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与逆流

文章到了毛泽东手里后，他逐段逐句连看几遍。他很欣赏姚文元的批评文章，认为旗帜鲜明，语言犀利，把他称“写批评文章的高手，相比之下，陈伯达、康生都不行了，逊色得很!”毛泽东亲自在文章的结尾部分，又加上了一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当前是一片大好形势，但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会有反复，会有起伏，会出现种种假象，会遇到反动势力的反扑和软化，要准备再打若干个回合。”

毛泽东加的这段话，使姚文元想了很久。

张春桥不住地点头感叹:“毛主席讲的深刻呀，太深刻了!这段话，能管中国的几十年，甚至一百年。”

姚文元并没理解张春桥的话。

但是，他对毛泽东的话却是思索再思索，深深为自己能成为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号角而感到骄傲。

是的，自己太感到荣幸了。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自己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了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序幕。去年五月十日发表《评‘三家村’》再一次把文化大革命推向高潮。这一年刚开始发表了如此重要的文章，当然有着很深刻的内容和含义。

他知道，江青非常器重自己。毛泽东也有意在栽培自己。这是莫大的荣幸。他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一切和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甘心情愿地作他们手中的“一根金棍子”。

就在文章发表的一个星期前，张春桥对自己说:“你的文章要在元旦后发表，这将有力地促进上海问题的解决。江青对我说，主席十分关心上海的局势，一定让我们把上海搞成北京的后方，搞成文化革命的根据地。主席认为，上海的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内外有别’的框框可以打破。这种形势对我们有利。”

“那陈丕显已经四面楚歌了。这个家伙与刘、邓司令部的黑干将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背地里给他们通风报信，干了不少坏事。江青已经彻底看透他的嘴脸了。江青本来对陈丕显的印象很好，去年十月工作会议期间，江青同志单独请他吃饭，希望他能把上海的工作抓起来。但是，这个家伙不但不向中央文革靠拢，反而跟着刘邓司令部的人对抗中央文革，在安宁事件上公开向中央告我，给我们施加压力。主席、江青都对这个家伙绝望了。江青同志派聂元梓同志去上海扇风点火，就是为了彻底功摇他的根基。”

这些，姚文元都非常清楚。

聂元梓按照江青的指示到达上海后，明确提出了“打倒曹荻秋!打倒陈丕显”的口号，使上海市委的工作陷入被动状态。

在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支持下，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六日，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黄金海等工人造反派的头头开会，决定成立“工总司”。

曹荻秋、陈丕显为首的上海市委经请示陶铸、谭震林等人后，以工总司违犯中央关于工人要“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去串连，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等规定，决定对他们采取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方针。

为此，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率领几千工人进行请愿，冲进上海火车站，强占列车要到北京去请愿。三十六次列车开到安亭站后被铁路局下令阻留。于是，王洪文等人卧轨拦车，造成沪宁路交通中断三十小时又三十四分钟。

中央闻讯后，中央文革小组派张春桥回上海处理此事。十一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张春桥在文化广场签字同意了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即:“一、承认上海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二、承认十一月九日大会以及工人被迫上京控告是革命行动;三、这次事件所造成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陈丕显闻讯气得暴跳如雷，给陈伯达、陶铸、谭震林打电话，大骂张春桥。

陈伯达也感到张春桥太过份了，超越了中央的规定。

十一月十四日下午三点多，毛泽东赶到钓鱼台十二号楼召开有江青、王力参加的常委扩大会。毛泽东拿出宪法，质问陶铸等人:“宪法你们看不看?公民都有结社、集会和游行的自由，为什么工人们不能成立自己的组织?上海问题，张春桥处理是对的，中央应该支持春桥同志。什么时候也是先有事实，后有政

策。你们认为工矿企业文化革命要基层党组织领导，要领先老工人的观点是有错误的，没有工人造反派，文化大革命是搞不好的!”

张春桥胜利了。

于是，上海市委濒于瘫痪。十二月十八日，原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也在机关内部率先造反，成立了“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

支持上海市委的一部分工人和学生，相继成立了“赤卫队”和“红革联”。他们公开炮轰张春桥，宣布与工总司相对立。曹荻秋正于十二月二十九日来到康平路，同赤卫队举行谈判，答应给他们增加工资、福利、经费、物资等诸方面的便利，以示支持时，工总司由王洪文调来十几万造反队员，决定在十二月三十日凌晨二时向赤卫队进行冲击。

事后，王洪文怀着兴奋的心情向张春桥作汇报:“我们工人造反队员从下夜两点钟左右开始向盘据在康平路旧市委书记处的赤卫队进行冲击。到六点多钟康平路旧书记院内的赤卫队全部投降。七点钟，近两万名赤卫队员排成了单行，分成六路，到四条马路上集中，袖章缴下来六大堆。我们指挥部十二月三十一日发布特急通令，要求各级造反队把赤卫队的坏头头统统抓起来。

张春桥闻讯高兴地对姚文元说:“工洪文是个好样的!像个工人造反派领袖的样子，我们得好好培养他!有了这样的工人领袖，上海的工作就好办了。”

但是，部分逃出的赤卫队员并不甘心遭此下场，纷纷要去北京上告。王洪文又组织人马，追击到昆山，对他们进行围剿。这回轮到赤卫队卧轨拦车告状了。几千赤卫队员坐在铁道线上，造成沪宁铁路交通中断。

“好呵!这是赤裸裸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是蓄意破坏国民经济，必须坚决镇压!”张春桥拍着桌子大骂，吩咐立即接通陈丕显的电话。

正在医院养病的陈巫显来接电话。

“陈丕显同志，你们支持的赤卫队已经中断沪宁铁路线，请你找各造反派组织解决一下交通中断的问题。”张春桥拉长声调说，“我们不是一直主张通过协商解决问题吗?中央要求你迅速出来处理此事。”

说完，电话就放下了。

张春桥并未就此结束。

他一面打电话给徐景贤，说明让陈丕显出来解决问题的经过，他特意说明:“这是我们给陈丕显一个机会，但不是支持陈丕显。陈丕显的帐，你们要清算。这家伙关键时刻装病，躺在幕后捣鬼，一直不出来，应该拖他出来幕前表演，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索性让他出来表演一番。”

他又立刻向江青报告此事，说明上海铁路局调度所八十多人中，七十多人是赤卫队员。他们故意以中断运输的手段来逼迫中央表态。从三十日凌晨到三十一日的二十六小时中，停开客车二十六列，五万多旅客不能乘车，五万多旅客被阻于中途;停开货车三十八列，中途停车二十二列，货物积压数万吨。

江青更是拍案而起:“反了!他们妄图用中断铁路运愉的手段，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以为得计，其实恰恰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们表演得愈充分，垮台也就愈快!”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毛泽东召集张春桥、姚文元、周恩来、江青等人指示:“上海的工人阶级应该把权力夺过来。我看需要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上海的工作，春桥、文元亲自抓。”

就是这种情况下，姚文元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发表了。

文章特意指出:“周扬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他之所以能长期蒙蔽一些人，同他这种两面派的手段有很大关系。要学会识别两面派型的人物。两面派是混入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敌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一种策略。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他们只有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办法，才能够混下去。阴一面，阳一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用的是马克思主义词句，贩的是修正主义黑货，在不利时退却，在有利时进攻，用假检讨来躲藏，用真进攻来反扑，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为自己的最终目的，这就是他们的一整套策略。识别这种两面派，要看他在重大关键时刻的政治立场，特别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时的政治立场，不能相信那些顺风转向的表面文章……”

这些话，显然就不仅仅是针对周扬了。

小小的文化部部长、中宣部副部长，早已不在他们眼里了。他们的目标，是更大的人物。而且这些人物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群!

姚文元刚听到这里，张春桥和江青急急火火地进来了。

“有任务?”姚文元急忙站起来，就像随时准备上战场的勇士请将领命令似地问，“是不是又发生了突然事件?”

张春桥说:“上海时机成熟了，主席让我们马上回上海去了解情况。”

“明天一早。”

江青着重地说:“你们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回上海，看看造反派们在想什么。现在，敌人妄图用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手段来瘫痪上海、威胁中央，你们就要号召工总司等革命派擦亮眼睛，粉碎他们的阴谋。曹荻秋、陈丕显再跳出来捣乱，就把他们的权夺过来!”

姚文元脱口而出:“夺权?”

“对，就是要夺权!”江青说，“毛主席从来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现在是到了从政权上考虑问题的时候了。”

“夺权!夺权!!夺权！！！”

王洪文、徐景贤料定张春桥、姚文元会很快来临上海，于是急急忙忙准备“见面礼”。

就在他们即将启程的时候，徐景贤支持的《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于一月三日宣布接管了报社大权。第二天，他们在头版头条重新刊登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并发表《告读者书》，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斗争，从今天起，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我们一定努力把新《文汇报》办成一张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造反的报纸。”

张春桥，一到上海，就看到了这份新版的《文汇报》，他赞不绝口地跑到姚文元的房间:“很好，很好，这下才像一张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报纸了。你立即打电话报告江青同志和中央文革，就说上海夺权的序幕己经拉开了!”

姚文元立即照办。

此时的上海，各派林立，意见纷纷，并没有统一的指挥中心。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丕显仍在坚持他的工作。他分别接到张春桥和周恩来的电话后，于元旦凌晨召集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到东湖招待所开会，传达他们的指示，商量贯彻执行的办法。最后，陈丕显建议以各群众组织的名义起草一个告全市人民书的传单，一号召全市人民迅速起来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扭转整个经济停顿的状态。

此时各群众组织的批判予头指向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曹荻秋。陈丕显还没有被夺权，还有一定的号召力。所以他召集会后，几位工人造反派负责人和红卫兵七嘴八舌进行议论，由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到上海串连的红卫兵舒泽池起草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进攻》，副标题是《急告全市人民书》。这篇文章一开始就宣布:“一九六七年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面的崩溃的一年，上海市广大革命群众批判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也进入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一月四日，也就是张春桥、姚文元刚刚回到上海，起草这份传单的红卫兵和工人根本不知道这个消息，他们拿上传单草稿找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征求意见并签名，以便定稿。舒泽池在批判《海瑞罢官》和其他斗争中，都是紧跟毛主席的，中央相信陈丕显，他肯定打不倒。”

陈丕显看了这份传单，不住地点头说:“写的好，我签字。”他接过别人递来的笔，指示让《文汇报》印二十万份在全市散发、张贴。

一张在后来成为极其重要的文件的传单，就这样产生了。

而这个时候，张春桥和姚文元正分别和徐景贤、王洪文、陈阿大等人谈话呢。

张春桥看中了王洪文，对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有着特殊的好感。他对王洪文说:“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把权从走资派手里夺过来。毛主席把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的重点，放在了上海。你们绝不能无动于衷。现在陈丕显上窜下跳，活跃得很哪。”

王洪文说:“陈巫显这家伙耍阴谋。他现在改变了原先的策略，对我们革命组织又是批钱又是关怀，另一面又妄图以停水、停电、停交通的手段，来嫁祸于我们。”

“这就是反革命的经济主义!”姚文元说，“毛主席、党中央早已洞察到了他们的阴谋，我们回来找你们，就是希望你们把革命生产的担子都挑起来。有这种把握吗?”

王洪文拍着胸膛保证:“没问题，工总司已在上海主沉浮了。我们坚决听从你和春桥同志的指挥，你们指向哪里我们打向哪里，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不说半个‘退’字!”

张春桥站起来拉住王洪文的手:“好，有革命造反派的骨气，好好干，我们支持你!”

他们正开会，担任机联宣传组长的一位干部向姚文元请示:“刚才文汇报的造反派请示一下你，他们准备明天头版刊登《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想征求一下你和春桥的意见，问能不能登?”

姚文元说:“我们刚回来，许多事不了解，看了也没法表示意见，登不登由他们自己决定吧。”

张春桥说:“我们回来是参加你们的战斗，当小学生的，不是回来包办代替当保姆的。毛主席的指示作武器，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于是，一月五日，由工总司挂帅的十多个群众组织为名义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在《文汇报》上发表。这个文件严厉遣责“赤卫队”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的罪行，号召全市人民奋起斗争，在他们的领导下，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高潮，夺取上海市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就在同一天上午，张春桥、姚文元出席工总司召开的领导成员会议。

“我们向中央首长报告，陈丕显正在煽动赤卫队进行新的活动，一要炸毁桥梁、电厂以及重点工厂，妄图把上海拖人黑暗，陷害春桥、文元同志。”

’“他们还在秘密整理你们的黑材料，策划掀起一股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逆流。”

“我们誓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小组，保卫春桥、文元二首长。”

张春桥不亏为老练的政治家。他穿着一件朴素的中山装，胸前戴着一枚雕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毛泽东纪念章，拿着笔记本静静地听着每一个发言者的讲话，观察着他们的表情，从中选择着自己的依靠对象。等他们表完态后，他才作了画龙点睛般的讲话:

“我和文元是主席亲自派回来的，以观察员和调查员的身份回来支持你们的革命斗争的。我们没带任何灵丹妙药，只带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你们的支持。毛主席对上海的工人阶级寄于很大的希望。”他张开双臂，制止住人们的欢腾和口号，提高嗓门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来，打倒。把整个社会中坏的东西该打倒的打倒，可改造的就改造过来。谁如还不把政权看作是头等大事，那就是糊涂虫了。所以，中央文革交给你们的任务是夺权！夺权!夺权!”

一下子，工总司的头头们兴奋得心花怒放，完全被即将出现的盛大壮举而难以抑制了。

王洪文问:“难道就以工总司的名义夺权?”

张春桥笑了:“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组织嘛。但领导力量和主要骨干只能是工总司。我看，作为过渡阶段的政权，可以建立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夺取铁路、海港、长江航运、邮电等单位的领导权，不能让外国洋人看我们的笑话。许多援外和进口的货物堆在码头上运不下来，人家是要罚我们的!”

“我们动员全市的上人抢运抢卸，一定要为毛主席争气!为工人阶级争气!”王洪文站起来，脸涨着通红大声表态。

张春桥点点头:“洪文同志的表态表达了全市工人阶级共同的心声。我们的火线指挥部可称为‘经济苏维埃’，代替上海市委。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代替上海市公安局，用造反组织联络站作为全市最高机构，行使市委的权力。总之，我们的行动是革命，是造反!”

“我们说干就干，明天就批斗曹荻秋、陈丕显，把他们的权夺过来!”

“事不宜迟，执行毛主常指示不能过夜!”

在一片慷慨激昂的表态声中，工总司通过了一连串的决议。

一月六日下午，“工总司”、“机联站”等群众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人揪到会场批斗，陪斗的还有近二百多名各单位的所谓走资派。

大会发出三项通令。

第一号通令宣布:(一)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二)责成大会服务团在会后立即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罢免曹荻秋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批准在上海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

(三)曹荻秋从即日起，交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监督劳动，并责令其彻底坦白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第二号通令则勒令:“陈丕显必须在七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以及其他罪行，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彻底坦白交代。”

第三号通令历数上海市委的种种罪行:提出:“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并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左派等口号。

张春桥、姚文元虽然没有到会，但会议的整个进程及其各种细节都通过电视，看得一清二楚。他得意地对姚文元说:“你看，一旦当人民群众起来，其力量谁人能阻挡住?陈丕显在我们面前张牙舞爪，但在群众面前老实得像个龟孙，连大气都不敢出。这个会很好，大长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一小撮走资派的威风。”

姚文元看得十分舒心:“这是无产阶级的盛大节日，意味着革命派已经夺权了。我担心，这些革命小将和造反派们能不能掌好权，用好权。”

张春桥立即深思起来，说:“需要在市委机关干部中选一名至几名比较好的领导干部站出来，负责生产。在造反派的监督下抓生产。没有干部不行，这个问题应向革命派提出来，注意挑选好的和比较好的革命干部。”

姚文元十分佩服张春桥这种迅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敏感和能力，他发自内心地说:“看来，真要把上海建成文化大革命的根据地，非你抓不可。”

“我们俩，一块抓。”

看来，张春桥是当仁不让了。

姚文元发觉，张春桥似乎并不热衷于在北京工作，他的感情和兴趣还在上海。这是他和自己的根本区别之处。至于原因，他觉得并没到问他的时候，一也许，抓上海正是作为抓北京或抓全国的阶梯吧。他这样想。

“文元，会后把有关材料迅速报告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最好，你也写个简单的报告。特别向江青同志提明，当务之急是需要中央很快表态，不给反动组织‘赤卫队’及曹、陈之流半点喘息之机!”张春桥说。

姚文元的确是快笔杆，不等会议结束，一篇简报的内容就打好稿了:

上海开了十万人大会，从上午十时到下午三时。有机关、工人、学生代表参加。中心口号: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陈、曹、魏、韩、马、梁均到会。会后有通电、通令、不承认曹市长、市委书记，曹监督劳动，陈一周内交代自己罪行。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完全垮台了。

张春桥看了看，笑了:“这在历史上也是精彩的一笔。我看，将来的小说、电影、都会把我们写进去。那将是很有意思的呢。

此刻，正是陶醉之时。

第二章毛泽东:“还是春桥、文元有气魄!”

上海夺权的浪潮汹涌高涨的时候，北京也在忙着夺权，只不过是钓鱼台那几员秀才们要夺陶铸的权，夺中宣部和文化系统的权。听到上海十万人大会批斗曹获秋、陈丕显的消息后，江青一阵风似的跑到十六号楼中央文革办公室，对陈伯达、康生、关锋、王力等人说:“你们看春桥、文元的号召力多么大，才回去两天，上海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下，曹、陈二人就完蛋了，被夺权了!”

陈伯达说:“现在只是群众那头完事了，中央还没批准呢。”

“我们中央文革批准。”

“我的江青同志，事情没那么简单哟。”陈伯达操着难懂的福建口音，摆出老资格的架子说，“中央未必就能批准上海的全部作法。刚才陈丕显给我打电话，质问为什么不经中央批准擅自揪斗他，而且谭震林、李富春都在为陈丕显说话呢，弄得不好，这里的事还麻烦呢。”

康生也说:“春桥，文元的行动太快了，有些事情欠考虑哪。”

江青冷笑道:“我看不是春桥、文元欠考虑，而是我们有些同志欠考虑。好了，不跟你们说了，我要直接请求主席。”

江青自信，上海的夺权一定会使毛泽东感到欢欣鼓舞。

江青没有估计错，毛泽东的确振奋了。

江青赶到中南海游泳池时，毛泽东正在书房里翻阅上海的报纸和材料，饶有兴趣地大声念《文汇报》一月六日的社论《革命造反有理万岁》中的话:“革命造反派，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感情最深厚。他们最理解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最支持革命造反派。他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为了誓死捍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毛主席，他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神不怕，围攻不怕，打击不怕。他们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真正做到了‘舍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马……”

“主席啊，上海的报告你看到了吧?”

江青一进来便打断了毛泽东的情绪，把几份文件摆在他面前。往常毛泽东是会不高兴的，但这一次例外了。他指着《文汇报》说:“你看这篇社论，给造反派下了恰当的定义。我看你就是革命造反派的一大领导。”

“你这么讲，我可是不胜荣幸之至了。”

毛泽东直起腰，从椅子里站起来:“还是春桥、文元有气魄。他们一下子就把工人阶级抓住了，这支队伍抓得好。红卫兵运动从北京发起，工人运动诞生在上海，这都是有着光荣传统的。中央应该明确表态，支持他们。”

“但是我们小组内部意见不统一。”

毛泽东“噢”了一声，警觉起来:“有人反对?”

“谈不上反对，起码动摇。”

“是谁?”毛泽东变了色。他把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始终作为这次运动的最高指挥部。他决不允许指挥部里有任何反对派或不纯分子。如若有，他是一定要清洗的。

“陈、康二人都有保留。”江青淡淡地说，“看来他们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江青对这两个人已有看法，她知道毛泽东对他们也有一定的看法。

一九六六年六月下旬，康生调来北京大学的档案，查出北大的六·二O简报上有刘少奇批评北大学生斗黑帮是反革命事件的批语。但他始终没有报告。直到中央文革小组开会追查此事时，康生才说:“这事少奇同志应负全责。我有材料就揣在我的怀里，几次要报告主席没有报告。”张春桥一听，马上说:“你拿给我看看。”康生从口袋里掏出来交给张春桥，张春桥马上把材料送给毛泽东，并告了他一状，说:康生同志有顾虑，这份材料揣在他的口袋里很久也没敢拿出来送主席。”

那时毛泽东正想查清五十多天“白色恐怖”的来历，看了这份批语后感慨地说:“这么重要的证据康生没有及时给我，我说要这种人有什么用!”

张春桥把这些报告给了江青，江青也只是叹口气:“先凑合着吧，等左派队伍逐渐形成以后再说吧!”

这回，毛泽东听完江青的汇报后，马上决定召开有关人员的紧急会议。被通知的人员有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江青，还有《人民日报》的总编唐平铸和《解放军报》负责人胡凝。

“你们知道不知道上海夺权的事?”会议一开始，毛泽东便问在座的每一个人。

他们频频点头;“看到了。”

“好得很!”毛泽东很利落地划着火柴，点着香烟，大声说:“《文汇报》的左派四号造反夺了权，《解放日报》六号也造了反，我看这个方向很好。夺权后的三天的报纸我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的文章，《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可以选一些登登。尤其是《文汇报》五号刊登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要转载，电台也可以广播。内部造反这个事情很好，过几天你们写一个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这是一场大革命。许多报纸依我说，还是停了好。但报总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来出。《文汇报》、《解放日报》改版以后好。这两张报纸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各省。”说到这里，他扭头问陈伯达，“王力来了没有?”

“王力没通知。”

“为什么不通知他啊?”毛泽东说，“白天的中央紧急会议上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宣传组，让他当组长，他不来能行吗?让他来!”

陈伯达把秘书叫来，吩咐他通知王力马上来中南海。

毛泽东继续说:“搞一场革命，首先要搞舆论。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夺了权，也是夺权哪。中央派了工作组，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我不同意《人民日报》另起炉灶，但要夺权。唐平铸换了吴冷西，但是六月一日社论发表以后，有人不相信，说是大毒草。因为过去《人民日报》骗过人。夺了权以后又未发表声明，所以人民不相信。这次，上海的两张报纸夺了权，发了声明，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我看不要中宣部也可以，不要让那些人再混饭吃了。现在看来，许多事情中宣部管不了，文化部、教育部管不了，你陈伯达和我也管不了。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主席说得很对!”江青说，“春桥、文元在上海，没带一兵一卒，就是靠人民群众便稳稳当当地控制了上海的形势。”

毛泽东说:“上海市的革命力量起来了，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具体讲的是上海，内容是全国性的。”

江青马上说:“春桥、文元一回上海，那里的革命形势立刻掀起高潮。曹荻秋、陈丕显搞经济主义，用给经费、拨款来收买工人，工人们偏偏不买他的帐，他们宁愿跟着春桥喝白水，也不要他们的钱当工贼。”

“现在搞革命，有些人要这要那。我们搞革命，从一九二O年起，先搞青年团，从搞共产党，哪有什么经费、印刷厂、自行车?我们也搞宣传，出报纸，自己编，自己校，跟工人很熟，一边聊天，一边改稿子。”毛泽东说:“我主张还是要用各种人，左、中、右都要发生联系。一个单位统统搞得那么干干净净，我历来不赞成。”

唐平铸说:“吴冷西他们现在很舒服，每顿吃半斤，比过去胖多了。”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我不主张把他们都罢官，让他们舒舒服服倒占大便宜了。把他们留在工作岗位上，让群众监督。上海市夺权有条经验，就是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闹革命。上海的保守派不搞生产，停工停交通，这是一场很大的阶级斗争。你们不要相‘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没那么回事!”

刚说到这里，王力穿一身军装，气宇高昂地扬着脑袋走进来。朝毛泽东一笑:“主席，我来了。”

“你来的正好。”毛泽东让他在自己身旁坐下，对他说:“陶铸不能工作了。中央紧急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央宣传组，由你、唐平铸、胡凝三组成。你当组长。”

王力故意谦让:“我不行吧，我只能作伯达的秘书。”

毛洋东收敛了笑容，顿了一下，继续说:“你们三人立即去广播电台广播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明天早晨要见报。第二，你和伯达去宣布，任命胡凝当新华社社长。一定要在明天办妥。”

“主席，这没问题。”王力说。

江青插话:“《人民口报》刊登《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最好加个编者按。”

毛泽东的兴趣顿时高涨了，他对王力等人说:“很好，要加编者按。来，你们记，我来说，最后你们顺一下。”接着，他便抑扬顿挫地大声口授起来:

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乘毛泽东吸烟思考的空儿，陈伯达插话:“你们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抓革命生产’的前面，别忘了加上‘毛主席’三个字。”

毛泽东继续说:“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几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时，毛泽东将右手猛烈地推了一下，作了个强有力的手势。

第三章毛泽东兴奋得满脸放光

张春桥、姚文元不等《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前已经获得了毛泽东全力支持他们的信息，立即派秘书告知了王洪文及工总司的全体负责人。

工总司沸腾了。

与此同时，陈丕显也在顽强地坚持着他的工作。当张春桥指示工总司的负责人要反经济主义时，陈丕显也积极出席了一月八日在锦江饭店召开的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经过一番空前激烈的争论，到会代表决定起草一个《紧急通告》，并推选红革会和联络站的代表起草，草成后又经三十二个群众组织表示同意并签字，完成了又一个重要文件的出笼。

一月九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上毛泽东口授的编者按。同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首先发表上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组织的《紧急通告》，具体提出了反经济主义的十条措施。

《紧急通告》对正在盛行的挥霍国家财富、随意增加工资、滥发各种补助费、强占公房的种种行为，严加制止和愤怒斥责。认为这是“上海市委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责令市委、公安局照此执行。”

这个文件一公布，陈丕显便给张春桥打电话报告此事。张春桥一听是陈丕显的电话，便让秘书去接，说:“记下来，看他说些什么屁话。”

秘书记下了陈丕显的话:“报上登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市委要表示支持。那个《紧急通告》是前天晚上我和各个左派组织开会，还找了有关部局的负责人参加，造反派提出意见，我们表示同意和支持，一起共同搞出来的。”

张春桥看完这个纪录，十分轻蔑地扔到桌子上:“想摘桃子，哼，晚了!”

是的，晚了。不管陈丕显怎样积极地想表白自己是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的，但毛泽东早已胸有成竹，看准了张春桥，保定了张春桥，所以陈丕显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

一月十日，毛泽东看了《紧急通告》和《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后，立即作了批示:“此件很好。请中央文革小组替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请恩来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

这是毛泽东要以中央的名义，号召全国效仿上海，展开夺权的高潮。

毛泽东批示以后，亲自给江青打电话，布置中央文革起草文件，准备迎接新的斗争。他说:“现在形势大好，要乘胜追击，不给党内走资派留下喘息的机会。”

周恩来接到贺电的草稿，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这件事。

人民大会堂的小会议厅里，十多个与会者各人都有自己的心思。都对眼前发生的状况惴惴不安。只有列席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们兴高采烈，恨不得全国都出现这么一场声势浩大的壮举。

贺电是陈伯达、唐平铸、胡凝起草的。由王力来宣读。他的声音吐字清晰，声宏音亮，非常好听:

“你们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你们是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举行了有力的还击。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爱惜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贺电的署名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周恩来问与会者:“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吗?”

因为这个文件是奉毛泽东之命起草的，没有任何人敢于公开反对。

谭震林问:“上海是不是把陈丕显同志打倒了?”

周恩来的，目光转向陈伯达，陈伯达吞吞吐吐地说:“没、没有打倒，还在监督工作。监督工作不能算是打倒嘛。”

“那上海这么搞，算不算夺权?”

“这要看具体内容。”陈伯达说:“目前的上海市委还在继续工作嘛。”

谁都没料到，会议开到节骨眼上时，毛泽东赶到了会场。

他兴奋得满脸放光，看完贺电，连声说:“好，好。”忽然，他把眼睛转向周恩来:“结尾的署名怎么没加中央文革小组?”

周恩来一怔，中央文革小组是中央领导下的一个机构，怎么可以同中央并列呢?过去中央书记处也没有这样啊!但是，他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只是说:“他们原稿上也没有，那就加上吧。”说完，他接过铅笔，在中央军委的后面加上了“中央文革”的字样。

这样，意味着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地位的提高，同时表明中央文革小组可以向各级党委及部门下达指示了。

叶剑英提出一个问题:“主席呀，现在多数老干部都犯了错误，靠边站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哇。”

“不要以为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毛泽东兴致很高，谈笑风生地说:“老干部的多数到现在对文化大革命还不理解，多数靠吃老本过日子这个不行啊。过去有功劳，这次运动中要下决心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要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呀。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和稀泥。像张春桥同志，这次一回上海，一头扎在革命左派一边，所以上海的面貌就大改变了。通过这个经验，全国要发动起来，扎扎实实把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这样，贺电发出去了。

在这个会议上，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

一月十二日，上海召开了几十万人参加的“欢庆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也在这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社论指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群众组织的《紧急通告》，生动地、深刻地揭露了上海地区反动分子的大阴谋。这个大阴谋，就是用经济福利的‘糖衣

炮弹’来诱惑一部分群众……”

于是，上海工总司成了全国响当当的造反派组织。王洪文也成了一位金光闪闪的工人运动领袖。

张春桥接着又召集各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在上海市委党校开会，他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高兴地说:“中央给一个城市的群众组织发贺电，这是史无前例的事。这是对我们上海的革命造反派最大的关心，最大的支持。工总司实际上成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一面旗帜，我已经给中央回了电，请中央放心，我相信我们在座的革命造反派一定会团结起来，再接再励，从政治上、组织上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千万不能让曹荻秋、陈丕显之流再死灰复燃。”

最后这句话，确实是张春桥的担心所在。他知道，上海还有一部分人和群众组织的头头对自己是不满的，他们并不都是甘心听凭自己的摆布。在这样混乱不堪的形势下，上海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反扑和曲折。特别是红革会的一些头头，据说到许多地方调查自己的材料，这种动向如不警惕，势必会酿成大错。

姚文元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已是胜券在握，多少有点高枕无忧的样子。他的话显得很忘形:“同志们，试看今日之上海，究竟是谁人的天下?我们!只有我们才能主沉浮。这种历史的责任，实在是义不容辞了。在座的每个同志，都要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把建设新上海的担子，挑起来吧!”

第四章在中央，真正吃透毛泽东意图的人并不多

上海的消息传到北京后，谭震林是第一个公开站出来反对的。他到了李富春家里，劈头就说:“像上海这样搞下去，我也要搞夺权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叫夺权，好吗?”

李富春想了想:“最好叫‘监督’或‘接管’。不过，这些都是名词问题，还要看实质。主席采取这一系列的行动，中心还是要夺权嘛。”

谭震林说“现在各省都在策划夺权。山西省的副省长刘格平前几天一直在北京待着，他出个材料，把一九三六年在北平草岚子监狱的政治犯像薄一波、刘澜涛、安子庆等人证死了，说他们也是叛徒。当时只有他不执行履行手续出狱的指示，所以他现在红得很。据说，康生、关锋，还有武则天(江青)都和他谈了话。内容神秘得很:刘格平回到太原没两天，也就是九号吧，贴出了‘揭发省委问题’的大字报，我看，山西弄不好马上就要夺权。这个人可是不能轻视。”

李富春说:“这个人我清楚，不是坏人。在这种潮流下，夺权也是大势所趋。老谭，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咱们总得不理解变得理解起来，不然会跟不上形势的。”

“我看别说我们，就连陈伯达也不见得理解多少。不过，那家伙转向特快，一会儿一个样。”谭震林是个炮筒子，肚里一点儿也憋不住话，有什么都想往外倒。“我问过他，像这么夺权开了头，夺来夺去，会不会夺到我们头上来?”

“不会!不会!绝对不会!”李富春的脑袋摇得像拨郎鼓。“我们又不是走资派，怎么会夺到我们头上呢?”

“我的意思，我们和老夫子谈一谈，让他不要头脑太热。夺权的口号不能提的太响了，这样下去终究对国家不利。”谭震林不断地催促李富春。李富春犹豫片刻，还是答应了。

这一点，谭震林没有看错。

陈伯达表面上看起来文雅端庄，夸夸其谈，实际上并没有多少真正扎实的学识。他那一套革命理论，大多是现抄现卖。从爆发文化革命以来，他一直留意毛泽东的动向。他既要紧跟毛泽东，又要防止自己尽量谨慎些。所以，当李富春、谭震林来拜访，谈到对夺权的一些看法时，他便不住地点头称是了:

“那是那是，”陈伯达摸着下巴说:“我也认为，夺权这个词儿只能在极少数被彻底烂掉的单位使用。对大多数地区和部门，不能用呀，这个词儿需要推敲，需要推敲。”

“你们中央文革小组里，究竟谁说了算?是你还是江青?”谭震林索性单刀直入了。

陈伯达“嘿嘿”笑起来:“我们中央文革内部是很民主的，大家可以畅所欲言。不过，我还是注意江青同志的。原因嘛，当然你们知道喽。她经常回中南海的家里，每次回来都要向我传达好些内容，弄不清哪些是主席的，哪些是她自己的。所以，我对她的话都注意。这一点，富春同志比我强，你和主席是多年的老战友，更了解主席的思想喽。”

“那么，对张春桥呢?他在上海几乎是为所欲为了!对他，你总该有点权威吧?他不过是个副组长嘛。”谭震林又进一击。

谭震林对张春桥的不满已溢于言表。这一点正和陈伯达相吻合。陈伯达对张春桥早有嫉妒之感，他隐隐感到，那个家伙一旦羽毛丰满，是一定会把自己踩到脚下的。在政治权力的角逐中，既无道德，也无良心，只认实力，只认胜负。这一点，他从陶铸的垮台中再一次得到证实。

这两天，他几乎每天都能收到来自上海红革会给他寄来的材料。这些材料异口同词地揭发张春桥是反革命两面派，是隐藏很深的危险人物。其中一份材料里说:“张春桥文革前长期主管上海的文教工作。既然上海文教方面问题很多很大，张春桥这个文教书记怎么能一辞其咎呢?”

陈伯达对秘书说:“把这些材料封存起来，以后再说。”

他认为，这些材料只有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有可能会有价值。

但对眼下来说，这是很敏感的。他对谭震林连连摆手:“我们不谈这个问题，不谈这个问题。”

谭震林也看透了陈伯达的心思，没再继续追问什么。他们又简单地扯了些别的事便告辞了。但他们的话，却使陈伯达想了很久。

刘邓陶固然已无重新上台的希望，但是他们底下的努力不能小视。现在造反派几乎把各省市的领导干部都一概斥为“刘少奇的代理人”，这未免打击面太宽了。左派和造反派显然已变得粗心大意起来，或者说他们太自信了，因为当权派一旦失权，就会变得非常熊包。曾经威风得不可一世的省委书记、省长们，此时对那些毛头红卫兵或造反派头头恭敬得很，不但半点架子也没有了，而且想尽一切办法取悦他们。因为他们知道，党中央和毛泽东是这些群众运动的靠山，如果再和群众作对，这些毫无理智的小伙子、丫头们会在顷刻间吞噬了他们。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随潮流而走，千万不能逆潮流而动。

假如轮到自己，他也会作出理智的选择的。陈伯达这么想。不过，另一方面一也必须考虑到:在中央，真正吃透毛泽东意图的人并不多。即使被称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也未必全部掌握了毛泽东的想法。叶群之所以三天两头来钓鱼台，不断向他了解中南海的动静就是明证。

所以，自己更得小心点。如果激起民愤或众怒，那就不得了。

逼他表态的时刻终于到了。

首都工人体育场十万革命造反派隆重集会，声援和推动上海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陈伯达、康生、江青及周恩来、李富春、陈毅、谭震林都出席大会，并一一发表讲话。

轮到陈伯达讲话时，他的书生气果然露出来了:“同志们，夺权的范围应该缩小到最小的范围。我们只能夺黑帮分子的权，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权。像彭真黑帮就是如此。但是，对犯了资产阶级反对路线错误的干部，不能笼统用夺权这个口号。这个口号打击面太宽了，我建议改为监督。让那些犯了资反路线的干部在革命派的监督下工作……”

江青大吃一惊!陈伯达怎么能这么讲话?这显然离毛泽东的本来意图差距太远了。更何况全国各省市的夺权斗争正在有步骤地开展之中。一月十二夜间，山西省太原市的造反派在刘格平的组织下，组成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向以卫恒、王谦、王大任等为首的山西省委展开了夺权斗争，占领了省、市人委，后又占领了省市公安机关。同时，山西省军区的干部也站到了他们这一边。如此好的形势如果不发展下去，势必会流产于失败。

江青不安了。她狠狠瞪了陈伯达几眼，悄悄向康生说了几句，但床生并不以为然。会议没散，江青提前离席了。

第五章毛泽东一贯主张夺权

一辆崭新的加长红旗牌轿车出其不意地来到钓鱼台。

负责警卫的哨兵立即意识到这辆轿车的来历，马上打了立正放行。车进去以后，两位长得十分精神的解放军战土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一个问:“你看清了吗?”另一个点点头:“我看到了，老人家还向我们招手呢?”其实，他什么也没看到;

不过，从轿车里走下来的，的确是毛泽东。

江青把他搀扶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后，毛泽东大声说:“通知常委那几个人，马上到这里来开会。”

“就在这里开?”

“是的，需要统一意见。”毛泽东的语气完全是不容推辞的。

江青熟悉毛泽东的脾气，马上去照办。

毛泽东抽了两支香烟，喝了点茶水，情绪已经稳定下来了。对江青说:“上海的夺权经验很好嘛，当前的任务就是夺权。待会儿你把这方面的事情谈一谈。”

江青立刻明白了他的意图，她把张春桥、姚文元写来的报告和信件拿出来，讲述了她的意见后，说:“但是，中央文革意见也不统一啊。昨天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大会上，伯达就公开讲他不赞成夺权的口号。”

“我己经知道了，他懂个屁!我正是为此事而来的。”

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人陆续到达，江青从窗户里看到陈伯达的影子，说:“他来了!”

毛泽东一见陈伯达进来，劈头便问:“你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开展夺权斗争这个提法?”

陈伯达支吾其词，不知该说什么。

“书生气十足，不懂得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政治斗争，不从政权上解决问题，就是头号大傻瓜。”毛泽东说

陈伯达咧开嘴笑了笑:“我是愚蠢，书读的多了，脑子反而不好使了。”

毛泽东很反感这种见风使舵的做法，瞅了他一眼，问道：“富春同志通知到了吗？”

“通知到了，是我亲自告诉他的。”

正说着，秘书进来报告:“李富春同志来了。”

李富春一进来开玩笑地说:“运动的速度太快了，我是紧跑慢跑使劲地赶哪。”

他的话把大家逗笑了。

叶剑英说:“赶不上掉了队可没人扶哟，现在谁也扶不了谁了。”

“只要有口气就不会掉队。”李富春说。

毛泽东和李富春是老朋友，和他父辈都是至交，说话很随便，便说:“现在有些人口头上跟，实际上想跑，想另搞一套。”

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凝固了。

陈伯达已从康生的悄悄话里得到信息，很不安地说:“昨天，工人体育场开十万人大会，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稀里糊涂地说夺权的口号不对，只能监管，不能夺权。我的这种说话欠考虑，现在宣布收回。我接见群众的时候，可以公开作自我批评。”

毛泽东冷笑说:“上海的工人阶级刚刚夺了权，你就那么讲，是什么意思?别人会以为你是针对着上海的工人阶级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这时，林彪笑吟吟地走进来，在门口立正，给毛泽东敬了一个军礼，虽然有些不大规则，但还是那么潇洒，还是那么精悍。毛泽东和迎面走来的他握了手，问候了几句他的身体状况，便说：“今天开个小型的常委会，统一一下对上海工人阶级夺权的认识。”他的目光依次在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李富春、叶剑英身上扫了一遍，问道:“你们对无产阶级向党内走资派夺权这种提法有什么看法?”

