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与“党天下”
作者：戴晴
第一节
【帽子】
第二节
【社会主义阵营】
第三节
【个人英雄主义】
第四节
【勉强】
第五节
【谋】
第六节
【命】
第一节
【帽子】（mao·zi）①戴在头上保暖、防雨、遮日光或作装饰的用品：一顿～。②比喻罪名或坏名义：不必用～压人；批评应该切合实际、有内容，不要光扣大～。
——《现代汉语词典》
帽子这字眼，如果不考虑它的第一个含义，在中国近现代（可能也只在中国近现代）以来最风光的一次，要算是1978年了。那年，从春天到秋天，至少有两则关于帽子的文字，扰动了中国（恐怕还不只中国）上百万人的心。它们是：
《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统战部上报，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复。
《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1978年9月17日。
一年半之后，1980年5月8日，55万余顶右派帽子已全部摘去——它们是在1957年夏天和以后的几个月里被陆续制作出并扣在别人头上的。如果不考虑其中一部分人已在1959-1964年间陆续获摘，到了1980年，真正以皮肉俱全的头顶享受到大自然的空气与阳光，并且还享受到那帽子压出的凹痕已不再被人视为种性表记的快乐的，只剩下10余万了。
帽子已不复存在，对当初“戴帽”这一动作的必要性仍有说项。也就是说，在经过了复查核实、推敲议论、左右上下平衡之后，终于勾出一类“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的人。从中央一级而言，他们是最后筛出的27名“上层爱国人士”中的5名；如果再加上地方上的90多名，占原戴帽者的0.0189％，即不足万分之二，以此来支持“1957年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了”这一论断。
这中央级的五名“不予改正”者是：
章伯钧，当年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委员、中央交通部部长、农工民主党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
罗隆基，当年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委员、中央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
彭文应，法学家，曾留学美国威斯康辛的哥伦比亚大学，继而返国在上海法学院等校任教，上海市民盟盟员，笔者至今也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彭先生这种没什么言论，也算不得“要角儿”的人也被排在不予改正之列；
储安平，当年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光明日报总编辑；
陈仁炳，当年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他们当中，19世纪末出生的“章伯钧同志”的骨灰已于1982年深秋郑重地移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比他年轻3岁的“罗隆基同志”虽然逝于69岁，却在他90岁冥寿时享受到了一个由公家出面主办、且专为缅怀他一人而开的纪念会；“朴素谦和”的彭文应是戴着帽子辞世的，那是1962年；陈仁炳目下居住在上海。
储安平呢？
据传在80年代初的一次宣传口的会议上，乔木谈到新闻工作目下有点青黄不接。他问：为什么不能把有经验的老同志请出来当当顾问，比方说储安平先生？会场一下子静了下来，有人递上一张纸条，乔木看过之后轻轻地“哦”了一声。
条子上写了些什么，今天只能推断而无从查考。可以确切知道的是另一段话，一段康生在1969年就说过的话：“储安平，大右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没有人知道。他突然消失了，在1966年深秋的一个黑夜。住在隔壁的一个妇人说她听见了厮打声与呼救声，但一个男人——想必是她的丈夫或兄弟——立刻向她喝道：“就你能！谁都听不见就你听得见？！”
他消失了。或许在第二天，他曾与他学农的女儿照过一面？那是她按照几天前他所在的九三学社的通知到机关去看他的时候。从北郊进城，她先回了一趟家——门虚掩着，爸爸不在，家里的东西已荡然无存，只在屋子中间的一把破椅子上，扔着一个破行李卷。她那时并不知道，这正是几天前由弟弟送到机关而为病弱的父亲自己扛回来的。满地撒的都是花手帕，那是她小时候一条条精心攒在盒子里的。她没敢在自己“家”多停留，一心想到机关去看爸爸。路过什刹海，她看见一部卡车，一群人围着，正把一具具从湖里捞上来的尸首往上扔……
他消失了，在他58岁的时候，距今己22年。
已经出版的各种辞书都没有关于他的记载，要不是1980年的那份文件，今天的青年，哪怕是研究新闻与现代史的青年学者，都已经不大知道这个很有生气地活过一阵子的人了。不错，他是“大右派（不予改正）”，同时也是小说集《说谎集》、杂文集《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和特写集《新疆纪行》等书籍的著者。他曾在南京戏专、湖南国立师专、重庆及上海的复旦大学教过书，还主编过《中央日报》副刊、《观察》周刊和《光明日报》。对于统治了中国20年的国民党（截至1948年）和8年的共产党（截至1957年），他分别下过两句评语：
前者是——“一场烂污”（见附一）；
后者是——“党天下（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见附二）。
他倏地消失了，没有通电、宣言，也没有给生活在与他有关与无关的人群的世间留下只言片句。只有这两句话，带着一个读书人全部的失望与厌憎，泥巴一般地甩在历史的记录簿上。
第二节
【社会主义阵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联盟。继苏联、蒙古之后，战后在东欧和亚洲又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为了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互助合作，曾经一度形成阵营。从50年代后期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严重分歧，破坏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常关系，社会主义阵营便不复存在。
——《社会主义名词辞典》
这“不复存在”实际上是对现实情况的认可。因为并没有哪一个声明宣布它的开端，也没有哪个决议宣告这一结束。
如果细细考察囫囵个的“阵营”如何出现一条条裂痕，首先引起注意的，当是1948年被开除出9国共产党情报局的南斯拉夫。到了这爆裂之声不绝于耳时，已经是极不平凡的1956年了。
第一个大动静是苏共20次代表大会和鲁莽的改革家赫鲁晓夫的那篇简直没有什么理论性可言却极具震撼力的报告。斯大林的神坛崩塌了，人们于是开始有了自己思索的可能性。虽然目前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正在为消除对铁托的个人崇拜而努力，但当时在“阵营”之内，对这一行为看得最为透彻的，显然是这位游击队员出身的元帅。在他的《普拉演讲》中，铁托谴责的不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虽然他与这个“暴君”有过多次激烈的正面冲突①。铁托认为对人的褒贬无论如何总是第二位的。赫鲁晓夫的最大不足之处是，把“整个事情当作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不是当作一个制度问题”。他认为现象“是一种制度的产物”，而不是“由于斯大林老了，他开始有点愚蠢起来，犯了各种错误”。至于比较直接的根源，铁托指出的是：“官僚主义组织机构，领导方法与一长制，还有忽视劳动群众的作用与愿望。”
①斯大林逝世后，在他书桌的抽屉底层，发现一封铁托给他的信。信中写道：“亲爱的斯大林，请不要再派特务到南斯拉夫来暗杀我了。我已经把你派来干这件事的7个人都抓起来了。如果你不停止，那么我将不得不派遣我的人到莫斯科去。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我将不必再派第二个人。”
没过多久，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上街了。如果这里暂且不谈后来其他政治力量的介入从而对这一单纯的行为所加以的利用的话——目前，对此种观点，甚至对当时的事实认定上还有很大争议——事情可能正如原英共党员、英《工人日报》记者、匈牙利事件的目睹者彼得·弗莱雅所说，在革命胜利了10年之后——大多数匈牙利人是不要资本家或地主们回来的。但是今天，他们却理所当然地厌恶了那个贫穷、枯燥与恐怖的制度，厌恶了人家以共产主义名义送给他们的这个制度。此一情形的全部责任应该放在共产党领袖们的肩上，特别要让拉科西、法卡斯与吉罗来负，他们曾经答应给人以一个地上天国，而结果真正给人的却是一个与战前霍尔第海军上将法西斯专政同样压迫、同样值得非难的警察国家。工人们受剥削、威吓和欺骗。农民们也受剥削、威吓与欺骗。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提出一个为谁的问题，甚至于谈论政治问题时如果不用安全的、习见的、单调的废话来加以掩饰，就有为那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抓去的危险。这一个糜费了巨额国币来维持的机构，其目的原来是保护人民，使资本主义不能复辟，而事实上，它却保护了少数寡头们的权力。为达此一目的，秘密警察应用了最惊人的方法，其中包括新闻检查、思想管制、监禁、酷刑与谋杀。其所以成为悲剧者，乃在于将如此这般的制度却说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说成为“人民民主”，说成为走向共产主义去的第一步。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承认在匈牙利，“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破坏”，另一方面也最坚决地强调这两次事件的反革命性质：
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以至在1956年10月间能够很容易地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组织武装叛乱。
应该说，对这两方面，毛泽东的估计及预先采取的措施都远在他的欧洲同道之上。只看建国初，即史家所谓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一直不曾停顿过的全国性整肃：
1950年5月 共产党整风，整肃“打天下”的干部居功自傲，官僚主义与腐化堕落
10月 镇压反革命
1951年5月 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陶行知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
11月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12月 三反 整肃国家机关中的贪污分子
1952年1月 五反 整肃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
1954年2月 揭发并制止了高、饶反党阴谋
10月 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梁思成的建筑思想，批判历史学家尚钺，改组《文艺报》
12月 批判胡适思想
1955年2月 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
下半年 肃清国家机关、革命团体、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从这里可以看出的是，起码在那时，毛泽东与铁托的见解就是大相径庭的。毛泽东一方面十分注意执政党党员的个人品德——他对居功自傲、觊觎高位、贪污枉法等农民起义领袖们最常见的毛病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则绝不容许思想异端，哪怕离政治很远很远并且非常专业化的独立思想的存在，就比如俞平伯先生之不赞成新版的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
那时，没有人深究社会主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于数亿人正在进行的这场“革命”的阶段以至体制——或称制度，这在英语世界里本是一个词system——的领悟，直到二三十年后才在中国共产党人中出现。当时，对待人民，特别是人民之中涌动着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倾向：对私产的珍视，对个人创造力的尊敬，对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捍卫意识等等，采用的办法有点类似鲧的治水——堵。而眼见堵不成的时候，就发生我们下面要讲的故事了。
应该说，在苏共20次代表大会及波、匈事件面前，中国共产党表现得比他的任何“兄弟”都镇定与从容。因为这个政权的班底并不是如匈牙利拉科西班子那样由斯大林一手扶植起来的。恰恰相反，他是抖掉了斯氏的传声筒，并与这名专制者本人经过一场场又执拗、又瞻前顾后且极具分寸的较量之后，自己立住的。
另一方面，在中国，类似匈牙利事件中的“帝国主义者和在他们指使下的匈牙利内外的反革命分子”，不但其肉身早已被处决或关押，与他们有着血统、情谊、包括思想联系的人，也都相应被扣了金钟、上了紧箍或吓破了胆。当然更彻底的是灵魂出壳——或曰脱胎换骨、革心洗面——的完成，恰如丁玲女士在延安整风结束时极形象的描述：
开始有点恍然大悟，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到自己的躯壳随水流去的感觉。一种幡然而悟、憬然而惧的感觉……
但毛泽东显然不是沉湎于表面升平景象的小角色。他完全超出了马基雅弗里对古代帝王们所作的种种结论。马氏断言：
当百姓对他怀有敬意之时，君王不必担心阴谋；但当百姓们对他表示敌对，而且怀有仇恨时，他就应当害怕一切事、害怕一切人。
事实上，在1956年，中国大陆并没有一份报纸或者一次演讲对当政者是怀有不敬的（还不要说仇恨）。但毛泽东具有的，显然不是常人的禀赋。只消望一眼微风拂动的树叶，他老人家就平抑不住对暴风雨的预感。更何况，那时在党内党外，特别在一批不明就里、一味将革命神圣化与理想化的青年中，一种不肯俯首帖耳，不时地总想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见解的倾向，正不断地冒出头来。
1956年秋，河北正定地质学校的学生与“主观武断专横，厌恶一切反对意见、训斥辱骂提反对意见的人”的白司长冲突起来，中国青年报整版报道并发社论。
文学界，就在沈从文已万念俱灰，而老舍和巴金正不知怎么写才能跟上气势磅礴的新社会的气候，一股带着清新气息的风从北方吹来。苏联新小说《在区里的日子》、《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令“完全是自己培养出来”、不但满怀第一种忠诚，间或也怀有一些第二种忠诚的党员作家们欣喜不已。《在桥梁工地上》与《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于是出笼。
标志王蒙创作水准的，当然是1986年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了。但如果我们回到50年代，将这位作者的开笔之作《小豆子》与1956年那篇受到来自相当一级的压力与批评的作品作一个比较，就会看出，逐渐成熟、并且对新生的共和国抱有切切之情的文学家们，正要冲破那只有纯朴的蒙昧才感到自在的一味歌颂的樊篱，向着直面生活并且热烈地干预生活转化。
接着，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成了报面上的闻人。其实，保卫、照顾要人，让他们舒服、惬意、前前后后不可乱了章程，在左叶一类人看来，是高于一切的。记者以及记者背后的公众，算得了什么呢？“态度粗暴”也好、“破口大骂”也好，本是天经地义，不粗暴不骂倒是奇迹了。不幸的是在1956年，记者们还没有、或者说还不曾牢固地与这批侍卫们共识，难免挣扎了几下，终于实打实地被抓住，对左叶的驳诘（这种文字今天是极难见报了。对黑龙江森林大火的报道是一个难得的例外）成了货真价实的“向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进攻”。
今天，相当一部分记者把自己的饭碗看得比莫衷一是的“新闻尊严”重得多了。或者换一种说法，他们早已练就一套本领，或侧着身、或闭着眼、或者低头缩颈，总之想方设法不使二者发生碰撞。而在当时，彭子冈们对此要么不懂，要么不屑。由她执笔的社论直截点到“尊重新闻记者”，喊出了即使在热切呼唤新闻改革的今天，也没有哪家报纸会公开印出的话语：
卑视新闻记者在我们国家是有传统的，遗憾的只是这个衣钵竟传到如今。我们可以下这样一条定律：当一个政权反人民的时候，它是排斥记者、怀疑记者的。
