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其人其事
前言
刘晓波其人，在文艺界曾经名噪一时。他在1986年9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的“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上，以《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为题作了“语惊四座”的即席发言，由此获得了“文坛黑马”和“东北虎”的绰号。
刘晓波，男，1955年12月生于东北吉林省长春市；1981年7月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1988年6月，在北京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留校任讲师；同年8月赴挪威奥斯陆大学东亚系讲学3个月。其后，刘未经北京师范大学校方同意即擅自决定接受夏威夷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前往美国访问、讲学。
在美期间，刘晓波与反共组织“中国民联”的头头胡平、陈军等过从密切，曾经下榻于胡家。
今年4月，北京发生动乱后，刘晓波决定提前结束在美国的访问讲学活动，接受“中国民联”的派遣，于当月27日匆忙回到北京，直接插手学潮，极力煽动动乱。四五月间，他经常奔走于天安门广场与四通集团公司之间，与该公司总裁万润南多次密谋策划，对于动乱的不断升级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冰冻三尺并非一日之寒。刘晓波在这次动乱中的罪恶表演是有其深刻的反动思想根源的。近年来，他在国内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演说，放肆地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诋毁社会主义制度。他的这些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具有极大的尖锐性，不啻为革命人民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
为了帮助读者朋友深入了解刘晓波这位反面教员，我们编辑了《刘晓波其人其事》这本小册子。全书共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对刘晓波其人其事的揭露、批判文章，这些文字多数都在报刊上发表过：第二部分为关于刘的一篇访问记。这篇文字发表这次学潮、动乱之前，尽管对刘多有欣赏、吹捧、溢美之词，但是读者从中仍可窥见到刘晓波的一些人品、行迹和思想脉络；第三部分为附录，包括刘晓波的反动言论摘编、他的文章选辑，以及发表于香港的一篇刘的答记者问。这些文字全部都曾公开发表过，其中有些发表在海外的报判上。在收入本书时，每篇篇首均加了按语，以向读者提供一些背景材料。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曾有诗句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选编在这本小册子里的刘晓波的言论，堪称为反动狂人写下的反共奇文，我们愿和读者诸君共同赏析、批判，以期把这些毒草连根铲除，化作肥料，用来壮大、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阵地。
编者
1989年7月23日
目录
附录一
附录二 刘晓波文章、讲演选辑
附录三
这场动乱一开始就有海外、国外各种政治势力插手。国民党豢养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联盟”成员胡平、陈军、刘晓波等人，联名从美国纽约发出了《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要参加学潮的学生注意“巩固在这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力求以一个坚强的群体进行有效的活动”。“应把彻底否定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作为突破口”，“加强与各种新闻媒介的联系”，“加强与社会其他各界的联系”，“在运动中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
戒严之后，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不走。他们要把广场作为所谓“学运乃至全民族的一个中枢”，一旦政府做出什么决定，就准备在广场上“作出强烈的反应”，“组成一个反政府的统一战线”。他们早就策划在广场挑起流血事件认为“只要不撤离广场，政府就会进行镇压”，鲜血可以促使人民觉醒，使政府分化瓦解”。为了支撑广场的局面，他们依靠海内外反动势力提供的资金，不断改善设施，装备先进的通讯工具，每日耗资约10万余元，而且开始非法采购武器。他们依靠香港声援团提供的帐篷，在广场建立了所谓“自由村”，开办了所谓“民主在大学”，声称要使它成为“新时代的黄埔军校”。他们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树立了一个什么女神像，原来叫“自由女神”，后来又改名为“民主之神”，把美国的民主、自由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刘晓波等幕后策划者担心静坐请愿的学生难以坚持，就亲自走到前台，搞了一个4人参加的48小时至72小时的绝食闹剧，为青年学生加油打气。他们说：“只要广场的旗子不倒，就可以坚持斗争。辐射全国，直到政府垮台。”
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还肆无忌惮地挑动和组织暴力行动。他们纠集本地的流氓地痞、外地的流窜犯以及未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网罗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的人，拼凑所谓“敢死队”、“飞虎队”、义勇军”等恐怖组织，扬言要软禁、绑架党和国家领导人，要用“攻打巴士底狱”的方式夺取政权。他们散发煽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传单，鼓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号召组织“可能被称为人民军的武装力量”，“团结包括台湾国民党在内的各种力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党和它的政府”。他们扬言，“秋后算账，非算不可”，要算党的账，算政府的账，并且准备了要镇压的干部名单。香港《明报》还刊登了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之一的刘晓波6月2日同一个所谓“大陆民运领袖”的“对谈”，公然叫嚷“期望赵紫阳复出，我们就必须在人民中组织武装部队”。
此篇系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节录，标题系编者所加。
人们都还记得，在首都部分地区宣布戒严12天之后，经过大量的宣传解释工作，戒严日益取得人们
的理解和支持，而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则日渐减少，难以为继的时候，6月2日，天安门广场却又演出了一出4人绝食48—72小时的闹剧。这次绝食的发起人，就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动乱之初特意从美国匆忙赶回来的刘晓波。
6月1日晚，刘晓波其人在北师大校门通过大喇叭做了一通演讲。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从回国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民主运动，我在天安门广场同大学生度过了十几个非常难忘的日日夜夜。现在政府一再强调极少数、极少数人，所谓的一小撮，它的所指看来就是指类似我这样不是学生身份的人。但我想说……我不怕当黑手，我反而以当黑手为自豪，为骄傲，为荣光!”
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现在，让我们通过刘晓波在这场学潮后以及动乱和暴乱中的所作所为，看看这只黑手是如何在同海内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中，伸向首都学潮，并极力煽动动乱的。
刘晓波向来有“狂人”、疯狗”、黑马”之称，1986年以来，他以否定中国的一切很出了些风头。1988年6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8月24日去到挪威讲学。3个月期满，转到了美国。还在出国之前，他就想抛出一批反共反人民的所谓“重磅炸弹”，但是考虑到出国在即，害怕因此“泡汤”，暂时隐藏起来。到了国外，他无所顾忌了，便把它们连续地抛了出来。在这些“炸弹”剧烈的爆炸冲击震荡中，赤裸裸地暴露出了他的真实面目。
1988年10月，他在香港《解放月报》上著文宣称：“马列主义在中国，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专制权力的组成部分。马列主义不是信仰，而是统治者进行思想独裁的工具。”因而，他始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马列主义。在1989年4月的《解放月报》上，他著文说：“批判马列克思主义将直接转化为对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1988年11月，他从挪威赴美、途经香港，在接受《解放月报》记者专访时，更加放肆地为殖民主义大唱赞歌。当记者问到在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时，刘晓波恬不知耻地答道：“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对此，连香港《解放月报》的记者都忍不住说：“十足的卖国主义啦。”刘晓波回答说：“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而作为纲领性的主张，则是刊于1988年11月《解放月报》一篇署名文章中提出的四个“代替”。他说：“只能从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计划经济；用多元化的言论、思想的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西方的)现代文化来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这里，刘晓波提出了以资产阶级共和国来推翻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系统的全面的主张。
1988年底，刘晓波到了美国。同总部设在纽约的以“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四个坚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现行的专制制度”为纲领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联盟”(简称中国民联”)，一拍即合。他们勾结起来，沆瀣一气，不断寻找机会，伺机而动。今年以来，从方励之等人的签名上书为魏京生请命，到打着悼念胡耀邦同志旗号煽动的学潮，他们都密切注视，潜心研究，协作行动。首都学潮刚刚发动，刘晓波自以为时机成熟，便急不可耐地披挂上阵了。
这个一向宣称“我最佩服希特勒”的法西斯信徒，现在竟以“民主斗士”的面目出现。1989年3月，他在纽约参加了所谓“维护人权”、支持方励之等人要求释放魏京生的公开信的签名。4月，首都学潮出现之后，香港《明报》在4月20日发表了一则消息，披露刘晓波伙同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的头头胡平、骨干分子陈军联名发出了所谓“改革建言”，“对大陆目前的学运表示关注”。他们在“建言”中提出，要“重新审查”“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有关问题”，鼓吹“修改宪法”，把四项基本原则“从宪法中取消”。4月22日，刘晓波在《世界日报》上抛出了《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一文，集中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专制政体”，鼓动学潮要“抛弃寻找开明君主的改革模式，而尝试着走一条从制度上改造中国的道路”。这条路怎么走呢?刘晓波公然叫嚣要同国外的反动势力相勾结。他说：“如果大陆的大学生们和那些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们，能在公开支持党内开明派的同时，也公开支援魏京生等人和海外的《中国之春》，肯定会加快中国民主化的进程。”这里所说的《中国之春》，就是受台湾国民党豢养的“中国民联”所主办的反动刊物。很显然，刘晓波的目的就是要把学潮纳入内外勾结的轨道，进而将其进攻矛头引向反对所谓国内的“暴政”上。他煽动说：“暴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暴政的屈服、沉默或赞美”。(见1989年4月号香港《解放月报》)我们看到，首都学潮很快提出了要求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的受害者平反的口号，学生游行队伍中打出了“打倒暴政”的反动标语，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人们记得，4月26日，在北京学潮面临下一步怎样走的紧急当口，北京大学三角地贴出了一张题为《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的大字报。信中为学潮打气说，部分大学生的闹事活动，“已经影响了中国的现在，并必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中国的未来”。并给学潮的组织者出了“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出版自己的通讯或其他出版物”，“加强与其他社会各界的联系(包括工人、农民、市民和知识分子)”，“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以及“努力落实校园内的自由”，包括“建立充分自治的各种社团”，“巩固校园内的表达自由(校内民主墙、大字报、学术讲座上的各种辩论会等)”，“随时准备采取从贴大字报到游行、罢课等方式”等七条主意。这些主意的绝大部分都在其后的学潮乃至动乱中被采纳运用了。这封公开信，就是由刘晓波4月22日在纽约起草并伙同“中国民联”头头胡平、陈军等10人签名，在美国报纸发表后迅速传回北京的。
也许刘晓波感到，远隔重洋操纵国内的学潮不够得心应手，于是便接受“中国民联”的派遣，于4月27日匆忙由纽约赶回北京。本来刘晓波向北京师大中文系写信，讲他应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去讲学，到1990年才回国。可是5月初信到北师大时，他人早已到了天安门广场了。善良的人们也许会问，他是不是匆匆赶回来参加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呢?绝对不是的。这一点他在《世界日报》一篇文章中说得明明白白：“听到胡耀邦逝世的消息，除了淡漠，我没有其他感觉。”他的突然提前回国，完全是为了直接插手学潮。据悉刘晓波在回国前，曾与胡平等就北京学潮事做过多次商谈。刘在临行前，陈军特地给北京四通公司打电话告知了刘所乘坐的航班，要求“四通”派车去机场接刘。并说，倘若刘在机场被捕(可见其作贼心虚)，一定要把消息及时告知“中国民联”。从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民联”对于刘晓波的回国插手学潮何等关心备至并且寄予厚望。
另据有关人士透露，刘晓波回京后，立即与“高自联”的头头、刘的好友吾尔开希以及王丹等人接上头，并向他们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转交了他与王炳章(原反动组织“中国民联”头头、新组建的“中国民主党”党魁)等人所“捐赠”的数千元美钞和万余元人民币，作为学潮活动经费。其后，刘晓波在天安门广场积极参与了“高自联”指挥部宣传、撰稿、讲演、募捐等活动。他除负责“广场之声”的组稿、编辑，多次发表对学潮形势的演讲以外，还负责非法组织“首都各界联合会”的筹建工作。当广场绝食学生中有人表示要退出绝食时，刘晓波还恶狠狠威胁说：“你现在一走就是叛徒，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后路可走!”
在这段时间里，刘晓波十分忙碌。他起草并散发了《致北师大党委的公开信》、《告海外华人以及一切关心中国问题的外国人士书》等等，继续扰乱视听，极尽蛊惑人心之能事。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后，刘晓波更加紧了他的罪恶活动。5月23日，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在动乱中心天安门广场，出现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建议》的反动传单。这份传单一时甚嚣尘上，被某些人奉为“指导学潮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传单把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合法政府诬蔑为“伪政府”，发出了“伪政府必须辞职，李鹏必须下台”的叫嚣；把北京市部分地区戒严歪曲为“军管”，煽动“全社会的总动员”，以求“瓦解军管”，鼓动“国营企业的工人们”成立“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自治会”；煽惑“民办企业”要公开提出“企业的完全私有化”，以使“产权明确为私人所有”；他还肆意挑拨国内“八个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关系，妄图煽动它们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计划地公开地明确地向政府提出独立的参政要求，进一步成为真正的具有独立权利的民主党派”。现已查明，这份以非法组织“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名义抛出来的旨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宣言书，根本不是师大学生写的，而是出自刘晓波的手笔。由此可见刘晓波这只黑手同北京这次学潮及动乱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
随着事情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动乱的实质，许多大学生从天安门广场撤退出来，大量外地学生返回本校，北京市民和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关系日益融洽，形势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是一小撮幕后策划和操纵者不甘心就此收兵，社会上的地痞流氓和一切反动势力也不愿事态就此平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反人民之心不死，还要进行拼死的较量。在这样的形势下，刘晓波气急败坏地从后面跳到了前台。他在煽动大学生继续绝食和组织1000至5000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绝食之举流产以后，便亲自出马纠合了四通公司的两名职工，找上一位词曲作家，大喊大叫地来到天安门广场，搞所谓48—72小时的有限度绝食。他们不仅用这样的实际行动来煽动一部分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广场长期闹下去，扩大事态，为这场动乱打强心针。而且借机发出了暴乱的呼喊。在6月1日的演讲中，刘晓波就别有用心地说什么：“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次行动，结束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的只动口不动手的软骨症!”要他的信徒 们丢掉“软骨症”•放弃“只动口不动手”的积习。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刘晓波自己的话说清清楚楚。在这篇演说的最后，他叫嚷?“……今天在白色恐怖下，我们之所以站出来，是重新唤起全北京市民的自信。我们有能力、有信心主宰中国!”怎样“动手”以“主宰中国”呢?据香港某报发表的、他在6月2日与“一位大陆民运领袖”的对谈中说，我们就“必须在人民之中组织武装部队”。如果善良的好心人对他们要组织反革命暴乱的阴谋还有怀疑的话，那就请听一听刘晓波这段“对谈”吧。
历史是不以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的。刘晓波之流“主宰中国”的呼嚎，不过是一场空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中国这片土地的主人。
(原载北京日报1989年6月24日)
报载：刘晓波四月底从美国赶回北京后，立即同反动组织“高自联”的头头吾尔开希、王丹等人接上了头，并向他们和非法组织“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转交了数千元美钞和万余元人民币。原来这笔款，是他和原反共组织“中国民联”头头、新组建的“中国民主党”党魁王炳章一起“捐赠”用作支持学潮经费的。
笔者读到这里不觉愕然：刘晓波如此出手大方，慷慨解囊，所为何来?
记得国内有家杂志描绘刘晓波的习性时说，：“他小心眼，从心底里自卑、爱钱、喜欢谈性、满嘴脏话。”
如果说这番形容还嫌抽象的话，那么香港《解放月报》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号上刊登的访问记《文坛“黑马”刘晓波》，那上面记叙的刘晓波的答记者问，却不啻为刘氏一幅嗜财如命的自画像。他说道：“我讲演时，别人来请教，我就说不向任何人教任何东西……我为什么演讲，一是自我感觉好，二是为了挣钱，不给够一小时多少钱，我就不去。钱是一种自我评价，有了一定数量的钱，你的生命也就随着开放到一定的广度。”
这里，在广大读者面前，仿佛站着两个刘晓波——一个爱钱如命，大有“拔一毛而利天下吾不为也”之慨；一个则又慷慨“施舍”，一出手即以千百元之计而不惜。两个刘晓波怎能重叠到一起呢?
待到笔者读得关于刘晓波更多的材料之后，这个问题也就不觉得怎么难于理解了。
原来古人早已有言在先，叫做“两利相较取其重”。刘晓波无论是在国外连续摔出反共反人民的“重磅炸弹”也罢，还是风尘仆仆、不辞辛劳从国外赶回北京插手学潮、捐款资助也罢，目的只有一个，都是为了煽动“全社会的总动员”，为了“在人民之中组织武装部队”，推翻人民共和国，建立他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而实现他的“主宰中国”的美梦!
刘晓波氏的西洋镜至此可以拆穿了：原来他的暂时“牺牲”一点个人小利，还是为了以此换取今后“主宰中国”为所欲为的大利呀!，原来他是两般面孔一副心肝：反动十足的政治“狂人”!“钱是一种自我评价”——刘晓波说得再妙不过了。他在“钱”字上的种种表演，果然赤裸裸地给自己做出了应得的“评价”。
(原载北京晚报1989年7月4日)
全盘西化的主张，近几年来，着实很热闹了一阵子，其间，前有方励之，后有刘晓波，是为鼓吹最卖力的一伙人中两个突出代表。他们不仅一脉相承，同声相应；而且，愈演愈烈，越说越玄：从境内游说到海外，从“西化”扯到了“人化”，进而归结为“人种”，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架势。
方先生的主张，人们已经相互熟悉了。好几年前，他就打着开放的旗子贩卖私货，说什么“应当全方位开放或者叫全盘西化”，“包括我们的政治体制、所有制”；他扬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只能引我国于死胡同”，“必须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此等等。他咬牙切齿地声称“恨不得踢中国两脚”之后，恶狠狠地说：“中国不是要解放，而是要解散、要解体。”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这副地地道道的卖国嘴脸，这些毫不掩饰的灵魂叫卖，确实够骇人听闻的了。但我们要说，还有甚者!
1988年11月，刘晓波从挪威去美国夏威夷途中，在香港停留时，接受了《解放月报》记者采访。他淋漓尽致地宣泄了一通，刊于该刊1988年12月号上。其中，谈到“西化”的问题，有一段惊世骇俗的“妙语”。记者问：“你是否同意全盘西化?”刘答：“这是无可争议的”，“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选择西化就是要过人的生活。西化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换言之，要过人的生活就要选择全盘西化，没有和稀泥及调和的余地。”
在这里，刘晓波已经明明白白地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吹捧为人的世界，而把社会主义的祖国糟蹋为非人的世界了。“西化”云云，绝不是就科学技术说的，而是专指与“中国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对立；“全盘西化”也者，自然是摒弃社会主义制度，而全面实现资本主义制度了。这一点，刘晓波比起他的同道们要坦诚得多，直率得多。作为一个帮助我们弄清什么是“全盘西化”的教员，我们倒要好好谢谢刘晓波先生哩。
然而，所谓西化与中国制度是人与非人的对立，当然是颠倒是非，信口雌黄。不错，中国这块土地曾经是非人的世界，是豺狼当道、野兽横行的世界，但那是四十年前，人民处于被压迫被奴役地位的旧社会，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不需多少学问就能明白。把今天光明的中国看做黑暗的中国，把社会主义制度说成非人的世界，则出自那些丧失了把人民役作非人特权的大人先生们，或者站在他们一边的形形色色的代言人们，这也是人民共和国四十年历史证明了的事实。
至于把西方资本主义颂为人的世界等等，也至少犯了个常识性的错误：西方世界并不是统一的，它起码包含富人的世界和穷人的世界两大块。那里是不是人人都过“人的生活”，(岂止“人”，在刘晓波们眼里，简直是“神仙”般生活”)，要由那些浪迹于寒风里、踯缩在地铁车站的失业者来答，要由住在美国纽约哈莱姆区的黑人们来回答，要由1968年饮弹身亡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及其后继者们来回答!依据常理推断，他们恐怕不曾委托刘晓波们来代作判断、代行回答的。
“要过人的生活就要选择全盘西化”。刘晓波把它作为绝对真理喊了出来。我们姑且不说“全盘西化”就只能是全面西方附庸化，只能是国家民族的被奴役化。退一万步说，“全盘西化”就是“人化”和“现代化”，是不是刘晓波就果真在为中华民族着想，为生他养他的父母之邦着想呢?我看不大像。据知情者反映，刘晓波在多次演说中，公开提出中国的“人种不行”。在这次接受《解放月报》记者的采访中，他对此也直言不讳，比如，当记者谈到探索中国落伍的原因，有人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提出批评时，刘晓波直截了当地答道：“我说过可能与人种有关。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因为制度是人创造的，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中国人自编自导自演和自我欣赏的……”当问及中国人“在人种方面，同西方民族有什么差异”时，刘晓波在大大地称颂了一番西方民族之后，鄙夷地说：“中国有什么?中国只有一堆非驴非马的大杂烩。”
这就是说，中国的人种就不行!人化的生活等等，不是留给你们的!人家刘晓波先生脑袋里想着换“种”哩!
善良的人们也许原本以为“全盘西化”论者是为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药方虽然不对头，但救治的愿望总是好的。现在该明白了，不，满不是这么回事!无论方励之，还是刘晓波以及严家其之流的“精英”，他们骨子里都是蔑视这块古老的土地、鄙视自己黄皮肤的同胞，才匍匐在洋大人面前，阿谀献媚，自轻自贱，以至于想要毁祖灭宗、改“种”换类的!
人种不行怎么办?自然是更换。如何换?没说，但这里至少遇到两个问题：一是现存的劣种、孬种如何处置；二是优良的新种由何产生。刘晓波一向标榜“我最佩服希特勒”。我们不禁联想起这位刘先生崇拜的法西斯头子在“人种”问题上的创造发明来了。希特勒宣称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犹太人则是劣等民族。为了“人类的利益”(刘晓波先生用的是“人类的选择”)，对于犹太劣种，采取的是抓进集中营，用枪扫、火烧、毒气熏的办法，斩尽杀绝。新种呢?据说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日耳曼(也许还包括一些非犹太人的二等民族)姑娘要24小时敞开大门，随时接纳士兵，让这些日耳曼民族的优秀子弟来“播种”，果真受孕了还有奖赏呢。
不知刘晓波氏作何打算。既然人种不行现有的劣种、孬种通通在清除之列是无疑的了。新种呢?是现有的劣种无论男女老幼一扫而光，然后腾出地方来恭迎西方优秀民族移民(应读作殖民)，还是网开一面，姑且留下黄皮肤姑娘，让移民(殖民)者“播种”，来点“杂交优势”，庶几使半拉子的炎黄子孙也过过人的生活?——但必须提醒刘晓波先生一句：无论哪种方案，刘先生作为黄皮肤的劣种、孬种的一员，都在清除之列的。
《资治通鉴》载：唐武则天时代出了两位有名的酷吏，周兴和来俊臣。周兴犯了事，武后令来俊臣审讯。来故意请教周兴：“犯罪不招供，当用何法?”周兴说：“这事容易，取大瓮，四周用火烤，让囚犯坐进去，没有不招的!”来俊臣令下人准备大瓮、炭火，然后说：“有人告下你了，招是不招，请入瓮!”周兴吓得立即叩头认罪。如今，面对刘晓波先生“人种不行”的喊叫，实在没法子，只好按刘先生自己的逻辑来个“请君入瓮”。阁下：您也屈居劣种行列，您就瞧着办吧!
(原载北京日报1989年7月26日)
“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罗曼•罗兰针对他那个时代的时弊，曾经说过如此愤慨的话。
自由，确是个美好的字眼。但正如许多美好的字眼被心灵并不那么美好的人拿来遮掩、装饰自己一样。自由这个词儿，也历来多遭蹂躏。君不见许多横暴的强徒、政治野心家，也都往往祭起这面旗帜来。在这次反革命暴乱中跳得那么高的刘晓波，就经常侈谈“自由”。
四月来，刘晓波欣然接受了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的派遣，急不可待地从美国飞到北京，又发挥了他的“黑马”作用，策划密谋，又写又讲，言必称“自由”，最后竟然跑到天安门广场那个“自由女神”像下，煞有介事地搞起“七十二小时”绝食来了。请看，刘晓波是在争“自由”，可他要的是谁的“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呢?去年十月，他在王元化(建议授予刘晓波博士学位的领衔人)主编的一个叫做《新启蒙》的丛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用大量的篇幅大讲“自由”，用坦率的语言对他心目中的“自由”作了一番夫子自道。
刘晓波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尽管自由是最美好最高超的追求”，但是，“真正的”自由，“只属于极少数精英”。他说，“现在，中国人喜欢谈自由，一谈起自由便甜滋滋的”，殊
不知，“即便从整个人类的角度看，能够获得自由的人也极少极少”。他认为，“自由的可贵不在于人人都能实现，而在于大多数人都无法实现。正因为只有极少数人能走向自由，自由方显得价值连城”。
这就很清楚了。刘晓波们口口声声所鼓吹的“自由”，原来是“极少极少”的“极少数精英”的“自由”。这种“自由”，“大多数人都无法实现”，而这又正是这种“自由”的“可贵”之处。换言之，他们要争得要实现的这“极少数精英”的“自由”，是建立在“大多数人都地无法实现”自由的基础之上的。他们不是要推翻党的领导，颠覆我们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实现“精英治国”吗?当这“极少数”的“精英”真个得到了“治国”的“自由”之后，他们也就真个地让“大多数人都无法实现”自由了，他们就要真个地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了。
那么，刘晓波和他们这“极少数精英”们，又打算怎样去获取只属于他们的“自由”呢?