林彪稍微停顿了一下，首先表态:“夺权很好嘛。政权再不能停留在走资派手里了，那样下去，我们的运动还会夭折。”

周恩来马上接着说:“我是支持左派夺权的，但夺权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嘛。各部的夺权不要造成青黄不接的状态，正常的工作绝不能停顿下来。我认为，对在职的领导干部要具体分析。我通常把干部分成五类:第一种是黑帮;第二种是走资派;第三种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第四种是犯了严重错误的;第五种是犯个别性一般性错误的。而第五种是绝大多数。”

毛泽东拍着巴掌说:“这种分析好。但还应指出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但真正的左派，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少数。”他指着周恩来说:“你既然提出了五类干部，所以也就不能只用一种办法来对待干部，而也应该是五种办法:一种是全部改组，像上海张春桥、姚文元处理旧市委、市人委班子那样;第二种办法是监督留用;第三种是停职留用;第四种是撤职留用;第五种撤职查办，而第五种要缩小到最低限度。”

江青马上来个:“团结群众的百分之九十五与团结干部的百分之九十五不是一下子能够完成的，而要经过斗争逐步地形成那样的局面没有斗争是不行的。”

李富春问:“那么，提夺权的口号究竟是夺哪些人的权呢?”

周恩来说:“当然是夺党内走资派的权。”

“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些人的权也要夺。”林彪说。

江青说:“也有敌我矛盾的，比如对刘志坚这样的坏人，就不能还把他当自己人了。”

叶剑英、李富春等人还想说什么，毛泽东把手一挥:“不要分了，仔细分马上也分不清楚，把权夺过来再说。两者的具体界限到运动后期再去分。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提出的革命方针和采取的革命行动，给全国树立了榜样，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新经验。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把上海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是在新形势下所采取的又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个措施将推动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一个新的飞跃。”

毛泽东的这几句话，把列席会议负责记录的王力激动得周身的血液在沸腾，一种新的冲动在他的心中孕育。各种念头像决堤的洪水，一古脑儿涌上了胸间。这是多么有利的时机啊，原先的各种级别、阶梯、秩序都打破了。本来不出名的毛头小伙子一夜之间就可以变成一颗政治明星。这只有在打乱一切旧秩序的伟大运动和斗争中，奇妙的梦想才会变为现实。他这样想。

李富春皱着眉头，认真地听着毛泽东的即兴指示。一连串问号像激流中的旋涡，一个接着一个在他的脑海里打旋。但是，他并不敢把自己的疑虑提出来，每当他的目光和毛泽东的眼睛相撞时，也就舒展眉头，轻轻地点首，好像他是赞赏他的意见似的。

此刻，没有任何一个人敢站出来反对毛泽东的意见。相反，他们都认为他是正确的，都对他的指示感到鼓舞。

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说:“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革命。上海的夺权，就给这场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反击，创造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的经验，他们提供了正确的方针、政策、组织形式和斗争方法。这正是值得全国党、政、军、民各界学习，值得全国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于部学习的最主要的东西。”

陈伯达听着，像被一团火烫着了似的，只觉得脸上焦辣辣的不自在。毛泽东对上海的夺权评价如此高，这是他不曾想到的。看来，自己的脑子太麻木了，当初上海夺权的瞬间，他还认为张春桥、姚文元会陷到火炕呢。现在看来，不是他们，而是自己已跟不上党中央主席的思维了，需要赶紧转向。否则，那才是真正危险的呢!

毛泽东讲完以后，他马上表态:“主席、林副主席，还有总理的指示极为重要，特别是主席的指示和号召有伟大的战略意义。从我的看法和观察，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的一小撮走资派的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曲折的。被他们盘踞的堡垒，要一个一个地夺取。无产阶级夺回来的阵地，也还要一个一个地去巩固。在夺权斗争中，对于那些狡猾的敌人，必须提高警惕。”

他的话还没讲完，江青就显得不耐烦了，她扭扭腰，挪了挪屁股说:“好了好了，主席已经讲得十分全面了。下面是研究如何贯彻的问题。对主席的指示，谁也不能阳奉阴违，凡是搞阳奉阴违的，绝无好下场!”

临离开会议室的时候，陈伯达问毛泽东:“今天的会议内容，是不是写成社论发出去。”

毛泽东想了想说:“你们先写成文章再说，文章我要亲自看。”

这回陈伯达可不敢怠慢了，他马上召来了关锋和王力，亲自布置他们写文章:“你们把主席的观点全部写进去，有些话要全文引用，这样才能引起全国的注意。我告诉你们，这篇文章的作用，丝毫不亚于五一六通知啊!”

关锋很快看完了毛泽东的讲话记录，连续两天和王力赶写文章。

关锋比王力多长了个心眼，问道:“主席关于夺权的指示，能不能够体现他老人家一贯的思想?”

王力多年来替中央起草文件，对毛泽东的有关指示接触比较多，此刻滔滔不绝地说:“主席的这个思想是一贯的。早在三年前的四清运动中，即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央就发运《关于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只不过那是自上而下地派工作组去改组下级党组织，这一次则是自下而上地依靠革命派夺权，意义就更加重大了。”

关锋也点头:“主席在批发聂元梓的大字报时，就说是二十世纪的北京公社宣言，就有了接管政权的味道。去年写十六条时，也包含着接管思想，没写出要用新的国家机器代替旧的国家机器的话。”

“但主席的夺权思想，老早就有啊。”王力感慨地说:“他可不只一次说过:‘过去革命是靠军队解放的，机关这一套机构，我们只派了少数人去，大部分是留用人员，新招的人员。这样的机构不是工人、农民闹革命的机构。这样的机构容易保留封建主义，容易出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苏联变修后，主席又说:我们有比苏联好的条件，我们先有根据地，才有全国政权。主席的这一思想，六三年就有，并见诸于二十一条的文字，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是通过致苏共中央公开言的形式公布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也有主席的这种思想。”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很快拿出了初稿，又经过一番润色后，写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文章。

陈伯达连看三遍，除了改动几个字外，提不出任何意见。这几年他很少写文章，写起来也不像当年那样文思若涌、潇洒利索了。他不愿使此文久压在他这里，马上批了几个字:“王力、关锋两同志为《红旗》杂志写了这篇文章，请主席审阅。”

文章是一月十五日上午送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地的。他当天就看到了。文章的观点如实地体现了他的思想，所以他基本上没改动什么，立刻批示:“写得很好，照发。”

当天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便播发这篇以《红旗》杂志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文章: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导我们，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务，归根结底，就是无产阶级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的斗争。这是现阶段我国阶级斗争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集中表现。

“在我们的面前，是一片大好形势，是一片光明。我们要看到‘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质。’我们要像上海的革命群众那样，勇敢地打退一小撮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挑战。”

第二天，《人民日报》和全国各报刊，都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发表了这篇文章。全国顿时出现了大夺权的混乱局面。

第六章全国大乱和炮打张春桥

“夺权”成了当前文化大革命中最时髦的口号。

搞不搞夺权斗争，成为革命组织和保守组织的分水岭、试金石。人们都这么说。

于是乎，群众组织都闹起了夺权。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宣布夺权再说。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便丧失一切。不管是什么派，都天天宣传这种观点。此刻，已经分不清什么野心家、革命家、保皇家。

因为，水全部被搅混了。

就在张春桥的眼皮底下，一月十五日以上海市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为主的群众组织宣布夺权;一月二十三日这个组织再次夺权;第二天，红革会也宣布夺权;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也夺权。

张春桥稳坐交椅，对他们根本不屑一顾。

他只承认工总司为首的造反派夺权，其他的一概不理睬。

不仅他是如此。北京钓鱼台里的大小官员纷纷向各地的造反派打招呼，布置或安排他们认定的左派夺权。而对保守派的夺权，他们不但不支持，反而要镇压。

所谓的革命派和保守派之间在夺权问题上展开了你死我活的大拼斗，由文斗到武斗，最后发展到刀对刀，枪对枪，炮对炮，打得不可开交。但是，双方甚至多方都称自己是革命造反派，而对方则是“老保”。

一月十四日，以刘格平为首的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一号通告》，说:“我们庄严地宣布: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我们于元月十二日夜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和抄了一些坏蛋的家。”一月十九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刘格平任主任。

一月十六日，全国最早支持红卫兵造反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和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在毛远新的配合下，成立了造反团联合总部。发表《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者、市党政财文大权的公告》，也宣布夺权。

一月十九日下午和晚上，康生和王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青岛市市长王效禹派来的张子石等人，对他们说:“现在的大方向就是夺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旗帜不要让人家抢去。”康生对他的儿子张子石说得十分慷慨:“现在运动到了左派要团结起来，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时候了。我们坚决支持你们在青岛、山东夺权。”张子石等人回去，便在王效禹的组织下，于一月二十二日率领二十三个造反派组织夺了青岛市委、市人委的权力……

在全国眼花缭乱的夺权浪潮中，毛泽东首先发现了山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率先表态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的典型。他对江青说:“军队应该表示态度了，你看山西就比上海搞得好一些，军队支左是个创造。”

江青说:“你再说一遍，我记下来传达给林彪同志。”

“不要你口头传达，我亲自给他写两句话，你捎去就得了。”说罢，毛泽东抽出铅笔，在一份文件的背后写了这么几句话:“林彪同志:要派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广大群众。”他刚签了自己的名字，又想起还应再补充一句，便在后面批道:“又及:以后凡有真正革命左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实际上早已介入了。此事应该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这封信的日期是一月二十日。

两天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四家联合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持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决定指出:在夺权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决定还未发出，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便知道内容了。他的精神也振奋了，他对身旁的军队干部说:“这回我们派上用场了。”大夺权以来，全国到处混乱的一塌糊涂。连大军区、小军区都受到冲击，军队不表态的确不行了”

叶剑英、聂荣臻闻讯都赶来和他研究贯彻措施，叶剑英提出:“各地都有一帮右派在造反，他们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武器弹药，把军队的指挥系统也搞得失灵了。我想你去请示一下林副主席，搞一个军委文件，具体授权。”

聂荣臻也说:“军队支左没有尚方宝剑不行，非得有用权范围不可。”

军委文革小组召集的会上，一些军队干部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于是，一月二十四日晚饭后，徐向前坐车直驶毛家湾，向林彪直述了一些人的要求。林彪颇有同感，口授了七条，由秘书记下来，然后交给中央文革小组讨论通过。到了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时，林彪和徐向前一起去中南海见毛泽东，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一字一句看完以后，当场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文件一印发，叶剑英高兴地对许多军队干部说:“这下可好了，有了尚方宝剑了。对那些敢于向无产阶级专政宣战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决不手软。”

因为这个命令中，明确规定:“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果然，对这些名文规定，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用不同的标准衡量，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比较之下，担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的肖华还是比较冷静的，他问徐向前:“主席关于支左的信是针对什么来的?”

徐向前说:“主席给林副主席的信是批在安微省军区关于可否派出部队警卫群众组织召开的批斗省委第一书记李荷华大会的请示报告上的。不过，现在的范围大多了。”

肖华又说:“左派和右派的标准就很难掌握。我认为是左派，假若你认为是右派怎么办?再说，现在形势这么乱，万一弄错怎么办?”

徐向前没有对此回答。他认为，这些问题马上很难回答。回答不回答都关系不大。因为各地的问题是不同的，需要那里的支左部队根据具体情况来对待。

事情绝不会那么简单。

权力对各种派别都有着巨大的诱惑力。

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并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完全肯定了山西造反派的夺权。

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报导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并发表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

一月二十五日，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人民解放军支持下，夺了省委、省人委大权。二月一日《人民日报》作了报导，并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

一月三十一日，黑龙江红色造反者及驻军召开大会，宣告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委员会成立。二月二日《人民日报》作了报道，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

其他省市的夺权也掀起高潮了，但中央再也难以表态了。因为各省市、地区的驻军认为是左派给予支持的，另一派便群起攻之，翻起冲击军队的波浪。军队认为是右派予以镇压的，他们自己却认为是左派，高呼“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口号。血书、控诉信雪片般地飞到北京，到了中央文革的手中……

已经夺了权的地区，造反派内部又发生内讧。争名次、争席位、争权力的斗争彼起此伏，闹得不可开并。全国的局势发生了严重的混乱。

毛泽东看出问题了。

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说:“省一级的领导机构光是自下而上地自发建立，不行哪，不行哪。各省市夺权一定要到中央来谈方算数。各省到中央来汇报的会议，应该由恩来负责。此外，还得要有干部。我看夺了权的这几个省中，就数山西好。领导干部在革委会中占了百分之三十。这点上海就落后喽。”

陈伯达对这类话最感兴趣。会后便散布:“主席对上海也不是事事都满意，他们在干部问题上打击过宽，就是一大问题。春桥在这个事上有私心，他怕陈丕显站出来。”

谭震林立刻附合:“对，陈丕显是打不倒的。”

中央最高层的微妙动作，通过各种渠道和媒介传到上海时，便掀起了九级风浪。

上海最早起来造曹荻秋、陈丕显等人反的红革会开始密谋策划炮打张春桥了。

形势讨论会上，一位刚从山东调查回来的头头说:“中央对张春桥是不放心的。你们想一想，为什么中央一直以姚文元的名义发表文章，而作为主要笔杆子的张春桥却连边也沾不上?为什么中央一直对《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作了明确的表态，而对他们的夺权始终保持沉默?这里，我还有许多足够的证据，说明张春桥是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

他列举的证据是:在各群众组织讨论起草《紧急通告》时，通知王洪文参加，但他拒绝出席会议，公开说:“我不同意参加签字。”《紧急通告》刚发表，张春桥对徐景贤等人大发脾气:“五号刚刚发表《告全市人民书》，毛主席肯定了，现在是照着办的问题，为什么又来一个通告?”当毛泽东对《紧急通告》表示肯定和支持后，张春桥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把成绩记到自己的功劳簿上。这还不是两面派?

证据二是:当年张春桥还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时，便化名“狄克”攻击过鲁迅。鲁迅写了《三月的租界》回答他。现在，他又口口声声地拥护鲁迅，不也是两面派的表现么?

另一位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头头振振有词地说:“毛主席和党中央并不了解张春桥其人，只要我们把他的叛徒材料全部抖露出来，使毛主席不再受他的蒙蔽，再加上我们充分发动群众，他就彻底完蛋了。”

一月二十六日，红革会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先搞徐景贤，抓住“材料袋”，打开突破口，再搞张春桥。一月二十七日深夜，复旦大学一批红卫兵到市委党校抓走了徐景贤。张春桥震怒了，他拍着桌子骂道:“他们这样干下去，我们和他们矛盾的性质就要产生变化了。”他立即打电话给上海警备区，出动全副武装的四个摩托车排和一个步兵连，包围了复旦大学，要求放人。

但是，复旦大学的红卫兵针锋相对，手挽乎筑成人墙，高呼“镇压学生运动的绝对没有好下场”等口号，拒不放人。

对峙一旦发生冲突，便会出现流血事件。

如果强行捕人，也会使冲突迅速升级。

张春桥要试一试自己的威望究竟能不能震慑红革会的头头和骨干。他和姚文元单枪匹马地来到红革会总部，会见各校红卫兵负责人，想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显然他低估了这帮毛头小子们的实力，他不但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反而遭受戏弄和围攻。当学生们不断质问“你三十年代干了些什么?”、“狄克是谁”时，他愤怒了，也感到自己选择“单刀赴会”的策略实在是下策。

有人以为张春桥惊慌了。不，他并不惊谎。当他获悉红革会和其他群众组织召开“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并预定在一月三十日在上海市人民广场召开全市炮打大会的消息后，他冷笑连声:“这样也好，让左派经受一下锻炼，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一下各种人物的表演。”

张春桥有着对付红卫兵的办法。

他向江青汇报了这一动向，江青吃惊了:“上海的红卫兵怎么这样干?他们难道不听中央文革的话?”

“江青同志，绝不要以为是小将们在搞。他们的身后，有更狡猾的对手。甚至北京就有陈丕显一类的角色在活动。”

“那怎么办?你的意见是……”

“发动政治攻势，先从政治上把这股嚣张气焰压下去。”张春桥说:“我建议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给他们发紧急电报，制止他们的反扑行为。然后我们调动工人队伍，采取紧急行动，控制上海的局势不至恶化。”

“那好。你先写个东西，我马上和伯达、康生等人研究，采取必要行动对付他们。跟工总司的同志们说好，他们炮打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决不允许他们这样干!”

一月二十九日晚，张春桥、姚文元把王洪文等工总司的负责人找到衡山路市委招待所的会议室研究对策，他们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后，王洪文立即表态:“我们工总可坚决和中央文革小组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红革会的一小撮反动分子贴大字报，我们就叫人上街撕，贴多少，撕多少。他们敢开会，我们就敢抓人。对这些反革命右派，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绝不给他们半点自由!”

张春桥对王洪文更加喜爱了。他觉得，将来王洪文完全可能成为自己的一员虎将。上海交给这样的人，自己就放心了。

很快，中央文革小组的特急电报下达了。特急电报明确警告红革会:不能把斗争的予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派回上海的张春桥;不能组织十万人的游行;立即放回被红革会非法扣留的徐景贤。并严词指出:炮轰张春桥的大方向完全错了!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发动和领导的。中央文革的紧急指示，自然代表了毛泽东的声音。这是那个年代里合乎逻辑的推理。

得不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任何群众组织及个人都将垮台。这也是必然的。

一月三十日早晨，印有中央文革特急电报的传单飞遍了全上海。工总司的人马已经出动，随时准备采取紧急措施。这下，红革会的头头们感到绝望了，于是取消了全市大会和示威游行，并释放了徐景贤。

一场炮打张春桥的浪头就这样消声匿迹了。

第七章陈毅说:“张春桥这小子是小人得势!”

上海发生的情况，北京的最高层了如指掌。

陈丕显本来以为，通过炮打张春桥，上海会有一场好戏看。没想到，张春桥略施手段，一场大的风暴便轻而易举地夭折了。

他自叹弗如。

谭震林看完这场斗争的全部材料后，跑到人民大会堂去找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天天喊着群众运动，群众运动，为什么上海就不准群众给张春桥提意见?张春桥调动军队镇压红卫兵，中央难道就不表表态。”

周恩来也了解上海发生的事，但他的想法和谭震林完全不同。

他说:“上海驻军应革命左派的要求保护群众组织，这是符合中央规定的。春桥同志是中央派到上海贯彻中央决定的人，当然中央要支持。至于一些群众组织散布春桥、文元同志的说法，相信中央会调查研究，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的。我们可不能说风就是雨，让底下一些群众组织牵着鼻子走。”

周恩来是最精熟的政治家，他懂得怎徉处理各种复杂的政治关系，懂得在什么情况下进攻，什么情况下防卸和休整。他知道，毛泽东首先关心的是上海的稳定。只要上海的国民经济不再发生混乱，许多遗留的问题即使情况真实，也只能放到运动后期才能处理。

“总理呀，陈丕显给我又来电话求援呢。”谭震林说:“我曾亲自问过主席，他对陈丕显的印象也不错，顶多也是二、三类干部，为什么非要把他打倒呢?”

周恩来说:“群众运动嘛，即使有些过火的苗头，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在合适的时候纠偏也就是了。现在无论如何不能向群众运动泼凉水，注意保护群众的积极性。”

“群众我当然理解。问题是张春桥这个人太不听话。”谭震林说到这里，更来气了。“我向他多次讲了让他保一下丕显。这对他来说不费吹灰之力，是翻掌之劳。可他硬是不干，而是一味地纵容一些群众对老干部实行迫害，连主席的话也听不进去了。我看此人就不是好东西。”

周恩来情知议论这个问题的分量，立刻沉下脸来:“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好了，现在不议这个问题，以后也不准你在下面胡说八道。领导这么大的运动，一定要相信毛主席，相信广大的人民群众。许多事情，不是能够由我们自己的意志所能决定的。”

谭震林感到总理确实生气了，便把话刹住，改换其他议题。他从总理的话语中隐隐觉得他包含着极大的隐情和苦衷。

当然，周恩来不能进一步告诉他，张春桥现在所作的每一件事，都得到了江青和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信任张春桥，其程度几乎达到了偏爱的地步。

那是上次常委扩大会后，毛泽东把周恩来和陈毅留下，研究一些国际问题。

毛泽东心血来潮，对陈毅说:“你当上海市市长的时候，怎么没有发现春桥这个人才?他将来是个好帅才呀!”

“什么帅才!”陈毅轻蔑地说:“他只会摇动笔杆子投其所好。这种东西白给我都不要。现在他倒成了红得发紫的左派。”

毛泽东一听，收敛了笑容，刚才的兴致顿刻全消。他把桌子上的文件一一收拢，说:“散会吧，什么事也不用商量了。”

周恩来立刻知道是陈毅说漏了嘴，一边瞪他一眼，一边劝毛泽东:“陈老总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大大咧咧惯了，说话没把门的，你批他几句不就得了。”

毛泽东这才说:“老干部不要看不起新干部，要搞好新老合作嘛。你们都要以大局为重，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管他反对不反对自己，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要善于团结。反对自己的人就不能合作，我就不赞成。你陈老总没有反对过我?我们不照样合作嘛。所以，对左派不要吹毛求疵太多，否定别人太多了反而会否定自己。”

这话是冲着陈毅来的，但周恩来自己也感到了警戒。所以他对这类敏感不得不持谨慎态度。

尽管如此，陈毅并不服气，他对谭震林说:“张春桥这小子是小人得势，一得势就认不得人了。当初在我手下时，见了我低头哈腰，比见了他老子还孝敬。现在一开口便把我在上海的工作抹杀得一团漆黑，好像我比国民党还坏，你们看着吧，他一定没有好下场!”

谭震林说:“陈老总，咱们可不能只是发发牢骚就算了。底下的群众斗不赢他们，我们上头得斗垮他们呀。不然，他们更是无法无天了。”

陈毅不涉及具体问题还好，一触及具体问题他也知道非同小可，连连摇头:“谭老板，这个问题可不那么简单，事情复杂得很呢。”

“也不复杂，只要我们上下一反对，主席也会支持我们。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民主集中制不能改变嘛。”谭震林压低声音，很神秘地说:“告诉你一个非正道消息，连林副主席对张春桥也不满意，背地里也骂他呢。就连武则天，林副主席也不过是敬而远之，很有看法呢。”

“是吗?”陈毅心动了。政治家对一切有利于自己的时机都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没错是徐帅亲自对我说的。”谭震林说:“像林彪这样的杰出军事家，他怎么能心甘情愿地接受一个戏子和臭笔杆的指挥。叫我我也不服。现在他也是在等待时机。林总对江青、陈伯达他们打倒刘志坚非常不满，认为中央文革的手伸得太长了。这个矛盾我们要利用，只要把林彪拉过来，他们就彻底孤立了。”

谭震林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掌握林彪的心灵深处。

林彪城府极深。

他像躲在密林深处，秘密观察外面动静的老虎。没到绝对捕获猎物的时候，他绝不会跃出来张嘴，从文化大革命中打倒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开始，进而到整垮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每次都是在毛泽东明确表了态他才露头猛咬。不牵扯到他的切身利益，他是不会积极出头的。

在中央，他最痛恨的人是邓小平。

他和邓小平年龄相差无几，都属于第二代的领导人。战争年代或建国初期，邓小平一直排斥他，他早已记在心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一直对毛泽东说:“刘邓路线的代表人物，危险分子应是邓小平。他自认为自己没有多大把柄，而且年富力强，又有一定的干部基础，所以采取软顶硬磨的办法和我们斗。对他放松警惕是失误。”

毛泽东胸中有数，只有点首不语。

同样，陈伯达也是特别痛恨邓小平。邓小平经常批评他，批起来特别:使得一些人一见他都有点害怕。从六十年代同苏共领导人大论战时，陈伯达替中央书记处起草的文件，邓小平都通不过。邓小平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这个老夫子怎么越活越糊涂，写出这种文章怎么能代表我们党!你就知道搂上女人跳舞，一天价跳、跳、跳，不务正业。现在好多人背地里都叫你花花秀才了。”

批得陈伯达直想大哭。

所以，文化大革命中在整邓小平斗争中，林彪和陈伯达配合得非常默契。陈伯达对毛泽东说:“刘少奇之所以那么坏，妄图建立一整套个人的体系，是因为邓小平给他当军师，扮演一个羽毛扇子的角色。邓小平和刘少奇分不开，只能让他们死在一块。”

邓小平被打倒之后，林彪和陈伯达都觉得自己的实质地位没有多大改变。过去他们头上有邓小平指挥。现在又换了个江青，而且这个人喜怒无常，经常忽东忽西，弄得人不知所措。这种状况同样是他们很难接受的。

陈伯达在名义上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但组里的那几个秀才实际上他谁也指挥不了，他们都明里暗里听江青的话，看她的眼色行事。而把他作为一张招牌。这里最突出的是张春桥。

张春桥公开说过:“中央文革小组里真正代表毛主席声音的只有江青同志。听她的才不会犯错误，其他人都不行。老夫子的许多东西已经过时了。”

陈伯达表而上忍气吞声，实质上对张春桥产生了极大的反感。

那天开完会后，林彪约陈伯达到毛家湾看电影，其实是到他家密商大事。

“你看夺权夺下去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林彪问。“江青同志到底有什么想法?”

“她很少跟我说。”陈伯达说:“她和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他们经常在一起议论，我已落伍了。”

“不行啊!我还是很信任你的。一切文字性的东西，你把关我才放心。其他小将们，我不放心哪。”林彪说:“下次开会，见了主席我也要讲讲这个问题。我似乎感到，有些小将很骄傲，已经翘尾巴了。比如上海的一些提法，我很担心哪。”

“这些问题林副主席看得很准。你得讲话了，不然更没法了。我们的话都是有限度的。”

林彪感到火候到了，便收闸:“好，今后我们要多通气。文武之道，一张一驰嘛。没有笔杆子和枪杆子，就不会有政权。”

两人会意地发出微笑。

第八章毛泽东淡淡一笑:“乱怕什么!”

除了召集会议，毛泽东就是看书，看材料，思考问题。

看起来，他的生活单调而又枯燥，但是，他要处理的问题却是繁多而又复杂。全国的重大问题都要他点头，都要他表态，都要他制定方针政策。他像一个精细且已年迈的家长，眼睛紧紧盯着屋里屋外的一切。一旦发现问题，就批评、推倒重来。

权力的高度集中，使他日渐疲劳、憔悴，有时明显地感到了身体支撑不住了。当他身体不适时，就告诫身边人员:“关于我的健康状况严加保密，任何人不得泄露。”即使像林彪、周恩来这样的决策人物，有时也很难准确地了解他的身体状况。

当然江青例外。她很清楚毛泽东的身体状况直接关系着全国政局的稳定，是在全国上下已经陷入大夺权的混乱时刻。所以，也在各种场合下都要有意这样宣传:“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精力非常充沛，他一点病也没有，活到一百岁是没问题的。这是第一流的医疗专家预测的。”

毛泽东非常英明。他绝不会把自己陷入头绪复杂的事务性圈子里去。他始终关注和要抓的是大事，是政权，是涉及全国的主要矛盾。

他对江青说:“抓大事就是要抓阶级斗争，抓干部的使用。不然的话，政权就会到修正主义者手中。”

为此，耗费着他的全部精力。

当全国各地的夺权和反夺权乱成一片，内战、武斗打得热火朝天时，几乎所有的中央决策圈里的人物都坐不住了，特别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些秀才们叽叽喳喳，把简报、快报批得满天飞。周恩来整天泡在大会、小会里，讲话多使他嗓子都嘶哑了。

唯独毛泽东巍然如山。

“主席，部队支左以来，全国的局势更加混乱了。”奉命前来汇报工作的康生和江青见到毛泽东，显得很着急。

毛泽东淡淡一笑:“乱?乱怕什么!不乱不治，只有乱透，办法就有了。我看全国的形势，就像透过玻璃缸看金鱼一样，大乱中各式各样人的表演一清二楚。只有乱，隐藏很深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才会充分暴露，露出他们的真实面目。平时伪装得可好哪，戴着假面具，唱着高调，正经得很。稍有风吹草动，敌人就要露头。我就是要让全国都乱一下，左派、中间派都受到锻炼，右派、反革命得暴露，这样我们才能懂得应该把权力交给谁。”

康生如同大梦初醒，连声说:“主席的见解非常正确，非常英明。”

毛泽东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康生一看就明白了:那正是去年二月，彭真亲自主持制定的那份《五人小组的中央的汇报提纲》。他的心“砰砰”起来，他不知道毛泽东为什么突然找出这份文件来?他老人家现在想于什么?

“当初发动张春桥、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时，彭真就预感到了文化大革命会从政权上解决问题，他很怕这一点。因为吴晗是北京的副市长呀!所以他炮制的《汇报提纲》里，有这么一句话。”毛泽东扫了康生一眼，然后不紧不慢地读起那段话:“学术争论的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情短时间内是不容易完全弄清楚的。我们在讨论中要抓大是大非，首先要划清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个主义（马列土义和反马列主义)的界限，并且弄清楚学术上带根本性的是非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我们在斗争中，必须认真地、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来进行学术研究，掌握大量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把学术推向前进。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

念完，毛泽东把文件扔到桌上，就像扔掉一张废纸:“这些放屁之言，只有一个目的，把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斗争纳入纯学术的轨道。他怕被夺权，所以以一种不偏不倚的公允面目出现，企图扑灭点燃的文化革命烈火。”

江青站起来，洋洋自得地走到书架旁，说:“现在也有一些人还想步二月提纲的老路，不愿从权力上解决问题。”

康生很敏感:“是吗?这种人不在我们中央文革吧?”

毛泽东轻轻摇摇头，问:“当初彭真制定《二月提纲》时你不也参加了吗?恐怕当时也没估计到文化大革命会这么乱吧!”

康生吓了一跳，莫不是说我“想步二月提纲的老路”吧?他紧张得连声音都颤抖了，但尽量不使自己失态地说:“当时是没想到这一点。不过，我当时的的确确是反感彭真那一套的。我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都被彭真压下去了。这点王力同志可以作证。讨论起草五一六通知时，我当着彭真的面就说:‘一定要写上文汇报提纲是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彭真恶狠狠地瞅了我一眼，说:‘那好吧，说就说够吧。’他们恨死我了。这些许多人都知道。”

“你是不是有点多心?”毛泽东问。

江青说:“心里没鬼你怕什么?”

康生委曲得胡子直提颤:“我不是多心，我是从各方面紧跟主席的，只要主席一声令，我是从不含糊的。我刚才说的混乱，是说有些部队支左，支的不是左，而是右。支左一来，把部队的问题也暴露了出来了。”

毛泽东笑了:“部队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嘛。暴露了也好，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嘛。总之不能怕乱。上海夺了权，还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告诉春桥、文元，应该考虑这件事了。”

“这个机构叫什么好呢?总不能还是市委、市人委吧!”江青说。

康生并看不起江青，用眼斜了她一下对毛泽东说:“上海的夺权意义十分重大。上海的工人阶级把夺权叫做‘一月革命’，其历史地位完全可以和苏联的十月革命相比拟。主席当初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时曾说，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书。我看夺权的形式可以和巴黎公社相提并论，叫上海人民公社也可以。”

毛泽东沉吟着，思考着。

“我看可以。”江青说。

毛泽东说:“让张春桥他们决定吧。总之，这件事应该定下来了，不能再拖下去。再拖，反张春桥的右派又要作文章。”

“对，不能让反春桥的那帮人得势。”江青马上说:“乱只能乱敌人，乱走资派，不能乱自己。如果再有人企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就得镇压。各地已经有一批权力落到了坏人手里，不过没关系，我们不承认。到时候，发动左派再次把权力夺过来就是了。”

康生明显地感觉到，对上海，毛泽东的确紧抓不放。对张春桥，江青是非保不可，不允许任何人说他的不是。她在有意识地树立张春桥的威信。

张春桥深知北京的意思，也在竭尽全力地按他们的意图办，不过要办得更富有艺术，显示出自己的风格来。他几乎每天都在和中央文革通电话，掌握风向，通报信息。同时，也和姚文元、徐景紧、王洪文等人商量对策。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张春桥以他那异常镇定和富有煽动性的口吻说:“毛主席和党中央正在考虑北京人民公社的领导人员，估计很快就会成立。我们上海是毛主席亲自树立起来的一面红旗，是一月风暴的发源地，我们是不是很快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报请党中央和毛主席批准?”

姚文元立刻响应道:“上海绝没有落在北京后面。毛主席派我和春桥回来时，亲口说让我们给全国的革命派带个头。现在又是一个头。我们已经迈开了良好的第一步，下一步是走下去，走到底。可以肯定，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会在全国引起巨大的震动。在全世界也会产生巨大的反响，这件新生事物的意义绝不可低估。”

此时上海的权力，已经完全集中到了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手中。只要他们点了头，王洪文、徐景贤没有不照办的。

很快，上海各群众组织的座谈会上，一致推举出了上海人民公社的名单。

上海的报告直送中央文革小组。

钓鱼台里兴高采烈。陈伯达对江青说:“看来春桥同志回不来了，留在上海当主任了。他在中央文革小组的职务……”

江青立刻猜透了他的意思，含着一丝叽笑地对他说:“你手下的人到上海坐了第一把手的交椅，还不是你的功劳吗?春桥依然是你的部下，依然归你来领导。放心吧，他在上海一也许当不长。”

“当不长”这二个字被关锋听见了，又和王力好一阵嘀咕。他们商议得出的结论是:张春桥还会重返北京的。不过，他和姚文元在上海担任一、二把手的事，吊起了其他几位笔杆子的胃口，他们都在考虑白己下一步的打算和出路。

毛泽东正在兴头上，马上批准了上海市人民公社的成立。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上海市几十万隆重集会，欢呼上海市人民公社的宣告诞生。张春桥担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等人担任副主任。公社成立的宣言中明确写道:“我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任务，就是夺权。要夺权，就要彻底地夺，就要百分之百地夺”，“一定要把一切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的市、区、县各级党政机关以及工厂、企事业单位、农村人民公社、商店、学校、街道等等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夺过来，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夺过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当天的《文汇报》在《伟大的历史性的革命创举——欢呼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的社论中说:“上海人民公社创立的伟大功绩在于:革命左派实现大联合，进行了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它创造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里，无产阶级从一小撮反革命修止主义分子手里再度夺权的新经验。它创造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里，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新经验。”“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重新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

这集中代表了张春桥的意思。

但是，他忘记了一点:经验总是后人总结的。历史也应后人来写。当自己把自己评价得高得不能再高时，后人究竞是笑?是哭?是讥讽还是默然?

那一天，他肯定没想到这一点。

第九章周恩来与刘少奇、邓小平划清界限

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一公布，周恩来立刻想到了什么。他犹豫了几分钟，终于抓起电话，拨通了毛泽东的住处……

“主席，我要放马后炮了。”周恩来有些内疚地说:“本来我想抽合适的时候再提这个建议，没想到春桥同志、文元同志办事雷厉风行，已经宣布上海市人民公社成立了。我认为，一个省市的行政机构叫人民公社还不大成熟，它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体制问题。按照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的观点，国家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在我国文化大革命正处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空前激烈斗争的关头，人民公社这种形式是否恰当，值得考虑。”

“现在改正还来得及吗?”

“来不及了。”周恩来说:“不过我们可以冷处理，暂且先把它放一放，不要匆忙表态，以免其他省效仿。当然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在小范围内打个招呼。”

“那好，让我也再考虑考虑。”

人的思想是很复杂的过程。当毛泽东躺在床上时，思维就格外的活跃起来了，它像一匹骏马般的驰骋在无边无际的原野上。他想着周恩来的建议，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唉，你呀，你为什么不早说?那怕早说一天也好呀!为什么要等在上海召开大会隆重欢庆时刻才讲这种话?传出去难道不是给左派泼冷水吗?

周恩来呀周恩来，你真是一个思想稳健稍微保守的人物!张春桥没有说错你。

但是，周恩来又是一个政治经验十分丰富，能够把各方面的意见综合起来，提出各方都能勉强接受的方案的杰出政治家。没有他，这场文化大革命真不知道会搞成什么样子。没有他，国民经济就会倾刻陷入混乱，毛泽东想。

去年十一月底，安亭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指示陈伯达:“看来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要重新安排部署，春桥在上海支持工总司，给我们上了一课。对工人搞文化在革命的积极性，不能压，要支持。你下去找工人同志谈一谈，了解一下情况，搞一个文件给我。”

陈伯达奉命行事，找工人群众组织座谈，了解情况，准备起草文件。

毛泽东在给陈伯达交待任务的同时，也在一个会上给周恩来作了同样的布置。周恩来指示陶铸、李富春亲自挂帅，由谷牧具体负责起草文件。谷牧等人把各大区、重要的工矿企业负责人都找了来，反复研究讨论，起草了一个文件。主要内容是强调文化革命不能影响生产;工交战线的文化革命要依靠老工人，依靠劳动模范和各级党委进行;工矿企业不能成立跨行业、跨部门的群众组织。起草文件时，陶铸公开说:“上海那个王洪文搞的工总司就是不应该承认，就是应该压下去。对那些不守纪律不抓生产的少数人，不压下去怎么行?依靠他们搞文化苹命，只能越搞越坏!”

谷牧等人的文件出来后，陈伯达也起草了一个《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与谷牧他们的意见针锋相对。毛泽东指示将两个文件同时拿在会议上讨论。

讨论中，陶铸、李富春、谷牧及参加会议的工矿企业领导人纷纷批判陈伯达的十条，反对在工人中形成各种派别，重申他们起草的文件精神，都表示不同意陈伯达的十条规定。

陈伯达、江青把情况汇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指示放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解决。陈伯达和王力起草的文件事先已让毛汗东和林彪看过，对此林彪心中有数。他请求毛泽东时，毛泽东说:“正确的意见在他们那里占不了上风，你去讲讲吧。”

林彪更加有底了。他问周恩来:“伯达同志的十条，他们那些人通过不通过?”周恩来摇摇头。林彪又问:“难道没有一个思想搞通的?”周恩来说:“我接触到的没有一个。多数不通，这不是孤立的，是有思想根源的。”林彪再问:“什么根源?”周恩来说:“主要就是怕。‘怕’字当头。首先是怕引火烧身，怕两派对立是领导造成的，应当承担责任。二怕被揪，缠住不放。三怕坚持原则、讲政策，发生了问题，不是矛盾对着自己，而是群众一逼，什么字都签了，把矛盾就上交了，就到北京来了。”

林彪火了:“他们通通是修正主义，是故意破坏文化大革命。谷牧是混蛋，混蛋还能搞出好东西吗?”

