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雨骤风狂
吴弘达
目 录
吴弘达先生的《一个人的两个故事》分成上下两册，上册 《昨夜雨骤风狂》是一部“未讲完的故事”，作者正在写作中的 下册，将是一部“未讲过的故事”。我仅仅读到上册，所以这篇
短序里只能以上册为根据。
《昨夜雨骤风狂》事实上是吴弘达的自传，所写的主要是他 从 1957 年被划为“反革命右派份子”到 1979 年从“劳改营”释 放出来的亲身经历。他正式被逮捕而送进“劳改营”是在
1960 年的四、五月间，所以他的“劳改”时期足足有十九年之久。换 句话说，从二十三岁到四十二岁，一个人一生最富于创造力的时 期 --- 他的整个生命都是在“人间炼狱”中耗磨掉的。
弘达先后曾在各种不同的“劳改营”出入，其中有化工厂、 钢铁厂、农场、煤矿等等。但大体说来，北京附近的清河农场和 山西王庄煤矿是他受难最久的两个地方；因此他的回忆也以此两
处着墨最多。他的记述并不限于一已的悲惨遭遇，而包括了他身 边的许多难友。在“饥饿篇”中，他便先后写了五、六个人的死 亡，有上吊的、有投水的、有跳崖的、还有死而复生后因急食
“黄金塔”（玉米窝头）穿肠破胃而亡的……。没有一个故事不 是惨绝人寰，令人不忍卒读。在这十九年中，弘达自己也是每天 都在生死线上挣扎。1961 年十月当他被饥饿折磨得完全失去了 劳动力时，他从清河农场五八三分场转到了五八五分场。那是一 个“休养”的分场，与死亡的五八六坟场只隔一线了。但是坚强
的生命力终于让他活了下来。但即使是这样一个强韧的生命也有 求死不得的时候，那是他在 1965 年关入“禁闭室”的期间。他
曾以绝食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幸而在极权统治下连死的自由也 不易得，这才没有向阎罗王报到。接下来的便是山西煤矿的“劳 改”，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近十年的人间地狱的生活。”
事实证明，《昨夜雨骤风狂》是一部血淋淋的人间地狱的实 录，其中字字句句都惊心动魄。相形之下，无论是唐代阎立本的 《地狱变相图》或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都 将大为减色，因为艺术的虚构毕竟比不上历史的真实，后者是由 千千万万人以有血有肉的生命构成的。
作为一个独特的罪恶制度，“劳改”不但蹂躏人权，而且灭 绝人性，这是不在话下的。但“劳改”不是一个孤立的制度，它 是现代极权统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今天常常有人说，二十
世纪中国的极权体制是传统帝王专制的延伸与发展。这个说法似 是而非，不足以充分解答我们的问题。传统中国的皇帝专制在 明、清两代达到了最高峰，这是史学界所公认的事实，而明太祖
则是这一历史发展的关键人物。他在洪武十三年（1380）废除了 两千年的宰相职位，将大权独揽在一已之手，使传统权力结构完
全失去了内在的制衡，所以明末黄宗羲要说：“有明之无善治， 自高皇帝罢丞相始。”明太祖同时也是中国史上对“士”最为敌 视的皇帝。下面介绍洪武九年一个地方训导官上书中一段话，因
为这不但可见明太祖怎样蹂躏士人，而且也是中国史上关于“劳 改”的宝贵史料：
今之为士者，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 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 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士。网罗捃摭，务无馀逸，有 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师，而除官多以貌
选，所学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学。洎乎居官， 一有差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为 常，不少顾惜。（《明史》卷一三九〈夏伯言传〉）
这里说的是明初士人多不肯出仕，而太祖强迫他们向新王朝 屈服，一个个像囚犯一样，从各地押解入都。但任职之后，只要 稍犯过失，不是诛死，便是打入“屯田工役之科”。什么是“屯
田”、“工役”呢？明代军队屯田的制度，军人在平时是要耕田 的，这相当于中共的国营农场。“工役”则指各式各样的劳动， 相当于弘达经历过的种种工厂，如煤矿之类。这是秦汉以来的所
谓“刑徒”，但明太祖却用它来对付他最讨厌的士人，正如毛泽 东把所有“右派”知识人都送到“劳改营”一样。恰好毛泽东在 中国史上只认同于两个皇帝，第一个是“焚书坑儒”的秦始皇，
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第二个便是这位明太祖了。从这一点说，我 们不能不承认毛泽东确曾继承了这两个残暴皇帝的衣钵。但是全 面地观察，五十年代中国的极权统治明明是从苏联硬搬过来的，
基本上是斯大林体制的翻版，包括“劳改”制度在内。清河农场 便是在苏联专家直接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见本书第四章）。而且 毛所拥有的绝对权力与斯大林属于同一性质，更远非秦始皇、明太祖所能望其项背。所以我们最多只能说，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
色的斯大林体制而已。
回到“劳改”制度，它的直接来源自然是斯大林的“古拉 格”(“gulag”)。这个劳改营虽然也容纳一般的罪犯，但主要 的对象则是政治犯和异议知识人。中共的“劳改营”完全取法于 此，而不可能是明代“屯田工役之科”的内在发展，因为后者运
作的具体状况并没有留下详细的纪录。如果毛泽东真的知道上引 《明史》中的文字，那也不过加强了他建立“劳改”制度的决心 罢了。
苏联“古拉格”制度创立于 1930 年，终结于 1955 年，先后 二十五年。这就是说，这个血腥的制度随着斯大林的死亡而废止 了。再过一年（1956 年），苏共便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正式 清算了他的种种罪恶。但“劳改”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仍然屹立如 故，这正是为什么弘达要写《昨夜雨骤风狂》的主要动机：他要
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五十多年来，这个人间地狱怎样在不断地摧 毁中国人，特别是知识人的肉体和灵魂，它先后所吞噬的人数是 无法计算的。
事实上，弘达自从流放到海外以后，便一直以宗教家的热 忱，暴露这个人间地狱的真相。现在他通过《昨夜雨骤风狂》， 现身说法，地狱中的实况更是形象生动地一一展现在读者的眼
前。弘达这一切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古拉格”这个名词，由于 索忍尼津的《古拉格群岛》的英译本而传遍西方世界，最后走进 了所有的英语字典。在这一方面，弘达的贡献和成就是可与索忍
尼津比美的。现在《牛津简明英文字典》（The Concis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第十版和《牛津成语和寓言词典》（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Phrase and Fable ） 中 都 同 时 收 入 了 “古拉格”与“劳改”（laogai）两个词语。在后一词典中，编 者还特别指出：“古拉格”流传天下是由于索忍尼津那部著名的 小说，而在“劳改”这一项目下，编者则引用了弘达在 1996 年 所说的话：“我想让‘劳改’这一个字出现在世界上每一种语言 的每一本字典上。我愿意看到‘劳改’的终结。”
真的，我们不但必须努力将“劳改”永远埋进历史，而且还 必须尽一切可能的力量不让任何形式的“地狱”再在人间出现。
前 言
我经历的是一个摧毁文明的年代，一个泯灭人性的年代。这 是一个谎言成了习惯，荒谬淹没正义的时代。
我出自于一个不问政治的家庭，却一生在政治漩涡之中沉浮。
至今，我不明白这五十年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一生中的恶梦 竟然这么多。 我不是英雄，英雄都消沉在劳改营里了。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幸存者。在未到达人生终点之前， 让我把故事留下来给我们的后代，后代的后代。
这些年代里发生的一切，不仅与大大小小的统治者有关，而 且与每个人，包括被伤害、被侮辱的人都有关。每个人应问问自 己——特别是有文化知识的人——“我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 色？”
要探索这个年代中发生的一切，不应仅仅从历史、政治、文 化等角度出发，寻求事因和答案的途径，更好的着重点应是人性 及人道。
第一篇 恐 惧
在人生的际遇里，不论富贵贫穷，都有个共同的愿望，那就 是「平安」。能够长期过着平静安宁的生活，实在是一种很高的 福份。但是人的一生，有许多令人困扰的情事，无法摆脱，其中 之一就是恐惧。如地震、台风、爱滋病、癌症，还有破产、车 祸、盗贼、谋杀等等都会带来恐惧。大大小小可避免的，不可避 免的，自然形成的、人为的，各式各样的恐惧不断发生在我们的 生命历程之中。恐惧的产生是精神的灾难，无论在心理和生理 上，都会受到极大的伤害。 有一种恐惧完全是人为的，那就是社会性的政治恐惧，它基 于信仰不同、种族不同和观念不同, 涉及某个集团或个人的利 益，人为地制造规模巨大的政治恐惧，这在人类历史上并不鲜 见。例如希特勒式的政治恐惧、斯大林式的政治恐惧及毛泽东式 的政治恐惧。
毛泽东式的政治恐惧在中国大陆横行了半个多世纪了，在 1976 年他死亡之后并没有随之而去。毛泽东的图像是政治恐惧 的象征。天安门城楼上毛的图像存在，全国的共产主义式的政治 恐惧就必然存在。 毛泽东式的政治恐惧，其规模之大，它的恐怖程度以及在中 国历史上留下的伤痕和影响，恐怕不是今天一些当事人的记述或 留存的档案，加上一些学者的分析及研究所能概括的，或许还要经过半个世纪之后人们才会有比较清晰、深刻以及比较全面的认识。
第一章 恐惧的感染
1937 年我出生的那年，卢沟桥七七事变发生了，中国政府 正式向日本宣战。长大之后，知道日本人早在 1931 年发动九一 八事变后，就公然侵占了东北并展现了将进一步蚕食中国的野 心，心中不禁产生一个疑问：怎么六年以后才正式宣战呢？！可 见我的祖国是多么可悲。当时我家住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幢公寓 里，隔壁就是日本人的一个军部，他们那种趾高气扬的形象给我 这幼小的孩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后来美国飞机轰炸上海的 日本人时，我随着大人们到房顶上去看，一种爱国的潜意识在我 心中翻腾，觉得很痛快。
1948 年我家迁到上海的西区，住进一幢三层楼的西式房 屋，和其他十五户人家组成一片住宅区，叫做“明月新村”。前 面有一片公宅地，那是新村里的孩子们的活动天地。那里有冬青 树、草地，还有我不知道名字的一种树，夏天它长了类似杨梅的 果子，我们用它来喂抓来的金壳虫，用妈妈的线栓住金壳虫的脖 子，看它们飞来飞去是一大乐事。
日本人投降后是兵荒马乱的几年，因为我家居住的环境比较 良好，我少年时没见过逃难的老百姓，没见过饿殍。记得有一次 妹妹放学回来看到路边上冻死的弃婴，吓得大哭。父母亲哄一哄 安慰安慰，不许再说这件事了。1948 年秋天，记得父亲带我去 买垒球手套，乘自用三轮车经过南京路时，看见一堆堆的人聚在一起，手中攥着一摞银元，喊道：“大头，小头，买进，卖 出。”我问父亲这些人在干甚么﹖他板着脸说：“跟你没关系， 不要问，读你的书就是了。”当时有什么“轧大米”﹑“轧金圆 券”的事，我是在美国《时代》周刊上看到的。我对父亲订阅的 美国杂志《生活》﹑《时代》非常有兴趣，因为那里面完全是另 一个世界。
父亲是个严肃的人，我对他的各方面情况很不清楚，也不敢 问。我的祖父我没见过，可能是江苏省无锡县的一个小地主。父 亲是他的次子，十几岁时自己拎了一个小箱子离家到苏州读书， 后来考进了上海的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曾经在该校的学生会担任 中文秘书。毕业后在一家四川人开办的聚兴诚银行工作，一路升 到副理。我记得好像父亲还拥有一家绒线厂，因为我们家蜜蜂牌 绒线特别多，母亲又是编织高手，因此，所有孩子的毛线衣裤全 是由她手中的几支针来变化完成的。我一直不清楚父亲有多少收 入，有多少资产。家中人口众多，除了父母和兄弟姊妹八人之 外，还有一个车夫、三个女佣人，一个管买菜做饭，一个管我们 孩子，另一个是继母的助手。
客厅内的陈设反映了这个家庭中西混合的文化，有沙发、地毯，还有一架钢琴，这是专门为爸爸心爱的长女买的。四周却是中国式红木茶几和椅子，墙上全是中国国画，有齐白石的蚱蜢和 虾、溥心畬的马和人物，及张大千的山水。还有张善仔画的老虎，于右任写的对联。我特别爱看的一张是钟馗捉鬼，钟馗满身 红袍，一脸虬髯，手执利剑，专砍小鬼的头，另一只手的食指指 甲尖锐，向前直指，据说是用来剜鬼眼珠的。饭厅有一张大餐 桌，可容全家十口就餐。边柜内有香槟酒和白兰地，又有绍兴黄酒及瓷质酒盅。父母的卧房布置着一套英国镶铜家俱，有一次乡下来的一位远亲一屁股坐在母亲的大床上，因松软歪倒了下去，一边笑一边想翻身站起来，嘴里嚷着：“夜里睡觉，两人不是像 堆在面缸里啦﹗”父母卧房里还有同真人一般大的杨贵妃出浴 图，那是张大千的手笔。
父亲的嗜好是打猎，家里豢养了两只英国猎犬。父亲大约有 五支单筒﹑双筒的猎枪，这些猎枪到共产党来了就成了他的麻烦，上缴了还不算，一直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还说他藏有 “武器”。父亲主要是在上海郊区或苏北打野鸭﹑野鸡，有一次 到内蒙古打黄羊。他的猎友有一部分是外国人。父亲从来都是西 装革履，但每年有三次他一定穿中式长袍马褂，那就是母亲的诞辰﹑忌日及清明节。我知道父亲不信任何宗教，他不去礼拜堂， 也不拜菩萨，有时继母弄个灶王爷来供奉，他就皱眉头，但并不 干涉。
生母在我五岁时去世，留下五个孩子。大姐十二岁，最小的 妹妹才一岁。我一直以为母亲是得急病故世的，许多年后，大约 我上了大学，一个远亲告诉我，母亲是因为与父亲大吵一场之后 服食鸦片自杀的。我问：“妈妈吸食鸦片吗﹖”他回答：“不，那鸦片是准备给外祖母用的。你妈妈气头上吃了鸦片企图吓吓你 爸爸，但中毒已深，救不过来了，临死前她清醒过来表示后悔了，所以你爸爸一直很伤痛。”父亲从来不谈这件事，我对生母 的记忆很少。家人及别人谈到生母的事时，我也不敢问。我很长 时间认为生母姓钟名英，因为祭奠时，看到牌位上写着“过钟 英”。以为“过”字是表示“逝世”的意思，所以认为母亲姓钟，很久以后才知道过钟英是她的全名，过是无锡县特有的姓 氏。
生母死后一年左右，父亲续弦了。继母是浙江省萧山县人，祖上出过几个秀才和地方官，可说是书香门第。后来日本人侵占 了他们的田地和房产，他们就迁居到上海来了。大概由于环境变 迁或者门不当户不对，所以她在二十九岁那年才嫁给我父亲。那 个时代的女子到了二十九岁尚未适人，在当时算是很可怕的。婚 礼是洋式的，在上海最有名的国际饭店举行。大概两边都有一些 大户背景或社会地位，所以宾客如云，上海滩上的头头脑脑的人 来了不少。
家里每天的晚饭非常正式。佣人们把一盘盘的菜﹑饭以及碗 碟﹑筷子，都按规矩放好后，先让孩子们和母亲按序坐好，然 后，上楼叩门，请父亲下来。当我们听到他的脚步声从楼梯上下 来，就挺直上身，双手放在桌子下，安静地等父亲入座。父亲举 起了筷子，我们才可以拿筷子，而且必须双手都放在桌子上。添 饭由站在周围的佣人去做，除了大姐和大哥，其他的孩子不可以 直接夹菜，要由妈妈夹来放在面前的小碟里。餐桌上不准讲话， 除非父亲问什么话才可回答。 孩子们都盼望父亲早点离开餐桌，只要他一走，我们就自由了。自己夹菜吃，大声说话，甚至吵嘴﹑唱歌。佣人们也盛了 饭，到桌上来和我们一起吃。饭后，孩子们都到父母亲的卧房里 去，先是父亲检查我们的功课，之后就开始聊天，这时候可以看 到父亲轻松的一面。除了有时因功课未做好，或成绩单不理想而 感到沮丧外，这是一天中最愉快的一段时间。
1949 年的春天，国内战争打得天翻地覆，并且愈来愈接近 上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了北京﹑天津之后，上海的许多政 府要员﹑商界人士开始带着金银珠宝往香港避难。父亲从来不在 孩子面前谈政治，间或听到父母之间谈到过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 的斗争，革命和资产阶级等等，关系到家庭经济和安危等问题， 父亲总是说：“我想不管什么党、什么政府、什么主义，一个人 只要堂堂正正，靠自己的知识和本领来立身处世，总不会有问题 的。”大概受孔孟学说的影响，父亲深信所谓“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的哲理，认为若人人能够善修其身，社会及政治必 然清平。我记得父亲说过，曾有过英国商界的好友向他提议，若 父亲自己不想离开上海，他愿意负责将大哥和我送到香港或英国 去，以免在共产党占据之后，可能由于阶级斗争造成家庭的惨 祸。父亲拒绝了，他认为一家人应该在一起，无论祸福不要分 散。他相信自己不会卷入党派或政治斗争，只要教育子女努力学 习，诚实为人，不论哪种社会都应该站得住的。何况，这是他的 祖国。
1949 年四月中旬开始，我们看见每到黄昏来临时，父亲就 提了一支手杖和手电筒，出去和邻居们商量大家轮流巡夜，守望 相助的事。因为国民党要逃跑了，大家怕这些大兵抢劫及放火。 5 月 24 日吃过晚饭后，父亲一反常态，不再检查我们的功课，吩咐孩子们早早上床睡觉。大哥和我的房间在三楼，前面有一个阳台对着马路。半夜，父亲和四个邻居突然冲进我们的房间，也不开灯，直趋阳台，撩开深红色的窗帘向漆黑的马路上张望。我 咬着被头，紧张地看着他们。突然，有个人轻声喊道：”来了﹗来了﹗他们过来了﹗”我跳出被窝，站到父亲身边，看见夤暗的 街灯下，一群国民党士兵散散落落地沿着街道两侧在跑。父亲低 声说：”千万别开灯，一开灯他们就会开枪的﹗”不一会儿，又 一群士兵乘着几辆吉普车开过去了。 寂静中，约摸过了一小时，一队人民解放军的士兵，排成两 人一伍的纵队快步走了过来。父亲和邻居们互相看了一眼，接着 打开一盏台灯，松了一口气，疑虑中的一场灾祸总算没有发生。
第二天早上，电台宣布共产党解放了上海。这一天，工厂停 工，学校停课了。父亲决定去银行看看，他回来对母亲说，一切 平安无事，街上一切如常。人们充满着乐观和信心，期盼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我却没意识到金色童年从此就结束了。
共产党来了之后的第一年，家庭及学校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大 的变化。只记得 1950 年开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父亲把 所有的猎枪及子弹交给了公安局。另外，继母告诫我们对那些常 常直接登堂入室的“居民委员会”的阿姨们要有礼貌。有个邻居 对爸爸说：“前几天有个解放军提了一只桶，敲门要点水，我吓 死了，让他去洗手间自己盛水。我看见他在抽水马桶里洗脸，怎么这样！”爸爸说：“他们从农村来，没见过抽水马桶，以为那 是洗脸用的，这说明这些解放军很纯朴，他们又不抢老百姓，不 要看不起他们。”
1950 年开始，不论学校里、街道上、报纸上，共产党天天 宣传“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头号敌人，苏联是我们的“老大 哥”。那时候，父亲重视的是每个孩子的教育，姐姐被送到圣玛 利亚女中，那是一所有名的基督教的学校。我和哥哥被送到天主教的圣芳济中学。这所学校的老师大部分是天主教修士，学生们 穿著规定的校服，深篮色的西服上装，左胸口袋上有校徽，一年 四季穿短裤。我在那里有了一个英文名字“哈瑞”（HARRY）。
我在我家八个孩子中排行第三。我自小犯气管炎，个子长得 又瘦又小，却又争强好胜。从小喜欢新鲜和奇怪的东西，不太喜 欢数学，但喜欢化学﹑地理及自然课程。有一次我正站在实验室 门外，隔着玻璃看高年级学生做实验，忽然，一双厚实的大手暖 暖地放在我头上，原来是管实验室的意大利修士，名叫卡帕里 多。他推开了门，把我带进实验室。卡帕里多身高只有一米六 二，背微驼，大鼻子下垂，头上有一圈银白色的头发，中间秃 光。他先让我看挂在墙上及放在橱窗里的一盒盒昆虫标本，我简 直着迷了，那么多的甲虫﹑蝴蝶﹑螳螂。后来，每星期天上午做 完早弥撒，他就带我到郊外去捕捉昆虫，教我如何制作标本。每 次远足去郊外，我们两人一前一后，一人一辆自行车。他的车上 有一只竹篮子，带着我喜欢的牛奶﹑面包﹑黄油﹑果酱和小果 子。卡帕里多修士离开中国后，我常常一个人，有时同我的大妹 一起去公园或郊外去捕捉昆虫，做标本。继母在 1952 年时还特 地去求人做了二只带玻璃的大盒子，把我做的甲虫和蝴蝶标本分 别装起来，逢亲友来，总拿出来炫耀一番。
我一心钻在卡帕里多修士的实验室里，星期天同他一起去望 弥撒，上教理问答课，浸润在天主教的慈爱﹑祥和之中。1950 年我受洗，成为正式的天主教徒。
有一天中午，卡帕里多修士在实验室门口把我拽了进去。他 一向沉默寡言，把我带到标本室，从橱柜里拿出二个一尺宽二尺 长的精致木制标本盒。我见过，里面全是各种色彩的蝴蝶，都是 他不知多少年来辛勤收集的。我羡慕得不得了，一直希望有一天 我也会有这么多这么好的标本。他把盒子放在我手里，用他的大 手如往常一样按着我的头说：“送给你了﹗”我惊诧得说不出话 来，愣了一下，抱着盒子转身就要跑回家去。他喊住了我，招手 要我回去，两只凸出的眼睛看着我说：“你答应我，一定要好好 保存它﹗”我认真点点头。
几天后，我找不到卡帕里多修士，就问一位中国籍的徐修 士，他是代替卡帕里多管理实验室的。
“卡帕里多修士在吗﹖”
徐修士说：“他年纪大了，需要休息，他回家了。”
很多天后，我知道许多外国修士都悄悄离去，卡帕里多修士 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高中毕业后离家去北京上大学时，把两盒昆虫标本交给继 母保存。她知道这是我的珍宝，一直保存得很好。1960 年，她 绝望自杀后，就一直存放在四层阁楼上，可惜到文化大革命抄家 时，那两盒珍宝终于被毁掉了。
我们中学开了两门课程——达尔文的进化论及马克思学说的 社会发展史。学校里有了政治教员，姓杨，听说原来是新四军的 干部。他给我们讲述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英勇故事，共产党怎 么样把土地分给贫苦的农民，城市中的流氓﹑妓女给根除了，物 价一天三涨的现象没有了等等，使我感到旧社会的剥削制度十分 可恶，而逐渐认为共产党为国家带来了一个新的前途。那时朝鲜 战争已爆发，我的年龄不够十五岁，否则，我一定会去报名加入军事干部学校。看到学校里高年级学生中有人穿上军装，佩上大 红花，在锣鼓声中去参军，心里十分羡慕。那时我最爱唱的歌 是：
“我们是中国的青年，站在祖国的最前线， 为消灭杀人的强盗，团结奋勇冲向前﹗”
1952 年的春天，全校师生停课，组队去参观一个展览会， 内容是控诉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害中国人民，那里有许多图片和 文字，还有一些实物。这个展览使我十分惊异，尤其是其中的一些展览给我的印象极深。展览中说，在某个教堂里，外国神父实 际上是潜伏的帝国主义间谍，查获许多电台﹑手枪﹑自动步枪﹑匕首甚至炸弹等实物证据。有一张图片是一个肥胖的美国修女正在吃饭，一大桌的佳肴，周围站着一群骨瘦如柴的中国孤儿。另一个展览是讲述一座天主教孤儿院中的坟场，及被虐待的奄奄待 毙的孤儿们，并且有数字说明历年来多少中国孤儿被折磨死亡，那些修女简直像吸血的魔鬼。还有一些图片表示许多外国神父荒 淫无度，玩弄中国妇女等等。展览的结论——这些人是“披着羊 皮的狼”。圣芳济中学终于改名了，改为“时代中学”。中国修士白玉 珩接掌了校务。没有多久，他被逮捕了，据说是反革命分子，送 到安徽白湖农场劳改去了。中国神父和修士一个个相继失踪，留 下的几位中国修士，不知道是还俗了，还是政府规定,他们不再 穿黑色长袍到学校来，也不在胸前佩挂十字架。所有的学生都要 上社会主义教育课程了。
共产党掌权后的头三年，不仅摧毁了国民党的政治结构，并且彻底消灭了各种地方政治势力。对外打朝鲜战争，对内没收地 主富农的土地分给农民，然后又逼迫农民参加农业合作社，把土 地及农具交出来，农民又成为一无所有，沦为新的农奴。1952年，共产党开始对资产阶级下手了1952 年春天，一个黄昏，父亲该回家的时间，却没有回来。晚餐桌上父亲的位子空着，继母有种掩盖不住的假装若无其 事的神态。孩子们却一如往常那样玩耍，以为父亲出访去了。第二天晚餐，父亲的位子还是空着，继母向大家点点头表示开始用 餐，她自己却不食不饮，深坐椅中，愁绪走在她眉间。晚饭后大家还是去父母的卧房，说话声音都小了，似乎还想用欢笑冲淡一下凝重的空气。习惯上我们不问大人的事，所以没有人询问，继 母也不说。自此以后，晚餐必须等父亲提筷子、晚餐后聚集父母 卧房的规矩，就无形中消失了。一个多月后的一个傍晚，父亲回来了。他无言地看着每个孩子，吩咐大家早一点去睡觉，就同继母一起静悄悄的耽在卧房 里1952年共产党开始摧毁“民族资产阶级”。所谓“民族资 产阶级”在共产党的观点来看，他们与外国人、与国民党政权没有关联，若有联系，他们就算“买办资产阶级”或者“官僚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是共产党的“革命对象”，即没收财产，其人员都被“杀﹑关﹑管”。“民族资产阶级”暂时放在“团结 ﹑利用﹑改造”的地位，目的是使这类资产阶级分子“自愿地” 走向“社会主义改造”，即交出资产，“改造”成为不再剥削别人的社会主义新公民。这个“自愿的”过程不过三年左右，到 1955 年，全国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为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革命目 标，政府开展了第一个政治运动，即“三反”﹑“五反”运动。 它表面上是反对浪费、反对贪污、反对行贿的一种救治社会的运 动，并枪毙了几个相当高阶的共产党官员，而实际上，是残酷地 打击资产阶级。
继母已失去欢笑与光彩。有一天，她告诉我，爸爸是被关在 银行的办公室里一个多月，要交代问题，他们说他是资方代理 人，也就是资本家的走狗。后来银行的杨姓老板，被判五年徒 刑，到苏北劳改去了。父亲的职务及薪水都降到银行的最低一 阶。后来，他要求到中学教英文，辞去了二十多年的银行工作，成为“人民教师”。我吓得目瞪口呆，完全不懂是怎么回事。
早几年，每到寒暑假，父亲逼着哥哥和我每天要写大楷两 页，小楷六行，以及读一篇古文观止里的文章，或一首唐诗﹑宋 词，另加一段英文，现在完全放弃了，连学校的功课也不问了。 从前，父亲很严厉，常常用木尺打我们的手心，我是被打得最多 的一个。现在，父亲变了，失去了威严，更加沉默寡言，有时又 可从掩藏的神情中，隐约窥探出他惶惶不可终日的心境。
1953 年，我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3 月 5 日那天我照常上 学，到了学校后，班主任告诉大家：
“今天不上课，大家回家去。”接着补了一句：“因为苏联 的伟大领袖，也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斯大林同志逝世了，所以今 天不上课。”
我当然觉得很不错，不上课正可以玩。回家以后，在家门前 面的广场上一个人打篮球。一会儿，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们 这区域的街道居民委员会主任。从前他是以拾荒维生，我还记得 他到我们家来收破烂的时候，还顺手牵羊把一些酱油瓶子都捞走 了。当然，这是解放以前的事情，也就是 1949 年共产党掌权以 前的事情。他现在翻身了，摇身一变成为共产党在社会基层掌握 权力的人。
他走过来，对我大吼一声：“你在干什么！”
我拿着篮球，说：“问这干嘛？”
他一把夺了我的球，说：“今天是什么日子？你还要打球！ 你找死啊！”
“怎么啦！什么什么日子！什么日子跟我有什么关系！怎么 不能打球！”
“你说什么？跟你没有关系？”
正说着，因为我家就对着前面的小广场，我妈妈在二楼的窗 户里看到了，她马上打开窗户喊了两声：
“阿三、阿三，快回来！快回来！”
我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妈妈很快地跑到广场来，一边跟我 说：“快回去！”一边跟那个居委会主任，战战兢兢地作揖说：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孩子不懂事！对不起！对不起！” 当时我心里不服气，一把就把球夺回来，那个人扑上来抓 我，我妈妈赶紧跟那个人低头哈腰，说：“对不起！对不起！孩 子不懂事！”
我一看妈妈这样子就不敢出声了。然而我不了解妈妈对这个 人为甚么如此卑躬屈膝，心里感到很难过。妈妈拉着我，我搂着 她的腰，我觉得妈妈浑身在发抖。我说，我们回去好了，于是我 们很快地转身返家。
妈妈跟我讲：“这两天就不要再出去了！你知不知道这两天 是什么日子？”
我说：“不知道！”
她说：“你们学校放假，你不知道是什么日子吗？”
“哦，我是听说了，说是苏联那个斯大林死了！”
“那就对了！你怎么还能出去玩呢！”
我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不要再这样说了！”她走过来，用手轻轻摸着我的脸颊， 说：“听妈妈的话，别问为什么？为了妈妈，你就听话吧！”
妈妈充满恐惧的眼神，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
1949-1950 年的农村土地改革，许多地主被镇压了，1950 年 许多国民党政府的公务人员也被镇压了，1952 年的“三反五反 运动”，父亲因为资本家身份被整肃了。
社会性的政治恐惧正在蔓延开来。
1952 年,上海市已没有一个天主教堂可以做弥撒了。我的几 个中学同学因为是圣母军成员，被作为“反革命”抓走了。人一 抓走就杳无音信，没有人敢问，没有人敢理论。那时，整个社会 非常热闹，红旗飘扬，唱革命歌曲，跳秧歌舞，欢迎苏联专家，欣赏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到处是劳动竞赛。街上常有各种 群众游行，或是庆祝什么节日，或是抗议美帝国主义及各国反动 派。政治旋律转动之快，把我的政治恐惧都甩出去了。
我是在一个不问政治，崇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 家庭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对政治十分迟钝，甚至连失掉了信仰宗 教的权利和环境，我都没有感到不安。在狂风暴雨的大海中还有 一个小岛 --- 我的家庭，给我宁静、慈爱的感觉。
但是，就在这时候风浪扑过来了！
第二章 落入陷阱
1955 年八月底，我从上海老家去北京地质学院就学。因为 全中国的大学是共产党领导的，它的目的是“为党培养社会主义 建设人才”，所以，剥削阶级的子女被录取的比率很小。党的大 学当然优先录取革命干部、工人、农民的子弟。所以我被录取不 仅在我家是一种荣誉，而且在街坊邻居来说，都是很了不起的一 件事，爸爸妈妈也实实在在地为此高兴了一阵。
1955 年八月二十三日，细雨蒙蒙的一天，姚曼华送我去火 车站。依偎到最后一刻，我才攀上车门。别离对初恋的情人总是 那样的痛苦，我的泪水与车窗外的雨丝一样绵绵不绝。
我们已相识好几年，她是我大妹的同学，常常在一起玩。一 群女中的学生来来去去，中间唯有我是一个男生，好似一个领 班。那时她们时兴穿圆口黑皮鞋加红袜子，生活在天真、烂漫与 神采飞扬之中。我同姚曼华的来往始于读书——准确一点说，是 读小说。她的功课实在不怎么样，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在家 补习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就从图书馆借了一些书给她消 遣，有《小妇人》、《悲惨世界》 、《约翰·克列斯朵夫》、 《静静的顿河》等等。她看得很快，看过了，我们就交谈讨论， 相互取得了很多灵感、知识及共鸣。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彼此 之间的情感升华了。
1954 年“十一”国庆节的盛大游行活动中，我被选为举执 火炬的运动员，万众瞩目下，一身白制服显得十分耀眼。一群女 生齐集在终点把我接下来，一起流入人群中去看焰火及狂欢。不 知有意还是无意，大家走散了，只剩下姚曼华和我二人。清晨四 点多钟，我送她回家后，依依不舍坐在她家的廊沿下，等太阳慢 慢升起，露水湿了衣衫都没有感觉到，倒觉得有点凉意，我说： “靠着我吧！会暖和一些！”
一瞬间，我们有了一生难忘的初吻，那么短暂，因为灼热， 一接触就撤开了。这个吻成为我们对对方的承诺，它跟随了双方 一辈子。
北京火车站的气氛十分火红，各大学派人在车站迎接新生，打着锣鼓，开着扩音喇叭。我们这些幸运儿来到祖国的首都读大 学了。地球是在我们脚底下旋转的，世界上还有什么事能使我犯 愁？ 按照通知九月一日开学，这一天新生报到之后，分系分班， 接着，党委会宣布要对全体新生进行一周的“忠诚老实”的学习 运动。我不知道别人怎样，自己真是一点也摸不到头脑，弄不清 楚“忠诚老实”是怎么回事。每人要填写一大堆表格，每一项都 不得漏填。父系母系、亲朋好友、祖宗三代，一个也不能漏掉。
然后，班上一位女同学，她是我班的党员、团支部书记，名 叫马景信，找我谈话。我不太习惯，觉得不自在，她与我之间竟 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所以我对她的谈话腔调产生反感。她 说：“有一件事你没有交代清楚，希望你通过这次忠诚老实运动 放下包袱，向党交心。”
我回答：“我不记得有什么问题，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她说：“你的档案里有的，党对你很了解，事情不大，若你自己交代，就算你有了认识，事情就结束了，就看你对错误是什么态度。”她翻反来覆去地重复这句话，就是向我交代党的政 策，我越听越冒火。
“我要求查看自己的档案，把档案公开出来，彻底看看档案 内究竟有些什么东西！”我的态度使她很不愉快。
后来别的党员找我说：“你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是不是拿了学校里一个篮球。”他这么一说，我吃了一惊。是有此事，在高二时，我在体育研究室打借条借过一个篮球，后来交给姓徐的同 班同学还了。可能，还了球借条没有销掉，就不清楚了。没想到 像这样细微末节的事都记录在档案之中。于是，我说明原由，并 强烈要求公开我的档案，我要看看里面还有些什么材料。这问题 就大了，不是一个篮球的问题了，而是对党不信任，企图挑动闹 事，阻碍忠诚老实学习运动的问题了。后来，我挨了批评，事情 算是过去了。但这不是好的预兆。
1955 年 - 1956 年，尽管有肃清反革命及彻底清算全国基督 教及天主教两个政治运动，受到迫害的人数有一百万至一百五十 万之多，但是直到今天，拥护共产党的人都说，这是共产党夺取 政权后，前三十年中最美好的二年。的确，1957 年开始反右， 接着大跃进、三面红旗、大饥荒，最后更有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 命，生灵涂炭，哀鸿遍地，说这些话的人当中，也有栽了进去， 下场凄惨的。1955 年以前，有土改、三反、五反、抗美援朝， 再加上胡风集团、高饶集团，都是在全民拥护之下轰轰烈烈地展 开的。经济上 1955—1956 年也比较宽松。当时向苏联一面倒，高唱所谓“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解放军士兵的军帽 改为苏式的“牛皮帽”，女生流行穿“布拉吉”（苏式的连衣 裙）。周末，北京各大学把大餐厅的桌椅推开，水磨地上撒了滑 石粉，放着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中的曲子“红梅花”大跳交 际舞，因为“老大哥”时兴跳舞。
一些工农干部子弟，大都没见过这种场面，看到男的搂着女 的转来转去，都十分吃惊。大多数人都没有皮鞋，但两性交往属 人之本性，更重要的，舞会是党团布置下来的政治活动，怎么能 不积极参加，所以场场爆满，十分热闹。
马支书找我，说：“吴弘达，你为什么不来跳舞？你应该来 教教大家怎么跳，要和工农同学打成一片！”
我说：“我不会跳舞，也没有兴趣。”
她说：“你不会跳舞？你这个从大上海来的资产阶级子弟， 不会跳舞？”
“我不会，真的不会。”我回答。
“你知道周末舞会是党团组织的一项活动，是活跃群众生活 的文化及政治活动，目的是增进身心健康和同学之间的友谊，以便更好地学习，你应该有这方面的正确认识。”马支书严肃地 说：“这个周末，你一定要来参加舞会，跟大家打成一片，这对 你来讲，是一个严肃的思想立场问题。”
我无可奈何地说：“我真的不会跳舞，我喜欢打球、运动、 不喜欢跳舞。” 马支书沉下脸来，说：“我看这是借口，据我观察，你从心 底瞧不起工农出身的同学，这是你对党、对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 和立场问题。”
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同班的同学，居然有这样一种权力，对我这样说话。马支书每学期都有一、二门功课不及格，有 时我还要给她辅导。我自小有一个观点，在班上同学中最被尊敬 的就是考第一名的。的确，直到那时，我还没转过弯来，没有领 悟“共产党领导”中“领导”二字的真谛。
1956 年十月，匈牙利人民在布达佩斯起来反抗共产党政 府，苏联红军出动坦克镇压。这件事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的反应是严重的，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都说共产党是代 表人民利益的，得到人民拥护的，人民怎么可能与共产党会有冲 突，有矛盾呢？《人民日报》上说“这是西方帝国主义利用国内反革命分子煽动起来的。”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这件事，当时在 中国，尤其在大学里组织了长达几个月的“政治学习”。大家不仅要听共产党的宣传，而且每个人都必须参加“讨论”，表明自 己的观点、思想和立场。1957 年一月，我在一次班党支部组织 的讨论会上说：“从国际主义的立场讲，苏联红军支持匈牙利政 府镇压反革命是有理由的。但是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一个政府派军队到别的国家去，这是否符合国际法？” 这几句话应不算 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运动向党恶毒进攻的“右派言 行”， 因为当时还没有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运动。
同年三、四月，中共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运 动，鼓励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要求大家给党提意见。不说还不行，不说表明对党的号召不响 应，政治立场有问题，就是不许不说话。这点与国民党统治大有 不同，国民党是不许说话，若奉行“莫谈国事”就太平无事。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后来毛泽东说的 “阳谋”，目的是“引蛇出洞”。
我还是读自己的书，热切地与上海的姚曼华三天一封情书。 当时，我是北京地质学院的男子垒球队队长，我们击败清华等院 校，成为北京市高校冠军队。我还兼任女队的教练。1956 年在 第一次全国棒垒球锦标赛上，我是北京队的主力队员，战胜劲敌 上海队获得全国冠军。全国性的“人民画报”，1957 年有一 期，封面是画家齐白石的肖像，报导了全国棒垒球冠军赛，我上 了画报，老父亲买了许多本到处送人，可见当时我的生活多么繁 忙和兴奋。