如果再加上当时电影界的一番热闹①。这种，都使毛泽东下决心必得有点举措，使得看起来在新政权下浅表的平静变成对他彻底的、遍布在各个层面上的、从内里到外表的深沉的折服。否则，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将永远处在愿望不曾实现的不宁之中，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睡不安稳”。也就是说，他要造成这样一种局面，每个中国人都要像雷锋、像王铁人一样，对新政权加上他本人无条件地忠诚与热爱，不管他是年轻的村姑，还是留洋的教授；也不管他是持枪的士兵，还是打坐的和尚。至于被分掉土地的富农和被赎买了产业的资本家，再加上他们的“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代理人”，就算作不到心悦诚服，也要放老实点。
①1956年11月，上海文化界在文汇报上开展讨论：“为什么好的国产影片这样少？”影评家钟惦棐在北京文艺报上撰文《电影的锣鼓》、《为了前进》，认为“工农兵电影”的提法忽视民族传统，且行政干涉过多。后来，这场讨论被定为“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开辟道路”。
当时确是一片欢欣与繁荣。笔者清楚记得的是，北京东单体育场外墙上的标语，既不是“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也不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甚至连“行人车辆遵守交通规则”都不是，上面赫然写的是“姑娘们，打扮起来吧！”那阵子推出的新剧目是《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全台男女粉白黛绿，口里念着“只应天上有”的台词。但这一切都是真的吗？这繁荣到底能维持多久，有没有人躲在暗处咬牙切齿或是磨刀霍霍呢？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在这前后提出的。其实，只要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在一个国度中有切实的保障，本不必再用华美的诗一般的语言对它的必然结果加以特别的描述。但在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情形似乎特别些。从今天所获得的材料看，这口号的形成不是集体讨论的结果，而是毛泽东本人一步步思索、提炼最后极有耐心地说服人接受的，请看黎澍的回忆：
我大约是在1953年或1952年就获知毛泽东主张对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取“百家争鸣”的办法来解决的。当时由中宣部出面约请历史学家翦伯赞、邵循正、胡华三个人合作写了一本名为《中国历史概要》的小册子，准备提供给苏联大百科全书备用。书稿交来以后，请示毛主席如何解决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诸如古史分期问题等等。毛回答说：把稿子印发给全国历史学家讨论，实行百家争鸣。（后来没有专就此事开过讨论会，而是根据毛的意见裁决的。）不久，又传来毛的指示说：“中国历史很长，建议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研究所，把中国史分作三段来研究：第一所研究古代，止于汉；第二所研究魏晋到鸦片战争前；第三所研究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三个历史研究所合办一个杂志，定名为《历史研究》，方针是百家争鸣。”我当时认为“百家争鸣”是指古代史而言，并不感到惊异，因为古史去今已远，随便发表什么意见，与现实无关。1955年9月或10月陆定一向毛请示关于中共党史编写问题的意见，毛回答说：“百家争鸣。”而且他反对写一本统一的党史教材。我当时怀疑我听错了，反问说：“党史也百家争鸣吗？”陆说：“是的。”语气非常肯定。当时参加谈话的只有我和田家英二人。田问了些情况，没有提其他问题，似乎已有所闻。
到这时为止，这两句话还没有并提，将它们联缀在一起，成为今天每个干部学人都能朗朗上口，或按汉语独特的缩词方式，简称“双百”的，是陈伯达。据陆定一回忆，某天夜晚他们几个人在一起讨论，有毛泽东、陈伯达等。当时没有人记录，它的正式出现是在四月底，据黎澍回忆：
此后毛泽东本人在1956年4月25日和28日两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我看这应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1956牟5月2日毛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谈到这个方针。最高国务会议有许多著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参加，因此是第一次公开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对待艺术和科学问题的方针，毛的态度使陆定一感到鼓舞。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向学术文化界一千多人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系统地阐述了这个方针。他在这个报告中特别谈到党支问题，说：“大家在等待中共中央编出一本党史教科书来，然后根据党支教科书来写各种近代史。现在请你们不要等待了。中共中央不准备编党文教科书，只准备陆续出版党的大事记和文件汇编……在近代史研究中，也应该采取百家争鸣的政策，不应该采取别的政策。”
这里，黎澍没有提到陆定一的另一段话，那段使所有的与会者直到30年后还难以忘怀的代表党的许诺。在郑重地向俞平伯先生表示道歉之后，陆定一宣布每个人都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陆甚至明确提出，还有“宣传唯心论的自由”。
从陆定一后来的一系列举动中，包括在葬札上向浦熙修郑重致歉及后来以80岁的高龄在党的最高层会议上为“自由”所作的辩护，可以推断，他在当年甚至直到如今都是真诚地相信毛泽东提出“双百”的诚意的。
但当时党内的反应，如果不说冷淡，至少也是观望的。之所以取这样的态度，就算不是因为对1942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别具心得的回忆，起码对毛泽东在局面纷繁的1956年所表现出的泱泱大党的情怀，还不大吃得透。
再看黎澍的回忆：
6月13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这个报告。人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感觉政策难以掌握适当。《人民日报》1957年1月7日发表的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4人联名写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就表现了这样一种忧虑。实际上《人民日报》的同志也感觉这个方针的宣传没有把握，不知怎么办好……毛的坚决态度和人似的观望不前适成叶比，人们愈是观望，他愈是坚决。
从1956年4月底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到1957年初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再到后来的最高国务会议，直到3月上旬的宣传工作会议，几乎整整一年，毛泽东一次次地做工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一个长期性的方针。”“我们许多干部中间，实际上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这个方针，实际上是不赞成的。是不是我的话讲过了？我说高级干部中十个有九个不赞成，或者半赞成，或者不甚通，真正通了的，真正认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是少数。所以很需要做工作，做说服工作。”……
这前后，与正面阐扬这个口号相辅，有几件事情更令人惊异：在中共党内，历来不成文的规矩，“左”总是很吃香的。无论任何事，你只要一味“左”下去，或出于无知或出于狡狯，无不一帆风顺。而这时，毛泽东却对一连串的非“左”行为支持起来了。如说钟惦棐在电影界“作了一好事，引起许多人发表文章，揭露电影事业中的错误缺点，对电影的批评很有益，电影局开门不够。我们管电影事业的人，必须要注意，他们揭露的那些坏事，统统应该加以改正。”
对于王蒙的小说——“有片面性，又有反官僚主义的一面，我看他写得相当好，不是很好。他暴露了我们的缺点，不能用李希凡那样的批评。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了，使人读不下去。我们党的威望高，靠党的威望，官僚主义就横行霸道、违法乱纪，是不是应该揭发？”
对于陈其通等四人相当勇敢并且理直气壮地为护党而对“双百”提出质疑的文章，毛泽东先是调侃他们：“忧心如焚，惟恐天下大乱。”继而明确说：“我不赞成那篇文章，那篇文章是错误的，方针不对，方法也不对。”“他们的方针是反中央的方针，用的是压的方法，不能说服人。”对于既老成、又机智，既能坚持党性原则、又能与党外人士交朋友，一直有党内英才之称，但此时也已莫衷一是的邓拓所主持的人民日报，则一再点名批评：“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宣传，从陈其通的文章、最高国务会议之后，人民日报无声音，非党的报纸在起领导作用。过去说是书生办报，现在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你不要把着茅坑不拉屎。”
真是前所未有。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黎澍回忆：
当时（中国）在农业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改造方面取得的出人意料的进展，使他对意识形态的解决充满信心。土改消灭了地主阶级、合作化消灭了土地私有制、工商业改造消灭了资产阶级，可以说，所有私有制社会的各阶级在一个短短的时间里全消灭了。天下事如此容易，其令人踌躇满志，自不待言。早几年讲百家争鸣，因为是学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无关宏旨；后来眼看阶级消灭了，区区学术问题固然不算什么，就是其他一些问题也不在话下，可以百家争鸣。所以贯彻这个方针的态度越来越坚决。毛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的题目就叫《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意义就是阶级消灭了，阶级对抗不存在了，剩下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就行了。这个讲话广泛传达以后，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几个大城市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科学工作者中间果然起了鼓舞作用。
历来——直到今天——的教科书都将这部在1957年6月19日反右斗争要害关头发表的作品视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这一评价由康生打头，随后为全党全民所接受。细究起来，它与现代科学精神其实颇多相悻之处。别的不说，只看它所表现出的随意性：什么叫“对抗”而什么叫“非对抗”性矛盾？什么叫“敌”什么叫“我”？什么叫“鲜花”什么叫“毒草”？什么叫处理“当”了而什么叫“不当”？什么叫“共存”与“监督”，特别是这“存”，究竟指肉体的存还是精神与意志的存？什么叫“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以及它“结束”还是“没结束”？……要知道，对规矩着人们行为的法的语言要求是准确而不是涵义丰富、富于想象。中国的实践证明，这部作品不是法，却明显地高于法。公民们在怀着崇敬之心学习又学习之余，既搞不清周围是怎样一个世界，也搞不清自己在其中的地位，更不知道本来是响应号召的行为会不会招致杀身之祸。
但当时有幸听到产生这篇文章的那个讲话的录音的人，还清楚记得毛泽东那机智、透辟、通今博古、不带一点八股气的风格，以及马寅初、刘少奇等人当场无拘无束的插话，他们感受到的是“和煦的春风”般的欢愉与温暖。直到1957年9月19日，当这个讲话以文章的形式正式发表时，这种温馨还没有从这批当代中国文化精英们心头消失殆尽，虽然他们发现当时在录音里明明听得清清楚楚的“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是毛毛雨下个不停”这种话已经不见，代之以并没有讲过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黎澍对当时的描述是：
人们目瞪口呆。毛本人也难于自圆其说。正式文本虽然经反复修改，也还是不免自相矛盾。
但这一切，在1957年3月间，几乎还没有人能参透，也没有人能对它作个清晰的估评，更不要说对后来局势的发展有一个哪怕轮廓模糊的推测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不能，曾彦修、沙文汉、陈其通不能；即便是陆定一、李维汉、邓拓也未必能。康生也许行，因为在那时，他突然不再养病了，活泼泼地、精神焕发地介入到几乎每一个具体步骤中。
最可怜的是那一整批饱学深思之士。他们在过去苦难的年代极难得地受到了完备的现代教育，诚心诚意地拥护新政权，1950-1955年所闻所见本己使他们决心三缄其口，这时又极可悲地被激发起来。在给儿子的家信中，傅雷，这位纯洁的、理性的、一丝不苟的而且除了译好书之外绝对别无他图的翻译家热情洋溢地写道：“毛主席只有一个，别国没有，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既然他老人家说了“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傅雷决定“本着毛主席的精神，和风细雨，治病救人”，与党“完全善意地互相批评，改善关系，同心一致地把社会主义事业搞好”。历史已经证明这“善意”并不是相互的，翻译家文质彬彬的建议无例外地被划人“猖狂进攻”一路。他熬过了“戴帽子”的50年代未，却没有胆子再熬揪头发打耳光的60年代中了。他与他贤惠的妻共同赴死，不为别的，只为尊严。
4月27日，正式指示发出，在全党进行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建国7年来第12场政治运动开始了。
党号召大家讲话，号召鸣放，号召大鸣大放，号召——用15天之后的语言——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中华民族文明史上一场大“阳谋”开始了。
第三节
【个人英雄主义】ge ren ying xiong
zhu yi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好出风头、逞能干。不肯虚心向广大群众学习，企图在革命事业中把自己造成“英雄”，为了满足这种欲望，甚至损害革命和集体利益。
——《现代汉语词典》
1909年，储安平出生在宜兴乡间。
问及他的老友，大都有一个印象：“孤儿，幼时很苦”，并不像他自己后来在斗他的大会上所交待的“出身于地主家庭，从小就过着剥削的生活，一向轻视劳动人民”。其实这两说都有道理。在19世纪中叶，储家或许可称作大富：在宜兴那种地方，他的祖父拥有上千亩土地。这老人有三个儿子，储安平的父亲行二，分家时得了300多亩田。这位先生开头可能相当热衷功名，曾北上做过一任不大不小的京官，后来不知为什么，官做不下去，人也做不下去了。他开始花天酒地打发日子。储安平出生仅数月母亲即过世，抚养他的是祖母。当父亲续弦，旋即又出走去花天酒地时，少年储安平面对着的，只有那位带着一个小女儿，并怀着一腔幽怨的继母了。
“祖母过世以后，不知她们母女吃什么，我单独吃饭，一块腐乳吃三四天。过年过节给一点肉酱，也是一吃几天。”储安平对他妻子这样回忆过。
他很小就离开家了，高中是靠伯父的资助在南京读书的。就在他17～19岁的这段时间，功课之余，开始化名写小说。他的作品在《申报》上连载，拿到200多元稿酬。用这笔钱，储安平只身到上海，报考光华大学。他的小说后来集成一册出版了，名为《说谎集》。这本出自少年人之手的小说集今天在北京图书馆被归为“蓝参”，即只有持有身分证明的读者方可阅读的一类书。
他在光华读的是新闻系，从1928年到1932年。这段时间，正是新月派的一批博学、散淡、且极具自由与浪漫气质的教授们集于上海，并活跃于课堂上与课堂下的时候。当然，按照新编《辞海》1980年版，新月派是“在政治上公开反对共产党，反对革命，为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服务；在文字上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储安平当时对此肯定无所察觉，他甚至很不像个新月派，因为他一点不具诗人气质，而且对此也颇自知。在他数十万字的遗文中，没有一首诗。而这是每个中国文人，包括没有仗可打的将帅们，全部随大流顺手弄弄的玩意儿。胡适与徐志摩等人对他最大的影响是对欧美文明的倾心，特别是那种以实证为根基的明晰的思维与精确的行动。