于是，十二月二日的会议上，林彪拿着两份文件亲自主持会议，一开口便指着谷牧的鼻子骂，“你们起草的这些东西统统是薄一波的老一套，是刘邓的老一套，资产阶级的老一套，混蛋到不能再混蛋的地步了。陶铸同志也是想以生产压革命。这是绝对行不通的。伯达同志的十条很好，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接着，他强调会议要大破两种观点，即:“一种观点是问题不少，问题也有，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路线，工交战线和文教系统不同;第二种观点是工人阶级是好的，同知识分子不一样。”

林彪气愤地拍桌子说:“不打破这两种观点就不能在工交战线上开展文化大革命，就没有阶级斗争和两条斗争，就是应付，就是被迫革命，不是欢迎革命。”

陈伯达调子不高，但摆出了理论家的风度，颇有教训人的口吻:“现在，工厂文化大革命，用压的办法，堵的办法，产生的后果必然会出乱子。有错误就接受批评，改正错误。不要不让人家去串连，一也不要采取捍卫自己的办法，不要挑动群众去捍卫自已的权力，我想这是最根本性的问题。共产党员要有一个风度嘛。”

毛泽东特别注意周恩来的讲话和发言。

显然，周恩来是和自己保持一致性的，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我们是有距离的，我们要在游泳中学习游泳。从挖修政主义的根子看，就有很多的障碍，是存在错误路线的，必须从根本上来解决。障碍是很多的，要从历史上来说才能说清楚，刘邓路线不仅仅是五十天的问题，少奇作为主席的接班人已经二十年了，的确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影响是很深的。他不像林彪同志在军队独树一帜宣传主席思想，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但还遇到了罗瑞卿的干扰。由于少奇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影响到全党全国。小平主持书记处十年，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也不宣传主席思想。所以错误路线不只是五十天，是十年、二十年，不能不影响我们的党。薄一波和彭真结合在一起，是两面派。”

林彪插话:“我还被薄一波骗了，我以为政府中他还搞得不错，以为是革命的，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在工交战线搞革命化的，实际士他是破坏革命化的，这个人直到现在还没有被充分揭露。我从东北回来，在火车上，他动员我拥护刘少奇，给我的印象，他是搞宗派，搞山头的，是个坏家伙。”

周恩来继续说:“薄一波说他同彭真不接触，但据我了解，实际上他们的来往是很密切的。”

康生马上说:“这个人阎锡山很信任他，这不是偶然的。”

徐向前也说:“在晋东南薄一波简直是一霸，对下面干部很凶，当作奴才。”

“所以，薄一波的流毒影响到工交战线。”周恩来很严峻地说:“陈云的错误在财贸系统也是有影响的，邓子恢的错误，过去有过批判。罗瑞卿在公安部中搞特务作风，影响也很深。谢富春同志是单枪匹马到公安部去的，罗经常给他出难题，也受到他的干扰。文教战线有陆定一、周扬、夏衍等统治多年……”

毛泽东在周恩来的这段话下划了红杠杠，即:“这次中央工交系统文化革命座谈会，有些同志是抱着一种抵触情绪的。以后讨论伯达同志的十二条，他们批判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十二月二十二日向毛主席汇报，二十四日我自己来听听大家的意见，有意识的让大家放一下，我知道他们有情绪，思想不通。我对刘澜涛说，你当年是怎样闹革命的?各地同志说的意见不多，中央各部门的同志说了很多意见，说到什么问题时，几个部长一轰而起，站起来围着我，说明大家的抵触情绪不小。如果我们不搞文化革命，怎么样呢?就不能不出修正主义。大家的情绪那么不好，最多是脱裤子，罢了官，有什么了不起。我当时说，当年打仗，入了虎穴，人地狱，死都不怕，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

搞文化革命有什么可怕?……”

毛泽东看完去年工交系统文化革命座谈会和中央扩大会议上所有的材料，得出一个结论:除了中央文革小组这几个秀才们外，中央几乎绝大多数的老干部都对文化革命有抵触情绪。周恩来处于两者之间徘徊，但总的倾向还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尽管他对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的决定有看法，但是一旦自己决定的事，他会坚决拥护的。

所以，当毛泽东问张春桥对周恩来的印象时，他脱口出：“总理很会和稀泥，搞调和，两面都不得罪。”

毛泽东感叹地说:“在革命斗争中，有时非得来点和稀泥，不然搞不好统一战线。在这方面，你们都得学总理。”

“那陶铸他们呢?”

“他们是从心里盼望刘、邓上台的，和总理不一样。”

正因如此，中央文革和林彪结合在一起，下决心整垮了陶铸，同时也使谷牧等人靠边站了。毛泽东很清楚，这并不意味着事情的结束，而只是另一场斗争的开端。

他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走资派夺权的形式结束这场斗争。但是，夺权中的一系列问题显然影响着他的预定计划……

节骨眼上，周恩来又提出不赞成上海人民公社的建议。毛泽东不能不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他想，周恩来这样郑重而又坦率地提出建议，自然有他的特殊考虑。仔细想想，他的建议很有道理。

毛泽东更睡不着了。他索性坐起来，点燃香烟，大口大口地吸着，打开脑海里记忆的闸门，回想着周恩来在这七个多月来的种种表现。

他对刘少奇的态度，自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产生了根本的转变，认为刘少奇“只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世界观没有得到改变。”去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周恩来又对毛泽东说:“江青同志和林彪同志都对少奇的检查不满意，我看也不要给他作组织结论。看看他的表现再说，是人是鬼运动自然明。”两个月后，他的态度变了，对毛泽东说:“看来少奇同志保不住了。我们和他的斗争性质正在发生变化，他极端仇视中央文革，已经拒绝交待问题了。”前几天，他又对毛泽东建议:“可以搞刘、邓的专案，审查他们的全部问题。”

可以看出来，周恩来和他们划清了界限，拉开了距离，从不单独和他们接触。而且积极地投人到批判他们错误的行列中来，用行动表明他是真正跟毛泽东走的。

但对大多数干部，周恩来也显然是想多保一些。

今年一月初，他对毛泽东说:“现在各省市的一、二把手和中央局的第一书记都受冲击了，造反派都要打倒他们，我担心他们会出事。”

“出什么事?”毛泽东说:“无非是受点冲击，经受些锻炼嘛。对那个李井泉，我看有必要让他经点风雨。”

“不过，造反派中的确有坏人，他们妄图杀人灭口，他们要打倒所有的干部。”

“都给打倒了，打倒那么多，我也不高兴。”毛泽东说:“我看像赵紫阳、张平化、刘子厚、张体学这些人要保一保。”

周恩来拿出一个名单，提出要把他们暂时保护起来，住在中南海里免受冲击。毛泽东同意了。很快中央文革提出尖锐批评，毛泽东又指示周恩来:“我看那些人还是应交给群众，交给解放军，由左派和解放军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造反派批斗他们，就让他们到会。”

周恩来坚决照办了。

毛泽东和周恩来共事几十年，深知此人脾气。他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者，对党的忠诚和信仰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动摇。涉及重大的原则和组织纪律上，他决不会妥协。于是，他那严峻、和详、沉着、机智的面孔不住地在毛泽东脑海里现来映去，反复旋转。

毛泽东拨通了钓鱼台十一号楼的电话，把江青从睡梦中叫醒了。

“润之，是你?发生什么大事了吗?”

“对人民公社诞生的宣传要慎重。”毛泽东说:“不宜太过分。这个临时权力机构的名称不太合适。我正在考虑改什么名称好。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将来改了就是了。注意保护左派的积极性，不要给他们泼了冷水。”

第十章林彪:“我们真正的对手就是她!”

“一0一，你看看《文汇报》上的口号，离谱不离谱!”

叶群把几张《文汇报》双手递到林彪的面前，由于思索的深切，使她那微黄的双眉之问显现出一丝细细的竖纹。

林彪接过来草草一览，除了宣告上海市人民公社成立的鲜红报道外，还有几张印着“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五行大字的通栏标题。

他那浓黑的眉头紧紧皱成两道峰，仿佛在追忆着什么。片刻又放下报纸，淡淡地说:“我脑子不好使了，看不出什么。”

“真看不出？”叶群那狭小的肉色眼睛里闪出一道亮光，“你看不出上海已经成了三滴水的天下?那个眼镜和胖子想方设法地抬举三滴水，已经把她和你并架齐驱了。凭什么要把她单独突出?你是主席的接班人，她算什么东西!”

林彪冷笑了。他把报纸收起来，轻声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妇因夫贵嘛。将来你还不也是一样。”

人往往把生活经历中难忘的一天，珍藏在自己的记忆中。每当回忆的惊涛在心里翻腾时，它总是第一个跳出来，给人力量，给人信心和勇气……

对叶群来说，最幸福最难忘的时刻是七个月前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重新选举政洽局常委后，林彪的名字一下子跳到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她陶醉了。

立刻，毛家湾的地位骤然升高，这块住宅区闪闪的发光，连她出去都感到了与往常大不相同。那些久居中央的老家伙都对她刮目相看了。

唯独江青例外。

那天开罢会，江青把叶群拉进她的办公室，以长者的风度说:“今后说话、办事可要注意点，影响不像过去了。你是副统帅的夫人，是林副主席的代表，一举一动都代表林总的形象，可不能像过去那样随随便便的。”

叶群心里老不大舒服，表面还是露出红彤彤的笑脸:“非常感激江青同志的提醒和帮助，我一定严格要求自己，坚决照你的话办。今后我就是你的学生，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办，你可要手把手地教哪。”

她也真佩服江青那两下子，一招一式都有当年演戏时练就的硬功夫。

去年十二月十三日，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陪同江青接见北航红旗战斗队的学生时，江青声音抖颤地说:“我这个人，像孙悟空，身在水莲洞，心追取经僧。我心里想看你们，我知道北航同学在受他们那帮人的折磨时，我非常难过。我确实哭了。如果我不是主席的老婆，我就要和你们一块绝食去。我们小组大部分同志是很激愤的。但我们受中央常委的委托，我们不能去。你们不是唐僧，你们是革命先锋……”

当会议宣布结束，工作人员说让首长先走时，江青又回到扩音器跟前大声说:“同学们，我不是首长，我是江青同志。”

这一手漂亮极了，立刻又激起红卫兵小将们一番最热烈的掌声。

这一手漂亮极了，立刻义激起红卫兵小将们一番最最热烈的掌声。

那种气质，那种风度，那种恰到好处的动作，她叶群今生今世也休想学会。

林彪并不太注意这些。他背着手，在屋中央停止了踱步，像是在自言自语地说:“处在权力的最高峰，任何人都会羡慕，都会巴结，都会讨宠。这并不奇怪。也可能主席百年之后，我们真正的对手就是她。”

叶群一震:“那怎么办?”

“人在强盛时，神鬼也避之。我们当然不理睬她为最好。”林彪说:“必要的时候，你也可以屈从她，奉承她。只要注意提防她就是了。现在反对她的人越来越多，正像在上海炮轰那个眼镜的人很多一样。看来，解放军支左是个极好的机会，让我们的人盯住他，多掌握他的一些把柄，瞅准机会收拾他。”

“你瞧他多得意，一下子当上了上海人民公社的主任!”叶群指着报上张春桥的照片说:“他从来不搭理我，每次开会都不正眼瞧我，他是地地道的三滴水派。好像他根本不知道真正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在这里。”

林彪烦了:“好了，好了，谈点正事吧。别一天价小家子气，让人听见又是麻烦。不管怎么说，三滴水还是我们的同盟军。别忘了，有些反革命分子要打倒的，正是我们。”

叶群一下子清楚了，闭上了嘴巴。

从去年十一月以来，毛家湾几乎每天都要收到一些形形色色的匿名信，点名道姓地攻击林彪和叶群。其中的一封信中写道:

“林彪同志:你在革命战争的年代曾立下丰功伟绩，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留下了你的英名。但是，建国以后，你却逐渐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竭尽吹、捧、哄的奉承和美化，有些语言已经到了肉麻的地步。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你和三十年代那个在上海十里洋场的女演员一唱一合，对功昭日月的开国元勋残酷迫害，纲织罪名，一批又一批地被打倒，被清洗。你已走上了与人民为敌，与广大的中国共产党员为敌的地步……”

读着一封又一封喷着火药硝烟的信件，连叶群都感到恐俱。一种不安的骚动，像阻挡不住的寒流在悄悄地袭来。有时她会觉得，突然间要爆发一种惊天动地的事变，那挟雷持电的嘶喊，也许会把中国重新拖回到火与剑的时代。

“育容，你说这场文化大革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叶群显得有点忧虑，“自从陶铸、刘志坚被打倒之后，我就担心，这么无休无止地搞运动，会不会弄得不可收拾。物极必反啊!”

她不肯相信丈夫会不图思变。虽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但他毕竟是经受过疾风骤雨洗礼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怎么能那样的死心眼呢?难道你光看见人家今天那笑容可鞠的面孔，就不想着有朝一日人家会变脸?何况那个朝三暮四的三滴水已经对毛家湾产生过不满。

林彪没有回答。

一时间，夫妻俩相对无方，同时沉浸在对经往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思考之中。

思索时，叶群那一对黑溜溜的眼珠暂时停止了眨动，眼皮略微缩了一会儿又展开，随着宽而厚的上嘴唇微微地动了一下，她想出了点头绪。

“我也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还得和三滴水合作，把这场文化大革命搞下去。”叶群是极聪明的。当也提出问题不久，很快便自己找到了答案。“首先，我们有着共同的冤家对头。你当副统帅，很多人不服你啊。别的且不说，我看陈毅、徐向前、朱德、聂荣臻这些人就不服，贺龙更是把你恨死了。别看叶剑英表面上唱你的赞歌，骨子里你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如果我们和钓鱼台的人弄翻了，他们肯定马上会跳出来落井下石!”

林彪的心一震，仿佛牵动了他的万千思绪。他默默地点了点头，说:“据你观察，中央文革小组的那几员小将中，谁在有意向我们靠拢?”

叶群想了想说:“关锋这个人还不错，对我们很有感情。王力也可以，他在中央文革不是太得意的。去年，江青要王力派几个记者到农村去看看，他就派《快报》组的几个人到通县转了两圈，他根据记者的反映说农村形势很好，又经过四清运动，农村可以不搞文化大革命了。江青听了他的汇报，非常反感，马上又派她的女儿肖力下去搞调查。回来以后，好就当着王力的面骂道:‘你是什么理论家，我看你是个大混蛋!’江青说:‘主席叫你写的在农村搞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哪里去了?你派的记者都是官老爷，不与贫下中农搞三同。肖力反映的情况就跟你们不一样。’王力委屈得顶了一句:‘你并没有告诉我，要搞什么文件。’因为此事，江青把他的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的职务也给撤了。”

林彪皱着头问:“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多?”

叶群说:“钓鱼台里有我的人嘛。我经常往那里跑，什么情况听不到?”

林彪瞪了眼:“以后你少到钓鱼台乱转，惹人注目。万一有了事，都会怀疑到你在那里作手脚。”

“这个意见我可以考虑。”叶群说:“不过完全不去也不行。不去怎么和三滴水联络感情?怎么能掌握钓鱼台的整个动向?路线斗争这么复杂，我不帮你出主意想办法还有谁!”

叶群这么一说，林彪只得作罢。

这对夫妻，只会逢场作戏。他们在毛泽东的棋盘上，充其量只起个“车、马、炮”的角色。不过，此刻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第十一章谭震林与江青交锋（1）

谭震林放下陈丕显来的电话后，气得七窍冒火。那个张春桥，太他妈的不够意思了，老子软硬兼施，什么话都说到了，他就是不听!上海人民公社的领导成员中，不仅没有陈丕显的份，而且攻击的调子比任何时候都高。

当陈丕显在电话中说:“难道我们除了忍气吞声以外就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时，谭震林的脸突然绯红起来，但一会儿却变得比刚才更苍白。

堂堂的国务院副总理，连自己的老战友、老部下都保护不住，这简直是自己的耻辱!

现在一切都乱了套!连刚不吃屎的黄毛丫头，愣小子也敢动不动就勒令这个检查、打倒那个，简直没有一点王法。对了，还是陈毅说得好:“对付那些无法无天的造反派，你越怕他越历害，你干脆顶，硬顶，有话公开讲出来，用无法无天对付无法无大，他反而怕你，认为你不好惹。”太他妈的正确了!

谭震林佩服陈毅。

去年八月十六日陈毅接见外语学院、华侨三校的代表时就公开说:“外语学院、华侨学校的工作组是我派的。张彦工作组是我派的，工作组的错误都由我承担，工作组的错误要冷静评价，不要一棒子打死。我老实告诉你们，我说话是有倾向性的，我有自己的主张，我不模棱两可，我不搞折衷主义，不讨好那边，宁可在大革命中犯错误一电不搞滑头，不怕罢官，我就有这个勇气，下放劳动，当服务员也可以，扫地擦玻璃也行，有话就要讲，就要发表意见。有人搞我，说我是大鬼，我要接受这个挑战，你们问刘新权的后台是谁，当然是我。我的后台是谁，当然是毛主席了。”

这个陈毅也真邪门。有人贴了一张题为《外交部里有鬼》的大字报，他马上叫人打印，中央负责人每人一份，也给了毛泽东一份。

三个月后，他在关于解散外交部红卫兵大会上又讲:“自五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我讲了很多话，我还要坚持这些看法，我已经做好准备，因为我讲话多而受到批判，犯错误或惨遭不幸被打成黑帮坐班房，被罢官撤职，这不要紧。但我不愿做和事佬那样躲在角落里不表态，我要发挥共产党员的作用，也可能是好的作用，也可能是坏的作用，但是我还是要讲。一讲就必有批评，讲话以后总有很多大字报。有时你还没讲完，大字报就送上来了。有人劝我说:老总，你话少讲一点。他们都是好心。我压缩一下，可还是压不住，还是要讲。”

陈毅不但敢讲话，也敢作自我批评。

这点，谭震林同样佩服。

去年十一月十四日，陈毅在外交部公开承认:“我犯‘左’的错误，也犯过右的错误，讲这个话我也是很沉痛的。当我犯‘左’的错误时，打击了许多好同志。当我犯右的错误时，就给革命带来损失。我现在两边的话都要听，有人说我和稀泥，这句话说到了本质。列宁说:‘革命的妥协需要，改良的妥协反对。’我就是和稀泥，我就敢和稀泥。有人贴我大字报，说我不符合《人民日报》社论，我仔细地研究过了，但我不改变自己的看法。什么‘罪魁祸首’，什么‘刽子手’，什么‘滔天罪行’，就由你一张大字报定了吗?还要群众讨论，还要毛主席来决定。真正要打中要害不是你那个东西。你那些话不解决问题，是纸老虎，是在追求惊心动魄。”

说来也奇怪。陈毅说了那么多不合适的话，毛泽东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几次在政治局会议上说:“陈老总敢讲真话。有意见就端出来，这种光明正大的态度正是共产党员的党性，我就赞成他这样。”

连江青也说:“陈老总，我保你。”

陈毅笑嗬嗬地说:“我这个人不怕别人批，就怕有人保，一保我就得倒。”

这话弄得江青哭笑不得。

谭震林想通了。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与其窝窝囊囊地活着，不如堂堂正正地死去，尽管他并不想死。他要和他们斗一斗，不能再沉默了。

巧极了。开完会刚出会议室的门，正碰上并排进来的谢富治和江青。他俩正说着话，打着，看样子很激愤。谢富治看见谭震林，刚要点头，被谭震林的吼声震住了:

“我正想问你们，上海成立人民公社经过中央批准了吗?”

江青见谭震林虎着脸，反而笑起来:“谭老板，有什么事吗?批准不批准不是照样革命吗?你有什么意见尽管讲吗。”

这和风细雨的声音反而把谭震林的气泄了一半，他还是恼怒地说:“上海人民公社里绝大多数都是造反派，领导干部很少。难道上海的干部都烂掉了?这样搞下去，非出差子不可。”

江青对谢富治说:“你看看，大家都有这个意见吧?上海必须很快解放一批干部，同时要吸收解放军的首长临时权力中心。不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可是不行。有些坏人就想钻这种空子。他们在上海反夺权好几次了，春桥没有理睬他们，他们很快垮下去了。”

谭震林的气快泄得差不多了，便端出他的心里话:陈“陈丕显是红小鬼出身，历史上清白得很，这一次完全可以把他结合进领导班子里嘛，春桥同志就是不听。这个干部我可以打保票，你也是了解的嘛。”

江青还在微笑:“这事得和春桥、文元谈。他们分管上海的运动。不过我听说陈丕显很腐化哪，连门上的扶手都经常用红外线消毒。这事当然是小事，不过他对群众的态度可是有问题的，让他反省反省有好处。”

这句话把谭震林惹火了:“反省反省，难道他张春桥不需要反省?现在一切都是你们中央文革小组说了算，未免也太霸道了吧?难道我们这些政治局委员的话就不值一钱?”

江青脸一红:“谭震林同志，你这是冲着谁发火?”

“就是冲着你!”谭震林的火气一下子窜了上来，“因为张春桥是你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你说话他听，你就是不说。你们一点民主集中制都不讲，你们完全搞一言堂!”

江青收敛了笑容，也沉下脸来:“现在不跟你讲，你已经不冷静了。等你冷静下来我们再谈。”

“我们党的干部连人身权利都得不到保障，我还能冷静吗?”谭震林激动地用手拍着胸脯说:“我有话当面向你们讲，就是不怕你们们打击报复，找跟毛主席干了四十年革命，我什么也不怕。”

谢富治急忙拉开谭震林:“你别这么大声吵好不好，让人听见影响多不好!有什么意见会议上也可以提嘛。江青同志正好要见总理，我们一块儿谈好不好?”

“不!”江青伸手制止了，“这次谭震林同志不参加，有机会我们坐下来敞开谈，吵架也可以。但是我要告诉谭震林同志，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是主席亲自批准的。像这样的新生事物，不可能没有一点缺点和错误，问题是我们应该正确对待，不应对它指手划脚。”

谭震林带着润湿的眼睛，起伏不定的胸膛和微微的抖动的嘴唇后退了两步，转身从走廊的另一边走了，头也不回地走了。

陈毅、叶剑英听到谭震林和江青、谢富治发生一场“短兵相接”式的斗争后，都哈哈大笑了。

防豪说:“谭老板，你可要小心点，江青可是报复性最强的女人，她不会和你善罢干休的。在眼下，敢和她顶撞的人不多，下场好的人更少。”

谭震林说:“我不怕，你陈老总不怕坐牢撤职，我更不怕了。弄得我急了眼，我敢和他们在会议上干。”

叶剑英摇头:“光干仗不行，得想法让主席出面制止他们的胡来才行。你们谁有机会和萧力聊聊，她是个很不错的姑娘。她有她自己的见解，敢和江青公开吵。江青说他们家里分左、中、右，左是萧力，中是毛远新，右是李敏。萧力现在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工作，说话很有分量。我们这些同志，现在办事一也得找些关系呢。”

“萧力这人怎么样?”

陈毅说:“我和她见过几面，看样子还不错。生活很朴素，吃大伙房，不从家里取钱，也没有架子。主席对他的几个子女要求很严格，这点的确值得我们学习。就是那个江青，唉，真有点说不清。”

谭震林说:“我们一起面见主席，谈谈我们的看法，我就不相信这么伟大的人能只信老婆不信白己的同志们!”

陈毅急忙关住门，连连摆手:“千万不要这样议论问题，这样议沦会出乱子的。我们不要让人家我们政治上不可靠。”

“陈老总害怕了?”谭震林笑着问。

陈毅大声说:“不是怕!因为毛主席最最英明，我信得过。我在外交部八年.从来没有议论过毛主席和总理。张闻天，我来部里后他就肆无忌惮地议论总理，我批评了他，后来他是个大反党分子，在庐山犯了错误。还有几个人经常和我说总理的事，我都没上他的当。对主席，我们坚决拥护。他决定的事，我们照办。当然，有意见还要提!”

叶剑英和谭震林都笑了。

第十二章谭震林与江青交锋（2）

自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公布以后，各地造反派受压，向中央文革告急的信件、电报、电话从全国各地，雪片似地飞向北京，飞向中央文革……

钓鱼台异常活跃了。

十一号楼，八号楼，十六号楼的灯光通霄明亮。工作人员和《快报》的记者出出进进，使人联想到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那种忙乱情形。

“现在并不亚于战争。”康生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激烈的阶级斗争，比一场明火执仗的战争复杂得多。”他指示记者人员广泛搜集各地造反派受压的材料，随时准备上报中央常委。

江青并不显得焦躁。

她的性格异于常人。当别人都神色迷乱、眼睛冒火，几乎丧失理智时，她却像是根本不曾发生过事情似的，她有一颗铜做的心和大理石般的脸。但是，其他人都处于麻木状态时她却敏感起来了，又是批评，又是指示，使得钓鱼台的人团团转。

此刻，江青真可谓洞若观火。她有各种渠道可以准确地了解和掌握全国各地的动态。

其中一个渠道，就是《解放军报》所属的记者，或曰《快报》组。

现在，报社的领导权实际上是在萧力的控制之下。而《解放军报》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紧紧控制的一个部门，此时完全听从钓鱼台的指挥了。

对此，江青是下过苦心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和毛泽东商量，让萧力到《解放军报》工作。那时，萧力才二十五、六岁，刚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她那白里透红的鹅蛋型脸上浮现着笑容，犹如一朵盛开的红梅。绢光乌黑的小辫上，戴上红五星的军帽，越发显得天真可爱，宛如春天一株婷婷玉立的翠柳。

萧力经常回中南海，也到钓鱼台，但她还是住在军报宿舍的五O八室。她活泼爽朗，非常乐观，唱一口好京剧，有时一面浴洗也一面哼着青衣花旦唱腔，一副无忧无虑的模样。

不到三个月，即上海《文汇报》夺权后的几天里，《解放军报》发生了严重动荡。

萧力等一批年轻小将认为，《解放军报》在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已经变了质，没有发过一篇关于路线斗争的文章，没有支持左派，反而脱离阶级斗争孤立地宣传学习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等，成了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压制革命群众的根据。萧力气愤地说:“我们下去，人家听说是解放军报的记者就不感兴趣了!”

这下，对《解放军报》现有的领导人都无疑于强级地震。他们认为军报已经到了一个严重关头，再不改变面貌，总有一天会像上海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一样被外部造反。

担任代总编的胡凝和已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的宋琼以及其他一些处级干部经过商量，同意由他们自己采取内部造反的形式解决即将来临的危机。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萧力和几位年轻人起草了《<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严词指责该报忠实地执行了刘志坚的愚民政策，“从去年六月下旬以后，特别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就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部队与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隔离开来，以部队特殊为藉口，放弃阶级斗争，脱离两条路线斗争，以致有的部队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利用，成为革命群众的工具，有的战士看到揭发刘少奇的传单，竟视为大逆不道!甚至全国发动了对刘、邓路线的总攻击，刘邓路线的代表人物刘志坚已被揪了出来的时候，军报社论还只字不提军报内部存在的路线斗争，这是军报的耻辱!”

大字报后面的是:“萧力、方抚时、孙浩刚、李志高、宋玉芳、武将、刘福山、杨秉文。

当萧力等人在钓鱼台起一草大字报时，宋琼及几名军报的处级干部发觉，立即也赶写了一份题为《革命的同志们，勇敢地站起来造反》的大字报，起来响应。宋琼说:“小将叫造反突击队，我们年纪大了，要革命到底，就叫‘革命到底造反纵队’吧。”于是，在这个组织下他们也依次签了名:和谷岩、宋琼、杨子才、乐保俊、李景荣、董海燕、胡学方、张文。

两张大字报儿乎同时贴出去，但结果大不相同。

军报许多人攻击和谷岩、宋琼等人的大字报是“假以”“真保皇”。说他们对了军报文革小组的门是“篡党夺权”。

萧力立刻支持这些群众，一夜之间把和谷岩、宋琼等贴的二张大字报的人全部打成“反革命”。

三天后，即一月十七日林彪写给解放军报社职工一封信，呈送毛泽东:“主席:解玫军报的问题是滞如此答复请批示”。毛泽东当天便作了批示:.‘同意，这样答复好，退林彪。”

于是，林彪的信发出了:

“同志们:解军报社由萧力、方抚时、孙浩刚、李志高、宋玉芳、武将、杨秉文、刘福山等八同志组成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在报社内部点起了革命火焰。你们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的行动好得很!我坚决地支持你们。”“乱”不要紧，“乱”然后才能治。

“解放军报非常需要革命。只有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报纸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为了照顾人民解放军的威信，照顾国际影响，对于《解放军报》要‘内批外帮’的方针。在报社内部革命烈火烧得越旺越好。但形式上不能采取《文汇报》、《解放日报》的作法，不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解放军报社的革命造反宣言，告全军书之类的东西。以胡凝为首的小集团，要那样做，完全是阴谋，对于这个阴谋必须揭穿，对胡凝等人，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批判。

“报纸的社论，评论，责成总政萧华同志和关锋同志负责，重要的社论，送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审阅。”

林彪的这封信，等于判决书。

宋琼、和谷岩等贴大字报的处级干部及代总编胡凝、成了“小集团”。立即陷入了批斗之中。于是，以萧力为首的新的军报领导核心形成了。

江青对萧力为首行动更是赞不绝口:“干得漂亮!军报的胡凝、宋琼、和谷岩那几个人都是刘志坚的人，他们是刘邓那些人安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钉子。这一段来根本不听我的话，也不执行主席的路线。他们造谣言、放暗箭，给走资派通风报信，干了不少坏事。不夺他们的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这下，你们的行动就把隐患除了。”

萧力，完全沉浸在这革命的喜悦之中。她骑着自行车，来往于军报和钓鱼台之间。温暖的阳光照着她硕长、健壮的身材，她那红润的圆脸上，浮满青春的笑意，一双睫毛又密又长，眼睛忽闪忽闪，显露着激动的神采。

“报社安静下来了吗?”江青问。

萧力说:“形势大好，那伙反动完全孤立了。资产阶级反对路线的追随者们都遭到了广大革命派的批判。我们的红色政权很巩固。”

“你们发觉没有，军队支左后，各地的造反派都遭到了残酷的镇压。”江青说:“许多造反派纷向中央文革求救。你难道没调查一下是什么原因吗?”

萧力说:“现在左、中、右的界限很难划分。一般来说，各地军区或驻军都把听话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多的、出身好的多的、复员转业军人多的、拥护军队的群众组织作为左派来支持，而把那些敢打敢冲最早起来造反的革命派当作有来镇压，所以革命又有夭折的危险。”

江青非常相信女儿的话，她显得有些气愤了。她说:“你们多派一些记者和人员下去，把情况摸准报上来，我们就可以决定态度了。现在中央就是有那么几个人，明里暗里搞鬼，作小动作。他们又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捞一把，又不去支持造反派斗争，而是想组织他们的劳力来同我们较量。这很危险。你们下去要拿回证据来，我们才好和他们摊牌。不然，他们不会认输，也说服不了主席和总理。”

萧力有些忧心忡忡地说:“妈妈，这场运动的规模触及到各个领域，我觉得上层建筑的问题如不解决好……”

江青的情绪已经激发起来了，她的眼睛里闪出发亮的东西，同时挺起身子，紧紧抓住女儿的手，从她那急剧起伏的胸膛里，发出了令人最感痛苦的嚷泣:“纳，你知道爸爸和妈妈的心吗?为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把全部心血付出去了。这场革命的胜负，不仅关系到我们的命运，也关系到整个中国和世界的命运，弄得不好，真是会人头落地呀。我和你爸达成过协议，万一我在前面冲锋负了伤，遭到暗算，我们可以打离婚!”

“妈妈，”萧力脸色发白，情不自禁地站起来，她似乎感到了一种危险已经在悄悄地来临。

“当然，”江青松开萧力的手，用左手把散在额前的头发往后一摆，强挤出几丝笑意，“也可能我把前途说得太悲观了。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这一切都无所谓。革命就是战斗，革命者美好的灵魂在于不怕艰险曲折，没有惊心动魄的拼搏，就不会造就一个真正的左派。这些你都懂，关键是要实行。”

“我在努力实行着。我总觉得我们的干部顾虑特别多，总对这场运动不甚理解。越往上，人也越多，阻力越大。”

“不奇怪。”江青冷笑道:“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根本不了解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是什么。过去搞了场运动，总是他们在整人，上面整下面，一级整一级，所以那种革命好革。现在发动群众来整他们自己，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所以他们就不干了，变成了阻力。说穿了就是这么个意思。”

萧力透过妈妈架在鼻梁上的近视眼镜，看到她的眼圈微微发黑，一定是没有休息好的缘故。看到这些，她不再说什么了，坚决照爸爸和妈妈的话做就是了。

第十三章朱德与董必武的慨叹

中南海内部并不平静。

中南海被划分为几个区，每个区都有警卫站岗，不能让里面的工作人员随意通行。毛泽东自去年八月搬出丰泽园，到了游泳池后，那边的区域便警戒更严了。即使住在中南海里的中央领导人，未经允许也不准随便去见毛泽东。

中南海里的大字报同样铺天盖地，几乎和外面的大字报相同。偶而也有只有这个圈子里的人才知道的内容，但是不多。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这些人偶而也在警卫的监视下出来看看大字报，但他们彼此之间很难见面。

上海市人民公社成立二、三天后，中南海里的大字报又换了不少新的内容。中午，满天灰云，太阳就像罩上了千万层灰幕，只露出几道淡淡的血光。直等风停了的时候，空中那条红带才慢慢地扩大，暗红色的光发亮，它向天弯上展开了。

沿着大字报棚的小路上，慢慢走来几位穿棉大衣、皮帽裹得紧紧的几位老人。其中一个拄着拐仗，缓缓地看着道路两旁棚子里的大字报。他不声不响，默默地看着.只有口罩上的那对眼睛里闪烁着一种困惑的光芒。

有些大字报的题目就很触目惊心。

“贺龙私藏手枪居心何在?几名揭发者道出真情:他预谋刺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请看刘少奇、杨尚昆是怎样在毛主席身边安放偷听器，大搞特务活动的!》

《彭德怀和刘少奇是如何妄图勾结，阴谋篡党夺权的?》

《林副主席说:朱德是个大的军阀，是常败将军!”》

《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把朱德、徐向前这些军内走派揪出来!》

两个老人儿乎在这张大字报跟前站住了。那个拄拐仗的老人忍不住了，恨恨地说:“全是胡说八道，完全是栽贼陷害!”

“董老，小声点，让人听见又要惹麻烦。”

董必武抬头一看，认出那个穿军大衣、戴皮帽子的老者正是朱德。他迎上去拉住朱德的手端祥着问:“你怎么也出来了?身体好吗?”

“坐不住，出来转转，使自己的思想跟上形势的发展嘛。”朱德眼里露出笑容，“我的身体好着哪。我以为老了，可以向马克思报到去了，可是一见他老人家，马克思说:你这么年轻，正是干革命的好年华，跑到我这儿干啥子嘛，一下子把我打发回来了。”

俩老人幽默的说笑，使跟在后面的警卫人员也笑了。

“走，到我家坐坐去。”董必武说:“我们很久没在一起聊聊了。不畅开谈谈，心里闷得慌。”

朱德犹豫了一下，跟着他进了他的院里。

秘书给他们每人倒了一杯茶后，退出客厅。

董必武呷了一口茶水，叹口气问:“这场运动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朱德苦笑一声:“你问我，我问哪个?这几个月，政治局开会也不通知我了，我也懒得再动那个脑筋。毛主席的想法，我也知之不多。看来，我是得好好学习，要不为啥子跟不上呢?董老，你比我大一岁，大毛主席八岁，你以老同志的身份和他谈一谈嘛。”

董必武双手捧着茶杯，好一阵沉思。

董必武已经八十二岁了，胡子灰白，满脸皱纹，混浊的眼眶里闪出些迷茫的神色。呆了半天，他才喃喃地说:“毛泽东同志勤奋学习，他搞文化大革命肯定有他的想法。只是有些人呀，并不是真心照他的指示办，不过是想利用他的手达到他们的目的罢了。”

董必武说得一口湖北黄安话，心事重重地发着感慨。他是此时唯一能和毛泽东比老资格的党员。早在青年时代就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从事反对帝国土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一九二0年在湖北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一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回湖北负责建立和发展湖北省的党组织，任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一九三四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代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抗日战争时期和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是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之一。建国后，历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巾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职务。

朱德建议他和毛泽东好好谈谈，包含着对他的尊重。

其实，董必武也想通过朱德来影响一下毛泽东，因为他们毕竟是从井岗山时期就共事的老战友了。

朱德说:“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我赞成。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值得考虑。上个月的二十一号，海军东海舰队的司令员陶勇，突然不明不白地死了。一月二十二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也被毒打致死。岂有此理!”说到这里，他用脚狠狠跺了一下地板，“军内也乱套了。东海舰队的人说陶勇早在一九三七年就屈膝投降当了叛徒，直接策划汤景延一个团公开投敌。林彪又说陶勇的老婆朱岚一九四三年在上海被带进日特机关‘东天红’里当了特务，等等。弄得我们许多同志的思想都乱了。唉，悲剧哪。”

董必武说:“林彪还不是说你也不服毛主席，想当领袖，也主张轮流坐庄。还说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在井岗山时向南打，三个营损失两个，打败仗无办法，是毛主席把你接回来的，他说你……”

朱德气红了脸，正想发作，忽然眉头一展，又平静下来:“唉，人家现在成了毛主席的接班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吧。我不想和他争高低，也不想与他办什么是非。我们这些人都上了历史了，将来让历史去作结论吧。”

朱德虽比董必武小一岁，却一生领兵打仗，经历了数不清的战争和冲杀，此时也是如此。反而使董必武感到不安宁了。他知道朱德也是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活动。

一九一五年在云南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起义。一九一七年在四川参加反对段祺瑞的护法战争，随后去德国留学。一九二二年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到苏联学习，第二年夏天回国。一九二七年在南昌创办军官教育团，为党培养了一批军事骨干。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一九二八年初，率领南昌起义余部举行湘南起义。并建立苏维埃政权。同年四月率起义军上井岗山，同毛泽东所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军长。一九三O年起，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华苏维埃军委主席，和毛泽东一起指挥红军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一九三二年秋开始，和周恩来一起领导和指挥并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参加领导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上，他拥护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投了赞成票。长征中，他反对张国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八路军总司

令。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协助毛泽东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随后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了重大贡献。随后，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在第二届、第三届一中全会上又调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现在，这样一位老元勋也开始急流勇退了。

“朱老总，你看看现在有些年轻人多猖狂，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整他们的老子不算，连儿子也开始整上了。”董必武说:“现在公安部正在抓联动分子，都是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罪名是炮打中央文革。反他们不行，反我们就没事，是不是?”

朱德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好半天才笑了笑，说:“不为福先，不为祸始。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再不能引火烧身了。董老，我们都得注意注意保持晚节呀。”

这时，董必武才理解朱德近年来热衷于养花种草，每天把大部分精力在种植兰草上的原因。

又闷坐了几分钟，董必武才又说:“你看上海搞的这些名堂，叫什么人民公社。这还叫个国家的政权吗?我是国家副主席，你是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我们俩起码还没有打倒吧。像这么重大的事情，难道说不需要和我们打招呼?不，一点气也不通，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于是弄得党不党、政不政、军不军、民不民了。唉，我很为我们国家担忧。”

朱德淡淡地笑了:“你放心，天塌不下来。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党，是毛主席率领我们打下来的，争过来的，我就不相信他会舍得穷折腾。现在，我们只要提醒他，别忘记了当年打天下的那些穷哥们、穷伙计就行。我们只经常说说就行了。其他的不要再讲。这把年纪了，还能有几天。董老啊，六四年过春节的时候，我送你一首诗，是这样写的:‘又是迎春节，今年与昔殊。座中邀远客，杯下吐明珠。提倡新风尚。统传正步超。岭南续跃进，万象更昭苏。’还记得吗?”

提起写诗，董必武精神一振，说:“怎么不记得!主席的诗气魂无人敢比。我最佩服他的那首好诗，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朱老总的诗也很有气魄。”

“你最近没再写吗?”

董必武笑了:“上个月还写了两首。连芝同志每天抄写毛主席的语录，刻苦地学习，我非常激动，写了一首诗。”说着，他拄着拐杖艰难地站起来，走到书案跟前拿起一片纸，递给朱德。

朱德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四行苍劲工整的小字:“百条语录见精神，革命箴言字字新。反复诵歌基础奠，用之不尽保终身。”

“对毛主席，我没说的，坚决紧跟，坚决拥护。”董必武说:“我只反对他身边的几个小人。”

朱德说:“小人也好，君子也罢，历史会对他们作出恰当的结论的。我们把身体保养好，争取看到那一天就行。至于现在，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前几天我去看望毛主席，他们对我说:‘你以为有些人什么话都听我的，不是，他们是各取所需。他们此时爱喊什么口号就喊喊吧，过几年再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嘛。他这句话，我记下来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不过福先，不为祸始。慢慢看着吧。”

第十四章北京的沉默意味着什么?

张春桥的政怡嗅觉相当灵敏。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几天了，中央一反常态既没有祝贺，也没有发表社论，他就料定里面有文章。

“是不是我们的领导核心成员有问题?”姚文元猜测着问道:“或者是中央有人又告了我们的状。这两天，我觉得有点不大安静。曹荻秋给我连写两封信了，要求和我谈一谈。陈丕显也要求和我谈话。”

张春桥沉着脸，一个劲地抽烟，一直等姚文元坐在那儿不吱声了，才低声说:“曹、陈有没有联系，还很难说啊。”他站起来，学毛泽东的姿态踱着步说:“政治斗争从来都是这样，一天之间的变化都难以预料。不过，现在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反复，很可能是些局部的枝节问题。我为此事跟陈伯达通过话，老家伙很狡猾，不说实话，只是推辞说:‘中央文革小组还没来得及研究这件事。我想不会有什么大事，小的反映总会有吧。’这话反而引起了我的考虑。”

“要不要去趟北京?”