团支部书记马景信找了我好几次，要我去整风座谈会发言， 我真是没有兴趣，最后，还是在周围十分踊跃给党提意见的气氛 中去了。我在整风座谈会说了这么几句话：“在我们班里，逢到 开会，支部书记就以‘同志们，同学们’开场，这意思，你们党 团员是同志，我们非党非团的就是同学了，这好似我们一般群众 是二等公民了。”我又加上：“毛主席说，凡是参加社会主义建 设的人都是同志，我们上街买东西，上公共汽车买票都互称同 志，怎么到你（指支书）这里我们就不算同志了？”我的班上有 七个党员，十六个共青团员，剩下七个包括我是“白板”。要知 道“同志”在当时是多么高贵的一个称号！七位“白板”同学自 然有压抑的感觉。
1957 年十月，学校党委宣布我是一个“反革命右派分 子”。主要“罪行”有二条：第一条，恶毒攻击我国政府的国际 主义外交政策，声称苏联出卖匈牙利镇压反革命是违反国际法； 第二条，恶毒挑拨党群关系，声称中国共产党把人分成两等，挑 动群众对党不满。因为我的阶级出身是资产阶级，所以顺理成章 地被划为“资产阶级反革命右派分子”。
我感到天大的冤枉，因为我确实无意反党，所以怎么也不肯 “认罪”。不认罪是很糟糕的一件事。共产党是“光荣、伟大、 正确”的，划你为反革命右派分子，还会错了？“不认罪”表明 “顽固对抗”，那就组织群众加猛火力批斗。这种日子当然不好 过，一份又一份的“坦白交代”“挖掘阶级根源”的“思想检 讨”写不完。我完全被孤立起来，没有一个同学、老师为我说 话，两个党团员日夜吆喝看着我，运动队开除了我，不准打球！ 不准看电影！他们在批判我的大字报、小字报用了一个新的 “你”字，不是人字边而是犬字边。家人及朋友的来信全都被扣 留，我也不能寄信。逼着我交出日记给党支部检查。幸好我的日 记全是写些同姚曼华的爱情，没有一点政治。这样的日子过了一 段时间，最后终于迫使我去“认罪”了。我想也许认了“罪”， 接受一切批判，臭骂自己，总应对我“宽大”了吧！太天真了。 一旦成了共产党的敌人，就永远是它的敌人了。这叫“打翻在 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这一年，我二十岁。我真的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我非常震惊的原因之一，是怎么一下子所有的老师、同学都 对我怒目相视？昨天，大家还在一起打球，还在寝室内（十个人一房间）有说有笑，今天就突然全变了。即使我真是共产党的敌 人，我也没有与他们为敌呀。他们真的就相信共产党指责我的话 吗？他们真的就同共产党一条心非打倒我不可？并且，平常一些 观点及思想和我差不多的几个同学，怎么也对我恨得咬牙切齿， 一开会就捶胸顿足，口沫四溅地批判我呢？有一个叫刘蜀亮的四 川同学，在一次批判会上突然跳出来要打我，他控诉我煽动他反 党，他现在看清我的“反革命面目”了，他不但要同我划清界 线，而且痛恨我。果然，在“反右派斗争”中，他因为立了功而 躲过被批斗的厄运，但后来还是被作为“反革命分子”抓了起来。
我实在惶惑。这个世界旋转得太快了。
1958 年五月一日，劳动节前后三天,我爬到北京地质学院的 学生宿舍的顶楼上，拼命地挥动一面旗子，声嘶力竭地吼着，驱 赶惊惶失措的麻雀，看着它们纷纷落地被歼。当时我的心情却同 麻雀差不多，作为反革命右派分子，我已“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 大海之中，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我是在“戴罪立功”，爬 到别人害怕的高度，这么费心尽力的目的，是希望党支书看到我 的“表现”，看我如何积极响应毛主席及党中央的号召。盼望这 样的摇尾乞恕的表现有一点效果。中共的政策是，“表现好了就 可以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但既没有“表现好了” 的标准，也没有规定期限，并且也不知道，这顶“帽子”是什么东西，有多厉害。全国有多少人戴上各式各样的“帽子”，从没 有一个统计数字。不过，一旦被戴上“帽子”，从此就恶运附 体，休想翻身。
毛主席说一定要消灭“四害”（鼠、蚊、蝇、雀）是有道理 的。他老人家来自农村，到了收获季节，赶麻雀（又称老家贼） 是家家孩子都要做的事。农民可怜巴巴的这点收获，岂可叫鼠雀 吞了？所以雀是四害之一。农民同意，城里人不太清楚。为此， 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出来写文章，说一只麻雀从生到死要吃掉多 少粮食，全国共有多少只麻雀，二数一乘，吓死人！于是毛主席 的号召就有根有据了！ 五一劳动节全国停课、停工、打麻雀运动的目的，实际上是 毛泽东一方面测试经过“反右斗争”以后，是否“全党全国舆论 一律”，已经到了可以“指鹿为马”的境界；另一方面，这是下 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预演。五月五日，中共八大二次 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 线”的决议。这就是大炼钢铁、深翻地、放高产卫星、人民公 社、超英赶美一系列历史上少见的荒谬事情的开端。
北京有位大学老师在讨论消灭“四害”运动座谈会上，先讲 了一大通“除四害”的重要性及革命意义，然后谦恭地提问： “我相信在毛主席及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全国人民一齐上阵， ‘四害’一定会被消灭，麻雀一定不会再有，但是我担心，如果 麻雀从国外飞进来，譬如缅甸飞过来怎么办？我们应该想到这种 可能性！”这位老师很用心思。中国周围的苏联、朝鲜、越南、 蒙古都是兄弟社会主义国家，不会让麻雀飞来的；印度虽有尼赫 鲁之流坏蛋，但喜马拉雅山太高，麻雀飞不过来，唯独只有缅甸 了。过了几天，党支部给大家宣传这件事，宣布他是一个隐藏很深的右派分子。
1957 年大部分鸣放中冒出来的“牛鬼蛇神”已落入网中， 出头鸟都被枪打了，其他的鸟就噤了声。舆论已经统一了。但毛 主席向来做事一竿子到底，“宜将剩勇追穷寇”，还要进行对右 派的补课运动。于是全校又陆陆续续给一些人补戴了“右派帽 子”。
从 1957 年十月份被划为右派到 1960 年四月份被抓起来，在 这两年左右的时间里，我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刚开始的一个 阶段，我认为是冤枉，我没有任何要反对共产党的思想意识，坚 决不接受批判。后来转变为承认自己可能有错误的思想，但是没 有犯罪的动机，但因为不认罪，不认错，不断受到批判、斗争，很痛苦。最后，只好勉强承认自已是反党反革命的右派分子，以 求解脱，心里觉得党和政府有可能谅解到我是无政治意识的人， 会宽大对待我。并且，周围环境的变化对我影响很大，为什么那 么多的人，包括我的家庭，以及我所有的朋友都跟我划清界线，都批判我？也许自己是资产阶级出身，与共产党、共产主义的革 命格格不入吧！也许我应该接受一点思想改造。这表明在强权面 前，我已双膝跪地了。
1958 年，有半年的时间我在山东省野外地质实习。我在上 海大城市长大，从来没有到农村去看过。在上海时我并不觉得自 己有什么特殊，到了山东农村一段时间，思想有了一个很大的改 变。我看到中国的现实状况，农村老百姓的贫苦跟他们的文化、 经济、生活各方面的落后，使我觉得，也许共产党代表了这一大 批人的思想和愿望。共产党解放这一大批人，设法提高他们的生 活品质，这是革命的目的。那么像我这样，在上海过着“资产阶级”生活的人，也许应该成为革命的对象。所以我开始寻找一点自觉性，愿意批判自己的阶级出身和思想，开始接受一点党和政 府对我的思想改造。于是我写了很多的悔过书、坦白交代书、认 罪书，批判自己，臭骂自己，挖自己的思想根源，甚至于有时候 还无中生有地给自己加重一些，以示有悔改的决心。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得不到共产党的谅解，还是不让我过关。我深深地感 觉到，这个社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可能会变得繁荣富强，可是对我来说，我是一个不幸的人。作为一个“个人”，我当然要寻求 自己的自由和前途，所以那时候就产生了一种逃亡的思想。
1957 年四月份，整风刚开始，姚曼华利用春假从济南来看 我。去年，她考取了煤炭工业部的一个师资培训学校，在济南学 习，准备夏天毕业后分配到某一个煤炭部门去给工人们上普通文 化课。她在家中同我一样排行第三。在全家五个女孩子中，她有 点男孩子气，性格比较刚强，一个“资本家小姐”敢于跳出上海 那种生活优越的环境到外地去，是要有点勇气和决断精神的。
她来北京度春假是我们一生中最幸福、欢欣的三天。我们逛 天桥市场，参观故宫，我们相亲相爱，完全没有大祸临头的预 感。
她回济南以后，却不再像两年以来那样，每三天定期寄信给 我。“脱期”几次后，她来了一封信，推说行将毕业，功课很 忙。到了五月间，我已卷入“整风反右”的政治旋涡，身不由已 了。五月，北京各高等院校都停课，天天政治学习，进行反右斗 争，我觉得学生不上课，天天搞政治很无聊。突然有一天，曼华 投来一封信，没头没脑地表示要同我分手。我猜不透是什么原 因，估计应该不是政治理由，因为我仅仅是受到一些批判，一直 到十月份才被定为右派分子。
在五月间，我曾请假专程去了济南、上海几天，询问她的情 况。她表示对我的感情没什么变化，不过心里很烦。就在我从济 南到上海家中的那一天，地质学院就拍来电报要我急速返校，参加反右斗争。我并没有这种政治嗅觉，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父 亲说：“你要赶快回校，要诚诚恳恳向党交心，恐怕你会有问题的。” 我不得不匆匆上火车回北京去，自此断了与姚曼华的联系。
那一天临别时，我已走出家门很远。突然，毫无意识地返身 回去，直上二楼妈妈的房间。那时她已身心交瘁，病倒在床上。 我扑在她身上，她抱着我，搂得很紧，亲我的两颊，对我说： “我知道你要回来的！” 可能因为是继母的关系，自我成长为 少年后，妈妈和我没有肌肤之亲。1957 年五月这次突然的拥抱，竟是最后诀别之举。这是妈妈的灵感，还是上天的预示？
当我五岁时，生母去世，遗下五个子女，上有大姐、大哥，下有二个妹妹，小妹还在襁褓之中。父亲迎娶继母时，因父亲当 时的声望，继母又是浙江省萧山县的名门，所以婚礼排场相当 大，在上海的国际饭店举行。前妻留下的子女，照当地的俗话叫 做“拖油瓶”，被家庭及社会所歧视。他们结婚那天，我们兄弟 姐妹五人直到婚礼开始的时候，才由一位亲戚陪着到会场去露露 脸，坐在进门的一个角落里，看见继母拖着长长的白婚纱慢步在 乐曲声中前进，在我们这群没有母亲的天真孩子的眼中，她真是 漂亮极了，就像仙女。但是，很快地，我又想到她将是我们的 “后娘”，心里不禁冷颤起来。“后娘”从来是与虐待一词有相 同的含义啊！我们算是到场了, 婚礼未结束，就匆匆溜回家来， 避免几百个宾客对我们这五个“拖油瓶”指指点点。
深夜，在一个小房间里，大姐抱着小妹坐在小板凳上，哥、 大妹和我围靠着大姐，我们忐忑地、恐惧地等着披着黑长袍的女 巫---后娘---的到来。
门开了， 没有开灯，借外面的灯光，一个全身洁白，胸前 别着一串鲜花的形影，悄悄地走过来，柔柔地自大姐手中抱起小 妹，另一手拉着我，轻轻地说道：“来！去睡觉吧！”。她把我 们一个个安顿好了，才褪下银白色的旗袍，同爸爸去卧房。
一直到 1945 年日本投降，我老家江苏省无锡县一直不太 平，日本人、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三方军队一直打来打去，所以， 1942 年母亲故世后，按照习俗，她的灵柩用两条长板凳架着， 不能着地，停放在殡仪馆里，等待运回老家入土埋葬。在这三年 多的时间里，每到清明节、母亲的诞辰及忌日，我们都要来上香 供祭。除了有几次是父亲领我们来，大都是继母，我们的“妈 妈”，带着哥哥和我来的。我记得每年总有一天，继母一手拎一 桶油漆，一手握着我的手，哥哥拉着她的旗袍下襬，去给母亲的 棺材上油漆。继母握着我的手，同时鼓励哥哥，用刷子蘸油漆刷 第一刷。然后，继母接过来完成全部油漆工作。每次在家里摆香 火供祭时，斟三道酒，跪拜三次。父亲是第一个，然后哥哥和 我，再是女孩子们，继母是最后一个。
我已意识到妈妈在精神上、身体上已虚弱不堪，可是，我能 做什么呢！我无法、也不能将继母的善良、人性及慈爱与生母相 比较。因为生母去世时我才五岁，几乎没什么记忆。但是，我一 直接受着母爱的温暖，那就是我的继母给我的。她并不纵容我，但从不高声苛责我。我一直觉得她是我最可靠，最信任的避风港。
自 1957 年十月，学校党委宣布我是一个“反革命右派分 子”之后 ， 我失去了自由,身心再也不得安宁。
逃亡，是为了寻求前途及自由，但这意味着要与故乡、父 母、亲人、与初恋的情人诀别。逃亡除了危险的顾虑, 还有与他 们割舍的痛苦，这是一场复杂的内心斗争。
1958 年底，从山东野外实习回来后，我不仅认识到了中国 社会中的主体 - 农民、农业、农村的现实，而且亲身体会到了 “大跃进”、“深翻地”、“放卫星”、“大炼钢铁”是怎么回 事。在这个疯狂、没有人性的社会中，我绝不可能有尊严、自由 及幸福。 我始终不知道姚曼华切断与我联系的原因。
自 1957 年十月 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之后，我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同她的联 系，最后通过她的家人知道她在辽宁省阜新市的一个煤矿教书。 于是我将多年来往的全部信件、照片打成一个包裹，用双挂号给 她寄去，告诉她，不管是什么原因要同我分手，请把我忘掉，世 界上已不存在吴弘达这个人了。
等到再次见到姚曼华是十七年后的事了。
做完了这件事，我感到轻松一点。笼中鸟挣扎着求飞求去。
毛泽东一贯喜欢用比例数字来控制政治生活。他说约百分之 五的知识分子是右派分子，这是一项政治指针。各级领导为了表示领会伟大领袖的精神，都会“宁左毋右” 地超额完成指标。 实际上，在北京地质学院有百分之七的学生、百分之十二的教职 员工被划成右派分子。有的学校像清华和北大，右派比例比我们 学校高一点。
1957 年，经过半年多的“反右斗争”，揪出一大批“右派 分子”，据后来的调查，约有一百万人之多。中共中央自己的数 字是五十五万，实际多少没人知道。到了 1958 年二月，政府实 施由中共中央反右办公室主任邓小平主持制定的“资产阶级右派 分子处理方案”，全国的右派分子受到了不同等级的惩处。一般 分为五个级别：第一级，作为现行反革命逮捕判刑或判处劳动教 养；第二级，开除公职，发配到工厂、农村监督劳动；第三级， 保留公职，送工厂农村监督劳动，取消工资，仅发最低生活费； 第四级，降职降薪，留职察看；第五级，免于处分，戴右派分子 帽子（即政治上为反革命敌人）。大学生的惩处方式分为四级， 即逮捕判刑或劳教；开除或保留学籍，押送工厂，农村监督劳 动；留校察看；免于处分，戴右派分子帽子。按照毛泽东的政治 手段采取：“两头小，中间大”的处理方式，所以，1958 年被 逮捕判刑或劳动教养的人，为数较小，约占百分之五至百分之 十；被免于处分的，也为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大多数右派分子 在二、三、四处分类别中。但不管那一类处分，所有被划为“反 革命右派分子”的人，最终几乎都是家破人亡。总之，一旦划分 决定了一个人为共产党的敌人，就很难逃脱厄运，必然覆灭不 可。1958 年后的几年中，尤其 1960 年前后，一批又一批原为第 二、三、四级处分的“反革命右派”，被冠以“抗拒改造”、 “翻案”等罪名陆续加以逮捕，这就是当时惯称的“升级处 理”。削萝卜要一刀一刀，一片一片地削。
学校给我作的政治结论是“罪行轻微，态度恶劣”。我被定 为大学生惩处方式的第三级，“戴右派分子帽子，留校察看”。
许多与我同样留校察看的学生右派，在不同程度上，都想寻 求自由，寻求一个生存环境。这是一个常人的基本要求，所以在 留校察看期间，我和别的右派分子开始有了秘密的接触。右派分 子之间绝对不准许互相来往，若被发现互有来往，就很容易被打 成反革命小集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人犯罪和两个、三个 人一起犯罪会有非常不同的处理尺度，中共对所谓集团性的犯罪 特别敏感。
我跟三个留校察看的右派同学建立了一种非常密切的联系， 我们秘密策划逃亡国外。我们想了很多，不能往北跑，也就是逃 往蒙古、苏联、北韩，这些是兄弟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是没有 什么出路的。西藏那边喜马拉雅山几乎是不能跨越的。台湾方面 因为是海峡，也是很难抵达。香港，我们不会说广东话也不方 便。最后，我们选了一个目标，就是从云南往缅甸走，因为我们 都是学地质的，有野外爬山涉水的基本技能，只要有一个罗盘， 我们就很容易辨别方位及路径。我们开始准备一些必要的衣服、 粮票和钱，当然还要准备一些空白路条，还有挑选一些云南跟缅 甸接壤的地图，这些地图从资料室里能够找到。地质学院的学 生，一般来说，暑假的七、八、九三个月都要到野外实习，到十 月份会放一个月暑假，而十一月回来后就开始作毕业论文的准 备。我们商量的计划是 1959 年十月份行动。
为什么要用这个放假的时间？因为我们作为被留校察看的右 派，经过申请，可能会被批准在暑假、寒假期间探亲。平常在学 校我们受到二十四小时的监督，不管是去学生食堂，去教室，或 是图书馆，都要跟负责监督的党、团员报告自己的行踪，不能乱 跑乱动。如果我们利用十月份放假回家的这段时间，可以集合到 云南边境去试探。如果到云南边境以后，顺利的话，就过去了。 万一不顺利，我们可以再回来，也不至于被发现是到云南去了。 这是经过严密考虑的一种方案。
1959 年的七至九月份，我们这四个人分配在四个不同的地 方实习，一个在武汉，一个在四川，一个在东北，我在北京。我 的课题是北京良乡地区的一个工业基地的供水设计。我在北京阜 城门外八里庄的北京市水文地质大队实习。九月份，从野外回来 了，我就在那里整理资料，计划过了十月一日后，我们自野外回 校，准备跟自己系里请假，然后设法四个人会合再辗转去云南。
九月底，发生了一件事，在武汉实习的那个同学突然私自离 开了武汉地区，秘密跑到北京来找我。我在阜城门八里庄水文地 质大队实习时，只有那位党员女同学马景信和我两人作为那里的 实习学生。地质大队的工作人员、工程师、助理工程师或者绘图 员，不像学校的学生那样对右派那么严厉，相对来说，我在地质 大队的生活比较宽松。
九月二十九日下班后，我在地质大队的球场上打篮球，突然 看见马路对面, 那个武汉实习的同学在那儿偷偷跟我打手势。我 吃了一惊，他怎么会提前回来了？等到天黑以后，我把他悄悄领 到我住的宿舍里去。在地质大队负责监督我的马景信跟其她女工作人员住在一起，我跟地质大队一位姓张的技术员住一个房间。 姓张的技术员当时因工作出差，所以房间里就只有我一个人住。
我问他：“怎么一回事？怎么提前跑回来了？”
他说：“我出事了。”
“出了什么事？”我问。
他说他因为在武汉地质队实习的时候，跟当地的一个女孩子 有了好感，俩人谈恋爱了。对一个右派分子来说，这是不允许 的。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右派分子只能被监督，老老实实地改造 思想，不可以交朋友，更不能谈恋爱，那是违反留校察看规定 的。当然，他受了批斗。她跟他之间的感情很好，她拒绝警告， 坚决拒绝跟他划清界限，也不怕批斗。当地的地质队党委为此非 常恼火，决定召开批斗大会，要把他女友也拉出来一起批斗。在 这个情况下，他觉得再也无法忍受，说这不是人的生活，他就跑 来找我，说要提前行动去云南。
我说：“你这样做就不对了，第一，你这一跑等于是他们知 道你已经逃跑，一定立即想办法到处追捕，这就很危险。不像我 们利用放假，有一个合法回去探亲的理由，作为掩护。第二，我 们说好四个人一起走，另外两个在东北和四川，目前我们无法联 系。如果我们两个现在走了，他们两个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违 背了我们的承诺。他们怎么办？”
“我真是无法忍受了。”他说：“你不跟我走的话，我要一 个人先走。”
“如果你一个人先走的话，等于把我们三个人都暴露了”。
整整谈了一晚上，我怎么劝他，他也不听。
第二天，他临走的时候表示同意了，他说：“那好吧！我就 回学校去直接到党委去自首，承认我错了。争取宽大。现在没棋 可走了。”就这样，他回校去了，但实际上他想一个人先走。那 天夜里，他在我的宿舍里张技术员的床位上睡觉，第二天早晨走 的时候，他拿走了张技术员的工作证和一个存折，在隔壁储蓄所 取走了五十块钱，存折上一共有五十五元钱。这件事情他没有告诉我。
到了九月三十日实习结束回学校时，我联系到东北和四川实 习的两个同学，才知道他已经被抓起来了，学校常委早就张网捕 鱼那样等着他。
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可怕的。是不是党委由此发现了我们的 情况？或者他把我们招供出来了？都很难说。不管怎样，我们三 个人决定取消逃亡计划,不敢行动了，最好是赶紧回家，能与家 人再见一次面就赶快见面吧！
十月一日，我跟马支部书记请了假，说想回家去探亲。她说 “可以吧！”就批准了。
她问：“你什么时候走？”
我说：“因为十月二日放假，如果明天走，比较容易买到车 票”。
从 1957 年以后，已有两年没看到家人了！到了十月二日中 午，我正要走的时候，马支部书记找我说：“你今天下午先不要 走！ 有点事情要找你，你明天到八里庄地质大队去一趟。”
“去做什么？”我问。
她说：“你已经在那边实习了三个月，到那边去作个政治思 想总结，作完总结，你再回上海。”
看来这位支部书记当时也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要求我到 地质大队作一个政治思想总结，这对于一个被监督的右派来说， 是一个例行的事，所以我十月二日没有走成。
第二天，我到了八里庄地质大队，发现这个大队里跟我工作 上有关的大约二十人，都集合在一起等着我开会。有一个姓蓝的 主任工程师主持这个会。他说今天给吴弘达作一个政治思想总 结。一般来说，这种右派分子的思想总结的会，大都是批斗会， 很难受的。也许他们是一个工作单位，我又是外来的，所以每个 人发言比较客气。居然，还有不少人说我有些优点，在工作上怎 么积极和主动等等，不是惯常的臭骂。但是有几个骨干分子发言 中有一句话：“吴弘达，你有没有在这段时期里，做过一些损害 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对不起人民的事情？”
我不清楚提这问题指的是什么。稍后，蓝主任宣布现在休 会。蓝主任等大家出去以后就坐到我旁边，他说：“小吴” ─ 在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叫我小吴，或者是吴同志，都是声色俱 厉地喊吴弘达或右派分子吴弘达。他叫我小吴而且给我倒了杯 茶，使我心头一暖。
他说：“小吴，我知道你在政治上犯了错误，但是据我们了 解，你犯的错误不是很大。你还年轻，在党的教育和帮助下，我 相信你会改正错误，重新做一个有用的人！不过，你在政治上犯 了错误，在生活上不能犯错误啊！” 我听了这话很纳闷地说：“蓝主任，你就直截了当说吧，你 也跟我相处了三个月了，知道我不喜欢拐弯抹角。”
“那好，我就直截了当给你讲，跟你住在同一房间的张技术 员出差，到九月三十日才回来，也就是国庆节前回来，回来以后 就发觉他的东西丢了。他丢了什么东西，我也直截了当告诉你， 就是银行的存折里面有五十元被取走了。你跟他是同一房间，在 这个期间，他人不在，你一人在这个房间里。” 我听了以后马上回答说：“蓝主任，这种事情请不要找我， 没有这种可能性，我知道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 他听了后说：“小吴，先不要这么早下结论，你仔细想一 想！人难免有做错事情的时候，做错了不要紧，就怕不认错。你 年纪轻，多想一想，好不好！”他说完就出去了，同时把那个存 折留在桌上，我一看那个存折取款日期是九月三十日，我是三十 日中午回校的，我想到这是从武汉来找我的同学做了这件事。 但有几个因素我必须考虑：第一，我一个人在这个房间，当 然我应该对房间里的所有财物负责，对这件事跳进黄河也洗不 清。我若完全不承认五十元钱与我有关，我是反革命右派分子， 反正也是没有好结果的。第二，显而易见，我绝对不可说二十九 日武汉的同学来过。现在他已经被抓起来了，若说他来过,接着 一定会问我跟他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来找我，最终逃亡的计划 会全暴露出来。 我想了半天，没有选择余地，最上策是我把这件事情扛下 来，掩盖过去。于是，我跟蓝主任说：“蓝主任，我想跟你谈一 谈。”
“那好吧，你就谈吧！”蓝主任说。 我把家里寄来买车票的五十元钱拿出来放在桌上。说：“蓝 主任，对不起，张技术员的五十元钱是我拿的。” 我没有用 “偷”这个字。 我心里不能接受这个字。“我觉得做得很不 对，我现在把钱还给张技术员。承认错误，请宽大对待。” 蓝主任说：“你这段时间身上很缺钱吗？” 我说：“我想回家，二年不见父母了，家里没钱！” “那你跟我说嘛，我借给你钱就行了吗！” 蓝主任动情地 说：“这样做就不对了！不过你现在承认了就算了。只要你认错 就好，你等一下。” 他说着，拿着钱就出去了。 过了大概有半个钟头，他回来对我说：“我跟党委报告了， 我现在告诉你党委的决定，还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坦白交代， 自己能讲出来，肯承认自己的错误，从宽处理。党委有三个决 定：第一点，这个政治思想总结会不再开了；第二点，对你的这 件事不在地质大队公开；第三点，我们建议你学校党委根据你坦 白承认错误，态度诚恳，不给你处分。” 回到学校以后，我找马支部书记告诉她事情经过。当我讲完 以后，她说：“嗯！你不仅是在政治上犯罪，而且在生活上犯 罪。你怎么会这么堕落！” 她把我狠狠地骂了一顿。 学校党委根据地质大队的建议没有给我任何处分，而且也没 有对其他的同学宣布，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因为没有钱了，我不能回家，失去了和妈妈再见一次的机 会。57 年五月离开上海的那一天，和妈妈的话别，不料竟是今 生最后的相聚时刻，心中真是怅惘，黯然神伤！
1949 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 民站起来了！”当然，不是指所有的中国人。谁也说不清楚“人 民”的定义是什么,因为这个定义是由他来制定及改变的。共产 党的国旗上有五个星。当时对国旗的解释是，大星指共产党，四 个小星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照 1949-50 年的政治状况，资产阶级似乎还算是“人民”的一部 分。父亲虽是资产阶级分子，但继承着中国人（或者说汉族人） 的忠君爱国的思想，没有随着帝国主义分子、买办资产阶级分子 及国民党逃走。当时，父亲的好友，香港怡和洋行的老板，英国 的约翰·凯瑟克爵士劝他走，告诉他共产党革命不是闹着玩的。 我父亲谢绝了。他说这是他的祖国，也是他子女的祖国，共产党 革命要没收财产，他无所谓，他不是靠父荫而是靠自己努力累积 的家产，他的子女也要靠自己的正直及努力自给自足。他又说， 如果共产党要把资产全归国家，大家平等，努力工作，祖国富强 起来，个人的荣辱进退不是最重要的。当然，历史证明这是天真 的想法，也是天大的玩笑。三十年后的 1980 年，约翰·凯瑟克 爵士到上海来看父亲，父亲说他无脸见人。不久，他去世的时 候，留下一句话：“走错了一步棋！”
当年父亲虽然没有“站起来了”的感觉，但他总觉得周围的 人都情绪高涨，国家好像在振兴。没多久，镇压反革命运动一结 束，1952 年就搞“三反、五反”，父亲开始尝到共产党革命的 滋味了。到了 1957 年，景况就全变了，资产阶级分子发觉自己 是被革命的对象，要夹着尾巴做人了。有一点很不同的地方，以 前国民党政府要抓人，搞整肃，会使整个社会气氛很紧张，会有大大小小的抗议，政府也因此缩手缩脚。共产党搞革命，是杀 人、抓人、没收财产、迫人跳楼、妻离子散，都是在整个社会兴 高采烈、欢欣鼓舞之下进行的。
我被保留学生身份“留校察看”，没有自由，一切言行都在 党团员的监视底下。负责监督我的是共青团员申请入党的积极分 子孔繁业。
人要入党，就要表现对党的忠诚，一定要努力为党工作，甚 至牺牲。没有良好的政治表现，无从显示出忠诚的程度，难以成 为合格的党员，所以要想到在任何时候，特别是在政治运动中多 多表现自己。有人入党基于对理想的追求和革命的情操。革命的 初期，这种人多一点。实际上，很多人清楚入党的好处。如果为 党的利益奋斗，党会给予相当的利益回报。这种利益交换是在高 贵的革命理论下进行的。
孔繁业是广西人，与我同寝室，同班同学，素无怨恨和纠 葛。当我被宣布为“反革命右派分子”后，他对我声色俱厉，在 批判我的会上，他的广西腔普通话，夹着方言，常常使人不是共 鸣而是发噱。他打了多少小报告，我不知道。学校指定他同另一 个河北来的郑建真同学（也是入党申请人）共同二十四小时监督 我，党支部相信他们不会同情我，不会与我同流合污，一定能忠 诚执行党交给的任务。稍后，我被抓起来劳动教养，某种程度上 与孔、郑二位入党积极分子不无关系。他们对我的监督不仅置我 的个人尊严于不顾，而且，不是常人能容忍的。我们之间常常发 生激烈冲突，当他们报告给党支部后，接着我就挨批斗。最后落 在我头上的结论是：“不服从监督，顽固抗拒改造。” 后来，1979 年我自劳改队释放后，一直想打听这两个人，看看他们后 来是否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了，可惜没有找到。 1960 年四月二十七日早上，在学生食堂里，孔繁业突然把 我叫住，说要跟我谈话，缠了一个多小时之后，他把我带到教室 楼去开会。进入教室，见到全系的同学鸦雀无声地在那里等着， 抬头一看，黑板上写着“批判右派分子吴弘达大会”。原来是由 学院水文系的党总支召集的一个学生大会，在大会上宣布开除我 的学籍，同时安排北京市公安局到学校里把我逮捕，立即送到北 苑收容所。
这个过程安排得简单又精确。当系总支组织委员王健宣布开 会后，马上就有三五个同学，他们都是反右派斗争的积极分子， 愤怒地要求发言，声讨我的反革命言行，并且口径一致地要求学 校当局开除“顽固抗拒改造”的反革命右派分子吴弘达，并请求 人民政府予以法办。接着，王健拿出一张准备好的纸，代表院党 委宣布开除我的学籍，并且代表院党委请求北京市人民政府给予 法办。所以先有“群众要求”，接着就有学院党委的决定，再请 求政府部门处理。这个程序完美无缺。紧接着，在门外等着的， 上身穿白色，下身深蓝色制服的一个警察，随即就从另一个门口 进入教室。他从制服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宣读：“我代表北京市人 民政府宣布，对顽固不化、抗拒改造的右派分子吴弘达，予以收 容劳动教养。” 随即，命我签字。他用手掩住劳动教养通知书 的上半部，用另一只手指下方签名的地方。我要求他将手移开， 我要看看劳动教养的理由。这位警察说：“就在这里签名。”
我说：“我要看上半部。”
他有点生气地说：“你要签就签，不签也行，反正你要跟我 走！” 又补上一句：“放明白一点，不签没什么好处！。”
我坦然地说：“既然这样！我就签！反正我不知道上面写的 是什么，也许要枪毙我，我也签了。”命运从来不在自己手中， 我能怎么样？
“跟我走！” 警察带着我从教室去宿舍拿行李。学院保卫 科的人早已在学生宿舍等待。谁说共产党官僚制度作风拖拉，没 有效率？他们没有给我戴手铐，大概在高等学府办这种事要文明 一些。在去宿舍的路上，他用手扶着我的胳膊，我脸上有点挂不 住，轻声地对警察说：“放心，我不会跑的！” 他放开了手， 说道：“其实劳动教养没什么，年纪轻轻的，劳动一下也好！劳 动几个月就回来了！”
从教室楼到学生宿舍北五楼大约需走十分钟。我心里盘算着 一件事：在学生宿舍，我的抽屉底板夹层里有一份云南省边界地 图。在去收容所以前必须消毁，如果他们查获这份地图，那后果 不堪设想。
三三二寝室里沿四面墙有五张上下的双人床铺，我睡的是上 铺。寝室中间二张大书桌，每个人有一个自用抽屉。学校治安保 卫科的干部及几位党员同学环立在内。逮捕我的警察说：“把衣 物收拾一下，马上走。”
一进寝室门， 我首先把抽屉拉出来，不是一件件地捡，而 是把东西全部翻倒在我的睡铺上，然后我爬上铺去逐渐收拾，故 意将一些笔记本，纸张扔下去，转移他们的注意力，趁机把那张 地图，攥到裤袋里。
我对警察说：“我洗了一块做裤子的布料晾在楼下锅炉房， 让我去取回来。”
他说：“不用了，会派人去取来的，所有的书籍、衣物，一 件不少会给你送去的。”他不让我去。 于是，我跳下床来，走到房门口，表示要从门后的衣箱中取 衣物，堵在门口的治保干部就侧身让开了。我于是趁机猛冲出 去，从三楼向下飞跑，人们一惊慌，随后追来，并大声喊：“抓 住他！”
此时，我已到了二楼，回身喊到：“我去锅炉房拿布料，喊 什么！不会跑的！”同时加速下奔。进入锅炉房，立即打开炉 门，丢进地图，等他们赶到，我已经拿了布料正转过身来，说 道：“你们大惊小怪干什么！？这是块日本进口卡其布料，丢了 可惜！” 警察说：“好吧！好吧！快走吧。”又回到三三二寝室。 学校治保科的北京吉普把我送到海淀分局，接了另一个小偷 犯人，一并送去北苑收容所。 “咣隆”一声，大黑铁门在背后闭上了。才走几步，有个人 在背后踹了我一脚：“低头！面对墙，蹲下！” 人生的下一步是什么？不知道！
1957 年十月，中共正式颁布实行劳动教养条例。名义上这 是一种“最高行政处分”，不算刑事处分，因而没有法律程序， 直接由公安部门逮捕送往劳改队。不同于判刑劳改的是，劳动教 养有很少一点的所谓工资，但要自己付膳食费（犯人不用付）， 这点工资扣除了伙食费就所剩无几了。不穿囚服，不剃光头，相 互之间称“同学”，不称“同号”。重要的一点是判刑劳改有刑 期，劳动教养没有期限，按当时警察们的说法：“改造好了，就 可以回家！” 问题是，什么是“改造好了”。标准是什么？实 际上，我进了劳教所，就被告知，“你们都是社会的渣滓，这就 是对你们的劳动就业安置。”也就是，永远在公安部门控制下劳 动改造。
第一批被劳动教养的，是 1955 年“肃清反革命运动”中整 肃的一批所谓“历史有问题，不构成犯罪，但不能再为国家服务 的反革命分子”，约二十万人。第二批，就是 1958 年二月反右 派运动中的极右分子，人数约十万人。到了 1960 年，因人为的 大饥荒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动荡，所谓“盲流”蔓延到全国，对共 产党政权构成了巨大威胁，政府大批逮捕这些社会不安分子，使 全国各地监狱及劳教所人满为患。劳动教养是省事、省力的一种 措施，有效地维持着政权的稳定。
到 1960 年年初，毕业论文答辩完了以后，我就等待政府分 配工作了。按当时的政策，作为一个留校察看的右派分子，都会 分配在条件很差的一些工作单位去，而且也不会像正常的大学生 那样成为一个国家干部，有一份正常的工资，我们只是给一些生 活费。不管怎么样，对我来说总算是到了一个阶段，大学毕业等 待分配工作了。要供一个大学生上学，对家庭来说是很重的负担，我原来同其他同学一样有一份奖学金，也就是说每个月的十 二元五角伙食费是政府给的。自从划成右派以后，当然取消了， 但为了完成学业，妈妈每个月会按时寄二十元来。其中十二元五 角是缴伙食费，还有七元五角是我的零用钱和买书等等费用。家中哪里来这二十块钱呢？我一直不清楚。不管怎么艰苦，毕业对 我对家庭都算是熬到头了。
如果给我分配工作的话，就像天平上的砝码，不仅是从右面 那个称盘拿走，而且是放到左盘上去，对家庭不单是减轻了二十 元钱的负担，而且，我每个月会剩几块钱，寄给家里，这种转 换，和过去的情景会很不一样。父亲那时也戴了右派帽子，工资 没有了，只给“生活津贴”。妈妈一直有病，我还有五个弟妹， 共产党讲革命的人道主义，按家中子女人数给每人一点“补 助”。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能够毕业分配到一个工作，对这样一 个绝望的家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家里唯一能看到的希 望，好似黑暗中仅有的一线曙光。
当 1952 年父亲失去了银行的职务，收入骤降之后，表面上，家庭似乎还撑着。我们孩子是从来不允许过问家庭经济状 况、父母的收入等问题的，但看到了一些变化，先是钢琴被人搬 走了，接着是地毯、沙发失踪了。电冰箱先是停了电不用了，后 来也消失了。家里电话由两个变成一个，最后全拆掉了。妈妈常 常拎着沉甸甸的提包出门，回来是空包。阁楼上有十几个大箱子 是她的陪嫁品，她常常一人爬上去拿东西下来，偶尔要我帮个 忙，因为有重东西抬下来。常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家 中的积蓄一点点地变卖，支撑着七个子女、一个病母的家庭。 1960 年，我们家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革命把富人变穷，穷 人也没有变富。
1979 年我获释后，妹妹告诉我，我最后一个月的 20 元钱， 是妈妈把她的结婚戒指卖了的钱。这是她仅有的财产，她大概认 为这是最后一搏了，也许下个月我到了工作单位就会寄钱给她 了。
按照收容所的规矩我是不准跟外界联系的，也不会通知我的 家属。进入收容所，首先是两个星期所谓学习班的教育，也就是 说，在一个学习班里对我进行认罪守法的教育。每个人都要做坦 白交代，无论谁如果不认罪，不愿坦白交代，他会在学习班待很 长的时间。学习班是一个相当恐怖的地方。经过两个星期学习班 后，他们就把我送到收容所附属的北苑化工厂去劳动。当时已经 通知我，我的劳动教养是无期的。至此，任何人，包括我自己， 不必再对我寄存任何希望了。
五月十六日，公安干部派我到北苑化工厂去劳动（化工厂是 北苑收容所的一部分，也是对外使用的生产单位名称），我请求 允许给家里写信。第二天就写了封信，告诉家里我已经被逮捕 了，不会再得到一份工作，而且我是无限期劳动教养。我把这封 信给了管教队长，五月十七日信发走了，以后就一直没有任何消 息。
亲人在等待一根稻草，我给他们的是一块铁铊。 妈妈第一个沉下去了！
人生好比走在长长的隧道之中，隧道都有一个终点，终点就 是坟墓。有的人的隧道长一点，有的人的短一点，反正最后都要 到达一个终点。走在黑暗的隧道中需要一盏盏明灯来引领，譬如 将要到来的结婚，那是一盏灯；想看到即将出世的孩子，想到明 年要搬一个好房子，这都是一盏盏明灯；盼望着亲人早日康复， 盼望着年老父母平平安安，这也是一盏盏明灯。大大小小的希望引领人们走在隧道之中。如果确信不可能再有任何明灯了，就依 靠想念亲人，回忆往昔的欢乐或不幸的时光来编织一个个的梦， 支撑自己活下去。甚至，人们会幻想一盏灯来欺骗自己。然后， 慢慢地顺着幻觉在隧道中走到尽头。妈妈已经气若游丝，无力再 编织一个梦了，是我的讯息，推她走到隧道终点的吗？天哪！
1960 年六月某一天，我哥哥来看过我一次，当时我还在北 苑收容所。他回上海奔丧，他是在从上海回包头的途中来看我 的。当时哥哥并没有告诉我妈妈已过世，他认为妈妈是我害死 的。他比公安干部还严厉地对我说，整个家庭跟我划清界限，并 且告诉我只有一条出路，就是认罪认错，听从党的教育，服从改 造，重新做人。这就是我十九年牢狱生涯中唯一来看过我的亲 人。一直到 1974 年，我从劳改队准假回去收妈妈骨灰盒的时 候，才知道妈妈过世的情况。
那是 1960 年五月十九日，家里收到一封信，就是我从劳改 队第一次写回家的那封信。当时，父亲作为右派分子每天要到学 校接受监督劳动。妈妈身体非常不好，原来有肺病，也有心脏 病，后来牙齿都掉光了。只能勉强做一点轻微的家务事，大部分 时间她都躺在床上。她惦记着我分配工作的事，她想或许我去报 到前还会回家来看看她，已经三年不见了。五月十九日傍晚，爸 爸、妹妹、弟弟回来以后就发觉家里的煤球炉没点着，也就是说 晚饭没有做，房间里也没有开灯，妈妈睡觉了。但是他们发现桌 上有封信，也就是我写回来的那封信。每个人看过了，信放回原 处。屋子里没有一个人说话，没有人谈论，也没吃饭，就都去睡觉了。
默默无言是必然的，这个家庭在那时沉默已成了习惯。
清早父亲去学校，弟弟妹妹也都上学去了。妈妈早晨习惯迟 起，大家开始活动时，她就躺在床上。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大 家也已习惯。中午的时候，只有一个小妹和一个小弟回家吃午 餐。妈妈惯常准备好一点点饭给他们。那天，小弟先回来，看到 炉子还没有升火，也没有吃的东西。他等我妹妹回来后，就跟她 发脾气。
他说：“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下午还要提早去学校，你 快点做点东西给我吃。”
妹妹就说：“你吵什么？你不知道妈妈病了吗？我回来了， 给你做就是了嘛！” 妹妹马上劈柴升煤球炉，等火升着，就把锅放上烧水。因为 那个九平方米的厨房是四家合用的，大家都把对方像防贼一样地 防范，每一家的厨柜都要锁起来。酱油、盐都要锁着，放米的箱 子更要锁起来，所以她就得去找妈妈要米箱的钥匙，才能去拿 米。她在妈妈的睡房里，没有找到那条钥匙，只好去问妈妈。她 看到妈妈在床上脸是朝着墙睡，就推推她。这一推就发觉不对， 妈妈已经僵硬了。她当时吓得说不出来，腿一软坐在地上不会动 了。小弟看着没有动静就过来了，妹妹看见有人来了，放声大 哭。