刘晓波在文章中强调：“自由是一种最危险、最痛苦、需要付出最大代价的追求”，甚至要“以付出生命为代价的”。他认为，“自由”是“冒险”，是用整个生命做赌注去与完全陌生的人们赌博”，而且是“社会中的全体人都在阻止你的”“力量悬殊的赌博”。然而，他又强自由”“只属于极少数精英”，争“自由”“是天才的事业”。毫无疑问，这“极少数精英”是不会“付出生命”去“冒险”的。他们还要等着获取“自由”的成果——去“治国”呢。他们要去“赌博”，“赌注”是什么呢?是别的“大多数人”。刘晓波直言不讳地说：“社会是什么?人们是什么?是乌合之众。”他们就是要“社会”上的“人们”，用这些他们所认为的“乌合之众”去“做赌注”!回顾一下，他们利用学潮发展到动乱以致制造反革命暴乱，他们不就是以广大受蒙蔽和蛊惑，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的青年学生为人质，用他们的“生命为代价”、“做赌注”吗?刘晓波最后竟亲自跑去“绝食”，无非是为了把学生稳住，把“人质”扣紧，把“赌注”押牢，希望进行并企图赢得一场更大的“赌博”。
刘晓波一伙不是一般的赌徒，而是一伙野心勃勃、天良丧尽的政治赌徒。在上述那篇文章中，刘晓波写道：“像卢梭和尼采”，“这两个人追求自由的代价都是背叛整个人类。”他充满敬意地赞佩卢梭“这个人”，“他不能容忍”“任何人”，“他就是敢去”“触犯社会的道德信念”!“再如尼采，人类在他眼中只是一堆废料、庸才。科学、理性也好，上帝也好，凡是被大众信奉的东西他统统不信、统统加以否定”。这一切，都使刘晓波十分景仰，十分感佩，奉若经典。
事实上，他们利用学潮制造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其动机、效果和手段，正是像他所说的，“像卢梭和尼采”那样。为了追求“只属于”他们那帮“极少数精英”的“自由”，他们确实“敢去”“触犯社会的道德信念”，完全“否定”广大的人民“大众信奉的东西”，与社会作对，与大众作对，与人民作对。他们制造了混乱，社会便不得安定，人民群众便不得安居乐业；他们堵塞了交通，社会便几乎陷于瘫痪，人们便不能上班，不能出门，甚至一度买不到生活日用品，生病难以及时就医，有急事也寸步难行，连粮食、煤气的运输也因交通受阻而供应告急；他们占领了天安门广场，正常的国事外交活动便不能进行，正派的人们也不能到广场去，连孩子们一年一度的“六一”儿童节活动也不能在广场进行；他们不断散布谣言，到处挑起事端，甚至制造恶性事件，便使得好端端的首都失去了应有的秩序，失去了安宁，失去了繁荣与活力，使人们一夕数惊，不但不能正常地工作、学习、生活，而且失去了安全感……。两个多月里，人们对这些不都是深感之、身受之的吗?是的，他们“追求自由的代价”就是与社会作对，与人民为敌，不惜“背叛整个人类”!为了实现他们这些“精英”的自由和“天才的事业”，他们就是这样公然践踏全社会和人民的利益。而设想果真他们的罪恶目的得逞了，他们得到了统治和奴役人们的自由，那些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乌合之众”，“是一堆废料、庸才”的人民大众，即永远不能获得“自由”的“大多数”人，将在他们“自由”的大旗下如何生活和生存呢?
刘晓波之流的“精英”们要的就是这样的“自由”。如今，他们蓄谋已久的制造血腥的“赌博”的阴谋以失败而告终了。冷静回顾一下，善良的人们会得到许多教益的。
信不信由你，一向以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蜚声文坛的“黑马”刘晓波，竟对字里行间流淌着自由化毒液的《河殇》颇有微词。他在1988年11月27日，接受香港《解放月报》记者访问时，给《河殇》下了“也没什么东西”的断语。
按说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合唱中，他们是同一个乐队的。无论方励之、刘晓波、还是苏晓康，都在用各自的乐器卖力地吹奏着。他们或者运用文章、演说，或者运用电视画面，使尽看家本领，不遗余力地鼓噪着资产阶级自由化。他们实实在在是志同道合的。但是，为什么刘晓波偏偏对《河殇》瞧不大上眼，这岂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吗?稍一琢磨也不难理解。原来，刘晓波所不满意的归结到一点：《河殇》对中国文明否定得不够彻底，还“不是彻底承认中国落伍和失败”。且看刘晓波如下的见解：
尽管《河殇》断言，“(中国)文明毕竟衰落了。历史的富足、文明的悠久，毕竟都是昨天的故事”，“亚细亚的太阳陨落了”，卖劲儿地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刘晓波认为还不够劲儿。在他看来，中国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富足的历史，悠久的文明，亚细亚的太阳从来就没有升起过。面对西方民族和西方文明，中国人有什么?“中国人只有一堆非驴非马的大杂烩”。
尽管《河殇》已经把中国文明贬抑得一无是处，说什么“崭新的文明，它不可能再从黄河里流淌出来”，“单靠这片黄土和这条黄河……已经孕育不了新的文化”，“这片土黄色的大地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肆虐黄河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识”透过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对比，得出了中国必须“走向海洋”，即必定要“全盘西化”的结论。然而你苏晓康把东西方文明放在一起对比，这压根儿就错了，因为东方文明根本就算不上什么文明，根本就没有资格同西方文明对比较量，所以两者“并未构成冲突和对搞”。所谓“冲突、对抗”云云，只不过是“证明了中国民族根深蒂固的虚荣心”罢了。中国出路何在?刘晓波的药方是：“三百年殖民地”!理由嘛，“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哩。
《河殇》用了一些很亢奋的画面，比如一开始的舞龙场面，“拍得激昂，很有力量”。这也惹起了刘晓波的老大不快。他说：“如果我拍的话，我会拍出中国人如何的萎缩，软弱和‘操蛋’，而不加一句解说。那些画面表现的精神状态和中国人99%的萎靡状态差得太远了”。刘晓波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即《河殇》的制作者哪怕出于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在画面上稍微涂上一点点亮色，那也是不能容忍的。
在刘晓波看来，《河殇》中的潜意识还是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姑且不论这个判断是否准确)。这自然也是刘晓波断乎不能接受的。原因嘛，刘晓波早就说过，“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统统阳痿”了!
其实，刘晓波还是心平气和一些为好，大可不必对《河殇》动那么大的肝火。你们之间打法不同罢了，为啥不能体谅一下苏晓康的苦衷呢?《河殇》要上屏幕，不得不将那些赤裸裸的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稍微掩饰一下，配上几句装饰用的言辞。而你刘晓波的惯伎是破口大骂，一骂到底，脏话连篇，语不骇世不罢休。如果说，苏晓康所用的是艺术的哲理的语言贬损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话；刘晓波无非是市井无赖般地辱骂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就是了。然而，《河殇》也罢，对《河殇》颇不满意的刘晓波的高论也罢，都有一个绝好的用途：用作中国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有人问，中国怎样才能繁荣，刘晓波说：“三百年殖民地。”理由是“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300年殖民，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
刘晓波是被人授了博士衔的。可是，他说的这一番话，却明显地暴露了他的无知。
香港是因为“一百年殖民地”，才变成今天这样的吗?笔者在1938年曾经到过一次香港，那时候，离香港变成殖民地的1840年有98年，同刘晓波说的100年只差2年。可是，那时候的香港不但不如上海，也不如广州繁荣，而是正在走向一种畸形的繁荣。契机是中日战争爆发，上海、广州逐渐丧失国际港口的功能。香港作为离大陆最近的英国殖民地，具有特殊的地位。
这一次繁荣的过程是短暂的。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香港，虽然仍旧有殖民地，但是失去了那个特别功能，香港就反而走向衰落。
香港的真正繁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美帝国主义对大陆进行封锁，香港作为离大陆最近的海岛地区，它的特殊功能又出现了。背靠中国这么大一个市场，绝大部分对外的买卖几乎都是通过这一个小小的窗口进行，贸易量就相当大了。香港的繁荣，靠的是转手贸易，或者叫做过境贸易。说穿了，有社会主义中国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在身旁，它才能以财。否则，只有“一百年殖民地”的历史，从1840年到1940年，它并没有显出多大的出息。
英国曾经是个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地遍及亚、非、美、大洋诸洲，号称日不落国。如果当了殖民地就能繁荣，那第今天繁荣富强的国家也应该遍及五大洲。可是，印度怎样?缅甸怎样?巴基斯坦怎样?孟加拉怎样?非洲许多国家的情况怎样?这许多国家沦为殖民地的历史远远不止100年，为什么繁荣不起来，富强不起来?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国家又纷纷争得独立?
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而又繁荣富强远胜于香港的国家倒是有一个。这就是刘晓波们最为崇拜的美国。可惜，在1775年(214年前)华盛顿领导了美国的独立战争，第二年，发表《独立宣言》，并且在1783年迫使英国承认了美国独立，并没有坚持当300年殖民地。美国的繁荣富强，完全是独立以后200年间实现的。如果当殖民地的前途那么美妙，华盛顿等人当年又何必白费辛苦，流血牺牲，进行那一场争取独立的战争呢?看来刘晓波等人虽然羡慕美国，一心想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可是他们对于美国的历史知识，实在少得可怜。殖民地的滋味，中国人是记得的，北京人是记得的。年轻人虽然没有经历过，看过老舍先生写的《四世同堂》，也不难了解。想用花言巧语骗我们去当亡国奴吗?
呸!
(原北京晚报1989年7月26日)
“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若不是这段话以白纸黑字印在报上，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出自于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之口。然而，这番话正是刘晓波亲口对香港《解放月报》记者所言。如此厚颜无耻的表白，充分暴露出包在“精英”画皮内的丑恶灵魂，活生生勾画出一副彻头彻尾的卖国贼嘴脸。
刘晓波为何甘负“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之名，赤裸裸地宣扬卖国主义呢?大概是他自恃有一套“三百年殖民地”说。他对《解放月报》记者讲：“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按照刘晓波的逻辑，中国的现代化除了殖民化以外，没有别的出路。在他眼中，只有殖民化的道路才是强国富民之路。殖民化道路果真有那样灵验吗?历史早已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定论，伴随资本原始积累出现的殖民地的历史，无一不是用血与火的文字写成的。中国自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一百多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也早已用贫困和落后证明了殖民化道路的“功绩”，不要说什么“三百年殖民地”，一百年的半殖民地就已经把中华民族推到了濒临灭亡的边缘。如果真要来上三百年殖民地的话(刘晓波还嫌不够)，中华民族恐怕早就被人灭过不止一回了!即便是香港今天的繁荣，也并非刘晓波所说是殖民地的结果。众所周知，香港地区的经济起飞出现于本世纪50年代。而早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初，香港就已被英国强行霸占了。如果殖民化道路真如刘晓波所说那样灵验的话。香港的经济起飞就应出现在本世纪50年代以前的那一百多年中。香港地区的经济起飞出现在本世纪50年代，是与大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密切相关的。没有社会主义祖国在物质上对香港地区的反持，香港地区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繁荣。
以刘晓波所处的文化层次，不至于无知到连上述属于常识范围的知识都不了解。他之所以要编造出“三百年殖民地说”，完全是为其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政治目的的服务的。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不惜歪曲史实，心甘情愿地当卖国贼、希望中国改变颜色的洋主子来说，真是一个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忠实走狗；而对广大中国人民来说，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反面教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倒是不得不对刘晓波的洋主子们表示一点谢意了：若不是你们选送这样一个民族败类回国指导“爱国民主运动”，那么，擦亮人民的眼睛，认清动乱的实质，岂不还要多费些周折吗?
(原载北京晚报1989年7月29日)
在“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上，有位博士研究生做了个“语惊四座”的即兴式发言，其后不久便扬名海内。于是，有人开始在报刊上著文大加赞颂。有人说，这位研究生“实在是一只迟出的东北虎”；并以此大发宏论，说什么：“我国文艺批评界，历来阴虚之气充弥而阳刚之气不足”，而“批评家之于作家”不外都是些“习惯于‘臣服’状”、“狐假虎威”的“狐属”而已，只有这只“东北虎”才真正为“批评界标一虎形”，或许“从此后批评界阴虚之气遂减而阳刚之气日增”。进而大声呼唤：“至于要根治阳痿，仅有一只东北虎恐还不够，但愿继续出现华南虎，孟加拉虎……”
实在让人吃惊!按此言者：中国评论界除了一些“洋洋得意状”的“狐属”之个，恐已蜀中无人；而真正能使中国评论界前途有望的“前倾式”斗士，自当非此“东北虎”所发出的令人惊诧的“虎啸”之声又是中国人种不行!这该让人作何感想，是否他在哀叹自己生不逢地，没有生出一副碧眼金发的面孔来?
这且不说，还是回到原题上来。这位被 人捧为“东北虎”的研究生在一些人眼中，俨然是20世纪中国新时期文艺理论界骤然升起的一位超级“创新”新星。然而，他的文学主张的创新观究竟是什么?最好还是听他自己道来——
“极而言之，我的文学观就是没有什么理性可言，任何理性因素的介入都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损害文学的审美的纯洁性。
“在和传统文化对话的时候，就是得把这样一些东西强调到极点“感性、非理性、本能、肉。肉有两种含义，一是性，一是金钱。钱是个好东西，任何人见了都要两眼放光。性，当然不是坏东西，尽管正人君子在表面上都撇嘴。”
噢，原来如此。这种貌似唬人的“创新”文学观，不过是主张返回动物界，取消人性而已。然而令人难解的是，既已回到动物界，剩下了动物性，人类所能独创独享的文学岂不随之而化为乌有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文学既不存在，又何以创新?然而也不。据说钱还是要的，还是好东西，这又像似返回了人间。可见，这位超级“创新”新星在立如是说之时，心中是不无矛盾的。这自然也就无须做更多的评论了。
(摘自《学习与研究》1987年第6期)
一个中国人，应该讲国格、人格。不讲国格、人格的人，是可耻的是卑微的。
方励之的老婆李淑娴，不止一次地向人们表白自己：“我这颗心是一颗道道地地的中国心”，“真正的、诚实的中国心”。然而，今年6月5日，她畏罪潜逃到美国驻华使馆寻求“保护”，便彻底剥开了她那颗“中国心”所包藏的货色!反共反人民、插手学潮、煽动乱和暴乱的“狂人”刘晓波，他标榜自己是为“加速中国民主化进程”，“要完善的民主”而战斗的。实际上，这是骗人的鬼话。他曾直言不讳地说：“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我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由此可见，刘晓波所主张的是要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背叛自己的祖国。他那颗“中国心”已经不是为争取什么“民主”，而是要“西化”。方励之本人曾经公开声称：“我是欣赏全方位的开放。”还说：“如果要我彻底说，我不赞成爱国主义的口号。”
方励之、李淑娴、刘晓波之流，是完全丧失了国格的中国人，哪里会有一颗“中国心”呢?他们充其量只是殖民主义者脚下的一个可怜的“西崽”。他们是炎黄子孙的逆子。
真正有“中国心”的中华民族之子，是时刻眷恋自己的祖国、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的。前不久，电视台播发的《献给参加24届奥运会的中国人》这部电视片，就很让人深思。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个运动员是刘长春。少年时代的刘长春在大连读书时，就立志要做一个无奴颜媚骨的“中国人”。他不畏日本强盗的残害，他那颗年轻的“中国心”，始终不渝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跳动。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同志说，他“刚去联合国工作时年薪4万多美元，临走时年薪8•7万。任职7年，他除了雇一个华侨司机和需要用的钱外，多作的钱，交给国家26万多美元”。这不难看出，已经79岁高龄的唐老的一颗“中国心”是何等纯真。
真正的“中国心”，应该是殷红的。这颗心应该是紧贴着祖国的胸膛上，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方励之、李淑娴、刘晓波之流的“中国心”，是黑的，是一颗肮脏的心、祸国之心。
真正有“中国心”的人，不应当在祖国危难的是刻，去伤害她，践踏她。而应该对祖国的昨天，有一个公正的评价，对祖国的今天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祖国的明天充满着自信。不久前，报载一位身居国外，心系祖国的华侨致信给国内的青年说：“我是一个在澳洲生活了50年的老华侨，我从来没有忘记我是一个中国人，并一直在为中国人的尊严而抗争着。岁月的流逝没能冲淡对祖国的思念，反而越来越强烈了。”他还说：“我们祖国振兴发展的速度给国际各界带来敬佩的同时，也给某些人带来恐慌和嫉妒。如果中国继续发展下去的话，以她的资源、人力来讲，不久的将来，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家能与之相比呢!某些人阴谋利用我们天真的青年来实现他们的目的，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听一听这样的声音，少数对伟大的中华民族还抱有这样和那样成见，对祖国爱得还不那么深沉的人，将怎样选择自己的路?应有什么样的信仰、理想、追求?
(原载工人日报1989年8月7日)
发生在首都的这场反革命暴乱终于被平息了。在由学潮而动乱、由动乱进而暴乱的日子里，眼瞅着那些幕后策划、幕前指挥的“政治精英”们的表演，耳听着那些兜售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民主斗士”们的嘶喊，我总会不由地产生出“似曾相识”的感觉。读了有关学潮黑手刘晓波其人其事的报道，翻了翻手边留存的报刊资料，头脑中的形象逐步地清晰起来。刘晓波说：“尽管自由是更美好更高超的追求，”但它“只属于极少数精英”，而且“需要付出最大的代价”，甚至要“以付出生命为代价”。他攻击我们党已经把“专制主义发展到了前无古人的境地”，因而不能只反昏君不反专制”，而且已经“不能从专制主义内部来寻找否定专制主义的力量”，最终的办法是“在人民之中组织武装”。如此看来，刘晓波之流，岂不是当年杜鲁门、艾奇逊、杜勒斯等等寄予重望的中国内的“民主力量”，亦即“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吗?于是，一种潜在的感应引导我重新翻开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津津有味地读起毛泽东同志那一组评论美国白皮书的文章来。
艾奇逊们的战略眼光和长远企望
40年前，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土崩瓦解，人民革命的洪流势如破竹，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已见晓，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即将前进到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帝国主义的希望破灭了。为了总结近百年的教训，美中国务院于1949年8月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件，哀叹“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经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效果”，这里，艾奇逊作了明白无误的招供：美国直接插手了中国的内部事务，竭力想让中国的政治局势朝着对他们有利的方面转化。为此，他们做了“力所能及的”的“一切事情”。无奈历史的潮流不可逆转，他们在觉醒了的中国人民面前，遭到了惨败。
然而，艾奇逊们并没有死心和绝望。他们把未来推翻人民政权的企望寄托在中国国内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身上。艾奇逊说得明白：“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宣称：“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
这位洋大人坦诚得可爱。还在他们帮蒋介石打了败仗，灰溜溜地从中国大陆“滚蛋”的前夕，就直言不讳地道出了他们的阴私：决不甘心于失败，一定要搞垮人民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权。
对于艾奇逊们寄予重望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毛泽东同志一方面分析了他们的现状，指出了他们的致命弱点：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是一些向往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自由主义分子，亦即旧民主主义分子”；另一方面善意地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希望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在40年前两个中国命运的决战中，在党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下，动摇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纷纷转到了人民的一边。“艾奇逊们的欺骗做法”在中国的这层“薄薄的社会基础”，终于动摇了，瓦解了。
“和平演变”的接力棒：艾奇逊—杜勒斯—舒尔茨……
帝国主义的本性决不会改变。在我们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时而牢记、时而忘却的时候，在我们要么把阶级斗争扩大到一切领域、要么把阶级斗争丢弃得干干净净的时候，帝国主义世界的政治家们却始终不忘亡我之心，始终坚持在一切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
在艾奇逊国务卿宣布“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的国策之后，50年代，杜勒斯国务卿接过了接力棒。他在我国实行“双百”方针后的一次国策声明中，公开说美国的政策是要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的自由化(亦即附庸西方的资本主义化)。他毫不掩饰地表示，把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3代、第4代身上。
人们记得，50年代，中国有的主张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们，曾经在1957年的风浪中，喊出了“轮流坐庄”、搞“政治设计院”等等口号。他们的主张没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赞同，在人民中孤立了。
80年代，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又接过了这个接力棒。1983年10月，美国国务院召开了关于“共产党国家民主化”会议，公开提出要“支持共产党国家民主势力的出现”，“帮助他们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播下改变共产党政权的种子”，以求最终实现“共产党政权和共产党社会向自由方向发展的可能性”。舒尔茨学着艾奇逊的腔调说：“共产党国家民主化的一个主要因素，应该是其内部势力。”这些内部势力，说白了，也就是当年艾奇逊所看重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只不过，舒尔茨先生给他们加封了“鼓吹自由的人士”、民主新时代的先驱”等等闪光的桂冠就是了。
民主个人主义的最新变种
时光推移了40个年头，眼前，透过北京这场动乱和暴乱的严重斗争，我们又看到了一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如果说，40年前决战的实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能否前进到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那么，当前决战则是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是否倒退到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有人说，这次事件是“精英”和“痞子”的结合。所谓的“政治精英”和“民主斗士”们，策划、鼓动、操纵、引导着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各色各样的社会渣滓则是打、砸、抢、烧、杀的打手和主力。上下结合，内外勾联，掀起了这场轩然大波，目标向着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彼岸。
这些“精英”、斗士”，考究起来，正是当年艾奇逊寄予厚望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最新变种。
新近躲进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的方励之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现在我们要寻求新的真理。”前些时候刚从美国匆促赶回国内鼓吹、插手动乱的刘晓波则说：“马列主义不是信仰，而是统治者进行思想独裁的工具。”“批判马克思主义将直接转化为对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方励之说，中国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刘晓波说，中国只有当三百年殖民地才能实现历史变革……如此等等。他们的纲领就是刘晓波喊出的四个“代替”：“用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计划经济；用多元化的言论、思想的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西方的)现代文化来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综合起他们的主张，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便出现在人们面前。而一旦他们的愿望得逞，中国便会出现历史的大倒退，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说他们是新变种，还基于他们比起40年前的先辈有着新的特点：一，他们中不少人进到了共产党内，要用他们的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二，他们打着改革的招牌，有一面光芒四射的骗人的旗帜。正因为他们既是(或者曾经是)党员又有“改革派”的金字招牌，因而真有比他们前辈更大的欺骗性和破坏性。如方励之当初加入共产党的目的就很明确，就是以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共产党。他曾劝过一些大学生要学着他的样子办，因为只有“入党”，改造党才“更加方便”。只可叹，方先生，还有刘宾雁、张显扬等先生，都被我们党理所当然地清除出去了，他们那“全盘西化”的“改革”也遭到了唾弃。然而，他们的改造党，破坏党从而达到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宏愿”并未泯灭。这一点，已被他们在首都这场动乱和暴乱中的种种表演充分地证实了。
毛泽东同志在揭露我们和民主个人主义者分歧的实质时说：“艾奇逊公开说，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摆脱所谓‘外国的羁绊’。这就是说，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
毛泽东同志40年前的这席话，值得我们认真思索。
(原载《学习与研究》1989年第8期，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补正)
近几年来，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在民主问题上放了许多厥词。去年12月7日，在一个有400多人参加的集会上，又出现了新花样。有一个所谓的“知识精英”说：“应当提出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的口号，给知识分子更多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可以加速我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紧接着，他又在报上发表文章，公开鼓吹“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这个出口不凡的口号，到主底是什么货色呢?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全体公民都享有广泛的民主。这个权利是平等的，不存在哪“一部分人”民主应当“更多”一点，哪一分人”民主应当“少”一点的问题。同时，为了更好地行使民主权利，每个公民都必须遵循民主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使多数人的意志通过法律的程序得到体现和确认，少数人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决不允许把它强加给多数人。这点普通常识，是尽人皆知的。显然，那个“精英”提出如此荒谬口号，是别有用心的。
他们为了鼓吹“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千方百计地制造舆论，寻找借口。那个“精英”口口声声说，中国人的“素质”太低了。如果不“改变人的素质”，“把好的制度，如美国的制度拿来也不行。”谁的素质低呢?请看“精英”们的谬论：
关于知识分子。刘晓波说：“我认为，不论在国外，真正像样的只是极少数，所以我说大学毕业生有98%的废物，硕士毕业生有97%、博士毕业有98%的废物。”方励之说：“17年大学里培养的是工具而不是人，也就是没有一个自己独立的判断标准，而当工具。”他们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原广大知识分子斥之为“僵化”、愚昧”。
关于工人阶级。方励之说：“我跟一些搞党的工作的朋友谈过，我们的建党方法都要重新考虑一下，我们的建党方针是几十年前根据列宁的理论而定的，即首先发展工人阶级。因为农民是落后听，在现在的意义上，知识分子是最先进部分，做党的工作首先是要发展知识分子，而不是工人。”近几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鼓吹者不仅反对工人入党，而且散布“淡化党”等谬论。他们不讲依靠工人阶级，大讲“精英治国”、“能人治厂”，认为“工人素质低，不宜参加与企业管理”。
关于农民。方励之说“农民是落后的”，对整个新一代农民下了结论。刘晓波则直截了当地把农民贬为实现现代化的障碍、革命的对象。他说：“不是改造农民，而是保护、依靠农民，这样的革命怎么能称之为现代化呢?只要农民式的生存方式存在一天，中国的现代化便不会完成。换言之，现代化并不仅仅意味着推翻皇帝，更重要的根除农民。因为后者是前者赖以生存的基础，基础不彻底更新，不管建立在基础之上的政体表面上称之为什么，都无法进入现代化。”
我们披露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鼓吹者诋毁、贬低工人、农民、广大知识分子的言论，并不是为了“护短”，掩盖我们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缺点，把他们说得尽善尽美，不需要进一步提高了。恰恰相反，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再强调要对全体人民进行“四有”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以更好地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通过十年改革开放的锻炼和考验，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涌现出大批先进模范人物。如果不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干扰，情况会好得多，成绩会大得多，这是不容辩驳的事实。其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鼓吹者们并不是真正关心“公民素质”问题。他们诬蔑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素质低”，是为了突出他们自己一伙的素质“高”，是为了把魏京生等“中国民主化过程中的真正的悲剧英雄”(刘晓波语)捧上台，让他们“起先驱和领导作用”。
如此说来，“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的口号决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一部分人”，不仅不包括广大工人、农民，而且也决不包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广大知识分子，只包括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所谓“知识精英”，和那些极端仇恨社会主义制度、仇恨共产党的三教九流人等。“精英+痞子”，乃是那个“精英”所说的“一部分人”的同义语。“士为知己者死”，那个“精英”极力为自己的帮友张目，是毫不奇怪的。他们不顾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界爱国人士的反对，煽动学潮，制造动乱，挑起暴乱，妄图推工表人民利益的党和政府，把中国引向灾难的深渊。他们的所作所为，进一步暴露了所谓“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的口号，是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货色，必须把它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原载首都经济信息报1989年8月8日)
不知何时，社会上突然冒出了一小伙“精英”。这些人自称受了“欧风美雨”的抚育和启迪，像无才补天的顽石经术士点化变成“银样〓枪头”的“宝玉”一样，以人上人自居，声称要组织“精英军队”，建设“精英文化”，实现“精英政治”。
何谓“精英政治”?“精英”们的说法多种多样，比如：“社会精英要真正成为决策者的智囊、外脑”，“最高决策层应由社会精英组成，起码应占主导地位”，“三权分立是当代最民主的政治体制”，“应充分发挥人的天性，尊重人的权利，实行公民绝对自由的政治”，等等等等。而说得最明白、最直率的还是那位以叛国为荣、以当动乱黑手而自谊的“北师大狂人”刘晓波他的说法是：“以多党制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计划经济。”为实现这个目标，他甚至说中国需要当三百年殖民地，“三百年也不算长”，真是再清楚不过了，“精英”们倡导“精英政治”，就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完全附庸西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为实现这个“理想”，“精英”们确实是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以至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他们先是抢大旗，继而找靠山、拉队伍，最后不顾一切地搞起了动乱直至反革命暴乱。
抢大旗。就是接过我们的口号，加以尽管造，塞进他们的私货。比如，我们倡导解放思想，他们就接过来，不仅全盘否定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公开声言要做“挖祖坟的不孝子孙”，而且明目张胆地要“摒弃”马列主义，声言要把“批判马列主义直接转化为对专制主义的批判”；我们要搞活经济，他们就讲“公有制已进入了死胡同”，“只有私有化才是发展中国的惟一出路”；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强民主与法制的建设，他们就“献出”方案：试行香港那样的总督制，英美那样的多党制、议会制，我们讲要扩大开放，他们就积极引进极端个人主义、金钱至上、性解放等腐朽反动的意识形态，如此等等。他们把自己贩卖的一切都挂上了“改革”和“现代化”的旗号，借以蒙蔽群众。一些涉世不深的青年学生为什么上当受骗?就是被他们漂亮的外衣所迷惑，没有揭开来看清其肮脏的内心。
拉队伍。光有舆论，闹闹嚷嚷，终究成不了大事，要实现“精英政治”，还必须有可靠的队伍。靠工人农民吗?当然会碰钉子，因为资本主义不给工农带来任何好处，靠得住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他们自身，即一小伙认定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先生。他们朝思暮想要实行美国式的民主自由，自封“精英阶层”。第二种是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满或有仇恨的人。他们的主体是社会上的地痞流氓，“四人帮”的残渣余孽。这些人的确能冲敢打，动乱中出现的“飞虎队”、“市民敢死队”、“骆驼祥子队”、“失足者挽救失足政府队”等，就是这些人拉起来的。有人说这次动乱、暴乱是“精英”与“痞子”的结合，就是这种现象的生动概括。这两种文化层次上相差甚远的人，为什么能结合起来?原因很简单：他们的目的一样—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从某种意义说，所谓“精英”，不过是知识界的一些痞子，真正的精英们同他们截然相反，是在脚踏实地地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而奋斗的先进分子。
找靠山。有了舆论，拉起了队伍，还得找靠山，否则成不了大事。靠山哪里找?一是向外找。中国近代反动派，想立住
，想扩大势力，没有不找帝国主义作后台的，有的甚至当汉奸也在所不惜。“精英”们深通此道，更明白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早就想通过所谓“和平演变”来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他梦寐以求长期奋斗的战略目标。“精英”们只要求其援助，投其门下，肯定会得到大力支持。一些动乱、暴乱的煽动者、策划者、组织者，在动乱前频繁往返于中美之间，动乱中又接受巨额“赠款”，暴乱平息后，又有人轻而易举地溜进了美国大使馆或潜逃国外。原因就是他们早已相互勾结。二是向内找。对受帝国主义欺凌百年的中国人来说，没有民族气节、叛国甚至卖国是最为人们所不齿的，光靠外国主子的支持，也很难成大事，还必须找国内的后台，这就自然要找到共产党内。在动乱和暴乱中为什么一些人气儿那么粗，叫得那么凶，跳得那么高?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硬后台”。而一旦这个后台的地位岌岌可危时，他的那些个“智囊”便孤注一掷地从后台跳到了前台，肆无忌惮地泄露核心机密，公开发表声明，煽动青年学生和不明真相的群众堵截军车、阴止戒严部队进城，直接参与了反革命暴乱。我们说，这场动乱和暴乱是党内外勾结，国内外勾结，谁去勾结?就是所谓的“精英”们。
其实“精英”们蠢得很。他们以为，造了那么多的舆论，拉了一支队伍，蒙骗了不少青年学生，又有了国内外的硬后台，只要一鼓噪，共产党就会马上垮台。他们高估了自己，低估了党和人民群众。正在他们兴高采烈地准备接管大权时，中央及时在北京部分地区宣布了戒严，在他们垂死挣扎挑起暴乱时，戒严部队一举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行径。所谓“精英政治”，也随着反革命暴乱的平息，土崩瓦解了。正是：“借问瘟神何处去?纸船明烛照天烧。”
(原载《学习与研究》1989年第8期)
这次动乱中自称“黑手”的刘晓波有一句名言：“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
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刘晓波居然也会谈论什么“光荣”的问题。
我们知道，刘晓波做事，历来是不顾什么脸面的。
他的主张是：“我产文学观就是没什么理性可言”，“就是得把这样一些东西强调到极点：感性、非理性、本能、肉。肉有两种含义，一是性，一是金钱。钱是个好东西，任何人见了都要两眼放光。”
在回答“为什么要演讲”的问题时，他赤裸裸地说：“为了挣钱，不给够一小时多少钱。我就不去。钱是一种自我评价。”
这样的人又怎么会谈什么光荣、耻辱?
