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从钓鱼台拉开
师东兵
作者小传
师东兵, 山西省定襄县师家湾村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山西分会理事。他1950年1月11日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1968年在三十八军服兵役。后到某军工厂工作，历任厂部秘书，侯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现为某机关顾问，专业作家。1967年2月,他被非法的“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扣上“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名,打成“反革命”投入监狱一月之久。1976年5月又因书写悼念周恩来诗词和所谓传播“总理遗言”被审查,身陷囹圄三年。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彻底平反昭雪。 他至今发表或出版了近千万字的文学作品和戏曲剧本。师东兵的写作和研究的范围比较广泛，除了创作文学作品外，还爱好绘画和政治、军事、经济理论的研究。我们通过他的诗词，可以领略到他的人生世界之触角。
绿树林荫的钓鱼台里，十一号楼可以说是中央文革的心脏。这座造型别致通幽的二层楼房，加上警卫员、服务员在内，总共住着十多个人。但这里的女主人，却可以向全党全国发号施令。如果说，一年前人们还没把她放在眼里的话，现在她却是举国瞩目的人物。连林彪在她面前也小心翼翼的，很有分寸。文化革命发动了一年，他已深深领教到这位女人的作用了。她就是江青。
跟那些一帆风顺的投机者一样，在这个领地中她始终保持着一副朴素谦恭的形象，穿着一身草绿色的军装，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有一张极富有感情的脸，白皙的皮肤，乌黑的眼睛微微有些凸出，更使目光咄咄逼人，宽厚的右嘴角下有颗瘊子。江青虽然五十二岁了，依然满头黑好发，浓密乌亮。大众场合，她常称自己是“小学生”。十个多月前她对几千名欢呼雀跃的红卫兵和学生们说:“你们有事，可以随时找我，我召之即来。我愿意和你们永远战斗在一起。”但现在，红卫兵们真正想见她一面，可就不那么容易了。所以，有的红卫兵送了她一副对联，上写:“想当初召之即来有请必到，看现在百般相请就是不来。”横批是“言行不一”。对此，她倒并没有发火，反而笑嘻嘻地说:“现在
我肩上的担子重了，党中央的许多事我都要管。我想大家是能够理解的。”
你瞧她说得多么轻松!
戚本禹十分恭敬地来到了江青的办公室里。
她的办公室也很简单，一张写字台，几个沙发，璧上挂着毛泽东红军时期的一幅照片。此外，再没有更多的铺陈。唯一与她的外表形象不相符的是她的语气:“本禹同志，交给你一件十分重要的任务。周荣鑫的女儿从南开大学串连回来，带来一份极其重要的材料。这是地址，你去取一下。马上去!”
三十六岁的戚本禹表情好像没什么变化，内心却非常激动。他从江青的语气里己经掂量到了这份材料的分量。他是山东省威海市人，一年多前还是《红旗》杂志历史组的组长，但现在不仅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还兼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的职务。他高大、红润、血气方刚，正想跃跃欲试地再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因此，对江青交办的事，他从来说一不二，心甘情愿地听从指挥。
在中央文革办公的十六号楼调车的时候，他碰到了关锋。
关锋也是山东人，比他年长十多岁。他原来是《红旗》杂志哲学组组长、副总编，此刻是中央文革中著名的笔杆子，同时任军委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所以，戚本禹对他历来敬畏三分。他对关锋悄声说:“陪我走一趟吧。”
“不行!我还有一篇重要文章要写!”
“哎呀，这次你无论如何和我走一趟。这件事太重要了，是江青让我去取的，你帮我处理一下。”
关锋是毛泽东极力推崇的哲学家，思维敏捷，善于观察形势。他同那些小字辈信徒们不同，对陈伯达、康生的指挥他也决不盲从。不过听说是去取材料，他便跟着戚本禹上了那辆上海牌高级卧车，从钓鱼台里威风凛凛地驶出来了。
那位姑娘做梦也没想到她的一个电话，竟惊动了两位中央文革的要员，并亲自找上门来。她那锃亮得犹如碧泽的眸子放出惊喜的光采，她马上把材料从书包里取出来，交到戚本禹手里。
戚本禹迫不及待地打开微微发黄的这几张三十年代初的报纸，一看那段巴掌大小的启事，脸触电似的立刻由红到白，僵直起来。他给关锋使了个眼色，神色严峻地问那姑娘:“这份材料你给别人看过吗?”
“给我妈妈看过。她说这个问题事关重大，应该马上报告中央。”她属于那种火热开朗、缺少心眼的姑娘。
“从现在起，你要对这份材料的内容严加保密，对任何人也不准泄漏，懂吗?”
姑娘点点头。这时，她才隐隐地感到，自己已经陷入到一个神秘的陷阱里，再也无法逃脱了。
关锋虽然有二十九年党龄，但他毕竟过去没有在党中央最高领导机关工作过，所以不知道“伍豪”是谁，也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惊疑。等上了卧车，在返回钓鱼台的路上，他瞥了戚本禹一眼，随口问道:“伍豪是谁?”
戚本禹睁开眼睛，捂住嘴巴悄声说:“伍豪就是周恩来呀!”
这句话在当时，丝毫不亚于晴空里响了个炸雷，使整个空气都凝固了。
四十年前，只要一提伍豪的名字，中共中央机关的人和各地党组织负责人都会肃然起敬。他们都知道，这是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的化名。同时，他们还知道周恩来另一化名:周少山。
现在已经时过中午，但江青仍穿着睡衣。
床头柜上的电话“嘟、嘟、嘟”地响了，她皱了一下眉头拿起了电话。一般说，她最讨厌午休和睡觉的时候来电话。她的神经衰弱得很，睡着后稍有惊动，就再也难以入睡。这点她和毛泽东有相似之处。这也是他们分居的一个原因。当然，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考虑。自从她搬到钓鱼台居住后，每个星期至少要两次回中南海面见毛泽东。每次回来，她多少都要给中央文革的成员们透漏点“最高指示”，这更使得她的身分不同寻常。那帮秀才们之所以把她奉若神明，原因就在这里。
电话是戚本禹打来的。她一听他那兴奋的声音就知道他已很好地完成了什么。她冷冷地说:“十分钟后到我办公室里来!”
江青换上衣服，梳洗完毕后，出现在戚本禹面前。她冷冷地问:“还有谁知道这件事?”
“关锋。是我让他陪我去的。”
“他对此事有什么看法?”
“他认为此事很可能是国民党的一个阴谋。他记得看过一个材料，好像周恩来总理已经到了苏区。”
“好了，你可以走了。”等戚本禹快到门口时，她又嘱咐，“这事我要很好地研究一下，此事不要和办公厅说，我要亲自处理。”
等他走后，江青把门关上，打开那份放在桌子上的材料。材料是份手抄件，开头特意注明是根据一九三二年三月十日至二十一日的《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和同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的《申报》抄录的。材料的题目是:“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的启事。”
两页白纸上用歪歪扭扭的字写道——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灭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人之傀儡，而陷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口口声声要反时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仅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况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者为欺编国人之。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下之中国共产党!
伍豪等243人启
“无耻!”江青把手“啪”地拍到写字台上，眼镜差点从鼻梁上掉下来。她伸出左手把眼镜往后推了推，站起来愤然自语:“当时的苏联是斯大林领导的，是革命的!用这样恶毒的词句攻击苏联，就是反共!”
不假思索，她马上坐到案几前，提起笔来就要在材料上批字。突然，手中的铅笔在她脸前停住了。她知道，一旦这份材料批出去，将会造成很大的反响。她一直引以自豪的是，她是一位激进的左派领袖。她想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取得一个惊天动地的胜利，一座属于她的而且唯她独有的丰碑。但眼前的这个对手既不比刘少奇、邓小平，也不比彭真、陶铸。周恩来是一个重实干、讲求实际的人，他从不逾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统之雷池半步，又具有灵活地处理各种复杂情况的本领，弄不好，自己将陷于最大的被动。她想起了毛泽东毫不留情地批评她的话。
三个多月前，对了，就是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或四日的样子，毛泽东召开了一次常委扩大会。其实除了正式中央政治局常委外，就是扩大到叶剑英、江青和王力。毛泽东狠狠瞪了陈伯达和江青一眼，说:“现在是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你们的权力不小了，但是你们内部至今没有规章制度，连民主集中制都没有。好多决定都没有经过正式会议，各人说各人的，康生说一套，陈伯达说一套，江青说一套，对上也没有报告。真是岂有此理!”
江青脸上一阵燥热，本想站起来强辩几句，但看着毛泽东那铁青的脸没敢吱声。
一个星期后，毛泽东又把原样人马召集到他的住地，大发雷霆，指着陈伯达说:“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不经过任何手续就把陶铸打倒了，你还要不要纪律?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扯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
批评完陈伯达，毛泽东那双火辣辣的眼睛又对准了江青:“还有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你自己。打倒陶铸，没有别人的事，就是你和陈伯达的!我查了你们接见红卫兵的记录，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会，要不就是没说话，就是你们两个讲了话!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恩来除外，恩来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
毛泽东站起来，气呼呼地点燃一支香烟，对坐在一旁的王力下令:“你立即打电话叫张春桥、姚文元回北京，你们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和江青!不过，他俩的问题，只准在这个地方说，在文革小组批评，在别的地方一概不准谈。”
想到这里，她冷笑一声，又想起李富春不听毛泽东的宣布，把会议的情况透漏给其他政治局委员，终于在二月十六日的怀仁堂会议上点起了反中央文革的大火。结果，陈伯达和她没事了，反而把李富春、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人陷入了进去，给他们扣上了“二月逆流”的帽子。通过这件事，江青学得聪明了些。凡事不可处处都由自己打头。弄不好会犯众怒，自己陷入孤立。于是，她又把铅笔插回到笔筒里。
她知道，中央文革并不都是自己的心腹。陈伯达就是一个患得患失的动摇派。一月四日，她和陈伯达宣布打倒陶铸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后，他立刻把责任全推到了自己头上，他对王力说:打倒陶铸会上我发言的事，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是江青逼着我讲的。我服了安眠药没醒，乱讲了一通。我被江青逼得没法活下去了，我要自杀。”王力说:“你可不能自杀，你自杀了就是叛徒。”陈伯达摇摇头:“不对，我查了书，共产党人是可以自杀的。拉法格是自杀的，列宁还纪念他，这有根据嘛。”王力劝他不要紧张，可以请周恩来帮助。果然，陈伯达分别找了周恩来、康生、关锋谈话，他们一起劝他，他才消除了自杀的念头。
事后，江青得到了消息，气得指着陈伯达的鼻子痛骂:“你给我自杀，你给我自杀!自杀就开除你的党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气自杀吗?”
在这种情况下，不讲究策略行吗?江青这样想。
中南海的夜晚，温顺而又幽美。
碧绿的水面，像一个静悄悄地睡在绿色地毯上的姑娘，安宁香甜。人们只能隐隐约约地听到远处传来的宣传车的喇叭声。清风从水面上飘来，轻轻地拂过屋顶。这里粉刷一新的古建筑依然保留着明清两代皇室的风韵，黑油油的浓荫和清冷的环境显出一副庄严的样子，神秘而又肃穆。
离丰泽园北边不远，是座新建的游泳池。从去年八月以后，毛泽东就搬到这里来居住，已经九个月了。除了睡觉，他几乎都在这边的新旧房里批文件、看材料、读古书、听汇报、思考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问题，处理一些国内外大事。
这天，他的案桌上放的是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咏怀》。这首词他看了不知多少遍了，其中几句他能熟背下来。他非常喜欢这位南宋杰出的诗人的词章。辛弃疾的词，悲壮、深沉、凝炼、浑厚。遥寄壮志，暗潜愤慨，腹藏自己军事家、政治家的宏大抱负，字里行间体现了他爱国主义的情慷，这是毛泽东喜欢他的词的根本原因。毛泽东在思考大事的同时，翻阅一下古诗词，实际上是一种换脑筋式的休息。
他推开窗几，任凭夜风拂面而来，张开嘴作了一次深呼吸，舒展了一下双臂后，不禁轻轻吟道:“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这时，身后有人接上了他吟诵的诗:“年少万兜鏊，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毛泽东回过头来，见江青站在了他的对面，把一件灰色衣服帮他披在了身上。
“你会背这首词，能解释了吗?”毛泽东坐到沙发上，温和地望着他的妻子。这一段时间，他多次批评她不注意研究大事，不认真读书，不钻研马列，说话随便，有几次气得他对着她大喊:“你给我滚!滚!”