小弟马上就去报告派出所，说妈妈死了。妹妹当时第一件事 是把床头柜打开，看见安眠药的瓶子已经空掉了，她就把瓶子收 藏起来，爸爸回来了，警察也来了，爸爸就跟警察说：“妈妈的 死是因为心脏病发作突然过世。”
谁也不知道妈妈什么时候过去的，昨天半夜？今天清晨？死 时痛苦吗？她想说什么话吗？从前一天看到我的信以后，她就躺 下去没有再起来。她实在太累了！
在这个世界上妈妈是唯一的一个没有跟共产党站在一起谴责 我、批判我，跟我划清界线的人。她沉默了！在这个社会里保持 沉默都不容易，妈妈是永久地沉默了！
自杀在这个国家也是一种罪。当然对妈妈来说，她什么都不 知道了，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但是，对活着的那些人，也就是 说我爸爸、我弟弟妹妹，如果他们档案里有一个自杀的亲属的 话，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第二篇 饥 饿
饥饿会使人感到生命之舟在沉没之中，种种恐惧也将随之而 来。然而，饥饿却另有一种功能：它也能使恐惧消失。饥饿到了 一定程度，人的大脑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因为没有能量的供应， 大脑非常迟钝，运转不起来，恐惧同其它一些思维一起模糊，淡 漠以至消失了。
真正单纯地因饥饿而死的人并不多，多半是肺炎、肠胃炎等 一些常见病症致饥饿者于死地，因为那时人们已失去了抵抗疾病 的能力了。
生命虽然脆弱，却也相当顽强。如果已无法取得食物来维持 生命，人体只需有一点点水，一点点阳光，也会自动地延续生 命。起先是脂肪的燃烧，然后肌肉，甚至骨胳和骨髓里有用部份 的抽移，转化为一点点能量来支持生命。为了免除浪费，人体会 自动把一些不必要的器官关闭，维持着生命的基本功能。人到了 那时，体重很轻，骨头都仿佛疏松了，心脏跳得缓慢，大脑休止 作用了。所以，在那时听不到饥饿者的悲嚎和哭泣，一切都十分 寂静细微地继续着。
如果有了一点食物，或是可以作为食物的东西，进入肠胃， 它会被高度地消化和吸收，生命又迈步起来了，或许这就是生命的奇迹。
饥饿分为生理上的饥饿和心理上的饥饿。长期的饥饿状态是 难以忍受的，两种饥饿交织在一起，使人无论如何也都要设法去 满足它。
华裔法国人鲍若望在他的《毛泽东的囚徒》一书中陈述了一个现象：共产党不打你不骂你，就是饿着你。这是高招。
饥饿是暴君手中极为有效的工具。饥饿能降服人的意志，泯 灭人的良知。 饥饿中的人没有自由，没有尊严。不要责备他们所想所做的一切。
第三章 虱 子 课
五月一日是劳动节，全国各机关学校惯例都要在节前搞卫 生。我是四月二十七日进到收容所，过了两天，就是四月二十九 日那天，收容所宣布要大搞卫生，迎接五一劳动节。当然，扫 地、清理阴沟、擦门窗等都是常规，但在劳教所里有一个特别的 清洁内容，就是抓虱子。所以在那一天，收容所两千多个人都被 赶到广场上去。集合以后，有一个人名字叫石盘，也是右派被劳 动教养的，据说他原来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秘书，还 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教授。这样的人虽然被劳动教养，但因 为原来是共产党内部的人，所以比较容易获得信任。公安干部指 派他为“大值班”，就是在犯人中，他是一群值班中的领班。这 个地位是相当于公安干部跟劳教人员之间的特殊角色，他身高大 约五尺，是个小个子，光头，戴眼镜，还是个跛子。常说，个子 越矮，嗓门就越大，他的嗓门震天高。那天他就像一个总指挥那 样，安排二千多人应该怎么做，按各个中队和小组排成两个人一对的双行队伍。然后他宣布，每一个人对另外一人负责，身上一定要没有虱子。跟我排成对的人叫邢俊平，他原是一位保定地区 的农民，因为 59 年和 60 年灾荒，他的母亲跟兄弟姐妹都饿死 了，他就逃亡流浪出来。到北京以后，在前门外，他偷偷地把偷 来的鸡卖掉。有一次偷窃失风，被抓起来收容劳教。他个子很 高，约有六尺多，头发立着好像上了油，他从来不刷牙，两个大 板牙又黑又黄，露到外面，嘴也很大，眼角总有眼屎，手指甲很 长。对我来说他是个完全不同的人。我跟他派成对，也就是说他 和我彼此要负责对方身上没有虱子。
我跟他说：“邢俊平，我刚进来两天，身上保证没虱子，你不用管我，你身上你自己找干净就行了。” “哎！”他说：“刚才大值班宣布这是你的事，你得帮我 抓。”
我说：“我不是不帮你抓，我不认识什么叫虱子，一辈子没有见过。”其实，1958 年我在山东农村里已经领教过虱子及臭虫了。
邢俊平是个没有知识的农民，真所谓是无产阶级，他是什么 也不怕的，就高声嚷嚷起来，“嘿！我们的活，没法干！”
石盘就过来了，凶狠地说：“吵什么！” 邢俊平毫不胆怯，大声说：“你跟我嚷什么！我这里没法 子，你说两人一对，他根本就不认识什么是虱子，他不跟我抓， 我怎么办！” 石盘一看是我，戴一副眼镜，显然是一个所谓的“小知识分子”，他就一咧嘴笑了，说：“嘿！来！来！来！” 把我叫过去，拉到广场中央一个有三尺高的土台子上站着，然后，就嚷起 来了： “大家注意！听我讲几句话，现在我跟大家讲一个新鲜事儿，这一位很明显的是个资产阶级出身的少爷，今天我们搞卫 生，他连虱子都不知道，你们有谁跟他上上课啦！”
他这么一说，底下就有六七个人从身上抓了几个虱子，要拿 来给我看。
石盘就说：“给他看看，资产阶级分子到这里改造的话，第 一课就是好好地认识虱子。” 就这样，他当众羞辱了我一番，又说：“看到了吗，好好改 造, 这是第一堂课。”然后就让我回去了。
邢俊平看见我遭到羞辱，说：“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要找你 的麻烦。”邢俊平还算是好人，我们之间从此有一段来往，处得 不错。尽管我们有不同的背景，根本不同的生活，人跟人本质上 却是一样的。
“没关系！反正以后总会有虱子的，认识认识也好。”我回 答。
虽然我受到当众羞辱，但没有忿忿不平，因为我心里还有别 的事压着。中午每人有两个窝窝头，我没有吃，给了邢俊平。邢 俊平当然是非常感谢，因为无论在收容所或是劳改队，食物是第 一重要。我是刚刚抓进来的，怎么能吃得下这种黑面窝头？当 然，以后就香得很了。
四月二十七日抓进来后，第二天半夜里，值班突然把我叫起 来，领我到一个审讯室里去。进去以后，有一个公安干部，称作 队长，命令我蹲在地上，然后把小桌上的一盏强灯照着我。
他问我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的生日,原来是什么身份,家里 都有些什么人等等，最后，问我犯了什么罪。
我就倒背如流地说：“我是个该死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右派分 子…”说完以后，这个队长就说：“交代完了？我先跟你说清 楚，你要不好好认罪的话…”
说到这里，他站起来，走到右边把一扇门一脚踢开了：“你 看到没有！”我蹲在地上往那边一看，隔壁房间里有一个人，大 概是晕过去了，刚泼了凉水躺在地上，身子微微地动着。另外一 个人两手高举吊在上面，上身光着穿一条裤子，头搭拉着，大概 也已经晕过去了。队长说：“看到没有？你要不好好老实给我交 代，你就跟他们一样的下场！我今天看你戴一副眼镜，像个小知 识分子，我就给你留个余地。你今天回去，明天晚上再谈，你要 不把你的思想根源和犯罪的罪行，一条条说得清清楚楚的话， 哼，不要说我对你不客气。”
按照共产党的理论，根据罪行，判刑是惩罚，但是判刑的目 的是要改造罪犯的思想，所以每一个人抓进去的第一件事就是要 认罪认错。每个人要把自己所犯的过错一条一条如实地陈列下 来，然后再去挖掘犯罪的思想根源来批判自己。如果这个人不认 罪，党和政府就无法对你进行思想改造，也就不能设法对你进行 挽救。如果不认罪，认为是被冤枉，那就对不起了，只有用另外 的办法帮助你清醒过来了。进入劳改队的必经步骤，就是要重新 详细陈述自己的罪错，不可以说自己没罪没错，要是有十条，不 能只说九条。这是摧毁个人尊严的基本手段。
所以，四月二十九日这一天，我吃不下饭，抓虱子也没有心 情，主要的原因是我想到当天晚上还要有一场审讯，如果通不过 的话，我就要被拷打。恐惧在心底翻腾。
1960 年四月二十七日，学校宣布开除我的学籍并逮捕的时候，在会上不论王健或其他同学的发言，都指责我在学校期间，不服从群众的监督、抗拒思想改造、顽固不化、反革命右派思想等等，没有人说我偷了别人五十元钱，也没有说其它具体的事实来。我心里疑惑的是，为什么公安局宣布逮捕我的时候，警察用手把逮捕证上半部挡住，不让我看，而要我在下边签名？武汉的 同学在去年九月三十日被抓，七个月以后又抓我，是不是他把我 们的关系泄露出去了？也就是逃亡的计划交代出去了，所以逮捕 我？ 在二十八日晚上审讯我的时候，让我看对面的房间有人挨打的场面，是恐吓我，要我明天好好地诚实交代。交代什么？如果武汉的同学把什么事情都抖了出来，而我讲的跟他讲的不一样的话，那我就会像那房间里的两个人一样。1960 年四月二十七日 逮捕我，果然有其全国性的政治环境，中共政权因三面红旗及大 饥荒面临危机，社会上大批不稳定分子必须抓起来，我是其中之 一。但我面对的是今天晚上可能被吊打的现实，我的坦白交代还 必须对得上队长手里的档案。
我有一条基本原则，任何时候不能够把别人的事情说出去，也就是绝对不能出卖别人。我可以骂我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为 了避免折磨及痛苦，甚至可以表现得像一条狗一样，但是决不出 卖别人。这个基本原则一定坚守。 所以自二十八日晚上到二十九日晚上这段时间我非常紧张， 不知怎么办。就在四月二十九日早晨，石盘把我叫到土台上去认 识虱子，跟我上一堂课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北苑收容所的另一半是北苑化工厂，劳动队与收容所当中有 一道铁丝网。劳动队里的人，可以看见这边，被收容的人也可以 看见那边。劳动队有一排厕所跟收容所内学习班的厕所连在一 起。武汉的同学是 1959 年九月三十日被抓去劳教的，他已经在 化工厂劳动队六七个月了。当他看见几千人集合抓虱子的时候， 并不知道我在其中，我也不知道他在北苑化工厂。当我站在土台 上被羞辱的时候，他吃了一惊。他马上想我为什么被抓，是不是 因为逃亡的事暴露而被抓？他心里也慌了。他是杂务劳动，自由 地以可在化工厂那边往收容队这边转，后来在我住的一排房子附 近出现。当时我们被押在外面广场上听训，他就拼命地给我打手势。示意去厕所见。早先在学校时，我们就有联络暗号，一个暗号是摸鼻子，另一个是摸耳朵。摸鼻子就是到指定地点去，我要 见你，摸耳朵就是我没有可能见面，他拼命地摸着鼻子，我当然 想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情况。
在学习班里，如没有值班的批准，是不准上厕所的，你如果 坚持要去，学习组长就会说“你以为这像在你的家里吗！你想上 厕所就上厕所？”
我一定要上这个厕所，跟他见个面，弄清情况，以便在今晚 公安干部的审讯中应对。我跟值班说：“我肚子不舒服，得上厕 所。”
值班说：“不许乱说乱动！你想去就去吗？没有这种事 情。”我碰了一下邢俊平的胳膊，叫他帮我。像邢俊平这种人， 在收容所里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他站起来就跟值班说：“你让他 去吧！他要在这里一直放屁，弄得这块地方都臭了。让他去不就 完了吗！”值班只好说：“好！好！去，去，你好好把他看着。”
收容所规定上厕所要两个人一起去，于是他陪着我上厕所去 了。邢俊平并不知道我是什么意图，他就在外面等着，我一进厕 所，武汉的同学也进来了。说了这几句话：第一句话，我跟你没 有关系；第二句话，我没有讲过逃亡计划；第三，我没去过八里 庄。说完就出去了。于是我心里有了底。
到了晚上，公安干部叫我去，他说：“怎么样？给了你二十 四小时，你要把你的犯罪事实交代清楚，不交代清楚的话，在学 习班里你可得待下去了，就这么简单。”
“当然，我主要的罪行是反革命右派,资产阶级出身，对党 和无产阶级革命有仇恨，所以我说了那些反革命言论，而且我在 生活上也不对，趁人家不在的时候，拿了人家的五十块钱。”
队长一边看我，一边翻我的档案，于是说：“这就对了嘛！ 昨天问你，你只说是右派，原来你还是小偷嘛？偷就偷了嘛，还 说是拿。”他又说：“五十元算什么！五百元，或五千元。我这 里见多了！你是小资产阶级臭要面子，你不脱裤子，不露出尾巴 来怎么割尾巴，怎么改造？认罪之后才可以挖掘思想根源，好好 地改造，今天你自己一条一条都说清楚了，那好吧！你走吧！” 就这样我过了认罪这一关。
自此，我背了十九年小偷的罪名，甚至到 1995 年六月，北 京政府再一次逮捕我时，由新华社发的报告中也一再宣称当年我 是小偷被劳教，而不是反革命右派分子。这倒并不要紧。所幸的 是我们四个人都有承诺，都没有说过逃亡的事。如果其中有一个 人坦白交代企图逃亡的事，毋庸置疑四个人全军覆没。我相信至 今北京公安部有关我们四个人的档案里没有企图逃亡的正式资 料。一直到 1978 年，武汉的同学和我才对外说出来有这么一回 事。
逃亡的事自此掩埋了。另外两位右派同学一直没有被抓，后 来分配了工作，到 1978 年中共中央对右派分子“改正”处理， 才恢复了公民的身份。如今，他们三人都还在中国大陆，其中一 位自 1960 年后失去联系不知去向，另一位成了某大学稍有名气 的教授，1985 年我来美国前还曾见面话别。武汉的那位同学 1964 年时调遣到新疆。当他闻说中共中央要给右派分子“改 正”时，给我写了一份材料，坦承十八年前的五十块钱的案子是 他作的，希望澄清历史。现在他已退休在上海地区生活。这是后话。 过了两个星期，他们就把我从收容所学习班送到北苑化工厂 去劳动改造了。
北苑化工厂非常原始，生产化工原料，据说利润很大，但是 劳动非常危险。一些基本工具就是煤球炉，一大堆大大小小的瓦 缸，搅拌木棒这些东西。每天有人因化学品而烧伤，发生各种事 故。在化工厂是两班生产，就是十二点到十二点。如果是中午上 班的话，那就工作到晚上十二点。晚上十二点下班以后，就赶回 牢房睡觉，第二天八点钟起来，吃完早饭，从九点钟至十一点， 政治学习，十一点以后吃点饭，就上班。天天如是，周而复始。
化工厂生产需要有一点技术知识，公安干部认为我是一个大 学毕业生，就把我挑出来放在厂的技术室里。当时技术室里主要 有三个人：一个姓张，是北京市某药厂的技师；一个是女的，年 纪比较大一点，我不记得她姓什么了；还有一个姓姚，是北京大 学化学系的讲师。三个人都是右派。我给他们当助手，帮他们配 配料，往车间跑一跑材料等等，所以不像劳动小组有众多犯人互 相监督的集体劳动。我有一个比较宽松的实验室环境，充当一个 实验员那样的角色，是比较自由的。
我们每天吃黑麸皮的窝窝头，一顿两个约四两重，据了解是 百分之三十的粗面，百分之三十麸皮和百分之四十的玉米面。每 顿有一点菜汤。面对这样的食物，没几天，我就感觉到饥饿是一 个很大的问题，这些粮食的热量无法支持身体所需。
有一次我从实验室到化工厂车间去，经过一片菜园，是公安 干部种菜的地方。我发现菜园地里有西红柿、黄瓜等等蔬菜。我 是一个人单独行动，我就偷了一个黄瓜吃。可能是人类在饥饿的 情况下对食物的灵敏度非常高，所以我一到车间，车间里其他的 人马上嗅到我口里有黄瓜味，有人就报告了队长。队长就找我谈 话，又找了几个人把我打了一顿，他们打我就像打狗一样。公安 干部不再让我在实验室里工作了，命我到车间里跟其他的人一起 集体劳动。
这是我第一次在劳改队偷吃东西，当然以后是无数次。第一 次还觉得很羞耻，怎么去偷吃人家的东西呢？以后就不以为然 了。
到了车间，公安干部让我管理车间的仓库。有一天，来了两 个人，也是和我们一样的劳动教养犯人，他说：“兄弟！帮帮 忙！”
我说：“什么事？”
“我们以前在社会上每天都要喝两盅的，到这儿以后没有条 件了，很痛苦，很难过，请帮个忙。”他说道。
“帮什么忙？”我问道。
他说“你看，那边就是。”他指的是工业酒精，他想喝。
我说：“这开不得玩笑！这可不是一般酒精，这是甲醇，喝 了以后，眼睛会瞎的。”
他说：“不要紧！我们兑点水喝，少喝一点。没有酒喝我实 在难过！”
当然我体会不了有酒瘾的人没有酒喝的难受。我对他们说： “我不能给你们，查出来我要坐禁闭的。”我拒绝了。
可是过了三四个礼拜，突然有一天，队长叫我到办公室去， 进门以后，队长二话不说，上来就给了我一个耳光。
我说：“干什么！有话说嘛！”那时候才进劳改队三个月左 右，还有点人的自尊心，他怎么可以随便打我？
我又说：“你干什么！”
他又给了我一耳光！要是以前，我会马上还手，我说：“你 有话就好好说吧！”现在，我只能挨打。 队长说：“让你管仓库，你怎么管的？” “我管仓库按规定办事，出入都有记帐！”我的口气还像是 两个平等人在说话。 队长却说：“你给我老实一点，省得又挨打，把你记的帐给 我拿来！”
我说：“我带着呢！”
他翻了一下说：“你那个工业酒精是怎么管的，你给了 谁？”
我说：“我没有给谁！”
他说道：“怎么！你还不老实！”又要上来打。
正说着，化工厂政委进来了，他的级别更高一层：“吴弘 达，现在事情很严重。他说：“你要好好交代！你要负责任的！ 你要负刑事责任！”
我说：“我怎么会负刑事责任？”
“你是负责管这些化工原料的，你进出都有登记？”他问。
我说：“我有！”
他问：“这些化工原料有没有私自送人？”
我说：“我没有！”
“当真没有？”
“绝对没有！”
“我今天再告诉你，”他说道：“如果查出来有私自送人的 话，你要负法律责任。”
我说：“我可以负法律责任！”
政委跟队长讲，让我把帐本理清楚交上来。
第二天，我把所有的进出帐全部交清。这时候我听到一个情 况，原来，那两个人后来偷喝了工业酒精，都出了问题，送到医 院去了，一个眼睛损伤，视力严重减退，另一个双眼瞎掉了。公 安干部查了我的帐本，证实他们是偷的，对我就不了了之，我白 挨了两个耳光。
这件事给我一个新的感触，环境变了，我不能像一个自由 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想抽烟就抽烟，想喝酒就喝酒。并且， 人们可随意殴打我，我如同一条狗那样只能夹紧尾巴。
九月底，他们把我从化工厂赶出来，认为我不可靠，第一是 偷吃黄瓜，第二是工业酒精的事，又把我送回学习班去了。
1960 年，收容所人山人海，四月份时有两千人左右，到了 九月份至少有四千人。听说北京市长彭真要把北京市搞得像玻璃 板、水晶石那么干净，社会上各式各样不稳定分子，全被抓进劳 改队。共产党的高层领导知道大饥饿、大灾荒、大跃进造成的后 果，整个社会充满危机。各种镇压手段中，劳动教养起了重要作 用，因为劳动教养不需要判刑等等法律手续，公安局和保卫科可 作决定抓人进来，简易又快捷。
北苑收容所那时候挤满了人，收容进来的人要分三班轮流睡 觉，因为在临时搭的帐棚里没有足够地方，两个班的人，都一个 一个挨着坐在土地上，进行所谓的政治学习，第三班人就在帐篷 里睡觉。把私人棉被铺在地上以后，由值班犯人把人带进去，每 个人不能平躺睡，要一个一个的侧身睡，脚对头，头对脚错开， 密密麻麻堆在那里，就像罐头沙丁鱼一样，一点也不夸张。然后 把被子摊开铺搭在上面，大家全不能动，任何人不能上厕所，上 了厕所回来就没有地方了。到了时间，都叫起来，每十个人给一 脸盘水，连洗脸洗手刷牙都在这一盆水里。然后强迫每人盘腿坐 在那儿。一天给两顿饭吃，每一顿是两个窝头和一碗菜汤。
北苑收容所在北京算比较大。北京市管辖的劳改队很多，清河农场、北苑化工厂、新都砖瓦厂、新都机器厂等等都是劳改单位。过了十月一日，北京地区的各个劳改单位，都到收容所来带 走一部分人，收容所又不断地有人填补进来。
当时第一个来要人的是清河农场，他们都要身体好一点的强 壮劳动力。公安干部把收容所的各队犯人排列在广场上，然后命 令犯人绕圈跑步，来接人的单位及收容所的公安干部站在中间， 像看大戏似的看着犯人跑步。因为没有足够的东西吃，许多人身 体非常衰弱，跑了几步就跌倒了，至少百分之三十的人跑了一圈 后跑不动了。然后公安干部叫那些能够跑下来的人站成一排一 排，外来公安干部就过去挑选。问你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 然后挑出一些人，集中在另外一个地方，第二天就带走了。这情 形活像北方地区的骡马市挑牲口一样。邢俊平给选上了，他去了 清河农场。
所有犯人都想离开收容所，因为学习班实在是非常残酷。挨 打、挨骂十分普遍。如果到劳改队去了，吃的东西会稍多一点。 所以每次听说有劳改单位来选人的时候，每个人都很兴奋，希望被选上。十月二十日左右，听说延庆钢铁厂来选人，我已两次没被选上，沮丧的心情比考不上大学还严重，我下决心要想办法在 这次被选上，无论如何我要跳出去。
延庆钢铁厂来的公安干部要求犯人跑两圈，每一圈约有三百 米左右。我一边跑一边对自己说，一定要坚持，一定要被选上， 一定要离开这个鬼地方。我居然跑下来了，于是，我把眼镜摘 掉，让他们认为我不是一个知识分子，能劳动，然后挺起胸屏住 气。延庆来的公安干部在一排一排犯人前面走过，对某个人说： “站出来！”这个人就跨前一步，上榜了。不叫你就站在原地不 能动。四、五个公安干部走过我面前，没有人叫我。我的左右有 二三个人被挑出去了。最后走过来的一个公安干部，披一件黑棉 大衣，用一个很长的烟嘴叼一根烟，脸又黑又黄，阴沉沉的。他 走到我面前说：“干什么的？”
我回答：“大学生。”
“犯什么罪？”他问
我说：“是右派！”
“嗯！”他走过去了。
我赶紧高声补充一句：“我是运动员！”
“嗯”他不理我，继续往前走，甩出来二个字：“没用。”
我急了，鼓着勇气喊道：“我能干活，我是运动员。”
他掉过头来说：“谁让你说话的！”
因为这是违反纪律的，要挨打的，可是我不顾这些继续喊 道：“我能干活，让我去！”
他斜着眼看了看我，歪着嘴，把烟嘴拿下来，端详了一下， 指着我说：“站前一步！”
天哪！中状元啦！
挑选我的这个公安干部姓杨，外号杨麻子，是我劳改生涯中 见到的最凶狠最冷酷的公安干部之一。后来，我和他相处了一段 日子，有很特殊的猫鼠关系。
我有说不出的高兴。人对于喜爱的价值标准，常因当时的需 要而呈现不同的反应，就以“高兴”来说，有人是为了拿到博士 学位高兴，有人是中了头彩而高兴，我当时的高兴决不亚于他 们。第二天，我和另外的五百人集中起来，到延庆钢铁厂附属的 两个铁矿。铁矿座落在延庆县的山里，一个叫营门铁矿，另一个 是西红山铁矿。五十人一批，五百人装了十部卡车。是那种平板 敞开的卡车，五十个人都不让站着，全都蹲坐在车底板上，在卡 车的四个角上，有四个解放军拿着带剌刀的步枪看守我们。他们 穿著大衣，戴着棉手套、帽子。谁只要一抬头，一枪托就打过 去。半路上，接近长城上山的时候，就开始下雪了。这一天是 1960 年十月二十五日。我们到了营门铁矿的时候，每一个人背 上和头上都披了厚厚一层雪，全冻僵了。车上一部分人是慢慢地 爬下来的，一部分人是解放军像踢皮球那样踢下来的。我们被送 到了营门铁矿。矿上原有的犯人和一些工人全都撤走了，营门铁 矿已停止生产。山坡上有几排监房，因为座落在荒山坡上，除了 出入的山谷口上有一个岗楼以外，四周都没有岗楼和铁丝网。高 峻的山没有一棵树，全是嶙峋的岩石。队长点名，把十个人分成 一个小组，指定一人当组长，分配一组到某一间监房去。监房是 一排排典型的华北地区的那种平房，有一扇木门，前面一排是半 截石块墙，上面是木头的窗户格子，没有窗户纸，敞开的。进去 以后，队长说：“今天晚上都在这儿，有什么事明天再说！”我 们在卡车上蹲了六七个小时了，没有吃的和喝的，我们要求给一 点吃喝的东西。
队长回头又甩下一句：“有话明天再说，不许乱动！”
有人要求给一点热水，“没有！没有！”什么也没有。监房 里面，中间有一米宽的过道，左右分成两排炕。炕当然没有生 火，房内外是一样的温度。当天晚上大家抱着自己行李挤在一 堆，躲在炕角等到第二天天亮。
天亮后，队长来了，宣布大家有玉米糊糊喝，各组去排队。 然后叫各组派人去打柴烧炕，又通知每个组长都到队部领东西。 每个组给一摞旧报纸，用来糊窗户，每一组给一盆浆糊，并且特 别说明，浆糊里面已拌有杀虫剂，你们不要随便偷吃，只能用来 糊窗户。营门铁矿已停止生产，为了减轻北苑收容所的压力，把 犯人临时放在这儿监禁起来，所以我们没有去劳动，每天学习劳 教守则和读《人民日报》，进行政治学习。
有一天，中队部选了大概十五个人去翻白菜，当中有我。在 铁矿的废坑道里贮藏了北方地区过冬用的大白菜，白菜需要不断 地去翻检，把外边烂掉的菜叶剥掉，以免全烂。当然这些大白菜 是给公安干部吃的，我们一点蔬菜都没有。我大概看起来比较老实，被选上去坑道内翻白菜。
在翻白菜的时候，发觉好多人都在偷吃白菜心。每一次翻完 了白菜，队长要检查是否有人偷白菜。有人把白菜心夹在裤子里 面，被查出来。那时我就觉得奇怪，白菜怎么能生吃？这对我来 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很快的，我也偷偷地把白菜心拧下来了，真是好吃，所以坑道里面相当多的白菜心都被我们偷吃掉 了，饥饿会驱使每个人这样做的。
劳动了几天后，中队里有一个小流氓，外号叫“镇西单”， 算是一个流氓小头头，他过来跟我说：“有什么想着点儿哥们！ 不要一个人独吞！”
我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说：“不行，队长每天要检查， 要是发现偷的话，要挨打，要关禁闭的。”
他威胁我说：“你看着办吧！我把话说在前头！好来好去。”
我很怕，我们小组有一个姓胡的小流氓，我问他怎么办，他 说你要不孝敬他的话，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说我可不能偷， 否则被抓住就要关禁闭。姓胡的说，再怎么你也得想办法，不然 他不会让你过去。
果然，第二天他就派人抢我的窝头吃。我找队长，队长也不 能因为你的窝头没了再补给你，所以白白挨抢，饿了一顿。
过了一天，我冒着风险就在我的大棉袄的左袖子上面藏了几 个白菜心，带出坑来。我跟姓胡的说，我弄出来了，只干这一 次，下次不行，不能逼我干这种事。再逼我，我就跟他拼命。姓 胡的说，好吧，我来给你了结。他把“镇西单”叫来，他问东西 弄来了吗？并且说我的东西得归他。我说没门儿。那小子上来就 要打，我跳到坑上，抄一块石头说：“谁来我就拼命！”同时我 把那菜心给了姓胡的，胡就跟“镇西单”说：“大家都不要乱 来，大家都得给我留个面子。” 姓胡的做中间人，这回的菜心 给他，双方的冲突就解决了。
我从一个大学生，开始进入了低层社会的生活，开始学习在 丛林中怎么样求生。
在营门铁矿时，又出了一件事，与我同监的有一个人，名叫 曲伸，那时候他大概五十来岁，原是国民党西城区政府的一个会 计，这是一般吃饭谋生的职业，共产党却把他作为一个反革命分 子抓了起来。他有一个女儿，已经出嫁了。他的问题就是抽烟， 他说平常每天总要两包到三包烟，可到了劳改队就没有烟抽了，所以他每天眼泪鼻涕的难受得厉害，甚至有一次他拿了一个窝窝 头去跟别人换烟抽。一个窝窝头换人家的两支烟，窝窝头是多么 珍贵的东西啊！有时候他把枯的树叶揉碎了，撕了一条报纸卷着 抽，呛得连连咳嗽，很是痛苦。
那时候，在劳改队里每个月分配一些烟，如果中队一百人当 中有七十个人抽烟，分配到的烟就按七十个人去分，每人可能分到三包零八支或者五包十三支，这都不一定。我不抽烟，我就不 登记了。可是后来曲伸悄悄跟我讲，问我能不能去登记抽烟，把登记来的烟偷偷给他。我说：“这不行，纪律规定是不能互相赠 送，这是‘私人拉拢’，违反纪律，是要坐禁闭的。” 曲伸说：“你就假装抽，抽剩了一点，你就偷偷给我！”
我就去登记了，别人检举我，说我根本不会抽烟。但是杨麻 子队长好像对我有一面之交，对我说：“你现在要抽吗？”
我说：“我想抽。”
杨队长说：“那你登记好了，我批准。”
我登记了，领了烟，我一定要装着抽，因为大家都看着，互 相之间都像狗咬狗。若不抽，也不能把烟给别人，送烟给别人， 马上会有人检举。所以我假装抽，抽一支，留一支，或者抽半支 留半支，把留下的偷偷给曲伸，曲伸对我很感激。
曲伸有一次对我说：“我的老婆来看我了，我一定好好报答 你！她会送一点吃的东西来，我一定分给你。”
老实说，他能收到的最多是一包饼干、几片桃酥、一包炒 面，不过这已经非常珍贵了，因为全国老百姓每人都只有政府给 的一份口粮，无法从其它管道获得食物。要给别人食物，只能从 自己口中扣下来，并且劳改队在那时严禁送食品。
曲伸老婆来看过他了。当天晚上他对我说：“我老婆蠢透 了，让我给臭骂了一顿。”
据他说，他老婆节省自己的口粮做了五斤炒面粉，另外用粮 票买了两斤点心，大概还有两包大前门牌香烟，和几包别的牌子 的烟。那年头烟也不是随便可以买到。从延庆钢铁厂下车以后， 背着十几斤重的东西，一个老太太风雪交加中，一步一步地走了 十几里山路，到了营门铁矿，晚上就在铁矿干部的招待所住一 晚。第二天一觉醒来，那袋炒面粉没有了，这还是在公家招待所 里面。她跟公安干部讲，公安干部说他们不知道。她也没有办 法，见到曲伸她就哭了。
“你哭什么，东西带来没有？”
“我带来了。”
曲伸一把夺过来，二话不说，先把那二斤点心像饿狼一样吃 了下去。老婆对他说：“我真对不起！真对不起！真对不起！”
“你有什么对不起！我告诉过你以后不要来看我了！就当我 死了！”曲伸吼道：
她说：“我还带了五斤炒面，半路上丢了！”
他说：“我告诉过你，你不要管我，就当我死了！找女儿去 住吧！你从此不要再来看我，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就当我这个人 死了！”不等规定接见时间到，曲伸也不顾老婆哭喊，掉头回监房。
曲伸跟我说：“小吴，真对不起！炒面被人偷了，我本来想 给你留一些，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我说：“你就不要这么说，我不是求你什么报答，无所谓 的。”
当天晚上，曲伸就闷着头抽着老婆送来的烟，抽了很长时 间。
第二天早晨我起来一看，曲伸不在了。
营门铁矿是在深山里，没有什么地方可走的。一听说曲伸不 见了，队长就命令：“吴弘达，你跟另外一个人上北山头去 找！”又叫另外两个人到南山头上去，他接着说：“如果你们看 到曲伸的话，就赶紧回来报告。”
另外队长自已带着两个人和一条狼犬出去追捕曲伸。
我跟另一个犯人接到这个特殊的任务，就爬到北山头去了， 在山上冷得我们都说不出话来。爬到上面，什么也没看见，荒山 光秃一片。
快到中午的时候，看到山下有人跟我们挥手，我们两个人就 从山上爬下来，队长对我们说：“曲伸已经找到了，你们回去休 息吧！先到食堂领窝窝头去。”同时公安干部带去的狼犬也回来 了，也到了我们食堂里，我们同它一样执行追查任务，但那条狼 犬有一大盆窝窝头，敞开着吃，而我们还是定量的，一人两个窝头，一碗菜汤。
原来，曲伸跑出去找了个峭壁跳下去了，头栽在地上，自杀 了。曲伸这件事加上化工厂两个人偷甲醇的事，给我一个很深的 教训，在我未来的生活当中，我不可以有任何嗜好，我必须做到没有任何东西，任何人，任何事情能够让我感到是非要不可，因 为我没有一个平常人生活的权利和条件。我看不清前面，我不能 依恋过去，我顾盼左右没有可依靠的，但我不能就这样结束生 命。
在营门铁矿待了四个月，我又被调到西红山铁矿。杨队长也 跟着，他还是我的管教干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杨队长对我好 像比对别人要和善一点。杨队长在大家的印象中，是个非常凶狠 的人。他本人是不动手打人的，而且他从不高声叫喊发火。他斜 叼着一支长烟嘴，阴沉地说：“大家好好地帮助他。”他手下有 一批犯人，马上上去拷打别人。在他队里被打的犯人数量相当 大。杨队长经常让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他的办公室也是他睡觉的 地方，一张床，办公桌前面有一小块空地，放了一张低一点的炕 桌。他让我坐在那里，帮他整理材料。他识字不多，也不会写， 所以什么人数统计、烟卷统计，就让我给他抄抄写写。他就在我 的后面坐着，我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做这些事情。
从北苑收容所到营门铁矿，每个人的粮食都是一样的定量分 配，我们叫做“两个秃子一碗汤。”就是一天两顿，每顿两个黑 面窝头和一碗菜汤。
到了西红山煤矿不久，公安干部宣布：“粮食定量将分为 甲、乙、丙三等。甲等每餐两个半窝窝头，乙等两个，丙等一个 半。”每个中队（一般九十人至一百二十人）中有百分之二十五 的人可评为甲等或丙等，百分之五十的人是乙等。显而易见，口 粮总量并没有增加，而是从百分之二十五的人的口粮中扣下来给 另外的百分之二十五的人。
粮食定量的评定每月进行一次，由各小组犯人自行评定，最 后由中队（公安干部）批准。评定的根据首先是政治表现，如遵守纪律、揭发检举、靠拢政府等等，再加上劳动是否完成或超劳动定额等等。这真是治人的高招。
每月的粮食定量评定在犯人之间是一场白刃战，每有一个甲等就要有一个丙等。每个人要保住自己的乙等，争取甲等，落到 丙等去的人就拼命要翻转上来。这对于维持劳改队的秩序，绝对 有效。为了这一口粮食，大家互相之间进行殊死的斗争。 尽管多 了这一口并不能解决饥饿问题，但在那种环境中，每个人的心理 上不是这样的。
有一天，我在杨队长的办公室抄写材料，他对我说：“ 盘 子里有两个半窝头，你吃了吧！不要拿回组里去，不要对别人讲。” 我当仁不让，三口两口吞下去了，也不问为什么要给我 吃。我知道每天伙房的犯人伙夫，要向他报告情况的，这几个窝 头也许是当天发放后多余的。
过了一会儿，杨队长问我：“多吃一点，是不是舒服一 些？”这是莫大的赏赐。他用那种得意的神情看着我。
我说：“当然，舒服多了！”
他说：“中队里有人搞‘窝头会’你知道吗？”
我说：“知道。” 这是当时很时兴的，就是三、五个人一 起“标”会。每人每顿抽出一个窝头集中给某一个人。若有五个人标会，那么某一个人这一顿可吃到六个窝窝头（包括自己的两 个）。顺序是由抽签决定，各人轮候。其他的四个人连着四天每 顿只吃一个窝头，忍着，然后有一天“真正地”饱餐一顿，这个 办法不错。一般情况下，一切会和和平平地进行。有时候也会出 问题。有人饱餐了六个窝头之后就耍赖，该给不给了，那就会被 人“收拾”一顿。还有人把窝头给别人时，偷偷的从窝头的窝里 挖掉一块，自己吃了，或者有人把金字塔形的窝头从底下削掉一 层。挖空心思只为了多吃一口，五花八门，形形色色，什么绝招 都有。想不到人竟如此聪明狡黠。
杨队长了解这些情况后，从没有表情的脸上露了一丝得意的 微笑。第二天，召开中队大会宣布不准再举行窝头会了，违者坐 禁闭，这是为了要维持秩序。
有一次，在西红山劳动修路，修路有定额，每个小组分一 段，然后每人再从其中分一段。
我的小组长是个北京地区的流氓，身强力壮。我分到的一段 是跟大家一样长的距离，但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坑，显而易见，工 作量要比别人多得多。我跟他说：“你这样分不合理，我这一段 是根本做不完的，工程量特别大，你是不是重新划分一下。”
他说：“活该！这是按顺序排过来的，每人都一样长，干不 干，就这样，干不完，你也得干完！”
我说：“这不合理！”
于是我们俩人就吵起来了，我跟他说：“这样分是不合理 的，我不干！” 他说：“你干不干！？”
我说：“我不干！”
于是他就打我。按理说，我当时的身体还不算太坏，进劳改 队不过八九个月，身体还有一定的潜力。但他是流氓，打架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他三拳两脚就把我打在地上了，还继续踢我。 我就抱住他的腿，不让他踢，最后我用牙咬他的脚跟，咬住不放，他痛得滚在地上乱叫。
后来杨队长过来把我们两人分开了，并问：“怎么啦？”
我回说：“他分得不合理，我说我干不完，他硬要强迫我 干。”
小组长从地上爬起来，还在那儿抱着他的腿叽哩哇啦地痛得 乱叫。
杨队长说：“你叫什么！别叫！”
杨队长看见我嘴上全是血，对我说：“你这个知识分子怎么 像狗那样咬人，看你嘴上的血！”
我一摸我的嘴上全是他的血。我的确像一条狗。
从此以后，不要说这个小流氓，就是全队的流氓都不敢碰我 了。劳改队有句话：“凶的怕狠的，狠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 的。”在这种环境下，只要你豁得出去，就没有人敢欺负你。
有一天，杨队长叫我到办公室，要我做一些报表。突然之 间，他对我说，“我想问你一件事。”当然，我们是猫鼠关系， 不论对不对，说什么我都得听。
他说：“我看了你的档案，你是信耶稣上帝的，是不是？”
我先是不吭声，后来我说：“怎么啦！”这不是一个好题目。
他说：“我有一个不懂的事情，你们信教的说，人、牲口等 等都是上帝做的，是怎么做的，是不是就说…，你给我讲讲是怎 么做的。”
我不吭声，他说：“你讲讲啊！”
我说：“我不知道！”
“你怎么不知道？”他问：“是不是拿点泥巴，和点水，捏 一捏，然后你们的上帝就这么一吹，就做出来了，还是怎么 样？” 当然，他是共产党，是无神论者，而且他是个猫，我这只老 鼠没有什么能跟他辩论的，没有谈论的可能性。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你怎么不知道！你不想跟我说是吧？”
我说：“我真的不知道！”
他说：“你不是信教的吗！”
我说：“我不知道！”
“你跟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下命令了。
我说：“我不知道啊！”他开始生气了。我可不能再顶下去 了。
我说：“那你说人是怎么来的呢？”
他说：“按我们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来说，人就是从猿到人， 劳动创造人！”
我说：“什么叫从猿到人？什么是猿？”我装胡涂。
他说：“猿就是一种像猴子、猩猩那一类的动物，劳动以后 就进化到人了！”
“那照你的说法，在动物园里面可以看到你说的你的祖先 了！”我说。
他一听话不对，说：“谁说是这样！谁说猴子是人的祖宗！”
我说：“我不知道，这是照你的说法！”
以后，他不让我帮他做事了。
这都是在西红山发生的事情。1961 年四月份的时候，西红 山铁矿关闭，我们被转送到北京清河农场去了。
第四章 “咕嘟！咕嘟！”
北京市第一劳动改造管教总队的对外名称是清河农场，座落 在河北省宁河县。1949 年共产党夺得全国胜利之前，在它的革 命根据地就设有劳改队，实行对犯人“劳动生产结合思想改造” 的方针。1949 年夺取全国胜利后，苏联斯大林派了一些专家帮 助中共制订及建立劳改制度，清河农场就是苏联专家直接指导下 建立起来的。
全国各省及直辖市的劳改系统中，都有一或两座大型的劳改 农场，如上海市的白茅岭农场（在安徽省）、安徽省的白湖农 场、湖北省的沙洋农场等等都是规模巨大的劳改单位。它们在本 省区劳改系统起着调节作用，即当政治形势需要，逮捕高潮时， 这种劳改营可以吸纳大批人员，不致人满为患。
清河农场分东西两区，整个清河农场建在一片盐碱、沼泽地 之中，是所谓连兔子都不屙屎的地方。几万名犯人，他们大部分 是国民党政府的军政人员,从 1950 年开始，修建灌溉及排水工 程、道路、农田、仓库以及关押自身的监房。用金钟及潮白两河 的水，在这里种植水稻。这里种的是有名的“清河稻”，这种稻 米香糯可口，在国内市场上是看不见的，它除了供应宾馆及高干 们享用之外，就是供出口换取外汇。1958 年，全国大跃进时， 劳改事业也大跃进，清河农场跟着大跃进。驱赶涌进来的大批犯 人，开拓西区，设立了五八一、五八二、五八三、五八四、五八 五等许多分场。1958 年，整个清河农场有二十多个分场及造纸 厂、机械厂等单位。各类犯人达十万之多。1960 年开始，不知 是因为电力不足，无法灌水，还是因为天旱，两河没水，水稻种 不成了。盐碱泛了上来，玉米、小麦、棉花都种不成，大地一片 荒凉。
1961 年四月，午夜时分，一列普通旅客列车到了一个小火 车站，车站名字叫“茶淀”。这是从北京到沈阳铁路线上的一个 小站。国际列车、特快、普快列车在此站均不停车，只有一次慢 车在这里停靠。茶淀在天津市塘沽的东北方向，靠近芦台。这时 来了一个专用火车头，喷着白色的蒸汽，“吭哧，吭哧”地把两 节装满犯人的车厢从普通旅客列车上摘下来，推到一条特设的支 线上去。
队长（管理犯人的公安干部统称“队长”）吆喝着犯人们下 车，铁路边上已围着一圈解放军和几条狼狗，几根圆木电线杆上 的路灯昏黄地照着。我们从早到晚没有水喝，前一天晚上发的那 几个窝头早已消化得无影无踪，犯人们个个饿得发晕。按组排队 点名、报数。接着，一组组地被塞上了一辆辆卡车。听不到队长 们在说什么，我们也不想知道他们说些什么。只是感觉到卡车晃 来晃去，似乎行驶在一片很开阔的原野，没有山、很少树林，偶 然过坡岗,可能是小桥。我们蹲在卡车底板上，不准抬头。四个 角上的士兵用枪托捶打想抬头的人。什么也看不见，但闻到一股 泥土的气味。
卡车慢慢停了，我们又被赶下车来。这才看到，我们已经是 围在高墙中间了。脏脏的红砖墙足有十八尺高，上面还有电网。 四周的角上有岗楼，但岗楼上没有灯光，似乎没有警卫在上面。
“排成两行，站好！听到名字站出来！” 公安干部喊着， “×××，吴弘达，×××，去十八号监房。”
“×××，去十九号监房。”
有人问：“能给点儿吃的东西吗？”
有人央求：“能给点儿水喝吗？”
“明天！明天！不是今天，不准闹事！快走！去监房！”
“铐起来！送禁闭室！”队长们的咆哮。我听惯了。
天亮了，才知道这里是清河农场西区的五八三分场。
从延庆押送我们来的队长们，在铁路车站把人数一交接清 楚，就回去了。自此，没再见到杨麻子了。穿蓝布面棉大衣的清 河农场的队长们，一清早就进大院来，命令犯人们集合，再次清 点人数。这个高墙围着的大院里，有二十多排平房，每排有十间 监舍，每间可住十个犯人，编为一个小组。