要理解这样的问题，我们还得顺着刘晓波们的思路看一看。
原来，这是一群资产阶级拜金主义的信徒，：“有钱就有一切”，自然也就有了“光荣”。
他们所以会以“挖祖坟”为荣，就因为祖里有值钱的东西，又有肯出大价钱的买主。所以，爱国、叛国，对于他们来说，确实是无所谓的。重要的是能卖国。能卖出好价钱，他们就得意了，就觉得“光荣”了。
买主，也就是西方的帝国主义分子，为什么肯出好价钱呢?他们看上的是我们伟大的祖国。这里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11亿人口的市场，的确是一块大肥肉。我们又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大国，正在欣欣向荣地蓬勃发展。帝国主义分子想一口把我们吞下去，办不到!
如此看来，真正值钱的，还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卖国贼的所谓“光荣”，沾的仍然是祖国的光，并不是他们自己真在什么值钱之处。如果这个国家已经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殖民地，他们不需要再花钱买了，刘晓波、方励之这些卖国贼也就一文不值了。当然，这样的结果是不可能出现的。现在出现的是另一种情况：他们的面目被揭露了，失去了欺骗人民跟着帝国主义的阴谋跑的功能，因而也就失去了继续卖国的功能。就是说，他们主观上想卖也卖不成了。
但是，他们还可以有一点“光荣”，这就是被帝国主义者当作社会主义中国违反“人权”的标本。为了发动华的鼓噪。还需要不断地给他加上“民主斗士”之类的桂冠，这也算是“光荣”吧。
可惜，按照刘晓波们从他们的主子那里接受的价值标准，这一类“光荣”只是口惠而实不至，换不到现钱，那就只能算是耻辱了——地地道道的耻辱。
6月2日，在上千学生绝食收场几天之后，天安门广场又演出了一出4人有限绝食(48—72小时)的收盘闹剧。出场的全不是学生，而是几个知识文化界“精英”，诸如以学潮黑手自诩的刘晓波、词曲作者侯德健、“四通”公司的一个部长，等等。他们煞有介事地联名发了个《“六•二”绝食宣言》。
这是一份绝好的反面教材，内蕴相当丰富。这里，只摘取有关“民主政治”的主张，端出来曝光。
《宣言》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为此，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人从现开始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仇恨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
请注意，“精英”们精心炮制和叫卖的“精英”牌“民主政治”，精髓就在这儿：它“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
这，当然是骗人的鬼话。
政治是什么?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又反过来为经济基础服务。在阶级社会，经济利益是各阶级的基本的利益；阶级、阶级关系、阶级斗争便成为政治的重要内容。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着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无产阶级政治，代表着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这些，原是极普通的常识。在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下，侈谈“没有敌人和仇恨”，不是无知，就是存心蒙人。此其一。
其二，在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社会里，任何民主(“精英”牌“民主政治”的“民主”也在内)，总是和专政共生共存、相辅相成的。对这些人、这些阶级民主，对反对这些人、这些阶级的敌人就必须专政。因此，民主，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全社会一切成员均等。从最一般意义上讲，对遵纪守法的人民主，对杀人犯、强奸犯、盗窃犯及一切刑事犯就得专政。而对付颠覆罪、通敌罪、间谍罪、破坏罪……等等，任何主权国家也通通是要施行专政的。这里，完全无法排除“敌人和仇恨”，它们是货真价实的客观存在，和主观臆测的“有没有”“要不要”毫不相干。这些，也都是常识。
“精英”们果真无知到痴人说梦吗?不!他们是别有所图，是有意为之的。
且不说就在他们高呼“没有敌人和仇恨”，“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时候，动乱的策划者、组织者们正以一天天增长的仇恨，蒙蔽群众，煽动歹徒，反对戒严，扩大动乱，阴谋挑起反革命暴乱。君不见，5月20日首都部分地区戒严前夕，自称来自“体改委”的一些人，抢先窜到天安门广场，高呼“立即行动起来，进行决死的斗争”，而咒骂邓小平、攻击李鹏等领导人的标语口号早已铺天盖地，聒噪不已。与此同时，一批流氓地痞、流窜犯等等对党和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的家伙，早已组成“敢死队”、飞虎队”、义勇军”等恐怖组织，公开叫嚷“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党和它的政府”，而且，筹划着用“攻打巴士底狱”的方式夺取政权。可谓磨刀霍霍，杀气腾腾!
就是不说这些，单就《宣言》制造者们自身的言行，也足可把这层“没有敌人和仇恨”的伪装撕得干干净净。比如《宣言》开宗明义就说：“中国知识分子必须结束几千年遗传下来的只动口而不动手的软骨症”，呼喊“行动”起来。而对“行动”二字的注解，又莫过于《宣言》起草人刘晓波自己的话：“期望赵紫阳复出，我们必须在人民之中组织武装部队。”这是6月2日刘氏同一个所谓“大陆民运领袖”的谈话。呼吁“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的人，原来正在呼喊拼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武装!
奇怪吗?一点儿也不。“精英”们兜售“没有敌人和仇恨”的假货，其目的无非是一则蒙骗老百姓，麻痹他们的阶级警觉；再则捆住政府和人民的手脚，解除从思想到军事上的武装，以便策划、组织动乱、暴乱的“精英”们和仇恨党、仇恨人民析痞子们不受任何干扰放肆地使用反革命暴力。
说穿了，这是一堆骗人、害人的黑话!
(原载《学习与研究》1989年第9期)
爱国与卖国，是截然对立的两回事。然而在这次首都发生的学潮和反革命暴乱中，一大批怀着爱国愿望的人，竟然被一小撮卖国贼操纵和指挥着，参加了与自己的愿望相反的行动。我以为，这是“爱国者上了卖国贼的贼船”。
有些青年不服气地说：“我们从事爱国民主运动，何错之有?”但是，判断一次集体行动的对错，不能光从参加者的主观愿望确定，还要看这个行动的指挥者、策划者想达到什么目的，还要看其客观效果。目前已经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表明，这次动乱、暴乱的幕后策划者方励之之流，从2月“签名”、4月“学潮”、5月“动乱”、6月“暴乱”，始终都有他们插进的贼手。方励之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卖国贼，他大肆鼓噪要“解散”中国；他鼓吹“要依靠外力”解决中国问题，“中国要更需要引进一位总理”，实际上就是要让中国人民重新当帝国主义的亡国奴。今年2月，当方励之乞求美国借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时，连新加坡的华侨都斥责方励之“挟外人以自重”，“习惯于投靠美国”。至于那个伸进学潮黑手的，声称“说我叛国，我就叛国”的刘晓波，说得更加露骨，中国“需要300年殖民地”，这种彻底的汉奸言论，恐怕连中国历史上最反动的汉奸走狗也难于跟他比臭!还有，“高自联”的头头王丹，在学潮和动乱中，花外国人的钱，按照美国政府当局和《美国之音》的旨意煽动动乱，他曾恬不知耻地说：“你从事骂政府、骂中国人的活动，骂得愈出名，愈能得到西方某些人的喝彩，安全系数就愈大。这和他的“老师”方励之一样：“挟外人以自重”。当“高自联”把美国式的女神像搬到天安门广场时，就彻底暴露了他们想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的目的。
在学潮、动乱及暴乱的幕后，有一批由汉奸、洋奴、卖国贼等“精英”在策划、操纵。一大批不明真相的学生和市民就是在这一小撮卖国贼的操纵和指挥下参加所谓的爱国民主运动的。这怎么可能实现爱国愿望呢?在平息反革命暴乱后，有的青年说：“我们参加的是爱国运动，与方励之及社会渣滓是两码事。”诚然，在动机上是两码事，政府会采取截然不同的对待方法。但是一些学生的爱国行动，毕竟是在方励之及“高自联”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操纵下进行的，毕竟是在某些国外、海外敌对势力及《美国之音》的支持与煽动下进行的，毕竟是不自觉地在与台湾国民党特务及地痞流氓、社会渣滓同流合污下进行的，毕竟是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这是广大爱国青年不曾料到、也不愿看到的结果，然而它确是不容回避的严酷的现实。因此不能把他们的行动称之为“爱国民主运动”。
爱祖国，是对中国公民及炎黄子孙的最起码的要求。但是正如俗语所云：“爱之以其道”，要首先懂得如何爱、怎么爱，要有正确的途径和方法。在今天，离开了法制轨道，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就不可能有真的爱国之举，更谈不上“爱国民主运动”，相反还可能干出亲痛仇快的蠢事来。方励之早就说过，他“恨不得踢中国两脚”，他仇恨整个中华民族。在这类“精英”的操纵下，怎么会有爱国之举呢?
爱国者上了卖国贼的贼船，成了一小撮人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工具，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原载工人日报1989年8月7日)
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充分表明，只有坚持和维护公有制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固。同样，只有在坚持和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对公有制进行不断地无善和改进，才能使社会主义优越性更充分地发挥。坚持和改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发展、繁荣、稳定的基本保障。任何怀疑歪曲、否定公有制的言行，都是与社会主义要求不相容的，都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表现。
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坚持和维护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的、必然的要求。
首先，公有制是社会主义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所在。同时，不管从什么意义上讲，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别的社会制度的根本标志。没有公有制；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一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无可辩驳的，而背离或否定公有制的言行，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则是错误的、有害的。那种否认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观点，就是以否认公有制为理论基础的；那些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搞私有制的人，也是以反对公有制为主要对象的。
其次，公有制无论其现实的具体形式是什么，功能如何，也无论人们对它有何种评论、争议，它在理论上、法律上和实践中都确立了个人、全体劳动者、人民对财产的公正、平等的共同占有。在这种所有制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获得了最充分的社会条件的保证；社会成员获得了人格的平等和自主的尊严。它是社会主义发展、稳固的保证，是社会主义主权国家的团结、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核心。这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再次，所有实行了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曾经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巨大发展，改变了这些国家曾经是极其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确立作出过极其重大的贡献。直至今日，公有制依然是这些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所制形式。公有制为人民提供了普遍的工作学习机会和社会保障，并尽可能地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文化和个人全面发展的需要。所以，事实是，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并不存在一种能够顶替现存公有制而在功能、作用和理论上又优于公有制的所有制形式的可能性。因此，尽管有些人对公有制有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甚至企图否定公有制，主张私有制，但是，都遭到了人民群众的反对，因为这不符合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愿望，不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
要能够有效地坚持和维护公有制，又必须对现有的公有制进行改进和完善。不改进和完善公有制，公有制就没有活力，就不能很好地发展。对公有制的改进势在必行。然而，对公有制的改进又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们不能为改进公有制而改进，应该考虑许多相关因素。概括地讲，改进公有制应考虑公有制形式、结构的一元性和多样性统一的规律：要考虑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要素的功能、作用、目的；要考虑改进公有制与发展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关系。那种认为只有取消公有制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搞好商品经济，才能重建所谓个人所有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另外，必须强调的是，我们所说的对公有制的改进，是在坚持和维护公有制的前提下的改进，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繁荣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使社会主义优越性更充分地发挥。这与那些借改造公有制之名，行否定公有制之实，以及从根本上反对公有制，取消公有制，进而否定社会主义，实行私有制和搞资本主义的阴谋是完全不同的。
对公有制的改进必须坚持发展生产力的目的，这是改善公有制应该遵循的一个原则。这有二方面的含义：其一，对公有制的改进必须是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改进，而不是相反。其二，凡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式或对公有制的改进方式，都是与公有制相容的，并应该看做是公有制的一元的和多样性结构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公有制也应该是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的所有制形式。
对公有制的改进应该有利于发展商品经济。事实证明，商品经济对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公有制在其结构、功能、目的等方面，应该是能够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公有制不应该排斥或否定商品经济，当然，也不能因商品经济否认或排斥公有制。我们应该找到二者有效结合的途径和方式。
对公有制的改进还应该注意克服忽视或否定个人利益增长和个人对财产的一定形式的占有的倾向及做法。我们必须建立一种现实的、具体的、真正落到实处的“公共占有”的形式。公有制并不排斥个人利益的增长，也不否认个人对财产的一定形式的占有。公有制应该贯彻社会利益增长和个人利益增长相结合，社会、公共占有财富 (生产资料)与个人占有紧密结合的原则。
(原载光明日报1989年7月24日)
树立正确的民主观
——学潮、动乱、暴乱的一个重要教训 - 郑杭生
通过这场近两个月的政治大风波，我们越来越认识到树立正确的民主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首先，它有利于戳穿敌对势力的“民主”阴谋。“民主”，曾被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策划政治阴谋的人，用作煽动学潮、制造动乱、发动反革命暴乱的最主要旗号。他们用“民主”作招牌，造谣惑众，煽动天真的青年学生和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以“民主”作幌子，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他们以“民主”作标榜，勾结海外反动势力，恬不知耻地散布卖国主义论调，干起卖国主义的勾当；他们又把“反民主”作为大帽子，反诬党和政府，反诬那些不同意他们胡作非为的同志。“民主”既是他们美化、伪装自己的装饰品和遮羞布，又是他们蒙蔽群众的毒药，更是他们向共产党进攻的最阴险的武器。
第二，有利于正确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推进民主的愿望。 一般地说，绝大多数青年学生还没有树立正确的民主观，在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下对民主的了解是扭曲的，甚至是颠倒的。由于缺乏正确的民主观，缺乏必要的识别力，他们推进民主的愿望很容易在言行上转化为民主问题上的种种幼稚病，转化为无政府主义倾向，很容易为少数披着“民主”外衣、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也很容易为外来的所谓“民主”宣传所蛊惑、所俘虏。而由于这样，上述良好的愿望也就不能不走向自己的反面。现在许多青年学生也已痛感到了这一点。
第三，有利于从思想上武装我们的广大干部。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长期泛滥，由于赵紫阳等人对自由化的纵容和支持，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在广大党员中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利用“民主”阴谋能够掀起这么大的风波，上述思想混乱状况也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原因。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用正确的民主观教育、武装我们广大的干部和党员是多么重要。
树立正确的民主观至少应树立下述五个重要的观点：阶级的观点；历史的观点；全面的观点；过程的观点；法制的观点。
一、民主的阶级性
民主的阶级性，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最为痛恨、大张挞伐的一个观点。他们公然鼓吹所谓“民主的无阶级性”，鼓吹民主“是超民族、超阶级的”。
“民主”一词来源于希腊文Demos(人民)和Kratia(统治、政府、权力)，词源上或字面上的意义为“人民的政治权力”、“人民的统治”、“人民当家作主”。因此，从起源上看，民主指的是国家制度、国家形式。我们今天也仍然主要在这个定义上使用“民主”一词。正如列宁指出的：“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列宁选集》第3卷第257页)。我们平常说的民主作风、民主方法等属于非国家制度的民主，它们是民主派生的含义。
正如国家总是阶级的国家一样，作为国家形式、国家制度的民主也总是阶级的民主。民主的阶级性主要可以通过这样三点来把握：第一，不论何时何地，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总是决定着其民主的实质：第二，一定阶级的民主总是与一定阶级的专政联系在一起的：第三，一定阶级的民主总是为该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这几点都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例如，在古代，当奴隶主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时候，便有了奴隶主阶级的民主，即在奴隶主阶级内部实行民主，而对被压迫阶级——奴隶，则实行专政。这种民主是为维护奴隶主阶级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服务的。同样，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就是在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及其同盟者内部实行民主，而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被一些人美化为最理想的民主制度的美国民主，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民主。美国前总统里根最近为我们提供了明白无误的证明。他不久前在巴黎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支持中国的学潮，而他本人在1969年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处理加州大学学生示威时，曾动用国民警卫队加以镇压。当记者问及此事时，里根为自己辩解说：这与中国学潮不是一回事，当时示威的是左翼学生
且他从警察那里得到情报证明共产党在那次示威中起了作用。且不说当时示威的是否真是左翼学生，且不说共产党是否真的起了作用，重要的是在美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里根的头脑中，镇
压有无产阶级倾向的左翼学生，镇压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对美国民主来说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这里，美国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连同它的虚伪性暴露得最充分不过了，它有力地说明：美国资产阶级是这种貌似“一般民主”的主宰力量；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是与资产阶级专政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民主又是为美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服务的。一旦有谁触犯了这种利益，它是要毫不留情地加以镇压的。可见，民主总是一定阶级的民主，具体的民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抽象的民主、纯粹的民主、一般的民主、超阶级的民主。正如列宁指出的：“如果不是嘲弄理智的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纯粹民主’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愚弄工人的谎话”(《列宁选集》第3卷第629页)。
这次美国统治阶级几乎异口同声指责中国镇压反革命暴乱，干涉中国内政，同样也表明了美国民主强烈的阶级性，即他们是以自己的民主作标准来衡量别国发生的事的：凡不符合他们的民主口味的，就指责，就干涉；凡符合他们的民主口味的则鼓励，支持。这种民主体现的就是美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骂我们镇压学生，他们处理国内学潮和骚乱，还不是出动了警察和军队，还不是抓人、流血?他们是镇压学生和人民，而我们则是平息反革命暴乱。他们有什么资格批评我们!”邓小平同志这里讲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人民民主和美国民主体现的不同的阶级性。
那么，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民主斗士”者们，为什么痛恨民主的阶级性观点，而使劲鼓吹相反的“民主无阶级性”主张呢?
首先，这有利于他们抹煞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原则界限，并在一般民主、超阶级民主的谎言下来贩卖他们的西方民主，来欺骗广大青年学生。事实正是如此。就拿那位5月8日在《世界经济导报》发表长文的“知名人士”来说，他一方面鼓吹“民主的超阶级性、超民族性”，一方面又贩卖所谓“西方早已行之有效的民主思想和理论”。所有，所谓民主的“超阶级性”不过是他们宣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特别是美国式的民主制的一个障眼物而已。而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天安门广场非法竖起一个美国式的所谓“民主女神”(本名“自由女神”)，更是用确凿的事实表明了他们真正想要的民主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的民主。由此也可以知道，他们在天安门广场鼓噪起来的短命的所谓“民主大学”究竟是什么货色。
其次，否定民主的阶级性观点，鼓点“民主的无阶级性”观点，还有利于麻痹、模糊我们党的干部和群众的阶级意识、阶级观点，剥夺我们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武器。按照民主的阶级性观点，无产阶级民主，就是在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内部实行民主，而对敌对阶级实行专政。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民主，就是属于人民范围的各阶级当家作主，在工人阶级通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制，组成我们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各项事业。专政的对象是反动阶级和反动派，对他们实行专政，同时进行教育，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这种民主是为工人阶级及广大人民的利益服务的。在我国，反党反社会主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本来就是违反人民民主的，是违宪的。但是由于赵紫阳等人长期纵容、鼓励和支持自由化，不仅自己多年不强调民主的阶级观点，还压制别的同志坚持这种观点，这样就造成一种十分不正常的现象：一方面，像方励之、严家其、刘晓波等一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实际上享有运用各种舆
工具肆无忌惮地攻击四项基本原则，全面丑化歪曲中国文化、历史传统、社会现实的充分自由，并为此受到来自西方社会的各种吹捧；另一方面，对上述攻击、丑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任何批评，却立刻被扣上“保守”、“极左”、“僵化”的帽子，遭到他们一伙的围攻。结果是，在我们这个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竟然可以畅行无阴，备受重视，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则反遭这样那样的压制。这实际是把社会主义发主引导到了错误的方向。这种情况正是造成动乱的国内气候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忽视了民主的阶级性时，我们就解除了自己的思想武装，只能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地，其后果是多么严重!