看到毛泽东情绪很好，江青感到一阵轻松，她把手里的提包放在桌几上，也坐了下来:“会背当然也能解释。京口北固亭在今江苏镇江东北，京口曾是三国时吴国孙权建都的地方。这首词是辛弃疾临死前两年，大约是他六十六岁时的代表作。他藉赞扬孙权战胜北方敌人的武功，讽喻南宋统治集团投降主义的怯懦无能，同时也表示了自己实现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理想。他是虎老雄心在，不到黄河心不死啊!”
听她讲完，毛泽东微微睁开眼睛，问:“你说我们党内，像辛弃疾这样的人有几多呀?”
江青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窘在那里。
毛泽东站起来，神色沉郁地说:“你们有些人呀!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不行啊!陈伯达原来写些文章还可以，现在越来越不行了。还有你的那几位秀才，兴趣都不在写文章上了，想什么，无非是一个权嘛。那个权不好掌哟!你们懂生产吗?懂经济规律吗?会打仗吗?非也!像周恩来这样的人才，你们中央文革一个也没有!”
“张春桥同志还行!在上海搞得还可以嘛。”江青不服气地插了一句。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我早就告诉过你，考虑问题一定要从大局出发，从战略的高度来采取措施。局部可以行得通的东西，如果影响大局，就得坚决制止。你已伤人太多，积怨很深了。我劝你要注意这个问题。”
这句话把江青要讲的话给堵死了。她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似乎满腹委屈地说:“党内许多人都是见风使舵，我不讲话，他们谁也不敢触动那些老爷们!”
“就你是包打天下的英雄!”毛泽东重新坐回到沙发里，自己点燃一支香烟，猛吸两口，手指弹着茶几说:“我很注意你各种场合下的讲话。你批评刘邓把群众当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我看我也是!这样下去非跌跤子不行哟。你再不自觉，我就在各种场合下公开轰你，看你改不改!”
江青慌忙点头:“我改!我坚决改正!你看最近一段我还可以吧?”
“是注意了些，谁知道你还会不会旧病复发?”
毛泽东徐徐地吐了一圈烟雾说:“公开讽刺过你的这些人是好人，像谭震林、陈毅他们，我还是很欣赏他们的。最可怕的是搞阴谋的人。嘴上一套，心里又一套，表面上把你捧得很高，背地里又在捣你的鬼。这种人最危险。可现在这种人好当啊!什么事也不干，也不管，只会拥护你。”
“润之，你是不是有所指?”江青的音调都有些改变。
“没有所指，只是泛泛而谈。”毛泽东赶忙否认，仰起头眼睛望着天花板说，“这只是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嘛。我劝你把精力注意到这上面来。你不是说张春桥还可以吗?那就把他留在中央，观察观察。我听说周恩来要他当秘书、当助手他还不干，大傻瓜一个!他如果真能有周恩来的一半就不错了。还有你江青，谭老板写信骂你是武则天，我说他是高抬你了。你有武则天那两下子呀？没有!中国只有一个武则天!倒是秦桧、刘盆子不少。”
江青就像猜谜语似的把他的话反复琢磨着，也不知道他的中心和重点在哪里。乘毛泽东端起茶碗喝茶水的时候，她悄声问:“你说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心在哪里?”
“抓大批判!”毛泽东很果断地说:“让你们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拿起笔来，真正写几篇有分量的文章。红卫兵们的斗争方法很不高明，动不动就是砸烂某某的狗头。不科学嘛!鲁迅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我看你们除了辱骂和恐吓外，再没有别的新鲜玩艺儿。”
江青感到脸上一阵燥热，不由得从小包里掏出手帕擦了擦头上的汗，说:“我已经给文元同志布置了，他正在写批判陶铸那两本书的文章。这个人很坏，在彭德怀抛出反你那个万言书之前，他就写了一篇《太阳的光辉》的文章，含沙射影攻击说:‘太阳本身还有黑点’嘛。这个人早在去年七月下旬的会议上，就和刘邓结成了联盟，专和中央文革作对。”
“好了，好了，”毛泽东作了个停止她讲演的手势，说，“文章写好后不要急着发，先送我好好看看!你把去年五月十六日的中央通知拿来，我再好好的看一看。”
江青猜不透毛泽东的含意何在，只好从他的文件柜里找来了那份发动文化革命时的重要文件，放在毛泽东跟前。毛泽东站起来，打个哈欠说:“你走吧，我要休息了。”
车门关上的一瞬，江青留恋地看了看毛泽东这幢住地的外型和颜色以及周围景物的特点。这座看起来不起眼的新建筑，其实非常坚固。她觉得，按毛泽东要求设计和建筑的这座住地，不正是反映了他的性格特征吗?
钓鱼台的几十幢楼区灯光暗淡，悄无声息，和外面北京城各个大专院校的楼房的喧闹声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央文革的成员们已习惯于那种夜间通宵开会或工作的习惯，反而当太阳升起时就感到疲倦了。
陈伯达和王力刚才同时接到毛泽东的电话，让他们在明天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批判彭真的那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陈伯达瞥了王力一眼，对着话筒说:“主席，明天是五月十七日，在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发出一周年的时候，重新公开发表这份伟大的文献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我们都没有准备，来不及写出社论，你看是不是可以推迟发表?”
“不行!”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明天一早必须见报。社论
当然是来不及了，不过没关系，可以晚一天发表。”
“彭真的那个《二月提纲》和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四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是不是一同发表?”陈伯达请示道。
毛泽东说:“当然要一起发表。这是对立的两个文件嘛。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才能提高人们识别事物的觉悟。一同发!”说完，电话就放下了。
王力马上让办公室的人通知康生和江青，同时找出文件准备立即交送《人民日报》排字车间。他觉得毛泽东这个决定十分突然。一般来说，这么重要的东西，至少在一周前就要做准备。可这次来的这么急，莫非老人家又有新的战略部署?
这时康生和江青急匆匆地赶来。康生翻了翻这三个文件，弄不清突然发表这份文献的背景。他把目光转向江青，是想探出点消息来。江青笑了笑，不置可否地说:“主席让发就发吧。社论由伯达、关锋、王力和本禹同志连夜赶写，写完后送主席审阅发表。”
康生优心忡忡地对江青说:“这两个附件发表合适吗?”
“怎么不合适?”
“你看，这里面涉及的人太多了。我是彭真那个五人小组的成员，大事记里也有王力的名字。现在这样发出来，容易让别人产生联想。会给炮打中央文革的人提供口舌。”
江青想了想，点点头说:“这么一说，我也主张暂不发附件。来，我亲自跟主席说。”她抓起电话，很熟练地拨通了毛泽东的电话:“是我。我给你找出来的五一六通知你看了吧?我有两个建议。第一，公开发表时去掉彭真名字后面的那两个‘同志’二字，对，这说明我们同他的矛盾性质已经变了。第二，通知后边的那两个附件就不要发了。这样容易引起误会，反而冲淡了我们的真正用意。对了，现在的红卫兵敏感得很，一看有那么多的材料，会怀疑到她们身上嘛。像康老，坏人总想整他嘛。那好，就这么定啦!”
她放下电话，对陈伯达等人说:“主席已经同意了我的意见。附件不发表啦!社论晚一天发。”
康生长长地喘了一口气，疲倦地坐在了沙发里。
陈伯达、王力和后来进来的关锋、戚本禹都听到了江青的声音，以为发这份重要文件的背景，她很清楚哩。
康生亲自把陈伯达等四人连夜起草好的文章带进中南海，送到毛泽东的案头。
这位老资格肃反专家看起来脸色不好。瘦长型的脸上爬满皱纹，眼皮有些浮肿，总是青拉着，好像哪儿疼痛似的。康生今年六十九岁，比毛泽东小五岁，但他的气色比起满面红光的毛泽东来可就差远了。他来的时候，毛泽东还没起床。工作人员告诉他:“主席凌晨五点才躺下，服了安眠片，刚刚睡着。”
其实，他也是只睡了四个多小时就爬起来了。
今天的《人民日报》和各省市的报刊上，都全文刊登了去年五月十六日发出的《中共中央通知》。这个文件，一年前从政治上摧垮了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打开了炮打刘少奇的缺口。一年后重新发表，人们必然会产生种种猜测。为此，明天必须发表这篇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写的《伟大的历史性文件》的文章。从六十年代初，全党和全国都已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凡以这种名义发的文章，都是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声音。而这类文章，都必须要经毛泽东本人审阅和修改才能发出。
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康生虽有惊恐的时刻，但心情大多是兴奋的。
仅仅一年的光景，他的威望、荣誉、尊严，乃至权力，都已达到了巅峰。他的名字，己从几十人后窜到了全党的第五位。作为一个政治家，还有什么比这些更重要的呢?没有了!当他向数以千万计的人挥动《毛主席语录》。向虔诚的人们发号施令而他们报之以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时，他激动得几乎要死。只有这种非常岁月，他才能如愿以偿。所以，他下定了最后的决心:紧跟毛泽东，一切以他的意愿为中心，干到底!干到死!
康生是喜欢摆老资格的。他在莫斯科停留过多年。参加过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和斯大林等人都有较多的接触。而且从二十年代中期就始终在中央机关里活动，所以一谈起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党内事件，历史人物以及细节，他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特别是，他从三十年代初，就参加中共中央特科的领导工作，好多事他都亲身经历过，所以一直有‘肃反专家”的美称。
江青在一次会上就公开说:“什么这个‘老’那个‘老’的，我一概不承认，我只承认一个康老。他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呢。”
起初，康生并没有把江青放在眼里。他背地里和他的老婆曹轶欧讲:“那个女人有什么本事?整天穷咋呼!不要多理她!”所以，一九六六年七月下旬，毛泽东和江青回到北京，正式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要王力兼办公室主任，戚本禹、穆欣和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三人作副主任。曹轶欧就不买江青的帐。
江青有意抬高北京大学写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说她是“真正的优秀战士”。曹轶欧公开顶她:“当时我作为理论小组的工作组在北大，大字报的事我最清楚，那主要是杨克明写的。杨克明找聂元梓署名，她先是拒绝，后来才同意。因为聂元梓是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所以她的名字才写到前面。聂元梓不能算这张大字报的领衔人。”
江青火了:“当初有罪时谁也不往前头挤，想到人家是党总支书记。现在有功了，都他娘的跑来争功!我就只认危难时领头的。聂元梓保定了!”
曹轶欧毫不退却:“保也要看看她是什么人!已经臭不可闻了还要保，越保越被动。”
“你骂谁臭不可闻?”江青一手叉腰，一手拍桌子:“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主席定的案。想把这张大字报的领头人搞臭，请问居心何在?”
过了不久，江青把王力叫到她办公室，郑重地说:“曹轶欧同志当中央文革办公室副主任不合适，你劝她不要当了。这不仅是我，而且是毛主席的意见。”她见王力想说什么，马上作出手势制止住他，接着说:“但是你和她谈的时候，不要把我和主席抬出来。就作为你的意见去搞。可以吗?”
王力很为难，但是他不得不去办。到了康生的家里，他先和曹轶欧转了个圈子，最后委婉地说:“曹大姐身体不好，依我看，不必担任副主任了。这个差事是跑腿的事，往往费力多而不落好。”
康生很聪明，马上就听出了话头。他走过来问:“是不是江青让你来这么说的?”
王力尴尬地笑了笑，点头也不是，不点头也不行，只好含糊地说:“康老和曹大姐都是聪明人，何必要弄得那么僵呢!我看，不干副主任也就是了。”
康生把桌子猛地一拍:“不干就不干，不过她别欺人太甚!谁也不是三岁的小孩，连这点雕虫小技还看不出来，简直不像话!”
就在今年二月十四日，中央文革按照毛择东的意见开会批评陈伯达和江青，关锋和王力去请康生来主持会议时，康生依然瞪着眼睛拍着桌子说:“要批就批江青，都是她一个人搞的，陈伯达被她逼得都要自杀了，干什么事都是她一手遮天说了算，别人都成她的傀儡了!”
但是，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后，林彪把谭震林骂江青是“当代中国的武则天”的信转给毛泽东，毛泽东于二月十八日召集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群、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这几个人连夜开会，大发雷霆:“你们这么大闹，我就和林彪重上井岗山闹革命!陈伯达、江青你们枪毙了!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线，让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于是，整个风向大变，由原来的反“左”变成反击“二月逆流”!
这下，康生的思想上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似乎从毛泽东的怒火中领悟了什么。散会后，他对王力说:“我同主席相处这么多年，还从来没见他发这么大的脾气。看来，江青确实不简单哪!”
从此，他对江青的态度变了!
他事事主动找江青商量问题，在她面前显得毕恭毕敬。见江青时，他先给她的秘书打电话:“江青同志休息了没有?如果没休息，我就去向她请示几个问题。如果休息了千万不要打扰她，等她起床后再说!”