张春桥摇摇头:“不能进京。既然我们当了上海市的父母官，就不能事事时时靠北京了，那样会有人笑我们无能。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得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干好干坏都是我们的本事，而不是其他人的功劳。”

“只是领导于部我们解放的太少，不像山西那样，哗啦啦地站出来那么多革命干部。”

“你和王洪文、徐景贤谈一下，看马天水这个人怎么样?上海省级干部中这个人很有觉悟，赤卫队反我们的时候他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比起其他干部来，他还是最好的。”

“我看问题不大。”姚文元说:“王洪文这个人听话，的确不错。我也很喜欢他。工总司内有一部分人不服他，后总想拆他的台。他处于困难之中时，我们应该支持他。”

“那当然。”张春桥有了话题，很想抒发议论了。他颇有风度地坐下来，对姚文元说:“老弟，在同走资派作斗争、工总司受压时他们内部会很好地团结，因为不团结就都得完蛋。现在打下了江山，夺了权，就不一定了。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潮会像蝗虫般地向他们扑来，腐蚀他们的肌体。所以，能否把这些不正确的东西引人无产阶级的轨道，是我们这场革命能否胜利的关键。”

“讲得好!春桥同志，你这话讲得非常有哲理，也很精辟。完全可以写一篇很好的文章。针对上海革命群众组织内部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抓典型，用以指导全国。”

张春桥又从姚文元的话中得到启发，立刻说:“我们向革命群众组织推荐毛主席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等文章，提倡革命的坚定性，斗争的科学性，组织上的纪律性，帮助左派整风。这也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重要内容，完全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他俩的思想相互补充，相互启发着。

政治斗争和其他冒险的专业一样，必须要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生死相依，才能取得成功，才能战胜危急。张春桥比谁都更懂得这一点。他选来选去，终于选择了姚文元，这个三代书香子弟。无论他的才华，他的性格。他的出身和低微的级别，都需要自己的帮助，自己的指点，自己的提拔。

凭心而论，姚文元的确有才华，而且能吃苦，善于学习，尽管是不结合实际的啃书本，但能坐得住、钻进去。这早在文化大革命还没发动之前，张春桥就看中了的。

姚文元也佩服张春桥。此人有大政治家的胸怀和风度，善于捕捉战机和方向。其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敏感和嗅觉，简直可以和原野丛林中的老狼相比拟。稍有风吹草动，他都会感觉到，而且马上拿出应变措施来。

“春桥，你说我们这个党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连姚文元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会突然提出这个问题来。

张春桥的嘴唇端动了几下，没发出声。显然他在思考。这个问题是最敏感也是最不好回答的。如果用流行的那些语言，诸如此类“大有希望”、“肯定光明”、“必将沿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前进”等套话来回答，他又感觉没多大意思。

屋里的暖器很热，烤得人身上暖洋洋的。有一种微微燥热的感觉。尽张春桥的心情很不平静，眉头微微皱起，但脸色还是镇静的。好长时间，他嘴巴紧闭，一直陷于深思之中。

“这里没有外人，我们能否好好谈谈，不，是研究一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对普通人来说无所谓，对我们则有着切身的利害。’姚文元又催促了几句。

“万一主席百年之后呢?”姚文元又紧迫不舍，提出了更为敏感的问题。

张春桥的心情好像万顷波涛，翻腾起伏。他大口大口地吞吸着烟，来回踱着步子，眉心里起了个大疙瘩。是啊，毛泽东毕竟是七十四的老人了，而且他已敏锐地发现老人家在明显衰老着，与一九六五年下半年研究制定五一六通知时的情形，苍老了许多。

蓦地，他脑海里记忆的闸门猛然打开，清晰地涌现出去年难忘的一幕:

张春桥奉命到江青在中南海的家中，进去以后，发现毛泽东也在那里，他正向江青发脾气:“现在你不注意团结人，组织好左派队伍，把文化大革命扎扎实实地搞好，看我死了以后你怎么办!”那个情形太令人伤感了，使他回忆起来，至今历历在目。

毛泽东见了张春桥，转过身来对他们说:“领导权能否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将决定着中国的现在和将来。一旦中国出现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政变，中国将会重新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马克思主义者就会人头落地，你们要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现在，姚文元又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发现他的眼睛里似乎飘着一层迷茫的愁云，心里又像塞了一团乱麻般的不知如何是好了。他只得安慰他:“不要杞人忧天了，毛主席已经给我们安排好了。”

“就是林副主席?”

张春桥一惊:“这个接班人不好吗?”

“介介武夫一个!”姚文元不知从哪里来的胆子，蔑视般地说:“他没有理论，不会写文章，据说连文件都得秘书给他念。听江青说他每天除了养生就是兜圈子，根本不会抓具体工作。我担心这样的人接了班，会搞好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吗?更重要的是，这个人似乎对我们很冷淡，有些现象非常奇怪。

“什么现象?”

“我从空四军那里得到消息，叶群曾派秘书来上海调查过我们的情况。上海为什么连续出现反夺权的声浪，而且始终有人试图反你我，没有后台他们敢这样吗?”

张春桥的思想在过电影，眼前不断闪现近一年来的情况。我没有看错，姚文元就是我最好的朋友。残酷的政治斗争，会使很好的朋友反目为仇，也会使很淡的朋友变成生死至交。而他和姚文元，几乎快成了生死至交。

“文元，中国今后的命运，某种意义上也要靠我们。”

“我们?”

张春桥肯定地点了点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这是国际歌里的词。我相信这个。你呢?”说完这句话，他眨动着眼皮笑了。

第十六章毛泽东说：陈伯达专门投机

二月十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完结，不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不知道，就连林彪也心中无数。当王力跟着江青走进毛泽东客厅时，与会者都站起来和她打招呼，江青含笑点首，径直走到林彪跟前，同他握手。

“林副主席，您好!”

“你好，江青同志!”林彪瘦俏的脸上泛出红光，多少为江青撇开其他人而只和自己握手而感到得意，但是表现很有分寸。他轻轻地摇晃着江青的手说，“今天要研究什么大事啊?”

说老实话，江青也不清楚这次会议的议题，但是她不能表现出来，而是恰到好处地扫了周恩来等人一眼，微笑着说:“待会儿就知道了，主席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嘛。”她转过身来对王力说:“你把会议的要点记录一下，需要起草文件的时候有个依据。”

王力答应了一起，坐在靠西边角蒋的沙发里，掏出笔记本来准备记录。田家英自去年五月自杀身亡之后，他是唯一的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秀才，而且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内红得发紫的要员，许多中央文件都出自他的手笔，大有春风得意花正浓之势，关锋预测他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必有更大的重用。所以对他很尊重、凡属大一些的事情都要和他商量。这点王力也很清楚，在他和戚本禹以及姚文元、张春桥跟前都表现出一种优越感，甚至在其他常委跟前也不例外。当然他自己并感觉不到这种情绪。

周恩来正和李富春说什么，毛泽东从卧室里走出来。他的脸色很不好，大慨是午休没睡足的缘故，双眉紧锁，连林彪都没搭理，径直走到旁边的沙发里坐下来。

林彪立刻显得不安起来，方才那带笑容的面孔，仿佛叫谁涂上一层青蜡，眼皮也奔拉着，轻声问:“主席，又发生什么事了吗?”

毛泽东的眼光落在了陈伯达身上，又转向江青，最后停留康生身上不动了“今天专门谈谈中央文革小组的事。”

陈伯达吓了一跳，瞪圆眼珠子望着毛泽东，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

“前几天我说过，中央文革实际上代替了书记处，你陈伯达就成了总书记了。”毛泽东话音刚落，陈伯达就连连摆手:“不敢当，不敢当，我不过是小小老百姓，是李富春手下的一名合法公民。”

不知是毛泽东开玩笑，还是他真的动怒了，只见他把手中的烟蒂往烟灰缸里一拧，神态严峻地说:“小小老百姓?老百姓能够一句话打倒一名政治局常委?你的官越做越大了，说话也是金口玉言，怎么能说是小小老百姓呢?难道还嫌你的官职小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陈伯达脸红的像个猴屁股，喃喃地辩护着说:“我是要遵照主席的教导，把自己置身于群众之中。”

叶剑英用鼻子哼了一声:“有些人言行不一，说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根本不把毛主席的指示放在眼里!”

“我看也是这样。”李富春接着说:“别看有些人表面上把主席捧得很高，实际上对主席的话各取所需，对他们不利的东西并不执行。这个现象如果不纠正，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搞好。”

“请剑英、富春同志把说具休点。”陈伯达冷冷地扫了李富春一眼，伸出手来晃了一下，表现出他们的话不屑一顾的神情。

毛泽东被激怒了;“我看你陈伯达就有这种表现!如果说具体些，这两个多月来的行为就足够了。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刘少奇之间进行投机，你当我真的不知道?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如果不牵扯到你个人的事，你从来不找我!上个月在群众大会上，你一个常委就打倒了另一个常委，还说是小小老百姓，我看那都是唬人的。”

这一下，弄得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愣住了。谁都没料到党中央主席会发这么大的火，而且对准的是眼下红得发紫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只有叶剑英、李富春心里暗暗高兴，不住地交换眼色，发出会心的微笑。

林彪皱了一下眉头，显得有点紧张。他想插几句话，看到毛泽东的那副神态，把到口的话又胭下去了。

周恩来双臂环抱。不动神色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他很熟悉毛泽东的脾气，越是发火越是这样直言不讳地批评一个人，越是还要重用他。尤其是当前的情况下，他需要中央文革控制形势。但是，他明显地感到了中央文革已经有了裂隙。他正在小心谨慎地、不露山不显水地观察着他们内部的演变。

江青打断了毛泽东的话说:“事情要一分为二，许多事情比如打倒陶铸的事，并不能都推到陈伯达身上。”

毛泽东说:“是不能光怨伯达，还有你!你这个江青呀，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有谁?我看只有你自己!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俩干的。我看了一月四日你们接见中宣部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讲话记录，别人都没说话，就是陈伯达讲话，还有你的插话。你们一点民主集中制都没有!”

江青叫起来:“陶铸干了那么多的坏事，就是没人管，我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就是要革命。谁不让我革命，我就造谁的反。主席，你不让我革命，我一也要造你的反。!”

这几句话出来，使在场的人大吃一惊。

但是毛泽东神态平和，反而沉住气了。他不紧不慢地说:“我不是赵老太爷，怎能不让你革命?我批评你是从组织纪律上指出你的错误:，革命不能是你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冲锋陷阵，群众呢?党的领导呢?”

江青语塞了。

“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重大事情从不向我报告，还是对我实行封锁。”毛泽东依次扫了众人一眼，对林彪说:“只有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你们几位就不是这样了，总想对我瞒着什么。这种风气要改变，改变不了就要出修正主义。”

林彪连忙点头:“主席讲得很对，任何大事都要坚持向主席请示、汇报。伯达同志起草了一个中央文革小组内的民主集中制的规定，我看很好。可以推广实行。”

毛泽东说:“这个问题我已讲过多次，就是没有实行起来。我看中央文革小组要开会，好好批评一下陈伯达和江青。王力，你通知春桥、文元，让他们回北京来专门开这个会。除了小组内部的人外，其他人先莫介入。”

王力站起来应道:“会后我就打电话，保证误不了事。”

毛泽东的眼光落在了周恩来脸上:“陈伯达、江青的问题，只准在这个地方说，或者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批评，在别的地方一律不准议论。否则就是违犯纪律。”

“同志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周恩来开口强调道:“伯达和江青同志虽然有错误，那是工作中的问题，是中央核心机密，不准流传到社会上。要防止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主席的指示兴风作浪。”

林彪马上接着说下去:“总理讲的这一点很重要。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书记处的工作，它的地位增强了，就有必要搞好自身的革命化改造。我认为，主席的批评不仅仅是对着我们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也是对着大家的。我还要说明一点的是，批评二位同志不是说陶铸打错了，不是的。陶铸是继刘少奇、邓小平之后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这个性质没有定错。那个人很坏，很坏。主席批评江青只是说要他们注意工作方法，在决定大事时多加强请示汇报的制度而不要单独行动。这点应该和大家说清，不然就会发生误解。”

毛泽东摆摆手:“我看还是不要给大家定什么框框。开会的时候，充分发扬民主，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就是吵架也可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纠正中央文革内部存在着的歪风邪气。你看好不好啊?”

到会的人都点头称好。李富春笑颜开地说:“主席今天讲得很好，说出了我们想说而又不便说的话。”

“不是不便说，而是不敢说。”叶剑英气呼呼地说:“中央文革已经成了老虎的屁股，谁也摸不得。稍微给他们提点意见就要砸烂狗头，就要千刀万剐，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冰雹般地盖来，像这样，谁还敢讲话?”

“偏要讲!”毛泽东笑呵呵地说:“你们就来个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嘛。怕什么，还能不给饭吃?共产党是不兴饿人的。只要给饭吃照样要革命。我看，在我这里召开的会议范围要扩大，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李富春要参加，中央文革的那几个秀才如关锋、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也要参加。”

“是不是让叶群、杨成武、萧华同志也参加的好?”周恩来建议。

江青立刻打断他的话:“萧华不能参加!群众对他的意见相当大，总要考虑到造反派的情绪嘛。”

没有人站起来反驳，就算同意了。

散会后，陈伯达和王力同坐一辆车回到钓鱼台。陈伯达没有回他的住地，和王力一起来到十六号楼的小会议室。在走廊里迎面碰见关锋，关锋看见陈伯达耷拉着脑袋，鼓着腮帮子，脸像阴了的天，黑沉沉的，就知道有了事。跟着他们走进来。

陈伯达连声说:“王力啊，我可是受不了，我马上得写检讨，这次批评不同往常。主席的批评分量重吧。”

王力说:“是够重的了。今天主席批评你专门投机，我看是有所指的。”

“是么?我怎么没听出来？”

“主席还批评现在的领导还同过去一样，同时表扬了总理。那很明显是针对林副主席的。你今后可千万不要在主席、林副主席之间进行投机了。”

陈伯达的脸色刷地变得苍白，眼睛也变红了，像燃起了两团火焰，还隐隐带点闪闪的泪花。他坐了一会，一声不响地站起来，拂袖而去。

好长时间后，关锋才大呼一声:“王力啊，你今天的说话多了，他要把这些话告诉副统帅，你是要掉脑袋的。”

工力笑了笑:“不会那么严重，顶多关几天。伯达也不会把我的话告诉林副主席。他今天挨斥了。主席指示我通知春桥、文元立即回京，要开他和江青的生活会。”接着他把今天会议的情况详详细细地讲了一遍，全告了关锋，最后问道:“你看会发生什么局面?”

关锋想了想说:“主席历来实行亲者严、疏者宽的政策。开会时不但我们不能批江青，而且还要替她辩解。这点一定注意，大事上可不能死心眼，要看到事实。问题的实质是江青今后说了要算!”

陈伯达怎么一也想不通，毛泽东为什么会批评他专门在两位主席之间投机!

文化大革命未发动之前，自己作为党内的理论家，来往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替党中央起草文件，整理材料，他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他觉得自己很迟钝，没有早看出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还在一九六二年底，他奉命来到中南海丰泽园谈话，毛泽东问他对刘少奇再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意见时，他不假思索地说:“写得不错，应该列入共产党入的必读教材之中。少奇的思想和主席的思想是一致的，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一致性，把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都讲透了。”

毛泽东笑了笑，没发表什么意见。然后就批评他有教条主义倾向，说:“你们研究理论如果不结合现实的阶级斗争，就会越研究越蠢!马列主义是干什么的?干阶级斗争!苏联讲他们那里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不是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了。由此推断可以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我看我们党内也有人会这么主张。我看这是错误的。社会主义是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在整个过渡阶段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有入不提合作社了，要包产到户，我看这就是资本主义。”

陈伯达根本没想到这番话是针对着刘少奇的!

他依然在各种讲话中称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我们党有毛主席和刘主席，就可以保证中国不改变颜色”。当刘少奇征求他对中央一些决定的意见时，他把毛泽东和他的谈话和盘端出，表示:“我对刘主席的每一次讲话都有一新鲜感。你对马列主义的理解一次比一次精到了。我们谁也没有你站得高，看得远。”他认为，毛泽东百年之后或者万一有什么变动，刘少奇是理所当然的接班人!

作为当时的一名中央侯补委员，他既没有主动找毛泽东，也没有主动找刘少奇。他从来是奉旨行事。但他的确把握着一条原则，不管那位主席召见，他都要当面颂扬一番，竭力在他们面前留下好印象，让他们感到自己是他们的人。

直到一九六三年底，毛泽东几次在他面前批评了刘少奇的观点，他才产生警觉。感到了两位主席之间有裂隙。当时，毛泽东威望凛然，刘少奇重权在握，他陈伯达谁也不敢得罪。每次听到毛泽东批评刘少奇，他都要委婉地托人向刘少奇捎话，让他注意和毛泽东搞好团结。尽管他在两位主席之间小心谨慎，但还是觉得夹在中间很难处理。于是，在毛泽东跟前，他不得不对刘少奇表现出不满的样子，以便引起毛泽东对他的好感。

一九六五年四月下旬，陈伯达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秘书通知，让他赶到湖南省委接待处报到，说有重要会议参加。

在长沙，他碰到了奉命前来的艾思奇、关锋、胡绳和田家英。这时，他才知道毛泽东也在长沙，住在接待处九号楼三号。正是毛泽东召他们来，要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六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序言。毛泽东笑咪咪地说:“你们五个人，加上我，正好每人给一本书写序。我带头为《共产党宣言》一书写序。”

就在他们一边读书、一边讨论的时候，陈伯达和关锋在毛泽东的住地看到了他写的几篇批判胡服的文章，心里暗暗吃惊，也有了底。这决定了他在文化大革命的发起和进行的各个阶段毅然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投入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行列。

“胡服是谁？”关锋两次问他。

陈伯达明明知道胡服即刘少奇，但他不敢明说，只说“我也不清楚。”

毛泽东和他们谈话时，锋芒越来越清晰了:“我们党内真懂马列的有几个?我看不多!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我们党内就有人敢公开鼓吹三自一包。看来，再不从根本上抓马列主义的学习，我们党就距离苏共不很远了!我看出我的五卷，批胡报的文章就得加进去。不加进去说明不了实质。”

那时，发现田家英身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但却同刘少奇联系很紧。毛泽东的谈话，他几乎全部要报告刘少奇或其他中央领导。他不敢在人多的时候发表什么看法，只是在向毛泽东告别时，他握着毛泽东的手，小声对他说:“你要注意家英，他是两面特务。”

毛泽东一怔，随即谈笑自苦，好像没听见一样。很快，这次召见未果而散。直到八个月后，即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才把他们五个人重新召到杭州，决定继续六本书的序言起草。他意味深长地扫视他们的面孔说:“我的五卷暂时不出了，批胡服的文章也不发了，等我死后让他们发表吧!”

随后，毛泽东海阔天空，随意漫谈，话题逐步转移到实质性上了:“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你们都看到了吧?有人不敢写这类文章，但总有孙行者要造反。姚文元的文章和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是一致的。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此刻，陈伯达完全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他认定，只有跟着毛泽东才能在政治上谋取更大的地位，他选择了他认定的方向。于是，他几次给江青打电话、写便条，表示了对批判《海瑞罢官》的坚持支持。

毛泽东指示田家英整理这次谈话纪要。田家英召集关锋、艾思奇开会，把这一任务布置给他们。在纪耍整理出来定稿时，田家英提笔把毛泽东关于“罢官”的那一段话删去。关锋、艾思奇几次提醒田家英不能那么做，但田家英执意要干。

一九六六年二月初的一天，江青把一封信递陈伯达，问:“你知道这件事吗?”

陈伯达一看，原来是关锋写给毛泽东的信，其中主要的内容就是揭发田家英删改毛泽东的指示，对抗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其中有段话写道:“田家英和彭真等人在传达土席的谈话内容时，都有意不提主席那段重要的话。每次我站起来补充时，都被他们借故打断，不给我时间。我充分证明，他们删改毛主席的指示是有意的，是经过蓄谋和策划的。”

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震怒了!

毛泽东在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谈话时，气得拍案怒骂:“田家英是我身边的特务。过去伯达提醒过我，我还不大清楚。现在证据确凿，他是个危险分子，一棵定时炸弹!他和杨尚昆一样，都想投党内政治斗争的机!”

这，导致了田家英三个月后的自杀!

难道，我也要成为田家英第二吗?

陈伯达想到这里，禁不住打了个冷颤!

陈伯达回到他的住地后，怎样也安静不下来。毛泽东批评他时的音容神态总在他眼前晃悠。他觉得，这一切都得归罪一个人。是她把自己逼到了这一步。批陶铸，让他在各种会议上按她的调子讲话，都是听了她才使得自己在老干部中间怨声载道，陷入孤立。现在倒好，连毛泽东都不信任自己了。这样下去，岂不只是死路一条吗?

想想叶剑英、李富春的面孔，他可以联想到其他人兴灾乐祸的神态。如果自己被毛泽东批判的消息传出去，就彻底臭了。

陈伯达双手埋住脸，一下子伏在写字台上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他觉得似乎有无数碎石块劈头盖脑地打在他身上，像有几颗子弹打进他的后背和肩脚骨一样的感到难受。经过一年多的疾风骤雨，他仿佛是从日晒雨洒的环境中活了过来。忽然，他觉得身后有了脚步声，很多敏感的直起腰，扭头一看，原来是王力进来了。

“你来得正好!”陈伯达喘着气、呻吟道:“我被江青逼得活不下去了，我要自杀。”

王力大惊失色:“什么?你不想活了?’’

“在这种环境下，活着真不如死了好，死了痛快，再没有干扰和纠缠了。”

“这话说得真蠢。”王力一边给他倒水一边开导他:“哪里有马列主义者自杀的?”

“有!有!”陈伯达敲打着脑袋，努力缓过气来，“我查了共产国际史，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就是自杀的，列宁还称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可见，共产党员自杀也是可以的。”

“不要想得太幼稚了，你还是我的老首长呢。我敬佩你，但你也太患得患失、左右为难了，不过也难怪。”

陈伯达接受了王力递来的茶杯，感激地点点头，喝了一口，茶水带有清凉。他让水顺着喉咙流经干燥、烦恼的表膜组织，感到精力又慢慢地缓过来了。

王力说:“我建议你请总理帮助帮助，他和各方面都能说上话，毛主席对他看来很器重，让他做做工作，会好起来的。”

“是的，是的，我应该找总理好好谈一谈了，目前我需要这个泥瓦匠!”说完陈伯达笑了。“还是你这个参谋当得好。不然真没法子交帐，我可以说已经到了腹背受敌，上面又在舞刀子的地步。”

王力又说:“为了过关，你总得写几句检讨吧，不然又会让人家抓住把柄，说你对抗毛主席。”

“可我现在心里乱糟糟的，怎么写得了哇?”

“你就简单写几句话，先在主席那里挂个号嘛，以后也可以再详细地写嘛。”

陈伯达使劲摇头:“别说简单的几句话，就是几个字我也写不出来。我看这样吧，你替我写几句，我照你的抄。”

“你的那些事我怎么能了解，再说我和你写文章的语气也不一样呀。”

“不就是主席批评的那几句话嘛。”陈伯达皱着眉头说:“那天，江青通知我一块接见‘揪王任重造反团’时我根本没准备。她说要轰陶铸，要打倒他，事先一点招呼也没打，还以为江青传达的是主席的意思呢。那天我服了安眠药，头脑昏昏沉沉的，是从被窝里被叫去的，江青要我讲，我只好乱讲。”

王力也笑了:“伯达同志，这可不行，你说得不符合事实。那天你讲得头头是道，很有条理，根本不是乱讲一通。”

“江青逼着我讲，我有什么办法?”

王力说:“这一点，你要向总理讲清楚，他很了解江青，不必解释。但信中可不能这么写，要主动承担点责任。我看这事也没多大了不起，陶铸还是要倒的。”

陈伯达点点头，很同意王力的这个分析。

“那检查还是要的。”王力接着说:“我看先写几句交上去，给主席挂个号，备个案。总不能主席批评了连个波浪也不起吧?”

“王力同志，你就帮助我写几句话吧，求求你啦！”陈伯达双手抱拳，作了个揖说:“我这个心境实在动不了笔啦，你就做点好事吧，啊?”

王力拗不过陈伯达，只得坐下来，铺开稿纸，接过陈伯达递过来的笔，飞快地写了起来:

主席:

听了毛主席二月十日的重要批评，在我思想上触动很大，我深深感觉到主席是非常正确、非常及时的。自从文化大革命进入决定性的夺权阶段以来，我的思想还停留在文革初期，这就不可能不犯错误。比如对待陶铸这样的重大问题本应当常委会上集体讨论再报请主席批准才能行动，才能决定他的组织处理，这样比迎合一部分革命群众的要求会更好一些。但是，我没有这样做。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我没有尽到责任。而这个责任不能也不应当由别人，比如江青同志来负……

陈伯达看了又看，不住地点头:“你这个迎合一部分革命群众的要求用得好，很切合实际。‘不应由江青来负责’这句活就不妥了。其实，这个问题完全是由她点起来的。我的的确确是被她煽动起来的。”

“是她也得由你负责，因为你是组长。”

“我这个组长你还不知道吗?完全名不符实，是个刘盆子。”陈伯达苦笑道:“说不定什么时候组长就被别人干掉了。”

“不能这么说，主席还是很信任你的。”

“唉，主席是好主席，我就是害怕别人进谗言的。现在，文革小组内部相互嫉妒、互相拆台的大有人在。”

“主席明察秋毫，还会听信那些闲言碎语?”

“一次不听，二次不听，三次不能一点都不听吧，四次五次可就听进去了。”陈伯达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三人成虎的典故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啊!”

王力心里打了个沉，这些话对他所触动。不过他不表示就是了。大概陈伯达也发觉自己失口了，急忙拉住王力的手，郑重其事地说:“我这话只是对你说的，你可不能给我往外传呀。如果外传出去，我就避谣，说我根本没那事，那完全是陷害!”

第十七章老婆的权力高于一切，国家就倒霉了!

李富春拉着李先念的手，一直是走进他自己的客厅，把李先念拽到沙发里，又亲自递上一支香烟，才兴奋地悄声说:“毛主席不愧为一代伟人，贤明得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主席在常委碰头会上狠狠批评老夫子和江青了，你看吧，他们今后也要灰溜溜了。”

李先念听到李富春的传达，果然高兴得合不拢嘴。特别听到自己将列席参加在游泳池的决策会，这意味着自己已经和中央文革那几个秀才平起平坐了，更加欢欣鼓舞。他说:“主席早就应该看到他们那帮人野心勃勃，不怀好意。主席能作到这一步，是我们这些老家伙斗争的结果!我要告诉陈老总、谭震林他们，让大家都高兴高兴，准备和他们继续斗!”

这时，李富春才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连忙提醒老战友:“我讲的这些话可不能往外传呀，主席在会上讲了的，他们的问题只准在主席那里讲，不准泄露。”

“放心，不在主席那里讲，难道还能给他们大字报上街?让大家起来，就是要让主席进一步明白真相，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李富春不吱声了。

李先念知道他的资格很老，是位组织性、纪律性都很强的布尔什维克。是的，李富春在党内，有他独特的优势。他和毛泽东是同乡，从小在长沙念书。十九岁时赴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人之一。他在国外停留六年后回国，投入北伐战争的行列，任北伐军第二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代理省委书记。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后，他坚持反对蒋介石的地下斗争，历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代理省委书记，上海法南区委书记，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代理省委书记。一九三一年进入中央苏以革命根据地，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一九三四年参加长征，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三军团政委。到达陕北后任中共陕一甘宁省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财政经济工作部部长、办公厅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军区副政委，参加领导了东北人民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他历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重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他就当选中央委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这一切，都说明他是上升的趋势。

“中央文革小组不伦不类，本身就是一个奇奇怪怪的组织。”李先念说:“文化大革命这么一搞，陈伯达、江青这些人大权独揽，凌架于中央政治局之上，不给他们点措施，中国就彻底乱套了，谁也收拾不了。”

李富春说:“明天总理在怀仁堂要亲自召开政治局碰头会，详细研究恢复生产和正常的革命秩序问题。毛主席也清楚地看到了，中国这个摊子，除了总理，谁也难以收拾好!”

“可你怎么知道，总理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稳，付了多大的心血哪。我敢说，像总理这样忠心耿耿的能臣良相，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唉，可惜哪!”

“好好考虑一下明天的会议上该怎么扭转全国的局势吧。我想你也会拿出好主意的。”李富春说:“昨天王震给我了一份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的武斗材料，触目惊心哪。从一月十七日开始，先后有七、八个造反派组织冲击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工二师、独立团等武装部门，有八个单位的造反团强行接管了武装部门管辖的通讯总机。他们要夺权，要抢武器，和武装部队发生激烈的枪战。仅一月二十六日双方就打死二十四人，打伤七十四人。”

“应该引起警觉了!”李先念说:“总理和军委同志研究作出了对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事管制的规定，我看很好!现在两派都说自己是革命派，我看他们不存在着什么正义和罪恶。直截了当地说吧，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如果说大局，大局就是稳定局势。中央文革小组口口声声说‘不能镇压群众’，‘不能抓造反派头头’，我看冲击人民解放军的组织就是什么造反派，而是反动派，是反革命!”

“只要把中央文革的嚣张气焰压下去，局势自然就会稳定下来。各地的造反派之所以那么闹，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能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特别是那个武则天的支持!”

“那个武则天怎么样?”

“主席批了她后，她不服气，顶了几句也就老实了。”李富春乌黑的眼睛里闪烁着一小团愤怒的火光，“其实，武则天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也是纸老虎。她就是能在普通的群众面前张牙舞爪，到了老同志跟前，谁买她的帐!”

李先念摇摇头:“不，不，林彪就非常信服她。只要是江青发的话，林彪同志几乎都点头。还有他的那个老婆，我看也是一个不安分的女人。最近一段，林副主席也让叶群出来插手中央事务，动不动就派她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就给江青发号施令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李富春唉了一声:“大凡把老婆的权力提到高于一切的地步，国家就要倒霉了。妻因夫贵，子仗父势，岂不都是封建主义的残余。根据今天会议的情况看，主席是下决心要解决这个总理了。”

电话机“鸣鸣”地叫起来。这是政治局之间联系的保密机子，李富春随手接了过来，刚听了两句，他就大声喊道:“是你啊!你在什么地方?哦，快点来!先念同志也在这里!”

“谁的电话?”

“陈老总!”

李先念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呵，陈老总来了我们就热闹了!他是一门善于轰炸的重型大炮，让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开炮，保证能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

“文化大革命应该让陈毅同志当文革小组长，他的文才也很好哪，诗词写得蛮漂亮，连主席都喝彩不已哪。”李富春说:“适当的时候建议改组文革，让剑英、陈毅都进去，那样我们的力量就真正强大了。”

陈毅比李富春小一岁，但李富春很敬佩他。陈毅也是一九一九年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和他是老战友。一九二二年陈毅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在武汉中央军校担任政治工作。八一南昌起义后参加中国工农革命军，任团党代表。在周恩来等人的鼓励下，陈毅也写了不少诗词和文章，他写的东西受到许多人的推崇，认为有明显的军旅气派。连李富春都认定他将来是秀才的料。他写诗也一发不可收拾，越写越多，甚至干脆以诗人自居。但南昌起义失败后，他随军东躲西藏，开始了艰险的征战。他的诗词在炮火中丢失很多。一九二八年四月，他同朱德一起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的农军上井岗山，同毛泽东率领的部队胜利会师。他终于没当成诗人，而是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军委书记。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又任江西司令员兼政委。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长征后，他因负伤留在江西苏区，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抗战后任山东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他是建国后的第一任上海市长。调到中央以来接任周恩来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同时还担任着中共中央军委

副主席的职务。

果然，他一来就拍着胸脯嚷起来:“毛主席早该走这一步棋子了，我早就看出老夫子不地道。他有什么本事敢号令三军?还有武则天，她没有那个资格！”

李富春故意激他:“你知道什么?毛主席要走什么棋?”

“让陈伯达、江青检查哪!开会整整他们的威风哪。”陈毅虎着脸冲着李富春道:“你别故弄玄虚瞒我了，我一切都知道了!”

“谁告诉你的?”

“叶帅!”陈毅毫不掩饰地说:“叶帅提议我作军委和政府这两头的联络员，发动起中央的老同志们，一定要和他们斗，再不斗中国就要完蛋了!国民党、蒋介石十年剿共没有吃掉我们，中央文革这几个土秀才一煽动却能够把我们整个中央搞得山摇地动，真是可怕呀!陈伯达、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是排除异

己，实行三光政策。反他们的，打光;不同意他们作法的，赶光;他们认为不会跟他们走的，排挤光。老虎吃人不吐骨头，他们把事都做绝了。我们要团结起来，把他们赶下去。谭老板说:最好也把康生那个军师赶下去，许多鬼点子都是从他那里冒出来的。”

“我同意。”李先念马上表态，“我们应该让主席清楚地感到，中央文革这几个笔杆子在党内空前孤立，非常不得人心。如果不清君侧，国无指望，民无指望!最好把谭老板也叫来，和他一块商量商量。”

“不用商量!”快人快语地说:“他对他们早就憋上了一肚子火了。看到一大批老干部统统不剩地打下去，他眼里都冒火。想不到老子们从小闹革命，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到他们手里过不了关，还得给他们低头哈腰作检查。这是奇耻大辱!大丈夫可杀不可辱，我决不向他们低头!我到现在还没给他们写一封检查。江青他们要打倒刘志坚，武则天见了我假腥腥地说:‘陈老总，弄刘志坚正是为了保你哪。’我当时就没给她好话，我说:“我又不会演戏还用你保什么!”她脸红了。看来，这个戏子也把我恨上了。我不怕，无非是不戴这顶乌纱帽罢了。”

李富春说:“根据主席今天常委会上的讲话，我看起码陈伯达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职位是保不住了。这也好，垮一个少一个，总是对我们有利的事。”

陈毅说:“天怒人怨!他们不是在搞革命，而是在搞反动，在倒行逆施，所以总逃不脱灭亡的命运。这是历史的结论。”

“到开会时，你可得放炮哪。”李先念给陈毅递上茶去，笑着说。

陈毅说:“怀仁堂这边我和谭老板打冲锋，军委会议那边有叶帅、徐帅。你们放心吧。大家等待的就是时机，现在冲锋号已经吹响了，我们不上阵冲杀还行吗?”

三个人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们此刻的感觉是相同的。

第十八章跟定江青，就不会栽跟头!

张春桥接到王力传达的让他和姚文元立即赴京的电话，他便意识到了局势可能会发生变化。政治上的敏感使他认识到最高层的动向最难摸，也是最事关重大的。下面的局势控制得再紧，上面的风向一变，底下也会发生骤变。他的注意力必须盯在最高层。这点，他和姚文元的想法一致。当姚文元奉命到时，他把自己的分析告诉了他。

姚文元正是春风得意时刻，并未把局势的恶化看得太重。他已尝到了甜头，无论掀什么风浪，他都要紧紧依靠张春跟定江青，就不会栽跟头。他和张春桥已经形成了一个整体，如果打个比方的话，张春桥好像脑袋，他是手和脚。这他正在致力于研究上海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从理论上总结经验，写点文章。在一次开会中，他无意间说起了这件事，敏感的新政客们马上传了出去，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兴趣。他每天都要收到雪片般飞来的大量信件。这些信件的内容，有向他提供他们那儿文化革命情况的;有向他提出各种建议而献计献策的;还有一些经历过各种挫折而向他求助的。自然，这些信件中，也有不少是女人或新权贵们写来的，他们极力倾吐爱慕，敬佩之情，希望得到这位“政治新星”的青睐和重视……

“现在北京的形势并不太平啊!反对文化大革命，千方百计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的人大有人在。”张春桥翘起二朗脚，坐在沙发里，右手捏着烟卷猛吸，左手有节奏地弹着沙发的扶手，忧心忡忡地说:“毛席对刘少奇的定性是下了决心了。但刘少奇的产生和他那条路线的决不是孤立的。他有根深蒂固的基础和复杂的社会原因及国际背景。改变或铲除这些基础则要费很大的气力，其中包括彻底清洗他在各地的代理人。对此，主席的决心似乎还没有下定。这表现在他对一些走资派的同情和宽容上，我担心那些人将会钻他的空子。”

“莫非这次开会，与这些问题有关?”

“从现象上看，很有可能。”张春桥说:“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夺权阶段。那些不甘心失败的走资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一定要和革命派作垂死的挣扎。各地发生的武斗和流血惨案，实际上体现了阶级斗争的这个规律。我已给主席写了封信，阐述了这个问题。此番进京，我还要向主席强调这一点。”

“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被党内的走资派利用了，成为他们的一道护身符。”

张春桥郁闷不乐的脸上渗出一层汗珠，从沙发里站起来，在屋子里踱了几步，像是自言自语地对姚文元说:“谭震林给我来了两次电话，要保陈丕显。他甚至带着威胁地说:你如果不出面保陈丕显，你将来有事我们也不好说话了。没多久，上海便出现了炮轰我的高潮。我始终怀疑，上海的逆流与北京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是一脉相承的。而这一次，中央文革开会不能说与他们没有关系。”

姚文元感觉到什么，刚才的神情为之一扫:“你是说弄不好他们重新要提上海的事?”

张春桥点点头:“此番进京，肯定有场恶战。你把材料带足，准备他们提出各种问题。反正我们没有什么把柄在他们手里，我们什么也不怕!”

张春桥并不是随口而出，他的话有他自己的根据。

他的生活很朴素，一切讲话、文件均由他自己起草，很少用秘书代劳。他穿衣、吃饭也很随便，一反当年上海市委那套奢侈、腐化的派场，给人们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的确使人看到上海的新领导班子像个无产阶级的样子了。光深入群众、密切联系群众这一条，就被工总司的一些人感动得泪花滚滚:“春桥是我们工人阶级的领导，他那朴素、亲切，没有架子的作风，是那帮资产阶级的老爷们学也学不会的。”

张春桥很重视这句话，特地把这份简报挑出来，压在他办公桌的玻璃板下放了好久才换掉。

还在二月初，毛泽东召集陈伯达、康生、江青三人开会，听取他们汇报时，他思路大开，侃侃而谈:“中央文革的秀才中，真正懂理论又懂实际的只有春桥同志，上海夺权一个多月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形势很快，生产也搞得好。春桥对我说，他的一条主要经验是依靠工人阶级。这一条，是我们党同其他修正主义政党的根本区别。我看这一条，你们都应向春桥学习，各地的造反派要向上海学习。你们开会还不如上海的革命群众组织开得好呢。”

当陈伯达刚说了句“中央文革可以直接听到毛主席的声音”时，毛泽东马上顶他:“你们小组没有民主集中制，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制度来。发生什么大事也不请示汇报，没有正式的会议决定，都是各人讲各人的。你伯达说一套，康生说一套，江青说一套，就是靠这个领导群众搞革命?长期下去得了?春桥、文元在上海很有一套，善于把中央的意图变成广大群众的行动。就拿摧毁反革命经济主义来说吧，他没有像你们那样发指示，作讲话，而是在今年一月十四日召集上海的革命组织开了个联席会议，以工总司等二十多个组织的名义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一下子把反击歪风邪气的斗争搞得轰轰烈烈。这就叫依靠群众的工作方法。你们都要学哪!”

会后没多长时间，江青就把毛泽东的谈话要点用电话告诉了张春桥，让他作为“最高指示”向上海传达。但是，这一次他没有照江青的意见办。他对江青说:“主席对我的表扬，我感到有愧。”

“为什么?”

“因为我作的一切，都是按照主席的教导和您的指示才有了一点成绩。我不能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如果没有您和主席，我根本不可能会有今天:主席让我回上海，把这么一个大城市交给我领导，我不能辜负主席的期望。除了努力工作外，我没有更多的话说。再者，如果拿上主席的话宣扬我自己，也会引起中央一些人，特别是中央文革内部一些人的嫉妒。”

“嫉妒?”江青反问道:“中央文革中也有这样的人吗?”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江青很快感觉到了。春桥的敏感性很强，比自己的反应还要快。的确有那么一个人对张春桥、姚文元很嫉妒，一有机会就非常微妙的、不露声色地贬低他们，而抬高自己。为了贬低张春桥、姚文元，他甚至有意地抬高王力、关锋、戚本禹的作用，用他们来压他俩。

“这个老夫子，心眼不正!”有一次，江青愤然不平地对张春桥说:“你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伯达同志好几次故意不提你，把你放在了王力、关锋等人的后面，他是借他们来压你!这一点，连总理都有意见。”

“算啦!”张春桥故意宽宏大度地说:“我这个人历来不计较个人名利，用那些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人不同，不必为我失了和气。中央文革小组内部要加强团结。现在，党内的走资派、少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都把予头指向了党中央文革。我们不能内讧。许多问题留待今后解决吧!”