留学成了他日夜索怀于心的梦——其热切程度恐怕不在今天数以十万计星夜排队等着取“托福”表格的青年之下。或许缘于凄凉的童年生活的阴影，他渴望出人头地，而不留学则绝无出头的一日——以后我们会看到，在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中国，他的这一判断是多么背时，多么贻害于己。他不是衣食无虞的阔少，想留学，要靠自己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攒钱。这愿望，直到他娶妻生子之后才实现——这是后话。
在大学里，他没有停止写作，但投稿的方向，已经由申报转向大公报。青春骚动期过去之后，他即不再写小说。大学尚未毕业，他关注的热点已转向政局。21岁，他为新月书店编了一本政论小书：《中国问题与各家论见》。薄薄的一册，约十多万字，收入胡愈之、陈独秀、罗隆基、汪精卫、王造时、梁漱溟等20多位学界名流各执一词的政论，他自己则坦然为之作序并书写扉页题辞。
拿到这份资料时，笔者的惊诧是可想而知的——不在书法，储安平字写得如何从来不曾被人提起过。当然看见这几个字很难让你不想起今日北京大学学生虫子爬出般的大字报。今天，35岁还被称为“青年作家”，60岁还属“中青年学者”，何为韶光、何为英年，恐怕常常出现在梦里而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作为中吧！娇儿已经绕膝，习惯了的还是“接受”、“领会”和一切小字辈的唯唯。题辞作序是德高望重者的事，当然当官职大到老先生们在他进门时也卞得不站起来笑着点头等候握手者也有，但在这般年纪而有如此气势与号召力的，在中国恐怕只有靠他令尊坐着的那把交椅了。今日大学生，就算已经不是21岁，而22、23、24岁，若想赚点零花钱，对不起，在校园里摆摊卖茶叶蛋吧。
请看这位30年代学子的口气：
编这本小书的用意，在乎使每一个人，能从这一集子里，知道目下中国一般人他们所主张的是什么，他们所要求的是什么；并且，政府当局能否满足一般国民所要求的，能否尊重一般国民所主张的？……一般小百姓在哑着喉咙喊取消一党专政，少数在野元老或政客在通电主张国事公诸国人，若干在朝要人也说“我们赞成取消一党专政”，“我们正在取消一党专政”，然而言论不自由如故，集会不自由如故，民众运动之被压迫也如故……一国家民气的盛衰、外交政策、治国政纲等等在有形无形中，全见到政府的生存根据。这集子的编印，正给国民对政府的功效检督张本，同时也给政权当道以俯察民意的一份参考。
这篇序写于10月，11月就出版了——这种速度今天在中国恐怕也只有“在朝要人”可享有——而徐志摩的遇难恰在那年11月。现代文学研究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徐志摩去世后，新月派由热衷政治的罗隆基接手，“致使它原有的文学艺术意味，几乎全为政治气氛所笼罩所淹没”。由此推测，这本书应是在罗隆基的主持下出版的了。我们在后边将会看到，对于出版他的第一本书的这位“盟主”，储安平并未视为终生恩师——虽然他们的名字自1957年就被绑到一起，直到今天。
毕业之后，储安平养病一年。以他经济之窘迫与求学心之迫切，这似乎有点费解，但也足见幼时营养缺乏之结果。储安平一生都不曾有过健康充沛的体质。他个子长大，或许因为用得太过，总是处于“透支”状态。以他撰写《英国采风录》为例，这本10万字的书，居然完成于“自长沙失守至桂林沦陷这几个月近乎逃难的生活之中”。他不安于作难民，“将整天的精力，花费在日常的饮食琐事之上。”“在那种混乱、困顿、几乎无所依归的生活中，有时竟不能不做一点较为正常的工作，维持一个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的纪律。”这样的用语是很奇特的，可见工作于他绝不是徐志摩式的“想飞”，也不是达尔文式的着迷，而是一种近乎严苛的约束。这很可能来自他少时乡居生活的清苦刻板，也许是对英国式的公道（hairplav）和直道（justice）的崇信，坚信“有能力有抱负的人，不须气短，只要在正道上努力奋斗，不怕不能成功”。取这种人生姿态，真使他吃够了苦头。他没有了正常的情感生活，也失去了人世间纯朴的亲情之爱，这在后面还要说到。
在职业无着的养病期间，他居然娶了一位美貌的富家少女。Lusy——储安平一生都这样称呼她，即使在他们离异之后。她是低他两班的同学，对优美的文字与情调抱着一种只有那年龄和那种时代的女孩才有的倾心之爱。初交时，他给她写情书，投书申报时的本事和情绪又焕发了，对这些元由问世的妙文，她的妹妹们的评语是：“跟这样的人做朋友，看看信也是幸福的。”在看到她手中他的照片时，她们则惊呼：阿姊，梅兰芳送你照片呀！
他很快有了职业，在南京为《中央日报》编副刊。很难想象一个既无权势背景、又非国民党党员的穷学生能谋到这份差事。考查储安平一生之所为，他应归作苦干型而非钻营型。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当时的中央日报在文化界太没面子，急需找人撑场，而文化界有头有脸的人物，但凡有别的办法，是不肯到这种地方来的。作为第二代新月派才子，储安平的资格还说得过去，加之他又急于谋职……总之，他上任了，而且颇为得意。因为一般大学毕业生只能拿到60～80元一个月，他则拿到120元。25岁的他，租了一所花园洋房，院子里能打高尔夫球，客厅可招待七八对跳舞。他开始结交权贵，请他们吃饭、陪他们打牌——他实际上很讨厌打牌，而且根本不会打，一夜就输掉一二百，而交给太太的菜金，却是每个角子都要计较的。编副刊的同时，他还在南京戏剧学校任课，往来于曹禹、夏衍、马彦祥等左倾人士中间。
这时，已经很难想象，不过二年前，他还随着一批热血青年，准备北上投奔马占山，参加东北抗日！他们在北平被劝阻，并且就地入学了。所以，在储安平的学历中，还应有段燕大的学习生活。
但他一心向往的，还是留学。为了攒足这笔钱，他锱铢必较，Lusy大为光火，成了夫妻间出现裂痕的原因之一。
机会终于来了。1935年，柏林奥运会开幕。说起来真够可怜——中国那时穷得连记者都派不出。储安平捉住这个机会，提出不必拨专款，只须让他无偿搭乘奥运会专列即可完成报道。他那时已有了自己的一小笔钱，还由把积蓄全部花到家乡的善卷洞、张公洞的伯父出面，为他申请到江苏省的2000元官费——这就是在1957年屡屡被提到的“和国民党张道藩交往甚密，托张说项，得到教育厅补助”的那笔钱。奥运会一结束，他就去了英国，考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系，从学于著名的费边社员拉斯基教授。
正是从那时起，费边社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储安平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费边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用古罗马统帅费边缓进待机的办法实现社会公有。储安平27岁投师拉斯基门下，以一般标准衡量，恐怕只能增进知识，未必能动摇立身的观念。但看储氏后来的所思所为，确实堪称为费边民主社会主义理想在中国实现“而奋斗终身”。他没有组党，参加党派的时间非常后；在政界，无论当权的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几乎没有人把他看作是重要的党派成员。他热烈地主张并为之鼓吹的，是中国的第三条道路，用《辞海》的话说，是“既反对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又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可以想象，这种反对，无论从1928到1948，还是1949到1968——这正是储安平从19岁到57岁的40年间——总是令当权者（特别当这当权者又颇具专制倾向时）恼火的，所以第三条路线的代表人物几乎从国共双方所编的史书中消失了。他们的为后人所识，只为他们的个人身分：哲学家、律师、记者等等，而他们的政治主张简直就如一茎小海草，完全淹没在中国农民意识的大洋之中。
1938年，储安平归国，在英国耽了不足4年。这期间，他担任中央日报驻欧洲记者，只具名义，不支薪水，但发回来的稿，发表后所得稿酬，则由中央日报兑成英镑汇去。可能因为学业太重，也可能顾忌派驻记者的身分，储安平没有打工。开源之路既绝，只有节流一法。据他自己描述：“在爱丁堡时，虽不敢自谓中国最穷苦的留学生，但至少可以列入第一等的穷留学生名单中。自己烧饭，自己洗衣，每月食宿零用，仅费4镑，合当时国币约为65元左右，而庚款留学生的费用是每月24磅。”他如何节衣缩食呢——“那时，因脚爪之价格较猪肉为廉，日日吃猪脚爪烧白菜”，因“脚爪无甚营养价值，久吃之后，健康不支，才改食干酪”。
Lusy第二年也去了。两个南京生的儿子，一个3岁，一个1岁，丢给了外祖母和祖母。除了中央日报，他还想方设法给别家投稿，这也颇不易。直到1957年，“章罗联盟”说提出，在交待与该盟的关系时，他在英国的这段东拼西凑的日子才得以披露：
大约在1937年春天，那时我正在伦敦读书，罗隆基担任北京晨报的社长（在宋哲元时代），他托人要我给北京晨报写欧洲通讯。我是积了3年稿费才到英国读书的。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很苦，所以愿意写些稿子，得些稿费来支持自己的读书。当时我给北京晨报写了四五篇通讯，但是始终没有收到罗隆基的复信，也没收到一分稿费。在当时我那样困苦的情况下，罗先生这样做人，是伤害了我的感情的。但这件事，我从来没有提过。这是我后来同罗隆基不大来往的一个原因。
抗日战争爆发，储安平学业未卒，即提前回来了。当时，《大公报》曾有延聘之意，储问能不能任主笔，因为那时中央日报是请他以这一资格出台的。未能遂愿，经比较他还是回到中央日报，任主笔兼国际版编辑。
这阶段，他在事业与家庭两方面都不大愉快。中央日报主笔是要奉命写作的，这与他一贯的主张抵触得厉害；而有钱有势的社长对他的妻子仍有觊觎之心，这种在当年官场常常被用作进身之阶的局面，令储安平不堪忍受。他终于辞悼了这个“肥差”，经当时国民党宣传部次长张道藩介绍，到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院任研究员。一年之后，这研究员也做不下去了，因为照张的意思，若续聘，必须同时接下两份聘书，一为研究员，另一份是一纸国民党特别党员（即无候补期者）的入党志愿书，他回绝了。不能说他在那时对国民党就已经有了写《一场烂污》时的认识；也不能说他对官场已全面憎恶——直到1948年，他与在政府中身居要职的老同学如沈昌焕等依旧有着密切的私人交谊，但他不愿侧身其中。他的直觉是：“没意思，还是超然一点好。”
就在这时，老教育家、原光华副校长廖世承出面，在湘西组建国立兰田师范学院。不少光华同学都出任教席，储安平带着妻子和新生的第三、第四两个孩子也去了。
这时已是1941年。储安平那年32岁。
不知他当初在伦敦读政治系时有没有从仕的打算，就算有，在他回来3年之后，在国民党官场的腐败面前恐怕已经绝了望。在兰田，他终于找到一方真正的阵地，使他的见解得以以作学问的方式无拘束地发挥。他教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给学生留下最深印象的，则是英国宪法。据Lusy回忆，每逢周会，教授们是要轮流演讲的，轮到安平，“连走廊都坐得满满的，中间不晓得要拍多少次掌”。他在这里赢得了学生与校方两方面的赏识。后来为办《观察》，不仅自己全身心投入，还力劝父亲卖了地作开办金的雷柏龄，就是当年的学生。储安平务实的精神与经营的才干此时已略见端倪：在那动乱的年月，而且是湘西那种地方，他居然编起一套丛书，共10册，自印自装自办发行，销路还颇好。而卖书所得，他不购置田地，不存黄货，却买成成匹的布，由学生挑进挑出。
最不争气的依然是他的身体。虽然他已尽环境与财力的可能，吃饱吃好，依旧十分羸弱。校长曾在过年时，专门送他一笔慰问金，以滋补身体。不知这是否就是1957年批判时屡屡提到的“国民党伪中央宣传部汇寄的一笔医药补助费”。
胜利之后，学校内迁，他回到重庆。
1945～1946年的重庆，真是热闹非凡。如果不考虑沪宁杭、陕甘宁、晋冀鲁豫等地军队的频繁调动与冲突，在重庆的这一方舞台上，真可说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各种思想体系、各派政治势力的一次真正平等与平心静气的大交锋。当然这平等仅指人格与观念而言。尽管这样，今后辈学人感到欣喜的是，毕竟有那么转瞬即逝的一瞬，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不靠于弹而靠理性与才智而发言。
上面提到过的五名“不予改正右派”中的三名，此刻正混迹其间：
章伯钧，1928年脱党的原中共党员、闽变的参加者、民盟与农工民主党领袖。那时，他正以参政员的身分飞延安商谈国事，并作为党派代表出席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老政协）。
罗隆基，著名英美派教授，国家社会党创始人、民盟创始人。他的政治主张显然是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届时与中共合作亲密。当中共代表团愤然撤离重庆时，他曾与王若飞紧紧拥抱，热情洋溢地保证：“放心，一定努力干下去！”
和前两位比，储安平无论年龄还是资格都稍逊，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立场与做法。他当时在中英文化协会任秘书，这是一份闲差，储安平却是个闲不住的人，虽然他那时候刚遭婚变，正照顾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小家伙。这阶段，他没有结交任何一位共产党人，也没参加任何一个民主党派——与此相反的是邓初民，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时候民主党派很多，我为着推动民主运动，差不多什么民主党派都参加了。”——他们一批号称自由知识分子的费边社信徒，正幻想着持枪的双方能色雾心平地一道坐下来讨论中国的民主政体。他和梁漱溟的友谊想来就是此时开始的。虽然梁先生是实实在在地厕身其间，而安平仅仅站在一边评头品足。
他们办了一份名为《客观》的刊物，阐扬第三条道路，销得不错。今天回过头看，这很像是他们投石问路之举。他并未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全押上，钱由老板出，他们只管编。
1946年初，储安平下了决心。他将刊物的中文名字稍稍动了一下，变《客观》为《观察》，突出了主动精神，英文刊名OBSERVER则未变。《观察》着手筹备是在1946年春天，向各种倾向，主要是自由的中间派学人公开征股。检索一下《观察》的股东名单，并不见巨富者。这些人是匀出生活费来辟一处自己说话的地方的。他们的生活其实并无保障，但他们觉得还是得说话。
1946年9月1日，《观察》在上海开张。储安平的“出道”，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第四节
【勉强】①谓力不足心不愿强而行之也。《礼·中庸》或～而行之。《汉书·严彭祖传》：君以不修小礼曲意，云贵人左右之助，经意虽高，不至宰相，愿少自～。按：彭祖性廉直，不事权责，此所云勉强，盖欲其曲意交结责人也。又日本语谓勤学为勉强，即勉力之义。日本商店称格外克己亦曰勉强，则为曲意俯就顾客之意。②犹怂恿也。《汉书·卫山王传》：日夜纵臾王谋反事。纵臾犹言勉强之。
《辞海·1936年版》
储安平没有再回上海，他是在北京迎接解放的。
那时，各党派和各界人士都很活跃，民盟总部（工作委员会）3月5日就迁到北平了，比中共中央还早20天。不少学术性团体已纷纷转变为党派性社团，大家都准备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参加盼望已久的政治协商会议。
储安平在这前后生平第一遭加入了党派，而且不入则已，一人就人了两个：九三学社与中国民主同盟。两边都有他尊敬的、甚至堪称往来颇为密切的老朋友，九三那边是许德珩许老；民盟是费孝通——今天也已是费老了。储安平当时虽然这样向袁翰青解释：“两边都请，不好意思，两边都参加吧。”私下里实在是很有点小小的得意的。
看来那时民盟已不以他在《中国的政局》一文中对他们的唐突为意，不过后来储安平也很少参加这边的活动。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由于民盟人才济济，储安平在这里很难脱颖而出——不像九三，那里大多是一门心思作学问的夫子。1959年戴了帽子之后，这两个党派倒都未将他除名。这一举措，造成今日仅余5名不予改正者全部为民盟盟员这一现实。
储安平搬出藏身的府学胡同，住进了当时专门招待高级民主人士的北京饭店。不久，周恩来亲莅该旅舍，一一看望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的新老朋友。储安平不是没有经过大场面的人，此时却深为感动。他后来对袁翰青说：“真想不到，周先生亲自到我房里，而且谈得很高兴。”
整整一批就算不能称为高贵，总可称为自由的心灵，就这样一下子被俘获了。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周的无与伦比的个人魅力；再一个就是，他们太高兴啦：在经过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分裂、动乱、屈辱和牺牲之后，一个和平、独立、统一、光明的局面终于盼来了！而且其中还包含着自己的努力乃至功劳①！这巨大的快乐，冲淡了这批民主人士心中的戒备、芥蒂，或许还包括他们独有的理想与判断力。满心欢喜的储安平这时显然忘了他对于“中共搞经济恐怕不行”的担忧，也不再顾虑他断言过的“自由的有无”。新政协就要开会啦！民主联合政府就要组建啦！新中国就要成立啦！
①这一想法或许可以与一位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最后提着枪进城的老共产党员干部（他可能不怎么识字，身上却有七八处枪伤）的说法相对照。对于民主人士，他的评断是：“他们的功劳如一根毫毛，把他们拨去也如一根毫毛！”
