被告7530人，结果被判刑有罪确定的不到一成！其中，省市议长、副议长被起诉了38位，如果依马英九把起诉人数当成政绩的逻辑，结果是没有一个被判有罪；而第三届‘立委’选举，马部长共起诉了5098人，判决确立的竟然不过59人！这又叫什么人权正义？马部长乱查贿选，堪称史无前例！！”
正确解读一下这番话，我们发现一个事实，马英九3年任内，仅查贿选一项，便起诉了7530人。而这些人中，涉及“第三届立委”选举的，便多达5098人。台湾多大个地方？不过2300多万人口而已，比陕西省的人口还少，仅贿选，便涉及如此之多的人。这个数字表明，三年内，每2700人中，便有一人涉及贿选，而2700人中，大约有一半的人没有选举权或者是不会参加投票。数字何其触目惊心。从而也可以看出，马英九查贿选，决心和力度有多大。
据1994年7月18日台湾《自由时报》报道，在1994年基层村里长及乡镇市民代表选举中，据保守估计，有黑道背景的当选者至少有150人，而各县市情况有所不同，台中县各乡镇市民代及村里长的选举中，有20多位黑道人士参选并当选，当选率达100％。
彰化县乡镇市民代选举中，有50人当选。嘉义县乡镇市民代选举中，黑道兄弟多以高票当选。高雄县乡镇市与村里长选举，与黑道关系密切的当选者有40多位。台湾不少乡镇市民代，实际成为黑道势力的地盘，黑道治乡的名称，也由此产生。
台湾不仅地方民意机构日益黑化，就连“中央级”民意机构---“立法院”和“国民代表大会”这种最权威的地方，也成为黑道角逐的目标。”黑道老大虽不如地方民意机构那样多，但也有数位，而且，都是位高权重，实力非一般人可比。据台湾媒体报道，全面直选后的各届“立法院”，一般均有10位左右的黑道“立法委员”，其中更有几位黑道“立法委员”连选连任。尽管有不少“立法委员”本身不是黑道出身，但与黑道关系密切。黑道大佬办红白喜事，往往会有许多“立法委员”公开现身，并且毫不遮掩自己同黑道的关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看一看李登辉以及他宠信的几位政坛大佬的说法，便可知一二。
李登辉曾说：“黑道势力中外都有，不独台湾才有，社会自由化了，各种力量都可以出来。”按他的说法，黑道的出现，是社会自由化的表征，黑道越猖獗，越表明这个社会自由化程度越高，越民主。而李登辉的信徒则说得更为清楚明白：“当政者应容忍某种程度的金权黑权存在……金权黑权是巨大的社会力，对政权的取得与维持有帮助。”
此人还振振有词地说，“站在民主政治立场，黑社会分子为中华民国国民，享有宪法所赋予的一切基本人权，包括选举与被选举权，及参加政党从事政治活动之权利。既是如此，黑社会分子只要没有被法律制裁剥夺公权，而同时又拥有足够的民众基础，则其被提名或被选为各级民意代表，乃是民主政治之当然现象。”另一位李登辉的要员则说：“黑道也是选民，为什么不能有民意代表？”“黑道都是爱国的，没有黑道就没有中华民国。”
马英九不会持有这样的观点，在他看来，黑道就是犯罪，如果明知这些人是黑帮分子，并且仍然在从事一系列犯罪活动，却不能惩治他们，甚至让他们以非法手段进入各级民意机构，那不仅是对法治的践踏，而且是对人民的犯罪。
刚刚当上“法务部长”时，他看到台湾刑事警察局呈报上来的一份资料，台湾各县市1994年新当选的议员中，有帮派、管训记录及刑事前科者共300人，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在台湾21个县市议会中，这次当选的大部分议会正、副议长有种种不同的犯罪记录和前科，甚至有犯有杀人罪的前罪犯。这份资料令马英九触目惊心，他当即决定开展以贿选为目标的扫黑行动。
他决定采取这项行动的时候，“法务部”的一些公职人员以不同的方式劝他不要太冒尖，这件事肯定吃力不讨好。这类案件因为背景极为复杂，又是有组织犯罪，查起来非常之难，取证的可能更是微乎其微。将涉案者逼急了，万一不能过关，他们也往往是出钱拉上一两个替罪羊了事。结果很可能是打虎不成，自己反被咬上一口。马英九要办这件事，首先便有可能得罪这些情治部门。此外，所有的黑道势力，都有特殊的背景，他们甚至在高层都说得上话，一旦把他们逼急了，自己的乌纱帽便有可能不保。正因为如此，历任“法务部长”都只是当太平官，对于诸多涉及黑道的各类案件，全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马英九偏偏不信邪，迅速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扫黑行动。他的扫黑行动，主要集中在三大方面，一是肃贪，这是针对官员的；二是查贿，同样针对的是官员；三是扫黑和反毒，这是为了还台湾一个纯净的天空，挽救更多的青少年。更为关键一点，他要做出一种姿态，对黑道势力起到一种威慑作用，从而打开扫黑的局面。
他这边行动一开始，将他的家人吓坏了。家人朋友纷纷劝他，这事别那么张扬，那些黑道人物是不好惹的。黑道也放出风声，叫他别赶尽杀绝，否则先考虑一下自己的归宿。面对重重压力的时候，是他的父亲站出来支持了他。他的父亲对媒体公开说：“文天祥和郑成功只活了39岁，英九已经比他们多活了5年了。诸葛亮死时54岁，英九也只差10岁。”
任职三年间，马英九雷厉风行，肃贪、查贿、扫黑、反毒，共起诉7500多人，其中有将近400人具有“民意代表”身份。因查贿得罪了太多权贵，三年后，他被调任位高权虚的“政务委员”。
1996年，李登辉终于如愿以偿，当选为第一任“民选总统”，此时，他第一个要对付的人，不再是那些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而是那些令他极为不放心的中生代。连战、宋楚瑜、马英九这些崭露头角的人物一个个上了他的黑名单，成为他要对付的第一批。
首先是连战，他从政，深得其父真传。据说，他的父亲连震东曾向他面授机宜，告诉他，当官就像骑自行车，要不断地点头，又不断地用力蹬。所以，连战当官，禀承的恰恰是这两个要点。但是，并不等于说他就因此只是言听计从，他当过“外交部长”，又当过一任“台湾省主席”，现在让他当“行政院长”，却又不让他组阁，他自然不乐意，对于李登辉交给他的那一长串名单，他并没有照单全收。例如和李登辉关系极为密切的原“台北市长”黄大洲，竞选连任时输给了陈水扁，便有意要去“行政院”弄一个“部长”当当。李登辉也默许这件事，连战却说：“黄大洲和我是亲戚，现在用他不大好。”挡了驾。同时，他又在“行政院”内安插了几个自己的人。对此，李登辉心中，已经对他产生了不满。
再就是宋楚瑜，李登辉替他安排了一个好职位，让他去当“国防部长”，可是，宋楚瑜志不在此，他知道，一旦涉足军队，想出来不那么容易，而以后自己想在政界更上一层楼的时候，又会有军人不能干政的麻烦。他已经看中了“台湾省主席”这个位置。这件事，让李登辉对宋楚瑜的忠诚起了疑心。宋楚瑜虽然善于嘴巴冲锋陷阵，同时，也是个实干家，而且能力在所有中生代中，绝对属于第一。他当上“台湾省主席”之后，便一头扎进了基层，全省309个乡镇，他一个不漏地走了一遍，有些乡镇，他甚至去过好几遍。一年多时间，他竟然干了这样一件事，马不停蹄地在乡下奔走，差不多每天就是一个乡镇。他一再宣称，“省主席”的办公室是在台湾省的每个角落。为了这次大巡回，他订了一辆9人座位的福特旅行车，车上备有书报袋、传真机和电话，他在车内就可以随时与台湾当局、省府及地方人士联络。因为宋楚瑜在车上办公，全省范围内，任何一地出现紧急情况，他总是能够第一时间亲临现场指挥，一时间，到处可以见到宋楚瑜的身影，媒体每天都是他的消息，出镜率远远超过了当“总统”的李登辉。
宋楚瑜的影响力迅速扩大，直逼“总统”的李登辉。1994年12月首届“台湾省长”选举，他以473万票当选。这个得票数，令李登辉大吃一惊，他突然想到，如果宋楚瑜竞选“总统”并且同样得到这么多票，那么，他的好日子便到头了。此时，他才真正意识到宋楚瑜想去当“台湾省主席”的真实意图所在。他被这件事吓了一大跳，开始考虑怎样制裁宋楚瑜了。
对付宋楚瑜，并不是太容易，毕竟，宋楚瑜是通过民选的“省长”，任期还没有到，不能轻易调任。结果，他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冻省”。台湾政权管辖仅仅一个省，还需要设立省一级政权吗？这明明就是机构重迭，对于这一问题，实际上，早几年就已经提出来了，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不曾提上议事日程，现在，他要扳倒宋楚瑜，这是最好的借口。
还是像从前一样，李登辉暗中指示手下人，先让媒体大造一番舆论，然后他又假惺惺地拿到“立法院”讨论。结果自然是很快通过了。于是，他立即宣布停止“省政府”以及“议会”等相应机构的运作。宋楚瑜这个当初捧李登辉上台的“英雄”，就这么轻而易举被干掉了。
对付马英九就更容易了。马英九扫黑，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各种压力随即而来。对于马英九扫黑，李登辉是最恼火的人之一，他让马英九去当“法务部长”，原本是想让他去当“不管部长”的，没料到他生出如此之多的事来，那些有实力的黑道人士，人人自危，自然要向李登辉施加压力。李登辉是台湾黑金政治的总头子，他下面，徒子徒孙不知有多少，这些人利益一旦受到威胁，自然会找李登辉。何况，他早已不喜欢马英九了，现在见马英九成了整个“行政院”最受民众欢迎的一个官员，成了一个政治明星，他深感不安。1995年底，为了打击马英九，李登辉开始行动。李登辉要除掉某个人，最惯常的做法，就是釜底抽薪，让你当光杆司令，没有任何实权。李登辉越过马英九召集“高层治安会议”，这个会议开完之后，马英九才知道消息。在这次会议上，李登辉开始重用他自己的亲信廖正豪进入“法务部”分掌权利。
李登辉希望的结果是马英九像郝柏村一样，自动提出辞职。可马英九性子好，他明知道李登辉已经对自己极度不满，将自己的权夺走了，但既不吵，也不辞职，只要有机会就施展自己的权力和本事，让李登辉一时间也拿他无可奈何。李登辉没办法了，便一边抱怨他是窝囊废，一边考虑怎样搬走他。
时机终于让李登辉等来了。1996年，治安形势开始迅速恶化。新年钟声刚刚敲响两小时，一声枪响，屏东县“议员”林明顺差点命丧黄泉。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又发生了几起大案，民进党籍的“立法委员”萧瑞征在自家大楼遭人开枪打死，国民党籍“立法委员”陈涌源在竞选连任时被人开枪打成重伤，高雄“地检署检察官”张金涂遭枪击成重伤。这些大案，无一不与黑道有关，例如萧瑞征曾是“十信案”的风云人物，他将多位大员拉下马，自然有人会仇恨他。而张金涂则是马英九扫黑行动的锋头人物。
两个月后，民进党籍“立法委员”彭绍瑾又在家门口被人砍成重伤。岛内普遍认为，彭绍瑾是因为积极介入反黑金政治而遭报复。因为彭不仅自己介入以及支持马英九行动，而且，多次在“立法会”为马英九张目，公开支持马英九扫黑。这一连串案件的发生，马英九受到了朝野的责难。但实际上，此时的马英九，对于“法务部”已经失去了控制权。李登辉需要的正是这种效果，他当即以社会治安恶化为由，于1996年6月调马英九任无职无权的“政务委员”，由廖正豪接任“法务部长”。廖正豪上任后，治安情况持续恶化。
有人怀疑1996年社会治安恶化是有“高人”在背后指点，此说只是一种怀疑，如果这种怀疑属实，不知是否与李登辉有关。现实是一连串的治安案件，使得连战“内阁”饱受非议，人们并不说这一切都是因为国民党腐败的结果或者是李登辉执行黑金政治的必然结局，而是归罪于连战，说是他领导无方，要求“内阁”集体辞职。恰在此时，发生了白晓燕案。
台湾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白冰冰的女儿白晓燕，上学途中遭人绑架勒索，白冰冰虽然准备了赎金，但最终还是遭撕票。此案引起台湾社会极大的轰动，各大媒体，每天都有大量篇幅报道此案的消息。此案发生后，民间对于“政府”的不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民众纷纷表示，现在“政府”连一个几岁的孩子都保护不了，这样的政府能相信吗？
对于这起案件，马英九内心深处的伤痛，似乎不比白冰冰弱，也不弱于社会上其它任何人，他甚至觉得，白晓燕之死，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初，他担任“法务部长”原是想在社会治安方面有一番作为，他也确实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他甚至公开表态，除非自己被黑社会的子弹打倒，否则，他扫黑的决心不变。可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没有被黑社会的枪子打倒，倒是被自己阵营内部的权力斗争打倒了。这件事，让他对当时的李登辉政府彻底失望。在他看来，如果仍然留在“法务部长”任上，如果扫黑行动没有“政府”方面的阻力，一直持续到现在，白晓燕案，很可能便不会发生。他觉得，白晓燕并不是黑道分子杀的，而是被这个无道的“政府”杀的。
因为对李登辉执政的极度失望，虽然白晓燕案与马英九已经没有丝毫关系，他还是毅然写了辞职信，是“行政院”中第一个为此提出辞职的官员。他在辞职信中说：“‘国内’接续发生重大事件，社会为之震惊，民怨为之沸腾，英九忝为内阁之一员，对此发展深感痛心、无力，为表负责，乃决定辞去现职。”
这句话，真实体现了马英九当时的心情，他是因为感到无力，然后痛心，所以才决定以辞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他才会觉得“改革阻力重重，人民积怨日深……若干情势之演变，令人困惑，基层已有‘为何而战’的质疑”。
他的辞职，迅速成为一件大事，许多记者竞相采访他。有一位记者对他说：“最近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和你并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做出这么大的决定？”
马英九回答说：“有没有关系，我觉得是个人的感受问题。”
其实，也并非完全没有关系。这一事件发生后，便有人提出要清算马英九，原因是他在“法务部长”任内，放宽了假释尺度，使得很多罪犯因假释而出狱，此次参与绑架白晓燕的罪犯，便有假释出狱然后又作案的。因为要打击马英九，各方面便拿此说事，他们不谈马英九打击黑势力所取得的成就，也不谈他所顶住的巨大压力，所冒的生命危险，只是盯住了这一点，认为马英九要对白晓燕案负责，要对最近社会治安恶化负责。
但是，民众对马英九却是认同的，得知马英九辞职的消息后，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台湾“政府”的一大损失。民进党“立委”叶菊兰公开在“立法院”向马英九表示：“从政多年来，我从未公开赞美一个国民党党员，但今天是例外，我要公开赞美你。”
对于马英九来说，这确实是最高评价，因为这个评价，不是来自他的盟友，不是来自喜爱他的民众，而是来自他的政敌。
马英九的奇闻轶事
马英九不仅工作起来兢兢业业，铁骨铮铮，刚正不阿，热心公益事业，也是岛内最具公益形象的政治人物。作为明星“市长”，马英九给别人颁奖的机会是非常之多的，当然，也有别人给他颁奖的机会，在他所受过的所有奖项中，有一项奖极其特别，即2004年他接受“中华捐血运动协会”所颁发的特别奖。他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个奖项，是因为34年来，他总共捐血达146次，平均每年捐血达4次以上。
在这次颁奖仪式上，马英九照例发表了一番演讲，他说，捐血不分党派，这些年来，岛内引起了不少的纷争，他建议大家用捐血来化解这些纷争，还台湾一个安宁幸福的社会。同时，他也开玩笑说，血牛已经成为历史，他是“血马“一条。在台湾，捐血的纪录，并非由马英九来保持，而是一个名叫张国森的人，他在27年时间里，捐血805次。
马英九说，勇于卷起袖子输送爱心的情操最能显现“骨肉同胞，血脉相连”的含义．也最让人感动。马英九还称，由于六十岁就不能再捐血，所以他要赶在有生之年“拼业绩”；他的器官捐赠卡“不知签了多少张”．死后的“臭皮囊”早就捐给“慈济”公德会，他幽默地笑着说，“全身没有一处是我的．都被预约光了”。
马英九个人生活很简朴，他说花多了钱会有罪恶感。马英九每天工作17个小时，不抽烟、不上酒家、不跳舞、不赌博，理财法就是把薪水交给老婆。不过他有一个“马英九指定用途信托专户”，担任“国大代表”时的薪水全数捐出，目前有将近300万元，每年固定捐出15万到20万元，作为公益用途。
穿在他身上的其它配件大多是“古董”：内衣要穿到破了才换新、手表是结婚时岳父送的礼物、热爱的蓝衬衫是大姐马以南在三十几年前送他的、球鞋仍是当“法务部长”时那双(鞋底已用飞机胎补了好几次，补一次台币50元，可以沿用一二年)、随手惯用的派克笔现在派克公司已经不出了……他十几年前的西装还会送去改改再穿，在第一次选市长的时候，他终于用断了大三时候的皮带。他只有领带的颜色挺注重，因为常须参加婚丧喜庆，必须合乎礼仪。还有袜子绝不能破洞或补过，因为会不舒适。这样一个声名显赫的政治人物，其节俭程度令人难以置信。
马英九在生活上的自律节俭几乎到了清心寡欲的程度。他恨不得把所有时间都放在工作上，几乎没有私人生活。除了从事政治活动。阅读法律、历史、文化、国际关系方面的书籍，他从不去做一些和工作无关的娱乐活动。这或许和马英九小时候严格的家教有关．父亲教育他不要有任何玩物丧志的不良嗜好，只鼓励他打球或跑步健身。结果跑步成了马英九工作之余唯一的运动。
马英九在任“台北市长”期间，一天两顿只吃盒饭，即使要出席应酬，也是吃过盒饭才去。在宴会上，他几乎不吃东西。他做市长头3年吃了2000个盒饭，并且每次吃个粒米不剩。但是很奇怪，从来没有人认为马英九寒酸，也不觉得他失了什么品味。
马英九爱吃香蕉，午餐总要吃一根香蕉。工作忙来不及吃时，他会把香蕉放在办公桌上等忙完了再吃。有一次，马英九太忙了，香蕉摆到变黑，秘书整理时就把它丢掉了。不料马英九回到办公室，想起那根变黑的香蕉，怎么也找不到．忍不住问秘书。秘书只好尴尬地说，她看香蕉变黑了，就“处理”掉了。马英九虽没有责怪秘书，却慎重地告诉她，香蕉变黑了也可以吃，表面上黑了其实里面还是白的。秘书只好告诉马英九，香蕉已被她吃掉了，马英九这才笑了起来。
马英九身高1.78米，体重75到78公斤的骨架，类似西方人的“宽肩厚胸”，帮马英九制作西装的永泰西服老板林丕龄，盛赞马英九的身材。老婆不喜欢他穿浅色衣服，因为看起来比较胖，但他有时会尝试较鲜艳的衬衫，被金溥聪戏称是“香港人风格”。
马英九的右前额总有一绺头发很容易掉下来，因此必须抹上发胶才能服服贴贴。他经常必须面对镜头，因此在家会照镜子模拟，找出自己端正的表情，以免像别人那样眼歪嘴斜或怪动作一堆。他也录自己的音，努力自我练习说话，务求口齿清晰不急不徐，让情绪平稳到不影响说话内容。
马英九有时候让人看来很拘谨，甚至不近人情。他有一位大学时代的好朋友，很早便进入台湾政坛，同样非常有才华，只是官运不佳。马英九虽然比他后跨入政界，却后来居上，33岁便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朋友想，大家是这么好的朋友，让他提携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台湾政坛就这个风气，谁不拍谁不送？他买了些东西去拜访马英九，结果，礼物被马英九退了不说，提携的话，也被马英九堵回去了。事后，他心里很气，暗想，真没想到，你是这么个不近人情的，早知就不来求你了。
事过多年，他对马英九不沾锅的性格有所了解，也将这事忘了，仍然和马英九保持着友谊。马英九当上台北“市长“前后，他在政界混得不如意，便急流勇退，弃政从商，自己去办杂志去了。
不久后，两人在一次活动上相遇，马英九问起他的近况，他如实以告。马英九立即说：“好，我要订你的杂志，一年多少钱？”他心想，都这么好的感情，哪里需要你订？立即说：“你不用订了，我每期给你寄。”
圈内的规矩，如此熟人，又是名人，赠阅杂志，是平常事一件。他也确实打算以后按期给马英九赠杂志，这应该不算是行贿吧。岂料没过几天，收到一张汇款单，是马英九寄来的1000元新台币，订杂志的。他给马英九打电话。马英九说，既然是朋友，我自然应该帮你。当时，这位朋友的感觉是，马英九的思维，和别人是完全不同的，他做事有自己的原则，哪怕是在一些看上去极小的小事上。
马英九还有一位朋友，是花莲县的“县长”，两人的私交不是一般的深厚，彼此来往，礼尚往来是难免的。马英九祖籍湖南，家里一大帮湖南人，因此爱吃辣椒。花莲县出产一种辣椒酱，在台湾非常有名。这个朋友每次来台北，不带别的礼物，只给马英九带辣椒酱。但对于收礼，马英九的原则极强，朋友带来的如果是2瓶，他也就算了。只要超过3瓶，他一定要在市政府的收礼记录簿上登记。
设立市府工作人员收礼登记制度，是马英九当上台北“市长“后的一项政绩。这个簿中，马英九的记录自然是最多的，在他的名录下，多的到数千元的礼物，少的只要价值超过百元新台币，他一定要登记。这个登记簿，使得马英九的仕途如水透明。
马英九当官，不全都是风光的时候，也有颇为尴尬的时候，甚至被污辱的时候。一次他去龙山寺拜票，一行人刚刚走进去，突然，墙角边有人大声用台语喊他“马英狗”，同行的人全都知道，这是带有污辱性的，根本不是真诚和他打招呼。幕僚们当时非常气愤。骂人成了台湾政治的一部分，甚至不仅仅只是骂人，打人都已经成为世界性风景。此时骂了也就白骂了，只希望马英九当做没有听到，走过去了事。
大家没有料到，马英九竟然停下来，面向那个人，挥手向他致意，而且面带真诚的微笑。幕僚不以为然，他说：“虽然他表达的方式不好，但是人人可任意说话，不就是我们要追求的民主？他说这句话，伤害到我了吗？并没有。他伤害到的是他自己，旁人会觉得他没格调。”闻毁勿怒，这就是马英九的格调，像是黄蓉对郭靖说的：“咱俩相识以来，不知遇到了多少危难，但每吃一次亏，多少总有点好处。”
2000年时国民党第一次失去了执政权，激愤的群众聚集在中央党部前无法释怀，马英九到现场安抚情绪，却被电影导演梅长锟以一枚鸡蛋击中左胸。马英九当场有些错愕，但是见到群众中有人欲殴打丢鸡蛋的梅长锟，他立刻请一旁的副市长欧晋德前去保护梅长锟离开现场，欧晋德还因此挨了好几拳。
事后马英九不仅打电话慰问梅长锟，而且还表示：“我从二十几岁开始，就参加各种学生运动，包括保钓、中日断交，到美国念书时，也曾参加大大小小的示威游行，所以说起丢鸡蛋啊，我经验多多。你们知道，鸡蛋要丢得好，是很大一门学问：要托着出去，不能捏，力道要拿捏得很准，否则蛋还没丢出去，在手里就弄破了，没伤敌人，自己反被弄得狼狈不堪！梅长锟能丢得那么准，让蛋打到我才裂开，实在不容易！”无辩所以忍谤，不争所以止怒，这就是马英九令反对者也爱上他的原因。
还有一位“人物”，也常被拿来对照马英九，那就是曾经风靡全台湾的布袋戏偶“云州大儒侠”史艳文。《时人》杂志曾举办票选“现代史艳文”，马英九又高票当选，正宗创始人黄俊雄还将当年的史艳文本尊戏偶送给马英九。史艳文是位武功盖世却仁慈不忍出手伤人的谦谦美君子，小时候大家都会背诵他的口诀：“忍他，让他，不管他，看他如何？”这绝对是自信心十足又宽容无所惧的人才做得到。
黄俊雄当时赠偶时，还附上一首台语布袋戏文式的打油诗：“选贤与能兮百万主人心头定，马行千里兮任劳任怨地打拼，英勇气魄兮砍开霸权拢不惊，九思运策兮发展台北超级城。”每个句子的第一个字合起来，就是“选马英九”。后来马英九回了信：“敬业乐群兮现代儒侠倡忠义，黄忠老将兮革新布偶向前行，俊秀超群兮霹雳天宇越时空，雄飞昂扬兮携手共创台北城。”每句话嵌第一个字，回敬的是“敬黄俊雄”。
其实马英九与人唱和打油诗也不是第一遭了，1989年沈君山先生离开“行政院政务委员”职位时，曾送给马英九一首诗：“去年今日此门中，君山英九辩三通。君山不知何处去，英九依旧笑春风。”当天马英九就回赠沉君山：“我陪你匆匆的来，又送你匆匆的走；庙堂十月，身朝言野，何尝有意觅封侯？挥挥衣袖，甩甩头，倜傥如昔，潇洒依旧；只憾铃声渐远，空留去思满楼。”两相应对，真个是英雄惜英雄。
马英九的绝妙口才
在历史上，许多政治家都以一流的口才，为人津津乐道。英国首相丘吉尔，以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系列激励人心的演说闻名。当时，纳粹空军日以继夜地轰炸伦敦，孤军奋战的英国面临存亡绝续之秋，丘吉尔高声呼吁全英国人民，用“血、汗与泪”，把“最黑暗的时刻”转成“最美好的时刻”。那样精简、有力的言词，像是黑暗中的一线闪光，驱动了人民的爱国心，终至获得了胜利。他的一句“绝不因恐惧而谈判，但也绝不惧怕谈判”，至今仍铿锵有力。
美国第三十五届总统甘乃迪，在他气势磅礡的就职演说中，也以一句“不要问国家为你们做些什么；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家喻户晓。
当代的政治人物，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算是对语言的使用，相当敏感。她甚至会在演说中引用诗句。撒切尔夫人曾经说过：“你一个星期必须公开地发表演说，两次、三次、四次或五次，甚至更多。不只要对国会说，还必须到各种团体场合去说，实在让人觉得非常乏味，这乃是我在演讲中经常使用名言，尤其喜欢引用诗句的原因。”
政治家所使用的语言，对于整个社会，有风行草偃的指针效果。
美好的语言，能成就人与人之间，更深刻的了解，人与事之间，更细微的思考，这使政治更加美好，并有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马英九的语言，堪称台湾社会的一股清流。
听马英九说话，他很少会声嘶力竭地吶喊，总是不疾不徐，清楚而完整地表达他想说的事情。政大法律系教授苏永钦，是马英九的老友兼老同学，他用一个英文字，Witty（机智隽永的），来形容马英九的口才，可以说是十分贴切。
马英九除了身体棒，还有一种能力极为出色，那就是口才。前面已经提过为了练演讲，他曾下过一番工夫。在这里，我们介绍两个他和世界级政治名人会见的趣事。
马英九不追星，但也有崇拜的人物，在他崇拜的人之中，有孙中山、刘铭传、丘逢甲以及撒切尔夫人。1987年，在德国柏林举行的“国际民主联盟（IDU）”党魁大会上，马英九有机会见到了自己的偶像、时任英国首相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当时，参加这次活动的人非常之多，而且，全都是国际知名人士，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量级要员。相对而言，马英九只是新人一个，撒切尔夫人大概连他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马英九很清楚，因为外交礼节，自己和她有一次握手的机会。而这个机会稍纵即逝，如果把握不好，说不定，仅仅握握手，就过去了。
普通人通过电视转播看那些国际要人们见面的情景，往往能够看到某些人见面握手时，会随意地聊上几句，他们到底在聊什么？谁都不清楚，而且，大家也都很好奇。马英九自然清楚，他们聊的话题千奇百怪，或许也会有人说：“今天天气不错”之类的话吧。当时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给对方留下印象。
他想了想，冒出一个主意。当他终于有机会和她握手的时候，他便主动说：“撒切尔夫人，我来自台湾，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作为政治强人，撒切尔夫人当时一愣：台湾面临严重问题？这是某种信号吗？所以，她立即追问是什么问题。马英九回答说：“我们现在外汇储备高达750亿美元，不知道该如何使用。”
这种英式幽默立即引起了撒切尔夫人的极大兴趣，她那紧绷的神经为之一松，也立即冒出一句俏皮话：“那你们可以拿到伦敦，请专业人士帮你们运用。” 就这么一句话，在他们之间建立了某种外交上的投契，两人随后开始热烈交谈。
另一次令马英九得意的外交经历是面对现任美国总统小布什的父亲老布什。对于布什，马英九自然不会陌生，问题是，他们见面时，只有一两句搭话的机会，怎样才能令老布什对自己感兴趣并且留下印象，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见面后，马英九说：“总统先生，虽然你是耶鲁这种大学出身的，不过你做得还算不错。”
这是一种典型的美式幽默。在美国，耶鲁和哈佛是两所极为重要的大学，绝大多数政治人物，都出自这两所大学，而这两所大学的学生，又彼此不服，相互看轻。他们一旦走在一起，便相互“踩低”对方的学校，却又相互评价对方本人。所以，如果“猛踩”对方学校，并不会为对方所计较，反而认为你非常“幽默”，算是一种见面礼式的玩笑。
老布什听到马英九这样说，立即明白了一件事：面前这个人，肯定是哈佛毕业，否则，他可不会这样说。而且，他竟然如此幽默，自然便讨得了老布什的好感。老布什笑着问马英九：“是不是哈佛大学出身的？” 马英九笑着点头，于是，两人相顾大笑。
他也会为了公关场面而调侃自己，例如说自己是台湾制造、香港交货、然后出口转内销、再回到台湾，以对照企业家林百里是生在上海、香港加工、台湾制造。总之这些说到底都不算是太幽默，只能看出他的机智和风度，但是大家倒很捧场。他很乐于“变装”，曾经一身黄色打扮，去参加制服为黄色的景美女中活动，一句“今天台北市停止扫黄”其实并不好笑，但是大家喜欢他，看到他就乐了，只等他一开口，大家都配合。他常常自鸣得意地说出“我姓马，生肖属虎，所以跑步成绩马马虎虎！”这类自嘲式的幽默，同样很得赏识。
他比较精彩的幽默感，反而是出现在一些回击对手的耍嘴皮功夫上，例如某次李登辉酸溜溜地刺激他：“不要再穿短裤跑步了！”记者就来问他的回应，他一脸无辜地说：“没有人穿长裤跑步的。”而当陈水扁向市民“撒娇”说：“市长真不是人干的！”预备和他竞逐市长的马英九则向市民喊话：“市长不是人干的，是马干的！”
口才其实是一种表达技巧。马英九说，一般人在表情达意上最大的障碍，就是口齿不清。口齿不清并不一定代表发音不清楚。马英九以林洋港先生为例，林洋港的发音虽不是字正腔圆的标准国语，但是总是能一个字、一个字把话说清楚。有一次林洋港先生接受质询，立委说：“我们的法令多如牛毛。”林洋港就不愠不火地回答：“可是在我们乡下，牛毛多的牛才是好牛。”引起不少笑声。
饱读诗书的国学基础，让马英九格外重视语言表达的品质和层次。马英九这么讲究语言，自己也会很仔细聆听周遭人群交谈。马英九发现，很多人即使是说中文，也都说得不通顺。
欧化是其中一个大问题。马英九举例说，诗人余光中曾写过一篇文章：<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从日常生活中，提出五十七个实例，说明不必用欧化的句子，就可以把意思表达得简洁有力，也不必在说中文时还夹杂着英文。“余先生的这篇文章让人拍案叫绝。在句子里夹杂英文或许是自卑感使然，其实中文大部分是短句，根本不必有副词子句或形容词子句。”马英九的体会是，如果不特别注意，平时，我们可能根本不会察觉自己说话、写作时出现这些毛病。所以，学好中文，并不容易，就像要学好英文，重点就在大量接触，反复练习。
他以自己的经验为例：“我在美国留学七年，这期间，我持续用中文写作投稿，就是不想让自己的中文荒废掉。因为在美国，我随时都有机会用英文写作，要使用中文反而没那么容易。”因此，有些留洋的年轻人说中文时，夹杂一串英文单字，还辩解说，是自己英文太好了，所以中文都变差了。每次听到这种说法，马英九心里就感到很失望，因为真相是，这个年轻人，既没有把英文学好，也没有把中文学好。
重点是要用心。马英九刚从美国留学回来时，非常注意自己说中文时，避免夹带英文单字。因为以前人形容留学生是“穿著土气、开口洋气、出手小气”，马英九就是要避免自己“开口洋气”。
马英九也观察到，现代新新人类讲起话来，普遍都少了点让人回味的余韵。他猜想，是不是现代有太多科技新玩意，吸引了年轻人的注意力，让他们无法专注地把语文学好。比方说，时下流行的ICQ，每个人都你Q我、我Q你，用的也都是最简略的沟通语言。马英九强调：“我并不是说这样不好。但是当你习惯于用ICQ的语言和别人沟通，你可能就忘了语言那种精致、细腻的美。”
马英九的好口才，让他在各种场合都能表现得宜。在轻松的场合，他更是擅长带动气氛。这一天晚上，马英九和歌手李玟在一个颁奖典礼见面。政治小天王遇上流行乐坛天后，马英九自称是李玟的忠实歌迷，逗得李玟很开心。李玟笑说：“市长这么捧场，那我想要帮台北市民做一件事，来回报马市长。”
马英九认真地想了想：“只要你以后在歌词里，记得宣导酒后不驾车、垃圾要分类就好了。”台下的观众、媒体记者听了都哈哈大笑。风趣、优雅、隽永，这就是马英九的“Witty”，一开口，就让人如沐春风，也为自己赢得许多机会。
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国学修养极其深厚，对于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以及其它一些国学经典，有着很深的研究。当马英九还很小的时候，他便要求儿子涉足国学，今天的马英九，除了是一位法学专家，同时，还具有极深的国学素养，中国文学的功底非常之深。
有一次，台湾《慈恩》杂志和马英九约定一个采访，这个杂志，主要刊载仁孝亲情之类的文章，采访时，记者突然提出一个议题：“中国人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你认为这个说法对吗？”
马英九立即说，他觉得这个提法是错误的，他本人不赞成。他觉得父母有错，仍要和颜悦色地规劝，这才是人子之道。他随口说道：“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记者被他这一番之乎者也弄昏了头，后来才知道，这一段，原来出自孔子学生所编的《孝经》第十五篇，内容是孔子和学生曾子的对答，几乎和此次记者同马英九的对答相似。曾子问孔子：“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命，可谓孝乎？”孔子回答说：“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下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马英九引用这句话，意为，如果不义，子不可以不向父力争，臣不可以不向君力争。如果是不义之事，子从父的意思，又怎么能说孝呢？由此，我们找到了马英九和李登辉间矛盾的根源，因为李登辉需要的是“君臣之道，君君臣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金口玉言”。而马英九却是“臣不可以不争于君”，遇到他和李登辉意见相左，又认定自己是对的，他便会据理力争。
马英九当“法务部长”时扫黑，受到了一些人的责难，有人拿他抓了多少人判了多少人说事，又指他放宽假释尺度，使得很多犯人出狱，然后重又犯罪。马英九回答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此语出自《论语.为政》，讲的是法家和儒家两种不同的为政之道。法家以刑法治天下，儒家以德治天下。
当然，与马英九相关的轶事，也包括了一些“不良”记录。马英九曾十几次因为违章停车等被警察开出罚单，他也像其它市民一样，老老实实去交罚款。马英九也曾因为某些行政失误以及其它失误，而十几次向台北市民公开道歉。
台湾的政治发展及其演变
马英九是个政治人物，每时每刻都身处在台湾政坛矛盾斗争的旋涡中心，因此，要真正了解马英九，就必须了解台湾政治的发展、演变及其现状，这样才能更深切地体会到马英九身上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和他为此所作出的一切努力。
1949年以来台湾政治的演变过程，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一)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国民党政权在台湾重建与强化专制统治。
l945年10月台湾回归祖国后，由于国民党政府接收大员贪污腐败，军警横行，加上当时粮食恐慌、物价飞涨、失业严重，引起了台湾人民的强烈不满。l947年2月28日，台湾爆发了反对国民党政权、要求民主自治的运动。国民党当局以“企图颠覆政府，夺取政权，背叛国家”的罪名，进行了血腥的残酷镇压，计有数千人被杀、被捕，失踪、逃亡的不计其数。
l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在此前后，蒋介石集团率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员退踞台湾，并于1949午5月l9日颁布了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况，封闭全省，限制出入境，实行军事管制。封锁大陆消息，严禁一切违禁的言论、出版和罢工、游行等活动。1950年7月，国民党中常委临时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改造案》，将一些党政元老、军事将领、派系首领排挤出决策圈；全面更换旧有的党政系统；整肃党内旧有的派系。黄埔、中统、CC、政学系等皆被清除。同时，国民党统治集团整顿各级组织，进行党员登记，发展新党员，培植起一批拥护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新实力派，建立了蒋氏父子对国民党的绝对控制权；经济上进行了财政整顿，改革币制，稳定物价，同时实行土地制度改革，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国民党政权日渐认识到“反攻大陆”的希望渺茫。1958年，蒋介石提出“建设台湾，反共复国”的方针。由于得到美日等外国垄断资本的支持，台湾当局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加上美国提供的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军事援助，和运用从大陆运去的黄金、美钞等外汇以及从大陆赴台的人才，台湾经济在60年代开始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国民党力图在戒严体制下巩固与强化专制统治。1960年，蒋介石通过“国民大会”修订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获得连任而成为“终身总统”。同时，蒋介石在人事和组织安排上为传子进行部署，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开始向蒋经国过渡。在白色恐怖统治下，蒋氏父子对党政军各界实行严格的控制，对于各种反对势力则采取严厉打击的高压政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自由中国事件”：1960年9月，《自由中国》杂志的创办人雷震因筹组中国民主党而被国民党当局以“涉嫌叛乱”的罪名逮埔。
(二)70年代至80年代中后期，台湾当局为应付新的国际形势及台湾社会的变化，开始向标榜实行西方式的政治制度过渡。
从70年代开始，台湾政局趋向动荡，国民党政权面临外挫内困的局面。从外部看，1971年10月，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驱逐了台湾当局的代表。之后，陆续有20多个国家与台湾“断交”。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同年9月，中国与日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台日“断交”。台湾当局在国际上日益陷于孤立。
从内部看，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带动了阶级关系发生重大的变化，新兴的地方财团势力及由中小企业主、中高级企业管理人员、医师、律师、部分公教人员构成的中产阶级要求打破外省籍官僚长期垄断上层权力的局面，希望分享政治权力，省籍矛盾日渐突出。
70年代初期，台湾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钓运动”。与此同时，以《大学》杂志社为主导，一批学术界和工商界青年提倡政治革新，提出扩大“政治参与”、“废除政治特权”、“改选中央民意代表”、“改造上层政治结构”等主张。党外势力开始活跃并得到发展，要求“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
1972年3月，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面对内外各种危机。为了应变求存，开始在政治上作出出一些调整，推出了一系列“革新保台”、“在台生根”的措施，包括举行“中央民代”增额选举、在国际上开展“实质外交”等等，并开始推行“本土化政策”，有意识地提高台湾省籍人士在政权内的地位，力图通过笼络台省籍政、经人才来巩固统治。经过这一系列措施，蒋经国的政治权力与地位得到了加强。蒋介石去世后，严家淦继任“总统”，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主席。1978年3月，蒋经国当选第六任“总统”。
70年代后期，党外运动续有发展。1979年，颇具影响的《美丽岛》杂志社聚集了一大批党外人士，意图组织反对党。由于这股势力与台湾当局矛盾激化，12月10日，爆发了“高雄事件”。进入 80年代以后，台湾反对势力进一步发展。在党外运动中，有些人主张统一，有些人主张“台独”。“台独”分子被着“争民主”的外衣，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
1979年 1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宣布了和平统一的方针，对国民党当局形成新的压力。1986年 3月，菲律宾马科斯政权被推翻，给长期实行军事戒严的国民党当局造成极大震撼。美国也敦促国民党当局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实行政党政治。此时岛内党外运动有所发展。面对这种情况，在 1986年 3月国民党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蒋经国提出“政治革新”的主张，之后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调整内外政策，包括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调整“中央民意机构”、实行地方自治法制化、推动党务革新、进行“总统”集体接班的部署等等。
国民党当局在 1986年开始的所谓“政治革新”，目的是在新形势下以变求存，虽仍没有突破“动员戡乱体制”的范围，但解严、开禁确是 4O多年来台湾政治中的一个重大变革，台湾的政治体制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由军事戒严和一党专制向标榜实行西方的政治制度的方向过渡。1986中 9月，党外人士不顾台湾当局的禁令，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
(三)80年代末以后，国民党政权迅速“本土化”，台湾当局标榜实行西方民主制度，推行制造“两个中国”的分裂政策。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随之李登辉执掌党政大权。李登辉在 1990年5月宣布开始“宪政改革”，对旧“法统”进行改造。从1990年至2000年，台湾当局进行了六次“修宪”，包括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总统”由台湾地区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冻结台湾“省长”、“省议会”选举，虚化“台湾省政府”功能；改变“国民大会”职能等等。台湾的政治格局、国民党内部的权力结构以及台湾当局对大陆政策和对外政策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是国民党政权迅速本土化，经过“宪政改革”，1949年以前在大陆产生的“中央民意代表”全部退职，“国民大会”、“立法院”等机构的代表全部在台湾地区选举产生，“总统”直接由台湾地区人民选举产生。在国民党内的权力分配上，国民党各派势力重新分化组合，以李登辉为首的主流派同以外省籍传统势力为主的非主流派经过多次较量，非主流派被逐步排挤出行政及党务的高层权力核心。
二是台湾当局标榜实行西方民主制度。开放党禁后，各种政治势力迅速发展，尤其是民进党的力量逐步发展。1993年8月，新党成立并成为台湾政坛的第三势力。在近几年来的一系列选举中，在野势力发展，不断给国民党执政造成严峻的挑战。“国民大会”、“立法院”等机构中，国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已经结束。在 l994年底的省市长选举中，民进党获得了台北市长的席位。在 1997年底的县市长选举中，民进党获得空前的胜利，得票率第一次超过国民党，赢得了23个县市长席位中的12个。
三是谋求“两个中国”的政策日益明朗化。李登辉上台后，台湾当局以谋求“两个对等政治实体”和“两个中国”作为处理两岸关系及对外关系的基点；在两岸关系上，鼓吹“两个对等政治实体”、“两岸分裂分治”，并且阻挠两岸关系的发展，拖延统一进程；在国际上，则千方百计推行“务实外交”，鼓噪“参与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台湾当局模仿西方，标榜实行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以来，伴生出大量弊端，也暴露出种种假民主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黑(道)金(钱)政治”盛行，其中尤以国民党为重。选举中贿选成风，候选人以各种形式隐蔽地或公开地花钱买选票。这也导致选举费用高昂。黑道势力大肆介入选举。他们采用买票、勒索、绑架、恐吓等手段，胁迫选民选举自己推出的候选人或他们属意的候选人。一些候选人也借助黑道势力，以求当选。“黑金政治”使“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丛生。
在 1993年底选举的 23个县市长中，就有3名县市长犯有贪污罪。1994年至1997年l1月，国民党籍县市议长、议员和乡镇市长犯有贿选、贪污罪行的多达578人。从1996年6月到1997年11月，被检举的黑道背景的“民意代表”有32人。不少台湾有识之士和公正舆论认为“台湾只有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此外，1990年以来台湾地区的四次“修宪”、特别是 1994年和 1997年两次“修宪”，大大增强了所谓“总统”的权力。在 1997年的“修宪”中，台湾知识界认为这次“修宪”违背了民主和权力制衡原则，制造出一个“超级总统”、“巨无霸总统”。一些台湾反对派人士认为，台湾当局领导人是在民主的名义下实行独裁。
台湾的基本政治状况
在台湾，有所谓泛蓝、泛绿二个阵营，叫蓝绿对阵，这二个阵营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而每个阵营里面也同样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争权夺利矛盾。要搞清这二个阵营的来龙去脉，首先必须弄清楚台湾的基本政治状况。
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目前实际上享有对台湾、澎湖列岛、金门和马祖地区及附近岛屿的管辖权。台湾的两个主要城市，台北市和高雄市为“中央”直辖市。其余的台湾本岛地区以及澎湖列岛属于“台湾省”管辖，而金门和马祖则属所谓的“福建省”管辖。
“中华民国宪法”是基本的法律，于1947年国民党还未撤出大陆时起草，是针对当时整个中国而设计的。1990年开始对宪法的进行重大修正，在宪法中加入了很多专门针对台湾地区的条款。
在1991年以前，台湾政府一直宣称拥有对整个中国和外蒙古的主权。1949年国民党“转进”到台湾时，他们照搬了整套原来在南京的中央政府机制。1991年，李登辉在非官方场合已经放弃了对大陆主权的宣示，认为共产党控制整个中国大陆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整个政府结构依然存在，宪法上也没有正式放弃对大陆的主权，因为这样做有可能引起有关对台湾独立问题的争议。
“国民大会”是1947年在中国大陆选举产生的，在政府搬到台湾后继续运作。但是由于已经不可能在大陆举行换届选举，1947-1948年间选举产生的“国大代表”“无限期”留任。但1990年 6月“大法官”会议决定，在“国民大会”、“立法院”以及其它政府机构内所有的无限期留任代表必须从1991年12月起退休。
第二届“国民大会”在1991年选举产生，共有325名“国大代表”。大部分代表是直接民选产生，100人则是根据政党得票率按比例分配。这届“国大”在1994年修改了“宪法”，为1996年3月举行的“总统”、“副总统”直选铺平了道路。“国民大会”依然拥有“修宪”、弹劾“总统、副总统”等权力。2000年 4月 ，“国大代表”投票决定，这届“国大”结束后不再举行选举，“国大”只有在需要时才会选举并重新开会。最近一些年，“国大”的大部分职责已经转交“立法院”，其中也包括了弹劾“总统”的权力。
“总统”是“国家元首及三军统帅”。“总统”对五院有协调争议权，五院包括了“行政院、立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和司法院”。“总统”直接任命“行政院长”。“行政院”由“院长”和“各部部长”组成。
“立法院”是主要的立法机构，最早在1947年选举产生。第一届“立法院”共有773个席位，但基本上是无实权的“橡皮图章”。与“国民大会”一样，“立法委员”在1991年前一直没有换届。第二届“立法院”在1992年选出。第三届“立法院”于 1995年选出 ，共有157名委员，任期3年。1998年开始的第四届“立法院”，委员人数增加到225席。“立法院”在政府机构中的职责随着政治体制的逐渐民主与开放而变得越来越重要。在1992及1995年的选举中，“民进党”取得了逐次增加，超过三分之一的议席，而国民党每次都只能维持仅仅超过半数的席位。不过在1998年国民党在议会所占的比例由50%上升到55%。在2001年的“立法院”选举中，国民党受到重创，民进党首次成为第一大党，但依然未过半数。
1994年“国民大会”通过“修宪”允许“总统”直选之后，“立法院”也在同一年通过“省县自治法与直辖市自治法”，允许“台湾省省长”以及“直辖市”市长直选（“福建省”主席仍然维持官派）。在 1994年 举行的台北、高雄两市市长直选中，国民党赢得了“高雄市长”选举，而民进党则在台北取得了重大胜利。1998年国民党新秀马英九在台北反挫民进党的重要人物陈水扁 ，带领国民党重返台北市，但是在高雄，民进党的谢长廷却也击败了国民党的前任市长，两党依然继续分庭抗礼。
民选的“台湾省长”在1998年年底被撤销，恢复官派的“省主席”。“总统府”宣布这个举措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实际上是为了降低当时的“台湾省长”宋楚瑜的影响力。而在 1997年 11月 举行的地方选举中，民进党取得了23个县市中12个县的县长职务，而国民党只取得了8个县。这是民进党第一次在重要选举中力挫国民党。
“监察院”负责监察政府的效率以及稽查腐败案件。29名监察委员由“总统”任命，经“立法院”同意后任命，每名委员任期6年。在近些年来，由于监委之产生完全以“总统”一人之意志为定夺，不复以往需由省市议会推选之公信力。致使“监察院”原本所剩无几的“民意基础”至今可谓名存实亡，在各方面发挥着越来越不重要的作用，虽然近年来奉当权者之命进行了若干重要调查，名义上是弹劾了多位政府高层人员，但实际上还是听命于最高统治者，使古之“御使大夫”沦为为当权者文过饰非、斗争政敌的工具。
“司法院”负责司法系统的运作，由15名大法官组成的“大法官会议”，负责对“宪法”进行解释。但在台湾当前的大环境下，几次“大法官会议”所做出的决议无不“希旨成风”本质上不脱“乡愿”两字，其原因都出自大法官全由“总统”所任命，形式上经“立法院”同意后任命而已，任期8年。
“考试院”负责公务人员的甄选与考核，由考试委员组成，其任命手续与“司法院、监察院”一致。其下并设有两个部门：考选部负责甄选新的公务人员及办理律师等专门职业的证照。铨叙部负责公务人员的任命、考核、退休。“总统”负责任命“考试院院长”。
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除从1948年就开始实施的戒严令，戒严令赋予“总统”无限的权力以与共产党对抗。戒严令也禁止任何个人或团体发布不同言论，当时发布与当权者不同的言论如支持台湾独
立或支持共产党都会招至严重后果。 1988年 1月13日蒋经国去世后，“副总统”李登辉继任“总统”，并在1990年由“国民大会”选举连任六年，这也是“国民大会”所选出的最后一届“总统”。1996年，李登辉与连战直选成为“总统”和“副总统”。2000年，陈水扁与吕秀莲直选成为“总统”和“副总统”，并于2004年的大选中连任。
戒严令解除后，台湾在表面上进行了一系列人权与民主方面的改革，报禁也取消，党禁开放…但在法律上缺乏合理有效的配套措施，使台湾在“金权政治”挂帅与“派系利益”主导政府施政方面走上80年代以后日本走过的错误道路，致使台湾实际的情况则是愈来愈“第三世界”化，各部门在国际间的种种竞争力、廉能指数评价都处于倒退的状况。
泛蓝阵营与国民党
2000年“总统”大选以及2001年“立委”选举后，台湾政坛分裂出了很多新的政党。这些政党可以被大致分为“
泛蓝阵营 ”和“ 泛绿阵营 ”二大阵营，其中泛蓝主张统一，认同包含台湾地区在内的中国，而泛绿则主张依靠美、日反华势力使台湾永久脱离中国，并且否认历史上、事实上台湾地区与中国的任何关联。台湾的政治体系还由于其差额选举等制度而更加复杂化。
泛蓝联盟，也称“泛蓝阵营”、“泛蓝军”，是台湾共同利益或政治主张接近的政治集团，包括国民党、亲民党和新党及其支持者。泛蓝联盟的主要竞争对手为泛绿联盟。1994年赵少康、郁慕明等为首脱离国民党成立新党；2000年国民党“总统”选举惨败以后，宋楚瑜脱离国民党成立亲民党。“泛蓝阵营”中的“蓝色”来自国民党党旗的颜色，主要包括的政党有国民党、亲民党和新党。“泛绿阵营”中的“绿色”来自民进党的党旗，主要的政党包括了民进党和台湾团结联盟（台联）。
泛蓝阵营中的国民党我们非常熟悉。它是由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其前身为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于清光绪二十年（ 1894年），正值中日甲午战争，孙中山先生赴檀香山号召华侨亲友，创立“兴中会”革命救国组织，标志着中国国民党之诞生。1905年，兴中会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几个重要革命团体，于日本东京组成中国同盟会；1912年8月，同盟会又联合数个政党于北京组成国民党；1914年7月，国民党于东京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次年，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至1924年1月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改组完成，进入中国国民党阶段。迄今一共举行过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国民党也从革命党，革命民主政党，演进为现代化的政党。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内战中败给中国共产党，流亡台湾，保留了对台湾地区的实质管理权。同年12月1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由大陆迁往台北，部份留在内地的党员继续中国国民党的运作，改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并成为大陆的民主党派之一。
2000年以前，中国国民党一直是“中华民国”唯一的执政党，她曾伴随中华民国历经革命开国、讨袁护法、北伐统一、训政建设、抗战建国、制宪行宪、以及保卫台湾、建设台湾等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国民党追求的目标始终一贯，在两岸问题上，国民党坚持九二共识中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国民党败逃后，蒋介石连任总裁至1975年4月5日去世。蒋介石去世后，废除“总裁”制，改称中央委员会主席，由蒋经国连任至1988年1月13日去世。其后则由李登辉继任至2000年3月，国民党在台湾大选中失败，李登辉被赶下台，由连战继任。
在台第九届“总统”选举后，国民党便刮起了“革新”之风。1996年4月8日，国民党中央展开“党务革新”规划、部署工作。李登辉推动“党务改革”，目的是想通过机构调整、人事革新、决策模式的改变来排除异已势力，培植自己的班底，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新权威。但由于国民党内长期陷入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派系纷争，李登辉主导的“党务革新”受到了党内的批评与掣肘，各种革新方案要么搁浅，要么走调，或者只有部分项目得到落实。
推动国民党进行改造的最大原因在于国民党面临新的形势，甚至濒临危机，迫使国民党不得不进行改革。一是国民党在“国会”中的优势地位逐步丧失，在“立法院”中已实质不过半，国民党执政党地位岌岌可危。二是党组织对党籍公职人员的约束力下降，中央的政策难以贯彻实施。三是选民对国民党的认同感减少，社会菁英不愿加入国民党，社会资源大量流失。四是面对政治多元化、反对党不断强大的现实，国民党必须放下一党独大的身段，处理好与反对党的关系，并善加利用反对党之间的矛盾。基于以上原因，国民党在1996年4月以后就着手党的整顿与改造。之后，国民党中央推出了一系列改造计划。
在2000年前，国民党因长期执政而几乎垄断了岛内所有的政治、军事、经济与社会资源，并依凭执政资源在岛内各种大小型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在2000年3月的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选举中，因国民党本身分裂导致票源分散，而丧失执政权，沦为在野党。下台后，尤其亲民党从国民党内分裂出去后，国民党的实力迅速下滑。
首先是表现在选票上的实力迅速下滑。在“一党专政”时期，国民党不仅在全岛性的“总统”、“立法委员”、县市长等大型选举中一般都能获得过半数的选票和席次，在县市议员、乡镇市长以及村里长等基层选举中，更是经常囊括80%以上的席次。下台后，虽然国民党在基层选举中仍能获得70%以上的席次，但在大型选举中的得票率却迅速下降。如在“总统”选举中的得票率由1996年的54%下滑为2000年的23.1%：“立委”选举得票率由1998年的46.43%下降为2001年的28.56%，席次由123席下滑为68席；县市长选举得票率由1997年的42.22%下滑为2001年的35.15%，获得9个席次，连同台北市，目前执政的县市共有10个。
其次在政党认同度迅速下跌。根据岛内各种民调机构所做的民调显示，在2000年以前，国民党的政党认同度一般都能保持在30%以上，但是下野后却急剧下跌到20%以下，一直在14%左右徘徊，居于民进党、亲民党之后。
第三是党员人数下降。在2000年以前，国民党自己号称有200万党员。下台后，为了凝聚党员的向心力，国民党自2000年9月起进行的了为期4个月的党员重新登记。虽然国民党官方数字显示，参加党员重新登记的党员人数已突破100万，但党中央私下访查发现，实际上真正自行缴交党费、承认自己仍属国民党员的仅余34万人。
在李登辉主政的12年期间，逐渐偏离一个中国路线，将中国国民党改造为“台湾国民党”，导致党内理念不清、路线争议不断，新党、亲民党相继出走。为凝聚人心，国民党决定重新确立立党理念和路线。在政治定位方面：明确声明国民党是“中华民国的中国国民党，不是外省党，也不是台湾党，更不是台独党”，“本土化”绝不是族群化、省籍化、更不是“去中国化”。
在两岸关系方面：全面清除李登辉分裂路线影响，回归“一个中国”路线。追求两岸和平稳定关系，建立军事互信机制，建构台海和平区。在“国防外交”方面：建构全民参与的现代化“国防”，以精实军队战力，落实“有效吓阻、防卫固守”的战略指导。在经济方面：主张开放“三通”、松绑“戒急用忍”，建构以台湾为中心的硅谷台北、上海以及东京、台北、上海“双黄金三角”，以巩固台湾在全球经贸体系中的关键地位。促进就业机会、改善就业环境，保障劳工权益，增进劳资和谐。
2000年台湾“大选”国民党失败后，李登辉被开除出党，国民党的领军人物变成了连战。
连战1936年出生于西安，1957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政治系，取得学士学位，1961年取得芝加哥大学国际公法与外交硕士，1965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并留在美国任教，1968年任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客座教授、政治系暨研究所主任，共历时七年。1975年连战出任萨尔瓦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1976年奉调回台湾，出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青年工作会”主任，1978年7月擢升“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改兼亚盟理事，10月，出任“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共历时三年，1981年出任“交通部长”，共历时六年，1984年还当选国民党“中常务委员”，1987年调升“行政院副院长”，1988年任“外交部长”，1990年6月调任台湾“省政府主席”，1993年2月担任“行政院院长”，8月担任国民党“副主席”，1996年3月任副“总统”。李登辉下台后任国民党主席。
亲民党与新党
亲民党是2000年3月31日，独立参选人宋楚瑜凭借在2000年“总统”选举中所赢取的466万票，正式宣布成立以“人民第一”为宗旨的亲民党，并逐步发展为国民党、民进党之外的台湾第三大党。
亲民党成立后，依凭党主席宋楚瑜的个人魅力及“立法院”党团的优秀问政品质，取得了稳步的发展。在2001年底的县市长与“立委”选举中，第一次参选的亲民党在“立委”选举中获得46个席次，得票率为18.57%，在县市长选举中获得台东与连江两个席次，得票率为2.36%；在2002年初举行的县市议员、乡镇市长选举中，亲民党获得4席乡镇市长，49席县市议员；在2002年6月举行的乡镇市民代表及村里长选举中，亲民党共获得58席乡镇市民代，20席村里长；在2002年底台北、高雄县市长及市议员选举中，亲民党共在获得8席的台北市议员，7席高雄市议员。
在亲民党成立前夕，台民意调查机构所做的调查显示，亲民党已拥有12%的支持度，之后一直稳步向上发展，一般维持在17%左右，居于民进党和国民党的支持度之间。宋楚瑜以30万票的些微差距败选后，宋楚瑜在选举中的死忠支持者逐步转化为亲民党的党员、认同者或支持者。亲民党成立首日，各地要求加入亲民党的民众非常踊跃，该党正式党员现已突破6万大关。从亲民党党员的省籍来看，外省籍、本省籍（包括闽南人和客家人）、原住民等各个族群都有，打破了外界有关由外省籍的宋楚瑜所创立的亲民党将沦为“外省党”的疑虑。
2002年5月15日，在亲民党首次举行的由党员直选党主席选举中，同额竞选的现任党主席宋楚瑜以99.46%的超高得票率顺利连任。目前副主席为宋楚瑜在“总统”选举时的副手搭档张昭雄，秘书长为宋楚瑜担任“台湾省长”任内的“省府秘书长”蔡钟雄，副秘书长
为前“省府”发言人秦金生、资深新闻人廖苍松。亲民党目前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立法院”党团，除去已退党的无籍“立委”丘创良，病逝的党籍“立委”谢钧惠，亲民党目前共有44位“立委”，包括刘文雄、李庆安、李庆华、李永萍、庞建国、孙大千、冯定国、沈智能、周锡玮、秦慧珠、黄义交、谢章捷、钟绍和、傅昆其等人。
亲民党成立之后，陆续就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两岸关系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在两岸关系方面，主张依循“国统纲领”相关原则，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基础上，进行两岸协商，惟未来台湾现况的任何改变，皆须经台湾全体人民的同意。主张发展两岸经贸，尽速开放“三通”，以大陆市场及资源发展台湾经济。在政治上主张建立权责相符的“宪政体制”，回归“双首长制”的宪政规范等等。在经济上主张解决失业问题，改善投资环境，加速财金改革，重振经济发展。厘清政商关系，杜绝一切黑金白金政治，创造廉洁有效率的投资环境等等。在“国防、外交”是，主张建立全民“国防”，强化科技战力，发展“多元外交”与“全方位外交”，采务实态度参与国际社会。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1942年生，其父为宋达。曾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1966年赴美深造，先后获得美国加州大学政治学硕士、天主教大学图书管理学硕士及乔治城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学位。1974年任“行政院”蒋经国英文侍从秘书，并担任蒋经国的英文翻译。1979年任代理“新闻局长”，1981年被选为国民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1984年后任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室主任、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秘书长、台湾“省主席”，1994年当选为台湾“民选省长”。1999年，宋楚瑜与国民党决裂，以独立参选人身份参加2000年“总统”选举。失败后，成立亲民党，任该党主席。
新党是1993年8月10日，赵少康、王建煊等7名国民党中生代“立委”因不满李登辉日益偏离一个中国原则，推行“台独”分裂路线而另组新党。
新党成立之初，活跃于台湾政坛，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成为国民党、民进党之外的第三支力量，并在“立法院”扮演关键性少数的角色。但自1997年后，新党因政治诉求失焦、内讧不断等原因逐步陷入泡沫化危机，在2001年底“立委”选战中，更因同质性极高的亲民党的挤压而走向泡沫化。表现在选票上的实力逐渐消弱。在初试啼声的1993年底县市长选举中，获得5.54%的选票，一举跨过5%的政党门槛；1994年底省市长选举得票率为7.70%；1995年底第三届“立委”选举得票率为12.95%，获得21个席次，成为“立法院”关键少数；1996年初第三届“国代”选举得票率为13.67%.