张春桥的这个态度，更加赢得了江青对他的信任。

虽然如此，张春桥自己却没有掉以轻心。他对姚文元说:“我看伯达同志有点像《水浒》里面的白衣秀士王伦，好像我们会夺他的位置似的，一天把我们当贼防。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意不可无。我们还是小心为妙。在中央文革讲话要高度警惕，尽可能地减少目标，不要引人注意。”

姚文元说:“自古文人相轻。现在不是我们轻人家，而是人家轻我们。我看躲也躲不过去，迟早会爆发出来。好在我们有主席、江青撑腰作主，目前还不会出现大的风浪。”

“越是有主席支持，有的人越会在背后捣鬼。也保不住他们跑到主席跟前说我们的坏话。据情报反映，赤卫队有人跑到工总司那里搜集我们的讲话材料，还有人调查你父亲的情况，一包又一包地往北京送。”

“送到哪里了?”

“现在还不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身后有人在算计我们。搞政治嘛，无所谓。我早就考虑过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不怕他们。只有跟定江青，不要动摇。任何人在主席面前说坏话也是白搭!”

“只是这一次主席通知我们开会有些突然，王力还特意规定不准请假，好像会议十分重要。”

“我给江青打过电话，她说电话里不好讲，你来了就知道了。我觉得她情绪很低沉，好像身体不大好。”

“那我们什么时候动身?”

“明天准备一下，后天，也就是十二号坐飞机走，不要误了开会就行。”

政治家们考虑问题，都是首先从手中的权力出发的。张春桥送走姚文元后，又思考了很久。他觉得姚文元不愧是自己政治生涯中一个最好的伙伴，但他毕竟是纯粹的文人出身。文才有余，机敏不足。政治经验太少了。给他布置任务写文章可以，让他单独去处理政治问题就不行了。唉，人无完人哪。

这一夜，他失眠了。

第十九章政治局碰头会上唇枪舌剑

二月十一日下午的政治局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按计划，是讨论生产形势。

陈伯达比规定的时间早来十分钟。刚进休息室就看见叶剑英和徐向前正小声嘀咕什么。

早到的陈毅和李富春也在另一边谈话。他迟疑了，见没有中央文革的人，周恩来也没到，就想退出去。还没转身，被叶剑英叫住了。

“老夫子来了，好好，正想请教几个问题哪。”叶剑英带着嘲弄的口气说:“你是毛泽东思想的解释家和理论家，我们都得向你学习哪。”

陈伯达被弄得哭笑不得，连声说:“不敢当，不敢当哪。叶帅，你这样讲，我就无地自容了!”

“你说说，全国形势搞得这么乱，老干部都统统打倒了。还怎么抓生产?”

“这个问题我也在考虑。文化大革命嘛，要放手发动群众，难免会出一些乱。叶帅，乱是正常现象，只要群众运动搞好了，生产……”

“奇谈怪论!”叶剑英鼻子一哼，“现在群众运动已经反了天!四川有个‘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团’和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的组织，公然把斗争予头指人民解放军，提出什么‘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向军区静坐示威、在军区营门外搭棚围困军区机关、围攻军区人员、疯狂冲击军区。这种乱，对我们有什么好?他们也算群众嘛?”

陈伯达感到底虚了，额头上冒着汗珠，不住地说:“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嘛，我还不大了解情况，不大了解情况。我看看材料再说。”

“你呀，不是不了解情况，而是不敢作主张表态!”不知什么时候，谭震林也到了，走到他跟前，拍了陈伯达一下肩膀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你说你是个刘盆子，我还有点不大相信。现在看来，你倒真是有点那么个味道。我看你还是不要作阿斗的的好。”

陈伯达脸上挤出一丝笑:“你眼里哪里有我，开口群众闭口群众的，根本不提党的领导。我问你，搞文化大革命还要不要党?要不要一大批老干部?要不要人民解放军?”

“当然要!当然要哪!”

休息室的门大开，江青在康生的陪同下大步走进来。她身穿军装，披着斗蓬，手里提着个黑包文件包，就像一尊突然降临的女将一样，颇有一股威风凛凛的英气。顿时，休息室里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刚才的一谈话声嘎然而止。

“总理怎么还没到?”江青目光炯炯，扫了人们一眼，大声问道。

没有任何人回答。

江青被冷遇了。她一下子看到陈伯达和叶剑英、谭震林等人坐在一起，不禁怒火冲上脑门子。她盯住陈伯达那张毫无表情的面孔，心里骂道，好啊!你又跑到这儿搞投机来了，难怪你平时和他们保持一团和气，弄半天的是想和他们一个鼻孔出气了。她冷冷地走到陈伯达跟前，又问道:“总理怎么没来?”

“我不知道。”

“你知道什么？”她威严地注视着陈伯达，一步一步地逼过去:你老夫子可不能做棵墙头草啊!在大是大非向题上决不能含糊。”

这话分明是对着其他人讲的!

叶剑英被她的话激怒了，也来了个打骡子惊马:“老夫子，你们中央文革少乱发议论好不好?你们熟悉军队吗?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你这样搞，究竟想干什么?’’

陈伯达见有了江青、康生，也不那么装熊了，便挺起腰板，大声说:“究竟是谁把军队搞乱了?是走资派，还是革命派或者群众!这是一个大问题。你们别怪了，要怪的是你们自己，有些人如果失去了穿在身上的那套军装，便一无所有了!”

徐向前再出忍耐不住了，黄蜡蜡的面孔上充满了热血，他猛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搞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他们能行吗?”

康生立即蹬起眼睛，脸上暴起了一道道青筋，像扑鼠之猫盯着徐向前，也把手中的皮包甩到桌子上:“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么了不起?你知不知别人怎么看你，怎么议论你的?”

“我是军委文革小组的组长，我有权利捍卫军队的尊严，起码我的这些话是代表军队的!军队的同志拥护我!”

早到一会儿的聂荣臻立刻表态:“不昏!我同意徐帅的意见，军队必须稳定。军队不稳定一切都乱了，这符合最高指示的精神!”

康生越听越刺耳，越听气越粗。那皱里巴叽的脸阴沉着，双眉紧锁，胡子也翘起来了。他打断聂荣臻的话说:“你们说的这些符合不符合主席思想，请示一下主席便明白了。”

这时，关锋、王力、戚本禹也陆续到了。他们虎视耽耽地注视着这场争论。满腔的话语，像决口的洪水，在胸膛里撞击奔涌。

“请问理论家，现在还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军队作支柱?”

“对，这两个问题弄不清楚，什么抓革命促生产，统统谈不上!”

关锋此刻忍不住了，他把皮包也摔在桌上:“你们想不通，我还有些问题想不通呢!既然你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党的领导，那为什么那么害怕见群众?群众提一些合理的要求，为什么不敢答覆?难道说共产党还能对人民群众没有一点感情?如果这样，你这个党究竞是什么党?我看是国民党!人民军队的基本出发点是保护人民的，但一些地区的军区领导却把走资派窝藏起来，成为走资派的防空洞，这样的军队究竟保护了谁?要你们这样讲，我还有许多话说不完呢!”

叶剑英转过身来，大声说:“你说了半天很抽象，说具体点不好不好?你说在场的我们哪个是国民党?哪个是走资派?”

这时候，两边的人都心头憋着气，攥着恨，剑拔弩张，大有决斗一番的气势。只是关锋、戚本禹还弄不清楚，为什么陈伯达今天蔫不叽的，没有了往常的那种威风。连江青也只是坐在旁边，微微冷笑着，一言不发。

旁边的人还想插嘴说话，只听李富春在旁边吼了一声:“大家别争了，总理来了!”

周恩来在中央机关中，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别看他平时很少发脾气，说话的嗓门也不高，但他那副仪表本身就充满戚慑力。中央的一些老干部们，除了江青和那几个中央文革的秀才们，都畏俱他。他那冷峻的目光依次扫视了与会者一眼，不冷不热地说:“你们刚才的争论，我都知道了。我和主席、林副主席通了话，觉得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今天的议程上没有规定你们争论的问题。你们愿意争论，可在以后再说。现在开会吧!”

众人跟着周恩来，走进旁边的会议室。

陈毅有意碰了一下叶剑英，向他翘了一下大拇指:“叶帅，你今天可真勇敢!”

“养精蓄锐嘛。”

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环坐在半环型的沙发里，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便笺簿、玻璃水瓶和烟灰缸，中央文革列席的人员也坐在后面。周恩来核对了人数，查明没有任何人缺席后，发现他身旁的位置空着，原来陈伯达坐在了最后一排的沙发里。

“伯达同志，请你坐到前面来。”周恩来向他招了招手。

陈伯达谦让道:“没关系，我坐在后面也一样，我听得见!”

周恩来火了:“这又不是看戏，你坐在那里都一样!今天是开党的工作会议，你是常委坐在后面算什么?你忘了，你坐着那个位置是当初批判刘少奇同志时他坐的。难道你也想接受批判?”

陈伯达像触电般地站了起来，走到周恩来旁边坐下来。他很感激地望了望周恩来一眼，向他点了点头。

在座的除了王力外，谁也不曾知道，今天早晨周恩来跟陈伯达，谈了整整两个小时的话，帮助陈伯达解决思想问题。

听到陈伯达想自杀，周恩来十分震惊，他严肃地对他说：“你跟随主席多年，看来你根本不了解主席的性格和脾气。他批评你，实际上也是在警戒别人。说你在他和刘少奇之间搞投机，是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嘛。你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积极地跟随主席的嘛。主席批评一个同志，是希望这个同志改正错误，从而把工作搞得更好，而不是相反。如果你消极地对待主席的批评，恰恰会走向歧路。”

“现在我是两头不落好，我在中央文革小组事事得听江青的，不听不行啊!”

周恩来迟疑了一下，说:“这好办。我们作为共产党人，无条件服从的是中央的纪律。遇到大事，多向上席请示，由主席裁决。我在听到各种议论和主张时，感到自己把握不住，就去请示主席。这是抵制个别人企图凌架于中央组织之上的一个办法:你不妨试一试。不过，这办法只对你个人适用，对其他人可是不适用的。”

陈伯达说:“我对中央的领导工作没经验，希望总理多帮助我。”

周恩来笑了笑:“我们都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应该互相帮助才对。”

经周恩来劝导，陈伯达的情绪平静下来。他想学会周恩来驾驭政治风浪的本事，但看上去很平凡，似乎又感觉不到他有什么过人之处。整个开会期间，他的思绪像脱僵的野马在漫无边际地奔驰着，会议要讨论的内容他一点也没记住。甚至连什么时候散会他都不起来了。这就是生活中真正的陈伯达。

但有一条他是真正感觉到了，那就是:中央不会再太平了，一场疾风骤雨就在眼前，就是躲也躲不过去了。

第二十章毛泽东召见张、姚

毛泽东一起床，就随手打开收音机，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慷慨激昂的声音: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的战略任务，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代理人的决战。

“这个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革命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立即坚决支持，号召全国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号召人民解放军积极地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毛主席的这个伟大的号召，立即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热烈响应。无产阶级革命派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队伍，对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盘踞的保垒，正在一个一个地夺取，一个一个地巩固。‘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

毛泽东脸上露出微笑，放下手中的《资治通鉴》，颇为满意地听着: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阵线被打得七零八落。但是，他们同一切反动派一样，决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他们也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

这是在广播《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这篇社沦，毛泽东委托陈伯达、关锋和王力起草，但陈伯达把起草任务全推给了关锋和王力。他们根据毛泽东历次在常委会上和个别谈话的精神，很快拿出初稿。毛泽东略加修改，批了“写得很好，照发”几个大字，便交付排版。根据上海、山西、黑龙江、贵州和山东的夺权经验，他认为应该实行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人民解放军三结合的夺权形势，来开展下一步的斗争。

他一边用手指有节奏地弹着桌子，一边认真地听着并思考着这篇文章的每一个字:

“这一次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不是自上而下的撤职和改组，而是由毛主席亲自号召和支持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文化团体和学校焕然一新，彻底清除资产阶级的旧东西……”

毛泽东站起来，自言自语地大喝一声:“好!”

“经验证明，在夺权斗争的过程中，要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地驻军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的领导干部，经过酝酿和协商，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负责领导夺权斗争。这个临时的权力机构，要‘抓革命，促生产’，使生产系统照常工作，指挥原来的业务班子(必要时加以调整)执行任务，并组织革命群众对业务班子实行监督。这个临时的权力机构，是应该的，必须的，非常重要的。经过一个过渡，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创建更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崭新的政权组织形式……

“去年六月一日，毛主席就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达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顶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

听到这里，毛泽东心里打了个沉，暗暗地说了一声:不好!叫“人民公社”的提法确实不好，需要改变一下!看来，这个形式的发明权还是我。

半个月前，毛泽东对江青说:“上海夺了权，北京也该动一动了。北京还是成立北京人民公社，你提一个公社领导成员的名单给我。”

江青立即把他的指示向陈伯达、关锋作了传达，并开始拟定公社领导成员的名字。陈伯达提出公社由中央党校的李广文负责，成员包括戚本禹、聂元梓、蒯大富等人。江青表示同意。这时，陈伯达抓起电话，对张春桥说:“请你告知一下文元同志，北京准备成立人民公社了，你们上海也考虑一下成立公社的事。”

张春桥闻风而动，率先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而北京由于公社领导成员没有最后确定，拖了下来。

毛泽东对陈伯达和康生说:“上海公社由春桥、文元负责，北京可不能把权力交给李广元，他怎么能压住阵?我考虑来考虑去，还是把权力交给谢富治。他管北京，我放心。”

他没想到，上海市人民公社一成立，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甚至党内许多高级领导干部，也纷纷表示反对，谭震林不过是个代表罢了。现在，连他自己也对这个组织形式表示怀疑了。他按了一下电铃，秘书走进来，他问:“张春桥、姚文元来北京了吗?”

“还没来。”

“你给机场打个电话，了解一下他们几点到。他们来了以后，我要很快见他们。”

毛泽东吩咐完毕，埋头看文件和材料。

作为党的领袖，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重要区别就在于他是亲自动手写文章、搞调查、看材料、读书籍。他的知识非常渊博，读书范围博览无余。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经济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古代到近代的，从中国的到外国的，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址、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各种杂学书籍。甚至对各种教的经典也作过精到的研究。读书收求知成为他的嗜好，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

正因如此，他对善于读书作学问的各种专家特别重视和尊敬。在中央文革的几员秀才中，他所以喜欢张春桥和姚文元，是他们同他有着同样的嗜好和热情，也在勤奋地研究理论和亲自动手写文章。

毛泽东念叨他们的时候，张春桥、姚文元乘坐飞机已经到达北京。身着军装的张春桥、姚文元一下飞机，机场的人员告诉他们毛泽东已来了三次电话催问他们了。俩人互对视一眼，神情是激动还是担心已经很难感受了。

“要不要先去看江青?”

张春桥伸出手腕看了看表，想了想:“还是先看望一下江青，起码向她报一下到。”

前来接他们的人说:“主席在等你们，还是先到主席那里好。”

张春桥犹豫了一下:“‘那我先给她打个电话。”他在机场休息室很快拨通了江青的电话，报告他们已到达，需要立即到游泳他，来不及先回钓鱼台，然后请示有什么要注意的问题。

听筒里传来江青满意的声音:“现在火药味越来越浓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几乎白热化了。你们见了主席，给他讲一下广大群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自觉性和迫切性，也需要坚定主席的决定啊!那几位右得不能再右的人经常在他耳边吹风，吹得他有时也不清楚了。是啊，毕竟是七十四岁的老人了，想问题就多了，你们说是不是?”

同江青说的相反，张春桥、姚文元一来到游泳池，就见毛泽东身穿睡衣出现在客厅门口。他向他们招招手，他们三步并作两步迎上去，紧紧握住他的手，连声问好。

毛泽东的精神很好，黝黑的脸上浮现着笑容，明亮的眼睛把他俩打量了又打量，边走边说:“你们在上海搞得好啊!二月五日你们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震动了整个世界。我们这场文化大革命，党内有人不大重视，外国的政治家们比我们可要重视得多。你们俩现在也出了名了。”

“我们没什么，只是遵照主席的教导干了点事。大量的工作还是工人造反派们干的。”张春桥松了一口气，扶着毛泽东坐下后，有条不紊地汇报了一下上海的形式。

毛泽东问:“听说上海又想炮轰你?”

“革命嘛，没几个人反对倒不正常了。”张春桥有意把问题说得很淡。“没什么，只是少数一些人在闹点事。”

毛泽东说:“我看他们有后台。如果上海再开炮轰张春桥大会，就要抓人。对少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分子必须镇压。上海有人反映你们手太软，前面抓人，后面放人。这个问题要注意了。”

这正是张春桥需要的效果。他不想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抓人杀人的铁腕人物形象。竭力要显示自己的宽大为怀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效力。他说:“我们能控制得住形势，因为工人阶级站在我们一边。有些隐患，我看暴露出来，总比不暴露好。”

这话使毛泽东相当满意，连连点头:“你说得很好，有问题还是暴露出来好。比如这次召你们来，就是要开好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伯达、江青。有些毛病，党内反映很强烈。当然，除了少数敌对分子的攻击外，有些话也是我们本身的缺点造成的。你们要下决心解决这些问题，自己解决要比别人解决好。”

张春桥、姚文元明白此番进京的意图了，不禁义产生了某种担心。

姚文元说:“上海公社成立后，中央有几位负责同志打电话提出批评，说我们是胡闹。”

“谁？”毛泽东的眼神里流露出某种警觉。

姚文元说:“谭震林他们。”

毛泽东开始点烟了。他点烟的方式很特别，拿出火柴后先把有药的那一头在衣眼上憎两下，然后猛地一划。他把香烟点着后，慢悠悠地说:“看来，公社这种形式和名称也有欠妥之处。我们原来也考虑成立北京公社，但后来想这个问题牵扯面太大，涉及到整个国家体制问题，也有一个修改宪法的问题。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整个国家是不是也要改名为中华人民公社?叫这个名称谁承认?我看苏联就不承认你，美帝国主义倒可能承认。我看还是叫革命委员会的好。”

“也有人建议还叫上海市人民政府或市人民委员会。”姚文元说。

“不管叫什么，反正内容和原来不一样了。真正出现了革命的新气象。”毛泽东说:“你们考虑一下，把上海公社的名称改过来，有困难没有?”

张春桥说:“没有困难，回去就可以改。”

“那你们回去怎么和群众交待?”毛泽东笑着问。

张春桥也笑了:“只要说是主席的指示就行了。主席的指示，在人民群众中最有威望。群众两派辩论，都是开头引用主席的语录。只要能说服对方，马上就合成一股劲了。”

“也不见得。”毛泽东说:“也有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党的领导问题。去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曾说学校的党组织不要忙着恢复。现在少数地区的党组织都瘫痪了:现在看来，我们不能不要党。外国还有社会民土党、共和党嘛，台湾还有国民党在活动嘛，至今天天喊着光复大陆。文化大革命只是最大范围和规摸的一次整党运动，而不是说不要共产党。你们看将来的革命委员会中如何坚持党的领导?”

张春桥的思维非常敏锐，他等着毛泽东刚说完就插话:“这个问题我考虑很久了。我们搞群众运动实际上还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这个党的领导集中体制在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上，体现在以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上。原来我准备在上海公社中成立党的核心小组，取代原来的市委，现在可以以革命委员会中成立党的核心小组，体现党的领导。”

毛泽东想了想，说:“这样很好，既打破了重叠的领导机构，又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符合我们历来提倡的精兵简政的原则。过去我就想搞革新，改变我们这种机构臃肿的现象，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现在好了，有了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我们过去想干又没法干的事都办到了。”

“这的确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壮举，其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姚文元说。

毛泽东转身对他说:“你和王力要写篇文章，题目就是《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创造的夺权经验，对苏联会不会产生影响啊?我看会的。苏联的党变修了。将来马克思主义者坚持斗争，也要采取三结合。你们上海要学习山西，多吸收领导干部参加夺权斗争。山西的刘格平就站出来了嘛。刘格平是个老同志，早就揭发过刘少奇的一些问题，薄一波的一些问题，没有引起注意。这回注意了。我批评伯达和江青同志，其中也包括一个重视领导干部不够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你们派人去山两取过经吗?”

张春桥的脸微微一红:“没有!”

“要去山西学。三结合的经验就是他们创造出来的。陈永贵就在山西嘛，他也站出来造反了，这说明起来夺走资派权的绝大多数是好人，是革命派。谭震林给我写信，说夺权的都是地富反坏，我就不相信。不能说没有，只是少数。对他们当然要镇压。”毛泽东站起来，从书架上找来一本书，问:“《战国策》你们看过吗?”

“现在顾不上了。”张春桥回答。

毛泽东说:“还要常看。现在有些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多数靠它吃老本过活。过去有功劳，这次更要很好地在运动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建新劳。《触袭说赵太后》这篇文章建议你们跟大家谈一谈，学一学，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他们都讲要立新功，何况是我们呢?我们代表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更要不断地破除吃老本思想。这个观点要和大家讲透。”

张春桥在笔记本上熟练地记下了这句话。陷人了自己的沉思之中。他感到毛泽东此刻想得很多，其实心中还是一个，那就是要继续革命!革命，革命……

第二十一章中央文革的整风会

陈伯达战战兢兢地熬到了二月十四日下午。

按计划，这天是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和江青的日子。

离开会还有半个小时，王力、关锋来到康生家里，请他来主持会议。康生刚睡午觉醒来，正发牢骚:“你们知道不知道，伯达同志都不想活了，要自杀?”

王力说:“是伯达同志跟我讲的，总理已经和他谈了话，现在他的情绪基本上正常了。但他的包袱很重，有些问题总想不开。”

“不是想不开，而是江青欺人太甚!”康生猛拍了一下桌子，“她狗屁不通到处乱指挥，你们不敢提，我带头放炮!反正是毛主席指示让批她的，怕什么?现在中央很多人都烦她，她就是不自觉。”

关锋一听这话，脸都变白了:“康老，你可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发脾气，要忍住啊!你到会上骂江青同志，怎么得了!我和张春桥、姚文元昨天交换过看法，他们都是保江青的，他们认为没有扛青同志，就没有文化大革命今天的胜利。你还是忍耐些吧!”

康生一下子清醒了。

让他说良心话，他很佩服江青的才华和能力。江青通古达今，看书很多，说到哪里她都能应到哪里，只是对任何学问不大精通而已。但她的政治敏感，他是望尘莫及的。他和江青在对外的任何重大事情上观点是一致的，看法基本相同。但是，他看不惯江青孤芳自傲、自以为是的那股神气。而且他怎么也不可理解，江青为什么对她老婆曹轶欧很反感，两次当面对他说:“你可不要尽听老婆的话，迷恋枕头风呀!我是反对女人干涉丈夫的政治活动，参与丈夫的政治决策的。”康生曾婉转地顶过她一句:“轶欧是跟着你学的。”

没想到江青当场便大发其火:“她怎么能和我比?我是干什么的?我和主席是平等的，我决没有想干涉和影响主席的念头，而只是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按照他的指示办。从家庭关系上说，我是他妻子!从政治上说，我是他的学生和战友。我们的关系非常明确。曹轶欧做到这点了吗?”

康生弄了个大红脸，气得三天没上班。

还是江青主动找上门来，向康生和曹轶欧赔不是:“康老啊，我这个人说话没把门的，容易得罪人。那天由于自己情绪不好，有些话可能伤害了康老和曹大姐，你们可要担待啊。这几年，由于彭真、陆定一、周扬那帮叛徒、特务的迫害，我的身体都被他们气垮了，头发你看看，掉得很厉害，像一把干柴呀。再加上神经衰弱，所以一遇激动的事就不得了，不计后果的话就冒出来了。轶欧同志其实是位很好的同志，值得我很好的学习。反正我们都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说错了谁也别计较好不好?”

康生还能说什么呢?第二天便照常上班，照常工作，表面上与江青和好如初。只是从心里反感江青的一些作法，但他很清楚，如果没有江青在中央文革独撑一面，这个小组早就叫某些人压垮台了。

此刻，还必须得维护江青!

下午三点半，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都来到十五号楼小会议室，准备开会。康生眼睛尖，一下便发现少一个人，便问:“江青同志怎么没有来了你们谁去请一下啊?”

张春桥说:“不用请了，江青同志身体不大好，托我请了病假。我们自己开会吧。总理和其他同志也不来了，主席让我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康生脸上露出不悦的神色，怎么连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的整风都不参加呢，，早不病晚不病，偏偏轮到批评和自我批评自己的时候就病了，这叫什么态度?他的目光扫视了一遍与会者，看见陈伯达耷拉着脑袋，一副哭丧相，心里不禁暗暗好笑。看他批评别人的时候唇枪舌剑，声色俱厉，滔滔不绝，轮到自己挨批的时候却龟缩起来，竟是这样一副熊相!

王力的脸色红扑扑的，就像喝了几盅酒似的，兴奋得眉开眼笑，显得那样无忧无虑。他这三年来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负责起草一些中央文件和社论，倍受信任，很是得意。这一年来，他几乎没受过任何人的批评，许多人都认为他会高升，所以说话无拘无束，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架势。

关锋也是胸有成竹的架子，他比起其他几位秀才来说，似乎更有学问。多年来，他一直研究哲学，研究老子，其中的许多见解博得毛泽东的欣赏。上个月改组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后他担任了副组长，可以直接插手军内的大事，林彪又向毛泽东提议，让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这意味着他即将登入中将的阶层，怎能不踌躇满志呢?

关锋坐在张春桥身旁，瞟了他一眼后便把身子往后靠了靠，他很看不起这位趋炎附势的角色。一九六五年底，他奉《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叶林的密信前往杭州去见毛泽东，路过上海时张春桥让别人去车站接他，而张春桥则在宾馆门口迎候他，很有点等级观念。今年初，张春桥听到关锋有可能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一反常态地和他套近乎，主动和他打招呼，拜访，谈话也亲热得多了。但关锋对他依然原来的态度，不卑不亢，不远不近。他决心在北京搞出一点名堂来，让他们看一看，他关锋抓实际工作也是一把好手！

其实，张春桥的城府比他们都深得多，只是他不像别人那样故意炫耀自己罢了。他等戚本禹给陈伯达提完意见后才不紧不慢地说起来:“伯达同志是很革命的一位同志，但在重大问题上患得患失，表现得很不坚定。说重了也是一种政治上的投机。主席批评得很正确，也很准确。江青同志主席对她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我听了刚才康老的传达后深深感到主席的英明和伟大，主席严于责己，宽以待人，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主席批评伯达和江青的指示分量是不一样的。”

“有着性质上的不同。”姚文元插话。

张春桥点头:“对!伯达同志在主席和刘少奇之间搞政治投机是路线问题。江青同志眼高手低只是工作作风问题。起眼点高不是坏事嘛，说明江青同志的愿望和要求是很好的嘛，只是手段和措施上跟不上去罢了，而这一点是可以改变的，是能够跟上来的。所以我认为中央文革小组整风，重点应该是伯达同志。”

陈伯达抬起眼皮，望了正夸夸其谈的张春桥一眼，苦笑了。你张春桥拍马屁的艺术一也够高明的了。明明是让你来批评江青和我的，你却巧妙地为她辩护起来。这样搞下去，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的团结能搞好么?看来，今后我得自已寻找自己的出路了，依靠江青到头来只能是当个替罪羔羊!

姚文元眨巴着眼皮也说起来:“伯达同志在中央文革小组内的确存在着一些严重问题，重大问题不和同志们商量，也不请示主席就擅自主张。有些讲话其实是很轻率的，比如在上海的安亭事件问题上，对工总司等革命组织的指责都显得很草率，不够严肃。但是我认为，伯达同志还是愿意改正错误的，受了主席的批评，他很痛苦。这一点说明他还是能够和同志们一道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的。我们批评伯达，同党内一些蓄谋已久的政治攻击不同，同社会上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攻击中央文革的妖风不同，我们完全是善意的，是同志式的。”

最后这几句话使陈伯达激动了。他知道前天晚上毛泽东单独接见了他们，这意味着他们的谈话和批评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图。刚才的那种紧张和不安逐渐有所消失。他抬起头，眨动着湿润的眼睛说:“刚才同志们都发表了很好的、很及时的、很中肯的意见，我完全接受，完全愿意改正，保证用实际行动来纠正自己过去的毛病，再不能犯政治上的投机一类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这个会议完全是漫谈式的、应付式的。康生、关锋、王力都知道陈伯达被逼得走投无路想自杀，此刻谁也没有认真地批评他。更何况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认识，即他们和陈伯达应该是一条战线上的。他们都感觉到了来自张春桥、姚文元这一方的压力和威胁。按照江青的意图，这两个人大有取代他们之势。这一年多来她不断组织姚文元发表个人署名文章就是一个信号。在绝大多数人都不能署名发表文章的时刻，让姚文元发表长篇批判、讨伐被定为修正主义黑帮的文章，本身在全国就起到了树立他的威信的目的。这一点他们心中都有数。

开会的时候，康生接了一个电话。然后回来作了传达:“同志们，刚才我们毛主席来了电话，询问今天开会的情况。我说大家发言很热烈，伯达同志也作了自我批评，起到了进一步端正作风的目的。主席很高兴。他说:‘打铁首先得本身硬，只要中央文革小组整顿了过去的毛病，建立起民主集中制，就能更好地完成新形势下的斗争。’同志们，我完全同意刚才几位同志的发言，我们热情、严肃地帮助伯达、江青同志，正是为了让他们带领大家，带领全国的革命造反派，遵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经过这场文化大革命，新中国必将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之林。虽然，一小撮党内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还要同我们较量、挣扎，但我们要胜利，他们要失败的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

陈伯达被这几句激奋人心的话鼓动起来了，又抖起组长的架势说:“主席上个月和我说，等全国的夺权斗争告一段落后，我们就召开党的第九次大会。争取新的中央领导班子上天安门过国庆节。”

一下子在座的人的积极性都发动起来了，就像锅里沸腾的开水，哗哗地翻个不停。大家的思路一下子又转到了全国的夺权形势上。康生拿出几份武斗材料传给众人，秀才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又控诉、批判起一些大军区镇压造反派的罪行来……

第二十二章林彪密约陈伯达

谭震林认为，向中央文革出击的时机已经来到。

他从会议室里跑出来，心里像燃了一团火，走起路来，两脚就像铁锤砸石头，咚咚直响。他叫住陈毅:“老总啊，下一次碰头会上可要全线出击，中央文革的问题不彻底解决，全国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好形势就不会到来。毛主席让我们抓生产，政治形势乱糟糟怎么抓?”，

“中央文革今天的整风会也不知道开得怎么样?”

“从来医不自治。依靠他们儿个人自己整能整个什么样子?”谭震林故作神秘地凑到陈毅耳边，小声说:“据说中央文革只把老夫子雨过地皮湿的批了几句，根本没有触动武则天的一根毫毛。现在一切坏事的总根子就在武则天身上，只要把她扳倒了，中央文革就没球威风了。毛主席只批了他俩几句，老夫子就顶不住了，闹着要自杀，被总理给劝住了。”

“真的？”陈毅差点笑出声来。

谭震林说:“绝对可靠。这是来自钓鱼台的消息。陈伯达对江青也充满仇恨，林彪同志对她大有意见。叶公说只要把他们俩一也争取过来，武则天就彻底孤立了。”

“她还有张、姚两位大将。”

“他们没啥油水，江青一垮他们不战自乱，根本没有战斗力。我担心的是林总能不能也站出来反对她。”

陈毅原地转了个圈，对谭震林说:“你可以给他写封信，试探一下他的态度。只要他不把信泄露出去，就说明他愿意和我们结成统一战线，到时候我们进一步争取他。至于老夫子，就看他的表现吧。”

谭震林点点头，和他握手告别。然后穿过内廊，走出门去上了他的轿车。小红旗的车灯射出雪亮的灯光，把夜色笼罩着的青松翠柏照得郁郁葱葱。轿车绕着中心池转了个圈，然后驰出中南海。

第二天上午，陈伯达洗漱完毕，吃过早餐，坐到办公桌前翻阅报纸文件时，秘书给他送来一个大信袋:“这里有谭副总理给你的一封信。”

“他给我的信!什么内容?”

“没有看。信封上标明是由你亲启的，我没打开。”

陈伯达打量了秘书一眼，认为他不会说假话，便摆摆手讲了一句:“今后就是这样，你走吧。”

他抽出那封信一看，看后吓了一跳，上面一开始就写道:

伯达同志:

想和你说几句真心话，不知你意下如何?在中央你始终认为自己是刘盆子，原先我只认为你是说说而已，现在我看倒的确符合实际。你的那个助手不能令人满意，大家都已看到不是你领导她，而是她在领导你。这种名不副实的现象存在，是中国的悲剧而不是喜剧。我们这些在中央工作的老同志衷心希望你能站到党的利益的立场上、真正为我们党的事业而着想，千万再别作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最后的落款是“谭震林”三个字”。

此时此刻，陈伯达周身好似海潮翻滚，大山蒸腾，恐惧、惊慌、激动、兴奋，一古脑儿都涌来，兼而有之。他知道，谭震林的这封信显然不是代表一个人，而是一批人。这批人大都是从战争年代就逐渐形成，以参加革命的地域、部属、上下级关系甚至血统亲属等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而出现的政治派别。对这些人中的主要分子，动一人而牵全体，必须得慎之又慎。连毛泽东对他们都不得不采取限制、利用和分而治之的措施，而自己对他们更是鞭长莫及，无可奈何了。倒是那一批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小将们大字报、大标语把他们轰得晕头转向，什么乱七八糟、真假混夹的内容都揭了出来，弄得他们狼狈不堪，有时不得不求助于中央文革。

毛泽东对他们的态度是舍之可惜，用之不放心，用他的话讲叫“一批二保”。陈伯达琢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允许群众把他们搞得半臭不香，使他们没有多大市场，但还要利用他们的经验继续工作，以便使整个国家机器正常运转。

手中有了谭震林的这封信，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使自己处于可进可退的地步。进可以把信交出去给了江青和毛泽东，得到他们的信任，退可以勒索一下谭震林那班人，使他们不敢对自己大不敬。想到这里，神使鬼差，他不由自主地拨通了谭震林处的电话。

“是谭副总理吗?我是陈伯达。”

“哦，老夫子，难得您亲自给我打这么一个电话。我的信你收到了吗?”

“我己看到了。我给你打电话正是为了此事。看来，我的心情、处境你比我看的还清楚，当事者迷嘛。我非常感谢您的提醒。”

“这是应该的。大家都希望中央文革能和老同志、老干部们站在一起，共同搞好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总不是为了整老干部们吧?”

“谭副总理，正如你知道的，我那位助手干扰得我不敢放开手脚干嘛。”

“那就和她斗!”对方的嗓门提高了。“我看那个武则天也是纸老虎，你不敢和她斗她就气势汹汹要吃你，你只要放开胆量和她斗，她也就是那么回事。”

“你说得对!我应该好好学习你那种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我要送给你一幅我亲笔书写的条幅，就写‘猛虎精神’。”

“不敢当，不敢当。不过，我能得到你老夫子的墨宝那当然是件很荣幸的事，特别是在此时。我希望你能和老同志们站在一起，为他们说句公道话。比如陈丕显，那是红小鬼出身，我敢担保他没问题。”

“好啊，我可以跟张春桥谈一谈。不过，我的话有多大分量，希望你能理解。上海的这几个人都是听我的那位助手的。”陈伯达的话还没说完，那端的线路出现了忙音。他怔了一下，随即便放心了。反正话已说透，下一步就要看自己如何出棋子了。

这时，他的情绪好多了，兴冲冲地走进书房，铺开纸墨，提笔挥毫，写下了“猛虎精神”四个大字，又题开头“书赠谭震林同志留存”一行小楷。然后签了自己的名字并印了章。说实在的，陈伯达的字写得工整、清秀、有力，其中有些为书法精品。他的即兴之作，大都赠送中央有关的领导和文化艺术界的名流，有的到了国外，成为收藏家的珍物。

“伯达同志，你的电话。”

陈伯达自我欣赏着自己的作品，头也没转地问道:“哪来的?”

“林副主席处。”

陈伯达打了个愣征，急忙回到他的卧室，抓起了电话。

“是伯达同志吗?我是叶群。”

“叶主任，您好!”

“林总遇到了一件麻烦事，不知该如何处理，想请你来商量一下，好吗?”

陈伯达连连点头:“好的，好的，你看我什么时候去好?”

“如果方便的话，马上就来一趟怎么样?”

陈伯达又问:“你看还需要请什么人吗?”

“不，不，就你一个人，谁也不要告诉。林总认为这事不宜扩散，知情面越小越好。”

陈伯达听到这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更加沉不住气了。放下电话，就急急忙忙地来换衣服，指示秘书给他调车。

他的老婆刘淑媛刚从外面回来，见他忙忙碌碌的连衣服扣子都没扣好，不禁笑着问:“我刚回来你就要走，到哪里去?”

“林副主席找我有事。”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陈伯达表面上斯斯文文，其实也是一个风月场上的老手。他极会跳舞，也会巴结漂亮的女人，常有风流韵事传到关锋及其他人耳里。他老婆为此事常和他吵架，他并不多计较，吵急了他就走。他在北京有三、四处房子，一躲出去就是好多天，弄得老婆对他无可奈何。为了照顾他的名声，老婆全当作不知道罢了。等他走后不久，她便给毛家湾打了个电话，问陈伯达去了没有。直到毛家湾的秘书告诉他陈伯达确实来了她才放了心。

“老夫子，淑媛同志对你看得很紧哪。”叶群微笑着和陈伯达开玩笑。

陈伯达红着脸说:“她那个人，就是有那么点毛病，没办法。”

叶群说笑看把他领进了林彪的卧室。

林彪光着脑袋，穿着一身黄绿色的呢军装，正在屋子里踱步。见陈伯达进来，瘦瞿的面孔上现出一丝微笑，伸出手来和他握了握:“请你来，想和你商量一件事的对策。我刚刚收到一封信，不知该如何处理。”

一听信，陈伯达心头猛惊起来，咚咚地跳个不停。当林彪请他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后，他才注意到林彪的脸上并无异色，只见他给叶群使了个眼色，叶群从隔壁的办公室里取来一个大信袋，和他收到的那个信袋一模一样。

“你先看看这个再说。”

叶群抽出几张纸递给陈伯达，陈伯达一看那熟悉的字就认出是谭震林写的。好哇，原来他不但给我写了信，也给副统帅写了信，看来他是真心要和江青拚一场哪。心里这么想，表面上却没露声色，只是接过信来慢慢地读:

林副主席:

我写这封信是向您求援。现在中央文革在某夫人的把持下简直弄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他们不把您放在眼里，也不把那位理论家放在眼里，更不把我们放在她眼里了。她的一句话就是法律，就是判决，弄得全不管其他部门还有没有党的领导。文化大革命像这样闹下去，党和国家就要灭亡了。我想凭藉您的威望和力量，可以遏止这种口无党纪国法的行为。最近我见了刘志坚一面，他被他们整得不像个人样子了，我和其他老同志都已觉得没有安全感了。在此情况下，我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只有和他们战斗!战斗!战斗!我已反击了两次，我准备再次出击……

陈伯达刚看完，就被林彪接了过去。

“你看了有什么感想?”叶群瞟了林彪一眼，显然是在替他提问。

“我看谭震林同志是在向中央文革下战书。”陈伯达不知对方的心意，便来了这么一句。

林彪矜持地笑了笑，说:“人家并没有点名中央文革，而只提你的助手哟。看来江青同志已经有了不少反对面喽。”

“这是好事嘛。”陈伯达也跟着笑了。“不过她本人亡我感觉良好，似乎并没有其他不安的表现。”

林彪问:“你们中央文革内部的整风会开得怎么样啊!”