政协新闻界的代表共有14名，胡乔木打头，储安平名列其中。其实在这之前，他就已经结识了“乔木同志”。乔木对储安平的评价及任用意向，无论在50年代还是80年代，都高于储的那批非共产党文化人老友——虽然据称他们已相识多年、共同受到英美教育，甚至都具有自由主义色彩。这些人当然也有赏识他和愿意用他的时候，但当需要揭他、贬他、踩他，乃至在30年之后还不肯公开回忆他的时候，是很拉得下脸来的。恰如1953年，当梁漱溟与毛泽东在会上发生争执时，喊叫着不许梁再讲的，并不是共产党员，而是民主党派的朋友。
当时《观察》被封已有10个月。胡乔木、胡绳等在此期间曾就复刊事请示周恩来。周的意见十分明确：“有那么多读者，当然复刊！”这一连串的举措，储安平想来是知道的。因为在7月间平沪两地交通恢复之后，他曾有信给林元，极为高兴地告诉他：“经中央批准，《观察》要复刊了！”读者此时可以看出，他已不再坚持完全民办、不受党派制约的原则，正在从思路到语言一步步适应新的社会风习。
到了1949年11月，也就是第一次政协会议闭幕、中央人民政府刚刚选出这一重大时刻，《观察》在被查禁11个月之后正式复刊。
与原刊相比，封面上朴拙的“观察”二字未变——储安平竟然没有想到请毛主席、周总理，哪怕九三的许老、民盟的沈老题个辞；首页的撰稿人身分介绍未变，刊标也还在，只是没有了周遭的英文THE OBSERVER与INDEPENDENTNON
PARTY，虽然表明了不屑沾洋的气概，从形式美角度看，却秃秃的没了样子。加花饰的首页刊也还在，不过去掉了“储安平主编”几个字，虽然依旧由他主编。
最为有趣的是，复刊上来第一篇就是《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和编辑方针》。这可不像储氏风格，不知这位新接受任命的主编当时是正吃了一点批评还是有什么人劝他顶好取这种姿态开场。他让步了，费边社信徒历来讲究妥协（COMPROMISE），这又很像他的风格。至于标题的措辞，虽然储安平一生对文辞美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但这种简直能把读者吓退的用语，也只有在这一时刻才用得出。另一个不能不提醒读者注意的变化是，这类天经地义应由主笔写的文章，署名却是“本刊同人”。这里看不出储安平对他三年前提出的“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项基本原则有什么修正，在这复刊词里，他的自责是不大着边际的——这或许正反映了他此时认识上的不着边际：
我们的内心是空洞的、徬徨的，我们有理想，但这个理想是抽象的、笼统的、没有具体内容的；我们有热情，但这股热情是虚浮的、飘荡的、没有一定寄托的。
我们一片赤心地爱着我们的祖国，热情地希望我们国家变好，但由于没有得到正确教育，我们在思想感情上就不可避免地停留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阶段。因为不了解中共的政策和情况，并没有靠拢共产党……
这篇文章是否出自储安平之手，有些地方很值得怀疑。比如文中有“蒋介石这个法西斯大流氓”、“舔美帝的屁股”种种用语，似不像储氏之所为。如果真是他写的，也只能用诸如“入乡随俗”、“上什么山唱什么歌”等等俚语来开脱了。而对于这种陋习，如果连储安平一类的人都不加以抵制而混迹其间，致使18年后优美精致的汉语弄到只剩下“火烧”、“油炸”、“踏上千万只脚”，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下面的一段话，给人的感觉是，不但出自他的手笔，还出自他的内心：
我们还愿在此进一步告诉所有国内国外的人们：今天的中国人民，是全心全意地拥护中共和毛主席的，这种拥护完全是自发的，出于真情的。在过去，我们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受尽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欺侮、污辱，但是今天，我们这四亿七千九百万中国人在中共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终于站起来了。在国内，由于长时期的反动封建统治，我们的国家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已经腐败溃烂到了极点，到处是恶势力，到处是不合理。若干爱国之士，左思右索，东撞西摸，总找不到国家的出路，总找不到国家的生机。但是现在，由于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一切旧的、腐烂的、黑暗的，都将全部加以拔除，使新的、健康的、光明的，洒遍在中国的大地之上。这真像是一次奇迹，但却是活生生的事实。
接下来的是我们在文章首页上引的那段话：
毛主席及许多中共领袖先生的阔大深厚、人民解放军的严明坚强、中共同志的刻苦耐劳，使中国人民倾心折服、一致景从。帝国主义还想在中国觅术什么“民主个人主义者”，一方面暴露了他们侵略中国的野心未死，一方面也说明他们没有真正了解今日中国的实际情形。
考察储安平的一生，除非万不得已，他是不大会作违心的捧场之语的。从上文可以看出的是，他，以及相当一批类似的先生们，在换上中山装的同时，差不多也换了一个头脑，一副心肠。有趣的比照是，中山装并不是中共的创造，蒋总裁和党团系的人都着中山装。储安平们为什么不在彼时而到此时才换装呢？
不管怎么说，这确实是储安平与中共合作得最好的一段时间。从那时起到8年后的“向党猖狂进攻”，再到17年后的“自绝于党和人民”，景况已大不同。是他变了对方未变，还是对方变了他未变——这两个相反的命题都可以翻作当代政治用语：前者是“阶级敌人贼心不死，将矛头指向我们一贯正确的党”；后者是“在不断深化的革命形势下，顽固分子拒绝改造”。可见在储安平的下半生所处的这个风云变幻的伟大时代，对人的估评多么具有服务于形势的随意性。
在这篇复刊词里，储安平特别强调了工作方式的改变：
我们将充分建立集体主义的工作态度。各种编辑工作将在集体讨论的方式下进行，对于文章的内容彼此能有交换意见的机会，使编辑工作不致流入自流。
取这样的工作方式，真是难为他了。储安平一贯的作风是大权独揽，刊物事无巨细，一概一抓到底。据林元回忆，“直到搬到四川北路（那是《观察》的鼎盛期，发行量已到25000份，外加一套《观察丛书》）编辑还只他一个人，我是惟一的助手。”储安平亲自定题、阅稿、复信、改定，直到终校。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连每周五清晨将版送往机场（周六全国同时见报），也是他亲自去。林元还记得他们二人深夜从印刷厂出来，到附近的西餐馆吃宵夜的情景：每人一客西餐，外加一只煎蛋——连只是一只而不是两只这种事，也由储安平亲自定。很难想象复刊后的集体主义工作方式是出于他自己的选择，因为思想产品本无“集体”可言，这点安平知道得比谁都清楚。有什么主编就有什么刊物，主编的思想、趣味乃至习性，就是他那本刊物的思想、趣味、习性，本不言自明。强调集体，实际上是抹掉主编的主体性的一种堂皇的托辞，但若厚道一点，也不妨看作风气使然。不过话说回来，刊物办到今天，上面那番话也“可以休矣”！因为今日有幸与读者见面的任何铅字印刷品，全可铁定地认为是集体作品。虽然党曾一再教导“文责自负”，且几乎每个作者交稿时都把这一条绝望地强调再强调，稿子最终总难免被“集体”一番。比如诸位现在正读着的这篇文章，就必定是经过了一个又一个在位置上的人“彼此交换意见”之后“集体”决定的结果。
复刊之后，果然面目一新。
首先作者队伍变了。试比较原《观察》第10期（1946.11.2）与复刊后的第10期（1950.3.6）的作者：
原《观察》
戴世光 清华大学教授
陈友松 北京大学教授
韩培德 武汉大学教授
萧公权 前燕京大学教授
戴文赛 燕京大学教授
陈瘦竹 国立戏专理论
编剧组主任
复刊后
吴景超 清华大学教授
翟宁武 南开大学研究生
陈治文 南开大学
许诚 不详
费孝通 清华大学教授
郢瑞、白磬 不详
田欣 南开大学学生
肖玉之 东北银行工作人员
李有文 大学讲师
陈醒民 华大政治所所员
昔开枬 同济大学学生
再看文章内容：复刊后的《观察》频频刊出诸如《向党干部的学习高潮看齐》、《山西忻县专区干部学校教导工作的初步经验》、《劳动先锋马星祥谈50年大生产》、《挖出我的思想根源》等文章。党内理论家胡绳开始给《观察》供稿。他的文章既有老《观察》的风采又具新《观察》的精神：《孙中山从美国走到苏联》。郭沫若的诗作也第一次出现在《观察》杂志上——《我向你高呼万岁》：
斯大林元帅，你是全人类的解放者，
今天是你的70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
……
原子弹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儿戏，
细菌战的威胁在你面前只是梦呓，
你的光暖使南北两冰洋化为暖流，
你的润泽使撒哈拉沙漠化为沃土，
不朽的马克思和你同在，你和马克思一样永远不朽了！
不朽的恩格斯和你同在，你和恩格斯一样永远不朽了！
不朽的列宁和你同在，你和列宁一样永远地不朽了！
一部分老撰稿人依然活跃在复刊后的版面上，当然文章已不同以往。吴大琨教授提出，《怎样把我们的经济学提高到毛泽东阶段》。在吴先生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应该说，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大跃进以及后来的调整等等都还没有发生，作者本人当然一时无法对“经济学的毛泽东阶段”作一界定。从行文看，他所指的似乎是中国的经济学者应该达到的政治思想高度和实际上的不足：
我们中国的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者在过去乃至在今天是不是已经完全了解了并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并把我们学习的水平提高到这个阶段呢？能够肯定地对这问题作“是”的回答的朋友们，应当是更少的。
这一论断，从文章上看，不是建立在对毛泽东经济学（如果有的话）的研究上，而是建立在对毛泽东本人政治素质的判断上。当然，这一判断，用今天的观点看，是过于天真烂漫了：
毛泽东主席是坚决反对一切脱离中国的现实革命条件，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或者狭隘经验主义的方法来从事经济研究工作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全国的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必须努力地把我们的学习水平提高到毛泽东阶段的理由。
费孝通教授圆熟的风格在复刊后的《观察》上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在《知识分子与政治学习》一文中，他是这样论述知识分子必须进行思想改造的：“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脱离生产”，“资本主义社会中知识分子结合在生产中”。但，“在意识上他们倾向于个人主义，他们赖以生产的本领是知识，是脑力劳动，有类于小生产的手艺工人”。由于这种“白领阶级”“缺乏集体主义”，虽然“基本上是被雇佣者，既然不易有集体力量来保障他们的职业，就只有顺从和谄媚雇主来免除失业的威胁”，虽属劳动阶级，但往往“出卖了阶级利益而向雇主投降，在实际政治运动中，反而站在剥削阶级的阵营里”。并且由于“受了个人主义的毒”，而“观念上不能彻底，不能有远见”……
可悲的是，这不是惟一的一篇，《什么叫搞通了思想》、《不改造就落后》、《从往上爬到大家互助》、《进步的包袱》……作为原《观察》最早的和最经常的撰稿人，费教授显然还在勉力支持他的老友主持的刊物。卖力尽管卖力，但立世立言是不是有点过于疲软了？迎合的笑容是不是有点过于甜腻了？这不禁让人想起龚自珍的一句诗：文格渐卑庸福近。
漫画此时也变了风格，虽然漫画主笔依然是方成。在一幅画中，读者可注意到马、列二人及党的干部向前伸出的方向绝对一致的手指及走在闭着嘴的工人与张着嘴的干部前后的那巨人的脚印。从画上看，这穿皮鞋的人是从后边超到前边去了，且个头极大，谁呢？不会是导师幽灵吧？幽灵连影子都没有，怎么会有脚印？
旧日《观察》的风采也不是一点都没有，如在第8期上推出的一则“献刊购债”，就颇具储安平式的机巧：由《观察》献出200个“3月定户”，“把收到的刊费去购买公债，读者先生一方面帮助本社多购，一方面自己又订阅了刊物，公私两利”。这一计划后来兑现了七八成，可见《观察》那时还是有一定的号召力的，但这已明显属于小打小闹了。
复刊后办了13期，不得不收刊了，当然用的不是这个字眼。登在最后一期上的，是一篇短短的“改组声明”（1950年5月16日）：
《观察》社同人为使自己的工作对于读者和人民有更多的、更有系统的贡献，决定将本刊加以彻底的改组。《观察》出版至本期止，即告结束。此后本社同人将加入新组织的《新观察》半月刊工作。《新观察》半月刊是一种综合性的国内时事刊物，由新华书店出版。其内容如下……
这一行动35年后用《新观察》“自述”的口气说起来，已另是一番风采，在这自述中，储安平与原《观察》已不见一点痕迹：
1950年7月，我诞生了。一位历史学家和儿位有经验的编辑，为我塑造了最初的形象……我生在一个变革的时代，我本身也在不停的变革之中。仅仅半年时间，历史学家走了，来了一位新闻记者；不久，新闻记者又走了。这时候，一位女记者和一位女画家又将我的形象改造了一番，我成为一本时事、政治、通讯报告和文学、艺术、生活的综合半月刊——“恬淡清新、囹文并茂，上下古今、无所不谈”①……
①这四句话出自乔木。
文中所提到的历史学家是黎澍，用他自己的话说：
1950年以后，我就开始成为党中央宣传机关的工作人员，到1960年调出为止，我所作的工作只有一件，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
1950年5月1日创刊的《新观察》当然属于黎耐的这一工作期之内。据林元回忆，当时政府待《观察》的老职工颇厚，全部按干部待遇，具体工作安排在新闻、出版系统，北京上海随便选。林元选择北上加入《新观察》。他清楚记得，黎淘曾通过储安平频频催他尽快成行。想来这时两位主编可能正在共同努力筹备新刊。
但《新观察》的办刊方针与工作方式，恐怕既不是储安平、也不是黎澍所能定的。待林元到了北京，已经是黎澍要通过他一次次请储安平到社里来的局面了。储来得很勉强，到后来则根本不露面了。从他的爱刊如命外加上刚愎自用，到此时闭起眼睛、硬起心肠不再作任何他想，不知要咽下多大的痛苦。这时已到1950年底。
他显然是带着与这位编过《文萃》的中共地下党员的深深隔膜离开的。他不知道。而巨他永远不会知道黎澍的见解了。
“将近半百年历史的《申报》办下去有什么不好？非要改成《解放日报》；《观察》也非要换个名字收编，气量之狭小，无以复加。”
储安平随后即被任命为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他当时或许有重打鼓另开张再干它一番事业的心愿，因为不少人都记得他曾经提过的各色各样的建议。他甚至亲自蹲在总店的门市，打算过问书籍上架等事宜——这都是后来人们怀着对他的怜悯而当作笑话谈起的，可见当时就不曾被认真看待。他的努力像是碰在一块巨大的软泥墙上，全部吸收进去而无任何反响。
1952年，他被改任为中央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在这一任上，他未见有什么特别的作为。34年后，一位他当年不曾觐面的部属，湖南岳麓书店总编辑钟叔河再版了他的《英国采风录》（距初版已有40年）。钟叔河怀着一丝难于察党的伤感写道：
谨以新刊本书作为对这位抗战期间在湖南从事过教育工作和新闻工作，在50年代又担任过新中国出版局长的前辈知识分子的纪念。愿他安息。
据说为出这本书，钟叔河还特地征求也曾在英国当记者，并且跟储安平还很可以谈谈的老友萧乾的意见。萧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储把英国说得那么好，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再版无疑将再一次误导青年。听了这番意见，钟叔河还是决定出。不幸的是这本前发行局长的书只印到3000册（聊可告慰的是今天中国的好书大多是这种命运），连他的前妻、他的子女和学生们都没有见到，足见几十年了，中国的发行工作依旧令人莫名其妙。
到了1953年，“上边”曾对前边讲过的收编行为有了一点反省，有意成立“新观察社”，由储安平任社长，戈扬任总编辑。不料这一方案立即遭到具体工作人员的反对，其中以与他共事最久的林元最为激烈。他们是不是出于政治考虑，不愿呆在非党人士的“麾下”？要么就是储安平那种自己不要命连带别人也一同不要命的干法让人受不了？再就是他的不知怀柔，用今天的术语说是不懂“感情投资”着实伤了一批人的心。其实储安平并不是没有感情，只是没有悟到这也可以当作“本”来赚取利润而已。作过《观察》南京通讯员的冯覃燕至今记得1949年他结婚时，突然接到一封北平来信的情景。那是正在流亡的储先生写来的，真不知道他从哪里得来的消息。他抱歉说无法来参加婚礼了，只好简单地写封信祝贺。”50年代初，也就是储安平在发行局长任上的时候，冯罩燕到北京求职，“储先生到车站接我，那时每位局长配备一部三轮车，车夫兼勤务员。接到之后，储先生让我坐车先回他家，自己说了一声‘还有事’，就步行走了。”
1954年，他开始以全国人大代表、《新观察》特派记者身分赴新疆采访。此行看来并非出于乔木单独的决定，而是与安平本人充分商议的结果。读过《观察》的人都知道，储安平对新疆和新疆问题有着特殊的兴趣。他曾在伊犁骚乱前后长篇连载一位不知名的投稿者的长篇目击报道，又不顾别人的反对，出版《观察》新疆专号。他一定渴望亲眼看看新疆，特别当这片广袤与憛悍的土地和平解放之后。