五八三分场大约有一千八百名犯人，编为十二个中队。二十 多排平房排列在大院中央，周边是厕所、伙房、禁闭室、工具 房。当然没有食堂、澡堂之类的设施。每排房前有两、三个水龙 头。每个中队占有两排平房，都有两间队长办公室、一间统计 室、一间值班室。平房与围墙之间是二十米宽的空地。岗楼上的 警卫是不准犯人越过空地靠近围墙的。大院正前方的中央有一块 用砖和土坯砌成的三尺高的平台，这是召开全场大会时用的舞台。
我被编到三中队的第六组，提着铺盖卷，跟随着组长去监 房。一张二十五尺长的炕，一溜排开规定睡十个人。由于这组只 有八个人，所以他们展宽了铺盖睡觉。现在要加进来两个人。
“起来，起来！” 犯人组长把我领进来对他们喊道：“卷 起铺盖，挤一下！”
今天是工休天。所以这些人都在蒙头大睡，懒得动一动。组 长是个年轻力壮的汉子，他连推带搡把他们都弄起来了。只有中 间一个人，头上盖着个油黑的被子，还是不动。
“给我起来，重新分铺！”组长吼道。
“×你妈！”这人坐了起来。全身赤裸，这是劳改队睡觉的 习惯。
我一看，他竟是外号邢大嘴的邢俊平！他还是眼屎粘眼，大 黄板牙，立发，还是那么脏。一年多前，在北苑收容所我们曾在 一块儿。
“嗨！老吴，是你啊？”邢俊平咧着大嘴，喊道，“我还以 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从延庆来！”我答道，“千江万河归大海，咱们出不了 这个圈，总会见面的。”
邢大嘴翻身，把铺盖推了推，对组长说： “让老吴挨着我睡。” 我被安顿下来。 又是一个新的生活开始了。
在我这边的是邢大嘴，另一边的叫陈明，大约与我同年，二十三、四岁，也许大一点。他是因为“思想反动”被抓进来的。 也许是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也许是说话太直不会逢迎，也是碰上 了坏运气，谁知道！反正在那些年头里“思想反动”的不少：吃 不饱发牢骚的；说人民公社是瞎胡闹的；说代食品是坑人的；说 大炼钢铁把铁锅砸了炼的是铁渣的；还有“偷听敌台”的。这都 叫“思想反动”。还有些人并不是“祸从口出”，而是因为写 信、写日记而成为“思想反动”的。全国上下大跃进，劳改部门 也要大跃进。
陈明个子比我小，性格豪爽，是个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低低地讷讷地说话，脸皮白白净净的，从来不跟别人红脸、 争吵。他原是福建人，在北京的中学里教地理。劳改营规定不准 谈自己的案情，谁知陈明犯了什么罪。
“你们是从哪里调来的？”他操着福建口音的普通话。
“我们都是从延庆钢铁厂来的。”我答道。
“哦！听说那里不错，是吗？”他问。
“为什么这么说？”我有点诧异地问。
“有些人在那里待过，说那里吃得多一点，因为是工业单 位。” 我问：“你们这里定量是多少？”
“一会儿，你自己看吧！”陈明说话时眼睛从来不看着别人，“你们那里吃多少？”
我说：“每天两顿，每顿两个窝头。”
“窝头！窝头？”陈明问：“什么样的窝头？”
“百分之五十的高粱面，百分之五十的麸皮。”
另一侧的人竖着耳朵听着，说：“嗨！这可不错啊！”
我急急地问：“你们这里呢？” “待会儿你自己瞧。”
没有人会问你职业、婚嫁、学业、爱好，大家只有一个题 目：吃。
过了一个半小时，开饭了。两个值班，一个拉了一大桶菜 汤，另一个的手推车上是伙房的方形大笼屉。各组由组长带着站 在院子里，按人头领饭，每人一勺菜汤，有几片发黄色的菜叶， 还有点咸味。另一个值班，用一只木铲，小心翼翼地把笼屉上的 窝窝头一点不剩地铲起来，移到每人的搪瓷碗里。窝头个儿挺 大，比延庆的两个还多，颜色一点不黑，亮亮的、白白的，很中 看。
陈明看我在端详，说：“这是新发明！”
“这是什么？”我琢磨不透。
“这是百分之二十的玉米面，百分之八十是玉米芯子磨成的 粉末，混合后双蒸而成的。”陈明好像给学生上课一样，有板有 眼地告诉我。
这些日子的人民日报上，大力推荐某科学家写的研究文章， 关于“双蒸法”。中国科学家们说所有的谷类，玉米、高粱，如 果采用双蒸法，则更富有营养价值，也更易为人体吸收。所谓双 蒸就是把米或别的谷类先用开水煮成六七成熟，再放在笼屉上 蒸，使之成为吸饱了水分的又松又软的食品。其妙处是在于双蒸 法增加了食物的体积，可使空荡荡的胃中有一种充实感。
这种窝头立竿见影地给我带来了好处。两顿饭下去，第二天 早上，好几个月以来一直困难之极的排便毛病没了，大便畅通 了。我和从延庆来的犯人们奔走相告，他们也都额手称庆。因为 延庆的高粱面窝头害得人们便秘，痛苦不堪。不少人互相帮忙抠肛门里的屎疙瘩。吃了高梁面做的窝头之后，屎就是下不来，痛 苦之极，许多人肛门抠出血来，仍不停地抠。拉不出屎竟如此痛 苦，我从来没想到过人生中除了有牙痛、胃痛、头痛之外，还有 这么一痛。
没过几天，邢大嘴对我说：“以后去茅房拉屎，把屁眼夹紧 一点，小心把大肠拉出来。”起初我以为这是开玩笑。后来知 道，确实要这样做。因为这种窝头十分利肠。
在五八三，我看到的犯人同延庆的不太一样，大多数犯人很 虚弱。也许延庆的犯人多数同我一样，是新号，还有点底气，也 许因为高粱面的窝头再糟糕，也终究是粮食。
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浮肿病。得病的人自脚开始浮肿，逐 渐由膝盖至下腹，进而至胸部，穿不进鞋，甚至套不上裤子。一 点点地肿胀上去，皮肤胀得鼓鼓的，充满了水，没有皱纹，光光 滑滑的，非常亮，亮到叫你不敢去碰，生怕一捅就破了，水会流 泄出来。如果浮肿到了胸口，气就短促，很快就魂归西天了。队 长们说这些人水肿是喝水太多，并且吃盐太多的原故，所以出于 革命的人道主义，劳改队规定不给盐吃，控制水量。
第二天，中队出工。我真没想到，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出工。 农场总是有活干的，工具原始而又简单。不过，眼下不太强迫， 当然也不能算自愿。这天出工，是去水稻田挖排水渠。邢大嘴 说，如果今天去割苇子，他就不去了，因为没什么油水。挖排水 渠他就去。
“你跟着我，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他说。
中队的犯人，摇摇摆摆地开到了稻田里。到了工地，邢大嘴 教我如何做农活，怎样少使劲，怎样找干活儿的窍门。
一会儿，我看他挖得好快，很卖力气。我过去问：“干嘛 呢？”
他顺着土里的一个洞，一锹一锹地挖，“看着，看着！”他 叫我别多问。最后挖了七、八米，那个洞消失了！
“×他妈！跑哪去了？倒霉！”邢大嘴吐了一口唾沫说道： “告诉你，你要是看见了洞，千万别放过，顺着它挖。那要是田 鼠洞，你就发财了。”
他接着告诉我，若找到了青蛙、蛇洞，就找到了肉吃。田鼠 洞最好，因为田鼠会贮藏各种粮食。他还告诉我，什么样的植物根，什么样的野菜可以吃。边说，随手抓来就往嘴里塞。
我说：“你不洗一洗，煮一煮再吃？”
“你瞧！知识分子的毛病又来了。就这样，这叫不干不净吃 了没病！”
邢大嘴在组里同组长平起平坐，所以邢大嘴同我的友好，成 了我的保护伞。知识分子在这里总是当垫背的。
全中队有一百三十多人，出工的才七十多人，陈明也没去。 队长也不逼。一天才干六个小时，而且没有劳动定额。这是非常时期，人们面临的饥饿已经深化了。
我已经十分虚弱，但我还是想去田地里，我喜欢同邢大嘴在 一起，他会教给我许多我不知道的事。更重要的，是还可以找到野地里的食物。
一天收工回来，经过别的中队的监房，我吃惊地发现了林 某，他同石盘两人是北苑收容所的大值班。大值班是劳改队里的 一层天，这些人比公安干部厉害。如今他的模样全变了，颧骨和 眉骨都凸了出来，眼睛小小地凹了下去，脸上是腊黄的颜色，两 只脚肿得穿不上鞋。背弯弯的，靠在监房的墙上，在背风处晒太 阳。脖子上一条脏脏的毛巾，一顶蓝棉帽扣得很低。我记得他应 该是三十岁左右吧！但现在看起来似乎有五十多岁了。我没想到 他也到这里来了，更没想到他变成这副模样。当时我想，要看到 石盘就妙了。
我走近了他。“嗨！你认识我吗？”我问。他没有反应。 “你听到我说话了吗？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他没有回答，可能他快不行了。
回到监房，我对邢大嘴说，我看见了林某。
“他活不了几天啦。”邢大嘴牙缝中挤出了这句话，然后又 补充道：“我早知道他在五八三。” 邢大嘴说着捋起头发，露 出一道二寸长的伤口，那是姓林的在收容所当大值班时干的好事。
“你看见了吗？”邢大嘴说，“他像打狗一样地打我，现 在，他就会像一条狗那样死去！”
“事情过去了就算了，别没完没了。”我对邢大嘴能敞开说 话。又说：“你要对他干什么？你还有那份闲心？如果你还有那 点劲，用来帮帮我好不好？我需要你帮助！”
他的脸表现出奇奇怪怪的样子，看着我，像哭，又像笑。刚 要说，又停了。最后，他终于说：“好！咱俩没得说。但是北苑 来的人，哪一个不知道他？也没一个不恨他的。你瞧着，他的窝 头准没有了。有人会揍他，有人会抢他的窝头。那都不是我做 的。我答应你，我不管，可以了吧？但有人会这么做，是他自己 造的孽。” 不过，邢大嘴说的是谎话。姓林的同我们不在一个中队，邢 俊平不太可能直接去整他。但他有朋友，他们照他的意思，每隔 几天就去抢林的窝头，他哪里有力量反抗。
一个月后，五八三分场有三个犯人死了，其中之一是姓林 的。他曾被政府派到东柏林去研修天体物理，因为恋上了一位西 柏林女郎，一起跑到了西柏林。想想，觉得不对，又转回东柏林，找到中国大使馆，马上被送回国了。现在他的天体物理研究 同他的生命一起结束了。西柏林的女郎是否记得这位优秀的中国 学者呢？
五八三分场对我来说十分生疏。农田活儿对我来说，又是件 新鲜事。虽然我身体已十分衰弱，但兴趣仍旧很大。与其胡思乱想，不如安于现状，干点活儿总比光想心事要好多了。
我同小组长小龙很谈得来。有一次，我对他说我在延庆钢铁 厂和一个外号“镇西单”的人打架，我打不过他，就咬了他脚后 跟的事。他很赞赏，并且说：“别听他吹牛，什么‘镇西单’， 我在北京西单那一片长大的，就没听说过这个人。你打听一下，‘西单小龙’哪个不晓？”
反正，这些人都特别爱“哨”，特爱说自己“过五关斩六 将”的历史，从不说“走麦城”的事儿。他还说，他从不“拂” （指偷），也不“奔圈”（指玩女人），他就打架。算是他们那 一类人中最高的一档。我要他来一段，他就卷起袖子，让我看左 上臂的一道口子，眉飞色舞地说：“瞧见没有？有一回，两帮哥 儿们找茬儿，要动武，双方都和我熟，找我撑腰。我一看，两边 都是自家人，伤了哪边和气都不好，就约两边的人见面，给他们 说和，但总摆不平，我就拨出了攮子，嗖！捅在这里！”他边说 边比划给我看他当时的动作，“我说你们哪一家要干，我就这 样，一刀子先捅了他！双方就和了，都拜我是大哥！”
这些事都是我闻所未闻的，听起来很解闷，但更要紧的是， 他还教给我如何劳动，如何偷鸡摸狗与队长们周旋，如何在劳改队中生存。
有一天，我见他在监房后面揍另一个犯人。
“干嘛了？大家连站都站不住了，你还揍人家？”我有点愤 愤不平地喊道。
他扭过头来，奇怪地看着我，没想到有人敢来阻止他。因为 他非常霸道，从不许别人阻止他要做的事。
“你知道他干什么了？”
小龙喘着气说，那个犯人在田地里劳动时，挖到几块骨头， 谁也不知道是什么骨头。他把骨头兜了回来，用脸盆盛水，架了 两块砖头，捡了点儿树枝、枯叶，在厕所背风的旮旯里点火熬 煮。别人对小龙说，那是人骨头，他走过去，一脚踢翻了脸盆。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这是我的...”那人拼命地喊，拼 命用手扭住小龙。小龙就揍了他。 小龙对我说：“那骨头至少埋在地里有两年了，你看是不是 人骨头？”
我说：“不知道！我分辨不出来。不过，不管猪骨头，牛骨 头，咕嘟一下，就算有两年了，你干什么踢翻它？”
“那一定是人骨头，怎么可以！”小龙嘟囔着。
那时候，大多数犯人利用田间劳动，带回来各种树根、野 菜、骨头......然后，用脸盆加点水，咕嘟咕嘟地煮了吃。人们搜寻着一切可以充饥，可能提供能量的东西。
五八三分场，有几块地因地势高一点，盐碱成分少一点，可 以种点旱庄稼。小龙还算有体力，同另外几个犯人被派去播种， 队长在分配麦种时，预先告诉他们：“谁偷吃麦种，立即关禁 闭！”再告诉大家：“所有麦种都用农药浸过，你们要死要活自 己看着办！”
小龙偷了一把麦种回来，找我说：“嗨！你们知识分子，学 问大，请教你，这麦种真会毒死人吗？有没有办法把毒从麦子里 弄出来？你看，这些都是真家伙，给想想办法！”
“我看没什么办法，没有可能。”我回答道。
“那么，”小龙说：“多咕嘟一会儿，行不行？” “我想没什么用！也许好一点。”我只能说：“最好你别打 这个主意！” 小龙还是去试了，可能还不止一次。
那种代食品的窝头在肚子里是存不住的，人的生理机能还没 有进化到消化木屑之类的东西。我记紧了邢大嘴的教诲，肛门夹 得紧紧的。但有的人连夹的力气也没有了，就泻开了。
就在小龙问我关于浸了农药的麦种的事之后几天，他开始禁 不住泻了。是否他吃了咕嘟过的有毒麦种，我不知道。反正泻得厉害。我告诉他，无论如何要煞住。我教他上茅坑时别蹲到底， 半站着，收住肛门。他试了一下，说：“这样管事，不过肚子里 积多了，总要泻下来的！”
“每次少泻一点，别猛放，连肠子都会掉落下来。”我向他 建议。我又说，“忍住点，明天我去田里干活，想办法找点干树 皮来。”
第二天，我找来一把干树皮，用火在茅厕的角落上慢慢地烧 烤，弄到了一些炭灰，让他吞下去。
“这玩意儿能行吗？”小龙怀疑地问。
我说：“总得试试看。反正不死人，也许能收住你的泻 肚。”
第三天，有人把小龙从茅厕里抬了回来，全身脏臭。原来他 倒在茅坑里，站不起来了。他死了！邢大嘴和我，把他的衣服全 剥掉，把身上洗净。小龙的骨骼粗粗的，肌肉都没有了。胸骨高 高隆起，腹部深深地下陷，像个盆。这回确实泻干净了。我们给 他穿上邢俊平用偷的鸡换来的那件旧解放军上衣，套上了我的一 条西装裤子，就这样，小龙被抬出去了。去哪里谁也不知道。
他活着的时候，同邢俊平一样，常常告诉我如何选择野菜。 他每天要咕嘟一大脸盆。常常没等水开就迫不及待地吞了下去。 我总告诫他：“水不管多脏，多混浊，只要煮开，就能喝。吃什 么东西一定要煮开，去掉细菌！”
但是这些话，并没有阻挡住死神对他的召唤。
似乎是一种规律，愈强壮的人愈经不起饥饿。中队里，分场里，死的人大都是强壮的小伙子。要不然，就是本来就已经是风 烛残年的老者。大概因为身体强壮的人需求量大，饥不择食所带 来的病菌机率也高。那时候，队长总是说：“这不是饿死的，这 是‘胡吃海餐’的结果。共产党不会饿死人的。” 的确，死的 原因都是一些感冒、伤风、发烧，或肠胃炎腹泻之类的家常病。 那时候，人没有抵抗力了。谁听说过共产党会饿死人！ 在小龙丧命之前，组里还死了一个人。这个人姓马，是河北 易县附近的人。我曾问他家乡是否有一条易水,“风萧萧兮易水 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刺秦王的荆轲在那里与人诀别。他说一 点也不知道，他完完全全是个老实人家的农民。他使我想起了维 克多·雨果写的《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小马是因为家中没 有粮食了，可是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儿女，一咬牙，就上生产大队 的场院里背了二十斤老玉米豆回家。这可不是一般的小偷问题， 因为他偷的是人民公社的财产，那是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行 为。这样他就被抓进来了。
他倒是没有泻肚，只是从脚开始向上浮肿。他有一个有两斤 水容量大的搪瓷杯，每天要喝几大杯。每次喝完，就拍拍肚子， 感到舒服，说是“饱了！” 分场里的犯人医生说，这是浮肿病 的来源，不准他吃含盐的食品。一切都无盐，但浮肿仍然节节上 升，到了胸部时，小马说话常常上气不接下气。不过他气色甚 好，甚至红光满面。人们背后说，那是“回光返照”。果然，不 出一个星期，他就死了！
1961 年春天，中共中央对劳动教养有一个新的决定，每一 个被劳动教养的人会有一个期限，它不用“刑期”两个字，因为 共产党政府一直说劳动教养是“最高行政处分”，所以没有法律 手段及审判程序，这些人不算“罪犯”，称劳教人员为“同 学”。新规定劳动教养最低期限为六个月，最高为三年。但若表 现不好，期满后，公安部门有权予以延长。十分简便。
对我们已经被劳教的“同学们”，都要定一个期限。我已经 被抓进来一年多了。 有些人 1958 年，甚至 1957 年就抓进来了， 已经劳教了三、四年。共产党做事向来讲究所谓民主作风及群众 运动。所以在劳教人员当中，展开“区分两类性质矛盾”的教育 运动，结合每个人的政治及劳动表现，确定新的劳教期限。毛泽 东在 1957 年讲过“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种性质绝对不同的矛 盾”， 对前者用专政手段，后者是批评教育。老毛对 1957 年的 右派运动已经钦定为“敌我矛盾”，不过他表示宽大为怀，按人 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按敌我方式对待，也就是说，不杀不判刑。 让人们特别是老右们，体会他老人家的仁慈。除极少数判刑法办 外，如中国人民大学的葛佩琦、林希翎等人，其他凡是需要抓的 右派都用劳动教养方式抓了起来，也就是说，没有法律审判，按 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所谓按“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种性质绝对不同的矛盾” 评定 劳教期限运动，就是劳教人员每个人在小组及中队里自报阶级出 身，个人出身，犯罪事实，加上劳教以来的表现。由小组“同学 们”评审，提出应该劳教多长时间。然后呈报中队，过了一些日 子，最后宣布下来每个人的劳教期限。这是共产党统治艺术的精 华所在，所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自报公议做到每个人心 服。共产党不仅在全体人民，甚至专政对象中也实行了民主。关 了你，杀了你，还要你心服口服，高呼万岁。运动搞得轰轰烈 烈，“同学们”都受到了教育。当时，凡是右派及反革命案情 的，几乎一律定为最高期限三年。而且，一律自 1961 年五月二 十四日那天起算，以前的日子一天也不折算。
我对这个运动并不太关心，因我才来一年多，每天面对的饥 饿现实就适应不了，无暇旁顾。但另一方面，我总算有了一个期 限，三年。有了一个盼头，好似人生隧道中有了一盏明灯。
小龙是七月底死的。那是我到五八三分场后的第三个月。
他死了，队长指定我当组长。其实这毫无意义，组长并不增 加额外的窝头。再说，稍后一个月，我也站不起来了。
有一天，出工劳动。组里另一个犯人在一边喊了一声：“快 来看！”他在排水渠的埂埝上发现了一个洞。我一看，马上想到 邢俊平教我的知识，判断这是一个宝洞。
我一把从他手里把铁锹拿过来，不知哪来的力气，迅速地顺 着洞挖下去。这个洞又上又下，足足有六、七米远，我根据这个洞的形状判断，它肯定是田鼠洞。接着发现了一些谷物的皮，我 知道快近鼠窝了。我突然停下来。对他说：“你走，到别处去， 走！快走开！”
“为什么？”他也狠起来了，“是我发现的！是我叫你来 的。你帮我挖，我可以分给你一点！”
我毫不犹豫地后退了一步，拼足了力气冲上去给了他一拳。 他一屁股倒在埂埝上。
“邢大嘴！”我喊道，“快，快来！”
邢大嘴一听到我叫，三步并做两步地奔过来了。
我说：“把他弄走！”
邢大嘴二话没说，抓住他的双脚，把他倒拖着撂到一边去 了。
我不知道当时我自己的眼睛是否红了。只不过两铁锹，我就 挖到了鼠窝。窝里差不多有两斤玉米豆，两斤黄豆，粒粒滚圆 （田鼠还很有选择的能力呢！），一斤多稻谷，就是没有麦粒。 我用外衣把它们全包起来，绑在腰上，邢大嘴在后面保驾，回到 监房。这包东西就放在我和他的枕头之间，白天不论去劳动，甚 至去茅房都随身带着，防抢，防偷。
差不多有两个星期，我们每天都去咕嘟一顿，稀稀的熬一大 盆，与邢俊平分享，每次也给陈明一小碗。没有人敢来抢，因为 邢大嘴总在边上保驾。
我想也给发现洞的那个人一碗。
“门儿都没有！不给他。”邢大嘴阻止我道：“我看见他就 生气！”
我说：“为什么？何必结冤结仇！再说，洞还是他发现的 呢！”
刑大嘴说：“什么仇不仇的！想法活着就是一切，干你想干 的事吧！”
“他是应该有份的。”我坚持说。
“那你当时为什么把他揍倒？”邢大嘴问道。
我无言以对。停了一会儿，我又说：“算了，给他一份 儿！”
邢大嘴说：“我不是一定叫你不给他，我就讨厌这号人，这 号人死一个少一个。”
我惊奇地问：“为什么？”
“你知道他是为什么进来的？告诉你你都不会相信。他是卖 屁股的，看起来像个男人，什么玩意儿！”
“你怎么知道？”我问。
“他进收容所那天，在学习班里坦白交代的。”邢大嘴十分 自信地回答。 我有点懵头地问：“这也是犯罪吗？”
“那当然啦。你想，如果世界上的男人都像他，这成什么世 界啦 ？”这是邢大嘴的观点。 “我可管不了那么多，我对这种人就讨厌。”邢俊平愤愤地 结束了他的谈话。
同性恋是违犯共产主义道德标准的，是一种犯罪行为，这点 与德国纳粹的观点是一样的。
饥饿愈甚，人们愈疯狂。
因为发生了一伙人抢全中队饭菜的事件，原来由值班负责把 全中队的饭菜从伙房取回来，再分发给各人的制度已经行不通 了。值班犯人也开始偷，也靠不住了。分场下令，改变制度，每 次开饭时，派一个队长在伙房门口轮值。各中队各组，按排定的 次序，由组长带领，集体去伙房指定的窗口，先报告中队及组号，再报人数。核对后，每人领自己的一份，回监房就餐。
有一次，我刚刚拿到我的一份,一个白白的大号窝头，一勺 菜汤。才转过身来，一个犯人一把抓去了窝头，一面跑一面往嘴 里塞。我又喊又追，追上了，他已把窝头吞下肚了。我气得要揍 他，但有什么用？我又要不回来我的窝头，打他也是白耗费我的 力气，我低着头走开了。
我回来对全组说：“只要我在这个组，绝不叫这种事再发生 到我们组的头上来！”
每次全组一起去伙房，一起返回，互相护着。但有一次还是 有三个人合伙抢了陈明的粮食，一个人抢，两个保护。事后，我 带着邢大嘴，全组出动找到这三个人，围住揍了他们，把他们打 得连叫爹叫娘的气也没了。
这段时间里，不断地有人抢，不断地有人打架，打得不凶， 因为都没有力气打了。我也逐渐学会了如何打架，当然没有力气 像美国电影所见的那样漂亮地挥拳，但我知道，第一拳就要把对 方的眼睛封掉，一定要照鼻子打去。
那时候，农场的厕所真是兴旺热闹，人们吃得不多，但跑茅 房的次数不少。茅房还有一个功用——煮食。这种茅房都是三面 红砖墙，茅草的顶盖。正前面有一堵四尺高的砖垛挡着。里面一 排排开六个或十个便池，是用水泥砌成。那是一处比较背风避人 的地方。所以总有人端一只大脸盆，腋下夹一把捡来的柴，到这 里来燃火咕嘟。即使旁边有人大便，也不相干。脸盆也是多功能 的，除了洗脸，洗衣服，也当作锅来使用。
那时候，除了烟卷是有价的商品之外，还有食盐。除此之 外，衣服，哪怕是真的毛衣皮衣，以及书籍、用品等等，没有一 样是有价值的。据队长及犯人医生说，食盐是引起浮肿的原因， 所以就不给盐吃。但人怎么能没有食盐？于是，千方百计地搜寻。
有个叫牛振河的犯人，他是个回民，给家里写信时，在要衣 服鞋袜等东西的字里行间夹了一行字，“需要 NaCl”由于队长 一般都是小学文化水平，不知什么是 NaCl，当时，只要信上不 是要炒面、点心之类的食品，信件检查是可以通过的。牛振河的 爸妈觉得奇怪，什么叫 NaCl？读中学的女儿悟了出来，盐的化 学名称叫 NaCl。家属来探亲时悄悄塞了一包食盐给他，这就成 为奇货可居了。犯人们在田地里搜罗野菜、树根，因为没有盐很 难吃，就用弄到的野菜与他交易。牛振河就成了“大户”，谁也 不知道他有多少盐，他从不给人家看见，把盐用布袋系在腰间。 讲好交易后，他就一个人跑到僻静处，解开布袋抖落一点在一小 片旧报纸上，大约只有一、二克，交换找来的野菜之类的东西。 后来，引起了其他人的眼红，一伙人把他揍倒，抢了他的盐。其 实，也真可怜，听说，他只不过有手握的那么一把。
七月初的一天。邢俊平突然对我说：“我跟你谈点正经事。 在我说之前，我先跟你搞清楚，你一定要实在。你得明白，是我 看得起你，才找你说。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逃跑？”
他有点局促不安，因为这种题目是劳改队中绝不可以同别人 商量的。我欲说又止，非常难以回答。我明白邢大嘴信任我，我 不愿使他失望，但我从来不相信逃跑是件聪明的事。邢大嘴看我 为难，他又开口说：“我们死也死在外面，像个人样地死，在这 里算是怎么回事？”
“往哪里跑？哪里能耽住？上哪里去找吃的？靠抢？靠 偷？”我说：“今天过得去，明天也许，但能过多少天呢？”
“不管怎样，我是不想再这样活下去了。”邢大嘴说。
“就算我跟你一起跑，就算不管下一步如何。我想，我们都 没有力气跑出五八三的范围。就算拼出了五八三，恐怕清河农场 的圈也出不去。我想我已经走不了多远了。”我神色黯然地回答。
自我被抓起来那一天起，我从没有间断过想逃跑的念头。我 常常想到基度山恩仇记的主角的遭遇，回想看过的小说电影，怎 么翻高墙，剪铁丝网，怎么挖地道，怎么在黑夜中狂奔，怎么摆 脱狼犬追踪。但是我发觉自己面对的现实是如此的不同，共产党 的囚牢就是不一样。这种情况与所有写的小说都不一样。即使逃 出了劳改队，能到哪里去？也许最妥善的是回到父母身边。可是，若我到了家，父母不把我送去派出所，他们就完了。我怎么 能这样做呢！这是一个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社会。
邢大嘴垂下了头，默默无言。我从没见邢大嘴哭过，这回， 见到他的一滴泪沿着鼻子流了下来。我也很难过，不知道是为 他，还是为自己，非常非常地难过，我们已经没有可选择的了。
没多久，小龙的那种泻肚，邢大嘴也碰上了。那些日子，他 特别咋唬，一面止不住的泄泻，一面他就靠猛吃想填补住。但这些杂草、野菜，愈吃愈糟。于是，他像发疯一样，几乎天天找机 会抢别人的窝头吃。可是，那些玉米芯子做的窝头本来就是问题。
有一天，五八三分场来了一批家属寄给犯人的邮包。半夜他 砸开队部的门，把邮包一件件拆开，找可以吃的东西。后来，队 长召集了全队，宣布给他关禁闭处分。这在那时是很少的，因为 已经虚弱的人再关禁闭，几乎十之八九会死掉。
“不！不去！不！”邢大嘴听到禁闭，就恐惧地狂叫：“千万别关我禁闭，我下回不干了。求求你，饶了我这一次。我绝不 再抢，绝不再偷。饶命啊！再考验我一次。”
邢俊平跪着不起来，求队长开恩。
队长说：“送禁闭室，这不是中队的决定，这是分场的命 令。”偷家属寄来的邮包，这件事比较严重。
“我发誓，绝不再偷，别关禁闭！”说着，他抢过一把铁锹 猛地剁掉了自己左手的小手指，“我的血指头证明，我的...”
队长只好命令别人把他送到犯人医生那里包扎，邢俊平总算 没有去禁闭室。
两个星期后，邢俊平死了。
在那时候任何人划破一点皮，只会流一点点血，主要是流半 透明的黄水，伤口总难复原。
邢俊平的指头断了一截，他嚷了一声：“X 你妈！”把断了 的一截扔过了围墙，好似身体有一部分自由了。小手指伤口上的 肉显着灰灰的颜色，骨头兀在那里一直不收口。犯人医生手里只 有磺胺粉，每天洒上一包。到了第二个星期，邢俊平就喊痛，大 叫大嚷，队长来看看，命令犯人医生给止痛片，但吃下去没什么 用。邢俊平开始发高烧，从头到脚滚滚烫，整天说胡话，一边抽 搐，一边骂：“X 他妈！X 他妈...”这是他能用来表达全部感情 的唯一语言。
我只能看着他，一点忙也帮不上。最后两天，他已不能进 食，昏昏迷迷之中对我说：“老吴，你吃了吧...我不行了...你 吃吧！”
这一份伙食，我怎么吃！
再过一天，他轻轻地叹了一声：“X 他妈！”死了。他一无 所有地来到人间，又一无所有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留下了自 己的语言“X 他妈”，诅咒了这个世界。
有人对我说，邢俊平的尸体运到五八六去了，这是我第一次 听说五八六。
五八六在哪里？
八月初，清河农场在北京市公安局的指示下，实行了一项新的措施，决定区别不同健康状况的犯人。农场里来了一些干部医生，加上一些犯人医生，给各个分场的所有犯人做体格检查，并 按健康状况进行分类。
虽然常常有人企图逃跑，队长们并不紧张，大部分逃跑的人没跑多远就倒在路边或田地里。有的被发觉了，就用牛车拖回来，有的发觉时早已死了！早先我对邢大嘴说的是对的，我已经 没有力气逃跑了。
八月的体格检查，我的体重只剩下了七十二斤，血压测了三 次，才得到 80/60 的数字。
九月初，陈明和我一起被送到五八五分场去了。据说，清河 农场的西区，将五八五分场改为劳教犯的病号休养分场。
我们需要“休养”。
第五章 社会主义新人
从五八三分场到五八五分场并不远，只有十来里路。健康的人走过去，也不过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牛车载着我们，嘎吱、嘎吱慢慢地前进，走了两小时。套车的黑白花斑荷兰牛，每个分场都有几头，原是奶牛，奶挤不多 了，就当作役牛。每辆牛车上大约有六、七个被选出来的犯人。 我这部车上，陈明同我在一起，别的人都不认识。我仰躺在牛车 上，身子下面是揉成一团的被褥。因为没有力气去捆扎，零落散 乱。我仰看着天，都记不得是什么颜色了，田野里是什么，好像是灰色的。生命的下一步是什么呢？
五八五，五八五！又换了一个劳改队。
八月初的体格检查时，第一拨立即送五八五休养分场的，约 有一百八十多人，大概是五八三全场人数的八分之一。这些人不是消瘦就是浮肿，是些濒于死亡的人。队长们同时把五八五分场 里稍微健康一点的，全调到五八三等其它分场去了。五八一、五 八二、五八四等西区各分场也同五八三分场一样。送往五八五的 病弱的犯人都是去“休养”的。
陈明和我是九月初选出来的第二拨人。
“喁！...”牛车叫停了。我翻翻眼皮，看到同五八三的监 房类似的带电网的砖墙和两扇黑色的大铁门。四辆牛车停下来， 后面押送的队长也下了自行车，他上前去联系开大门，只有一名 警察，连枪也没有佩戴，这些都不需要了。
我还是躺卧在那里，忽然听到有人说：“五八六就在五八五 的后面。”
我惊悚起来。五八六就是邢俊平去的地方！小龙也在那里。 五八六就在我眼前？我来到了五八六的边缘了！
还没来得及多想，大铁门开了，吞进了我们这四辆牛车。
那天早上，五八三分场的各中队值班犯人，按队长开列的名 单到各组去通知，被通知到的人都到监房前的广场上集合。分场 场长站在那三尺高的土台上，严肃地对我们这一拨人宣布：“根 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以及公安部罗瑞卿部长的批示，各劳改队要 采取措施，加强管理，防止犯人意外死亡。根据农场的实际情况 和可能条件，尽量改善你们的生活条件，增进健康，搞好卫生状 况。总场决定，在东区和西区分别成立两个休养分场。在休养分 场，将提供特别的待遇，促使你们尽快地恢复健康，早日投入劳 动中来。不参加劳动，怎么可能改造好？怎样能成为一个社会主 义新人？所以，凡是体弱、有病，暂时不能参加劳动的，在西区 的就集中到五八五分场，休养一段时间，健康恢复了，再回到原 来的分场，重新投入劳动中去改造你们自己！”
因为缺乏汽油，卡车停驶。全分场的四辆牛车，来回跑了好 多趟，才把这一拨的八十多人全部送到了五八五。
当时，我的思想混混沌沌，我想，如果这是中共中央作的决 定，又提到了公安部罗部长的指示，看来我被选送到休养所还是 件幸运的事。我并不奢望增加多少粮食定量，只是希望代食品少 一点，真正的粮食百分比稍多一些就可以了。有人说，去五八五 的人定量是要增加的，又有人说，可能会给一点营养品，每天有 点蔬菜吃，说不定还会有一点肉和二、三两糖。五八三那些没有 被选送到五八五的人都还有点羡慕我们呢。
我心里忐忑不安。我只觉得，到了生命的危急关头，我被从 正常的健康人中选了出来！生活如同一场赛跑，人家都在跑，而 我被甩出来了。我出圈儿了，那么下一步呢？真是茫茫然。 大铁门哐啷关上了，牛车也嘎然停下来。我欠身起来下车， 眼前的景象把我愣住了。我们是中午时分到五八五的, 大部分犯 人都在监房外面晒太阳，想从大自然取得一点热量。他们一群群 地靠在墙根上，看上去好似一堆垃圾。破烂的衣服和死灰色的皮 肤，像是一群濒于死亡的生物体，一群幽灵，没有一点点移动的 现象。
五八五的队长来了，他们很快把我同陈明编到第十中队第六 小组。过去，陈明与我并不太接近。他沉默寡言，性情内向。整 天昏沉沉地躺在炕上，很不同于小龙、邢俊平他们那样好动。现 在我们彼此感到了亲近，好像唯有对方才是亲人，才是知已。实 际上，我们彼此之间又了解多少？ 陈明是只身从福建到北京来的。怎么来的，有没有兄弟姐 妹，在福建老家做什么，我全不知道。只听他说有一个老母亲在 福建省三明市。以前他在北京工作，每月都要寄一些钱给老母 亲。他给抓进了劳改队，老母亲断了音讯，他天天发愁，担心老 母亲没有了他的接济怎么生活。后来，他收到了母亲的一封信， 教他好好改造，听政府的话，承蒙政府照顾，母亲在街道工厂找 到一个回收废旧报纸的工作，可以养活一条六十岁的老命。政府 真有善心，反革命家属也有照顾 。
陈明的被褥、衣服都非常脏，他从来不洗。我虽然没有精 力，但每过三、四个星期，就算没有肥皂，我也要用水漂洗一 下，我没有力气拧干，就把它晾在杆子上，让太阳晒一晒也好。 陈明从不和人吵架，大声说话都少，精神、意志彻底崩溃了。有 时候别人抢他的饭，他不反抗，也不哭不叫。他在悄悄地、听天 由命地等待一个不可知的未来。
来到五八五的人，大部分患有浮肿症状，有些人是双腿浮 肿，有些人奇怪得很，一条腿肿得如同象鼻子，另一条腿细得像 秫秸杆。我是消瘦，但自八月开始，我左胸却鼓起来了，我感到 气短。那个姓欧阳的犯人医生，因为伪满时期在东北行医，所以 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体格检查时，他用手指弹敲我胸背，感到 声音不对，他说我是患了积水型的胸膜炎。
我已经一年多没照镜子了。现在的我是什么模样？头发长长 的？稀稀拉拉的胡子？脸色呢？背弯了吗？我想，我才二十五 岁，是不是应当风华正茂？但眼前墙根底下的这些人就是我的镜 子。虽然这些人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有的是五十多岁，也有二 十来岁的。但现在，他们却是同样的一种神态，一种形象，你根 本区分不出他们原有的特征及素质。我想，伟大领袖毛主席如果 不幸在这里待上一年半截，也一定会被改造成这个模样的“社会 主义新人”的。
难道这就是“社会主义新人”？这就是“劳动改造”的伟大 成果？
他们在这里“休养”。大部分人都戴着一顶深蓝色的棉帽 子，或草绿色的毡帽，脖子细细地缩在棉衣里，裹着一条毛巾，衣服都是打满了补钉的蓝灰色破棉衣。这棉衣的功能不是防止外 界冷空气的侵入，而是防止体内仅有的一点点热量不要散发掉。 个个都是两只肩胛倒耸着，袖着两只手、眉骨高高的，嘴唇微微 地张着，眼神迟钝。大家都长成了一个模样，也共同面临一个险 境——死亡。
很少有人走动，即使有人在走动，也是像软虫一般地蠕动。 如果有一个人在跑，那他不是在追抢他食物的人，就是他抢了别 人的吃食在逃。
他们就是我的一面镜子。他们就是我的写照。我也是他们之中的一个，我就在这里。
是怎么样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竟如此巨大，把这些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信仰、不同职业身分、不同思想意识、不同理 想与追求、不同身体与年龄的人，改造成同样一个模式，并排并 列地通往五八六的方向上去！这是多么巨大的一股力量，它依靠 什么？根据什么？又为什么？
五八五在那时候同其它分场一样，一天两餐，但窝头的体 积、重量减半，另一半改成一碗玉米糊糊。据说因为是病号，吃 点流质食物才好。粮食及代用品的比例还是照旧，每顿的菜汤没 咸味，据说因为食盐会引起浮肿，无盐最佳。有意思的是，每天 早餐时，每人给一小包用旧报纸包好的名为“康富散”的营养 品。据说是炒熟了的黄豆粉，再掺了一点糖做成的。谁也不知其 中是什么成份。每个来五八五休养的病号犯人每天一包，每包约 一两重。还有一点不同，五八五分场约近二千名犯人，配置了四 个犯人医生，其中之一负责配制“康富散”。每星期有干部医生 来视察，医生们能做的事，第一件是给肺炎病人 A.P.C，给患肠 炎的病人黄连素，第二件能做的事就是登记死亡的人数。
我来五八五的第二天，正好是赶上一个月一次的登记买日用 品的日子。队部发下来允许购买的物品清单，有信纸、信封、邮 票、牙刷、牙膏、毛巾等。当然，绝对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以及 烟卷。
我们组里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年犯人，轻轻对我说：
“请帮个忙，代为登记买几支牙膏，好吗？”
“我不认识你，怎么能帮你？”我马上拒绝了。
一方面，私人来往在劳改队是违犯纪律要受处分的，另一方 面，我想起在延庆时有人吃牙膏来解决“便秘”，但这里不存在 大便堵塞的问题，但是否有别的情况呢？ “请帮帮忙了。”他再次央求。 “你为什么不自己登记呢？”我问。
他说：“我已经登记了，一次不能买太多，队长要查问 的。” 我想，我已经六个月没有刷牙了，他即使非常勤于刷牙，也不会每月需用两支以上的牙膏。 他又一次央求我。 “好了，好了，别啰嗦，我帮你登记两支就是了！”我写上 了两支。 各组日用品登记表要汇总到值班犯人手中，由他统计分类、 造册，然后送到队部。
“你要干什么？”值班犯人气势汹汹地到我的组里来，指着 我的鼻子问。
公安干部给值班犯人的粮食定量，高于一般犯人，有优待， 所以他们仍然有着一定的健康和精力——这是维持劳改秩序的需要。
“你为什么一次登记两支牙膏？你的牙膏在哪里，给我 看！” 我给他看那支六个月未用完的牙膏，他又嚷道：“你还有牙 膏，为什么还登记？” 我当然不能说是别人让我代登记的，于是我说：“算了，那么你把登记取消好了，这样可以了吧？”
“你是昨天才到五八五的。”值班的说，“你不知道就算 了，不管怎样，我告诉你，别再搞第二次。”
值班走了以后，同组的另一个犯人对我说；“上几个月，有 个人登记了五支牙膏，他全吃了，说是饱肚子。奇怪也没生病。 他还到处对别人说很有味道。所以再一回登记，买牙膏的人特别 多，最多的一个登记二十支，前几天分场场长点了他的名。”
牙膏是进口物，能进口，必无害，不说营养，能填饱肚子， 不妨一试。
有一天，我想去监房外看看这四周的环境。我对陈明说： “出去转转，好吗？”
“有什么好看的？”陈明昏懒地躺在炕上。
“就去转一圈嘛。”
“别耗费精力了！”
“走吧，起来，走！陪我去。”
陈明慢慢地下了炕，趿拉着鞋，同我一起走到监房外面。
一个多月以前集中到五八五来的人，其中半数还可以走动，他们尽管如同我们两人一样非常虚弱，但还是有一点力气站起来 活动。稍后，大约十月初，百分之六、七十的犯人都要躺在炕 上，到十月底，大约有百分之八十的犯人都整天整夜地躺着，不能活动了。去户外活动的人一天比一天少。那个时候，我还是相 信“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道理，所以就想，只要有一点力 气，哪怕稍稍活动一下也好。
大墙圈子里，当然可观的景色极为有限，一样的排房，一样 的服装，一样的神色，唯一可观的、动态的景色是在厕所。我们 走到厕所，看见两个人，一人占着一个墙角，用捡来的纸片、树 叶在咕嘟，一个是把哪顿饭的一只窝头兑些水咕嘟，另一个是把 家属送来的炒面兑水咕嘟。这有两个好处，一方面使肚子有充实 感，另一方面，点一堆火，咕嘟一锅什么东西，是一种娱乐，一 种享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
陈明同我慢慢地在阳光中移动。刚离开厕所只有三十米，突 然听到背后哐啷一响，接着又一响。回头一看，两个人刚煮好的 一盆东西，给人打翻了，六、七个人正在抢。一个人抓着那个盆 舔，另外几个就趴在土地上吸，舔，连泥带土，沾得满脸都是， 还有用手抠挖，往嘴里送的。
这使我想起了却尔斯·狄更斯写的《双城记》第一章里，一 只酒桶摔破在巴黎的街道上，人们围着吸吮、舔吃路面石块之间 红酒的情景。不过这里不是酒，也不是十八世纪的巴黎。
陈明牵牵我的衣袖，说：“走吧！有什么好看的！”这一圈 不过一百二十公尺，他说，“我累了，走不动了！”
我说：“靠着我！”他伏在我的肩头，我们回到监房，躺下 了。我们俩的铺位紧挨着。
陈明隔壁的一个犯人死了，这是我们到五八五第一次遇到的 死亡。房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点惊慌、紧张。听说有人报告 了值班的，值班的已报告队长了。除了有一只大个儿的、飞起来 声音很大的苍蝇，在死者的鼻子上脸上停停飞飞之外，没有什么 动静。我把他的被褥拉起盖住了他的脸。
在这静悄悄的监房里，我躺在炕上，想起圣经上讲的诺亚方 舟的故事：大洪水要来了，诺亚夫妇为了躲避这场灾难，造了一 条巨大的方舟，他们把各种动物一对一对地送到了方舟上。整整 四十昼夜的大风大雨，大洪水淹没了一切。四十天过后，雨停 了，水退了，方舟上的动物又回到了自然界，一切又恢复了。我 在想，那四十天它们是怎么过的？那些动物并不知道哪一天洪水 会退去。在面临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它们在想什么？它们吃什 么？它们怎么生存下来？狮子饿了会不会吃羊？狼会不会吃兔 子？它们会避免牺牲、自我克制、互相帮助吗？但是，不管怎 样，它们共同度过了难关。这里是五八五，不是方舟，不是狼、 兔、狮、羊，这里全是人类，他们在同一艘方舟上，他们能同舟 共济，等得到洪水过去，重开生机吗？什么时候洪水会退去呢？