陈伯达把十四号的会议简洁地讲述一遍后，说:“同志有，对我的批评都是按照主席的精神讲的，没有超过大圈子。我表示完全接受并在行动中努力克服。不过，根据目前的情况，我打算在适当的时候辞去这个小组长的职务，可能我不适宜干这项工作。”

“那可不成!”叶群叫了起来，“你无论如何不能辞职。你要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那中央就更没人适合干这件工作了。你放心，林总是支持你的，我也是支持你的。今后我们希望你大胆地工作，不要前怕狼后怕虎的，其实只要豁出去就什么也不怕了。”

林彪微笑着点点头:“其实现在的工作都不那么好做，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哪。许多事没有她点头，啥也干不成。好在我们都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今后需要您多多协助，互相关照喽。”

“是的，是的。”陈伯达忙不迭声地说:“我们迫切需要林副主席的支持，有您帮助，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陈伯达从毛家湾出来，身上轻松了许多。他好像办完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但细细地想来，又好像什么事也没办。叶群出来后告诉他，他们准备先把谭震林的信压几天再说，让他千万保密、不要跟任何人讲。陈伯达多少有点纳闷，林彪夫妻俩为什么要这样?

第二十三章 “大闹怀仁堂”

周恩来吃罢午餐，嘱咐秘书:“下午研究国民经济问题的碰头会，通知张春桥、姚文元也参加，他们负责上海的工作，与国民经济利害相关哪。我要午睡一会儿，有事请随时叫我。特别是主席那边。一定不要误事。”

秘书离开后，他走进卧室，躺在床上，拿起当天的《每日汇报》翻阅着。他总是这样:睡觉前喜欢翻看一些文字性的东西，以便松驰一下大脑的神经，以此作为休息。对周恩来来讲，最糟糕的莫过于经济工作不能按计划顺利开展。每当他在睡梦中梦见那些生产要害部门发生混乱时，他都要呻吟起来。听取各部门因派性斗争而使正常工作无法进行的汇报，是一件极为痛苦的事情，尤其是听到他所熟悉的干部或战友又被造反派在批斗会上打死、打伤、致残的消息的时候。然而，他足够清醒地知道，现在决不是冒险阻止造反派过火行动的时候。正如邓颖超反覆对他所说的那样，那是一种可怕的缺乏自制力的表现，说不定会因得罪中央文革而祸从天降。

周恩来和叶剑英、陈毅的私交很好，感情也颇深。但他是从不会把个人感情建筑在他认定的神圣的革命利益上的。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中央军委会议期间，他一再告诫这两个人要和中央文革搞好关系，他说:“你们要顾全大局。当前的大局就是要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主动为毛主席分忧解愁，不要使他为难。”

陈毅和叶剑英对视了一下，没有吱声。他们太熟悉自己的总理了，他对毛泽东的忠诚是古今中外的任何良相都难以比拟的。只要是毛泽东的决策，即使上刀山、下火海，他也会坚决执行。尽管他是有着自己独到精确思维的共产主义者，但他会忍耐，懂得在不利于自己坚持意见的场合或时机保留自己的看法。这一点是他们那批老革命家很难做到的。

现在是二月十六日下午三时，周恩来比通知的时间晚到两分钟。秘书告诉他，除了江青请病假外，其徐的人员都到了。毛泽东刚刚来电话讲，一定要把全国的治安和交通抓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不能影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进程。

“聂荣臻、谷牧同志来了吗?”周恩来问。

秘书说:“中央文革说没有必要通知他们，会后把议的结果告诉他们就行了。”

周恩来没再说什么，只是点点头，在怀仁堂那间环形的会议桌中央坐下来。他发现右边的那个位置空着，隔着空位的是康生，依次是李富春、叶剑英、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徐向前。紧接他左边的是谢富治、余秋里、王力、张春桥、姚文元。而陈伯达又坐到了后边的位子上正看一份简报。

陈伯达同志，”周恩来显得生气了。“你怎么又坐到了后边?坐过来!”

康生说:“列宁开会总喜欢坐到后边，我们的伯达同志是在学列宁。”

会场里出现了笑声。周恩来说:“现在不是当年搞革命的时候，该讲名次还得讲。这里一个组织原则问题。”

人们没听见陈伯达咕嚷了句什么，只见他顺从地从后面站起来，坐回到周恩来身边。

没等周恩来宣布开会，就见谭震林冲着总理说:“研究经济问题不能离开管生产的干部。现在许多业务干部都打倒了，我们还怎么抓生产?比如上海的陈丕显同志，就是一位好同志。我请春桥同志回去保一下丕显同志，把他解放出来!”

张春桥怔了一下，点点头:“这个问题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研究研究。”

谭震林一听就火了:“又来那老一套了!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呢!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会场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张春桥没料到，隐隐感觉来临的风暴就这么爆发了，而且矛头直接冲着自己而来。但是他发现，眼前这位赳赳武夫的锋芒并不仅仅指向自己，便来了个诱敌深入，不慌不忙地说:“你先别发火。依靠群众，这是毛主席的教导。我们搞革命，不依靠群众行吗?”

“算了!别来这么多漂亮话!”谭震林拍着桌子大骂:“你们的目的，就是要包整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陈丕显是红小鬼出身，四十年的革命，到头来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话不能这么说。”张春桥端正身子，扶了扶眼镜，一字一板地说:“你只看到了这些干部参加革命、根红苗正的一面，没看到他们后来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一面。陈丕显家的扶手连我们去了还用紫外线消毒，更别提普通群众了。批判他是帮助，怎么是形而上学!”

“这叫什么问题?”谭震林将脖领扣子扯开，站起来吼道:“就算这些老干部有缺点，他们的子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也挨整?现在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来论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

“不是!而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你歪曲!”

“像你这种思想，起码应该批判。”张春桥冷笑道:“即使我们想保你，广大群众也不答应!”

“你所谓的群众是谁?就是蒯大富之流。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丑化我们的共产党，丑化社会主义。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今天在会上我敢打保票，曹荻秋、陈丕显、谭启龙、江渭清、江华这些人没问题。你们把他们打倒就是迫害老干部!江华一家子，死了大半，这叫什么革命?说到这里，谭震林声泪俱下，使会场的气氛达到沸点。

陈毅终于憋不住了，他把身上的大衣一抖脱掉，大声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我看不仅这次是错误的，而且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

张春桥也变脸了:“这是翻历史的案。陈毅同志，你要对这话负责。”

“别来这一套!”谭震林冲着张春桥吼道:“错不错有事实为证。你们整我，不就是说我捕了几条鱼嘛，连续逼了我四次。说我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所以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

坐在旁边的谢富治开了口:“这就不对了嘛。江青同志和文革小组的同志多次要保你，从来就没有说过你是什么反革命。”

谭震林把手一挥:“你不要和稀泥，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谢富治说:“你这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是不跟毛主席走的问题。”

谭震林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他把脸上的泪水一抹:“对，我跟毛主席跟了四十年，到四十一年我不跟了。我一不该参加革命，二不该加入共产党，三不该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让你们这些人跟着他干去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斗争到底!”说罢，他站起来，拿起大衣和皮包就要往外走。

“你给我回来!”周恩来怒容满面，把桌子一拍，“谭震林，你好大的胆子，有什么话好当面讲，干什么就要走!还有没有组织纪律性?”

周恩来追上去，夺下他的大衣，推了他一把。谭震林气得就像小孩子一样地哭了:“我就要和他们斗，我还有三千御林军哪。”

陈毅哆嗦着嘴唇，气得脸色发青:“对!谭老板，你不能走，留下来就是要和他们斗!”

谭震林重新坐回到沙发上后，陈毅又站起来:“我看不是谭老板易激动，而是有些人欺人太甚!别看有些人口口声声叫着拥护毛主席，到底怎么样还不一定呢。我看他们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口口声声拥护斯大林，后来怎么样？刘少奇在延安的时候也是口口声声拥护毛主席，现在又怎么样？现在挨整的倒是我们这些人了!在延安总理也挨过整，现在证明了正确的是总理，是我们。所以历史证明了谁是真反毛主席，假拥护毛主席、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余秋里把那只没有胳膊的袖子往里一塞，拍着桌子也喊起来:“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能行呢?我主张一定要彻底批判这种在干部问题上的反动路线，不然就没办法继续工作。”

谢富治不断地打断他们的话说:“中央文革从来没有说过要整全体老干部，对在座的同志他们都是要保的嘛。”

李先念朝他瞪了眼:“你不要和稀泥好不好?现在可以说全国范围内都在搞大逼供信了。不但老干部们挨整，连他们的子女也挨整。把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打成反革命就是证明。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会是反革命吗?”

坐在旁边用手帕擦眼泪的谭震林又吼起来:“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还怕人家看见笑话!”

李先念说:“不但你哭，我也哭过好几次了。把我们的干部和子女整成这个样子，不哭行吗?”

谢富治冷冷地插嘴:“考虑问题不要从个人利益出发嘛，要从全局出发。”

谭震林朝他喊道:“我不是为自己哭，是为全体老干部哭!为我们这个党哭!”

李先念说:“迫害老干部是什么全局?毛主席说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我看有些人是要打倒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

陈毅拍着桌子说:“他们不把老干部斩尽杀绝是不死心的。”

“连国民党都没达到的目的，他们达到了。”余秋里、叶剑英、徐向前你一言我一语地骂起来。

坐在中央的周恩来紧皱眉头，不动声色地问道:“你们说打倒老干部有什么根据。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都给我说清楚!”

李先念说:“从去年《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什么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一下子就把全国搞乱了，把老干部统统打例了。”

周恩来伸出手问:“你们谁带那期《红旗》了，拿来给我看看!”李先念打开皮包，取出那期《红旗》上题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指着其中的几段话给周恩来念道:“你听听，社论里这么写道:‘这次文化大革命，涉及的范围很厂。我们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大破剥削阶级的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并且势必触及到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究竟什么是走资派?有什么标准来衡量!社论说不清，这只会造成极大的混乱。还有这段话:‘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这样含糊其词的提法，使全国到处搞路线斗争，把许多老干部都伤害了。”

周恩来的目光刷地转向陈伯达:“起草这么重大的社论，为什么常委们没有研究?为甚么我也不清楚，你们谁起草的?”

陈伯达慌了，连连摇头:“我不清楚，我我不清楚。”

“我也不知道。”康生的额际滚动着汗珠，也摇了摇头。

周恩来说:“今后写这种文章要事先送我们看一看，征求一下意见。”

中央文革的秀才们，都低下了头，谁也不吱声。只有王力、姚文元在刷刷地作着笔记。王力嘴里不敢说，心里暗暗地骂道:好个伯达、康老，你们真是滑头鬼啊!社论虽是我和关锋起草，但是你们亲自审的稿啊。连社论的题目都是陈伯达亲自拟定的。现在却来了个一推六二五，跟着这样的领导难道不寒心吗?

还没来得及细想，陈毅又开腔:“不但《红旗》十三期社论有问题，就连林彪同志去年国庆节的讲话也有问题。”他也拿起那期《红旗》，很熟练地翻到前头，指看说:“他的讲话里也有这么一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什么叫‘反对革命的路线’，这就把矛头推向了广大干部，我看，林彪同志也应负责任。”

叶剑英晃动着右手说:“我搞了这么多年革命，从来没见过什么大串连。大串连把正常的革命和生产秩序都搞乱了。这种干法本身就有毛病，我根本不赞成!”

徐向前站起来，用浓重的山西口音说:“中央文革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五条指示也不正确，使人民军队失控。”

周恩来看了他一眼，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反而又岔开议题问道:“有关整个国民经济的安排，大家还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

康生张了一下嘴，没说什么。此刻，他已感到了众怒难犯，不禁有些犹豫。一股恐惧和疲乏如同大海的波涛汹涌而来，他真想马上倒下睡觉。但这时，他的内心深处却产生了一种骚动，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像这样下去，文化大革命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陈伯达哭丧着脸，始终一言不发，当谭震林和张春桥舌枪唇剑地交锋时，他感到了一阵阵舒心。能借这些老将帅们的手整倒身旁这位潜在的敌手，倒也是解气的事。他很敏感，许多话他已听出对方是指向江青，指向自己的。好在他们都知道自己主不了多少事，使他仿佛觉得能解脱出来。他注意到周恩来不住地看表，估计时间也差不多了，就站起来，略带些结巴地说:“同志们把自己的心里话讲出来很好，如果我们没有进一步意见要研究的话，今天就到此为止吧。看来，大家对我们提了许多很好的批评，我本人愿意虚心接受。明天，我们愿意进一步把工作上的事议一下，以便改进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

康生打了一个哈欠，点头表示赞成。

周恩来摆摆手制止了坐在后边还要发言的几个人说:“已经超过七点了，我看今天的会就到此为止。这是党的会议，当面大家可以畅所欲言，一下去绝对不能犯自由主义，不能搞小动作。同志们都要顾全大局，不能作损害党的任何事。好，散会!”

与会者都站了起来，陆续地往门口走。怀仁堂门前的停车场上响起了隆隆的马达声。随着雪亮的车灯悠转，这里很快安静下来。

在一辆上海牌轿车里，王力感叹地对身旁的姚文元说:“想不到斗争这么尖锐。”

“王力同志，你要站稳立场。这是一场大的路线斗争。回去后我们需要研究。”姚文元严肃地说。

王力陷入思索之中。

第二十四章张春桥的“算盘”

江青很快便从二、三个渠道了解了怀仁堂的全部情况。

她一点儿也不着急。自从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后，她可没像陈伯达那样如坐针毡，度日如年。她什么地方都没有去，只在钓鱼台十一号楼她的办公室里静静地读书。她请来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两个讲师，帮她熟悉中国历史上几次重大变革的史料，然后便阅读各省市文化大革命进展情况。她不住地理怨自己没有很好的秘书，委托张春桥、戚本禹给她在全国范围内找个政治上绝对可靠的笔杆子作秘书。她对自己的私生活非常讲究，要求也很严厉。除了谈工作外，她绝不允许任何男性进人她的卧室。特别是有些漂亮迷人而且热健谈的美男子，她和他们颇有分寸地保持着距离，政治上的追求使她的生活严肃得很难令人相信。

张春桥、姚文元向她汇报下午会议的情况时，她隔着写字台坐在那里听着，不时冷笑几声。偶而，她亲自站起来给他们倒茶，而不是呼叫公务员来干。那些服务人员们得到指示各守其职，不听到电铃不得进人房间。

“我认为，事件的性质很严重。”张春桥紧绷着脸说:“看样子，有人泄漏了主席在常委扩大会议上批评中央文革的内容，所以他们几乎串通好了，矛头实际上是指向您的。当然，他们反对您也就是反对主席，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江青微微一笑:“我听说伯达和康老在会上一言不发，也有些动摇。倒是谢富治在会上顶了他们几句。是不是?”

张春桥暗吃一惊，原来她对事件的整个进展了如指掌。他神色微微显出愤怒之色:“他们来势汹汹，完全是蓄谋已久。我觉得他们对中央文革的指责不是善意的，而是挑衅。”

“他们打错了算盘。”江青提高了嗓门，两手一撑桌子站起来:“主席批评我，是带有恨铁不成钢之意，是给我启示和警诫。而他们妄想算计我，是瞎了狗眼，你们俩把王力叫去，写个材料，明天就向主席汇报。我要扭转乾坤，让这些跳出来的家伙自食其果。”

江青的态度，正合张春桥的心意。

他告别江青，离开十一号楼后，让姚文元通知王力到他的住处，准备汇报材料。

“是主席指定要的吗?”王力很敏感，试探着问道，那双明亮的眼睛直盯着张春桥。

张春桥城府很深，丝毫不露江青的踪迹，只是慢悠悠地说:“今天这个问题很大，要把情况凑一凑。明天我们要回上海了，主席说过，临走前要再见我们三个人。今天的事当然要报告主席。”

王力说:“我们什么时候凑?”

姚文元说:“当然是马上凑。这个材料我们不带任何观点，只报告他们的原话，是非曲直由主席决定。”

“对，我也是这个态度。因为这事扯及的人太多了，而且又是总理主持的会。弄得不好，是会闯祸的。”王力紧接着说。

张春桥有意不吱声。他拿出自己在会上的记录，和他俩一句接一句地对了起来。王力在他的笔记本上作着补充和校正，仅用三个半小时，他们便准备好了反击的“炮弹”。

政治家们是很难有平静的时刻的，特别是在政治斗争复杂和尖锐的时候。送走王力和姚文元，张春桥的思绪才如同决堤的洪水，一起迸涌出来。

他已看出，这场文化大革命不仅仅是解决文化艺术界的问题，而是要为一批新人的崛起铺平道路。这批新人的首领，既不是陈伯达、康生，也不是林彪，而只能是江青。但这仅仅是他自己埋藏在心底的想法，他没向任何人也包括他的亲密伙伴姚文元作半点透露。他知道，政治斗争中的双方领袖，任何一个疏忽甚至是微小的失误，都会影响阵局, 甚至导致满盘皆输。

他记得上海夺权前夕，他在人民大会堂和江青谈话时，他说:“任何一次大的革命斗争，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非导致失败不可。”江青眼里马上闪出亮光:“完全正确。但是，除了你，很难有第一个人提出这种和主席想法完全一致的见解。林彪同志作战还可以，搞理论不行。他不会写文章。大凡伟大的领袖和统帅，既有丰富的经验，又能亲自写一手好文章的不多。我们的主席完全是个奇才。他的接班人也不甚理想哪。”

这话仅仅是一点而止。

但在张春桥的心里，却泛起了沸腾的海涛。他会思索，也善于思索。他能够从一个人的只言片语中发现和掌握他的整个内心世界。仅此一斑，他又认识了江青的一个侧面。

当然，他不会向任何人公开这个秘密。

那么，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呢?

她还发现，毛泽东并不是什么事都和林彪商议，恰恰都是在作出决策后才告知他的接班人。倒是江青总是事先知道党的主席的意图，由她出面传达领袖的指示。或者说，江青产生一种念头后，总能获得毛泽东的支持和响应。江青的聪慧和敏感，同样使张春桥惊叹不已。

张春桥思前想后，心里越来越激动。尽管眼前密云弥漫，雷声滚动，可他好似听到春雨过后，到处活泼泼的水流在淙淙流响，好似看到万里晴空里星群的灿烂的光芒。他给自己编织了一条通往理想的光明大道，设计了自己未来的政治地位。每想到此时，他的嘴唇都激动得哆嗦了。

他没想到，偏偏这个时候，康生突然来访。

康生的脸很难看，那双黄眼球上的睫毛抖动着，使双眼溢出若明若暗的光焰。他紧盯着张春桥看了半天不作声，倒使张春桥心里就像钻进两只兔子，崩崩跳个不停。

“这么晚了，康老还没休息?”张春桥终于使自已的思绪平稳下来。

“今天的事，你有什么感想?”康生反问道:“仕途如海，风云难测哪。”

“不过有一条我是坚信不移，”张春桥又摆出他往常的风度，侃侃而谈，“那就是人民群众的洪流是不可阻挡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必定要胜利的。”

康生沉默不语。他对这几句泛泛大论流露出不悦。

张春桥看到了这一点，又说:“康老啊，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你看出没有，不管是谭震林、陈毅，还是叶剑英、徐向前，他们口口声声只提老干部、老革命，没有一句说说群众，说说人民。在他们心里，念念不忘的只是他们自己及其子女，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替人民说话。青海死了那么多红卫兵和造反派，他们不心疼，那几个走资派刚刚受到些触动，他们就暴跳如雷，呜冤叫屈。他们究竟代表谁扭利益!究竟替谁说话?难道不清楚吗?所以，我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和毛主席的教导格格不入，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风马牛不相及。”

康生为之一动。这才想到过去真是小视了这位角色!怪不得他能博得江青的另眼相看，果然有一张能言善辩的利嘴。三言两语，他便点破了问题的要害!

凭心论，他同张春桥的看法相同。

他所担心的是，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人的势力太大，而且他们在历史上都和周恩来等人的关系很密切，他不知道毛泽东是否下了把他们彻底清洗下去的决心。一旦党的主席迟疑不决，自己便会被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所吞噬。对于怀仁堂上发难的那几个人的脾气，他当然都很熟悉。他们大多是性格倔强，心直口快，像吃炮药长大的，动不动就放炮伤人。他们说话不饶人，办事不留余地，中央大多数人都不得罪他们。更使他们助长了不可一世的威风。他们当然也不会想到，偏偏这场文化大革命中，这帮名不见经传的红卫兵及笔杆子秀才们就不买他们的帐。为首的，正是江青。

想到这里，康生没好气地问:“你们把怀仁堂的情况向江青汇报了吗?”

“我们还没汇报，人家就知道了。”

“她是什么态度?”

“她让我们向主席直接汇报。”

康生站起来摇摇头，叹口气说:“这事主席恐怕也不好表态，都是一帮子跟着他南征北战打江山的老战友，又没有什么大的过错，他能说什么呢?发发牢骚放放炮，都能打倒么?”

“那可不一定!”张春桥也跟着站起来说:“他们的许多作法和提法已经超过原则了，甚至直接把矛头指向了伟大的延安整风，这仅仅是一股的牢骚吗?我想像不到，毛泽东同志能容忍这种言论。”

康生沉思片刻才说:“我同意江青的意见，把这事向主席报告，请他老人家裁决吧。也只有毛主席，才能压得往阵脚，我们恐怕是不行喽。”

“不过，我们在这场风浪中要站稳立场，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那全看主席!”康生拍了拍张春桥的肩头，似乎是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斗争的双方都在打主席的旗号，主席也为难哪。主席是要他的老战友，还是要我们这班人，我们都要反覆掂量哪。春桥同志，你还年轻，作事要三思而后行，看准风向再行船，不然可要栽跟头呢?”

很难猜准，他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第二十五章毛泽东的沉默意味着什么?

毛泽东正在研究司马迁的著作《史记》中关于楚、汉相争这一段的历史。江青打来电话说张春桥、姚文元有重要情况报告时，毛泽东并没在意，只是问:“你研究过刘邦战胜项羽的原因吗，”江青随口回答:“他顺应了历史前进的规律呗。”毛泽东不满意了，他生气地说:“你呀你，读书不求甚解，不愿下苦功研究历史经验和教训，这句不成啊!刘邦由一个秦始皇的小亭长造反起义，几经磨难成了汉朝的开国君主，很有经验可吸取。你要看看这段历史，找几个同志议议。”

江青不敢敷衍了，挺认真地说:“我已经看过这一段史料了，想了很久，当然还没有想透。不过，我已经把重点放在了秦王朝崩溃后起义军内部的斗争上，这似乎对我们更有现实意义。刘邦攻破咸阳后，‘诸将皆争夺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而他听了樊哙、张良的劝阻，采取封闭秦王朝的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又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宣布‘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赢得了

人民的信任和拥护。相反，项羽在巨鹿击败秦军主力后，引兵西屠咸阳，杀子婴，烧秦宫，大火连烧三月而不绝。他匆匆忙忙封王立主，使起义军内部分赏不均，引起分裂之心。”

毛泽东转怒为喜，连声说“好”。

江青来劲了，她良好的记忆力此刻得到派场:“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心中虽然不服，但能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他到仅中就王位之后，一面以巴、蜀为根据地，收取租赌，为军队提供粮食，一面在汉中招贤纳才，准备东进。公元前二O六年八月，当彭越大破楚军时，刘邦听从韩信之计，出故道，一举攻取三秦，重新占领了关中。之后，刘邦利用项羽在咸阳与田荣会战之机，自临晋渡黄河，击败魏王豹，攻取今河南武涉西南的河南，又南下洛阳、新城，并针对项羽放杀义帝，号召诸侯王讨伐项羽。公元前二O五年四月，刘邦率诸侯兵五十六万伐楚，终于攻克楚都彭城。

毛泽东听到江青如此熟悉这段历史，几天来对她的不快一扫而光。他说:“刘邦会审时度势，他懂得在不利的条件如何对策，也知道在顺利的时候怎样巧避锋芒。你有这种自知之明吗?”

“你每次和我谈话，都要提醒这一点，我怎敢忘记呢?”江青说:“刘邦在‘力不敌’的时候，还不得不亲自到鸿门言和，并在张良、樊哙的帮助下，又逃回霸上。在楚、汉兵力对峙时，刘邦首先解决关中反汉诸侯王的问题。他引水灌废的，章邯被迫自杀，从而平定了雍地，使关中成为破楚的巩固的大后方。同时，他采纳张良的意见、决定争取英布，联合彭越，重用韩信，使他们在破楚中发挥各自的作用。这一系列深谋远虑的策略，使刘邦由弱到强，终于使项羽沦为败局。”

毛泽东笑出了声:“不错，你讲得完全正确。看来这几年你并没有白学。”

江青也流露出得意的笑声:“强将手下无弱兵嘛。我每每看到刘邦置项羽死地这一段时，都感到惊心哪。当项羽被迫向刘邦求和时，刘邦听取张良、陈平的建议，决定乘楚霸王‘兵疲食尽’，一举灭楚，以免‘养虎自遗患’。公元前二O二年十月，刘邦联合韩信、彭越共同击楚，当地追击项羽至固陵时，才发现韩信、彭越按兵不动，使汉军大败而告终。事后，刘邦问‘诸侯不从’的原因，张良分析说，楚军即将失败，而韩信、彭越至今没有封地，他们当然不肯出兵从约。为了击败项羽，刘邦将今河南濮阳以东至海一带的陈地封韩信，将濮阳以北至谷城封给彭越，于是韩信、彭越挥师南下。到这年十二月，刘邦大会诸侯兵，与项羽决战于垓下。项羽兵少食尽，被重重围困，只得在四面楚歌声中，带八百徐骑突围南逃。刘邦发现后，命令灌婴率五千骑追击。项羽渡过淮河时，只剩一百余人，至阴陵因迷路而陷入沼泽地。项羽逃至东城仅余二十八骑，眼看汉军数千人围追，已无突围希望，便在安徽和县东北的乌江自刎而死。这场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终以刘邦‘宁斗智，不能斗力’而取得最后的胜利。”

说到这里，只听见听筒里传来毛泽东稍带责备的声音:“江青哪，你既然对这段历史如此熟悉，怎么就不懂得借鉴历史经验呢?”

江青语塞了。她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丈夫的这个提问。

当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来到游泳池，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他的思绪还停留在和江青讨论的圈子里，思考一些问题。

毛泽东披着衣服和他们握手坐定后，眼光柔和地落在张春桥的脸上问:“你们什么时候回上海?会议开得怎么样?”

张春桥说:“中央文革内部的整风会开得很好。很成功。我和文元准备十八日回去，请主席对我们的工作再作些指示。”

毛泽东淡淡地笑了笑，说:“没有什么指示了，该谈的都谈过了。回去以后主要是抓落实的问题。”

“主席，我们想向你汇报一下二月十六日怀仁堂政治局碰头会议的一些情况。”张春桥话锋一扭，给姚文元和王力使了个眼色，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拿出了笔记本，准备详细汇报。张春桥郑重地说:“我们今天把会议中发生的情况也向中央文革首长作了汇报，认为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同志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康生、陈伯达在路线斗争中产生了动摇。”

毛泽东没有说活，脸色非常平静。慢悠悠地吸着烟卷，听着他们的汇报。王力注意到党中央主席的面孔一会儿掠过一丝红晕，一会儿脸色又骤然变白，到后来整个表情就像凝固的大理石，眼睛都微微发红了。但是，他还是没有说什么，只是注意地听。

“陈毅同志把谭震林拉回来，冲着我们喊:‘不要走，就在这里和他们斗。不仅这一次路线斗争残酷无情，连延安整风都是错误的。’”张春桥汇报着说:“这样，我们和他的分歧就不仪仪是眼前的这些问题了。”

毛泽东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鼻子哼了一声:“延安整风错了，他早干什么去了?为甚么现在才翻案?难道他要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吗?”

“总理主持会议，虽然他对谭震林拍了桌子，让他回来。但总理也对《红旗》杂志去年第十三期社论没让他看有意见，认为中央文革的有些同志违犯了组织原则。”

王力打断张春桥的话，插嘴:“其实，我和关锋起草的社论是送伯达、康老看过的，文章的基本观点也是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多数同志们的观点。社论出来后北京大专院校的师生敲锣打鼓表示庆祝，许多人把杂志社的林杰同志举起来抛在空中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充分说明社论是代表了广大革命师生的意愿的。总理指责我们，大家今后就没办法继续工作了。”

毛泽东的神色非常冷峻，他的目光在他们二人的脸上扫视了几遍，像是自言自自语地说:“党章上大概没规定这么一条，党报党刊的社论要常委审查吧?”

张春桥已经从毛泽东的神态中把握住了他的基本倾向，放下手中的汇报提纲说:“主席还记得吗?我们送过一个文件给您看的。在那个文件里，我们明确表示不赞成把所有干部放到文化革命的烈火里烧的。而正是谭震林他们这些人，在去年十一月份左右开会讨论，提出要把所有的干部放到火里烧，主张司局长以上的干部都要烧。我们反对这种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提法。现在倒好，他们猪八戒倒打一耙，反而说我们，说中央文革把矛头指向了老干部，说我们打击老干部，这纯粹是颠倒黑白。”

毛泽东想起来了，点点头:“是有这么个文件，我主张压下来不发么。”

主力说:“那个文件是富春同志亲自主持，陶铸同志亲自抓的。文件出来以后送给中央文革，我们退了回去。总理阅后又送到中央文革，他在上面批道:‘我看这个文件很好，请文革小组同志阅后送主席。’当时正在中央文革小组值班的关锋看了此件批道:‘我看这个文件不好。’我、春桥、文元、戚本禹同志都对这个文件提出不同意见。因为自从提出对干部都要火烧以后，二七机车厂里连班组长都火烧了，那样下去，整个文化革命还不乱套吗?”

毛泽东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当时你们五人署名的文件，江青给我看了，我没批一个字退给了你们。春桥同志很快把这个文件给我找来，这是证据么。”

王力马上接着说:“这几天我和关锋同志根据主席的观点，写了一篇《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的文章，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半年多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猛烈的反击中，有一些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是不好的，不能信赖的，应当一律打倒。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是不符合事实的。’我还从对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革命干部应该和广大革命群众相结合，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彻底改造世界观这四个方面阐述了主席的思想。”

毛泽东说:“这篇文章也给我拿来。如果可以，请总理阅后再征求一下意见，作为《红旗》社论发下去。”

姚文元已经看出王力总想在党中央主席面前露一手，不断地冲淡今天的汇报主题，就有些不高兴。他拿起笔记本也开了腔:“谭震林在会上大吵大哭大闹，说从井冈山到现在，他一直跟着主席，现在他不跟了！”

毛泽东“呼”地从沙发里站起来，失声冷笑道:“他要走，好么，让他走!看他能到哪里去?我就不相信他那三千御林军就听他的指挥。”

说完，毛泽东把手中的烟卷一下子捏得稀碎，重新坐回到沙发里，沉默了。

张春桥说怀仁堂会议的过程详细汇报完毕后，问道:“主席对整个事件有什么指示吗?”

毛泽东没有答腔。

王力又问:“我们要不要把向主席汇报的事向总理汇报?”

毛泽东还没吱声。

姚文元看了张春桥一眼，对毛泽东说:“‘主席，如果没有什么吩咐的，我们就告辞了，请主席多加保重。”

毛泽东点点头。向他们抬起头来深情地望了几眼。张春桥隐隐地感到，毛泽东的眼眶里饱含着泪水，嘴角在微微地抽动着。显然，他的内心在遭受着巨大的震动和经受着各种风浪的撞击

第二十六章林彪的“一箭双雕”

林彪在静静地观察着形势。

他明确指示叶群和办公室的秘书们:“你们要尽量少说话，少出头露面，不要轻易地表态什么。除了主席点头的事，你们决不要乱点头。但是，凡是运动中的大事，你们一定要及时汇报。”

所以，听到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要夺财政部的权的消息后，林彪对叶群等人说:“如果中央各部的权允许夺，整个中央就快大乱了。有关这方面的动向，特别是中南海和钓鱼台的反应，一定要摸清摸准。”二月十七日下午六时，叶群一阵风似地跑进林彪的卧室，对正闭目养神的林彪说:“有重要情况，太重要了!”

林彪打了个机灵，睁开眼问:“怀仁堂会议主席表态了?”

“不是!”叶群晃着手中的一盘录音带，大声说:“总理今天在财贸口群众组织代表会议上发怒了，下令把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逮捕了。这说明他是公开反对夺权的。财贸口的群众组织给我们送来了他的讲话录音，现在还弄不清他的讲话是不是游泳池的意思。”

“游泳池”就是指毛泽东。林彪和叶群分别用中央头面人物的住地来称呼他们。

林彪站起来，沉着脸说:“搬来录音机，听听他讲了些什么。”

叶群吩咐工作人员将一套大型录音设备搬进来，调试好机子，很快，那盘磁带缓慢地转动起来，喇叭里传出了周恩来混浊而略带愤怒的声音:“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一概将老干部或老同志统统打倒。十七年来我们党和国家的成绩是主要的，是红线占主导作用。谁否认了这一点，谁就是否定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条红线和取得的伟大成绩。杜向光一再违犯我强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的业务大权不能夺的命令，先念同志再三劝阻仍不听，这怎么能行呢?这是无组织、无纪律嘛。”

林彪显得十分清闲，站在屋子的中央，手里拿着一支红蓝铅笔，轻轻地敲着自己的左手掌，侧着耳朵听着稍微有些含混不清的讲话:

“财政业务大权只能监督，不能夺。财政、外交、公安的权不能夺。中央的党权、政权、军权都是大权，政权里的有财权等，这些权不能夺。对中央各部门，只应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这已经做了，对业务只能是监督，不能超过这个界限。业务大权都是中央直接管的，中央的大权怎么能夺呢?中央的、党的领导权，是毛主席的，怎么能夺呢?政府大权如外交、财政、公安、国防、经济大权怎么能夺?”

叶群撇看嘴说:“总理真会说话，有意把我们和他们那些人并列在一起说话，实际上还是为了保他手下的那帮人。”

林彪朝她摆摆手，皱了一下眉头，示意她不要插嘴。然后他坐在录音机旁，闭上眼睛继续听:

“你们不能搞到中央头上来，不能把党、政发号施令大权都夺过去，要有界限。中央各部夺权，凡是未经中央同意的，不能算数。国务院各部的党组要恢复，不能叫党委靠边站。群众解散了党组，党组可以由群众宣布解散吗?党组还得恢复。商业部还是姚依林，通缉令取消，要道歉，也要好好检查，不然就要走向反面……对外经委主任方毅同志被你们斗了一个月，工作不能进行，几千个援助项目要处理，这样斗怎么行呢，我很难过，逼得我下命令叫方毅同志休息。对吴波，你们就是因为一个桃园大队的问题非要把他打成反党分子，结论中央做嘛?《红旗》第三期社论第三段是毛主席加的，怎么可以三、四十年的老干部都不要啦，他们都不好?!姚依林是我叫他到中南海休息的，你们对他下通缉令，就是对中央下通缉令!通缉姚依林，就是通缉我了。现在对干部一斗就是十几天，连续不放。张霖之的死，我心理不安。斗了四十多天，突然死了!这人有他的长处。康世恩、段君毅、王磊等人是我下命令要回来的。怎么能这一次把这么多老干部丢掉!外边有许多标语，都不是中央同意的。除党中央宣布停职反省外，一个也不能扣留……”

林彪闭着眼睛坐在沙发里，好像睡着了似的，纹丝不动。

叶群轻轻关住了录音机。

“怎么关了?”林彪突然峥开眼。“没多大意思了。”叶群说:“他的意思就是把老干部统统保下来。他谁都敢保，按照他的逻辑，这场文化大革命最好马上结束。听叶剑英汇报，昨天他们在怀仁堂已经闹了一阵子了。”

“众怒难犯哪。”林彪摇摇头，又站了起来。“中央到了这个地步，局面很不好收呢。江青同志管事太多，难服众心哪。不但谭震林、叶剑英、陈毅他们不服，我也不服。”

“这话你可不能说。”叶群急忙朝他摆摆手，“没有毛主席的撑腰，十一号楼怎么能有这么大的胆子，称听我说，主席批评十一号楼绝对没有让她下台的意思，完全是恨铁不成钢。我看她还会东山再起的。昨天陈毅、谭震林他们那么个闹法，主席肯定不会赞成。”

林彪沉默不语。

就在这时，秘书敲门进来，送到叶群手里一份急件。叶群示意工作人员抬走录音机后才拆开信封，取出三张纸来。

她飞快地读出声来:

林副主席:我不得不向您再次汇报，我又一次向中央文革的个别人进行了一次斗争。昨天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那几个不可一世的笔杆子，在我们的反击下哑口无言。我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特别是那个武则天，她的倒行逆施已到了民怨沸腾的地步。他们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就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比如对刘志坚就是明证。我们的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让这些人折腾下去，我们就被丑化到

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林副主席，你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我们信任的副统帅，我们希望你能站出来为我们说几句公道话。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下去……

“又是谭震林写的吧?”林彪问。

叶群说:“谭老板已经来过几次电话了，要和你谈一谈，我没答应，说你身体不好，免见来客。”

林彪笑了笑:‘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不见为好。一旦走漏风声，传到钓鱼台那几个人的耳朵里，以为我是他们的后台。”

“我也是这个意思。”叶群说:“不过，我看谭、叶、陈这些人是想拉我们下水，弄得不好就会被他们所利用。这封信留在我们这里也不好，我看还是交给钓鱼台吧。”

“钓鱼台?”林彪瞪了她一眼，“那不等于我作了秀才们的附庸了吗?不行!我不能让别人嘲笑我，好像就是跟着女人的脚后跟上来的。我也是老革命，老干部，我有我自己的态度和立场。这事不用你多嘴。”

叶群碰了个钉子，嘟起了嘴，索性一甩手走了出去。

但是此事重大，关系到毛家湾整个家族的利益。这里的女主人绝不会轻易地选择下策。叶群是个名利欲极强的女人。文化大革命这场打破一切等级，既可以使功名显赫的开国元勋一朝成为阶下囚，也能够让无名小卒一夜爆红变成大英雄的运动，勾起了她的独领红都政坛的念头。她嫉妒江青，也想取代江青。如果说江青发迹得力于毛泽东的话，那么她只有靠林彪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了。她知道中央的斗争实际上是权力之争，斗争的结果只能是毛泽东这一方取胜，眼下没有任何一位政治人物能够取代了这位巨人。而林彪和自己则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一步不慎，林彪失宠，自己的一切欲望也就统统会化为乌有。

谭震林给毛家湾写这封信，明明是想利用林彪的地位和威望逼迫江青就范，促使毛泽东在中央的天平法码中进行选择。这是一步孤注一掷的举动，是赌博而不是较量。这封信的内容和消息迟早会被钓鱼台知晓。与其被人告密，不如主动交出去。

“育蓉，我还想和你商量一件事。”

林彪连眼皮都没抬一下:“说吧。”

“我反复思考了，谭震林的这封信不能留在我们这里，得交出去。”

“你怎么这么罗嗦?”

“该罗嗦的时候必须罗嗦，这是革命的罗嗦。”叶群的口气非常坚决。“我不能为了一个谭震林而得罪江青，得罪毛主席。”

林彪震动了一下。

叶群说:“我仔细分析了这封信，认为它已超过了原则。信必须交出去，但不是交给钓鱼台，而是交给主席。不过，我们得表态，选择最合适的词句表态。”

林彪迟疑了一下，脸上紧皱的表情舒展了。他站起来踱了几步，终于举起手来说:“好，我同意你的意见。这封信我批给主席，请主席来决断。”

第二十七章毛泽东夜评秦始皇

毛泽东大口大口地抽看烟，连服两次安眠药都没法子入睡，繁乱的政务使他很难安静下来。读了林彪呈来的谭震林的信，这位巨人更加睡不着了。

林彪在这封信上的批语显然是经过字斟句酌的。他写道:“主席，呈上谭震林给我的信一件，请阅。他曾几次要求见我，我没有见他。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请主席决策。”

请我决策?哼!毛泽东笑了笑，把信扔在案头，站了起来。

最近，海外的一些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攻击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说这场运动“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焚书坑儒”;毛泽东最爱看国际上发表的那些反对自己的文章，对歌颂的恰恰看得很少。他善于与反对派反其道而行之，或者叫针锋相对，以此来发展和丰富自己的理论与思想。就在他的思绪漫无边际地漫游时，他案头的电话嗡嗡地响了。

“是哪一个？”

“主席，是我，汪东兴哪。”

“有啥子事哪？”

“听卫士报告，您还没有休息。您要注意健康哪。您的身体和健康不仅仅是您个人的问题，而是属于全国人民，属于全世界人民呀。”

毛泽东笑了:“好了，好了，你不也没休息嘛。看来我不睡你也睡不着，是不是，来来，陪我一块儿谈谈好不好?”