他去了，精神十足——储安平在有事可做的时候总是精神十足。《新观察》总编辑戈扬清楚记得每每在寒冷的清晨送他上飞机的情景。为这次采访，专门给他配了一部车和一名助手，储安平对此相当满意。他的报道一篇篇发回来，在《新观察》、也在《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上连载，接着还出了单行本。然而，除了“乔木同志感到很满意”之外，这批费时费力不小的通讯几乎没有任何反响。人们当时就没太注意，到今天差不多已经忘干净了。这情形不知储安平本人有没有感到。他只是一味忙着，把孩子们丢下无人照料。
就在这一片匆忙之中，1956年来到了。
和1976年一样，1956年也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一年。就在这一年，私有制在中国被消灭；至今还使人捉摸不透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来了。
第五节
【谋】mou①计策、计谋。《书·大禹谟》：“弗询之谋勿庸。”《三国演义》：“某与吕布同乡，知其勇而无谋”……图谋、营求。《左传·宣公十四年》：“贪必谋人，谋人，人亦谋己。”谋略：计谋策略。《三国志·吴志·陆逊评传》：“予既奇逊之谋略，又叹权之识才。”
——《辞海·1935年版》
在1957年春天的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曾分别会见各界人。在与新闻、出版界人谈话的时候，他老人家突然转向光明日报的代表，问道：是不是共产党员？那次出席谈话的是总编辑常芝青，他站起来，说：是，是共产党员。毛泽东说：共产党替民主党派办报，这不好吧！此时是3月10日。
考虑到毛泽东是伟大领袖的同时还是伟大的谋略家这一事实，很难断言他那时究竟是确实不知道光明日报由谁人主编，还是明知故问。因为，第一，光明日报向来就不曾由非共产党人士编过，后离任的前两届主编胡愈之与邵宗汉，都是身分不详而不是从未公开的CP；第二，早在9个月前，在他《论十大关系》讲话之后，中宣部就已经在紧锣密鼓地活动着，在光明日报物色总编辑。在这个讲话里，毛泽东已经预见到一年后的局面：
①李维汉有一段委婉而精彩的论述解释为什么谋略会伴随毛泽东一生（起码是1927年或1935年之后的一生）：
毛泽东同志一生几十年都是在战争和斗争中度过的，对于战争，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政治上同反动派斗争（此处的“反动派”，或许应包括不同阶段的、本营垒内的政治对手，如张国焘、王明等。——笔者），毛泽东同志的政策和策略同样非常英明，可以说运用自如、得心应手。这些长期的阶级斗争实践，对他脑子不能不发生影响。
现在我们国内是民主党派林立，其中有些人对我们还有很多意见……形式上没有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实际上，这些民主党派中的一些人就是反对派，在外交、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问题上，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关系要改善。我们要让民主党派人士，谈出自己的意见。只要说得有理，不管谁说的，我们都接受。
要说话，总得有块地盘（大众传播媒介）。那时还没有《世界经济导报》，也没有《现代人报》，不知谁首先想到了光明日报①，而且是非共产党员办的光明日报，于是开始物色主角。本来，第四届总编辑的第一人选是徐铸成。当时，这位倔脾气的老报人正经历着他那份缘抗日而创刊的文汇报的第三次停刊：第一次是在1939年，被日伪停掉的；第二次是1946年，国民党停的，这在前一节已经说到；第三次停在柯庆施手里，时间是1955年，公诸于世的名义是“自动”。
①后来，又想到何不让文汇报复刊？于是文汇报1956年10月复刊。这两份报纸。在1957年春均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夏天以后，则作为资产阶级方向的代表，受到首当其冲的批判。
1956年夏，徐铸成正带着他文汇报的原班人马，北上首都，在与柳提、叶圣陶（这两位是当时的教育部长）和谐的合作中，轻轻松松地编着一张周二报纸《教师报》，姚凑找到他。
“喂，心情怎么样？”这位当年的宣传部副部长问。
“很好，很惬意。你瞧，住在乡下，有一部小车，没事就到处玩玩。”
“嘿，昧心之论！你这人一辈子办报，现在一周两张的专业报纸，你过得了瘾、安得了心？”
“的确安心。既然说了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文汇报停就停吧。现在教师报对我不错，就安心在这里做了。”
姚臻不再与他打迂回，单刀直入解释形势：光明日报决定完全交给民主派，章伯钧仍任社长，常芝青撤离，中央的意思叫他接任总编辑。面对这足够诚恳的交底，徐铸成也以实言相告：
“做事总要有一个班底，不能一人唱独脚戏。现在我的人马都在教师报，让我光身一人去上任，这台戏唱不了。”一再谢绝。
“好，那就不勉强了。”姚臻说。
徐铸成拒绝了，中宣部开始进行第二人选方案，这次是乔木出马，亲自登门征求储安平的意见。
虽然又同龄又是小同乡，与他这位被封过三次的同行比，储安平是“嫩”多了。英国派头的他不认“班底”说，也不以“上无常操”，或者“上下一日百战”为然，那是上百、上千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有政协吗？有宪法吗？他只认Fair Play。他不用拉拢谁，也不用提防谁，包括，比如说，常芝青。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天真，令人心恻。
在谈话中，乔木特别提到《观察》，提到他成功地编这本刊物的时候，联系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希望将来主持光明日报，与这批旧朋友还要多联络，鼓励大家多写文章、多说话。乔木接着还特别补充说，过去工作上的助手也可以考虑邀些来帮忙。
虽然出自Prf.Lascki之门，安平毕竟是中国人。他潜在的虚荣心、他对“三顾茅庐”之恩德的顾念，再加上他1949年之后实质上的不得志，都决定了他的欣然受命。乔木接着的作法也是颇具人情味的，先安排他到青岛去度蜜月（此时正值他鳏居10年之后的第二次新婚）：
“把新疆的采访写完，上任的事以后再说。”乔木亲切嘱咐。
他去了，并在海滨写作，直到秋天。1956年11月，他收到章伯钧的信，称经“各民主党派公推”，请他出任光报总编。他于是也一本正经地复了信，表示接受。今天可以肯定的是，这“公推”显然不过走走形式而已——中国八大民主党派近40年历史，类似的形式不知走了多少——但这次，应该说，“策划”与“走”的双方，都没有丝毫恶意，虽然这已成的局面并不是人人都满意的——这点，储安平当时就有了察觉：
我当时有这样一个感觉，章伯钧并不欢迎我作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他时我的态度是很冷淡的，我和他过去太没有私人渊源，而党的推荐我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他也不好拒绝。
读者在这里可将储与胡、章二人的亲疏作一个比较。遗憾的是，在后来的斗争中，他主要罪名之一竟成了“向党猖狂进攻的章罗联盟骨干分子”。
1957年初，按照乔木“联络老朋友”的指示，他去了一趟上海。从他后来所作的交待看，一到上海，就去拜望徐铸成。
当时，文汇报奉中宣部之命复刊已近半年，那场著名的关于电影的争论，正闹得火热。当时，宣传工作会议虽然还未召开，“双百”的提法已经传下来。徐铸成很兴奋，但也有不少疑虑。两名小同乡都不再提10年前之嫌，反复切磋这8个字的含义。此时正主持着一张报的徐铸成处处显得比较保守，而即将接手另一份大报的储则“冒”得多了。他不同意“争鸣”只限于学术界，觉得应该扩展到政治领域，鼓励大家多讲话。他断言：“百家争鸣是全面的，电影讨论只是一个局部。如果电影都不能谈，还谈什么百家争鸣？”
读者在前面已经知道储安平办观察的劲头，对他在此刻所作如是说定觉毫不足奇。有趣的是直到30年后，在1986年一次软科学的闭幕式上，当一位开明的中共高级干部将此观点再度明确提出时，与会群众竟欣喜若狂，于是引出郑重的否定与又一次的再否定，直到今天尚未了局。
当时，储氏新的出任已在上海传开，原光华同学决定聚会作东请他。据赵家璧回忆，晚饭约在7：00，大家左等右等，等到9：00这位老学友才匆匆赶到。坐定之后，没吃几样菜，就被一部小车接走了——其红火与煞有介事至此。
几乎与此同时，在1957年那乍暖还寒的季节，毛泽东为说服党内接受“双百”的“亲莅巡说”，也正在紧张运行中。在自主演说极为萎缩的中共内部①，享有巡说特权，并运用得极为漂亮的，只有伟大领袖一人，看来他对此也颇自知。终其一生，这法宝只在三次极为关键的时刻拿出来用过。这是第一次，以后的两次分别是1966年发动文化革命前夕和察觉了林彪班子的“不轨”之后。
①其萎缩的程度实属世界罕见：德高望重的人大副委员长与孩子们联欢时，还要拿着讲稿念。这情形最近略有突破，如赵紫阳总书记在十三大之后与记者的公开会见。
先是在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而且开宗明义就谈到今天谁都不大敢碰的“言论自由”：
有选举权的，宪法就规定他有言论自由，我们就得让人家讲话。我可以批评他，他也可以批评我，这就是言论自由。有人问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如果马克思主义被批评得倒，也该倒，证明那样的马克思主义是没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应该再放。
接着和文艺界人士谈话。当时有一种风气，一篇文章的好坏，不看文章本身，只看“上头”对这篇东西的态度。在那次会上，大家很想摸摸主席对陈其通等四小“左”的态度。毛泽东的反应干脆利落：
说我说陈其通四人的文章是好的，真奇怪，我说是要放的嘛！
当时显得最为开明的康生立刻为这句话作注：“这是他们对‘双百’政策有怀疑。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正适合他们的胃口。”
在与新闻出版界谈过话之后，又会见高等院校校长，开场第一句话即为：马列主义从来就是主张百家争鸣的。
这位巡说人接着去了天津，这次是对党员干部：
对百家争鸣没有信心，对百花齐放怕放出毒来，我看完全不是这样。若采取压服的办法，不让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至于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评，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我看没一样不可以批评的，只要谁愿意批评。什么人怕批评呢？就是蒋介石那样的党，蒋介石那样的法西斯主义。
三天之后，老人家又到了上海。这里有他的好学生柯庆施，而且下面这番话，就是在柯庆施主持的会上讲的：
同知识分子问题、科学艺术问题有密切的联系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的问题。关于这个方针，我们还需要在党内做许多宣传解释工作。有些同志觉得这个方针太危险了。百花齐放，放出些鬼来怎么办？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人说，“民主党派有什么资格和我们长期共存？还是短期共存吧！”“我监督你，我还用你监督呀？你民主党派哪年打的天下？”所有这些意见都是反对我，主张收。中央认为主张收的意见是不对的……不但在纯粹的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应该让他们自由说话。
接下去到了南京，会见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两省的党员干部。此时毛泽东自己也承认“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
没有谁能否认，在这一连串的会晤中，毛泽东雄才大略、博闻强记、风趣幽默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至于与会的大多数，如果不看他们毕恭毕敬的迎送，不听他们当时报以的掌声，仅从他们四个月之后的作为来反观，当时多半只有跟着傻听傻乐的份。
与这轻松融洽的气氛相对照，对人民日报的批评显得分外严厉，除了上文所引“死人办报”外，还有：
宣传会议未登消息是个错误。这次宣传会议党内外人士合开的，为什么不登消息？最高国务会议为什么不发社论？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省委书记会上为什么听错了？这叫“各取所需”。最近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的，反对中央的方针的，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中央开了很多会议，你们参加了，不写，只是使板凳增加了折旧费。如果继续这样，你们就不必来开会了，谁写文章叫谁来参加会。
在这一阵紧似一阵的批评中，毛泽东提到了光明日报：
对当前政治情况的讨论，光明日报连发了几篇，都是当前重要的政治情况如“为放而拿”，这些情况编辑部应该讨论。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徐铸成觐见毛泽东时的那番景象，也就是本章开头所说的那次会见，这次没有储安平，但常芝青与邓拓都在场，显得特别受冷落。那次会见，徐铸成迟到了。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
听到康生的介绍，老人家立即伸出大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你就是徐铸咸同志？你们文汇报办得好，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放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功夫再翻翻别的报纸。
当时徐铸成正被上海市委“反击”得心灰意冷，听到主席的这番赞赏，“我心中翻起热流，感到无比温暖幸福。”
这时康生宣布，有什么问题要主席回答的，请提出来。
徐铸成赶紧提出他心中最大的结：“宣传双百，心中无数，抓紧一点还是松一点，该怎样掌握，请主席指示。”
读者此刻应该注意的是，毛泽东曾经考虑到的“鸣放”的高度和深度，徐铸成此时根本没有触及，更不必说提出诸如民众对权力机关的监督与批评等等了。他只是向党中央主席请教，如何更好地宣传中央的方针。
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只讲了一番片面性的问题。在说到鲁迅、李希凡、王蒙等人都有片面性之后，突然说了一句：“我看姚文元片面性比较少。”那时姚是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一名干事，在座的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但这位小姚不但被特别指定到北京参加会议，还受到这样的当众称赞，足见毛泽东要培养自己得心应手的理论家的心愿在那时就埋下了。历史已经证明，姚的文字果然在后来的每个关键时刻，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徐舍不得放过机会，仍旧追问：“我体会双百方针的提出，在政治思想上说，是征求高价的批评，让人民畅所欲言，说的不对慢慢再说清楚，不要一下子压下去？”他在这里并不敢强调严正的批评（如马寅初的“人口说”）对党对国之宝贵，只问说错了能不能不压，而且限定了政治思想领域。
毛主席回答道：“你的意见很对、很好。”
徐依旧不放心，举出因电影讨论而遭围攻的实例，追问：“请问主席，这时我们应该怎么应付？”
徐铸成不愧老资格报人。他的这个问题之足够咄咄逼人，不在语气，而在回答者无法用含混的语言大而化之。毛泽东当然不会被问住，他在几乎不能回避的时候还是避开了：
“我叫周扬同志给你们这场讨论写一篇小结，批评及反批评的小结，这就叫正、反、合，这就叫辩证法嘛，你同意不同意？”面对如此玄妙、又如此高屋建领的答案，徐铸成还能说什么呢？他于是点头称是：“主席想得很周到，我完全同意。”
在这次接见中，毛泽东预告了共产党的整风：“要用小小民主的方法，就是小民主上再加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先整共产党。现在我们有些同志装腔作势，他们没有本钱，又要做官，不摆架子就不行。”
毛泽东下面的一番话很难不令人感动。他诚恳地“交底”，说他的思路：“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谈话，本来在心里积累了很久，去年已经讲了几次，后来又看了些事情，看了陈、马他们的文章，想到会有人以为他们的文章是代表中央的意见，因此觉得有好好说说的必要。”他承认共产党的拿手好戏是打仗、专政，“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全国性办报没有经验，办学、搞出版、科研都是这样，现在是外行领导内行。”他并且嘱咐：“开会的时候，就是要党内党外的人在一起，共产党不要关起门来开会。”这不可能不给人以党内党外不分彼此亲如一家的印象。
4月30日，毛泽东落下了他这场伟大的战略部署中最后的也是最浓重的一笔。