我默默地下了炕，跪在地上，向天主祈祷，祈求主带领这位 不相识的人，保佑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人。这是我第二次在劳改 队中做祈祷，我心灵中只存下了这一点点的依靠。
北京的十月，按说是个金色的旅游季节。香山的红叶，吸引 了多少游人。可这里秋天的景象，却是一片萧瑟。十月，西伯利 亚冷空气开始南下了，在监房外面停留的人日渐减少。大多数人 大部分时间就在监房的炕上躺着，而不是坐着或走动。当然，身 体能量的减少导致了类似休眠的状态，但是精神能量的减少带来 的后果更是令人怵目惊心——意志丧失尽殆。
十月，我终于收到了一封信，是我大哥写来的，好像是自上 海老家寄出的。
小弟：两次来信都已收到，你要求家里给你一点 帮助，尤其是食物方面，这是不可能的。至于你提出 来的买点五香豆，干贝之类高蛋白的东西，更是笑 话。家中没有钱去买这种昂贵的食物，即使有钱也很 难买到这种东西。现在每人都只有自己的一份定量粮食，这份粮食能维持自己的需要就不错了，哪有可能 给你？妈妈已过世。自己要在各方面注意，要听毛主 席的教导，通过劳动好好改造自己。我们家属在政治上、思想上同你坚决划清界线。希望你早日改造成为新人。
大哥 一九六一年×月×日”
因为我知道每人只有一份定量粮食，我不能从亲人嘴里夺 食。所以，我呼救给我一些食物时，没有提到饼干、炒面之类的 东西，那都是要粮票的。肉、糖、鱼、蛋都已在市场上消失了。 我异想天开，也许五香豆、干贝之类食品，虽然很贵，但可能还 不是定量供应，能买到。如果我一天吃五粒五香豆，或二粒干贝，这是高蛋白质的食物呀！我就一定能存活下来，我哪里是嘴馋，我只是不想死去。是出于一种动物的求生本能，要活下去。 即使改造成新人，也要有东西吃，要活着才行啊！
所有的大门都关上了，唯一可能吸到空气的地方也不存在 了。窒息紧紧地、紧紧地扼住了我，我感到生命的终点正在逼 近。
妈妈过世了！什么时候？是怎么过世的？为什么不告诉我？ 为什么？是因为我的被捕，她久病的身体经受不起这样的打击？ 还是上海的公安局去家里整她了？妈妈的死亡与我有关，家里的 人由此怨恨我？他们怕妈妈不幸的消息将会给我这个已入囹圄的 人再一个打击，而不愿详说吧？ 这些问题在脑海中一晃而过，缺乏能量的大脑已经转不起来 了。昏昏沉沉地，眼泪已涸。没有悲哀的感觉，也没挣扎的愿 望，冷漠已沉浸融化在每个细胞之中了。
有一天，陈明对我说：“我做了一个梦。”
“算了，算了！”我懒得听也懒得说：“什么时候了，还做 梦？”
“真的，我做了一个梦。”他认真地说。
我猜想那是一种幻觉，一种海市蜃楼。
陈明说：“我看见许多人围着我，用刀把我身上的肉割下 来，放在一口大大的铁锅里。他们高兴地煮着，边煮边吃。我还 活着呢！我还坐在那里看他们。他们如狼似虎地大吃大嚼，味道 的鲜美使他们忘乎所以。”
“好了，好了，”我实在没有兴趣。我淡淡地说：“那你的 感觉呢？”
“我对他们说，‘给我一片尝尝’ 。”陈明说。
我说：“别再做梦了！做梦消耗能量，知道吗？”
“有办法叫它不做梦吗？”陈明凄然地说，声音低得几乎听 不到了。
“……”
我在枕头下面找到了半张白纸，写了几行，给他。
“这是我家人的地址，如果哪一天我死了，你还活着，请你 给我家人写封信。说我死了，给我妈妈做伴去了…告诉世人我是 清白无辜的…”
陈明接过小纸片，撕下我那半张纸的空白部分，写下他家的地址，说：“是的，看来，是到时候了。这是我家的地址，我只有老母亲一人，到那时后，你告诉她，请原谅儿不能尽孝。”
天知道，究竟我们谁能拜托谁去给家人报信！
北方人睡炕时，都是头在炕沿这边。人们习惯说，睡觉时头 在坑里的人都是强盗、土匪。据说因为那样睡很警觉，一遇情况，很快就可以下炕，蹬上鞋就跑。劳改队就是特别，我们在劳 改队，千篇一律，都是头在炕里睡觉。每个犯人睡觉时都脱得精 光。大部分人的枕头都是由一条棉裤或几件衣服折叠而成的，上面用一条毛巾包住。
各人的碗是自备的。几乎没有陶瓷或玻璃的饭碗，全是清一 色的搪瓷制品，经得起摔。五花八门的式样：有的是碗状，有的 是盆状或杯状，而且有大有小，都放在自己枕头的两侧。我的一只是容量一千 cc 的带把白底黄花茶杯，另一只是容量一千cc 的搪瓷盆。那时候时兴大容量的，至少是五百 cc 的，因为大体 积是一种充实的概念。每人都有两只容器，一只是每餐打饭用 的，另一只是便器，为小便用。那时候小便来得很快，次数倒不 多，穿衣服出去来不及。再说，从监房到厕所的这一段路，对我 们来说很“远”，外面又很冷，来回走是吃不消的，所以每人就 在炕上一撩被子，跪在炕上方便了。到了“不得不”的时候，才 端盆去厕所倒掉。监房里似乎也没有什么难以忍受的气味，大概 身体虚弱的人，尿的气味也淡多了。
五八五吃饭的制度也不同于五八三，因为这里大部分犯人已 经失去了行动的能力，所以伙夫犯人挑担到各监房的各小组来， 直接分发食物给犯人，这也是五八五分场作为“休养分场”给犯 人的特殊待遇。
五八五分场没有政治学习制度，偶尔队长到中队来，费很长 时间将各监房的犯人一个个地赶到院子里集合起来训话。有时读 几篇《人民日报》的文章，给大家上上政治课。劳动是全免了。
争吵打架很少了。有一回，组里有两个人，因为一点小事打 了起来，打架的动作好似电影片子里的慢动作，对方一碰就倒 了，这一方也瘫了下去，都跟纸糊的人一样。
五八五出奇地宁静，用“死寂”两个字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
给我们这一组送饭的是一个高个子光头的老回民，外号叫 “老王疤”，有着回民特有的硬爽气，近六十岁了，不知他是为 什么被抓进来的。每天，他挑着一副铁桶，前面是一桶糊糊，后 面是一桶窝头。手里拿着一把长把铁勺，一进门就用铁勺敲铁 桶：“哐！哐！哐！”一天两次，就这样把大家喊起来。
各人慢慢挣扎起来，把枕头边上的那一只碗放到炕沿上。老 王疤沿着炕沿，挨个给每个人发饭。窝头在那时候已不是用手做 了，而是用一种特制的洋铁皮的模子，把揉好的玉米面用铁模子 一扣，扣出来的窝头大小个个一样，大家就不至于为了窝头的份 量多少而争吵、殴斗了。
老王疤在给每个人盆里盛那一勺糊糊时，也十分注意。盛起 来不能马上倒，一定要停一停，让溢出来的流掉，勺要端平，不 能倾斜，斜了就会少了，那可不得了。然后，往碗里倒，等饭的 本人，以及几乎所有人的眼睛都死死盯着这一切。老王疤的动作 已很熟练，而且也非常公平，但仍不免偶尔有误，于是：“嗨， 嗨，勺不平，重来！”
“嗨，嗨，还没倒净呢！老王疤，你是干什么吃的？”
“我的窝头缺一块，×你妈！”
老王疤为人耐心，看来是个厚道人。每次给全体犯人分发完 了，桶里还有一点剩的，他就用勺用手指把糊糊刮下来，给某一个人。他很公平，这多余的一份，往往可以刮到半碗之多，他也 是顺序轮着分给每个人的。
吃的时候也是各有一套。有的人控制不住三口并做两口地吞 咽。有的人是一点一点细细地吃，就那么一碗糊糊和一个窝头，却要吃一小时。有的人用手捧着往嘴里送窝头，捧着碗往嘴里 倒，有的人则用小羹一勺一勺地喝糊糊。但不管怎么吃，到终了 都是用手指和舌头把碗刮舔得干干净净，根本不用洗。
“×他妈！老王疤这小子不安好心眼，昨天还是二十五勺 半，今天才只有二十五勺，少了半勺！老王疤家里的人死绝 了！”
“今天老王疤积德了，二十七勺！比昨天多！”
“今天糊糊稠多了，老王疤不错！”
但人们并不恨他，老王疤是个好人，也是唯一可当作话题的人。
十月开始，死亡的人开始增多，而且陆陆续续地接连着。我 们组里第一个死亡的，是在我与陈明散步回来的那一天发生的。 值班的犯人弄来一口棺材，是用肥皂箱子的木板拼钉成的，把尸体放进去。组里第二个死亡的是在五天之后。其它各组，各中 队，全分场，陆陆续续每天往外运尸体。
今天有人出去，明天就有人进来。各分场把需要“休养”的 犯人，源源不断地送往五八五。五八五又源源不断地将人送往五八六。
人死的时候，大都安安静静，不哭不叫也不闹。人们似乎也 没有什么反应，不感觉到恐惧，不感觉到忧伤，不感觉到悲愤， 一切都平平常常，若无其事。 反之，陈明那时却想说话，一会儿絮絮，一会儿叨叨，说他自己的身世，他的梦，他的故事。
“别说了！”有一天，我想制止他，“别再说了，我告诉你，没有收入就不要支出，收支要平衡。我们没有吃的，没有能 量来源，就尽量少消耗，不要动用能量，什么也别做，什么也别想，甚至梦也别做。耳朵不要听，眼睛也不要看，光的反应也会消耗的，用毛巾把眼睛盖起来。一切停止下来，节省能量，争取生存下去。”
“生存下去为什么？”陈明问。 这个问题问得好，但我就火在这个问题上。
“我刚对你说，不要想什么，不要做什么，而你又在想生存 下去为什么？不要想了，不要想任何东西，什么都不想。”
“我怎么能不想，你倒要告诉我，怎么样才能不想？”
“我再对你说一遍。不要想如何才能不想，不要想怎么才能 不消耗。这本身就是在想，在消耗！总之，不要思想，不要思 想，这样才能活下去！”
是啊！活下去为了什么？活下去为了做“社会主义新人”？
因为大多数人都躺在炕上，不太动，所以这种比死人只多了 一口气的人，到底是死是活，是不易察觉的。只有一天两次的开 饭时间，是唯一可以检验到人的死活的时间。如果老王疤来了， 某人不起身把饭碗放到炕沿上来，那就不用问了。
自十月开始，经常会发现这种不再坐起来吃饭的人。值班的 报告队长，队长到门口来看一看，叫犯人医生过来检查一下，填一张表，他们就走了。值班照章办事，用草席一裹，中间再拿条 细绳一捆，就这么运走了。
“老王疤，怎么回事？” 有的犯人在喝糊糊时问道：“薄 皮棺材没有了？就这么一张草席了事啦？”
“喝你的糊糊！少管少问这种事，你要叫我犯错误吗？”老王疤说：“唉！到了你的时候，恐怕连张草席也没有了！”
果然，此话说出后不久，到十一月，草席也不用了，就用死者本人的被子、被单一卷，两头一拧，拎出去了。
这些日子，凡监房里死了一、两个犯人，老王疤就把这一、 两个死者的那份饭，私自给大家分着吃了，别的犯人伙夫是不做这种事的，他们会把死人的一份退回伙房去。
去的去了，来的还是源源不断地来。虽然我们不能去外面看 牛车送来了多少个犯人。但每个组里死了人之后的空位，不出两 三天，新来的人就又补充上了。
十一月的一天，我喝糊糊时看见一个犯人死了，就对老王疤 说：“老王疤，这里一个。”
老王疤说：“知道了。”
他边说，边给下一个空碗分发。
“这回，没有人背后戳你脊梁骨了。”我对老王疤说道。 “我又怎么了？”老王疤悻悻地问。
“因为这个人喝糊糊的时候，总是用小勺记数，少了就骂 你。”
“这才是天大的冤枉。”他说：“我这把勺特别平，向来不 亏待谁。唉！我从来没有欺侮过他，也没少给他。政府给多少， 就发多少。大家都一样多。只有这么多，我也没办法。唉！算 了，反正他在阴间不会再唠叨我了。天地良心，我没有对不起 他。好了，一了百了。他省心了，别再惦记我欺侮他了。”老王 疤做了一个鬼脸，结束了一长串的话。
我一点也看不出来老王疤是恶人或是坏人，他有妻儿老小， 也不像是共产党说的资本家或地主剥削阶级分子，他怎么也在劳 改队里呢？
第六章 五 八 六
十一月，陈明死了。
我的脑细胞逐渐钝化，那些对童年的回忆，对情人的留恋， 对父母的思念，对自由的渴望，对尊严的追求，对死亡的恐惧， 对饥饿的困惑，各种思想意识，都在退化。脑中空空的，无所 有，无所求，无所惧。是真正的一片空白。
尤其对饥饿，我已不再感觉那么痛苦，好像没有什么食欲， 每天这点食物似乎完全是正常的。什么油香，什么肉味，什么酸 甜，好似没有了味觉。更重要的，我并不觉得饥饿。肠胃已经适 应了这样一种条件。在茅房里泻泄造成的虚脱而死亡的人数相对 减少了，较多的人是死在监房的炕上，没声没息地过去了。
陈明临死的前几天，又开始絮絮叨叨了。我说他：“你怎么 了？！你有力气说话，我可没力气听你的。”
可他还是断断续续地，一句短一句长地往下说。
“我到北京来…想做一个教师。我的女朋友同我是在农村里 一起长大的，农民被人瞧不起…在农村中学里，我是个好学生… 我爱她，许愿做一个教师，再回来娶她…我叔叔在北京…我后来 在中学教地理…在地图上…我告诉学生，福建是我的故乡，我的 未婚妻就在那里…福建省的对面是台湾，台湾是个美丽的宝岛… 台湾人民非常勇敢…他们在没有外来的支持下，抵抗荷兰和日本 侵略者…他们是我们祖国的骄傲…后来，我的女朋友跟别人结婚 了…后来，我妈妈到北京来了，我陪她到天安门广场去玩…我们给人冲散了…我被便衣抓进了吉普车…进了公安局…后来…公安 局说我向学生做反动宣传，反对解放台湾…。”
我似听非听，用毛巾盖着眼睛的头连转也没转，我不知道他 到底说了多久。
第二天，第二顿饭，下午四点左右，老王疤敲着铁桶； “哐！哐！”“哐！哐！”送饭来了。陈明没坐起来，如果是不 相识的人，就如前几天在我睡铺的另一边的那位，我就简单说一 句：“老王疤！这一个。”不会去推摸，不会有一丝动情。
可这是陈明，是我这段生命中唯一的一个伴侣。他怎么能 走？怎么能？但我相信，完全相信他会死，如同相信自己会死一 样，一点点侥幸和犹豫的心理都没有。可是, 在那一瞬间我却没 法相信。我摇摇他,我相信他一定是昏睡了,相信他是懒得起来。 不，快起来，饭不能误了，你不起来别人不允许代你保存这一份 的。快起来，快起来！陈明！我想听你说下去。来，快起来！
他真的睡了下去，没再起来。 “嗨，老王疤！”我说。 “呣？…” “这里又一个。” “他是你朋友？”老王问。 我不愿再说，躺下，躺下去。世界是如此的寂静。
北方的十一月，下午五点就很黑了。两个值班的进来了。一 个人上了炕，一个人在炕沿。陈明本来直直地蒙头躺在被窝里， 他们两人抄起床单一卷，两头一拧，提出去了。
在陈明的铺位上留下来的就是两本薄薄的什么书，一个旧信封。我把这些东西塞在我的枕头下面，继续躺下。没有眼泪，没 有伤痛。
不知过了几个小时，忽然听到监房外面有一个值班的犯人在恐慌地呼叫。那时侯不论什么事，从不会惊动监房中的任何一个 人，每个人还是那样静静地躺着。
我们这个监房有一扇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一座小平房，可能原先是工具房。自九月开始，那里改作为停尸房，各组各中队 死的人都集中先停放在那间小房里，然后每天早上牛车来,把尸 体一次送走。九月的时候，我见到一辆牛车停在那小房门前，一 个老年值班犯人开了锁，跟牛车一起来的几个值班进房去把几口 薄皮棺材抬上牛车，拉走了。十月份，我见到过一次是用牛车载 了大约七、八个席卷的尸体走了。十一月分，我没有力气坐起来 了，就没再见过牛车。陈明离开我身边也是去了那间小平房。 值班的大声惊呼，随后又听到队长来了，又喊起来了，不一会儿他们抬着一个人到我们监房来，放到我旁边的空位上。
这个人是陈明！
“怎么回事？”我欠起身来问值班犯人。
“太平间的老庄喊叫，因为他看见那小房间的门在扇动，又伸出一只手来。停尸房只有六、七个尸体，怎么会有活人呢？老 庄说是见了鬼，吓坏了，就大叫起来。以前每天上午出一牛车， 现在改为上下午一天两趟。但这些尸体都是晚餐后的，只能待到 明天了。好在天冷，不会有味。老庄马上喊队长，开了门，看见 陈明躺在排门前的地上。看来，他还没有………”
阎王爷真是一丝不苟，一定是叫判官核对了生死簿，发现陈 明时辰不到，又打发他回阳间来了。我正这么想着，队长走进 来，嘻嘻哈哈地说：“阎王爷弄错名字了，陈明还不到时辰，一 切妥当了没有？”
“哦，报告队长，”我坐起来说：“ 陈明误了晚餐，应该 补回给他。”这是我对朋友唯一能效力的地方。 队长查问：“你怎么知道他没吃？”
“报告队长，可以问伙房的老王疤。” 我说，“他可以证 明，陈明是开饭以前‘死’的。” “开过饭了，错过了就错过了，明天再说！”队长斩钉截铁 地回答。
“队长，陈明这回可不简单，如同你方才说的，他是从阎王 爷那边回来的，世上能有几个？你要不给他这顿饭，说不定真的 去见阎王了。” 我也坚定地答道。
队长犹豫了一下，“好吧！”转身对值班的说：“叫老王疤 来！” 不一会，老王疤来了，“咦！陈明回来了？”
“你看，”队长说，“怎么办？”
“这样吧！”队长对我说：“你写张条子，我去想想办 法。”
这些队长们的文化水平很有限，不少队长是不会写公文、信 件的。我写了：“兹有第十中队六组陈明，因故未用本日晚餐壹 顿，请谅察并予以补发为荷。”
队长拿了条子，对老王疤说：“跟我来！”
我躺下去，看看陈明，他眯眯的小眼睛闭着，嘴唇上稀疏的 一些毛毛上好像有一点点湿润，微弱地呼吸着。啊！他还活着，活着，一个生灵活着。 大约过了一小时，老王疤回来了。他一进门，我就闻到了一 种异常气味，我们的鼻子对这种气味灵敏度特高。
“来，这是给你的！”
老王疤端着盘子，盘中放着两个冒着热气的窝头，一看就是 货真价实的纯玉米面的窝头，就是我们称之为“黄金塔”的玉米 窝头。 我惊诧地问：“怎么回事？老王疤？”
“这可是少见的。”老王疤说：“队长带着我去分场部，他 先在你写的那张条子上, 从上衣口袋里拿出图章盖上，找了分场 长，他俩说了一阵子，分场长就批了条子。队长带我去干部伙 房，专门秤了四两玉米面，是我亲手蒸的。”
“陈明！陈明！快起来！”我真想用手把他扶起来，但我实 在没有力气。“快！快起来！你看！你看这是什么？” 陈明没有动，只是微微睁了眼。老王疤把盘子伸过去，在他 面前晃了晃，“看！这是给你的！这是你的！”
陈明忽地坐了起来，腰杆直直地坐了起来，眼睛亮亮的、大大的，瞪着那两座“黄金塔”。
“我的？”
没有等再一个肯定，他抓过来窝头就往嘴里送，脸上、手上，连掉在被褥上的渣子，都快快地捡净吃掉，总共不过一分钟的事。他满意地躺下去了。老王疤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吃完，走了。
吃完两只专批的“黄金塔”后，不过十分钟，陈明捧着肚子 喊叫：“痛死了！…痛死了！”第三声没喊出来，就全身放松， 躺平了，这一回他的时辰真的到了。
陈明去了。
陈明的脸红扑扑的、暖暖的、双手十分柔软，并不干燥，脸 上一点僵硬的线条也没有，松弛、安详，没有一丝痛苦的表情。 我俯身看看他的脸，轻声地对他说：“对不起，我不该去争取这 顿饭的！”
陈明的肠胃已经单薄得承受不住这样真正的食物了。它太多 了，太丰富了，他不能适应了。是我害了他。从此以后，分场决 定，五八五任何危急临死的犯人，有特殊优待时，只给玉米糊 糊，不再给“黄金塔”了。
一只二十五瓦的灯泡，照着这间躺着十多个说死尚活的人。 从陈明被抬回来，开始吃窝头，到喊痛，肠胃穿破死去，前后一 个多钟头。除了我起身说话之外，十多个同监房的人都一动未 动，对他们，好似一切的事都是在遥远的外星上发生的。
我没叫值班的，我起身跪在陈明身边默默地做了一次祈祷， 祈求天主的怜悯。
我回忆起陈明告诉过我的一个又一个的梦，那些平凡、简单的梦，那些只要是一个生灵都会做的梦。他还在编织新的梦吗？ 不，所有的梦都过去了，他已到了真正的梦境中去了。生命结束 了，他去了，梦也结束了。
陈明的生命的价值在哪里？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匆匆地来到了人世，又这样莫名其妙地离开了人世。就像一盏油灯，噗的一下，吹灭了。
陈明祥和、平静地躺在那里，世间的一切对他已不复存在。 无所谓痛苦和幸福，无所谓尊严和屈辱，无所谓爱与恨，他现在 是真正的帝王。我好羡慕他。
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种荒谬的力量，它能够使如此之多 无辜的生命沉没？
次日，我看到了五八六。
五八五分场边上有一片荒地，在六十年代是坟场。在那个年 代，如果谁死了，人们就说去“五八六”了。
可能昨夜的事，由老王疤报告了队长，所以早上九点来钟， 两个值班犯人赶了牛车在那小平房抬了六个尸体上车后，又到我 的监房来抬陈明，他们上炕卷起了陈明的尸体要抬走。 我坐起身来说：“不！别动他！” 我将身体斜躺在陈明的身上。
“你干嘛？他已经死了！”值班的说。
我没有回答他，我只是把头趴在陈明的胸上，两手抱着他的肩头。
值班意外地没有发狠，说了声：“报告队长来处理吧！” 队长来了。这是一个新来的队长，姓曹，四十多岁了，河北 省玉田县人。
“吴弘达，你干嘛？”曹队长一边问，一边高声命令道，
“起开！起开！吴弘达，你起开！”
我不动。
“把他起开！”曹队长命令两个值班。
“他死了。”我发觉自己用一种平淡的声调对曹队长说，这 种声调似乎使他凝住了。
“是的。”曹队长不再喊了，“那你要干什么？”
“我想，我想和他在一起！” 我回答道。 “要送他去埋葬，你也要去？”
“是的，我要去！”
我的回答使曹队长十分惊异。不过，他显然明白我的意思， 并不是我要随陈明一同死去，而是要去参加埋葬。
这种事以前没有发生过，任何一个队长有权用苛责、命令来 斥退，但曹队长却没有这样做。他说：“如果你想去，你可以 去，你可以跟着一起去。”
“好，我要去。”
一个值班的扶我起来，帮我穿上衣服、裤子、袜子、鞋，他 扶我站起来。把我放在牛车上。陈明同另外六个尸体堆在一起， 我扶着他。
“哗！哗！”牛车一步步向前移动。
一瞬间，我的大脑又空白了。
我在做什么？我在想什么？我去参加埋葬？ 初冬的寒风吹过来，我裹紧衣领，靠着这七具尸体。警卫一 声不响地把五八五的大门打开让牛车过去。
牛车出了大铁门，向右转弯，沿着围墙边上一条土路，到了 拐角处的岗楼后，再一个后转弯，又沿着围墙继续走，到了另一 拐角处的岗楼，就一直向前走，不到一百米… 那就是五八六。
前面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平原，清河农场灰黑色的土地，稀稀 落落、灰黄色的茅草，阴沉的天空，那种分不清颜色的云，构成 了一种天地混沌的灰暗世界。
地面上有一个个小小的土丘，有的有二尺高，许多只有一尺 来高，还有好些显然已经夷平了，每个土丘都有四、五尺长。有 一些土丘前面，歪歪斜斜插着一条约二尺长，三、四寸宽的薄木 片，木片上似乎有墨水写的字，雨打风吹后都模糊不清了。多数 的土丘根本没有插木片。土丘一个挨一个地望不到头，一共排了 多少排，也望不到头。大概有五、六千，或者是三、四千？
一个土丘，一个亡命。
清河农场是建在沼泽盐碱地上的，下挖一尺就见水。另一方 面，值班犯人肚子里的食物也有限，所以偷懒把埋葬的坑挖得很 浅。一个卷扔下去，撩上些土掩住就行了。由于浅，风再一吹， 就露出了死者的衣服、被单。由于浅，野狗就更方便了，土丘间 到处散布着破布、烂鞋，骨头。
这里就是五八六！ 在慢行的牛车上，我坐直了身子迷惘地看着。 牛车到坟场尽头的一块空地，停了下来。两个值班下了牛 车，开始按排列的顺序挖坑。不一会儿，挖好了，陈明被第一个 丢下去，然后又丢了四个。到了第六个坑，一个值班说：“这个坑够大，可以放两个。”于是，他们把最后两个尸体都扔进去， 埋了。 “这剩下的坑，留着明天用，省点力气。”值班说完，拿了 铁锹回到牛车这边。 “好啦！你要下车去看看吗？”值班问我。 “不用了，我看见了。”我克制着令人格格发抖的寒冷回 答。我来过了！ 我来了，我来到了五八六，看到了这个永不会遗忘的地方。 牛车调转头回五八五，我在车后，坐在车帮上，眼看着那片 特殊的土地，一步一步地离我远去。这时，它给了我一个全貌， 它足有一个到一个半足球场那么大，远处还有土地可供伸展下 去。 我突然意识到，人的生命在这里毫无价值，如同随风而去的 飞灰。如果人的生命如此没有价值，那么，这些生命所在的社会 也不会有价值。 小龙、邢俊平、陈明——多少人都去了五八六。 我对自己说：“绝不能逾过五八五——五八六这条界限。我 绝不能。” 牛车在低低的苍穹下，背着五八六的方向，左摇右晃地移动 着，一步步远离而去。
五八五的大门近了，五八六看不见了。
1961-1962 年的那个冬天出奇地冷，把人的心都冻结了。
1962 年一月的一天，曹队长到中队的各组来检查，每到一 处监房就喊：“起来，起来！所有人都起来，到外面去，都到外 面去！”
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队长的命令不能违抗。一个个慢慢 地坐起来，穿上衣服，披上棉被，到了排房前面背风的地方，成 堆地坐下。
“到这边坐下！”曹队长喊道：“都出来！坐到太阳下 来！”
曹队长看着全中队能动的人都来了，清清嗓门说：“接到北 京市公安局的命令，从明天开始，给每人每天增加一两粮食,每 月三斤。”他停了一下，想看看大家的反应。
但大家似乎没听见，一动也不动。这倒并不是说这不是好消息，而是说，增加的这一两粮食是什么粮食？是真的粮食还是代 食品？真正地能吃到多少？而且，能解决问题吗？
“从明天开始，我命令值班的，每天中午通知各小组所有的人，除了我特殊批准的以外，一律都要出来晒一会儿太阳，这对大家身体有好处。我知道你们大家身体虚弱，但是，就是再强壮 的人天天这么二十四小时地躺着，也会躺垮的。所以每天中午都 要到外面来，能动的都动一下。不能多动就少动，尽自己的力量。动一下对身体有好处，人民政府和共产党，不是要你们死， 是要大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
第二天，每人多了一个小窝头，似乎代食品少了一些。也许 是因为这些日子，去五八六的人太多了，使上面的人多少有点震 动，也许是经济生产情况略有好转。谁知道！
中午，大约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听了曹队长的话，到监房外面 晒一会儿太阳。曹队长也逐房地喊叫，我也出来了。
曹队长端了一把椅子，坐在晒太阳的人中间，同大家闲聊。 后来，他走过来问我：“感觉怎么样？”
“阳光太强了！”我回答。
“慢慢来，慢慢地会好起来，在外面少停一会儿。你能走 吗？”
“不，我已经四个月不能走了。”我回答。
“用手扶着墙，慢慢走，试试看。今天走十米，就可以了。 明天试试走十五米，一点点增加。”
这排房，我记得有二十米长。第一天，我中间停了三、四 次，需要换气，扶着墙才走完一趟。曹队长过来，扶着我回监 房。
“今天可以了，回去休息吧！”曹队长说。
他时常问问犯人们的年龄、职业、劳动改造怎么样？犯了什 么罪……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有点人情味的队长。
二月中旬，曹队长集合全中队说：“我找到一小块菜园，去 年种的胡萝卜因为长得不好，所以没有挖，还冻在地里。我请示 分场，取得了同意。你们之中任何人，如果明天愿意跟我去，你 们能挖多少算多少，挖出来的全归你们自己。”
曹队长命令值班的准备了一些洋镐和铁锹。全中队一百七、 八十人中，其中约有二十来个人有可能并有勇气去试一下。
我去了，我要那些胡萝卜，我要活下去。
那片胡萝卜地并不远，就在五八五对面公安干部家属宿舍的 侧面。这片地的胡萝卜苗没有出齐，所以长得小而稀疏。去年冬天来得早，所以没有收就冻在土里了。华北地区，土层可冻三十公分深。这片胡萝卜地，因为有一排排玉米秆风帐，所以冻得浅 一点，约有二十公分深。
我穿了一件棉衣，又把一条毯子披在肩头上，头缩在里边， 抱着一把洋镐走在路上，风吹过来，我几乎倒了，我一步三晃地 到了菜园。曹队长告诉我们，胡萝卜的秧子已经给割掉喂兔子 了，所以刨的时候先要找到胡萝卜顶上的那个小黑圆头，再下手。
我拂掉枯叶、杂草，看到一个个小黑圆头。
“这是胡萝卜，这是胡萝卜！”
只要我能刨到它，就是我的，就是食物，就是生机。
我用尽全力举起了洋镐，但不可能再加力使之下落。洋镐自 由下落在黑色的冻土上叮了一个小白点。
“这是我的胡萝卜！”我对自己下命令。
我又一次举起了洋镐，落下去，又一个小白点。冻土坚如水 泥，我颓然地坐了下来，喘着气，这两下已经使我筋疲力尽。于 是，我用手指抠那小黑头四周的冻土，胡萝卜露出来了一点，看 到了一点点红色。
我用手指一点点抠，冻土跑到我的指甲中去了，我还抠，我 还抠，指甲出血了。
曹队长过来问我：“你找到一个了吗？”
我指给他看那个小黑圆点。
“好！我来帮你一把！”
他甩掉披着的军大衣，举起洋镐，迅速地刨了起来。“啃！ 啃！”几下就把那个胡萝卜挖了出来。我猛扑过去，他却先下手捡了起来，说：“这是你的！”递给了我。
我没说谢谢，但我心中十分感激。我将这根十三、十四公分 长的拇指般粗的胡萝卜，在衣袖上擦干净，就往嘴里送。但到了 嘴边我又停下了，我想起邢俊平。我逼迫自己不要吃，放起来， 回去煮一下再吃。
华北的冬天，如果因修水利或整修农田，需要开挖土地，这 叫做打冻土。打冻土有个窍门，一开始要打开一个“口子”，一 旦有了裂口，就比较容易一块又一块地把冻土全打开了。
曹队长给我刨出了第一根胡萝卜，更重要的是为我开了一个 “口子”。我顺着裂口，在近处又挖到两个。以后大约两个小 时，我一共挖到六个，都不大，但我欣喜万分。当时我的能量是 从何而来？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在挖出第六个后，我坐在那里，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等着曹队长把我们带回监房。
不少人一挖到胡萝卜，就迫不及待地连泥一起吃下去。有的 人才挖出半根，就趴在地上咬掉那半根。
回到监房，等着第二顿饭吃过，我端着一大脸盆水，到茅房 的旮旯去咕嘟。然后，我坐在暗暗的墙角，躲开任何人，吃了四 个胡萝卜及一盆汤。
你永远体会不到，这胡萝卜的滋味是多么鲜美。剩了两个， 我包好放在怀里，同我一起睡觉。准备明天出发前吃，好壮点力 气多挖几个。
后来的几天，我不记得刨到了多少，但每天的力气见长。愈 有力气，刨得越多，刨得多则吃得多，这样一共刨了有七、八 天。记得最后一天我刨了整整一书包，足有二十五、六个。每天 我决不多吃，很节省地吃一点。可惜邢俊平、陈明都不在了。剩 余的，我都随身带着，晚上枕在枕头下，提防被偷被抢。每天去 厕所咕嘟时我都带上一根铁锹把，作为防备。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这片地差不多刨完了，别的地方都刨 过了，所以，明天不来了，以后再看是不是有机会。”曹队长在 最后一天去菜园时对我们这样说。
到了菜园，我一边刨着胡萝卜，一边看着马路对面的大田。 大田里拖拉机正在犁地。强大的铧犁把冻土翻了过来，我看见那 黑色的土块中夹着一些白色的东西。我问曹队长：“那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可以过去看看吗？”
“干什么？那片田没有种胡萝卜，也没有种白萝卜”。曹队 长说去年种的是大白菜。
“我过去看看吧！”我坚持道。
“你去吧！”曹队长答应了。 白色的东西是大白菜的菜根，每个都有五岁小孩的拳头那么 大。白菜砍掉之后，根就留在土里了。我用手指抠着抠着，终于抠下了一个。因为土虽然被拖拉机翻转过了，但还是冻着的土， 抠得手连心痛。我又抠出了几个，回到曹队长那里。
“这是什么？这东西怎么能吃？”曹队长问。
“当然能吃！真正的好东西！”我说：“你看！你看！”
曹队长说：“好吧！好吧！你要试你自己试，我不管。”
回到监房，拿了脸盆，在水龙头下把菜根一个个洗净了，找 了个镰刀把它们从中间十字切开，放上水煮。白菜根的周围全是 粗的纤维，嚼不动也不好消化，但中间的芯子全是白白的、软软 的、甜甜的，可好吃了。
第二天，得到曹队长的批准，有十几个人去捡白菜根。拖拉 机犁过的地一道道深沟，十分难走，但我们每个人还是各挖了一 大书包。许多人闻到了香味，也尝到了，第二天也随着来了。
第五天，我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清河农场的大田，每一 块都有五百米长。拖拉机来回的开动着犁地，在田地的两头带着 犁转弯。曹队长一面看着我们捡白菜根，一面看着拖拉机犁地。 他看见我过来，就问：“今天好不好捡？”
我说：“来的人多了，所以少了一点。”
正在这时，拖拉机在田头掉转头，那挂着的四张犁一下子犁 在田埂埝上，把田埂切开了。我看见，田埂上有一个大洞。走近 一看，洞里有一窝冬眠的蛇，大约十二、三条缠在一起，都有 二、三尺长，拇指般粗，灰绿色的身子，上有黑色的点点。我高 兴极了，一下扑过去，把那一堆冬眠蛇一把拖了出来。我一声不 响，一面看看周围有没有人注意，一边把一条条未醒的蛇拿在手 里，一口咬掉了蛇头，吐掉，退掉皮，五脏不去除，塞进背包 里，很快就全部处理好了。
这些是肉食，含高蛋白，是最富营养的食物。回到监房，我 用脸盆煮了一条。可惜牛振河的食盐贸易没有了，可惜邢俊平不在了，可惜陈明也不在了。不然，该有多好！我吃了一条再加 汤，感到浑身温暖、舒服。
四月初，曹队长通知我：“上级通知，所有的右派集中到五 八四去。我们中队就你同×××两人……”接着又压低了声音： “听说中央对右派有新政策，这是好消息,你有盼头了！”
“谢谢！曹队长。”我不无感激地说：“谢谢！”
永别了，五八五！永别了，五八六！
当我作为右派集中到五八四分场时，已经有点力气了。胡萝 卜、白菜根、蛇肉，还有“五八六”给我带来的生存的欲望。我 不会奢望有什么美好的前途，不做梦想，但终究我从“五八六” 回来了。虽然后来的十七年劳改队的生活历程也不容易，但当 1979 年平反后，还是感到“五八六”这一段经历最清晰，最难忘。
第三篇 天 良
三字经中的第一句是“人之初，性本善。” 每个人的心底 都有一份天良，人人都有怜悯和慈爱之心。面对恐惧与饥饿时， 它们会不期然地迸发出来，光芒万丈。
身临恐惧与饥饿之中，人性中丑恶的一面也会淋漓尽致地发 挥出来 ，特别是在外界环境的怂恿和鼓励之下，丑恶的人不比 野兽好多少。
在政治与心理恐惧的环境中，有的人刚硬、不阿、不驯，宁 折不弯。有的人为了保存自己，为了避免痛苦和折磨，逢迎、说 谎、出卖、屈从、谗害、欺骗，无所不用，无所不有。在逆风逆 浪中佝背蜷缩地挨过去都不容易，要想挺胸站住谈何容易？这些 行为和思想都是应该由每一个人自己负责，他们应该为不光明的 所作所为受到谴责吗？
古代庄子写过一句话：“泉涸、鱼相处于陆，相泃以湿，相 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少年时，父亲教我读庄子时，说： “想想看，两条小鱼快要干死了，互相把水气吹给对方，把一点 点唾液舔湿对方，争取对方延长生命活下去的机会。这多么可 贵。在患难之时，能够互相周济，互相关爱，要比平常的友情及 义气不知要难多少。”
在我劳改的岁月中，几乎看不到“相濡以沫。”每个人本能 地，不惜一切地保护自己。有的人泯灭了天良维护自己的利益。 有的人放弃了一切，异常艰难地坚守着一条底线，那就是人的天良。但是，相濡以沫，这做不到。恐怕这只是庄子这样的哲学 家、思想家的一些理想和思维而已。有一天，我同原来北京大学 的一个学生右派，谈起了“相濡以沫”，他挤出来两个字：“扯 蛋！”我们生活实践证明，相濡以沫只是一种思想境界。我说： “我不反对人们赞赏及提倡‘相濡以沫’。但我更向往的是庄子 的后面那句话，‘不若相忘于江湖’，希望有一天，我们自由地 相逢于某时某地，却不曾有过相濡以沫！”
人有避免恐惧与饥饿的权利。失掉自由、失掉希望的人都有 挣扎的权利。
剥夺人的权利的统治者及制度，才是应该谴责的。
第七章 众 生 相
1957 年反右及 1958 年的反右补课，近百万人由各个单位， 从教授、工程师、作家、大学生等等的位置上被“选拔”出来， 戴上反革命右派帽子，其中相当一部分陆续遣送到各地劳改队。 1962 年，据说中共中央的广州会议要把全国的右派恢复原职 务、原工资及原单位，所谓“三原”政策。分散在各劳改队中与 普通刑事犯混编的“老右”们，又被“选拔”出来，集中在某些 劳改队等待落实“三原”政策。
北京地区各劳改队的“老右” 集中在三、四个劳改队，其 中之一为北京市的团河农场。团河农场在北京市南郊，距永定门 约十五公里。团河农场中有一处名叫“三余庄”的地方，那时， 集中有五百多右派分子。
“老右”们自 1962 年起天天盼着“三原”，盼望有一天 “恩准”离开劳改队回家，回原单位。可是后来，据说因为中苏 关系日趋紧张，中共中央的彭真等人认为，若把右派分子放回社 会，这些人又会配合苏修、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派兴风作浪，所以 决定把“三原”政策搁置下来。其实这是多余的顾虑，这些老右 大都已乖乖顺毛，若有个“平反” 一定感激涕零，高呼皇恩浩 大。另一种说法, 是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谁 要是给右派分子“三原”，会落个“右倾”的帽子, 就没人再敢 执行“三原”政策了。反正人的命运从来就不曾掌握在自己手中。
三余庄的五百多人中，有名导演、作家、教授、外文出版社 的编辑，还有毛泽东点名的北大学生右派谭天荣等。我是二十来 岁年轻小右派，真是马尾串豆腐 - 提不起来。跟这些所谓有知 识的人聚集在一起，同混编在小流氓、小偷中杂七杂八的气氛不 太一样。因为有中共中央的“三原”政策，这些人很可能回原单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善良的一面就好像显示出来多一点。礼貌、谦让的气氛浓了一些。北京地区的劳改队公安干部的 形象似乎也要文明一点，不像外地的公安干部那么粗俗。公安干部们也认为我们很有可能回到原单位去，所以对我们也比较客气，劳动也不是那么紧盯、那么急迫。三余庄没有什么高墙、铁 丝网和警卫，只有几个公安干部，不会有人逃跑和捣蛋，大家心情不错，仿佛好像总算熬出头了。
实际上，这个环境更凶险，有知识的人做起坏事来更可怕。
来到三余庄没多久，就出了一件事。有一天我们到菜园里劳 动，摘一些蔬菜，当时一个很有名的戏剧协会的剧作家杜高，他 曾是所谓的吴祖光“二流堂”成员之一。此公在茄子地里偷吃生 茄子。他是属于文质彬彬的一种人，不太懂怎么偷吃，所以头低 着，屁股却撅得老高。高队长很远就看到他的屁股，大喊：“干什么啦？”杜高抬起头来，满嘴都是生茄子。这么一个大剧作家 居然在那儿偷吃，这个场面是很狼狈的。其实，不管这些人从哪 里来，饥饿是人人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到了晚上点名的时候，武队长说：“杜高！你是个大知识分子，你说说看，生茄子能吃吗？”杜高当时结结巴巴地答不上来。我因为被指派为生产组长，所以站在第一排的第一位，当时 就说了一句：“饱汉哪知饿汉饥啊！” 因为这是顶撞队长破坏 纪律的行为，武队长当时很生气地说：“吴弘达！站出来！”当 时就让值班把我送到禁闭室去了。
晚上快到十二点的时候，高队长来到禁闭室找我。高队长满 脸的络腮胡子，长得很潇洒，也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给大家的 印象不错。他把我从禁闭室拉出来对我说：“你干什么啦！胡说 八道！有你什么事！” “咣”的给我一个耳光，说：“回去！ 以后少废话！”这实际上是对我作了一个宽大的处理，没有关我禁闭。
在劳改队最好不要看书，也不要写东西，这是两件非常忌讳的事情。装得愈粗俗愈没文化知识就愈好。下棋是可以的，我觉 得下棋可以训练自己的脑子，防止脑功能退化。我原来不会下象棋，于是，开始跟北师大姓陈的学生右派学棋。几乎每天都下， 一下十盘。刚开始，一比九，后来慢慢追上来，可以到五比五了。我的棋艺进步很快，到后来我可以跟别人下盲棋。
不使自己的脑功能锈蚀的另一种方法，就是讲故事。大家轮 流讲一些自己读过的书。我把脑中记忆的《三国演义》、《红楼 梦》、《悲惨世界》、《双城记》、《战争与和平》等等一段一 段地给大家讲。在很多时候我不太担心自己少一条胳膊或少一条腿，变成某种残废，但是很担心自己的脑功能退化。我并不知道 自己将来会是怎么样，将来还要做什么事，完全没有一个明确的 思想概念。那时侯毛泽东提出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全国开始学习《毛泽东选集》。每天在那儿讲 “毫不利已、专 门利人、为人民服务”等等。许多人会背诵“老三篇”（即毛泽 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三篇文 章。）我就不行，就是记不住那些东西。我因为不能背诵“老三 篇”遇到了许多麻烦。
我在三余庄的另外一个好朋友，是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学生右 派陆浩清。能考取电机系的学生都是阶级出身好，不是资产、地主阶级或反革命家庭的子女。他还是“三好学生”，不知怎么也 成了右派分子了。陆浩清跟我同龄，也是祖籍无锡，我们很谈得来。他长得清秀，英俊、聪明，身体不那么粗壮，干活时手脚特别快。比如在水田里插秧，他插得又快又好，很轻松。陆浩清有 一件事很投入，就是他当年在清华大学有一个女朋友，也是优秀学生，而且是清华大学摩托车队的队员，身体很壮。
在劳改队我们二十四小时都在一起，所以每个人的情况怎么 样，比夫妻之间还清楚。监房里每个人的铺位只有两尺半宽，一 铺炕是十个人，一个挨一个，翻身的时候都会碰到对方。我发觉 陆浩清的身体愈来愈弱。因为挨着陆浩清睡觉，所以我知道他晚 上很多时候在手淫。有时候我指着他褥子上的“地图”说：“你不应该再作这种事了，这样很伤身体，现在劳动这么重，食物又 那么少，你不是在作践自己吗？”
有一天他对我说：“你有没有过女朋友？”
“有过。”
“你跟她有没有过那种事？”
“没有。”
“唉呀！你真的不知道那个事？”
我说不知道。当时我也是年轻人，也好奇，就问他：“你怎 么跟她有那个事？”
他说：“有一天夜晚，我们两个在校园里，后来就发觉我们 都是赤裸裸的，底下湿漉漉一大片。”他一直向我强调，他永远 忘不了当时的情景。他一直在想，这就是他晚上会手淫的原因。
我说：“唉！你就算了吧！她现在不知道已经是谁的老婆 了，你还想那些干什么？”
他说：“我摆脱不了，我就想她，而且常想总有一天我还要 去看看她。”
我说：“你看她干嘛！说不定人家已是孩子的妈了。”
他说：“我就是会想。”
有一天，我们两个人离开大队单独出去劳动，拆一个旧房 子，把旧砖头捡出来。突然之间，他用指头沾着唾沫抹抹眉毛。 因为当时是夏天，我们上身都不穿衣服的，他把裤子脱了下来， 把自己的生殖器夹起来，装成一个女人的样子，然后跟我说： “你看我美不美。”他扭着扭着，拉住我的一只手，另一只手拉 我的裤子。