但是自1997年后，新党的实力不断削弱，如在1997年底县市长选举中，新党仅获得1.42%的选票，颗粒无收；在1998年底的“立委”选举中，新党得票率下滑至7.06%，仅获得11个席次；在2001年底的县市长及“立委”选举中，新党仅在“立委”选举获得1个席位，得票率降至2.61%，因未跨过5%的政党门槛而走向泡沫化。其次是党员少。
由于新党在成立之初自我标榜为“柔性政党”，因而在党章规定，党员享有充分的自主权，随时可以加入或退出，也不必交纳党费，导致新党缺少实质意义上的党员，大多为认同新党的“义工”和“精神党员”。在新党实力鼎盛的时候，新党自己号称“精神党员”达到6万，目前党员总数仅有千余人。第三是政党认同度低。新党在成立之初的政党认同度高达10%，最高峰为15%，但之后认同度逐年下除，目前仅维持在2-3%之间。
新党的政策主张在“建党宣言”中明确标榜将发挥“革新政治、安定政局、制衡两党”的作用，认同孙中山先生的理念，追求民族统一、政治民主、民生均富的目标，坚守公义、平等、安全、务实、干净的原则。具体主张为：
在两岸关系方面：新党主张中华民族应固守原有之疆域，守死不去，一寸山河一寸血，不容异族染指，亦不容分裂国土。坚决反对“台湾独立”、割裂民族脐带，自绝于10亿同胞。在发展两岸经贸方面，开放两岸直航，促进全面交流；保障台商权益，争取大陆市场；建立互利共生的“大中华经济圈”。在政治方面：反对专制政治，反对独裁，主张实行“内阁制”，反对黑金贿选等等。在组织运作上，则以议会为中心、民意为依归、选举为方法，并以民选公职人员为组织运作的核心。
新党在组党宣言中宣布了五点宣言和八项主张，核心包括“政治改革、党内民主、反金权、反台独”。新党成立后，生气勃勃，第一次参加“立委”竞选就取得了21个席位，成为台湾政坛的第三势力。但后来由于内讧不断，其发展受到了很大影响。
目前新党的发展面临很多因素的制约和挑战。一是民意基础不够雄厚，政经资源有限。虽然新党强调以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弱势族群利益“代言人”自居，但其支持者以大陆籍军公教人员和荣眷属为主，势力范围以台北市等都会型地区为主，其中又以中青年知识阶层占多数，以致被贴上“外省党”、“都会党”标签。由于台湾的所谓“政党政治”从一开始就走上一条过分依赖政经资源的畸形发展之路，因此现阶段新党在本省籍民众占总人口多数的台湾势难成为主流政党。
二是政风难树一帜，问政表现乏力。在“内政”、“外交”等问题上，新党的政策主张不能向民众清楚地表明其与国民党或民进党有所区隔，这是新党面临的一个深层次发展瓶颈。一些新党成员自诩为“正统的国民党”，提出“反李不反国（民党），反独也反（中）共”，就说明了该党在理念和主张上的矛盾性和局限性。
三是“明星”效应难以为继，素质开始下降。新党由建党时的所谓“七人党”发展为岛内第三大党，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几个“明星”人物的形象，并以此成为外省族群倚赖和年轻人青睐的对象而成长。但时至今日，“明星”光环渐退，时有龃龉，内讧不断，不仅使党的号召力受挫，而且直接影响了组织运作而导致党的体质下降。四是选举成绩不佳，地位和影响江河日下。在诸多选举中新党席次不升反降。
泛绿阵营与民进党
泛绿联盟大致由民进党、台湾团结联盟与建国党组成，它主张台湾本土化、主权意识。泛绿阵营中的民进党成立于1986年9月28日，是依靠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追求民主自由、主张“台湾独立”的各股“党外”势力合组建成“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打破了国民党长期“一党专制”的局面。民进党成立后，一直稳步发展，并在2000年3月的“总统”选举中，因国民党阵营的分裂而渔翁得利，一夕之间成为执政党。
民进党自成立后，自1989年首次参选后，民进党的得票率一直稳步增长。目前民进党在“立法院”所占的席次为87席，为“立法院”第一大党。在1986年民进党成立之初，民进党的党员人数仅有1万余人，在1995年发展为8万余人，1999年发展到20余万人。目前已突破41万。在1986年民进党成立之初，民进党的民意认同度仅有7%，1996年升为15%，在上台前一直维持在20%左右。但是上台后，其民意支持度一直维持在23%-29%之间，居于国、亲两党之上，成为岛内第一大党。
民进党自成立之日起，其“台独”倾向就已显露。1986年11月，民进党“一大”通过党纲，提出“台湾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自决”的原则；1987年，民进党“二大”将“台湾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写进大会的决议；1988年4月，“二大临时会”进一步称“台湾国际主权独立”，提出了“如果国共片面和谈，如果国民党出卖台湾人民利益，如果中共统一台湾，如果国民党不实行真正的民主宪政，则民进党主张台湾应该独立”。1989年，民进党又希望以“独立的政治实体为考量的准两国两府模式”来为台湾定位；1990年的“四大二次会议”，民进党再次以决议方式通过“我国事实主权不及于中国大陆及蒙古”。
1991年8月24日至25日，民进党借“人民制宪会议”的机会，提出“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将“国号”命定为“台湾”并以“事实主权”的原则规范台湾的领土范围，明订台湾的领土变更，“应该依照当地住民自决原则，并经国会决议通过”等。28日，民进党中常会讨论通过了该“草案”。这部公开打出“台湾共和国”旗号的“宪法草案”的出笼，向世人昭示，民进党不仅要争夺台湾的统治权，而且要使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同年10月13日，该党“五大”又通过“台独”主张列入党纲修正案。11月12日，许信良就任民进党第五任党主席并发表演说，短短的几年，民进党从纲领到行动，已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台独党”。
民进党成立以来，随着国际形势和台湾岛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国民党“宪制改革”，使“台独”势力取得了结社自由，生存发展空间有所扩大，作为岛内“台独”主导力量的民进党，在“立委”选举和“省市长”、县市长等地方选举中取得了不少席位，在1996年总统选举中也得到不少选票，成为台湾政坛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制衡力量。“台独”活动也已由地下转到街头，由隐蔽走向公开，由海外转向岛内。
从台湾光复一直到本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国民党对“台独”活动采取严厉打击的政策，致使“台独”在台湾岛内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那时他们的活动是地下的、隐蔽的，且都在海外活动。1986年以来，“台独”分子以“结社自由”、“言论自由”为幌子，公开拉帮结伙和参加各种选举，其活动由地下转到地上，由隐蔽走向公开。后台湾当局又对“刑法100条”和“国家安全法”等有关法规作了修改，以及李登辉对“台独”的宽容和搞“一中一台”的分裂活动，不仅为海外“台独”分子回台敞开了大门，也使“台独”势力在岛内的活动合法化。海外“台独”组织“台独联盟”、“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台湾民主运动海外组织”等乘机将主要力量转移到台湾；海外的“台独”活动已明显减少，其活动的中心主要集中在岛内。
夺取国民党政权一直是“台独”势力活动的主要目标之一。他们宣称要在本世纪结束夺取国民党政权，使国民党成为在野党。为此，民进党发表“国是建言”，提出“总体建国方略”，从“宪政改革”、“国家定位”、“两岸关系”、“六年建国”、“地方自治”、“社会福利”诸方面，系统地阐述对各项政策的主张，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夺权纲领”。在1997年底的县市长选举中，民进党夺得了12席县市长职位，不仅在总席次和得票率上首次超过了国民党，更重要的是所执政县市总人口占全部的71.59%，地方税收占83.12%，地方总预算占69.24%，成为地方政权的“第一执政党”，对国民党的执政地位构成直接威胁。
民进党吸取了1991年二届“国代”选举失败的教训，不再刻意凸显“台独”或“台湾共和国”字样，淡化“台独党”形象，于是打出“一中一台”的旗号，叫嚷“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在1992年底的二届“立委”选举中，改用“一中一台”作为诉求。民进党先后公布了《宪政体制改造政策纲领草案》、《现阶段两岸关系与对中国政策》、《民主进步党的外交政策》等10余个政策性文件，合称“公共政策白皮书”。它涉及到“宪政改革”、“大陆政策”、“国防”、“外交”、“经济发展”等12个方面，比较全面的勾勒出其未来的“施政蓝图”。在1992年的二届“立委”选举中，民进党以公共政策为主要诉求，提出“三反三要”口号，即“反军权、反特权、反金权、要减税、要（”总统“）直选、要（台湾）主权”。
民进党成立之初是反国民党政治势力的联合体，是在野政治明星及地方山头的结合体。由于各领导人政治阅历及社会、经济基础的不同，彼此在政治观念、运动路线等方面存有较大的分歧，形成形态各异的诸多山头派系。主要有党外编联会人马形成的新潮流派系，党外公政会中“美丽岛连线”人马形成的美丽岛系，还有原党外公政会的康系、前进系和超派系等。随着台湾政治形势的发展，各派系势力不断变化，并重新分化组合，康系瓦解，分别被美丽岛系和新潮流系所收编，前进系亦并入美丽岛系。
民进党内新潮流派与美丽岛系两大派系在运动目标、斗争路线，以及国民党政权性质和台湾前途走向等方面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歧异，某些甚至严重对立，斗争异常激烈。美丽岛倾向于温和的体制内抗争，主张对政治民主化的追求优先于“台湾独立”；而新潮流派系强调对国民党统治体制的抗争和群众运动路线，主张对“台湾独立”的追求优先于政治民主化。
美丽岛系人数众多、组织涣散、各自为战，成员没有纪律约束，内聚力较差，只有在党内资源重新分配时，才体现出整体运作能力。而新潮流系人数虽少，但以理念作为结合的基础，组织严密，纪律严格，凝聚力强，近年来逐渐到达了控制党权的主导地位。美丽岛系对新潮流系掌握中央权力不满。特别对民进党上层抱持“台独”立场不放持有异议，认为民进党的“台独党”形象严重地影响了民进党得票率的提高，是该党执政的绊脚石。他们宣扬“执政优先论”，主张与在野势力和部分国民党力量结合，早日分享权力。此外，两派在对待“李登辉情绪”、与新党“大和解”、对大陆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追求“台湾主权独立”始终是民进党为之奋斗的基本目标。其政策主张具体有：两岸关系方面：民进党自年成立之日始就带有严重的分离倾向，声称“台湾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共同决定”，并于1991年将“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基本纲领”列入党纲，叫嚣“独立建国、制定新宪，依据国际法原则重返国际社会”，“两岸依据国际法在国与国的关系下发展关系”等等，蜕变为地地道道的“台独党”。
在岛内外各种局势的影响下，民进党近年来对“台独党纲”进行了一些淡化处理，并于1999年5月8日提出了所谓的“台湾前途决议文”，逐步由过去叫嚣“建立新而独立的国家”转变为鼓吹“维持现状就是独立”的“事实台独”，声称“台湾是一主权独立国家，其主权领域仅及于台澎金马与附属岛屿；台湾，固然依目前宪法称为中华民国，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2000年3月上台后，陈水扁鉴于民进党实力有所增长，于2002年8月3日抛出了“台湾、中国，一边一国”的谬论，彻底暴露了“台独”真面目。
台联党与建国党
2001年8月12日，以李登辉为“精神领袖”，以延续“两国论”分裂路线为宗旨的“台湾团结联盟”（简称“台联党”）正式成立，并在2001年底“立委”选举中获得13个席次，成为“立法院”第四个政党。进入“立法院”后，为抢攻岛内“急独”票源、主导台湾政局走向、阻挠两岸关系的发展，“台联党”一再抛出各种“激进台独”主张，逐渐成为岛内“激进台独”势力的总代表。
在2001年底“立委”及县市长选举前仓促成军的“台联党”，由于缺乏根基，整体实力比较薄弱。根据岛内各种民意调查机构所做的调查显示，“台联党”自成立后，政党认同度一直维持在2-3%之间，有关政党形象的各项指标认同也一徘徊在2%-3%之间。民意调查同时也显示，“急独”选民是“台联党”的主要选票市场，“缓独”选民是次要选票市场，且大多为50岁以上的闽南籍选民；40岁以下的年轻族群以及主张急统、缓统及维持现状的选民多不支持台联党。“台联党”虽然在2001年底“立委”选举中获得7.76%的选票，但在接下来的基层选举中却成绩欠佳，如在2002年初的县市议员及乡镇市长选举中只取得7个县议员席次；在2002年底的台北、高雄市长及市议员选举中，只在大本营高雄市获得2个席次，提早出现泡沫化征兆。
“台联党”在2003年之前总共只有102位党员。但是自2003年后，该党为壮大基层实力，已开始积极招募党员，据说目前已招募到上千名党员。“台联党”主要以“立法院”党团为工作重心，以“李登辉之友会”及围绕在李登辉身边的一些“台独”组织为基层动员力量。
以维护李登辉分裂路线为使命的台联党成立后，不遗余力地推行“激进台独”路线，获得岛内外“激进台独势力”的掌声，认为其才是真正支持“台湾独立运动”的政党，“台联党”也由此取代日渐式微的“台教会”、“建国党”等“激进台独”组织，成为“激进台独势力”的总代表。
“台联党”大肆鼓吹“改国号、制定新宪”。宣称“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存于世界；台湾现状的任何变更，都必须经由台湾2300万人民透过公民投票决定；应改国号为‘台湾共和国’，制定‘台湾基本法；台湾的未来就是’一边一国‘，两岸关系应该是’两国关系‘”等等。“台联党”不仅在“立法院”积极推动“公投立法”，还集合岛内“台独”组织发动“台湾正名运动”大游行，要求将一切冠有“中国／China”的社团、公司等全部改名为“台湾”，将“国号”改为“台湾国”或“台湾共和国”等等。
为防堵两岸经贸、人员交流的快速发展增强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的向心力，李登辉、“台联党”极力反对松绑“戒急用忍”、反对开放两岸直接“三通”。叫嚣“鼓吹加速三通，等同鼓吹加速统一”，两岸若要就“三通”进行谈判，必须在“国与国”的基础上进行。在意识形态领域加速灌输“台独认同”。在李登辉主政的12年间，为斩断台湾民众的中华民族意识，李不断在意识形态领域向台湾民众灌输“台独意识”。
下台后，李登辉更是不遗余力地鼓吹台湾应加速培育台湾民众的“建国意识”。李登辉声称，当前台湾最大的危机在于“国家认同”出现混淆，“要摆脱一个中国的纠缠，台湾内部必须有认同台湾的国家意识”。李登辉、“台联党”还鼓吹要彻底在思想、文化上与中国划清界线，鼓动“教育部”全面扬弃过去中小学史地教材的“大中国”观点，并要求在中小学推广乡土语言教学，将闽南话列为“第二官方语言”等等。
1996年10月6日，岛内“激进台独”分子因不满民进党淡化“台独”色彩进行政党转型，而组建所谓的“建国党”。“建国党”成立后，由于其激进“台独”主张受到岛内绝大多数民众的强烈反对，该党成立后并没有取得预期的发展，不仅在接下来的1997年县市长、1998乡镇市长选举中以惨败告终，在1998年底的“立委”选举中仅取得1个席次，获得1.44%的选票，快速走向泡沫化。2000年3月陈水扁上台后，该党某些成员开始回流民进党，2001年8月台联党成立后，该党在岛内的“激进台独”地位更为台联党所取代，完全泡沫化，其政党认同度一直只有0.2%左右。
“建国党”在成立前就将自己定位为“革命型政党”，采取“以党领政”的决策模式。主张实现所谓“台独建国”是“建国党”的核心理念，该党成立以来，便大肆宣扬“台独”思想、鼓吹“台独”谬论。主要内
容为：
（一）鼓吹建立“新而独立的台湾共和国”。该党妄称“中华民国自1971年退出联合国时就已经消亡，国民党政权对台湾的统治是非法统治”，必须“建立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并以“台湾共和国的名称，取代中华民国国号”。“中华民国宪法”也是“非法”，因而主张从根本上废除“中华民国宪政架构”，制定“新宪法”。在两岸关系的定位上，“建国党”明确将其定位为“国家与国家间关系”，叫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与治权从未及于台湾，台湾主权及治权亦不及于中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而非中国的一省”。“台湾与中国应建立和平国际关系”，“政治、文化、经济等一切交流，必须在国对国的对等关系上进行”。
（二）鼓吹建造新的台湾文化。要“透过文化的力量，从根本寻回以台湾为主的历史、文学、艺术……等等的台湾意识！透过文化的力量，将数百年来不断被外来政权压缩、扭曲而变形的台湾，重新扶正！”该党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主张。一是在学校的文化教育上，要以“台湾主体论”大幅修改中小学课程，要“中国历史则应退居配角，回到它本来的外国史地位”。并称在实现“独立建国”前，坚决反对承认中国大陆学历。二是重新定义并推举“台湾英雄”，将郑南榕、陈智雄等“台独”分子都列为“英雄”，将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如岳飞、文天祥等都剔除在外。三是极力鼓吹“台湾文化的主体性”，宣称“台湾文化永远只是台湾文化，它与中国文化有某些关连，却绝不属于中国文化的支流；在文化层次里，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在地理与人民与政治层面，也是如此，台湾、中国，一边一国”。鼓吹要透过认识本土历史与地理相结合，让民众在内心深处接受“台独”观念，实现“脑内台独革命”，促进台湾文化的“新生”，以坚定台湾民众“保卫台湾”的决心。
（三）推动台湾以“台湾共和国名义”加入联合国。声称，“台湾外交的困难在于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因此台湾应以“台湾共和国”名义申请新加入联合国，争取“国际地位”，并称这是为了“表明我国的申请加入和旧中国的国共纠葛无关，也不是向中国的挑战，只是要国际社会接受四十几年来事实独立的台湾而已”。该党还常常宣称只有台湾宣布“独立”才能取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以欺骗岛内民众。
其它需要注意的党派还有台湾劳动党和绿党。台湾劳动党是相信共产主义重视“劳动者人权”的政党，主席吴荣元在戒严期间曾因创建共产党而被逮捕。绿党是全球性环境保护主义政党。
李、马关系从量变转为质变
1998年，台北市“市长”选举。民进党的候选人是陈水扁。陈水扁1950年1月出生，台南县官田乡人，据称为台南客家后人，祖籍是福建诏安县。昵称阿扁，后来台湾媒体习惯称呼其政府为“扁政府”。
陈水扁出生于台南县官田乡的一个佃农家庭，家境清贫，出生后家人甚至担心无法养活这个孩子，所以一直到 1951年 2月18日才正式申报户口。陈水扁自幼勤奋好学，全家举债供其读书，再加上他的成绩优异，获得农渔会奖学金而得以完成学业。1969年于台南一中毕业后考入台湾大学商学系，但后逐渐对法律产生兴趣，于一年之后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台湾大学法律系。1973年，就读于大学三年级的陈水扁再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律师资格，之后荣获韩国庆南大学荣誉法学博士、俄罗斯经济学院经济学荣誉博士。
1975年，陈水扁与中学同学吴淑珍结婚。次年，专攻海商法的陈水扁成为华夏海商法事务所律师。并为曾为全球最大集装箱轮船公司，也曾在华人最大远洋运输公司的长荣海运担任常驻法律顾问。
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是陈水扁踏入政坛的契机，他成为美丽岛事件被告律师团的一员，负责为主犯之一的黄信介辩护，从此开始参与党外运动。1981年，陈水扁参选台北市市议员，并以最高票当选。1984年，陈水扁担任由台湾民主先驱郑南榕创刊、作家李敖出资的自由时代系列杂志社社长，杂志社的口号是“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
1985年，陈水扁辞去议员职务，回台南代表党外人士竞选台南县县长，但是落选。在谢票行程中，陈水扁夫人吴淑珍被铁牛车撞伤，导致下半身瘫痪。1986年，陈水扁因蓬莱岛杂志事件被国民党立法委员冯沪祥控告诽谤，入狱8个月。同年，吴淑珍当选立法委员，陈水扁次年出狱后继续律师工作并担任吴淑珍的国会助理。1987年民进党成立后，加入民进党并当选为中常委。1989年，陈水扁当选增额立法委员，成为民进党党团干事长。1992年，陈水扁连任立委成功。
陈水扁在担任立法委员、参加立法院国防委员会期间，主持编撰了《国防组织法》草案，并揭露多起国防军购弊案，其中包括备受关注的拉法叶军购案。1993年 7月，陈水扁被美国《新闻周刊》（ Newsweek ）评选为台湾国会风云人物。
1994年，“台北市长”首次直选。陈水扁在党内首先击败对手谢长廷，获得民进党提名为台北市长候选人。由于当时国民党刚刚分裂，新组成的新党推举呼声较高的赵少康参选，但是国民党依然派出自己的候选人黄大洲，导致亲国民党系（即后来所谓的“
泛蓝联盟 ”）选民选票分散，使得陈水扁能够当选“市长”。“市长”选举期间，许多有关国民党主席李登辉暗助陈水扁的传言也时有耳闻。
陈水扁“市长”任内的表现极差，许多人认为陈水扁只会做表面功夫。例如陈水扁经常自夸的如兴建捷运与诸多北市交通设施的“功劳”，实际上都是在黄大洲甚至更早的国民党籍“市长”便开始规划，而陈水扁只是刚好在任内坐收前人之成果，且其任内之“政绩”多属表面功夫，少有长远之计划。1998年，陈水扁寻求市长连任，但是遭到来自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的强劲挑战，最后以微弱的票数落选。许多人认为，陈水扁对这次的落选至今耿耿于怀。
陈水扁其人，行政上没什么能力，抓经济更是一塌糊涂。不过，他有自己的特点，因为他是当律师出身，很善于钻字眼，抓重点和弱点，煽动民心，他知道什么最能引起民众的兴趣，哪些问题是选民最感兴趣的话题，又懂得将这些话题无限扩大的方法。他不在乎方法，只注重效果，凡是能够达到效果的方法，绝对可以不择手段，至于事情过去，人们知道真相时感到后悔或者认为上当，那他是不在乎的，只要效果达到了，他就认为是大功告成。正因为这种特点，在选战中，陈水扁显得异常出众，而攻击点，又选得非常准确，往往让他的对手疲于应付。
国民党选出来的人如果在这方面不能压住他，肯定没法打。此外，选出来的这个人，形象上还必须年轻、清廉、有良好的政绩，而且要有必胜的把握。将这所有一切综合起来考虑，国民党内部，并非完全找不出人，但相对有把握一举获胜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宋楚瑜，一个是马英九。
宋楚瑜是学政治出身，对付陈水扁这种诉棍型的人，可能会有点弱势。但他伶牙俐齿，反应敏捷，斗志旺盛，而且极具煽动力，真的斗起来，大概也不会输给陈水扁。至于形象方面，他在“台湾省长”任上，政声非常之高，有目共睹。他当选“台湾省长”的票数，连李登辉都大吃一惊，可见他取得了多少民心。
其次便是马英九了。马英九和陈水扁一样，也是学法律出身，而且学历上比陈水扁高出一大截，口才比陈水扁也好很多，给人的感觉是，虽然年轻，却极其持重，办事很有章法，总是胸有成竹。至于形象方面，他在“法务部长”任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民众是一片叫好之声。个人又洁身自好，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陈水扁即使想攻击，也找不到什么攻击点。
其实马英九任蒋经国秘书时，论敬不如钱复，蒋对钱的建议虽非言听计从，但会认真考虑；论亲不如宋楚瑜，宋可直赴七海官邸，蒋视宋如家人。相对于马英九扮演角色，则是单纯的“技术官僚”，非有必要马英九很少提供决策建言。蒋经国与马英九之间的另类接触，引人好奇。尤其在1984年6月蒋突然指定马英九出任国民党副秘书长负责推动“政党外交”，引发政坛地震。因为在国民党“排班论辈”资历中，马英九以35岁之龄跃居大位超越钱复、宋楚瑜等人，的确是极不寻常的人事调整，直到多年后，身为当事人的马英九仍不知蒋经国用意何在。
马英九与蒋经国关系，随着蒋去世，画下不甚完美的休止符。接着李登辉登场，李、马英九关系则量变转为质变。此因马英九从未投靠李登辉阵营，也未参与反李斗争；兼以马英九“不沾锅”的从政性格，李登辉自始至终均无收编马英九念头，使双方关系互动变得异常微妙。如马英九由国民党副秘书长转任研考会主委过程中，起因于前研考会主委魏镛，因故得罪李登辉；而李登辉为插手国民党业务，将马英九转调研考会主委；由此可以看出李、马英九关系的亲疏远近。
李、马英九关系不仅于此，在政府当局成立陆委会，原先规划首任陆委会人选是马英九，然而李登辉却指派黄昆辉出任陆委会主委，马英九则调任常务副主委兼发言人。而后李登辉为筹划“宪改”指定施启扬、马英九等人负责规划，当施、马英九提出“委任直选制”时，李登辉完全推翻前议，改以“公民直选”“总统”，使马英九从政人格遭到质疑。
从两岸政策到“宪改”，马英九负责规划业务均与李登辉思维有所抵触，而人矛盾加剧，此时若非马英九昔日长官李焕、郝柏村、连战等人力挺，按国民党官场文化，马英九绝对干不下去。果然在马英九接任“法务部长”，因查贿问题造成地方型政治人物纷纷向李登辉反映“再查下去恐有动摇政权之虞”，使李登辉不再容忍马英九。而马英九辞官归故里已是时间迟早问题。果然马英九因治安败坏、黑金横行问题发表“不知为何而战”的声明，辞卸政府公职返回政大教书。
在当时的国民党中生代中，政声最好的，原本是连战、宋楚瑜和马英九。这三个人中，连战当过“外交部长”、“台湾省长”、“行政院长”，当时又是“副总统”，在担任了如此之多的职务之后，人们对他的行政能力，实际已经开始失望——当然，这种失望，与李登辉搞乱“行政院”大有关系，马英九一度辞去“法务部长”一职到政治大学做教授，就是对李登辉的抗议。而宋楚瑜却成了一匹黑马，在“台湾省长”任上所取得的成功众所瞩目。马英九在“法务部长”任上同样获得了巨大成功。这两个人的存在，对李登辉形成了威胁，他自然要想方设法，将这两个人整下去。
他整宋楚瑜是一道“冻省”命令，便从此断送了宋楚瑜在台湾政坛再进一步的可能。宋楚瑜知道即将“冻省”的消息后，反应非常激烈，他迅速向李登辉递交了一封辞职信。可是，李登辉拒绝批准他辞职，他便以“请辞待命”的方式完成余下的两年任期。
既然宋楚瑜不可能再当下一任“省长”，由他来竞选台北“市长”拼陈水扁，自然就是最佳人选。然而，宋楚瑜有自己的打算，他想直接参选下一届“总统”，所以，不肯接受这个任务。
在宋楚瑜不肯受命的情况下，国民党内部，便只有一个选择，即让马英九站出来。其实马英九从政性格承袭于老国民党文化，他不喜欢拉帮结派，好处是不沾锅不犯错，坏处是没人愿意跟他打天下；以此从政性格与马英九的秉性，似有几分相似。如马英九在仕途上始终与财色划清界线。他处理财色问题非常小心，几乎不收“大礼”，与记者朋友相聚只要有女性在场，马不会单身独处。非但是马的个性如此，马英九夫人周美青亦然，朋友聚会她从不参加话题对答，除倾听朋友高论外，还会拿出书本阅读直到散会。以马氏夫妇性格与其父马鹤凌好交朋友、爱说话的个性相比，显然是他以父为戒，谨言慎行，于此马英九纵然名满天下，相交无几人乃是他从政性格的反射。
1996年，马英九被迫离开“法务部”，只在“内阁”中出任位高权虚的“政务委员”。当时，台湾各大报刊都在显着位置刊登了马英九挥泪离职的照片，不少国民党员甚至民进党人都替他鸣不平。民进党“立委”叶菊兰（后任“交通部长”）公开在“立法院”向马英九表示：“从政多年来，我从未公开赞美一个国民党员，但今天是例外，我要公开赞美你！”
面对政局的混乱，马英九深感失望。1997年5月，他发表了酝酿已久的“不知为何而战” 的辞职声明，宣布辞去一切公职返回政大教书。
拒绝竟选台北市长
1997年5月，马英九辞去公职后，回到台湾政治大学，继续当他的教授。现在他轻松多了，可以静下心来读书研究学问了，这么多年来忙于工作，几乎让他没有时间去认真看书做学问。他为自己列出了一个长长的读书计划。从政那么多年，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现在突然静下来，他还不大习惯，只有把自己全副精力埋进书本里，他才能让自己静下来。不久，他就完全沉浸在学问里，开始正儿八经的做起了他的职业教授。当了一年教授，过了一段清闲日子，又早已把李登辉看透，没了从政的兴趣了，所以拒绝竞选台北市“市长”。
台北市是台湾最大的“直辖市”，执政的国民党自然不能再次眼睁睁的看着它落进民进党的陈水扁手中，否则国民党将无法向全体党员交代。于是，国民党方面，动员了很多力量做马英九的工作，包括许多元老级的人物上门劝说，可是，马英九始终是那句话：不干。从他内心来说，李登辉把他的心伤透了，他已经没有了从政的兴趣，宁愿做一个无职无权的普通老百姓，清清闲闲的做他的大学教授。国民党方面没了办法，只好请出马英九的父亲出面做儿子的工作。
党内登记日期越来越近，马鹤凌一次又一次做工作，而马英九却丝毫不为所动。他对马英九说：“这是国民党的特殊时期，如果这一仗败了，那么，未来国民党在台湾的势力，就会越来越弱，搞台独的民进党就会越来越强。为了台湾，你有责任挑起这个担子。”但马英九仍然拒绝。现在的马英九，已经不是小时候父亲眼中的乖乖宝了，并不是父亲的什么话都能听得进去的，现在，历尽狂风暴雨的涮洗，他的翅膀已经硬了，有了自己的主意了。
马鹤凌见自己劝说无效，便发动国民党内万人连署。到了登记截止日的前一天，他又打电话约儿子谈判。并告诉儿子，党内有许多人要见他。面对一班国民党元老级人物的恳求，又有父亲出面，马英九不好不给面子，便同意第二天在敦化南路协商。这一天是登记截止日，如果马英九拖过这一天，便不再有登记权，那么，国民党只好考虑提名其它人了。
马鹤凌同一大批老同事赶到敦化南路，可是左等右等，不见马英九到来。经过询问，才知道马英九临时出了点状况，在晶华酒店主持一个会议。马鹤凌带着一帮人，呼啦啦赶到了晶华酒店，这才找到马英九。原来，当天有一个法学会议，马英九是台湾法学学科的带头人，自然要参加这样的会议。会议主持人是会长是丘宏达教授，这次会议，本来是由丘宏达主持，他只是去听一听就可以了。正因为如此，他才准备出席一下，然后借故离开会场去见父亲。没料到，丘宏达当天身体状况不佳，无法主持会议。主持的任务便落到了马英九头上。他如果离开，这个会便开不了。
马鹤凌等人赶到晶华酒店，再次打电话给马英九。马英九只好临时离开会场来见父亲。这一帮老人见了马英九，先是声泪俱下地劝进，一个个言辞恳切。可马英九认为，自己既然已经一次又一次拒绝了，就不可能再答应，他向来说话算数，言出必行，这是他做人的基本原则，因此，他不能做出尔反尔的事。所以，无论怎样劝说，马英九就是不答应竞选台北市长。
那些国民党的老党工见劝说无效，便采取了更进一步的行动——有位老人说着说着，情绪一激动，竟然对他说：“英九，我在这里求你了。”话音刚落，双膝一屈，竟然跪了下去。马英九一下子慌了。这些人全都是自己的父执辈，父亲还在自己的面前，他怎么能接受这样的跪请？他立即伸手要扶起这位老人，不料这个没扶起，又齐刷刷跪了一片，一个个老泪纵横。
老人们纷纷表示，如果马英九不答应，他们今天就跪在这里，直到他答应为止。马英九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为了这些老人，他不得不答应下来。
马鹤凌拿出早已经准备好的表格——上面所有内容，均由他代儿子填好了，相片也贴上了，惟一缺的，便是马英九本人的签字。马英九看了父亲一眼，从他手里接过签字笔，满含着热泪，在登记表上仔细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签完字，马英九把纸笔递回父亲手中，说：“爸爸，我尽孝了！”父亲反驳说：“你错了，这不是父亲来要求你，而是党国需要你，这是尽忠，是尽忠报国！”
得知国民党推出马英九和自己竞选“市长”的消息，陈水扁脑袋一麻，立即意识到，自己碰上一个前所未有的敌手了，这次有一场恶仗要打，前途凶多吉少。
陈水扁是有名的辩护律师，伶牙俐齿，巧舌如簧，最大的特长，就是善于从鸡蛋里挑骨头，寻找到对手的弱点或者短处，然后以最为猛烈的炮火轰击，这些炮弹之中，真假都有，假中掺真，真中含假，因为其中有真的，于是，便被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以为全都是真的。但是，现在遇到的对手是马英九，他感到棘手了，因为他知道马英九这人为政极为清廉，名声很好，恐怕找不到什么缺点。连蒋经国都说马英九是个“没有缺陷的年轻人”。他想来想去，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寻些捕风捉影的事，硬往马英九头上栽桩，否则他的炮弹就难以发射了。
于是陈水扁把自己的手下人召集到一起，面授机宜，吩咐他们去查找马英九的“问题”，不管是私生活问题，经济问题，还是家庭问题，只要能与马英九挂得上钩的全搜集拢来，有用没用他自有办法。小事说成大事，一分说成十分，这本来就是他的特长。手下人连连点头，干劲分头行动。
陈水扁想，像马英九这样的大帅哥，是众所周知的“女人性幻想对象”、“女性的梦中情人”、“最佳捐精人选”、“最美的政治人物”，不可能会没有一点点私生活问题。只要抓住一点，肯定把马英九打翻。手下人查来查去，结果，却什么都没有得到。马英九这个似乎不扎堆，平常除了工作上的来往，和异性从来都没有私交，更不会上酒吧之类的地方。
陈水扁没有泄气，这一招不灵，那就从经济上寻找突破点，国民党的腐败，是民众最反感的一个问题，后来国民党失去政权，沦为在野党，主要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陈水扁想，只要能够抓住马英九有腐败的可能，哪怕是捕风捉影，也可以将他打下马。手下人查了半天，所有能够动用的力量，全都动用了，结果发现，马英九的家庭经济状况只不过是一般，吃的、住的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他在美国那段时间，妻子和他赚了一点钱，算是小有积蓄。回到台湾后，他有政府的那份还算可观的薪水，妻子在银行部门工作，收入比普通人高。他本人没什么不良嗜好，花钱很少，除了“法务部长”任内有些权力，可以搞点腐败外，担任其它职务的时候，想腐败不是那么容易。而当“法务部长”时因为扫黑，一般人就算是想送黑金给他，也不大敢。这条路又走不通。
如果是几年后，利用族群对立这一点，陈水扁一定可以多赚些选票，但在当时，政权控制在国民党手里，民进党只是在拼着一切想出头，想煽动族群对立不容易。这张牌时机不成熟，不能用。
既然别的攻击点都不行，那就只有一个办法，硬着头皮往前冲。他不是在“法务部长”任上赢得了民声吗？那好，就硬攻这一点，把他的民声打掉。还是老办法，栽桩、陷害，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把成绩移到别人头上，把问题往他头上扣，让人知道，马英九其实只是一只政治花瓶，是一个无能之辈，除了有一张漂亮的脸蛋以及善于做政治秀，其它的，半点真本事都没有。如果选民将选票投给这样一个人，那就等于是自己害自己。
经过一番绞尽脑汁的冥思苦想，陈水扁推出了他的第一个竞选文案，这是一个完全攻击马英九的文案。文案中，陈水扁攻击的第一发炮弹是：“马英九担任‘法务部长’及‘政务委员’期间，岛内治安败坏，连续发生刘邦友、彭婉如、白晓燕等三大刑案，连‘内阁’声望都跌落谷底，马英九却潇洒地说了一声‘不知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然后拍拍屁股离开。事实上，马英九任内完全没有扫黑，是廖正豪担任‘部长’后，才开始主导‘治平扫黑专案’，指挥检察官联合军、警、宪、调各单位，雷霆扫黑。”
陈水扁这招十分的阴毒。首先他说“马英九担任‘法务部长’期间”。因为文中所列的三起案件，全都是廖正豪任内的事，所以，背后再加上“及政务委员期间”，这样就把马英九搭进去。可“政务委员”的职责与这三起案子并没有什么关联。但有没有关联陈水扁可不管，他只要这事和马英九“任内”搭上了“关系”就行。他需要的就是让别人误以为这事是马英九在任“法务部长”时发生的。而且，马英九还不好站出来辩驳，他如果辩驳，势必向公众说明，这些案子与他无关，真正有关的人是廖正豪。廖正豪也是国民党的人，如果马英九抹黑了廖正豪，那么，国民党内部，便有一部分支持廖正豪者，会不投马英九的票。这一发炮弹，既攻击了马英九的要害，又为国民党内部的分化瓦解埋下伏笔，可谓凌厉之至。
陈水扁的第二发炮弹是是：“马英九任内，调查局连续发生严重风纪事件，包括调查站主任涉嫌强暴女秘书案、调查员涉入贩卖吗啡案、调查局副局长程泉非礼事件，更让民众对司法人员的信心荡然无存。程泉案后，马英九于7月11日接受媒体询问，为了推卸责任，居然说：‘我在‘法务部长’任内是不管‘调查局’的！’这种话‘廖部长’和‘城部长’绝对说不出来。”
这发招同样厉害。”法务部长”自然要管所有的违法行为，调查局出现一连串这类案件，你能推卸责任吗？可是，这里面有一个普通老百姓不大了解的情况，即调查局属于军管机构，“行政院”下面的“法务部”只是一个行政机关，普通民众，哪里清楚？反正只要是能够和马英九扯得上关系的，全都往上扯。看这则文案的人，肯定不会去查一查“法务部”有哪些职责和权限，等他们在以后的某一天知道这些了，选举早已经结束了，谁都不会为当时错投了一票而要求翻案。
第三发炮弹更厉害：“马英九任内，发生严重的黑道介入职棒签赌案，使台湾职棒运动重挫。当时，马英九你在做什么？城仲模‘部长’严厉要求调查局查办职棒签赌案，使职棒运动重现生机。而马英九又做了什么？”职业棒球比赛，在台湾属于第一热点运动项目，民众参与程度相当之高。因为涉及巨额赌金，所以黑道组织介入职业比赛，任意改变比赛结果，使得整个职业棒球赛均操纵在赌博集团的手中，这确实是台湾社会的一大问题，而且，因为涉及千万普通的棒球迷，这一问题，绝对能够影响普通民众对选票的投向。
而实际上，将这发炮弹轰在马英九身上，多少有些冤枉。如果赌博是合法的，那么，就一定存在操纵的可能。即使执法者明知被操纵，那又怎样？没有具体案子发生，谁能做什么？马英九不可能捕风捉影地立一个案子，然后让执法单位去查。再说，他只有那么大的力量，当时扫黑行动，只能集中力量打击某些方面，路要一步一步地走，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他没有可能一夜之间将台湾的黑势力和所有的违法犯罪一网打尽。假如没有他在前面扫黑打下基础，后来的人，能有时间、精力、人力以及物力去扫其它案件吗？可民众不可能如此理性，他们不看过程，只看结果。对于职棒签赌案打击不力，民众普遍不满，这正是陈水扁需要的攻击点。
第四发炮弹是：滥垦山坡地问题。自从蒋经国当政以后，台湾社会开始大转型，由以前的农业经济过渡为后来的工业经济。工业经济高度发达，使得台湾的农业人口快速减少，农用土地，自然也就大幅度减少。土地一少，便出现了一个自然资源保护问题，许多的山坡地，为了保障水土，宁可荒在那里，也不能开垦。这些地一旦开垦，便可能出现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而台湾是一个地震多发区，植被破坏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陈水扁选择这一点进行攻击，可以说处心积虑，他要拉拢的，正是那些郊区农民，他们本人或许在城里，可有家人在农村。这些恰恰是下层民众，他们的力量虽弱，可人数众多，每人一票，在选举中，可是极其重要的一股力量。
滥垦山坡地问题很显然是农业部门主管的事，与马英九怎么也难扯到一块。但普通老百姓却弄不懂。在普通老百姓看来，既能这事你没有干好，那自然是你失职了。至于这事是不是该归你管，那属于部门和官员分工问题，普通老百姓到哪里去查？谁又有那么多闲工夫去查？
陈水扁的招数可谓招招毒辣，让人难以躲避。但他所能用的炮弹并不多，打了几发重型炮弹之后，便显得有点无力了。
唯一打败过陈水扁的人
得知马英九决定竞选“台北市长”，马家是全家出动，参与助选，大姐马以南放下在美国的一切工作，回到台湾帮助弟弟竞选，而且成为马英九竞选班子的主角。马家是一个出人才的家庭，大姐马以南是一个做宣传工作的高手，在台湾有着极为广泛的人缘以及颇为有力的手段，她曾担任北一女校友会会长之职。有她加入竞选班子，确实如虎添翼。
当时，马英九竞选班子见到陈水扁的竞选文案后，全都气翻了，在竞选总部里对陈水扁破口大骂。确实，陈水扁的招够毒的。当时，竞选班子的一致意见是要反击，为了这个反击方案，大家动了好几天的脑筋。没料到，马英九走来一看，一句话给否定了。马英九不慌不忙的说：“不能反击，我们一反击，就中了阿扁的计了。”
大家不明白马英九的意思，马以南倒是最先反应过来了。她说：“我们如果反击的话，那就只有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廖正豪和城仲模这两任‘法务部长’就不可避免的成了靶子。这两个人之所以能够当‘法务部长’，他们背后，有很多人在支持。这些支持他们的人是谁？是国民党的资源。也正是我们的票源，我们反击陈水扁事小，结果却可能误伤了这两任‘法务部长’，从而失掉我们的一部分基本票源。”她这样一解释，大家才意识到，陈水扁这几招，果然是阴毒之至，暗藏乾坤。
可是，这几招够狠的，纯粹是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如果不反击，会不会非常麻烦？果然，民意调查结果出来了，马英九的支持率，一下子掉了好几个百分点。马英九的竞选指挥部里，有点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此，马英九却显得毫不在意，他一眼就看穿了陈水扁的鬼蜮伎俩，他说，陈水扁的竞选策略就是死缠烂打，他就是不断想办法和我们斗，引着我们和他斗下去，跟在他屁股后跑，越斗就越出乱子。大家想想看，跟着他的节奏跑，难免会出错。他是当律师出身，打官司，就是这样个搞法，先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然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想办法打乱对方的节奏和阵脚，让对方按照自己的指挥棒走。这样下去，我们还能不被动吗？我们如果和他傻缠下去，就上了他的当了。就好比打仗，如果追着敌人打，不仅会把自己跑得筋疲力尽，还容易钻进敌人的伏击圈。聪明的打法就是我们自己掌握主动权，不理他，让他自己去跑，适当的时候，我们再选择时机打个漂亮的伏击战。
这么一说，大家恍然大悟，从心底佩服马英九考虑周到。马英九确定的竞选原则是，他玩他的，我玩我的。不对对手进行任何攻击，只是打出自己的旗帜，公布如果当选，在任内要干哪些实事。
马英九这个方法提出来，立即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大家认为，既然是竞选，自然会提出竞选政纲，如果要列出任内所做的事，那就等于是宣传政纲，这件事，谁都会做，陈水扁也要做这件事的。可他做的时候，肯定是在马英九他们丝毫没有防备的时候。如果不对陈水扁目前的攻击予以还击，就等于承认或者默认了陈水扁的指责，那么，一开始自己就已经输了一招。
马英九却认为，目前台湾的选举，已经陷入了一个怪圈，相互谩骂和揭短，成了一种常态，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行为。他既然要参加竞争，那么，就要进行一场文明竞选、公平竞选、清洁竞选，绝对不搞人身攻击和有损人格的那一套。马英九这样坚持，其它人也无可奈何，只好按照他的意思办。当他们将自己的这一套搞出来时，并没有预期的效果，支持率调查，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这表明，马英九的这一招，太过文人气，对于陈水扁这种人，似乎根本不起作用。
但马英九仍然认为，陈水扁是律师出身，他身边的那帮人，一个个都是“大状”，最善于抓住某一点枝节进行纠缠。这一点，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第一是要注意检点自己，说话做事，要先想好，否则，就会被阿扁阵营抓住纠缠。第二，大家都要有一种思想准备，千万别和对方纠缠细节，以免落入他们的节奏。
从理论上说，马英九的竞选观点，大家都能接受，现实的问题是，陈水扁一次又一次攻击，全都奏效，第一轮中，马英九已经输了，现在第二轮，如果再不还击，选民会认为马英九没有手段，自然会对他失去信任。如果第二轮再输，以后就很难扭转这种局面了。
马英九说，反击也要有自己的坚持，要有策略，不能跟着他们走。第一轮，陈水扁不是拿治安做题目吗？现在，我们就来反击他的治安。但我们不搞他泛泛攻击、遍地开花那一套，我们集中火力。这次就拿禁娼扫黄这件事做文章，但不要攻击阿扁，我们只是提出我们的禁娼决心和扫黄计划，不要涉及其它。此话一出，大家眼前一亮。
1994年，陈水扁出任台北“市长”后，曾推动“禁娼扫黄”运动，1997年9月更下令台北市全面废除“公娼”，但这一举动遭到公娼们的强烈抵制，她们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娼妓们竟然公开在社会上亮相，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打出标语惊世骇俗。这样的事，全世界媒体，没有一家不喜欢，所以，采访此事的记者比游行的妓女还多，不仅在台北闹得沸沸扬扬，而且，全台湾舆论喧腾，甚至成为国际上多个国家和地区争相报道的焦点。陈水扁一见形势不妙，立即决定暂缓废“公娼”。
公娼制度在台湾实行了几十年，一直都是社会毒瘤，正义人士一直对此强烈不满，尤其是社会中的女性阶层，她们是这种制度的最大受害者。当初陈水扁宣布废娼的时候，她们均积极支持，岂知陈水扁后来改变了立场，她们自然大为失望，却又不便和那些娼妓公然对抗，所以，娼妓游行，一时无人阻止。马英九如果旗帜鲜明地提出禁娼，既可广泛地争取这些女选民，同时，对陈水扁维护社会治安的能力是一种打击，还对陈水扁的个人诚信进行了回击。既拉了选票，又还击了陈水扁的两次进攻，同时，整个文案中，只谈计划，看不出半点攻击对手的痕迹，岂不是高招？
除了推出这个文案，在适当的机会，对于陈水扁的两次攻击予以说明，比如第一次陈水扁文案中提到的白晓燕案，马英九阵营便巧妙地做了一篇文章。某家极其支持马英九的报纸派记者采访马英九，有意指出，白晓燕案发生时，马英九已经是“政务委员”而不是“法务部长”，案件原本与他无关。可是，他竟然为此提出辞职。相反，案件发生在台北市，却没有人为此负责，反而认定是一大功劳。这是在暗指，作为当时的台北“市长”，真正应该对此案负主要责任的恰恰是陈水扁，结果反倒是马英九代其受过。
马英九一付宽宏大度的样子说，别人应该负什么责任，那是别人的事，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不清楚。或许他们内心也正在为此感到内疚。他只能谈一谈自己当时的心情。这件案子发生时，他心里非常难受，本能地觉得自己应该负一份责任，应该为这件案子为社会做点什么。可当时他确实不可能做别的任何事，惟一能做的，就是辞职以表示自己对此的态度。所以，他不顾上司的一再挽留，毅然辞职了。
马英九有如四两拨千斤的高明拳师，轻轻几招，便将对此案丝毫不“感到内疚”的陈水扁的攻击化于无形，并将矛头暗中指向了陈水扁自己。陈水扁等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马英九的支持率，却迅速上升。
马英九竞选班子，大多数人都是自愿的而且是无偿的，竞选的时间很长，有些人虽然热情高，毕竟还要回去工作，所以，帮了马英九一段时间之后，便有可能离开，然后由新人进来。就在这样换人的时候，出了一个麻烦。马英九竞选班子，换了一个竞选副总干事，此人名叫单小琳。消息已经宣布出去，但她还没有正式来竞选总部上班。此前的一天早晨，她应邀出席飞碟早餐节目，由于对某种现状的不满，她在节目中指责陈水扁阵营：“市府员工贪赃枉法的事实俱在，只是‘检调单位’办不办的问题。”
单小姐这番话，并非无的放矢，她确实是有所指的。陈水扁的背后，有一大帮“高人”，台南的某位黑道大佬，台中的某位财经巨子。这些人与各界都有牵连，呼风唤雨，谁见了都得绕着道走。这事在台湾，是公开的秘密。但另一方面，单小姐这番话，又确实是犯忌。如果法律没认定某人有罪，你便无权指责别人有罪，这种言语让自己站在了被动地位。单小姐还没有正式加入马英九团体，对马英九的搞法不十分了解，她以为这样是在帮马英九，岂知却让马英九陷入了被动。果然，正需要找这类突破口的陈水扁，抓住这点大做文章。他们正找不到马英九的麻烦，在睁大眼睛，要在马团队中找攻击点呢。
在那以后的几天时间里，陈水扁的办公室又是公开声明，又是谴责，又是质问。他们说：“令人不解，陈水扁上任台北市长以来，检调单位有两年半时间，都是在马英九先生法务部长及政务委员任内的管辖之下，检调单位不办市府官员，难道是马英九先生在包庇陈水扁市长？所以单小琳的说法并不负责，也相当矛盾。”
这么一来，马英九竞选班子就显得异常被动。他们不得不站出来解释，表示虽有聘请单小姐担任副总干事一议，但此事尚在讨论之中，单小姐目前并未参加马英九竞选总部的任何活动，亦即尚未到任。在其到任之前所说任何话，并不能代表马英九竞选团队的观点。但陈水扁却不放过这一难得的机会，指挥他的宣传机构穷追猛打，一再敦促马英九和单小琳小姐公开向市政府员工及社会大众公开道歉。还派出市政府的法律顾问林永颂律师前往台北地方法院，按铃控告单小琳，要求还市府团队一个公道。
这其实只是陈水扁的一种做法，他们也都知道，这样的官司，地方法院根本就不会受理，即使受理，也不知要等到何时审理。但陈水扁要的是效果，就是要让大家都知道，马英九团队的人说话是不算数不负责任的，如果选马英九那就是选错了。陈水扁由此发现，马英九这个团队具有很脆弱的地方，如果攻击得当，说不准，这个团队会因此散掉。如果马英九的团队都散了，这场仗，自然没法往下打了。所以，他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攻击马英九的同时，一直都在轰击马英九身边的团队。其中比较大的一次战役，是集中对付马英九的竞选总部主任委员陈健治。
陈健治原是台北市“议会”的议长，“台北市政府”的许多施政方案、政策等，都需要通过他领导下的“议会”批准。所以说，对于当时的“台北市”，陈健治是一个很有实权的人物。这样一个人，担任马英九竞选班底的要员，对于马英九自然是有帮助的。陈水扁班子推出一份文案，指责陈健治担任“议长”期间，曾经两次为人“说情”。陈水扁之所以利用这些事，目的只有一点，就是将马英九的班子搞乱。而普通民众，他们很难判断这之中的真伪，而马英九一是不屑纠缠这一类事件，二是这类事确实是非常难缠，即使大费笔墨，也难以在短时间内说清，何况，如果真的为这样的小事斗起来，选民只会认为马英九没有雅量。遇到这样的事，马英九往往只能是哑巴吃黄连，硬吞。
就在这项攻击案发出后，陈水扁却后园起火，自己内部出了问题。有媒体挖出陈水扁和几年前的周伯伦受贿案有关。周伯伦是陈水扁最好的政治盟友，当时和陈水扁一样，都是“议员”，两人在议会上狼狈为奸，呼风唤雨。期间，台北荣星公司向当局申请开发荣星花园，并且游说某些实权人物，周伯伦等多名议员受贿，周伯伦被指受贿1600万元新台币，于1989年被捕。这起案件经历了一场马拉松式的诉讼，长达16年之久，直到2003年才最终裁定周伯伦罪名成立，入狱6年。陈水扁竞选连任台北“市长”时，周伯伦被捕已经接近8年，只是有关诉讼仍然没有结果。令人费解的是，在此期间，周伯伦还一再竞选获胜，连任多届“立委”。媒体此次揭出的事件，显示陈水扁利用台北“市长”的职权，对周伯伦多方庇护，陈水扁的秘书马永成，打着陈水扁市长的旗号，为周伯伦做了很多事情。
揭发此次事件，与马英九竞选班底没有丝毫关系，只是媒体的一次监督行为。但是，马英九在事情被揭发后，利用这一事件，谈了自己的看法。马永成因为难逃干系，只好辞去陈水扁的特别助理之职。
最终，马英九因为坚持自己的竞选原则，始终以清廉为标榜，取得了台北市民的认同。他虽然是第一次参加竞选，经验不足，又遇到一个像陈水扁这种很善于打纠缠战的对手，露出过手忙脚乱、极端被动的时候，加上资金上的弱势，实在是困难重重。当马英九胜出后，他清理了一下自己的经济账，结果发现，国民党所拨的2.5亿元，他只用了1.1亿，剩下的，他全部交还国民党中央党部。而他所募集到的竞选资金，也剩下一大笔，他全部捐给了吴伯雄基金会。所用的竞选资金，不足陈水扁的十分之一。
按照台湾某种规定，竞选是有补偿的，每获得一票，补助30元。此次选举，马英九共获得70多万票，补助款多达2000多万。别的候选人，会将这笔钱坦然地放进自己的口袋，别人也无权说他们什么。但马英九没有要这笔钱，而是拿出来成立了两个基金会，一个是专门救济弱小族群的“台湾人基金会”，另一个是专门救济老人的“敦安基金会”。敦取自马英九祖母的名字，安则取自其祖父的名字。
此次台北市“市长”竞选，马英九成功地打败了陈水扁，从此在台湾有了“打扁明星”之称。台湾媒体，则将他称为惟一打败过陈水扁的国民党人。
雄心勃勃的台北市长
马英九一直觉得，台湾的选举之所以越来越庸俗化，与台湾的庸俗文化发展有很大关系。所以，他当上台北“市长”以后所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发展民族文化的精髓，除了完善和发展民间文化体系，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官方的文化指导机构。
马英九上任的时候，列出了500多件必须要完成的工作，建立文化局，是他要完成的第一批工作之一。
马英九上台伊始，国民党还是“执政党”。由于有国民党方面的配合，前任“市长”陈水扁努力了几年都没能干成的事，马英九上任后几个月便建立了。虽然不能说他的文化局的建立从根本上扭转了台湾文化庸俗化倾向，但毕竟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文化研究、文化保护、文化交流、文化推广以及其它方面，均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
台北市先后聘请了一些世界知名的华裔作家和艺术家驻市进行交流，便是这项文化工作成果之一。
近些年来，由于网络的发展，以及文化庸俗化倾向等，台湾的青少年，一般都不看小说，不读诗歌，不欣赏严肃而传统的艺术、音乐等作品。传统文化和艺术，越来越边缘化和荒漠化。自从他聘请驻市作家和驻市艺术家之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善。当那些受聘的作家或者艺术家来台北进行文化交流的时候，往往会掀起一波热潮，从而影响青少年对文学和艺术的重视和热爱。
马英九也曾对自己和陈水扁的领导艺术进行比较。他说：“他（指陈水扁）比较鸭霸作风。我们常讲冬天寒风跟太阳的故事。他像冬天刮的寒风，使人得穿着厚大衣。我比较像冬天的太阳，使人感到温暖。同样是拆违建，我也拆了好多处，不但没有激烈抗争，更不可能有人自杀，至少还有两次办感恩餐会，这在台湾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马英九拿拆违章建筑来和陈水扁相比，确实是很具有典型性。拆违工作，是优化投资环境、提升城市形象的基础工作。城市环境就是投资环境，城市形象就是市民形象，一个违法占地、违法建设成风、管理无序的城市，无论如何是吸引不了大量外来投资的。违法违章建筑破坏城市规划，侵占城市土地和空间，影响市容市貌，损害城市形象。城市要发展，就必须要有规划，要按规划建造，就必须拆去那些违规建筑，这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城市都一样。目的一个，方法却有多种。
陈水扁任上，要拆一个违建社区，这可是个大动作，涉及许多人的切身利益。可是，那里的房子，又确实都是违规而建。陈水扁的做法是说拆就拆，一声令下，有关工程部门到了，军警也到了，谁不同意就抓谁，人抓了，房子拆了，结果引起许多人抗议，人们上街游行示威，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迫使市政府屈服。可陈水扁就是硬，他谁的账都不买，亲自带着人去现场，亲自指挥，谁出面都没有用。最终，有人闹到要自杀，事情闹得很大，远近尽知，也因此得罪了不少的人，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也给“政府”的形象抹了黑。