仅仅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汪东兴来了。

别看汪东兴在江青面前战战兢兢，局促得很，连吃饭都不敢响出声，在毛泽东面前却很随便，自若极了。他进来后将床上毛泽东那件睡袍提起来，轻轻披在毛泽东身上，小声说:“小心着凉，这几天气候变化太大。”

“是政治气候!”

汪东兴回答不出来，窘在那里。

毛泽东又问:“知道焚书坑儒这件事吗?”

“那是秦始皇干的!”

“你说秦始皇干得好不好?”

江东兴笑了笑:“主席，你知道我对历史没有研究。”

“要研究历史哪。”毛泽东感叹地说:“作为一个政治家，光厚武少文不行哟。不懂得历史，就会重复历史的旧辙、吸取不了有益的教训，怎么会指导革命呢。”

汪东兴建连点头:“是的，我要认真学习历史。”

毛泽东像是自言自语，又如同教师给学生讲课般地抒发感慨:“公元前二一三年，秦始皇在咸阳宫设宴，博士七十人前来祝贺。仆射周青臣献词称颂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威德。有个守旧顽固派叫淳于越的听了大为不满说:‘殷、周两朝传了一千多年，是因为分封了功臣和子弟作伎辅。今陛下拥有四海，而子弟无尺土之封，如同匹夫，一旦发生权臣篡权作乱，谁来相救!不效法古人而能长治久远的事，从未听说过，周青臣当面奉承，实际是加重陛下的罪过，不是忠臣。’秦始皇把淳于越的意见让大家讨论，丞相李斯说:‘古今时代不同，三代的事不足学习。今天下已定，法令统一，百姓应力事农工，士人应学习法令，不犯法。这些儒生眼下不师今而学古，且道古以害今，惑乱百姓思想，损害陛下威势，必须严加禁止，以别黑白而定一尊。’秦始皇赞同李斯的意见，根据李斯的建议，下令:除秦国的书，博士官所藏的图书和医药、卜盆、农书以外，所有诗书、百家语，限三十天内上交官府烧毁;过期不交者罚四年劳役;敢谈论诗书者处死;敢以古非今者灭族!学习法令的以吏为师上这就是焚书事件!你说秦始皇不对吗?”

汪东兴想起来了，毛泽东常讲要厚今薄古。便点点头说:“秦始皇不迷信古人这一点有进步意义。”

毛泽东神态严峻，不动神色地说:“秦始皇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革古鼎新，反对复古倒退，这是对的，但用烧书的办法则不妥，应该用说理的方法展开辩论么。我们发动这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一不杀人二不关人，就是摆事实讲道理，但也有人攻击我们，说我是焚书坑儒。”

“主席坑的是反革命。”

“反革命也不能坑。一九五O年的镇反是另外一回事。”毛泽东说:“当初秦始皇坑儒也是有原因的。那时有个叫卢生的儒士，自称能求得仙药。秦始皇想长生不死，就命卢生给他求仙药。卢生当然搞不到仙药，为了开脱自己的欺骗行为，便利侯生大肆诽谤秦始皇，然后溜走。秦始皇发了火，派御史查究这件事，儒生便开始互相揭发，结果查出四百六十多人犯禁，秦始皇下令把他们全活埋了，这就是坑儒事件。”

汪东兴眼睛一亮，似乎很受启发地说:“这就是阶级斗争嘛。秦始皇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措施。”

“对！”毛泽东深沉地说:“大凡统治阶级采取的过激措施，肯定都有过激的原因。看来，这桩历史的公案也不是一朝一代能够审清判明的。学术界吵吵嚷嚷，已经闹了几百年了。就是我们这场文化大革命，也不是都投赞成票的，总会有人反对。肯定还是否定这场革命，将是各种力量和政治派别在今后斗争的焦点。看来，这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阿!”

汪东兴感觉到了什么，但没有讲话。

毛泽东又陷入了沉思。

汪东兴看时间已经很晚了，关切地说:“主席，你该休息了。这样耗损精力身子吃不消阿!”

毛泽东“哦”了一声，向他摆摆手，说;“知道了，你也该休息了，去吧。”

汪东兴知道自己拗不过毛泽东的脾气，便退了出来。

就在这段功夫里，毛泽东已经考虑好了对待谭震林给林彪信的态度。他从笔筒里抽出铅笔，在那封信上批道:“已阅，请恩来同志阅后退林彪同志。”

他通知机要秘书把这封信拿走后，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自语道:“你们把江青比喻成武则天倒高抬她了，可惜江青没有武则天那两下子!”

“主席，你说什么!”机要秘书听到毛泽东的声音后又返回来。

毛泽东发觉自己走了神，朝她摆摆手:“哦，我不是和你说话，我是在和自己讲话，我该睡觉了。”然后，他躺在了自己的床上。

毛泽东辗转床侧的时候，周恩来也在翻来覆去地思索，久久难以入眠。

张春桥下午特意来到人民大会堂他的办公室，向他告别。周恩来主动提到了怀仁堂的那场争论。

“同你辩论的谭震林、陈毅他们都是军人，说话粗鲁直爽，分寸感欠妥，你不要和他们计较，都是为了把工作搞好嘛。”

张春桥眼睛里流露出几丝笑意，低沉地说:“总理啊，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吧。他们的矛头是针对着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而且是蓄谋已久的。我知道总理有自己的难处，对这些于部也是一片好心。但好心未必就能有好报，事情的发展并不以我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啊。”

周恩来心头一沉，说:“春桥同志，不要把这件事看得太重了。他们也不过是发发牢骚而已。”

“但主席不是这样看的。”

“你们向主席汇报了!”

“我们先向江青同志作了汇报。”张春桥懂得如何对付周恩来的提问，他有意抬出江青来，施加其压力。“江青同志很生气，认为这不是一般的牢骚，而是新的路线斗争。江青让我、文元、王力同志立即向主席汇报……”

“主席有什么指示吗?”

张春桥打了个沉，轻声说:“主席没有什么指示。只是瞩咐我们第一要抓军队，第二要抓地方，第三要抓干部，第四生产要搞好，要抓铁路和煤炭。”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指示吗?”周恩来的话语里隐含着一种责备。

但是张春桥显得不慌不忙，等周恩来的情绪稍加平息后才说:“总理，我认为主席的指示是针对我们上海讲的，不是对怀仁堂的事件讲的。至于主席对那几位老同志的不满态度，我是从他的表情中看出来的。”

“好了，我知道了。”

“总理还有什么指示吗?”

“没有了，就照主席的意见办。”

办公室只剩下周恩来一个人时，他的思绪飞快地奔驰起来。看来，真正解决这种极左思潮的时机还没有到来。还得等待，焦心揪肠地等待，等待毛泽东在不得不解决问题的时候所下的那个决心。

唉，政治上的争论，从认识上明确正确与否，几乎没有哪一个问题不需要等待。有否耐心的等待往往是一个政治家能否成功的关键。没有极大的耐心，绝对成不了优秀的政治家。而周恩来却恰恰是最优秀的政治家。

他很明白，解决当前争论的结果是要使一些人退出甚至是永远退出政治舞台的。不是这些人下台，就是那些人下台。政治家的职责就是用你想像不到的方法，在一般人想像不到的时间里把他的敌手赶下台。而要真正马到成功，一击便中的话，他们就必须耐心地等待，因为驱赶对手的方法虽然多，让对手下台的时间和机会最佳的出路只有一种。在没有找到这种出路的时候提前行动，只会导致自己的垮台。

现在，究竟是谁要垮台呢?

第二十八章毛家湾江青会林彪

王力稀里糊涂被叫起来后，被带上一辆轿车里。他坐在司机的旁边，一回头发现江青坐在后边。他朝她点点头，问道:“江青同志，我们到哪里去?”

江青似乎正在考虑什么问题，紧绷着脸没有答腔。

王力了解她这种性格，当她不愿搭理你的时候，最好你就紧闭起嘴巴等待，等待。这时正是伟大的旗手喜爱玩弄游戏的时候，让她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把事情讲清楚吧。

果然，等轿车到了京西宾馆后，她让王力下了车，才说:“你先在这里等一会儿，我去见林总，待会儿你向他汇报一下怀仁堂会议的情况。”

王力这才明白把他急急火火从家里叫出来，为的是这事。他意识到一场新的政治动荡即将来临，浑身血液都变得骚动不安了，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究竟是激动还是紧张，他使劲咽了口唾沫，只是点了点头。

然后，江青命令司机直驱毛家湾。

林彪没想到江青会一大早赶到他的住地。

当叶群急急忙忙穿好军装来到客厅时，江青正在那里焦急地踱步。她也是穿着军装，军帽、军裤都是特地为她订做的，既得体又合身，穿在身上特别精神。她的两眼落在墙壁上挂着的一幅照片上，嘴角露出一丝讥笑。那是林彪和叶群前几年楼抱在一起的合影。

“江青同志，让你久等了。昨天我和林彪同志起草一篇文章，熬了个通宵。”

“写文章!什么文章?”

叶群结结巴巴地说:“哦，哦，是批判罗长子的，那个家伙极端仇视毛主席和林总，我们恨死他了。”

江青明知她是说谎，也不愿戳穿她，摆了一下手说:“我要见林总，有重要事情向他汇报，现在是该他说话的时候了。”

“什么事这么急?”

“有人想闹事，非得请林总出场镇他们。”

“啊!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还有谁!不就是那几个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吗，历史上一直和我们闹别扭。”

叶群已明白她的来意。她故意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问:“他们最近又有活动?”

“活动频繁，简直要造反了!”江青觉得和她这样罗嗦有失身分。在她眼里，叶群不过是个上传下达的秘书而已，她根本看不起她。“好了，请把林总请出来，我要和他谈话。”

“哦，他身体最近很不好，是不是……”

“不行!这是大事，还是请他出来吧。”

“那好，我让他出来一趟。”

林彪握住江青的手时，眼睛并不往她身上瞅，只是淡淡地问:“‘席身体怎么样?”

“很好，很健康。”

“要照顾好主席的身体。只要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无论有多大的风浪都能应付，无论是什么样的阶级敌人都不敢与我们较量。”

“林总，不是这样啊!现在主席还健在，有人都跳出来猖狂进攻了。就是前天下午，谭震林在前，陈毅、徐向前在后，叶剑英、李先念他们也出来响应，向中央文革宣战了。他们还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呢。”

林彪怔了一下，感到了江青此番来的分量，立刻比刚才郑重了一些，问道:“主席知道这件事了吗?主席有什么看法?”

江青听出林彪对自己的话并不感兴趣，他看重的是自己的丈夫，也话中有话地反问:“难道你认为我找你是代表我自己吗?不是的，我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来向你汇报的，如果你愿意听的话，我可以让王力同志来汇报一下怀仁堂会议的情况，他和春桥、文元已经向主席作了汇报，主席是有指示的。如果你身体不适的话，以后再汇报也行。”

说完江青就要站起来，被林彪拦住了:“不，既然是路线斗争的大事，就是身体彻底垮了也得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口气。请您通知王力同志马上来，我们一块研究一下当前斗争的形势，我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藉口来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江青白了叶群一眼，对她说:“那就请王力同志来吧，他在京西宾馆等着哩。”

王力面对面地向林彪汇报工作的次数极少，见他沉着脸坐在那里不说也不笑，叶群一本正经地打开笔记本作着记录，江青冷冷地坐在一旁喝着茶水，浑身感到很不自在。他从皮包里掏出那份整理好的材料，准备照本宣科。

“首先，我想说明白，这份材料的整理是我和春桥、文元根据当时的记录凑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只有遗漏的而决不会给他们添枝加叶，我们不会造谣。”王力顿了顿，以便欣赏自己话后的效果，又加重语气:“尽管如此，如果材料中出了问题，我愿负全部责任。”

江青真想打断他，叫他别讲这类一钱不值的废话，但她忍住了，至少现在王力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现实斗争中自己的力量太少了，真是太少了。

林彪闭着眼睛一条接着一条地听着，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尽量少说话，少发议论。他已经从一些渠道知道了中央上层圈子里的力量对比，新崛起的一个以多数老干部、老革命家自发形成的派别，他们主要的攻击目标是针对着中央文革的，特别是针对江青。他们的一些观点，他有同感。他们主要活动的范围在高中层干部及他们的子女中间，几乎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而他们似乎还没有什么具体的领袖，如果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要跳出来嘛，当然会自发地形成他们的领袖或代表。

“依你看，他们在怀仁堂的进攻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吗?他们发言的次序如何?他们之间是怎么联络的？”林彪问。

王力支吾其词地作了含糊的回答，但是发言的次序他回答得很干脆，记得也很清楚。

“攻击我们最凶的是谭震林、陈毅，再一个是徐向前，他一再声称他是代表解放军发言的，调子很高。”

林彪微微睁开眼，哼了一声:“他怎公能代表解放军呢?他代表不了我们的军队!军队是听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挥的，只有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才能代表军队!”

江青说:“王力同志听清了吧，他徐向前代表不了军队!当初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我请来了林总，现在击溃这股逆流，也要靠林总。只有林总，才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代表。”

听了这句话，叶群也显得活跃起来，不像刚才那样僵直了，她说:“林总是坚决支持中央文革的工作的，我们和江青同志是任何时候都要站在一起的，不管谁也挑拨不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这时林彪已经睁大了眼问:“二月十六日的会议上，难道没人站出来反击他们的谬论吗?”

王力犹豫了一下说:“当时春桥同志和他们在会上吵了起来，大多数人都在旁观，只有谢富治同志说了几句公道话，严肃地批评了他们的错误。”

“陈伯达和康生呢?”

江青说:“也动摇了。当一种潮流洪水般地袭来时，大多数人跟着跑，只有少数人顶住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一次斗争，谢富治同志是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的。伯达同志患得患失，面对他们的挑衅根本不敢还口。”

林彪笑了:“陈伯达是一个书生，搞理论搞学问还可以，搞政治就不行喽。至于康生同志，他不熟悉军内事务。”

叶群又插嘴:“军内的斗争和矛盾也很复杂哪，一点也不亚于社会上。军内的矛盾由来已久，有些是在长征中甚至更早就结下了。我认为军内的斗争实际上是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斗争，徐向前就是四方面军的代表。他当军委文革小组的组长总想整一方面军的干部。据说他还想整广州军区的黄永胜。”

江青站了起来，轻轻地摇头:“千万不能以部属和山头作为衡量干部的标准，一方面军也好，四方面军也好，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们犯什么错误就定什么错误，不要拉扯无关的纠纷。林总你说对吗？”

林彪说:“还是江青同志讲得好。”

叶群说:“江青同志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呢。不过，我只是从历史根源上讲一下他们犯错误的原因罢了。徐向前过去一直跟着张国焘走，是老牌反主席、反林总的人，这次跳出来并不奇怪。”

林彪想说什么，刚张口便咽了下来。江青看出了他的心思，回过头来问王力:“你还有什么要汇报的吗?”

王力把材料重新装进文件包里说:“没什么了，请林副主席和叶主任作指示就行。”

江青给他使了个眼色:“你先回去吧，我和林副主席、叶群同志再商议一下别的事。”

王力很知趣，马上站起来向林彪、叶群和江青等人告别，离开了毛家湾。

这时江青才重新坐回到沙发里，郑重地说:“主席听了他们的汇报后，非常震怒。我估计主席很快将要作出反应。请林副主席相应也作出表态，对这件事绝不能等闲视之。”

林彪回答也很干脆:“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坚决执行主席的指示。”

真是巧极了。正在这时，秘书进来报告，说刚刚接到中央办公厅汪东兴的电话，通知林彪今天晚上到中南海游泳池参加会议。

林彪毫无表情地问:“都有哪些人参加?”

“不知道。”秘书回答。

林彪摆摆手，打发秘书走了。

林彪的目光这时才转向江青:“是常委碰头会吗?”

江青心里虽然没底，但她估计肯定与怀仁堂会议有关，便故意卖了个关子，不紧不慢地说:“在他那里开会，我想人不会大多，也就是你们几个人。唉，中国的事难搞啊，各人都在打各人的小算盘，谁也不把中国的大局放在心上，这能搞好工作么?事到如今，也只有我们力挽狂澜了。”

林彪和叶群客客气气地送走江青后，才重返林彪卧室，密商对策。林彪说:“今晚到主席处开会，你替我去!”

“你不去了?”

“就说我身体不好，又感冒了。见了主席也可以说我被他们气病了。”

“可这次会议十分重要呀。”

“重要不重要，反正是得罪人的会。”林彪面无表情地说:“为了那个戏子得罪那么多人不合算。当然如果主席表态了，我们跟着讲什么大家也理解。如果主席不表态，让我打头阵，我可不愿意当炮灰。你去了，可以代替我听，讲什么可以随便些，既能堵住主席和十一号楼的嘴，也能稳住那些将帅。政治斗争，胜负难料。我们还是留点后路的好。”

第二十九章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之怒

康生接到通知已是晚饭后的事。他马上给陈伯达打电话:“晚九点到主席处开会你知道吗?”耳机里立刻传来陈伯达略带哭腔的声音:“什么?到主席那里开会!我没接到通知呀!”康生吃了一惊:“真没接到通知?”

“真的!我还能编你!”

康生脸色白了:“那好，那好，我再问问，也许待会儿才通知你，我也是刚刚接到的通知。”说完便放下了电话。

他心里暗暗感到不妙，这莫非意识着这位中央文革小组长政治命运的结束?这几天政治风云的急变，是他始料不及的，真可谓“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几经风雨，中央文革这艘帆船莫非就这样沉没吗?

不寒而栗!

康生正点到达。进新华门的时候，他看到了周恩来、林彪和叶剑英的小车。但到了游泳池门口，从林彪那辆轿车里走下来的却是风姿卓绝的叶群。她没像往常那样见了他们首先问好，只是微笑着点点头，算作了见面礼。

“林副主席不来了吗?”康生问。

叶群似乎有点焦急:“又感冒了，说得好好的要来，临走又突然感到不舒服，只好让我来了。”

他们边走边说，穿过内廊，进了毛泽东居住的书房兼客厅。李富春、李先念和谢富治已经坐在沙发里，正和俩秘书议论什么。见他们进来，都站了起来。

周恩来、叶剑英和他们都打了招呼后问秘书:“主席在干什么?”

秘书说:“等你们哪，他说你们一到就开会。”说完便走进卧室去请毛泽东。

毛泽东满面怒色，走进客厅时没和任何人打招呼，也没握手，径直坐到靠北边书架旁那个属于他自己的沙发里，依次扫视他们几圈。

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我听说二月十六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上闹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气得嘴唇直打哆嗦，呼地站起来。“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反对我们这个党嘛。这半年多来，中央文革作了大量的工作，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都作了大量的工作，你们看见了没有?”

康生没料到风云骤变得如此迅速，激动得泪水立刻在眼眶里旋转起来。

“谭震林、徐向前、陈毅向党发难，满口放屁，你们为什么不发一声。”毛泽东冲着周恩来问:“会议是你主持的吧?”

“是我，我没有主持好会议，我有责任。”

毛泽东挥动手臂大声说:“中央文革小组坚决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成绩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的。如果打分的话我看可以打九十七分。你们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想要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诉你们，这绝对办不到!”

康生的精神大振，急忙从皮包里掏出笔记本，飞快地作看记录。

周恩来不住地对毛泽东点头:“主席，不要生气，注意保重身体，都怨我没把事情处理好，要批评就批评我!”

毛泽东更火了:“你们都想闹事，那就闹嘛。无非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我马上走，林彪同志也走，我们重新上井岗山重新闹革命。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把文革小组改组，让谭震林当组长，陈毅、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力量还不够，那就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你们把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其他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下总行了吧上这下就达到你们的目的了吧!”

叶剑英、李富春脸上苍白，相互对视了一下低下了头。刚来时的那股热情一下子跌到冰窟隆里，浑身上下凉透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最后的结局会这么糟糕!

周恩来站起来，走到毛泽东跟前小声说:“主席，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这样不好嘛。同志们的出发点绝不是这样的，我有错误，其他同志们也有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要用这种语言。”

“不!”康生声色俱厉起来，“你们都看到了吧，我们毛主席义愤了，发怒了，毛主席是发无产阶级之怒!”

谢富治马上接茬:“他们大闹怀仁堂的时候我就劝谭震林、陈毅同志不要闹，不要发难，他们不听，他们把中央文革的忍让当作了软弱可欺，真正是岂有此理!”

叶群也叫起来:“刘少奇、邓小平之流还不敢如此猖狂，他们比刘、邓、陶有过之而无不及，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尖厉的女高音立刻使毛泽东想到了叶群的存在，他转过身来对她说:“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我们一起对付各种可能。”

“林彪同志让我转告，他坚决听从主席的决定。一声令下，我们立即出动!”

毛泽东的眼睛都被热血充红了，他使劲地拍了一下桌子，大声吼道:“谭震林算什么老革命，还有我呢!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答应么?谭震林、陈毅都是老党员，为甚么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呢?”

周恩来还是连声劝解:“请主席冷静些，请主席冷静些，我们一定要严肃批评他们几位同志的错误，让他们作检查。”

“我提议!”毛泽东愤怒地说:“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说完，拂袖而去，进了卧室。

周恩来神情严肃而又痛苦地环视着其余的几个人，沉重地说:“同志们，今天我的心情很不好受，很难过。由子我自己没有主持好会，使怀仁堂会议发生了这样的偏差，让主席发火了，给主席的思想和心理造成了这么大的负担，我感到很内疚，很内疚啊!”

叶剑英垂着脑袋，嘟嚷着说:“我也得检讨，我们下去后都帮助谭震林、陈毅、徐向前检讨，让他们赶紧向毛主席认错，请主席消消气，不要把这事挂在心上。”

康生冷笑道:“不那么简单。现在的情况充分证明，谭、陈、徐还有其他人在怀仁堂的活动是想搞政变嘛，完全是一场未遂的政变!”

李先念吓了一跳，让康生这么上纲上线，谭震林、陈毅这些人就远非检查一通能够过关的，那还不统统枪毙码，他的眼光落在了周恩来脸上，征询地问:“总理，我们得研究一下如何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开好帮助他们的会议，不然没法向全党交待呀!”

叶剑英说:“不管怎么徉，我们得听毛主席的话，现在中央弄得乱轰轰的，不但是下面的同志没法工作，我们都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问题的关键是你们中的一些人不听毛主席的话，而是代表着被打倒的一小撮走资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利益讲话。”谢富治很生气地说:“你们的屁股坐歪了，人民群众不答应，要求批判你们，这能把工作搞好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呢?”

李富春瞪了谢富治一眼，也说:“怀仁堂的会议，总理没有多大责任。主要是我的责任。我是总理指定的几位副总理的小组长，主席批评伯达、江青的指示是我捅出去的，所以大部分责任应该由我来负。”

“我看现在不是谁先负什么责任的问题”叶群慢腾腾地说:“林副主席始终认为右倾是最大的危险。不反右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不能保卫，所以主席刚才讲得非常明确，首先是批判谭、陈、徐，不把他们批倒批臭，什么也谈不上。我们天天讲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这句口号可不是空话。我们毛主席都被他们气成这个样子了，再不站出来和他们斗，那还叫什么革命家!”

康生立刻表态:“叶群同志说得对!现在首先是批陈、谭、徐，不肃清他们的流毒，什么也谈不上!”

周恩来看到了整个局势的演变，再漫延下去会更加无法收拾。他站起来，以总结的口吻说:“刚才同志们都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我们很快就召开对他们三个人的批评会。为了把会开好，我建议咱们在坐的同志都分别做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认识错误。陈毅同志由我来谈话，谭震林同志由李先念和谢富治同志来做，剑英、先念和富治你们三人再做徐向前同志的工作。批评他们要严厉，不能姑息迁就，要把主席对他们的批评原原本本传达给他们，使他们受到震动。一定要注意，防止他们出现对立情绪，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这是格外要警惕的。”

周恩来讲完，其他人还想说什么，毛泽东卧室里传来他那洪亮的声音:“你们就照总理讲的办!”

第三十章康生服了:真正的强人还是江青

康生这一回彻底清醒了。

别看毛泽东批起江青来词句泼辣、严厉，其实完全是恨铁不成钢。而且这种批评，只限于他自己使用。如果谁要真正想从根本地位上触犯江青，倒霉的最终是他自己。

毛泽东就像一位老道精熟的导演，他渲染下一种独特的剧情后就悄悄地退到了台下，静静地观察看演员们的表演，当他们的真实本色暴露无遗后，他再出来决定其取舍，选择出最佳演员来独挑栋梁。

康生服了，真正的强人还是江青。

想到这里，他出了一身冷汗。自己险些滑入反对江青的队伍里祭起反江的旗帜，如果不及时悬崖勒马，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哪。可笑的是那几个老右倾们至今仍然不明白这突然降临的灾祸是怎样发生的。此时，倒霉的难道仅仅是谭、陈、徐吗?

回到钓鱼台后，他径直到了十六号楼中央文革办公室，发现关锋、王力、戚本禹这些人还没休息。政治风云动荡的岁月把人们休息、工作的次序全打破了。他们全陷入紧张的斗争漩涡里，忘记了吃饭、休息甚至睡觉。康生开会走后，陈伯达忐忑不安地几次打电话问王力，打听康生开会回来了没有。他有些着急地说:“康老回来后马上通知我，有重要事情相商。”

康生把会议的内容向关锋、王力、戚本禹作了简单的传达后，连连摇头说:“这回可真是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我跟随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把总理都吓坏了，其他人也吓坏了。”

正说着，陈伯达来了。

陈伯达面色死灰，一副倒霉相。见了康生吓得连声音都有些发颤:“康老，有、有什么重要精神?我的检查已经写好了。”

“伯达同志，这回你也不用检查了。”

“不，不，要检讨，要检讨。”

康生哈哈笑了:“挺起腰杆和他们斗吧!好了，问题彻底解决了，现在不是要反左，而是反右。毛主席把谭震林、陈毅狠狠臭骂了一通。现在，要检讨的是他们。”

“真的!”陈伯达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康生怀着兴奋的激情绘声绘色地把毛泽东怒火填膺的讲话及其会议的几项决定向陈伯达作了传达。陈伯达听着听着，一种兴奋的红晕从他脸上浮现出来，刚才那种紧张感不翼而飞，马上显露出原先的骄矜之色。

“我早就说过，毛主席对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是肯定的，支持的。”陈伯达说:“主席批评我和江青是对我们的严格要求，我们不能把主席的厚爱当作压力而应该作为动力。”“对，主席的信任和批评都应该是动力。”王力大声说:“我们应该迅速把这个好消息报告江青同志，然后准备反击。”

关锋说:“主席给我写信要去年总理批的一份文件，那封文件足以证明他们才是打击”大批干部的元凶，现在他们倒想把祸水往我们身上推，真是瞎了狗眼!”

“是瞎了眼睛。”戚本禹说:“整我们终于整到了他们自己身上。”

康生顾不上和他们罗嗦了，看了看手表说:“已经是二月十九日的早晨了，我得赶快到十一号楼向江青同志汇报主席的指示。”

陈伯达这才听清这句话，怔了一下问:“这么说，江青同志也没参加会议?”

“没有。中央文革就我一人参加。”

王力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的作用，有点显示自己地说:“主席不让你俩参加会议是深有含义的。我前天和春桥、文元向主席汇报时，主席就已暗示了一些问题。我当时就觉察到主席正在部署反击。”

康生瞪了他一眼，没搭理他。他对这几个秀才们玩弄的事后诸葛亮的小聪明已经十分反感了。他拿起桌子上那顶鸭舌帽，大步走了出去。

江青还在熟睡。

那个漂亮的女服务员见康生显得很着急，就说:“首长，江青同志临睡前有交待，让有重要事就叫醒她。要不我去叫醒她吧!”

康生犹豫了一下，急忙拦住了:“别!江青同志这一段十分疲劳，睡一觉不容易，让她好好睡一会吧，我就坐在这里等她，等她醒了再向她汇报。”

于是，康生坐在客厅里，找了几份材料看了起来。

江青洗漱完毕，服务员才告诉她康生等她多时了。她立刻瞪圆眼珠子:“怎么能让康老等我，误了事谁负责!你们这是玩忽职守!”

“首长，是康老不让我们惊动你，怕影响您休息。”

江青脸上露出得意之色，嘴上却说:“我没那么娇贵，以后凡政治局常委有事找我，一律及时通报，以免误事。”

康生这回见了江青，显得恭敬多了。他把在游泳池开会的情况和决定向她作了汇报后，信誓旦旦地说:“这回我可是认准了，也看透了，中央文革小组内真正领会主席思想最好的只有您。您不愧为这次伟大的文化革命的旗手，今后我得依靠你，作你的助手。”

“不敢当，你是我们的顾问哪。”

“我这个顾问随时听从您的调遣。”康生说这句话的时候，一点也没有献媚之意，而是带有开玩笑的意味，非常恰到好处。

江青非常高兴:“康老哪，我就料定主席非要来这么一下子不行。经过这场风浪，我们才能更清楚地识别人哪。这一次，谢富治同志表现得最好，说明他很有觉悟哪。其他人不是我有意挑剔，可是不怎么样啊。”

“富治同志是小平过去用的人。”

“小平用的人又怎么样，现在人家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是决心跟我们走的，仅靠过去的事说明不了什么。”

“那是，那是。”康生马上否定了自己刚才说的话。“谢富治同志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才，北京市委的工作，哦，首都的工作应该交给他管，这样的人我们才放心。”

江青站起来，悠闲地打了个手势说:“在那三个老右中，我最恨的是谭震林。因为我过去保过他，但他不领情，到处写信骂我，说我是武则天。哼，如果我是武则天，首先就要他的命!”

“要说谭震林该杀，杀他一百次也不解恨。”康生也很潇洒地站起来，气愤地说;“当年刮共产风、浮夸风他是最大的罪魁。一九五八年，就是他把山东小麦一百五十亿斤的指标一下子提到四百亿斤的。他给山东干部出的主意是，强迫农民加班加点地干活，大搞男女分居，并村拆房。他给那些搞浮夸的干部说:“如果计划没完成，你那个小麦还是二百斤，那么你明年非得再种不可，搞好这个工作的关键，就是拔白旗、插红旗。只要是白旗就要给他拔掉，斗争、批判要从严，处理可以宽一些，有的开除党籍，有的降级降职，斗争一定要从严。这件事山东来说还是很重要的，不搞这一条，你怎么能搞三千斤、五千斤、一万斤呢!不能的。“其实，谭震林懂什么黑旗、白旗，他就懂资本主义。”

“说心里话，资本主义他也不懂。他完全是瞎指挥。”江青郑重地说:“我们的这些所谓高级干部们其实都是很蠢的。他们都是打游击出身，没受过良好教育，又不好好学习主席的思想，哪里懂什么马列主义，康老啊，你让人抓紧整理一下他们三个人的材料，准备开他们的批判会。现在，轮到无产阶级起来说话了，这笔帐，一定得好好清算!”

第三十一章泪水从周恩来腮上滚落

陈毅失神盯了周恩来好大一会，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真没想到主席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是在党的生活会上提意见，这可不是搞阴谋呀!”

周恩来双手抱臂，把头转向窗外，轻声说:“我一早就提醒你说话要注意，不可因话招祸，你不听?现在被人抓住把柄了吧。那天的会上你扯到延安整风干什么?”

“我不过是讲讲历史经验，又不是翻案。”

“现在人家正是要给你戴这顶帽子。”“我不怕，大不了成为刘少奇!”

周思来猛地回过头来，把桌子一拍:“你这是胡闹!如此对党和国家的利益不负责任，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

陈毅很少见周恩来发这么大的火，更加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急忙走到他跟前，悄声说:“总理，你别发火，我不是有意的，我脾气不好，又惹你生气了。”

“惹我生气事小，使主席负担加重事大。你们这么蛮干，迫使主席说出了要和林彪、叶群重新回南方搞革命的气话，这难道还引不起你的深思吗?你们再不检查，只能使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高兴，也就是亲者痛、仇者快。”

陈毅发现周恩来的眼睛红了，眼眶里滚动着晶莹的泪水。总理从来没有如此激动过，这足以说明他的心理上承受着多么重大的负荷。总理是他的老上级，老战友，老大哥，就是为了他，他也得低头。于是，他把头一昂，大声说:“总理不要为难，他们不就是让我低头写检查吗?为了大局，我写检查。”

泪水从周恩来的脸腮上滚了下来，他硬咽地说:“说心里话，你们几个都是我的助手，没有你们，我根本无法工作好，我得靠你们。你们倒下去没事了，受损失的是国家，是人民。这些道理不用我讲，你心里也明白。”

“唉，我明白。”陈毅重重地叹了口气，“总理啊，我真没想到江青还有这么大的能耐，竟使整个中国都按她的意志转起来了。”周恩来严肃地说:“你这样看问题完全是错误的。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彻底消除修正主义的土壤，挽救一大批犯错误的干部，解决干群之问的脱节问题。但是，这么一来，我们各级领导都受到冲击，出现了偏差。我们不能以局部概括全局，把整个形势看得一团漆黑，那样也会导致政治上的失误。”“依你说，这么搞还是形势大好!”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那好，总理，我听你的。”

“陈毅同志，我们俩都不能忘了一个前提，这就是: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这件事都是谭震林同志搞坏的。本来对中央文革个别人的左倾错误，主席也是不满意的，是下决心要纠正的。但谭震林性子太急了，又是给林副主席写信，又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吵大闹，公开谩骂江青同志和春桥同志，致使问题复杂化。这样搞下去对谁有利?你们提意见也得讲究方法，方法不对头，效果只会相反。我在组织原则上是不让步的，是讲原则的。对待党的内部问题，我可能不那么尖锐，但是扯及到敌我问题和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问题，我必须挺身而出。我不能眼瞅着党遭受不应有的损失。”

陈毅连连摇头，不再说话。

周恩来继续说:“我要求你，也可以说是命令你必须在一个星期之内写出书面检查，然后准备接受同志们的批评。不管大家怎样批评你，都要虚心接受。要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中央会对你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的。千万不要顶牛，顶牛终究是自己吃亏。这个道理懂吗?”

“我懂，我懂陈毅不得不违心地说出这样的话，”没想到说了几句心里话，反而犯了这么大的错误。”

几乎是同一个时间，谢富治和李先念走进了谭震林的住处，通知他“请假检查。”

这四个字本身就意味着，他已经靠边站了。

谭震林大怒吼道:“这是哪一级会议决定的?经过主席批准了吗?”

谢富治也火了:“谭震林你别狂，让你停职检查正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的，我们是代表中央来和你谈话，你别一意孤行越走越远了!”

谭震林嘴里咕嚷着还不服气，但像泄了气的皮球不如原来那么硬梆了。

“谭老板，不要着急，有话慢慢商量嘛。”李先念慢条斯理地把毛泽东二月十八日深夜召集他们开会的精神原原本本作了传达，然后说:“看来我们在怀仁堂的讲话都太过分了，那不是质问题的态度，也不是我们在那种场合下应讲的话。特别是你动不动发牢骚，把本来就已经出现麻烦的事搞得更加复杂了。”

听完李先念的传达，谭震林的脸白得像一张纸，嘴唇也索索地哆嗦起来了。突然，他把低垂的脑袋抬了起来:“林副主席出席会议没有?”

“叶群代表他参加了。”

“林副主席应该站出来替我说说话嘛。我谭震林革命四十多年，没有什么地方对不起毛主席!”

李先念知道他对林彪还寄予幻想，冷笑道:“你给林副主席的信，他已经交给毛主席了。”

谭震林吃了一闷棍，失声问:“主、主席说了些啥?”

“主席批给总理，让他阅后退林副主席。”

“他、他怎么能这样?”

“林副主席为什么不能这样?”谢富治大声说:“你跳出来反对中央文革，实际上就是反对毛主席。你们这样搞，任何人都不会跟你们走的。我们向你传达主席的指示，只是遵照中央的决定，对你实行挽救。如果你不听中央的招呼，一切后果由你负责!”

这几句话，显然有着很重的分量。谭震林的脸色由黄到白，由白又涨红，终于憋不住了，“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我好糊涂啊!好糊涂啊!我错误地理解了毛主席批评伯达和江青的指示，以为下一步是反左，没想到反来反去反到自己头上了!我太糊涂了，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毛主席啊!”

李先念心头一震，鼻子发酸，差点也落下泪珠。没想到谭震林这位刚强铁汉，一旦失去精神支柱，垮下来时竟是这种样子。

谢富治得意得很，他像欣赏戏剧似地把谭震林看了又看，叽笑地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怀仁堂那股向中央文革进攻的勇气跑到哪里去了?拿出那股勇气的一半来写检讨嘛。”

谭震林哭着说:“谁说我不写检查来，我写也是向毛主席写，不能向其他人写!”

“你到现在态度还不端正!”谢富治说:“你是不是想分裂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耍小聪明，到头来一害自己，二害革命，三害国家。”

李先念发现谢富治这大半年来变得如此会说话，一张口就滔滔不绝，上纲上线。他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对谭震林说:“老谭啊，中央决定对你的错误在政治局内部进行批评，你要好好写个检查，在一个星期内写出检查来，行不行啊!”

“用不了一星期，我三天之内就可以交卷。”谭震林没好气地说。

李先念急忙说:“光发牢骚可不行，不实事求是也不行。一定要从自己的思想认识出发，有什么就写什么，千万不要乱上纲上线。你自己定的高了，下不来可别怪别人。”

谭震林说:“这我知道!”

“那么，我们该说的都说了，该讲的也都讲到了。至于你要走什么样的路，由你自己选择去吧。谢富治此时己经完全以居高临下的口吻和姿态说话了。“你不早就嚷嚷不跟毛主席走吗?那好，跟不跟完全由你自己决定。主席说得很明确，你到哪里去都可以，美国、苏联随你挑。”

谭震林“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我那是气话!我粉身碎骨也要跟毛主席走，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的出路哇!我哪里也不去，就在中国干革命。就是开除了我的党籍，我也要在中国活，绝不当卖国贼!”

在所谓三个代表人物中，只有徐向前表现的特别，他一言不发。他静静地听完叶剑英、李先念和谢富治的传达后，只是站起来慢慢地踱步。仿佛客厅里根本不存在他们三个人。

“向前同志，你得表态，打算怎么办?”谢富治在他面前不敢放肆，还是很客气的。

徐向前蹬了他一眼，还是没有说话。

李先念说:“主席已经发大火了。为了主席的健康，我们都应该做自我批评，不能让主席再加重负担了。刘、邓、陶已经使主席够沉重的了。如果再加上这件事，你想想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徐向前的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了一会，仅仅微笑了一下便恢复了他那冷峻的面容。

谢富治又忍不住了，大声说:“你知道为什么主席说如果人不够，你们把张国焘、王明请回来吗?那就是指的你!”

“放屁?”徐向前这回才动了怒:“我如果是张国焘的人，早在长征时期就跟他走了，还等到现在干什么?请你们汇报主席，我就是说了那么些话，要杀要剐随便，我不在乎。反正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能活这么大我早已心满意足了。”

这话使叶剑英的憎爱分明绪受到感染，他转身对谢富治说:“我们不要急着逼徐帅表态，反正主席的话已转达到了，总得让徐帅考虑一番嘛，这么急着表态，也不算心里话哟。”

谢富治冷笑道:“那就这样吧。”

第三十二章毛泽东的心思不好猜

周恩来准时来到钓鱼台，出席中央文革碰头会。

陈伯达满面春风，银灰色的中山装整理得干干净净，刚换了一顶呢子帽，胡须刮得净光，好像一下子年轻了七、八岁。听到总理到时，他投象往常那样迎到门口，依然坐着没动，直到周恩来走进会议室时，他才站起来。

“伯达同志，我来晚了。”周恩来略带点歉意。“国务院的一个会议拖了一会儿。”

陈伯达说:“不晚，江青同志还没到。”

周恩来这时才发现，除了中央文革的成员外，列席会议的只是谢富治、杨成武、叶群和汪东兴，其他几位副总理都没来。他问:“叶剑英、先念、富春同志怎么没有通知?”