二、民主的历史性
民主的历史性可以看做阶级性的补充，懂得了民主的历史性也就更具体地懂得了民主的阶级性。而否定阶级性也定要否定历史性。反之亦然。例如说民主“是普遍的人性的体现”，就既否定了民主的阶级性，又否定了它的历史性。历史事实已戳穿了所谓民主“是普遍的人性的体现”的谎言。
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在西方起源于古希腊的某些城邦国家，此后又经历了自己的不同历史阶段。就近代来说，先产生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后又产生了无产阶级民主制。这样就要弄清楚一系列问题：这两个阶段的民主是如何产生的，它们有什么区别，从中应得出什么结论。
先说资产阶级民主。近代的资产阶级民主是比以往的民主更为成熟、更为发达的民主。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世纪的制度和观念，特别是神授法、自然法、习惯法的观念演变而来的。神授法、自然法、习惯法的观念在当时是对封建君主行使权力的约束。经过启蒙学者的倡导，经过17世纪英国革命，特别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这样的政治实践的推行，近代民主观念。和各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终于在西方社会得以确立。
近代西立民主制度，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直接民主，即由全体公民按多数裁决的程序直接行使政治决定权的政府形式；第二，代议制民主，即公民不是亲自而是通过由他们选举并向他们负责的代表行使政治决定权的政府形式；第三，立宪民主，即在宪法约束范围内行使多数人权力的政府形式。宪法的目的之一是保障全体公民享有某些个人或集体的权利，宪法规定自由，是为了防止当权者取消这些自由。所以立宪民主也叫自由民主。立宪民主通常也采用代议制民主的形式。在19世纪和20世纪，经过普选产生的代议制议会，成了民主政体的主要机构。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先进思想家、政治家头脑中的民主，主要就是上述西方民主制度，如严复之向往英国立宪君主制、议会民主制，孙中山之学习美国式的民主，陈独秀之提倡法国式的民主等等。在中国，由于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和近80年之久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形成了极其顽固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十分缺乏民主传统和民主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大声疾呼民主，大力提倡民主，是有巨大进步意义的。
但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只是民主发展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它由于自己的缺陷，而不能不促使社会主义民主制的产生。这缺陷从理论上看，主要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中民主与社会正义是脱节的，而把这二者统一起来的需要，就产生出社会主义的或无产阶级的民主制。让我们稍稍具体地来看一看这一点。
在法国启蒙学者那里，民主被错误地完全等同于解决社会不公正问题。但无情的事实却是：推翻封建专制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不等于从根本上解决社会正义问题。人们认识到，“人生而平等”的“天赋人权”还需要公平分配的“人赋人权”来补充，于是，各种旨在解决社会不公正问题的社会主义思潮就应运而生。可以说，哪里有社会不公正问题，哪里就有社会主义思潮。随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随着科学社会主义的付诸实践，又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即社会主义民主制。这种民主制主张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取消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从根本上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从而把实现民主和消除社会不公正统一起来。换言之，这种民主制不仅要剥夺剥夺者，而且要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大力发展生产力。
这种民主制与资产阶级民主制相区别的地方，主要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从民主与社会公正的关系来说，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在无产阶级民主这里是统一的，而在资产阶级民主那里则是脱节的；第二，从多数人还是少数人统治的角度看，无产阶级民主是真正多数人的民主，而资产阶级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富人的民主；第三，从名实是否相符来看，地匀阶级民主是真正的实在的民主，它公开申明，只有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享有民主，而一切反动阶级的反动分子是被排斥在民主之外的，这是名实相符的。而资产阶级民主本来就是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少数人的民主，但是资产阶级却标榜人人平等，人人自由，说它是普遍民主、全民民主、一般民主等等，这是名实不符的。以上这些也可以看做是无产阶级民主制之所以是一种历史上新型的民主制的道理，是社会主义民主制从本质上说比资本主义民主制高明的地方。
在我国，像李大钊这样第一批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人，在苏俄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也从为资产阶级民主而奋斗，转向为社会主义发主而奋斗。他们的这一转变，值得我们好好地思考。“五•四”运动后30年即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无数烈士流血牺牲，无数先辈前赴后继，而取得的成果。
建国40年来，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并在民主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应当承认它还很不完善、还存在许多弊端，有些弊端还十分严重。揭露这些弊端的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同志，大家从《邓小平文选》中可以看到，谁也没有他说得那么全，那么重。例如他指出了权力过分集中。领导干部职务实际上的终身制、家长制、官僚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等，正是它们长期限制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不应有的损失，甚至陷入了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十年动乱。40年的历史经验使我们认识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154页)。因此，以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40年的历史经验还使我们认识到，在一个封建制度历史很长的国家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难度是很大的，需要作出坚韧不拔的努力，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既要排除右的干扰，像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要用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来代替社会主义民主；又要排除“左”的干扰，如片面强调专政、忽视民主，像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样。现在看来，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仍然是我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过程中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总之，从民主的历史性我们可以知道：第一，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民主制，相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制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制；第二，民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针对性，因而就具有不同的内容，“五•四”时期提倡民主，是为了推翻封建专制；今天我们要求民主，是为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而绝不是要放弃它，回到各种形式的西方民主制那里去；第三，从民主的历史性可以知道，极少数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实际上是在民主问题上开倒车，他们美化、崇拜资本主义民主，贬低丑化社会主义民主，是要使社会主义民主回到资产阶级民主那里去。
三、民主的全面性
民主的全面性，有两层意思：第一，民主本身的构成要素是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第二，民主与专政、与集中、与纪律等的关系上也是全面的，不是片面的。
先说民主的构成。考察近代各国不同类型、不同形式民主的实践，可以看到，作为国家形式的政治民主制度总起来包含这样三个方面的内容，或者说三个原则：多数原则、程序原则、少数原则。
所谓多数原则，即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指政治民主这种“人民的统治”，实际上是“人民”中多数人的统治，是按照大多数人的意志来决定政府的组成和改变，来进行其他政治决策。多数原则是民主制的灵魂。
所谓程序原则，是指政治民主要求：不论是民主的政治决策，还是民主的选举，都必须有法定的、可遵循的程序和规则。通常这种程序和规则是由宪法和其他法律来规定的。多数人的意志要通过法定程序才能得到表现和承认。法定的程序一旦确定，不能轻易改变。违背或破坏法定程序，被看做是违背或破坏民主制度。权力的制衡，也往往由程序原则来体现。
所谓少数原则，是指政治民主要求：只要少数服从多数的裁决，就可允许少数保留自己的意见，保护少数人的正当权益。绝不能因为是少数，因为有不同意见而加以歧视，甚至加以镇压。没有这一条，民主就是不完全的。随着民主程度的提高，少数原则越来越被重视。
在这三个原则上，我们与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人的分歧主要在下述三个方面：
第一，他们对这三条中的每一条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利用对他们有用的，歪曲对他们无用的或不利的。一些高喊“民主”的人实际上都讨厌多数原则。有的人公开写文章，把多数原则叫做“民主的旧观念”、原始的民主思想”、应当加以埋葬的“群体民主观”，根据他们的言行，有同志曾评论说：如果让这些口喊“民主”的人上台，他们将比谁都专制；不要程序原则就更清禁止：进行非法游行、成立非法组织、在天安门广场进行非法占领等无一不是破坏程序原则的。如果弄不好，少数愿意则可以为少数阴谋
家操纵多数人提供理论根据。
第二，他们采用片面割裂的办法，把这相互关联的三条对立起来。有人写文章竭力贬低多数原则的同时，又竭力抬高少数原则，把少数原则说成是“崭新的民主观念”，并断言，本世纪末民主的旧观念将“全面解体”，而代之以保护少数这一“富有革命性的原则”。对此我们不禁要问：能这样人为地把同一个民主的两个相互补充的方面割裂开来，把它们说成两种互不相容的民主观吗?要知道，埋葬多数原则就是埋葬民主；脱离多数原则而膨胀起来的少数原则，最低限度也会导致无政府主义。
第三，在民主的指导思想上，他们用个人主义来代替集体主义。有人在文章中说：随着“民主的旧观念的全面解体”，将出现“对完善人格精神依附”，并说“人们对个体价值的追求”现在有了可感觉的真实性，“这以后，每颗小星都可以闪烁天国的光芒，每个人都可以宣称：我说是自己的帝王!”在作者这样抬高“个体价值”在民主中的作用的同时，又讽刺民主中的集体主义，说什么“说到‘民主’，言必称维护多数人的利益，论必及全社会的整体协调”。我们很不明白，维护多数人的利益，维护全社会的整体协调究竟有什么错!只有全社会整体协调的时候，广大人民群众才有前途，而当社会整体陷入不协调，陷入恶性运行时，将给大多数人带来灾难，这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
到此为止，我们对民主的了解就较为完整了，民主就是以多数原则、程序原则和少数原则为内容 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形式、国家制度。当“人发”是资产阶级为主时，便是资产阶级民主，当“人民”是无产阶级的劳动人民及其同盟者时，便是社会主义民主。
这样的民主，对每个公民来说，既是一种应享的权利，同时又是一种应承担的义务。权利如参与权、选择权等，义务如对自己参与、选择的后果负责等。这里应当强调选择的重要：越是实行民主，就越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就越有进行选择的必要。民主绝不是只享受权利，不尽义务，或者反之。同时，民主既是一种保障，又是一种限制。每一个公民在实现自己的的民主权利时，不能因此损害他人乃至社会的利益。所以民主只能是相对的，有制约的，而不是绝对的，无限制的。由此可知民主不等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恰恰是对民主的破坏。
这样的民主，跟科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在于：科学始终服从真理，而民主则服从多数，当真理不在多数人手里时，就不得不服从错误。这就是说，民主并不意味着所作的一切决定必然都是正确的。联系在于：民主同时也意味着错误的决定一旦被发现，可以通过预定的程序加以纠正，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又是修正错误的机制和办法。一般地说民主制与专制制相比，犯错误的机制和办法。一般地说民主制与专制制相比，犯错误的机会较小，犯了错误也容易纠正，其原因就在这里。由民主与科学的关系，可以理解政治民主与人民通常所说的“学术民主”不同。在学术中，多数原则不起作用，因为真理不是由多数决定的，而是由实践标准决定的。
关于民主与专政、与集中、与纪律的关系的全面性是不言自明的。在这方面的片面性必然导致无政府主义。
四、民主的过程性
民主的过程性，是指民主是逐步完善的，不是一蹴而就的；民主实现的程度是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的，不是随心所欲的。这一点，我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可以不同意他关于实现民主要经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的划分，但不能不承认其中包含的关于民主是个过程的思想则是合理的。
关于民主是一个过程的思想，邓小平同志在近几年反复作了强调。他在1986年就指出：“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照搬那一套非乱不可。”他在1989年在与布什的谈话中还指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发展社会主义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美国有一二百年搞选举的经验。如果我们现在搞十亿人的选举，一定会出现与‘文化大革命’一样的混乱局面。”
这些话结合我国实际把民主是一个过程的道理讲得很透彻。概括地说，就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目标，达到这个目标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过程中要逐步创造条件，要保持社会稳定。社会稳定是大局，是国家最高利益。犯民主的急性病，只会引起社会动乱。
在这方面，正确引导群众中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存在的超前的民主意识是十分重要的。社会学研究表明，一个相对贫困而正在致力于发展经济的国家，由于“迟发展效应”、“示范效应”的作用，都会遇到消费意识超前和民主意识超前的问题，我国也不例外。就民主意识超前来说，它主要表现在总嫌本国民主化进程太慢，甚至恨不得在一个早上就完成西方国家数百年或上百年才完成的过程。群众中特别是青年学生中的这种政治热情，如果引导得当，可以成为民主建设的促进力量，如果引导不当，就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和各种形式的动荡。如果走向极端，将被搞阴谋的少数人所利用，就会出现社会动乱。
根据民主的过程性的观点，我们要向青年反复讲明：民主是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的，不是可以照搬的，也不是在街头实现的，不是靠“破字当头”的大民主所能奏效的。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民主尤其需要踏踏实实的、建设性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创造各种条件。例如，文盲充斥的国家，是很难实现高度民主的，也是很难实现现代化的。真正有志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青年，要为创造实现高度民主的各种条件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次风波告诉我们，对那种不切实际地煽动民主急性病，迎合青年超前的民主意识，甚至把已经超前的民主意识引向更为极端的人，大家要提高警惕。
当然，另一方面，党和政府也要尽可能拓宽民主渠道。这一点党和政府已经反复作了强调。无疑，以民主的过程性为借口，把可以做到的事情也拖着不做，这种现象也应当防止。
五、民主的法制性
社会主义法制，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制定或认可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和执法原则。它是立法、执法、守法和监督法律实施四个方面的完整统一。[size=-2]自由中国论坛 http://zyzg.us 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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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民主就是同这种法制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和基础，社会主义法制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保障和体现。在这里，我们就把社会主义民主要由社会主义法制来保障来体现，叫做民主的法制性。例如我国人民的主人翁地位，是由宪法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保障和体现。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size=-2]自由中国论坛 http://zyzg.us 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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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学潮表明，青年学生的法制观念，特别是守法的观念是不强的。他们中大多数人主观上想推进民主，但却采用违法和非法的手段，如非法游行，非法成立组织等，结果，不但不能推进民主，相反却妨碍、破坏了民主。正是由于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才使学潮一步一步演变为政治动乱，最后演变成打、砸、抢、烧、杀的反革命暴乱。可见，沿着法制的轨道推进民主则民主存：而沿着破坏法制的轨道行事，则民主亡。[size=-2]自由中国论坛 http://zyzg.us 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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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风波给我们国家和我们每个人都留下深刻的经验教训。对国家来说，在加强民主建设的同时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在增强民主意识的同时必须增强法制观念，特别是守法的观念。我们对这个经验教训应该牢牢记取，永志不忘。[size=-2]自由中国论坛 http://zyzg.us 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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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立场、观点、方法的统一
要真正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民主观，必须端正立场，端正思想方法，因为这二者是统一的。不能设想，一个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站在党和人民对立面的人、一个主观地、片面地、孤立地、极端地看问题的人能够有什么正确的民主观。立场不端正，思想感情没转过来，看一切都会变形走样，看一切都会不顺眼。如有些人在平息反革命暴乱后采取“鸵鸟政策”，我们的电视不看，广播不听，报纸不读，符合事实的报道被认为都假的，而“美国之音”等的造谣倒反被认为是可信的。这就是立场没转进来，存在着偏见，而偏见是比无知走得更远的。某些立场没转过来的应尽快转过来，站到党和人民方面来，否则生活在我们的社会里是很难的，总不能一辈子都采取“鸵鸟政策”吧!同样，思想方法也很重要。要树立正确的民主观，一定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方法。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理论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而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则竭力提倡片面性、走极端，把人们的思想方法搞乱。例如刘晓波不是使劲鼓吹“全面性等于保守性”的公式吗?说什么在变革的时代，保守性最强的就是全面。它要比极端的国粹派更为可怕；说什么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变革，在理论上需要的恰恰不是全面，而是片面，人类精神上的先导永远是深刻的片面与极端，对旧传统更是如此，甚至说马克思、鲁迅等以反传统著称的思考者，没有哪一个是不走极端的。这种片面、极端有理，全面等于保守的怪论，缺乏的正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难道中国人吃片面、极端的苦还不够吗?为片面、极端付出的代价还小吗?有无数事实可以证明，片面、极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归根到底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马克思对旧事物的批判是“扬弃”，即使对他最痛恨的资产阶级，他也是既充分肯定这一阶级的历史作用，又指出它必然灭亡的命运。这是全面性、两点论。把“片面”、“走极端”扣到马克思身上，确实是非常片面的，即不实事求是的。这种思想方法在青年学生中颇有影响。片面性、好走极端成了不少青年学生的通病。
我认为用马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看问题是最重要的。无此，就不可能实事求是地了解民主的阶级性、历史性、全面性、过程性和法制性，也不可能避免民主问题上的种种幼稚病。当前思想战线上的任务十分艰巨，特别是在两个月的风波中，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散布的谬论比任何时候都多，对青年人的毒害也比任何时候都深。我们确实有许多工作要做，但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对每个人来说，主要靠自我教育、自我清理，真正端正立场、观点。
(原载北京日报1989年8月3日，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社会学、哲学教授)
1988年6月25日那个闷热的早晨，上百名学生挤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主楼的一间并不宽敞的会议室。门外，还有更多的人正在沿着那条昏暗的走廊向这里汇集着……
主楼门前的广告纸上写着：文艺理论博士研究生刘晓波论文答辩：《审美与人的自由》。
会议室的外面，答辩委员会的成员们吃惊地注视着四周的人群——这位在前年上半年还丝毫不惹人注目的刘晓波如今竟会牵动这么多人的神经。
从发表《论新时期文学危机》引起一场思想爆炸始，刘晓波的文章一篇篇炮制出来，像一枚枚重磅炸弹，掀起的冲击波就很少停止过。一家杂志在创刊不久，便匆匆开辟专栏，召集青年学者用近二十页的篇幅讨论“刘晓波现象”。说“这是一种只有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才会出现的文化现象”。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生们倒不大关心这种“文化现象”，而是欣赏他那激进独特的思想。在会议室里，连属于刘晓波和评委们的席位都被这些学生毫不客气地霸占了。当这里的喧嚣声不断增大，连走廊里都站满了人的时候，校长不得不临时做出决定：打破常规，改换会场，启用主楼八楼那间可以容纳400人的大会议厅。于是，人流沿着一条狭窄的楼梯涌向了八楼，他们不顾工作人员的阻挡，抢占了最有利的位置，然后耐心地等待着。
门开了，走进来的竟是张紫晨、王元化、高尔泰、谢冕……文艺理论界、美学界的名人。不知在什么时候，刘晓波已显得有点不安地坐在他的位置上了。他环视着每一个人，连他自己都感到有点意外。
(一)
刘晓波的最惊人之举是1986年9月初。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的“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上，他作了《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的即兴发言。他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和西方现代派文学为参照，以其惊世骇欲的语言，大胆否定了新时期文学的成就。
如果没有《深圳青年报》帮忙，这个即兴式发言，很可能作为一个内参被埋没。然而鬼使神差，正赶上刘晓波的大学同班同学、深圳青年报的徐敬亚在场。于是，为了捧一捧老同学，她将刘晓波的发言整理出来，在青年报上发了。它一出笼，就立刻引起了一种始料不及的现象：各报刊纷纷转载，在全国以及海外华人地区引起了强烈的轰动。从此，刘晓波像一团灼热的火，突然在中国的文坛上猛烈地烧了起来。
这个时候，在北师大的校园里，刘晓波正靠在学生宿舍的床边，指挥着他的学生小兄弟们去北京各高校散发印有他的《危机》一文的报纸。凭直觉，他隐隐地感觉到，他的这篇文章完全可以在首都几万名“天之骄子”的心中点起一把火。而他一旦唤起这些不可一世的首都大学生的喝彩，那他就又成功了一半!
那印有醒目的《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标题的报纸。从每份4分涨到一角最后又涨到二角。买主们从那显得有点“耸人听闻”的题目中似乎察觉到了某种异乎寻常的东西，那听惯了千篇一律声调的耳朵从这独树一帜的声音中得到了刺激。
事隔不到一月，在他那“我升天，我入地全取决于我自己”和“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原则下生出的《与李泽厚对话》在《中国》杂志上抛了出来。他的这一炮比《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打得更响，然而除了李泽厚的几个研究生把刘晓波请去辩论一场不了了之之后，李泽厚对此表示缄默，他回避与刘晓波的正面交锋。
1987年下半年，《艺术世界》上发表的午龙菲的文章代表了对刘晓波《与李泽厚对话》的一种评价倾向：
刘晓波对李泽厚的批判全然不得要领，刘晓波的“还人的本来面目”的口号是一个注定要破灭的梦幻。
而在年轻的评论家姜静楠来看：“刘晓波首先是当今时代一位难得的年轻思想斗士和挑战者，而后才是文学批评家，他的真正理论旨趣在于批判我们中华民族千百年中所形成，至今仍在发挥巨大约束功能的一种文化心理状态，即当年鲁迅所概括的‘合群的自大’，‘奴性’和‘国民性’。为在文化思想搏击中承续鲁迅的事业，他确实付出了无法避免的代价——对文学创作总貌的‘歪曲’概括和理论见地上的片面性。”
(二)
在今天看来，刘晓波可以说已经出了大名。这个自称当过泥瓦匠的青年人，满脸棕色的皮肤里透露出一股倔强的紫气，他那深度近视眼镜后面一双充满欲望的眼睛，像是永远在渴望着什么时常射出两道逼人的光。虽然和每一个血性汉子一样，你可以从他那青筋暴突的额头上看出他的狂傲。然而看来看去出实在没有什么超人的地方。
按照学院派的标准来看，他决不像一个学者型的知识分子。如果不说话，他倒像是一名健壮的火车司机或搬道岔的铁路工人。在他的同窗好友中，哪一个都比他更像一个书生更像一个学者。他们穿着西服革履显露出博士生的儒雅和洒脱。而他刘晓波从来都没有动过要穿一次西服的念头。他常随随便便地穿着旧的牛仔裤趿拉着拖鞋“招摇过市”，有人为此数落他一句：“你看人家那几个博士多气派，瞧你匪里匪气的，差劲多了，”他听后颇为不服，倒显得郁郁不乐起来。但他死活认准了“非走极端不可”，要否定一切，特别是要彻底否定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他像一个横冲直撞的挑战者，去踏进别人不敢踏进的领域，去张扬别人斗胆也不敢冒出来的想差别：
——“在怎样把人变成自觉的奴隶这点上，孔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也是最成功的占有者。”
——“《离骚》中的一切都是为了传达这样一种廉价的感情：楚怀王啊，在这个世界上，只我屈原才是你最忠实的孝子，其他人对你都是阳奉阴违，但你不识善恶，不明忠奸，叫我一片赤诚付诸东流，君王啊，我冤枉啊，我实在冤枉啊!”
………
(三)
刘晓波也未必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神，看过他的文章的人，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刘晓波所使用的武器是从尼采、弗洛伊德那里借来的，也是从鲁迅那里借来的。
尼采说：“上帝死了，一切价值都需要重估。”刘晓波就要把孔子拉下马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他也强调天才的价值，也肯定欲望的合理，也大段大段地复述“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在他的许多文章中从来都念念不忘剖析一番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没什么了不起的，只不过在中国，没有人愿意以挑战的姿态出现。”
他最佩服鲁迅。他曾扬言：“我要超过鲁迅。”
他还喜欢卡夫卡、马尔克斯，那些能够把一切推向极端的人都会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
在他眼里，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精神变革需要的都不是“温柔敦厚”，而是走向极端的肯定与否定。庄子、卢梭、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鲁迅、萨特，这些以反传统著称的伟大思想家，没有哪一个不是走向极端的，没有哪一个不是对当时社会上貌似最正确的观点大胆怀疑从而彻底否定的。
让刘晓波扬名的文章，都极端地流露出这种否定意识和挑战精神。在这个时代，人们需要这种精神。“一切真诚的严肃探索都将会出现失足，一切追求都必然包含着局限——这失足和局限本身又恰恰体现着真理。”
(四)
刘晓波就是这种人。你从他的脸上似乎可以感到一股不可名状的压抑着的激情，这种激情往往会突然从他那滔滔不绝的言语中宣泄出来，使他进入一种近似于迷狂的状态。他常用他那发紫的嘴唇紧紧咬住烟蒂，然后用力猛吸一口，在这一瞬，你可以看出一种难以言状的痛苦，甚至你会感到他的这种表情近似于冷酷和凶狠。
1986年，在北京大学的艺术节上，当一向被学生们推崇的诗人北岛、顾城大受冷落的时候，刘晓波却成了最受宠的人物。
他的讲话把学生们带到一片狂热之中，人群中不知是谁递上去一个条子，刘晓波接过来大声念了一遍：“刘晓波，我现在要揍你一顿!”没想到刚把条子念完，“呼啦啦”前排的学生就立刻跳到讲台上，把刘晓波团团包围在中间，他们齐声高喊：“保护刘晓波!”
此时的刘晓波，捋着胳膊，挽起袖子，瞪大双眼，高举着握紧的拳头对着台下的人喊：“有种的你就上来，我正要练练我的手脚!”……
有人说他太狂，走到哪里都会听到人们对他的这种议论。
约他写几篇文章，便公开要价，毫不扭捏。
他的许多底稿都要经一位朋友用中文电脑重新打印一遍，日子长了，这位朋友忍不住开几句玩笑：“你也不付钱，把我当成了白给的雇工了。”第一次，刘晓波一阵脸红，没说什么，算是忍下了这口气，谁叫自己求人家呢?几天之后，这位朋友再一次重复这句话时，万万没想到刘晓波会动起真格的，指着他的鼻尖把他大骂一顿，几年的交情就险些“掰”了。
人们还会听到有人说他小心眼，从心底里自卑、爱钱、喜欢谈必满嘴脏话。——这一切，按照世俗的眼光来看，简直与他文学博士和大学讲师的身份全然不符。刘晓波周围的许多人，往往既拿这些弱点责求于他，又常常茶余饭后津津有味地欣赏他。因为他刘晓波实实在在地是一个直来直去，毫不矫饰的人。
“我不相信”，“我行我素”，是他的个性。别以为喝几大碗高粱酒，唱几首祭酒歌就是活得痛快了，中国人干什么都有祖上传下来的框框。况且，一个大学讲师比起那酿红高粱酒的庄稼汉们，受到的“管束”自然就更多了，不知刘晓波对这些在乎不在乎?
可学生们倒挺喜欢他。他常到学生宿舍去，要和那里的人们做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学生们敢说他写的诗臭，敢捉弄揶揄他，敢问他口吃会不会影响自己的思路……和学生在一起他什么都不在乎。
一个文绉绉的学生，曾得意洋洋地拿出启功先生亲笔写的一幅字，炫耀地对刘晓波说：“你看，这是启爷爷给我写的字。”刘晓波竟火冒三丈，指着人家的脑门喊：“你他妈的就知做孙子——擦名人屁股!”这种场面也会让学生感到有点尴尬。本来嘛，不就是说笑中说了一句“启爷爷”吗?可他刘晓波从骨子里就讨厌这个。为了摆脱尴尬。那个学连忙差开话说：“我昨天看了你的《与李泽厚对话》，写得真不错，写绝了!”
刘晓波：“你看完了吗?”
学生：“看完一半了。”
刘晓波：“你没有看完怎么就知道写得好!”
学生：“看完一半也可以和你讨论一下嘛。”
刘晓波：“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才有资格讨论。你才看完一半，那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谈?”
学生：“那我拜你为师。”
刘晓疲：“你不配，我不要你这种徒弟，我要是收你做徒弟，那就非得让我从你身上也可以获得好处，哪怕是希望。现在我从你身上看到的全是我讨厌的，要你做徒弟有什么用处!”
(五)
其实，不管怎么看，刘晓波还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尽管他极力宣扬“在中国就应该没有什么理性可言”，极力夸张人的个性，肯定人的欲望，可那是指在艺术审美领域而言的。而在生活中，没人知道这位反传统的斗士，在心灵的深层到底受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有多深，而且这种影响，不知怎样地在他身上起着微妙的作用。
他的朋友中有许多都是典型的“新派人物”。他们无拘无束，放任自在，而他刘晓波可不像他的这些朋友们那样活得洒脱，他要做的是要把自己的视野放在现存的观念、秩序之外，而自己又必须生活在这种观念和秩序之中。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许多场合，他变得收敛多了，而且变得偶尔露峥嵘。有的上了年纪的人开始夸他老练持重了，这于他来说，真说不清是应该高兴还是悲哀。
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钻到男生宿舍挤在一张空床上睡觉，临睡前，他会对他的学生们讲起他的妻子。
妻子，意味着什么?有时想起来会感到有点模糊。热恋早已过去；如今，她已不像以前那样漂亮了，他不忍心告诉她。他心里还始终记得在很遥远的日子里，那时他还是一个只有十五岁的少年。一天放学，刚刚走出校门，看到前面有两个女生边走边谈，不知谈到什么，突然爆发出一阵笑声。其中一个笑得最开朗，刘晓波想：天下间竟有如此快乐的人，我一定要和她好。
这个女生是她们班学习最好的三好学生。而刘晓波却是有名的差生。于是刘晓波便发扬起勤奋好学的精神，向这位女生借来了马列著作，然后在每页的空白处批注上自认为相当精彩的评语，等他把评语写满之后，再把书送还回去，请她“帮助，帮助”。直至结婚目的达到，有了一个儿子
。这些年来，刘晓波从来都把她看成最好的妻子。可不知为什么，到现在，他有时还是显得有点烦躁不安，需要在学生宿舍睡过一夜，第二天就好了。
对于“人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活着”这个问题，刘晓波一直都感到一种清醒的困惑。
本来，人的生命就是一个无法进行本质规定的，永不满足的动力系统，是充满各种欲望的汪洋。可生活在现实中，特别是生活在中国这个文明古国里，就必须得理性地活着，忍耐是生活必须的，要想从心理上得到某种补偿，也许就只有走“审美”这条途径，只有在这里才多多少少可以使人在想象和回忆中“超越”一次现实。
(六)
1987年元旦，北京大学数千名学生冲出了校门，就这样，学潮导致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这一切也许是他刘晓波不曾预料到的。许多学生的思想一时变得很激进，再加上扛着录像机，或是手拿小笔记本的记者们常常出现在学生宿舍。刘晓波不敢再贸然往那些学生窝里钻了。他自己也不清楚他的许多观点思想会对这些学生们产生什么影响。
从那时起，他再也没有举办过讲座。
这一年他很少露面。不管说他“全盘西化”也好，还是要批评他别的什么观点，总使他觉得难受和不自在。要知道，这事要是发生在十几年前，他刘晓波招灾惹祸是给它定下这么一条罪状，早就可以使他那自以为发达的脑袋开花了。
这突来的风云，把他像弹簧一样压了下去，使他那了热的头脑冷静了许多。在学校没事可干了，他就坐在家里，重新把那些翻过的书拿过来。他看鲁迅、萨特、卡西尔，后来，他又掉过头来，阅读马克思主义之前的著作，康德、斯宾塞、洛克、孟得斯鸠、卢梭……
(七)
反对自由化这事给刘晓波的印象很深，直到1988年8月，他应邀去挪威访问讲学之前，他还记忆犹新。在临走前，他千方百计地逃避记者的采访，拒绝任何形式的讲座。他怕万一说走了谱，这去欧洲的美差就泡了汤。
出国前要过的第一关就是那个博士答辩会，提起那个少见的答辩会，也着实让刘晓波紧张了一阵子，由于人多拥挤、更换会场，拖了一个小时后才算开始。这一个钟头，让刘晓波既恼怒又激动。
想当初，他是为了妻子才考研究生的，妻子分到北京工作，而刘晓波在吉林，为了和爱人团圆，他必须考到北京去。他随意打开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生专业说明书，选来选去，还是觉得文艺理论专业中的“黄药眠教授”这个名字格外显眼”于是就考了这个专业，结果，一考一个准。就这样轻松地进入文艺理论研究的领域。考博士研究生也并非他自己的初衷，也是在别人的怂恿下，匆匆忙忙在学生宿舍的脏桌子上填的报考表，几年的风风雨雨中，他硬是从这个领域中闯了出来。
在他的答辩会上，坐在他前面的是王元化、高尔泰、谢冕这样一些第一流的权威。刘晓波洋洋洒洒地阐述了他的《审美与人的自由》的基本内容，他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热烈掌声。
评委们给他的毕业论文的评价是：它从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相结合的角度，深入揭示了审美与人的自由关系，论文在审美的超越本质、审美的心理机制等问题上有很高的创见和重大的突破——
面对着耀眼的镁光灯，刘晓波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不过有些拘谨。
一位评委不得不向刘晓波指出：“晓波，你以后能不能成为一个‘大家’还很难说!”