马英九任上，也有几次大行动，拆的范围比陈水扁的还要大。物主们大概受了陈水扁那次拆违建的影响，于是就事先秘密串联，准备到时候闹事。一次，几个女人在市政府门前下跪请愿，而且看上去还挺年轻漂亮的，过往行人，能不同情？自然是围了一大堆人，媒体的记者来了，他们纷纷进行采访，并且找到马英九，希望他表明态度。事实上，这几个人只是那些被拆物主的“先头部队”，更多的物主是躲在后面伺机而动。
马英九的态度非常明确：“‘打造历史名城，共建美好家园’，这是全体市民的共同心愿，同样需要全体市民为之努力。城市违章建筑，破坏了城市规划，影响城市形象和城市管理，也影响了市民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市民反映强烈。这些问题不及早处置，迅速解
决，不仅破坏我市的发展环境，损害城市形象，而且会严重影响社区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只有拆除违章建筑，才能清除威胁市民生产、生活安全的隐患，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提高城市竞争力，给老百姓一个明确的说法，给社会一个公正的解释，创造安全、舒适、文明、优美的人居环境。有记者采访，我欢迎，我还要呼吁记者多报道此事，一旦让大家都明白了，物主自然也知道，不让拆是不行的。”马英九拆违建，往往是先礼后兵，而且运用舆论支持，让被拆的人无话可说。
马英九拆违章建筑，最典型的案例，便是拆到他的党主席李登辉的头上。李登辉租住在台北士林区中社路1段9巷翠山庄高级别墅区，这个地区，仅仅只有16幢高级别墅，每幢别墅占地约700平方米，周围有山有水，环境一流，是台湾权贵阶层的住所。李登辉所住的13号，位置极好，月租金是30万元新台币。有关资料显示，这幢别墅，系1975年取得使用执照，其后再未申请过任何建筑施工执照。该住宅1980年的面积不过350平方米，但到1994年已经增建到900多平方米。台“总统府”2000年更编列公费，为李登辉的“豪宅”再次进行修缮扩建，将原先的两层楼增建为3层，使其面积再增加约180平方米。为了这次修缮，台湾的纳税人为此支付了超过2000万元新台币。
翠山庄位于水土环境保护区内，有关部门规定，这类区域建筑高度不得超过7米，建筑面积不能多于占地面积的30％。李登辉却不听这么多，依然我行我素，先后两次扩建，已经属于严重违规。目前高度为3层，超过10米，建筑面积超过占地面积的65％，属于违法。在陈水扁任上，陈水扁对此不闻不问，视若无睹。现在马英九要拆违建，这幢别墅自然是最大的拦路虎。马英九不象陈水扁那样看人所作。马英九的态度非常明确，只要是违建，就一定要拆，不管对方是谁。
李登辉自然不干，站出来大打悲情牌，说马英九是反骨仔，他一下台，立即就翻脸不认人。为此，台湾舆论一时大哗，沸沸扬扬吵了好几个月。几乎所有人都拿眼睛盯着马英九，看他将这个现国民党主席前“总统”怎么办。马英九却不顾这些，公开表示，一定要公事公办，“一视同仁，即报即拆”。对违法用地违法建筑必须要以铁的手腕，重拳出击，从严治理。因此，市政当局向李登辉发函，规定10日内自行拆除，否则将派员强制拆除。
马英九说，陈水扁好斗，行政时比较喜欢冲撞、对抗。无论是处理政务还是处理竞选，他都体现这一风格。但马英九自己性格不一样，他比较温和，如果要区别一下的话，陈水扁比较严苛，马英九虽然也是学法出身，但他更偏重于儒家的以德治政，希望施以宽仁。
他说：“同样是达到目的，但是不一定要付出比较高的社会成本。我没有那么强势，好像缺乏魄力，其实，事情还是做成了！……没有破坏社会和谐，族群对立不严重。我觉得这是王道、中道的做法，传统儒家的做法。”
这一点，马英九说得十分清楚明白，这也确实是他和陈水扁甚至是其他当政者的区别。同时，这也是马英九一直受到攻击的地方，几乎所有的人，包括那些支持马英九的人，都觉得他太弱，太温和，缺乏魄力。
有一位资深传媒人评价说：“不光马英九温和，他身边的那帮人，和他的性格非常相近，同样是比较温和。所以，他的整个班子，看上去都缺乏一种魄力。但是，尽管如此，马英九事事处处以身作则，给人一种信赖和鼓舞，这说明马英九没有一点官僚架子，是一个真正为市民办实事的人。”
连任台北市长
2002年，为寻求连任台北“市长”， 10月27日，马英九正式成立其竞选总部。
国民党几乎全员出动为马英九打气。党主席连战，副主席蒋仲苓、吴伯雄、王金平，马英九竞选总部主任委员江丙坤，以及多位国民党籍“立委”、党籍县市长都到场为马英九加油“挺选”。
台北市府团队也在副市长欧晋德率领下，一齐穿着白夹克向民众致意。亲民党的秘书长钟荣吉亦赴现场表示对马英九的支持。两三千名支持马英九的群众，把竞选总部前的整条八德路挤得水泄不通。马英九在台上提出“让台北成为台湾的骄傲，让台北市民成为最后的赢家”两个目标，并重申追求“优质选风”的理念。
“总统”陈水扁则为李应元站台及上街头游行造势，与10月16日李登辉之女李安妮的站台效应相比，陈水扁对于李应元选情的拉抬明显大于李安妮。在“台北市民较青睐谁呢”的调查中，有43.62%的人支持马英九，29.27%的人支持陈水扁。陈水扁于是批评马英九“心目中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香港特首董建华，没有‘中华民国’的陈‘总统’”。但在民调中，有68.34%的民众不同意这种说法，只有15.45%的人同意其说法。
马英九说，他不但要赢得选举，也要挑战他自己、挑战全世界与台北市发展情况相当的城市，赢得未来4年台北市的升级。引人注目的是，尽管民进党阵营不断进行大规模的造势，包括播出电视广告、举办大型晚会，马英九阵营始终显得很低调。马英九说，台湾经济不景气，他要“精打细算、省吃俭用”，不会为选举砸钱。
台北“市长”选举首场辩论会11月10日在台北市公务人力发展中心举行，辩论会分三阶段，第一阶段为政见发表，第二阶段是由主办单位澄社、中国时报、联合报和自由时报等代表发问，第三阶段是双方交叉提问辩论，经过抽签决定后，由马英九先辩先结，李应元后辩后结。李、马阵营在辩论会后都随即举行记者会，发表对对手和自己交锋表现的看法。
由于马英九比李应元高出七八厘米，主办单位为使画面好看，方便摄影机取镜，特别帮李应元订做一个垫脚台，让李应元站在辩论台前和马英九有同样的高度。
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辩论会第三阶段进行“交叉提问”，双方各提问一分钟后，由对方申论两分钟，共提问八个问题后，由双方进行结辩。马英九在结辩时说，选战辩论应回归到市政方面、避免无谓的政治口水战、避免抹黑。
随后台北“市长”选战中的电视政见会如期举行，民进党籍候选人李应元却以“没有交叉辩论”为由缺席，争取连任的国民党籍候选人马英九大唱“独角戏”。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李应元声称，电视政见会没有交叉辩论，收视率又不高，效果不大，他不愿参加。马英九则认为，政见会是很重要的沟通渠道，参加政见会是候选人的义务，也是对市民尊重的表现，即使收率不高，总比在肥皂箱上发表政见有效果。马英九并指出，在前两次电视辩论会中，李应元对马英九的提问回避得“很厉害”。马英九在政见会中发表体育、教育、文化、客家、人权等“人文关怀”面的政策愿景。他宣称，“不将市民做为工具、要将市民当作目的”。选举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
直接影响到台湾前途的台北“市长”选举，经过两个多月的竞争，执政的民进党推出的候选人李应元，在陈水扁和李登辉双双支持下，使出了浑身解数，试图取马英九而代之。但因马英九为人的品德非一般所能及，而为百姓服务的真诚，更为多数选民欣赏，所以马与李的民调支持率为60比20，相差悬殊。
心思诡诈、花样特多、手段极辣的李登辉，为了打马英九、挺李应元，在11月20日与媒体对话时竟提出：“马英九应该竞选‘总统’，让李应元当‘市长’。”李应元听到李登辉的这一主张，及时回应，感谢“前总统”对他的支持，称赞李登辉为活字典，与他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对李登辉要马英九选“总统”的主张，李应元解释为：李登辉看到四年来的市政建设停滞不前觉得忧心。事实上，李登辉打马用心是很深的，终极目的是要消除外省根。国民党的幕僚与部分立委私下评估，马英九可赢李应元20万票以上。陈水扁也拿马英九的外省籍大作文章。企图煽动族群对立。对此，马英九对陈水扁予以了坚定的回复。
马英九说：“台北市是一个移民城市，三分之二的市民不是在台北出生，因此本是一个多元包容、族群和谐的城市，但是四年前的‘市长’选举就已经听到陈水扁‘市长’阵营许多似乎是故意挑起群族意识的言论，例如：土狗与贵宾狗、包子与比萨，甚至直接指控我是‘新卖台集团的棋子’等等，如今又将我的出生地拿出来做文章。我想，大家都看得出来是谁在将‘族群’这个话题拿来当成选举议题来炒作，台北市民需要的是真正关心市政发展的‘市长’，而不是一个只会谩骂、攻击的政客！
“因此，本人在听到这种言论时，就诚恳、良心地呼吁‘国家元首’应自重，发言要审慎，不可如此轻率，不但给国人不好的示范，也损伤了‘总统’的威信，这样子叫为人父母的怎么教小孩？我想‘总统’以这样负面竞选的手法来撕裂国家认同，对台湾的民主进程实在是一种伤害，况且伤害的不只是我个人，而是整个社会。
“另外，我也要恳请李应元先生不要为了选举胜利，不计一切手段乱扣红帽子、乱贴标签，尽快能够回到他一再强调的优质选举，否则不仅不能让台北市长选举成长台湾的骄傲，更会进一步造成民主的倒退，长远来看，实非台湾社会之福。”
选举结果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以马英九的全面胜出而告终。
2003年，马英九成功连任台北市长后，他的目标就定在要把台北打造成世界级城市。他说，第一要打造一个产业城市，加强在高科技资讯或者生物科技上的优势，同时把台北变成会展中心。此外，还要进一步扩大台北南港、内湖两个高科技区。这样，当大型商展会议在东亚举行时，就会考虑选择台北。传统产业部分，在配合商店区的建设过程中，把部分地区改成徒步区，让商机可以恢复。
第二是打造安全城市。台北是台湾大都市中最安全的一个，犯罪率低，同时民众对安全满意度也很高。交通也是一样，台北市02年车祸死亡人数为81人，几乎是有史以来的最低数字， 01年这个数字是98人，以前都是三位数。为什么会取得这样的成绩，因为强力执法。马英九自己的座车被开过14次罚单，包括4次超车，10次违规停车。他没有用特权销单，而是按规定付钱。他自己在街上走路也规规矩矩，走斑马线。
台北是全台湾行人违规处罚最严厉的，有人觉得马英九疯了，选举年居然严惩行人违规，难道不关心选票了吗？马英九的答案是我比较关心他们的生命，因为行人违规死亡率在所有交通事故中占第二位，仅次于机动车。他做这些不是出于财政目的，完全出于安全考虑。
第三是打造文化城市。台北市成立文化局后，整个城市文化活动增加，除了把古迹活化，还深入基层举办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市民反响非常热烈。比如在中山堂的广场，办过普契尼的《蝴蝶夫人》、麦斯康尼的《乡村骑士》、台湾的歌仔戏；像钱穆、林语堂故居的恢复，红楼、中山堂、台北之家等古迹活用，也都收到了很好的反响。
更进一步,马英九希望把台北变成世界华文出版中心。在世界华人出版品中，大陆的出版物是最多的，但新的出版物大陆是10万出头，台湾有3万，而大陆人口比台湾多五十几倍。换句话说，台湾在华人出版物上人均数是最多的。很多华人作家都到台湾来出版自己的作品，因为台北出版社多，水准也不错。台湾在出版方面有这个优势。
再一个就是便利城市，便利通常体现在交通、资讯和通讯三个领域。交通上，台北有捷运，也就是地铁7.2公里。台北市政府计划在10年内把它翻一倍，所有工程完成都将在马英九任满后。马英九认为公车要走向民营化，鼓励大众运输。四年前他上任时，大众运输的使用率只有29%，02年年底已经上升到46%，下一个目标是达到60%。
马英九在台北推广“网路（注：指网络）新都”受到普遍欢迎。“网路新都”是马英九1998年竞选市长的时候，竞选计划中提出的口号，当时，网络在世界范围内还属于新生事物，在欧美一些国家，走得比较靠前一点，亚洲相对落后了，所以，那时各国都有一种迫切感，希望能够迎头赶上。中国也差不多在那时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工程。马英九当时竞选的是台北“市长”，所以提出了一个“网路新都”的计划，也就是说，他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将台北建成一个信息都市，一个数字都市，也就是一个完全现代化的都市。
当时，最为头痛的问题便是台北市的交通，当时台北市机动车的流量，已经比亚洲主要城市新加坡多出近四倍，交通拥挤问题仅次于日本的东京和泰国曼谷，排在亚洲第三位。马英九那时便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设法让市民少用马路。如果很多事情，市民在自己家里便可以办好，那么，公路的利用率，不就低了下来吗？要怎样解决这一课题？恰巧有人提出了网上办公的设想，马英九立即被这一想法深深地吸引。他进行了一番论证之后，认定这个想法是可以做到的，至少在许多方面，可以借助网络的发展来完善现有的传统办公体系。一旦“网路新都”工程完成，台北市的城市竞争力，便会整体提升。
那时，网络在台湾还属于新生事物，电脑还远远没有普及，虽然那几年正是台湾电子产业迅速发展的时期，并且很快在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电脑行业，占有了一席之地，但是私人电脑特别是数字化进入政府部门，都还只是刚刚起步甚至完全没有起步。马英九上任时开始为台北市民提供免费电子邮件信箱，20多万人享受到这一待遇。另外，还向市民提供3个小时的免费上网训练。市政府楼下的资讯中心，每个周末都有很多老先生老太太到这里学习。但到了2001年，台北市的网络建设以及办公自动化数字化建设，已经颇具规模。据台北市政府资讯中心主任张俊鸿介绍，“网路新都”是马英九重要的政绩，投注的心力和资金都是相当可观的。他说，市长非常重视资讯化工作，在市府财政紧缩的情况下，其他预算多少会被打个七八折，只有资讯预算维持成长，每年都有10％左右的增长幅度。
现在台北市拥有电脑的家庭已经达到90万户，占总数的85%左右。目前，台北市民如果想办户口，只要点击“台北市政府全球资讯网”的申办窗口，再点入户口簿申请，依序填写身份证号、姓名等资料，市政府人员确认后，就会核发户口簿，非常简捷方便。这就是马英九的“网路新都”工程。
2002年，美国布朗大学为台湾做了全球调查，其中在E-GOVERNMENT（电子化政府）方面台湾居全球第一，领先美国十几个百分点。而台北在台湾又是做得最好的。现在台北市一个月有30万件公文通过EDI来交换，台北市市属的436所机关学校统统有自己的网站，统统联了起来。台北的419个里（里是基层单位，有点像大陆的街道）每个也都有自己的网站。
02年，台北市得到世界资讯科技大会颁给的杰出政府奖。全世界有四十几个城市竞争，台北是惟一获选的城市。目前市政府有580多种表格在互联网上使用，他提出的口号是“多用网路，少用马路”。台北市已经建起的网络，被称为九大市民生活网，分别有市民安全服务网、市民爱心服务网、市民医疗保健网、市民福利及救助网、市民终身学习网、市民文化休闲娱乐网、市民交通旅游网、市民社区服务网、工商服务网等。这些网络，将市民与政府、医院、学校、社区、商场、社会服务机构等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市民用电脑就像用公用电话一样，随时随地都可以得到电脑服务，就近上网，享受市政府提供的资讯及网络服务。
马英九主政台北市两年半，施政满意度再攀高峰。台湾《联合报》的民意调查发现，有七成七民众满意马英九的施政表现，七成一满意市府施政，这是是马英九上任以来的最高点。此外，民众对于市府整体施政表现及市府团队表现的满意度，也都上升到了两年半以来的最高点。其中，有七成一民众满意市府整体施政，一成八不满意；五成四满意市府团队表现，一成七不满意，二成八无意见。
这次调查于6月20至22日晚间进行，成功访问了1003位台北市成年人，抽样误差在正负3.1个百分点以内。此次调查是以台北市住宅电话号码随机抽样方式进行的。同时在台湾大学生心目中，台北“市长”马英九取代陈水扁，成为台湾二十大风云人物之冠，而陈水扁则位居第四。
阻击四伏逢马必反
马英九在台北“市长”任期内并非一帆风顺。他刚刚上台的时候，政权掌握在国民党手里，有些事，他要好办得多。可他的任期才不过两年，风云突变，国民党的天被翻了，轮到民进党“坐天下”了，国民党成了在野党，于是出现了逢马必反的情况。
这些年，台湾的每次选举都像打仗一样，拼得你死我活，最根本之处，就是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是息息相关的。这就是权力的妙处。
人群之所以会形成这样或那样的党派，就是因为党派是集中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并以夺取、行使或参与行使国家权力为目标的政治组织。任何党派都是阶级的政治组织，并集中代表－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在当代，党派已经成为现代化国家政治生活的中枢。当今世界五大洲共有194个国家，无党制国家已经寥寥无几，只限于一些教权统治传统极深的小国。在有党制国家，总有各种政党不断起落浮沉。凡是能促进社会协调稳定发展、造福最大多数人民大众的政党，就能赢得民心，上台执政，甚至连续执政，否则就要下台、衰落，甚至灭亡。
党派之间的残酷斗争，一切都是为了阻止对手上台，为了保住自己目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所占有的优势。所以，陈水扁“逢马必反”，自然就非常容易理解了。他要保住民进党的天下，就必须排挤出任何其他党派人物上台。而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未来有希望将民进党掀下台的，似乎就只有马英九，国民党所有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马英九身上。既然马英九成了出头鸟，民进党未雨绸缪，自然要想尽一切办法对付他。
台北作为“总统府”所在地，财政预算方面，原本应该倾斜。可是，陈水扁上台之后，立即改变了以前的预算，开始向各县级机构倾斜，这一点十分明确，就是要制衡马英九。台北市和台北县相比，台北市的预算只比台北县多出三分之一，即使如此，台北县也不干，四处造舆论，说台北市的资源比台北县多得多，税收情况也要好得多，而面积又没有台北县大，自然不应该有那么多预算。实际上，无论是人口平均预算，还是成本方面，台北市都要比台北县多出许多。而民进党又在暗中做手脚，补助政策方面向县级倾斜，使得台北县得到的补助，远远多于台北市。
因为经济上的制肘，马英九就有点无可奈何，只好紧缩开支，除了少数项目之外，绝大多数既定项目，都缩减了一到两成。这种削减，对于一个地区的经济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的，迅速便可以看出效果。台北市民当然不可能看到这些，也不会过问这些，他们只是眼睛盯着自己的菜篮子，盯着自己的钱袋子，盯着市政的变化。有任何一点变化，他们就会出现反对的声音，只会说马英九无能，而不是想到这背后有那么多猫腻。
马英九当了两任“台北市长”，可谓危机四伏，每走一步，都可能遭到杀机。六年间，他所遭到的暗箭，无以数计，最毒辣的一箭，是造谣惑众，阴谋诬陷马英九是同性恋者。
那是在马英九担任台北“市长”之后不久，朝野之间，便流传一种说词，称马英九是同性恋者，他之所以没有绯闻，是因为他对女人不感兴趣。人们一直都是关注他和女人的关系，因而遗漏了关键。这个谣言确是歹毒。要知道，在台湾，女性选民将近占了一半。在女性选民中，马英九的票源具有绝对优势，甚至许多女性都把马英九当成“性幻想对象”、“最想发生一夜情的对象”，任何人都无法与之竞争。谣言制造者知道“谎言重复一千遍便成了真理”道理，所以把它传得有声有色。流传了一段时间，然后有人找到了证据，因为马英九和金溥聪的私交很好，便有人指他们是同性恋。这种传言一度甚嚣尘上，使很多女性伤心失望，悲痛欲绝。
金溥聪是马英九幕僚班底中一个重要的人物，两人相识于1985年，当时马英九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金溥聪在国民党中央国际关系室工作，马英九经常帮他修改英文稿。共事3年后，马英九的职位多次变动，金溥聪则去美国学习。1998年，马英九竞选台北“市长”时，金溥聪是他的主要助选人员，后来担任台北市“新闻处长”。2002年，马英九竞选连任，金溥聪再次出马，主要负责文宣策划。马英九再度当选后，金溥聪退出了马英九班底，去政大教书，2004年又回到马团队，担任台北市副“市长”，主抓市政建设，成为马英九的首席幕僚。
有关马英九和金溥聪是同性恋的传言，在台湾流传了很长时间。开始，大多数人听到这个传言，都只是一笑而已，可是，谎话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随着谣言越传越广，越传越“真”，对马英九的伤害就越大。传言到底造成了什么后果，没法估算。很可能在2008的“总统”大选中，此类谣言又会卷土重来，那么，对于可时出现的选战，显然会有潜在影响。
谣言是躲在幕后施放的毒雾。谁也找不到罪魁祸首是谁。2003年，民进党干脆公开跳出来，搞出了一个“马英九受贿案”，一时令台湾舆论大哗。
事件的起因，是因为台北银行和富邦金控合并案以及台北市政府出售台北银行股份引起的。台北银行的大股东，是台北市政府，两家合并后，台北市府因此成了富邦金控的大股东。但是，自从陈水扁“政府”上台以来，只是一味搞权力斗争而不抓经济，导致台湾经济状况恶化，加上陈水扁一味围堵马英九，对台北市采取种种手段打压，致使台北市3年间收入少了1100亿，而举债又达到15%的上限。为了维持正常的运转，台北市府计划出售4亿多富邦金控的股份。
在此期间，民进党怂恿台北银行前董事长出来指控马英九在这起合并案中有内幕交易行为，理由是他曾经受富邦金控的吃请。以民进党为主的泛绿阵营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分别派人前往“监察院”检举马英九多次接受富邦的私人招待，同时前往台北地检署控告马英九渎职，要求检察官查他在出售富邦股票过程中有无收取回扣行为。
其实，民进党也清楚，马英九不会这么蠢，在这么件小事上翻船。可他们的目的，并不指望以此抓住马英九一个受贿罪，而是要将水搅浑，达到损害马英九形象的目的。
在这起控告中，关键在于马英九吃请一事。在人事交往上，吃请本来是很平常的事。但吃请这种事一旦与这起合并案联系起来，就容易让人产生怀疑，否获马英九个人从中得了什么好处，及是否以职权促进合并。
调查证实，2003年，台北银行委托世界知名的高盛证券公司担任财务顾问，公开选择合并对象，结果富邦金控在激烈竞争中获胜。在这一过程中，确实有很多家公司私下找过马英九，但马英九并未就此做过任何事情。最终的结果，完全是商业运作，与行政干预没有丝毫关系。这项合并案，在2003年8月8日正式签约。至于请吃饭一事，则是在签约之后，马英九表示，当时主要是双方股东见面，彼此熟悉，并没有别的意思，纯粹是吃饭。吃完饭后，他就回家了。
市议院传询马英九前往应答。马英九的幕僚代马英九前往应答。当时，质询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马英九到底去吃了几次，一是马英九吃过鱼翅没有。马英九的幕僚是带着电脑去接受质询的，因为马英九的所有行程，全都输入了电脑，当“议员”提出吃了几次这一问题时，幕僚在电脑中查询到吃饭有两次，至于是否吃鱼翅的问题，回答是肯定的，但菜不是由马英九点的。
可是，质询议员却表示马英九的幕僚在说谎，因为他们得到的消息是，马英九至少有10次。马英九的幕僚立即回答：“10次绝对是个错误，这太夸张了。”此事之后，民进党掌握的媒体就此进行恶炒，一些记者也纷纷跑去打听，结果富邦招待所有工作人员说，多次见过马英九来此吃饭。
这一消息出来后，马英九便问其工作人员是怎样答复议会的，因为他自己也觉得不止去过一次富邦招待所。工作人员重新查询后发现，马英九确实去过5次，其中包括一次参加新生国小的家长会聚会和与敦安社会福利基金会董事长林百里会面。但这二次与富邦完全无关，真正有关的是3次。
马英九不得不召开记者会，向社会说明情况，然后公开道歉。“监察院”和台北“地检署”对于此案的调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但民进党却不轻易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他们抓住马英九的幕僚将最初的两次改成现在的5次这一事大做文章，针锋相对地召开记者会，表示除了马英九承认的5次之外，还有两次。但事后经查证，民进党的指控纯属子虚乌有。
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抹黑马英九，不管事实真相如何，也不管别人是否相信，只要普通选民不明真相，相信了他们的鬼话，他们的险恶目的就达到了。
踏上“总统府之路”的起跑点
民进党对马英九的打击，不仅仅是瞄准马英九，有时候还瞄准马英九身边的家人甚至他的父亲马鹤凌。
马鹤凌年纪大了之后，从政坛淡出，却又想趁自己还有精力，能够为社会做些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他经常会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其中，他自创了一个有志于祖国统一的组织——世界华人和平建设协会，自任会长，还是马氏宗亲会台湾方面的总负责人。为了这些，马鹤凌自然会常常出席一些社会活动，也认识了不少的社会名流，其中不乏娱乐圈人士。有一年，马鹤凌做寿的大宴宾客，目的是为他的协会筹集经费。又因为他是马英九的父亲，自然是大受美女欢迎，当时就有不少美女闹着要认他为干爹，他一高兴，便随口应承，结果一下子认了十几个干女儿，有些人只不过见过一两次面，并不熟悉，而且以后也很少再来往。不料有人拿此做文章，说马鹤凌临老入花丛，惹出桃色风波。
这事发生后，涉及事件另一方的“中国小姐”凌蕙蕙立即站出来澄清，马鹤凌也无奈地表示，他已经80多岁，早就没有“性趣”，他认为，这则报道的目的只是为了打击马英九。记者就此事采访马英九，马英九只是淡淡地说，他不响应这种八卦。
为了围剿马英九，民进党无孔不入，绞尽脑汁，幸亏马英九为政清廉，脚踏实地，民进党没能抓到什么把柄，如果真有点什么事被他们抓到，那可就惨了。这几年来，马英九受到最多责难的，是在施政方面，有点风吹草动，马英九的麻烦就接踵而至。这是因为，在他四围，有无数双敌视的眼睛在密切监视着他。稍有差错，便会授人以柄，弄得自己下不了台。
台湾是座海岛，每年都可能受到几次甚至几十次强台风的袭击。每当有台风来袭，就算是预防工作做得再好，也难免会出现一些不同程度的灾难，八九级以上的台风，几乎难有不受任何损失的时候，比如某棵绿化树被刮倒砸伤了人或者砸坏了物，某处房子上的玻璃掉下来打伤了行人，某处汽车压伤了人，某处危房倒塌了，某处山体滑坡了，某处停电了，等等，只是损失程度的大小问题。因此每次台风到来，都是马英九受难的日子。
其实以前也同样有台风，也同样会造成各种损失或者灾难，但少有报道，因此人们也就不大清楚。现在不同了，一旦台风出现，那些亲民进党的报纸，便四处打探这样的消息，一场台风还没有过去，报纸上全都是这类“灾难性”的消息。在人们的感觉中，现在所遇上的灾难，似乎比以前要多得多。此时，民进党便趁机大肆攻击马英九，说这一切都因为他的失误造成。这种指责似乎也不为错，身为一市之长，他不负责谁该负责？
负面报道多了，市民便产生了一种印象，每次台风到来，都会有一些人受灾，所以非常担心，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一种恐惧心理由此而产生，对马英九的施政能力便要打些折扣。尽管如此，马英九的施政能力仍旧是有目共睹，广受人们赞扬。每次民意测验的结果，马英九的施政满意度仍旧是高居榜首。
转眼快到2004年了，台湾地区的“总统”大选即将拉开帷幕。这时人们便又想起了马英九。他会不会参选“总统”呢？这几乎是所有台湾人都极为关心的“国家大事”。因为早在2002台北“市长”选举时，就有人提出马英九当选“市长”连任后应该乘胜追击，角逐2004年的“总统”大选。
马英九提名“市长”人选以来的民调支持度，一直都是以超过30个百分点的绝对优势遥遥领先民进党籍对手。对台北“市长”选举的分析，都不在于他会不会赢，而是在于他会赢多少票。民进党阵营不断质疑他竞选连任市长“心不在焉”，一心觊觎“总统宝座”。陈水扁更公开挑战马英九在神明前发誓，不会参选2004年“总统”大选。连“前总统”李登辉也故意呼吁马英九放弃“市长”，去选“总统”。这当然是在迷惑他放弃台北“市长”的竞选，好人民进党籍的候选人“鱼翁得利”，同时暗中分化瓦解国民党阵营。
马英九对此不敢掉以轻心。他开始时明确表示自己没有想参选“总统”的打算，后来则是谨慎的说“目前除了参选市长，没有别的计划”。这么做一方面可以消除对手在选民当中制造的疑虑，同时也为国民党保留了模糊空间。
台湾大学台湾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杨永明认为，马英九的施政强调照顾每个群体的利益，因此虽然他任内没有重大建设，施政满意度却相当高。此外，他为官清廉，没有金钱上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他没有结党营私，符合台湾人民对新一代政治人物的期待，这在台湾政坛是少见的。
坊间已经出现了要马英九以百万票当选，直接挑战陈水扁的声音。政治大学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赵建民认为，民进党在台北的策略是“少输当赢”。赵建民也强调了马英九的廉洁。他说：“马英九当过‘法务部长’，处理过台湾人民深恶痛绝的贪污问题，对他的形象有帮助，而且他至今并没有犯任何错误。”他认为，马英九已经是一个政治明星，但是目前却有一股趋势要把他拱为一个政治家，人民期望在2004年或2008年看到他成为领袖；而人民之所以寄望于马英九，也反映出他们的“痛苦指数”和对陈水扁当局的失望。
泛蓝阵营主要领导人略显“过气”，也让马英九脱颖而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台北推不出候选人，在高雄最后也被迫支持国民党的黄俊英，显示他的影响力已经江河日下。至于国民党主席连战，他在2000年竞选总统失败，2001年底领导国民党在“立法院”选举中失去国会最大党地位，已经失去了实力。赵建民认为连战保留主席位是因为他要证明自己的能力，而国民党内目前还没有人有足够的力量来挑战他。曾经是连战学生的马英九虽然有潜力，却还没有挑战连战的准备。
当然这也有客观上的原因，虽然马英九在台北所向披靡，他的政治影响力是否能涵盖台湾南部，则仍然是一个疑问。据杨永明的分析，马英九是一个“城市型”的人，在南部的农村并不知名。虽然高雄市长选举竞争激烈，他并没有南下助选，显示他还没有把握挑战陈水扁在南部的势力。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人民关心的是生活和出路，政客很难玩弄族群议题。台湾目前面临罕见的萧条，各地区人民的政党认同也受到冲击。
没有人怀疑马英九最终角逐总统的实力，但是，赵建民认为，除非陈水扁在剩下的一年里无法振兴经济，支持率下跌到20%以下，马英九才可能在2004年挑战他，否则的话，马英九会等到2008年才出来竞选。如果马英九在2004年竞选“总统”，李登辉的挑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李登辉将会以省籍问题来加以攻击，影响本土票，而陈水扁可以躲在后面坐享其成。
因此，02年的台北“市长”选举，应该是马英九“总统府之路”的暖身战和起跑点，不管台湾政坛未来如何演变，马英九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政治人物。
国民党的“世纪之败”
陈水扁“市长”选举落败之后，1999年，陈水扁出访外国，进行“学习之旅”，并将目光瞄准了2000年的总统大选。他利用这段时间走遍了全台309个乡镇，准备为今后的从政道路打下基础。然后他又通过其在民进党内的亲信与派系力量与施明德、许信良两位党主席进行政治较力，迫使两位党主席以及其追随者（包括陈文茜
、李泳萍等人）离开民进党。同年 7月 ，陈水扁以各种手段斗垮志在总统的许信良获民进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吕秀莲作为他的搭档，获民进党提名为 “副总统”候选人。
吕秀莲是台湾桃园县人，毕业于北一女中及台湾大学法律系，并拥有美国伊利诺大学及哈佛大学法学硕士学位，是“台独”运动的领导人物之一，她也曾倡导新女性主义，争取两性平权，是台湾第一代的女权运动人士。
吕氏曾担任《美丽岛》杂志副社长，高雄事件当晚因发表20分钟演讲，被国民党以“暴力叛乱”的罪名判处12年有期徒刑，实际坐牢1933天。出狱后，她常参与国际会议，并曾主办世界妇女高峰会议，也发起台湾加入联合国运动。立委时期吕秀莲曾担任立法委员，问政重点在于外交事务，当时与她不同党籍的“总统”李登辉聘她担任“总统府国策顾问”。由于桃园县长刘邦友遭人枪杀，民进党征召吕秀莲回乡参选，她赢得该次补选，九个月后正式选举并获得胜利。在她任内施政的建设主轴为“打造黄金海岸”、“开发桃园硅谷”与“经营人间山水”。
吕秀莲在 2000年与陈水扁搭档代表民进党参选“总统”大选，当选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位女性“副总统”，致力推展“柔性外交”。她还担任“总统府”人权咨询小组的总召集人，致力人权工作。该年底，《新新闻周刊》指吕秀莲以“嘿嘿嘿”的口气打电话散布有关于“总统”的绯闻，后来吕秀莲对《新新闻周刊》提出损害名誉权的高额民事诉讼求偿，获得胜诉，只是此举被认为造成媒体的寒蝉效应，压制她曾经争取的言论自由。
2000年的“总统”大选选前，陈水扁参照了英国工党的改革模式，提出了中间偏左的“新中间路线”，作为选举主轴。事实上，陈水扁本人并不认为自己将当选“总统” ，而把这次的参选看成是为将来更进一步的发展做好准备。选举期间，台湾媒体工作人胡忠信出版了《台湾之子》一书，详悉介绍陈水扁的一生，为陈水扁歌功颂德，摇旗呐喊，这为陈水扁赢得了更多人的支持。在书中，陈水扁详悉阐述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与对台湾未来发展的看法。
不过2000年的选举由于国民党的又一次分裂，和亲民党党主席宋楚瑜的兴票案牵连，最终让自认为根本无望当选“总统”的陈水扁得以登上“总统”宝座，实现了台湾的首次政党轮替与政权和平转移。2000年的台湾“大选”结果，正应了中国的那句古话：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国民党内的两强争得血肉横飞，互不相让，最终得利的却恰恰是他们共同的敌人陈水扁以及民进党。在这场争战中，国民党所受到的深层次伤害，影响深远，恐怕在未来的几十年时间里，都难以消除。对于国民党来说，这次争战的最大罪人是李登辉。
2000年 3月18日，台湾举行历史上第二次“总统”、“副总统”全民直选（第十任“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选举）。参加这次选举的选民人数超过1200万，投票率达82.69%。最后由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陈水扁、“副总统”候选人吕秀莲当选。这次选举也标志着台湾历史上第一次的政党轮替。
这次选举是民进党的首次胜利，国民党在选前的分裂无疑对陈水扁的当选有很大的帮助。国民党内宋楚瑜、连战两派人马在选前未能整和成功，拥有较高声望的宋楚瑜最后宣布退出国民党，独立参选。这最终导致国民党选民票源的分散，宋楚瑜最后以30多万票的微弱差距落选，而连战则惨败。
连战出生于西安，但是祖籍台南，是在台湾第九代的本省台湾人。祖父连横是晚清著名学者，最著名的著作为《台湾通史》。父亲连震东是国民党公务员，1931年从日本归国后就进入国民政府工作，1932年随国民党的大老张继赴西安建立抗日华北基地。1946年代表国民政府前往台湾接受日本投降，后曾任内政部长、国民党中常委、国策顾问等职。而连战的母亲赵兰坤出生沈阳名门，燕京大学毕业。
连战出生时的家境不错，虽然他本人曾说，祖父连横的家业曾在日本占领期间，因其反日的立场而全数没收。在连战出生前两个月，祖父连横在上海病逝，死前给未出生的孩子取名“连战”，“因为它除了寓有自强不息的意义之外，还有克敌致胜、光复故国、重整家园的希望”。
连战初中、高中时十分活跃，是一名体育健将，作为国民党高官的公子，经常出入舞会、参加郊游、打高尔夫球等，但最后还是考入台湾大学政治系。当时连战与中央研究院院长钱思亮的儿子钱复、台湾农业复兴委员会主任委员沈宗翰之子沉君山和行政院院长陈城之子陈履安并称为“四君子”，也是国民党重点栽培的对象，而连战由于有本省血统，更是受到特别关注。
连战于1957年取得台大政治系学士学位，赴美继续深造。1961年取得芝加哥大学国际公法与外交硕士，4年后又获得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同年与“中国小姐”方瑀结婚。在美国连战任教于威斯康辛大学和康涅迪克大学达三年多。1968年，时任台湾大学校长的钱思亮邀请连战回国任台大政治系客座教授，一年后聘为台大政治系主任、台大政治研究所所长，直到 1974年。
连战最早与政界人士的接触是在1969年。当时政府在台大国际关系研究所成立了两个分别研究外交和经济的高级研究小组，由当时的“行政院院长”蒋经国直接负责。连战受聘担任了外交小组的成员，很快就得到蒋经国亲睐，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1969年 9月出任第24届联合国大会中华民国代表团顾问，1970年还当选为台湾十大杰出青年，备受国民党高层重用。
1975年，时年39岁的连战被任命为驻萨尔瓦多大使，从此踏上仕途。一年后被调回台湾，出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青年工作会主任。1978年7月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从此，连战的官运哼通，一路擢升：1981年任“交通部长”、1984年成为国民党中常委，1987年任“行政院副院长”、1988年任“外交部长”、1990年任“台湾省主席”、1993年2月任“行政院院长”。1993年8月获得李登辉提名为国民党副主席，1996年与李登辉搭档参加1996年台湾“总统”大选，当选为台湾首位民选“副总统”。
连战一直被认为是政坛的一名“福将”，不但出生豪门，而且官运顺畅，很多人说他虽然政绩平平，但是运气却很好，在“交通部长”任内很少出重大车祸，当“外交部长”时没有一个国家与台湾断交。连战虽然年轻时十分活跃、出风头，年长后却非常严谨，低调内敛，给人一种没有野心、不求官位的感觉。
但是公众对连战的印象一直不佳，主要是因为他不亲民，被人指责是高高在上，“不知民间疾苦”。而且连战不善言辞，讲话笨拙，也不善于煽动民众情绪，很多人更置疑他的执政能力。这样的印象在 2004年总统大选中有所改观，连战在此时展现其亲和力，上电视节目让人看到其幽默风趣的一面，社会大众对连战的印象多有改观，不再认为其高高在上，故对手陈水扁阵营对其身为公务员却极富有的批评未如预期般造成大幅影响。
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李登辉等国民党人士力挺连战参选“总统”，而宋楚瑜做其副手。这个决定遭到宋楚瑜的强烈反对，双方在争执不下后，最终以宋楚瑜脱党独立参选告终。在选举中，李登辉虽然始终公开表示支持连战，但他其实暗助民进党的参选人陈水扁。这场选举中由于连宋的分裂导致选票分散，大多数选民放弃连战，转而支持更有亲和力、支持率也更高的宋楚瑜，但还是有许多国民党的忠贞党员投给了连战。这样分裂的后果是，连宋两人双双落选，而陈水扁竟然意外的当选“总统”。
选举的失败令国民党支持者相当愤怒，他们包围了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李登辉出来为失败负责。最终的结果是，大家要求李登辉下台，辞去国民党主席职位，由连战出任国民党主席。国民党支持者相信正是李登辉导致连战和宋楚瑜的落败。
连战面对的是一个国民党的烂摊子，许多党员退党加入新成立的亲民党。李登辉和连战的决裂最终上演，国民党决定开除李登辉。连战也表示，国民党愿意协助毫无执政经验的民进党，但是因核四的争议连战与陈水扁也不欢而散：连战会见陈水扁，以试图说服他继续建造第四核电厂，并得到对方支持，不料在会面结束半小时后，扁政府就宣布停建核四，似乎是有意给连战难堪。
但是这一事件也给连战和宋楚瑜再度合作提供了契机，双方借着批评陈水扁言而无信又走到了一起。
许多人都曾置疑连战的能力，能否全权掌控国民党这家百年老店，不过事实证明连战确实是国民党无可争议的领导人。他首先宣布举行国民党党员重登记，作为扫除李登辉人马的第一步；之后又对国民党进行重组，萧万长等被认为是亲李登辉的人马不被重用，使得李登辉无法遥控指挥。
但是国民党在 2001年的立法委员选举中再度遭到挫败，原本拥有立法院过半数席位的国民党只获得了60多席，把国会第一大党让给了民进党。但是在地方县市首长选举方面，国民党还是保持了自己的实力。地方县市首长选举也是泛蓝的首次合作。
2002年的台北、高雄两市市长和市议会选举中，国民党势力回升。由于马英九的参选，国民党不但轻松地保住了台北市的执政权，而且险些就将声望很高的民进党籍高雄市长谢长廷拉下马。在市议会选举方面，国民党表现出色，反倒是亲民党遭受重创。
李登辉被轰赶下台
几年前，在台北市长选举中，国民党的政治明星、“票王”马英九扭转被动局面，把陈水扁拉下马。到目前为止，马英九是国民党中唯一曾经在选举中赢过陈水扁的政治明星。2001年7月30日，国民党十六全中央委员选举揭晓，现任台北市长马英九得票排名第一，国民党前主席蒋经国庶子章孝严排名第五，媳妇方智怡排名第二十一名。夺下国民党“中委”第一名后﹐马英九的政治前途备受瞩目。马英九重申﹐他目前的生涯规划仍是明年竞选连任台北市长﹐并没有其它规划。他的支持者一直希望他能再次出马在这届“总统”选举中打“扁”，为国民党重振声威。在许多场合马英九都被记者和支持者追问这个问题，他明确答复不参加竞选，让不少支持者失望。
许信良原是民进党党主席，在未获党内提名后宣布退党参选“总统”。
新党推出的候选人、作家李敖则在选举末期要求其支持者投宋楚瑜的票，以避免选票分散。李敖是才子，著名作家、评论家和历史学家，于1935年生于哈尔滨，14岁时随父母到台湾。李敖曾被台湾当局判以叛乱、颠覆政府等罪行，长期被台湾当局软禁，两次坐牢，一生“没有青春只有斗”。他博览群书、巨笔如椽，与名女人结婚、闪电离婚，敢爱敢恨。
他的言论挑战禁忌、不屑媚俗，以一人之力办报，文字产量惊人，文笔自成一家，一共有九十六本书被禁，创下了历史记录。他自誉为百年来中国人写白话文翘楚。发表著作上百余种，有散文、情诗、自传等，尤以评论性文章最脍炙人口；《胡适评传》与《蒋介石研究集》为其代表作。西方传媒更捧他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他的近作《我们没有明天》获选为本世纪最具影响力图书。是当代一位传奇书生，一生充满色彩、曲折和快意恩仇。
李敖爱打官司，口诛笔伐，告人无数。对收藏古字画也有兴趣，曾代朋友打赢两亿多的保险理赔案、举办李敖收藏古董拍卖会、不时臭骂各阶层、各领域的名人，参与台湾几十年来的改革。他自言：“一生倨傲不逊、卓尔不群、六亲不认、豪放不羁、抗志不屈、无人不骂、无书不读、金刚不坏、精神不死。”
李敖善骂，经他抨击骂过的形形色色的人超过3000余人，在古今中外“骂史”上，大概无人能望其项背！李敖居住台湾50年，至今未曾离开台湾一步。
在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掌政的年代，他因发表抨击当政者言论而在1970年入狱五年八个月。狱中，因为住房价格暴涨，赚得平生第一个百万。有人说他靠打官司赚了不少钱，但他说，靠打官司赚钱太笨了，真正的有钱人是靠钱来赚钱，现在他就以这一方式来赚钱。谈起李敖，无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奇人！1999年8月18日，台湾的第三大党新党宣布征召他为台湾第10任“总统”候选人，引起震撼。
在选举最后关头，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公开支持陈水扁，也为陈水扁带来大量选票。李远哲是台湾省新竹市人，1936年生，先后就读于新竹国民小学、新竹中学、台湾大学化学系和台北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在台北清华大学获硕士学位后，于1962年赴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进修，1965年得博士学位后，先后在劳伦斯国家研究所与哈佛大学作博士后研究，其后于芝加哥大学任教六年，于1974年中转任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化学教授，并担任劳伦斯国家级主任研究员至今。
李远哲对化学动力学、动态学、镭射化学等物理化学领域均有卓越成就。目前为“中央研究院”、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美国国家科学院，以及德国哥廷根科学院等之院士，曾获得美国化学学会的哈里逊豪奖、彼得.德拜物理化学奖，美国能源部的劳伦斯奖、美国总统府的国家科学奖章、英国皇家化学学会法拉第奖和一九八六年诺贝尔化学奖等等。此外，各地学术团体、机构授与之荣誉博士学位、荣誉教授、荣誉讲座、杰出校友、杰出学人等等，并发表科学著作两百多篇。同时也参与国际学术团体、美国联邦政府、加州州政府、加州大学和一些私人学术组织中各种委员会咨询工作。
近十年来，李远哲每年回台湾多次，除主持学术讲习、参加学术会议外，以“中央研究院”原子分子科学研究所筹备处咨询委员会主席身份，协助原子分所的发展，并直接参与原子分所的设计、研究计划、科学家的聘任与学术指导等实际工作。李远哲也是“行政院”同步辐射研究中心的指导委员会委员。
李远哲于1994年元月结束三十二年旅居美国的教研生活，回台湾接受“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职务。同时，担任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召集人，推动台湾教育改革。他在2000年大选前几天，公开出来呼吁要让台湾社会“上升”，不要“沉沦”，暗示支持当时选情落后但印有改革色彩的陈水扁，结果李远哲被视为是陈水扁的人，是成就陈水扁当选的“临门一脚”。
后来，李远哲、王永庆、林怀民发表《我们对“总统大选”的沉痛告白》书，要求台湾大选勿再沦为“口水恶斗，应回归政策辩论”，“开创国家远景及两岸稳定关系”。这三个人分别是学术界、企业界、文艺界的领袖，又都被外界认为是陈水扁的好友，在这竞选的关键时刻，共同表达了对陈水扁的不满和对台湾未来局势的担忧，对陈水扁不啻是浇了一瓢凉水。
2000年3月18日，选举结果出来，其中，民进党的陈水扁和吕秀莲得4977737票，得票率为39.3%；独立参选人宋楚瑜和张昭雄得4664932票，得票率为36.8%；连战和萧万长得2925513票，得票率为23.1%；独立参选人许信良和朱惠良得79429票，得票率为0.63%；新党候选人李敖和冯沪祥得16782票，得票率为0.13%。
由这组数据可以看出一个极其残酷的事实，连战和宋楚瑜瓜分了国民党的选票，如果不是国民党的这次分裂，那么，理论上国民党便可以得到59.9%的选票，甚至更高。正因为他们的分裂，造成了选票被摊薄，使得两人的选票，均未超过陈水扁。
同样的事，如果是发生在美国选举中，因为所有参选人都未通过半数，那是需要重选的。即淘汰掉两个得票率低的候选人，剩下三个候选人再进行一次补选。真的出现这样的补选机会，那么，陈水扁又是一个必输的局面。只是当初李登辉制定的是“公民直选”，并没有规定胜选者一定要超过半数。所以，陈水扁胜出。
相比而言，民进党也有分裂，却未能造成影响。民进党主席许信良，和宋楚瑜的情景颇为相似，他有意参选可是未能获得党内提名，结果他宣布退出民进党，以独立参选人身份参选。这件事无论是对于国民党还是宋楚瑜，都是一件好事。可是，他们只顾着打窝里斗，却没有好好利用民进党的这一分裂。相反，民进党的陈水扁，却充分地利用了连宋分裂。更加上李登辉在暗中支持，单从选举策略上看，陈水扁确实是棋高一着。
至于新党推出的候选人李敖，他的选票原本应该还多一些。只是李敖其人，看问题极其敏锐，他早就看清了李登辉的真实面目，对于国民党无中生有借“兴票案”打击宋楚瑜的行为极度不满，加上他深知宋楚瑜的能力远远胜过连战和陈水扁，他如若能当选，是台湾之福，所以到了最后关头，李敖要求其支持者将选票投给宋楚瑜。这也是宋楚瑜在遭到“兴票案”重击之后，仍然以高票落败的原因之一。
结果出来的当天晚上，数千国民党老党员及民众彻夜聚集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前，要求李登辉立即辞职，为连战宋楚瑜落选负责。愤怒的群众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投掷鸡蛋和石头，在大楼墙壁上贴满要求李登辉下台的标语，他们斥责李登辉出卖国民党，“弃连保扁”，“耍两面派手法”。
民众的指责并非无的放矢。实际上，早在此之前，便有人指出，李登辉暗中在支持陈水扁，只是这一声音一直被李登辉强行按住。
2000年选举的失败，客观上加强了国民党内的团结。国民党人猛地醒过来了，看清李登辉的真实面目，就是要搞垮国民党，而国民党如果仍然像以前那样窝里斗，不出几年，便会彻底崩溃。所以，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站出来，要对国民党进行大手术。这个手术的第一步，便是要从大“党贼”李登辉手里将权夺回来。
李登辉见国民党并没有完全垮，甚至有重新整合的迹象，便紧紧地抓住党权，不肯松手。为了稳定局势，他向外宣布，将于半年后的9月考虑辞职。可民众不答应，要求他立即辞职，并且表示：“李登辉不下台，我们天天来。”
由于连续多天的集会，对台北的秩序造成了很大影响，身为台北“市长”，马英九是最为着急的。他一贯认为，即使是集会，也应该依合法程序，而这次反李登辉的集会，可说突然而起，并未经审批。在这次选举中，他本人是力挺连战的，这倒不是说他对宋楚瑜有什么特别意见，只是他作为国民党员，没有别的选择。可李登辉从中所做的小动作，他是看在眼里，厌在心中。对于李登辉其人，他早已经看透了，并非今天才知其面目。即使如此，出于“市长”的职责和本人对于“法律”的执着，他仍然认为，反李行动，应该合法而且有节制，所以，他亲自去见那些示威者，劝说他们离开，并且答应将他们的意见向李登辉面呈。示威者将一封抗议声明交给马英九，随后，马英九拿着这份声明前往李登辉官邸，请求见面。
对于所有这一切，李登辉其实在家中通过电视直播看得一清二楚，他对马英九早已经不满意，此刻更是怪他多事。因此，当马英九到达，通过侍卫请求接见时，李登辉对侍卫说：“你告诉他，我已经睡了。”事后，李登辉又对记者说，其实，当时他通过电视看到了一切：“我才没有睡，我们全家都在看电视，我才不见那只狗。”从那以后，马英九又被人叫做马英狗，出处就在这里。
李登辉和马英九结怨之深，可以从后来的一件事中看出。2002年，马英九竞选连任“台北市长”，选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一向批马的李登辉，突然表现出高姿态，委托台湾新闻社社长杨宪宏将他新写的一本书《慈悲与宽容》送给马英九。此消息一出，台湾媒体纷纷指出，李登辉此举，意思明显，他是在“送输”。对此，李登辉不作任何解释，算是默认了。
由于2000年“大选”之后，倒李运动持续了很长时间，真正是民怨沸腾，李登辉无可奈何，只得于选举之后的第6天在临时中常会上宣布辞职，由连战暂代党主席一职。和他一起辞职的还有中央党部正副秘书长黄昆辉和黄正雄。
李登辉虽然已经辞职，但国民党所受到的伤害已经无法恢复，国民党成为在野党的事实，也已经无法改变。尤其是辞职之后，李登辉的台独面目完全暴露，他开始公开支持陈水扁，并且在国民党内四处活动，制造更进一步的分裂。国民党忍无可忍，宣布开除李登辉党籍。李登辉似乎突然间轻松了，不必再死抱国民党党纲了，进行“台独”活动更加的频繁和卖力，不久便组建了一个“台独”政党。
蒋经国若泉下有知，不知该作何感想。
第七章：2004年的台湾“大选”
连宋竞选班底总干事
2000年大选失败后，宋楚瑜公开组党，原国民党阵营内部一大批拥护宋楚瑜的党员加入了亲民党。此事对于国民党来说，是又一次重大打击。而陈水扁掌握了台湾的最高权力，心里也清楚，他的获胜，完全是侥幸，在四年任期内，如果不彻底打垮国民党，那么，国民党必将卷土重来。因此，他抓住了“执政”的有利条件，主要精力不是放在理政以及发展台湾经济上面，而是放在打击国民党，制造族群对立方面。
陈水扁打击国民党最为重要的一件事，便是限制党产。
由于宋楚瑜所掌握的那笔政治资金的曝光，加上后来陆续公开的李登辉转往国外的大笔政治资金，引起了台湾民众的不满，陈水扁趁机要求登记党产，分清哪些财产可属于国民党，哪些应该属于“国家”。如此一来，原来属于国民党的大量党产被收回，国民党的经济来源从此断绝。由于经济上陷入困境，国民党内许多的党员自动脱党。而趁此机会，民进党则快速发展，几年间恶性膨胀，成为台湾第一大政党。
这种形势，无论对于国民党还是亲民党，都是异常严峻的，国民党和亲民党原本就是一家，此时，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危机，开始发出整合的声音。
2004年，又一届“大选”到来之时，国民党和亲民党两大党魁都意识到，两党合则有可能赢，分则必输无疑，因此，连战和宋楚瑜出现了联合，两人配对参加“大选”。马英九出任连宋竞选班底的总干事，成为这次选举的重要人物。形势一片大好。
第一次成为执政党的民进党在陈水扁上任后发现自己寸步难行，许多事件的处理方法备受争议。特别是在核四问题中，陈水扁政策的改变让大多数人措手不及，他被猛烈抨击是言而无信，甚至一度面临被国民党议员提案弹劾。在陈水扁作出让步，宣布将续建核四之后，危机才解除。
扁政府的“内阁”成员亦更动多次：“行政院院长”一职，陈
水扁最早希望由在大选中助他一臂之力的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担任，但是在李远哲拒绝后提名国民党籍的前“国防部长”唐飞担任阁魁，唐飞在三个月后因核四的分歧辞职，最后由民进党籍的张俊雄接任；“教育部长”最早是由阳明大学校长曾志朗出任，但此人又因使用汉语拼音及教育改革的问题而在2年后辞职。
陈水扁上台之前，许多人认为应该让民进党人上台，以取代已经执政达50多年、腐败的国民党。但是在陈水扁上台之后饱受争议，主要是批评他言而无信、竞选期间许多承诺跳票等。而在所有攻击陈水扁的人士中，最严厉的却是早先出身民进党的人士，包括在党内初选时落败、之后退党的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以及陈文茜等人，他们对陈水扁批评的程度，可从他们在 2004年台湾总统大选中挺身反扁的言论中得知。陈文茜表示，在有关三通的问题上，陈水扁曾14次表示强烈地支持并承诺尽快处理，可又有7次表示强烈地反对，认为危及台湾国防安全。
在执政三年后，陈水扁执政引起很大争议，有人批评是“从当选的那一天起就为连任做准备”。陈水扁早前反对党政合一，上台后却又兼任民进党主席，而且压制党内反扁势力与声音，让一些曾经参与党外运动的人感到被欺骗。2002年 9月 ，因军公教待遇改革问题，10万名教师在教师节发起游行；几个月以后，一直是民进党长期支持者的农民、渔民们，因不满陈水扁政府准备废除农渔会的政策，也曾上街抗议。
在两岸和外交政策方面，陈水扁一直是台独色彩浓厚的一名政治人物，在他的5.20就职演说中，陈水扁提出了“ 四不一没有 ”的承诺，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两岸因他的当选而造成的紧张关系。1年之后，他又提出了“ 一边一国 ”，导致两岸形势紧张。他的反复使得中国大陆不愿与其对话。而在对美关系上的日益紧张，让台湾驻美代表程建人在 2004年 1月于“立法院”表示台湾和美国的关系目前是“史无前例的状况”。在公投法通过之后，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对台湾问题表示关切，这些国家的政府不相信陈水扁的解释，并将他的行为解释为挑战台海现状。