人们还发现，每次中央文革开会的时候，康生都要看江青的眼色行事。凡是江青点头的他都坚决支持;凡是江青反对的，他连夜就查档案，第二天就证明这个人不是叛徒就是特务，要不就有什么重大问题。
毛泽东穿好衣服走出来，歉意地对康生笑了笑:“让你久等了!”
“哪里，哪里，我们经常为工作上的事打扰主席的休息，心里十分不安哪!”康生站起来，很亲热地和毛泽东握手后，把文章从一桌上拿起递到他手里，又说:“经过一年的文化革命，它的伟大的作用和意义已经充分显示出来了!”
毛泽东翻开文章，看了一页，很幽默地说:“昨天，你和黄永胜、吴法宪等接见中央专家组的讲话很厉害哪。看来，揪叛徒又是你的一大发明创造。”
康生不知毛泽东的含义何在，心里“格登”一下马上接着说:“这是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结果。过去他们的历史问题谁也查不清，还是群众运动好呵!一大批叛徒、特务都揪出来了。”
毛泽东哈哈笑了一阵说:“怪不得苏修广播骂你是刽子手，说明他们也怕你哟。”
“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我康某人不胜荣幸之至!”康生故作轻松地说。
毛泽东很快看完了那篇文章。他想了想，坐到写字台上，抽出笔在文章的结尾处又添写了一段话。写完后，他把文章递给康生，微笑着说:“就这样吧!”
康生翻开最后一页，只见毛泽东在最后加的这段话是: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康生看完这段话，不住地点头，嘴唇上的小胡子一翘一翘地说:“主席的这个提醒太重要了!非常及时，非常准确，我回去要文革小组好好地领会这一重要思想。”
“不谈这些了。”毛泽东话锋一转，突然地问:“你调到中央机关是哪一年？多大了?”
康生又一怔，停顿了一下，马上回答:“我是一九三O年改组了中共江苏省委后，调到中央组织部任秘书长的。当时已经三十二岁了，早过而立之年了。”
“那时你们中央在上海，我可是领着红军打游击，为建立红色根据地忙得不亦乐乎哟。”毛泽东很有滋味地品着香烟的味道，思绪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如火如荼的战争岁月。“那时，李立三、瞿秋白、王明，都是反对我的，骂我是右倾，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他们一个比一个左，好像一个早晨就能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我在你到中央的那年，制定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不知道你晓得不晓得?”
康生马上接着说:“就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路线嘛。主席的思想我还是很熟悉的。这条路线的基本精神，是联合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劳动人民，集中力量分阶段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
“很正确。文化大革命也需要一条正确的方针和路线哟。”毛泽东目光对准康生，眸子闪着光亮，“这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你抽机会向年轻人讲一讲，他们头脑发热，对党用鲜血换来的经验很淡薄了。”
康生被他的这些看来很不连贯的思想弄得发愣。毛泽东就像让人猜谜似的不断给人出题，答案却叫你费心思考。但他还是不住地点头，表示听懂了党的最高领袖的重要指示。
“你是在一九三一年的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当选中央委员，成了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吧?”毛泽东温和地问。
康生的思维马上随着他的提问，又回到了当年，说:“是的。那年一月七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逼迫下，党在上海召开了那次全会。出席会议的共三十七人，其中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二十二人;列席的有江南省委、北方局、团中央、全总党团和部分根据地代表十五人。因情况紧促，会议只开了一天，长达十五个小时。向忠发主持会议，他作了《中央政治局报告》。”
毛泽东笑着说:“那个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其实才是刘盆子哩。啥也不懂，完全成了王明和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附庸。是不是啊?”
“不错!”康生说，“他在武汉时任湖北全省总工会的委员长。一九二七年到了莫斯科，被共产国际视为中国无产阶级的象征。其实他是真正的大老粗，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只会跟着他们喊口号，但在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由他和周恩来、张国焘三人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除了他们三人外还有:项英、徐锡根、陈郁、户福坦、任弼时、王明，共九人。候补委员是七人，有罗登贤、关向应、王克全、刘少奇、温谷成、顾顺章
“还有我!”毛泽东伸出右手食指点了点自己的鼻子说，“我比你稍大一点点，还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嘛。但是那个中央班子可是选的不大好啊。一个顾顺章叛变，就把整个中央弄了个乱七八糟。顾顺章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哪!他手里掌握着很多机密嘛!”
于是，康生又给毛泽东讲起来那段很少很少的人才知道的历史——
一九三一年四月中旬，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后，把中共中央在武汉的交通机关，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和红二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的机密以及他所知道一些在武汉的共产党党员住址，和盘端出，奉献给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蔡荣彪。
蔡荣彪接过他写的材料，当即通知各路军警连夜大戒严，按地址迅速搜捕共产党。
立刻，武汉上空，罩起了一片白色恐怖的阴云……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下午，江青满心喜悦地坐在她的办公室写字台前，铺开信纸，拧开钢笔，思索了一下要用的词句。然后，飞快地写了起来。
这是她反复考虑几天后的重大决策!
决策前，她任何人也没告诉。原计划还想找一些人商量的，但想到那没多大用处。因为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任何人都无权表态，任何人也不敢发表什么超越证据的意见。与其让别人抓住把柄，不如自己点线引爆。
这些年，她跟着毛泽东，不能说没学到一些东西。她很清楚自己干一些事或讲一些话的后果，为了争取主动权或者说是留有余地吧，凡中央文革开会，除贯彻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的一些重大决定外，她一律不准记录。
毛泽东从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后，对自己的一些私下谈话和召集的小型会议，都宣布不准记录。起初，江青并不理解毛泽东的意图，认为底下的人原原本本记录，身体力行贯彻，总是好意吧，这有什么过错呢?没几年，细心的她发觉了其中的奥妙。政治家再伟大，毕竟也是人。真正聪明的大人物很清楚自己的分量和水平，也很会为自己寻找退路。不过，江青不愿意使自己留下踪迹，还有另外的含义。
比如写这封信，她就认为自己这一着棋十分高明!
江青写道:
林彪、恩来、康生诸同志。
原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的女儿周小华，在大串联中从上海查到了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他们要求同我面谈。因那时我不在中央，对这段历史不甚了解。现将反共启事附上，请你们阅后提出意见。
她很潇洒流利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和日期后，嘴角露出笑容:我看你如何应付我的火力侦察!
三个小时以后，江青的这封信和附件便送到了位于北京城皇城根附近的一条小巷的院落里。这所院落，外表看起来毫不显眼，进了里面才能领略到这里的主人高深莫测，非同凡响。里面曲里拐弯出现了好几道围墙，形成了院中有院，院院相连的好些漂亮建筑。这里门廊甚多，院子四角昼夜都有全副武装的哨兵站岗，每道门内都有武装警卫。所以，如果真有刺客窜进来，肯定要眼花迷路，插翅难飞。
秘书接到信封，一看上面那两个“绝密”大字和“林彪亲启”的字样，便连封都没拆，马上进了叶群的房间，把信呈上去。
“哪来的?”叶群正在写字台上全神贯注地学书法，稍有些浮肿的肉包眼皮抬都没抬便问。“你给我念好了。”
“信是钓鱼台发的，是给首长的绝密件。”
叶群像触电似的直起腰，睁大眼睛:“是江青来的?”
秘书不置可否，把信递到叶群手里。
叶群连手也顾不上擦，拆开信一口气看完，惊得不由自主的“啊”了一声。她匆匆忙忙穿过内廊，直奔林彪的卧室:“不得了啊，一0一，又要出事了!”
林彪吓了一跳，浓黑的扫帚眉拧成两个疙瘩:“你、你咋呼什么?天又没塌下来!”
叶群晃动着手中的材料，慌不迭声地说:“十一号要揪周恩来了，把他的叛徒材料都拿到手了，你看，你看!”
林彪扔下手中的放大镜，把眼前的《辞海》往后一推，一反常态地夺过叶群手中的信看了起来。
“我早就看出十一号楼对总理想下手!你看我的眼光尖不尖，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这可不能含糊，你得表态!”
林彪看完信后，把眼睛微微闭上。这是他思考问题时的习惯。叶群知趣地闭上了嘴巴。她知道，眼前这位丈夫的脾气很古怪。他陷入沉思后，是任何人也不能打扰他的。他伸出右手指，轻轻敲打着他的额头。大约五分钟后，他抬起了头:“最近你见江青了吗?”
“那是五月十四日的事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遭到萧华操纵的保守势力的冲击。为这事我在第二天到了钓鱼台，把情况向江青作了汇报。她说:‘萧华这个人，真是扶不起来的天子。’看来，她……
“所答非所问!”林彪很厌烦地皱起了眉头，“你这个人说话总是这么罗嗦，我问你这两天见江青了没有?”
遭到抢白，叶群老大不高兴，可这种时候她不能发作，于是不冷不热地说:“见了!”
林彪的眼睛里立刻闪出一种光亮:“她没说总理什么话?”
“她过去说总理是‘折中主义’，在路线问题上老是‘和稀泥’，可以看出她对总理……”
“我问的是现在!”
“现在没听说!”
“她没说新发表五月十六日中央通知是不是有所指这类问题?”
“这倒没听说。你打算在这个信件上批几句什么样的话?”
“什么话也不批!”
“那怎么能行?”
林彪缓慢地从椅子里站起来，沿着宽舒的地毯走了几步，又拐回来，站在叶群面前，把手臂往下一挥吼道:“今后国家大事你给我少开口!”
这下叶群可真憋不住了，她狭小的眼睛一下子瞪得老大，叉起腰向前跨了一小步:“你今天是吃上炒黄豆了还是怎的?怎么一开口就呛我?我这么替你操心，难道是为了我?我提醒你，江青可不是好惹的!文化大革命真正要打倒谁，哪一次不是她说了算。”
最后这句话，在林彪心理上发生了很大的震动，马上不说话了。
这几年来，他名曰认真地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实际上是在研究毛泽东其人。从他的喜怒哀乐，到言行举止，甚至外出行止，他无不在细心地观察和琢磨。特别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前后毛泽东的重大决策，既谨慎又果断，既有胆略又有策路，既有进攻又有撤退，手法灵活多变，但目标却是始终如一。他敏锐地发现，毛泽东在发动每一个攻势前，都要巧妙地利用一种力量或劳力，一旦达到优势时，他才公开出马。所以，每一次斗争中，他总是掌握着主动权。
他还发现，毛泽东搞政治斗争如同军事决战，每个战役或战斗打响前，都有一番频繁的火力侦察和战术试探，用毛泽东的话讲，凡是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如果文化大革命要分为几个阶段或战役的话，那么每个阶段或战役前进行侦察和打信号弹的，确确实实是她!
她就是江青。
发动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批判，向彭真开火，点燃反对刘邓的熊熊烈焰，猛攻陶铸，上海掀起夺权风暴，都是这个女人在首先牵线和组织兵马。毛泽东偶尔也说几句批评责备她的话，但那是策略!是告诫!当阵线分明之时，毛泽东最终支持的，毕竟还是她!
不过，江青在贯彻毛泽东的意图时，也夹杂着不少她自己的私货。所以，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弄不清到底哪些是她自己的意见，哪些是毛泽东的主张。林彪最感到头疼的，就是这个。
“育蓉!”叶群换了一种口吻，用亲昵的语气说，“你总不能对江青的信没有丝毫反应吧?这可关系到你在钓鱼台那边的声誉。你要知道，‘十五楼’和‘八楼’可都是听她的话的，‘第三组’挨整是早晚的事。”
“十五楼”是毛家湾的主人们之间称陈伯达的代号，“八楼”则是指康生。周恩来在党中央排列第三，所以叶群和林彪就称他为“第三组，。
林彪城府很深地笑了笑，从床上拿起一盒火柴，掏出两根划着，把鼻子向下嗅了嗅，闻到一股火烟味。他很喜欢这种刺激。然后，他把火柴盒往茶几上一扔，说:“我何尝不愿意盼周恩来早些倒下去呢?但是他和刘邓陶不同。他始终掌着实权。虽然我名义是副主席，是接班人，但现在这只不过是个摆设。党权军权毛泽东紧抓不放，行政大权离了周恩来不行。国务院各部委、副总理基本上都是他的人。毛泽东不会不考虑到这些。所以，在军队没有插进国务院之前，我不能抢在‘万寿无疆’的前面表态。这样会使人起疑。’
这番话确实高明，使叶群深为佩服，她脸上顿时恢复了往日那种谦恭的笑容:“你早该给我交底嘛!你说，对十一号楼该怎么应付?”
突然，秘书急急忙忙地跑到门口，隔着玻璃传话:“首长，江青同志看您来了!”