世界的一切变化都是无常的，更何况刘晓波这样一位“悟性很强”的人!
6月25日他获得了博士学位。8月24日下午他就乘坐飞机飞往挪威了。据说临走前，他想再抛出几篇重分量的文章，扔几颗重磅炸弹，来点击波，但考虑到夫人和孩子还住在学校那狭窄的房子里想尽量舒舒服服地生活，考虑到一年半载之后还从国外回来等等不可忽视的问题，于是他就藏起了“炸弹”悄然无声地走了。
在挪威，也许他不再敢说“我最佩服希特勒”之类的话了，但这里的一切必定会给他带来某种新的变化。
——挪威，这片欧洲大陆上美丽的国土，会给这位崇拜尼采的青年学者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
这对他刘晓波自己来说也还是个谜。
(《大学生》1989年第一期刘晓峰、冰岛文)
一、全面否定四项基本原则
《改革建言》提出：要修改宪法，四项基本原则不应强加于所有公民，故应从宪法中取消，加入保障基本人权的条款，开放民间报刊，禁止因言定罪，真正实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
(香港《明报》1989年4月20日《胡平、刘晓波、陈军等十人共同发表“改革建言”促中共反省纠正错误》)
就中国的现实而言，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点：即不能从专制主义的内部来寻找否定专制主义的力量。具体地讲就是：在政治上不能从一党独裁的内部寻找力量来反一党独裁；在经济上，不能从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内部寻找动力来改革经济；在思想上，不能从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内部来寻找新的思想；在广义的文化上，不能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来寻找所谓的精华。而只能从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计划经济；用多元化言论、思想的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西方的)现代文化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
(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1月《混世魔王毛泽东》)
二、攻击、污蔑中国共产党
有多少热血的知识人为争民主、争自由而加入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些成为两党的同盟者，但是，这两党都很快地蜕变为专制独裁的政治机器。特别是共产党，从它夺取政权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残酷的独裁。
(香港《世界日报》1989年4月22日《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
在当代中国，这种忠诚主要表现为：人们对执政党的忠诚高于对宪法、对真理、对信仰的忠诚。不是有太多的知识分子追随执政党几十年而仍被拒诸门外吗?不是也有许多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在七老八十一大把年纪之时，仍然要涕泪横流地在党旗下宣誓吗?在党法高于国家宪法、党的权力高于国家利益的中国，忠诚于执政党、追随执政党实际上就等于忠诚于党法对宪法、党员对公民所享有的特权。
(香港《争鸣》1989年4月号《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与政治》)
不是昏君、贪官使专制政体腐败，而是专政体的先天性产生着昏君、贪官。如果没有民主政治的保证，任何人在专制政府中都将成为昏君、贪官。这甚至与个人品质无关。最卑鄙的政治家也无法在民主政制中为所欲为，而没有制度的保证，任何掌权者都将走向独裁。因而，如果仅仅把毛泽东作为一个昏君来否定，而不是把他作为腐朽的专制主义的代表来否定，那么就等于什么也没做，其结果只能是以一个开明的独裁者代替昏庸的独裁者。
(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1月号《混世魔王毛泽东》)
对皇帝的“愚忠”是中国知识分子进行自我评价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虽然在这其中，也偶尔有否定专制制度本身的声音，但是这声音太微弱了。从魏京生到方励之，是这种声音的代表。(香港《争鸣》1989年3月至5月号《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与政治》)
三、污蔑社会主义制度
问：你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处在历史的什么发展阶段?
刘晓波：还没有走出农业文明。
问：是不是要补资本主义的课?
刘晓波：必须补课。
(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月号《文坛“黑马”刘晓波》)
问：你如此反传统，是否同意全盘西化?
刘晓波：现代化是至明真理：私有制、民主政治、言论自由、法律至上。这是无可争议的，中国不存在理论问题，只有政治问题。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选择西化就是要过人的生活，西化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换言之，要过人的生活就要选择全盘西化，没有和稀泥及调和的余地。我把西化叫做国际化、世界化，因为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发挥，这不是一个民族的选择，而是人类的选择，所以，我很讨厌“民族化”这个词。中国就讲不清什么是“中国特色”。
(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月号《文坛“黑马”刘晓波》)
平心而论，不管多么残酷的暴政，人在面对它时都不应该有恐惧和怨言，服从或叛逆完全取决于每个人自身。当中国人一味怨恨专制者时更应该怨恨自己，如果不是中国人过于怯懦和愚昧，怎么能使当代中国的专制者如此肆无忌惮，如此把不讲理当作真理。暴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暴政的屈服、沉默或赞美。只要决定反抗到底，专制主义再残暴也不会长久。
(香港《解放月报》1989年4月号《在地狱的入口处——对马克思主义的再检讨》)
几千年来，中国是在打倒一个旧皇帝，树立一个新皇帝的恶性循环中度过的。历史证明，某位失去民心的领导人和某位深得民心的领导人的上台，都不能解决中国政治的实质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救世主，而是完善的民主制度。
(《“六•二绝食宣言”》)
四、反对马克思主义
当前的中国，你信仰马克思就等于信仰一种思想独裁，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是棍子，不具有理论意义。(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月号《文坛“黑马”刘晓波》)
顺便说一句，尽管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在西方早已开始，并取得了可资借鉴的成就，甚至可以说，在当代西方，批判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文化界、思想界的一项重要的举动，没有这种批判，西方社会也不会损失什么。但是在东方，特别是中国和苏联，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却非同小可，决不是一般地需要，而是迫切地需要。因为在东方，批判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对一种思想流派的再检讨，而是对作为专制主义的独裁工具的批判，是直接反对独裁主义的必要组成部分。因而，与其说我的批判是针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不如说是针对东方式的思想独裁的。
(香港《解放月报》1989年4月号《在地狱的入口处——对马克思主义的再检讨》)
问：马克思主义近些年受到了冲击，它是否在中国已走向衰落?或失去了生存的价值?
刘晓波：马克思给我惟一的震撼，是它不妥协的批判态度。他的历史主义方法也有一定道理，其他不少则是胡说八道，如他对西方社会结构的分析：剥削者与被剥削者、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就太简单，没有看到各阶层互相制约的关系。严格地说，阶级的概念在西方已不适用了。马克思的两分法只适用于专制社会。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也只不过是西方传统的一环，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圣经中的天堂，到摩尔的乌托邦，到康特拉的太阳城，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想的混蛋的地方是，它说这理想明天就会实现：资本主义准备好一切物质条件，只要一革命就能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的理想太廉价了。
(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月号《文坛“黑马”刘晓波》)
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狂热相信已不是对某种思想或信仰(宗教意义上的)的相信，而是对绝对权力的迷恋和屈服。因为，东方马思主义已经不是一种思想或信仰，而是专制权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东方专制者进行独裁统治的工具。所以，批判马克思主义将直接转化为对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而继续为马克思主义辩论则是直接为东方专制主义辩论。特别是在中国和苏联，专制者一天不入弃以马克思主义为招牌的思想独裁，真正的觉醒者就应该一天不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香港《解放月报》1989年4月号《在地狱的入口处——对马克思主义的再检讨》)
马列主义在中国，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专制权力的组成部分。马列主义不是信仰，而是统治者进行思想独裁的工具。
(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0月号《在“气功热”的底层》)
五、攻击人民民主专政
如果从维持专制主义的长治久安出发，可以区分出专制主义内部的开明与昏庸、廉洁与腐败、正确与错误，但是如果从彻底推翻专制主义的民主政治出发，根本就毋须进行这种徒劳无益的区分。如果硬要说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只能是巩固专制主义。在世界趋于民主化的二十世纪，以一种开明的专制主义来否定另一种保守的专制主义，只能是错上加错。
(香港《争鸣》1989年3月号《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与政治》)
只反昏君、贪官而不反专制、皇权是中国人的文化遗传。……只要人们还相信只有专制化的社会主义和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那就是相信政治专制、思想独裁才能救中国。
(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1月号《混世魔王毛泽东》)
没有一个开放的、多元的、自由的民主政体，而只有封闭的、一元的、专制的政体，任何“热”也无法使中国人摆脱非人生活。
(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0月号《在“气功热”的底层》)
几千年来，面对专制主义，中国人太缺乏斗争的勇气，太具有逃避现实的惯性。
(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0月号《在“气功热”的底层》)
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文革”的否定与今天的否定之间的本质性区别：“文革”的否定在本质上是毛泽东为巩固自己的专制权力，而今天的否定则应该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专制主义制度的否定。
(香港《争鸣》1989年3月号《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与政治》)
专制制度的本性无法容忍任何异己分子，哪怕是帮忙式的异己分子。因而，胡耀邦等人的悲剧不是个人性的，而是制度性的，只要专制制度存在一天，这类悲剧就会不断发生。
(香港《世界日报》1989年4月22日《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
胡耀邦在本质上不是为民主化而牺牲的悲剧英雄，却被人们视为悲剧英雄；而魏京生等人是中国民主化过程中的真正的悲剧英雄，却常常被人们忘记。这才是中国的深刻悲剧。
(香港《世界日报》1989年4月22日《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
中国知识界、特别是开明派知识分子，最应该做的，不是悼念和赞美胡耀邦，而是面对至今仍在狱中的魏京生、徐文立等人进行群体的自我忏悔。签名运动与其说是一次英雄壮举，不如说是某种忏悔的开始。
(香港《世界日报》1989年4月22日《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
六、叫嚷反传统，否定一切
有人问我，你否定中国传统文化，难道传统文化一点优点也没有?我觉得，传统存在着自我封闭，以儒家传统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者爱人”“民本思想”是欺骗性最强的，对国人危害最深的东西。传统把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阉割了，没有人性，只有奴性。传统不要以精华、糟粕来区分。传统是极端的偏见，要打破就要整体地打破。世界上没有和谐，生命力只有在极端中才能发
彩。任何理论都无法全面，人类精神上的先导永远是深刻的片面和极端，卢梭、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都是这样。
(1986年12月12日在清华大学的讲演)
中国的文学只有打倒屈原、杜甫才有出路。
(1986年12月12日在清华大学的讲话)
最后我要说：人只有站在废墟上，才能以最理性的目光看待一切，怀疑一切，从新开始。
(1986年12月12日在清华大学讲演)
凡此种种，我觉得新时期文学丝毫没有什么值骄傲的东西，相反却暗伏着理重危机。而摆脱这些危机，鉴于很多原因，有些不仅是民族性的问题，我甚至感到是与人种不关系的。因此，走出危机之路是十分的艰巨。
(《深圳青年报》1986年10月3日《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
源远流长的文化就像一身俗不可耐的古装，除了作为陈列品之外，便毫无用处。说得挖苦点，中国人在近代世界史上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奴隶而生活的，毛泽东所一手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在满足了他的个人欲望的同时，却把自己连同所有的中国人从人类中间开除出去了。
(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1月号《混世魔王毛泽东》)
对传统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
(《中国》1986年第10期《与李泽厚对话——感性•个人•我的选择》)
七、崇洋媚外，美化殖民主义
我认为，从近代开始，根本就不存在中西文化的冲突，而存在的仅仅是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彻底落伍的中国这样一个自明的事实。改变这一事实的可行方法不是在虚构的“冲突论”的引导下“师夷之长以制夷”，而是全面地、彻底地放弃任何企图进行自我安慰的幻想，老老实实地承认落伍的现实，全面地、彻底地向西方学习。更严格地讲，不是作为向白种人的西方学习，而是作为人类先进文化的西方学习。中国和西方之间没有冲突，有的只是非人的生存方式与人的生存方式的差别。换言之，想过人的生活就不存在冲突，冲突只产生于坚持非人生活方式的愚昧中，想成为人就要向西方全面敞开国门，而不想成为人就拒绝西方的同化。香港在殖民化中的繁荣和大陆在封闭中的衰败已经清楚地显示了中西关系的性质。
(香港《争鸣》1989年1月号《但愿香港永远是世界的自由港》)
在地理上，香港属于中国；但在自由港这点上，香港属于世界。
但愿香港永远是世界上的自由港。
(香港《争鸣》1989年1月号《但愿香港永远是世界的自由港》)
毫地疑问，商品化是世界现代文化的最突出的标志之一，它不仅标志着自由经济时代的到来，而且标志着世界化——通过自由的商品交换使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互相开放。商品化与生产的技术和政治的民主化共同构成现代文化的有机整体。香港作为“自由港”的含义首先在于它的制度保证了自由的商品交换。没有英国人的殖民化所带给香港的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香港的商品化便无从谈起。我甚至觉得，西方人所推行的殖民化在客观效果上就是在推动世界的现代化，西方人在剥夺东方人的同时，也把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带给了东方人。当今世界中的亚太经济奇迹，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殖民化。
(香港《争鸣》1989年1月号《但愿香港永远是世界和自由港》)
问：那么，今天中国的路线还是顺着农业社会的惯性在走?
刘晓波：是的。不过，它在调整它的专制，因为它面临危机。
问：中国可能在根本上加以改造吗?
刘晓波：不可能，即使一两个统治者下决心，也没办法，因为没有土壤。
问：那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呢?
刘晓波：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
问：十足的“卖国主义”啦。
刘晓波：我要引用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一句话“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
(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月号《文坛“黑马”刘晓波》)
如果大陆的大学生们和那些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们，能在公开支持党内开明派的同时，也公开支持魏京生等人和海外的“中国之春”，肯定会加快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香港《世界日报》1989年4月22日《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
八、鼓吹极端个人主义
如果说，在封建社会中，我升天，我入地全取于救世主，那么在当代中国就必须建立这样的意识：我升天、我入地全取决于我自己。
谁想拥有整个宇宙，谁就该拥有一个独立的自我。
(《百家》1988年2月号《论孤独》)
当代大学生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脱胎换骨，改变从中小学就给你灌输的僵化的思想。我现在出名了，这没有任何外在的力量，全靠我自己。我觉得一个人不用那么多的责任感、使命感，只要忠实你自己，完成你自己，对自己的信仰就像教徒对上帝似的狂热，没有过多的道义好讲。每个人都应成为自己，自己就是上帝。
(1986年12月12日在清华大学的讲话)
中国文化的发展一直是以理性束缚感性生命，以道德规划框架个性意识的自由发展，与西方相反，西方文化中一直存在着感性与理性、灵与肉的斗争，而且西方文化越发展，越进入现代，感性越不受理性束缚，生命的创造意识越强，而中国文化自始就将活泼的生命力框在伦理道德的圈子里，造成了中国人生命力的枯萎，假如说中国缺乏性意识是一种性的阳痿，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反对感性的特征造成了中国人精神上的阳痿。
(《深圳青年报》1986年10月3日《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
在和传统文化对话的时候，就是要把这样一些东西强调到极点：感性、非理性、本能、肉。肉有两种含义，一是性，一是金钱。钱是个好东西任何人见了都要两眼放光。性，当然不是坏东西，尽管正人君子在表面上都撇嘴。
(《深圳青年报》1986年10月3日《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
刘晓波：我演讲时，别人来请教，我就说不向任何人教任何东西……我为什么要演讲，一是自我感觉好，二为了挣钱；不给够一小时多少钱，我就不去。钱是一种自我评价，有了一定数量的钱，你的生命也就随着开放到一定的广度。
《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月号《文坛“黑马”刘晓波》)
九、挑拨知识分子同共产党的关系
知识人分子最可贵的价值就在于他作为一个独立的智慧所拥有的批判力最、创新力量、超前力量。他既不能听命于来自上层的行政权力，也不能迎合下层的公众舆论，他只有作为一个独立于任何外在东西的智慧，思想、灵感、想象的实体之时，才能成为人类的头脑。
(《百家》1988年2月号《论孤独》)
我认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体系中，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自我否定也就是传统文化本身的自我否定，而这种否定的核心首先是摆脱群体意识、冲破一切外在的束缚，进入一种自由的孤独状态。
(《百家》1988年2月号《论孤独》)
知识分子是时代的智慧，民族的灵魂，人类的预言家。他的最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使命就是为时代、为民族、为人类提供“超前意识”。知识分子的视野必须在现存的观念、秩序之外，必须是冒险者，孤独地前行，直到他走出很远之后，人们才可能发现其价值。
(《百家》1988年2月号《论孤独》)
忠诚，这种人格在中国竟变得如此神通广大，不但是道德美名，更是特权本身。因此，在一个专制主义的、党法高于国法、党员高于公民的社会中，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不是在忠心耿耿的前提下冒死进谏，而是以彻底叛逆的姿态进行反抗。如果没有这种根本态度的转变，那么我只能对“第二种忠诚”的信奉者们说：你们根本就不必因受迫害而喊冤叫屈，一切都是你们自找的，没有真正的觉醒者会发给他们一枚“忠诚勋章”。
(香港《争鸣》1989年4月号《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与政治》)
造成“只反贪官、昏君而不反专制制度”的原因，不是或主要不是专制的残暴，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愚昧，以及由专制者和知识分子共同造成的全社会的愚昧，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便是“愚忠”——对专制制度的盲目的、绝对忠诚。这忠诚不仅在古代中国，而且在当代中国，也仍然被视为一种最高产美德。古代的典型是“虽九死而犹未悔”的屈原，现代的典型是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所以屈原对楚怀王放逐他的怨愤达至死不瞑目的地步，刘宾雁对把他开除出党也一直耿耿于怀，并期望得到第二次平反。期望专制者的开恩平反，这本身就是愚昧至极的心态。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以及在台湾)，给人平反成了一件光荣加自豪的举动，统治者们仿佛不是在忏悔、反省自己的错误，而是在对不幸的人们施以恩赐。而被平反都也觉得骄傲万分，仿佛自己成了民族的英雄，从而对施恩者感激涕零。在中国、在苏联、在台湾，全社会和被平反者为专制制度的大赦唱过多少动听的赞美诗，又在涕泪横流中发过多少气壮山河的忠诚誓言!而只有专制者才能为在专制主义的迫害下的人们平反这件事本身，仍然是专制主义的。为什么被迫害者不能自己造反，而要等待几乎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专制者们来平反?为什么知识分子不通过其他自主的手段为自己平反，而非要等待专制者的慈心大发、开恩解放?迫害与平反，权力都在专制者手中，平反也改变不了专制制度的性质，反而为其贴金，以“开明”而招摇过市。更重要的是，他有权给你平反，就有权再次把你打下地狱，刘宾雁的经历即如此，正像中国的自由和民主，专制者有权给人以自由，同样也有权收回自由。“思想解放运动”和“清污”、“反自由化”即是明证。自由、权利以及平反都成为一种专制者所给予的恩赐，而被恩赐者对这种给予反而抱以感激和忠诚，这难道不是在自虐吗?——前者是专制的残暴所致，后者是知识分子的愚昧所致。翻翻在新时期文学的有关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大多数都涉及到“反右”和“文革”。知识分子在这两大运动中之所以犯罪，其原因在于“忠诚直言”。但是，中国知识分子从来不反省自己的忠诚是否有价值，反而一个个在最大的屈辱中仍不改赤子之心。他们坚信，他拉的忠诚总有一天会得到公正的承认，他们的全部忍耐和努力都是为了等待这一天的到来。一旦圣皇明鉴，开恩大赦，对他们的忠诚表示承认、嘉奖之时，他们便感激不尽，以十倍的忠诚来报谢皇恩。而他们的痛苦就是“忠而不见信”的痛苦，这不是自虐又是什么呢?忠诚是他们的参政根基，以忠诚直谏，以忠诚忍辱负重，以忠诚换来圣王的醒悟，以忠诚报答圣王的开恩。一句话，他们的全部行为都是为了证明“只有我才是忠诚的儿子”。
(香港《争鸣》1989年4月号《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与政治》)
中国知识分子经常以血缘伦理和家庭关系来比喻自己与专制权力的关系。如君臣、如父子、如婆媳，在家做孝子、做贞妇，在朝廷便忠臣。这种血缘伦理的社会化、政治化，使中国知识分子视道德为政治、道德情操为政治行为。“舍命侍母”、“以死殉夫”的血缘伦理关系，直接变成“以身殉君王”、“杀身成仁”的君臣关系。在当代中国，这种关系仍然根深蒂固。当代知识分子把党、祖国、人民比作母亲，把自己视为儿女，母亲的养育之恩重如山、深似海、穷其一生报答不尽。他们把自己的受侮辱形容为“母亲错打了儿子”，但是，母亲犯了弥天大罪仍然是母亲，儿子受尽天大冤屈仍然是儿子。儿子可以责备母亲，但不能背叛母亲，要用更大的孝来感化和原谅母亲。我曾经说过，中国人民就是这样以忠诚来怂恿一位屡教不改的错打了儿子的母亲。
(香港《争鸣》1989年4月号《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与政治》)
十、出谋划策，煽动乱和暴乱
我并不反对大学生们的激烈行动，而是坚决支持。但是应该更有耐心，更理性，争取民主的具体方法和程序应该更为具体化、多样化，更讲究实效。……例如，从一个学生小组，一个学生自治团体，一份民办刊物，甚至一个家庭的民主化做起。(香港《世界日报》1989年4月22日《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
正常的民主化进程应该以自治的民间的民主力量为主，而以官方的开明派为辅。民间力量的持续壮大所形成的非官方的压力集团，会逼迫官方做出让步及至根本性的革新。
(香港《世界日报》1989年4月22日《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
从1976年开始，如果用13年为争取民主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来创办一个民间团体或一份具有独立发言权的民间刊手不是没有可能的。
(香港《世界日报》1989年4月22日《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
或许组织只能从学生中发展出来，但我不认为应该把组织的范围限制在大学生。它应该有更巩固的社会基础。如果群众和个体户都响应学生的口号，如果他们从本身利益出发，也要求与政府对话，譬如要求实施私有制，那么为中国带来的希望会比现在的学运结果更大。民众和个体户已经意识到这种可能性，他们只觉得自己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因此没有站出来
。我相信这层力量慢慢出现后，中国会改观。学生的问题，在他们于社会中并无本身的特殊利益。因而他们提出的问题与制定的目标都不切实际，进而削弱了他们的力量。
(香港《明报》1989年6月21日载6月2日刘晓波同“一位大陆民运领袖”的对话)
我本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到明年4月1日，但我受国内大学生民主热情的感召，今年4月27日加国。我从回国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民主运动，我在天安门广场同大学生度过了十几个非常难忘的日日夜夜。现在政府一再强调极少数、极少数人，所谓的一小撮，它的所指看来就是指类似我这样不是学生身份的人。但我想说，我是一个有政治责任感的公民，我做的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我不怕当黑手，我反而以当黑手自豪，为骄傲，为荣光!!
(1989年6月1日晚在北京师范大学校门的广播演讲)
政府在决策上的重大失误，还表现在所谓的“一小撮”的提法上。通过绝食，我们要告诉国内外的舆论界，所谓的“一小撮”是这样一类人，他们不是学生，但是他们作为有政治责任感的公民，主动地参与了这次以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民主运动，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合理的。他们想用自己的智慧和行动，让政府从政治文化、人格修养、道义力量等方面的知所愧悔，公开承认并改正错误，使学生的自治组织按照民主和法制的程序日益完善。
(《“六•二绝食宣言”》)
我今天向大家宣布一个消息，我明天下午要去绝食，是由我发丐的，……我之所以在这时作出这个行动，是我提出的四个口号：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呼吁、我们忏悔，我们抗议以李鹏为代表的政府用非理性的、专制的军事管制去镇压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我深深地忏悔，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次行动结束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的只动口不动手的软骨症!
(1989年6月1日晚在北京师范大学校门的广播演讲)
这次全民民主运动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党内斗争、超越了党内政治斗争。它是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以自己的行动，成功地制衡了政府，成功地使这个政府一退再退，尽管这个政府声言俱厉地实行军管，但大家知道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军管，十多天了，还没有进入天安门广场。人民应相信自己，今天在白色恐怖下，我们之所以站出来，是重新唤起全北京市民的自信，我们有能力、有信心主宰中国!!