在经济议题上，台湾民间企业界希望看到两岸三通，但是陈水扁政府以顾虑台湾安全为由，降低对大陆依赖，而不愿积极推动。在不愿三通的同时，扁批评商人不愿意留在台湾，“钱进大陆，债留台湾”。为取代西进大陆政策，陈水扁曾一度提出过“南下”政策，鼓励台商到东南亚投资，但最后成效不佳。
但陈水扁在一些选民，特别是南部选民中间还是享有很高的支持度。陈水扁被认为是“台湾之子”，是真正的台湾人。在南部草根阶层中他被认为是“总统”的不二人选。许多陈水扁的支持者将陈执政中的失败大致归咎于在野党的不断杯葛、反对、阻挠扁的执政。扁的支持者主要是闽南籍本省选民和台独主义者。
“大选”辩论的焦点
2004年的大选，台湾朝野双方展开了激烈辩论，经济问题和两岸关系是重点议题。经济问题上，在野的国亲两党指责陈水扁政府无能，搞垮了台湾的经济。在野党进一步比较民进党执政前与执政后的经济形式，试图证明民进党任内的台湾经济在下滑，失业人数上升，而大学新毕业生则越来越难找到工作。而民进党政府则称，经济问题是大环境所造成的，与其它一些地区如欧盟、新加坡、香港等比起来，台湾的失业问题并不太严重，经济表现也不算太糟。且在野党仗着其在立法院较多的席次，进行长期“非理性”政治杯葛，造成政治争端不断，也必须负起责任。
在两岸关系上，民进党指明国亲两党是亲中国的政党，甚至暗示两党“卖台”。民进党也批评国民党是“外来政权”，长期打压本土人士。国亲联盟则反过来批评民进党的两岸政策会为台湾带来灾难。在两岸直航的问题上，民进党持保留态度，原则上遵循李登辉主张的“戒急用忍”政策，而国亲两党则趋于赞同，认为有助经济发展。10月中旬，陈水扁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专访时称，国亲两党接受中国的“暗助”，却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国亲两党对此强烈否认，并控告陈水扁，不过因陈水扁享有司法豁免权而未获受理。
在统独的问题上，国亲两党不愿公开承认、明确地支持统一并以此为选举的主要政见之一，以避免对于争取台湾本土意识选票造成不利。不过连战 2003年10月在美国的一个智库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却再次表示国民党的立场，即支持“一中各表”，还向在场的美国政策顾问们解释了“一中各表”的含义。但副手宋楚瑜所提出的“一中屋顶”主张，却被认为有着更为浓厚的，向中国靠拢的意味。
统独意识形态争议因台湾的省籍矛盾而更加复杂化。省籍问题是每次选举双方都会面对的敏感问题。台湾人口中，有85%为台湾本省人，15%左右是
1949年随国民党撤抵台湾的“外省人”，其它还包括了少部分高山族原住民和客家人等。民进党多次指责国亲两党是外省人权贵(“复辟”旧势力)操纵的政党。而国亲两党又反过来批评民进党“玩弄”省籍问题，故意挑拨族群关系，是民粹主义。
2月28日是台湾二、二八事件纪念日。民进党利用这次机会举办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众集会活动，“手护台湾”，参与的150万群众从南到北手牵手，喊出“支持公投”、“反对飞弹”、“中国NO”、“台湾YES”等口号。国亲两党也在高雄举行“心连心”纪念活动，也有数十万群众出席。对于双方阵营在2月28日以族群和解为名举行大型造势活动，多个团体和个人表示反对。由台湾社会知名人士组成的族群和解联盟就批评，两个阵营都假借族群融合制造族群仇恨，在2月28日之前多次倡议双方放弃在2、28当天举办任何活动。但这个联盟本身亦被怀疑偏袒泛蓝阵营，对其公平性表示质疑的声音也不少。
2003年9月末，陈水扁在民进党党庆上首次提出“新宪说”，称要在2006年“催生台湾的新宪法”，并在民进党内邀集学者专家，成立“九人制宪小组”，由台湾大学名誉教授李鸿禧担任召集人，初步研究新宪法的架构。支持台湾主权独立的人士认为“新宪说”是与李登辉提出的2008建国论相呼应，而民进党人士则否认新“宪法”将涉及更改国号或变更领土范围等敏感议题，但双方皆同意:现在所施行的，1947年在中国制定的这部“宪法”，已经与台湾现状脱节。“新宪说”出台后成功地使民进党获得了支持改革的形象，而国民党迫于民意也在10月10日“双十节”时宣布要在当选后修改“宪法”，完善宪政体制，但否认是由于受到陈水扁的新宪说的压力，称很早就有意修改现行的“宪法”。
2003年10月25日，民进党发动20万人大游行，支持公投、制新宪法。在这次游行中吕秀莲首次提出要开创台湾新时代，更改台湾的国号，使之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民进党在选举中公开暴露其台独嘴脸，很多观察家认为是为了两点原因：1)巩固台独与本土人士选票；2)激起台湾民众的逆反心理，从而帮助提升民进党支持度。这在 2000年时已有先例，当时在选举前几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发表对台强硬谈话。但这次北京始终保持沉默，很少对台湾政局表示评论，而是通过美国对陈水扁施加压力，令华盛顿担心区域情势的平衡。
公投议题也相当突出。2003年6月陈水扁提出，将兑现2000年“总统”大选时的承诺，在任内推动政策咨询性公投，但将不涉及敏感的政治地位等公投。但是 7月台湾“立法院”召开临时会议时，《公投法》并没有获得通过。不过陈水扁依然坚持公投，并说会以行政命令方式推动，在2004年总统大选前举行有关核四电厂的公民投票。国亲两党阵营指责陈水扁试图通过公投恶化两岸关系、挑拨台湾民意，从而操控选举。尽管如此，7月的立法院临时会议上由于两个阵营无法在公投法细节上达成协议而未能立法。之后在野党就宣布反对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强行进行公投。
到12月，情势发生转变，泛蓝宣布不再阻挡《公投法》，使得该法顺利通过，但是却运用议事规则，限制(剥夺行政部门提出公投的权利。陈水扁称将使用《公投法》第17条所赋予总统的权力举行“防御性公投”，因而面对美国方面的强大压力。尽管如此，陈水扁还是在2004年1月公布了两个公投题目，并表明不受国际压力影响。针对陈水扁的动作，国亲两党表示反对，宣称陈水扁的行为违法，因为他在国家主权没有变更之虞的情况下就发动公投，而且两个公投题目（是否支持要求中国大陆撤除对台飞弹，和是否支持两岸和谈）本来就已经是台湾人民的共识，没有举行公投的必要。虽然在野党表示反对，却不愿意发动拒领公投票等行为来抵制，担心这样做会影响到目前对泛蓝有利的选情，且泛蓝阵营内部，对于公投的意见也不一致。
民进党方面，则继续宣传公投的必要性。他们认为:中国以将近500枚导弹瞄准台湾，随时有可能意图以强势武力，威胁台湾“主权独立”的现状，符合公投法第17条“国家主权有变更之虞”的意旨。且台湾人反对中国武力侵略的主流民意，必须透过公投，让国际上能够更明确地了解。“行政院新闻局”宣布，愿意就是否应该举行公投一事与在野或民间人士举行10场辩论会，但国亲两党因选举考虑表示不愿意参加。
不过到 2月17日，公投辩论一事发生变化，政治评论家赵少康、无党籍立委陈文茜、作家李敖、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等5名倾泛蓝的民间“名嘴”宣布愿意与“行政院”就公投议题辩论。他们指称:公投虽然是人民的基本权力，但是这次民进党发动的公投既不合法、又没必要，人民无论投赞同或支持，实际都预设了这种他们所宣称的违法行为，唯一的抵制方法应该是拒绝领票，让公投无法达到50%投票率的门槛，而最终无效。
还有一个颇具争议性的问题是台湾教育改革。台湾教育改革 1994年由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领导规划，但是在正式实施后暴露出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包括：学费升高、学生压力不减反升、学生学习品质下降等。陈水扁政府被指责应该为教改失败负责，特别是在学费调涨方面。在野党批评出生“三级贫户”的陈水扁在当选后脱离了底层中低收入阶层，学费负担过重令许多学生无法进入大学。民进党则反驳，教改是在国民党政府时期就已经开始推动，因此国民党才因负全部责任。且就学费涨幅而言。
在公投议题炒作不顺利后，民进党又转而展开另一波攻势，指责连战的家产取得不当。民进党称，连战祖上是台湾名门望族，但是家产都在日据期间被日本政府没收，连战现在的财产是从其祖父继承而来。但是连战的祖父、父亲与连战自己都是国民党公务员，怎么可能在三代之内积累财富200亿台币？民进党又在连战矢口否认在国外拥有房产后，挖出连战在美国有三栋房产。国民党则先是否认连战200亿财富的说法，后又指责陈水扁当总统的3年内，股票市值增长140%，而同时期全台湾人民股票市值平均减少20%；国民党还称，陈水扁的儿子在服兵役期间就可以开跑车，置疑陈水扁的财产来源。
“黑金”是执政党利用行政优势，从财团或个人取得非法或不当利益。在过去，“黑金”一词始终于国民党联系在一起，国民党被认为是黑金政党。在2000年的选举中，民进党的许多支持者，特别是在教育程度较高的支持者中，大多数都是为了“终结黑金”，才投票给民进党的。但是在这一次的选举中，民进党政府，甚至陈水扁本人的清廉作风遭到在野党置疑，最主要的批评就是陈水扁当选前一直攻击国民党黑金，当选后却立即与李登辉结盟，两人关系形同父子。
在选举之前30多天，正遭到台湾政府通缉的某集团前总裁陈由豪在香港表示，曾经以政治献金方式资助国、民两党。民进党指责陈是因为被通缉，所以才怀狠报复。 3月1日，陈由豪又公开指控，宣称他曾经亲自到陈水扁家中，送给陈水扁妻子吴淑珍600万现金。但是诸多指控，都未能提出更为明确的证据。而台湾的检调机关也持续要求陈由豪回国说明，但陈由豪却一直避不响应。由于陈由豪只透过媒体提出指控，因此也受到泛绿阵营普遍指控:泛蓝阵营在背后操纵的可能性。
3月15日，陈由豪再度在美国召开记者会，公布了之前一直被广泛揣测的那位随陈由豪到陈水扁家的“大老”就是民进党立法委员沈富雄。对此沈富雄在3天后出面说明:“可能”有此事，但不排除他自己或吴淑珍记错了，他还表示自己有相关的证据，但是一定要到法庭上才会公布。但是吴淑珍之后又表示自己不会记错:并无此事。
虽然民进党清廉形象因普遍亲泛蓝阵营媒体的密集质疑报导，多少遭到损害，但大多数台湾民众对国民党已经彻底洗心革面表示怀疑。国民党多处在独裁时代不当取得的资产，至今没有归还，且有透过所谓“信托化”的手段，藉以脱产的嫌疑。对于此一议题，除了泛绿阵营“立法委员”要求“政府”追讨外，“行政院”也提出“不当取得党产处理条例”。但在“立法院”遭到泛蓝阵营“立法委员”联手，在“程序委员会”封杀。
蓝绿双方的选举策略
泛绿民进党的选举主轴很早已经定下，即以公投为选举的主轴，转移选民对经济状况的转移力，而更关心台湾的政治地位问题。此外民进党也拋出2006年新“宪法”，却故意模糊2006年新“宪法”的内容，在巩固自己的基本盘的情况下，也同时拉拢一些支持改革的中间选民。
另外泛绿也意识到必须团结、巩固自己的基本选民，为此他们动员20万人发动10、25公投大游行，再次展示自己在南部的实力。同时他们也通过“负面文宣”，批评对手的参选人，甚至不惜对对方进行人身攻击，如发布批泛蓝的光盘、指控宋楚瑜有小老婆、为马英九扣“红帽子”等，虽然有可能丧失一些中间选民的选票，却有利于巩固传统的亲泛绿选票。
民进党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十分成功的，再加上陈水扁 2003年10月过境美国出席多个公开场合，宣扬其在外交上的成就，使陈吕与连宋的民调差距从
2003年 3月最高时的15%左右已经缩小到3%的误差范围以内，“总统府”秘书长丘义仁形容这次选举将会是“割喉战”，绿军仅差40万票。不过也有人评论，民调数字拉近主要并不是由于民进党的支持度上升（泛绿的支持度始终维持在30%到40%之间），而是由于泛蓝的支持度不断下滑，很多选民从原先的支持泛蓝改为不表态。
选战开始时，民进党的主要策略就是攻击2000年大选时声望较高的宋楚瑜，其中之一就是指责宋楚瑜是“散财童子”，在担任台湾“省主席”期间利用经济资源巩固自己在地方的影响，“要5毛给1块”，挥霍公款以突现自己的政绩。宋楚瑜在担任“省主席”期间以亲民的形象获得很高的民意支持，民进党希望通过打压宋楚瑜来打击连宋的高支持度，分化蓝营的团结。而讽刺的是，“散财童子”的“封号”正是2000年“总统”大选时国民党批评宋楚瑜的主要宣传手段，民进党在2004年选举中故意将2000年时连宋的矛盾暴露出来，希望能造成连宋是为利益结合的印象。对此亲民党表示现届政府也同样花费上百亿元用于高雄铁路的建设，也是一种巩固选票的行为，但不同的是民进党政府用掉大笔资金，却依然无法改善台湾经济。国亲两党也将2000年大选时的分裂归罪于当时的国民党主席李登辉。
2003年10月22日，李登辉首次就“兴票案”亲自到台北地方检察署作证。“兴票案”最早是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时国民党指责宋楚瑜在任国民党秘书长期间不当侵占党产，并曾在 2000年 2月提出告诉。但地检署在2001年作出不起诉处分决定，而在国亲两党公开联合后，国民党也表示放弃民事追诉权。但这次地检署以发现新证据为由，重新开始调查，并派出5名检察官进行侦查，被亲民党指责是政治迫害。
宋楚瑜随后在25日召开记者会，表示愿意与李登辉当面对质。
亲民党也发现在一张据称是李登辉在庭上所写的发言要点中，字迹并不是李登辉的，但却用李登辉的口吻写成，因此怀疑是检察当局与李登辉串供。对此地检署否认，说只是在场的一名检察官记下的发言要点。亲民党也批评，民进党政府上台后并没有认真对多起涉及李登辉本人的案件进行侦查，却在选举时刻开始侦办“兴票案”，是有政治动机。
泛蓝在选举初期表现不理想，由于未能主导议题，而且也没有进行任何大规模的造势活动，令连宋的支持度从刚刚宣布联合时的超过50%一路下滑，甚至在一些民调中已经落后民进党1%。对此，很多人认为主要是由于泛蓝没有意识到选举已经接近，而是依然认为自己遥遥领先，能够依靠基本盘获胜。有人警告，台湾选民的基本结构已经从 2000年时的60比40改为55比45。很多人建议，国亲两党应该立即合并，以更有利于统一选举步调。此外也有人提议将“中国国民党”改名为“国民党”或“台湾国民党”，以突现本土化成分。此外，有人也批评连战所谓选举是“中华民国”对“台湾共和国”的说法，认为国亲两党应该将选举焦点带到经济方面，而不是在政治定位上与泛绿较量。
随着民调的不断下滑，国亲两党也有一些选举策略上的调整。 11月8日泛蓝在台中举行首场造势晚会，试图拉抬选举气氛，凝聚选票。11月底国亲两党又在公投议题上重拳出击，国亲两党提出的公投版本大获全胜，令民进党的选举策略受到重大影响。之后泛蓝决定由王金平出任连宋竞选总部主委，马英九为总干事。王金平在泛蓝较弱的南部有很大影响力，而马英九则是国民党的政治明星，两人在选举中担任要角，无疑帮连宋加分不少。
泛蓝另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宋强连弱”。宋楚瑜一直以来就十分善于选举造势，而连战却一直被认为没有领袖魅力。在这种情况下，泛蓝的候选人时常给人造成“宋强连弱”的印象，使得一些国民党的支持者担心，如果连宋当选，宋楚瑜有可能掌控实权。对此宋楚瑜不得不减少发言次数，让连战担当主角。到2003年12月时，大多数关于“宋强连弱”的担忧已经消失。
在整场选举中，泛蓝始终没有能够主导选举主轴，将焦点转移到民生经济议题上来。他们猛烈批评执政党没有执政能力，而突显自己拥有专业的行政团队，丰富的行政经验，还拉来5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他们的经济政策背书。但是尽管如此，泛蓝的这些动作都没有被媒体广泛报导，因为相较之下显然泛绿提出的“公投制宪”等议题更为吸引人。不过一些专家则认为，媒体所没有兴趣的并不等于公众就一定没有兴趣，事实上大多数人对于公投的两个题目都不清楚，他们更关注跟自己生活周遭的事情。
群众动员台湾选举的一个大特色就是动员群众举行“造势”活动。许多人相信，大型“造势”活动对于拉抬选情有很大帮助，这在大型造势活动后的民调中也有反映。但是还有一些人则认为，“造势”活动对于改变选民意愿没有任何帮助，而台湾真正的“中间选民”人数很少，所以此类活动并没有实际效果。不过两边阵营却都认为，“造势”虽然不会改变选民投票意向，但是有利于凝固自己的基本盘，并且鼓励那些倾向自己，却并不坚定或不愿意投票的选民最终出来投票。
泛绿阵营最大规模的一场“造势”活动是 2月28日所举行的“手护台湾”活动，有意仿照1990年，波罗的海三小国为争取脱离前苏联统治，达成主权独立而组成的“人间之链”。当天下午2点28分，泛绿的支持者们手牵手，沿着台1线道路，从台湾北端的基隆和平岛，一直牵到台湾南端的屏东长治乡昌隆村(取其“和平昌隆”之意)，形成一条300多公里的人龙，不少地区还出现了两、三排的人龙。参与者各出花招突显自己，仿佛一场嘉年华会。活动通过纪念二二八事件，终结悲情，赋予新意义。与支持公投，反对中国以导弹瞄准台湾，意图武力侵略等诉求，凝结支持民进党的力量。陈水扁、李登辉等人在苗栗的主会场发表讲话，再次重申反对飞弹、支持公投、维护台湾主权独立，并且鼓励民众投票支持陈水扁。主办者宣称共有220万人参加活动，不过一般媒体估计参与人数在150~200万之间。
“2、28活动”的成功不仅表现在参与的人数，更反应在此后的民意调查之中。原先绿营一直落后蓝营7到5个百分点，但在“2、28活动”之后，绿营只差蓝营3个百分点，一些民调甚至显示绿营有超过蓝营的现象。
民进党“2、28活动”令国亲两党不得不举行另一场活动来抗衡。他们在 3月13日同样发动百万支持者的造势活动，原先的主题是“反黑金”，后又改为反扁“跄声”（闽南语，意为“耀武扬威”或“叫阵”）大游行，主要是担心绿营讽刺国民党是“黑金反黑金”。
支持者在3月13日当天下午3时20分喊出“换总统”的口号。当天，连宋王马四人分别在台北、台中、高雄和桃园四个主会场。3时20分，现场群众高喊“换总统”、“3、20，连宋赢”等口号。第二个高潮则是在10多分钟后，宋楚瑜夫妇在台中率先跪下亲吻台湾土地，10分钟后在台北，连战夫妇更以五体投地的方式亲吻土地，显示自己热爱台湾。泛蓝的动员超出预期，他们宣称有300万人参加，但是大多数媒体认为参加人数在100万人左右。
电视辩论在经过民进党和国民党多次的磋商之后，连战、陈水扁终于达成协议，在 2月14日、 2月20日举行两场电视辩论会，这也是台湾历史上首次举行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会。但是2月14日首场辩论结束后，却令很多政治评论家和普通选民感到失望。双方在议题方面的辩论都避重就轻，两人却有多次针对对方的人身攻击。但是总体而言，大多数人认为陈水扁表现较好，但是连战的支持度依旧领先。
各方面对于台湾选举的公正性一直有很多怀疑，在这一次的选举中，蓝绿双方都指责对方非法操控选举。首先是蓝军称，发现由民进党执政的台北县近日销毁了56袋印错的选票，而台北县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多选票，置疑当局故意多印选票，然后发给民进党支持者，以增加陈水扁的选票。民进党对此否认，称只印错了600多张选票，其余只是裁剪选票后遗留下来的纸张。但是泛蓝仍然表示担心，称会在各投票站部署人员，现场监看投票过程。
另一方面，民进党也在 3月18日指责，泛蓝在绿军领先的南台湾展开扣压身份证的行动，他们收购一些选民的身份证，在3月20日选举结束后才归还，以降低泛绿票仓的投票率，依此达到做票的效果。对此蓝营表示自己从未采取这类行动，是地方人士自发行为，而且根本没有卷入金钱交易。
在选举进入白热化的最后阶段，台湾各界的人士都纷纷公开了自己的投票意向。中央研究院院长、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在3月18日正式宣布，支持陈水扁。李远哲在4年前的2000年总统大选中就已经挺扁，这次再度挺扁，而且与陈水扁一起召开记者会。他表示，陈水扁团队虽然执政经验不足，但是“有理想性，可塑性高”，因此继续支持。但是台湾评论普遍认为，李远哲这次的挺扁效力远不如四年前高，有些评论家甚至称他已经“信用破产”。台湾学术界很多人也批评李远哲，再度破坏学术中立的原则。
台湾商界的两名重要人物，台塑董事长王永庆和长荣董事长张荣发虽然没有公开支持连宋，却批评政府迟迟不开放三通。其中张荣发一直是陈水扁的长期支持者，但是陈水扁上台后因三通问题两人关系破裂。台商的回台投票率是历次选举中最高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支持连宋。台商投票主要是因为民进党政府长期指责台商“不爱台湾”，而且迟迟不开放三通。
台商会长估计，大约会有15万台商返台投票，可以影响30到45万张选票。很多台商早在2004年1月就在大陆台商中为所支持的候选人拉票，甚至传出在大陆举行竞选造势活动的消息，后因国台办介入，才被取缔。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大陆、香港的机场中就已经举出“中华民国国旗”和连宋的竞选旗帜，公开挺连。除此之外，居住在其它国家的台湾侨民也纷纷返台。一般认为，越多台商和侨民返台投票，对泛蓝就越有利。
3·19枪击案引发的抗议
在2004年的“总统”大选中，陈水扁以不到 3 万票极微差距击败对手连战 ，但其对手连战提出选举无效之诉；大选之前的3月19日，陈水扁与其竞选搭档吕秀莲被人枪伤，此事引起争议，包括支持陈水扁的泛绿人士当中，都有很多人认为是陈水扁高明的苦肉计。台湾旅美刑事鉴定专家李昌钰则指出，陈的伤口是枪伤造成，并且非近距离射击。但李昌钰认为由于案方现场未能及时封锁保全证据，现有证据难以进一步详细调查射击者的动机与身分。台湾刑事局专家令曾指出，从“中华民国”选举赌盘中获取暴利的作庄者(组头)为了左右情势，也有可能涉案。
3月19日下午1点45分，正在民进党票仓台南市扫街拜票的陈水扁、吕秀莲据称遭到枪击，吕秀莲膝盖受伤，陈水扁腹部轻微擦伤。根据吕秀莲本人的说法，子弹可能是先击中她的膝盖后，再弹到陈水扁腹部，两人后被送往奇美医院治疗，两人都意识清醒，没有大碍，医院外已经聚集大批民进党支持者。
“总统府”秘书长丘义仁在3点30分证实，陈吕两人遭到枪击，并表示已经找到子弹，但是没有说明一共开了几枪、找到几个子弹，以及是否已经逮捕凶嫌。“总统府”也表示已经激活国安机制，并表示不会推迟第二天的选举投票。连战也在得知消息后表示“希望他们尽早康复”。
针对这次事件，一些人已经表示有所怀疑，因为根据电视画面所见，子弹在汽车挡风玻璃右侧撞击，留下一个弹孔，但是当时陈水扁站在汽车的右侧，吕秀莲在左侧，因此子弹应该是先打倒陈水扁，再击中吕秀莲。有舆论认为，选情在枪击事件之前泛蓝声势高涨，连宋当选在望，因此认为泛蓝支持者没有理由与动机去枪杀一个即将下台的总统，而相反民进党则有可能为了选举而上演“苦肉计”。但另一方面，有人也认为，吕秀莲在上星期13日已经弄伤了脚踝，所以没有需要再为拉票而上演苦肉计。尚有舆论揣测，此为“总统”选举地下赌盘负责人差遣杀手前往狙击。
事件发生后，民进党立即宣布停止当天下午和晚上的一切竞选活动。连宋阵营也表示立即停止竞选活动，并由马英九和连战夫人连方瑀到医院探望陈水扁。此外，枪击事件发生后，台湾实时激活国安机制。
3月20日，台湾第十一任“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选举举行。由寻求连任的陈水扁与吕秀莲以不到3万票的微弱多数当选。这次的选举结果中，两组候选人的得票率是历年来最接近的，而且废票高达33万票，约为上一次“总统大选”选举3倍，因此引起了泛蓝支持者的抗议。另一“总统”候选人连战称这次选举“疑点重重”，是一场“不公平的选举”，称要提出“选举无效之诉”，并要求中选会立即查封所有票箱，进行验票。台北市高等法院在 3月21日早晨7点做出裁决，要求立即查封所有票箱。
在选举结果揭晓后，大批泛蓝支持者聚集在连宋竞选总部前，不愿散去，要求重点选票。在连宋离开后，群众持续聚集通晓，在高雄和台中也有群众聚集，抗议选举结果，甚至爆发警民冲突。在台中，泛蓝群众聚集在台中地检署前，要求立即查封票箱，台中“市长”、国民党中常委胡志强在凌晨3点30分到达现场，与群众一起静坐抗议。
在台北，新党主席郁慕明、国亲多位立法委员也来到连宋竞选总部，支持连宋关于要求验票的要求。凌晨4时，连宋律师团将25份已经签字的诉状分别递往全台25个县市的高等法院，同时开始有群众在“总统府”前聚集。3月21日上午10时，国民党“立法委员”章孝严来到“总统府”，称美国政府已经延后向陈水扁发贺电，表明美国方面也置疑选举结果。台北“市长”马英九、“行政院长”游锡坤也先后来到现场，要求群众保持理性，主动离开，但是没有效果。
泛蓝支持者宣布，他们将一直在“总统府”前广场静坐，直到全面验票。3月22日是大选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广场上聚集的群众有所减少，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愿离开，在下午下班时间，广场上的人群又开始增多。3月24日，前民进党主席许信良加入到抗议行列中，并以绝食表达不满。3月27日，蓝军在“总统府”前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大量的国亲两党支持者聚集在凯达格兰大道，抗议选举不公，并要求重新点票。
据台北市政当局估计，参与游行的民众大约有32万人，不过主办单位则称有47万人参加。根据一些报纸进行的调查显示，59%的民众反对抗争，而66%的民众赞成验票。与此同时，数百名在纽约的泛蓝支持者也举行了“纽约华人爱台湾”的集会，表示声援“3、27”大游行。此外在华盛顿等地也举行了类似的游行活动。
3月27日当晚9点，陈水扁亲自主持国际记者会，对示威事件发表强硬谈话，称“总统府”广场必须在3月29日之前完全净空，称自己不是“软脚蟹”。不过他也表示愿意立即与连宋会面。
在“3、27”游行结束后，身为台北市“市长”的马英九负责清场。在他的劝说下，大多数支持者离开了广场，只剩下上千名民众继续抗争，这些人在凌晨也陆续离开，到3月28日清晨只剩下零星的数百人。 3月28日清晨5点一刻，警方开始劝谕在凯达格兰大道上剩余的抗争民众离去，在此期间，民警发生了零星冲突。在早上7点左右，清场工作已基本完成。而部分民众则转移到中正纪念堂继续静坐抗争。
马英九柔性清场成功，赢得台湾各界赞赏。连民进党也认为马英九尽责有功，知识分子也认为，马英九不姑息“暴乱分子”、呼吁群众守法的声明，值得肯定。民进党副秘书长李进勇说，持续七天在“总统府”前的国亲两党抗争行动，前晚终于和平结束，民进党表示欣慰和欢迎。在整个事件的最后关头，负责台北市治安的马英九也尽到台北“市长”的责任，国亲两党“总统府”前抗争活动得以圆满落幕，马英九也有功劳。不过，李进勇指出，整个活动过程仍有地方值得检讨。国亲两党府前抗争原是违法集会，但身为国民党高层的马英九，却以“市长”权力批准集会，令集会从非法变成合法。民进党认为，这点值得检讨。
马英九敲定以柔性方式驱散示威者后，一千名防暴警察既没用上四年前驱散国民党总部示威者的水炮，也表现得很克制，尽力避免使用警棍，徒手将人群或拉或抬。“总统府”前示威和平落幕后，马英九出席公开活动时，神情轻松，眉头不再深锁，俊脸笑容再现。他评论清场行动时指出，这是一场没警民冲突及成功的清场行动，是一次从来没有过的柔性驱离行动，透过警员、女警及国亲两党党工、各级“议员”的劝说，民众都自行回家或移往中正纪念堂。他说，只有极少数人擦伤，他对台北市民高水准的表现给予肯定。
马英九打完一场漂亮的“清场仗”后，立即前往中正纪念堂，以蓝营干部身份向现场群众喊话，成为首名到中正纪念堂打气的蓝营重量级人物。马英九十分肯定前日50万人集会的成效，认为陈水扁是在50万群众的压力下才回应国亲两党的诉求，虽然晚了点，仍值得肯定。他呼吁群众和平理性，“手段一定要正当，这样才能获得舆论与国际的同情。”
从3月29日开始，陈文茜每晚在中正纪念堂现场主持政论节目“文茜小妹大”，使得每天晚上参加静坐的群众人数又有增加。
4月2日，台湾“高等法院”首次就国亲提出的选举无效之诉开庭审理，有一名主审法官和两名陪审法官负责，原定应在当天就可做出是否验票的判决，但是因正反双方无法就如何验票以及验票费用问题达成协议，法庭决定两方应先沟通，延期判决。泛蓝后做出让步，表示同意全面验票，而放弃之前所坚持的只验陈水扁的票，但是有关费用问题却依然存在分歧。
4月2日，7名台湾大学生开始绝食抗议选举不公，要求真相。他们自称无党派色彩，但忧心台湾选举的不公正，因此以30多名学生接力绝食至5月20日的方式表达抗议。宋楚瑜的夫人陈万水到场慰问学生。4月4日晚，在中正纪念堂前静坐的8名学生被警政署人员强行驱离，遭到泛蓝人士的强烈抗议，他们称学生们只是静坐表达意愿，并没有妨害公共治安，警方没有权力使用强制驱逐的方式。学生们在次日再度回到中正纪念堂继续绝食静坐。马英九随后也到现场向学生致意，并称他也反对警政署强制驱逐的做法，事前只是同意警方以柔性劝导的方式规劝学生停止绝食。
到 4月7日，民进党“立法委员”罗文嘉到达绝食现场，转达陈水扁的决定：将在 4月12日接见学生。但是学生们认为陈水扁诚意不够，因为此前已经表明希望陈水扁在 4月9日之前到绝食现场探望学生。他们决定将不会与陈水扁会面，并在4月9日结束了第一轮绝食活动，将发动第二轮的运动，他们称之为“四月学运”。
4月3日，国亲两党再度在中正纪念堂举办5万人的大型游行抗议活动，批评选举不公正。由于国亲的合法集会时间到 4月4日即将结束，而且之后所有的游行集会申请全部被驳回，大部分泛蓝支持者在游行活动后响应连战号召，结束了街头抗争，但是还是有数百人来到“总统府”前广场抗议，他们高唱“中华民国国歌”，要求验票，在警方举牌警告集会非法后，依然不愿意离去，在4月4日凌晨爆发了新一轮的警民冲突。
到4月3日的游行后，国民党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国民党本土派成员认为应该结束抗争活动，准备年底的“立法院”改选。但是亲民党和国民党其它一些人则认为应该继续抗争。最终的决定是在4月10日举行最后一场20万人的游行后不再举行游行活动，但是会继续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选举争议。他们同时也决定要发动连署发动公民投票，以成立3·19枪击案独立调查委员会，他们希望这个委员会能够由“立法院”的朝野“立委”、“监察院”以及检调单位三方组成，以确保调查的公正公开。不过这个提案在“立法院”已经遭到台联“立委”拦阻，只能通过公民连署然后举行公投的形式实现。
泛蓝选民对投票结果不满，称陈水扁有舞弊嫌疑，主要争议的疑点包括：
一、3·19枪击事件：国亲两党支持者认为，在3月19日之前的所有民调（无论是选前10天之前所公布的还是在选前10天所做的内部民调）都显示，连宋领先对手6到7个百分点，但是在3月19日枪击事件之后只领先1个百分点，认为枪击事件疑点重重，可能是绿军自导自演，但是民进党否认，称警方已经将事件定性为纯粹的刑事案件；
二、点票过程和废票：泛蓝支持者认为是民进党在点票过程中做了手脚，但是民进党称对方始终没有证据；另一方面，最后公布的废票高达33万张，占总投票数的2.5%，是上次选举的几乎3倍，但是民进党称选举前有人发动“百万废票运动”，因此废票有增加不为奇怪。
三、军队投票：由于3·19事件，军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蓝军质疑有至少20万军人因而无法投票，而军队一向是偏泛蓝的。“国防部”否认该项指控，指当天因战备状态而无法投票之军人仅约三万多人。
四、废票认定：泛蓝指责一些地区对废票认定的标准不一，使得很多原本是投向泛蓝的票都被认定废票，不过民进党也响应称没有发现认定标准不一的情况，而且提高废票标准是泛蓝自己在“立法院”提出并修法的。在3月21日清晨六时许，台湾高等法院裁定查封全国票柜。
与国民党高层的分歧
2004年的“总统”选举可以算是历年来最激烈的一次，选举的结果表明，台湾社会已经高度分裂，无论最终谁上台，都无法得到另外一半选民的支持和认同，许多人担心，未来的“总统”将很难推行任何重大改革计画。有人认为，无论陈水扁的中枪是真是假，全台湾已经有一半的人对此表示怀疑，即使3·19枪击事件是真的暗杀企图，那么多人的质疑也表明，“总统”的诚信已经荡然无存。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台湾的民众经过这次的大选，已经发生严重分裂。有一些人强烈支持陈水扁和台独主张，另一些却强烈地反对陈水扁，而台湾民主的体制也已经面对了新一轮的危机。
包括泛绿阵营的人在内，都承认“3·19”的两颗子弹，彻底改变了选举的结果。而这两颗子弹究竟是谁发出的，似乎成了永久的历史之谜。国亲联盟为此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抗争，自3月20日开始，天天游行不断，最多的一天，竟然有100万人上街抗争。
这些抗争发起之时，马英九的态度和国民党高层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他支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虽然国亲联盟高层告诉他，这件事整个就是一个阴谋，既然是阴谋，根本就不可能通过法律方式解决。马英九本人也认同这一点，但他仍然不同意以非法律的方式抗争，因此，当李昌钰博士做出某种勘测结论，而法院又受理了国亲联盟的诉讼之后，马英九的态度非常明确，游行应该终止，人民应该重新回到安定的生活轨道上来。
为了使社会尽快恢复稳定，4月10日，马英九不得不向台北警察下令，对不愿意离开的示威者，以高压水枪强行驱散，双方因此
发生冲突，警民双方受伤者近百人。接下来，国亲联盟向当局提出申请，每个周六均举行集会，要求“拼真相”，一直到5月20日止。但这些申请，均被马英九打了板子，没有批准。如果是陈水扁的“政府”没有批准，事情可能是另一种结果。恰恰是马英九所领导的台北市“政府”没有批准这些“拼真相”的活动，国民党高层和亲民党因此对马英九大为恼火。
对此，马英九的态度十分明确，他也认为，枪击案的原因值得玩味，当局应该成立更高级别的调查机构对此案进行调查。6月24日，马英九说，枪击案案发现场没有管制，检警人员到达时，现场已经被破坏，能够取得的物证有限，等于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案子。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出作案动机，既然此案不是政治谋杀，也不可能是意外或打错人，其中原因“非常值得玩味”。他表示，以目前的调查团队而言，案情要向上发展，非常困难，他认为应提高调查层次，让“监察院”等更高层级的单位介入，成立枪击事件“真相调查委员会”，才可能查出真相。
针对吕秀莲提出的如果“百日”到后，台“检警”不能提出合理交代，不排除行政处分的话。马英九表示惩处检警人员并不公平,陈水扁喊出的“百日破案”也没有意义，因为枪击案现场早因“延迟封锁五小时”被破坏，目前已经无法突破真相，只有尽速成立“枪击案真相调查委员会”和由“监察院”介入调查，才能真相大白。
马英九说，“枪击案的真相”要问枪击的“动机”何在？马英九表示目前民进党对“立法院”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的过程百般阻挠。国民党成立“真相调查小组”企图调阅相关文件时，也都被“国安”单位拒绝。
7月9日，台“监察院”发现台“总统府”侍卫长陈再福在“3、19枪击案”发生前15分钟手机内有查不出联系对象的通话纪录。国民党方面的“真相调查小组”召集人马英九表示，这只是检警没有触及的“冰山一角”。马英九再次呼吁，由于台“监察院”没有调查权，只有“立法”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才能还人民真相。马英九强调，调查结果不见得会对哪一方有利，“立法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也不是为哪一方的利益，而是要让人民知道真相。
同时，他也表示，他是国民党的副主席，同时更是台北市“市长”。作为国民党副主席甚至只是一名普通国民党党员，他能够理解大家的愤怒，甚至支持抗争行动。但作为“市长”，他必须将事件牢牢地控制在法律的范围之内，他不能容忍任何超越法律的行为。
有一种分析认为，2004年，连宋之所以败选，除了陈水扁那两颗子弹瞬间改变了结果，还有一个非常潜在的原因，那就是马英九。在选举之前，无论是国民党还是亲民党内部，都曾有人无数次试探连战和宋楚瑜：如果你们当选，是否仅仅只任一届？
如果当选，他们自然不会只任一届。换个新人上来竞选，把握性要小得多，说不准又输给民进党了。所以，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肯定答复。于是，分析者认为，那些提这一问题的人，其实是在考虑一件事，他们希望马英九在2008年站出来竞选，担心连宋这一届当选后，到了2008不肯给马英九让路，所以，有许多准备在2008年投给马英九的选票，不是投给了陈水扁，就是投了弃权票或者废票。
仅以台北市为例，2000年，连战和宋楚瑜分别竞选，两人总计得到1264528票，可这次他们在台北只得到897870票，流失了366658票。这些流失的票中，大多便有一个“马英九情结”。如果从这种分析上说，因为“马英九情结”而导致连宋败选，似乎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究竟是真是假，谁都无法确定。
“大选”结束后，国民党党主席的竞选又将拉开帷幕。这次传出了令人振奋的消息，马英九将竞选国民党党主席。
最早透出马英九将参加党主席竞选消息是在2004年8月。当时，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作为台湾马氏宗亲会理事长，率领20人的代表团参加马来西亚的第三届世界马氏宗亲恳亲大会。与会期间，他接受了《南洋商报》记者的采访。随后，该报发表了一篇专访文章，借马父之口说，马英九自从出生时起，父亲为他确立的人生目标便是将来当“总统”。同时，他又非常担心儿子面对许多来自党内外的阻力，“各方面对他都不友善，连宋不想放手。”
这席话出来，矛头直接指向了连战和宋楚瑜，一时间，舆论大哗，无论是台湾、香港还是大陆，各大媒体均转载了这篇文章。
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时，马英九正在美国旧金山为台北市招商，记者们自然不肯放过他，或者打电话，或者通过美国的华文媒体采访他。马英九没料到会闹出这么大一件事来，尤其是枪击案余波未尽，国民党内部许多人对马英九误会甚深，此时又冒出这么件新闻，尤其是文中指责连战宋楚瑜恋栈不肯放手的话，会令很多人反感。
得知此讯后，他立即透过自己在台北的新闻发言人，向社会公开了一份新闻发言稿，表示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将“市政”做好，别的暂时不会考虑。美国的媒体自然不肯放过当面采访他的机会，面对这一问题时，他仍然肯定地说，因为父亲不在台湾，而他又在美国，父子间还未能联系上，具体情况，他不十分清楚。至于他个人的态度，在新闻稿中已经言明，暂时没有这样的考虑。
至于选举方面，他表示最重要的是年底的“立法委员”选战，这关系到泛蓝阵营是否能继续扮演忠诚的反对力量，充分发挥制衡效果，否则台湾的民主将成为“跛脚民主”，这对台湾的前途比个人的进退问题更为重要。因此，他会在这方面有所侧重。
马英九的此次美国之行，主要是吸引美商来台北投资，他马不停蹄地走了很多地方，比如前往好莱坞的派拉蒙电影公司邀请他们访问台湾洽谈双方在电影、媒体等产业合作的可能性等。
8月10日，也就是马英九在美国接受记者采访的同一天，马鹤凌从马来西亚返回台湾刚下飞机，就被早已经等候在此的记者围住了。采访的焦点，自然是他那次和记者的谈话，关键点，一是“希望儿子选‘总统’”以及“连宋不肯放手”。
马鹤凌在机场向记者表示，这完全是一场误会，除非他自己糊涂到“莫名其妙”、“狂妄无知”才会说出那种话。其实，他是说过与连宋放手有关的话题，但意思与报纸刊登的完全不同，他说：“连宋不能放手”，因为此时还在打选举官司，如果这场官司打赢了，连宋还必须参加重选，根本不存在愿不愿放手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放手的问题。可是，报纸出来的时候，却变成了“连宋不愿放手”，一字之差，意思全变了。由于这一失误，他当时便致电《南洋商报》，要求他们立即调出当时的采访录音核对，但对方说，录音已经毁了。当他准备登机返回台湾时，报社的总编辑带着那位记者，专程赶来向他道歉。
即使如此，事情仍然没有过去，媒体还在大肆炒作此事，民进党团也趁机打击马英九，大做文章。在此情况下，马鹤凌不得不再一次站出来，就此进行“澄清”。他表示，他去参加马来西亚的这次马氏宗亲会活动之前，和儿子有过一番谈话，马英九很清楚，这几年，各地媒体都十分关心他是否竞选“总统”一事，他和父亲说好，如果有人问起此事，一律不谈。
到了马来西亚，有一位《南洋商报》的记者采访他，这位记者也是政大毕业的，和他算是校友，而且，看上去很亲善，彼此谈得很轻松恳切。马鹤凌一时放松了警惕，便和他开诚布公地交谈起来，有些相对敏感一些的问题，他也作了回应。
这位记者自然不放过有关竞选“总统”一事，马鹤凌只是回答了四个字“乐观其成”，但从未说过所谓“从马英九出生那一刻起，就已定下要儿子当总统的终极目标”等内容。他强调“自己过去从来没有讲过，以后也不会讲。”他说，连蒋中正“总统”栽培经国先生、老布什栽培小布什，李光耀栽培李显龙都不敢说“一定要我的儿子当总统”，他又怎么会如此表示，除非他是“糊涂、狂妄、无知”的人。其次，所谓“从小便定下当总统的目标”与事实也相差太远。
事情发生后，家人希望他在国外多玩一段时日，以免回到台湾受媒体围攻，马老先生当即向家人表示：“你是对我没信心？”“你的父亲不会说这种话”，他说，他一生坦坦荡荡，无不可对人言，这次他没说错话，何必躲躲藏藏授人以柄？所以，他按照原定行程，准时返回台北，并且直接面对记者的采访。
马英九的发言人也立即就此表态，在马英九出生的年代，根本就没有所谓选“总统”的事。言下之意，当时是蒋介石掌权，“总统”一职，他抓得牢牢的，别人岂能问津？在那种形势下，其父又怎么可能以此督促教育儿子？由此可见，所谓“从马英九出生那一刻起，就已定下要儿子当总统的终极目标”等语，绝对不可能是马鹤凌所说。
此事涉及到连战和宋楚瑜，有关媒体，自然会要求他们表态，连战的表态十分有趣，他仅仅只是给了媒体四个字：“风平浪静”，既公开了国民党内部对此事的态度，同时也暗示，他本人以及国亲联盟高层，根本就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第八章：开启“马英九时代”
参选国民党党主席
马英九本人第一次公开表示有意参选国民党主席，是在2005年的情人节这一天。
经历了台北“市长”任上6年多的摔打，马英九政治上确实成熟了很多。这年春节前，有记者多次向马英九求证参选国民党主席事宜，马英九并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只是说将会在节后适当时候宣布。显然，此时的马英九已经有了较为全面的打算。
2月14日，当记者再一次向他提出这一问题时，他公开表示：“为了国民党改革、未来，为了国亲合作，为了泛蓝的整合，我愿意一试。”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我肯定参选”，但“愿意一试”已经明确了马英九的态度。
在台湾政坛素以“温、良、恭、俭、让”着称的台北“市长”马英九，突然宣布径行参选国民党党主席。马英九的动作着实让国民党内部议论纷纷，不敢相信这是过去给人温文儒雅印象的马英九“应做之事”。同时怀疑马英九的“当仁不让”，是否得到连战支持，抑或是得到国民党员的支持，使他自信满满毫无顾忌？
马英九宣布参选引发议论，主要与马英九从政性格有关。马英九以31岁之龄参与机要，从事公职25年，一直是当局给他官做，自己从不强求，如果长官关爱眼神没有投向他，马英九也从不主动争取。具体事例如马英九辞官回校园，国民党为光复台北市击败陈水扁，不惜派员与马英九沟通、劝进，恳求马英九，结果遭到马英九的拒绝，直到马英九的长官出面说，“难道要全党同志跪求你，你才要下海参选吗？”
由于“跪求”效果，马英九勉为其难地接受参选。接着马英九还提出一个条件说，基于辞官回校园不参政的考虑，他要求国民党为他“诚信”原则解套，导致单纯的参选之举连忙二三个月才解决。若非台北“市长”一役马英九获胜选，马英九的政治生涯很有可能就此终结。
从这则真实事例不难发现，马英九对官位的汲求显然是被动的，不会主动争取。再者如马英九位居国民党副秘书长，内阁改组降格以求地出任研考会主委；再由研考会主委降调陆委会副主委，由正转副，与副秘书长层级相比更是连降三级，换了别人已经是干不下去，马英九居然能够忍受降调屈辱甘之如饴地接受长官派任，看得出马英九不是热衷权势之人。
也正因马英九的从政性格是接受、不拒绝，所以当马英九主动出击表态参选国民党党主席之位时，震撼了国民党。国民党内部臆测马英九参选意图有四：一、拥马英九派人士认为，马英九基于使命感有意藉参选改造国民党，以延续国民党命脉。何况国民党自失去执政优势沦为在野党之后，国民党有求于马英九，远超过马英九有求于国民党，在时异势转情势下，马英九为反哺国民党的栽培，径行宣布参选的用意除使命感外想不出其它理由。
二、拥连派人士认为，在连战未宣布未来动向时，马英九依据党章规定参选，表面上是每位党员的权利，实质上却是形同逼宫，要连战表态。诚然马英九宣布参选前曾与连有所沟通，但不表示连战同意或支持马英九参选，毕竟连战还要顾及在野党派整合情绪及国民党大佬的意见，连希望留下整合资产供下一任党主席运作。然而在马英九宣布参选后，打乱连战先前规划，此举令连对马英九的参选动作表示不解。
三、反马英九派人士认为，在连战去留问题未浮出台面之前，马英九提前宣布参选，无疑是在抢占制高点，兼以马英九透露与连战之间对于参选有过沟通，暗示连战不反对马英九的参选，无形中造成外界印象是连战为马英九背书，使其对手于猝不及防的状况下，无从查证连战、马英九之间的关系，以此逼令对手放弃与马英九竞逐。换句话说，马英九提前宣布参选的高招，必经高人指点，目的是逼退马英九的对手王金平。因为马英九清楚地知道，通过党员直选党主席，马英九比王占尽优势，此因国民党党员结构，外来与本土人口各居一半；而外来一向是动员投票率高于本土，在双方互比动员情势下，马英九既有连战的默许，又有动员优势，自然会击退对手，成为在野党派的共主。
四、元老派人士认为，正当连战在整合在野党派歧见之际，马英九的做法似乎不厚道。此因以连战的宽容胸襟可以有效整合在野党派以制衡民进党与陈水扁。再者连宋之间的既有协商，连战意由宋楚瑜出任副主席兼秘书长，待连战退休将党机器由宋楚瑜接掌。这是连战的现在进行式，孰料因马英九宣布参选及宋楚瑜要选择走自己的路，使连战的规划无形中遭到破局。故而元老派人士之所以发起挽留连战行动，乃是希望连战能为泛蓝整合留下历史定位。至于宋楚瑜、马英九之间关系，元老派人士则认为，二人瑜亮情结甚深、同构型过高，若马英九选上国民党党主席，泛蓝不要说合并，可能连合作都有问题，彼此交往绝不会如同连战时代那么密切；是以马英九未来要“光复”国民党执政优势，将有实质的困难。
有关2005年国民党主席选举，存在几个方面的悬念，一是连战是否续任的问题。如果连战有意续任，那么，国民党内的一些重量级人物，或许会乐见其成，尤其是对于泛蓝阵营的整合，将起到关键性作用。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宋楚瑜大概不会放弃亲民党主席一职，若是连战续任国民党主席，2008年连宋再一次搭档，便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是，如果换了别人，宋楚瑜是否甘于担当竞选副手？这个问题难以解决。因此，一旦连战宣布有意续任，国民党的选票投给连战的可能性，比其它人大得多。
不过，连战似乎已经有了退意，他曾有意无意地表示过，他将放弃连任。如此一来，国民党内，便有了两个最可能接任党主席职务的人，一个是马英九，一个是“立法院长”王金平。甚至早已经有说法，2005年国民党党魁之争，便是王马之争。
对于马英九宣布“愿意一试”，王金平的反应相对谨慎，他表示：“我的动向很清楚，就是全力支持连主席续任。”听到此语，记者立即问王金平，连战此前已经表态说将不再续任。王金平说：“我会请他仔细考虑一下，当前党的需要，他如果决定续任，我会支持他。”
但是，连战一再表示，自己不准备续任。在此情况下，3月17日，王金平正式向外公开，自己将参选国民党主席，并且强调，他和马英九之间，只有王马合作，没有王马之争。
就在此时，连战推动了他这一生中最大的惊世之举：国共第三次握手。
连战的“和平之旅”
自从李登辉抛出“两国论”以来，两岸关系，进入了一个极其微妙的时期，尤其是陈水扁上台之后，将“台独”牌当成他稳定其统治地位并且击败国民党的手段，一再挑衅底线，制造两岸紧张局势。而连战却一直在寻求突破困局的办法，在2005年到来之时，他终于下定决心，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迈出关键性一步。在这件事上，中国共产党表示了极大的诚意和高度的民族责任感。
3月底，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率团访问大陆。虽说江丙坤的访问被国民党称为“破冰之旅”，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连战的“试探之旅”。但是，连战也非常犹豫，因为他心里清楚，这一步一旦迈出，他可能被以民进党为首的所谓“湖北省籍”人士列为“罪人”。
早在2003年3月31日，连战曾宣布如当选“总统”将前往中国大陆进行和平之旅，陈水扁对此恶毒攻击：“大陆强调‘一国两制’，认为台湾不应该有名字，不承认‘中华民国’为‘主权独立的国家’，从不承认‘中华民国总统’，也不认为有‘中华民国总统’的存在。所谓以‘总统’当选人身份到大陆和平之旅，事实上就是‘投降之旅’。这种人如果当选就等于否认‘我们的国家’、否定‘中华民国总统’”。在后来的一次接受访问时，连战表示，这种后果，他不是没有考虑过，同时他也觉得，这件事总要有人去做。与其将此留给别人，不如自己来做。
2005年4月26日，连战率领的国民党大陆访问团一行60人搭乘东方航空公司客机顺利抵达南京禄口机场，开始了中国国民党时隔半个多世纪的大陆 “和平之旅”，访问南京、北京、西安、上海四个城市。 “这是历史性的第一步！”17时05分，连战在禄口机场停机坪发表演讲。连战说，台北和南京距离可以说不是很远，但距离他上次到南京来“整整间隔了60多年”，“实在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现场快门声响成一片，密密麻麻的摄像机、录音机记录着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面对数百名中外记者的采访，连战表示：如何能够营造两岸互惠互利、和平双赢的未来，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中国国民党访问团这次到大陆访问，愿意为这样一个目标尽绵薄之力，也希望各界人士、相关团体大家能同心协力，一起奋斗，一起努力。
应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邀请，连战率中国国民党大陆访问团，于4月26日至5月3日到南京、北京 、西安、上海参观访问。连战一行乘坐的是东方航空公司MU502航班到达南京的，这是国民党主要领导人近56年来第一次返回大陆。连战夫人方瑀，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吴伯雄、林澄枝、江丙坤，秘书长林丰正以及七十名随行人员和逾百名台湾媒体记者随同连战到达。
4月29日下午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见连战，举行了举世瞩目的“胡连会”，就两岸和平发展进行“建设性对话”。这是60年来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的首次正式对话，是继1945年8月国共两党重庆谈判之后，两党最高领导人60年之后的历史性握手，对台海和平稳定与两岸关系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锦涛和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握手这件事，不仅仅在两党历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大事，而且在中华民族史上，也是一次划时代的大事。推动这一民族大计的连战，在国民党内以及台湾岛内，一时成为英雄。在这种大背景下，国民党内希望连战续任党主席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有分析人士认为，连战此前之所以一直表示不再续任，关键在于他想完成一件大事，且心中对于此事的后果没底，所以，早已经做好了承担一切的准备。这就是他此前一再宣布不再续任的原因。他考虑，一旦国民党需要为大陆之旅付出代价的话，那么，他便独自承担一切。令他没料到的是，此事不仅没有损害国民党的利益，反而为国民党增添了光彩。此时，那么多人劝连战续任，连战似乎也犹豫起来，因此一直不曾表态。
4月3日，就在连战准备大陆之行时，马英九正式宣布参选。为此，他特别召开说明会，并且发表竞选演说。他说，自己参选的目的是要“加速国民党的改革”，“带领国民党赢回政权，重新执政”，对于未来两岸关系，他的态度非常明确，即主张以“九二共识”为基础，发展两岸关系。
他的参选口号是：“重建全民信心，再燃台湾希望”。
但对于马英九此时参选，台湾媒体以及国民党内某些人，却表示了不解，他们将此当成是马英九向连战“逼宫”。因为江丙坤的大陆之行，连战的支持率直线上升，许多国民党要员一直都在努力劝说连战续任，而连战似乎也有些犹豫，一直不就此表态。马英九显然也考虑到他难以摆平同连战的关系，所以，在公开宣布参选的同时，他又盛赞连战在党主席任内的贡献，建议国民党修改党章，增列荣誉党主席一职。
接下来的4月底，连战的大陆之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不仅得到两岸民众的一致赞扬，甚至在西方一些国家，也表示乐见两岸出现和平迹象。连战的支持率更进一步高涨。此时的台湾国民党内部，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即人们一直认为支持儿子的马鹤凌，突然宣布支持连战续任。
5月30日一大早，马鹤凌急急忙忙赶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打算拜访连战，劝说他继续担任党主席一职。不过，当时连战因事在外，未能回到党部，马鹤凌向办公室主任丁远超留话，请他转告连战：“国民党这些年好不容易在连战的领导下，全力改革，恢复党魂，远离黑金，现在的政党满意度已经是全台第一名。连战应继续领导国民党，整合泛蓝，一起打赢2008年的‘总统大选’。”他还表示，马英九没有党务经验，如果执意竞选，可能造成泛蓝分裂。他表示“我不支持马英九选党主席。”
此事被媒体公开后，马英九立即受到“议员”的质询：“家人都不支持你，你还会继续参选吗？”马英九回答说：“我尊重父亲的意愿。”有议员立即问他：“你到外面去拉票、拜票，自己的父亲却不支持你，不觉得很奇怪吗？”马英九说：“这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任何人都有表达意见的自由。”
据台湾媒体报道，马鹤凌已经不是第一次公开不支持儿子。上一次是差不多一个月前，马英九去“三军军官俱乐部”争取退休党工的选票，马鹤凌是退休党工之一，当时便坐在台下。马英九在台上拉票时，马鹤凌站起来，公开支持连战。马鹤凌的大女儿、马英九的大姐马以南像从前一样，得知弟弟又要竞选，便从美国返回，担任弟弟的助选工作。她当时便想劝阻父亲，不料父亲非常生气，当着许多退休党工的面，怒骂女儿“混蛋”，还说：“我没有你这个女儿。”
由此可见，在连战继任或者是马英九竞选党主席这件事情上面，马鹤凌和儿女确实是站在不同的立场。
国民党高层对连战的“劝进”达到了高潮。以副主席江丙坤为首的数十位中央委员联名要求连战续任主席，直到2008年“大选”。江丙坤说，王金平必须顾及“立法院”，马英九必须顾及台北市政，连战是“无业游民”一个，唯有他才能改善两岸发展，应该连任党主席担任历史重担，贯彻党务革新与改革。他说，国民党必须赢得2008年台湾领导人选举，希望连战在此之后再交棒。