我猛的一下把他推开了，我在他脸上打了一下，说：“你要 干什么！你疯了！”我接着踢他。他猛醒过来，把裤子穿上，一 句话也不说，低下头继续干活。后来我就坐下来跟他说：“陆浩 清，你这是在毁掉你自己。”
他说：“我没办法，我非常想我的女朋友，我总是想那天晚 上在校园里的事情。”
我说：“现在我们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没有自由，这么艰 苦的生活，你还想这些干什么！”
他说：“我没办法！”
过了大概有一两个月，我知道陆浩清并没有在这方面有所停 止，几乎每天晚上山摇地动，他床铺上面的“地图” 有增无 减。但这种事情我不能告诉任何人，也不能跟队长说。终于，有 一天早上出工前，陆浩清突然间脱光了所有的衣服，在大院里奔 跑，一边跑一边喊：“过来！咱们玩一下！过来！咱们玩一 下！”队长叫值班的把他押起来，随后拿来一套“和平衣”，把 陆浩清塞到里面去了。他不能喊，也不能动。那是一种防止暴力 行为的衣服，用很厚的帆布做成，有两手和两腿的位置，但是手 脚都是带子绑着。
等我们出工回来，陆浩清不在了，队长说他已经送到劳改队 的一个精神病院去了。他走后，没有人谈论他。1967 年，当我 又回到清河农场时，有一天队长叫我，说：“吴弘达，你到队部 来，今天就不要出工了，有一个任务，有一个人要放到你们组里 去，这个人可能你还认识。” 是谁呢？就是陆浩清。
我把他带到组里以后，就问他怎么样，他好像精神上已经有 些恢复。他第一件事情是让我看他身上一个又一个的圆圆的黑色 痕印，这都是设在延庆县康庄一个劳改精神病院电疗留下的。然 后他问我：“能不能找点烟抽？”
我马上就回答：“开什么玩笑！哪儿去找烟？”
他说：“你不是可以买烟吗？你先给我来一点，到时候我还 你嘛。”
我一听这话就不对，我看看他的眼神也不对，他接着问我： “你们怎么还出工？”
我问：“怎么不出工？”
他说：“你们不是都已经解决问题了吗？”
我说：“解决什么问题？”
他说：“你们不是有的人已经回家了吗？都已经自由了 吗？”
我说：“谁跟你说的？”
他说：“他们放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想可能是劳改队的精神病院给了他某种希望，跟他说“你 自由了，你可以回去了。” 但他又回到清河农场的劳改队来了。我想如果跟他说清楚的话，他可能会受不了刺激。于是我马 上就找一些人想办法给他凑和一点烟。他整天坐在炕上不动，随 时会问我一句话：“什么时候走啊？”
我说：“到哪儿去？”
他说：“他们不是说我们都要走了吗？”
我说：“可能吧！可能过两天就跟你说这件事。”
这样拖了三、四天以后，我还是要出工劳动，就跟组里的那 些病号打个招呼，叫他们多看着他一点，因为我觉得他的精神还 是不太正常。
一天早晨，一个新的队长来点名要让陆浩清出工，队长问： “陆浩清怎么不出工！”然后叫值班的把他拉出来。值班一拉陆 浩清，他就大喊大叫。“干什么！你到底要干什么！”又说了一 句话：“你们是不是想要 X 我一下？”
我知道他又回到原来那种精神失常的状态了，就跟队长说：
“队长，你是不是问一下指导员，陆浩清有特殊情况可以不出 工。”
队长觉得我冒犯了他的尊严，朝着我怒吼：“有你什么事！ 你跟我滚回去。”值班就执行队长的命令打陆浩清，我冲过去， 把两个值班推到地上。我说：“你们要干什么？他是精神不正 常，你们打他干什么？小心我揍你！”
然后我说：“队长，请你问一下指导员，陆浩清是不出工的 人。”后来队长也觉得不对。“好吧！好吧！先放下！先放 下！”就带着一百多人出工，把陆浩清放下了。
出工回来，刚刚一进院，留在院子里的病号就跑过来跟我 说：“山羊（我的外号）快来，出事了！”我去看时，他们刚刚 把陆浩清从厕所里边的房梁上卸下来。他上吊了。队里当过医生 的犯人和我，把陆浩清的两手两脚蜷起来，把血液压迫回心脏。 然后给他按摩，慢慢地把陆浩清救回来了。这一次他没有死。
过了几天，我出工回来，未出工的病号告诉我又出事了。每 个监房都是平房，窗户有铁栏杆，病号犯人坐在窗户外面，他们 按照我交代的话看着他。他们发现陆浩清背着窗户站在那儿，所以认为没什么事，可过了好一会儿，有一个犯人说他怎么一动也 不动？就过来推窗户，窗户打在陆浩清的背上，他还是不动，这 时候才发觉他是吊在窗户的横梁上面，他们马上从前面绕过去把 他解下来，这次又把他救活了。
陆浩清不说话，不打不闹，也不争吵，队长骂他或者问他 话，他也不吭声。我想跟他说几句话，他也不言语。有一天，天 刚开始朦朦亮，夜间的值班突然大喊起来，我去一看，原来陆浩 清第三次自杀，终于成功了。
陆浩清当时在中队里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没有人管他，整 天在劳改大院里游游荡荡，像个游魂。他不参加点名，也不参加 开会。晚上值班人员看他走来走去，也不把他当一回事。后来看 到他靠着一根水泥柱子站着。这些水泥柱子原来是作为葡萄园的 支架用的，放在劳改大院里，拉上一根铁丝用来晾衣服，铁丝上 面搭了很多破烂衣服，那根柱子上面放了一顶草帽，旁边的灯光 非常暗。值班看他靠着柱子站着，草帽挡着灯光，没有注意他， 实际上他已经吊死了。
大家说赶紧抢救！我知道已经晚了。我说：“算了吧！让他 去吧！”
我相信他已经选择了一条路，他认为死亡比活着或许好一 点。
在三余庄的五百多右派中，有一些人是从 1958 年、1959 年 抓进来的，到了 1962 年和 1963 年就陆续解除了。到 1964 年初 还剩下一百多人，都是 1961 年时定期三年，1964 年五月二十四 日到期的人。
有一天晚上学习的时候，队长突然进来了，后面跟来别组的 几个劳教积极分子，这些人都是打手，尽管他们也都是右派分 子。队长把我的小组内一个叫许云青的叫起来，他原来是通县民 办学校的老师，文化程度不算高。
队长宣布今天晚上开小组批斗会，因为许云青散布反革命言 论。谁也没有想到是怎么一回事。许云青平常很老实，闷头干 活，从来不跟人家有什么争论，是对任何事情不表意见的一个 人，大家猜不透他有什么样的反革命言论。
队长说：“董立，现在你出来揭发！” 董立是良乡地区的 一个民办小学教师，大家开玩笑说他是凑数凑到右派队来的，因 为他实在没有文化，没有多少知识，也不懂什么是政治。他在右 派队里有一种被歧视的感觉，觉得浑身不自在，不好受。他千方 百计想表现出某种积极性，喜欢打小报告，希望被公安干部欣 赏。
他从炕上下来，摇了摇身子，说：“许云青，你这个顽固抗 拒改造的‘反改造分子’，共产党对你仁至义尽，挽救你，你为 什么还敢说，历史将宣判你无罪。” 几个劳教积极分子接着就 说：“许云青！你说！你说！你为什么敢说这句话！”
许云青摸不着头脑，愣了半天，说：“我没说过！”
几个劳教积极分子上去就打，说他不老实交代。董立说：
“你还抵赖！我亲耳听见的，我就在你旁边，你还重复了好几 次。”
董立看许云青不交代，他似乎没有成就感。于是，又上前一 步，靠近站在中间挨斗的许云青，往他脑门一戳，说：“许云 青，你思想一贯反动，抗拒政府对你的改造，前几天，在玉米田 里锄草，你说‘这好比在日本人的马刀下干活’ ，你说有没有 这件事？”许云青嗫嚅回答：“我是说玉米的叶子，刮在光膀子 上很难受，像日本人的马刀，我没有说劳动改造不好。”夏天， 我们大都光着膀子干活，玉米长高，叶子常常刮得人身上一道道 的红痕。几个改造积极分子连打带吼道：“党和政府给你改造自 新的机会，你却说这好比在日本人的马刀下干活，简直反动透 顶！”
许云青说“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情况我知道。可是在这种 情况下，我不敢说。
1962 年的“古巴事件”，中国政府全力支持古巴卡斯特罗 政权，卡斯特罗有一篇演讲，题目是“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不 仅在报纸上刊登，而且还发行了单行的小册子，我们劳改队里也 有这个资料。我记得那天许云青躺在坑上，拿着这本小册子自言 自语地读了两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当然可以说他是有所指，或者是看了这句话，联想到自己而有所 感触，历史证明他是冤枉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当时只不过是 在读卡斯特罗的一个文件。许云青一边挨打，一边哇哇乱叫。
我鼓着勇气走到队长前面去，说：“武队长，我有事跟你报 告一下。”
“待会儿再报告！”他对我吼道：“现在开会！”大伙儿把 许云青整了一顿，小组批斗会结束了。武队长才把我叫去：“你 说你有什么事？”我把中队发下来的卡斯特罗的一篇演讲本拿出 来，我说我知道当时许云青是躺在坑上读这个文件，并没有别的 意思。这是读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革命领袖的文件，不管怎么样不 能说他是散布反动言论。这些公安干部没有多少文化知识，不见 得知道卡斯特罗的这篇文章。
队长问我：“你怎么知道？”
我说：“这里有文件嘛。”
“放下吧！走吧！”他对我说。于是我就回去了。
第二天，这个批斗会就不再开了。这种政治迫害，比在小偷 流氓或者其他一些人组成的中队里的情况，更为恶劣。右派当中 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在右派队里除了下棋，讲故事之外，大家都 避免谈任何新闻，也不谈过去的事情或有关政治的事。但是有一 件事非常流行，就是“精神会餐”，当然这是被公安干部明令禁 止的。
所谓“精神会餐”就是大家轮着讲述怎么样做一个菜肴，这 些人没有一个人当过厨师，或许有人在家里做过菜，但总体上来 讲都是不会做菜的。我从来不会做菜，可是我也绘声绘影地说无 锡的排骨是怎么做的，加多少酱油，加多少糖，炖多少时间，肉 一定是要怎么样的。其实我只吃过，从没做过，我根据自已的想 象去发挥。各地方的人讲各地方的菜，都讲得津津有味，而且反 反复复，没完没了。仿佛多说一次就等于多吃了一次。因为饥饿 不是仅在胃部，同时也是在思想中，所以心理上同样需要满足。
团河农场在三余庄有一阵子实行粮食定量个人分配制度，如 果规定粮食每月三十斤，即每天一斤，每个人可以自己决定每天 三顿的不同两数。例如：可以是三、四、三，即早晚各三两，中 午四两。有人可以是六、二、二，即早上吃六两，中午晚上各二 两。饥饿是每个人面对的基本问题，每个人都想办法，不论从何 处，用什么方式，能多取一些就多取一些。北京大学的谭天荣， 因毛泽东点名而闻名，他的衣着极似妖怪，在三余庄外号“老妖 怪”。他订的两数顺序每天是六、二、二，同大家一样每次领餐 都有一张卡片。不几天，他报告队长说，卡片弄丢了，队部另补 一张给他，他就重新订每天是二、二、六。实际上，他的卡片没有遗失。于是每天早上用老卡片吃六两，晚上领餐时用新卡片吃 六两，而不是按老卡片吃二两。但没几天，他的做法就被改造积 极分子揭发检举了。因为谭天荣同每人一样在众目睽睽之下吃 饭，怎么早上吃六两三个窝头？晚上又吃六两三个窝头？右派分 子互相之间深藏不露，都装疯买傻。我不清楚谭天荣到底有多厉 害，弄得毛泽东要点名，通过这次“拉卡片”事件，看来这位原 北大物理系的学生确实有点名堂。卡片吃饭制度随即被取消了。
这些右派分子到了田野，也一样偷吃农作物，搓麦子吃，偷 菜园里的萝卜。有一个右派是上海人，姓陆，他饿急了就去抓癞 蛤蟆吃。我知道癞蛤蟆的皮是有毒的，所以尽管我吃了很多杂七 杂八的东西，我却不敢吃癞蛤蟆。姓陆的吃了癞蛤蟆后就中毒 了，整个头部浮肿，连眼睛都睁不开了，被送到医院进行急救， 才拣回一条命。
每天早上太阳露头，我们就集合出工，一直到太阳落下之前，收工回监舍。匆匆吃过晚饭，就开始雷打不动地进行二小时 思想改造政治学习。不是读《人民日报》，就是揭发检举、批判 斗争，然后集合点名，训话，赶回监舍睡觉。天天如此，周而复始。
中午的饭是由两名公安干部信任的劳教犯从伙房用板车送到 工地来的。每人两个窝头一碗汤，这也是一成不变的。每个人出 工时腰上系着一只搪瓷盆，大多数人没有汤匙或筷子。因为在田 里干活，手上总有泥巴脏东西，我常常折一根树杈来叉窝头吃， 只要把树枝的皮一剥，就很干净了。有时候农田附近没有树枝， 就用自己的小便冲洗双手。这是广西籍的一个老右派，也姓吴， 绰号“老顽固”的教给大家的。他说：“尿是自己身体里的东 西，最干净不过了！”似乎有点道理。
每项劳动都有定额，每个小组有记工员，每人每天的劳动情 况都有记录。政府说，只有通过艰苦的劳动才有可能改造思想， 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人。不然，是一个废物。
农场里水田、旱田劳动各有利弊。在水田插秧、耕耙、中 耕、拨草要面对一个困难，上身光着就不断有毒蚊侵袭，两腿在 水中不断有蚂蝗叮上来，而且，不是一条、二条，而是七、八、 十来条围上来。蚂蝗吸盘深到肉内，发现了还不能拉它，一拉就 连肉带皮一起下来了。要使劲拍打，把它打昏打烂了，才能取下 来。有一回，组内一个人一边拍打一边说：“让你喝（血）！让 你喝！谁都在喝我的血，你也喝！我叫你喝！”当天晚上同组的 改造积极分子报告上去了。批斗会上要他交代谁在喝了他的血。 其实，那些大老粗公安干部未必有那么高的阶级斗争敏锐性，倒 是这些立功心切的改造积极分子“阶级觉悟程度”很高。
到了团河农场，所有人的身体都开始复元。一场饥荒淘汰了 一大批人，生存下来的似乎有更顽强的生命力。“物竞天择，适 者生存”这个铁一般的规律无情地贯彻在我们这个群体中。到团 河农场来有一个优点，每年有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在葡萄园里摘 收葡萄。葡萄非常养人，每一个人都大吃特吃，而且挑最好的 吃。团河农场年产几百万斤葡萄，有许多不同的品种，其一是闻 名的玫瑰香，一点酸味都没有，由我们直接摘收、包装、装箱， 外贸部门的卡车直接运到机场，送往日本、香港等地。有一回， 一个北京工业学院的学生右派对我说：“我把每一串葡萄顶尖的几颗都吃掉了，然后装箱给小日本。”的确，一串葡萄中最好的 是顶尖几粒，没想到在这里“民族情绪”居然还起点作用。
葡萄园的各项工序都有定额，如剪枝、打伏梢、冬埋、摘收 等等，如不能完成定额，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降低粮食定量 是最平常的一种。有个北京工业学院的右派经常“消极怠工”， 干部对他极为仇视。有一天收工时，队长清点人数，准备将中队 押回监舍去的时候，宣布召开一个“田头批斗会”，把他拉了出 来，叫几个改造积极分子把他的上衣剥掉，双手绑在后面的葡萄 架上。然后，叫大家发言批判他的“消极怠工”及“反改造行 为”。这个会开了十分钟，这是秋天黄昏时的十分钟，田野里的 大号蚊子霎时覆盖了他的脸部及上身，只听到他狂叫呼喊。当队 长下令解开绑绳后，他双手在脸上、胸上乱抓，血流如注，一头 扎进路边的水沟里。自此，他脸上身上留下了无数的印痕。不 久，他逃跑了，再无音讯。我耳闻过许多人痛苦的呼叫声，但铭 刻在我听觉中最深的就是这一次。
第八章 石棺与天使
1965 年九月。
“集合点名！集合点名啦！”值班的小朱卖力地喊着。全中 队一百多人纷纷从各号房来到院子，乖乖地按着顺序站成一纵行。组长在前面，以便随时向队长应对。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 天晚上有这么一场，人也就疲了。对于吆喝、训斥早都麻木了。
晚上的点名除唱名报到以外，队长一般都要训话一番。这天 有点异常，众人站在院子里，等了足有十分钟之久不见队长来。 正在纳闷，武队长在高队长及宁干事陪同下来了。武队长因为行 伍出身，识字不多，逢到他轮值点名时常常说：“各小组查点一 下人数，组长报告一下。”就解散了。今夜又照旧，可是待各小 组长报告完毕，他说：“总场部宁干事讲话。” 因为宁干事不 在中队工作，所以我们不常见到他。大家都知道他是总场部的管 教干事，每次宣布某人解除劳教，或宣布某人加重判刑，都是这 位宁干事操办的，他掌握着大家的命运。看来他是“无事不登三 宝殿”，大家闭气凝神。他不是那种青面獠牙、满脸横肉类型的 人，从不发怒高声斥责，总是文声细气，更不动手打犯人。他那 张瘦尖的，但还算清秀的脸及微秃的脑顶，使人捉摸不透他在想 什么。他慢条斯理地朝前走了一步，背在后面的一只手突然举在 空中，手里拿着三个信封，说：“这些信是谁写的谁清楚，点名 结束后，自己到队部来交代。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大家都清楚，不必再多讲了。现在解散。”
老郭趁解散时的混乱，走过来对我耳语：“这么快？怎么 办？”我说：“听天由命吧！”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昨天是近两个月来仅有的一个工休天。一般说来，团河农场的老右们每两个星期有一天工休，但队 长常常会命令照常出工。毛泽东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 转变”，而这个转变又必须通过强迫劳动去实现，所以我们这些 人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的途径是强迫劳动。公安干部对我们讲 劳动是惩罚，劳动又是光荣的，是党给我们重新做人的机会，我 们要好好地感激。工休惯例只吃两餐，早餐刚过，高队长派值班 员小朱来叫我去队部，高队长说：“带两个人去凤河堤上摘两筐 熟桃子送队部。”这一类私活常常有。公安干部就是农场主人，只要农场有，他们想要什么就可以有什么。犯人大都乐意去做这 种私活，因为这是拍马屁的机会，做起来比做公活还要卖力。我 转身叹气，觉得倒霉，因为工休躺一躺，下下棋的机会给免了。 高队长又补了一句：“叫范光斗一起去。”每个小组由队长指派 两个组长，一个负责劳动生产，挑体力好能干活的就行，思想好 坏不重要；另一个负责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也就是自愿靠拢公 安干部的人。范光斗是我这一组的学习组长，因为这是工休天派活，队长懒得跟去，派范光斗同去就放心了。我们这些都是至少 五年以上右派分子老号，即使逃出去也找不到饭吃，亲爹亲娘也 不敢收留我们。老婆没离婚的简直是凤毛麟角。所以，不怕我们 逃跑，逃到哪里去？
我们四个人到农场边界的凤河河堤上，分成兩组摘桃,我把 范光斗调到河堤北段，同我在一起，老郭等两人在河堤南段。老郭按早先计划的，看准机会迅速地泅过十五米宽的界河，奔到附 近村里的邮局投寄了三封信，分别给毛主席、党中央及北京市委。 昨天投进公共邮箱的信，今天就到了宁干事的手中，效率之 高令人惊叹。
劳改队的夜晚十分宁静，艰苦劳动一天之后闭上眼，或进入 梦乡，或想想自己的亲人，是这里生活中唯一的慰藉。可是，今 天晚上我躺在蚊帐里，睁着眼没法入睡。我在等值班的来叫我去 部队，我在寻思如何应对。过了好一阵子，居然没有一点动静。 我知道在晚上点名前，范光斗已去过队部，显然河堤上的情况他 已经报告清楚了。现在队部是等着我们三个人去坦白交代。当 然，我们是不会主动去的，反正是砧板上的肉，任斩了！
小朱压低了嗓音急促地喊：“郭 X，陈 X，去队部！”没有 叫我，为什么？叫郭、陈两人，为什么？ 郭、陈两人去了，没有再回来，被关进禁闭室去了。
第二天天不亮，又是小朱叫喊：“起床了！起床了！”“准 备集合！准备出工！”
玉米长得齐人高，好似青纱帐。老赵悄悄走到我的工段里 说：“这件事无论如何要压下去，千万不可扩大互相牵连，老郭 能顶住，小陈不一定，如果全部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我惶惑地问：“那怎么办？”
“我建议你去承担，关你一个人比关他们两个人好，减少暴 露的危险。”老赵显然是做了周密的思考再来找我的。
我没有回答他。我虽然劳教已有五年，但尚未尝受过禁闭的 折磨和痛苦。我实在没有那种无畏无私的精神，我想到“小号” 两腿就禁不住哆嗦。
老赵、老郭和我们之间有特殊的关系，我们在表面上彼此相 当疏远，有时甚至表现敌对。共产党的劳改政策，在利用犯人控 制犯人方面是非常成功的。对犯人的思想改造标准中，有一项是 “靠拢政府，积极检举,揭发坏人坏事。”如果犯人在这方面表 现得好，就能得到鼓励和优待。在劳改队里打架、偷吃农作物， 甚至鸡奸，都不是要紧的。拒不认罪，骂公安干部是很糟糕的。 不好好劳动，散布“反动言论”也是要挨整的。但是，他们最忌 讳的是逃跑及“反革命小集团”这两宗。一个人说“反动话”， 和两个或三个人在一起说“反动话”；一个人逃跑，与两个或三 个人合谋逃跑，罪状很不一样。共产党对后者的惩罚及处理要重 得多。公安在劳改队中并不需要特别布设“耳目”，每个犯人都 在不同程度上自觉地为共产党效忠服务。像我這個组的范光斗， 他之所以能被选为学习组长，当然是因为他“靠拢政府” 的程 度相当高。他并不一定相信共产党，或者甚至仇恨共产党，但为 了自身的生存及利益，他选择了这种角色。劳改队里也有人从来 不“靠拢政府”的，但他们不会太平无事，因为“知情不报”同 样要被牵连。
老赵收工回来后，在大家抢水喉盛水时偷偷问我：“你考虑 好了吗？”还没等我回答，他又说：“看来只有这样，我们在 ‘外面’再想别的法子。”他说“外面”意思是我进了禁闭室以 后，我在“里”，他在“外”。
晚上政治学习时，小朱说：“队部要你去一趟！”组内的人 都以为劳动生产上的什么事，因为我是劳动组长，但我知道这一 去也许回不来了。
烟雾弥漫的队部，坐着武、高两队长，还有宁干事。武队长 说：“你讲一讲工休天摘桃子是怎么回事！” 我说：“武队长你不是常说，竹筒倒豆子爽爽快快吗？那我就说吧！这三封信是我寄的，跟郭、陈两人没关系。”
他们三个互相看了一下，高队长说：“我们了解过情况，你 不太可能做这件事，所以我们把陈和郭关了禁闭，勒令坦白交代，你现在想坦白交代什么？”因为当天摘桃子时范光斗和我在 一起，队长们先找了范光斗了解情况，知道我同他一直在一起劳 动，于是确定陈郭两人为犯案者。
“摘桃子的时候我叫郭陈两人去河堤南头，先甩掉了他们二人。我同范光斗去河堤北头，我对范光斗说：‘好不容易工休一 天又派公差，咱们快一点摘完回去躺着，你摘这几棵树，挑熟透的。我去前面摘那几棵大的，要爬上去才能摘到。’所以看起来 他同我在一起，实际上他看不见我，因为我在树上面。我就在那 时候淌过河去的，前后不过十五分钟。” 宁干事眼珠一转，喊了一声：“朱家树！叫范光斗来！”
不一会儿，范光斗进了队部。宁干事问道：“星期天摘桃的 时候，你不是一直和吴弘达在一起吗？”
范光恭敬地回答：“是的。”
“吴弘达是不是爬到树上去摘桃？”
“是的，那几棵树特大，是老树。我手脚不灵，不敢爬树， 所以他爬上去了。”
“你看见他在树上？”
“我看见他爬上去的。”范光斗回答。
“我问你吴弘达是不是在树上摘桃！” 宁干事显然发火 了，声音高起来。
范光斗诚惶诚恐地回答：“他在树上是看不见的，因为树叶 很密，不过我看见他爬上去。” “你摘桃的时候，跟吴弘达说过话吗？” “没有，因为比较远”。范光斗回答：“我拼命地快摘，想 快点回来，顾不上说话。”范光斗回答。 高队长说：“你走吧！”让范光斗回去了。 接着，武队长说：“朱家树！押吴弘达去禁闭室！把郭和陈 放回组里，叫伙房补给他们晚饭，明天照常出工。”郭、陈两人 白白关了一天禁闭，白白饿了一天。
回想十九年的劳改队生活，所见到的最可怕的禁闭室，算是 北京团河农场的了。团河农场这一排禁闭室是什么时候建的，我 不清楚。一共有十间，由灰白的水泥砌成，每一间一米高，一米 宽，二米长。五面是水泥墙，一面是铁栏杆门。门面对着一堵高 墙，中间有三米宽的碎石及长满杂草的信道。
夜晚光线昏暗，四处幽黑，我不记得关在那一间了，似乎该 在七至九号之间，因为是走了一段路才停下来的。说来还算优 待，没给我扣上手铐。按规矩是要铐起来关的，“态度不好”的 要反背着铐，还要带脚镣。一个专门看管禁闭室的值班犯人，拉开了嘎嘎响的铁门，用力按我的肩膀，示意我进去。一米高的门 我只有跪下，用手扶地爬进去，里面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 起初以为是门矮，里面可能是高的，所以一爬进去后就想站起身 来，谁知一头撞到水泥顶板上，真是痛彻骨髓，随即晕倒在地。 恍惚中我感觉到值班的把我伸在门外的一双脚推进来，锁上门， 隐约听到他说了一句：“好好待着吧！”就走了。醒来后，我像 狗一样向前爬，每爬一步用手碰触两边和顶板，只爬了三、四步 就触到前面的墙了。转过身来，我背靠着后墙，前面的铁栏杆门 因对面高墙上有一盏高高的昏黄的灯，而留下了一个轮廓，很像 舞台上的布景。四周寂静，这一只大号“水泥棺材”有一点霉湿 味，好像曾经有稻草在这里霉烂过。我伸手摸摸各个角落，什么 也没有。好像有几只蚊子，嗡嗡在转。我不知道别的小号里有没 有人，如果我要叫喊会有人听到吗？熬过了今夜明天会给我被褥 吗？我知道关禁闭是要挨饿的，怎么饿法？要大小便怎么办？我 想编点词儿，准备认罪，表示悔过争取早点离开小号。我想，我 只不过是写信给毛主席、中共中央及北京市市委，希望早日解除 教养，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努力为社会主义工作。没有反动内容， 不是反革命信件；其次，没有署名是因为怕查出来，必须承认这 是欺骗领导，是有罪的；至于偷偷跨越边界线，是绝对错误的，但是丝毫没有逃跑的企图；最后，表示诚心悔改，愿意接受处 分。我将这四条反复琢磨，选词，然后默诵了几遍。心想明天若 加以诚恳及哀求的声调，或许能够网开一面早日爬出禁闭室。
我们这批关押的右派分子，至 1964 年五月二十四日三年期 满，照理应解除释放。然而到期后，中共北京市委不加任何理由地宣布无限期延长，据说是“国内外形势的需要”。当时下层的 公安干部也无法回答，为什么没有理由、没有期限地延长劳动教 养，连个手续、文件都没有。我们投信的目的，是向党中央、毛主席、北京市委“请求”宽大、以解除劳教释放为由，试图弄清 延长劳教期限的原因。老赵、老郭和我等几个“知已”商量如何 写信、如何等机会送出去。在劳改队中，这样一类写给中共高层 请愿或申诉的信，会被公安干部扣压的。对我们来说，当时确有 这种寻求“皇恩浩荡”的心态，投信并不是想“捣乱”或“破 坏”。然而，这必须偷越警戒线。对此，我们只能心存侥幸了。
经过了几年劳改生活，我有一项收获，就是可以在任何情况 下打瞌睡。譬如在乱草丛中，在烈日下、在北风咆哮下、在批斗 会的角落里、在出工路上、甚至在虱子堆或蚊子群里，这是一种 在食物能量收入少，体能损耗大的情况下，保持体质的养生之 道。关进了禁闭室，能量收入几乎减为零，唯有减少消耗才能维 持生机，我就背靠着角落蜷起身来睡着了。
天色朦胧亮，我醒过来爬到铁门边坐着，看不见天空，只见 三米外露着灰浆的红砖墙。门上生锈的铁栏杆很丑。我想，我现 在大概和小时候在动物园见到的笼子里的动物差不多。我试着喊 了一声，希望有人听到，最好回我一个声音。没有，没有回声。 也许我声音太小，我又提高嗓门大声喊了一声，仍旧没有响应， 我不试了。难道只关了我一个人？不可能！为什么不响应？怕违 反禁闭室纪律？或许饿得没力气响应了！四周是死寂般的静。
铁栏杆门外有一只烂铁桶，大概是用来大小便的。我想小 便，我躬着背顶着天花板，两手两脚着地，但这个姿势很难撒出尿来。我总算还是个人，不习惯狗的姿势。我只得先脱了裤子坐 在地上尿。尿还有一点射程，浇在铁栏杆上，把铁锈冲下来一 点。我幻想尿是弱碱性的，如果多了也可能蚀掉铁栏杆。可惜，第二天开始就没有力气尿了，只是泄泄地淌出了。这一泡尿是禁 闭第一天的重要活动。
第二天，整整一天没有人来。胃里很难受，口腔发黏发苦， 希望有一点水喝。但是没有。蚊子多起来了。我靠到水泥棺材深处，好一点。蚊子也不喜欢太黑和不通风的地方。
夜晚来临，我退到里面的角落想睡觉，可是不行，乱梦一个 个地来，既无始，也无终，更没有规律。有几次我想集中思想把一个“梦”做下去，做完它，偏是不可能。已经不单单是胃里难 受了，而是全身发抖。一种很难形容的烦躁困扰我，体内有一种 潜流使我无法入睡。我盼望队长来，向他坦白交代，批判自己。 可是脑子一片空白，原先预备好的词儿仿佛完全消失，我几乎想 不出来要说什么了。眼前一片朦胧，宛如翳目。
第三天，大约中午时分，值班的来了。他看来有五十岁了，身体很壮实，乡下庄稼人的脸，没有表情。我的眼睛很自然地被 一米见方的那块亮光吸引，如果有一个苍蝇在铁栏杆间飞绕，我 会一直盯着它。值班的两条腿一停在门前，我就看见了。
他喊了一声：“吴弘达！”
我应声很弱：“有！”
“过来！”我没有回答。他蹲下来，凑近铁栅门往里看： “怎么样？还好吧！”
我如狗似地爬近门口，问道：“什么时候给吃的？”
他说：“过了第三天，这是规矩。”
我的声音很低：“能给我点水喝吗？”他没回答，起身走 了。原来他只是来看看我有没有什么意外发生。
第四天清早，他来了，打开了铁门叫我出去。我爬了出去就 坐在门口的土地上。他给了我一碗水，我先猛喝了两口，然后一 小口，一小口啜饮下去了，一滴不剩。水是那么鲜美，一生中初 次有这种感觉。他收了碗站在旁边，问我要不要大小便。虽然已 经三天没有吃东西，却奇怪还想大便。我吃力地靠着墙站起来坐 在那只铁桶上，但只有一滴滴尿，没有屎。值班的用脚拨给我一 块鸡蛋大的黄土块，这是给我擦屁股用的。我说：“我要找队长 坦白交代。”值班的说：“我会报告上去。”接着又把我关进小号。
过了大约半小时，值班的来了，送来一碗玉米糊及拇指大小 的一块咸萝卜。我双手颤抖地捧着碗喝了下去，用这块咸萝卜仔 细地把碗里剩的每一滴糊糊刮进嘴里。
稍过一会儿，高队长来了。他并不高声，若无其事地说： “你要找我谈什么？”我已有的经验是：不要想只经过一次坦白 交代就可以得到宽免。即使完全真诚地、彻底地谈了也不可能。 他们早已经决定了要禁闭多少天以及必须获得的交代内容。如果 一上来就交代清楚了，那么已订的禁闭天数也不会减少，能如期 放回就算幸运了。如果禁闭期满，坦白交代的内容没有相符，还 是不会放出来的，而且无限期地延长下去。我知道有人曾经关了 三个多月的禁闭，最后仍认为他抗拒交代而增加刑期。
我把准备好的话说了一遍。高队长冷冷地说：“这算什么坦 白交代！照你这么说，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不算犯罪，你不应 该关禁闭。党的政策你非常清楚，何去何从，由你自己选择！” 说完走了。
第五天，我开始浑身打颤、抽搐。我想原因不是黑暗、恐惧 或孤独。我已经劳改了五年多了，对于孤独与恐惧已不觉得怎样 了。可怕的是水泥地的冰冷。禁闭一开始，我拼命蜷缩起来，倚 住一个墙角，尽量减少与水泥地的接触。现在我失去自控的能 力，完全瘫痪在地上了，水泥地无情地吸取我仅有的一点点体 热。值班把我拖到门口，把玉米糊糊放在地上，我趴在地上捧着 碗一口口喝掉。我不再到外面去，因为爬不动了。我不再感到需 要大便，每一点点能消化吸收的都被肠胃吸进去了。小便已经顺 其自然失去了控制，不觉得什么脏和臭，也不觉得自己还是一个 有生命的“人”。每天上下午各一碗玉米糊糊维持着生命。
生命为什么承受痛苦？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
第六天，我对值班说：“我要找队长坦白交代。”但队长没 有出现。当时我还清楚的是：在劳改队，一般关禁闭以七天为 期。所以在第七天到来之前要“给”队长一些“东西”，才可能 求得放出禁闭室。但是，我心目中一直认为比较和善的高队长， 或者老实农民出身的武队长，都没有来。第六天开始出现幻觉， 幻觉中掺杂着一些记忆。少年时同邻居孩子打架的事；在北京颐 和园昆明湖抓了一条大鲤鱼的事；初中三年级时爸爸严肃地告诫 不可手淫的事；大学一年级放暑假回上海同女朋友度假的事；妈妈的那双白净的手……。一个个片断如同年少时用石片撇水面一样，一削而过。似乎不都是幻觉，影像都在面前。
第七天，高队长来了。值班拿了一个凳子给他，他就坐在我 的禁闭室门口。值班爬进水泥棺材把我拖出来，我的上半截身子在铁门外面。
高队长问：“这几天反省得怎么样？”
“我是有罪的……我犯了反党反人民的右派罪行……没有很 好接受政府的改造，所以又犯了新的过错……请政府宽大，再给 我一次机会……”我断断续续地哀求着。
“你知道自己错了，那就向政府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 你这种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高队长支起了脚说：“你从头 到底说一下投信是怎么一回事？”值班在一旁站着。
我说：“星期天，我一听说要去凤河堤上摘桃，就把早已写 好的信，带在身上……”我晕过去了。过了一会儿，继续说： “我把范光斗他们三人都支开，然后，偷越警戒线，去村子里寄 了信……寄信的目的，是向毛主席和党中央，请求宽免，再给我 回社会去工作的机会……”我再次晕了过去。
“我不问你写信的目的和内容。”高队长说：“今天关你禁 闭是因为你潜越警戒线，违犯监规。今天你要想走出禁闭室，必须要深刻认识这种抗拒改造的犯罪行为。而且，据我们了解，你 有一个反革命小集团，一起密谋。要坦白交代你们怎么合谋，怎么策划的，不然过不了关。”他叫值班去伙房拿了一碗糊糊放在 我头旁。
高队长说：“你把它喝了再继续交代。不过，我要警告你， 政府的耐心不是无限的。”
我趴在地上，就在高队长的脚跟前喝了这碗额外的糊糊。这 回没有那块咸萝卜。对此善举，我心存的感激真是难以形容。
我明白高队长要我交代什么，但这是不可能的。作贱自己可 以，出卖别人决不。多吃一碗糊糊竟是很不一样。我哀求道：我 辜负了党对我挽救的好意……我保证以后不再违犯……这次禁闭 处分是罪有应得……请队长再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我再 次体会到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我这个顽固不化的人一定要长期改 造，才可能成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
高队长用脚踢了我一下，打断了我的苦求，说道：“少说空 话！你一定有一个反革命小集团支持你做这件事，我们早就注意 你们的活动了，接受改造、靠拢政府的人早就报告上来了。我正 告你：吴弘达，不彻底交代你和你同伙的所作所为，休想走出禁 闭室的门。”说完，他起身走了。
过了一会儿，值班过来把我推回禁闭室，锁上了门。我翻过 身来，拉着铁栏杆求值班：“帮帮忙，报告一下高队长，我愿意 进一步坦白交代，请政府再给我一个机会。帮忙传达一下。帮帮 忙，再下去，我要死了……”
“这个忙我帮不了，我不能去队部。除非这里出了紧急状 况，我不能代你传达。你自己没有把握机会。”值班毫无表情地 说：“按规定从明天起会给你加一碗玉米糊糊，早晚各一碗 半。”
“那么队长什么时候再来呢？”我问道。
“我也不知道，一般是两三天以后，说不定一星期后再 来。”
我没有把握机会？可是，只要我能做的我全做了，我完全没 有反抗，而且认了罪。高队长要我交代“反革命小集团”，这万 万不能。背叛出卖别人不只是我良心上无法承受的事，而且即使 交代了“反革命小集团”的人和事，这些小集团的成员也都不会 被宽恕，而是一网打尽，下场凄惨。显然他要的我不能给，不可以给，不应该给。那么怎么辨呢？如今我是那么虚弱渺小，孤立 无援。没有人知道我在受苦，也没有人知道我可能死去。这个世 界太大，太冷漠了。就像一个人走在人行道上踩死一只蚂蚁，他 知道吗？他会为此忏悔吗？人们会谴责他吗？他可能没有丝毫感 觉。我这只蚂蚁算什么！
有人说自杀是弱者的表现，那么强者又将如何表现呢？我想 说这话的人一定没有什么亲身经历。只有经过了无尽头的黑夜和 无限度的苦难的人，才能体会到“绝望”二字的真实含意。
第八天，值班送来了玉米糊，打开了铁栅门，我瘫在水泥棺 材的后半部，没有动。他喊了一声，没有动静。他爬了进来，把 我拖拽到铁栅门口。他叫着：“吴弘达，喝糊糊！” 我紧闭着眼，不回答，我决心拒绝这碗维持生命的糊糊。
此时，求生不如求死。
他放下碗走了。我一撂手，碗翻倒在一边，糊糊流了一地。 手指间沾满了糊糊，我自然地、下意识地放在嘴里，吸吮了。我 翻身，想把地上的糊糊舔了，舔了我就能活下去。
但是我不。不！不！生不如死。
过了一会儿，值班的又转回来，看我把糊糊撂翻了，嘟囔了 一声：“你要找死！”
下午，他又送了一次玉米糊。
我没有动，失去了动一动的力气。
第九天。高队长来了，跟他一起来的还是一碗玉米糊。他仍 然那么温文尔雅地说：“吃不吃由你，党和政府不怕你用死来威 胁。你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由你！死了无非臭一块 地。”说完，走了。
我没睁开眼睛，也没有听到一点点声音，我等待着死神把我 领走。
第十天。高队长没有来，换了武队长。带来了值班人员，还 有一个犯人医生和四个犯人。武队长高声喊道：
“吴弘达！你要跟党和政府顽抗到底！你要自绝于人民！好 吧，把他拖出来！”于是，值班的把我拖出来。
武队长又说：“党和政府的政策是改造你们成为社会主义新人，我们用革命的人道主义挽救你们，不允许你们走上自绝于人 民的死路，政府要对你们负责！”于是，四个犯人扑上来按住我 的四肢及身体。医生拿着一支橡皮管硬往我的左鼻孔里塞，一寸 一寸的扭着往里捅。我嘴里有了咸味，鼻腔里冒出来的血从嘴里 往外流。值班的手很有力，我的头一点也动不了。犯人医生终于 说：“好了！好了！够了！”就把一碗兑了水的糊糊顺着接着漏 斗的橡皮管倒进我的胃里。
“革命的人道主义”阻止了我的死亡，“改造成为社会主义 新人”的政策挽救了我的生命。 求死不得。
这种橡皮管进食法一天只有一次，不是原来的一天两碗糊 糊。所以这一天下午没有人来。我独自一人躺在水泥地上，一口 一口地仰着咽下鼻腔里的血。
第十一天。武队长和他的“工作小组”又来了，换了四个犯 人，大概想让中队里更多的人得到活生生的教育机会。
“吴弘达，想通了没有？要继续自绝于人民，还是走坦白从 宽的光明大道？”
我没有睁眼，也没有回答。
按住了我的头正要插橡皮管时，值班的提醒医生说：“昨天 是左鼻孔，今天换右边吧！”。于是，换了右边，好像不比昨天 的痛。是他手法熟练了，还是我麻木了？
按住手脚的四个人放开了我，我右手被一个特别的动作触了 一下，我感到有一小团纸在掌心里，我握住了。
小小一片纸上是老赵他们写给我的，告诉我不要作无谓牺 牲，停止绝食，按纸上的内容坦白交代。他们外面已经准备好配 合。看完，我把小纸团嚼了咽下肚去。
第十二天。武队长又带“工作小组”来了。
我说：“我愿意坦白交代，我停止绝食。”
“你停止绝食对抗，我们欢迎，我们给你出路。”武队长 问：“你先说说要坦白交代什么？” “我！我……”我因鼻腔及喉部疼痛无法说话。武队长叫值 班的扶我坐起来。刚扶起，血自鼻孔，嘴里淌了出来。武队长对 值班的说：“先让吴弘达出禁闭室回中队，给他三天时间，给他笔和纸写出书面材料来。回组以后，通知伙房给他不劳动的轻病 号饭吃。交代不好，再押回禁闭室。” 他们抬着我回到了中队监房。
我活下来了。
眼前朦胧一片。当时我不知道前面还有多少路要走，也不知 道是什么样的路，怎么样走。我只是从生与死的临界线上又一次 回来了。想必是阎王爷问了判官，查了生死簿说我的时辰还未 到。
吴越是一个作家，也是国内有名的文字改革家，他跟我一起 在团河农场三余庄，我们之间的关系不错。他因为定期为二年， 所以先解除教养，解除教养以后就在劳改队就业。按照 1954 年 颁布的一项政策，凡是劳改、劳教释放，不管原来是干什么行业 的，是教师，是医生，是作家，或是记者，一律在劳改队强迫就 业劳动，当然待遇上跟劳改、劳教的人有所不同，但一样在公安 专政单位里。就业人员有相对的自由，如果有人愿意嫁给你，就 业人员可以结婚。吴越就跟通县的一个农民结婚了。就业跟劳 教、劳改分开不住在一起，但有时在同一地里劳动，大家偷偷摸 摸地还有一点来往。就业人员俗称“二劳改”。
有一次，我碰到吴越就跟他说：“吴越，不行了，帮帮忙！ 想办法弄点吃的。”大饥荒的三年过去了，劳改队稍为松了一 点。家属来会见的时候，可以送一点吃的东西，也可以把食物留 下来一点。比如说，当年共产党曾大力栽培的一个北京青年作家 丛维熙，他的母亲每个月都会来，从自己家里省吃俭用，积攒了不少食品给他。有家属接济的人，身体上比较能支撑下来。我是 从上海到北京来上学的，还有很多像我这样从外地来的人，家庭 接济比较困难。因为不准邮寄食物，公安干部有时候会把有食物 的邮包退回去。我妹妹和在上海姓陈的朋友偶然会寄个邮包给我，有一点点酱油膏或者饼干之类的食物，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 题。我跟吴越说了以后，吴越说：“知道了，我会想办法！” 又过了一段时间，在田里劳动的时候我又碰到他，他悄悄对 我说：“过几天，你妹妹会来看你，带十斤咸肉，十斤腊肉 来。” 他对我的家庭情况比较了解，家里有那些人他都知道。
过了几天，我正在棉花田劳动的时候，队长把我叫去跟我个别谈话，我不清楚又要发生什么事情。队长兜着圈子问我，现在思想改造上有什么问题，又问我家里有些什么人，我把兄弟姐妹 一个个的说过来。突然，他说：“好吧，你跟我来！你妹妹从外 地来看你了。”他把我叫到一个很小的值班室里去。一般从外地 来的亲属随来随见不需要遵守一个月接见一次的规定。那正是隆 冬时分，一间只有三米宽，六米长的小房间，当中摆着一张桌 子，旁边有三把椅子。我进去以后看见一个女的穿著北方地区的 大棉袄，戴了一个大口罩，只露两只眼睛。桌子上放着两个布 袋。吴越已经说好，是她的老婆冒充我妹妹来看我，他把所有需 要讲的话预先跟她老婆说过了，而且也把他老婆的一张小照片给 我看过。我进去一看，这个女的尽管只露两只眼睛，却不是照片 上的那个人，可是那时候我不能说不认识，如果说不认识她，麻 烦就大了，所以我只好说，“五妹，你来了！”
“嗯，坐下！坐下！”她声音低低的。我发觉她的腿在桌子 底下发抖，话也说不出来。