(1989年6月1日晚在北京师范大学校门的广播演讲)
如果赵紫阳得势，他处理学运的方法可能会好一点。但期望赵紫阳复出，我们就必须在人民之中组织武装部队。
(香港《明报》1989年6月21日载刘晓波同“一位大陆民运领袖”的对话)
本书编者按：此文集中地否定和诋毁马克思主义。刘晓波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信仰与传播攻击为“文化专制主义”，胡说由此造成了“知识真空”。因此，他鼓动“所有的中国人”都要起来“批判马克思主义”。他说，“绝对地相信”马克思主义，“在任何时间里都是盲目愚昧的表现，都是丧失自己的良心和头脑的表现”，只有所谓“批判地研究”，才“在任何时间里都是智慧的标志”。他还直言不讳地宣称，“在中国”只要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一天不放弃”马克思主义，包括刘晓波在内的所谓“真正的觉醒者”——坚决与马克思主义为敌的政治“精英”们，就“一天不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刘晓波放肆地攻击人民政权是“暴政”，鼓动人们对人民政权“反抗到底”，只有这样，它“再残暴也不会长久”。他说：“暴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暴政的屈服、沉默和赞美。”这是刘晓波在直接鼓吹、呼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起来造人民政权的反。他在这里彻底扒下了披在身上的“学者”外衣，赤膊上阵，要同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作最后的一搏了。
自序
我曾经像许多中国的年轻人一样，狂热地、虔诚地信仰过马克思主义。这种信仰一方面是由一愚昧无知，另一方面是于文化专制义义所造成的知识真空。回想我的青少年时代，几乎是在一片文化的沙漠中度过的。统治者为我们这些“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规定好的书，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以及与之有关的介绍性著作。在这些人的著作中，马克思无疑是最有哲学天赋的一位，他的著作中不仅有某种创造性的天才闪光，而且包含着丰富的哲学史知识，读他的书总要比读其他几个人的书幸运的多。 至今仍令我难忘的是，我第一次(十五岁时)读《共产党宣言》时的激动，贯穿全书的激情和自信深深地打动了我。后来在中学时代通读了《马恩选集》和《列宁选集》，在大学时代通读了《马恩全集》。相对来说，我更喜欢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这些著作带有更浓的哲学味和不妥协的叛逆精神。特别是后者，对我的影响极大。另外，马克思著作中的丰富的哲学史知识，为我后来读西方哲学提供了线索，也提供了某些启示。马克思的著作作为我最早的知识背景，也许会跟随终身——无论是作为绝对信仰，还是作为批判性的研究对象。我希望，作为绝对信仰的马克思已经在我心中死去，而作为批判性的研究对象的马克思活得更长一些。不仅是我，所有的中国人在思想上的更新都必须经过这一关：批判马克思主义。
爱因斯坦曾说过：青年时代不信马克思主义，可谓没良心；中年以后再信克思主义可谓没头脑(大意如此)。这段千方百计倒可以为自己年轻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狂热的虔诚提供某种聊以自慰的解释。但是，令我无法同意或无法自我原谅的是：难道青年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近似盲目无知的信仰就是有良心的表现吗?良心和头脑可以截然分开吗?我以为，除了宗教信仰之外，对待马克思主义或任何一种什么主义，绝对地相柱2在任何时间里都是盲目愚昧的表现，都是丧失自己的良心和头脑的表现。而批判地研究马克思或其他主义，在任何时间里都是智慧的标志。尽管对马克思主义的狂热信仰曾遍布大半个东方世界，但是，中国和苏联的广大信徒们不曾经是目前的世界上愚昧的一群吗?人的愚昧、无知、盲目以及软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绝对信仰的重要原因之一。
细细思索，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狂热相信已不是对某种思想或信仰(宗教意义上)的相信，而是对绝对权力的迷恋和屈服。因为，东方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一种思想和信仰，而是专制权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东方专制者进行独裁统治的工具。所以，批判马克思主义将直接转化为对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而继续为马克思主义辩护则是直接为东方专制主义辩护。特别是在中国和苏联，专制者一天不放弃以马克思主义为招牌的思想独裁，真正的觉醒者就应该一天不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size=-2]自由中国论坛 http://zyzg.us 博客 http://zyzg.blogbus.com
记得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说过一段有关探讨真理的话，这段话大意如此：“在真理的入口处和地狱的入口处一样，绝不能有丝毫的怯懦与犹豫!”这段颇富有耶稣的受难精神的话，，是激励我写作本文的主要动力之一。故以此本文的标题。[size=-2]自由中国论坛 http://zyzg.us 博客 http://zyzg.blogbus.com
我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绝对权威的专制主义国家的平民，以批判的态度来重新讨论马克思主义，在有些人看来可能是甘愿下地狱或自找苦吃。但是，我并不这样想。我不是在下地狱，而是在做一种我个人非常感兴趣且能发挥我的创造力的游戏。至于玩得是否地道，那就不可知了。退一步讲，权且把这种批判看做是下地狱，那也只是我个人的选择。因此，狱火的焚烧纵使把我化为灰烬我也心甘情愿，根本谈不上为祖国或为人民或为四化之类令人肃然起敬的目的而献身，而仅仅是我对自己的选择负有完全的责任。我升天，我入地，全取决于我自己。只要不是对上帝的期待，人还是能在尘世间作自我决定的。
平心而论，不管多么残酷的暴政，人在面对它时都不应该有恐惧和怨恨言，服从或叛逆完全取决于每个人自身。当中国人一味怨恨专制者时，更应该怨恨自己，如果不是中国人过于怯懦和愚昧，怎么能使当代中国的专制者如此肆无忌惮，如此把不讲理当作真理。暴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暴政的屈服、沉默和赞美。只要决定反抗到底，专制主义再残暴也不会长久。因而，唯
一值得的是自我选择以及对这选择的负责。干吗要愁眉苦脸一副受难者的腔调去埋怨专制主义的残暴，你也可以像其他人一样：或默不作声、或完全服从、或迂回前行，翻几座山、越几道岭，沿着九曲十八弯的河流走一着，既能不触怒专制者，又能落得个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名——含蓄，岂不妙哉!如果你已经知道专制主义的无情，知道决心反抗也许会祸从天降，你还要去硬碰，那么头破血流就怨不得他人了——既怨不得那些“看客”，也怨不得那些专制者，此乃咎由自取。想下地狱就不能抱怨太黑暗，正如想做叛逆者就不能抱怨世界不公平一样。抱怨永远一无所成。
当年，马克思只身一人站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立场上，以一种毫不妥协的、彻底叛逆的姿态进行挑战，他肯定没有犹豫过。不论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看来有多少过时的、迂腐的地方，也不论马克思主义人秋东方专制主义的政治工具曾致使多少人倒霉受屈，更不论我将多么不留情面地批判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本人当年勇气在任何明代都是难能可贵的。甚至我想说，勇气是创造的必须物。凡平庸者皆毫无勇气。勇气像智慧一样，是创造人类财富的动力之一。
顺便说一句，尽管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在西方早已开始，并取得了可资借鉴的成就，甚至于可以说，在当代西方，批判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文化界，思想界的一项重要的举动，没有这种批判，西方社会也不会损失什么。但是在东方，特别是中国和苏联，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却非同小可，决不是一般地需要，而是迫切地需要。因为在东方，批判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对一种思想流派的再讨论，而是对作为专制主义的独裁工具的批判，是直接反对独裁主义的必要组成部分。因而，与其说我的批判是针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不如说是针对东方式的思想独裁的。
但愿我不是一个在地狱的入口处，摆出夸张的英雄姿态而又眯起眼睛犹豫不决的人。
(原载《解放月报》1989年4月号)
本书编者按：刘晓波曾经提出过一个要中国“当三百年殖民地”的卖国主张。在此文中，刘晓波极力美化西方殖民主义，胡说“英国人的殖民化”给香港带来了“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由此又造成了“香港的商品化”。
在刘晓波眼里，“西方人所推行的殖民化”不公没有给殖民地人民造成痛苦与灾难，而且“推动”了“世界的现代化”。他说“美国的殖民化之于日本、台湾、南韩，英国的殖民地之于香港、新加坡，的确为东方的经济腾飞注入了活力。”这是对东方近代和现代文明史的极大歪曲，也是对曾经遭受过帝国主义殖民奴役的各国人民的极大污辱。殖民地这么好，美国何以不当殖民地?本书前列辛彦同志的文章，对刘晓波的卖国谬论作了一针见血的批驳。
谈到中西文化时，此文重弹“中国人彻底落伍了”的老调，同电视剧《河殇》一唱一和。“落伍”咋办?刘晓波开出的药方是“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的失败”，“老老实实地承认落伍的现实，全面地、彻底地向西方学习”，亦即要“全盘西化”。他认为，是西方“先进”的文化“比较彻底地改造了中国的落后文化”，才给香港带来了“繁荣”，因而中国文化必须要“在西方的殖民化中脱胎换骨”，才有出路。刘晓波还污蔑中国人民的“生存方式”是“非人的”，他所开出药方，依然是殖民地化。厚颜无耻地呼喊：“想成为人就要向西方全面敞开国门，而不想成为人就拒绝西方的同化。”这里的“同化”，就是不折不扣的“殖民地化”。
刘晓波还预言中国人民一旦强大了，也会像殖民主义者在上海那样，在外国的所谓“中国租借地”上，竖起“白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对他国实行殖民统治。这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污蔑，也是在提醒他的洋主子千万不要让中国人民富强丐来。至此，刘晓波的卖国主义嘴脸，已暴露无遗。
我在挪威呆了三个多月，没有丝毫想写点什么游记、随笔之类的欲望；而我在香港只停留了五天，却非常想写出香港给予我的体验。我本能地相信，这次走马观花式的匆匆来去，对于我来说决不是可有可无的。我甚至还相信，尽管时间很短，但我的体验却深入骨髓。也许大多数人会谦虚地宣称自己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无权深入地体验香港。但我倒想狂妄地说，我对香港的体验是独特的，在某种意??讲也是深刻的。我相信直觉，相信瞬间的生命颤抖所给予我的启示。
在国内时，香港之于我是一个双重形象：一方面，不断地有朋友想去香港而不归，不断地听到有人从深圳偷渡到香港的传闻，也不断地有人从香港带回物美价廉而又国内短缺的商品；另一方面，不断地有些从香港回来的文化人说“香港是文化沙漠”，每一粒空气中都充满了铜臭，人们没有廉耻地捞钱，文化在那里却一文不值。对于这些议论和传闻，我并没有在意，因为在当时，香港毕竟离我太远太远，这次我来香港，使我有机会获得一种完全不同我在大陆和北欧的体验。虽然这体验过于匆忙，但它还是唤醒了我的惊奇，而惊奇永远是人类最宝贵的感觉之一，没有惊奇的世界是平淡的、麻木的。
香港是一张从未停止咀嚼的大嘴
在香港，根本不必呆太长的时间，只要肯去闲逛，很快就会感觉到它所特有的、无所不在的商业气息，它从四面八方向你涌来，挥之不去，逼迫你去正视它。这里的商店、饭馆之多或许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的。各种各样物美价廉的商品散发着难以抗拒的魅力，商品的交流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生存方式，从人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中都能感到交换的、买卖的欲望。全世界的商品从这里进进出出，而每次进出都为香港人带来了财富。这些财富为中国“吃”的文化提供了充分的保证。真可以用“吃得昏天黑地”来形容香港人的消费。香港的空间之狭小和拥挤会令人感到地球要爆炸，许多非常艺术化的建筑，由于没有足够的空间而显得难堪之极。高楼的夹缝窒息了人们对美的趣味，不留任何余地的商业化和同样不留余地的高层建筑使香港成为一个怪物。换言之，香港的空间之窘迫和商业之发达形成了一种奇妙的结合。仿佛这是一座身子短小、瘦弱却长着一张能够吞噬一切的大嘴的城市。我最强烈的感觉是，无论是从商品化的角度看，还是从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上看，香港都是一个“吃”的世界，便宜而味美的食品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每个城市像每个人一样，都应该有自己的独特风姿、有只属于自己的一绝。假如香港真的能够成为一个无法企及的“吃的城市”，它就为这个世界平添了一种色彩、一种韵味、一种文化。
“商业化”或“金钱化”是人们对香港的最普通的评价。但是这个词在不同人的口中却在天壤之别的意义。之于想发财的人，香港的商业化无疑是一种机会；之于一般的游客，它是购物的天堂；之于文化人，“商业化”这个词多少带有某种轻蔑的口气。特别是对于那些从大陆来的知识人们来说，香港的繁荣确实使他们不太舒服。于是，最佳的心理平衡的办法就是用“你有钱的物质，而我有文化和精神”来自我安慰。而我对此种评价却大不以为然。什么是文化?难道只有头悬梁、锥刺股的皓首穷经才算文化吗?难道只有“视富贵如浮云”的孔子人格才配被人称之为有识之士吗?难道想发财的人都俗不可耐吗?难道近、现代历史上整个世界的商品化就不是人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吗?世界是多元的，文化亦如此。在这种无限的多元性中，每个人能够成为一元已经足矣!不能无所不能，想要求一个人、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既这样又那样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它至多只能提供一种无法企及的参照系，更多的时候却在用虚幻的十全十美来进行善意的欺骗。基于此，我觉得，香港的特色就是商业化，这里包含着它的活力连同它的弱点，但是如果你想只要其活力而不要其弱点，那是绝对不可能
我甚至以为，香港的商品化还远远不够，在许多方面还残留着中国传统文化所遗传下来的小农经济的痕迹。如果香港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商品化的城市，那么它之于这个地球已经足矣，香港人也完全有资格为自己的彻底商品化而自豪。因为他们把人类的近视现代文化的一大特征发展到无人能够与之比肩的地步。
毫无疑问，商品化是世界现代文化的最突出的标志之一，它不仅标志着自由经济时代的到来，而且标志着世界化——通过自由的商品交换使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互相开放。商品化与生产的技术化和政治的民主化共同构成了现代文化的有机整体。香港作为“自由港”的含义首先在于它的制度保证了自由的商品交换。没有英国人的殖民化所带给香港的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香港的商品化便无从谈起。我甚至觉得，西方人在剥夺东方人的同是是时，也把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带给了东方人。当今世界中的亚太经济奇迹，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殖民化。美国的殖民化之于日本、台湾、南韩，英国的殖民化之于香港、新加坡，的确为东方的经济腾飞注入了活力。而那些套用马克思•韦伯的社会学理论(韦伯关于基督教文化与新兴资本主义的研究)模式来宣扬儒教伦理与东方现代化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人，我以为是根本无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的主要动力(殖民化)而只为满足东方人难以根除的民族虚荣心。没有一种越来越自由、越来越民主的社会秩序，儒教伦理只能像在大陆一样僵化和腐朽。如果儒教真像西方的新教一样促进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现代化，那么这种现代化的标本不应该在具有浓重的殖民化色彩的日本、台湾、香港、南韩、新加坡，而应该在成功地抗拒了殖民化的中国大陆。但是，事实恰恰相反，这是那些主张儒教伦理促进现代化的人必须回答的问题。我想，要么无视事实，要么干脆放弃儒教促进现代化的主张。但是，对此种主张我并不觉得奇怪，因为在台湾不是有人(徐复现)把胡适、鲁迅等人在“五•四”时期的反孔与“文革”时毛泽东的批孔等量齐观，甚至认为毛泽东比胡适和鲁迅还要高明吗?我想指出的是，“五•四”的批孔和“文革”的批孔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前者是为了把中国从长期的封建专制中解放出来，而后者是为巩固封建专制所玩的政治权术或政治阴谋
。遗憾的是，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香港，仍然有不少所谓的文化人把束缚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孔孟之道视为民族的，乃至世界的大救星。即便是孔子放个屁，至今也仍然有人觉得沉甸甸、香喷喷。
至于大陆有些文化人轻蔑香港的商品化，可以有两方面的原因。好听一点儿的是他们仍然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农轻商”遗传的影响。而我以为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那种“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的嫉恨和一种自卑与自尊相混杂的心态。他们面对香港的繁荣以及香港人手中的大把钞票之时，感到一种无钱的耻辱，而他们的地位和条件又不允许他们也进这个金钱的世界。一方面是难以抗拒的诱惑，另一方面是这种种诱惑都不属于他们，于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那种虚荣使他们不能干脆承认自己在这个世界面前的无能为力，而只能像所有想保持所谓的民族尊严的士大夫们一样，用“香港只有物质而没有文化”的颇为堂皇的理由来发泄满腹的嫉恨，就像面对西方文明时，中国文人要说“西方物质第一而我们中国道德第一”一样。我猜想，假如这些大陆的文化人在香港有机会捞到大把的金钱，他们有条件进入这个商品化的世界，那么其中的绝大多数的人再不会故作清高地说一句“文化沙漠”了吧。中国的现代化必须经过发达的商品化，而生活在商品化或现代化之外的大陆中国人却蔑视香港的商品化，这要么是农民，要么是“又当婊子又立牌坊”的伪君子。
香港打碎了人人陶醉其中的虚构
在英国的殖民化中完成了经济飞跃的香港，打碎了我自认为(不仅是我，也是许多人)完全合理的命题——中西文化冲突论。因为，就中国目前的现状而言，根本构不成与西方现代文化的冲突，两者的发展属于人类历史的不同层次，它们的关系是中国的西方化或现代化，而不是西方的中国化或中世纪化。换言之，中国目前的现状在各个方面都无法与西方文化相抗衡，中国人彻底落伍了。对于一个彻底落伍的民族而言，它所应该作的只是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的失败，老老实实地向先进的文化学习。在没有达到与世界的先进文化相并列的程度时，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构不成冲突，正像不会走路的孩子和成年人在怎样走路的问题上构不成冲突一样。对于不会走路的孩子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学会走路，然后才能在怎样走得更快更美的问题上与成年人进行争论。同理，对于中国来说，现代化的关键是建立一种西方人早已建立了的社会秩序(从经济、政治到思想)，而不是怎样把这种社会秩序改造得更合理、更完美。所以，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是西方人已经解决的问题。当争论的双方不是就同等层次的问题进行对话时，根本就不会有冲突。香港的繁荣不是中西文化的冲突带来的。而是西方的先进文化比较彻底地改造了中国的落后文化，或者说，中国的落后文化在西方的殖民化中脱胎换骨。
但是，翻开从“鸦片战争”到现在的有关中西文化的论著，特别是中国人自己写的文化论著，几乎没有一本不用“冲突”这个词来描述中西文化的相遇的。近几年来，“冲突论”更随着文化热而流行。台湾、香港、大陆，几是以文化人自居而又不甘寂寞者都要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涉足于“中西文化冲突论”。无论是那些自视为学贯中西的渊博夫子们，还是那些以标新立异为资本的初生学人们；无论是死守儒学的国粹主义，还是张口尼采、闭口罗素的全盘西化论者，抑或是那些中西文化融合论者……都在谈文化冲突，谈这种冲突的性质、趋向以及中国人在这种冲突中所处的地位和心态。给人的感觉似乎是：谁能令人信服地解决这冲突，谁就是复兴中华大业和拯救世界于水火之中的先知。
本人虽然是以彻底反传统的姿态加入了中西文化的论争，但是就目前我发表过的文字来看，我仍然没有摆脱“冲突论”的模式。在这种模式的背后潜含着现实人格上和逻辑上的双重谬误，就现实人格而言，“冲突论”是主奴人格的产物。尽管可以承认中国的落伍，承认我们必须向西方学习，但是我们并不是用一种平等竞争的心态来面向世界的，而是以一种想当世界的主人来面向世界的。当我们不得不承认失败时，我们向洋人献媚，甘做洋人的奴隶，而做洋奴隶的深层动机是为了有朝一日做洋人的主人。清末时期的“洋务派运动”所提出的“师夷之长以制夷”的心态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变。学习西方之长来使自己富强的目的不是为了使中国人成为人，而是为了使中国人由别人的奴隶成为别人的主人，就像中国人的“先抑后扬”的处世之术所教导的那样：失势时甘当奴隶，而一旦得势便当主人。即使在今天最激进的反传统的理论主张中，仍然能明显地感到“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的梦想在左右着中国人对自身失败的态度——中国从来都是世界的中心。这种人格和心态说得好听一点是救世主人格，而说得难听一点是争霸的野心。其关键在于，不能以“人的目光”即平等竞争的目光来看待自己与世界，总是把人分成“人下人”和“人上人”，分成奴隶和主人。因而，当自己落伍之时，才会争相当洋人的奴隶。现在，中国国内所规定的有关中国人与外国人交往的种种教条，与几十年前上海滩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禁令没有实质性区别。如果有一天，中国真的强大了，也许在巴黎或伦敦或纽约的中国租借地，会出现“白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禁令。这次出国，使我得到最大的启示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某某国的人。我对人的态度完全取决于我与之交往的特定的、具体的人是怎样的人，而不取决于是哪一个国家或种族的人。也就是说，首先要把每个人都当作一个平等的对象来看待。从这个角度看，人类的某些弱点是共同的，西方人中也委有些视他人为奴隶的人存在。只不过西方的社会秩序与价值观念使这种自视为主子的人无法为所欲为罢了。
就逻辑上讲，构成冲突的双方应该是力量均等的，如果一方强大无比，而另一方软弱至极，便无法构成真正的冲突。人踩死一只蚂蚁不是冲突，而是无条件的征服。如果称这也是冲突，那只能是一种人为的虚构。而“中西文化冲突论”正是一种这样的虚构，是一个假问题，因为现实中并不存在着构成这一问题的真实前提，因而，围绕着这个虚构或假问题而进行的一切讨论都无意义。正像在哲学上围绕着形而上学的本体所进行的长期争论毫无意义一样。从理论上讲，一种理论在逻辑上的真实性首先取决于此种理论为自己提出的问题的真实性，如果从一开始提问就是假的，那么根据这一提问所进行的理论论证也全是假的。各种古典的乌托邦在现代的破产，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现代人懂得：这些乌托邦理论都是建立在一种虚构的假设之上的，这种虚构就是永远也无法证实的人类终极归宿论以及人类全知全能论。假使人类没有终极，人不是全知全能，那么人类怎么可以相信自己有终极归宿并进行理论上的预言与证明呢?回到“中西文化冲突论”，它之所以是一种虚构，就在于当现实的力量对比无法构成冲突时，却用“冲突的理论”来描述这种现实，进而在理论上对怎样在冲突中取得优势提出指导性的原则，这就使本来没有根据的“冲突论”染上了一层更为虚幻却感人的悲壮色彩。“冲突”的严酷性加强了解决冲突的崇高感，中国的文化人们正是在这种虚构的严酷、悲壮和崇高之中，把自己视为“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忧患之上。我认为，从近代开始，根本就不存在中西文化的冲突，而存大的仅仅是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彻底落伍的中国这样一个自明的事实。改变这一事实的可行方法不是在虚构的“冲突论”的引导下“师夷之长以制夷”，而是全面地、彻底地放弃任何企图进行自我安慰的幻想，老老实实地承认落伍的现实，全面地、彻底地向西方学习。更严格地讲，不是向作为白种人的西方学习，而是向作为人类先进文化的西方学习。中国和西方之间没有冲突，有的只是非人的生存方式与人的生存方式的差别。换言之，想过人的生活就不存在冲突，冲突只产生于坚持非人生活方式的愚昧中。想成为人就要向西方全面敞开国门，而不想成为人就拒绝西方的同化。香港在殖民化中的繁荣和大陆在封闭中的衰败已经清楚地显示了中西关系的性质。在当前的中国文化界，“冲突论”之所以盛行不衰，其根源在于“阿Q式的精神幻觉支撑着“冲突论”的理论虚构。这各理论在逻辑上的虚假显现出中国人在人格上劣根性。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的毛泽东时代已经崩溃，遗憾的是，这种毛泽东式的称霸野心通过隐秘的方式渗透在中国文化人的人格中，不否定这种人格，中国人永远无法用人的目光平等地面对整个世界。
香港，这个每个毛细孔都散发着商品气息的城市，第一次使我感觉到了商品化的力量，自由竞争的力量，以人的目光平等地面对人类的力量。尽管它有种种不如人意的地方，特别是每家每户的铁门给人所带来的心理上的不安全感是如此强烈，社会环境的脏和乱常常使人的心情焦虑和灰暗。但是，这一切都无法抹杀它作为一个自由港给人们所提供的做人的机会。
在地理上，香港属于中国；但在自由港这点上，香港属于世界。
但愿香港永远是世界上的自由港。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日于夏威夷大学
(原载香港《争鸣》1989年1月号)
本书编者按：此文把胡耀邦和周恩来、彭德怀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统统污蔑为“悲剧英雄”，并把胡耀邦同志与反革命分子魏京生相提并论。胡说胡耀邦同志是“专制政体内部的权力之争的牺牲者”，而魏京生则是“为彻底废除专制政体而牺牲”的；“悲剧”之所以会“不断发生”，根源
在于“长期的专制主义”，因而这种“悲剧”“不是个人性的而是制度性的”。刘晓波在文中煽动“大陆的大学生们”和“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们”，要“公开支持”魏京生和流亡海外的反动刊物《中国之春》的叛国活动。《中国之春》是总部设在纽约的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的喉舌。刘晓波为“中国民联”摇唇鼓舌，只能说明他们是一丘之貉。
听到胡耀邦逝世的消息，除了淡漠，我没有其他感觉，人老了，总要死。但是，海内外的华人知识界，特别是一大批要求民主化的知识分子对胡耀邦之死的激烈反应却令我大吃一惊。我开始对自己的淡漠产生怀疑、不安，是不是我过于冷酷，乃至不近人情、不辨是非?在某种自我怀疑和自我追问的逼迫下，我认真地，甚至可以说是庄严地阅读了近几日有关胡耀邦之死的各种消息、评论、追忆，这一读，真的使我由吃惊、怀疑、不安进入了一种悲哀——平静的悲哀，这悲哀不是因为胡耀邦的死，也不是因为受到了举国哀悼的感染，而是因为中国人对胡耀邦死如此狂热的反应。
悲剧是制度性而非个人性的
记得一九八七年初，胡耀邦因“反自由化”运动而被迫辞职时，就听到过有人把胡耀邦称为“悲剧英雄”。但是，由于胡耀邦辞职之后的毫无作为，人们的关心也随时间过去而渐渐淡漠。经过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改革的一系列失败，也由于执政党的权力越来越减弱，更由于人们的失望和不满愈演愈烈，从八九年二月到四月这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大陆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方励之要求释放政治犯的上书所引发出的一连串上书、签名等活动，终因胡耀邦的
然逝世而酿成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胡耀邦的悼念活动之浩大，仿佛使人又回到了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为悼念周恩来之死而爆发的“天安门事件”的时代。胡耀邦的亡屡出像周恩来的一样，在人们的悲愤中、抗议中变成了悲剧英雄。
但是，我想问，为什么中华民族总有类似的悲剧(从屈原自投汨罗江开始)?为什么中国人对类似周恩来、彭德怀、胡耀邦式的悲剧英雄的追思，要远远超过对魏京生式的悲剧人物的怀志?难道后者的价值(作为一个人和作为政治的牺牲品)远远不如前者吗?对于第一个问题，其回答是众所周知的——专制制度的本性无法容忍任何异己分子，哪怕是帮忙式的异己分子。因而，胡耀邦等人的悲剧不是个人性的，而是制度性的。只要专制制度存在一天，这类悲剧就会不断发生。正是长期的专制主义，制造了一个又一个这种类型的悲剧式英雄。他们的特征是：忠而不见信，直谏而不见容。
胡耀邦与魏京生的对比
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我以为就需要更深层的追究。公正地讲，民主墙时期的悲剧人物(魏京生、徐文立等)，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行动上，其进步性要远远超地胡耀邦这类党内开明派，甚至我以为二者之间有本质的差异。胡耀邦仍然是在维持一党专制的范围内要求改革。即使他做过数不清的好事，也不是由于制度的优越造成的，而是由于胡本身所拥有的巨大特权造成的。运用特权来保证争取民主的人士，这本身就是二律背反，是自我讽刺——无论是对于保护者还是对于接受被保护者。而民主墙的民远成员则是要求从根本上废除一党专制，他们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都带有争取自身的独立权利的性质，因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与专制政体水火不容。正像在共产党的官办刊物上发表再激烈的批评言论也不具有言论自由权利的意义，而在独立创办的民间刊物上发表最保守的言论也具有言论自由权利的意义一样。例如，在一九七九年时，共产党能够容忍刘宾雁等人在官办刊物上所发表的极为激烈的批评(如“人妖之间”上有“共产党什么都管，就是不管自己”)；但是无法容忍类似“今天”这样的文学性民办刊物。民主墙时期的诸多刊物上所发表的文章，对邓小平改革的支持决不下于任何官办刊物上的言论，但是，前者受到了镇压，后者则受到了鼓励。
再进一步讲，胡耀邦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仅仅是被迫辞职，而魏京生等人所遭到的则是铁窗和锁链，其残酷性、非人性要远远超过胡耀邦。在这种巨大的反差中，可以发现胡耀邦即使辞职，也是特权者的受屈，而无特权的魏京生们就只好饱尝铁窗之苦了，我相信，如果在西方式的民主国家中。里根杀人和一个职员杀人，会同样受到法律的平等审判，但是在中国，特权不仅表现在享受中，也表现在受惩罚之中。
正因为胡耀邦身居中共的高位，享有巨大的特权，也困为他对共产党的批评是站在维护共产党的专制权力的基点上，所以，他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与魏京生等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也有着本质的区别。胡耀邦是专制政体内部的权力之争的牺牲者，而魏京生等人则为彻底废除专制政体而牺牲。
著名知识分子的君臣
有鉴于上述区别，我认为，真正具有民主意识和足够勇气的知识分子，应该以更大的热情，更有力的行动来支持、声援和关切民主墙时期的民主运动的先驱者，起码也应该以同等的声势来支持魏京生等人。但是，发生在人们眼前的事实却恰恰相反。十年前魏京生等人进监狱时，全中国处在可悲的沉默，甚至是冷漠之中，十年后也仅仅是用极为温和的态度要求特赦政治犯。但是，胡耀邦刚刚去世，就掀起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悼念活动，一些被当政者视为异己的著名知识分子，不仅公开对胡耀邦进行了过高的评价，而且大都立刻或打电话、或亲临胡家，向胡耀邦的家属表示慰问。远在美国的李春光也代表刘宾雁、王若水、阮铭通过越洋的长途电话，向胡耀邦之子胡德平表示深切的慰问，其感情之深大有手足般的君臣关系之味。这一切，都是魏京生等人望尘莫及的。如果不是方励之率先为魏京等人呼吁，或许根本不会有签名运动。魏京生、徐文立等人在狱中的悲惨状态还远甚过胡耀邦辞职后的处境，但是又有几个知识人公开对他们的家属表示过慰问呢?