随后召开的国民党中常会上，中央党部外面出现了大批支持连战的人群，他们高举标语牌，上面写着：“跪请战哥继续领导我们”，可谓情真意切。他们并非只是说说，十多位国民党大佬级人物，果然是跪成了一片，十分悲情。会场内劝进声更是不绝于耳，国民党中央委员、前台北“市长”黄大洲表示：“王院长、马市长，你们还要选的话，老实讲，民众不会了解那么多，在此时此刻对国民党伤害有多大！”他要求二人干脆别选了。
但是，连战的初衷显然没有改变。中常会后，国民党发言人郑丽文转述连战的态度：他没有参选党主席的意愿。同时表示，对于党主席选举，党内意见分歧，他始料未及，他感到忧心。党主席选举是攸关国民党深化民主的里程碑，希望选举能顺利完成。
6月1日，马英九、王金平两位参选人就参选政见进行了30分钟报告，随后限额20名中常委提问。连战勉励两人进行君子之争，间接表达“不参选”的态度。6月8日是登记参选的最后一天，连战没有领取登记表，用自己的行动表明自己“交棒”的立场。
对于连战好长一段时间里没有明确表态，媒体提出了一个极为特别的说法，他们认为，连战不表态，是希望马英九先提出退选。有一点是明确的，尽管大陆之行以后，连战的呼声很高，但如果马英九竞选，大量的支持票都会集中在马英九身上，连战若寻求续任，胜算的可能性不高。以连战的身份，自然不愿在同马英九的竞选中落败。
这恐怕仅仅只是媒体的推论，而不是连战自己的想法。连战在国民党主席任内，成功地推动了两党交流，此事成为他一生中的绝唱，往后两岸关系的任何一次推进，都以此为基础，就他本人来说，不可能再做出比这件事更加辉煌的业绩。此时激流勇退，对于连战，无疑是最好的结局。以连战的睿智，他选择不继续连任，对他自己要有利得多。至于对未来的国民党来说，由于内部困难重重，他本人似乎也难以突破这些困局，更何况，2008年，即使他参加竞选，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广泛的支持。那时，若再一次失利，他便会成为国民党的罪人，与其那时后悔，不如现在便将机会交给年轻人。
常青树和不倒翁王金平
因为连战执意“交棒”，马英九和王金平，正式走到了竞选台上。
王金平1941年出生于台湾高雄县，比马英九大9岁，1963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1969年被评为高雄县模范青年，1975年底当选“增额立法委员”，1993年出任“立法院副院长”，1999年至今任“立法院院长”。从李登辉时代过渡到陈水扁时代，王金平34岁时当选为“增额立法委员”，成为当时“立法院”最年轻的“立委”，之后他连选连任，创下“九连任”的记录，在“立法院”服务30年，在台湾政坛有“常青树、不倒翁”之称。
王金平之所以能够在台湾政坛屹立数十年，经历重大风雨而不倒，一个极其关键因素，在于他跟对了一个人，此人是国民党籍的前高雄县县长林渊源。在高雄，国民党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实力派系，被台湾人称为“白派”，最初的领导人为陈新安，继任为林渊源。王金平大学毕业后，返乡协助经营家族企业，受到林渊源的赏识，从此走上政坛。
1980年，王金平因为违反“票据法”被起诉，1986年2月被判刑6个月。这是王金平政治生涯中一次重大危机，国民党不肯再提名他为“立委”候选人，他只好以个人身份参选。结果，凭着他个人的声望，以及背后林渊源强有力的支持，获得连任。据他自己说，每当他参加竞选时，林渊源都是他的助选班底掌舵人和最积极的支持者，老县长没日没夜地四处奔波，替他拉票，比他自己参选还紧张。
不过，李登辉搞垮了国民党，宋楚瑜从国民党分离出去，“白派”也出现了分裂，一部分人加入了亲民党，使得王金平的支持力量有所削弱。
就王金平个人形象来看，他显得非常“公平”，不偏不倚，李登辉时代，他和李登辉的关系处理得很好，直到今天为止，李登辉也不曾公开反对过他。国民党分裂而李登辉被清除之后，为了增加自己的势力，李登辉看中了王金平在国民党内的影响以及在“白派”中的实际掌门人地位，一度和他过从甚密，为了拉他加入泛绿阵营，做过不少工作。
陈水扁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为了打击国民党，也为了搞好同“立法院”的关系，在王金平身上也下过不少功夫。王金平和陈水扁“政府”的关系也因此“相安无事”，此事引来泛蓝阵营的较大不满，认为王金平惯于走中间路线，是典型的“脚踏两只船”。一时间，王金平的立场受到了泛蓝阵营的广泛质疑。为了消除这种影响，王金平不得不公开宣布，他是忠贞的国民党员，对国民党忠心耿耿，没有人比他更爱国民党。
马英九参选阻力显然是连战身边幕僚与党务主管，及王金平对马英九的观感。纵然连战已经表明不续任的意愿，但以连在党内影响力而言，不容马英九轻忽。如果马英九有连战支持旋即取得参选的正当性，自可堵对手的悠悠之口；反之，连战反对马英九参选，马英九能否知难而退，顿成问题。如同马英九参选1998年台北“市长”一役，陷于“诚信”困局一般，除非长官出面解套，否则以马英九性格而言，“退选”连马英九都不会原谅自己，遑论接大位！
马英九惟一对手的王金平拥有实力相当可观，可以说是本土派的龙头老大。王金平在党内人缘之好，与马英九呈现强烈对比。王的从政性格与马英九不同，王出身地方型政治人物，于政坛广结善缘很少树敌，他的特色是常为朋友所累，但仍为朋友排除问题。王在党内人缘之好，与马英九呈现强烈对比。马英九具有“不沾锅”的洁癖，而王深具“老油条”性格。马英九两度当选台北“市长”，都不释出人事权力给国民党高层人士，或指派高层人士亲信进驻市府成为马英九团队与高层沟通桥梁。相对于王金平却不如此，他会适时释出资源给予落难朋友。也许是两人性格的差异，注定马英九、王金平的对垒，是场惨烈的竞逐，不论谁胜出，面对沉疴难起的国民党，马英九、王金平都必须肩负该党再造重任。
有人说马英九、王金平都是谦谦君子，对职位都很少主动出击，惟独这次党主席之争二人却一反常态地主动跳出来争取，其意为何？确切地说，均与2008年“总统”大位之争有关。此因王金平、马英九二人均面临仕途发展瓶颈，马英九于2006年台北“市长”任满，在民进党执政状况下，马英九将丧失政治舞台。而王金平于2008年“立法院长”任满，长达三十年的民代生涯也将画上休止符，因此为登上更宽广的舞台，王金平必须更上层楼。
在此情势下，王金平、马英九的当仁不让，各自都有不同的盘算。再者2008年“总统”大选转瞬即到，谁控制党机器，即有“提名”主导权，为登舞台与掌握主导权，纵然国民党被形容是“破落户”，但争谁当家也决定王金平、马英九之间的政治命运。是以王金平、马英九之争既是国民党的宿途，也回避不了同门兄弟阋墙之斗，争一时也要争千秋，乃是人尽皆知的事实。这也难怪连战一再暗示，希望王金平、马英九相争不要引发决裂危机，要争就要争得不难看。连战的语重心长，王金平、马英九能否听进去，外界不得而知。
7月4日，郝柏村、许历农等27位国民党将领，以及新党主席郁慕明，在出席台“中央军事院校”庆祝抗战胜利60周年活动时，力挺台北“市长”马英九参选中国国民党主席。郝柏村在会上致词时力挺马英九，他称马英九是“最关心、最了解党工的人”。郝柏村并称，马英九让他体认到，无论2008年“大选”“拿不拿得回来”，一个“新生、健全的国民党比总统还重要”，因此马英九必须当选国民党主席；但他也相信，马英九若当选党主席，不仅可协助国民党赢回2008年执政权，更“可让国民党未来长期、健康地执政下去”。这批将领的表态，无疑更增加了马英九的胜算。
马英九与王金平的对决
王金平、马英九相争既成定局，就民调数字显示，马英九赢面似略胜一筹。马英九之所以较王金平略占优势，主要有下列几项指标：一、马英九表示若担任党主席，他希望从法律角度解决党产问题。由于国民党党产过于庞大，许多党产来自于“国家”，故而每逢“选举”，对手均会以此作文章，抨击国民党是“黑金”政权，令国民党百口莫辩。为解决国民党的包袱，马英九已在构思处理相关的党产问题，希望一劳永逸地摆脱党产束缚。马英九的构思比较于王金平，王金平在“立法院”曾多次阻挡“党产条例”的付委，因为王金平认定党产是则历史问题，不能一刀切；至少要“七三开”，不能因对手的抹黑，国民党就把党产视为包袱，要解决问题可以，民进党政府不能用追溯既往抄家灭族的方式，逼迫国民党还产于民。
二、在两岸政策上，马英九认为两岸关系不是零和游戏，也不是国共问题。双方应透过民间互动交流，经贸往来，循序渐进地发展，当两岸差距拉近，歧见自然减少，彼此就能逐渐建立共识，以此化解纷争。而王金平则认为统一、独立、加入美国第51州都是台湾人民的选项，惟有人民才能主导两岸未来发展。比较马英九、王金平观点，马英九出身行政官僚系统，王金平是民意代表，因从政路途不同，双方思维及论点当然有极大的差异，也不能等同模拟。
三、在“国防外交”取向上，马英九是第一位对南海、东海开发问题提出远景的学者，表面上南海与东海争端是法律解释问题，然而南海与东海交汇处在台湾，马英九认为这两大海域均与台海周边环境息息相关，故而台湾应构思其所处的战略位置，以此确定台湾于区域安全所扮演的角色。马英九喜以战略角度看台湾，如马英九论及“美中台三边关系”发展时强调，美中改善关系并不必然对台湾一定产生负面影响，关键在于台湾如何运用本身实力，强化美中关系互动，进而使美中都能认同台湾于区域间扮演的角色。相对的王金平在“国防外交”问题上很少表达个人看法，似为美中不足之处。
四、在青年政策取向上，马英九喜欢阅读青少年读物，也常与青少年聚会，希望政治人物多关怀青少年的学习，这可能与马英九求学历程有关。而老于世故的王金平，经常周旋于不同政治团体之间，很少与青少年朋友之间来往，所以青少年对马英九认同度高绝非偶然。
马英九和王金平的对决，显然是各有优势，可谓势均力敌。
马英九拥有台湾北部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而王金平在台湾南部的地位却不可动摇。就国民党内部来说，有相当一部分人支持王金平，也正是看中了他在南部的影响力以及本土化的身份。南台湾一直都是泛绿阵营的“大票仓”，泛蓝阵营在南部能够获得的支持相对要弱得多。如果王金平当上国民党主席，在2008年的大选中，他不仅能够获得北台湾国民党的票源，也可以在南台湾获得相当的支持，胜算非常之大，这也是国民党内部选战策略的一部分。
但是，这些年来一直受到陈水扁族群政策欺压的外省族群，对于王金平的中间路线，显然心有所忌，他们或许担心王金平同李登辉以及陈水扁的关系，会给国民党带来另一次灾难吧，尤其是担心国民党内出现第二个李登辉。说实在话，目前的国民党，确实已经承受不了第二个李登辉的打击了，真的出现那样的情况，便有亡党之险。这一忧虑，使得王金平失去了不少的票源。
另一方面，所有的国民党人都知道，2008年对于国民党来说，是极其关键一年，如果这一年再不能获胜，国民党未来向何处去，就是一个大问题，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关系到国民党生死存亡的问题。
在台湾TVBS的历次民意调查中，马英九的民众支持率，一直都位列第一。这个调查并不仅仅是某一个阵营内的调查，而是将台湾政坛所有政治人物合在一起所进行的调查。在台湾十大政治人物当中，马英九的满意度是60%，“行政院长”谢长廷和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名列第二和第三，王金平排在第四。连战大陆行之后，民众满意度暴升15个百分点。换一个人，如果以这样的点数，肯定冲到第一去了，可实际上，他的排名仅仅升到了第五，排在王金平之后，这大概也是连战下定决心“交棒”的原因之一。陈水扁和宋楚瑜，分别排在第八和第九。
TVBS还进行了另外一些民意调查，比如他们分别以2008年大选为背景进行调查，假设国民党的候选人为马英九，民进党的候选人分别为谢长廷和苏贞昌，结果，无论哪一个担当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马英九的支持率均高出10个以上的百分点。同样，这项调查中，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换成王金平，结果却是王金平落后两人至少8个百分点。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内的选票会投给谁，便非常明确了。
连战曾希望这是一场“君子之争”，马英九和王金平两人，也都曾公开表态，这一定是一场“君子之争”，但在实际竞选过程中，仍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甚至在南部部分地区，出现了一些抹黑马英九的传单。这事很难说是王金平授意干的，但至少也是那些支持王金平的人干的。这很难说不是台湾地区的选举庸俗化的影响，人们担心选举之后国民党会再一次分裂，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2005年7月16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选举投票，台北“市长”马英九15日晚在台北松山烟厂举办“国民党．骉起来——选对人．2008才会赢”造势晚会，不仅马英九四位姐妹上台支持，这场选战中不曾露面助选的马英九夫人周美青也现身相挺，与马英九相拥，激起现场高潮。
马英九大姐马以南上台时，以亲情攻势告诉现场民众，国民党前两次“大选”败选都是因为改革不够，没有给民众清新形象，马英九是最能给大家年轻、廉洁形象，让大家有希望的政治人物，他二月宣布参选至今，遭遇风风雨雨，但马英九没有放弃，以坚忍的能量、魄力、改革国民党决心，坚持到底，希望党员踊跃投票、催票，支持马英九。
在民众热烈欢呼声中进场的马英九，上台后与相挺的民意代表一起举起诚恳、清新、改革力、年轻、正直、活力、清廉九项竞选诉求。马英九说，国民党若仅有理想与改革勇气，无法取回执政权，不仅没有未来，连生存都会受威胁，且将逐渐泡沫化、远离人民、走入历史，为了国民党的生存、发展，希望持续、扩大、坚持改革，协助国民党赢回二○○八年执政。马英九引用孙中山先生“须唤起民众与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名言，表示国民党要有未来，就必须唤起民众共同奋斗，扩大参与，给年轻人发挥机会，吸引年轻人加入国民党，争取年轻人、中间选民支持。
马英九说，这次选举是国民党建党一百一十年以来，第一次有竞争的党主席选举，我们绝对有信心让这次党内选举圆满完成，让全体国人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国民党。今天大家来这里，相信不只是为了支持马英九参选，而是为了支持一个理想——一个改革国民党、让国民党重新执政的理想。所以，藉这个机会，我想向大家说明我为何参选？以及如何与大家一起努力，改革国民党，让国民党浴火重生，带给人民新希望。
他说他是为加速国民党改革、重燃人民希望而参选的。他指出：民进党执政近五年来，以口号治国，将台湾带向一条错误、危险的道路。在这些日子，我们没有感受到快乐和希望，我们看到的是执政者的傲慢、民粹的泛滥，社会的对立和经济的萧条。他强调指出，二千年“总统”大选，许多支持阿扁的选民事后失望，认为看错了民进党，但也有不少选民对国民党有着恨铁不成钢的愤慨。五年来，国民党已推动不少重大的改革，但不可讳言，面对人民愈来愈高的的期盼，国民党改革的步伐还必须更大、更快。今天国民党面临的不仅是形象的问题，同时有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如果能够痛定思痛、以具体行动扫除发展障碍、建立良好的形象，国民党一定可以凝聚民气，迈向执政之路。
马英九表示，希望这次选举不仅不会使国民党分裂，反而因为候选人下乡听取党员心声、争取认同，让国民党更壮大，也希望党员明天无论风雨都去投票，支持他当选党主席。
新党魁得到的告诫之声
2005年7月16日晚21时35分，中国国民党秘书长林丰正在国民党中央宣布在中国国民党首次进行的被称为“君子之争”党员直选党主席竞选中，现任国民党副主席马英九击败另一位候选人、现任副主席王金平，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任党主席。据林丰正公布的数字，马英九在此次选举中得票数为37.5056万票，占得票率的72.4%，王金平得票为14.3268万票，占得票率的27.6%。此次选举总投票率为50.17%，与选前预估数字相近。林丰正并宣读了连战选前写好的致词，文中除祝贺马英九当选外，还呼吁党内团结。
2005年7月16日，这一天注定将成为全球华人政治政党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竞争对手——“立法院长”王金平最后关头气势如虹、迎头赶上的沉重压力之下，台北“市长”马英九逆风飞扬地以37万多票（超过对手23万多票）的绝对优势，和72.4%的超高得票率票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百年历史上第六位掌门人。
这位昔日被台湾民众称作“小马哥”的“明星”式政治人物经过24年打拼，终于提升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变成了“马大哥”，同时也开始了自己新的奋斗目标——改革国民党，力争在2008年在台湾国民党能重新夺回执政地位。年富力强，风度翩翩，稳健但不保守，锐意改革但不毛躁，马英九身上的这些优点符合了中国国民党党员们、甚至多数台湾岛内民众对一位领军人物的期许。所以，他的当选，可谓众望所归。一时间，马英九成为海峡两岸的风云人物， 55岁的马英九，作为当今世界华人社会最具人气的一位政治明星，成功当选“百年老店”国民党主席，也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近代以降褒贬不一、毁誉参半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进入21世纪，竟然也能孕育出一位近乎理想化乃至趋于完美的政治人物（当然指相对而言）；这种“近乎完美”的政治人物，在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与2000多年威权历史影响的台湾岛内和华人社会，不仅可以拥有其良好的生存土壤，而且完全能够为社会大众所接受，譬如“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马英九。
马胜王败的结局并不令人意外，但是广大国民党员全然不顾党中央明显的“厚此薄彼”，仍然用七成以上的选票护送马英九安全上垒，显示出其独立自主性之高与判断抉择力之强早已今非昔比，并足以佐证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业已出现开始复苏的征兆与迹象，同时带来了国民党在2008年重新执政的希望。更为重要的是，马英九不仅因此肩负起中国国民党实现“少康中兴”的最大期冀与精神寄托，同时也有望成为21世纪华人社会一个不可或缺、弥足珍贵的“政治图腾”。
从政治角度来看“百年老店”国民党，姑且不论其不同历史时期的胜败荣辱与沉浮得失如何，单看其111年的历史上仅仅只有五位领导人（马英九是第六个），就不难想象这个百年老党的步履蹒跚与“老态龙钟”。活力与改革对长期以来的国民党而言，似乎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奢望。因此，当它迎来一位令人耳目一新的领导人时，所受到的举世瞩目就相当自然。
马英九在“王马之争”中的优势相当明显，其七成以上的高得票率基本上与马英九担任台北“市长”多年来，一直高达70%左右的民意支持率和市民满意度相吻合，这也标志着国民党的党心所向和党员意志，业已与岛内的主流民意日趋同步。事实上，自从马英九决定参选时起即已笃定当选（除非与连战对垒才有变数）。
但是，考虑到台湾岛内和国民党内长期以来的政治生态与选举文化非常诡谲，才使得马阵营不得不谨小慎微地步步为营，以期有备无患防患于未然，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激情演出”（王阵营的表现同样不遑多让），造成了王马两大阵营的一定对立，但这也是正常的。
从整个选举过程来看，显然有违于王马双方事前所定位的“君子之争”。这也是马阵营选后感觉最为遗憾的地方：虽然实力明显占优，且最终如愿以偿地大获全胜，却赢得并不漂亮，反而让人观感不佳多所诟病。尽管如此，作为国民党历史上首次主席差额直选的“王马之争”，仍有不少可圈可点的出彩之处。
如相当多的党内精英主动摆脱省籍迷思，选择支持与自己出生背景迥异的候选人，也让党内选举成功跳出省籍情结的藩篱。像蒋孝严、周锡玮等外省精英选择挺王，而吴敦义、陈杰等本土精英决定挺马，于公于私都说得过去，无可厚非未尝不可。
毋庸讳言，这对国民党的政党形象与台湾岛内的民主政治，都是一个积极进步与正面提升。选后的民意调查即是例证：74%的台湾民众满意马英九当选，49%的政党满意度更是创下国民党在野五年来的新高。远在海外的国民党主席连战，同样高度认可并称赞此番党主席差额直选，对选举结果表示满意，对党内出现新的选举机制感到高兴，并认为这是国民党对2008年大选的一次成功操演，此后将能应对任何选战的考验。
马英九此番有惊无险地以大热姿态胜出，可用“党心不死，民意可恃”一语来形容。而马英九在选前最后一夜——7月15日晚上的造势大会中，曾经多次喊出“人心不死，改革有望”的口号，直接诉求于广大基层的国民党员，悲壮意味十足。
当时站在马英九身边的夫人周美青女士，曾流露出一副茫然无助的眼神与表情，至今令人印象深刻尤其难忘。此时此刻马英九所发出的那种强烈信息，似乎不仅在向国民党中央高层，以及一班“党国大佬”们非常露骨的“厚此薄彼”作抗争，同时也在向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作抗争：国民党需要改革，威权保守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更需要改变！
结果马英九大获全胜，而其赖以大胜的重要因素之一，却又来自于马英九固守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勤政廉洁、亲民爱民所致。与半个多世纪以来台湾岛内乃至整个华人社会众多政治人物不同的是，马英九不仅没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那种中庸保守、党同伐异、结党营私的糟粕与消极一面，而且其学养经历和学术生涯有着浓郁的西方背景。
因此，马英九本人良好的法学素养与道德修养，以及他矢志改革、锐意进取的阳光气质，使其人格特质有着明显的政治家本色而非政客面目，是近现代以降乃至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学而优则教，教而优则仕”的一个典型标榜与生动写照。
但正是马英九这样一位近乎理想甚至趋于完美（当然是指相对而言）的政治人物——严格地讲是一位在中外文化传统双重背景下“东西合璧”的理想产物和政治明星，在近年来的台湾却有着“叫好不叫座”的尴尬与无奈。
不仅执政的民进党当局和泛绿阵营视马英九为最大政敌，总欲图谋去之而后快，每每以“打马批马”为能事，就连同属泛蓝阵营的盟友亲民党，也对马英九侧目而视寝食难安。尤有甚者，国民党内乃至中央领导层亦有一股波涛汹涌的“反马”浪潮，不时兴风作浪，以期“马”失前蹄。这一切，只因为马英九“不沾锅”的个性，往往给人以自视清高的形象，致使他无法拥有自身真正的政治盟友。
多年来马英九的智囊团亦即所谓的“马团队”，其实是一个相当松散的集约型组织。“马团队”的成员多为学者专家、媒体精英，精通宣传企划、公众行销。但是这些谋士平素并不在马英九身边，而是遍布岛内各地的学界、政界和文化教育等社会各界，一旦马英九有重大选战就可“招之即来，呼之即去”。就是这样一个既不严密亦不强大的“马团队”，却在马英九参与的多次重大选战中十分有效屡屡建功。以此而论，“马团队”堪称“君子不党”——即“君子群而不党，君子和而不同”的成功范例，是一名优秀政治家为人处世、治政理政的基本要求与道德准则，更是当今世界与华人社会民主政治应有的一种大家风范，对中国大陆当前致力推动的政治文明建设亦颇多助益与启迪。
对于这样一位才情志节与形象魅力俱佳的政治明星，国民党中央诸多大佬竟然不懂得“珍惜”，难怪国民党基层党员要用选票来替全党发声了。获胜的马英九坦言，他当选后的目标是为国民党创造有利条件，让国民党成为正派、清廉、改革、有竞争力的政党。
“正派”一词一般用于对个人生活作风的评价，马英九却把这个词语用来形容未来经过改革、改造后的国民党形象，正是巧妙地把自身的个人色彩、执政风格与国民党形象结合起来，可谓匠心独具意味深长，在某种程度与一定意义上也彰现出马英九矢志推行改革路线的决心和信心。
马英九以72％的得票率完胜当选国民党新党魁后，得到的却是一片告诫之声。在国民党中常会上，马英九诚恳地向王金平六次道歉，承认自己在选举时讲了过头话，邀请“王院长”和他共治中央。王金平却有事提前退席，说不懂什么是“共治”。可是即便如此，泛蓝媒体还是一路赞扬王金平气度大。
7月29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王金平递出辞呈，辞去中国国民党副主席的职务。为了掩盖党内矛盾，马英九向媒体表示，副主席辞职是正常程序，包括他自己也要辞掉副主席，将来会续聘王金平，他的诚意不变。马英九说，不只是王金平要辞，所有副主席都要辞职，包括他自己在内也要辞。剩下的问题是续聘，他会续聘王金平担任副主席，这个诚意不变。
对于媒体报道连战返台后，单独接见王金平，还赞成王金平辞去副主席，马英九说，这是正确的，因为程序上本该如此。由于王金平8月离台度假，王马更难相见，马英九说，这不会有影响，因为王金平还会回来，到时候再谈。马英九在日前接受媒体访问时也透露，王马的僵局不排除请出连战出面斡旋，解开王马心结。尽管马英九努力想挽留王金平，但王金平去意已决。
国民党继2000年失去“政权”之后，2004年因枪击案的影响再度失手，整个党已经处在了解散的边缘。当连战决定对“选举不公”进行抗争的时候，马英九和王金平做了完全不同的选择:马英九倾向于先承认结果、再依法起诉，而王金平选择了跟随主席，不承认结果、依法起诉的同时进行体制外抗争。
马英九一直是政治明星、媒体宠儿、国民党的形象代表，几乎是2008年泛蓝获胜的唯一希望。如果马英九不在，国民党整合得再好也没有意义。因为在民主社会中，党的存在最终就是为了“大选”的胜利。
他自己也很清楚。因此在2004年3月的“选举不公”抗争中，马英九选择了和国民党保持距离，为自己、也是为了党，保留一个跨党派的干净形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从这次党主席直选结果可以看出，他的策略成功了。人民需要一个不牵涉权力斗争、没有内幕交易、一直捍卫法律的新鲜人物。这就是宠儿的正确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马英九是花，其它的国民党人都是绿叶。马英九的问题是，有的时候他过于考虑自己，例如这次党内直选，他明知必然当选，还无证据地攻击王金平“贿选”，简直就是帮民进党收集在2008年攻击他自己的材料。
这次党主席选举的结果，让马英九有机会证明他去年3月的选择是对的。但是整个党还要继续，国民党还有如泥潭般的党产、党工问题需要应付；在“立法院”，还必须靠党的“议员”去和民进党斗争；年底地方“选举”，还有恶仗要打。马英九可以控制自己的道德形象，也可以控制媒体的公关方向，但他还不会控制这个有百万党员的百年老店以及“立法院”过半的泛蓝党团。这些应该继续交给“清污老手”王金平。马英九赢得的主席更应像一个名誉主席，大家劝他让权，其实非常合理。
而04年三月之前，泛蓝群众其实一直对王金平有所警惕，因为他是本土派的领袖，而大家一度认为如果泛蓝04年选败，王金平会把自己的人马组成台湾国民党。因为泛蓝的失败看上去是一个连续下降的事件，2004年再败，那整合泛蓝就很难了。但枪击事件之后的泛蓝抗争中，一向被认为有些“圆滑”的王金平做出了一个非常让人感动的动作:坚定地站在了连战身边，制止了本土派的离心倾向。
如果说连战的抗争决定，以愤怒来聚集泛蓝基本盘的话，王金平则是在民进党和国民党本土派中间划了一条不可跨越的线。这条线的作用很大。以这次党主席直选为例，虽然马王争得也很难看，但并没有严重的省籍矛盾:马英九获得的高票没有本省外省之分。国民党这一年半，基本成功摆脱了李登辉埋下的、民进党操作的省籍话题圈套，国民党转型成一个偏右的全台湾的党。如果不摆脱这个话题圈套，国民党还是一个外省概念党，只要民进党再设局，2008年国民党还是会与“政权”无缘，毕竟外省人只占台湾人的15％。这样的转型成功，当然王金平功不可没。
因此，当党内元老们和泛蓝友人从内部民调得知马英九要大幅度获胜的时候，他们纷纷在最后几天为必然要输的王金平站台助选，甚至很多不是王金平阵营的人，都选择站在了王金平这边。连战还故意让媒体看出自己是投了王金平的一票。当王金平意识到自己输了的时候，他发现孤独的不是自己，而是马英九。有人担心他会因此分裂出去，其实，当整个党中央和整个“立法院”党团都和王金平站在一起的时候，王金平还要分裂出去做什么？这就是王金平输了，却反而获得了更多的支持的原因。
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后，陈水扁虽然送去了祝贺花篮，但内心很不是滋味。于是，民进党一方面鼓动王金平另立山头，另一方面阻挠马英九访问大陆。民进党“立委”林进兴称，象征外省族群的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象征着大多数国民党党员对本土领导人的排斥与担忧。未来，台湾政治将进一步陷入“外省”与“本土”的族群斗争中，本土派要想在国民党内成为核心更是难上加难。林进兴建议王金平带领30%的本土派党员出走，另组“台湾国民党”，或许还可以闯出一片天地，否则“包括王金平在内的国民党本土派人士继续留在党内只有两条路，其一就是永远当轿夫，其二就是只能充当被酬庸的样板。如果要在国民党内仅当‘义工’，实在太委屈王‘院长’了”。
对于马英九，林进兴直言不讳地提出，民进党应该把他作为2008年“大选”的“假想敌”。由于马英九表示当选后愿意访问大陆，18日，“陆委会主委”吴钊燮强调，马英九具有“直辖市市长”的身份，依据规定必须是参加国际性会议，并经当局相关主管机关审查才可离岛。也就是说，在台当局现行法令规定下，马英九无法比照连战的模式受邀访问大陆。
分化国民党一直是民进党的目标，在马英九当选党主席后尤其明显。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瞿海源在台湾媒体撰文指出，就个人声望而言，陈水扁从来就不是马英九的对手，历来民调都显示他输给马英九很多。从政党支持率的消长情况来看，今年2月，民进党和国民党的支持率都有所上升，国民党止住了2004年“大选”后的颓势，仅比民进党低3个百分点。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接下来，民进党渐渐输给国民党。4月连战访问大陆，岛内形势大变，民进党的支持率下降到18%，是两年来的最低点，国民党则升至24%。到了5月，民进党的支持率虽然回升到23%，但国民党此时已大幅上升到31%。这在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极少见到，甚至可以说是第一次。从中可以发现，国民党进行改革就会使民进党的支持率下降，所以国民党选出新的党主席并不是一党之事，民进党也将越来越受到它的影响。这也不是马英九和陈水扁之间声望的消长，而是政党政治竞争的结果。
追随连战任党永远的义工
8月1日，王金平在北加州达摩镇万佛圣城参访时，拈香祝祷很长时间。王金平说，他借这个机会为台湾祈福，祈求台湾能够安全、安定，两岸问题能够和平解决。他表示，祈求台湾能够安全、安定，两岸问题能够和平解决，而在与马英九的关系上，王金平表示他会尽力支持协助马英九，并会在年底的县市长选举中协助辅选。很多国民党员担心王金平如果不协助新当选的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国民党的党务工作以及选举辅选都将很困难，王金平表示，没有这样的问题，他会从旁支持协助马英九。
8月11日下午，王金平赴国民党中央，与党主席连战恳谈一个多小时，确定维持不续任第一副主席的决定。王金平说他已获得连战的谅解，追随连战任党永远的义工；但党以后有任何需要，或新任主席有任何指示，他一定会全力以赴为党奉献服务。
王金平返台时，马英九亲自去接机，王马两人气氛缓和不少，王金平是否续任国民党第一副主席，备受关注。下午约三时许王金平抵达党中央，与连战恳谈一个多小时，会后王金平说，连战对他的想法表示“尊重与理解”，但是希望他能慎重考虑。他自己决定不续任副主席。王金平说，他感谢连战4年前提名，经过16全代会任命他为副主席，新任的党主席接任后，他将随同连战提出辞呈，跟连战同进退。
王金平表示，连战已聘请他担任国民党中评会主席团主席，他说今后将以中评会主席团主席身分全心全力为党奉献与服务。王金平表示，马英九办公室已经联系要和他见面，他预估会面时间应该在国民党17全会之前。他强调，他非常乐意和马英九见面交换意见，谈党未来的问题，这是党员职责所在，但他希望马英九不要保留副主席位置给他。
8月15日，王金平在接受台湾电台专访时，首次透露了他与连战11日会谈时的内容，并再度明确表示，基于为国民党着想、考虑，他认为不接国民党副主席比较好。王金平说，他和国民党主席连战11日见面时曾向连战说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担任副主席不见得对党奉献比较大，某些时候反而会碍手碍脚；过去他担任副主席，最主要的贡献在于“立法院长”身份，而不是国民党副主席有什么能耐奉献给党。况且现在局势和过去不同，单纯担任“国会议长”合乎台湾体制，所以他决定不当副主席，而是以党员、义工的身份为党努力、奉献，让马英九依照原有理想尽情挥洒，创造国民党最美好的前途。连战最后决定尊重他的想法。虽然决定不再续任国民党副主席，但王金平表示他愿意接受连战聘任，担任国民党中评委主席团主席。
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两年多中，泛蓝人士对于马英九会更加苛责，而王金平，一定会在新的权力妥协中找到自己的地位，继续控制国民党党务和“立法院”泛蓝党团。因为只有这样，国民党才能获得2008年盼望已久的胜利。因此可以说，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其政治生涯从此步入前所未有的巅峰，与此同时，他也步入了前所未有的雷区。他当选的消息刚刚传出，媒体纷纷载文，称他未来面临几大挑战：
首先，国民党的党内团结是他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显然，因为这次选举，他和王金平之间，已经出现了一次“决斗”，虽然此前分析人士认为国民党有可能因此而分裂的可能大大减小，但双方较上了劲却是事实，选前国民党大佬包括马英九的父亲在内所担心的国民党分裂，仍然未能完全消除。国民党高层是支持王金平的，连战的选票投给了王金平，不仅如此，连战的女儿连惠心也将选票投给了王金平。据说国民党高层目前仍然掌握相当权力的一些人，都是支持王金平的，这对于马英九未来执掌国民党是不利的，甚至有可能成为障碍。今后，马英九和王金平阵营的合作，将会异常困难。
马英九上任后，泛蓝整合，是他的一个艰巨任务。泛蓝阵营的重要力量是国民党和亲民党，从某种意义上说，泛蓝整合，也就是国民党主席和亲民党主席之间的整合，然而，宋楚瑜和马英九之间，整合的可能性有多大？
当初，宋楚瑜和马英九之间，确实是有矛盾的。2000年，宋楚瑜要参加竞选，但李登辉坚决阻止，马英九支持连战，站在了李登辉的立场上，宋楚瑜是否会有点恼火？谁也不清楚。2002年，马英九竞选连任，宋楚瑜主动向马英九表示好感，要站出来为他助选，但被马英九拒绝。即使如此，宋楚瑜还是自己站了出来，甚至公开下跪为马英九拉票，舆论称宋楚瑜打悲情牌。但到了2004年，枪击案发生后，宋楚瑜是泛蓝阵营的斗士，所有的拼真相活动，均为宋楚瑜组织指挥，但最终却遭到了马英九的狙击，马英九派出警察拿着高压水枪驱散示威人群。宋楚瑜因此对马英九大为恼怒，直到2005年马英九参加党主席竞选时，宋楚瑜提起此事，仍然显得有点咬牙切齿。
马英九也知道这件事伤了很多国民党人以及亲民党人的感情，所以，2005年的纪念“3·19”一周年大游行，他也参加了，多少挽回了一点票源。此次国民党选举，宋楚瑜身在美国，但他行前用录像带的方式表示了支持王金平，而亲民党内不少人也持同样的态度。
现在的事实是，马英九当选了，这便给2008年国亲联盟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议题。如果仍然像2004年一样，两党共同推出候选人的话，那么，国民党推出马英九，亲民党推出宋楚瑜，两人将怎样搭配？无论是在台湾政坛还是在原国民党内，宋楚瑜的资格比马英九都要老得多，让宋楚瑜来担任马英九的竞选副手？虽然这样的组合，可能成为泛蓝阵营取胜的保障，问题在于，宋楚瑜是否甘居马英九之下？
台湾人对马英九的期望值
民进党可以说是一个竞选党，他们是从国民党的高压下冒出来的，所以，斗性十足，竞选战经验丰富。马英九是谦谦君子，只会一味地提倡“文明选举”，却没有太多明争暗斗的方法。宋楚瑜倒是一个好的斗牛士，可惜，他恐怕不会和马英九配对。记得有人谈到连战竞选时的一个细节，说是他的助选班子要他扮演航天员，给他弄了一套太空服穿着。他做秀之后，脱下太空服，说的第一句话便是：“若是家父还活着，看到我这样，一定会罚我的跪。”
此人同时说，马英九和连战是同一类人，他们那种绅士风度，一旦站上竞选台，既缺乏煽动力，更缺乏杀伤力。相反，台湾这些年被陈水扁、宋楚瑜、李敖、陈文茜这些人训练出来了，需要的是出口伤人的功力，这恰恰是马英九所缺乏的。
何况，有人认为，马英九比王金平容易对付，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这些年，陈水扁等人将族群对立已经搞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马英九的省籍，可能会成为他最大的障碍。尤其重要的是，马英九现在就冒出头来了，民进党有整整3年的功夫整倒他，这个时间，实在是有些可怕。所以马英九未来几年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民进党，是怎样应对未来3年中民进党的“逢马必反”。
此外，马英九上任后面临的第一件事，便是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如果在这次选举中，国民党落败，那么，马英九未来的路将更加的艰难。
实际上，以上这几大难题，仅仅只是大陆学者隔岸观火的分析，还远远没有触及马英九更为核心的危机。据台湾的有关人士分析，马英九的危机，第一在于他在台北“市长”任上，市政上的表现并不如前几任，行政能力是不如宋楚瑜的。而一旦当上国民党主席，那么，就要看他的党政能力了。此前，他一直没有直接处理过党务，这方面是否有能力，一些人持保留看法。他们担心，一旦马英九在这方面表现不佳，那么，未来的3年，便会成为他生命的滑铁卢。
有关台湾方面对马英九的分析，我们不妨部分引用一下陈文茜所做的一个节目的内容。
陈文茜最初是民进党的坚定支持者，但民进党上台后，她立即发现，陈水扁者之流，和她最初所认识的那个人完全不同了，变得异常的面目可憎。她对于陈水扁以及民进党极为失望，因而退出变成了一个无党派人士，后来又倾向国民党。她的这一改变，使得她在台湾的处境出现了微妙变化，她在台湾的电视节目，受到了民进党的围剿，多次被以各种理由封杀。在此情况下，她便来到香港，和凤凰卫视合办了一个节目。
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之后，陈文茜的节目专门邀约一批台湾人专题讨论了马英九其人。
在节目的开场白中，她说：“马英九和宋楚瑜都是外省人。李敖觉得马英九没有宋楚瑜能干，所以他不认为有任何一个外省人有能力赶越宋楚瑜当省长时候的声望。”陈文茜说，她不这样认为。她说，“我不同意李敖的看法，你只要看看李敖太太的眼睛看马英九在电视上时候的神采，你就知道马英九的票仓在哪里。连日本女人都会风靡一个韩剧的裴勇俊，如果这个事情可以成立的话，我认为马英九是台湾第一个外省人真正可以不像宋楚瑜跑遍309个乡镇，他只要维持他那个样子，完全可以征服大多数女性和年轻人。”
在节目中，陈文茜分析说，目前台湾的蓝绿阵营，几乎是五比五。虽然很多民意调查显示蓝军比较大，但实际上，很多蓝军人士更看好中国大陆，他们回到大陆之后便不想再回台湾投票了。如果他们回台投票的话，恐怕还是势均力敌。但如果马英九党内再出问题，那大概就没救了。所以，陈文茜问台湾名记董智森：“马英九自己阵营里面一定有很多评估，他们最喜欢民进党的对手是谁？”
董智森说，他们最希望的对手是吕秀莲，不希望是苏贞昌。他说：“台湾的选举很奇怪，有时候能力也不是那么重要，陈水扁也没有什么能力。台湾的选举是四年一次，有很多人看这个人是明星。现在台湾最主要的明星是马英九，他大概是一个半，陈水扁是一个，还有半个是苏贞昌。马英九碰到苏贞昌，苏会比较自卑因为他老。但是苏贞昌知道自己嘲笑自己的丑，变成很可爱。我没有头发，但是我很亮。他会用这种方式去自我解嘲，因此可以获得很多选票。”
陈文茜自己是传媒人，同时，她也是政治人，既是传媒明星，也是政治明星。因为她一直做政论性节目，所以，很多人都希望听一听她对台湾政治或者政治人物的看法。马英九当选，立即有很多媒体采访她，问她对马英九的看法，或者是对2008年的看法。面对这类问题，她便说：“不用看那么远，下个月他有党工的薪水2个亿，他有对台湾银行的负债5个亿，他当选已经负债12个亿。他如果做不到，国民党只有变成天天三点半在跑支票。国民党就成一个跳票的党，他党主席也就完了，他的党也完了，根本跑不到2008年。”
台湾著名传媒人的张启楷接过这一问题说，国民党现在的问题很多，这所有问题，全都压在了马英九一个人的身上。第一个问题，便是党产和薪水问题。第二个是人事安排问题。正因为如此，所以连他的爸爸都不支持他，希望他不要去抢这个党主席，应该让连战留下来，好好把整个党带好，他自己要专心处理好2008年。当然，张启楷也承认，如果马英九能够在这3年间将党务处理好，那他在2008年的机会是很大的。
在台湾，陈凤馨是马英九非常信任的“闻人”，那么，陈凤馨对马英九怎样评价？
她提到了不久前金庸向马英九赠书一事。她说，金庸送给马英九《倚天屠龙记》，似乎喻示马英九可能像张无忌，非常犹豫不决，个人的武功非常高超，所以大家就拥戴他去当了明教教主，后来他因为心不够狠，手不够辣，也不知道怎么去做政治判断，众叛
亲离的结果，他就拱手把明教奉送给了朱元璋。陈凤馨说：“所以我觉得金庸观察马英九观察得还蛮深路的。但马英九自己说，他觉得自己像郭靖，可是郭靖是一个死守襄阳的悲剧人物。对马英九来讲，他既不能当张无忌，也不能当郭靖，他其实要走出一条新的路。”
从这些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台湾人对马英九的期望值是非常高的，同时，作为熟悉他的人、欣赏他的人或者旁观他的人，对他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在挑剔马英九的毛病和弱点，是在拿显微镜看问题。但从另一重意义上看，台湾毕竟已经进入了一种非常时期，民主和独裁，开明和黑暗，统一和分裂，法律和专制，诸多因素纠结在一起，正在进行一场生死之战。处于这种漩涡之中，对于任何一个政治人物来说，都是一场极其严峻的考验，人们对身处这种考验之中的马英九，寄予更高的期望，完全可以理解。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马英九存在很多缺点弱点，这是毫无疑问的。而马英九面临机遇、挑战和陷阱，同样毫无疑问。未来，马英九的从政之路，是否能够走得更远，取决于他是否能够从目前纷乱的局势中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迎来“马英九时代”
马英九当选国民国民党主席，最高兴的莫过于他的家人了，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谦虚的说，他没有什么好高兴的，只是希望国民党团结，不过言谈中，十分满意马英九的表现。马鹤凌说：“我当然高兴，还要看看国民党能不能团结，能不能情势改革？”记者问：“马市长让您满意吗？”马鹤凌说：“我很满意，他学政治。”马鹤凌在言谈之中对儿子的满意，溢于言表。
外界也关心，2008年马鹤凌对马英九有没有期待呢？因此记者问：“2008年马市长要选‘总统’，那..”马鹤凌摇头说：“他选不选我管不了，也许还有比他更高明的人要选，说不定大家还是支持王金平啊，也说不定是支持宋楚瑜啊，这个我管不了。”
马鹤凌一贯洒脱，但现在却不愿意多说话。倒是在开票前的紧要关头，很少露面的马妈妈，说话了。她说：“拼了这么久，马英九终于坐上国民党龙头大位，不管未来怎么走，最替马英九高兴的，莫过于做父母的了。”
8月16日，新当选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从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邱创焕手中接过当选证书，正式踏上新的政治之旅。
邱创焕深有感触地说，国民党失去政权以来，受到不少打压和困扰，幸亏党主席连战的领导，全党同志坚强团结，才确保今天的地位。他指出，国民党作为在野党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马英九领导克服。马英九显得非常激动。他说，此刻怀着谦卑与感激的心情、强烈的使命感与意志接受党主席当选证书，感谢连战修订党章，制定党主席选举办法；感谢党员同志缔造高投票率，让他顺利当选，“在党主席选举前两三个月，全台我跑了两遍，当时感想是‘人心不死、改革有望’；当选后，我又进行团结请益之旅跑遍全台，感想则是‘人心不死、中兴有望’”。他深感自己肩上担负着重大责任，承诺未来将义不容辞地把国民党打造成正派、清廉、高效率、有竞争力的政党。接着，马英九清晰地勾勒了他的目标，指出他参选党主席就是要创造有利条件，让国民党重新执政。
不少党内大佬都参加了此次典礼，其中包括3位前“行政院长”孙运璇、李焕和郝柏村，以及国民党副主席吴伯雄和江丙坤。但党主席连战、副主席王金平和林澄枝没有到场。不过，王金平已向马英九表达恭喜、祝福之意。按照安排，8月19日，连战将正式卸任。国民党当天将召开十七全大会，大会之前先进行新老党主席交接仪式。仪式的安排简单而隆重，先由连战将象征党权的党旗交给马英九，然后发表卸任演说。马英九代表全党，发表简短演说向连战致意。接着，连战将走到党代表座位中间，接受党代表的欢呼后走到门口，接受全体党务主管的列队欢送。交接仪式后，正式进行马英九的就职典礼。马英九将向孙中山像宣誓就职，然后发表十分钟的就职演说。
8月19日，中国国民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于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开幕。两天的会期包括四项内容：19日上午连战与马英九交接党主席职务，下午讨论党纲修改案；20日上午选出中央委员，下午大会闭幕后立即召开第一次中央委员会议选出中常委。8月19日上午，连战将国民党旗交棒给马英九后，马英九正式成为国民党新任党主席。
连战以“中国国民党的复兴与再造”为题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连战将在演说中表示，8月20日是同盟会创建一百周年纪念日，十七全大会告别的召开，承先启后，有格外重大意义。根据最近一项民意调查显示，高达69%的民意认为应该政党轮替。他说，“透过大家的努力，已经为二次政党轮替奠定坚实基础，做好准备，让大家共同努力。”他指出，“台湾今天这样沉沦退步环境，身为在野党应该体认，有责任给台湾人民一个不一样的选择，不管是‘内政’、‘外交’、经济、教育、社会、文化各方面，都要有别于民进党，尤其两岸关系的互动。”
连战指出，要唤起人民热情，唾弃无能政府。连战在讲话中，肯定国民党十七全大会承先启后，格外有重大意义，国民党要从零做起，锐意革新，力挽狂澜，一定要走上民主化、年轻化、清新化、精简化、志工化，才能浴火重生，永续发展，革新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必须永恒的推动下去。他说，国民党有责任让台湾人民有一个不一样的选择，尤其在两岸关系上，要跟民进党不一样，访问大陆是对民族、人民负责所做出的关键决定。他说，身为在野党领袖，不必惧怕民粹政权，不必惧怕红帽子攻势，只要站稳人民的立场，就是最好的保障。他呼吁国民党全党同志，对于不公不义，绝不低头，对于诬蔑打击，绝不退缩，对于人民福祉，全力以赴。他说国民党要唤起民众热情，一起投入换政府、求发展、保幸福浪潮，唾弃现在无能的政府。
连战发表演说后，原本坐在台前的马英九趋前，连马两人十指交握、双手高举，共同向在党的17全党代表挥手致意。
马英九随即发表简短致词。马英九在主席致词中强调，未来国民党在他带领下，会持续7项改革，相信国民党推动改革后，一定能在2008年重新执政。马英九说，国民党不但要进行党内改革，巩固三民主义中心思想，更要建立本土化论述，让人知道国民党不是外来政党。国民党会坚决反对“台独”，会在坚持中华主体性的情况下，以两岸和平为目标，在政治、经济各方面拉近两岸距离。
马英九在致词中表示，他现在面对的，是中国国民党110年以来的光荣与传统、奉献与牺牲、顿挫与迷茫、坚持与责任；他面对的，也是一个历史现场，在这个现场，我们所做的承诺与努力，将决定未来中国国民党的命运、台湾的命运。
他指出，国民党在连战主席推动下，历经党主席直选、废除指定中常委制度等迁台以来最大的改革，未来国民党在他带领下，也会持续7项改革，包括：坚持三民主义中心思想；深化党内民主；扩大本党基础；活化党的组织；深耕本土基层；尽速处理党产，妥善照顾工作同仁；整合泛蓝政党。
深化党内民主方面，他强调，为了扩大中常会的民主，希望党代表可以从中央委员中直接选出中常委；同时也要分别赋予中常委、中央委员与党代表责任区，让他们发挥中央与地方的桥梁功能。
扩大国民党基础方面，马英九主张国民党除了重视青年，更要以正派清廉的形象，扩大争取中间选民认同。他以中央委员选举为例，说明在他的坚决反对下，请客送礼风气和过去相比已经大幅改善，希望大家能能够谨守分际，让外界觉得“国民党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
活化党组织方面，他主张国民党未来应该以“志工化”为目标，让中央“扁平化”，并朝“机动化”与“弹性化”方向调整；地方则要加强工作责任区，基层组织经营及辅选的功能。
深耕本土基层方面，国民党将以“巩固北东部，深耕中南部”为目标，除了在中常委中设置“基层公职人员”的保障名额1人；日后中常会邀请党代表列席旁听；以责任区为基础，建立副主席、中常委、中央委员、党代表与党籍公职人员与基层党员定期互动的基础，身为党主席的马英九更承诺会每月下乡和党员座谈，让国民党活起来。
在外界关切的党产问题方面，马英九也承诺，争议部分静待司法解决，不当取得的捐出去；没有争议的部分依法出售、信托或捐赠，出售党产的所得也会优先作为安置退休、离职工作同仁之用。
在和泛蓝友党关系方面，国民党也会以“尊重民意、培养互信、建立制度”三个原则为目标，在政策、法案、选举上和亲民党和新党合作，逐步整合，最后达到合并的终极目标。
马英九也特别提到，国民党未来要建立本土化论述，让人知道国民党不是外来政党，也就是建立“台湾新希望运动”的核心价值，让台湾拥有诚信政治、公义社会、活力经济、双赢的两岸关系。
对于国民党主席直选顺利完成，马英九除了感谢党工作同仁的辛劳，更特别点名感谢刚卸任的国民党主席连战，及国民党主席参选人、“立法院长”王金平。他强调，若连战没有在5年前推动党员直选党主席，国民党就没有建党110年以来，第一次竞争性的党主席选举；而若没有王金平和他进行一场公平的君子之争，国民党的声望也不会在连主席“和平之旅”提升国民党形象后，继续攀升。马英九话毕，在党代表们的掌声中，国民党主席参选人、“立法院长”王金平笑容满面的起身向会众致意。
马英九指出，国民党形象在党主席选举后，声望飙到49%，这是2000年政党轮替以来罕见的现象，不只因为国民党以真正的民主方式，产生党主席，更重要的是选举过程中提出的改革诉求，真正的打动人心，人民期待国民党能成为强大的反对党，制衡执政党的傲慢偏执；也期待它整合泛蓝群众，成为有效监督台当局的力量，这是国民党未来的使命，更是他自己无可回避的挑战。
马英九特别提到前天结案的“319枪击事件”，批评一件重大枪击案件，在现场破坏、凶手死亡、凶枪失踪、动机不明、家属喊冤、直接证据全无的情况下，竟然宣布结案。而民进党执政后，台湾的选举、教育、学术、媒体都被政治操弄破坏；经济成就倒退；两岸关系被执政者操弄成统“独”对决的战争，甚至连连主席“和平之旅”后，带回水果免关税进入大陆、大陆人士来台观光、客货运包机
可以成行等有利台湾的政策，都在执政者不想让国民党居功下，事事杯葛，让人不禁觉得“为什么会非理性到这个地步”？马英九援引狄更斯所说，我们所面对的是，“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强调执政者的蛮横无理，让台湾社会开始觉醒，人民知道执政党只要做不好，就应该换党执政，人心不死，是改变台湾最大的动力，只要我们做的好，就有机会取代他，因为“他们不要5年5000亿的汽球，要真正的牛肉”。
马英九说，每当他念到国父遗嘱第一段，都感到泫然欲泣，国民必须持续改革，只要大家遵循国父精神，从今天起卷起袖子、穿上布鞋、勤跑基层、推动改革、唤起民众、共同奋斗，一定能在2008年重新执政。
在简短发表完就职演说后，马英九随即以新任党主席身份，代表全体党员赠送连战以一张一张相片拼贴而成的巨型连战海报，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上台献花，全体党代表也起身鼓掌，在乐声衬托下，现场气氛隆重感人。连战红了眼眶，而身在台下的副主席吴伯雄、王金平也频频鼓掌致意。随即连战在马英九陪同下，向在场所有党员挥手致意，并陪同连战步出会场。连战在上车前特地叮咛马英九“成功胜利”的四字箴言。连战未来除担任国民党荣誉主席外，还将出任智库董事长，未来连战办公室将设置在智库。
第九章：坐稳“泛蓝共主”
均反“台独”的 4位副主席
19日下午，中国国民党十七全会举行第二次大会，大会通过日前中常会通过的十七全政策纲领。其中，政策纲领草案以“民主、和平、新希望”为总诉求，同时纳入党主席连战大陆行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达成的五项共同愿景，以及副主席江丙坤3月访问大陆与中共中央台办主任陈云林达成的十二项共识，还有新任主席马英九的竞选政见。
在具体政策的行动纲要中，两岸政策方面主张在“九二共识”基础上，追求两岸和平稳定关系，推动两岸共同市场，实现“三通”等。这份名为“民主、和平、新希望”的纲领共有六大项，分别为一、创造对等双赢、壮大台湾实力；二、贯彻“民主宪政”、建设法治台湾；三、创造台湾优势、振兴“国家”经济；四、建构公平社会、开创人民幸福；五、促进族群和谐、建立公平社会；六、营造清新环境、提升生活品质。
六项政策纲领中也包括六项行动纲要。其中包括，连战和平之旅达成的“胡连会”五项共同愿景，以及马英九竞选政见，皆纳行动纲要。在两岸关系方面，国民党表明反对“台独”，主张回归“九二共识”重启两岸会谈，并以“连胡会”五项共同愿景为基础，搁置政治争议，推动签订和平协议，致力经贸合作。
在经济发展方面，国民党主张：循序迈向两岸共同市场，将台湾打造成自由贸易岛；持续提升产业研发创新能力；推动精致服务业，全面开放大陆人士来台观光；发展优势农业，开拓大陆市场；平衡“政府”财政收支。
下午的大会重点讨论多项提案，其中尤以马英九所主张的《党代表直选常委》以及拥王派所主张的《党代表行使副主席同意权》最受人瞩目。除此之外，今天的全代会还将讨论党章修正案、荣誉党主席案及决议文、通过中委会秘书长等人事案，也包括讨论中常委任期由一年改为两年及党员缴交党费案。其中，党章修正案中关于废除“排宋条款”的提案被认为是促进泛蓝合并的重大一步。
国民党党章第四十三条规定，党员曾经受停止党权一年以上、撤销党籍、开除党籍或是注销党籍等党纪处分，不得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或是党主席。依照这个条款规定，当年被国民党开除党籍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如果因为国亲合并回到国民党，没有角逐国民党党主席的资格，这个条文也被外界称为是“排宋条款”。中常会也通过“排宋条款”修正案，取消受党纪处分者竞选中常委与党主席的限制，作为国民党敞开大门的政治号召。马英九在另一场合也表示，只要是过去离开国民党、愿意回来的党员，党内一定尽量排除障碍，让大家回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删除“排宋条款”，其目的就是促进泛蓝整合。