我只好假装和她说话引导她。我说：“爸爸好不好？你现在 学习怎么样啦？”就这样一句接一句地乱扯。因为队长就在旁边 坐着，再说下去要出事的，我就说：“好吧！你回去跟爸爸说我 身体不错，改造各方面也很好，党和政府对我很照顾，我希望能 够通过劳动改造早日成为一个新人。家里放心吧！你可以回去 了。”
我知道她是巴不得马上站起来走的，于是她接过话来说： “这两包东西是爸爸让我带给你的。”我就说：“让队长检查一 下。”打开一看，一包是十斤腊肉，一包是十斤咸肉。要知道， 这二十斤肉比金钢钻都要值钱。如果我有这二十斤肉，在一整年 里可以让身体保持到一个相当好的状况，能够胜任每天的劳动。 当然我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公安干部不会允许。队长一 看，就说，“这怎么可以！”马上训那个来人：“你们家属一点都不配合政府的工作，劳动改造就要艰苦嘛！你们亲属因为充满 资产阶级思想，才走向犯罪道路的，需要艰苦劳动改造，现在你 们还要让他享受资产阶级生活，怎么能改造好？”
我一看情况不对，怕出问题，就对队长说：“她年轻不懂 事，是我爸爸让她带来的，妹妹没办法，只好带来了。而且她刚 才跟我讲，她是从上海出差到东北去，路过这个地方才给我带来 的。”
队长声色俱厉地下令不准收。
“队长，你看让她带二十斤肉跑到东北再回上海，这也不 好。”我说：“我提个建议，不能给我，就把它全给犯人伙房好 了。”
这个女的突然假装哭起来，说：“我不知道这个规定。爸爸 让我带来，我也没有办法，我又不懂，我不能再把这么重的东西 背回去，队长，你就开开恩，你就给他吧！” 我说：“不能给我，这个影响不好！”我想了想，还得装孙子。
队长看那个女的哭哭啼啼，就说：“这样好了，吴弘达你少 拿一些，其它全送伙房。” 我一边拿，她一边拼命地多给我。队长一看，吼道：“你们 倒底要干什么！” 我马上说：“好了！好了！够了！够了！”我大概拿了五、 六斤，其它的就送了伙房。五、六斤的咸肉、腊肉对我来说，简 直是不得了的大事情。
接见结束了，队长开大铁门让她出去。正在开门的时候，旁 边过来一个干部要跟队长说话，队长就离开了。他们走开，我们 两人就有了单独的几秒钟时间。我小声地问这个女的：“你是 谁？” 她把口罩摘下来一角，说：“你看看我，记住就行了。”
我说：“你到底是谁？”
她说：“不要说了！他回来了！”
队长回来就把她送出去，大铁门关了。
这是 1965 年的事情，我一直没有弄清楚那个女人是谁。不 久吴越调走了，我还继续劳教，后来调到山西劳改队去了。一直 到了 1979 年，吴越跟我都属于“右派改正”离开了劳改队。
1980 年我专程去北京找他，我说：“吴越，你记得那件事 吗？”他说：“我当然记得！”
原来是这样的：吴越凑了一点钱，也跟我妹妹要了一点 钱，买了二十斤肉，准备让他的老婆冒充我妹妹来接见我，可是 到了要去的时候，她老婆身体不好,当时，她老婆的一个妹妹， 十八岁，自告奋勇说“我去！”
就这样，一个农村的女孩子就来了。
吴越说：“两年以后我们离婚了，如今我也找不到她了。”
我说“那你还记得她的地址吗？”他把以前他老婆在通县的 地址给了我。我就跑到通县，村里的人说，这个人已经改嫁了， 在城里。我又回到城里找到她。她还记得我，对我说：“唉呀！ 你们真是不容易，现在都翻过身来了，一切都好了！……”
我急切地问：“你妹妹呢？”
她说：“我妹妹还在通县。”
我说：“请你把她的地址给我，好吗？”
她是我心目中的一个天使，也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天使。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想，她是谁？我一直要知道她是谁。她为 什么要来？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对一个没有自由的人，没有钱， 没有家属，什么也没有的一个人，她为什么要冒这个险？
我又返回到通县，按照她姐姐给我的地址，找到那座房子。 看见门前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我告诉他们那个妇人 的名字，两个小孩傻乎乎的，撒腿就跑。我站在那儿等了大概十 来分钟，看见那两个小孩带着一个妇人过来了，我完全认不出来 这个人，眼前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村妇女，她跟我说她离婚带着两 个孩子过日子。她让我进屋去坐，屋子里很脏乱。这是可以谅解 的，一个妇女担当田里的活，又要抚养两个孩子，着实不易。屋 内一张干净的板凳都没有，她擦了一个板凳上的灰让我坐下。我 们说起了当年的事。
她说：“我知道姐夫（吴越）的情况。知道你们都是好人， 正在吃苦，总得帮帮你。我们农村妇女知道个啥？凭良心待人就 是了。”
我怅然若有所失！她不应该是极美的吗？她不应该像童话中 披着白纱长着翅膀的仙女吗？怎么是这样一个平庸的村妇呢？
我问自己：“她是天使吗？”
看起来完全不是。
可是她就是！她就是天使。她就是天使！
我没说一句感谢的话，这根本不是谢不谢的问题。她“凭良 心待人”，并不需要别人的感恩图报以及永远不忘！
第九章 斗鬼与断臂
1966 年初，三余庄的这些“右派”已经有一种感觉，就是 中国大陆社会的政治风暴正在逐步地逼近。没多久，毛泽东宣布 开始“文化大革命”。接着听到北京市的所谓“牛鬼蛇神”被 打、拉去游街、被抄家。又听说红卫兵把他们的老师，把所谓 “地、富、右、反革命分子”拉到街上打死的情形。
这使我想起早年读纳粹德国历史的时候，有一个所谓“玻璃 之夜”的史实，就是 1938 年十一月九日的深夜，希特勒纳粹党 的青少年，在全德国和奥地利，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针对犹太 人的示威活动。根据纳粹的种族优越理论，亚利安人是最优秀 的、犹太人是最劣等的一个民族，所以在德国各地对犹太人采取 了清除运动。这天晚上，大部分犹太人的家庭，尤其是他们的七 千多家商业公司的玻璃全被打碎。这场暴行当中有九十一人丧 生，大概有两万多人被打伤，有二万五千人被抓到集中营去了。
文化大革命当然有不同的背景，它不是发生在德国，而是发 生在亚洲的中国。红卫兵——毛泽东共产党的青少年，起来造 反，清除所谓的“四旧”，要把阶级敌人清除干净。所以全国各 地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连他们的家属 都受到虐待及殴打，并且很多人活活地被打死了。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比较可信的全国性统计数字。全国各地记载下来的暴行 记录，真是罄竹难书。例如，北京市大兴县的红卫兵根据公安部 门的档案，把全村的一百六十八个地主、富农阶级的成员全部打 死了，包括初生三十八天的婴儿和六十八岁的老人。然后就宣布 大兴县已没有阶级敌人，是一个红彤彤的无产阶级的大兴县。红 卫兵的暴行与纳粹德国褐衫党冲锋队，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两 者都是按照某一个政治理论，某一个领袖的意志，用暴力行为来 消除另外一部分人。
三余庄的老右们，想到我们这些人已经是阶级敌人，已经是 专政的对象，红卫兵若来了会怎么样对待我们？团河农场就在大 兴县，红卫兵清除了城镇和农村的阶级敌人，当然想到团河农场 里的几千个最顽愚的阶级敌人。不久，红卫兵果然来冲击劳改营 了。他们来了以后，发觉现实情况不太对。因为小青年们在街上 以暴力对付的 “阶级敌人”，只是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其他围 观的人可以旁观、躲避，或者附和支持。红卫兵到了劳改队可不 同了，这里全部是坏人，一个不少都是阶级敌人，每个人都可以 打，都可以拿皮带抽，个个都值得吊起来。“阶级敌人”成了多 数，红卫兵成了少数。小将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结果只好要求公 安干部把队里最顽固的反革命分子拉出来。于是揪出来两个人， 那两个无辜的倒楣鬼，在公安干部及所有犯人面前，挨了一顿毒 打。红卫兵们算是胜利完成一项“革命行动。”
劳改队的人是属于没有退路的一群，像我这样在劳改队已经 六年，而且前景茫然的人，自然会产生铤而走险的想法。有人说得好，他要打我我就拼了。我打死他一个够本，打死两个就赚一 个。上海话说“横竖横”，不会存侥幸心理。有些人开始准备逃 跑，一时之间人心惶惶。我那时二十九岁，血气方刚，准备拼了。
冲击劳改队之举，我想是全国普遍存在的。毛泽东、中共中 央知道这些事情，于是下令不准“冲击”劳改队及监狱，所以红 卫兵来了一次以后，就没有再来。同时，我们发现公安干部都戴 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我们琢磨，那些公安干部戴红卫兵的袖章干 什么？他们也是红卫兵吗？显然不是。因为当时红卫兵横冲直 闯，没有人能够拦住他们。他们可以到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各个党政机关对他们都不具约束力的。所以公安干部，必须用“红 卫兵身份”来挡住红卫兵到劳改队来揪斗“五类分子”，目的是 维持住劳改队的秩序。
如果红卫兵继续到劳改队进行暴力活动，那整个劳改系统必 将发生巨大的混乱，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说，并无利益。
于是文革期间的劳改队，反倒成了一个保护场。我们也“识 相”，不跑不闹，静观其变。如果 1960 年我没有被抓起来，而 留在单位里，或继续在某个地质队工作，作为 “右派分子”的 话，那恐怕不被打死也被整得奄奄一息了。全国这些所谓“地、 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几乎没有一个不受 到冲击的。当时公安干部对我们说：“你们就不要再提什么已经 是五月二十四号到期了，为什么还不放你们。坦白讲，现在没有 人会管你们的事，连北京市委和公安局都保不了自己的命。而 且，即使我们今天放你们出去，你们想一想有什么好处？”
为了维持劳改队的秩序，继续对这些反革命右派分子进行专 政，这些干部还是要按照劳动改造的方针，区分所谓改造“积极 分子”、“反改造分子”的。在他们的工作当中，执行毛泽东批 示，紧抓阶级斗争为纲，所以在劳改队里还是进行着各种斗争。
举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所谓“斗鬼大会”，大会的起因是一 个姓宋的右派分子。有一天晚上政治学习时，他拿了一支笔在香 烟纸盒上无聊地乱写。他东一个西一个写了好多字，当中有“毛 主席”等几个字，也有“打倒”，有“反对”有“共产党”等等 几个字，全是些当时的政治词语。坐在他旁边的就是董立，他斜 着眼瞄过去，看见卷烟纸上有五个字似乎连在一起，就是“打 倒”和“毛主席”，董立趁姓宋的没注意时把纸烟盒夺过来，马上往队部跑去，报告说这是反革命标语。但是他还没有跑到队部 的时候，让组里另外一个叫王玉琦的右派分子拦住了，王玉琦一 向仗义，是全队钦佩的人。
他对董立说“把纸烟盒给我，你别乱搞，不能开玩笑，这会 出人命的。” 董立说：“这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我应该报告，我们应该 忠于毛主席。”
阶级敌人也要忠于毛主席。我们每天唱“天大地大，不如党 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每个人自己花钱买毛主席 像章别在胸前，天天早上挥动他老人家的语录本，祝福他万寿无疆。
王玉琦说：“你要这么干，我就封了你的眼睛。”
结果董立还是挣扎着去了队部。于是队部马上把各个组的 “改造积极分子”召集起来，这些人有动笔杆的、有动嘴巴的、 也有动手的。这二三十个“改造积极分子”被召到队部后，公安干警说，这是严重的反革命行为，你们要站稳立场,坚决斗争,这 是立功赎罪的机会。然后队部召集全中队，在院里找了一个大的空屋子，召开“斗鬼大会”，批斗王、宋两人，声讨他们反革命的言行。
这是第一次用红卫兵模式在我所在的劳改队里进行革命斗 争，右派中的“改造积极分子”集体地、残暴地、打其他右派反 改造分子。他们把王、宋两人脱光了衣服吊起来打，当时有很多 人没有见过这样野蛮的场面，怕得直哆嗦，但是任何人都不准走 开，要在旁边看着。打一阵，就有积极分子读毛主席语录：“革 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 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运动。”“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就不倒。” 所有的人一定要大声跟着喊，喊一阵，再打一阵。这二三十个“改 造积极分子”似乎自命为革命的红卫兵，疯狂地用棍棒、用皮带 抽打，一直到把王、宋打得晕死。在进行过程中，有一个改造积 极分子喊了一句：“还有史某人也说了反革命的话。”
紧接着就把史某拉出来，莫名其妙地打了一顿。
另外又有人喊：“还有谁也是……!”又拉出了一个。有的 借机公报私仇，事态渐渐地扩大，恐惧程度愈来愈高。这时公安干部都故意走开，回到后面一排房子的队部去了。意思是，我们 没有看见，你们是狗咬狗，我们不负任何责任，打死了白打死。 这正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全国上下都在打死人。没有人须要 对暴行负责的。
这二十几个“改造积极分子”愈来愈疯狂野蛮，谁也不敢制止他们。有一个北大的老师姓章，他明白自己很有可能被点名拉 出去挨打，他害怕得躲起来，藏在我们监房后面队部那一排房的厕所里，那个厕所是专门给公安干部用的。当时有人喊：“章某 在哪儿？把他拉出来！他一贯坚持反革命立场。”
结果找不到他，不知道他跑到哪儿去了，三四个改造积极分 子到处去找。就在这个时候，我认为机会来了，偷偷地跑到队部 去敲门说：“报告！”几个队长，包括高队长、武队长，还有新 来的王队长问：“什么事！”
我说：“有人逃跑了！”
劳改队的干部就怕有人逃跑，逃跑对他们来说是工作上的重 大失职。那些干部一听马上冲出房间问：“谁！”
我说：“章某人不见了！”
他们马上跑到前面来宣布说：“集合！各组点名！”
在各组排成纵列点名的时候，章某也被找到了，从厕所里被 拉了出来，还没有来得及打。集合点名，清点人数，把当时那种 疯狂的气氛冷却下来。队长点了名以后说，各组带回就寝，明天 准备出工。这一场野蛮殴打的斗鬼大会就这样停下来了。
在这种时候，每一个人的本质往往清楚地暴露出来。人性之 恶劣，令人发指惊悚。这二十几个所谓的“改造积极分子”有的 是大学讲师，有的是有点名气的作家，也有俄语翻译，还有些人都有妻小家室了，可是在那个时候，一个个都比野兽可怕。更何 况他们的表现是得不到高额奖金的。
斗鬼大会过了没多久，北京市公安局受到极大的冲击。因为北京市市长彭真，是毛泽东要置于死地的人。所以中央文革小组 当时就把团河农场所有的人，包括一大队的劳改犯、三大队的少年犯、二大队的就业人员、跟三余庄的右派全部都调到清河农场去了。腾出地方来做为收容北京地区“牛鬼蛇神”的“五七干 校”，这是 1967 年的事情。于是我跟其他一百多个右派分子， 又回到了清河农场五八三分场。这是我第三次到五八三分场来。 旧地重临，却触动不了我的任何感情。当时全国的形势每一天都 在变，一会儿是“清理阶级队伍”，一会儿又是“上山下乡”， 一会儿是“军管”，一会儿又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各种小 道消息，什么都有，似乎跟我们关系不大，我们是整个社会最底 层的人，风暴不会再吹到我们这儿来。
1967 年的冬天非常寒冷，清河农场监舍的房子比北京团河 的破烂得多，门窗根本没有玻璃，只有一个稻草编织的草帘子挡 在那儿，北风一直往屋子里刮。每天收工回来，干部允许每一个 小组抱一捆玉米秸，当柴禾来烧炕。
平常犯人都分成不同的粮食定量级别，吃的是霉玉米面做的 苦窝窝头，难得有时候吃到清河农场自己种的大米。春节按习惯 放假三天，劳改队在春节还保持北方的一个习惯——包饺子。 1968 年的春节，初一包饺子，初二每人有两个油饼和几块猪 肉，初三大米饭加几个红枣，和几块水果糖，抽烟的人每人一包 香烟。
在劳改队包饺子吃是一件头等大事，因为这是各小组集体包 而不是一人一份自己包。队长早早就宣布说，过节的时候一人有 一斤白面，两斤馅，馅是胡萝卜和猪肉，馅由伙房拌好。十人一 小组，包好了饺子，送到伙房去煮。煮好后拿回来分。这是极其 复杂的过程，不比“造原子弹”简单,需要极度精确，而且，需要人来严密掌控。大家不仅要防偷，还要防抢。在组里包的时候会有人偷吃馅，偷吃面皮子。送去煮时，路上会有别的犯人来抢,等等。
当时我是一个组长，还有一点所谓“威望”，我得说话算话，而且全面负责。在包饺子的过程中，我要负责做到每一个饺子一般大小，不然分饺子时，如果他分 10 个，你也分 10 个，他 的 10 个饺子有几个较大的话，那一定打架。在开始以前，全组 要讨论定下规矩，规定拿哪一个人的饭盆，由一个固定的人把它洗干净。然后由我领着两个作护驾的保镖，另三个人中，一个人端盆领十斤面粉，其他两个人端两盆饺子馅。回监舍后，大家盘 腿坐在炕上不能动，我像总司令一样，大家都要听我的指挥。指定一个人和面，大家眼睛盯着他。他和好面以后，找另一个人揪 面团，要揪得一般大小。然后，两人擀饺子皮。再选两人包饺 子。最后一个人把包好的饺子放得非常整齐，一行一行地点数。 当着大家的面，面粉用完，肉馅全都包进去，一共包了多少个。 一般来说一斤面可以包四十个饺子，这是比较标准的，包五十个就嫌小了。全组的饺子总数应在四百到五百个之间。接着，派人到伙房去挂号，排队等煮饺子。不要抢先，因为打回来的饺子汤 较清, 不合算。伙房里准备一大锅水，按先来后到的顺序给各组 下锅煮饺子。伙房不能把饺子煮破了，如果煮破了，要把它全捞 上来，一点都不能剩。下锅煮的时候一到，各组出动的人更多， 因为饺子煮熟了更危险。这时候基本上需要四个人端着四个盆， 然后全组出动，前后左右保护着。
端回来后，我命令所有的人都坐到炕的里边去，不能坐在炕 沿。把端回来的四盆带汤的饺子放在炕沿上，每个人的饭盆都放在旁边。我一个人站在炕下，拿把勺，大家都看着我一个一个地 分。如果分到最后可能剩下四个或五个饺子，按照常规，把这 四、五个饺子捣得稀烂，再兑上饺子汤，然后用瓢一人一瓢地分 掉。
我当时出了个馊主意，想今天玩一个新花样。我说：“今天 咱们新鲜新鲜，剩下这四个饺子，全组十个人抓阄怎么样？谁抓 到谁吃。”当时有两三个人不吭声，但大部分人说：“好吧！咱 们来抓个阄，热闹热闹！”
我抓到了，敖乃松及另两个人也抓到了。敖乃松的父亲是共 产党的《人民画报》的高级摄影记者，他本人是北京工业大学的 精密仪器制造系的学生，是非常正派的一个人，平常不多说话， 从不与人冲突。他最大的问题是患有严重的痔疮。他每一次上厕 所大便时，都会严重脱肛，肛门头掉出来像一截肠子，足有四五 寸长。便后他慢慢用手把它送进去。每天上工劳动时，他得夹着 肛门走路，走得缓慢而痛苦。
当我把四个饺子给抓到阄的人时，有一个人突然站出来说：
“重来！不公平！凭什么这个饺子给你们！”闹起来了。
“我反对！要求把这四个饺子捣碎了以后大家分饺子汤 喝。”
我当时在右派队里比较年轻也强壮一点，就有一点强横作风，我从炕上下来。
“小子！”我说：“你想干嘛？”
这种场面往往到最后不是抢就是打。
我说：“你要干嘛？这是大家说好的！没有人作假。大家就 这么一个春节都想太平过，你要闹，存心跟大家过不去。你要闹 好！咱们就闹，我奉陪。”
他有点怕我，因为他不是那种很强壮的人，但他还是要闹， 他说：“我不服气，我要我那一份！”所谓他那份就是四个饺子 的十分之一。
我正要伸手拽他下炕，拖到房外去揍他，敖乃松也从炕上下 来了，从他的盆里，用勺把一个饺子啪的一下扔了过去 。
“去！去！算了！我给你！”
这个做法在当时是不得了的事情，只有敖乃松能够做到这 样，大家目瞪口呆。那个饺子没有丢进他的碗里，而是丢到炕席上，那人毫不客气地拿起来就要往嘴里送。
我上去一把掐住他的脖子说：“你这是不要脸！”
然后我就把我的那个饺子给了敖乃松。敖乃松说：“算了！ 算了！”事情就过去了。
春节三天不出工，队部专门派几个值班的多拉了些玉米秸给 各组烧炕。吃多了一点，又是白面饺子，算是吃饱了。虽然晚上 外面风雪交加，屋里还算暖和。炕烧得暖和一点， 十个人一个 挨一个躺在炕上，昏昏的一盏二十五瓦的小灯，什么也干不了，不能出去，没有人看书，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
每个人都躺在炕上沉思。时间流逝，记忆力退化了，人性逐 渐消失。我已慢慢地不再想我的亲人。梦少了，眼泪干涸了。我 不想我的自尊心、我的自由，从来不去想什么叫公道、什么叫仁 慈、什么叫情爱。我就像一个畜牲那样活着，活着就是了。
突然之间，有一个人建议：“咱们来做一件事好不好！”他 说：“有一个问题，咱们每个人回答，假如你现在放出去了，你 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每个人说一说，好不好？”大家似乎 很有兴趣。
我一听，就说：“咱们先说清楚，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讲 政治上的事情。” “当然，当然，我们不谈政治。”众口一致。
然后他说：“老吴，就从你这儿开始吧！你是组长，是第一 个。”
我当时愣了一下,说：“我，我，不要我讲吧。别人先说 吧！”
我觉得自己像一个畜生一样，没有思维，脑中毫无头绪。 劳改队里干什么事都按照铺位顺序，我是第一个铺位，于是 由第二个铺位姓王的先讲，他说：“我啊！只要放了我，我马上 就回家，抱着我老婆就上炕。”
劳改队里没有离婚是很少的，这个姓王的是天津人，年纪有四十多了，竟然没离婚，算是“老夫老妻”。他说了以后，大家 都笑起来。当时有个人就站起来发火，说：“X 你妈！你少来这 一套！就只有你有老婆！你说这些干什么！”
在劳改队里，实际上最触动人心的就是谈家事，不管怎样， 每个人都有亲人，都有一个家，但是无法再见和再想。所以老王 一说起老婆，就把这个人激怒了，在春节这个“倍思亲”的特殊 氛围里，是不能谈亲人的。
我马上制止他，说：“好！好！从现在开始，咱们说什么都 不能说家人的事情，不许再说这个了。”这场风波才算平息下来。
接着第三个人讲，他是个作家：“我，我如果放出去的话， 先到新华书店去看看我的书，是不是还在书架上。”
那边有人马上开玩笑说：“别做梦了！”
又有人说：“这倒不一定哦！”
第四个人说：“我要能够今天放出去的话，第一件事就是 ‘K’两斤猪头肉。”猪肉里最便宜的是猪头肉，花钱少，可数 量大。事实上，我们的生活现况，能够吃点肉就不赖了，别想什 么五花肉或里脊肉，猪头肉已经不赖了。他说他要“K”两斤， 结果大家哄堂大笑，这是大家最高兴谈的事情，猪头肉啊！真叫 人在梦里都会流口水呢！
这时候，有个人兴奋地从炕上站了起来说：“你这小子就是 没种！既然好好出去了嘛！两斤够吗？不敢多说一点儿！？”
旁边的人说：“你都不敢说四斤，不敢说三斤，只敢说两 斤，你这小子没种。”就这样大家连骂带笑就高兴起来了。
第五个说：“我如果出去的话，我不回家，我先去办公室找 支部书记，我就跟他讲：‘怎么样，我回来了！’”因为他跟支 部书记有个人恩仇，是支部书记陷害了他。
到了最后一个铺位，敖乃松说：“我出去的第一件事，给二 胡买一副琴弦。”敖乃松是一个非常好的琴师，尤其是他拉《二 泉映月》，真是催人泪下，眼泪止也止不住。可惜，不久前琴弦断了。听敖乃松讲完，大家静默了。他的话拨动了每个人心中断 了的弦。
最后轮到我，我说：“我出去后，第一件事情是去买一个风 筝，都快开春了嘛，我先放风筝，放得高高的，然后我把线剪 断。让它飞走。”
蓝蓝的天，暖和的春风把风筝扬得高高的，忽然断了线，它 自由自在地飘摇，远去。
会有这一天吗？
从邢俊平、小龙这些人学来的一些偷鸡摸狗的技巧，如怎么 样找田鼠洞等等，我已相当熟练，而且我还教会了其他一些人。 所以在清河农场的时候，我觉得身体不是那么坏。劳改队给的口 粮不像大饥荒时代那样可怕，我的谋生手段也大有进步。比如我 特别善于抓青蛙。在水沟、水田里发现青蛙时，我一扑过去，十之八九手到擒来，跑不掉。另外一种技巧就是用一根细绳子，绳 头上放一团从破棉袄里拆下来的棉花，棉花最好不要太旧的，看 起来要像新的松软的棉花，然后沿着田里或水沟边上的草丛芦 苇，一边走一边抖动着绳子，让棉花团在空中跳动。青蛙会以为 是什么小飞虫，一下子伸出舌头扑上来吃。因为棉花能卷住它的 舌头，趁此机会一下把它往上拉，很快地把它抓住。然后抓住青 蛙的两条后腿猛一摔，就摔死了，然后从头上把皮往下剥掉，把青蛙放在衣服口袋里。回到大院以后拿个脸盆，弄一把木柴生 火，青蛙在锅里一咕嘟，鲜美极了。
1968 年有一天早晨，大家集合好准备出工，队长宣布： “我们奉康老（康生，中央文革副组长，政治局常委）及北京市委的指示，要进一步清查‘四旧’，要彻底检查每个人所有的东 西。每个人都得把自己的箱子和钥匙交出来，每一组的学习组长 留下。”这个行动来得突然，很多人无奈地把自己的钥匙交给了 各组的学习组长，那些人都是改造积极分子、公安干部的爪牙。
我从北京地质学院到劳改队，所有的行李和书都带来了。所 以在每一次劳改队调动的时候，那怕是从一个中队调到另一个中 队，从分场调到另一分场的时候，搬这些行李时都非常累，因为 我有六七个大箱子。后来，我的衣服及用品，有些被偷掉了，或 者换窝窝头吃了，现在只剩下一点东西了。我原有好多书，要它 干什么？第一批扔掉的是学习笔记、教科书这些东西。到了文化 大革命开始， “扫四旧”时，要求把所有的书交出去。劳改队 跟当时社会上的“扫四旧”是一样，我必需把书全部交出去。我 有十套非常好的书，舍不得交出来，它们是雨果的《悲惨世 界》、《巴黎圣母院》、《九三年》、狄更斯的《双城记》、 《马克·吐温选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 列尼娜》、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罗曼·罗兰的《约 翰·克利斯朵夫》、《莎士比亚选集》等等，我把其它的书全交 了出去，却把这十套书偷偷地用塑料袋包起来埋在农场的地下。 后来从三余庄调走时，把那些书包起来放在一个木头箱子里，以 为躲过了文化大革命的焚书风浪了。
这次突如其来的行动，我有一点措手不及，没把那个木箱子 的钥匙交出去。后来发现也有好多人没有交出钥匙。
收工回来一看，每个人的东西都翻得一蹋胡涂，在这些“改 造积极分子”的帮助下，处处翻遍，把褥子枕头底下的每个地方 都翻开检查了。有几个人秘密写的日记、纸条全都抖出来，后来 这些人都受到批斗。我在劳改队发誓不写东西，也不看书，尽量 把自己变成小偷流氓那样。那些没有钥匙的箱子全堆在队部的门口，队长说：“这一大堆是没有钥匙的，你们自己来认，有钥匙 的就把箱子打开，没有钥匙的砸开，让干部检查。”
我的箱子也在那儿，他们派小朱值班看着这堆箱子。
为了保存这几本书，我决定先到队部去蒙混一下，我想也许 能混过去。找了队长，我说：“队长，这个箱子是我的。” 他说：“你打开我看一下。” 我说：“我的钥匙丢了。” 他说：“你打开吧！打开嘛。” 我说：“里面有两双破鞋，没有什么东西。我现在手里没有 钥匙，你让我拿回去就完了嘛。” 他说：“不行，没有钥匙就回去找钥匙。找不到钥匙我们就 砸开看，这是康老的指示，不能含糊，不能违抗。”
没让我拿回来，这样就比较麻烦了，因为如果砸开，里面不 是两双破鞋，而是一大堆的书的话，等于我是欺骗队长，罪上加 罪。这个情况迫使我无论如何要把书取走，我只得找了一个人来 帮忙。我说：“你现在去跟值班找碴吵架，但不能吵得太厉害， 否则会关禁闭。”于是他过去吵起来，把他引开了，我就乘机把 我的箱子拿回来，偷偷把书拿出来，调包放回两双破鞋，再把箱 子放了回去。
但是我在调包时被组里的另外一个改造积极分子看到了，他 就报告了队长，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报告了。第二天没有什么动静，早上照样出工，我还以为万事大吉。可是收工回来，看到其 他的人的箱子打开的打开，拿走的拿走，就剩下我的箱子留在队部。我意识到有问题了，到我自己的铺位上一看，有人已经翻了 我的铺，把藏下来的那些书已经拿走了。
队长把我叫到队部去，说：“吴弘达，把你的箱子打开。”
我说：“不用打了。” 他说：“你打开嘛，里边不是两双破鞋吗？打开来我看看。”
于是我就把它打开了，队长说：“就这两双破鞋吧！”
我不吭声，在场的一个管教干事说：“你还挺聪明呵！这个包调得很不错。”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把这些有“封资修”1毒素的书 隐藏下来，是对抗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行为。
隔天分场停工，组织全场开批斗大会。各个中队的人都来 了，把我的书放在前面。一些积极改造分子对我使用文革当中最 流行的“喷气式”，就是两只手从背后被拧着撅起来，把头低下 去九十度，最后迫我跪下去。我就是不跪，他们就踢我，按住我 下跪。正在争斗的时候，突然有人冲过来，他从的棉袄底下抽出 一根截断的铁锹把，抡起来就往我头上打。 这个人就是前面提到的范光斗。我在那次被关禁闭出来后， 我们对他开了一个“蒙头会”。“蒙头会”是劳改队里对这种打小报告的人进行惩罚的一种方式。在某一晚上中队点名结束回监 舍就寝时，有一个人先跑回监舍去，拿着此人的被子，在门后等着(封资修：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等他进来，就用他自己的被子把他的头蒙上。另有人在门外 守着，不准别人进来，只让三四个我们的人进去，连踢带打地把 他打了一顿。打完以后就跑。他后来报告队长，队长说：“是谁 打你呢？”不知道。
一般来说，队长不太管这种事情，反正是狗咬狗。虽然他说 不出来是谁打的，但心理有数，他清楚是我在操作“蒙头会”， 他要伺机报复。
作为批斗对象，在这种环境下，怎么打你你都没话说。我是 无意识地突然察觉有人朝着我的头打，我很自然地把左手抬起来 挡了一下，他一棍子把我左上臂打断，骨头折出来了，我的血溅 在他的脸上。
劳改队有一条规矩，打架如果见血，就要玩命了，所以我这 边的一些人就蜂拥而上要打他。当时秩序就乱了，队长一看我的 胳膊断了，就匆匆地安排几个人发言后，结束了这场批斗会。到今天，我左臂还有一条长长的伤疤。
范光斗在右派队外号是“老西”，因为他是山西省太谷县人。“老西”的涵义是以利为重，锱铢必较。他原是北京市政协 的一个工作人员。说不上他有什么政治观点或思想，谈吐很浅 俗。右派队里常拿他开玩笑的是：“怎么样，又上了小保姆的床 啦？”因为他常常敞着黄板牙的嘴，一边流着口水，一边兴奋地 述说他原来在政协工作时，家中有一个乡下来的保姆，怎么样被 他弄上床去的事。不少人到了那种环境并不在乎什么是丑是恶， 在道德观念上似乎肆无忌惮。他非常积极靠拢政府，常常揭发检 举。“斗鬼大会”上，他提出来，抽打王、宋二人的皮带“要浸 了水才好使唤”。有一段日子，他分编在我的小组里。他的年龄 较大，那时已有四十多岁了，劳动能力很差，我就用粮食定量及劳动定额修理他，因为他常常不能完成劳动定额，就名正言顺地 要求降低他的粮食定量。他就拼命以政治表现来争取队长支持， 用以不给他降低粮食定量。在劳动中，我就不给他轻活干，在劳 动质量检查中找他的碴。他知道我为什么整他，我平常政治上不露痕迹，他也无从下嘴。其实，队长们也不欣赏他，因为他的行 为太表露于形骸了。
在我的那些书当中，我最喜欢的是法国雨果的《悲惨世 界》，那本书的中文译本应该有五集。一个叫李丹的人翻译了三 集，后面两集没见出版，所以我始终没有读最后两集。到了美国 以后，我买到英文版，才把它读完。我记得雨果在书中讲了一段 非常重要的话：当巴黎公社的代表和天主教的神父辩论的时候， 一个讲公正、讲革命、讲社会的黑暗；另一个讲上帝的爱，讲仁 慈博爱。两边针锋相对，都有道理，而且巴黎公社的代表似乎更 有力量，因为他说上帝的仁慈和博爱并没有减少社会的黑暗及不公正，所以要用革命的风暴把这些污泥浊水清洗掉。雨果似乎比 较赞成公社代表的意见，但他仍然觉得宽厚仁慈，人世间的互相 友爱还是很重要的。雨果作出了一个结论，他说，这个社会有非 常多的肮脏、丑恶、残暴的事情，我们需要一场暴风雨把这些东 西清洗掉，但是暴风雨的上面是一个万籁俱寂，永恒的晴空，那 就是人道、人权与人性。多少年来，我反复读这本书，留下了特 别深刻的印象。对我的思想及生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为这本书 付出了血的代价还是值得的。
我们这一百多名“右派分子”从 1964 年五月二十四日到期 以后，没有任何的正式文件通知，说是因为表现不好，或者有什 么样的问题而决定延期解除教养。这显示着又是一个无期，公安 干部告知我们，整个国家，尤其是公安部门都在造反夺权，我们 这些“社会渣滓”是没有人管的。队长对我们说：“你们别问 我，上级通知我你们今天还要劳动教养，你们就得劳动教养。为 什么？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明天如果说你们回去当你们的 教授、记者或干部，你们走，跟我也没关系，但是今天你在这 儿，就老老实实听我的，继续劳动教养。”
1969 年十二月，上头突然开始对我们作处理，当时不清楚 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一百多人又作了一次分类。大概百分之七十 的人摘掉右派帽子，还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没摘帽子。但是，所有 的人都解除教养。解除教养后，如本人的家庭在北京、上海的， 就直接送到山西省的劳改队去就业。如果家庭是在外省区的就送到当地的劳改队去就业。 终于要同从 62 年到 69 年相处了差不多七年的老右们分手，各奔东西了。
厂部给了大家三天的时间休息及准备行李，我要被送到山西 省去，有些人要去河北省、江苏省、湖南省、四川省等等。大家都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没有人问，没有人猜。大家都习惯 了，只觉得生活好像将有一个大的转折，但是，命运掌握在人家的手中。
大家淡淡地话别，今后天各一方。但愿有一天重游江湖时再惊诧相逢。
1969 年，林彪被定为毛的接班人，党的副主席。林彪下了 一个“中共中央一号令”，即准备打仗及战备疏散，当时说苏联 是修正主义，比帝国主义还凶恶，调了几十万的军队，把核弹头 跟导弹对准我们，所以要搞备战。后来，中国在黑龙江中的珍宝 岛同他们打了一仗，国内的紧张气氛转移了一下，同时，高层利 用这个机会，调整权力结构。
当时宣称清河农场靠近沿海，而且是靠近东北到北京地区的 京沈铁路的大动脉，清河农场不能成为一个很多阶级敌人存在的 地方，所以决定把清河农场的就业人员、劳教人员、少年犯及劳 改犯人，再加上公安干部及家属，全部调走。实际上这是整肃彭 真的北京市公安系统的一种手法。那时，藉着战备疏散令，把刘 少奇调到开封去，后来他死在那里。邓小平就在那时送到江西去 了。我同其他一千余人被装上闷罐子车，从清河农场送去山西， 到太原南面的霍县，那里有个王庄煤矿，也就是山西省第四劳动 改造管教独立支队。
第十章 二 劳 改
劳改队实际上由三种人组成：第一类是判刑劳改犯人；第二 类是劳动教养人员；第三类是前两类人刑满或解教之后，按政策 强迫安置在劳改队“就业” 的留场就业人员。三者之间有些物 质待遇上的差别，在政治上没有多少差别，都是“专政 对 象” 。公安系统对此的称谓是“三类人员——劳改、劳教、就 业”。 强迫留场就业政策是国务院在 1954 年颁布劳动改造政策 的同时出台的。
中共在 1954 年才刚开始实施劳改政策，还没有人刑满释 放。但是，中共已可预见，必须要有相应政策对待这些将来刑满 的犯人。古今中外，犯人服刑完了就重获自由，可以回到家园与 亲人团聚。“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服完十九年刑，即使他 拿了一张人人看了嫌恶的黄色护照，那张护照警告别人这是个罪 犯，十分危险，但是，他还是自由地走出监狱，到处流浪，最后 睡在主教家里洁白的床褥上，用主教珍贵的银制餐具享受晚餐。 但是，中共知道它自己怎么对待这些人，知道这些人心中的积 怨、仇恨及痛苦，它知道这些人将永远是它们潜在的敌人，永远 是不能放心的。所以，这些人永远不能给予真正的自由，这些人 必须在“强迫留场就业”的政策下，永远在劳改队中生活下去。
强迫留场就业的另一个原因，是劳改生产上的需要，中共政 策规定劳改队是“特殊企业”，是工业、农业或矿业的生产单位，是国民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任何生产过程不能全都是不自由的奴工，它需要一些自由和半自由的人来操作某些环节。例 如，驾驶运输工具，和操作某些关键的机械。执行阶级专政任务 的公安干部，在管教与生产上需要一些助手。就业人员不仅配置 在劳改或劳教中队里，而且也单独组成中队或大队。北京政府说 “强迫留场就业政策”是劳改政策的“延伸部分”，是人民民主 专政的组成部分。
就业人员的来源，是每年刑满释放或解除教养的人，他们的 队伍，如滚雪球一样，不断累积，日益壮大。山西省王庄煤矿自 1958 年起，是清一色的判刑犯人，到了 1970 年就改为清一色的 就业人员，但它还是一个劳改队，公安系统内部的名称是“山西 省第四劳动改造管教独立支队”。当地人叫我们为“二劳改”。
1969 年年底至 1979 年二月，几乎整整九年，我在山西王庄 煤矿就业。矿上两千多人都是就业人员，没有劳改或劳教人员， 但管教制度没有根本上的区别。例如，也有禁闭室（我们称作 “小号”），那里的禁闭室是依托山岩建造的，没有灯，没有窗 户，厚厚的木门加铁条，湿漉漉的石头地，没有床板，两面是砖 墙，另两面是长满青苔的岩石。每监二米长，一米半宽。里面除 了一只烂木桶供大小便之外，什么也没有。四间“小号”和两间 看守的房子，一起围在一堵高墙中与大院分开。不知什么缘故， 全矿区只建了四间，这和当时全矿二千人员相比，似乎少了一 点。所以常常关进去一个，就要放出来一个才行。
我曾被关过七天禁闭，原因是我同另一就业人员打架，那是 1973 年的事。小号七天倒不是大问题，但差点出了人命。关在 小号里时，因为湿泥地的缘故无法坐在地上，发现墙角有几份旧的《人民日报》，我就把它铺在地上，坐在上面，这可惹了大祸 了。值班的进来看见我坐在报纸上，马上把队长叫来，说：“他 把党报坐在屁股底下，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坐在屁股底下。” 这在当时是犯杀头罪的。队长马上把我捆起来，然后，检查了一 下报纸，还好，报纸各页没有毛的相片，只有毛语录旁边有毛的 徽像。队长吼了几声，打了我几巴掌，就把我放了。我吓得一身 冷汗。
山西与北京不同，北京地区抓人用手铐或脚镣，山西自有特 色，叫做“捆一绳”。公安干部口袋中备有一根细麻绳，约二米 长，叫做“警绳”，很轻巧，带在身上比手铐还方便。抓人、批 斗会，许多场合，说一声“捆起来！”，随时拿出来派上用场。 “捆一绳”是将细绳自后颈脖展向两臂，在左右胳膊上各绕三 圈，套紧在手腕处，然后将两臂反剪在后背，将手腕上的绳头扣 住后颈脖上的绳，使劲向下拉，将两手向上提。有经验的人，即 被捆过的人，这时就会使劲弓背，低头抵住，尽量不让双手向上 提。在此时，为了捆紧，他们会卡住你的喉咙，把你的下巴往上 推，使你后仰，甚至用膝盖撞你的小腹。当捆紧的双手提到后颈 脖处后，马上可看到被捆的人脸色转红转黑，一会儿变成煞白， 不过三五分钟就失去知觉，此时一般会松绑，不然，两臂很可能 残伤，捆的时间长了，可以致死。
禁闭室坐《人民日报》的这次“捆一绳”，使我终生难忘。
自此，同许多人一样，当听到“捆一绳”时，从心底颤抖。
王庄煤矿是 1958 年大跃进的产物。当全国大跃进时，劳改 队的人数也大增，劳改企业也要大跃进，大批犯人发配来此，开拓了王庄煤矿。这个矿区最高年产量曾达到三十万吨，1969 年 底的时候是年产量二十万吨。原来大概有两千犯人，我们去的时 候全部调走，变成清一色的就业人员。听他们说，当年犯人在这 儿挖煤的时候，条件极为可怕。他们在工作面用镢头刨煤，刨下 来就用铁锹装进煤斗，然后由拉工拉出去。拉煤的犯人全身赤 裸，在脖子上套了一根绳子，绳子穿过裤裆底下，拖着后面的木 轮柳条筐做的煤斗车。膝盖跟两只手都有厚厚的胶皮或破布做的 垫子，嘴上咬着一盏电石灯。因为坑道非常低，人根本站不起 来，所以都是四脚爬着，把那煤斗车拉出来。拉出来一筐，发一块牌子，每天按照距离的远近规定拉多少车，交不够牌子数量休 想下班。这里不断有工伤事故，不断有塌方。山西人说：“煤窑 是两块石头夹着一块肉 ─ 不是人干的活。”
我们从清河农场来的一千多人一到王庄煤矿，看见原来在矿 上近一千个就业人员的模样就吓住了。他们每个人的脸都苍白得 和死人一样，有人从矿坑下班回来，满脸全身都是黑的，身上的 衣服肮脏、破烂无比，拖着一双破胶鞋，拿着铁镢头，把打满补 丁的烂棉衣往门口铁丝上面一扔，晾干了明天再披上下坑，那种 形象非常可怕。
我们来自清河农场，不论刮风下雨酷热奇寒，天天在田野劳动，都还保持一种人类的肤色。眼前这些人的苍白肤色，以及吐 出伴着黑色煤尘吐沫的情景，令人意识到什么叫做地狱。
自此，我开始了近十年的“两块石头夹着一块肉”的生活。