那是“五·一”节前夕，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亲自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大家帮助党整风。他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宣战。”他还着重号召民主人士揭露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官僚主义，并责成专人就民主人士的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问题专门开会征求意见。
这次时间地点选得可谓匠心独具：春天已经到了，第二天就要过节，伴着巨大的红灯笼，被告知以“阶级斗争结束”！想来也只有在这样的气氛中，毛主席才会亲切地使用这样的字眼——这字眼后来传到我们主人公耳中，又从他口里说出来，成了十恶不赦、万劫不复的罪行：
“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
“五·一”节之后，再未见毛泽东出来。用今天的眼光看，颇似临战前短暂的寂静。
1957年4月1日，储安平正式上任。完成这一形式的，正是对他“不好拒绝”的章伯钧。请看他自己的回忆：
上午9：00，章陪我去了光明日报，到了报社，各部主任都在欢迎我们。章伯钧说：“我把储安平同志带来了，他是一个作家，增加了光明日报很大的力量。”停了两三分外，他又和别人闲聊了几句，坐了五六分钟，他就先走了。
接着当然是新任总编致辞。储安平此时抛却了1946年办《观察》时的作派，不再强调自由、民中、进步、理性。他开场的一番话至今光明日报的老职工都记得：
“我到这里来工作，李维汉部长支持我，党是我的后台。”他们还记得，在后来的编辑部大会上，他也一再重申：“李维汉部长曾对周扬部长说，以后若是有人批评储安平先生，你要为他撑腰。”
他开始上班了。当时，共产党支部在光明日报的活动是地下的，组织生活总是在下班后进行，而且是在常芝青家。但民盟的组织生活在报社内完全公开。4月9日，储安平回娘家一般地参加了民盟支部的组织生活，还发表了讲话：
4月1日来时，心情很平静而从容。和大家相处如家人感觉。为什么？是否胸有成竹？是否有大政方针？是否拉了多少稿？是否摸了底？我却什么也没有。只准备和大家商量。受党的教育要表现在行动中，并需以诚意特人，向人学习。
在讲了对这张即将接手的报纸的印象之后，他又说了一番其实不该在这种场合说的话，后来都成了揪住他打个不停的辫子。不能说他对这种“受命于非常时刻”之凶险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但对凶险将来自何处显然估计错了地方：
我有信心，但不可能无困难，这是规律。民主党派多，一定要挨驾。我们要估计到这些国难，做得尽力，骂也不怕。
办报就在风浪之中。是否符合事实，风浪也不怕，要登。要精神，要沉得住气。
接着，他开始一一拜望各民主党派的宣传部长和大学里的著名教授。前音属于例行公务，如民进的冯宾符，农工的严信民，民盟的罗隆基、萨空了，民革的王昆仑等等。后者当然都是一些声气相通者，包括数十年旧游：袁翰青、金克木、杨入楩、费孝通、钱伟长、彭子冈、王恒守等等。这些人后来当然也一个不漏地同时被激发起来，又同时遭到反击。就在这前后，他开始与编辑部的同人交谈——在不到三周的时间内，他“见了94位同志，其中26位是个别谈的”。虽然这在后来也成了罪行：“施展卑鄙伎俩，企图从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这个环节上来拉拢、收买青年，篡夺党的领导，为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准备着后备力量。”不过，这种干劲，在光报创始至今的十多位总编辑中是绝无仅有的——当然，这也有说道，“反革命热情高涨”云云。汉语的遣词与思维逻辑到了这个分上，真该是“无声胜有声”了。
当时，常芝青还未撤出，作为原任，储安平对他起码在表面上是很尊重的。比如第一次向社长章伯钧汇报工作，就是在与常及总编室主任高天充分商量并取得一致意见之后。但此时他一定感到当初勇气十足的单枪匹马上任是有些唐突了。这感觉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毛主席共产党这种宏大的气势面前，他的班子有点力不从心，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也是他后来最大的罪状之一——“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党）鼓励大家鸣放，而光明日报在鸣放的报道上落在后面”，费孝通当时是这样描述他的：“很起劲，把光明日报看成他办的企业。”
他开始拉人。首先盯住的当然是大公报，他就商于常芝青，能否在保证光明日报领导层有4名共产党员的前提下，请王芸生在这要紧的时刻帮一把。然后是亲自出动拉人，为光报拉有学问、有能力、有影响，还要有色彩的人。最先盯上的是潘光旦与费孝通——他这时肯定已经完全忘掉费先生50年代初在他的复刊的《观察》上发的那一串既无学问也无色彩，而且自己决不会将其选入文集的那些准垃圾，他更看重他真正的人，而不是作给人看的人。他向他们交待政策——“政策”是储安平之流说了算的吗？这实在滑稽，也实在堪怜——拉稿，责备费先生不该把《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那样的好稿给了人民而不给光明。他计划给费专辟一个专栏，甚至要将费调到光明日报社，已到问费一个月拿多少薪水的程度。
他深感光明日报缺乏笔政人才，罗隆基向他推荐陈新桂，说这是民盟总部干部中理论水平比较高的一位。储进一步打问此人为人作风如何，是不是容易共事。罗隆基说：“这一点要说清楚，陈这个人很直爽，有话就当面说，不顾别人的面子下得了台下不了台。”这种特色（或称缺点）储安平绝对不在乎的，但章伯钧不同意，只得作罢。后来事态发展证明，陈新桂确是一名干才。他的言论与态度，仅从1957年暮春的版面上看，如果不是最突出，也仅次于章乃器。反击时那些常用的词对他都失去了效用，只好给他套上一顶无可无不可的帽子“荒谬绝伦”。
他还曾与章伯钧多次权衡，能不能在社委会之下设个常委会，要么多设几名副社长？他还想成立杜委会的顾问团和编辑部顾问组……尽管时刻想着“分寸”，想着各种势力的协调——这事实在够累人的，而我们中国人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这上面了——他的急切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简直到了不避嫌的程度。不幸的是（或者说，幸运的是），他的这些想法，没有一个兑现，包括他带着几乎孩童般的快乐执意要发表的钱伟长夫人与周培源夫人推荐来的一篇小品文《公开征求拼音专家，请将左文译成拼音文字》①。储安平直到辞职的时候，还是单枪匹马一人。
①这篇征求译为拼音文字的小品文的标题是《施氏食狮史》：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氏适市，适十硕狮适市，是时氏视是十狮，恃十石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试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食时，始识是十硕狮尸，实十硕石狮尸。是时氏始识是实事实。试释是事。
5月7日，在向章社长作了全面汇报的基础上，他第一次在编辑部全体大会上公开他的改进报纸工作的几点意见。
首先，他提出在新的政治形势下要更进一步把光明日报办成名副其实的民主党派报纸。
怎么办？他提出双轨。一方面团结、组织和联系全社会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另一方面努力反映民主党派成员的意见和要求。他认为，“光明日报应该成为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讲坛，要创造条件主动组织推动他们对共产党发言，从政治上进行监督”。布置要闻部的工作时，他要求他们多“搞人民生活（物价等）问题的报道，要主动去发掘，体现政治监督，代表普通百姓讲话”。或许是在与高级编辑人员谈心时，他曾发表过“报纸与党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矛盾，那就是报纸要登，党和政府不许登”一类评述。可以认为有所指，也可以认为是一般议论，到后来都被原封揭发出来，令与会者个个义愤填膺。
对他的办报方针的批判是严厉的，已没有丝毫可回护的余地：全盘否定党的领导下的成就，怀着重大阴谋，实践一套完整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办报路线。至于双轨，那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他要搞的当然是单轨，是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的另一条轨道。
应该说，储安平提出的种种方针，不会是他信口开河，老实讲也没有多么了不起的独创性，其内核，主要来自中共中央统战部在4月里召开的第七次工作会议。在这个会上，李维汉明确提出，“贯彻‘放’的方针，鼓励党外人士唱对台戏”——后来这一精神衍化为让光明日报与人民日报唱对台戏。李维汉作人一生惟谨，很难想象这种字眼会由他首创。遍查文献，终于找到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过，这种严肃又戏谑的话，还是出自毛泽东。但李维汉的态度是明朗而坚决的，他坚信“对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一个根本性的安排。各民主党派在宪法赋予的权利义务范围之内，享有组织独立、政治自由和法律面前平等的地位，不仅是党的政策要求，而且是宪法赋予的权利”。而且，作为一种信条——如果不说是策略的话——从理论上讲，他也并没有改过口。不仅在1957年4月间如此，就是到了夏、秋，乃至到了他口授自己的回忆录的80年代中，也是如此。不幸因为汉语的无比丰富以及多义性，上面的一段话，在不同的局面下，是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的。
接手光报，储安平最拿不出办法的恰恰是他最看重的社论，对此，他曾向各民主党派宣传部门彻底交底：
就现在情况来看写社论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光明日报过去的社论，一种是教条，四平八稳；再一种是说共产党的好话，歌功颂德。批评监督的社论没有，要写批评监督的社论，必须社务委员会支持。光明日报的婆婆多，八个民主党派是八个婆婆，民主党派有几百个中央委员，是几百个婆婆，一个婆姿一个看法，就很困难。因此，必须社委会授权。在没有授权之前，只能用个人名义写这方面的文章。
此外，对于始自延安新华日报改版，而降至1957年甚至降至今日都不惮其迂的“问题写作”，也成了他“改进”的目标之一。对于报纸通过“搞问题”而指导工作，他并不是不知道，但他认为：“在目前，这种情况已有所不同。特别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之后，鼓励大家独立思考，对报纸指导工作的要求已经减少了。”他对报纸的理解是：“我们的目的在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对于重大问题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请示，他的底气似乎太足了点：“我们是民主党派的报纸，用不着！”
那么，他此刻是不是不再认为“（共产）党是我的后台”了呢？应该说并不是。笔者甚至倾向于认为，自1949年至今，很少有谁的言行不认为“党是我的后台”。就比如读者诸君正在读着的这篇文章的写作与发表，就是“党是后台”的直接结果。问题党不是一个人；就算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死了的人；就算是死了的人，也总有不只一篇白纸黑字的文章留在世上。储安平太相信党对他作为一个囫囵个的、有思维与创造能力的活人来相信的程度了，更忘记有人或许还会想到他的祖父，他的师傅，还有他在国民党里的私人朋友。以此来对储安平的智力水准下判断是不公正的。他太着迷了，迷到犯傻的程度。
或许并不是这样，他其实已经把所有的一切都考虑进去了。但他答应下来的既然是“做事”而不是“做官”，就顾不得那许多了。而且，就在他主持光报的短短70天中，这种情绪也没打算隐瞒，几乎所有的人都记得他说的那番颇带了一点感情的话：
光明日报让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办，这句话说得好。但我要看看究竟怎么样，看看我到什么地方就要受到阻力不能前进。我要碰。我要扛一扛风浪，担一担斤两，我要看碰上多少暗礁。
共产党向全社会正式通告自己的整风，是在5月1日，即毛泽东天安门城楼座谈会的第二天。也正是从这一天起，被伟大领袖和中共的诚意所感动，觉得再沉默就太太太对不起党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包括他们之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开始正式鸣放。
头几天，大家不怎么想动；或者说，还不知该怎么动；要是对中华文明的路数比较熟悉，就知道，这时大伙正不约而同地按照中国的老例，先看看再说。真正着急上火的，只有那些自以为对帮助党整风负有重责的人，如储安平、钦本立等。为发动鸣放，或者换句话说，为了“把报纸引向资产阶级方向”，他们真是煞费苦心。储安平“最恶毒的”九大城市座谈会的主意，就是在这绝境中逼出来的。
到了5月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开始召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开座谈会，各部门、各省市和各高校，也都档次递降地依样召开，请大家帮助党整风。一开始，当然还是启发、鼓励；渐渐地，有人发言了；渐渐地，发言愈加尖锐起来；文汇报、光明日报等则把其中最“精彩”的送上版面。虽然后来储安平遭到众口一词的指斥，说什么“恶毒”他登什么。这实在有点冤枉他了。他只是追求言论自由，追求不受限制地表达这一原则。某些重要的反驳意见，如马寅初认为“高校就应该设党委，没有党委书记我这个校长没办法做”这类言论，他都照登。
今天的读者大约只知1957年有右派却不大知道他们怎么个“右”法。择其要而述之：
1．党委治校抑或校委会（教授）治校（黄药眠）；
2．共产党内的宗派主义作风（章乃器）；
3．民主党派参加协商应有名有实（罗隆基）；
4．文教界共产党员负责人不称职①（陈铭抠）；
①“不称职”说当时遍及各界，如经济界。原话为：听说一些领导财政的同志曾公开宣称，根据几年来的经验，总结出来这样一条规律，即是国家的财政收支如果不能平衡，势将导致物价上涨和物资供应的紧张状态。其实这是经济常识。连这样的常识也要从亲身经历里面去总结，我们的财政政策就未免过于盲目了，我们的财经工作也未免太儿戏了（陈振汉）。
5．共产党以党代政，党不应该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黄绍竑）；党政不分，中央是根（扬玉清）；
6．共产党员的特权思想（李伯球）；党员特权造成党与非党之间的墙与沟（龙云、张云川）；
7．人民代表大会与政协制度需要改造（叶笃义）；
8.三大主义（官僚、教条、宗派）限制新闻自由（张友鸾）；
9．要求人生三大事：物质生活保障、精神的民主与自由（章伯钧）；
10．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应是政治设计院（章伯钩——这话最初是毛泽东讲的）；
11．群众鸣放得越彻底，党的威信就越高，把鸣放重点放到基层去（王造时）；
12.成立平反委员会（罗隆基——她作此语的出发点是怀疑现有的党政机构自我改善的能力）；
13．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北京大学学生）；
14．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套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荣子正）；
15．我们对当前经济科学的意见。这是陈振汉等六位经济学教授特地聚在一起认真讨论之后准备上呈的，事后对他们进行的概括性批判为：“会上六人都发表了意见，污蔑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教条主义，国家经济工作中有很大的缺点错误却不准公开讨论。企图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指导国家的经济建设，说政府应该吸取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来制定政策，制定经济政策时应请经济学家参加设计，政策制定后应公开讨论监督。”（陈振汉、徐毓楠等）；
16．共产党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群众不敢信任共产党，因为他们在八年中体会到共产党善变。若你们再不争气，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路，总有那么一天了。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大家也不会卖国（葛佩琦——这就是后来被概括的“要杀共产党”的那段话的原版）；
17．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定息不是剥削（章乃器）；
18．党天下：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储安平）；
储安平的这个发言是在6月1日作的，差不多是统战部座谈会闭幕的前夕了。储安平自己已交待：