同日，中国国民党第17次全代会行使国民党副主席同意权，表决通过吴伯雄、林澄枝、江丙坤、关中出任副主席。国民党新选出的4位副主席，各有所长但均反“台独”。
吴伯雄的亲民形象深入人心。吴伯雄1939年6月生于桃园一个名门望族。1968年7月，在家人的鼓励下，他参选桃园县第四届省议员，顺利当选，正式进入政坛，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72年12月，吴伯雄角逐桃园县长成功，并在工业发展、道路建设等方面颇有建树，赢得县里各界人士的称赞。当时，蒋经国大力推行本土化政策，提拔年轻有为的台籍人士进入政坛。吴伯雄任职县长没几年，就于1976年8月被调到最大的省营事业“公卖局”任局长。1984年，吴伯雄出任“内政部长”，并很快进入国民党决策核心，成为中常委，可谓扶摇直上。不料，1988年7月，吴伯雄突然接到调令，让他担任台北市长。后来披露，这一切都是“李登辉的意思”。
本想辞职的吴伯雄忍着心中的不满，接受了任命。
在市长任内，他积累了雄厚的人脉关系，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政绩确实比较出色，另一方面也与他的亲民形象不无关系。吴伯雄在公开场合出现的时候，总是笑眯眯的，从来不会拒绝民众提出的握手、合影等要求。2000年11月，吴伯雄率领台湾世界客属总会代表团首次回到祖国大陆参加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多年来，他经常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关注福建家乡的发展。吴伯雄曾这样说道：“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台湾领导人不敢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真是不可思议，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林澄枝嫁入豪门但作风低调。她是目前国民党内惟一的女副主席。她1939年2月出生在高雄县一个大户人家，24岁时嫁给台湾前“副总统”谢东闵的儿子，进入政治豪门。1989年，50岁的林澄枝得到国民党中央的赏识，开始步入政坛，仕途发展非常顺利。林澄枝之所以能在台湾政坛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她从不与国民党内任何派系发生纠葛，凡事不出头。在担任“文建会主委”期间，她每天清晨6点起床，然后看3份报纸，重点了解外界如何评价自己的工作。如果发现有批评意见，她会马上给下属们提出来，要求改进。这种敬业精神，使她广受好评。
2000年6月，在国民党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出希望国民党能出现一位女副主席。连战经过深思后，宣布林澄枝出任这一职务。但林澄枝还是维持一贯的低调作风，很少公开讲话或在媒体露面。连战决定卸任后，林澄枝本来要随他一起离开。不过，在马英九三番四次的挽留之下，她最终决定留下来与他一起振兴国民党。
江丙坤擅长财经，形象不错。江丙坤今年73岁，出生于台湾南投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的节俭，使他从小就养成了“刻苦努力，认真负责”的性格。1960年，他考取第一届台湾“中山学术奖学金”赴日进修。为了不给家里增加负担，他把奖学金都留给了家人，自己半工半读获得东京大学农业经济系博士学位。1982年，江丙坤得到国民党高层的赏识，开始进入“经济部”工作，赢得了“国民党头号财经战将”的美誉。
亚洲发生金融危机时，他以“扩大内需”来应对这场风暴，获得一定成效，使台湾经济没有受到大的冲击。就连平日里把国民党官员骂得狗血喷头的民进党“立委”，也不得不称赞他是“最负责任的公务员”。2000年国民党失去执政权，但江丙坤的上升势头并未受阻。陈水扁几度想借重江丙坤的财经特长，拉拢他“入阁”，甚至以“行政院副院长”的职位来诱惑他，都被江丙坤拒绝。2001年底，他当选“立委”，次年2月，当选“立法院副院长”。2003年3月，又出任国民党副主席。今年3月，江丙坤率团到大陆访问，达成12项共识，在岛内赢得了普遍赞誉。
关中作风豪放，人脉很广。关中出生于1940年6月，辽宁省凤城县人，满族。1949年，其父关大成带着全家随国民党赴台后，在当“立委”之余还经商，赚了不少钱，再加上关大成为人豪爽，关家自然门庭若市。耳濡目染之下，关中也非常喜欢交际。后来，关大成生意失败，关中也陷入窘境，不得不靠送报、当家教赚点学费，他也逐渐学会了内敛。大学毕业后，关中加入了国民党。此后，他远赴美国麻省佛莱彻尔国际关系研究院学习，获得外交与法律学硕士及哲学博士学位。
1977年，关中在当时国民党组工会主任李焕的引荐下，出任青工会副主任，走上仕途，其豪放的作风展露无遗，人称“关老爷”。再加上老丈人曾任“国防部副部长”，关中在军中也有很多关系。一次，他宴请一批少壮派将领吃饭，一桌宴席上合起来竟有12颗星。1989年，关中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兼组工会主任，同年底因国民党在三项公职选举中失利，他辞去职务，后转任“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1992年，关中当选“立委”，1996年出任“考试院副院长”，现任“国发会”院长。
关中始终坚持“台湾人就是中国人”，两者是一体，不应被分化。2000年国民党失去政权后，身为“考试院副院长”的关中坚决要辞职。他表示：“没什么好说的，我不会向主张‘台独’的‘总统’敬礼。”2002年，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关中力主“国民党要重建，就做一个坚持是中国人的政党”，抛弃李登辉路线。据台湾媒体报道，自1998年竞选台北“市长”到现在，马英九已与关中合作了7年。分析认为，马英九正式接任国民党主席后，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他迫切需要可以信任的副手，党性强的关中正是理想的人选之一。而且关中擅长组织和宣传工作，在2008年“大选”之际很可能会发挥重要作用。首度出任副主席的关中表示，党主席马英九改革理念非常强烈，更感到责任重大，需要一些资深的朋友投入。关中说，他在副主席职务上是新面孔，但在国民党里面他是老面孔，服务国民党职已经28年，从“中央”到地方都服务过，未来希望对国民党、对马英九有贡献。
马英九的党务人事案也相应出台，詹春柏、陈大代等人任要职。党务新人事方面，连战党主席任内的王金平等5位副主席，除马英九新任党主席、王金平执意离去之外，空出的2席副主席位子，一席为虚位以待王金平，另一席由现任“国发院长”关中接任，预计明年17届二中全会再新任一席青年团团长任副主席。除新任副主席关中外，其它新任的秘书长、副秘书长、主席办公室主任以及秘书长办公室主任过去均出身党务组织系统。新任党秘书长一如外界所料，为曾经二度辅选马英九选台北“市长”的詹春柏；二位副秘书长，一为张昌邦留任，另一席为“国发院副院长”陈大代，陈大代过去也属国民党组工会（组发会前身）体系，长期与关中一同培养辅选菁英；新任党主席办公室主任为潘家森，过去在国民党省党部、基隆市党部及高雄市党部多所历练，战绩丰富。
２０日下午，选举产生了国民党新一届中央委员２１０名。前10名依序为卢秀燕、黄昭顺、李纪珠、许显荣、洪玉钦、连胜文、林益世、王又曾、丁守中、陈金让。11到20名依序为胡志强、王志刚、潘维刚、蒋方智怡、欧晋德、曾永权、阮刚猛、廖宛汝、李全教、蒋孝严、侯彩凤、蔡正元。本次当选的女性中央委员票数相当高，呈现“女人天下”局面，选举结果前30名中就有11位女性，果如前任党主席连战所言，“女性撑起半边天”。
８月20日晚间20时15分，中国国民党第十七届第一任31位新任中常委终于出炉，在中央委员选举中排名第二的黄昭顺得648票登中常委榜首，前党主席连战之子连胜文得625票排名第二，成为最大“黑马”。这是国民党首次由党代表直接选举产生31名中常委。
排位前十名的中常委有：“立委”黄昭顺、连战之子连胜文、“立委” 卢秀燕、“立委”李纪珠、“立委”林益世、“立委”丁守中、“国策顾问”王又曾、复华投顾董事长王志刚、“立委”蒋孝严、台中“市长”胡志强。
其它中常委分别是：“立委”李全教、“立委”洪玉钦、蒋经国儿媳蒋方智怡、太子汽车企业集团总经理许显荣、“立委”吴育升、前台北市“副市长”欧晋德、前“国大议长”陈金让、“立委”赖士葆、“立委”蔡正元、“立委”洪秀柱、政策会执行长曾永权、台北市“议员”林奕华、“立委”周守训、威京集团创办人沉庆京、中信金控董事长辜濂松、“立委”侯彩凤、劳工代表姚江临、“立委”朱凤芝、前“立委”杨吉雄、“立委”徐中雄、“立委”章仁香。
连胜文在选举结果揭晓接受访问表示，对选举结果感到惊讶，感谢党代表支持，这代表国民党肯给年轻人机会，也代表他将肩负更多责任，未来他也会在中常会提供不同观点的声音。他说，他过去陪着连战走过国民党最艰辛的时刻，一路走来，他也都照着连战的指示，脚踏实地少说话，谦虚待人。连胜文强调，他曾放弃中央委员提名，当选中常委更不代表家族政治。
中共中央和胡锦涛主席的贺电
7月1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锦涛致电马英九，祝贺他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主席，贺电全文如下：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马英九先生：
值此先生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之际，谨致祝贺。由衷期望贵我两党与两岸同胞一道，继续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而努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胡锦涛
二00五年七月十七日
7月17日下午，马英九对胡锦涛总书记的贺电发表书面谢函表示：
“本人接任中国国民党主席之后，期盼贵我两党能依循今年四月二十九日连胡会五点共同愿景，推动两党交流，促进两岸之和平、繁荣与发展，共同为谋求两岸同胞之福祉而努力。”
8月1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暨马英九主席，祝贺中国国民党第十七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贺电全文如下：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暨马英九主席：
值此贵党召开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之际，谨致祝贺！
贵我两党于今年4月共同发布了“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反映了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开启了两党交流的历史新页。由衷期望贵我双方与两岸同胞一道继续努力，坚持“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维护台海和平，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共创两岸互利双赢的新局面，造福于中华民族。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二00五年八月十九日
同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电贺连战荣任中国国民党荣誉党主席。贺电全文如下：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连战先生：
值此先生荣任中国国民党荣誉党主席之际，谨致诚挚祝贺！
先生自领导中国国民党以来，为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贡献良多。今年4月，先生率中国国民党代表团应邀来访，与我党进行交流与对话，举世瞩目。我们共同发布的“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以增进两岸同胞福祉为依归，推动两岸关系向着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贵我两党共同迈出的历史性的一步，已铭记于
两岸关系发展的史册。衷心期望与先生共同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共创中华民族光明未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胡锦涛
二00五年八月十九日
连战复电感谢胡锦涛总书记对他当选中国国民党荣誉党主席的祝贺。连战在复电中表示：
“北京一会，展开两岸两党新关系之序幕，匆已四月。此期间，承先生支持，在贵我两党共同努力下，各项有利于两岸人民福祉之措施，均在陆续推动之中，已获民众高度的肯定。海峡两岸的和平稳定发展，为贵我两党的共同责任，也是先生与永平对中华民族以及两岸人民的共同使命。
中国国民党第十七次党员代表大会，已将本年四月廿九日先生与永平共同发布的‘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列入政纲，代表本党所有同志对两岸愿景的庄严承诺。
此次大会决议聘永平为荣誉党主席，承先生来电致贺，谨申谢忱。永平所念兹在兹者，不仅为中国国民党之中兴，更是两岸和平双赢的实践。在历史长河中，机遇难得。两岸领袖人物，实应本于为民谋福之宗旨，掌握此一契机，提升人民之福祉，共创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永平仍将本一贯之初衷，以及对民族之责任，与先生共同努力，化愿景为真实。”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二十六日也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对来电祝贺中国国民党第十七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表示感谢。内容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暨胡总书记锦涛先生：
本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开幕之日，承蒙惠电祝贺，与会全体代表、本党中央委员会及马英九主席，同表谢意。
大会对贵我两党今年四月二十九日达成的“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已无异议通过列入本党政策纲领，作为今后本党两岸政策之基础与目标，已持续推动，共创台海局势之稳定，共促两岸关系之发展，共谋炎黄子孙之未来。
面临的严峻挑战和考验
马英九当选国民党新一任党主席，预示着国民党开始进入“马英九时代”，连战确定的大陆政策仍将得到贯彻，但泛蓝能否整合、2008年泛蓝军能否夺回执政权尚有待观察。
一、马英九当选是其形象与实力、国民党基层党员强烈要求夺回执政权心态的必然结果。
实力雄厚、人脉丰富的王金平发起猛烈的组织战攻势，国民党主席连战及多数中常委、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等泛蓝重要人物支持王金平，但马英九仍然高票当选，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坚强实力、清新形象和改革魄力是马英九胜选的根本因素。马英九连任二届台北市长，是国民党内唯一一位击败陈水扁的“英雄人物”，被泛蓝军称为“人气王”、“超级政治明星”和“国民党东山再起的期盼”。马英九自从政以来，形象清新，人格操守受到各界肯定，赢得多数党员、尤其是女性党员的支持。马英九承诺当选后组织青年团，任用年轻人担任国民党副主席，对年轻党员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马英九自今年宣布参选以来的民调一直领先王金平，多数泛蓝军支持者支持马英九2008年参选“总统”，就是最好的说明。
其次，国民党基层党员强烈要求改革、夺回执政权的心态，是马英九当选的重要因素。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弊端重重，组织涣散，影响力与整体实力逐年下降。尤其是国民党连续两次在“大选”中失败，即使“连宋配”也难逃失败命运。国民党基层党员期待国民党权力机构“世代交替”，渴望国民党改革，为“百年老店”展现新气象，最终在2008年东山再起，夺回执政权。马英九一贯主张国民党改革，扫除黑金，予人开拓进取的形象，给泛蓝选民以“2008年总统选举胜选”的希望，符合泛蓝选民的需要。《联合晚报》评论文章认为，夺回执政权是“泛蓝选民的钢铁意志”，马英九的魄力与形象吻合这个工具角色所应具备的条件。事实上，马英九不只在台湾北部大胜，在“本土意识”强烈的中南部也遥遥领先，甚至在王金平的老家高雄县也有3500多票的优势，充分说明在“改革、胜选”的总目标下，国民党基层党员不分地域、不分省籍支持马英九。
再次，国民党党员结构对马英九有利。国民党约105万党员中，台湾南部党员只占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而中部、北部的党员占三分之二。更主要的是，约19万坚决反对“台独”的黄复兴党部党员被视为关键票源。
第四，王金平形象不如马英九，“不排除‘台独’选项”的言论又得罪了深蓝选民，而他所擅长的组织战战力相当有限，是王金平败选的重要原因。王金平十度连任“立委”，三任“立法院长”，善于与岛内各党派、地方派系打交道，被称为“唯一一位能受连战、宋楚瑜、李登辉、陈水扁接受的政治人物”。而王金平自选战开打以来走上层路线，主打传统的组织战，依靠地方派系，给人更多的是“守成”的形象，离泛蓝选民的要求相差甚远。国民党失去政权后，不再有足够的资源供养传统组织，见风使舵的国民党地方派系不少倒向民进党。在中南部民进党执政县市，国民党地方派系更形同瓦解。与此同时，基层国民党员自主性迅速抬头，派系运作作用有限，不愿听命党中央的指挥棒。另一方面，王金平“成功策动”三位外省籍大老、百余名将领力挺，看好度迅速升高，激起挺马群众的危机意识。此次选举投票率是50.17%，而黄复兴党部投票率高达70%，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二、国民党即将进入“马英九时代”，但马英九处理党务的能力面临考验，党主席权威面临一系列挑战。
坐拥台北“市长”的行政资源，背靠国民党机器和国民党资源，尤其是坚强的民意支持，马英九在2008年泛蓝“总统”参选人提名战中抢得先机，形同通过2008年“总统”选举党内初选。
现阶段出于“安定”的考虑，马英九留任现任副主席，高层党务人事不会有大幅度变动，但未来势将对国民党权力结构进行重新洗牌，中常委、一级主管，都将在马英九的主导下重新任命或改选。国民党将因“世代交替”更加年轻化，以马英九为核心的权力运作核心将随之诞生。不过，马英九面临一系列挑战。除年底县市长选举泛蓝内部的协调、党产的处理、党工工资和退休党工的安置及国民党债务偿还等问题外，最主要的是如何处理与连战、宋楚瑜和王金平的关系。马英九整合泛蓝、夺回执政权的道路将非常艰辛。
三、王、马选举心结与裂痕不可低估。党主席选举期间，王马双方阵营竞争激烈，所谓“君子之争”演变成相互揭短甚至人格攻击，王马积怨很深。选后，王金平对马英九避而不见，坚称“追随连战脚步担任国民党终身义工”，批评马英九的七次道歉“没有诚意”，拒绝马英九提出的“王金平担任国民党第一副主席”和“王马共治”的主张。李登辉、台联党则一再挑拨离间，煽动国民党分裂。未来王金平是积极与马英九合作，实现“王马共治”，还是消极抵制，甚至以“立法院”为核心与马英九抗衡，目前都很难说，但国民党分裂的可能性不大。王、马两人非常清楚，合则两利，分则两害，国民党前几次分裂的结果，都证明了这一点。
四、“宋马情结”不利泛蓝整合，但马英九成为高票当选的“泛蓝主”，客观上增加了泛蓝整合的动力。宋楚瑜与国民党新当选的党主席马英九都是“外省籍的政治明星”，但“瑜亮情结”越来越重，这客观上不利于“国亲合并”工程的推动与泛蓝军的整合。早在2002年底台北“市长”选战期间，马英九婉拒宋楚瑜站台，并拒绝为亲民党议员候选人辅选，亲民党对马英九心结难解。2004年“总统”选后，马英九反对激烈的街头抗争，宋楚瑜毫不客气地批评马英九是“不坚持理想的失败主义军团”。此次国民党主席选举期间，宋楚瑜公开支持马英九的竞争对手、“立法院长”王金平，亲民党“立委”甚至公开帮王金平拉票；马当选后，亲民党不但不祝贺马，反而继续与王套近乎，这加深了宋马矛盾。媒体分析，由于马英九、宋楚瑜都有意参加2008年“总统”选举，但泛蓝的搭档人选不可能是两个外省人，因而未来宋马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
但泛蓝的整合不是以宋楚瑜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如果宋楚瑜违背客观趋势，有可能在泛蓝军中边缘化，其领导的亲民党有可能泡沫化。首先，国亲两党合并，马英九为泛蓝共主，夺回执政权，这是“泛蓝选民的钢铁意志”。宋楚瑜如果与泛蓝选民唱反调，“只能将自己及同僚一起吹落于历史的灰烬，永远蒙尘”。亲民党在5月14日举行的“任务型国代”选举中遭受重挫，当选席次甚至比台联党还少，这已经给宋楚瑜敲响了警钟。其次，宋楚瑜“省长光环”不再，对亲民党的领导权威正在削弱。周锡玮等宋楚瑜的得力干将纷纷倒向国民党，亲民党瞩意的一些县市长提名人自行与国民党提名人协商，就是最好的说明。再次，前不久通过的“修宪案”中有关单一选区两票制的内容，将进一步削弱亲民党的空间，客观上将促使泛蓝军选民向国民党靠拢。第四，民进党寄望“民亲合”，瓦解泛蓝军，实现“长期执政”。但今年2月“扁宋会”的背景不复存在，“民亲合”难以真正实现。不只广大泛蓝军支持者不满宋楚瑜立场游移，李登辉及其操控的台联党、岛内“台独基本教义派”也反对陈水扁与宋楚瑜合作。
五、国民党能否展现新气象、泛蓝军2008年能否东山再起有待观察。马英九当选党主席，客观而言为国民党确立民主机制、脱胎换骨带来契机。但国民党弊端重重，积重难返，马英九能否大刀阔斧推动改革，改革措施能否有效，能否得到民众认同，目前言之过早。至于新任党主席能否带领国民党夺回执政权，更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一是马英九能否化解党主席选举恩怨，能否得到各方的大力支持，实现党内团结，提高凝聚力和战斗力。二是能否有效整合泛蓝军，能否以改革争取中间选民。三是马英九是否能够突破“省籍魔咒”，得到中南部民众的认同。毕竟，国民党基层党员支持马英九，不等于中南部选民、台湾选民支持马英九。四是民进党2008年“总统”参选人的实力与策略如何。“连宋配”尚且败选，未来如果出现“分裂的泛蓝军对抗团结的泛绿军”，则夺回执政权几无可能。如果泛蓝军团结一致，尚有在2008年奋力一搏、夺回政权的机会。
六、国民党既定的大陆政策不会有大的改变。连战的“和平之旅”得到了国际社会和岛内民众的肯定。连战与胡锦涛总书记会谈之后发布的“新闻公报”的主要内容，列入了国民党十七全大会的决议，成为国民党的政纲和政策。连战交棒后，仍将是国民党智库的董事长，还担任国民党“荣誉党主席”。另一方面，马英九选前明确承诺，未来将按照连战既定的大陆政策“走下去”，选后又希望连战“继续指导”泛蓝的整合及国民党大陆政策的推动。
总体上看，泛蓝选民反对“台独”，要求推动两岸关系，连战在泛蓝军中具有较高的威望和影响，仍将在“马英九时代”发挥影响。连战确立的“反对台独”、“和解与合作”的路线将成为国民党未来大陆政策的基石，马英九领导的国民党仍将是岛内反对“台独”、促进两岸关系的重要力量。
当然，受限于省籍和其它一些因素，马英九的大陆政策仍有一些不确定的地方。马英九将“三民主义”作为国民党的核心价值，将“民主、和平、新台湾”作为国民党的政治路线，仍抱持“反共立场”，甚至“仿效民进党的民粹手段，煽动对大陆的不满”。未来马英九出于吸引本土选票的考虑，会否刻意加大所谓“新台湾”的论述，刻意保持所谓“与大陆的安全距离”，在推动两岸关系方面步伐有多大，会否像连战一样积极主动，目前都是一个未知数。
马英九担任国民党主席，意味着国民党进入了马英九时代。但马英九也面临五大考验。
考验一：如何化解王马矛盾。国民党主席竞选过程比较激烈，给党内团结带来了负面影响。如何做好党内整合，对马英九来说是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国民党曾经因为分裂，在2000年台湾“大选”中失去了台湾主政权。现在国民党又面临团结的问题，特别是马英九与王金平的矛盾，如果团结搞不好，将影响国民党今后的发展，影响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和2008年“大选”。虽然，党内矛盾出现了缓和迹象，国民党不会出现分裂，但如何整合依然需要马英九进一步拿出诚意和智能。
考验二：如何化解党内改革阻力。马英九之所以能以高票当选，与他打出改革的旗帜有很大关系。国民党是一个有百年历史的政党，内部积累了不少问题，许多党员特别是基层党员对因循守旧的现状不满，都希望国民党进行彻底改革。马英九担任国民党主席后，必须兑现他对广大党员许下的承诺，党内改革势在必行。然而，要改革就必然牵动党内利益格局的调整，会受到旧势力的阻挠和反制，国民党的改革之路不会平坦。因此是对马英九的严峻考验。
国民党改革的议题很多，如干部的年轻化、党内选举制度的改革、党产处置、中央与地方党部精简等，这些问题的处理，都牵涉到利益调整和人员出路问题。但国民党只有通过改革，脱胎换骨，改变旧的制度、旧的模式、旧的面孔，树立创新的政党面貌，才能赢得广大党员和更多选民的认可，扩大选民基础，才有希望在台湾2008年“大选”中重新夺回主政权。
考验三：如何加速泛蓝整合。马英九要在台湾政坛扩大优势，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之一就是做好泛蓝整合或合并。这项工作必须在一两年显现大体的轮廓，否则将影响泛蓝2008年的“大选”选举。从目前来看，泛蓝政党的高层对泛蓝整合没有达成共识。然而，作为马英九来说，推动泛蓝整合或合并是必然的，因为这是泛蓝选民的期待，泛蓝如果在2008年之前不能实现有效的整合或合并，还是无望夺回主政权。因此，马英九肯定会挟持旺盛的人气推动泛蓝整合。
泛蓝整合困难的是国亲整合。亲民党现在还是台湾“立法院”的第三大党，而宋楚瑜对自己在台湾政坛的作为心有不甘，总想找机会再试试，因此对泛蓝整合反应消极。国亲整合，需要马英九拿出智能来，采取各种办法化解因整合带来的不平衡心态。现在国民党已经着手通过修改党章，把“排宋条款”变成“迎宋条款”，新党中也有三人回到国民党参加十七全的中委和中常委角逐，形势比人强。但马英九要做好国亲整合，还需要继续做好化解与宋楚瑜心结的工作，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考验四：如何赢得年底县市长选举。年底县市长选举是马英九担任国民党主席后面临的第一场硬仗，这场选举对于观察2008年“总统”选举具有指标性的意义，因此，国民党和民进党都高度重视，积极布局。今年以来，国民党呈现上升势头，特别是连战访问大陆，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岛内的舆论反应良好，这种效应能否持续发酵，就看国民党能否在年底县市长选举中取得佳绩。
台北县的选举具有指标性意义，台北县国民党已经失去16年的主政权，如果能在年底选举中重新赢回来，将预示国民党2008年将会赢得台湾的主政权。台北县的人口有360万人，占了台湾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强，是台湾的第一大县，多年来民进党在这里深耕厚植，苦心经营，因此，如果在年底县市长选举中失利，将对民进党造成严重冲击，将进一步激化民进党内的矛盾，使其元气大伤。
考验五：需与中共增加共识。马英九担任国民党主席后，一定会继承连战重视两岸关系，发展与中共对话沟通的连战路线。在这一点上，马英九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并将积极发挥连战担任国民党荣誉主席和国民党智库优势，由连战继续推动两党两岸关系的发展。连战二次访问大陆的可能性极高。马英九一时没有急着访问大陆，有他自己的考虑，现在马上就要面临年底县市长选举，不仅时间上安排有困难，而且也不会在访问大陆问题上给民进党以口实，他与连战没有竞选压力不一样，他访问大陆需要考虑的问题要多一些。他要发展与中共和大陆的关系，还要进一步加深对中共和大陆的了解，双方还需要进一步沟通，求同存异，发展共识。
民进党进入了“战备”状态
对国民党和国民党的支持者来说，马英九承担着艰巨的历史使命，包括国民党的改造和中兴；两岸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整合泛蓝力量，夺回“政权”。同时，马英九也带来了希望。据台湾《中国时报》20日的民意调查，国民党支持率达四成，超过民进党的三成七，远远超过亲民党及“台联党”。有四成五以上的人看好马英九，并认为他可在2008年的选举中击败民进党，让国民党重新“执政”。调查显示，民进党内只有党主席苏贞昌、“行政院长”谢长廷可与马较量，认为苏贞昌能赢的人占20%，认为谢长廷有胜算的只有17%。
马英九引起了民进党的焦虑。到2008年，马英九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无可动摇了，可民进党方面，虽然各路人马摩拳擦掌，但是一切还在未定之数，最主要的，还须看陈水扁的脸色。对于陈水扁来讲，民进党内的“总统候选人”越晚定越好，早定他就早“跛足”，因为到时候他的影响将一落千丈。
陈水扁的接班人历来被总结为“三王一后”：今年刚辞职的前民进党主席、现任“行政院长”苏贞昌、前“行政院长”谢长廷、现任民进党主席游锡堃和“副总统”吕秀莲。马英九成功树立泛蓝共主形象之后，必然会给历来明争暗斗的四人带来压力。他们这番争斗正是陈水扁所不愿意看到的。试想，陈水扁任期直至2008年，如果民进党过早定出下一任“总统候选人”，那陈水扁往哪里摆？这也就是现在陈水扁所天天担心的“跛脚”。
“县市长”选举落败之后，民进党内要求提前明确陈水扁接班人的呼声也会越来越高。党内新生代代表罗文嘉虽然竞选台北县长失败，但他发起的“新民进党运动”仍然赢得众多支持，被中生代推举为党主席候选人，“逼宫”的势头相当明显。从“三王一后”的力量分布来看，真正的对峙还是应该在谢长廷和苏贞昌之间。游锡堃没有个性，不符合选举社会要求；吕秀莲公众形象欠佳，很难和马英九抗争。只有谢长廷和苏贞昌，既有地方执政经验，又有党内背景，实力足以一搏。
其中苏贞昌的特点是冲劲十足，虽然因为“县市长”选举落败而去职，但民进党党主席本来就是一个虚职，概念和马英九的国民党主席完全不同，从62%这个仅次于马英九的民意支持度可见一斑。而谢长廷的最大问题在于素来与陈水扁不睦，本来“行政院长”这样的职务，就是费力不讨好：因为一方面要不断受到反对党主导的“立法院”杯葛，一方面是民众发泄怨气的第一落点。台湾自李登辉时代以来的历任“行政院长”，鲜有民望好的。
谢长廷上任以来，表现尚属中规中矩，不乏与陈水扁稍稍偏离、发出自己声音的决心。但是此次被“县市长”选举殃及池鱼，卷入“内阁”改组风波。从陈水扁公开否认曾经挽留过他就可以看出，如果民进党一定要提前定一个接班人，陈水扁也不愿意看到谢长廷的名字。最终，谢长廷只得黯然辞职。其实，在台湾这样典型的选举社会，民进党除了要找到能在2008年和马英九匹敌的人物之外，最好提前想一想2008年的议题。届时如果依旧停留在“拿马英九的外省籍做统‘独’文章”的阶段，民进党不论派谁出来，都必败无疑。
虽然陈水扁对马英九的就职演说评价为“不过如此”，但据台湾《联合报》报道，为应对蓝营开启“马英九时代”的新局面，绿营进入了“战备”状态。陈水扁20日夜晚在台北宾馆宴请党内高官，化解党内因接班问题造成的矛盾。有与会人士表示，为了营造“团结气势”对抗马英九，与会人士不仅难得地拼酒“搏感情”，还轮流唱歌、讲笑话，一桌十几人喝掉7瓶酒，陈水扁也干了好几杯。
马英九与陈水扁的斗争进一步激化。由于马英九提出“连结台湾论述”，陈水扁8月25日上午提出“三个决心”供马英九参考，国民党发言人郑丽文25日提出“三要”响应陈水扁，她指出，有关一中原则，请陈水扁不要忘记他是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就职，遵照誓言，遵守“中华民国宪法”，回归“宪法一中”原则。马英九则以“谢谢指教”带过，并强调对于陈水扁利用媒体传话的方式将不再响应。马英九说，陈水扁透过媒体呼吁他扬弃“一中”迷思才能与台湾连结，他表示因为“宪法”本身只有一个“中华民国”，没办法扬弃，这点请陈水扁“体谅”。
陈水扁“三个决心”是：第一、决心彻底扬弃“一个中国”的迷思，才能真正连结台湾。第二、决心积极摆脱朝野政党恶斗，才可能开创两岸和平。第三、决心诚实面对党产历史问题，才可能唤回社会公义。
国民党提出的“三要”是：第一、要遵守“中华民国宪法”。第二、要坦承面对扁自行挑起的内部族群恶斗。第三、扁政府打压国民党处理党产，要请扁反躬自省。
有一点我们要注意，马英九“一个中国”原则的定义仍旧和以前一样没有变化，他虽然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九二共识”，但他的理解和我们理解是有区别的。马英九在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表示，他对台湾主权的主张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但两岸在九二共识的解释上有落差，他说，大陆方面把“九二共识”认为是一个中国原则，我们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但依照‘台湾宪法’的解释，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大陆方面所说的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据我们的“宪法”无法承认它。他还说，两岸讨论统一时机未到，他也不会急于去大陆访问，同时马英九指出，两岸间的经贸及文化交流，并不受主权定位影响。
此言一出，大陆民众无不瞠目。众所周知，在新近台湾蓝绿两大阵营对决的“三合一选举”中，23席县市长席位，国民党拿下14席，其它泛蓝势力拿下3席，民进党拿下6席，从结果上看，可谓是国民党大胜，马英九已然成为泛蓝新的‘共主’。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次选举将直接影响到2008年的台湾“总统”选举，这对台湾未来的政治走向和两岸关系的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台湾问题又是重大的原则问题，近年来，民进党强行撼动两岸关系，企图分裂中国，其结果是引来了全体中华民族的唾弃。现在两岸关系正在逐步得到改善，台湾问题也正趋于平静，马英九何以要在一池清水中投下一粒石子？着实让人感到费解。
其实，马英九的话是一箭三雕。在这里他巧妙地打了三张牌。
第一张是“换位思考牌”。马英九的“一中各表”，其目的是想模糊“一个中国原则”的是非界限。他所用的依据是台“立法院”的“国家统一纲领”和“中华民国宪法”，这个纲领和“宪法”对两岸关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在“一个中国”上又存在分歧，他一再强调台湾“政权”的存在，是提醒大陆正视台湾的现状。这种逻辑思维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无论从人口数量、土地面积、还是国际关系的地位上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更何况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在大陆，中华民族的根在大陆，历史也好，现实也好，“一个中国”的原则不存在争议，也不容许争议。而马英九却对此视而不见，仍旧抱残守缺地有针对性的“解释”“一个中国原则”，这显然是十分危险的，也是注定不现实的。
第二张是“防范牌”。国民党为了夺取台湾“政权”，已经认识到“台独”思维的负面影响，所以在两岸关系上不断的向缓和紧张趋势方面靠拢，以便争取民意，进而摧毁民进党的“台独”大厦，从这一点上来说，是值得我们称道的，这不仅可以扩大其政治空间，而且还能使台湾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大潮中不至于被边缘化，但与此同时，马英九还在千方百计的扼守所谓的台式“民主”价值观。表面上希望加强两岸合作，但心底里又害怕大陆的统战政策进一步渗入台湾。所以他采取了和大陆玩太极推手，一方面，凭借其个人的政治文化思想，运用擅长捕捉民意的能力，成了目前台湾最具人气的政治家，使得台湾人民本无所依归的心理，逐渐归附于国民党，而另一方面又不愿直面大陆，对大陆的对台政策采取适当回避的态度。其实我们都知道，台湾的“民主”是不健康的民主，“台式民主”导致了极端化的自我中心，“立法院”打架、政府滥用职权、民意代表过度膨胀等等，这些都让我们怀疑台湾的民主到底怎么了？
第三张是“未来牌”。马英九说两岸讨论统一时机未到，目前台海两岸之间最重要的是“加强交流、创造条件”。马英九有其个人想法，一方面他会依循连战希望与大陆交好的愿望，与连战时期相比，马英九时代的大陆政策将会更富弹性，以至于呈现一些新特点，严肃的政治问题将会采取回避方式，其综旨是有限度的改善两岸关系，但在经贸关系上会有所发展，而且台湾经济也会越来越依赖于大陆。据统计，大陆05年对台贸易逆差已达512亿美元，台湾企业目前在大陆的投资近1000亿美元。在经济上，台湾不敢失去大陆，这也是马英九不得不打未来牌的一个主要原因。
一点我们该明白，马英九公开声明自己不沾“台独”，在这种情况下还以高票当选，说明台湾的民众对台独认知并不是想象的那么高，很多人内心深处还是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但我们必须非常清楚的认识到，马英九赞成一个中国，这个中国是指“中华民国”——也就是要搞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与自由。马英九在美国留学7年，是典型的“海龟”，对美国有很深厚的感情。马英九要搞的其实就是美国的那套“民主制度”，这在中国肯定是行不通的，东欧和前苏联的剧变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和经验，资本主义在许多地方是走不通的，在落后地区，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能把经济搞上去的正确道路！
但从马英九的话中，我们或多或少可以解读出马英九领导下的国民党在将来台湾政治社会中的一些信息，我们没必要为他一时一事的言论作出过敏反应。但有一点，我们必须保持对两岸关系的不确定性的清醒认识却是十分必要的。台湾问题是涉及到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国家安全与统一的根本利益的战略问题。在这核心问题上，中国大陆肯定不会作出任何让步。
当然，马英九能赞成“一个中国原则”，面对国际的强权形势，面对台湾的黑金政治，能看到在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抵制分裂，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不受第三者挑拨，那就是台湾的万幸，也是中华民族的万幸！
马英九的险招和高招
到了年底，台湾各个党派都在摩拳擦掌，准备在“三合一选举”中一博。为了这场两大阵营对决的选举，马英九采取的是地毯式“游击战”，从北到南跑遍了全台所有县市，甚至为此舍弃了原来声势浩大的旅游巴士，改用机动性强的九人座吉普车。在就任党主席不足四个月的时候，县市长选举投票之前36小时，他宣布这次选举如果国民党不能过半，将请辞党主席。他将自己的前途与多数国民党县市长候选人绑在一起，成功地将其个人影响力转移到候选人身上。尤其是“不过半请辞”的策略，成功催动了政党意识不强、却对他有所期待的中间选民，瓜分了一部分对陈水扁当局失望的“浅绿选票”。同时，这也提升了泛蓝选民的凝聚力。次日，民进党主席苏贞昌也说，如果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少过十席，或失去台北县，他也将辞去民进党主席，一时间，本来一场地方选举，变成了中央级的国、民两党政党对决。有人疑惑不解，马英九好不容易选上国民党党主席，并且是2008年台湾总统选举的国民党的准候选人，犯得着冒这个风险吗？
其实，马英九这一招既是险招，也是高招：以目前台湾的选举态势而言，马英九此次以个人政治生涯作赌来催票，应有６０－７０％的胜算。即使国民党未能胜出，马英九被迫辞职。那么此举也有意义：１、有利于泛蓝整合。接任马英九的会是谁？不出意外应该是王金平。大家知道王马之间的误会尚未完全消除，如果王金平接任，无疑他是欠了马英九一个大大的人情，以前的芥蒂应该是一笔勾销，而且会团结得更加紧密。如果王金平任国民党主席，那么２００８年泛蓝的“总统”候选人是谁，应该还是马英九，而且由于此次马英九的被迫辞职，那时泛蓝、浅绿“马迷”的投票意愿会高涨，对马英九竞选“总统”非常有利。马英九这一招，逼得泛绿不得不效仿。“自损八百，伤敌一千”，对于打击泛绿士气有利一场台湾的“县市长”选举，马英九率领国民党在台湾第15届“县市长”选举中一路横扫千军，在23席中抢下14席，国民党大胜，许多县市绿地换蓝天，进而一举奠定了他的泛蓝共主地位。这场胜利，意味着国民党从此摆脱弱势地位，也意味着国民党已有机会问鼎2008年大选的胜券。 “为什么要把我的政治生命投进去？很简单，我需要很大的胜利，使我取得很大的动力可以推动改革。”05年12月5日，台湾“县市长”选举后第二天，马英九这样解释他立誓“国民党席位不过半就辞职”的原因。
在国民党主席和台湾县市长这两场选举中，高涨的民意是马英九取胜的关键。TVBS电视台最近对台湾政治人物声望满意度的民意调查显示，马英九以80%的满意度高居榜首，然后是苏贞昌62%、王金平55%、游锡堃41%、吕秀莲33%、宋楚瑜28%、谢长廷23%、李登辉22%、陈水扁10%。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英九在声望满意度方面，除了在国民党获得97%支持、在亲民党获得89%的支持，还获得58%的民进党人支持。
凭借高民意取得县市长选举大捷之后，马英九在党内的势力基本稳固。王金平乃至宋楚瑜的不少支持者纷纷向他示好，形势似乎一片大好。但对于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党来说，民望不错的小马哥的政治手腕，还是显得过于稚嫩清涩。用一句大陆的话来说，马英九真正的硬仗还在后面。尤其是国民党的党内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县市长选举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国民党一举转变为一个善于选举的政党。2008年，如果仅仅依靠马英九的超高人气和民众对民进党的不满，国民党仍无绝对胜算。
事实上，当国民党夺得2／3“县市长”席位，取得“大胜”之后，马英九才真正开始面对“推动改革”的压力。马英九所要推动的改革，在党内，是要“确立正派、清廉、有竞争力的路线”；在整个泛蓝阵营，就是国亲两党的整合。他把国民党改革与自己的“总统”竞选之路绑在一起时，“改革成功”已成为了他问鼎“总统府”的惟一选项。
在马英九的改革计划中，首先要去除的是国民党的“黑金”形象。他用“清廉、勤政、爱民”来描述他理想中的政党伦理，而对胜选的国民党籍“县市长”们，他则叮嘱“不要让国民党好不容易擦亮的招牌蒙羞”。
12月7日，马英九邀“县市长”当选人到国民党中央进行“廉能宣誓”。“县市长”当选人们在孙中山遗像前举起右手，宣誓“选举不买票，执政不贪污，问政不腐化”。国民党中央还进一步成立“廉能委员会”，对地方“县市长”实施党内监督。
05年8月，马英九凭借在基层民众中的人气，入主国民党。同样依仗这些来自基层的支持，马英九带领国民党，横扫台湾各县市。但是，进入到国民党改革的实质阶段，仅凭感召基层的政治魅力，马还会一帆风顺吗？
国民党中生代代表、台中“市长”胡志强，建议国民党中央定期召开“县市长联谊研讨会”。 胡志强所要求的，是国民党中央对地方施政更多的支持，而不仅仅只是“廉能”的“监督”。实在的政绩，才是国民党展现新形象、赢取民众更大的支持并进而夺回失去8年的政权的重要筹码。
国民党改革必然要触及的，还有中高层的人事。相较于王金平，马英九在国民党中高层干部的支持面明显落了下风。而推进改革，去除“黑金”，恰恰也正要触动中高层的干部。目前国民党的高层人事的核心存在于马英九和王金平之间。两人的互动冰冻三尺，而这又会不会成为国民党改革的最大阻力呢？
更广泛意义上的改革是整个泛蓝阵营的整合。经“县市长选举”，马英九成为“泛蓝共主”。对马英九和国民党来说，整顿已边缘化了的亲民党和新党的力量，为国民党所用，成为当然的议程，亲民党在“立法院”的32个议席足以左右议会党派政治的格局。
亲民党在这次选举中，只争到1个县长职位，与国民党讨价还价的资本大大减少。亲民党“议员”林郁方说：“回国民党是我的权利，也是我的责任。”他的党内同志孙大千也说，如果国亲两党合并一两个月内没有结果，“到时候就看着办！”
反对国亲两党合并声音最响的是亲民党副主席张昭雄，他放下重话：“国亲两党合并之日，我同时退出政坛。”宋楚瑜的态度是：“如果国亲两党真能合并，就算没有位子，从此退出江湖，我也不在乎。”
刚当选为台北“县长”的周锡玮当年入亲民党，后来带头重回国民党，扮演了沟通国亲两党的角色。12月5日，他专程拜访宋楚瑜，而7天后马英九和宋楚瑜的会晤，可能就是他这次拜访的结果。
12月12日晚，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长谈了4小时。宋楚瑜说，他和马英九就重大问题“无话不谈”，而个人利益的问题，“一句话也不会谈”。不过，双方实际取得的共识仅是“合作”还不是“合并”。《会谈公报》说“两党目前以加强合作为优先考虑”，而会谈后，马英九甚至用上了这样的外交辞令：“希望未来类似的会谈能推进双方关系。”
加强合作而不谈合并，台面上的理由是两党合并的一系列“法律问题尚未解决”。其实际原因，如《中国时报》指出，“宋（楚瑜）在乎的是能否维系亲民党主体性，包括未来县市长、立委提名机制建立，”而“马英九泛蓝地位渐巩固，合并并无急迫性，现阶段重点是党务改造。”
“宋楚瑜的位置要如何处理？这是非常实质的事。”王金平直接点中另一个要害。宋楚瑜说“退出江湖也不在乎”，但他的幕僚正谈论宋楚瑜竞选下任台北市长的可能性。然而即便宋楚瑜肯屈尊，国民党还没给出一个哪怕是口头上的“支持”。有人提醒提醒国亲两党合并要“紧事缓办”，中肯至极。
马英九不是不知道改革的艰巨，所以他才“需要很大的胜利”，以换得推动改革的“很大的动力”，然后才能以改革的成功，换取2008年的“总统”大位。
岛内舆论普遍认为马英九面前并非一马平川，而是道道难关的考验。在目前马英九就面临着四大考验：
首先是如何处理好党内改革力度与协调好各方关系。“改革”是马英九在竞选国民党主席时高举的旗帜，但是改革必然会触动甚至颠覆党内现存权力格局和利益分配机制，可谓“说易行难”。在就职演说中，马英九提出了深化党内民主、2008年前处理完党产等七项改革设想，但要真正落实起来相当棘手，党内本身就有不少阻力。例如现在国民党每个月包括党工薪水、退休党工退休金和优惠存款补助等支出．基本开销大约要新台币2亿元(约合5000万元人民币)，这样沉重的财政包袱肯定要抛掉，可是抛得不好就容易砸到“马脚”。
党主席选举时一场激烈的“王马之争”，已使党内出现严重的裂痕。马英九如果处理不当，裂痕只会越来越大。尽管马英九选后一再放低身段，邀请王金平续任常务副主席，但王金平始终坚拒，只选择担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以“退休”的方式摆出不合作的姿态。王金平在党内人脉广．又是现任台湾“立法院长”，而“立法院”又是在野的国民党最重要的政治舞台．若没有王金平的合作，马英九要想落实改革蓝图，可谓障碍重重。
其次，能否整合泛蓝是对马英九的又一考验。在泛蓝整合问题上．马英九提出“先在政策、法案和选举上充分合作，逐步整合，最后达到合并的终极目标”。新党早就想并入国民党，这次更让3名党籍“立委”退党加人国民党．因此在整合上问题不大，难的是亲民党。国民党“十七全’’通过取消“排宋条款”，向从国民党出走的党员敞开了回家的大门，被认为是向亲民党主席宋楚瑜释放出善意。马英九知道，只有泛蓝团结，他才有希望在2008年问鼎台湾地区领导人。但是，要想得到在国民党主席选举中公开支持王金平的宋楚瑜的合作和支持，同样是一项高难度的任务。
第三，马英九必须在即将到来的多次岛内选举中保持较高的胜率。在2008年前，马英九需要应付好今年的台北和高雄“市长”选举以及明年的“立委”选举。场场都是恶战，没有了庞大的党产提供经费，又缺乏操盘选举的经验，马英九要想保持连胜相当困难．但至少要有较高的胜率，否则他就必须为国民党在选举中遭受重大挫败负责而引咎辞职。而如果在2006年卸任台北“市长”后，又失去党主席的舞台，马英九的政治前途将蒙上浓重的阴影。
最后，在两岸关系上，马英九必须在所谓的“理想”与现实之间作出正确的选择。马英九在当选党主席后，仍然公开支持“法轮功”活动、要求平反“六、四”事件等，摆出一副“民主斗士”的姿态。这样的姿态，与国共之间在连战访问大陆后出现的和解、合作势头是极不协调的，如果不能改变，很可能成为国共两党关系向前发展的障碍。对于马英九，人们期待他能够认清海峡两岸形势的深刻变化．扬弃过时的意识形态，正确处理两岸关系。两岸关系能否发展．对马英九是重大考验。
尽管困难重重，但马英九就任主席后，国民党确实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例如中常会定期下乡举行；一些年轻面孔进入了中常会和中央委员行列；作为党的后备军的“青年团”正在筹建之中；马英九卖掉了国民党所属“国发院”的土地，从而为精简党工提供了较为充足的经费等。“改变才有希望”，这是国民党在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提出的竞选口号，也是目前党内上下一致的认识。可以预见，一心要带领国民党在2008年重新“执政”的马英九，还会对国民党进行更多更大的改变。
国民党士气、社会支持率的上升，进一步强化了其泛蓝阵营“老大哥”的地位，也带动了泛蓝阵营的变化。目前．马英九正积极安排与宋楚瑜会面，从国亲两党接触的情况来看，“马宋会”应该会很快举行。由于大部分泛蓝支持者包括部分亲民党支持者视马英九为“中兴少主”，加之亲民党今年以来内部纷扰不断，宋楚瑜在200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已基本“出局”，因此，“马宋会”可能会使泛蓝整合出现一些积极势头。不过，国亲两党能否真正整合，关键要看两党能否真诚合作，解决好权力和利益分配问题。
泛蓝阵营内部的调整，正朝着声势上升的方向发展，这自然对泛绿阵营产生了强大压力。陈水扁已经连任两届，将在2008年下台。民进党内的接班人之争．本来就已在党内几个“种子选手”之间明刀暗枪地展开，马英九担任国民党主席，更加深了他们的焦虑感，也使民进党内的权力争斗更加激化。泛绿阵营内部必然要求尽快推出自己的“08人选”来和马英九一争高低．这样的动作将使得泛绿阵营内部特别是民进党内各派政治力量产生激烈的碰撞．最终导致权力格局的重新洗牌。
马英九坐稳“泛蓝共主”
马英九高票当选国民党主席后不到五个月，其首次政治“大考”即赢取佳绩。12月3日，台湾岛内“三合一”（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市长）选举结果揭晓，已在野五年的国民党大获全胜，蓝旗飘扬在整个北台湾上空。国民党在台湾“县市长”选举中大胜，巩固了马英九作为2008年蓝营“总统”候选人的不二地位。
“大家觉得士气大振，信心起来了。”12月5日，国民党中常委、“立法委员”李纪珠在接受《财经》电话采访时，话语中仍显出相当振奋。55岁的马英九却仍旧保持着他那招牌式的冷静与清醒。“高兴一个晚上就好了，明天还要继续干活。”这是他向广大国民党员发出的信息。
在此次岛内“县市长”、“县市议员”和“乡镇市长”选举中，国民党的胜利都超过了预期。在最为外界关注的“县市长”选举中，国民党赢得全岛23个县市中的14席，已过半数；加上其“泛蓝”盟友亲民党、新党和无党籍各得一席，蓝营总共赢得17席，远超过执政的民进党所得的6席。由此，从政治版图看，自台湾中部偏南的樟化、南投、花莲一线以北全部飘蓝，处于“泛绿”包围中的嘉义市和台岛东南的台东县，也都为“泛蓝”赢得。蓝营更保持了在连江、澎湖、金门三个外岛县的领导权。
对于国民党来说，此役最大的现实收获，应是国民党籍候选人周锡伟赢得了台北“县长”的席位。台北县人口超过368万人，占全台湾2300万人口的六分之一，被视作岛内第一大“票仓”。民进党已经在此执政16年之久，而从国民党夺回台北县可以看出选民人心变动，对2008年岛内“大选”有重要指标的意义。而宜兰县和嘉义市等民进党执政数十年的地区此次“转蓝”，还有相当强烈的心理效应。
李纪珠说，选前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国民党在宜兰县、樟化县和嘉义市等几个县市都领先，但“看好度”却都输给民进党，“这显示选民对我们还是没有信心。”而国民党最终在这几个县市胜出，大大增强了选民和党员对国民党的信心。
对于此次国民党大胜、民进党大败的原因，岛内外的分析家意见基本一致：陈水扁上台五年多来，政绩乏善可陈，台湾经济停滞不前。选民对只会“拼政治”、打口水战的民进党高度失望、不满，这是泛绿失宠的根本原因。而2005年下半年执政当局爆出的种种政治丑闻，更重创了民进党赖以起家的“清廉”形象。“前几年民进党执政能力低下，还可用所谓‘干净’来保留部分选民的支持。但现在他们连‘干净’也没有了，自然遭到选民抛弃。”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长孙云对《财经》说。
在民进党牵涉的多起丑闻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高捷弊案”。05年8月，台湾从泰国引进的修建高雄捷运（地铁）的劳工因不堪工头克扣工资、生活条件恶劣而发生骚乱，在台湾社会引起很大震动。在事后调查中发现，在弊案幕后，存有一班由政商巨头组成的“黑金集团”，被媒体和在野党陆续曝出的涉案者，包括陈水扁的心腹陈哲男、前“内政部长”余政宪、现任“行政院长”谢长廷（前高雄市长）等绿营重臣；一些调查线索甚至直指陈水扁本人。
陈水扁政府在媒体不断深入的调查下恼羞成怒，以大力追踪报道弊案的TVBS电视台有“中资”背景为借口，始而威胁吊销其执照，继而课以百万新台币的巨额罚款，落下打压新闻自由的骂名。另外，泛绿阵营在民调一路落后的情况下，再次抛出“非常光盘”、公布国民党候选人病历等手法，亦为公众所不齿，甚至引起本阵营内部的不满。选前一天，民进党屏东县党代表黄益盟在台湾《联合报》撰文，批评民进党的“恶质”手法打选战，“足见民进党的局势堪危”。岛内不少媒体和学者在“三合一”选举之前即已指出，陈水扁已经提前进入“跛脚鸭”时期。
同国民党的士气大振相比，“泛绿”阵营在选后则表现出毫无掩饰的沮丧与失落。受马英九“如国民党当选人未过半（11席）即辞去党主席”的破釜沉舟气势所激，民进党主席苏贞昌也在12月2日喊出“不过十席即辞职”的承诺；次日，选举结果揭晓，他即黯然辞职。
民进党另一重要人物、“行政院长”谢长廷也两度向陈水扁请辞，陈水扁则表示“全盘检讨”后再作确定。陈水扁本人在民进党惨败后，则连续多日闭门不出。
“县市长”选举的大胜，强化了马英九“泛蓝共主”的优势地位，除了增进泛蓝阵营的凝聚力和自信心，更有助于“泛蓝”进一步整合。岛内外分析人士大多认为，国民党在县市长选举中的大胜，进一步巩固了马英九在2008年台湾地方选举中蓝营“总统”候选人的不二地位。