康生说:“总理啊，他们没有资格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吧，他们也是大闹怀仁堂的参加者呀。不通知他们是江青同志决定的。”

正说到这，江青来了。

她一身戎装，军帽上那颗红星是特制的，比其他人稍大些。她一进来，便对着周恩来笑了笑，说:“总理，主席已经讲过了，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以后总理要像对待书记处一样对待文革小组啊。”

周恩来说:“那当然，我坚决照主席的指示办。今后文革小组就是书记处，伯达同志是总书记了吧?”

陈伯达脸红成鸡冠色:“不敢当，不敢当，我还是我的小小的组长。”

江青又说:“今后地方成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总理不要多管了。他们来北京汇报，总理太忙，不要总理组织了，由文革小组组织。”

周恩来说:“也可以，我以后只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

江青又笑了笑，坐到周恩来旁边，说:“这个会议还是你主待吧，主席二月十八日深夜的指示你了解，我只是简单听了点精神。很不全面哪。”

周恩来并不辞让，便宣布会议开始，然后又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介绍了他们和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谈话的情况，说:“这些工作还没有做完，还要继续做他们的思想工作，直到最后他们彻底认识错误。”

“思想工作不是万能的哟。”叶群说:“得靠组织纪律才能解决问题。犯了纪律就得按纪律办。”

周恩来心平气和地说:“谭、陈、徐的错误是认识问题，觉悟问题，不是组织手段能解决的。他们是在党的组织会议上发表他们的观点的，搞的是公开活动，不是阴谋。这点和彭真、刘少奇他们不同。”

“都是反党，在反党问题土是一致的。”康生说:“他们反动的世界观是一脉相承的。”陈伯达连连点头:“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复辟逆流。他们跳出来的目的是为、刘少奇翻案。刘少奇和他们的思想体系完全一致，即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下决心要把他搞掉，所以发动了这场斗争。过去毛主席讲了多少次，刘少奇就是不准备搞社会主义，我就听毛主席讲过好多次。在搞二十三条时，毛主席也是发了很大的脾气，因为刘少奇要专毛主席的政，毛主席把宪法、党章搬了出来说:“我有言论自由啊，我有权利在党的会议上说话呀!”毛主席批评了刘少奇在当时四清中的错误，他通过他的老婆王光美把桃园经验推广到全国，否定毛主席的方针，否定毛主席的工作方法。刘少奇在吹嘘王光美的经验时，公开说:“毛主席的调查研究已经过时了’。这个记录落在我的手里，我和王力同志把这段改掉了，他不发了，他本来要发到全党去的。把这段改掉以后他就不发了。当时我感觉到他是为了这点不发的。他说这段改了不行，发下去变成严重问题了，所以不发了。”

江青说:“这些我们都听见了。刘少奇那次搞教条主义，谁要不去像王光美那样蹲点，连中央委员也不能当了。康生当时就有不满表现。他说，咱也去搞四清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不蹲点连中央委员也当不成了。”

康生马上接着说:“是发了牢骚，其实王光美那个经验我根本没听。事实上王光美根本没有蹲点。说起来很好笑，什么同吃同住同劳动，完全是假的，是冯玉祥的办法!请客吃窝窝头小米稀饭，回去喝鸡汤。”

谢富治说:“这次谭震林他们跳出来，主席又发怒了，比对刘少奇一伙发怒还厉害。他们的性质是一样，就是反党，反中央文革，集中到一点就是反江青。”

叶群说:“我插了一句，林总说了:任何人不准反对江青同志，反对江青同志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多么不自量力呀，他谭震林竟然要跳出来反对江青，攻击江青是武则天，我看革命的武则天好得很!”

会场里有人发出了笑声，很不和谐的笑声。

江青见人们的思绪活跃起来了，便笑咪咪地准备长篇发言:“同志们，我不是武则天，我也从来没有欣赏过那么一个人。我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我们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可以说只是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也是哨兵工作、参谋工作。就是提出意见，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常委参考。这次主席发了火，说文化大革命失败了，就把我和陈伯达交给他们枪毙。我不怕死，随时准备上刑场。让刘少奇邓小平这帮人上台把我的脑袋割掉。我和主席有默契，我说:这次文化革命我打冲锋，胜利了我退下来，失败了你就把我抛出去，我们俩离婚。当时我和主席都掉了眼泪。”

这几句话一出来，在场的人再也笑不出来，心头都像拴上了一块铅，沉甸甸的，很不好受。

“主席待人实际上是很宽大啊!”江青继续说:“主席只对我要求很严格，首先像严师。他不像有些人那样把着手教，但是对我非常严格。我们在一块生活，他很寡言，话不多。我们交谈，多数都是谈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国内，海阔天空。如果谈起某一个同志来，主席首先是谈他的功劳，很少说别人的什么过失。即使有些人犯了很大的错，主席总是希望他改正。比如刘少奇，主席等待他很久，最后给主席打电话，说他不改了，他认为他没错，要坚持到底。”

戚本禹说:“江青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写批判刘少奇的文章，我选择了被他吹得漫天价响的一篇大毒草，就是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正在写，还没写完。主席对我们说:‘革命容易，革命到底不容易。’我对北京的五大领袖都分别讲过，你们也都要做好杀头的准备，要进行长期的斗争。像蒯大富，他有两种失败的命运，一种是自己坏，搞修正主义一套向敌人投降!另一种是被敌人打倒。自己当了官，开口来就闹内部矛盾，谁当领导，像太平天国那样谁当天王，谁当东王，当老爷。这样就要被人民打倒。”

周恩来皱皱眉头，耐着性子往下听。很快他就感觉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开会都是每个人唱一段高调，或者清谈几句大道理，既无最后的结论，也无认真的记录。说完，也就一切都算完了。他看了看时间已经不早了，就问坐在自己身边的江青和陈伯达:“我们是不是定一下开政治局生活会的时间?批谭、陈、徐就在这种会议上批。”

“范围太小，怕批不出个名堂。”陈伯达说:“要批就开一个中央工作会议批!调各地的孙行者来造反。”周恩来语气果断地说:“不行!此事要内外有别!主席明确指示先开政治局会议，文革小组列席，扩大到这个范围，不能再多了。”

江青说:“把萧华、叶群、余秋里、谷牧和汪东兴也扩大进来，他们有的是:当事人，有些人应该参加。我看，从二月二十六日开始吧，这样我们也好有个准备时间。”

周恩来说:“那就这么定了，从二月二十六日开始花上二十多天的时间批批他们，争取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实在不能团结也没关系，反正地球照样转动。”

“总理啊，我提个建议，请你和主席讲一下，把谢富治、杨成武、叶群和汪东兴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正式成员好不好啊？”江青说。

“这个问题上次你跟我讲了以后我就向主席说了、他不同意扩大。只同意叫列席成员，政治上一切同正式成员一样。如果你愿意，可以当而向他再请示。在这方面，我没有任何意见。”

江青的脸色微微一变，打了个手势说:“那好我亲自和主席讲吧。”

两天后，江青见了毛泽东，重提这个建议，毛泽东摇摇头:“不妥，他们不能成为你的部下，他们各司其职呢。”“为什么?”

“还是各管一摊好。”毛泽东说:“他们只是列席成员，有事共同研究，共同执行。现在还是重点解决各省、市的问题。中央的事让总理多考虑。你不要把手伸得太长了，伸得太长不好，懂吗?”

“我懂。”江青应付着说。其实，她根本没弄懂毛泽东的含义。很长很长时间后，她才似乎懂了些，但到头来还是没有真懂。毛泽东的心思，不好猜呢!

第三十三章中南海里的批斗会

批判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的会议在紧张的部署之中。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北京卫戌区和中央警卫部队的人员进行了调整和新的部署，加强了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谭震林等人的控制。印发了“中央文革小组六同志”关于不同意周恩来批过的那个文件的信。那个文件里提出:“对司局长以上的干部都要烧，要烧透，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也要烧!”还印发了徐向前等人提出的在连队搞“四大”、“揪军内一小撮”的一些文件。

毛泽东召见林彪时说:“我把这些东西都捅出来，就是让大家都看一看，究竟是谁真正保护干部，谁是打击一大片的!让大家都明辨一下是非。”

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亲自修改和发表了《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第二天，张春桥、姚文元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宣上海市临时权力机构正式定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

一切就绪后，怀仁堂里每天下午或晚上，召开政治局生活会，有计划地开始批判那几个代表人物。

二月二十六日的会议是最紧张的一次。

周恩来请示让毛泽东和林彪出席或主持会议时，毛泽东说:“还是由你来主持吧，林彪身体不好，他也不参加会议了，你们自己提问题，有什么讲什么，把心里话统统说够!”

但是，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一到会场，就感觉到了气氛的异常。陈伯达、康生、关锋、王力、戚本禹连理都不理睬，连萧华、汪东兴、谷牧、余秋里都不敢打招呼了。往日的怀仁堂里笑语盈盈，给这些老将帅们都曾留过美好的回忆，但今天压抑、沉闷的空气仿佛都使他们喘不过气来了。

周恩来脸色铁青，让坐在后边的聂荣臻、叶剑英往前挪了挪，然后用目光请示江青，等她点头同意后宣布生活会开始。

康生今天打了头炮。

他说:“二月十六日，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同志大闹怀仁堂，实际上代表着党内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社会上不甘心灭亡的牛鬼蛇神的利益，是一股自下而上的复辟逆流。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个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你们承认不承认?”

没有人回答。

康生晃着印发的文件问:“谭震林，这份火烧司局长以上干部的文件是不是你搞的?”

周恩来显得很不安，惊恐的眼睛瞟了谭震林一眼，转身对康生说:“那个文件我也有责任，没有把好关，几乎发出去。”

江青骂起来:“你们实行打击一大片干部的路线，甚至不惜把这些嫁祸于中央文革，挑动军队和中央文革的对立，制造混乱，瘫痪国家政府机关，你们安的什么心?你们藉口‘保护老干部’实际上是死保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你们藉口保护‘高干子女’，实质上否定红卫兵，为‘联动’翻案。你陈老总还想否定毛主席领导的延安整风……”

“江青同志，我没否定延安整风!”

“陈老总，你别说话不算数!”

“不!我没说过那个话!”

叶剑英说:“我不知道中央文革是怎么向主席汇报的。我认为向主席汇报我们的言论，应该经过核对材料，以防汇报错，甚至走了原样，歪曲了本来意思。”

陈毅连忙说:“是应该核对一下，我要求核对材料。”

周恩来把目光转向王力，说:“将你和春桥、文元同志整理的《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拿出来，念给他们听一听，核实一下有关言论，也使不了解这件事的同志们掌握一些材料嘛。”

王力见江青没有什么反对的表示，就从皮包里拿出他们原先整理的那份材料念了起来。他念几句，涉及到哪一个人的发言几乎都有人站出来加以修正。当念到陈毅的那段话，即“赫鲁晓夫那样的人大有人在。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赫鲁晓夫还不是起劲地拥护斯大林，到后来赫鲁晓夫是什么人难道还不明显吗?刘少奇在延安时不也是大唱毛主席的赞歌吗?到后来又怎么样呢?你别看现在有人拥护毛主席，将来你们就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了”时，陈毅站起来:“这段话我不记得说过，请给我删掉吧，我好像没说。”

周恩来没好气地说:“不要改了，陈老总你的确是这么说的，我们几个人听得明明白白的，不要改了。”

陈毅这才坐下了，不再说话。

核对以后，周恩来这才说:“把经过核对的这份记录印一下，正式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供他们发言表态。”

谢富治这时来气了，他站起来说:“讲过的话可以不认帐，这说明了他们心中有鬼嘛。你谭震林口口声声说你没反文化大革命。但在农林口，你亲自扶植保守势力，搞假联合，制造了‘一·一七’假夺权、真复辟的反革命事件，然后疯狂镇压革命造反派，大搞反攻倒算。这不正说明了你们心中有鬼吗?”

陈伯达也晃着手中的材料说:“不是有人说不晓得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现在我再一次告诉你们，资产阶级路线的实质就是镇压群众，就是压制革命派起来向资产阶级造反。在青海，有个副司员叫赵永夫，大搞反革命的夺权，他非法拘禁青海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操纵保守势力，冲击已被革命派夺了权的《青海日报》，对青海‘八一八’革命派进行残酷镇压和大规模逮捕，制造了二月二十三日的事件。这件事是谁支持的?”

“是我!”叶剑英坐在那里，不慌不忙地打了个手势，“我支持赵永夫，称赞他们‘打得好!’我是执行中央军委命令的!”

“什么命令?谁的命令?”江青问。

叶剑英说:“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嘛。这个命令是毛主席批示照发的，授于了军队在遭到右派分子的冲击时，可以开枪。”

江青说:“好啊，你这是镇压革命派!现在四川李井泉的死党，出动飞机散发传单，制造所谓“二月镇反”运功，你也知道吗?”

叶剑英说:“是我批发了在四川散发的中央军委二月十七日公开信，我主张镇压，一切敢于冲击军队的反革命分子，不管他们打着什么旗号，统统取缔。”

江青大哭起来:“他们开枪打死的红卫兵中还有不满十八岁的孩子，他们响应毛主席‘造反有理’的号召，刚刚走向社会，不是死在战场上，不是死在敌人的枪弹下，而是死在人民子弟兵的枪口下，你说他们是怎样看待这件事?你们剥夺了革命群众革命的权利!毛主席说‘革命无罪’，‘大民主无罪’，你们为什么不听?你们为什么要镇压我们的孩子?就凭这一点，说你们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点儿也不委曲你们!为了这些无依无靠的孩子，我恨死你们了！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就是要为革命小将作主，为革命造反派作主!”

周恩来打断她的话说:“很快我们再召集一次部队军以上的干部会，专门研究一下军队支左中的问题，解决各地发生的情况。江青同志，你别生气，为同志们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生气不值得。我们还是针对着谭、陈、徐的问题提意见吧，发生问题慢慢解决嘛。”

关锋、戚本禹先后针对着他们在各自的问题，语句尖厉地发表了批评意见。关锋说:“在内蒙，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之流打击革命干部，迫害革命群众的材料也很触目惊心，当然，青海、四川的问题就更典型了。这说明这股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逆流不是偶然的，不是个别的，而是自上而下的，是有后台、有背景的。现在大家终于看清了，这些后台不是别人，正是谭震林、陈毅、徐向前，还有其他一些和他们的思想体系保持一致的同志。”

“今年二月三日，毛主席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卡博等同志的时候，提到了我们可能胜利，走资派可能灭亡。”康生郑重其事、神态严峻地说:“主席回顾了十七年来我国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历史，英明地指出:只要群众都发动起来，什么坏东西都可以扔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乐观的。只要坚持这种斗争，出修正主义就不那么容易。但是，你们根本没有理解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精神实质，所作所为与他的思想格格不入。这怎么能行呢?怎么能把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呢?”

康生话音刚落，谢富治站起来，用审查的口吻说:“现在该回答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了。我看了他们三个人写的检查，感到很不深刻，有些完全是应付。我提几点，请你们回答。这些问题是:你们在二月十六日之前都碰过几次头，为什么要一起向中央文革发难?你们开过些什么黑会？是谁向你们传达什么主席批评江青、伯达同志的指示的?你谭震林和陈老总一共碰过儿次头，为什么说得不一致?还有……

“你们在背后骂中央文革都讲了些什么?请拿出具体的言论和行动来，光有几顶大帽子不解决问题。”

“你们和反动组织联动是什么关系?汪东兴说:联动交待的一些材料里已经涉及到你们了。这些问题非说清楚不可!不说清楚就别想过关!”

江青也吼起来:“剑英同志，你的儿子和女儿都与联动有关系，你不要包庇自己的孩子，要想一想，他们为什么都反中央文革。”

李富春实在坐不住了，打了个手势站起来说:“我说几点吧。他们三位同志犯了错误，我想来想去，觉得谁也不怪，就怪我!我是总理指定的国务院副总理小组的组长，毛主席批陈伯达、江青二同志的指示是我向其他副总理传达的，如果传达错了，一切罪名我来顶，其他同志没有责任。对中央文革的许多作法，大家不满意，有看法，许多议论都是在我家里说的。”

“看来你家已经成了俱乐部，你李富春是俱乐部主任呀!”康生含着讥笑的意味说:“你担责任也可以，你说你能担得了吗?”

“我不怕担责任，正因为不怕，我才站出来说明事实的真相。”

谢富治马上反问:“请问富春同志，你向几位副总理传达主席批江青、伯达的指示的动机是什么?”

“是为了让他们了解情况。”

“你难道不知道主席指示传达的范围吗?”

“我认为让他们知道了更可以了解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正确。毛主席的指示传达到他们的耳里，有助于把工作搞好。”

周恩来拍了桌子:“但结果是发展到这一步，使主席非常生气。你们都没有吃透主席的思想，都是凭着自己的脑袋想当然，这样还能不犯错误吗?我们也要面临这样的现实，即中央文革不简单，不容易。他们就那么几个人，管理全国这么多事，为人民、为国家作了那么多的好事，即使出一点偏差有什么大惊小怪?你们就那么兴灾乐祸!这就导致你们要犯错误。当然，我也有错误，也应该检讨。对二月十六日的会议，我没有及时地引导好，这是不可原谅的。事后我也没有及时向主席汇报，没把它当回事，只认为是发了发牢骚。”

“这是动摇啊!”江青提醒道。

周恩来笑了:“是迟钝。我在这场新的路线斗争中也迟钝了。但在原则问题上我是决不含糊的。对这样的生活会，我们继续开下去。每天会议的情况，委托汪东兴同志及时向主席汇报。主席有什么指示，也请东兴同志及时向大家传达。反正有一条永远不会改变，那就是不管我周恩来也好，还是在座的每一位同志也好，我们都是绝对忠于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我们坚决听从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号令，他们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动摇!”

第三十四章党内最大的“逼供信”

政治局的生活会，整整开了二十多天。

会议中，陆续又增加了一些人，全是中央文革经过挑选的在这次斗争中表现坚定的人，使会议中的火药味更加浓烈。

生活会彻底变成了批斗会。

当谭震林、陈毅、徐向前坐在他们的座位上。倾听着各自的发言时，一种阴郁的雾笼罩着他们的心。几乎所有的人都表了态，都严词激烈地斥责了他们。尽管他们知道许多人的发言是被迫无奈的，但让他们听进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心里有一些事情需要考虑。不对劲的事情似乎太多，而又找不出一个答案。他们明白，只有在双方的紧张感都消失之后，有些想法才会自然消失。

会议中，让他们回答问题是最使他们难受而又不得不如实回答的事。连他们几点几分到谁家、吃什么饭，谈了些什么话都问到了。谢富治几乎像是讯问罪犯那样地提问题，康生声嘶力竭地大声喝斥，使生活会的空气紧张到了一触即炸的地步。

奇怪的是，在这种场合和气氛下，谭震林、陈毅、徐向前都变得老实多了。这几个身经百战，叱咤风云，曾经威风凛凛的将帅，此刻不得不左一声叹气，右一声“哎哟”，连谭震林都几次抱头大哭，弄得会场里几次停顿下来。

“你们都站起来!”

“当初的威风和神气那里去了?怎么不回答问题呀?说!”

陈毅到了他在中南海的临时休息处，和正在走廊里谈话的周恩来打了个招呼就进了自己的房间。这个房问令他感到窒息、压抑，太令人难受了。在和平的气氛度过多年之后，又让他交待、回答问题似乎使他无法接受。他扯过一条毯子，躺到了床上却很难酣然入睡。这半年多来，他的同事和战友一直被造反派、红卫兵追着批斗，绝大多数的人不是被定为判徒，就是特务和走资派。表面看来，他们这些当权派都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和造反派的批斗，似乎力量很大，但实际上根本的基础已经削弱或动摇。他们之间互不团结，彼此相互检举和揭发，都在争先恐后地向中央文革小组献媚和靠拢，根本不敢坐下来和他说一句话。只要受到批判，其他的人都不愿、不敢再搭理你，即使过去是再好的朋支也不例外。对此，陈毅感到有些痛心，但也无能为力。现在最关紧要的是先过关后报仇，只要保住自己头上的乌纱帽，然后再重新纠集旧部，东山再起。

像他这样的想法，其他人还有。

“陈老总，怎么样?有收获吗?”

陈毅瞟了周恩来一眼，心头热了起来:“你让我说实话还是说假话。”

“当然让你说实话。”

“这一次，是党内最大的逼供信。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检查是假的，完全是逼出来的!”

周恩来不再说什么了。只是简单地告诉他要注意健康，不要想的太多就离开一了。

整个生活会中，向毛泽东汇报的是汪东兴。

会议既没有出简报，毛泽东也没有出席会议或讲话。只是在二月二十八日，他对陈伯达送来的关于天津小站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材料上作了一个批示:“自上而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

陈伯达耍了个小动作，这个批示内容只由他口头讲，没有向周恩来等人传达是毛泽东的话。所以，当周恩来接到向毛泽东汇报的通知时，他还没想到究竟给谭震林他们三个定什么性质。

夜色清晰，月光皎洁，靠近中南海游泳池边缘的一轮月亮发出一道冷冷清清的光。借助于月光，周恩来一眼看到了正在院子里思索的毛泽东。他那鼻梁上还架着老花镜，大概是刚刚看罢书出来散步，可脸色无疑是因思索负担太重而显得有些腊黄苍白。

“会议开得怎么样。”

“开得很好。他们三人都已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放下了当初不可一世的臭架子。”

“他们没有搞武斗吧!”

周恩来笑了:“没有。批评完全是在充分说理的气氛中进行的。这次会议的最大收获是弄清了是非，提高了认识。为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创造了条件。”

“还能团结起来吗?”

“能!我们要粉碎一个旧世界，对他们的改造没有信心还行吗?”

“你说得对!对他们还是要团结，不能把他们推到刘、邓、陶那一边去。他们和刘、邓不同，他们还是反对刘、邓那几个走资派的嘛。但是，这也要取决他们，看他们愿意不愿意无条件投降。”

周恩来笑出声:“他们在主席面前，从来是甘拜下风的。因为他们都和你较量过，但是都失败了。他们不投降能行吗?”

毛泽东也笑了，他拉着周恩来的手一块进了客厅，坐在沙发上。然后又恢复了庄重的神情问：“恩来，你说谭震林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不是一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究竟有没有这股逆流?”

周恩来怔了一下，没有马上表态。他在思索着，考虑如何回答毛泽东的提问。

对政治家来说，思考、等待、忍耐都是最寂寞最痛苦的事，只有修养和政治经验十分丰富的人才能把这几件工作做好。

世界上最兴隆最孤独的人大概就是政治家了。这古老而神秘的职业注定干这一行的必须是轰轰烈烈而且也是冷冷清清的。一步走错有时会满盘皆输，最后落个没有声誉没有地位没有朋支也没有欢乐，只成为孤苦零仃的一个人。

毛泽东见他没有思考好，便不再追问，只是说:“陈伯达写了一篇《坚决击退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文章，我压住了，没让发。这样提出去，会引起许许多多的连琐反应。我们放出去容易，收回来就难了。”

周恩来说:“现在首都的红卫兵已经造了《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的反，到处出现了‘打倒谭震林，解放农林口’的标语。”

“群众喊喊口号有什么了不起，不要大惊小怪。对他们轰一轰有好处，受受教育嘛。在即将召开的部队军以上干部会和中央军委扩大会上，你和林彪同志都要准备讲话，要讲两条路线的斗争，启发教育我们的干部不要再跟着刘、邓走，要回到正确路线上来。那几位右派朋友，也应参加会议。”

周恩来表示坚决照办。

周恩来前脚走，江青后脚就到了。

这一回，江青神气多了。

江青把皮包里的文件掏出来，恳切地说:“伯达、康生都要求把怀仁堂会议的文件批给军以上干部会议，这样可以使大家进一步了解中央斗争的真相。我已经跟你讲了几次了，为什么你不批啊?”

“因为我不同意。”

“不同意也要有理由啊!”

“你呀，”毛泽东用手指点点她的脑袋说:“真是糊涂到家了，怀仁堂的文件都牵扯到了总理，所有牵扯到总理的文件都不能发。总理要保，没有总理，这个摊子你们弄不起来。”

江青想了想，没再坚持，又换了一个问题请示:“林彪同志提议让关锋同志担任总政治部主任，这样就把军队政治工作的权力又给中央文革小组了。但伯达同志不愿意让关锋离开《红旗》杂志，说《红旗》离不开关锋。”

“陈伯达懂个屁!”毛泽东说:“军队不抓在无产阶级手里，中国就全完了。关锋当总政主任，起码比萧华强。我宁要解放军，也不要《红旗》。”

“不过，关锋这个人毛病也很多。他很骄做，而且爱搞点小动作，他和王力的关系很好，他们不服伯达，也不愿和春桥、文元很好地合作。”江青说:“我和王力同志谈过这个问题。他也认为关锋不适宜担任这个工作。解放军这么多人，还找不出一个主任?这会伤部队同志的心。再说萧华并没有打倒，怎么免他的职?还有，总理建议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并没有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讨论，他就发通知了。”

“此事你不要再提了。他向我作过检讨，他认为当前局势很乱，没有军队什么也不能维持。总理讲军队不仅要担负自己的问题，还要把地方的担子担起来，把工业农业都抓起来，所以向林彪同志讲过要开这个会。开就开了吧。正可以因势利导，把你们应抓的工作抓一抓嘛。总之，你要记住，此时此刻，我们需要恩来这样的人。”毛泽东的语气不容置疑。

江青想了想，没再说什么。

第三十五章 “刘少奇的书是欺人之谈”

军以上干部会终于召开了。

三月二十日，一直没有公开亮相的林彪出面了。他身穿浅黄色的呢军装，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的陪同下走向主席台，与正在主席台上的江青长时间的握手。

这个意味深长的动作，显示了林彪对中央文革的支持。

然后，林彪发表长篇讲话。

如同以往一样，他的讲话照例没有讲稿，全凭他自己的嘴来讲。他慷慨陈词，仿佛对一切都已成竹在胸:“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就认为，不要怕乱。这次果然经过这个乱出现了很多的好事情。我找了一些同志谈了一下，他们高兴极了，情绪非常之高。比如吴法宪、黄永胜他们，都觉得好得很。经过这一个乱，就把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分子、头目和四旧，打得狼狈不堪。对他们来说，是真正的乱，使他们遭受惨重的失败。他们会感到是一种惨痛的失败。不经过这样的大的运动，要想取得这样的结果是不可能的，是不能够打倒他们的。运动搞出了很多的牛鬼蛇神，很多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些人如果不揭露、不打倒，他们就要公开推翻毛主席所代表的无

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整个这一套。我们通过一个表面上很乱的形式，把他们打倒了，这是伟大的胜利。当然，假若他们夺权以后，得势以后，革命群众还会造他们的反就是了。可是那时的牺牲，就会比现在大的多……”

“放他妈的狗屁!”叶剑英小声地咕嚷了一句，声音不大，还是被身后的人听见了。

“军队支左以后，就把军队内部的问题暴露了。军内有一小撮坏人，如赵永夫之类，就搞带枪的刘邓路线。事实证明，带枪的刘邓路线比不带枪的刘邓路线要厉害得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不能有半点含糊。”林彪讲到这里，端起杯子喝了口水润了润嗓子，然后把杯子重重一放:“今后对支左中支了右的情况，我们决不姑息。”

林彪这几天非常精神，满面放光。他知道控制军内领导权的机会到了，所以表现得十分积极。

三月二十五日晚上七时，周恩来在京西宾馆第一层会议室召开解决青海问题的会议。林彪由江青、陈伯达、康生陪同，又兴致勃勃地出席会议，发表指示。

他说：“青海问题很大，是个严重的事件。前几天我们没有调查清楚，只听了赵永夫的谎言。原来他们把问题完全弄颠倒了。青海问题是一个大案件，是实行法西斯的大镇压。元月二十三日青海军区接到中央的五条指示，刘贤权同志召集常委开会，讨论如何贯彻执行，并向群众表明态度，支持八一八红卫兵。这本来是对的，是正确的。就在这个同时，赵永夫煽动机关造刘贤权同志的反，同时义勾结反党分子王昭，操纵支持保守组织捍卫队、红卫兵总部:来斗刘贤权同志。赵永夫这个坏蛋并停了刘贤权、张江霖同志的工作，然后就篡夺了军权。后来，又勾结总后办事处副主任张晓川，非法组织了联合指挥部，反抗兰州军区，操纵了驻军镇压八一八。对内代替了青海军区党委，对外代替了青海省委，独揽了青海省党政军大权。并不经军区讨论和上级批准，张晓川非法调动了二百多辆汽车游行。二月十五月兰州军区党委有三条指示，叫把部队撤出来，赵永夫又派省军区刘司令员刘斯起到兰州搞‘绝食斗争’。赵永夫为了镇压八一八，对八一八制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想尽一切办法找根据，谎

报军情说‘群众有枪’，说群众先开枪的，实际上部队先开的枪。二十三日调动一了十三个连围攻报社，并开枪，抓了一万多人，打死打伤几百人，这是残忍的反革命行动。赵永夫造谣说:我给他们打电话，总理也打了电话，说打得好，都是捏造!”

周恩来气愤地说:“根本没有那样的事。”

江青说:“手段卑鄙!”

参加会议的人齐呼口号，感情激愤到了极点。林彪得意地瞟了叶剑英一眼，他发现叶剑英的脸色灰白，那双眼睛里闪烁着一股毫不服气的火焰，不禁打了个怔。

林彪等会场安静下来以后接着说:“三月十一日青海问题，主席批了。经过调查已经查清楚了，这是一次反革命事件。青海的事件是一个反革命政变。赵永夫这个家伙，一九三三年在国民党南京交警教导纵队受过几年反革命训练。他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是隐藏在党内二十多年的反革命分子。刘贤权同志是个好同志，老红军，是支持八一八的。但也有个缺点呀，警惕性不高，你和老虎睡在一起，为甚理没有发现?我再说一遍，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能随便开枪，不能随便抓人，一定要抓住这一条死守线……”

林彪在一片掌声和欢呼声中陶醉了。

他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空军就会被坏人夺了权。他们不是把地位、人选都安排好了吗?海军主持工作的几个人也会被夺权。总后也是这样，黄克诚、洪学智和他们的爪牙，就抓了邱会作同志的小辫子，邱会作同志小偷小摸的事有，应该烧，但邱会作是个好同志，总政也有，总参也有，都是坏分子。”

会议开过一星期后，江青和陈伯达兴冲冲地来到中南海游泳池，兴奋地向毛泽东报告这几天的大好形势。

陈伯达说:“连总理也承认有一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了。”

毛泽东颇感兴趣地“噢”了一声。

“三月二十日，总理在一次接见中就指出:‘现在有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三月二十四日又指出:‘目前主要是反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二十六日又一次指出:‘到夺权这个阶段，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是主要的斗争目标。’昨天晚上接见国家机关二十一个单位的代表时，他在讲话中说:‘这次夺权是四九年夺权的继续，这次夺权是最彻底的。’总理的这些讲话，有力地促进了我们反逆流斗争的胜利。‘陈伯达脸上露出激动的红晕。’现在，叶剑英、徐向前、陈毅他们全部老实了。”

毛泽东点点头:“恩来同志是守纪律的，是个好同志嘛。老实说，你们中央文革小组没有一个具有像总理之才的人。不会做实际工作不行哪。那几个老右之所以有胆量和你们斗，就是因为他们懂实际工作，比你们强，国民经济离不开他们。现在不能转移了批刘、邓、陶的大方向。戚本禹的文章我看了，公开批判刘少奇，很好。虽然不点名，但只要一提‘中国的赫鲁晓夫’，大家就明白了。二月那股逆流也要批，要和刘邓路线结合起来批。”

江青说:“各省市的部分军区领导人利用八条压制革命造反派，我们建议再发一个军委命令，专讲爱民，宣布不准逮捕革命群众，不准把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

“好，你们拟一个文件送林彪同志审阅，然后报我。”毛泽东说着从桌上拿起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鄙弃的语言说:“刘少奇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人，没有孤立的人，他讲的是孔孟之道，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又都可以接受。如果不批这本书，就不可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好，也不可能使全国人民受到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只有大批判开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你们抓各省、市的夺权斗争要和大批判结合起来。”

在毛泽东的部署下，一个又一个的文件下达了。

三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同时发表了《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关于一九六六年六、七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调查报告，题目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

四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沦《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社论说:“一小撮刚刚被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推翻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没有死心，他们惊魂稍定，立即同各种反动势力结合起来，掀起一股反革命的复辟逆流。”社论号召:“对于这股逆流，我们必须坚决回击，彻底粉碎!”

同日，中共中央下达一一七一号文件，指出:“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文件强调指出:“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强调群众请罪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严禁假借‘镇反’名义，镇压革命群众。”毛泽东在这个文件里还特意加了这么一段话:“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请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击军事机关一事都看得太严重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江肯和林彪通过接触和电话联系，林彪口授了《中央军委十条命令》。草案报到中央文革小组审阅时，江青纠正了第一条的个别提法，改为，“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陈伯达高兴地说:“这样，那些别有用心、居心叵测的坏人就再也找不到藉口了。”

江青又改了第四条，宣布:“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陈伯达对康生说:“这下，叶剑英就没有任何藉口整群众了吧!”

康生哈哈大笑:“他们彻底失败了!”

是的，通过这一系列的政治的和组织的措施，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和统治的确巩固了。

第三十六章毛泽东感到孤掌难鸣

毛泽东此时已经完全冷静下来了。

反击二月逆流的结果，是政治局都难以开会，毛泽东只好以常委扩大会议的形式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行使领导权。他已感觉到了孤掌难呜，因为他隐隐发觉中央文革小组的那几员小将也是各打各的小算盘，都是一些笼罩在云里雾里的神秘人物。

更重要的是，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以及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等人都向他写了检查。他们可不像刘少奇那样死不认错，明里暗里地显示自己正确。他们十分懂得如何保全自己，如何在形势不利的时候改变策略，使得对手们不好对自己下手。

这是政治家们的聪明举动。

毛泽东是个刚强铁汉，他聪明、果断，善用机谋，同时也极富于感情。他不愿意在历史上落下任何有损于自己形象的把柄，他要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证明他是一个胸怀宽广、善于团结的领袖。他不但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也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甚至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错了的人一道工作。这是他要身体力行的。

许多人很难估透毛泽东的意图，所以也很怕跟不上毛泽东的战略部署。

关锋问王力:“你说毛主席下一步的战略部署是什么?”

王力悄悄说:“依我看，主席并没有什么战略部署，实际上是走一步看一步，如果每一步受阻，都会有一批人倒霉。”

关锋点点头，没有再问什么。这些初涉最高层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政治权贵，都希望自己把宝押在毛泽东这一边，都希望倒霉的是对手或其他人，而决不是自己。

但，毛泽东的思想是他们很难捉摸透的。

“你说，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真的尽我吗?”毛泽东在周恩来汇报完工作后，突然地问道。

周恩来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说:“他们不会真心反你，反你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好处，也没有什么利益。”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踱了几圈步，最后说:“我看让他们三人还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吧。造反派喊打倒，我们保嘛。你告诉他们，就说我保他们过关，让他们振奋精神，好好工作。”

周恩来掏出笔记本，记下了毛泽东的指示。

四月三十日晚上，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人都同时接到了毛泽东要他们到自己家里聚会的通知。

对陈毅来说，丝毫不感到意外。

政治局生活会结束后，江青便代表毛泽东去看望他，向他转达了毛泽东对他的问候，说:“主席还要保你，说你性格直爽、豪放，就是乱炮打不中靶子，希望我们搞好团结，共同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

江青走后，他料定毛泽东还会亲自找他谈，没想到这么快，而且连其他几位大闹怀仁堂的太将们都请来了。

“同志们，”毛泽东用低沉的调子说:“明天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马克思倡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找们这些马克思的孝子贤孙，不听他老人家的话不好吧?”

一句话，把屋子刚才沉闷的气氛缓解了许多，周恩来发出笑声。尽管那几声笑叫人听起来感到很勉强。

毛泽东走到陈毅跟前，轻松地说:“我们之问几次闹别扭了!”

“主席，我三次反过你，实践证明我三次都反错了。”陈毅的嗓门显得老高。

这回毛泽东可真是哈哈地笑了:“还是我们的陈老总爽快。会不会有第四次反我呢?”

“主席，很难说。”

毛泽东握住他的手说:“第四次也是你错，一定的。”

“我希望是我错。”

毛泽东把头扭到谭震林一边，问道:“你不是不愿跟我走了吗?为什么又如丧考妣?”

谭震林眼睛一热，又掉下泪来:“主席，我那都是气话，是不算数的。”

“你现在说的话都算数吗?”

“坚决跟主席走，走到底。”

毛泽东摆了一下手:“那是红卫兵的语言，我们不用他们的话。”

周恩来接了茬:“我们都是老红卫兵，许多被实践证明是真理的，我们还得用。永远紧跟主席，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应该用。”

毛泽东微笑着问徐向前:“你说总理说得对不对?”

“完全正确，主席。”

毛泽东没一再问什么了，向众人摆摆手，大家围绕着一张圆桌坐下来。他们面前摆放着各种水果和香烟，但是大家谁都没有动手吃。他们的沉默无语和不合时令的语言，谁在场都会感到不安的。只有毛泽东没有这种感觉。他认为把他们请到自己家来，就算卸下了他们思想上的“包袱”。“同志们，我希望在座的每位同志都要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毛泽东的神情高昂了些，他打着

手势说:“你们过不了关，我一也不好受哇。我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好，都是你们进不了关急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政治大革命，不仅你们思想上没有准备，我也是想了很久很久才想通，才不得不这样干的。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你们没有思想准备，所以大洪流来了，就冲了个不亦乐乎也。”

周恩来插话:“过去的事不说了，主席希望大家从现在起，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

毛泽东自己点燃一支香烟;有滋有味地品尝了几口，接着说:“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眼里没有群众，他们看不起群众，不准群众革命，所以走向了反面。他们脱离了群众的大多数，也脱离了干部的大多数。如果我们只是批判了在对待群众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忽视了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就不可能真正把刘邓路线批探批透。所以我一再强调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

毛泽东的这些话，在场的人以沉默表示了接受。这是此时此刻唯一能够表达的方式。

周恩来看时间己经不早了，便从李富春那里拿出一份早已拟好的名单递到毛泽东手里，请示道:“这是明天参加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礼花和庆祝活动的名单，请主席审阅。”

“有刘、邓、陶吗?”毛泽东把名单拿在手里，并没有急着看，而是盯着周恩来，大声地问。

“你看他们可以上吗?”周思来反问一句。

毛泽东把名单塞到周恩来手中:“除了刘、邓、陶，其余均人统统上!”

“在座的全部上吗?”

“统统让他们上天安门城楼，并公开见诸报端。”

周恩来深知此举事关重大，从这些领导人的姓名见报还是不见报，意味着这些人的政治命运和中央对他们的结论。所以他不得不慎重对待。

这正是周恩来的精明之处。

一九六七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北京是隆重而又热烈地庆祝的。林彪专门为这个节日题了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种题词，只能在当时起作用。

除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和已被定为叛徒、特务、走资派及黑帮的人外，参加大闹怀仁堂活动的人全部参加了庆祝活动。

这天上午，毛泽东特意把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叶群叫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对他们说:“你们和我坐敞篷汽车见见群众去。这也是联系群众的一种方式吧。”

江青小声对康生说:“这显示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成员。”

毛泽东率领的敞篷车所到之处，群情欢腾，口号震天。看见毛泽东的数十万群众，激动得热泪盈眶，挥动着《毛主席语录》本，一声紧接一声地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晚上，天安门广场上华灯齐放，礼花漫天。

毛泽东身穿着银灰色的呢大衣，心事重重地坐在城楼中央看礼花。他在想什么呢?

陈毅在老远处望着他的身影，弄不清他的心思。

谁也弄不清。

广场上的高音喇叭不停地欢呼口号:“紧跟毛主席奋勇前进，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千百万人在跟着欢呼，发出海啸般的和声。

那种场而，激动极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