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有策略上的考虑，有安全感的作用，更有中国人所特有的对权力者的崇拜。如果说，大学生们的行动主要是基于师出有名，借题发挥，非但不应该指责，反而应该公开支持，至少应该持谅解态度，那么对于一些著名知识分子的表态，就要有所批评。因为胡耀邦曾或直接或间接地用自己的特权保护过他们，并给予了他们以更大的言论自由权，因而他们大都怀着强烈的感恩心理，这样就形成了开明君主与开明知知分子的最佳关系。更进一步讲，这是一种功利性的关系。在胡耀邦当政之时，大树底下好乘凉，有他做后盾，就不至于太危险。而要与民主墙的人过往甚密，肯定非常危险，因为魏京生等人没有任何特权，别说保护别人，连自己都无法保护。
中国知识分子的双重标准
在近些年的改革中，一大批追求民主的著名知识分子表现出一种令人忧虑的姿态：他们总是竭尽全力靠近中共高层的开明派，恨不得立刻成国幕僚之一，与某些高层官僚的密切关系是他们非常自豪的资本，常常以颇有神秘的语气向人暗示性地提起某某人物。但他们却极力回避民主墙人士和海外的中国留学生的民主组织“中国之春”(尽管这个组织有种种令人失望，甚至无法容忍的缺陷，但它毕竟是一个海外留学生们自发的民主团体，是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走向民主的组织化、程序化的一种尝试，它总不会比执政党更糟)，默认了中共把“中国之春”定为反动组织的专制行为，以至使一个民主团体处在谈虎色变的困境之中。说到底，这些知识分子如此行为，既是为了个人安危着想，更是为了得到权力。我想，如果大陆的大学生们和那些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们，能在公开支持党内开明派的同时，也公开支持魏京生等人和海外的“中国之春”，肯定会加快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同为改革者，胡耀邦与魏京生等人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双重标准。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替胡耀邦讨还公正，却不能同样理直气壮地为学生运动，民主墙讨还正义。从这种双重标准中，可以发现胡耀邦与魏京生等人的根本差异：前者是开明君主，后者是民主斗士。
因而，胡耀邦在本质上不是为民主化而牺牲的悲剧英雄，却被人们视为悲剧英雄；而魏京生等人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真正的悲剧英雄，却常常被人们忘记。这才是中国的深刻悲剧。
(原载香港《解放月报》1989年5月号)
本书编者按：此文的要害在于煽动对人民政权不满的社会“精英”起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即所谓走出一条“从制度上改造中国的道路”来。
中国知识界对胡耀邦逝世的狂热反应，还表现在对胡耀邦的政绩与人格的情绪化的，甚至戏剧化的过分赞美之上。从大学生们在悼念活动中喊出的口号到知识界开明派的各类悼念文
，胡耀邦由一个中共内部的权力之争的失败者，变成了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道德完人。“耀邦万岁!”的口号出现在大学生的悼念队伍中，纪念碑下晃动着一幅幅赞美胡耀邦的标语。一些曾经见过胡耀邦的开明知识分子们的赞美之词。因其真切的细节回忆而尤为深切。海外
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也以各种方式加入了国内的悼念和赞美的活动之中。方励之先生也称胡耀邦是受人敬重的政治家，并说胡耀邦“领导下的日子，是中国知识分最美好的时刻。”
我承认由胡耀邦的逝世所促发的学生运动，对中国民主化的推动作用；我承认胡耀邦的下台是不公正的，也知道与中共高层的其他人相比，胡耀邦是开明的，干过不少深得人心的好事；我还特别欣赏他作为一个中共的高层领导人的鲜明的个人风格，这种风格一反中共领导人的刻板、官僚气十足的作风。但客观地讲，胡耀邦不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只是一位在整体昏庸的中共集团的衬托下，显得比较正直、宽容、廉洁和好学的官僚，至多只是一个清官而已。而胡耀邦下台后的表现就更令人失望。同次公开露面和参加政治局会议，都是作为政治花瓶而摆摆样子。这种屈辱他居然能够忍受，大概也是几十年共产党教育的结果。不管在内心深处，他对自己的处境抱有多么强烈的不满，但是他在公共场合的沉默，就等于在政治上默许了逼迫他辞职的错误决定。而同样是因为提出激进的改革主张而被迫下台的苏联前莫斯科市委书记叶利钦，在苏共中并没有胡耀邦在中共中所拥有的政治力量，但是叶利钦下台之后，从来没有放弃过每一次公开发表意见的机会，而且从观点到措词，比全在台上时更为激进和强硬。正是这种坚持正义的自信、勇气和强硬的对抗态度，使他以绝对压倒优势的高票率，击败了由苏共中央提名的候选人。两相比较，差距何其大哉。因此，胡耀邦作为一个政治家，缺乏应有的魄力和策略；作为一个人，缺乏坚定的意志和无所惧畏的胆识。即使不追究胡耀邦执政时期所犯下的种种过失(例如，他曾在人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新闻工作”的长文，重申思想独裁主义的“工具论”)，仅就他下台以后的毫无作为而言，也不配得到如此之高的评价。
退一步讲，即便假定这些誉美之词都是客观的，公正的，假定胡耀邦是一个完人，那么为什么如此杰出的政治家和道德完人竟如此轻易地被赶下了台呢?在人们以全部的悲愤之情塑造出一个完美的领袖之时，却忽略了塑造人格偶像的危险性。它表现出中国知识界的难以根除的救世主意识和人治传统，说明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仍然把民主化的希望寄托在一位开明君主的身上。中国历来不乏胡耀邦式的开明君主，但是他们谁也无法拯救中国。为什么不能抛弃寻找开明君主，但是他们谁也无法拯救中国。为什么不能抛弃寻找开明君主的改革模式，而尝试着走一条从制度上改造中国的道路呢?我不相信，胡耀邦式的人物大权在握之时，就是中国的改革走向成功之日。“胡耀邦当政之日是中国知识分子最美好的时刻”的评价，其心态仍然是奴隶对主人的感恩。此类评价居然出自方励之这样的民主斗士之口，岂不是对民主的最大亵渎和嘲讽吗?方励之在这次悼念胡耀邦的活动中的表现是一种意识上的倒退，我多么希望这是一时的失误，而不是方励之未来的方向。
中国知识分子应该通过自身的力量来争取独立的权力和为自己创造美好的时刻。维系知识界与当权者之间的协调关系和中介，不应该是当权者的完美的道德人格，而应该是完善的制度和法律。这种协调关系不应该是上对下，君对臣的恩赐和下对上、臣对君的忠诚，而应该是平等的利益合作。对于追求民主的中国知识界来说，只要胡耀邦式的、周恩来式的礼贤下士的救世主存在一天，知识界就无真正的自由可言。有人会辩解说，这是一种基于中国现实的政治策略。不错，争取民主的斗争必须有策咯，但，决不能在专制政治的规则中讲策略，而只能在民主政治的规则中讲策略，在争取民主的规则中，尽管做到有理有节、心平气和，决不能只凭仇恨，中国人对专制的仇恨所导致的往往不是智慧，而是同样的愚昧。仇恨会腐蚀人的智慧。如果为争取民主而运用的策略是把自己放在不平等的奴隶位置上，那么这种策略最好不讲。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的大多数开明知识分子都在讲这种策略。
中国的民主，在根本的意义上，需要的是以具体的程度化行动建立完善的制度，而不需要完美的开明君主。
(原载香港《解放月报》1989年5月号)
本书编者按：刘晓波在此文中，把共产党与国民党等量齐观，胡说“这两个党”都“蜕变为专制独裁的政治机器”，污蔑中国共产党“从它夺取政权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残酷的独裁”。对于天安门广场上大学生们的动乱活动，他供认“并不反对”，“而是坚决支持”。他为这场动乱出谋
划策说，“应该更有耐心、更理性、更讲实效”。为此，他鼓吹要从“一个学生小组。一个学生自治团体，一份民办刊物”做起。即一要抓组织，二要抓舆论。他说：“在中国，一份具有独立发言权的民办刊物、一个具有自治权利的民间团体对于民主化的意义，要远远超过执政党的改革之举。”由此可见，包括刘晓波在内的政治“精英”们所一财标榜的“拥护改革”、“推动改革”完全是虚假的，别有企图的。
从胡耀邦逝世的现象中，暴露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化的目标和程序的浮浅理解。就目标而言，起码从七十年前的“五四运动”就打起了民主的旗帜。但是，大多数投入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对民主目标的理解仅限于字面上，并不深入地了解民主的实质性内容。因而，有多少热血的知识人为争民主、争自由加入了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些成为两党的同盟者，但是，这两个党都很快地蜕变为专制独裁的政治机器。特别是共产党，从它夺取政权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残酷的独裁，但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大多数进步的知识分子却完全认同共产党政权三十年，并真诚地相信毛泽东对专政与民主之间的关系的解释(用专政代替民主)。只有在经历了数次浩劫之后，他们才对共产党的反民主性质稍有觉悟。更重要的是，在抽象的理论上，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就民主讲出个所以然来，但一进入具体的情境之中，便不知民主为何物了。例如，四届文代会时，作家们对胡启立代表中央许诺的创作自由感激涕零，这次对胡耀邦的过分赞美。因此，到目前为止的中国民主运动，口号多于具体的程序化运作。
就具体的民主程序而言，中国知识界喜欢轰轰烈烈，而缺乏做细致的具体工作的耐心。这次浩大的学生运动，给人以陈旧感。从一九一九年开始，中国的大学生争取民主的行动主要是一哄而起的大规模游行，干起来轰轰烈烈，结束后冷冷清清，太缺乏创造性。在中国，民主的口号至少喊了近百年，而程序化的具体行动却停留在七十年前的水平。这是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我并不反对大学生们的激烈行动，而是坚决支持。但是，应该更有耐心、更理性，争取民主的具体的方法和程序应该更为具体化、多样化，更讲究实效。
既要在大的政治环境中以大规模的行动争取民主，也要不小的政治环境中做一些细小的、扎实的、具体的建设性工作。例如，从一个学生小组，一个学生自治团体，一份民办刊物，甚至一个家庭的民主化做起。还可以对中国的非民主状态进行实证性的调查和研究，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师生、父子、夫妻、朋友)自觉地奉行民主规则。从一九七六年开始。如果用十三年为争取民主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来创办一个民间团体或一份具有独立发言权的民间刊行不是没有可能的。平心而论，大规模的运动对个人来讲确实更安全，而小范围的民主墙运动被镇压之扣，马上有人继续下去，十年下来，会有显著的成果。在中国，一份具有独发言权的民办刊物、一个具有自治权利的民间团体对于民主化的意义，要远远超过执政党的改革之举。台湾从五十年代的“自由中国”杂志开始，历经“民主评论”、“大学”等杂志，终于在三十多年后迎来了言论自由和反对党建立的时代。大陆难道真的就做不到吗?
在十几年的改革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官方寄予了过多的希望，而对民间的民主力量则过于忽视。一九七九年魏京生被审判之时，全中国的冷漠证明了这种忽视(包括我自己在内，当时仍然是愚昧者)。魏京生之后的几次学生运动，又因缺乏周密的组织和具体的程序而迅速瓦解。在我自己以前的一系列文章中，在义愤有余而冷静不足的学生运动中，甚至能够发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式的情绪。如果能够程序化地组织来自民间的民主热情和民主行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就会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
而中国现在的民主运动是畸形的——以执政党的开明派为主而以民间的民主力量为辅(这是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而大多数情况下则是排斥民间力量)。而正常的民主化进程应该以自治的民间的民主力量为主，而以官方的开明派为辅。民间力量的持续壮大所形成的非官方的压力集团，会逼迫官方做出让步及至根本性的革新。民主化在根本的意义上是一个程序化的过程，争取民主的具体过程远比民主目标重要。或者说，过程的民主程序化才能使民主目标现实化。而在中国，往往是目标民主而程序非民主。中国式的大民主容易演化为暴民政治。困难的不是指出民主这一目标，而是使走向目标的过程到民主式的程序化。
在此意义上，这次胡耀邦逝世现象，既反映了中国人要求民主的迫切乃至急躁的心理，反映了现行体制的腐败，更表现出中国知识界对民主的理解的浮浅乃至错误。这是一次对中国民主精英们的民主意识和行动能力的测试，并显露出许多公认的民主斗士的弱点。这些弱点主要在三个方面：一、对执政党开明派的权力的依赖和缺乏独立性；二、企图借开明君主完成中国的民主化，而忽略民间的民主力量；三、对民主的理解主要停留在意识形态化的口号上，而缺乏对程序民主化的关注。而把民主意识形态化是导致民主运动原地踏步的深层原因。
中国知识界，特别是开明派知识分子，最应该做的，不是悼念和赞美胡耀邦，而是面对至今仍在狱中的魏京生、徐文立等人进行群体的自我忏悔。签名运动与其说是一次英雄的壮举，不如说是这种忏悔的开始。
(原载香港(解放月报)1989年5月号)
本书编者按：这场动乱一开始，海外、国外的各种反动势力就纷纷插手。国民党豢养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联盟”头头胡平、陈军等人伙同刘晓波联名从美国纽约发出了《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刘晓波就是这封《公开信》的执笔人。信中为学潮出谋划策，煽风点火。例如：要参加学潮的学生注意“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出版自己的通讯或其他出版物”，“加强与其他社会各界的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与参与”，以及“随时准备条取从贴大字报到游行、罢课等方式”等等。这些主意的绝大部分都在其后的学潮乃至动乱中被采纳、运用了。刘晓波不是“以当黑手为自豪，为骄傲，为荣光”吗?这封《公开信》就是这只“黑手”操纵学潮，煽动动乱的一个铁证!
全中国的大学生：
我们怀着十分关切与敬佩的心情，注视着你们所做的一切。你们的行动已经影响了中国的现在，并必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中国的未来。在这场声威浩壮的游行活动仍在持续发展的此刻，我们谨向你们提出几点建议：
一、巩固在这次活动中已建立起来的联系，力求以一个坚强的整体进行有效的活动。
二、我们应当提出一些最基本的具体要求，务必使之得到相应的回复，我们应继续坚持我们的抗议活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改变过去多次运动(有声势无结果)的循环不前局面，把中国的民主化切切实实地推前一步。
三、出版自己的通讯或其他出版物，加强与各种新闻媒介的密切联系，用书信及一切其他可能的方式建立广泛的联络。
四、加强与其他社会各界的联系，包括和工人、农民、市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系，在运动中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在运动后深入他们中间，以建立进一步的相互了解与合作关系。
五、保持与政府的对话，从和最高当局的对话到和学校领导的对话。
六、努力落实校园内的自由，包括在校园之内创办独立的刊物，建立充分自治的各种的社团，维持学生组织与学校当局之间的对话制度，巩固校园内的表达自由(校内“民主墙”、大字报、学术讲座与各种辩论会等)。
七、随时准备采取从贴大字报到游行，罢课等方式，保障每一个参与者的人身安全和其他权利。
我们都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中国正处于伟大的变化之中，我们正在塑造历史，同时，我们也在塑造自己。
让我们竭尽所能。
祝
成功!
于大海 江河 吴年人
房志远 李少民 胡平
陈军 张欣 曾长清 刘晓波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于美国纽约
本书编者按：5月下旬，动乱愈演愈烈，这时在社会上冒出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建议》的反动传单。传单把我国政府污蔑为“伪政府”，叫嚣“伪政府必须辞职，李鹏必须下台”；把北京市部分地区戒严歪曲为“军管”，煽动“全社会的总动员”，以求“瓦解军管”；鼓动“国营企业的工人们”成立“自治会”，“民办企业”要公开提出“企业的完全私的化”。传单还别有用心地挑拨国内“八个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关系，煽动他们脱离共产党的领导，“有计划地公开地明确地向政府提出独立的参政要求，进一成为真正的具有独立权力的民主党派”。这份传单被某些搞动乱的人奉为“纲领性文件”，可见其在动乱中所起的恶劣作用。传单署名“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现已查明，它根本不是师大学生写的，而是出自刘晓波的手笔。我们把这份旨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宣言书作为附录收入本书，目的是与读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看看刘晓波之流是如何利用学潮煽动动乱、进行反革命活动的。
一、以李鹏为代表的伪政府宣布军管以来，学生运动已经发生了转折，由单纯的学生运动转化为以学生运动为中心的全社会的民主运动，因为军管是反对整个社会的，只有全社会的总动员才能瓦解军管。现在全社会的中心任务是粉碎军管而粉碎军管的必须前提是以李鹏为代表的伪政府必须辞职，李鹏必须下台。
二、到今日为止，宣布军管已经近一百个小时，但是由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军队仍然没有控制住北京的局势，学生们所在的天安门广场仍然是这次民主运动的中心。这一事实等于宣布了军管的自行瓦解。鉴于此，我们认为：这次民主运动应该由以声援学生为中心转向社会各阶层以自身的利益为中心，运用多种方式推进民主运动，使这次运动由情绪性一元化转向理性操作的多元化，由全民的空洞的目标民主转向社会各阶层制约政府的过程手段的民主和各阶层利益均衡的民主。最近期的具体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知名人士、有民主良知的人大委员和政协委员以及各类能够对人大和政协产生影响的人士自发地成立罢免李鹏的议案组织，尽快促成人大特别会议的提前召开。并以此为突破口，逐步建立人大的民主程序。
2•国营企业的工人们应根据自己的利益成立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自治会。如果全国范围内的工人自 会不可能马上成立，那么可以从基层的国营单位开始，如首钢、燕山石化公司等。工人们的游行、罢工等行动所提出的口号不应该再是单纯的声援学生，而应该是工人的自身利益，目标和口号一定要提得明确、具体，国营企业工人自治会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有组织的民主程序参与企业的决策过程。
3•全国的民办企业应该在现有协会的基础上成立具有政治性的组织。这一组织的目标是通过与政府的直接对话、协商，争取民办企业拥有完全的企业自主权，公开提出民办企业的完全私有化，使民办企业的产权明确为私人所有。
4•全国的新闻界应该全力促成钦本立对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在此次运动中的违法事件进行起诉，争取通过法律的手段来完成中国当代历史上第一次由民间自发地通过法律的手段保障新闻自由权利的任务。新闻界和法律应该协调工作，迅速成立调查小组，对在这次运动中学生和政府双方的违法事件进行调查小组，对在这次运动中学生和政府双方的违法事件进行调查，将调查结果公之于世，并对某些严重的违法事件进行起诉，例如“四•二零”流血事件。
5•各高校的民主目标应该是校园民主的建设。目前各学校的最好突破口是校方的报纸，争取使学校的报纸成为实施新闻自由的园地。高联自治会应该总结这次运动中目标民主而程序和手段非民主的经验，总结决策零状态的经验，总结情绪有余而理性不足、仇恨有余而宽容不足、特权心理有余而平等的公民意识不足的经验，重新确立高联自治会的组织规则、决策规则、行动规则。
各高校的教师应该成立教师自治会，与学生自治会相协调，共同对李铁映、何东昌提出不信任议案。自治会的近期目标是在校园中创造一块独立于校方之外的言论自由园地。通过自治会的力量参与学校的决策过程，使学校内的一切进入一种民主化的公开状态。
6•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从现在开始应该有计划地公开地明确地向政府提出独立的参政要求，摆脱“政治花瓶”的状态，逐步成为真正的具有独立权利的民主党派。
三、这次学生运动的每一次扩大和升级以及变成全社会的运动都是由政府的不明智的决策所引发的。运动中所提出的口号和要求主要是针对政府的错误决策所提出的，是政府的错误和全社会的不满情绪在引导着学生运动。这种由政府决策的错误所导致的学生和政府双方面的被动状态无法使中国的民主建设超越意识形态化的口号阶段而进入程序、手段过程的民主化阶段。因此，全社会各阶层必须以主动的姿态提出超越针对政府的决策错误的近期目标和口号，改变中国政府长期的不习惯于倾蝗人民的声音，不习惯于公民所具有的游行、罢工、成立民间组织等权利的特权意识，教会政府习惯于承受人民运用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对政府进行监督和提出自己的要求，教会政府民主地治理国家。
四、公民要求罢免某位犯有严重错误的领导人(例如要求李鹏下台)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某位失去民心的领导人的下台和某位深得民心的领导人的上台不一定对中国的民主过程有实质的影响。因而，必须明确：
1•与其要求单纯的政府领导人的更替，不如从现在开始树立民间政治领袖的权威。全社会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尽快地确立除了政府权威之外的民间政治领袖的权威，必要时可以考虑成立全国范围内的民间自治团体，为逐步地建立民间反对党而打下良好基础。民间的政治领袖权威的确立在形式上标志着社会外在力量对政府的政治制衡的最初实施。民间的政治领袖所代表的民意对政府决策所提出的建议应该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以此来影响政府的决策，逐步地使民间的政治领袖能够与政府的最高决策人具有平等的权利。
2•通过罢免李鹏逐步地建立起一种合理的民主的罢免程序，不是只靠全社会的不满情绪，而是要靠理性化的制度保证民主罢免程序的实施。民主的精髓是制衡，一个民主的社会起码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制衡关系：a•政府内部的权力制衡；b•全社会的各种力量对政府决策的制衡；c•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均衡。在目前的情况下政府内部的权力制衡是不可能的，但是，社会各种力量对政府决策的制衡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这次全民的运动已经达到了社会的民间力量对政府决策的制衡作用。今后保证民间的社会力量对政府的制衡作用的前提是确立各类自治会的公开性和合法性，在巩固这次运动中的新闻自由的萌芽的基础上促进全国新闻立法的尽早诞生。
五、在全社会的范围内普及公民意识，使每个参加政治生活的人都意识到自己首先是作为具有平等政治权力的公民，而不是特殊职业的代表者。每个人在投票箱前都应该有这样的自信：不论我从事的是什么样的职业，我的选票的政治作用是平等的。一个工人、一个大学生所投下的一票与国家总理、大学教授、社会名流的选票是平等的。总理的票决不比任何人的选票具有更大的政治权利。逐步地克服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等级观念，逐步地克服由血缘伦理来凝聚社会力量的传统方式而建立起依靠公民的政治责任感来平等地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意识。因而，我们建议，这次运动不应该定名为“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而应该定名为“由学生运动所引发的全体公民的民主运动”。现在，必须提出这样的口号：一旦进入社会的政治生活，每个人首先是公民，其次才是教授、国家干部、工人、农民、学生，没有公民意识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意识。
六、这次运动所表现出的浓重的情绪色彩说明了支配这次运动的深层意部分是一种传统的农民式的狭隘的仇恨心理，使这次运动带有“苦大仇深”者“革命”的味道，而政府方面的某些官员所表现出的仇恨心理更为明显。但是，民主是和仇恨心理无缘的，仇恨只能导致暴力、导致专制。因而，向全民族普及民主意识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消除由长期的农民革命、创级斗争所形成的仇恨心理和敌人意识。李鹏即便犯有重大错误，必须下台，但是他也不是敌人，而是和所有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正是这种仇恨心理，特别是政府方面对大学生及全国人民的敌意，才导致了这次运动的愈演愈烈，导致了军管的出现以及某些暴力事件的发生。所以，中国的民主化不能依靠不满情绪、仇恨心理和打倒某位领导人来完成，而只能靠理性的和平的方式逐步地建立完善的制度来完成。
现在，应该提出这样的口号：莫叫仇恨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进程。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本书编者按：读者一定还记得：6月2日，当广场上学生的绝食难以继续下去的时候，刘晓波等幕后策划者走到前台，搞了一个4人参加的48小时至72小时的绝食闹剧，为闹事的学生加油打气。他们的企图是“只要广场的旗子不倒，就可以坚持斗争，辐射全国，直到政府垮台”。然而，6月4日凌晨，解放军在天安门尚未清场，这出闹剧就匆匆收场了。行为固然滑稽，宣言却不可不读。原来刘晓波在绝食前一天，还拍着胸脯，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通演说哩!