在选举中赢得大胜后，马英九近日已经开始着手巩固此次胜利。据李纪珠介绍，国民党正在筹划成立“廉政委员会”，以在党内对国民党籍当选“县长”进行监督，保证其施政品质，防止出现腐败；另外还计划组成督导小组，给新当选的“县长”上课，并选择党内有经验的“县长”辅导新手，提高他们的执政能力。马英九认为，要对得起选民，国民党就要对自己推荐的“县长”的品质负有责任。另外，由马英九主导建立的、以发展青年干部和吸引青年选民为目标的国民党“青年团”，也在12月6日召开了筹备会议的。由此可见，马英九在组织建设和培养执政能力方面下了相当大的工夫。
但是，国民党在大胜之后也有隐忧。几位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因当选“县市长”而即将辞去“立委”职务，且空缺的“立委”职位不能补选，因此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席位进一步减少。在“县市长”选举之后，台湾“立法院”的席位总数由225席减为220席，而包括国民党、亲民党和新党在内的“泛蓝”联盟所占席位，由114席减少为111席，勉强保持了在“立法院”过半的地位，但优势减弱。对于国民党来说，这意味着在未来“立法院”的投票中，亲民党、新党和无党籍立委的重要性将上升。
宋楚瑜领导的亲民党在此次“县市长”选举中，在基隆等地方也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但国民党拒绝了亲民党提出的“避让”要求，结果也是国民党候选人击败亲民党候选人。这让一些分析人士担忧，国亲之间自马英九当选以来出现的紧张关系，可能会进一步加深。
现实的发展更加复杂。据中国新闻社报道，马英九和宋楚瑜约定在12月12日晚于国民党中央党部会面，商讨国亲合并问题。两党都倾向在本届“立委”任期2007年结束前保留亲民党招牌；国亲两党的实质合并的时程，将在2007年之后。这似乎显示，双方有捐弃前嫌、同心协力对抗绿营的前景。
2006年临近，国亲两党还面临着另外一个棘手的难题，即台北“市长”选举。2006年上半年，马英九的台北“市长”两任届满，国民党必须另外推出有力的候选人，以保证泛蓝对传统地盘台北市的领导权。目前蓝营内呼声较高的可能人选，包括国民党籍的蒋孝严、吴敦义、欧晋德，以及前“行政院长”郝柏村之子、新党籍的郝龙斌。但近来宋楚瑜可能参选台北“市长”的传言日盛，宋本人态度也较暧昧。
鉴于国民党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未有松口，且亲民党被边缘化的趋势日渐明显，台北“市长”人选问题可能成为导致两党争端升级的导火索。目前，泛蓝在立法机构内优势减弱，两党关系对岛内蓝绿力量对比相当重要。
现在“很大的动力”已在马英九手上，这或许是这次台湾“县市长选举”的最大意义所在，然而，这或许也同样是马英九和国民党面临的最大的风险。面对艰巨改革，马英九面临非常之压力。马英九牌“不沾锅”，是否可能以其政治洁癖，祭出非常之手段？第一次面对这样一个紧要关头，政治生涯一路顺风顺水的小马哥，能否顺利到底？这一切，都还要拭目以待。
马英九就任国民党主席，取得台湾“县市长选举”2/3的重大成果，好比一阵“马旋风”，刮得岛内政局又起波澜。波澜起伏之中，2008年前的台湾政局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两岸关系发展的前景依然是光明中有阴影、希望中有挑战。
应对陈水扁的新毒招
12月3日的选举刚过，大陆和台湾泛蓝民众还在高兴之中的时候，大选中落败的民进党“总统”陈水扁已经使出第一招：分化瓦解国民党，着力将国民党籍的“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塑造成2000年度大选时节的第二个宋楚瑜。陈水扁邀请泛蓝大老王金平出面组阁，由于军购案等各重大法案都遭泛蓝封杀，此举可以以王金平与亲民党，无党联盟的友好关系，可以让国会正常运作，而“立法院长”出缺绿军将推柯建铭。马英九在听到这消息后立刻找连战商讨对策，但是据了解，连战不说话，没有给他任何意见。”
陈水扁不愧是政客中的权术高手。本次“三合一”选举落败之后、使出这一“毒招”，可谓一剑封喉，刺中国民党的目前的最大要害——马英九、王金平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马英九、王金平二人如果处理不好，可以造成国民党的内部分裂。从而造成下列多个对于民进党有利的形势：
（一）加剧国民党内马英九、王金平的矛盾。将陈马矛盾、部分释放转变为王马矛盾，将民进党与国民党之争、部分转换为国民党内部之争。在国民党内培植第二个“宋楚瑜”，以便民进党2008年度象2000年度大选一样翻盘。
如果从现任的“立法院院长”、到担任“行政院院长”，那么这对于党内选举党主席败落于马英九的王金平而言将是一个诱惑。但是，对于马英九则是一个挑战。马英九已经表态：组阁权释出后、应“让国会的多数党，或者是多数联盟来组阁，这个时候‘总统’所扮演的角色是，接受这样的一个人选，而不是去指定”。可见，马英九的意图，想自己指定蓝营指定的新“行政院长”、得到更大行政权力、架空陈水扁；而陈水扁的意图，则是自己和王金平达成协议、自己使用“借将”的方法、指定王金平为“行政院长”。从而达到下列效果：
1、以王金平“行政院长”的地位和发言权，增加王金平在国民党内抗衡、制衡马英九的筹码。
2、将王金平变成自己对付马英九的筹码。将陈马矛盾、国民党民进党之争部分化解变为马王之争、国民党内部之争。
3、王金平不过是“借将”借来的，与陈水扁以前曾经“借”用过的国民党籍的唐飞、江丙坤等一样，都是可以“过河断桥”、“卸磨杀驴”的——只要民进党2008年竞选又胜了就行。
4、王金平如果担任“行政院长”，则与曾经担任台湾“省长”的宋楚瑜类似，未来增加了王金平从国民党出走、单独参与2008年度大选的机会和可能性，2008年度的大选中民进党才可有机会像2000年度大选一样、利用国民党的分裂而翻盘。
5、未来两年短期内搞好经济的希望并不大，原因在于绿营将经济搞得积重难返，同时、整个世界的经济、由美国和中国主导其走势的经济将在06、07年度明显陷入“调整周期”。这样，未来两年短期内搞不好经济的责任，就可以由很快即成立的国民党籍的“行政院”承担大部分责任。尤其是：如果泛蓝执政者施政期间出现腐败丑闻的话，则可以重蹈以前下野的覆辙。至少对于2008年度的大选不利。
（二）釜底抽薪、削弱泛蓝在“立法院”的势力，通过主导“立法院”，进而通过军购案等提案，赢取美国鹰派等的进一步支持。如果陈水扁意图得逞，则台湾“立法院”将发生下列实力对比的消长变化：1、多名泛蓝立委参与了地方政府选举并成功、担任地方官就要辞去“立委”职务；大致有四五席的样子。 2、国民党籍“立法院长”王金平辞去“立法院院长”职务，使国民党和泛蓝操控“立法院”的能力削弱。最主要的是：“立法院长出缺绿军将推柯建铭”，如果“立法院长”由绿营担任，则显然对于绿营操控“立法院”议程有利。上述三方面此消彼长、蓝消绿涨的结果是：民进党增强在“立法院”的操控能力、可以增加通过军购案等提案的希望，赢取美国鹰派等的进一步支持。
从上述仔细分析可以看出：如果陈水扁的意图实现，则即使泛蓝阵营得到“行政院”的组阁权，也会在“立法院”和党内团结的问题上有所失、并将留下中长期的党内分裂的隐患。可见，“三合一选举”之后的国民党、民进党之争斗，第一回合已经开始；这是“马英九能否当好泛蓝共主”的第一道考题、难题。这一争斗，关系到 “行政院长”是由“泛蓝共主”马英九来指定、还是由选举失败者陈水扁来指定；要么，陈水扁这回是真的被架空；要么，很快即成立的国民党籍的“行政院”不过是又一个“过河桥”、“拉磨驴”；关系到国民党内的裂痕是消弭、还是因为“行政院长”的问题而扩大成隐患、乃至成为国民党又一次分裂的大患；关系到“立法院”里双方的争斗胜负，军购案的通过与否，得到美国鹰派支持与否；关系到2008年度民进党能否翻盘；关系到国民党是否再度分裂。
这个难题，陈水扁已经出给了马英九和国民党。马英九的答案只能有：1、加速、迅速实施党内整合，确立党内的“纪律和制度”、“民主和集中”。以及，确立王金平在党内的“名分”。 2、党内公决此事、党内公决“行政院长”的国民党籍人选。以便国民党作为一个整体、可以一致对外。 3、加速泛蓝阵营的整合。
马英九以高民意支持度当选国民党主席。既为他2008年问鼎台湾地区领导人打下基础，也为国民党欲火重生带来新的机遇。但面对未来，重重挑战在等着他。
王金平和马英九在选举中积怨甚深，王金平对国民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没有王金平在国民党唯一可和民进党抗衡的“立法院”的支持．马英九在国民党中央的决策将难以落实，2008年要重夺执政权的难度也可想而知。在选举中，党籍“立委”、中常委大多挺王金平，连党主席连战也是票投王金平，显示马英九目前在国民党中高层支持度不高。如果在党内得不到支持．马英九是否会成为一个孤独的、虚有其名的党主席，党内很多人都不无担心。
至于2008年“总统”选举，马英九虽有高人气，但未来如何在民进党大肆利用执政资源图谋“长期执政”的情况下突出重围，重夺执政权，还要看他党务改造、整合泛蓝以及明年台北、高雄“市长”选举的成绩了。对马英九个人性格而言，不搞派系、坚持理想自然是优点，但在对台湾社会的政治现实无法超然其外的情况下，马英九如何在权力和形象之间取得平衡，人们将拭目以待。
国民党是岛内反对和遏制“台独”的极为重要的政治力量，新任国民党主席的两岸政策无疑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马英九认同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他反对“台独”，认为“台独”的主张是“不应该、不可能、不必要的，是冒险行为”。马英九在党主席选举中一再强调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要在连战“和平之旅”的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马英九当选后，也电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表示希望国共两党依“胡连会”五点共同愿景．继续推动两党交流，为促进两岸和平、繁荣与发展及谋求两岸同胞福祉而努力。
面对挑战．马英九说，当选党主席高兴一个晚上就可以了。7月22日一大早．马英九在晨曦中第一次以中国国民党主席当选人身份．前往桃园县大溪慈湖、头寮蒋介石及蒋经国两位前主席的陵寝献花致敬。他在陵寝前说，国民党创党百余年，他在继承国民党薪火的同时，也感受到千斤重担；他将抱着戒慎恐惧、临深履薄的心情，学习前人如何在惊涛骇浪中前进。
铭刻老父遗愿从简办丧事
05年11月1日晚7时许，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在台北病逝，享年86岁。11月2日，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对马鹤凌先生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并向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先生及马鹤凌先生的其它亲属表示了诚挚慰问。马鹤凌是在10月30日下午15时左右突发心脏病被送往医院的，住院以来一直深陷昏迷，直到11月1日清晨多重器官出现衰竭，才在其家人的同意下，被拔掉氧气管结束生命。
马英九陪父亲走完最后一程。从父亲被送往医院的那一刻起，马英九始终眉头紧锁、忧心忡忡，但他始终牢记父亲的训戒，没有请假，而是照常坚持上班，只是在医院和市府之间来回奔波。两天来，他从没有在媒体面前掉过一滴眼泪。
马鹤凌逝世的当晚，马英九和母亲、姐姐等人都在他身边，陪着马老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段路。据该医院医生表示，在宣布马鹤凌逝世的那一刻，马英九表现得极为悲痛，但他还是很有礼貌地向医护人员对父亲住院期间的救治表示了感谢。马英九说，将依父亲生前遗愿，对父亲后事一切从简，不设治丧委员会，不设公祭，婉拒各界花篮与祭奠，并以火葬方式处理，最后将骨灰移往灵骨塔。
11月5日，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的遗体在台北市火化。简短的家祭仪式，节俭的丧事，使两岸的亲朋好友在悼念马鹤凌的同时，也为马家不铺张浪费的作风而感动掉泪。遵照马鹤凌生前遗嘱，马鹤凌丧事从简，不举行公祭。5日的家祭仪式，除了马家26位至亲到场外，还有一小部分亲朋老友参加，其中包括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夫人连方瑀。早上7点20分左右，马鹤凌的灵柩缓缓从入殓房推出，马英九捧着父亲的遗像与家人一起跟随在后，肃穆的脸上难掩悲伤。
火化前，马家举行了简短的家祭仪式，由马鹤凌的长女马以南诵读马英九撰写的祭文。期间，马英九频频拭泪。“父亲走了，永远走了，不会再回来了。泪眼中遥望西天，爸爸您好走，只盼来生再续缘！”祭文到此结束，现场回荡着一片低声的啜泣。
而后，国民党中评委主席团主席秦孝仪宣读“党旗覆棺证书”，后交给马英九。骨灰坛正面刻着马鹤凌生前写下的两行诗句：“化独渐统，全面振兴中国；协强扶弱，一起迈向大同。”坛盖上则刻有国民党党徽。随后，马鹤凌遗体送入火化房火化。1个半小时后，马英九手捧马鹤凌的骨灰盒，马英九大女儿马唯中捧着爷爷的遗照，马家一行人从殡仪馆走出，前往富德公墓，进行骨灰下葬等仪式。
马英九遵照父亲遗嘱丧事从简，整个丧事仅花费不到8万元新台币(约合2万元人民币)。据给马家办理丧事的殡葬公司介绍，这个价钱只是一般行情的一半，创下了台湾几十年来政坛要员家属办理丧事的最低纪录。事实上，这个费用也和大陆普通民众办丧事的费用差不多，甚至比大陆一些普通官员办丧事的费用要低得多。
说到这里，如果我们再对照一下一年前台湾霖园集团创办人蔡万霖的丧事。便更能体验到马鹤凌丧事“间”到何种程度。04年9月28日，蔡万霖病逝于台北国泰医院。他的灵堂设置两个月，摆放在灵堂的上万朵白色香水百合，要每五天更换一次，两个月内约需换上12次。光是购买鲜花，就高达240万元新台币（约60万元人民币）。在治丧期间，国寿每天动员的员工就超过三百人，单是这些接待、服务人员的薪资就要耗掉上千万元。此外，蔡万霖遗体“住”进慈恩园总统套房，慈恩园封闭中栋五楼，整层楼每天的收费为三万五千元，蔡万霖遗体暂厝慈恩园达二个月之久，光是暂厝费就要二百多万。从中可知，马鹤凌丧事的费用还不到蔡万霖丧事的1%。
为了不给其它丧家带来麻烦，马鹤凌火化当天，马英九谢绝各界的吊唁。只是在其官方网站上开通了电子公祭，供网友凭吊。据统计，网络开通以来，时常出现线路拥堵，网民们以每小时1000次的点击量，在网上表达着对马老的祭悼。
4日下午，为了表达对马英九及家属的慰问之情，台北市“议会”各党团26位“议员”，前往市府向马英九慰问致意，其中还包括民进党3位“议员”。
从父亲病危到骤然而逝到出殡前夕的短短六天里，马英九在媒体镜头前始终强压情绪不曾落泪，悲伤之情却溢于言表。据马家的亲朋戚友透露，马英九夜里独自处理父亲遗物时几度跪地痛哭失声，在镜头外情绪彻底崩溃。办理后事过程中，最让马英九痛心遗憾的，恐怕是无法遵照马鹤凌遗嘱，将父亲葬在祖母身旁。由于台北“市政府”在马英九任内下令禁止私人土地土葬，让马英九为自己立的法而陷入情理交战的困境，终为坚持他一贯的“守法”原则，不得不忍痛违背亡父最后遗愿。
马鹤凌和马英九父子感情深厚，马英九曾形容父亲是他心目中的“狮子”，对他的一生影响至深至远；而对马鹤凌来说，栽培出马英九这个“零缺点”的独子，是他一生最大的骄傲。在家中昵称为“弟弟”的马英九，从小受父亲细心栽培，背诵诗词古文、熟读《左传》《论语》、勤练毛笔字。马英九小学二年级迷上武侠小说，马鹤凌曾向媒体叙述，“弟弟”翻书后还会对邻居“讲武侠故事”，让他为儿子的表达能力和记忆力深感骄傲。
在人格教育方面，马鹤凌让子女自小培养强烈的国家观念，灌输“理正气和、义正词缓”，“有原则不乱、有计划不忙、有预算不穷”等生活原则，对马英九人格素养起着重大影响。
马英九踏入政坛后，父亲更在几个关键转折期充当导航灯。他担任“法务部长”时因查贿扫黑而饱受黑道威胁，大家都劝他放弃，唯有父亲力挺到底，对他说：“文天祥和郑成功都只活了39岁，你已多活了五年。”1998年台北“市长”选举，原本坚持不选的马英九，因父亲一句“国家社会的需要，是无法推卸的责任”，给他临门一脚送进台北市府。
马家父子相貌如出一辙、性格却南辕北辙；马鹤凌直率急切、马英九却显得优柔寡断。马鹤凌曾形容儿子“零缺点”，唯一让他担心的就是儿子太追求完美，给自己过多压力，且“脸皮太薄”，过于在乎别人看法。却也正因两人性格的互补，使父亲成了儿子背后的重要冲力。马鹤凌晚年见证儿子稳健跨步前进，说：“我对他寄以如此厚望，原是人生绝望中安慰自己的梦想，没想到五十多年来，他居然一步一步踏实地走向这条艰巨的路，我内心的快慰难以言喻。”
马鹤凌曾以四句话概括此生最大的心愿：“救台、兴中、平世乱、策进大同”。他说，“我只希望多活几年，亲自见到这理想一步步实现。”此番愿景他终究来不及见到，却已稳妥交至儿子手中，正“一步步实现”父亲要他“活在大家的心中、活在历史上”的期许；终其一生，马老先生也已了无遗憾。
马鹤凌如传统文人，诗词书画都有研究，他曾说，他为唱戏会着迷不在话下，做过一千多首诗，作梦也不断对词；打球花时间，下棋要练习，学生自治会运作起来更是光阴飞逝，这些事情让他“五马分尸”，所以再三告诫五个子女千万不能学，他曾说过，唯一教导儿子的，就是忠孝及民族大义。
而相对于马鹤凌的潇洒直率，马英九则从小便维持脸皮薄的乖小孩形象，从小被“强迫”读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左传、论语、孟子，每晚10时熄灯，早上6时起床念书，还要练毛笔。马鹤凌曾说，记得马英九在读小学二年级那年，他闲来无事看武侠小说，儿子也跟着翻，结果在看过后对邻居讲武侠故事，他为儿子的表达能力、记忆力感到高兴，也立即停看武侠小说，以身作则，言行不敢稍有脱轨。
马鹤凌延续了父亲言教身教并重的观念。尽管家庭食指浩繁，马家的四女一子都受到高等教育，马鹤凌除从小要求子女熟读四书五经，也灌输子女应有一些观念，如“理正气和，义正词缓”、“有原则不乱、有计划不忙，有预算不穷”等人格生活教育，更是马鹤凌对儿女的谆谆教诲，马英九因此曾言，如果他此生能有一点点成就，父亲功不可没。
05年5、6月间，国民党为党主席王马之争相持不下时，马鹤凌虽说“切腹自杀”表明力挺连战留任，但连战确定无意续任后，马鹤凌即支持儿子的选战到底；对父亲的疼爱之情，马英九也感念在心，因此即使马鹤凌近年来的快人快语，屡屡为马英九带来困扰，马英九从不正面反驳，甚至为还有八旬老爸能耳提面命感到欣慰。
马鹤凌曾预立遗嘱，遗嘱中直言：“我有急性心肌梗塞，自知朝不保夕，特立遗嘱，寄望我儿英九继志述事，适时全力以赴，主张两岸政要，我对英九最大的愿望是，要活在大家心里，要活在历史上。”在马鹤凌心中，自己永远是中国人。为了让马英九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马鹤凌就在马英九很小的时候，开始对他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了。在马英九7岁时，马鹤凌把家训传承给了他：“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如今，马英九把家训悬挂在自己在台北办公室内醒目位置，时刻鞭策自己。
生前，马鹤凌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能够在马英九卸任台北“市长”后，父子俩能一起回大陆探亲祭祖，还希望有生之年看到马英九当上台湾领导人，带领台湾人民走向一个更加稳定的局面，实现两岸和平友好共处。虽然马老没能实现这个愿望，但他对马英九的能力有绝对的信心，对于台湾当前混乱的局势，他相信“马英九绝对可以力挽狂澜” ！
马英九对父亲的怀念
外表温文儒雅的马英九，感情丰富、学识过人，做事很有原则，这和他从小的家庭教育关连甚深。父亲马鹤凌既是马英九的启蒙者，也是仕途上的一面镜子。马英九形容父子关系“亦师亦友”，曾私下说，今天如有少许成就，都是父亲言传身教的结果。
马英九少儿时代，马鹤凌就要求儿子熟读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左传、论语等经史百家，并写得一手不输给名家的漂亮毛笔字。他眼中的父亲，举手投足尽是儒生风范，恪守中国传统道德，却非食古不化，对新思想、新事物仍是宽宏大度地接纳。当连战还有能力和意愿担任国民党主席时，父亲基于心里那份传统礼教思想，出来浇儿子一盆冷水，也就不足为怪。马英九对此了然于胸，一句怨言也没有。
马英九不近黑金、不贪女色、不沾“台独”，人称“不沾锅”，在台湾政坛树立起自身清廉的形象。马鹤凌不止一次说，从儿子身上看到自己年轻时未能看到的希望，也深深期许儿子能完成自己未能完成的心愿，做大事、报效党国，而马英九的杰出表现，让他既欣慰，也感到骄傲。
2005年11月1日，马英九在台湾《联合报》发表深切怀念父亲的题为《我父亲不是高官》的悼文。从此文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和马英九的父亲对马英九的深远影响，也可以从中看出马英九成长所经历的曲折道路和他的理想愿望。
马英九在悼文中说：“民国”九十四年（2005年）11月１日晚上，台北国泰医院七楼加护病房中，两天前因心肌梗塞入院急救的父亲仍在作最后的奋斗。７时０５分，仪器上的心跳指数陡降为零，他终于在妈妈、大姐、三姐、内子美青与我的陪伴下，退出了８５年精彩的一生。我站在床边，紧握他余温犹存的右手，噙泪默念‘父子结缘５５年，只盼来生再续缘’。我的祖父、父亲都在幼年丧父，祖父立安公是９岁，父亲则是７岁。我能在父亲的呵护下结缘５５年，实在是情缘深厚，分外幸运。”
马英九回忆了父亲在自己幼年时期所扮演的“严父良师”角色：“父亲自幼失怙，深怕我们缺少父爱，因此把严父良师的角色扮演得淋漓尽致。他本人多才多艺，文武双全。年轻时作诗填词、撰联作对、弈棋票戏，样样精通，而长、短跑，篮、排球及游泳，亦达当时省级选手水准，而在高中与大学更担任学生自治会会长，展现优异的领导能力，可说是从小就是才子型的领袖人物。
“成家后成为８口之家的家长，家中大小工程修缮，也能一手打理。小时候我们住在台北万华广州街一幢拼凑的公房中，我们住２楼最后一家。一户６０多人共用一个水龙头、一间公厕，因此家家要自备水缸与马桶，２楼还要装压水机。初期家中桌子、柜子都是父亲用肥皂箱改装的，输水管也是他设计的。台风天屋顶漏雨，要用饼干盒去接水；停水时，我们小孩则用奶粉罐去对面的龙山国校提水。在这样窳陋的环境中，他对子女的期待却丝毫不打折扣，我们对他当然是又敬又畏。当同龄的孩子还在玩泥巴的时候，我们就被要求背唐诗、读古文、练书法、做家事、早起早睡。有时由父亲督导，有时由母亲面授。另外，他们并从微薄的薪水中，挤出购买伟人传记与世界名著的费用，让我们在艰困中仍能享受阅读的乐趣。父亲的口头禅：‘培养读书的兴趣，养成读书的习惯’，让我们子女终身受用不尽。
“记得有一次在台北市议会答询时，我提到‘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古训，有议员突然质询：此句语出何典？我立即回答‘左传郑伯克段于鄢，是郑庄公预言他同父异母弟弟共叔段未来下场的话’，当时举座皆惊。其实倒不是我国学底子好，而是这刚好是我７岁时熟读过的一篇古文，其中颍考叔利用隧道安排郑庄公母子相会，以化解庄公毒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传奇，还成为我当年规划开放大陆探亲方案的名称：‘颍考方案’。此外，我们兄弟姊妹５人练习书法都在５年以上，日后不论求学或就业，从未在这方面吃过亏，都是拜父母家教严格所致。
“除了经典教育之外，还有人格教育。我挂在办公室的一副对联：‘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就是乐善好施的家祖父立安公，９０年前在湖南湘潭劝世教子的名言，木刻加漆挂在他的善产管理所。民国七十五年（1986年），我出版第一本中文学术著作时，把它摆在扉页上，提升到‘马氏家训’的地位，让父亲老怀弥慰。”
马英九还说，他喜欢跑步也是家传的：“谈起体育，父亲更是在行。高中及大学时均曾在一天之内，连获全校400米、800米、1500米及10000米四个第一，并曾获选代表湖南参加全国运动会，惜因日军侵华而取消办理。比起父亲，我可差远了。我跑万米最好的成绩也比当年的父亲慢６分钟以上，游泳更连比都无法比。
“跑步也是家传的运动。念高中时暑假有一天早晨贪睡，父亲硬是把我叫起来，带我出去跑3000米，并告诉我跑步是健身最方便、最省钱与最有效的运动；他本人幼年体弱，就靠中学６年勤练跑步而转弱为强，并成为其他运动的基础。我日后养成跑步习惯，并全力推广长跑运动，父亲功不可没。他认为运动成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养成“不偷懒”的决心与毅力，这一点我倒是继承下来了。”
父亲不仅在马英九幼年时期扮演着“严父良师”角色，青壮时期也是马英九的“亦师亦友”，马英九说：“上了高中之后，知识增加了，见识也自不同，父子之情慢慢转化成‘亦师亦友’的关系，和父亲就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在高一时，就想念文组，父亲却持异见。他当年读的长沙岳云中学以理工科闻名全省，他高中三年数理皆极佳，但投考大学同时考上唐山工学院与中央政治学校（政大前身），却放弃前者而就读后者。他自己弃理学文，却劝我暂不转文组的逻辑是：学习数理有助思考，不妨高二多念一年理组后再转文组。这个逻辑我接受了。
“高二念完，我成绩中上，他即支持我转组。大专统考填志愿时，他又有意见了。他希望我学政治，我则希望学法律，最后他接受了我的意见。３０多年来，他常常认为我法治观念太强，司法性格太重，守经有余，权变不足。我则认为近代中国积弱不振，跟法治不彰关系重大，故‘非过正不足以矫枉’。３０多年来，我们父子谁也没说服谁。他现在走了，我也没人可以辩论了。”
写到这里，马英九不禁红了眼眶，泪水从他的面频上一滴一滴的落了下来。他写道：“父亲志大才高，但年逾三旬，即有８口之家待养，为了子女教育，毅然放弃出国进修，对往后发展不无影响，令他始终视为憾事，因此一直希望在子女身上补偿。而他器识恢宏、思虑周密，但个性刚烈，作风强势，办事固然效率甚高，表现耀眼，但亦易遭阻力，乃至诬陷。”
马英九重申“父亲一生都不是权贵”，他说：“ 他在党务任务中数次受挫，使他几乎心灰意冷。我亲历的一次是在民国六十一年（1972年），他在国民党知青党部担任书记长时，因安排资深中央民代到台大校园辩论国会改造问题，轰动一时，一般公认是国民党面对现实的改革表现，父亲也被视为开明派，可是却被人曲解为‘把老代表送到台大给学生公审’，一状告到中央，他不久就被调职，只做了３个多月，当时台大师生称之为‘百日维新。
“外界常报道，说父亲曾任先‘总统’蒋公（指蒋介石）的侍从秘书（甚至出身情报机关），一直视他为‘高官’、‘权贵’。实际上，他从未担任该职，亦从未在情报机关服务过。他参加中国国民党63年，在党部服务近4年，但从未被选为中央委员，一生引以为憾。担任公职最高做到‘行政院青辅会’处长（二职等），70岁届龄退休时担任国民党中央考纪会副主委，实在都算不得‘高官’、‘权贵’。”
马英九纠正了外界对他们父子之间的一些看法，他说：“父亲一生，一方面承继中国知识分子的大传统，一方面忠党爱国，至死不渝，是老派知识分子的典型。外界普遍认为，我人生的几项重要决定，都是出自父亲安排或建议，其实倒并非完全如此。譬如说，
我考取中山奖学金出国留学，是我自己的决定，但获得父亲的赞同。我学成返国的任务安排，本已申请到大学专任教职，因家父强力建议而作了修正。我40岁出任国民党副秘书长，使他有些意外，但入阁担任‘行政院研考会主委’、‘陆委会副主委’、‘法务部部长’，他都支持，但当我‘从法务部长’被调去担任‘政务委员’时，他确有微词。数月后，相继发生彭婉如、刘邦友、白晓燕命案，社会治安急剧恶化，数万民众上街抗议，我身为督导治安的‘政务委员’，深感羞愧，立刻发表辞官声明，退出现职。父亲事前并无所悉，但知道后也支持我的决定，只感觉我措辞太强，对我的长官不够尊重。”
马英九坦诚承认，是父亲鼓励他去参选台北“市长”的：“一年后，他力主我参选台北市长，当时我说不参选已有多次，最后之所以改变决定，他的鼓励是重要原因之一。当时外界认为国民党内无人敢挑战陈水扁市长，令人很不服气，而我深知，我如不出战，任何其他党内同志败选，我都难逃指责，既然如此，何不勇敢地出战？尤其看到临时被征召的老友（一位杰出的部长）家人悲情的反应，更坚定了我出马的决心。在这一方面，父亲始终鼓励支持，当然有其关键作用。
最后，马英九表示：“５５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在这段岁月中，父亲扮演严父、良师、益友的角色，对我教育、培训、督导，期许我成为一个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国士，继承中国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传统。他尽到了世间一个父亲能尽的一切力量。我一直勉力以赴，不敢怠慢。”
二岸关系的基本政策
2005年07月26日，香港《亚洲周刊》刊出对新任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的专访。马英九表示，在两岸问题上将认同连战的做法，并将自己“不沾锅”的特点不沾到底。在谈到两岸问题时，马英九说，两岸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关系停滞不前，大陆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可是台湾还是把大陆当做“可能会吃掉我们、可能会毁灭我们”的地方，然后把自己用重重的围墙包围起来。
在回答“未来两岸关系会和连战的做法有什么差异”时，马英九表示，应该是一样的，连主席跟胡锦涛总书记所达成的五项愿景，实际上几乎把我们长期的主张都涵盖进去了，在此之前，我们内部大致都有讨论过，所以大方向是一致的，我们有时候甚至还感觉到连主席所达成的愿景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例如和平协议，因为“像这样的承诺其实就比撤除飞弹要更有实质的意义”﹔同样经济方面，大陆愿意跟我们谈共同市场。我觉得大陆愿意做这样的承诺很不容易，因为连先生是反对党的主席，他做的承诺不执行，他并没有什么责任﹔可是胡锦涛先生是中共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他做的承诺是要兑现的。换句话说，连先生帮现在的“政府”做了一个球，就看看它要不要去打，如果它不打，等到我们执政，我们还是要去打的。机会之窗是打开了，就看你要不要去用。
对于被称为“不沾锅”，马英九说，“我做人也很有原则，我4月3日就宣布，确实有些‘锅’是‘不沾’的，黑金我不沾、酒色我不沾、‘台独’我不沾﹔哪些锅我是沾的﹖改革我沾，团结我沾，‘爱国’我沾。”
谈到当选后如何面对未来，马英九指出，“国民党过去被人家认为有黑金色彩，以致于2000年败选。连主席上任所提出的‘排黑条款’(有黑金色彩者不予提名)我会继续推动，会推广到其它领域，譬如选举我们就不用传统的请客、吃饭，不要变成主要的方式，也不要送礼，民智已开，这次选举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从这些地方都可以慢慢了解到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我们今天不变，明天就后悔。”
随着国民党在此次台湾地区“县市长选举”大胜，马英九的政治能量也大涨，美国对这位国民党新领导人表达“高度兴趣”。据透露，选前美国方面透过国亲两党“驻美代表”袁健生力邀马英九于“县市长”选后“访”美。美国希望马英九06年初访美。马英九将于06年农历年后、2月间访问英国，拜会英国政要、参访剑桥大学等。
当马英九05年7月中旬旋风式赢得国民党主席选举后，美国也看好马在2008年的未来性。相关人士不讳言，民进党这次“三合一”选举败选后，马英九在美国方面的评估中，份量更形重要，已用未来可能的台湾领导人来看待马，并透过袁健生向国民党表达高度欢迎马英九访华府。但由于不喜美方积极游说军购态度，马英九私下也对幕僚提及，美国希望邀请他访问华府，恐怕“醉翁之意不在酒”，还是希望能游说军购案成功，因此马对美国行的兴趣始终不大，远不如美方的殷殷盛情。
马英九对军购是不赞成的。05年12月26日，马英九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就台、美、中关系表示，美国对两岸的政策，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上海公报”以来，一直延续至今，变动不是很大。美国扮演平衡的角色，而台湾最好的角色就是维持现状。马英九说：“因为它必须要采取一个中国的政策，中共才会跟它打交道，不然的话，中共不会跟它和解。但是，它这一个中国的政策又不能伤害到台湾的利益，因为毕竟台湾是一个比较自由、比较民主的社会。所以它一定要采取一个兼顾两面的政策。当台湾在独立的问题上太强烈的话，美国就会希望台湾收敛。同样的，美国如果觉得中共方面在动武的意图上表现太积极的话，也会给它警告。美国扮演的是一个balancing(平衡)的角色”。 ”
美国这一政策符合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总体战略考虑。而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重心，是围绕着如何同时保持与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的友好关系。与此同时，中国大陆近年来的变化，也深深影响美中关系的演变，进而影响到美台以及两岸关系未来的发展。
中国的经济发展对美国来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全世界都不可避免要跟那十几亿人做生意，但是在政治上，中国大陆还没有办法跟美国相比，军事上也没有办法相比。美国不可能忽略中国大陆未来的发展，而中国大陆对美国的态度，也不是那么推心置腹，因为它总觉得美国想要当世界的霸主。所以，一方面中国自己表示是和平崛起，也不会有任何霸权的想法；另一方面，又担心美国对它有某种程度的防堵。但是，大家都至少在表面上展现出一定的自制，因为美国和中共维持一个和平的关系，对东亚的安定非常重要。
马英九认为，当中国大陆经济力量越来越庞大的时候，它的军事力量也越来越强盛，对美国当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胁。可是，没有人能够想象，如果这两个国家陷入战争，对这个世界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而台湾是美国和中国最有可能发生战争危机的起因，因此，“台湾在台海局势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我们现在认为最好的角色就是维持现状，既不要追求立即的统一，也不要追求永久的分离。在这样的一个情势下，对台湾最有利，也符合各方的利益。”
马英九就两岸关系等问题发表看法时，再次重申了他的态度，他认为，台湾如果要在两岸关系上取得主动权，需要采取恢复两岸协商、签署和平协定、扩大经贸往来等三个步骤。马英九重提“不独不武”：“很多人都主张过的，主要就是维持现状；大陆不武，台湾不‘独’，台湾不搞法理‘台独’，大陆不进行军事进攻。”要维持这样的情势，势必要有一种协定。他不排除今后两年两岸签署中程（过渡性）和平协定的可能性，但指出这恐怕需要一段时间。而目前首先要做的是开放三通，让两岸关系从经济到政治，稳步发展。
马英九也表示，应该有更多的大陆民众来台湾，了解台湾政治的民主、经济的繁荣，然后才能够建立一种友谊。他说，“台湾的安全不能光靠武器，应该透过政治的手段，透过文化的手段，透过艺术的手段，来化解双方的敌意，我觉得这才是最高的境界。”
05年9月5日，马英九在接受外电采访时表示，他将尽“一切的努力”结束两岸56年来的分裂状态。他正面评价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为改善两岸关系采取实际的行动。例如：废除台湾水果输往大陆的关税和调降台湾学生就读大陆大学的学费。马英九说，上述的政策正逐步拆除两岸间的藩篱。这是马英九接任拥有110年历史的中国国民党主席以来首次接受外电媒体访问，这位被美联社称为“深具魅力”的“市长”表示，他要证明他有能力把1949年分裂的台湾和大陆“带向和解的道路”。
马英九称两岸关系终极目标是统一。12月21日，身兼国民党主席的台北“市长”马英九，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专访时回应有关两岸统一时间表的问题，他表示，国民党终极的目标是统一，但目前时机尚未成熟。马英九说，民进党受限于他们的意识形态，必须与大陆保持距离，导致怯懦、保守。如果国民党能重新执政，会在两年内开放与大陆直航。这一点对于台湾的经济相当关键。对台湾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增进贸易和投资以及纾缓两岸关系。有关统一时间表的问题，马英九强调，对国民党而言，终极的目标是统一，但是没有时间表；目前我们也不认为任何一方已准备好要统一，时机尚未成熟。对于是否有“台湾和中国两个各自独立的国家并存”的可能，马英九坚定地认为，这非常不可能。
力主两岸实现“三通”
“三通”是海峡两岸间通邮、通航、通商的简称。早日实现直接、双向、全面“三通”，符合两岸同胞的切身利益和根本利益。1949年以后的30多年间，由于台湾海峡两岸处于军事对峙状态，两岸人员往来和通邮、通航、通商全部中断，两岸同胞处于隔绝状态。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为有利于两岸同胞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发展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首倡两岸“双方尽快实现通邮，通航”，“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从此，祖国大陆方面为实现两岸通邮、通航、通商（“三通”）进行了不懈努力。
1987年11月，台湾当局决定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受到大陆方面的欢迎，长达38年之久的两岸同胞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此后，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等领域交流的开展，推动了“三通”进程。两岸“三通”从无到有，在邮政、电信、航运、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两岸直接“三通”的技术性、业务性问题均已解决。但由于台湾当局的限制和阻挠，两岸“三通”仍然处于间接、单向、局部的状态。
十几年来，两岸关系历经坎坷、曲折，但是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始终保持发展的势头，推动两岸“三通”进程展现新的前景。这充分说明两岸同胞同宗同文，有着不能割舍的民族感情，有着愈益深厚的共同利益。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创造的丰硕成果，使得实现直接、双向、全面“三通”具有厚实的基础和内在的动力。台湾各界要求尽快实现“三通”的呼声持续高涨。这其中，马英九为实现两岸“三通”作了不懈的努力，但却遭到了台湾当局的极力压制。
2001年12月11日，美国“百人会”访问团拜会马英九，就两岸关系与台湾政治发展交换意见。马英九说，他很希望能赶快到祖国大陆访问招商，但在当局核准前，台北市只能在非政治议题上继续与大陆城市发展友谊，而上海也初步决定将以观察员身分参加明年在台北市举行的台北香港双城论坛。
“百人会”是由美籍华裔知名建筑师贝聿铭、大提琴家马友友、前加州柏克莱大学校长田长霖等人1990年在纽约创立，是一无党派、非政治性的全国组织，希望能在美国与亚洲的人民、文化、机构间发挥桥梁作用。这次来台访问团是由百人会副会长傅履仁将军率队，同行的二十多位成员中，还包括著名的纽约爱滋病研究中心主任何大一博士。
访问团团员对于台湾这次“立委”选举结果及政党关系很关心，马英九解释说，国民党“立委”席次滑落很多，未来必须深化改革，并与理念相同、有诚意合作的政党建立联盟，好好扮演对人民、对“国家”、对“宪法”效忠的忠诚反对党。针对百人会最关心的两岸关系，马英九说，两岸关系已经很脆弱，双方应该善加响应对方释出的善意。
在被问及有无访问大陆计划时，马英九笑着说，高雄“市长”谢长廷去年七月申请赴大陆至今未获准，“中央政府”还没有开放政务官赴大陆访问，但大陆城市官员却络绎不绝、有计划地来台招商，看得马英九很紧张，他也希望能有机会去大陆招商，但一切仍要等“中央”同意。
至于台北市与大陆交流的计划，马英九说，台北市乐意扮演火车头角色，在城市合作与竞争上扮演一定角色。如果台湾的城市都能找一个对口的大陆城市交流，就像台北市与上海市一样，交换彼此在环保、治安、交通、都市更新等非政治问题上的心得，慢慢建立关系，相信会有助于两岸关系发展。
2004年6月2日，马英九在呼应美国商会催促两岸“三通”谈话时称，美国商会已经连续第四年发出台湾应该尽速“三通”不然台湾将被边缘化的谈话，但在过去4年台湾当局没有响应，展望未来四年也不乐观；马英九批评称，两岸不通，已使美国商会在台会员逐渐流失，并且这样的发展，受害的不仅是外商，还有台湾。马英九说美国商会的这次谈话非常沉痛，不知道台当局听不听得进去。马英九并强调说，两岸直航是根留台湾布局全球的最大利基；他说，过去三年多次呼吁两岸直航但都很容易被扣上“红帽子”，现在美国商会的谈话很客观。此外，马英九还提议以台北松山机场和上海的虹桥机场作为两岸直航机场，这比桃园机场经港澳到上海浦东机场来回可节省4小时。
9月8日，马英九出席“台湾论坛”，以“台北市投资环境”为题发表演讲。马英九说，台北市虽具有地理位置、人才资源、基础建设等多项优势，但台湾在区域经济体中逐渐被边缘化、当局未开放“三通”是未来发展的隐忧。他强调，主张“三通”无关“统独”问题或政治考虑，完全是为了吸引国际大厂，台湾应该在维持尊严及两岸对等关系之下开放“三通”，才能达到“深耕台湾、布局全球”的目标。
为了全面提升台北市的投资环境，马英九强调，“市府”除了积极将台北市打造成为无线宽频的网络新都外，也致力推动电子化政府，包括教室计算机、提供免费电子信箱、免费上网训练等措施。目前台北市91万户家庭中，88%拥有计算机、84%使用网际网络、宽频网络接取率64%，台北市更预计两年半后让全市成为全球第一个无线城市。
台北市拥有丰沛的人力资源，包括大学院校二十七所、MBA人数亚洲第一、生物科技产业发达、相关研究机构都设在台北等，台北市拥有的条件可谓“天生丽质难自弃”。尽管具有多项优势条件，马英九同时也点出台北市投资环境面临的困境。首先，他说，全球都在进行区域经济整合，但台湾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已有被逐渐边缘化与疏离的趋势，尤其东协和大陆、日本和韩国未来陆续签订“自由贸易区协议”，一旦台湾被边缘化，后果很严重，一方面台岛的货物进入大陆，会有比较高的关税，另方面可能迫使台商出走大陆，对台湾非常不利，他对台湾未来在经济上可能被边缘化的危机感到十分忧心。
“三通”迟未开放对产业发展相当不利，马英九说，主张“三通”不是爱大陆、反台湾，也无关“统独”问题或政治考虑，完全是为了吸引国际大厂。台湾要成为亚太营运中心，就不能不“三通”，只有“三通”才能节省企业成本，才能达到“深耕台湾、布局全球”的目标。他也重申开放松山机场成为两岸直航机场的必要性。他期待通过当局与民间的努力，让台北及台湾更茁壮。
11月4日，美国密西根大学政治系教授李侃如访问台湾，在会见马英九时，李侃如对未来两岸的关系说担忧，马英九也说，“促谈”是两岸须努力的目标。会面后，马英九转述两人会面的内容时称，李侃如说，从去年十二月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接见中国总理温家宝，以及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上周在北京发表的谈话，都可看出美国对台湾态度的转变。提及两岸问题，马英九说，李侃如相当关心未来两岸关系是否会持续停滞或恶化，因此他说“促谈”是双方必须努力的目标。无论如何，两岸都应努力促谈，“即使是谈小事，也好”。他说，李侃如相当赞同这个观点，并担心两岸一旦“擦枪走火”，将处于无法收拾善后的情势。
2005年6月15日，马英九在一个公开活动中致辞时说，希望两岸能够尽快开放直航，这将鼓励外商来台北成立亚太营运中心，对台湾经济发展有正面助益。两岸如果开放直航，台北和上海可当天往返，节省商界时间；更重要的是，一旦“三通”，将有利跨国公司来台成立营运中心，制造业、出版、娱乐等都能以台北市为据点，为台湾带来商机。
8月8日，马英九在与媒体茶叙时，谈到谢长廷表态同意开放台湾飞机飞越大陆空域时，说这条政策明显是“水果逼出来的”。在当前民意压力下，台湾当局的两岸政策不得不松动。马英九说，这并非坏事，“下次蓝军跟大陆谈更进一步的，绿军再跟进，把‘三通’带出来，我觉得这是好事情。”马英九指出，台湾今年第二季外贸出超只有4亿美元，若绿色执政把台湾带入逆差时代，在历史上的评价就非常严重。他反问，若因经济被边缘化，台湾无法成为亚太营运中心，当地市场又这么小，外商何必留在台湾？
9月9日，马英九在接受《洛杉矶时报》专访时指出，大陆对台政策展现出了“软的更软，硬的更硬”的务实作风，而他则会尽一切努力，使两岸走向和解的道路，使两岸人民享有永久的和平。马英九解释道，软的方面，指取消台湾水果输往大陆的关税、降低台湾学生在大陆就读学费、开放大陆民众来台观光等，使两岸经贸往来更加紧密；硬的方面指大陆在原则方面，更坚决地反对“台独”。马英九强调，连战的“和平之旅”证明，只要搁置争议，两岸有很大空间创造双赢的局面。他还说，胡锦涛总书记在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讲话时，肯定国民党在对日抗战中的表现说明，两岸关系的改善“可见一斑”。他说胡锦涛的讲话“令人印象深刻”，他会尽一切努力，使两岸人民永享和平。
10月20日，马英九在台湾工商协进会“公亮纪念讲座”发表演讲时，再度呼吁尽快实现两岸“三通”。马英九说，很多年前他就说台湾可以成为台商的全球营运中心，以及外商的亚洲营运中心。现在，台湾仍有优势，但想要走ＩＴ设计等研发路线，当前人才却显不足，所以台湾应该与全球包括大陆相通，人才要通、交通也要通，台湾才能与世界竞争。
他说，美国、欧洲在台商会的会员一直在减少当中，因为这些商会说，如果两岸不“三通”，没有良好的竞争力，台湾对外商来说将只是本地市场，而非区域中心。马英九强调，他说的这些，是考虑到什么对台湾最有利，以及以台湾为主的出发点，完全没有任何政治考量。希望当局能为加强台湾的竞争力而努力。
改善两岸关系的新构想
不久，马英九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接受了香港有线电视专访。在专访中，马英九强调，目前唯一能够将台湾低迷的经济拉出谷底的，就是全面跟大陆做生意。他说，中共在两岸问题上比以往富有弹性，尽管两岸价值观有不同之处，但更应因此加强沟通。
马英九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时说，从感觉上讲，胡锦涛总书记的做法更务实。“像他跟连（战）主席达成了5项共同愿景，我刚从报上看到时都吓一跳，那些承诺是蛮大的。因为共产党在大陆是执政的，国民党在台湾是在野的，国民党承诺的东西，其实并没有真的算数，但是共产党讲了的是要兑现的，那是不容易的。”
马英九说，事实上大陆这几年也在改变，比如说现在基层也开始有选举，开始重视法治。事实上通过往来，反而会使得双方更了解，降低两岸敌意。统一是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要到了双方交往到一定程度之后，这个问题才会出现。现在大陆关心的是台湾不要搞“独立”，并没有催促台湾去统一。
至于两岸何时才能实现三通，马英九说，在陈水扁任内很难实现，因为民进党当局只是在这里拖，台湾的商机、生机也因此越来越糟糕。例如，去年在台湾的股票市场新上市的公司有38家，今年只有8家，其它的公司，都跑到了香港去上市。原因就是他们对台湾的股市兴趣越来越低。马英九忧心地说，台湾的对外贸易也开始在萎缩，竞争力受到影响。可是民进党执政者似乎不以为意，只是一味地觉得，跟大陆方面不能有太多的往来，否则就被吃掉，或者会变成一个黑洞被吸进去。其实这些想法似是而非，并不能够解决台湾的问题，只会让台湾越来越萎缩。
他说，台湾的资金、技术，大陆实际上都有了，台湾现在应该利用靠近大陆这个非常有利的地理位置。反观民进党的政策，却使得台湾变成东亚的边陲，把自己好象搬到关岛的位置一样。如果台北直飞上海的话，只要80分钟，实际上现在去一趟上海，要六七个小时。但他信心十足地指出，希望打造一个正派清廉、改革、有竞争力的政党。放下国民党统治年代的包袱，承认过去的错误。只要国民党在2008年重新执政，两年内一定“三通”。“我们实在想不出来，有什么不做的理由。”
马英九说，利用大陆的市场、土地、相对廉价的劳工，能够让台湾的企业发展。如果“三通”实现的话，台湾就可以变成台商的全球营运的中心，然后又可以变成外商的亚太营运中心，也可以变成一个全球集资中心。他说，台湾去年有360万人次到大陆，现在住在大陆的台湾人就可能接近100万，这样大的量已经发生了。“有人担心台湾人去大陆的速度变快会不会有更多人去？其实如果大陆对台湾有吸引力的话，就算把台湾摆到美国去他还是会去呀。我们倒是希望能够利用比较近的距离，把台湾壮大。”
他还说，如果将来国民党执政之后，一定会开放两岸学生的交流，让学生在比较年轻的阶段，就可以去了解同样是中国人，为什么想法会有不同。“我说句良心话，其实想法并没有那么不同，人对很多价值的看法，应该都是一致的。”
年底，国民党在台湾地区“三合一”选举中大胜，对于陈水扁选前曾说的“泛蓝胜选，可能紧缩两岸政策”，马英九说，他至今还搞不懂陈“总统”的逻辑，大家也都搞不懂，“所以没有太多人注意”。他还说，两岸“三通”不但有迫切性、还有必要性，为了台湾的未来，扁当局应该逐渐放宽两岸政策。马英九说，民众不必在意陈水扁在选举时说过什么话，因为他以前也曾在两次“总统”大选时强调在其任内绝对不会调军公教18%，可结果呢？“陈‘总统’恐怕连自己讲过的话，都不会太介意！”
至于台湾未来该走哪一条路，马英九说，未来政府不管实行什么政策，第一要以台湾为主，第二是要对台湾有利；就像现在的两岸政策摇摆不定，并无助于台湾。他说，陈水扁的两岸政策在第一次经发会时就已确定为“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结果陈水扁并未遵守，所以，根本没必要再开第二次经发会。
台湾是东亚地理中心，地位非常有利，旁边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与世界工厂，有这样的优势应该好好运用。从台湾到大陆，坐飞机只需三小时，可是因为扁政府不开放，导致飞机去一趟要花八小时，“就好象把台北搬到雅加达去一样”，不符效益。
马英九呼吁，为了台湾的未来，扁政府应该逐渐放宽两岸政策，“三通”不但有迫切性、还有必要性，“去大陆还是可以爱台湾，这不冲突！”他说，台湾必须抢占大陆市场与资源，如果政策早日开放，台积电可能已经变成横跨两岸的半导体霸权。很多厂商都告诉他，光靠台湾不可能成为一方之霸，必须到大陆投资、扩大规模。扁政府太强调意识形态，画地自限，这样会害死台湾。“我们都爱台湾，但光爱台湾不会有真正的发展，必须采取对台湾有利的政策才行！”
对于“内阁”改组如何符合台湾民众期待的问题，马英九12月15日指出，目前民进党的改革，最重要的关键不在人而在于政策问题，因为政策错了，找谁来也无法解决问题，只要政策对了，再找能力好的人来执行，才能挽救台湾的经济，让会让民进党有所为，否则只是单纯的人事变动，未来还是会有很多问题。
马英九说，民进党政策最大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经济和两岸问题才是目前台湾遭遇到的最大困难，如果未来两年半这方面没有突破，台湾的经济只会愈来愈往下滑，高雄就是一个例子，因为两岸直航没有开放，使得高雄港不能成为揽来大陆货运的转运港，这不是唱衰，是因为没有竞争优势，所以没有开放两岸直航让台湾货轮到大陆揽货，高雄港处境只会越来越困难，因此，民进党改革不是靠人可以改变的。
12月17日，马英九在接受电台主持人访问时，直批台当局“不开放三通是不明智政策”，并预测，未来几年台湾不可能有很大的发展。马英九举例说，台北飞到上海本来只要一小时，可现在到上海却要六七个小时。他批评当局不开放三通的做法，是自我设限，等于把台北到上海的距离拉得很远，比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到上海的距离还要远，非常不智。马英九说，如果民众到上海能够像到高雄一样近的话，根本不用把家搬到上海去；并且，现在很多产业困在台湾，外商又进不来，形势不利。继而他话锋一转，“一切等政党轮替，再说吧！”
针对陈水扁06年的元旦谈话文告提到两岸的经贸“政策”，将会是“积极管理、有效开放”，对于这样的思维，马英九4号说，他很担心台湾能否承受得起未来两年的空转?执政党等于是退回到自己的堡垒。国民党“立委”朱凤芝则批评，陈水扁从自闭症转为恐惧症：所谓的“积极管理、有效开放”，说穿了只是在玩文字游戏，因为开放的市场怎么管得住？且看股市一片下跌惨绿，代表两岸关系已经出了问题，在民意普遍希望两岸和谈、朝野和解、优先拼经济的时刻，当局不应倒行逆施、逃避现实。
06年1月5日，马英九提出改善两岸关系新构想，要“修法”迫使当局直航。马英九在接受了台湾《联合报》的专访时说，国民党将利用泛蓝在“国会”的多数优势，主动“立法”，主导政策。最晚在“立法院”下会期前，主导“两岸条例”修正，取消直航限制；若“修法”后扁政府仍拒不开放直航，将发动“直航公投”，迫使当局正视民意，订定直航政策。马英九说，这是他就任国民党主席以来，对改善两岸经贸关系新抛出的具体构想。
马英九说，国民党在县市长选举前就提出了“十全大补帖”，清楚说明“立院”党团将在本会期推动的“十大优先法案”，其中包括“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的“修法”，取消条例中“禁止两岸直航、禁止两岸团体签署协议”等条文。目前，国民党已经在推动此项“修法”工作，不但有具体计划，也列为优先“法案”，就算这会期不能完成，下个会期也会继续。他坦承，目前面临的问题不纯粹是“法律”问题，但若“法律”问题仍阻挡在前，当然必须先排除。
从民意调查已经看得很清楚，台湾民间多数赞成两岸直航，企业界更有七成以上赞成。但对于“修法”，马英九评估并不容易完成，国民党会努力与执政党协商，就算执政党冻结“修法”过程，四个月后也会付诸表决。
马英九还拜会了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就当前政治情势向其请益。马英九与连战会谈的焦点在军购与两岸关系方面。马英九说明，国民党支持合理军购，反对不合理军购，在政府财力许可下，不反对军购预算占GDP的百分之三等。连战赞成这种作法。对于陈水扁元旦谈话中有关“新宪公投”的主张，连马都说该主张对台湾非常不利，不太可能成功。连战提醒马英九，在陈水扁元旦讲话后更要谨慎处理两岸关系，慎防元旦讲话可能带来的冲击。
1月13日，马英九参加“台北新蓝海——经济管理新思维”的座谈，与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对谈。徐旭东以企业的角度，向马英九表达台湾没有开放两岸直航，会减少企业竞争力。徐旭东说，许多企业对台北市的医疗、教育等政策都相当肯定，但是不来台北投资的原因就是当局没有开放两岸直航。徐旭东说，目前台北市有91家企业总部进驻，未来应该要有900家，台北市的政策必须领先在前，才能和全东南亚竞争。
针对企业的心声，马英九再度重申两岸直航的必要，说甚至可以从松山机场做起。马英九还说，现在国际大趋势是国际城市必须要有城内机场；他想推动松山机场直航大陆，例如两个小时航程以内的就可以使用松山机场，这样将会对经济发展有相当大的帮助。
9月8日，陈水扁以“不点名”方式，批判马英九日前提出的“国民党2008年执政，两年内一定可以马上三通”说法。陈水扁说这是非常不对，非常危险的事。对此，马英九回应说，“三通他（陈水扁）做不到，如果别人能做到，这有什么不对呢？”