从北京清河农场来的一千多人中间，有三十个左右是女性就 业人员。我从 1960 年四月被抓到 1969 年的十二月，近十年几乎没有见过女的，见过的也只是远处的女公安干部或家属，所以觉 得这三十来个女人很新奇，但是这一群女性完全不同于我原有印 象中的女性。
北京来的三十多个妇女，都是以前曾经被劳改或者劳教过的，当中大部分人已经跟一些男的就业人员结婚成家了。其中七、八家有孩子，全家迁来了。这三十来人中大概只有两三个没 有结婚，都是年纪比较大的。清河农场来的女就业人员若是单 身，大都调到榆次市山西省日用品化工厂，也就是山西省的女子 监狱。
这三十多个女性来到王庄煤矿，好像是一个炸弹爆炸了那 样，弄得山沟里的劳改煤矿沸沸扬扬。这些女人中三分之一原来 犯的罪是小偷或者同性恋，大部分是一些女流氓，所以生活作风 本身就很放荡，其中只有几个是政治问题抓进来的。
山西省的男女间风气比别的省份要开放一点，女的在外边有 情夫，这种情况相对比较普遍。山西人的说法叫做“拉帮套”， 即大车有主要拉车的骡马，另外还有一个牲口在一边拉帮套。北京来的这些女就业人员，很快地差不多都有了“拉帮套”，甚至 有两三个的，包括矿上的那些公安干部，稍年轻的北京女就业人 员对“山西老土”公安，具有致命的吸引力。 我的组里有一个姓王的，原来是给国民党当跑腿的，共产党 说他是反革命分子，从 1950 年就把他抓起来了，已经是在劳改 队待了二十年的老人。他有一个老伴，是在劳改队认识的，也是 有政治上的问题，两个人相依为命。 老王有一天跟我说：“怎么样，想不想找个女的成个家。”
劳改队的就业人员有工资，工资当然很低。也有某种程度的 自由，譬如说每两个礼拜有一天公休，公休日得到队长批准可以 到附近的村里或集镇上买一点吃的，或者玩一玩，但是一定要两 三个人一起去一起回，不能单独行动。如果附近农村或者什么地 方的人愿意跟你结婚，那也可以。山西省的农村实在是非常的贫 困，一年干到头看不到钱，食粮也不够吃，所以山西的农村妇 女，不管你是劳改队的就业人员，政治上有没有前途，是不是阶 级敌人，她们都愿意嫁，因为就业人员每月有粮票及钱票，比农 民还好一点。我们就说笑话，革命贫下中农妇女嫁给反革命黑五 类！实际生活中的政治有时会褪色。
王庄煤矿是一个就业队，只有一些公安干部，没有什么武装 警卫，大院里是一间一间的监房，但不叫监房，叫“就业人员宿 舍”。也是十几或二十几个人混杂在一间。如果结了婚，可以在矿区范围内的山坡上挖一个窑洞安身，所以北京来的这二十几对 男女就业户，都在附近的窑洞里住着。结婚有一个好处，除了上班下煤窑，以及每天两个钟头的政治学习以外，可以不在大院的 宿舍里，而是回自己的窑洞去睡觉，可以清除相伴了多年的虱子 及臭虫。矿上有的是煤，可以在家生火做饭，多少有一点家庭生活。
老王跟我说，他认识女队里一个姓孙的，这个人原来是北京 铁道学院图书馆的一个管理员，会说英语，她的前夫是美国留学 回来的教授，是激光方面的专家。她同丈夫离婚后，跟抗美援朝 中的拒绝回国的一个美国战俘有来往，并且想结婚。在文化大革 命开始时，政府把她抓起来，说她是“投敌叛国的间谍”，判了 两年劳教，解教就业后，跟这一批人从清河农场到山西省王庄煤 矿来就业。老王对我说：“人总得有一个窝吧！这辈子出不了劳 改队这一圈，别好高鹜远，讲点实际。要不要跟你介绍一下？”
劳改队有个说法“劳改劳教有期，就业无期。”很多人在劳 改、劳教结束成为就业人员后自杀了。因为判了五年刑、十年刑 有个期限，有个盼头，好似人生隧道里还有一盏灯在前头召引。 就业是无期的，你的职业、你的前途，你的一切永远在这儿。敖 乃松就是就业以后自杀的。当时他在清河农场就业，他在自杀前 把私人东西全整理好，花了最后一点钱买了几瓶酒，买了不少猪 头肉及其它吃的东西，请几个好朋友吃了一顿。然后又把身上的 钢笔给了人，一辆破自行车又给了谁，他说：“你们拿着吧。” 大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他失踪了。失踪了也没有人去找， 好像拍掉了一只苍蝇，算什么！大概过了一个多礼拜，有一天， 有人在清河农场的一个养鱼池旁边的一棵树干上看见一个小书 包，小包里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在这儿，大家不要为我 担心。”树干底部有一根绳子，顺着把那根绳子一拉，就把敖乃 松的尸体从养鱼池拉上来了。他在自己身上绑了两块石头，一步 一步地走下去。
老王夫妇介绍这个姓孙的，当时说是三十七岁，后来才知道 是三十九岁，比我大六岁。她结过婚，有四个孩子，法院判决孩 子都归她的教授丈夫。那个教授带着孩子到上海市去，重新结婚 了。姓孙的特别告诉我，她很早就做了子宫摘除手术。
1970 年，我三十三岁，进劳改队已经十年了。我当时的想 法非常简单，我并没有考虑对方相貌如何、年纪大小，只是觉得如果我跟她结婚，就可以不住集体宿舍，虱子、臭虫咬了十年已 经够了，我可以在一个土窑洞里，一天中有几小时自己的天地， 这就是我的想法。她也高兴，因为单身女人在劳改队根本无法生活。
和孙结婚后，我说：“我坦白跟你讲，即使你是一个塑料做 的女人，我也会结婚。因为结了婚就可以取得一个权利，在山坡 上打一个窑洞，就不住污臭的集体宿舍。生活中有一点自己的天地。我们可以养两只鸡，挖一块地，种一些蔬菜，我没有什么别 的期望。”
煤矿每天劳动十二个小时，中午十二点到午夜十二点两班 制。队长同意我们结婚后，下了班就从矿上找几个人打出一个窑 洞。大概有三米深，三米宽，然后扛一些废旧坑木来把前面挡起 来，糊上泥，这就是我的一个小窝，从此在里边生活了。每天下 班回来，我要挑一担水，花二十分钟从山坡底下挑到山坡上去， 再背一大块煤来烧火。我买了一口锅做两个人的饭吃。我们之间 也不谈什么思想，也不谈过去的事情，因为没有必要，也没有这 种兴趣。我们互相之间有一种不必隐瞒，不必戒惧的环境，逐渐 形成相依为命的境界。大海中一叶扁舟，两条小命，在山西的黄 土高原上的小窑洞里一起度过了九年。
这就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婚姻，这段婚姻持续了十二年。
1979 年按中共的政策，我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离开劳改 单位，她随我一起跳出劳改队，直到我去了在武汉的中国地质大 学，这段婚姻才结束。
矿上有两部分就业人员，一部分是从北京来的，还有一部分 是山西当地的人和一批上海来的少年犯。1960 年在上海市公安 局抓了三千个“上海小鬼”，最小的才八岁，最大的十八岁。政 府对家属说，这些青少年到山西省来当学徒。这些人大部分都是 家庭成分不好，或调皮捣蛋，不易管教的孩子，他们被分配到山 西省各个劳改农场和煤矿。1970 年我见到他们的时候，这些人 已在劳改队整整十年了，都已二十来岁了，他们精力旺盛，文化程度很低，也都有一个悲惨的经历。山西当地人中，年纪大的比 较多，而且大部分是刑事犯，在刑事犯中，以流氓小偷居多，这 些不同背景的群体，构成了王庄煤矿千奇百态的生活。
1970 年，有一山西当地人，叫杨宝印。山西人的说法是他 喜欢“跑流氓”。杨宝印平常不吃零食不花钱，省下一点粮票和 钱就跑到附近村里找女人，给她们一点钱和粮票，就可以“打一 炮”。有一次他请假回晋北的老家去，在村里跑流氓，让人家抓 到以后打了一顿，把他送回来了。因为他超假没有按期归队，按 照矿上规定把他关了禁闭。在禁闭期间，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他在一个火柴盒上写了五个字“打倒毛主席！”，把火柴盒丢在 禁闭室的外面，值班就把它交给了干部。他由此送了命。当时正 好进行全国性的“一打三反”运动，即：打击现行反革命，打击 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因为自 1968 年开始，全国有一个比 较严重的现象，有很多人想方设法地发泄对毛泽东、林彪、江青 这批人的不满。比如说毁损毛泽东像，呼喊反动口号，写反动小 标语，还出现一个打杀猫（“毛”）的现象。矿上当然把杨宝印 的行为当作一件大事，把他抓起来，报到省里。
有一天，矿上突然下令全矿停工，把所有的就业人员一个小 组一个中队地排成队，从矿上押到山下去。在山下装煤的车站附 近有一个广场，全部都集合在广场上。省里调来大批解放军和公 安干部，把我们这些就业人员团团围住。宣判大会开始，杨宝印 被押上来。我看他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用绳子捆在那儿，就 像捆住一只鸡，他几乎走不了路，是被几个解放军士兵扔到台上 去的。接着，宣布判他死刑，且立即执行。
在非常恐怖的气氛中，我们每个人坐在地上不能动，公安干 部跟解放军战士在周围来回巡视，看见谁动，就一脚踢过去。杨 宝印被当众拉出去，执行枪毙。
开始我们还不知道他究竟在什么地方被枪毙的。大会结束 后，各个中队由公安干部带回山上的监舍。往山上走到矿区的半 途，山沟旁边有一片平地，命令各中队到这里停留几分钟观看， 这就是枪毙杨宝印的地方。我们只看到杨宝印的尸体歪在一边， 看不见头颅。女就业人员经过时，好几个当场吓昏在地上。这是 中国传统，杀鸡为了儆猴。
后来我们才知道，枪毙的时候，解放军战士把步枪子弹在石 头上蹭了几下，就变成所谓的“炸子”，一下子把他的头颅掀开 了，目的是把他的脑子挖出来，包起来给矿上一个八十岁的老人 当补药吃了。那个老人是管教科李科长的父亲，李科长原来是北 京政法学院的毕业生。中国人有个“吃脑补脑”的说法，这个八 十老翁看上去有点痴呆，家属相信吃了人脑会比较好一点。
在这场“一打三反”运动中，曾经在三余庄关押在一起的右 派分子，有四个我熟悉的也被枪毙了，他们是新华社英语翻译姚祖彝，北京工学院学生陆鲁山、孙本乔和中央民族学院俄语翻译 王同竹。他们四个人都在 1962 年前后解除教养，当时，一般人 认为他们相当靠拢政府，与劳改队公安干部关系不错，因而被按 时解除劳动教养。他们留场就业后，一直机密地准备逃亡国外， 他们曾到云南边境试探过，又趁文化大革命社会混乱的状况中逃 出劳改队，最后于 1970 年在南京被押在大卡车上游街示众，公 开抢决。说不定到了 1979 年，伟大的共产党如同对我一样，也 给他们“右派改正”了。九泉之下姚、陆、孙、王四人知道他们 也被“改正”了吗？他们会对党表示感激吗？党的优良传统叫 “有错必纠”，不过，多少人的性命已经纠不回来了。
就业人员如果在政治上或者劳动方面表现好一点，可以请假 回家去看看，家属也可以来劳改队住一段时间。1974 年春天，
我这个 “解除教养”的“留场就业人员”跟队长说，需要回家 一趟，因为家人来信说母亲的骨灰当时还在公墓里，公墓要搬 迁，通知各家属把骨灰取回。就这样，矿上领导批给我两个礼拜
的假。
矿上给我一张证明（即路条），路条上写的是“山西省第四 劳动改造管教独立支队”，下边是：“兹有我支队就业人员吴弘 达，年龄 37 岁，批准回上海探亲。自 X 月
X 日至 X 月 X 日，共 十四天。希望各地有关公安及交通部门，给予住宿及车船票的方
便。”我拿到证明，就赶紧启程了，也来不及写信告诉家人。
十四年来第一次好似一个自由人走出劳改队，内心惶惶惑 惑，手脚都不自在，外表却假作镇静。我要求自己的举止同常人一样，不要看别人，我对自己说，没有人注意你。十七年没坐火
车了，我不敢回想曾经有过的坐车经验，不要回忆，把过往的一 切都埋葬，注意别让人看出来我和他们不一样。
我从霍县买了一张火车票到太原，到太原后要到第二天才有 火车去上海。我不可能去住旅店，就在车站过夜。车站的晚上， 没有多少乘客候车，多半是一些穷苦的民众。长凳、椅角也都躺
着人，可能是一些无家可归者。我蜷曲着身子躺在一张长凳下面，等待天明。长凳上面一位妇女抱着一个婴儿，半夜不知是婴儿的尿还是什么水流下来，滴在我头上。我转过身，抱紧双腿，
等待天明。
天亮前，联防队员来巡查了，检查每一个人的身份证。联防 队员比正规的警察还可怕，他们那种以天下为已任，一丝不苟的 精神，是共产党训练出来的中国公民的特色。他们用脚踢醒了
我，一看我的路条，表情就很不一样了，马上厉声说：“跟我 来！”
我被叫到车站的公安值班室里，进去以后，叫我站在中间， 周围一圈六七个人盯着我。
“你从哪里来！干什么的！”
我战战兢兢地把情况反复地向他们说明了，我有一张劳改队 的证明，所以没挨打，给了我一顿训话：“要老老实实！要规规 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若要破坏捣乱，小心你的狗头。”
回家的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我已十七年未见家人了；另一 方面自身尚在劳改队，还是专政对象，暂时出笼而已。到了上 海，彷徨踯躅在家所在的弄堂附近，不敢进去。怕熟人看到，也
怕见到熟人。家，对我是那么陌生又那么熟悉，看到家我的魂魄 都在震颤。家！家！我生命的根源！终于，趁周围没人，我推门 进家。只有大妹妹和三妹妹在家里。她们一看到我，脸都变形
了，说话结巴，非常紧张。
大妹说： “怎么回来了？”
我说：“是请假回来的！” “你不是逃跑吧！”
我马上说：“没有！没有！我是批准回来的！”
“有证明吗？把证明拿出来！”
我说：“我已经走了一天一夜，累了，先给我喝口水。我一 会儿就到当地派出所去报到。一会儿就去！”
“你把证明拿出来！”大妹厉声喊到。
我说：“我自己会去的！一定会去的！”
“不行，你赶紧拿出来！马上拿出来！”
我哀求说：“我有证明，我会按规定到派出所去报到！”
我妹说：“不行！你一定要拿出来让我看！”
我说：“我不是逃跑的，我有证明！”
大妹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你一定要拿出来！”
我深深地感受到她们内心的恐惧，那些恐惧早已渗溶在血液 里。我如同一只带着黑死病的老鼠，她们有理由因我而恐惧。
我本想自己独自同派出所来往，希望家人如家人一样接待 我，现在我只好把路条拿出来给她们。大妹仔仔细细看了一遍以 后，马上给三妹，三妹拿着它转身就跑，去派出所了。
大妹与我隔着一张桌子站在那儿，我刚要坐下来，大妹喊 道：“不要坐下来！你先等着！你先等着！”
我低声说：“我要喝点水！”
她大喊：“你等着！不要动！”
她不让我坐下来，她也不坐下，也不让我喝水，她要等派出 所警察来。
过了一会儿，三妹跟着派出所的一个警察进来了。警察却比 较客气，我对警察也不觉得陌生或紧张，不是天天见面的吗？他手里拿着我的路条，说：“坐下吧，哪一天出来的，我看看你的
车票！” 我就把车票拿给他看。
“你出来的时候，队上有没有给你交代。”
我说：“跟我交代了！”相当自在。 “你说说看吧！”
我说：“规定我到了家，就马上要到当地派出所去报到，接受当地派出所和群众的监督。不准做坏事！要按规定，定期去派 出所报到，然后准时归队。”
他说：“那好吧！你要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下礼拜来 派出所报到一次！走的时候来销假！”警察走了以后，妹妹才让 我坐下来，给我倒了一杯水。
第二天，我去公墓把妈妈的骨灰取回来了。我抱着妈妈的骨 灰盒，无言、无泪，整整坐了一天一夜。大妹把我推醒，给我做 了一碗有两个鸡蛋及绿色菠菜的汤面。多少年没有吃家里的饭
了，那是什么滋味呀！我们坐在夜色中，她们叙述了这十七年来 的风风雨雨。谁也没有流泪，甚至没有叹气。父亲一个字都没有说。
我只是看着家人，听他们讲话。我很少讲自己，自己的过 去、自己的当今，没什么可说的。再过十来天，我还要继续我的 “过去”和“当今”的生活。
我只告知了一个姓陈的朋友，他是中学时代的挚友，文化大 革命中全家也落到苦不堪言语的地步。他来看看我，偶尔我们穿上雨衣，打着伞，在灰蒙蒙蒙的街上无言地散步。街道没有什么
变化，一切如旧。
两周的假期不知不觉地快到了，临走的前一天，我跟姓陈的 朋友正在家门口的街上走。突然之间，一个年轻的女孩在我们左 右两边来回反复地看我，后来她径直走过来，她说：“你是吴弘
达吧！你小名叫阿三吧！”
我诧异地说：“是啊！你是谁！”
她说：“你快来！”她一把抓住我的手。“你快来！你快 来！”
一路跟她走，她说她是姚曼萍的女儿，姓向。她对我说： “你快来，我三姨回来了，你要不要去看她一下？”
我分不清是怎么回事，跟着她走，走了大约五分钟的路，就 到了她妈妈家。姚曼萍当年是那一群女生中的一个，所以彼此之 间很熟悉。
姚家一连生五个女孩子，最后盼到了一个男孩。上面五个女 孩中老二老三，即曼萍和曼华，她俩同在一个中学，和我大妹同 级。曼华与我的关系不知什么原因，自始自终，他们家上自老奶
奶，下至兄弟姐妹都十分关注，好像人人都读过这一本书。这个 带路的年轻小女孩当时才十八岁，从来没有见过我，只听家人说 过她三姨和一个小名阿三的恋爱故事，她看过我的照片。居然，
有这种灵感指引她在街上认出了我。
阿萍给她女儿开了门，抬头一看是我，吃了一惊，马上镇定 下来，问：“虔虔，你怎么找到的？”
虔虔说：“就在前面街上，我一看就是，就上去把他拉住 了！” 阿萍说：“阿三，回来了？”她叫我的小名。
我说：“是啊！我回来了！” 她说：“那好！等一下！” 她进去了，过了一会儿，她又出来，然后对我说：“你跟我 来。”
她领我到一间房间，开门让我进去，“你进去吧！”她把门 在我后面关上。进了房间，我看见姚曼华背对着我坐在一把椅子 上。她似乎不必回头看就知道谁在后面。我也无须考虑前面的人是谁。
我走到她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那么近，叫人不敢相信。我们面对面坐着。 我们已经有十七年没见面了。 有话说，不知从何说起。也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就是这样默
默地坐着，相对无言。 我不知道她对我是什么感觉，我觉得她还是那么美，那个轮 廓，那个形象是永远不会消失的。翘翘的上嘴唇，脸上还有一些 雀斑。 我们两人对坐着，看着，没有声音，最后，我说了一句：
“你怎么样？还好吗？”装得如此平常，是怕她听到我急速的心 跳。
她说：“我还好！你呢？”声音好像有一些颤抖，也是平静的。
我说：“无从说起！”声音极为普通。
突然之间她提高声音，说：“怎么叫无从说起？我想你应该 很好吧！”
“怎么说？”我有点惊奇。
她突然地说：“你太太怎么样？”
我讶然：“你说什么？”
她说：“我问问你的家人怎么样！”
“你问什么？”我说。
“就问问你家人的情况，你现在有几个孩子？这不需要保密 吧！”
我一个字一个字说：“你在讲什么呀？”
她又平静下来了说：“阿三，不要再骗我了。已经这么多年 了。我也不生气，我不会对你怎么样。你就对我说句实话怎么 样？”她似乎在哀求。
我说：“你要我怎么跟你说实话呢？”
她说：“我问你呢？我问你家里的人怎么样？好吧，你就说 你有几个孩子就说几个孩子。干嘛躲躲闪闪。”
我说：“曼华，我干嘛要躲躲闪闪，你怎么一点也不了解我 呢？”
“我怎么不了解你呢！”她有些冒火。
“现在请你先冷静下来。”我看到她有一种深切的伤痛在发作。
“我有什么不冷静？我就随便问问你，不愿说就算了，这么 多年了，你不想回答就算了吧！”一连串的话。她结结巴巴，显示了一个内心的伤口剖开了，血又在流淌。
我说：“曼华，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这样吧！我告诉你我 现在还在劳改队，我这次准假回来是为了收妈妈的骨灰，明天我 就得回去，在山西省霍县，叫做山西省第四劳改支队。”
她看着我说：“你别再骗我好不好！” 我说：“我什么时候骗过你？我现在在劳改队，这个事实可 不能随便编吧！” 她沉默了。
她说：“是怎么回事?”她直直地看着我，脸开始抽搐。
我说：“就是这么回事。我自 1957 年同你分手后，被划为 右派，后来抓去劳改一直到今天。” “我以为你早已有自己的家，有太太和孩子，所以我来问问
你！”她瞪大了眼睛，说道。“怎么会这样呢！”她拼命摇头， 无法相信这个事实。 我说：“你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我的情况呢？你不知道我发生 了什么事吗？” 她说 ：“
我不 知道 啊！ ”长长地 叹了 一口 气： “告诉 我……” 我就跟她讲述了怎么划成右派，后来怎么想逃亡，怎么被逮捕，又怎么到了山西，现在还在那儿干什么。当时被劳改的人，
如同瘟疫一样被人忌讳，没有任何人向远在东北的她提起过我， 我的情况，她现在才知道。我看着她眼泪慢慢地流下来，后来放声地哭了起来。
等她哭了一会儿，我就站起来，走过去摸摸她的头说：“事 情都过去了，现在已经很好了。”
她把我的手拿开，对我说：“你坐好。” 我又坐下来。 她很高声地说：“不好, 很不好！” 我说：“怎么不好？你跟我说说你是怎么回事？”
她擦擦眼泪，静静地告诉我别后始末。
1957 年的春假三天，她来看望我，住在我校女生宿舍里， 临走的时候，一个姓王的女同学在她的手提包里偷偷塞了一封 信，说她不是大学生，配不上吴弘达，请她不要跟她竞争。姓王
的说她已爱上了吴弘达，并相信总有一天会属于她。曼华从北京 回济南的路上，打开包看到这封信。本来这是女生之间出现的一 种妒嫉，但曼华受到严重的剌激。
她说：“你不知道我看了那封信是多么的失望，对我的打击 是多大。所以我回到济南以后，没有给你写信的原因就在这 儿。”
她说：“我一直相信你对我是忠诚的。所以我想如果你真是 爱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有多远，你总会来找我的，我想 这也许是一个考验吧！可是你就是不回信，不来找我，甚至把信
和照片退回给我。本来我有条件分配到北京工作的，我一气之下 就放弃了。我让别人去北京，我要求到东北的煤矿去了。我一个 人在那儿待了五年，你知道一个上海女孩子在一个穷乡僻壤的煤矿里，日子是不容易过的。后来，矿上有一个从北京来的技术员
对我很好，我并不爱他，但是我觉得他是好人，就跟他结婚了。 我怎么知道你在干什么。我等了你五年。说不定你早就和那个姓 王的结婚生孩子了，早把我忘了。我现在有三个女儿，身体不
好，回上海来看病。住在阿萍家，正巧你来了。”曼华轻轻地说 完这段过程。
尽管时光已过多年，但没有磨平波折带来的痛苦，痛苦引起 的气结，绕缠在她心头。我低着头听着，我感到她心中的凄楚。 我就不再对她说自己的思念及绝望，不必了。
“曼华，我觉得现在这样还不错。”我低低的说了这句话。 她说：“你知道吗？我一直把那封信留着，一直想等那一天 我会给你看，等着你来给我解释清楚。你就是不来。”她似乎没
有分清我这句话的含意，还在气结之中。 我说：“那封信呢？” 她说：“文化大革命我爸爸是资本家被抄家了，信一起抄掉 了。”
静默了一阵，她回应我前面一句话。她说：“你怎么这样说 呢？”
我说：“那姓王的女同学做了一件好事。你想一想，如果没 有她这种妒嫉和挑拨离间，如果我们还是像原先那样相爱，曼华 呀，你怎么办？我被划为右派，是一个失掉了自由的人。你可记
得在你收到了我寄给你的信和照片的时候，我告诉你世界上已经 没有吴弘达了。你以为我是跟那个女同学结婚才跟你断绝关系 的？想一想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是相亲相爱会多么痛苦。
我爱你，应该为你做一切牺牲使你幸福，但是我已没有自由。你 见不到我，更不可能拥有我，我也是一样。如果那个时候你还要 对我说你爱我的话，我会告诉你，我会自杀，只有这样才能让你
不继续想我，才能把你推走，奔向你自己的前途。所以我说，现 在这一切不是很好吗？你有一个丈夫，他对你很好。有三个千 金，你爱她们，你有一个家。世界上不会有十全十美的事啊！”
她猛地大哭起来，喊道：“那么你呢！”
我说：“我就这样了，我已经这样了。”我呐呐地说：“一 切都已经是这样了。” 这时候曼萍进来了，她说：“阿三，你该走了。曼华是一个 有家有孩子的人，你们的见面到此为止，你该走了。”
我站起来走了，我们没有握手，没有拥抱，没有祝福，也没 有说再见。
十七年来我日夜所思所想的终于有了一个答案，原来是这么 回事。人生如梦，梦断了。
第二天，我报告派出所我回山西劳改队去，继续我的生活。 这是 1974 年的事情。曼华的故事还没有完。这个故事不会
就这样完结的，但我不知道以后还会怎样，也不知道故事会怎么 样结束。
又过了十七年，那是 1991 年，是到了美国第六年后，我第 一次回中国大陆，又见到曼华了。当我走遍大江南北，准备回美
国之前，我到上海姚曼华的故居去看看，在那里找到了她的弟弟，知道曼华已退休，且定居上海。又是在临回前一天，我们相 逢了。这个时候的情况跟上一次就不太一样了。她已经是外祖母
了，她在享受孙儿们带来的乐趣。而我是生活在美国的一个真正 得到自由的人。
她已知道我去了美国，各方面情况都很好，为我高兴。我们 满脸笑容，彼此为对方祝福。分别时，似乎双方都在问：“可不 可以亲一下！”我们亲吻了，深深地吻。这个吻与初恋之吻间隔
了三十四年之久。
我们互相说了“再见。”
相许再一个十七年的相见！？
因为党内的权力斗争，邓小平在 1975 年再次给打倒了，他 以及他那一派的许多人都在危急状况之下。刘少奇、贺龙、彭德
怀这些共产党元老都被他们自己的人害死了，周恩来也在惶惶不 可终日的情况下，在 1976 年一月死了。人人自危，过了今天不
知明天。
我们这些阶级敌人也处在危急的环境之中。
1975 年八月某天早晨，各个中队突然接获通知，停工，早 班的人不要上班，夜班的人回来以后不准睡觉，等待集合。大概 八点钟的时候，矿上所有干部全部出动来到监区。这种现象表明
有严重的事情发生了。已往出现这种紧张气氛时，多半会发生逮 捕人或枪毙人的事，所有的就业人员非常紧张。中队干部反复地 叫我们的名字叫去排队，然后押着我们到大广场上去。矿长和矿
党委都在那里，四周有武装人员包围。每一个中队的就业人员， 非常严格地按直线和横线排列在广场上，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 因、出了什么事。矿长宣布：“严肃纪律，任何人不准走动，任
何人不准交头接耳，如有人违反，马上严肃处理。”他接着宣 布：“凡是我叫到名字的人，站出来，到那边去集合。”
干部命令我们坐在地上，头低到两腿之间，不准东张西望。 他按每一个中队叫名字，只有听到自己的名字才能站起来！在宣 读名字的时候，各中队干部在就业人员当中走来走去，如有人稍
为抬头或扭动，马上一脚踢过去或一拳打过去，使得气氛非常恐 怖。大概共有六七百人站到一边去了。然后，他们把留下的所有 就业人员，又重新排列成整齐的纵队。这时候，有几个公安干部
进场来了，拿了一摞一摞的笔记本和铅笔，花了很长时间仔细地 给每个人发了一张纸和一支铅笔，还有一个硬纸板。接着宣布纪 律：“在没有命令以前，不准说话！不准东张西望！不准写任何字！也不准损坏这张纸！”
接着矿长就宣布：“现在，大家要非常严格地听从我的命 令！如有违反的人，马上惩处！我现在要告诉大家写字，我说写 什么字，你就得写什么字，不准不写！不准多写！也不准写别的
字！”
他把一些字一个一个地读出来，然后每个人一个一个地写。 那时候我才察觉到，先前叫出去的六七百人都是些文盲，他们被 干部带到别的地方去了。留下来的人不一定文化程度很高，但是
不管怎么样都是能够写字的人。显然是公安干部彻底翻查了各人的档案后决定的。
矿长要求大家写的第一个字是“打”，打人的打。第二个字 是“小”，大小的小。第三个字是“天”，天上的天。第四个字 是“邓”，姓邓的邓。第五个字是作案的“案”。第七字是
“毛”毛毛雨的毛……一共大概写了二十来个字。当时我并不清 楚，后来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矿长故意将三句话的各个字的次 序颠倒，拆散了。实际上是要大家写下面这三句话：
“打倒毛主席！拥护邓小平！反对反右倾翻案风运动！”
接着命令每人要写上中队和自己的名字。当时公安干部都紧 张地看着，并且隐隐约约地似乎特别关注某一些重点人物，盯住他们在怎么样写这几个字。我发觉公安干部来回走过我身边的次
数比较多，似乎我也是被注意的一个人。我尽量保持常态，写每 一个字时，尽可能同平常一样，希望不要误认为我在故意用另一 种写字法。我心里清楚，我没写过这些东西。但是，如被盯住作
为“嫌疑对象”那也够瞧的。写完以后，各个中队就把纸收回去 了。每一个人又都押回自己的监房，坐在那里，不准说话！不准 交头接耳！然后由一个人读《人民日报》给大家听。没得到公安
干部的批准不准上厕所。大概过了两个钟头，又宣布集合。这一 次，由矿长宣布新的名单，凡是被叫到名字的人，站出来到一边集合，这次叫出来的约二百五十人左右，其中有我，这一批人被
带到另外一个小一点的广场上。其他的人就解散回中队了，他们 没事了。
我们这二百五十人又被排成纵列横列坐在地上，又像上次那 样每人发了一张纸和一支笔及一个硬纸板，然后，照着矿长的命令又写了大概有三十来个字。其中包括上次的一些字。当时，大
约有四五十个公安干部在场，包括一些显而易见不是本矿的公安 干部，可能是从县里、省里来的。我们听命令写规定的字，公安 干部一边来回看，看我们是不是老实地写，看我们是否企图改换
笔迹。当时有的人被拉起来打了一顿，说他是故意乱写。写完 了，这二百五十多人就地坐在广场上不准动。纸收走了，高级的 公安干部也走了，其他的公安干部就把我们围在地上。
到吃午饭的时候，伙房送来了一人一碗菜汤和两个窝头，就 坐在地上吃。我是这两百五十多人中的一个，又不是犯刑事罪， 被怀疑的程度当然很高，恐惧程度更高。下午两点多钟，那些外来的公安干部和矿长又回来了，又宣布：“凡是叫出名字的人，
站到一边去！”
这样，有大约二百多人被叫到一边去了，其中包括我在内， 这些人马上被送回各中队。我终于解脱了。剩下的二十人会怎么 样？会送去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只知道他们当天就不在矿上
了。
一切又恢复正常，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些事，没有人问， 也没有人敢问，王庄煤矿又开始生产劳动。矿区弥漫着一种恐 惧，凝重而令人窒息的恐惧。
在后来的一个月里，那二十多个人中有几个陆续被送回来 了。回来的人没有说到哪里去了，受到什么样的待遇，或者是发 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后来，又陆续有
几个人被放回来，但是有几个人一直没有回来，谁也不知道是怎 么回事。
1976 年九月，毛泽东死了以后，从公安干部那边传出来一 些消息，说当时矿上出现了一个“反标”（反动标语），内容 是：“拥护邓小平！打倒反击右倾翻案风！打倒毛主席！”说是
一张信纸大小的纸贴在矿上某一个地方。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 事件，被省里作为要案加以追查。到底是否查出来了，如何处置 了，一直没有消息。直到 1978 年邓小平又上台了，外面传说 “四人帮”给抓起来了，那时候，最后的两个人放了回来。有一 个人说，他认罪了，是他写的！可是因为当时邓小平已经上台
了，这个案子就不了了之。
煤矿经常有工伤事故，坍方也经常死人。1975 年九月，我 有一次差点被装进棺材里。当时我担任瓦斯检查员，到一个工作
面去检查时，突然，一个斜坡上的矿车脱了钩，直冲下来,把支 撑顶板的十一个棚架拉倒，结果就冒顶，冒顶就是岩石坍落下来，大概冒了二十米高，把我埋在底下。生产停了。其他的人报
告矿上出了事故，并且埋着吴弘达。在王庄煤矿这种冒顶砸死人 的事毫不稀罕，生产部门命令尽快处理、打通堵塞的巷道，恢复 生产。挖了大概有四十分钟，人们发现石头缝中还有灯亮，那是
我的矿灯还亮着，他们知道我就在这附近。十来个工作面上干活 的人，他们原来是小偷、流氓，或者是骗徒、强奸犯，也有原来 是反革命分子的，看来都是坏人，但在这个时候，都很不一样
了。上边二十多米高的顶，不断地掉石头，这些人冒着危险拼命 地挖，想把我从石头底下拖出来。当时我已昏迷，但身上没有 血，我很侥幸，正好头上有一个木横梁挡着，把我压迫在一个角
落里，所以石头没有直接砸到头部。终于，他们冒死把我拖了出来。按矿上规定，坑下一有工伤事故，就会在坑口准备好棺材。 凡是坑下死了人，由干部检查一下，当时就把尸体放在棺材里钉
起来。一般是不给家属看的，因为坑下受工伤而死的尸体，大都支离破碎非常可怕。我真感激这些“老就”（就业人员），如果他们不及时把我救出来，顶板一直在冒落，我就完了。难友们真
拼命，把我拖出来后，因为没有担架，他们还把衣服全都脱下 来，把衣服的两只袖子作为提手，把我放在上面。在坑道里是直 不起腰来的，因为只有一米多高。十来个人轮流拉着，从工作面
往坑外送，就这么把我拉到了坑口。照规矩，干部会在那儿等着，一口棺材也在那儿等着。他们把我放在地上，当揭开盖在我 头上的衣服时，骤然的阳光使我的眼睛活动起来了。
一个公安干部一看我眼睛睁开了，说：“吴弘达，你认识我 吗？”他是生产科的科长，姓柳。后来他升为矿长，1991 年我
自美国回王庄煤矿时还拜访过他。
我虚弱地说：“你是柳科长。”
他说：“好！好！” 于是他赶紧叫医生给我打两针强心剂，叫医院送担架来。当时我浑身上下非常痛，但不知道脑子有没有受伤，还有没有判断 力。看了一下陪着我的那个“老就”，我就问：“你是秦念年
吧！”他立刻使劲点头，他也是一个瓦斯检查员。他说：“是 我！是我！你好好睡，不要说话。”接着听到柳科长说：“把它 拿走！”他指那口棺材，用不着了。
医院检查我身上有七个地方骨头损伤，左下腿、左下臂、颈 骨、左锁骨、尾椎骨及两根肋骨都受损。差不多过了两个钟头， 医生要给我作导尿手术，怕我膀胱损伤。我说：“我一天没喝
水，没有必要！”检查结果，真是幸运，所有的内脏没有损伤。
我躺了整整四个月。又站起来的那一天是 1976 年的一月八 日，那一天周恩来死了，我感觉到政治上的大动荡很快就会到
来。1972 年我看到《人民日报》上毛泽东与尼克森见面的照 片，很清楚他已来日无多。果然周恩来死后不久，9 月份毛泽东 死了。这时我感到我的生活及未来，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未知数。 新的恐惧又来了，政治斗争一直残酷地进行着。刘少奇、贺龙、
彭德怀这些革命老同志都已经进了坟墓。邓小平、叶剑英跟江青 等人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似乎我们这些“专政对象”早已清除 了，不再成为社会中可利用的一部分了。但是，在政治斗争中，常常会拿一些无辜的人来作为一种政治上的牺牲品。就像文化大
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把那些所谓“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分子”先拿出来游街、抄家、拷打，目的是把人的情绪煽动起来，制造一 种气氛，然后矛头指向其他敌人。这种情况是不是再会发生呢？
如果发生了，像我们这种摘帽右派，被专政的就业人员，很可能 成为“杀鸡儆猴”的鸡。从 1976 年一直到 1979 年这一段时间 里，内心的恐惧跟社会上的政治斗争一样持续不断。
1976 年十月,所谓的“四人帮”给抓起来了，华国锋、邓小平上了台。又过了两年，1978 年十月，王庄煤矿的管教科长李 同林通知矿上的几个右派，说：“中央有政策重新处理你们的问 题。”
1978 年十月，我收到了 1959 年北京水文地质大队实习时出 事的那位武汉同学的一封信，他那时已经在新疆。他劳教了三
年，解除教养后，一直在清河农场当就业人员。1964 年从北京 劳改队的就业人员当中，挑选了一大批人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他在那个时候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二师。不知道他是怎么打 听出来我在山西省王庄煤矿，他写了一封信给我，信里又附了一 份材料，陈述了 1959 年五十块钱的事情经过，承认是他做的， 他的责任,与我无关。并且说明了为什么当时不敢承担责任的原
因。他认为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五十块钱不是什么大的问 题，不可能重新追究。当时我们对 1978 年十月中共中央处理右
派的政策还不明确，所以他想，不管右派问题如何处理，先把这件事的真相摊开来，还其真面目。我把这封信及材料交给了管教 科长李同林，李同林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嗅到政治风向在变，他
似乎知道像我们这样的右派都可能回到社会上去，恢复原来的工 作和职务，有比较好的待遇，所以对我相当友善。
他查看了我的档案就跟我说：“你的档案里有一份北京地质 学院党委的材料，是决定对五十块钱的事不作任何处分的“决定 书”。这件事已经作了结论, 所以任何情况下不必再提这件事 了。”
他又说：“当然，现在你的那个朋友写了证明材料，来承担 责任，并说明当时是什么原因他不敢承担，我相信现在不会有人 来追究你们过去的事情了。我可以把他的信和材料附在档案里，
你写个材料，把当时的情况阐明清楚，和他的材料印证一下，并 且要求，在重新审查你的右派案子的时候，做一个考虑。”
过了一个礼拜,当我写完材料交给他时，他说：“你先不要 着急，我明天去省里开会，就是为你们右派问题，听取中央一个
具体的决定，你先放一放。”
等他从太原回来，他对我说：“我现在告诉你吧！中央对右 派问题基本上“一风吹”，所以你这个五十块钱的问题不要再提 了。再说，按中国的刑法，五十元也不构成罪行，现在谈这个问
题没有什么意义。你的问题是‘右派’问题，你赶紧写材料申诉 你的‘右派罪行’，这才是根本解决问题。”
所谓“一风吹”就是在 1957 年被划为反革命右派分子的近 一百万人，都给予“改正”，恢复名誉，恢复职称，回原单位去
安排工作。只保留了大约十个人的“右派分子”的头衔,用以证明邓小平主持的政治运动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当年主持中共中
央反右办公室的邓小平，眼下是最高领袖。
1979 年二月，我终于离开了山西省第四劳动改造管教独立 支队，去了设在平遥县的山西财经学院教书。这就是所谓中共中 央的给右派落实政策的结果。给我这个反革命右派分子予以“改
正”，不叫做“平反”。中共中央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了，错划 了许多右派，现在给予改正就是了。右派分子的政治档案不退回 给个人，不销毁，存盘在公安部门，没有任何经济及物质补偿, 恢复原级别工资待遇，党员恢复党籍。估计至少有百分之二十的 右派分子，在二十二年不断的政治迫害中离开人世了。胡耀邦带 有人情味的政治手腕，抚平了大多数受害人的创痛，使这些人再
一次感到共产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党的出发点是好的，是 为人民服务。所以右派被惩罚，好比亲娘打孩子，打错了，打重 了，那还是自己的母亲，要好好感谢才对。结合其它一些政策，共产党政权在历史上第一次向民众退让，从而使人们对这个政
权，从失去信任、失去信仰、失去信心的危机中暂时稳定下来。
我花了二十二年时间，绕了一大圈，现在绕回来了。幸运地 我终于绕回来了，多少人没有再回来。 1979 年，我已四十二岁，虽然走出了一个小笼子，还是在
一个大一点的笼子里。 我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但我不会呼喊：“皇恩浩大”。
我只盼望，盼望着有一天我这条长久在干涸中的游鱼，游回 到汪洋大海之中！
早在 1992 年我写了一篇“五八六”长文。获得台湾《联合 报》第十二届小说奖暨附设报导文学奖。后来收集在痖弦主编的
《联经文学》中的《小说潮》 -- 《联合报》第十二届小说奖作 品集中。自此，没有再写过中文的自传性的文章。
1993 年在同美国加州大校柏克利分校的卡罗琳.威克曼女士 的合作下，出了一本英文的自传，书名 Bitter Winds -- A Memoir of My Years in China's Gulag，此书由约翰威利 John Wiley 出版公 司出版。曾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连续几周排名第一，随后该 书翻译成荷、法、德、日等国语言，销路一直顺畅至今。转眼十
年过去，今天才写完《昨夜雨骤风狂》算是 Bitter Winds 的中文 版，应该说，它要比后者更丰富更细致。
《昨夜雨骤风狂》写到 1979 自劳改队释放为止，那一年我 四十二岁，后来在中国大陆又躭了六年，1985 年到了美国，一 晃至今又是二十四年。我一生的经历，经过一番沉淀，现在以文 字记录下来，拟定书名为《一个人的两个故事》，分上下二集，
以 1979 年为分界。《昨夜雨骤风狂》算是上集。下集争取 2004 年与读者见面。
吴弘达 2003 年 9 月 23 日 于华盛顿
一个人的两个故事 上册 昨夜雨骤风狂2003 年 9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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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弘达 本书版权为作者所有，劳改基金会拥有中文发行权。非经作者及基金会同意， 不得翻印、复制和转载文字和图片。
*本书由劳改基金会设计、编辑及出版。若获盈利，仅用作《黑色文库》的出版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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