林彪和叶群一怔，相互使了个眼色，整整衣服迎了出去。
宽大的客厅里，身穿军装的江青反剪着双手，正饶有兴趣地欣赏着墙壁上那幅林彪和叶群在五十年代的合影。照片上的叶群，嘴角露出娇滴滴的微笑，倚靠着身穿元帅服的林彪，林彪的一只手搭在她的肩上，像初恋的少男那样紧紧护卫着她。
江青鼻子连涨几下，含怒不露地心里骂道:“什么老革命，浑身都散发着资产阶级的情调!”
确实，江青不但打心眼里看不起叶群，连林彪也不放在眼里。她认为，林彪除了能打仗外，再没有多少值得称赞的东西。理论上，不过是一些空头口号而已。真正的马列主义精髓，他压根儿不懂。写文章更不用说了，离了秘书和指派的秀才，他连个像样的初稿也拿不出来。叶群更是草包，除了养尊处优地仗势发号令，施展些小权术外，没有丝毫真才实学!
他们之间的合作和亲密，完全是从各自政治需要上彼此利用!
叶群和林彪一见江青，立刻表现出少见的热情。叶群三步并用两步地奔上去，拉住她的手，不住地说:“几天不见，就特别想念你。我和育蓉正念叨你哪!”
林彪接上话茬说:“你批来的材料和信我都看了。您的才干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最好的发挥，过去把您埋没了。许多叛徒、特务都是您端出来的，这是为党除害呀!”
江青嘴角露出笑容，摇摇头说:“这主要是红卫兵小将和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功劳，我不过是作了些应该做的工作而已。”
叶群拉着江青坐在了长沙发上，对林彪说;“你听听，江青同志多谦虚!这点就值得我们好好学习。不过，江青同志，我可得给你提个意见，你得接受!”
“什么意见?”江青摘下眼镜，一边擦着镜片一边问。
“你很不爱惜你的身体，经常劳累到深夜。这可不行!累坏了，可是对革命的最大损失。你要再不改，我可要造你的反了!”
江青哈哈笑道:“造反也没用，你想想，文化大革命这么多复杂问题，我们不出面承担和解决还能靠谁?总不能都推给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吧?”
林彪笑了笑，说;“那是，那是，主要靠你们嘛!像总理那样的人，忙虽忙，但抓得尽是小事，是事务性的琐碎事，所以很危险。不抓大事，就可能出修正主义。国务院的问题很多，我看根子就在这里。”
提起周恩来，他们三人的脸色都严峻起来。
江青问:“伍豪等人的脱党启事你看是什么性质的?”林彪很有分寸地说:“这件事真与假，我不清楚。但伍豪就是周恩来，这个我早就知道。他在上海时，我和毛主席正在苏区根据地打游击、搞土地革命。不过，据我了解。在白区工作过的那些人，大多都不是好东西。不是叛徒也是王明分子。如果周恩来真写了脱党启事，那么问题就严重了。”
江青板着面孔说:“所以我给他来了个‘敲山震虎’，看他怎样动作!”
林彪把眉头紧皱，很是担忧地摇摇头:“不过，我很担心，现在弄周的问题，时机不到。”
“此话怎讲?”
“周恩来在国务院根深蒂固，上上下下都有他的人。比如二月逆流的那帮黑干将，都是他的打手和帮凶。现在他们都还没有清洗净，要弄周就很困难了。再说……”林彪有意地把话停顿，转过身子盯住江青。
江青微微一笑:“请林副主席接着往下说嘛，没关系，我们都是自己人。”
林彪点点头:“我想了解一下毛主席对这件事的态度。”
这个滑头鬼!江青心里骂道，脸上却一片温和，轻轻说:“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惊动主席，我想看看周恩来的态度后再作下一步的打算!”
林彪“哦”了一声。
《伟大的历史文件》发表的当天晚上，北京钢铁学院宿舍楼的一间房子里，六、七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学生正组织学习讨论，进行分析。他们几个人分别来自师范大学、航空学院和两所中学。其中一个还是梳两小辫的姑娘，修长健美，宛若一株饱含生命绿芽的柔柳，稚气的面容虽然一派冷傲，但举止言行处处表现出她很不成熟。
但是此刻，她却俨然是一副先知先觉者的口吻:“同学们，党中央重新公布五一六通知和发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重要文章，不寻常啊!我认为，这是毛主席发动另一个新战役的动员令。揪出彭罗陆杨，又揪出刘邓，最近揭露了陶铸，我敢保证:还要再揪出一个隐藏更深、一听叫你吓一跳的人物。你们听，文章中说:‘现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但是严重的斗争任务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应该好好理解‘严重的斗争任务’这七个字。这就是说，还有一个睡在毛主席身旁的赫鲁晓夫没有揪出来!”
别看人小，话的煽动劲却很大。一下子把那几个毛头小子的心都撩起来了，他们磨拳擦掌，很想在这场风浪中出出风头，露露脸，也当当聂元梓、蒯大富那样的人物，尝尝左派的滋味。
这时站在窗台前，手抚下领的张旗开口了。他是钢铁学院的学生，生就一种不甘寂寞的性格。文化革命一年他默默无闻，认为机遇没到。所以反刘少奇、反邓小平、反陶铸，都让大家赶前头了。现在，他决心干出两件惊人的大事来声震神州。
“你们知道吗?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中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倒台了!但中国又出现一个反动势力的总代表!他就是周恩来!”他提到这个名字时心里颇抖了一下，那是由于紧张和激动造成的。“周恩来紧步彭真的后尘，炮制了一个没有正式文件的二月提纲，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及其保皇派提供了理论武器。”
这时，有人问:“现在反总理行吗?毛主席会支持我们吗?”
张旗把腿往椅子上一搭，挥着拳头吼道:“革命就是要冒险，当初聂元梓他们贴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时不也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风险吗?遭围攻不可怕，围攻出左派，我这次就豁出去准备坐牢。到那时，我要让毛主席给我亲自平反，我们就都成了响当当的革命左派了!”
“我再给大家透露点消息!”那个漂亮姑娘脸上露出神秘的表情，压低声音说:“我们这次炮打周恩来是有绝对把握的。他从文革发动以来一直与中央文革有很大分歧，甚至是原则问题的分歧。他对文化革命是很不理解的，江青和他吵过几次了!我敢保险，炮打周恩来，中央文革肯定会支持!”
“你找过中央文革的人吗?”
“找过。”这位姑娘脱口而出。话说出来，她不禁有些后悔。因为这是她第一次说谎。而且向她的战友们说谎。其实，她找是找了，但没见中央文革的正式成员，而只找到了关锋的妻子周英。周英只是《红旗》杂志的编辑。
“他们表示支持我们的行动吗?”那人穷追不舍。
“那当然!”谎话只要一经开口，往下的就不觉脸红了。
几个小时前，她揣着一颗兴奋和不安的心，费了很大的周折才经过哨兵允许，到了关锋的家里。出来接待的是他的妻子，她告诉姑娘:“关锋因工作关系，住在钓鱼台，一般不回来。你们有事，可以和中央文革接待站联系。”
在那位身穿蓝制服的短发女人面前，姑娘感到无限的荣幸，她激动地讲起了钢铁学院文化革命的情况，还没提到周恩来对他们炮打党委书记不支持的问题，那位周英就不耐烦了。她不住地摇头:“钢院的情况我不了解，也不愿插手这方面的情况。我只是《红旗》杂志哲学组的一般编辑，有关文章的事还差不多。”
姑娘碰了个软钉子，但毫不气馁，反而忽闪着好看的眼睫毛问:“那能不能把关锋同志的电话号码抄给我，有什么情况我们可以向他汇报和联系。”
周英不好意思推托了，便把电话号码告诉了她。
会上，姑娘掏出口袋里的笔记本，翻开里面那一页，骄傲地说:“你们看，我这里有关锋同志的电话号码，请大家相信我，炮打周恩来肯定能成功!”
“打倒周恩来，我们不仅有现实材料，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他的历史材料。”张旗铁青的脸上泛出一丝红晕。尽管给他透漏消息的人再三让他保密。但此时此刻，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使他根本无法控制住自己的嘴，甚至每一根神经。“他的原名叫伍豪，早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就写了脱党启示，使用恶毒的语言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斯大林……”
“真的?快把材料拿出来让我们看看!”
尽管才七八个人，但人人热血沸腾。在张旗的眼里，这七八个人就是潮水般的人流，就是千千万万人群的欢呼。他像姑在主席台上检阅大军那样地挥了挥手，示意大家安静。“同志们不要着急，你们相信我张旗好了。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上我将第一个签名。说老实话，我张旗才二十岁嘛，我是不会拿着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的。没有把握的事，我绝不会干!材料现在不能公开，到时候一定是先让大家看的。这里有个统一指挥问题，我得听上边的。”
这一番真真假假的表白，把众人都拥到了云里雾中，谁也摸不清他的底细了。
紧接着，他们酝酿成立统一组织。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他们一致同意，他们的组织名称就叫“首都五一六红卫兵”。
已经失去理智的年轻人，明明只有少得可怜的人，偏偏要打肿脸充胖子，硬要将组织下辖十几个纵队，几乎每个人都要管辖几个队伍了。至于人马吗?管他娘的，反正树起造反旗，就有送粮人。到时候，不愁千军万马不汇到他的旗帜下。
一阵晕眩，使张旗已经看到了一片欢呼的海洋和雪片似地飞来的支持电、支持信，他即将成为聂元梓、蒯大富之后的另一位英雄了。
康生看完江青给他送来的材料和信，猛地打了个愣怔:这是怎么回事?莫非那个不可一世的女人果真想拿总理开刀吗?吃惊之余，他不由摸着下巴，动开了脑筋。
遇事反复权衡和思考，这是康生每走一步之前的必经程序。
周恩来的历史，是光明磊落无可挑剔的，这点他比谁都清楚。但问题在于，周恩来无论历史上或近几年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同毛泽东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有看法。只是因为周恩来善于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所以他同毛泽东、江青等人的每一次分歧都没弄僵。每一次和中央文革的争论，虽然周恩来保留了自己的意见，但他还会在行动中力所能及、非常巧妙地坚持自己的一些作法。“周恩来是和事佬，专搞调和矛盾的工作。”江青很不满地批评他。
但是，毛泽东也在会上公开说过:“我们现在还需要这种八级泥瓦匠!”他还在去年七月的一次谈话中说:“无论是我，还是刘少奇、林彪或者其他人当第一把手，都离不开周恩来总理!”
这是康生亲耳听见的。莫非毛泽东想一改初衷?他想了想，有点拿不定主意。政治风云瞬息多变，不吃透最高领袖的意图，一夜之间便可能成为众矢之的。康生轻轻地告诫自己。而且他也很清楚，查历史找问题，那不过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找藉口而已。
凭心而论，他和周恩来只有友谊，并无个人恩怨。但从建党以来近五十年的历程中，周恩来在党内始终担任最高领导阶层的具体工作，这就很难保证他始终如一地站在某一个人一边。作为共产党人的他，总想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使个人意见服从党的利益。这是周恩来居于漩涡中心而没有卷入泥坑的主要原因，也是有些想整他而整不倒的根本所在。文化革命以来，江青在周恩来面前顶顶撞撞、旁敲侧击，而他只不过一笑置之，稍加解释罢了。的确，要想在“文化大革命”中应付各种矛盾，支撑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没有惊人的毅力和非凡的才干，没有丰富的经验和灵敏的头脑，是绝对不可能的!
想到这里，他忍不住为周恩来抹一把眼泪!
但是，要为他得罪江青，承担政治风险，他此时此刻是不会的!
于是，严酷的回忆，良心的折磨像吞噬着他的灵魂的两只血目，使他陷入最难熬的时刻。不是身临其境的人，很难理解这种痛苦。
那是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周恩来出访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回来，康生前往机场迎接。在他出访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国内情况很严重。康生已经意识到文化革命不是一般的运动，连刘少奇、邓小平都陷进去了，陈毅也陷进去了，他希望周恩来千万不要陷进去!
欢迎仪式后，他同周恩来坐一辆车回来。
路上，他靠近周恩来小声说:“北京情况复杂，你要注意。主席对刘少奇和小平已经很不满意了。现在中央文革也和半个月前的性质不一样，所起的作用大得多。你不要参加工作组的活动，要管一管文化大革命的运动。陈伯达和江青管不了，也管不好。”
周恩来一边听着，一边微微点头，没吭一声。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周恩来主持日常工作，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依然十分尊重，使得江青十分恼火。她含沙射影地骂道:“有的人一提批刘少奇，就像掘了他娘的祖坟!”周恩来明知是指自己，也只是装着听不见，把气忍了。
这年国庆节，为所有政治局常委上天安门同群众见面，周恩来煞费苦心。他说:“国家主席是刘少奇，他没撤就得重点突出。”可为了能在中央文革通过，又像个国家样子，便拟定了一个方案:毛泽东站中间，右边是林彪，左边是刘少奇。把宋庆龄、董必武安排在刘少奇这一边，林彪那边再依次是政治局常委。他把这个排列顺序报请毛泽东后，毛泽东、林彪都点头了，
江青心里有气但也无可奈何。
陈伯达、张春桥在为林彪起草国庆节的讲话稿时，把刘少奇、邓小平的路线称之为“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毛泽东已经同意。上了天安门城楼后，陶铸、王任重、王力商量后，一起找到毛泽东说:“称‘反革命’太重”，建议改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毛泽东连声说:“好”。并马上把林彪叫到身边，从随行记者手里借了一支钢笔，亲笔作了修改。
晚上，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准备乘敞篷车看烟火时，张春桥向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在语法上不通，还应该改回来。”毛泽东想了想说:“不要改回来了，以后就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吧!”