解放以后，一般说来，我很少在外面说话。鸣放开展以后，也很少讲话。九三、作家协会来邀，都未发言，多少采取逃避的态度。一则我对发言的积极性不高，二则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要谈。所以统战部座谈会开得很久，我一直没有去，5月30日上午统战部来电话要我去。我答应去，但说明不发言。下午听说6月1日还要开会，统战部彭处长希望我6月1日发一次言。我31日上午还在报社工作，31日下午在家写发言稿，那天下午和晚上一直在家，没有外出。伯钧同志说我的发言稿罗隆基看过。并无此事。
尽管储安平是一个风头很健的人，笔者依旧倾向于相信他确实直到5月31日还不想到会上去说话——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他无话可说。但当一顶顶高帽送到头上，一声声恳挚的要求送进耳廓，他让步了。而他一旦决定讲，就想博个满堂彩。用后来章伯钧的评价，就是“现行政治上的一些人，大都只说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要汽车、干部、房子之类，能谈大问题的人不多”。
在那天的会上，他不但持有照本宣读的发言稿，这槁还是打印好、估算好版面，并特别注有“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发言稿”，“希用原题、原文勿删”字样的一份交报馆直接发排的成稿。
他期待的效果出现了。会上即博得一片喝彩，会下更盛传不衰。大家都记得马寅初当时即用手拍着椅背，连称Very good，Verygod！第二天，在见报的同时，中央台全文广播。他以少有的亲切对孩子们说，“来，听听，这是爸爸昨天在会上的发言。”他不知道的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那篇给党内干部阅读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已发下半个月，此时正是文中早已点明的“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顶点在哪儿呢？至今未见任何权威性的文献加以说明。若将随后批判的火力的强弱及对人头处理的宽严作参考，高潮应是那个与治蝗虫的农药同名的“六六六”事件了，即6位教授在6月6日应章伯钧之邀紧急聚会，讨论鸣放形势，对照他们当时所怀有的悃诚，和后来对他们的解释，只能说，“足令历史带泪看”。章伯钧先介绍学校的局面，请大家研究民盟在运动中应该如何工作。费孝通说，现在各大学的学生情绪激烈，情况十分严重。老师若去给学生领头，事情就闹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就完了。曾昭抡认为形势一触即发，共产党大意不得。钱伟长特别指出学生在到处找领袖，期望着教授们站出来说话……他们决定这时候一定得出来，不能让共产党进退不得，要帮助真正继承了列宁衣钵的“毛公”，要帮助共产党稳住局面。
此时，距人民日报那篇晴空惊雷般的社论《这是为什么》的发表只有两天；李维汉那突然换了一副面孔的总结发言，也将在两天后作出。他们怎么会料到，毛泽东对“六六六”的理解竟是这样：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的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李维汉去世前的一段回忆，或许可以部分解释这一局面形成的过程：
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五月中旬，汇报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发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汇报之后，我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那时，蒋南翔同志对北大、清华有人主张“海德公园”受不住，毛泽东同志要彭真同志给蒋打招呼，要他硬着头皮听。当我汇报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同志说：不对，这不是始嫂，是敌我。
在这场较量中，很值得共产党骄傲的，是那段几乎每个中国人在文化革命中都背得滚瓜烂熟的语录——“阳谋”：
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他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他们出土，才便于锄掉……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这确是事实。毛泽东的警告在1957年1月即已作出：
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是不是想复辟？
但怎么解释4月30日天安门城楼上的座谈会呢？怎么解释那几乎征服了所有文化人的谈笑呢？从4月30日到5月15日，只有半个月，究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或者不过什么触动，使他一下子暴躁起来，而酿成这半个世纪都未必缓得过劲来的悲剧呢？
李维汉这样回忆在5月10日前后“向主席汇报”的情景：
……及至听到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
怎么估计罗隆基这几句话对毛泽东的伤害也不过分。这伤害不仅仅在于诸如谁打天下，谁坐天下，交椅怎么摆等等要命的问题，而在于它是一个旧伤疤，伤害一直可以追溯到1910年末，追溯到他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①。更不可以忽略的是，这伤害也不是一人一时所能加予的，张国焘、罗章龙、王明、张闻天，也许还有别的人，总之，一批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洋教育的人，没准都让他十分不舒服过，特别在他们还没领教他的手段而“放肆得很”的时候。当然，当他们在他的智慧下活动的时候，他可以称赞，甚至尊重他们；要是想反，他就要让他们看看，究竟谁“大”，谁“小”；谁真有学问，谁“书读得越多越蠢”。对这批衣冠楚楚，满口洋文，爱洗澡、爱吃药的秀才们随意嘲弄，打趴下再拎起来，拎起来再打下去，可以说是伟大领袖终生乐此不疲的游戏。
①当时周作人教授对青年毛润之很是忽视；图书馆的高级职员也因他用龙飞凤舞的字体书写卡片而面斥。对此，毛曾在给家乡友人的信中流露：受够了洋教授的窝囊气。
5月上、中旬，相当一批亲随已经窥知了毛泽东的意图。党内文章一下达，高级干部们心里都有了数。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于是东施效颦，也残忍地玩弄起那些“不可一世的高级知识分子”来。比如人民日报依旧在发社论：《继续争鸣，结合整风》；如不但统战部的座谈会仍旧开，新闻界等在16日之前还新召开了会议；如几次三番催促储安平之流发言；甚至担心右派品种不齐，有意制造一些。请看李维汉的回忆：
工商座谈会期间，有人提真正的资本家与会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断扩大规模，找了北京的吴金粹、天津的董少臣、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会鸣放，后来这些人都被划为右派。
但当时这批已知情的中共高干确实有意保护一批人，究竟是有组织的布置，还只是出于他们个人的友情，今天就不得而知了。今日学界盛传的是，田家英——他是毛主席身边的大秘书，文化革命刚刚开始就自杀了——特别着急，急得火烧火燎，一再提醒他30年代就相识相知的老友曾彦修，让他快快闭嘴。不过曾彦修对此予以否认。他清楚记得的是，人民出版社的一些“过激鸣放”把他吓坏了，比如“到人事科抢档案”、“到天安门示威”等等。他觉得没有办法控制局面，只好就商于田家英，问能不能把他从这里调开。田的回答是：“你胆子太小了，要放手发动群众，根本还没有发动起来嘛！”他又去找当时文化部主管出版的副部长陈克寒，陈也说：“没发动起来！真有什么事也没什么不得了，怕什么？！”曾彦修记得很清楚，这时确实已不是5月初而是5月底。曾彦修认为，或许大家把田家英类似传说中的另一次事先警告安到了他的头上，那次是对张闻天；时间是在两年之后的庐山会议上。那次，田家英与胡乔木苦苦劝说张闻天不要发言，张还是发了，从容而坦荡。当然，这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柯庆施此时心情可能相当复杂。他特别关照文汇报，凡是北京方面来的给人戴帽子的稿，都要事先与他通气。那位老黄牛一般只知干活、不善言词的文汇老人严宝礼的名字就是北京点了而由柯庆施勾掉的。这一义举，并不表明柯庆施对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地位与作用有什么与毛泽东不同的见解；如果非说有，也只在用语方面有了一点突破。他独到的评价是：中国知识分子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自我检查，还常常会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
李维汉也有要保的人，他只好耍起小技巧：
工商界座谈会开始于五月中旬，这时，中央要反右的方针在我脑子里已经清楚了。当时胡子婴从西北视察回来，在会上讲了上海一批工厂搬迁西北，办得不好。黄炎培从外地考察回来，也讲了一篇类似的话。我看到如果让他这样讲下去，将来要划为右派不好办，就宣布休息，请孙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保护了他。
不会有人出来保护储安平的。《这是为什么》中的一句话——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已经规定了他此后无可更改的被批斗的地位。社论发表的当天下午一时半，储安平辞去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这时候，他那“经民主党派一致推举”的可爱形象已不复存在。史良当天即就“党天下”稿向她认为应负有责任的章怕钧兴师问罪。章伯钧此时对储安平的了解显然比两个月前勉强接受他的时候多了一点。他的回答是：
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而且一再捐出卢郁文①来，卢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才有定评。
①卢郁文，民主人士，在鸣放阶段几次提醒向党提意见要实事求是，不应只讲缺点不讲成绩。后来据称为此接到谩骂威胁的匿名信，一时闹得沸沸扬扬。笔者至今倾向于这是一场类似国会纵火案式的小把戏。
接着，6月9日，储安平的老朋友袁翰青等人去看他。在被问到“打算如何就‘党天下’问题写检讨”的时候，储的回答是：“可以写，检讨自己对‘知无不言’是有界限的这一点认识不清。如果知道，就不说了。”袁说，如果这样，你还是别检讨了。
11日，人民日报点民盟的名：“可注意的民盟动向。”费孝通去看储。此时，本文男主人公的“心气儿”似乎还很足。费孝通回忆：
谈到“党天下”的发言，他拿出一叠信来，说许多人支持他的发言，表示颇有群众。并谈及要一个民主党派的副主席才能当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要他再当总编辑，就得选他当副主席。这次不是真心要辞职。
笔者接触到这份文献时，很是吃了一惊。直到那时，储安平引以为恨的，不是别的，而是他代表不了民主党派，不能把已经开始了的事情做下去。他可能还不知道，这股“气儿”，无论出于无知，还是信念，或是别的什么，总之，只要你是活在那个时候中国的这块土地上的，就得给你泄泄。
6月上旬以后，所有储安平与之沾边的机构，开始或分别，或联合对他进行批判：最早的是民盟光明日报支部（6月11日），接着是社务委员会（6月15日），然后是民革和民盟的联合大会，再后是九三的常委会（6月21日）。
7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专门声讨右派分子。储安平此时已不能不“向人民投降”并以此为题作了一个4000字的发言。用今天的标准看，虽不十分诚恳，把自己
骂得确是够惨的了。而且这检讨是他主动要求作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特别看重他自己的人民代表资格。但在别的会上——或者说在别的气氛或情绪下——就不是如此了。据他的同人对他的描述：
……不顾会上许多同志揭发的大量事实，储安平的发言都是捧着一份过去他在别的会上交持时准备好的书面材料，照本宣读，且只谈光明日报的具体业务，避免回答政治问题。
这时还是夏天，到了冬天，作为收尾，九三学社与光明日报联合举行了千人批判大会。那次，专门请了中央党校马列主义水平高的孙定国同志作重点发言。在孙的发言面前，“储安平理屈词穷，不得不向人民低头认罪。”
读者或许有兴趣知道一下“章罗同盟”。它属于右派分子中最高定罪，储安平被说成是该盟重要成员。据千家驹回忆：
毛泽东认为“右派”的猖狂进攻，以中国民主同盟与农工民主党表现最为恶劣，“其源盖出于章（伯钧）罗（隆基）联盟”云。
“章罗联盟”这个毛泽东钦定的罪案，其实完全是一场冤案，真可以说是千古奇冤！章伯钧与罗隆基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副主席，我和他们两人都很熟，与章伯钧的来往尤为密切。凡是对民盟内部历史稍有所知的人，谁都知道章罗两人在民盟内部极不相能，互相水火。
反右斗争以知识分子为重点，罗隆基是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被划成右派，大家是可以理解的。至于章伯钧，他自命为“左派”，在整风初期，他没有发表什么实质性的言论，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为了要使章伯钧上钩，特地多开了几次政协座谈会，一定要章伯钧发言，章伯钧就抛出了“政治设计院”的谬论，这一下就被抓住辫子。“章罗联盟”的名词是毛泽东定的，说他们两人结成“联盟”来“反党”，要取而代之！这在稍知民盟内幕的人无不认为滑天下之大稽！真叫黑天冤枉！
在1978年的摘帽决定中，体现了“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这一科学精神，只因“真理标准讨论”那时尚未真正渗进这一领域，故言语之间不免还有“凡是”味道：
“章罗同盟”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在向党疯狂进攻中是互相呼应的，都是企图在我国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但没有发现二人在组织上共同策划、进行阴谋活动的事实。
反右斗争的最强音是毛泽东本人发出的。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这名曾以他的谋略令一批又一批中国精英人物倾倒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领袖，作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报告。这篇文章如今已经收在他印制精美的选集里，发往全世界。一位执政党的领袖，这样品评他国度之内本来就极为稀缺的知识分子，无论就时间还是就地域而言，都可算是一个创举。而这创举的后果，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看到了：
……这一百天，时间有很大变化。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打了一仗，人民的觉悟有所提高，而且是相当大的提高。
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
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
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
有些知识分子现在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说，这些人叫“梁上君子”。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
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之后也是要受整的。
从夏天到秋天到冬天，心里“七上八下”的知识分子们，包括后来被划的与未被划的，总之在前一段有翘尾巴之嫌者，开始努力表现，以实际行动求自保。笔者在这里己不忍心摘录所有这些学者、教授、名流们横七竖八的相互揭发、质问、攻讦……像在一片巨大的、四周围满了观众的沼泽中，他们踩别人的时候，对自己的上升都怀着一丝希望，殊不知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一同沉没。他们的表现没能征得站在坚实地面上的人一援手，只给自己留下永远不可告人的悔恨。
这是一个尸横遍野的战场。中国的文化人在这里写下他们最悲惨也是最耻辱的一页。
第六节
【命】梵文Jiva的意译，即“灵魂”。者那教名词。分受物质束缚的和不受物质束缚的（即解脱的）两种。受物质束缚的“命”，又区分为动的和静的两种，前者存在于动物、人等有生命体中，后者存在于地、水、火、风等无生命体中。
——《宗教词典》
60年代初的一天，梁漱溟只身踱步，踱到厂桥棉花胡同。那天天气很好，胡同里也打扫得干干净净。