刘晓汉在演讲中不由自主地道出了他这只“黑操纵学潮、挑动动乱的过程。刘本来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他一到美国，就同反动组织“中国民联”一拍即合，勾结起来。学潮方起，刘晓波感到时机已到，除了在纽约起草了《致全中国大学生公开信》外，又接受“中国民联”的派遣，于4月27日匆忙赶回北京，“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场动乱。他积极参与了“高自联”指挥部宣传、撰稿、讲演、募捐等活动。他不仅负责“广场之声”的组稿、编辑，多次发表对学潮的演讲，还负责非法组织“首都各界联合会”的筹备工作，甚至亲自组织和登台表演有限时间绝食的闹剧。
刘的演说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他说：“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我深深地忏悔，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次行动结束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的只动口不动手的软骨症!!”很显然，这是煽动青年学生们又动口又动手。什么叫“动手”呢?自然，呼口号，刷标语，骂骂街，还算不了“动手”；就是跳出来表演什么“72小时绝食”，也是小闹剧，顶不了大事。联系刘晓波6月2日同一个所谓“大陆民运领袖”对谈中发出的“期望赵紫阳复出，我们就必须在人民中组织武装部队”的叫嚷，人们难看出，所谓“动手”就是要用打砸抢烧杀的手段同党、同政府较量一番，就是要“武装”反抗人民的政权。果不其然，反革命暴徒们猖狂地向着解放军、武警以至不同意他们反动行径的人民群众打砸抢烧杀起来了。刘晓波煽动动乱乃至反革命暴乱，这份《“六•二绝食”发起演讲》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证据。
我本来在美国哥伦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到明年4月1日，但我受国内大学生民主热情的感召，今年4月27日回国。我从回国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民主运动，我在天安门广场同大学生度过了十几个非常难忘的日日夜夜。现在政府一再强调极少数、极少数人，所谓的一小撮，它的所指看来就是指类似我这样不是学生身份的人。但我想说，我是一个有政治责任感的公民，我做的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我不怕当黑手，我反而以当黑手为自豪，为骄傲，为荣光!!
我和开希是朋友，但在政治生活中，我俩的权力是平等的，我们首先是公民的，虽然在校园我是老师。我今天向大家宣布一个消息，我明天下午要去绝食，是由我发起的，有著名歌星侯德健。我这次绝食不是针对政府而言的，我是想作为一次呼吁，我绝食写得特别明确，72小时，三天，我之所以在这时作出这个行动，是我提出的四个口号：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呼我们忏悔，我们抗议以李鹏为代表的政府用非理性的、专制的军事管制去镇压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我深深地忏悔，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次行动结束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的只动口不动手的软骨症!!我想借这次绝食告诉国内外的舆论，所谓的一小撮就是这样一类人，他们不是学生，但是他们是公民，他们有权利、有义务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在今天，我希望全中国、全世界在理解中国政治问题的时候，换一个思路。在过去大家一谈起中国的政局，总是从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党内的派系之争来判断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来判断中国前途的黑暗与光明。但是在今天我想提出，这次持续了50多天的民主运动向全国人民提出了这样一个希望，在中国，今天，究竟是谁在主宰中国，是人民还是不合理的政府!
这次全民民主运动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党内斗争、超越了党内政治斗争。它是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以自己的行动，成功地制衡了政府，成功地使这个政府一退再退，尽管这个政府音言俱厉地实行军管，但大家知道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军管，十多天了，还没有进入天安门广场。人民应相信自己，今天在白色恐怖下，我们之所以站出来，是重新唤起全北京市民的自信，我们有能力、有信心主宰中国!!
本书编者按：刘晓波曾写过一篇《但愿香港永远是世界的自由港》(见本书第107页)。此文发表前不久，他在接受香港《解放月报》记者采访时着实“自由”了一大通。
刘晓波的“自由”，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无端的“狂妄”。你看他说到教育制度，“我认为，不说在国内外，真正像样的只是极少数，所以我说大学毕业生有95%的废物，硕士毕业生有97%，博士毕业生有98%、99%的废物”(不知那些在广场上搞动乱的“废物”们观此有何感想)。说到西方汉学，刘晓波说：“他们有汉学家中98%是废物，学者素质极差，很多人在向中国政府谄媚，拍马屁”。电视片《河殇》把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贬损得已经够可以的了，但是，刘晓波说，“我觉得还远远不够”，还“不是彻底承认中国落伍”，“如果我拍的话，我会拍出中国人如何的萎缩、软弱和‘操蛋’”，因为“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统统阳痿”!刘晓波目前还在中国人之列，自然难逃“阳痿”的命运，只是难为他还有这么大的狂劲，不免令人吃惊。
刘晓波也当过研究生，当然，他决不是那98%、99%之中的“废物”，他是百里挑一的“精英”。不过，他倒也看到“我有自身无法摆脱的局限：语言问题。我无法用英语那样好地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语言如果可以过关，中国会和我根本没有关系。我最大的悲哀就是因为语言的局限性，还不得不为中国说话”。这最后一句，说白了就是他目前还不得不说中国话，否则早就和中华民族彻底决裂了。刘晓波还说：“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古今中外的卖国者，留下的自白也不少，但像刘晓波这样鲜廉寡耻到如此赤裸裸地步的，怕是无处寻觅的吧。
除了狂妄和卖国，在这篇答问中，刘晓波还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污蔑。其信口雌黄，读者在前列《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文中已有所了解，我们也作了评点，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原作者按：自从刘晓波在本报亮相以来，我期待着和他见面。11月27日，他结束在挪威的讲学，应夏威夷大学之邀，途经香港，逗留几日，接受了解放月报的专访，下面是根据录音整理的访问记录。
今年6月，北师大举行刘晓波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的答辩会，九位全国一流的教授专家一致同意授予刘晓波文学博士学位。但是，这篇访问中的刘晓波，没有表示一点学者的拘谨和斯文，而是更像一名顽强地表现自己观念的“愤怒青年”或“思考青年”。他的激烈和尖锐来自于世界观的成熟，他的勇敢无畏则显示了和中国思想界主流派的深刻代沟，这很容易令人想起台湾六十年代的李敖。
如果推刘晓波为当代中国反叛的青年一代的理论代表，他是当之无愧的。因此，这篇访问记录值得推广给所有关注中国发展和青年一代状况的人士一读。问：您在大陆被视为一匹“黑马”，言论“偏激”，他们怎么会放你出来的呢?
刘晓波：我出国没感到多大阻力，手续办得非常顺利。邀请递上去，先由系里批准，再由学校批，我只去过国家教委两次，一次送材料，一次拿护照与签证。这在中国人中是非常顺利的，人家出国不知道要跑多少趟，简直要扒掉一层皮。我一次也没去过挪威大使馆
对教育制度的批判
问：你今年6月在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是否意味着一种官言承认?
刘晓波：我永远不承认学问好坏由博士硕士决定，我只看具体的人，如果你行，可以不用任何学位。我认为，不论在国内外，真正像样的只是极少数，所以我说大学毕业生有95%的废物，硕士毕业生有97%。博士毕业生有98%、99%的废物。不能用学位去评价一个人，同人接触，我完全凭感觉决定喜恶、好坏。
问：西方社会的支柱之一是教育制度，学位往往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你看中国的学位制在国际上地位如何?
刘晓波：中国的学位，我不想多谈，我想谈谈中国的教育制度，这个制度有一点是世界各国无法企及的，即它通过教育如何把人变成一个奴隶。
问：你是说过去还是现在?
刘晓波 ：过去现在都一样。
问：一点变化都没有吗?
刘晓波：没有。中国通过教育把人变成奴隶的技巧和一套程序，已经达到世界上最成熟和登峰造极的地步。我在中国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在“夹板”中长大的，就如围住长的一棵树，长出杈就砍掉。
问：你在文革时开始念书了吧?
刘晓波：我非常感谢文化大革命。那时我是一个孩子，我可以想干什么便干什么。父母都去干革命。学校都停课了，我可以暂时摆脱教育程序，去干我想干的事，去玩，去打仗，我过得很愉快。
问：你这次去北欧，是干什么?愉快吗?
刘晓波：是奥斯陆大学一个基金会邀请的，他们有一笔研究中国的经费，准备请五个人：第一个是我，第二个是北岛，然后是陈凯歌、万之、米丘。去讲了五次课，留下一个讲课提纲，3万多字，主要讲中国文学。
对西方汉学的批判
问：这三个月，你对北欧的中国研究有什么印象?
刘晓波：我仍然说，他们的汉学家中98%是废物，学素质极差，很多人在向中国政府谄媚，他们与中国的关系有很大的功利成分，他们不是学者。我比较喜欢的是如澳大利亚的李克曼，美国的费正清，他们真正是搞了中国问题，他们对中国采取一种冷眼旁观的超脱态度，但现在不少汉学家，如德国的、瑞典的、北欧的，他们既不了解自己的文化，也不了解中国，中国的东西看得很少，只是喜欢某个作家，研究他的东西而已，至少我知道奥斯陆大学东亚系教授的水平是误人子弟的，包括语言能力。我对他们说，你们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有如中国人研究越南文学、朝鲜文学的水平。那位邀请我去的汉学家说，我是第一个被他们邀请又对他们不客气的中国人。
问：除了文学问题外，你在国外还谈政治社会问题吗?
刘晓波：很少。我在国外很深的一点体会是，想做一个真实的人，上天给了你不同于别人的天赋，你能把它贯彻到底。这就是一个彻底的人。做这种人不仅在中国，就是在西方一样需要勇气和智慧，人类的不少弱点是共同的，只不过中国人把它发展到他妈的没法再“操蛋”(北方粗话)的地步。
问：你这次去夏威夷，准备讲什么?
刘晓波：不准备再讲文学，想讲讲哲学，大约三个月，然后可能去美国加州。
问：你这样云游四海，还打不打算回去?
刘晓波：我现在不想回去，但我不敢保证我将来会有什么变化。
问：有的中国作家说，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就很难作出成就来，你同意吗?
刘晓波：他们是给自己留退路，是弱者的表现，生活就在你脚下，每分钟都有生活，你只要能面对内心世界，能保持感觉，就能写出东西，不论你生活在哪里。
问：你自己会不会面临抉择呢?
刘晓波：我有自身无法摆脱的局限：语言问题。我没法用英语那样好的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我将来有可能用英语表达的意思，但语言的味道会一点儿也没啦。所以，语言如果可以过关，中国会和我根本没有关系。我最大的悲哀就是因为语言的局限性，还不得不为中国说话，我是在与一个非常愚昧、非常庸俗的东西对话，这种对话只会使自己的水平越来越低。
问：中国文学提出“走向世界”的口号，但我发现他们对外部世界又有某种程度的抗拒感(年轻的作家好一些)，不像苏联和东欧的作家，如索忍尼辛昆德拉，不恐惧国外生活，而且写出了好作品。
刘晓波：这种抗拒感来源于他们太软弱，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是他们虚构的前提，就像能不能获诺贝尔奖的问题一样，其前提是中国作家已达到获诺贝尔奖的水平，为什么获不到?如果诺贝尔奖是世界一流水平，这前提就是虚构的。当然，诺贝尔奖的作品不一定是最好的。
对电视片“河殇”的批判
问：最近我看了电视片“河殇”的脚本，金观涛他们表达了一个强烈的意念：透过所谓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对比，中国一定要走向海洋，你对此是否同意?
刘晓波：我认为东西方文明并示构成冲突和对抗，那也是中国人虚构出来的，中国文明就落伍了，并不存在与西方文明对抗的问题，需要的是从头学起，承认落伍和失败，老老实实向别人学习，只有强度相等而方向不同的两个东西才会形成对抗，如西方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哲学，生命哲学与科学哲学等等。中国有什么东可以与西方文明对抗?这种对抗概念证明了中国民族根深蒂固的虚荣心。
问：“河殇”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褒贬不一，你同“河殇”的作者是同一代人，很想听听你对它的评价。
刘晓波：“河殇”做到了中国人现在电视上可能做到的程度，尽管我觉得还远远不够，放在中国而言，我肯定“河殇”，假如放在更高层次上看，这个片子也有没什么东西。我特别不喜欢“河殇”的解说词和它的语调，那是一种毛泽东式的语言，救世主式的语言。毛泽东这一点很厉害，他的语言影响了当代中国所有的理论和小说。
问：很多人推崇“河殇”在文化层面上所作的探索和反省，你对传统文化也很批判，为什么又对它很有保留?
刘晓波：“河殇”在解说词和画画的背后，蕴含了中国人几千年的虚荣心，它不是彻底承认中国落伍。它提出中国的西化，可今后中国要中化世界。中国人的观念是：西方强大时，中国人当奴隶，中国强大时，它要西方人当奴隶。这是“河殇”中潜在的意识，如洋务派所说：师夷之长以制夷”，为什么一定要制别人?中国骂别人帝国主义，其实自己最帝国主义。中国人在物质上可以承认自己落后，机器不如人家，衣服不如人家，但精神上不承认落后，道德世界第一!如梁漱溟、李泽厚、林语堂这些学者都持这种论调，李泽厚就要求以东方天人合一补充西方的天人对立，以东方的群体性、人际关系补充西方人的空虚感……但这两种东西是根本不能互补的!是决然不同的两种文化体系，不能调和的。
对中国人格的批判
问：你说“河殇”后面的虚荣心，我也有同感……
刘晓波：比如一开始的舞龙场面，拍得激昂，很有力量，如果我拍的话，我会拍出中国人如何的萎缩，软弱和“操蛋”，而不加一句解说。但“河殇”潜在的意思还是在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人99%的萎靡状态和那些画面表现的精神状态差得太远了。我在“新时期文学的危机”一文中，曾指出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统统阳痿!
问：真是一番李敖味道!“河殇”实际上把中国近几百年积弱落后解释成一种历史的误会，似乎中国本应是世界第一，根本就不应该落后，你如何看待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
刘晓波：我不相信古书上记载的知识分子人格如何高尚，如韩愈是一个很正统的卫道士，一个大儒，但此人生活无所不好，财、权、色俱全。中国知识分子的双重性很强，学术也具有功利价值，成了学者之后，能得到许多实际的功利，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立足社会有两条路一是入世当官，成为官僚集团中的一员，得到实际利益；一是先成名后得利，诸葛亮三顾茅庐留美名，就很会同统治者玩游戏，隐是为了显，退是为了进，出世是为了入世。
问：“河殇”对中国社会长期停滞提出了一种解释，也就是现在很时髦的金观涛理论：超稳定结构，另外，也有人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提出批评，你以为如何?
刘晓波：我承认我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最后走投无路，如果你把问题归结为政治腐败，再及文化腐败，就会问：为什么孔子的思想能统治中国这么多年，至今阴魂不散?我没法回答。我说过可能与人种有关。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因为制度是人创造的，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中国人自编自导自演和自我欣赏的，不要埋怨别人，反传统与革新要从每个人开始，中国打倒“四人帮”之后，人人都成了受难者，或是反“四人帮”的英雄，他妈的，文革时你干什么去了?那些知识分子写大字报比谁都写得好，没有土壤，毛泽东一个人不会有那么大的力量。
问：你常提到“人格”，你认为中国人在人格、人性素质方面，甚至在人种方面，同西方民族有什么差异?
刘晓波：我只能说一点，中国人缺乏创造力。以哲学而言，西方有最好的经验主义哲学家、思辩哲学家、宗教哲学家、非理性哲学家和逻辑学者，他们能把人身上所具有的每一创造力，都发展到一个极致和非常漂亮的地步。要非理性，就有尼采式的那样全非理性的学说；要逻辑，有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有罗素的数理逻辑，有笛卡儿、莱布尼兹的逻辑，精细严密到你毫无办法!中国人有什么?中国只有一堆非驴非马的大杂烩。
问：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国人智能不低啊。
刘晓波：那我回答不了。从制度、文化推到人种上去找?我无力去天空几十万年前的历史。中国人一直傲称古代四大发明，西方古代以来几百大发明都有了，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四大发明对中国今天惟一的意义，就是遮羞布!
对孔孟之道的批判
问：你曾宣称要彻底埋葬孔孟之道，在它的废墟上能建立现代中国文化，如果一个民族完全否定了她的传统文化、失去了基础，如何建设一个新文化?
刘晓波：传统文化只是提供了一个否定的基础和起点，不是继承和承袭的基础。我认为孔子是个庸才，孟子比他有智慧，他承认的天才是庄子，从哲学上说，孔子什么都不是，孔子的学说是一种入世的为政治服务的学说，汉代把它变为统治工具，它的生命到汉代就该死亡了，奇怪的是这么多年还没有死亡!不过，它面对新世界已经死亡了。西方有人喜欢孔子，不奇怪，因为是多元社会，但是在一元化的社会中，最好的东西也没用。所以孔子在东西方的意义不一样，如果中国是个多元化的政体，我不反对别人信仰马克思、信仰基督教、信仰孔子，但当前的中国，你信仰马克思就等于信仰一种思想独裁，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是棍子，不具有理论意义。
问：有人认为亚洲四小龙经济上的成功是儒学的胜利，证明儒学还有现代价值。
刘晓波 ：这是胡说八道!也是忘恩负义。台湾、南韩、新加坡都有美国支持，日本也是，如果没有美国的人权观念的约束，这些国家可能什么都没有!这是东方人的丑恶，东方人面临着人的解放的问题，中国是一架政治机器，日本是一架经济机器，每个人都是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台湾、日本的人权问题表示解决，香港解决了西方近代的个人主义是功利化的，它争取的是政治与经济的权利，但现代存在主义哲学追求的则是生命意义上的个性解入，这是一种“纯哲学”。
问：哲学问题我们只能点到辄止了。不如你说说，你如此反传统，是否同意全盘西化?
刘晓波：现代化是至明真理：私有制、民主政治、言论自由、法律至上。这是无可争议的，中国不存在理论问题，只有政策问题，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选择西化就是要过人的生活，西化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换言之，要过人的生活就要选择全盘西化，没有和稀泥及调和的余地。我把西化叫做国际化、世界化，因为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发挥，这不是一个民族的选择，而是人类的选择，所以，我很讨厌“民族性”这个词。中国就讲不清什么是“中国特色”。
问：据了解，大陆思想界对你阁下的这些高见，颇有一些如“走极端”、“绝对化”的批评，你有何辩解?是否有意赋予它的特殊意义?刘晓波：不是，我的声音只属于我自己，那只是中国的一种声音，别人搞条理很清晰、论证很严密的学问，我不反对，但我的方式就是这样，无以名之，但并不妨碍我欣赏西方的科学哲学。它严密的论证环环相扣，但我不会那样写，我的极端应有存在的理由，我并不要求别人和我一样。我不喜欢钱钟书那样写一条后引好几十条考证式的文章，那是他的一绝，我承认他的价值，虽然我可能认为他很荒谬。
问：你的思路和表达方式有鲜明的个人色彩，是怎样形成的?通过思辩、经验还是人生的独特背景?
刘晓波：我向来不喜谈“我的治学之道”，没什么道，只不过我与别人不同，其他没什么好谈的。有的人动辄谈成材之路……他妈的，你有什么资格给青年人做楷模，当青年导师!我很欣赏无法之法，每个人只有自己的方法，无统一的方法，做学问做人皆如此。任何一个人的成功，都是别人的坟墓，不要走别人的路。
对四大思想领袖的批判
问：请你介绍一下，海外所说金观涛、李泽厚、方励之、温元凯是中国四大思想领袖，符不符合实际?
刘晓波：某种情况下是符合的。不过，方励之要除外，只有李泽厚、刘宾雁、金观涛，他们和青年的关系是伯乐和千里马。他们的“伯乐欲”特别强，他们要不断发现人，给青年人写作，而年轻知识分子又要依靠大树来生活，进入名人圈子。中国不是千里马多，而是伯乐多，故尔千里马多。中国名人征服人的办法不是打不是骂，是抚摸你、关怀你，用类似女性般的温柔去同化你。
问：他们四大领袖的思想在中国究竟有多大影响力?
刘晓波：非常大。金观涛、李泽厚很有市场，尤其在大学生中，青年导师嘛。我演讲时，别人请教，我就说不向任何人教任何东西……我为什么要演讲，一是自我感觉好，二为了挣钱，不给够一小时多小钱，我就不去。钱是一种自我评价，有了一定数量的钱，你的生命也就随着开放到一定的广度。(众笑)我太清楚了!有次去北京友谊商店，见到一瓶160元外汇券的酒，当时我站在那瓶酒前面，感到自己是个弱者，完全被粉碎了!他妈的，你刘晓波出名、演讲，有什么用，这瓶酒都不能征服它!
问：四大思想领袖对青年的引导，你认为是否全是正面的?有无负面的成分?
刘晓波：我先要排除方励之，我认为他不是青年导师，他要自封的话，我也不喜欢。(问：为什么?)他有什么资格!!(问：他事实上已经是导师!)这叫做中国人制造偶像的先天遗传，有些人不愿当偶像，是别人把他推上去的，就像一个为掌声而跑的运动员。方励之人过的最大的关，不是和当权者的关系，而是和崇拜者之间的关系，是面对鲜花和掌声应该怎么办?我认为，他们每个人对青年的引导基本上是负面的。
问：这样说来，中国思想界对青年一代的影响是一片空白了?
刘晓波：中国现在的“文化热”是虚幻的，中国人的素质这样低，一个农业文明生存方式的国家，在十年内走完了西方两千年的精神进程，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派，似乎都接受了，但什么也没有接受，什么都玩了，什么都不地道、不深入，新名词只能满足人们的虚荣心。
问：你可否说一点你对李泽厚的“挑战”?
刘晓波：李泽厚与刘再复有一个对话，谈对青年人的态度，说他们过去“整体地支持青年人”。过去我说过再不同庸才作战了，现在我要和庸才作战(我承认我也是庸才)。我和他们论战时是指着鼻子骂的，但他们明明骂的是我，却不指出来，说现在年轻人分化了，对有的年青人要重新看。他们的心态是：当你承认他是伯乐时，他就整体地支持你：你想叛逆他时，他就不支持你。刘再复在文章最后说：“青年人，我希望你们知道，我们是爱你们的!”他妈的，你那个爱值几个钱?谁要你的爱!你高高在上，赐给我一个爱，谁稀罕你!你的自我评价太不准确了!他以为爱一个人，别人要感激他，跪下叩头——没那码事!他们三位青年导师(不算方励之)的态度本身就很“操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救世主人格。
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批判
问：你86年发表了关于文学危机的惊人之论后，现在你看中国文学有了多少变化?
刘晓波：对大陆文学我想说的只是：没有好的东西。不是不让写，而是写不出来。我较喜欢的作家是残雪，他有远到世界水平的潜力，他的感觉很奇特，那种阴冷的、恐怖的、折磨人的感觉，他的“苍孝的浮云”我很喜欢。我早就想写关于他的评论，迟迟未动笔，是想看看他还能不能写出好东西来。我评价一个作品有两个参照系，一是国内的，一是世界的，往往国内一流的作品拿出去也不能跟别人比。
问：中国作家的创作向西方借鉴的情况令人满意吗?
刘晓波：西方文学影响该唤起中国作家内心的生命力才有效，如鲁迅受到很多外国影响，但他的“阿Q正传”绝对是中国式的，现在有些作家抄西方的意境和结构，比如高行健的“车站”把“等待戈多”的结构全部照搬过来，竟被认为是“创新”，这种庸俗是高级庸俗，比模仿句子更可怕。寻根文学也抄“百年孤寂”的神神怪怪，陈凯歌他们也有这种情形。
问：你自己的文章与理论呢?
刘晓波：我承认也有拾人牙慧的地方，但我承认要切切实实的学习，因为我是在文化沙漠中成长起来的。我要感谢马克思的是，我在文革中能看到的书只有马克思选集，马克思给我提供了不少西方哲学史的线索，是当时“走向世界”的惟一桥梁。我看过马克思全集四十多卷，可以大段大段背下来。马克思前期的作品不错。
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问：马克思主义近几年受到了冲击，它是否在中国已走向衰落?或失去了生存的价值?
刘晓波：马克思给我惟一的震撼，是它不妥协的批判态度。他的历史主义方法也有一定道理，其他不少则是胡说八道，如他对西方社会结构的分析：剥削者与被剥削者、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就太简单，没有看到各阶层互相制约的关系。严格地说，阶级的概念在西方已不适用了。马克思的两分法只适用于专制社会。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也只不过是西方传统的一环，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圣经中的天堂。到摩尔的乌托邦，到康特拉的太阳城，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想的混蛋的地方是，它说这理明天就会实现：资本主义准备好一切物质条件，只要一革命就能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的理想太廉价了。
问：你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处在历史的什么发展阶段?
刘晓波：还没有走出农业文明。
问：是不是要补资本主义的课?
刘晓波：必须补课。
问：那么，今天中国的路线还是顺着农业社会的惯性在走?
刘晓波：是的。不过，它在调整它的专制，因为它面临危机。
问：中国可能在根本上加以改造吗?
刘晓波：不可能，即使一两个统治者下决心，也没办法，因为没有土壤。
问：那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呢?
刘晓波：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
问：十足的：“卖国主义”啦。
刘晓波：我要引用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一句话：“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
问：你是说，中国还要走香港的路?
刘晓波：但历史不会再给中国人这样的机会了，殖民地时代已经过去了，没人会愿意再背中国这个包袱。
问：那怎么办呢?岂不太令人悲观?
刘晓波：没办法。我对整个人类都是悲观的，但我的悲观主义并不逃避，即使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又一个悲剧，我也要挣扎，也要对抗，我不喜欢叔本华而喜欢尼采，原因便在于此。
(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月号金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