所以，关锋、王力起草《红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时，就以毛泽东的提法写了如下一段话:“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健。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
中央文革讨论这篇社论时，江青在会上骂:“和事佬貌似公正，骨子里反对革命。一定要多写几句批判的话。”关锋不同意再写了，说:“再写多了就冲淡主题，到底是批哪个为主呢?”江青一听，也只好作罢。
对于这篇社论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周恩来同样反对。他找到毛泽东说:“党内路线斗争，从来只是提‘左倾’或是右倾，现在把少奇同志的路线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合适吗?”
毛泽东说:“改成反动路线比其他两种要好些，对外宣传也有了区别嘛。反革命路线英文译作Counter revolutionary line,反对革命路线英文译作anti-revolutionary
line,最后我看还是用revolutionary line好嘛。‘左’和右的提法不太适用刘少奇了。”
周恩来点点头:“主席，我懂了。”
后来，江青到处讲:“主席对中央在八九月份的工作很不满意。这一段根本没有触动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一、二个人的半根毫毛，实际上还是想捂盖子嘛。”
康生完全明白，江青这话是冲着周恩来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江青在体育馆接见红卫兵时，只说了王任重、周荣鑫的几句话，就把他俩打倒了。江青说:“周荣鑫看样子就不是好人，是联动的后台。他的做法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你们可以把他打倒么!”
周荣鑫是协助周恩来处理红卫兵问题的主要帮手，突然把他打倒，使周恩来很恼火。他在中央文革说:“这件事最使我被动。事先连个招呼也不打，就把荣鑫作为敌人来处理了，这叫我靠谁来抓红卫兵的工作呢?”
江青冷笑道:“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离了周荣鑫，是不是地球就不能转啦?我看让张春桥当国务院秘书长，肯定能干得比他好!”
周恩来说:“不管怎么说，红卫兵要好好地领导，也应该有组织、有计划，不能一窝锋地乱来。”
江青火了:“我就反对你这种条条框框，这不叫支持革命，是压制!”
江青扭头就走，立刻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周恩来也去向毛泽东汇报，提出了他的担心是把铁路搞乱，要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人民的生活。毛泽东把大手一挥:“这有什么关系呢?不要紧嘛。红卫兵都是我的客人，要来的都可以来，我们要管饭。乱就乱他一阵。我们要接受苏联的教训。在苏联，直接见过列宁的人太少了，后来就把列宁主义去了。我要让几干万红卫兵直接与我见面，要一次一次接见下去。”
这样，周恩来只得保留了自己的意见。他日夜操劳，亲自调动火车，调动粮食，保证了红卫兵的食宿。人们眼看着他的身体一天天地消瘦下去。
一九六六年底，讨论工矿农村的文化革命形势时，周恩来再次指出:“我看有两条必须坚持:一条是不能停产闹革命，工矿农村不许大串连;另一条是工矿不搞跨行业的组织。”
这两条，国务院的领导同志都赞成，报请毛泽东后，他也批准了。
但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的“安亭事件”，立刻冲破了周恩来提出的这两道“防线”。
事情是这样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下午，以王洪文为首的工人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要求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接见，承认他们的组织。上海市委根据中央的那两条精神，对此采取了“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态度。
于是，王洪文决定率领几千工人冲向上海北站，声称到北京告状。次日凌晨，他们登上原定开往郑州的“六O二”次列车，于七点强令调度室发车。列车在八时十七分开抵安亭，上海铁路局下令阻留这趟列车。这么一来，几千造反工人便滞留在安亭。
王洪文为了向上海市委施加压力，决定卧轨拦车。十日中午十二时，当十四次上海至北京的特快列车途经安亭车站时，铁轨上躺着、坐着许多戴红袖章的上海工人。列车不得不停止运行。
消息传到北京。李富春代表政治局常委找到张春桥，让他到上海处理此事。任务是恢复通车，铁路不能中断。
张春桥去了安亭后，一见王洪文等人就说:“我不是以上海市委书记的身分，而是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分，要求同你们回到上海去谈。”经过一番热烈而又亲切的交谈后，他承认并接受了“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等条件，还亲笔签了字。
签字的时间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陈丕显闻讯后，首先给担任中央文革顾问的陶铸打电话，陶铸明确地说:“不行!要坚持中央原来的政策，张春桥的这两条不合适，要采取补救措施!”
陈丕显又立即给陈伯达打电话，气愤地质问:“原先中央说过不承认建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为什么张春桥承认了?卧轨拦车，明明是破坏交通，为什么张春桥承认这是‘革命行动’?张春桥在签字之前，为什么不与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为什么他反而说，一切后果要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
陈伯达很清楚张春桥的分量，以和事佬的口吻说:“我的老乡，不要那么发脾气，冷静点，这问题很大，不要匆匆忙忙地表态，字已签了，中央再研究嘛。”
张春桥也很快与江青、陈伯达取得了联系。江青说:“我要立即见主席，要抢在陶铸前面，不能等到明天。”
第二天下午三点左右，毛泽东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开常委扩大会。他拿出宪法，念了一段“公民有言论、结社的自由”后，含怒不露地问:“宪法你们看不看?我认为，上海问题上，张春桥是对的，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嘛。认为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要基层党组织领导，要依靠老工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康生看的很清楚，周恩来眉宇间一直皱着个团，几次他想说什么，但始终没有讲出来。
安亭事件后，毛泽东让陈伯达和周恩来分别起草关于工矿企业进行文化革命的文件。周恩来把起草任务交给了陶铸、李富春和谷牧。谷牧把各大区、重要工矿企业的负责人都找来，经过几番讨论，起草了一个文件。
文件报到林彪那里，林彪连续主持会议，指着鼻子连声训斥:“你们这是用生产压革命，还说什么要把王洪文们的气焰压下去，这怎么得了!工矿企业的革命一定要搞好，影响一点生产也不怕。生产进度下降就下降，不然。生产的成果给谁?给修正主义吗?”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上海夺权的消息要见报，毛泽东让周恩来主持会议，通过中央的贺电。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口授的意见，通过贺电时用的署名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毛泽东看后，说:“再加上个中央文革。以后这四个机构并列发文件和通知。”
从此，中央文革可以向各级党委下指示了。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以后，江青、陈伯达等人以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为名，连续开会批判谭震林、陈毅、徐向前。江青几次当着周恩来的面问:“他们讲话放毒，不是你主持会的吗?”
周恩来被迫检讨说:“我在路线向题上不敏锐、迟钝。”
江青吼道:“是动摇!”
周恩来也再次重复说:“只是迟钝!我在敌我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从来是明确的，是坚持原则的，这是第一。第二，在组织上，我也从来是遵守纪律的。”
三月份，中央召开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期间，江青几次提议要把怀仁堂会议的文件发下去，毛泽东就是压着不发。江青当着毛泽东的面又催时，毛泽东很明确地说：“因为那几个老同志的问题牵扯到总理，所以不能发!”
康生想到这里，长叹一声:“处于矛盾的中心，难啊!”
他的手不自觉地又拿起桌上的安眠药瓶，他不能再绞尽脑汁地思索和回忆这些问题了。眼下需要的是休息，是冷静下来的静静思考。他刚要拧瓶盖，一只纤细的手抓住了他的手臂，一把夺过药瓶:“你不能再吃了!”
他一转身，原来是妻子曹轶欧。
康生本能地又恢复了他那副沉稳、多谋的面孔。此人有着超常的坚忍，即使在最复杂的局势下，只要有第三者，他也能竭力自持，不会流露半点长吁短叹和哀嚎怨怒。
但他的苦闷优愁，瞒不了曹轶欧的眼睛。
窗外，早已是星斗闪烁摇颇，月亮早不知躲到哪堆厚厚的云层里去了。曹轶欧把窗帘往里拉了拉，很郑重地说:“在这件事上你要格外小心，毛主席此时此刻是绝不会打倒总理的!”
“何以见得?”康生对他的内当家向来是礼让七分的。因为曹轶欧同样是位资格很老的共产觉员，他们在二十年代后期上海大学读书时就产生了感情，一九二七年底正式结婚。他很佩服她的敏感和独立见解。许多事实证明，她的很多预见都是十分准确的。
曹轶欧坐下来，指着桌上的信件说:“这个反共启事只要一查，就能看穿是国民党特务伪造的。再说，当前国内形势大局未稳，刘少奇一直要求开会讨论他的问题，陶铸刚刚打倒还没作正式结论，现在又想拿总理问罪，毛主席会同意这么干吗?再说……”
康生见她突然停住，就冲她点点头:“说下去!把话讲完!”
“你早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和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就分别在两个提到‘伍豪脱党启事’的材料上批过:‘这完全是造谣污蔑!事实上，当时周恩来同志老早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件事。’我怕你忘了，特意去查了一下这方面的记录。我怕你为了迎合江青，到头来自打嘴巴！”
这下，康生的每根脉管里像受了灼热后又突遭冰激，浑身肌肉不能自抑地颇抖了几下，头脑似乎清醒了些。
从上午九点开始，六十七岁的周恩来总理便开始接见四川省两大派组织的赴京代表。
无休止的争论，各不相让的互相指责，整整折腾了四个多小时。周恩来始终注意倾听着各方面的意见，不时地用铅笔在几张白纸上写着什么。
一年多来，他每天的工作量已经超过十六个小时。紧张的会议一个接一个，待批的文件己经摞成小山。细心的工作人员已经发现，总理的眼睛经常有微微红丝，头发急剧灰白，脸上皱纹也由细微的纹路变成深痕。但是，他的精神很好，劳累一天后，偶尔打个盹，又是一番通宵达旦的工作。
“总理，内蒙军区请愿战士代表已经等了五六个小时了，是不是让他们先回去，下午再谈。”秘书在接见完毕，周恩来上厕所的间隙请示。
周恩来伸出胳臂看了看表，说:“不用了，通知大会堂准备一百来号人的饭，端到北京厅。我和他们边吃边谈!”
“这、这合适吗?”
周恩来苦笑一声:“怎么不合适?下午还有一个解决内蒙问题的会议，中央文革的同志都要参加，我必须出席。所以，只好这么安排了。”
“可你老这样工作，身体会拖垮的!”
“我没有时间多解释，就这样办吧!”周恩来挥挥手，示意他立即去这样准备。
从漱洗间出来，他在走廊里稍站片刻，思绪飞快地回到解决内蒙问题的措施上来。
这时，赵秘书夹着公文包迎面而来。
“参加会议的中央文革的同志来了吗?”周恩来问。
“江青身体不适，不能来了。”赵秘书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个信袋。“但是，她有绝密件交你阅处。”
周恩来掏出手帕擦了擦头上的汗珠，接过那封看来轻飘飘、但似泰山重的信和材料。
字字犹如狂风迅雷，句句冒着硝烟火星。
刹时周围一切都静止了，凝固了，只有两人臂上的手表“嚓嚓”作响，指针艰难地走着。
一股股怒火从胸臆间蹿上来，但他很快忍住了。周恩来的表情像钢浇铁铸一般，没有纹丝的变化。他嘴角露出一丝微笑，轻声吐了两个字:“无聊!”
他刚要把信件退给秘书，忽然改变了主意。从上衣口袋里抽出水笔，接过秘书手里的公文包，蹲下来垫在腿上，在信封上就写了起来:
江青同志：
此件已阅。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名，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道是造谣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是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
周恩来
等赵秘书从隔壁搬来椅子时，周恩来已经批阅完毕。他把信件交给秘书，吩咐道:“请把此件送给江青同志处。越快越好!”