随着两岸交流的日益频繁，“三通”议题也显得更加急切。马英九指出，“三通”原本就是陈水扁要追求的政策，这也是当年经发会的共识，只是陈水扁多次说要在任内推动“三通”，甚至说几年内就可以“三通”，但是都没做到。如果有人以台湾为主、对台湾有利的方式来推动“三通”，对台湾有好处，又有什么不对呢？三通危险与否，其实是设计的问题，他反问“跟大陆做生意危不危险呢”？
9月15日，马英九说，希望民进党新当选的党主席能用更宽宏的视野、务实的态度，面对两岸事务。他说，不管谁当选民进党新任主席，他都希望其以宽广的视野、务实的态度，面对未来的挑战，特别是在两岸关系上，应该要把台湾带出去，而不是萎缩下去。
此外，马英九还说，要避免朝野恶斗，必须先找些共同关切的议题，这些议题并非一定是政治议题，只要能促进政党良性互动，或是讨论如何让政党更廉洁，如何避免选举贿选，他都愿意与民进党新任党主席好好讨论、交换意见。对于游锡堃当选民进党主席，马英九说，希望游锡堃可以和国民党一起催生“政党法”，也请民进党一起为防贪防腐尽力。
反对日本占领钓鱼岛、参拜靖国神社
马英九多次在各种公开场合谴责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和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声讨日本占领钓鱼岛，与李登辉、陈水扁对待日本的暧昧态度截然不同，赢得了绝大多数台湾和海外华人的赞赏和支持。
2001年8月19日，马英九以酒会欢迎来访的日本国会议员时，就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事与日本右翼议员展开舌战。日本右翼参议员田村秀昭说，日本与中国在1988年缔结友好条约时，开宗明义即说两国互不干涉内政，中国抗议日相参拜靖国神社即是干预内政，日本在战后的外交过分软弱，面对中国太过委屈求全。他辩称，外界对靖国神社存有误解，“靖国神社不是军国主义的庙”，而是供奉为国牺牲的人。至于其中包括14名二次大战甲级战犯，他说这是日本战败后国际法庭定的罪。不管是甲级战犯还是普通战犯，都是为了国家。
马英九说，上周他在日本访问时，媒体最关心的是小泉首相要不要参拜靖国神社。他在日本英文报“日本时报”社论上看到两个观点，使他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第一个观点是，1944年的夏天，日本参谋本部已知道不可能赢得战争，但仍继续准备战争，以致日本军民受到很大的伤害，包括后来广岛和长崎被投掷原子弹。从这个观点看来，日本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他说，亚洲有些国家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一事反应激烈，你们说是干预内政，但日本时报社论说，这些反应较激烈的国家如果是受害国，那就不算干涉内政。
研究钓鱼岛问题超过30年的马英九，2002年9月29日，在接受台湾电台节目专访时指出，日本从未合法取得过钓鱼岛，不论从历史、地理、地质或国际法来看，钓鱼岛都是中国的领土。马英九指出，日本不可能永远占领钓鱼岛。他希望岛内年轻学子关心钓鱼岛被侵占问题。
针对李登辉日前大放厥词，说“钓鱼台列岛是日本领土”，引发岛内外华人社会的同声挞伐。马英九说，他不太了解李登辉为何会说钓鱼岛是“日本领土”，而历史事实却很清楚，“钓鱼岛跟台湾是一体的”。 他说，地质上钓鱼岛是台湾大屯山的延伸，明清两朝都将钓鱼岛纳入海防范围。钓鱼岛目前由日本实际控制，但不代表钓鱼岛主权归属日本，日本从未合法取得归属权。现代年轻学子不太了解钓鱼岛事件，他很希望对钓鱼台的关心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2003年9月27日，马英九参加由东吴大学、“中国国际法学会”、“中华比较法学会”共同主办的“第二届钓鱼台列屿问题学术研讨会——历史发展与法律地位”中，又以“钓鱼台列屿争议的回顾与前瞻”为题发表演说。在演讲中马英九强调，钓鱼台列屿并非如日本所称的“无主之地”，从历史史迹上来看，中国不仅经常使用而且也将之纳入了海防，有许多“斑斑可考”的证据。不论从历史、地理、使用及法律的角度检讨，钓鱼台列屿都是台湾固有领土，日本虽趁1895年甲午战争割台、清廷无力因应之时，一举窃占，但战后日本与中国订定中日和约，钓鱼台自应与台湾一并归还，且依据明代奉使日本郑舜功所蓍的《日本一鉴》，钓鱼台自明代即被视为台湾的附属岛屿，与台湾有极密切的关系。
他说，钓鱼台列屿主权归属争端的解决之道，应以“谈判交涉”为长期、且较可行的方法，但谈判不能只限于渔权，也应谈及主权；同时，争取钓鱼台列屿主权也有待历史条件成熟，但应该设法让此一问题继续维持在争议状态，以利未来时机成熟时解决，而且无论台湾民众的“统独”立场与意识型态如何，都应该对钓鱼台的主权、渔权、矿权力争到底。
2005年10月23日，马英九参加一场电视节目录影时，面对渔民代表提问，马英九再次指出，钓鱼岛本来就是中国的，面对日本进行渔业谈判时，台湾当局对钓鱼岛主权的态度必须坚定，这样渔权才会有希望。日本以钓鱼岛为基地，将经济海域划设出去，几乎把台湾所有岛屿都纳入；台湾渔民到钓鱼岛附近捕鱼，常受日本干扰。因此，渔权与主权无法分开。
对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再度参拜靖国神社，挑战日本的和平宪法与司法判决，马英九说，台湾应正式向日本表达严正抗议。日本军阀当年发动侵华战争，同胞死伤数千万，财产损失不计其数。这些伤害同胞的日本军人，尤其是各级战犯也入祀靖国神社。亚洲许多其它国家曾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日本同样的伤害，当小泉纯一郎再度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大陆及韩国都向日本表达严正的抗议，台湾也应该向日本抗议，才对得起死伤的同胞。
2004年7月07日，纪念“七、七抗战”六十七周年，台北市举办了“台籍志士抗日回顾展”，这场回顾展由台北市文献委员会举办，选在日军受降所在地中山堂，共展出八、九十幅珍贵历史照片，回顾日据时代岛内和抗战时期大陆地区的台籍志士抗日运动，时间轴线自公元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历1937年7月7日日军大举侵华，至1945年台湾光复，共分为“反侵略之武力反抗期”、“争民权之民族运动期”及“祖国抗战、台湾光复”三个单元。
马英九参加了开幕式，并一一参观展出照片。马英九出席开幕典礼时表示，现在纪念“七、七抗战”的人愈来愈少，但台北市政府不会忘记这个伟大的日子。“错误可以原谅，但历史不能忘记”，希望大家能在尘封多年的照片中，重新回顾当年台籍志士奋勇抗日的可贵一页，记取历史教训。
2005年10月25日，马英九在台湾《中国时报》发表“纪念台湾光复一甲子——重温先贤典范，再造台湾精神”的专文，马英九在这篇纪念台湾光复的文章中回顾了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割让台湾的历史，并说，为了纪念台湾光复60周年，从九月起，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左右外墙上挂上台湾抗日先贤的巨像，并将以连续更替的方式延续下去，他们是蒋渭水、李友邦、罗福星、莫那鲁道、林献堂、连雅堂、赖和、张我军、杨逵…等等前辈。他们代表了日据时代台湾精神的开创者，在光复节的这一天，我们有必要重温典范，再造时代精神。
他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国民党执政时代，对于罗福星、蒋渭水这些台湾先贤先烈，有些给予褒扬、有些颁发旌忠状、有些还为他们建造纪念馆，不过时间久了，大家渐渐遗忘，这次趁着台湾光复六十周年、甲午战争一百一十周年的机会，让大家重温这些历史。他强调，当年台湾这些抗日志士也是领导国民革命的先贤先烈，换句话说，他们与大陆的革命先烈同期呼吸、同起脚步，彼此没有差别，因此他特别用这样的论述方式呈现。马英九说，有些参加抗日运动的人，在“二、二八事件”或白色恐怖期间遭受不公平或不当待遇，国民党在适当场合也曾公开道歉，希望一方面还原历史真相，一方面达成双方和解，更能彰显国民党与台湾非常密切的关系。
马英九在文章中说，台湾被迫与大陆分离，实际上两者的生命之旅从未切割，两岸志士仁人始终相互支持，并肩作战。日本据台的第二年，兴中会即在台湾成立分会，台湾前辈不仅反抗日本统治，同时直接参与国民革命，在打倒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目标上，台湾和大陆并不存在界线。台湾光复在台湾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日子，但台湾的执政党却什么都不纪念，“好象想忘掉一样”，是不对的；历史总是历史，不能忘记，一旦忘记历史，就会做出许多“荒腔走板”的表现。
2005年10月28日，马英九冒雨参加台湾光复六十周年系列之一的“水祭钓鱼台”活动。这天，霏霏细雨中，暌违已久的《台湾光复歌》再次响起。在马英九的带领下，台北各界于中山堂广场光复纪念碑前隆重纪念台湾光复60周年。
马英九在致词中回顾了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割让台湾以及钓鱼岛的历史。他指出，历史证明，钓鱼岛历来属于中国领土，当年钓鱼岛与台湾一起被日本占据。台湾光复，钓鱼岛自然应该回归中国，绝不能对日本退让。
马英九说，台北六年多来持续关心慰安妇、台籍日兵、七七事变、台湾义勇队以及非武装抗日运动等议题，目的一方面要重新肯定李友邦、蒋渭水等抗日先贤的伟大情操，一方面也在提醒民众莫忘台湾人被殖民的苦难岁月。台北市文化局长廖咸浩也说，只谈终战而不提台湾光复的颠倒价值观，对不起当年死于日本统治的65万台湾先民与抗日志士，今年特别要深刻省思“殖民现代性”神话，认清日本人现代化背后剥削、歧视台湾人的殖民本质。
渔民们为马英九献上有破洞的渔网，希望各界正视钓鱼岛主权，以补破网毅力保卫领土。随后，在农运诗人詹澈朗诵《岛殇》声中，马英九与当年保钓人士一道，舀起一瓢瓢钓鱼岛海域的太平洋海水倾入光复纪念碑前的水池。
2005年10月27日，为纪念台湾原住民发动的抵抗日本殖民统治的“雾社事件”75周年，马英九一大早就来到台湾中部南投雾社山区，向原住民抗日英雄莫那鲁道的纪念碑致意。这年适逢台湾光复60周年、“雾社事件”75周年，马英九谈起这段抗日战争史表情严肃。他身穿原住民服装，在向莫那鲁道的纪念碑致意时说，尊敬这位原住民领袖，因为莫那鲁道是代表原住民维护自己的尊严，抵抗歧视、不公平待遇的一位代表人物。
“雾社事件” 发生于1930年10月27日，当时，南投雾社的300多名原住民不堪忍受日本殖民者的奴役和欺压，在原住民领袖莫那鲁道的带领下，发动起义，杀死了134名日本人，史称“雾社事件”。事件发生后，日本出动大量军队，对原住民进行武装镇压，将起义地区的百姓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屠杀。莫那鲁道自杀身亡，雾社族人将它的遗体运回后，建了纪念碑纪念莫那鲁道。
马英九在钓鱼岛等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令日方非常不快。2006年7月10日至13日，马英九展开就任国民党主席后的首次日本之行，会晤了多位日本党政高层人物。在马英九抵达日本成田机场时，部分右翼分子就在机场外举行了抗议，要求“中国人马英九滚回去”。当晚日本侨界设宴欢迎马英九时，一群日本右翼分子在会场外高喊“我们不欢迎马英九访日”。7月11日，马英九在会见著名右翼分子、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时表示，历史错误要承认，并公开敦促首相日本小泉纯一郎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这更引起了日本右翼力量的强烈反弹。11日下午，马英九在东京邀请报界名流茶叙。席间，马英九谴责了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的侵略行径。会后，这些资深的日本记者竟然私下说：“在马英九吸引年轻人的脸蛋下，怎么有100年前的脑袋？”这说明日本舆论界对马英九的爱国立场积怨尤深。
在马英九行前，日方已经扬言要降低对马英九的会见规格，显示日本政界对于马英九是“疑胜于信”、“疑多于知”。尽管国民党强烈的“外交攻势”打破了可能的冷场，使马英九没因接待规格降低而大丢脸面，但日本官方及民间对其“不留情面”的直陈和抗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本对马英九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马英九于7月13日提前返回台湾。他解释说是要回去亲自指挥抗击台风的救灾工作。但明眼人可以看出，这和日本对他的冷遇多少有些关系。
美国之行晤见佐利克
马英九在日本受到冷遇，在美国却受到了前所未有重视。2006年3月19日，马英九抵达美国纽约，展开为期11天，美国5个城市的访问。马英九的这次访问，备受两岸关注。这是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以来第一次访问美国，行程包括纽约、华盛顿、波士顿、旧金山和洛杉矶，其中尤其以华盛顿的访问最受瞩目。这次虽然马英九以在野党主席的身分到达纽约，但是美国政府还是派出官员接代，规格很高。虽然马英九已经出访美国多次，但是这次的出访美国官方十分关注，很显然美国方面是把马英九视为蓝军的“总统”候选人，所以想要了解马英九对于两岸问题和军购的问题，因此对于马英九接待的规格比过去还要高。马英九几场公开的演讲活动，门票销售一空，后来还特别多加开一场，足见马英九在华人地区受欢迎的程度。马英九访美行程满档，虽然女儿马唯中在美国工作，却也没时间见上一面。
对于这次访问，马英九可能与美国政府官员举行会面一事，国民党刻意保持低调。在首站纽约，马英九一下飞机就赶往参加“大纽约泛蓝后援会”成立庆祝晚会，与支持泛蓝阵营侨胞会面。马英九受到侨胞的热烈欢迎，数百名在场人士争相与他合照，马英九并和旅美台湾歌星现场合唱助兴。
马英九在会场上说，他这次访美有两个主轴议题，一个是以台北“市长”的身份谈市政，另一个是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谈国政。在纽约24小时的行程里，他将拜访纽约市长布隆博格，讨论城市交流，并与媒体会面。在庆祝晚会之后，马英九当天晚间10点就接受纽约时报的专访，他说专访主题是台北市打造无线网路城市的市政建设等议题。
马英九还与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等人进行了私下见面。会面在华盛顿一间私人俱乐部举行，到场的除了佐利克外，还有白宫的资深顾问及亚太事务主任。四人谈及台湾军购及两岸问题，而马英九阐述了国民党对终统问题的立场。
马英九较早前曾与华盛顿市长威廉斯会面，之后他在一个午餐会上，以“谁决定台湾的前途”为题发表演说，重申若国民党重新执政，会以“九二共识”即“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立场，与大陆恢复对话，建构和平框架。马英九接受美联社访问时说，台湾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应该在两岸问题上做出任何的挑衅行为。
这次马英九访美行程来到华府，与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和亚太助卿希尔，展开长达三小时的密谈，比预定一小时长。虽然双方并未透露会谈内容，但美方接待规格之高，创下纪录。原本不对外公开的这场会面，最后在大批记者的守候下，包括副国务卿佐立克、国务院亚太事务助卿希尔、亚太事务资深顾问祈锦慕、台湾事务协调科科长夏千福等官员，都在没有回避媒体的情况下，进入大都会俱乐部，与马英九展开会谈。
被媒体问到与美方官员的会面情况，马英九面带笑容回答，“我们双方都有承诺，内容不便向外界报告”。但马英九也提到，“我说了我应该讲的话”。虽然双方都对会谈内容保密，但外界认为这场会谈，应该是就美国对台军售案，以及台海情势交换意见。同时这场会谈，不但打破近年来美国外交部门接见台湾“直辖市长”或政党主席的规格，也打破了过去10多年来，台湾官员过境美国时，与美国官员见面的层级。
马英九一抵达华府，就在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与美国企业研究所联办的午餐会上，对美国官员发表演说。内容主轴是阐述国民党对美、中、台，以及国防外交政策。在哈佛大学的演说，马英九提到，台湾民进党执政后，两岸就断了对话，关系交恶。如果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那么将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与北京恢复对话。马英九强调，国民党将会与北京达成某种形式的和平协议暂行架构。国民党希望成为和平缔造者，而不是麻烦制造者。马英九并再次提及国民党致力维持两岸现状的立场。这场演说，让在美国智库学界地位崇高的前AIT台北办事处长李洁明赞扬马英九是“识途老马，深得美国信赖”。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谭慎格，则形容马英九是“非常有教养的政治人物”。
此外马英九在华府，还与AIT执行长施蓝旗，三届历任主席丁大维、罗戴维和白乐琪等人密会。尽管一样无从得知会谈内容，但马英九引用3月19日《华盛顿邮报》当中的一篇专访，提到“我提出的一些看法，美国政府听起来像音乐一样”，来形容此行他与美方建立的良好互动。
马英九访问美国，一路上不仅会见各地热情的华侨华人，频频接受媒体专访，又接连在大学、智库发表演讲，而且，除了会晤美国在台协会的历任理事主席，还与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以及白宫国安会官员闭门密谈，其风头之健，已远远超过之前几度以总统之尊“过境”美国的陈水扁。不过，台湾舆论在热闹报道马英九的美国行之余，却毫不客气地戳破一个残酷的事实：马英九是到美国去“面试”。
马英九要问鼎2008年台湾“总统”大选，态势明朗，但是，跑道上最大的一个无形栏杆还没跨过去，那就是美国政府的态度。美国对这位新任国民党主席的外省籍背景、常常流露的中国情怀、对“终极统一”的有所期待、年轻时参与“保钓”等等经历，很不放心。马英九对此完全了解，否则他就不会赶在赴美之前努力先就军购案与泛蓝阵营各方达成默契，并且先在台北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动情地说：“忘掉统一和独立，让我们维持现状，集中拼经济。”华邮记者形容马英九把话说得“仿佛成了华盛顿耳中的音乐”。
马英九确实小心翼翼地确保他说的话让华盛顿觉得悦耳。他到了美国不仅又数度重申“我们不会追求台湾独立，也不会追求立即与大陆统一的政策”，而且在闭门谈话中让质疑台湾究竟有多大意志要抵御大陆军事压力的美方人士表示“满意”。为了与陈水扁有区隔，批评陈水扁“法理台独”的马英九还公开地向美方保证：“台湾应该是一个和平创造者，而不是麻烦制造者。我们想成为东亚地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听马英九这些话，再对照陈水扁也在同个时间对美国在台协会新任台北处长杨苏棣保证台美之间不会再发生“意外”，就更能了解到马扁两人努力的“共同方向”。
不论马扁两人究竟谁更“得宠”，人们清楚看到的是华盛顿左右台湾政治的力量越来越大，而且俨然成了台湾的“造王者”。例如，政论界相当一致地认为，陈水扁在神秘枪击案后胜选，最终得以渡过数十万民众示威抗议的惊涛骇浪继续坐在总统宝座上，最关键的压舱石便是华盛顿。从当时扁政府竭尽所能争取来自华盛顿的“贺电”看，美方的“祝福”重要性已不下于选票。难怪连宋功败垂成后，一股怨气是出在华盛顿官员身上。至于陈水扁本人的重要演讲词和决策，一再需要美方“过目”，最近甚至自己公开说“终统”用词是迁就美方意见等等，更说明，华盛顿对台北的干预力量超乎一般想象。这种情形，在两蒋时代，甚至在李登辉时代，都是罕见的。之所以如此，主因当然是如今台湾蓝绿各占半壁江山，不论哪个阵营选赢了，也只是脆弱多数，再加上面对北京的强势，套句民进党人的话，“不抱美国大腿，要抱谁的大腿？”
马英九在华府受到高规格接待，是美国务院刻意安排，目的是向陈水扁传递讯息，表示美国对扁已经没有耐性了。但是报道也说，布什政府非常审慎，避免过于刺激阿扁，这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安全感的阿扁可能益发觉得需要出声”，一方面则是因为扁是民选“领袖”，美国应予尊重。美国希望台北及北京了解，美国盼望台湾内部冷静平和，也希望扁信守剩下的“四不”。美国也希望各界了解，台湾内部的动汤可能引发台海不安，也可能在台湾与美国之间引发危机。
马英九23日在华府智库发表演说时，现场悄悄地出现一位神秘嘉宾，那就是已经离职的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两人上演一场相见欢，包道格并语带玄机的说，马英九这次访美的规格与陈水扁访美相同。被问到美方这次高规格接待马英九有何用意，包道格答的很妙，“马英九此行访美，美方接待的规格恰如其分，就和陈水扁在过去访美的规格相当。”
美方高层直接与台湾在野领袖接触，不符美台交往惯例，因此台湾舆论解读，美方被扁政府在终统议题上耍了一招后，显然未待“布胡会”登场、已望借着马英九访美有所行动，尤其在非公开场合中暗中提升接待规格，赋予马的访问更大的意涵。美方意在告诉扁政府，华府并非没有转向可能，不只欲借马主导台湾民意，更要“以马制扁”，争取对台的操作空间。
也有媒体评论将美方此次的接待方式比照2000年，当年，美国在总统大选前也跟陈水扁也有过类似接触，锁定的对象显然都是“未来总统”。《中国时报》直指：“华府到底要马英九谈什么，扁其实心理有数；美国对2008总统大选会有多大影响，扁也肯定比谁都清楚。”
既已将马视为“下任可能总统人选”，除了终统，美国务必也将要马英九就军购、统独立场和大陆思维等重大关键议题“给个说法”。马英九的十天美国之旅紧靠在“布胡会”之前展开，虽只以台湾在野领袖身份，对美国对台政策、以及中美台关系发展，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重新执政的五个大陆政策
马英九3月22日抵达华盛顿访问后，在接受路透社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支持维持台海现状，反对台湾独立和过早与大陆统一。马英九说，如果国民党在2008年大选中获胜，他愿意与大陆根据相互可接受的条件展开谈判。马英九当天在华盛顿接受路透社电视台采访时指出：“我们将不会追求台湾的独立，也不会追求立即与大陆统一的政策。”(马英九接着表示：“这是一项真正符合美国、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人民需求的政策。”
“我们认为，我们应该维持现状，这样中国大陆就没有借口对台湾动武，如果他们这样做了，我认为它就是不合法的，美国会有更多的合法性来帮助我们。”(
马英九在哈佛大学演讲，再次强调国民党主张维持台海现状，也提出改善两岸关系的做法。马英九说，自2000年以来，台海两岸的情势受到八项事件的冲击而由曾互有期望到陷入僵局，以至于目前的对立。他表示，最近两年两岸紧张情势升高，其实都和台海两岸的一些决策有关。他指出，2000年陈水扁当选“总统”就职时提出“五不”，之后，陆委会否认“九、二共识”的存在、北京以导弹威胁台湾、陈水扁又提出“一边一国”及台湾需要新宪、防御性公投、中国大陆通过反分裂法及陈水扁决定终止“国统会”运作。一连串的发展让两岸政治僵局愈陷愈深。
他说，国民党主张维持台海现状，同时也希望积极改善两岸关系，包括建构一个和平的架构、让经贸关系正常，以及推动台湾的国际参与和加强两岸在文化及教育方面的交流。马英九说明国民党政策方向之后，并接受现场提问。最受瞩目的提问者就是目前在哈佛亚洲中心担任短期研究学人的台湾前“行政院长”谢长廷。他以英语向马英九表示，马英九谈了诸多两岸和平愿景，却忽略了中国大陆对台湾施加的武力威胁。
马英九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演讲时誓言，将重新恢复已被陈水扁冻结的与大陆所进行的谈判。马英九对美国智库说：“如果国民党在2008年重新执政，我们当然会基于‘九、二共识’与大陆重新恢复谈判，‘九、二共识’也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这是已经为中国大陆所接受的。”(马英九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演讲时强调，如果在2008年大选获胜，他将重新恢复与中国大陆进行谈判，追求维持现状的政策。马英九还指出，在国民党重掌政权后，“我们将尝试达成一些和平共识，它将正式结束台湾海峡的敌对状态。”
马英九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以“谁决定台湾的前途”为题发表演讲。他指出，目前台海双方最大的问题是彼此缺乏共识，而且双方对未来没有共同的愿景。马英九说，事实上，1992年国民党执政时就已经处理了这个问题，当时香港会谈之后达成了‘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而这个‘九、二共识’应可作为台海双方未来协商的基础。“大陆方面通常只是说‘一个中国’，不过当我们说‘各自表述’的时候，他们没有提出异议。所以，我们对‘九二共识’是有各自的解释的，但是这仍然是个共识。否则的话，我们也就不会有1993年4月份在新加坡举行的汪辜会谈了。”
马英九说，大陆重点在防台独，在两害取其轻下，似乎更容忍“中华民国”存在。北京当然不会承认“中国民国”，但会容忍其存在，因为若“中华民国”消失了，北京要面对的可能是台湾独立，对他们来说更难处理。北京要做的选择是很清楚的，他们必须在“中华民国”和“台湾共和国”之间做一个选择。他们不需要承认“中华民国”，而只需要容忍“中华民国”的存在。这正是“国统纲领”里面所写的，两岸都不否定对方的存在。
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演讲会中，马英九定义台海现状，就是“四不一没有”。这是马英九在访美行程中，首度定义美国和海峡两岸三方对现状的认知，并认为这样的台海现状符合三方共同利益。马英九在加大柏克莱分校发表的演说，题目是“台湾:推动和平与繁荣”。演讲内容延续之前在其它行程中公开发言的论述，强调两岸和平及国民党坚持台海维持现状的立场。不过有在场的媒体质疑，马英九所说的现状到底是什么？而马英九又凭什么认为这个“现状”的定义，北京当局可以接受？
马英九回应说，美国和海峡两岸三方赛局中，对于台海现状，的确各自有不同解读。就三方而言，对现状的定义，可总结为台湾“总统”陈水扁在2000年就职演说中所提及的“四不一没有”。马英九认为，“中华民国宪法”是维持现状最好的准则。只要以“宪法”为指标，不要去更动“宪法”条文，不宣布独立，也不立刻与大陆统一，这就是现状。这个定义符合美国和两岸三方利益。马英九更进一步承诺，2008年若国民党重掌政权，首先要做的事就是维持“四不一没有”，也就是不会宣布台湾独立，不改国号与国旗，不会推动两国论入宪，更不会为了改变现状对统独问题进行公投。
马英九详细阐述了国民党2008年如果重新执政的五个大陆政策主张。他说：如果国民党于2008年重新夺回政权，将推动五大政策：恢复两岸对话、寻求达成某种和平协议暂时架构、改善两岸经贸关系、与对岸谈判台湾国际参与空间及推动两岸文化和教育交流。
马英九说，从民进党执政后，两岸对话即中断至今，当初为进行对话而设立的“白手套”机构闲置，两岸关系恶化。如果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国民党政府将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与北京恢复对话。“首先，我们肯定会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也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来恢复和大陆的谈判，这是已经为中国大陆所接受的；其次是，设法达成某种和平协议，正式结束台海之间的敌对状态。这个协议可以是30年到50年，主要是让双方和平相处。在这个架构下，双方致力台海的和平稳定，台湾愿意做为一个负责任的地区利害关系人，与美国、日本和中国大陆维持建设性关系，自许成为和平制造者，而不是麻烦制造者；第三，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先建立两岸直航，让大陆游客到台湾，和台湾民众、金融机构到大陆、以及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进行能促进经济关系的活动，促进与北京经济关系的正常化，包括直接空航、欢迎大陆人民到台湾观光，促成台湾金融服务业到大陆投资等。”(
马英九说认为，国民党大陆政策蓝图的第四个主张是台湾参与国际活动。这是两岸关系中最困难的部份。他说：“这是因为任何讨论或计划都涉及到主权问题，因此如果能有一个30年到50年的和平协议，我们就可以在这段时间里发展出一个暂行架构，让台湾能参与国际活动。最重要的原因是，有些人寻求法理台独是出于台湾缺乏有意义的国际参与。”(
国民党的第五个大陆政策主张是建立文化和教育的交流。他说，这个软性做法常常被人忽略，在国家安全无虞的情况下，两岸年轻人及早接触对促进两岸关系是很有帮助的。马英九说，如果国民党重掌政权，将考虑承认大陆学位，开放大陆学生来台就学。他说，让两岸年轻人提早接触很重要。现在已有约五千名台湾学生就读大陆大学，如果大陆青年也能来台湾求学，或许有一天，大陆的国台办主任毕业于台湾大学，台湾的陆委会主委毕业自北京大学，情况一定会有很大的不同。现场听众问到这是否就是他当选“总统”后希望实现的政见时，马英九立刻澄清说，“不是我当选以后，而是国民党重新执政以后。”
马英九演讲完后，现场听众热烈提问。有听众问他担不担心在政治上会被陈水扁毁掉、以及2008年“总统”竞选时最坏的情况会是什么？马英九感谢这位发言者对他人身安全的关心。他说，他不担心陈水扁会把他切成碎片，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什么仇恨。他说，虽然他大部份不同意陈水扁的做法，但是仍然尊敬陈水扁是“中华民国”的“总统”。日前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要求陈水扁公开澄清有关终统问题，而声明中没有称呼“总统”头衔，马英九说，他是台湾第一位指出这很不礼貌，之后美国国务院就做了修改。
在台北，民进党政府高层对马英九此行的“关切”程度不下于“布胡会”。早在马英九启程一周前，《自由时报》即在封面头条报道“国际忧心马英九反美日情结”，为马套上“亲中反美反日”形象；“总统府”更在他出发同时，召开临时记者会呛声，以强硬措辞吁马“将两岸真实情况反映给国际，而不是传达错误讯息，造成贻笑国际的政治谎言。”据《中国时报》消息，台驻美代表处、国安单位驻美人员奉命每日紧密汇报马在美动态。
美国支持行情遽升
马英九11天访美行程，在诸多历史机缘巧合与“终统”事件激汤下，取得了满载而归的丰盛收获，甚至在华府出现了所谓的“马英九现象”。这次对国民党或马英九的第一个“意外”，并非佐立克愿公开露面，而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波顿主动提出会晤之约。波顿还特别表示，他希望与马英九就东亚安定和两岸情势交换意见。
波顿是布什总统的重臣，曾任负责裁军与武器管制次卿，公开支持过台湾以观察员身分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他主动要求与马会晤，重要性不下于佐立克。波顿是马此行“最意外的贵宾”。其次，马英九此行最重要的会晤，当属副国务卿佐立克；被党内认为最“硬”的会面，则属助理国防部长罗德曼。马连过两关，现场气氛甚佳，原因简单到令人不敢置信：因为马英九与佐立克、罗德曼都是哈佛人。佐立克和马会晤，这场最重要的会面，在两个同时期哈佛人的校园回忆下，气氛竟是最轻松的。在场人士转述，一听说外面已有大批台湾媒体守候，佐立克当场拿下眼镜，状似整理仪容，笑着说“那我得好好打扮后再出去了！”很显然，美国这次与马打交道，不单只是做面子给马，务实的成分也很高。在佐、马两人谈性甚浓之际，国务院亚太事务助卿希尔不断低声“提醒”国民党人士，“等一下可以问副国务卿什么问题”等云云。
马英九在美备受礼遇，规格不断“升等”，美国当初为了惩罚陈水扁“终统”的意图应该已不是最主要原意，而是马的国际观与领导人形象都是美国能接受的，这是他的优势；姑不论“布胡会”与马返台后的朝野对峙，会让这个优势产生什么变化，他在华府引发的“马英九现象”肯定短期内不会退烧。
马英九26日以“不虚此行，顺利完成”8字，总结此次访美成果，在最受注目的军购议题上，马英九正式表态说，台湾不但会持续与美国进行军事的合作，也将继续采购必要且合理的武器，此行向美方传达最重要的承诺是，台湾不会成为亚洲军事冲突的“引爆点”。
晚间出席“全侨欢迎马市长访洛餐会”时表示，此行向美国沟通的三大重点是台湾的未来、两岸的关系及台湾与美国的关系，过去几天的沟通过程非常坦诚且有效，可说不虚此行，加上具体且实际的表达看法，任务可算顺利完成。
在台湾的前途部分，马英九定调国民党立场是支持维持现状，“反对台湾独立”、但也不追求立即的统一，以确保台湾2300万人的安全。两岸关系上，马英九表示，他提出先和平、繁荣，再追求民主、均富的共同愿景；至于具体作法，国民党除保留四不一没有，也将具体落实五不及五要的主张。
至于台美关系，马英九强调，两岸关系的改善，不但无损于台美关系，反而更能增进双方的合作，让美国在东亚扮演安全的角色，比较容易达成并稳定；在此原则下，台美双方不但将推动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也将持续强化军事的合作。马英九强调，国民党两岸政策都是延续去年“连胡会”共识而来，这跟美国一贯的政策是一致的，就是鼓励两岸持续沟通、对话，使台湾不会造成美方维持区域安全上的困扰，并且不会成为亚洲军事冲突的引爆点，台湾也可由此维持自身的主体性与尊严。
马英九担任国民党主席，终于端出清楚的两岸论述，马英九从历史伤痕出发，定位马关条约的割让，让台湾被划下孤立无援的第一道伤痕。马英九说：“民国成立了，中外记者会上，国父说一定要收回台湾，会后戴传贤带罗福星去见国父，国父跟他说如果不收回台湾，我对不起中国人，马关条约割台，这是日本人造成的，但国民党找回来，‘2、28’是国民党造成的，自己收拾，现在剩下就是1971年，一连串的外交孤立，是中共造成的，现在谁来收拾？”
马英九说：“也许有人说你一厢情愿，中共怎么会理你？你不要忘记喔，这是去年胡锦涛答应连主席的，你既然说可以谈，那我想推出一个暂行的架构，我们来谈，在这暂行架构下，双方怎么处理双边多边关系，我的主张是不要玩零和游戏，要玩什么实用主义，务实看问题。”
马英九在这场留学生座谈会上，完整整理他的两岸论述，从历史伤痕的观点，解析台湾人的深刻情感，再提出国父收复台湾的心愿，连结国民党与台湾关系，以悲情诉求主打台湾连结，马英九是第一个尝试这种史观论述的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访旧金山行程满满，从柏克莱加大、旧金山市府、科技午宴到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见了许多旧金山湾区学生、官员、产业领袖、学者，须回答各式问题，还要随时即席演讲和应对。马英九保持稳健，也试着展现幽默。
在全球玉山协会与美西玉山协会安排下，举办与硅谷产业界见面的台北市招商会。也许因为产业谈技术、商务，不谈政治，马英九特别轻松，现场笑声不断。
有产业人士问及两岸直航议题，马英九表示，春节包机成功，但是，尽管上海到台北飞航仅须一个多小时，但因为还须在形式上经过香港领空与塔台联系，将时间增到三个小时。马英九期望，若未来两岸直航，位在台北市区的松山机场也是直航机场之一。他笑说，旅客可在晨间七时登机、九时到上海、中午与客户开会、下午二时到工厂，晚上还可回家帮忙倒垃圾，实在是有效率！
马英九在现场介绍悠游卡多方面功用，包括让学童的家人可以掌握学童的行踪，“因为太方便好用，受到家庭主妇喜爱，她们说，希望悠游卡还能加更多功能”。在介绍台北市南港、内湖、北投士林等三个主要科学园区时，说到台北市教育程度高，是亚洲地区拥有最多企管硕士学位 (MBA)的城市之一，马英九说，这个“MBA”，绝不是“Married
But Available.”。又说，举办台北牛肉面节，宾主尽欢，只有牛不高兴。
拜会旧金山市府，由旧金山代理市长、华裔市议员马世云接待，“双马”会面谈市政，马英九特别提及每年在市府厅举行北加州祭孔大典。谈到旧金山族群多元化，马英九还特别比了手语“台北市长”，用手语说明族群融合与包容。
在柏克莱加大时，有学生问，“三、一九枪击案”会不会在马英九身上发生？马英九答说，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会试着让自己安全。可是，身为民主国家的政治人物，仍须和基层选民接触。在离开演讲会场前，马英九还学加州州长阿诺在过去主演热门“魔鬼终结者”电影中的口吻说：“我会再回来。我答应你们。”
到了史丹福大学，有人问马英九，可曾到访史大？他说，自己不是第一次到史大。早在1971年时，就以学生身分到加州，住在寄宿家庭时，到过史大。也曾申请史大法学院深造而被拒，后来申请到纽约大学、哈佛大学，只好选择就读被视为“东部史丹福大学”的哈佛大学就读。
不过，马英九也非有问必答。有关2008是否竞选总统议题，他总避重就轻不愿多谈。在史大也有段小插曲，有人问如何看待中共在台湾渗透等尖锐问题？马英九严肃以对，仅说此题应由国安局答复。
马英九抵达旧金山后，还拜会了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参加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国民党档案史料中央改造委员会党史公开仪式。另外受到各界瞩目的两蒋日记也在同一时间宣布，将于本月31日开始，正式部分开放给全球学者进行研究阅览。胡佛研究所与国民党关系深厚，最早可追溯到蒋经国时代，后来由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马若孟（Ramon Myers）亲自到台湾拜访前国民党主席连战，2003年在连战任内签约，胡佛与国民党双方正式开启合作关系，数位化国民党中央数以百万件史料。
期间，胡佛研究所派员并空运六部机器到台湾，协助国民党进行党史数位化及微卷处理，原始文件留在台湾，数位化微卷则由国民党、胡佛各有一份。马若孟指出，蒋介石在1920年代日记中，披露他将政治与军事重心由中国东南方转至中央，并订南京为首都的过程；蒋介石建立黄埔军校，以及有关中国现代化政策意见等。两蒋日记则是暂时由胡佛研究所典藏。此次开放部分为蒋介石日记1917至1931年部分。蒋方智怡在会中受访时表示，考虑胡佛研究所学术专业，才选择胡佛研究所为典藏之处。
马英九是首位以主席身份访问此地的国民党领袖。在蒋介石的日记前，马英九特别弯下腰，仔细阅读日记内容。马英九有感而发，形容“蒋老‘总统’他的字，我觉得就有点像他的人，散发艰苦卓绝的味道”。马英九认为藉由第一手史料可还原历史，他也特别强调国民党与台湾的连结。马英九不回避国民党对‘2、28’事件的责任，马英九说：“‘2、28’这个悲惨的事件，国民党不当的处置，必须负责。”
马英九的访美行最后一程是洛杉矶，马英九抵达洛杉矶后，依旧马不停蹄，分别造访中国城和马氏宗亲会。只是体力和耐力都已经到达极限了，祭拜的冗长过程，让马英九忍不住眼皮沉重，显然是累坏了。或许就是如此的操兵，马英九体力耐力也已经濒临极限，拜访中华会馆过程冗长，台上来宾讲不完，马英九眼皮开始沉重。要这个时候睡着，可就太不给面子，马英九强打精神，硬撑着睁大眼睛。知道媒体在拍，稍后媒体追问，还得面不改色。自豪有铁人般体力的马英九都忍不住露出疲态，这趟美国行新闻份量又重，媒体也是人仰马翻，有人笑称，英九是马记者是铁，所以这一团，还真是名符其实的铁马团。
种种迹象显示，美国不只是把马英九视为台湾在野党领导人，更是台湾下任“总统”的最可能人选；此次以何种规格接待马英九、双方接触的收获，除了影响中美台三角关系未来两年的发展，华府“以马制扁”的对台新战略料也将逐渐成形。
除了以前台湾前“总统”李登辉、现“总统”陈水扁、前国民党主席连战，也都曾在美国留下身影。以往台湾政要要在美国发表演说，中国政府都会提出强烈抗议，这次对马英九却毫无杂音。这意味着什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询问，美国对马英九的接待安排和方式是否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秦刚回答说，中国政府以一个中国原则对待台湾的对外交往活动，对台湾同外国进行的民间性质的往来不持异议，但是坚决反对任何在国际上从事“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分裂活动。
而且，新华社还详细报道了马英九在华盛顿的午餐会演讲中提到国民党处理两岸关系的五点主张。
身系两岸命牵统独
2006年5月8日,马英九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以“台湾新思维”为主题，以流畅的英语发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演说，并在接受观众及媒体提问时，表达上述看法。超过500人出席该演讲。在演说中，马英九针对两岸议题再度提出了“五不”、“五要”的主张，并表明如果国民党在2008年重新执政，“台湾会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台湾不会搅乱区域的海水，台湾应该做一个和平缔造者，而不是麻烦制造者”。
“五不”包括：台湾不会宣布“独立”、不会变更“国旗”、“国号”、不会在“宪法”中列入所谓“国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不会制造“统独”麻烦、不会有“废除国统会”的争议产生。“五要”是：一，在“一中原则”、“九二共识”基础上与大陆对话；二，与大陆和平谈判，谈判以和平为基础、避免军事竞赛；三，两岸建立共同市场，推动直航，帮助台湾企业提升竞争力；四，扩大台湾“国际参与”；五，强化两岸文化与教育交流。他在回答出席者的提问时也一再强调，两岸目前最迫切的是恢复以“九二共识”为基础的会谈、推动三通、讨论两岸成立共同市场；现在谈统一问题还太早，“因为条件和状况都不对，不只是台湾，中国大陆也还未准备好”。
当记者问道，身为国民党党主席及2008年可能的“总统”人选，他要如何在2008年之前防止台独及在2008年后防止一些政党搞台独时，马英九说，国民党目前是立法院最大政党，并主张维护“一个中国”为基础的“宪法”，台独不可能成为国民党的选项。台湾不可能走向独立，大多数的台湾人民，其实都支持维持现状。他认为，现在应该做的是扩大两岸交流，因为增进民间的互相来往，就能改变对彼此的想法。
但记者发现，和一年前相比，马英九自当上国民党主席，又领著国民党赢得了台湾地方县市长选举一役后，脸上明显写上了“辛劳”两个字，双眼下黑色的眼袋日见明显。作为台湾及两岸未来和平发展的重要政治人物，马英九的健康和安全令世人关注。
2006年1月20日,香港一位知名记者赴台湾参加世盟年会，组办单位安排来自世界各地四十多位嘉宾到国民党总部拜见主席马英九。与马英九握手后，这位记者拿出名片递上并作自我介绍，马英九说：“我们已见多次了吧。”出于礼貌，他也往口袋掏名片，结果拿出的是一张台北“市长”的名片，有些歉意地表示：“我只带着这张名片。”
拜访结束，记者又拿出马英九给的名片细看，想不到这张“台北市长马英九”的名片，背后写着字，记录着两件要办的事：“土林国小顶楼漏水严重，请即修缮（家长）。”“谢宜主任（实践大学社工系）可委托座谈演讲。”这张名片被当作“笔记本”，一定是马英九在接触民众时，有人反映情况，他要及时记录下来，身边没带纸，就拿自己的名片背面记录作备忘，也成为这位记者珍贵的纪念。
“笔记本名片”反映出了马英九的亲民和爱民作风。马英九深入民众，作风细腻且轻车简从，遇到学生家长的投诉，马英九没有简单交待随从人员负责去办理，却如此认真地记录了下来。一张名片正反两面的记录，反映马英九对民众要求的重视，真正体现了群众利益无小事。马英九身兼台北市“市长”和国民党主席的双重身份，工作之繁重外人难以想像。
香港台湾工商协会常务董事陈自创看过这张名片后说，这绝对是马英九的笔迹。陈自创受聘马英九任台北市香港事务的顾问，每个月都会给马英九写一份报告，陈自创是伦敦大学的法律博士，写报告很认真，但想不到哈佛法学博士的马英九比他更认真，每份报告都仔细阅读并给予回覆。陈自创专门准备了一个抽屉，存放给马英九的报告及马英九的回覆，陈自创告诉记者，马英九曾经对他说，他每天工作都在十六小时以上。马英九亲力亲为养成的细心倾听，仔细记录，亲自督办的亲民工作习惯令人感叹。
感叹之余陈自创又担忧起来，担忧马英九包括健康和人身的安全问题。马英九是为台湾未来操心的最大在野党主席，接见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宾，不仅身边没有甚么随员，连党主席的名片都没有人为他准备，如果大小事都要自己做，一个再有作为的政治领袖也会被事务拖累拖垮。
2005年9月9日下午4点半到5点，马英九正在和新闻媒体茶叙，人好好的，网路谣言却开始发酵，雅虎奇摩网站下午4点半被网友发现刊登马英九遭枪击的新闻，网路世界顿时谣言满天飞，bbs站上互通讯息，有人说真的看到了，还有网友说，这招阿扁用过了呀，大家一片错愕，更有网友痛不欲生。马英九当时已经在前往彰化辅选的路上，一下车就被媒体团团包围。
马英九一头雾水，幕僚电话打到微软，总算雅虎奇摩正式道歉，承认因为系统错误，导致内部虚拟网页开放到外部，向马英九及读者致歉。被问起对枪击谣言的感想，马英九说：“我第一步就看看我的外套有没有子弹。”马英九表示愿意接受雅虎奇摩的道歉，倒是难以想像，自己有一天也成了枪击话题的续集人物。
在恐吓邮件曝光后，警员到马英九住家巡逻的频率提高了，防止有人搞破坏，再配合两名便衣刑警全天候监控，在马英九要求不要增加警卫人力的情况下，警方只能加强警戒层级，务求不让任何威胁恐吓发生。在此以前,保护马英九的随扈共有二位，其中一位还要兼任秘书工作，一共有两组人员轮替，另在其住家室外有便衣人员驻点维护；马英九到各县市辅选时，负责警卫工作的台北市保安大队，则另派一位警察随行，即马英九出外到各县市辅选，只有三位随扈随行。
台湾情治官员表示，台湾“国安局长”薛石民日前已要求台北市警察局加强马英九安全工作。他在台“立法院”特别说明，“国安局”内部曾进行机密调查报告，内容评估岛内重要人士的安危会影响“国家安全”，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也在名单之列。
马英九外出或下乡，一般行程仍是轻车简从，这已经引起台湾安全系统的重视，对此，马英九强调，已受周密保护，除非是职业杀手，否则其他原因都可以克服。他说：“安全不是仅靠安全人员，有时与个人风格、政策及言行有关，总不能一直坐在坦克车或玻璃罩内吧？除非是职业杀手，否则，其它原因都可以克服。”
曾有网络传言有人将对马英九不利，加上“国安局”一份机密报告指马英九“出事”将冲击“国家安全”，蓝军“立委”于“立法院国防委员会”推动做出决议，要求“国安局”建议陈水扁将马英九纳入特勤安全维护对象，提供必要防护。台北市警察局长王卓钧表示，警方非常重视马英九的安全问题，不过马英九因不喜欢有太多的随扈，因此目前仍维持原有的编制，但警方已加强其寓所的安全维护；至于马英九到外县市部分，台北市警局会协调相关县市警方予以必要的协助。
据了解，今年台北市的跨年晚会，一位疑似精神异常的女子冲上台站在马英九旁边，还有跑行程时，马英九身旁总是有不少的马迷，虽然对于自己的安全问题轻松看待，不过外围的随护丝毫不能掉以轻心。对此，国民党高层不讳言地指出，马英九目前人气如日中天，俨然已是“蓝营”反攻2008年的重要指针。但寄望愈深危机也愈大，尤其当前政治气氛已丧失基本信任感时。国民党高层直言，马英九的健康与安全问题是两大隐忧。亲民党“立委”林郁方指出，马英九万一出事恐会引发百万人走上街头，所以马英九的人身安全不应仅依赖各县市警力，他呼吁陈水扁尽速依法核予马英九特勤保护。
在国民党总部，楼下保安看似森严，但人员进入却没有安全检查设施，闲杂人员要混于代表团或记者群中进入大楼见马英九轻而易举。马英九在会见了外国嘉宾后又在走道见台湾记者谈军购案，被一群记者团团围住，身边没有一个随从，保安人员也离得远远的，如果有人想下手，马英九及国民党都会措手不及。有理由相信，马英九出入类似的场所会很多，但台湾缺少保安措施的环境充满著危机。同时也有理由相信，正率领国民党重新出征去迎接新台湾的马英九，有人对他恨之入骨，甚么样的可能都会发生。成为台湾重要政治领袖的马英九，他的安全该如何保证，引起两岸众多人士的关注。
马英九不仅赢回国民党在台湾地方执政的天下，而且已经崭露了国民党重新夺回执政权的希望。马英九的清廉、亲民、务实的形象，成为马英九对手们不可逾越的屏障。台湾领导人在大选时发生过枪击事件，虽然这普遍被外界认为是假戏真做的一幕，但如果有人打马英九的主意，以除去心头之患，一定会是真戏真做，悲剧随时有可能发生。马英九身系两岸，命牵统独，保证马英九的安全，实际上是保证了台湾的安全，保证了台湾人民的安全。
出生年月日：1950年7月13日。
生肖：属虎(阴历五月二十九日)
笔名：马英九、王绍陵、叶武台、波佬
小名：弟弟(限家人使用)
外号：“天桥小马”、阿九、小马哥、史艳文。已不再被叫的绰号：老马(高中－大学同学昵称)、马胖(学生时代一度很胖)、马盖、马更正(因长于更正媒体的错误报导而得名)
英文姓名：Ma Ying-jeou
姓名渊源：“英”字，根据“上尊大人，英才继起”的族谱而来；取名“九”字，则是希望能以“九思”立身，意即：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另希望身体如“九如”般健康之意，意即：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山之方至、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如松柏之茂。
祖籍地：江西永新
出生地：香港九龙
成长地：台北市
家庭：先祖父马立安、父亲马鹤凌、母亲秦厚修、上有三个姊姊、下有一个妹妹，为家中独子，妻子周美青。两个女儿：马唯中、马元中。
生活最爱：
嗜好：读书,运动,关怀社会
最喜欢的动物：狗
喜欢的颜色：蓝、红、绿
最讨厌的颜色：无
喜欢的花：煮饭花
最爱的电影：原乡人、六壮士、霸王别姬、阿甘正传
最爱的一本书：新人生观、胡适文选、让高墙倒下吧
最爱的音乐：天鹅湖
最爱的歌：朋友情、古月照今尘
最爱的歌手：殷正洋、叶启田
最爱吃的食物：小吃、荫鼓蚵仔
最讨厌吃的食物：无
拿手菜：鱼香鸡丝、魔鬼蛋
最喜欢的观光地点：太鲁阁国家公园
最爱的运动：跑步、篮球、游泳
最怕的东西：冗长的演讲
最得意的事：推动肃贪、查贿选、扫黑、狱政改革
最想做的事：建设台北现代化而温馨的城市
崇拜的偶像或是名人：孙中山、刘铭传、丘逢甲
怪癖：偶尔吃一些奇怪但营养的东西
童年的糗事：偷坐牛车逛街
学生时代最难忘的事：1.代表台湾访问美国 2.挚友去世
学生时代最喜欢的科目及最不喜欢的科目：文史、化学
座右铭：待人以诚,治事以敬
学历：
1． 惠幼托儿所
2． 静心幼稚园
3． 龙潭三坑国民学校
4． 女师附小(1962年毕业)
5． 大安初中(1965年毕业)
6． 建国中学(1968年毕业)
7． 台大法律系法学组(1972年毕业)
8． 美国纽约大学法学硕士(LL.M.)(1976年)
9．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博士(S.J.D)(1981年)
经历：
1981年至1982年，美国波士顿第一银行法律顾问、美国纽约Cole&Deitz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美国马里兰大学法学院研究顾问。
1982年，任蒋经国英语翻译、“总统府”秘书。“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政大法律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1984年6月至1988年6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
1988年7月至1990年，“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兼“行政院大陆工作会报”执行秘书。
1991年至1993年，“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发言人
1991年12月，第二届“国大”代表。
1993年2月至1996年5月，“法务部”部长。
1996年6月至1997年5月，“行政院政务委员”。
1998年，政大法律系专任副教授。
1998年12月至今，台北市市长。
2003年3月-2005年7月，国民党副主席
2005年8月起，国民党主席
义工：
1． 世界展望会
2．台北市喜愿儿协会
3．“中华民国”台湾黏多醣症协会
4、残障体协亚特兰大奥运代言人
5．励馨基金会
6．儿童福利联盟
7．器官捐赠基金会
8．“法务部”第一号义工(协助宣导法务政策)
大学任课：
1． 国际贸易法
2． 国际公法
3． 国际私法
4． 海洋法
5． 国际公法专题研究
6． 航空法
7． 英文法学名著选读
8． 两岸关系法
血型：O型
星座：巨蟹座
三围：胸围：44英寸；腰围：34英寸；
身高：178公分。
体重：78公斤。
腿长：41英寸。
生理/体能：
牙齿：蛀牙三颗，已于1974年补好。
视力：右眼近视300度，左眼远视125度。
血压：收缩压114毫米汞柱，舒张压为90毫米汞柱。
心电图：心肺功能正常，肝肾超音波也正常。
肠胃：消化道蠕动正常、弹性佳。肠子漂亮，检查过程所录制的影带，被医师用来作为健康示范教材。
脂肪比例指数：19.8
肺活量：4.44 超出一般人平均值达12.9%
健康检查最重视的项目（运动心电图及骨科）检查：
运动心电图：最高纪录跑14分钟(台大医院最高纪录是跑18分钟)
背肌力：可举137公斤
坐姿体前弯测试柔软度：评估为常模中的最高等级。
拳击爆发力：在游乐场内向“拳击超人”出拳重击，成绩为89磅。
伏地挺身：一次可做70－80下(最高纪录120下)。
仰卧起坐：一次可做50－70下(30秒内可做26下)
长跑年资：30年(1975年迄今)
长跑时数：超过三千小时
长跑里数：超过一万五千公里(相当于台北－高雄之间，来回跑20.8趟)
家训/座右铭：
1、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
2、以天下之至诚，胜天下之至伪；以天下之至拙，胜天下之至巧。
3、待人以诚，治事以敬。
慈善捐赠：平均每年捐出约新台币18万－20万元左右。
捐血次数：146次。
出版的著作：
1．《勇者的证言——索忍尼辛(索尔仁尼琴)的哈佛演说及反应》(1978年7月，台湾《中央日报》社出版)
2．《怒海油争：东海海床划界及外人投资之法律问题》(1980
年，博士论文著作)
3．Legal Problems of Seabed Boundary Delimitation in the
East China Sea, Maryland Studies in East Asian Law and Politics, No. 4,
Baltimore Maryland: University of Maryland Law School, 1984. (308 Pages)计中英文著作20余种(部)。
4．《从新海洋法论钓鱼台列屿与东海划界问题》，台北：正中，1986年
5．《两岸关系的回顾与前瞻》，台北：陆委会，1992年
6．《法务部新加坡考察报告》，台北：法务部，1995年
语言能力：精通英文、中文，略谙法文。
未完成的杰作：长篇武侠小说巨著《竹剑银钩》，初中二年级时写到数万字，因功课忙而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