他缓步走着，用他那常年素食者几乎悄没声儿的脚步。自从1953年与毛泽东当众发生激烈争执以来，这位对人生抱着炽热又冷峻态度的哲人，整日价以“学习”为业，他画卯的地方干脆就叫“学习委员会”。
他是去看储安平的。他们二人曾为同道——鼓吹已成陈迹的第三条道路；他曾冷眼看这小伙子潇洒地周旋于政界与学界之中，也见过他如何正在兴头上被兜头泼上一瓢冷水。如今他又去看他，这几乎小他20岁的昔日闻人已匿迹很久了。
他来到甲12号门旁，敲门，无人应。再敲，依旧无人应。如是者四，换了任何一个人，此时都会转身走掉了，不巧访者恰是不达目的不肯轻易放弃努力的梁先生，于是又这么周而复始地敲了下去。
门终于开了。高大、清瘦、几乎面无血色的储安平出现在门口。见到20多年的老友，他没有一丝热烈的表示，只说了一句：“不想见人，叫门是从来不应的。”
客人被让进一个不算宽敞的独院，三间正房、两间厢房。令这位老北京惊讶不止的是，墙边拴着一只羊。
家中静悄悄的，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书和字典摊在桌子上，不见报纸，不见杂志，只有一帧他自己年轻时候的照片，孤零零挂在墙上。他们坐下来，东拉西扯，可惜梁先生在1987年回答笔者的追问的时候，具体内容都不大想得起来了，只记得储安平最后送给他一套完整的《观察》：
“再也没有凑得这么齐的一套了。这是我自己保存的最后的一套。”储说。
当时，梁漱溟只感到某种“精神分享”，正如看到一本好书、萌生出一个好念头要迫不及待地告诉心心相印的朋友一般。他没想到这或许是一种沉甸甸的托付；也没深究，这闭门养羊的汉子为什么对自己一生中仅有的那闪光的一瞬已不再眷恋。他收下了，想着“为老友代存”吧。不料到了1966年夏，在他也被深夜的敲门声惊起之后，眼见这老友的珍物，与他三代京官的祖上留下来的全部古玩字画，一同焚于红卫兵点起的火堆中。
他不知道，也许就在那个、或者和那个同样躁动的深夜，储安平正挤上一路又一路公共汽车——或许他没有乘车，而是一路踩着新从树上飘下的落叶——来到京西青龙桥边，那发自冀北山下的潮白河水（京密运河），正在两堤的夹拥中汩汩淌过。
九三学社。坐落在西四颁赏胡同，门面不大，院落深深。夜深了，还有人走出走进，“西纠”（北京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学习当年老人路，号上了他们的房子。这里现在是西纠的司令部。九三的老朽大都被轰走了，只留下几个人值班。
11时，电话铃突然响起。留守的李义拿起听筒，对方是颐和园派出所：
“有个储安平，是你们九三的吧？”
“是，怎么回事？”
“打算自杀哪。现在人在我们这儿，快来领回去吧！”
当时机关正有一部车。请示了西纠之后，在一名小将的监督下，忙驱车赶往发事地。在派出所设备简单的小屋里，李义看见了本文男主人公，他低头坐着，上下透湿，脚边汪了一洼水。
“在桥头转悠半天了，我们一直盯着他。这不，刚跳下去，就救上来了。”民警说着，口气淡淡的，“你死不了，那水才齐胸……够冷的。快回去吧！”
李义几乎认不出他了，不在衣貌，而在神情，像被剥光了示众一般，流贯在这位前总编辑全身的，是一种绝望的畏惠与沮丧。这怎么能是人称“小大英”①的储安平呢？不是1946年的他，不是1957年的他，60年代初也不是这副样子呀！
①一种英国香烟，又称“红锡包”，对储氏神气十足之打趣。
作为“大”右派，九三给了储安平尽量好的待遇，每月100元生活费，没有惩罚性劳动，也没有点卯般的例行训斥。当然，他要求工作，要求过不止一次。每每听到又有给右派摘帽的文件下发时，也曾打探过自已被摘的可能性①。虽然次次都遭到拒绝，但却从未失去过外表的平静。在这期间，孙承沛曾出面联系商务印书馆，问能不能拿些书稿请储安平校。商务欣然应允，双方合作很融洽。储安平得到报酬后，郑重地交到九三总部。他认为，他已经从机关领到生活费，这笔钱不可再收②。但他很少笑，李义甚至想不出微笑着的储安平是一副什么样子。他给人的印象是好端架子，似乎在努力保持一种尊严，哪怕让人觉得疏远。至于北京话所谓的“心气儿”，李义不认为这前途并不乐观的著名右派已经没了，因为在1961年纪念“七·一”的时候，储居然还冒出了这么一句：“四十周年纪念灰溜溜的，共产党没把国家搞好。”
①在这里，李义的回忆与赵家壁的回忆略有出入。赵家壁记得1959-1960年间。他作为上海政协学习团的一员，到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接受培养。到京后，他去看老朋友，其中当然包括储。归来后即在小组会上提起，组长也立即上报。第二天副院长和教务长即找赵谈话，让他私下多去几趟，以老友身分劝劝储，早一点出来，主动找共产党，请共产党为他摘帽。领受旨意，赵后来果然去了十多次，而储并不知道他是“被利用了，有目的去的”。据赵回忆，“那时大右派都出来了，帽子也摘了，储脾气很倔：‘不出，不找共产党，不找统战部，也不去找九三。’”想来李与赵所记忆的大概是储的不同时期的情绪表现：李在先，赵在后，梁在更后。到了这时，储安平可能已经心如槁木。用他女儿的话说：整个堕落了，来往的都是什么人？牧师，送羊草的！coc2
②一般人：包括他亲属，都认为储安平在钱财上“特别抠门”。据此节看，他的“抠”，其实是界限清楚——该拿多少拿多少，想阔气自己挣去。对于特别困难的人，他并非铁石心肠、坐视不救，如他的勤务员的瘰疬病的妻子，就一直无偿住在他私宅。在他的观念里，施舍就是施舍，不是对上帝的敬畏，也不为买来世的幸福，更不是谁对谁的义务，只是强者对弱者的扶助，是人类同情心的表现。
“上车吧！”李义说。路上，储安平一句话也没有讲，即使当车子开进城，李义叹着气说：“你这是干什么呀？不该想不开嘛！”的时候。红卫兵小将也一路向他宣传党的政策，“每个人都在大风大浪中经受考验，党会给出路”云云。
回到九三学社已经1点了。院角厨房边上有间小南屋，平日没人，烧锅炉的有时住住，红卫兵们没看上，那时正空着。
“就先在这儿住下吧。”李义说。
这时管事的一位女性副处长也来了。对于此人，别人说起她来不怎么叫名字，而是称某某的夫人，我们在这里权且称她为A夫人。A夫人吩咐一名干部到储家去给他取衣服。那人去了，一进门，满满一院子红卫兵，屋里屋外抄得乱七八糟。
“你们这么些人在这儿干什么？”那干部问。当时能以这样的口气向小将作这种内容的提问，俗称“吃了豹子胆”。
“我们在等储安平，他现在在哪儿？”
“在我们机关，他自杀了……”
“死啦？”
“没有，跳下去了，水太浅……”
小将们一阵大笑。笑毕问明他的身分和来意即帮着找衬衣内裤，还有大衣。把他送出门，为首的一个问：“我们还等他吗？”
“这我可不知道。谁让你们来的问他去吧。”
他回到九三，敲敲小南屋的门，把衣物递进去。“谢谢。”储安平说。这是那夜他说的惟一一句话。
他们不知道，储安平其实死过，短暂的死，如果我们把大脑的思维活动的中止称作“死”的话。那是在1947年春，他做胃部手术而被“施用闷药”。就在他的思维即将终止，亦即“死”即将来临的时候，他曾有过十分清晰的感受，并且立即用文字记录下来，希望“能够成为医学心理学家或普通心理学家的一份有用的材料”——他绝不会想到，40年后，后人会反复推敲他这篇即兴纪实，以对他的“失踪”给出一个论断：
……大约在吸到第三口或第四口时，我便开始感觉到一点一点“黑”起来。这情景很难描写……我的感觉是好像一步一步向前走去，仿佛走入了非洲的一个大森林（实际上我并无走入非洲森林的经验，此处亦是一种假借），走一步黑一步，越走越黑。
我曾经在新闻片中看到过纳粹罪犯被施绞刑的情形。在这时，这个记忆骤然地引起我心理上的一种联想作用。无论是从我的思想或是从我的过去而言，我原无将我自己和那些纳粹要犯联想到一起的可能。这个联想的发生，虽然是由于我看过那张新闻片的关系，而形成这个联想的中心则为“权力”一事。无论在当时或者现在事后的分析，这种联想显然并不牵涉到任何道德上的问题，或者政治上的成败的问题（政治上的咸败本是相对的）。这个联想的中心思想，只是说，那批曾经赫赫一时有大权力的人物，这时竞毫无反抗的能力，其生死完全操之于他人掌中，而将在顷刻之间结束其生命。我们平时，凭这支千钧之笔，发挥我们的理想，陈述我们的抱负，替一切受难的人们呼吁，抨击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扫荡各式各类的人渣，保持有一个虽然缥缈而不可捉摸但其坚硬却胜过钢铁的意志，而在这时，整个的生命（包括寄托在这个生命上的智慧、意志、理想、权威、品格），都操之于他人，一切听人摆布，自己失去了任何表示意志的能力，甚至即将失去任何表示意志的机会，心里充分感觉自己的生命，一秒一秒更接近“死亡”——在那种情形下，亦不能自己地发出一种对于人生的轻微的感伤！
从这里看出，储安平对于死的最大的恐惧是在不受物质束缚（即解脱的）那部分。他几乎压根没想到喉管折裂、颈动脉阻断，没想到断气前可怖的痉挛与抽搐。他对死的恐惧在于精神与意志尚存，而居然无所寄附。那么，当即使生命依旧存在却无可寄附的时候，这生命还可贵吗？这死还可惧吗？
在我当时的心理上，一方面占据着由于有如上述有关“权力”一端而迸发出来的感想，一方面又同时联想到一切被迫即将丧失其生命的那些人们，而迸发一种深沉的同情。我所谓“一切被迫将丧失其生命的那些人们”，所指范围板广，通常最主要的部分即那些因犯罪而被判死刑或因政治见解不同而被处死刑的那些人们。罪犯罪犯，原都由于现代社会的罪恶；而由于政治上的斗争或忌妒因而被人或公开或不公开地处死，更是人类社会里最可哀痛的不平事情。当他们从囚房提到刑场，一步一步走向死亡之路时，没有人可以知道他们当时的心情究为如何，而他们自己显然也不再获有机会向他人报告他当时的心理。无论电刑、绞刑，或执行枪决，行刑的本身虽只是一霎那之时，而自囚房至刑场这一段，总是一段可怕的、不堪想象的路程。当我被闷药的药性一秒钟一秒钟地逼近死亡的境界时，我深深体会到那些不幸的人们的内心的悲哀。除了少数例外，没有人不是留恋他们自己的生命的。然而他们竟活生生地被人强制结束他们的生命。无论他们是否热泪盈眶，他们的悲哀终是一种绵绵无尽期的悲哀。
在1966年，当他一步步向青龙桥走去的时候，感受肯定已与此时不同。他或许已经不认为“哀莫大于心死”，而是“哀莫大于心不死”了。
我说我当时有一种“轻微的感伤”，这感伤是属于人性的感伤！……一切引起联想的，都是一种属于人性的联想，而非利害的联想。最明显的就是关于我的孩子。我是一个离婚多年的男子，可是我有很可爱的孩子。我的女孩性情柔和，知趣识礼，年龄虽小而已表现一种善于治家的本性，我的最小的男孩，则天资颖慧，聪明玲瑰，具有一种使任何人一和他接触便会喜欢他的魔力，我非常爱他们。可是这个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们。有关利害和感情的思念，只有一项，在当时曾经占据过我的心灵，就是关于国家的前途。我当时曾经确切地感到，万一我此去一闷不醒，最后使我不能“瞑目”的，实莫过于今日我们的国家还没有走上轨道一点。固之我在事后感到，对于一个真正的忧国之士，我认为在三十四年八月至三十五年二月之间年老寿终者，实不失为一种人生大福。因为那时抗战终获胜利，政协亦庆成功，而为日后发生的种种纠纷与悲观，尚未显露。在那时死去，可谓心情宁静，无所遗憾。到现在，假如我们竟然因病身故，实有死不瞑目之感。
安平作此文时不过一介报人。到了1966年，不但连这小小报人也已不是，还背负着即使心灵足够粗砺，也不可能不时时感到的耻辱。这他在1957年就当众招认过：“当全国对我进行严厉的批判、我开始看到我自己错误的时候，我内心感到无比沉痛，感到无地自容。每天邮差同志送报纸信件到我门口，我自己都没有脸到门口去拿。上上星期我因病去看医生的时候，我都不敢讲我姓储，深恐医生怀疑我就是那个右派分子储安平。”这抽紧的心可以说一刻也没有舒缓过。那么，到底是什么支持着，又让他活了将近10年却在最后一刻终于支持不住了呢？我们今天能找到的答案只能是对国家前途尚存的期望，和由于预感到这人类大悲剧的即将来临而生的绝望。当然，从另一个方面讲，还有自1947年以来就有的对“受物质束缚的命”之终结的坦然：
我终于不知在什么时候停止了我的知觉了，就像一个小孩在哼着山歌时忽然睡了一样。
但他失败了，当青龙桥民警行使公务、将他从水中拽出的时候，已注定了他再得不到“永久的安宁”，而是辱上加辱。但在那清冷的水中，他究竟还想到了什么？有没有类似张东苏教授在监狱里自尽前用双手拉住套在颈上的绳子一类的行为——并非智力活动的结果，而只是一种生物的自然反应？他又被扯回人间，当他在九三学社小南屋温暖干燥的角落里蜷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实际上已向“生物习性”让步？
第二天，他交了检讨书（自杀经过及对这一错误的认识），向红卫兵和九三值班人员提出“能不能不回家，就住在这里”，并要求把一批银行存单交社机关保管。
前边已经说过，储安平在银钱上是十分精细、精确，乃至近乎苛刻的。他的两任妻子都没有管过他的钱，他的儿子因为不愿开口向他要零用钱（以免受辱），十几里路步行上学，以省下车钱买些少年人渴望的杂物；而在高中毕业以后，为尽早经济独立，大学也不肯考——这又伤了他的心，储安平的儿子居然不念大学！
不知他当时准备交到社里的钱是个什么数，这对他是很重要的，因为可能包括《观察》解散时，流落到国境以外的股东们的股金（董事会决定交他保管），还有国家收购他一所大房子（现阜内鲁迅博物馆）的报酬。他曾去找过他的次子，请他保管，这个被深深伤害过的孩子一口拒绝了。至于A夫人，当然不会接受，就算她有这份侠义心肠或说对事物的分析能力，也不愿担这种责任：想留在这里，把机关的红卫兵司令部当作避风港吗……
她如实向统战部汇报了。当时在那里主管工作的，想来既不是李维汉，也已不是徐冰和薛子正。回复是明确而坚决的：“储安平，大右派，保护起来，不合适。放到社会上经受锻炼。”A夫人将这一决定向储安平作了口头传达。
如果在这前后发生的另一个细节不是这样而是别样，我们的故事可能要全部重写：储安平的小儿子刚刚来过，他给父亲送来了简单的行李。尽管苦苦的哀求转达了，这名年轻的音乐学院钢琴系（而非作曲系，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教师还是拒绝见他。
这最后的打击是沉重的。或者换句话说，他此时已经受不住哪怕轻微的一击——特别是来自他最爱的人。
他不能怪他们，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他只有怪自己。他对他们的爱是放在对自己的钟爱之下的，并且包含了大多的训导和功利——正常的男子不会这样做丈夫与父亲。
这里当然也不包括他的第二届夫人，虽然他与她的恋爱曾闹得沸沸扬扬，以至引出那么多社会讥评与长者干预。但她既然是为他的名声与地位而来，自然会随着他名声地位的丧失而去。
他也不能怪他的长子，他几乎没有扶养过他。这个没有受足教育就参加了志愿军的少年，得到的赠言是：“初中文化，参军最合适。没本事，就保卫祖国去吧！”他在1957年夏就登报与父亲断绝了关系，比章伯钧的儿子还要早。
他的女儿是爱他的。这个心地淳厚的姑娘，本是储家最进步、最不带任何批判地热爱新中国的一个，但在父亲的问题上，她的表现最“右”，就是不贴大字报、不在会上表态，清队的时候坚决拒绝发言。出事的前两天，她还打发丈夫把新培育出的无子西瓜给父亲送去……可惜储安平是个重男轻女的典型，对新生的女婴，他居然说过“弄死得了”一类的话。
所有的一切，都好像已经很远很远了……
他把行李卷卷好，面对着一张张写满了忏悔及恳请组织保护的认罪书，坐在那里发呆。
A夫人的声音传了进来，“轰出去，一定得把他轰出去！”说得又清脆又利索，他听得很真切。
他站起身，把行李夹在胳膊底下。
10月的北京阳光明媚。他跨过那扇曾经那么意气风发地进进出出的小门（他曾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还曾任机关报《社讯》的主编），朝那满是黄军装、红袖标与铜扣宽皮带的街上走去。他不知道的是，就在踽踽走出胡同的当儿，A夫人即用电话把她自己的这一让阶级敌人到大风大浪中去经受考验的革命行动通知了不知什么人。
接着，发生了我们在本文最前边描述过的那一幕。也就是说，他回到了家，放下了行李，以后……
抄他家的有两类人，分属北京4中、91中，可能还有别的什么中或小。第一类是政治性扫荡：这家伙可是红太阳亲自点了名的阶级敌人；第二类显然比较看重经济问题，他们从另一个敌人，家住地安门的郭牧师处发现他存在他那里的存单，他们或许是这样想的：好家伙，自己手里还不知攥着多少呢！
他的失踪几天之后才被发现。报上去，报上去，先是文革领导小组的暴怒：“出逃！查！”接着周恩来知道了。由若干名军人组成了一个调查组，整整找了近两年。虽然作了死亡结论，虽然银行也已同意亲属出示证明可以提取存款，但所有的老朋友都在苦苦追索，因为，“查无人、死无尸！”也许……也许有一天……他还顶着右派帽子哪！
他们有许许多多话要告诉他，他们想让他知道他离去后的一切：工人对解放军的大规模武斗、英雄纪念碑前如雪的白花、中共新任总书记关于“党政分开，党不可过多于政”的郑重宣布——这不就等于说，“党天下”是要不得的吗？还有那位可能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希望名垂千古的改革者，1988年夏，在会见埃塞俄比双总统门格斯图时，他说：“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左’的错误持续了20年。”他说了，他是这样说的。老友，老友，你听见了吗？
但他们似乎更应该向他祝贺，他走得好，走得干净，走得是时候。伴着他离去的，虽然没有眼泪，没有哀乐，也没有反复推敲过的悼词，可他是挺着腰板，站着走的。他走的时候是个人，而不是一块招人疼、招人爱，却是想怎么揉就怎么揉的抹布。
1967年章士钊到香港。在那里，他读到一首感怀诗，那是一名老报人写的，讲他自己1957年的一场梦。在这梦境里，宜兴出生的一名报人蹈海而亡，章士刽感慨道：铸成殆将不免矣！但徐铸成活着，至今沉静地坐在他上海的寓所。
他们忘了，储安平也是宜兴人，他也主编过报纸——70天。或许，这飘泊无所的灵魂为潮白河所拒，却为大海容纳了？
愿他安息。
1988．10
在这里，谨向储安平先生的老朋友笪移今、冯草燕、林元、袁翰青、李义、刘啸虎、袁影尘、梁漱溟、徐铸咸等诸位先生及在查找文献过程中给以大力帮助的雍桂良、周国珍、徐任民同志致以诚挚的谢意。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