周恩来处理完毕，迈着沉稳的步子，进了会议室。顿时，大厅里等候他的解放军代表们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
毛泽东听取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关于解决四川、内蒙问题的汇报时，发现周恩来几次走神。他非常熟悉政治局常委以至每一个委员的思想脉络，他们每一个细微的变化或反应他都了如指掌。这是他的超人之处，也是一个政治家应该而且必须具备的素质。
等送走林彪、陈伯达和康生后，他留下周恩来，微笑地问:“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没有，大概是这几天疲劳的缘故。”周恩来不愿主动提到江青那封信的问题。
“不对!我明明看出你有话想说但又不愿说嘛。”
周恩来心头一阵发热，只好点点头说:“有人找到了三十年代刊登有《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的一些报纸，于是有人怀疑我也是叛徒。”
毛泽东大笑起来:“什么?弄来弄去你也成了叛徒了?哈哈，这场全面内战可打得热闹了，好人和坏人都分不清了!看来，除了我身上还干净些外，你们都不干净了。我快成了地地道道的孤家寡人了。你放心，你要成了叛徒，我就是叛徒的后台!”
周恩来忍不住也笑了:“想不到国民党特务在三十五年前造的谣言，现在成了一些人制造混乱的武器。”
“那没关系，可以暴露他们和国民党一样嘛。”毛泽东逐渐收敛了笑容，神态变得严肃起来，“这股谣言的风源口来自哪里呀?”
周恩来摇摇头:“记不清了。但可以查一下。主席你还记得一九三一年四月间顾顺章叛变的那件事吧?”
毛泽东眯着眼想了一会，拍着沙发背说:“怎么能忘记了他呢!这个人如果还活着，也是一位很好的反面教员呢。”
他叛变后，他的老婆被我特科人员处决了，他和蒋介石分别发出启事和布告，在全国通缉我和康生同志。”周恩来回忆着说:“大概那个启事在此之前他们伪造的。”
毛泽东说:“你回去把有关的材料和报纸找一找，这个问题要说清楚。我们党内有股风不好，一抓什么，就一轰而起。现在抓叛徒，好像我们被捕过的同志都成叛徒了。天下本来无鬼，可当人们信鬼的时候，好像到处都有鬼。这叫神经过敏。一九三一年底时，我在江西根据地，好像也写过一张通缉顾顺章的布告。对了，还是和张国焘等人联名签署的呢。你看，不得了了，我和张国焘都串到一起了。让红卫兵看到那份材料，岂不又要奇怪一阵子吗?”
两个老战友开心地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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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板着而孔，把一张盖有鲜红方印的大字布告展开，一字一句念了起来: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令
—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
工农革命的叛徒顾顺章(又名黎明，原名顾风鸣，曾化名为广化奇魔术师，年约廿七、八，上海吴淞人，身材极矮)自从今年四月廿五日在汉口被国民党反革命的侦缉队捕获后，立即向反动统治投降。将中国共产党驻武汉的交通机关部西联县苏维埃政府及红军二集团军的驻武汉办事处告诉敌人以至全部破获，并捕击革命战士七十余人。他们都被武汉反动政府杀害。甚至在一只江轮上有一位同情于革命的工友，(这一机关只有顾顺章知道)顾也将他供出，于是被送入反革命的牢狱。因为有了这些血的代价和保证，于是顾顺章致电南京要求亲见蒋介石。到南京后，他除将中央及苏维埃政府红军与一切工农劳苦群众革命团体的组织情形活动状况告密于国民党反革命外，他更将已经为南京政府定了徒刑的中共中央委员及全国革命青年领袖恽代英同志等从狱中指证出来，给反革命立即枪杀。同时，又将他在上海所晓得的中
共中央委员及负责人: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等同志五个住址告诉反革命，幸而这几个同志这时正已离开上海，故未遭难。接着顾顺章就依他所知道的线索继续让他的亲戚家人在上海侦察中共各革命团体的机关及负责人。不幸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即在他这布置中被捕遇难，成为顾顺章板变革命投降反革命之最大的贡献。从此，顾顺章遂进而为蒋介石秘密杀人机关的KK小组中的一个要员。与陈果夫、陈立夫、徐恩曾、杨虎等反革命凶犯同为蒋介石杀人的助手了。
叛徒顾顺章消灭革命组织和革命领袖肉身的毒计不能得逞，乃改变方略硬以杀人犯污我革命负责同志与中共中央。企图用这一阴谋诡计破坏中共及其负责者群众中的信仰。更无耻的是顾顺章自己还登报通释中共负责同志周恩来等，说他自己自从叛变后并未陷害过共产党任何个人，而只是闭门读书。这种无耻的抵赖，绝对掩不住他凶恶残酷的毒手所给予革命的损害。至于他悬赏通缉，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当他们置身于革命的时候，他们的生命既已登记在反革命的通缉单上，又何待叛徒顾顺章登报通缉!
这张通缉令的署名是: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张国焘、项英。
落款日期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
“娘希屁!“蒋介石一反他的斯文神态，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自言自语地骂道:“一切都是和我对着干!毛泽东太可恶了，我和你们誓不两立!”接着，他又痛恨，恨他手下的人都是饭桶，都是废物!竟能眼睁睁地让周恩来从层层封锁和包围中跑了，这不是对他自尊自信极大的讽刺吗?
陈立夫和徐恩曾进来时，正赶上这位独裁者大发雷霆。不过，他俩都熟悉了面前这位统帅的性格，倾盆大雨之后必定是鸟语花香的春容。所以，他们在他咆哮、怒骂时，只是垂手而立，不插言、不辩解。等他骂够了，累了，他自然会换面孔，就像川剧里换脸谱似的，只是瞬间的事。在他发作时，千万不能有人劝，越劝越糟糕。
即使再难以捉摸和高深莫测的统治者，只要和他接触长了，就能琢磨他个差不离。
眼前正是这样。
“你们两个坐下!”蒋介石的气消下去了，他开始踱步，转了几圈后，手指点着桌上的布告说:“这个东西你们研究过了没有?”
“都看过了。”两人几乎同时答。
“你们看出什么名堂吗?”
他俩面面相舰，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所以不敢贸然答腔。
“连这点都看不出来，笨蛋!”蒋介石素来喜欢压低别人抬高自己：“反共，仅凭武力和封锁不行，得用脑筋，得让他们互相猜忌，自相残杀。”
“不错!”徐恩曾立刻领会了他的最高领袖的思路，马上接着说，“共产党最痛恨的，就是被他们称之为‘叛徒’的人。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暗杀这种人，为的是惩罚和灭口。为什么一个顾顺章反戈，就把他们弄得惶惶不安?用他们的话来讲: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
“很好!”蒋介石喜悦得满脸放光。“你们试想一下，假如中共听说周恩来这样的脱离了共产党，或者是投靠了我们，会怎样呢?”
“立刻人心大乱，土崩瓦解!”陈立夫也明白了其中的奥妙。
“可这样的人是不会放弃他的信仰的，特别是周恩来，我了解他!”徐恩曾说。
蒋介石立刻板出训斥的面孔:“你读过《孙子兵法》吗?"
“读过!”他霍然立起，谦恭地回答。
“知道什么是反间计吗?”
这时，他俩才恍然大悟，彻底明白了总裁此番紧急召见他们的用意。
其实，中共中央近几个月来发生的情况他们根本不知道。
九月下旬，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一大批在上海引起国民党当局注意的共产党人纷纷转移到中央苏区。十一月初，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的党组织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诬蔑为“狭溢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领导。
于是，中央苏区的领导核心思想混乱，人心浮动，而蒋介石积极调兵遣将，发动第四次围剿的空气越来越浓。
这年十一月底，中央政治局决定:周恩来火速前往中央苏区，负责领导那里的党政军事务，准备指挥反围剿以保卫江西革命根据地。
十二月的一天，灰黄色的浊云笼罩了黄浦江。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消没在浊雾里，往日繁华的大上海骤然像个病得呻吟不止的老人，随着刺骨的寒风呜呜起来。
周恩来深情地望了望自己战斗了多年的地方，悄然说:“别了，上海!再重逢时，愿你变得年轻些，再年轻些!”
周恩来这次离开上海，非常机密。陈云和赵容也只是在黎明前才得到通知的。在和周恩来紧紧握手的瞬间，陈云禁不住热泪滚滚:“大哥，你要保重!”
周恩来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沉稳地摇晃了一下他俩的手臂，转身登上了南下广东汕头的客轮，开始了到瑞金去的征程。
船到汕头后，中共地下交通站的人将他们三人安排到一家条件较好的金陵旅馆。
这时，风虽然停止了，但天气依然阴沉沉的，像扣上了一层锅底。周恩来穿着风衣，穿过天井，依次像散步一样将这所旅社暗中观察了一遍。蓦然，旅馆内室里的一张照片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一九二五年汕头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的合影。照片上的周恩来目光炯炯，英俊威武，特别突出。他警戒地环顾了一下四周，见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才拐回去对随行负责警卫的小高说:“马上转移!”
“为什么?”
“服从命令!”
于是，他们静悄悄地离开了这家旅社。
第二天，周恩来换上整洁的西装，以留洋考察回国的专家身分，买了二等客票，上了到潮安的轮船。谁知整个舱位里就他们三个人。周恩来皱了一下眉头，当机立断:“挤到三等舱去，这里引人注目，容易暴露目标!”
他们挤在嘈杂拥挤的三等舱里正装作打盹，查票的开始检票了。
周恩来一眼认出，这个查票的是当年东征时，到东江行政公署来向他请示过工作的一位铁路工人积极分子。在这种场合下，倘若被他认出来，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
当他走近时，周恩来往下拉了拉鸭舌帽沿，压过眉梢，转脸向窗外望去。小高机警地站起来用身体挡住他，漫不经心地随手把船票递给检票员。
检票员看了看票，很客气地弯了弯腰:“这是二等票，请你们到二等舱去。”
小高连连点头答应:“我们马上过去，马上过去!”
等他走后，周恩来仍然停留在原处未动，终于度过一场虚惊，平安到达潮安。
到大埔途中，周恩来一行在青溪站上岸过夜时，中共地下交通站的负责人卢伟良安排下他们后再没出现。周恩来立刻产生警觉，他“嗖”地从腰间拔出手枪，对随行人员说:“在尖锐复杂的敌我斗争中，什么意外的情况都可能发生。现在，我决定连夜翻山，步行穿过游击区!”
他们立即将子弹上膛，准备好战斗的各种装备，步行赶路，闯过了闽粤边界。
十二月十四日，在红军反“围剿”胜利的影响下，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干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的率领下，于江西宁都举行起义，加人工农红军，编为红军第五军团。
此刻，周恩来正在去瑞金的途中。
他对前来接应他的交通员说:“还是这里如火如荼，把国民党的军队都吸引过来了!说明这里才真正是革命的中心啊!”
刚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听说周恩来到了瑞金，立刻骑着马赶来见他。
毛泽东打量着面容消瘦，领下飘着长须的周恩来，一手扳着他的肩膀，一手紧握着他的手，连声说:“真想不到，我们在此汇合了!汇合了!”
“事实证明，还是你有远见!”周恩来诚恳地说，“让我们俩紧密合作，共同为实现新中国斗争吧!”
毛泽东虽然红光满面，但这几天疲惫的脸上增添了不少愁云。他那高耸的颧骨下，聪颖、智慧、坚毅的眼睛里饱含着一种愤怒。但他很会掩饰和控制自己的感情，依然笑嘻嘻地说:“你刚来，先熟悉一下情况再说吧!中央代表团的同志们在那边，你先和他们聊聊，然后咱们再接着谈!”
周恩来清晰地感觉到，毛泽东是个深沉而真正深思熟虑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挑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担。
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几乎在同一天收到了市公安局和市委办公室等十几个单位报来的材料，内容全是反映首都出现了一个自称是“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组织，最近两天散发了大量的传单，张贴了一些大标语，矛头指向周恩来，说他是“睡在毛主席身边的又一个赫鲁晓夫”。
谢富治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自从前年底罗瑞卿出了问题后，毛泽东才提议他兼任公安部部长的。他机敏、老练、冷静，他很清楚他这个位置的重要性，不能有半点儿马虎，稍有一点差迟就会坏事。
他拿起印有“绝密”字样的公文夹，里面是摘有那个组织散发的传单的打印件。
传单中说:“我们认为，坚定地认为: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总根子，是六十年代的武训。”
谢富治转过身来，问公安部负责侦破这起案子的负责人:“这个五一六兵团是哪些人，查清楚了吗?”
“正在侦察。”
谢富治神态非常严峻:“你们务必抓紧查清!不过，有两条
必须注意。”
那位负责人掏出笔记本准备记录。
谢富治摆摆手:“你用脑子记住就行了。不要写在笔记本上了。”他想了想接着说，“第一，查出这个组织的活动地点后不要惊动他们，但要密切注视他们的动向。牵扯到谁都要查清，但必须秘密行动;第二，所有侦察此项行动的人员都不准向任何人透漏侦察的内容，违者按泄密论处!所有的报告准备四份，分别报毛主席、林副主席、江青同志和我。”
那位负责人接受了任务后，转身走出办公室。谢富治继续往下看材料。
“现已查清，周恩来早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就写了脱离启事，公开背叛中国共产党，背报党和人民。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向革命势力一次又一次玩弄阴谋，进行反扑。我们为了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必须打倒周恩来。他的存在与否，关系到无产阶级的胜败，关系到未来世界究竟属于谁，关系到无产阶级的大旗能否打到底，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
谢富治合上卷宗，陷入沉思之中。
突然，案桌上那台红色电话机“嘟嘟”响了，他急忙抓起电话:“哦，是我!”
他一听声音，就知道对方是江青。听筒里说:“北京又出现了一个叫五一六的组织，你知道吗?”
谢富治不胜惊讶，江青竟然这么快就得到了消息，说明她也掌握着一定的消息渠道。
“我也是刚刚看到他们散发的传单和标语，正准备向你汇报的。”
“你尽搞马后炮哇!”一种不满的森然之气，直撞谢富治的耳鼓，“这么重大的情况难道你们不马上报告?我问你，他们这些传单是什么时候、何人散发和张贴的?你知道吗?’’
“我正在组织力量侦破。”
“什么?你认为他们是反革命?把它当作案件了?”
“那……”谢富治感觉到江青的声音，隐含着对自己刚才汇报的不满，不禁有点惶恐不安。“江青同志，我派人了解一下。”
“快点把准确的消息报我!”
“是!”谢富治刚才有些紧张，额上和鼻尖上，沁出了几滴汗珠。
陈毅坐着小轿车在外交部门口绕了一个圈就回来了。街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像无形的千军万马，隐含着一股股刺眼眩目并带无情萧杀的寒气。
“他妈的，这纯粹是逼老子下台嘛。”元帅出身的外交部长跳下来，边往屋里走边大声骂道;“老子偏偏不就范，大丈夫宁肯死在战场上也决不会自己倒下!让他们来吧!”
“哎呀，你这是嚷嚷什么呀?”张茜嗔怪着从屋里跑出来，拉住他的胳膊就往屋里走，“人家一天盯你的梢，也不怕别人向上汇报你。”
“我陈毅行得正，走得直，光明磊落，从来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
“那也不见得，别忘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谣言可以杀人哪!既然想整你，没有材料可以捏造，没有真的假的多得很哟。”
陈毅顺声一望，原来自己的家门口站着一位瘦削的老人，额头爬满了蚯蚓般的皱纹，眼睛微微发红，好像刚刚哭过。那身深蓝色的中山装，恰似一尊晚霞时的金刚。他没想到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李富春会在这种时候来到他家里，这说明中央一定发生了更加重要的情况。
自从今年二月十六日发生所谓“大闹怀仁堂”和“大闹京西宾馆”的事件后，这几位副总理和老将帅们终日闷闷不乐，似有满腹忧苦无处诉，很少再在一起聚会，甚至连见面的机会也没有了。用周恩来给他们的要求话说，就叫:“沉下去，不给人以任何把柄。”但今天到底是怎么啦?
回到客厅后，李富春盯着陈毅那副狐疑的面孔，许久没话。陈毅实在沉不住气了，激动得把茶几一拍:“有话快直说嘛，天塌下来也不过是一瞬间嘛，犯啥子愁哟!”
“情况复杂了!”李富春终于从嘴里迸出几个字:“有人要对总理下手了!”
这比炸弹响在头顶还令人震惊，陈毅一下子从沙发里弹蹦起来:“谁敢对总理下毒手?”
“别急!”李富春把脸一沉，“你啥子时候才能改变你这惹事的火爆脾气?你怎么到现在还看不出来，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斗智、斗政治手腕的较量，不学会保存自己的实力还算得上什么政治家?告诉你吧，钓鱼台里的那位妖精越来越精灵了。这回的发难手腕高妙的很哪!”说完，“啪”地甩过来几份材料。
陈毅几乎是一口气读完那批材料的。他，浑身的血液直往脑门顶上蹿，整个脑袋就像填满了炸药，随时都有可能爆发一场雷霆之怒。他强按住一股又一股的愤怒，血红的眼珠子凝视着李富春:“你应该知道，这是对恩来同志的诬陷。当年国民党反动派制造这起谣言和骗局，是为了从思想上瓦解中国共产党，现在有人利用这些东西来放毒，则是为了从组织上彻底消灭我们党的精英。富春同志，你应该知道，一旦总理倒了，我们党就彻底完了!大权就是彻底到了那帮秦桧手中了!”
李富春的腮帮子打了一阵哆嗦，半晌才又挤出几个字:“我们要说话了!不过，得巧妙一些，不让钓鱼台和毛家湾的人有任何察觉!”
“主席最近在哪里?”
“没离开北京。”
“他表态了吗?”
李富春轻轻地摇了摇头。
陈毅那对浅灰色的弯眉向上一挑:“他老人家应该明了此事啊!现在除了他，谁也压不住这股狂风，这股暗无天日的狂风。”
李富春若有所思地站起来，就在陈毅的大厅里踱开了步，一边走一边想。陈毅熟悉老战友的这个习惯，这一年多来，他每当一个复杂的打击降临时他的眉头就越皱越紧，大厅里昏黄的灯光照射着那张扭曲得可怕的脸，似乎他的腮帮子也痉挛了，嘴唇时而紧咬，不断地显露出一排牙印子。
“对了!”陈毅拍着大腿叫起来。
“有啥子好办法?”
“陈云同志三十年代在中央工作，他完全可以证明恩来的清白，我们把消息透漏给他，让他站出来作证。”
“这倒是个办法。”李富春反复地思考了一会，缓慢地说:“再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只有让他站出来，还有那个康老，可他并不听我们的，鬼才知道他会写出什么样的证词来。”
“不过，陈云同志在逆境之中，他会冒这种政治风险吗?”
“我知道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事关总理一世清白的大原则问题上，就是杀头坐牢的风险，也得冒，也得挺身而出!”
两天后，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接到了陈毅的电话，他感到非常意外。好几个月了，毛泽东一直牵挂着外交部，一直想念着他这位刚强气盛的外交部长。不过，他很少直接和他联系，遇有大事都是通过周恩来直接给他布置的。近两个月来，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急转疾下，锋芒直接对准了陈毅、乔冠华，姬鹏飞这些人。特别是印尼发生大规模的反华排华浪潮后，驻印尼临时代办姚登山等人回国参加运动，更使外交部的斗争出现了变幻莫测的色彩。打倒陈毅的声浪与日俱增，使得他那位老战友没法继续工作。对毛泽东来说，这正是观察人、考察人的极好机会。他知道，外交部的大权是极富有吸引力的中华皇冠，很多野心家人物都在盯着这个部门，许多人都想插手这个地区，从这里的各种叫喊和呼啸中，可以看出各式各样脸谱的人真实动机和意图。所以，毛泽东对外交部的各种报告和材料，看得最多、最快、也最详细。但是他很少留下痕迹，甚至连一段批示都没有。正因如此，他初次听到陈毅打来电话的声音时竟有些陌生了，弄得心里疙疙瘩瘩，很不是滋味。
“主席，我想见您，有许多重要的话想向您倾吐。”
“哦，时间已经不早了，有什么话写出来我看好了。或者你可以找中央文革谈一谈，找总理都可以。”
“主席，我就是找您，只有对您我才能说得心里痛快。你了解我，我在历史上犯了不少错误，左的右的都有，但是我对您，打心眼里敬佩，跟着您，我是至死不回头的……”
“别说了，别说了，这些我晓得，你的心情我也是晓得，你不必介意，过去的事就莫要再提了嘛。”
“不!”陈毅的语气更加恳切了，“主席，我这次请求召见，还有更为重要的事情。我有极其重要的信件要亲自交给您，这些东西到了别人手里，我不知道会发生多么不幸的事件。”
毛泽东打了个怔，一下合计不透陈毅的葫芦里到底装了什么药。怔了片刻，他才轻声说:“好吧，你一个人来吧，我等你。”
“不过，请主席不要再通知其他人。”
“真不知道你又要变什么把戏。”毛泽东在电话里笑出了声，“好，我听你这位外交部长的吩咐，遵命就是了。”
陈毅当即调来那辆黑色大红旗轿车，吩咐司机直驶中南海。沿途一律绿灯放行，进了西门，轿车向左拐进，穿过幽静的碎石小道和两旁古朴深暗的楼阁水榭建筑，来到了已经被涂上神秘色彩的“二O二楼区”。毛泽东自去年搬人这里后，他当的那些诸多的战友们儿乎再也难到此处。只有林彪、周恩来、江青等极少数的核心人物才能进入他的住地。这回陈毅的破格，使他心里立刻暖融融的，一种激动的心情油然而生。是啊，自从进城以后，由于工作方面的原因，自己和许多老同志一样，接触党的主席的机会和次数少了，这无疑会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乘隙离间创造了一种条件，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不过，他自己又问自己:难道仅仅是这些原因吗?
秘书领着陈毅走近毛泽东书房时，他便听见了那熟悉的高昂爽韧的声音，好像党的主席正和别人说话。那声音时高时低，断断续续，使陈毅不禁打了个怔。当他走到里而后，才发现毛泽东正捧着一部线装古书，全神贯注地熟读背诵，偶而地翻一翻，以帮助记忆。
“老帅驾到，有失远迎，请坐请坐。”
毛泽东略微欠了欠身子，让陈毅坐在他的对面，然后拍了拍手中的那部书，感慨万千地说:“看来，我的知心朋友，只有古今中外的历史了。只有历史，才是无情的，不管多么狡猾的骗子，在它面前，都会露出自己的原形。”
陈毅没料到毛泽东一见面，突然说出了这么几句摸不着头脑的话。他张开嘴，懦动了半天才说了句:“主席，我是向您请罪，检讨错误来了。”说完，站起身，恭恭敬敬给毛泽东鞠了个躬。
“元帅何罪之有?怎么现在学会了这个?”毛泽东稳坐在沙发上纹丝不动，但是陈毅从他的声音里感觉到，伟大的领袖还是动情了。
“在过去的工作中，我没有事事紧跟主席，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领会不深，贯彻不力，使我在工作中犯了不少这样或那样错误，现在回想起来十分惭愧。”陈毅照着不久前亲笔写的一份检查中的话说:“由于我的错误，给主席和其他一些领导同志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我深深觉得自己对不起主席，对不起战友们！”
毛泽东不由自主地站起来，将手中的书放到旁边的桌案上，目光对着窗外凝视着院子深处那几株松柏，好久才说:“你的错误没多大不得了，改了就好。许多事也怨不得你，这个我心中有数，恩来也有数。”
一提到周恩来，陈毅忍不住热泪盈眶，失声说:“主席，我有一句肺腹之语，不知当听不当听?”
毛泽东回过头来，感觉到了老战友的异样和反常，挥挥手说:“老总啊，在我这里，你不管什么话我都喜欢听，就是骂我的话，我也能听得进去哟。”
“主席，我认为你作为一国之主，作为全党全军的最高领袖，可以舍弃任何人，但绝对不能舍弃恩来同志。恩来对你来说，才是真正的亲密战友呀!”
毛泽东的脸变了，变得非常严峻。
陈毅生怕毛泽东会打断他的话，但没有。他加快了自己说话的速度:“最近首都的街头，出现了反对总理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有些话真正恶毒，连国民党也讲不出那样的话来，但是我们有些共产党人于出来了!许多天真烂漫的说风就是雨，根本不晓得历史，不晓得中国的大局，也参与了反对总理的活动。老实说，我怀疑这里有黑手，有后台。”
“知道是谁吗?”
“不管他是谁，反正他在中央，也许就在钓鱼台内部。”
毛泽东慢慢坐回到沙发里，眼睛盯着陈毅，观察着他的表情，不动声色地说:“我们党有个规矩，就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哪。看来，我得取消了你的发言权喽。”
陈毅笑了，笑得很惨然:“好，我的主席哟，现在有人没什么证据岂但是发言，简直要陷人于罪了。现在抓叛徒成风，动不动就给人扣上了叛徒的帽子，此风不可长哟。如果我们党的高级干部都成了叛徒，我们这个党还成为什么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甚至有些头脑发昏的人揪斗部长、副总理都觉得不过瘾了，揪来揪去揪到总理头上来了，甚至也给总理扣上了叛徒的帽子，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毛泽东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只是静静地听着陈毅的话，他的手中摆弄着一支红色铅笔，不时地在茶几的几张纸上涂写着什么。
“其实，只要问一问三十年代在上海中央工作的同志，谁都知道所谓伍豪脱党事件是国民党制造的骗局。”陈毅从自己随身携带的文件包里取出一封信，双手呈到毛泽东面前，“主席，这是陈云同志给您的一封信，请您过过目。这位老同志以党性作保，恩来同志是清白的!主席，在这个问题上马虎不得哟。”
毛泽东接过信，当场拆开，阅读起来。
“主席，惊悉有人根据三十年代上海报刊上发表的反共文章，诬陷周恩来同志曾发表过脱党的反共启事。当时我在上海中央工作，我们都知道这是敌人制造的一个阴谋。现将详细情况向您报告如下……”
趁着毛泽东沉思的空儿，陈毅继续说:“许多老同志听到有人反对总理，都感到焦虑不安。大家认为，在举国动荡不安之时，党内应该保持高度的团结，以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
“敌人是谁?”
“帝、修、反。”
这回毛泽东忍不住笑了:“人人都说陈老总坦率，这回又得到了验证。看来，耍心眼，搞阴谋，你陈毅这辈子也学不会了。”
“不是学不会，而是不学。”
毛泽东笑得更响了:“看来这回你找我，也是耍了些小心眼的，你哪里是来向我检讨的，分明是来保总理的嘛，不过，你的把戏很不高明，很快就露馅了。”
陈毅索性一不作、二不休:“主席，干脆把话挑得更明吧，我和富春、先念、谷牧、陈云等同志又开了一个小会，我们一致认为如果保不住总理，主席的威望都会受到影响……”
“这个你不要说了。”毛泽东立刻收敛了笑容，似乎很郑重地对陈毅说:“请你转告我们的一些老同志，让他们不要杞人忧天。恩来的情况，中央很清楚，我也清楚。据我所知，中央没有人反对恩来同志，如果有跳出来，那就是别有用心了。你回去做一些工作，让大家顾全大局，争取都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你们过不去，我也过不去，弄得全党上下都不高兴。你难道会认为，全国弄成这个样子，我毛泽东高兴吗?”
陈毅秘密见到毛泽东的消息，江青第二天就知道了。但谈话的具体内容，她也没有获悉，几次试探着询问毛泽东，毛泽东也没告诉她。
“现在，那几个老右一天也没停止活动，还在秘密串连。”
“串连什么?”
江青眨巴眨巴眼睛，好半天回答不上来。
“你还是老毛病，志大才疏，一意孤行。”
江青看到毛泽东面带怒容，立刻意识到了什么。尽管这个女人在中央已经到了说一不二的地步，但在党的主席面前却不得不规规矩矩，表现出少有的那种虔诚。她走到丈夫跟前，扶他坐在沙发里，轻轻为他捶着背说:“润之，你也知道，现在这场运动已经变得多么复杂。党内几十年的矛盾和国内外各种复杂的阶级斗争交织到一起，使中央文革都普遍感到了失控的局面。许多人的政治面貌现在还没有完全暴露清楚，大家还在仔细观察。”
“你总是那样，眉毛胡子一把抓。”
江青不敢吱声，乖乖坐到了毛泽东的跟前，想听取一下他对下一步工作的想法。中央文革几次开会时，有人提到了什么时间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问题。一些成员也隐隐感觉到，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毕竟有些名不正，言不顺，远不如按法定程序当选政治局委员或书记处书记那样能行使领导权。于是，一个什么时候召开党代会的问题便很自然地提出来了，老实说，江青自己也摸不透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真正意图。但是，尽管如此，她还是不顾毛泽东今天的情绪，把这个问题直接报告到他的面前。
“开九大?找谁开?”毛泽东伸出左手敲着茶几说:“现在各种矛盾和斗争的盖子刚刚揭开，像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的问题还远远没有作结论，一大批党的各级组织还没有清理，绝大多数省的革命委员会还没有成立，召开党的九大岂不是天大笑话?我问你，刘少奇究竟是什么问题?你们查清了吗?”
“不管什么问题，反正是敌我矛盾，坚决开除出党不就得了!”
“放屁!”毛泽东火了，把桌子重重一拍:“这就说明了你根本不懂党的规矩。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由幼稚到成熟的生长期。搞革命又不懂得如何革命，所以许多人闹了不少笑话。一些害革命急性病的人企图一个早上打跑日本侵略者，一个早上又打败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或者一个早上又要建成社会主义，结果事与愿违，啥事也干不成。打倒一切的人最后是打倒了他自己。党在不同的革命时期有着不同的奋斗目标和任务，混淆了革命的阶段就叫犯错误。这一点，我在《矛盾论》里讲得很透了，我看你没有读懂。”
“我已经读了几十遍了。”
“读是一回事，读懂又是一回事。”毛泽东轻轻地摇着头，“我看你们那个中央文革小组呀，真正读懂了马列的没几个。你掰着指头算一算，真正懂得搞社会主义革命的人是谁?不懂装懂，又不认真调查研究，总有一天会淘汰掉。我看，中央文革也只能作个过渡。”
江青的脸一下子红得像猴腚，但她的确很聪明，很快理解了毛泽东的意图，她说:“我早就向中央提过建议，成立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这些人的专案组，但是没有获得大家的赞同，我觉得……”
“是我不赞成!”毛泽东说，“我反对什么事都是由你提出来，为什么有些事你不去和总理去商量呢?他既是党中央常委，又是国务院总理，他应担负起中央文革处理不了的这个摊子。”
“总理很右，有些问题他思想上转不过弯子来。”江青有些愤然了。“他总和中央文革抗膀子，中央文革要打的，他要保。”
“你们连总理都说服不了，还想说服全党?所以你不行!”毛泽东放缓语气，点着江青的脑袋说:“谭震林写信骂你是武则天，我看那是高抬了你。你没有武则天的本事，你要有她那两下子倒也不错呢!告诉你，对总理要保，你如果不保，那我就出面保。”
“我主张再看看!”江青很固执地说:“我要看看他在最后摧垮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中，究竟是不是和我们站在一起。”
毛泽东将头往沙发背上一仰，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江青太熟悉毛泽东的这个动作了。每当她和毛泽东发生争论时，他只要作出这个动作，她就意味着有了自己的自由。她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毛泽东的脸部和后脑勺，发现他双鬓已出现了不少的白发，脸庞也消瘦并憔悴了许多，原本那厚实宽大丰满的额头上，增添了几道深深的皱纹，就是他那高大魁梧的身材，也似乎变得有些迟缓。这些，不是在他身边长期生活的人并善于观察他的细微变化，是很难察觉的。看到这些，江青有股不可名状的感觉。她曾多次劝告毛泽东，要他服用一些高级滋补品，但他坚决拒绝了。他说:“滋补品有利也有害，服用久了就会完全依赖它，最后到了一步也离不开、一天也少不了的地步，还是让我按照大自然的法则自然生活吧。”
一点都不错，毛泽东是个有着巨大充沛力的政治家。当八亿人口的中国各种政治，经济和国际事物全部掌管在他的手掌中，一切都由他决断时，他竟以常人难以想像的精力指挥着这个国家。但他毕竟是个血肉之躯，随着年龄的老化，他逐渐感觉到了力不从心。他需要周恩来这样的助手来支撑这个国家的轴心，但像周恩来这样的人才太少了。也许正因如此，人才感到了自己的心力交瘁。但这一切，他都深深地埋藏到了自己的心底，始终不向任何人透漏。甚至对江青，他也隐瞒着这个天机不可泄露的秘密。
江青只能凭着自己的智力，去揣摸和意会。
“润之，你要多注意休息。我劝你还是改变一下作息规律吧，长期的夜间生活，对您晚年的健康不利。”
江青的唠叨，丝毫没引起毛泽东的反应。他依然仰着脑袋，静静地躺在沙发上，不发一声。看到这些，江青心头又涌上一阵阵难以启唇的酸楚。但是，她就像骑在虎背上疾驰的那只猴子，自己也难控制自己的行动了。
江青回到钓鱼台后，立即指示秘书给陈伯达打电话，让他马上来十六号楼会议室开会。
陈伯达刚刚服下安眠药，听到电话顾不上把所有的材料带全，匆匆忙忙来到那间唯一装有空调的小型会议室。一进门，见会议室里只坐着江青和康生，他俩正在议论着什么。他们看见陈伯达进来，只打了个招呼，便继续着他们的谈话。陈伯达悻悻地凑了过来，好半天才听出是研究成立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专案组的问题。
“毛主席不是不赞成成立他们的专案组吗?”陈伯达插嘴问道:“我们再建议会不会……”
“你这个老夫子怎么越来越保守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选择着当年的老皇历念?”江青瞪了陈伯达一眼，郑重其事地说:“现在，我们同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经到了决战关头。在九大召开之前，需要给刘少奇定性，我们的专案跟不上去了。不能老把他放在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那个专案组审查，要成立专门的小组。”
康生说:“我同意任青的这个建议。如果伯达同志没有其他意见，就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提交中央了”
陈伯达的头脑正在昏昏沉沉中，见康生表了态，也马上跟着说:“我没意见，就照江青的意见办。”
“那么，就请伯达写个报告交给总理吧。”江青说完，嘴角流露出一丝高深莫测的笑容。
陈伯达以为自己听错了，忙问了一句:“给总理?”见汉青又点一点脑袋后，他的头脑一下子清醒过来了，额头上沁出了一层冷汗珠，说:“可周恩来的脱党问题还没有最后结论哪。我的意见是不是再推一推……”
康生说:“总理三十年代的问题，绝不是那个伍豪脱党启事问题，事件是国民党捏造的，不过还要中央作结论。总理的问题主要是王明路线和其他几个麻烦问题。”说着他把脑袋扭过去征求江青的意见，“你说对不对?”
“我不太了解情况。”江青笑了笑，对康生所说的问题未置可否，但随即马上沉下脸来说:“但是，刘少奇却很有可能是个叛徒、内奸。我看了好几份揭发材料，证据是很充分的。但对他的审查一直受到一些人的干扰，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看，让总理亲自抓这项工作吧，他抓，也可以会推动整个清理中央阶级队伍的工作。”
“不过，对历史问题要慎重。”陈伯达这时头脑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他对调查中央领导人的历史状况一直持消极态度，他说:“主要应查他复辟资本主义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实表现。这个为主，历史问题只能作参考。”
江青冷笑一声:“不查他的历史怎么能解释他的现实表现?我看伯达才是本末倒置呢!我敢肯定，刘少奇的历史绝对不干净。”
“起码是工贼!”康生说，“江青同志在政治上有着很强的敏感性和观察力，抓问题很重。可以想像，拱手向国民党交出几千支纠察队的枪的工贼，遇到被捕不叛变才有鬼呢!”
“对，对!”陈伯达连连点头，“那就按你们说的办，我马上起草报告。”
除了毛泽东，谁也不知道他的这项取名为“五号方案”的调查计划。参与这项活动的，总共只有六个人，都是具有长期公安和军事经验的老侦察人员。他们除了在北京、上海等地查阅三十年代时期国民党和日伪的档案外，还大规模的翻阅当时的报纸，从而发现和掌握调查线索。其中有三人负责提审被关押的国民党战犯及其警特人员，同时向有关单位的人员进行询问。所有被提审和询问的对象，都被告之“严加保密，否则严惩不贷”，同时为他们编造好了掩饰真实内容的各种藉口。
“为了对党负责，你必须这么办。”毛泽东在交待完“五号方案”的具体内容后，特意嘱咐谢富治。“所有结果，不管是残酷的还是兴奋的，你直接向我汇报。注意不让任何人参与此事，不得向任何人流露出调查计划的内容。你听懂了吗?”
谢富治并不觉得意外，但他看到的却是毛泽东那张熟悉的脸上，布满着的多虑而又谨慎的神色。瞬间，他体会到了一种信任感，继而就是紧迫、险恶的压抑。他很清楚这项方案泄露出去会在党的最高层掀起什么样的风波，所以当时他的眼睛深处闪出一丝难以诉说的担忧。
“你感到为难吗?”毛泽东似乎已看透了他的心思。
谢富治急忙躲开毛泽东那双闪动着智慧之光的眼睛，掩饰着说:“只要是毛主席交待的任务，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要保质保量地完成，请主席放心吧。”
谢富治每想起那天的情形，浑身的血液都翻滚起难以抑制的热流、说心里话，他并不希望调查的结果会以真实而出现，“但愿那是假的，是诽谤”，他这样默默地念叨。可是，某些恶毒言词的攻击传单和信件不断出现，甚至连他在最机密场合的讲话都被红卫兵拿来批判了，这说明他们的活动得到了中央上层一些人的默许或支持。这是最可怕的。从来的政治，都笼罩着扑朔迷离的色彩，你本来觉得事情正一个方向发展，而结果却从相反的方向出现。特别是当他看到周恩来废寝忘食地坚持工作时，他心里都泛起一种剧烈的抽搐，甚至连说话的声音也微微在颤抖。
秘书准时送来了他要当天看到的材料。
启开密封后，谢富治抽出里面的几页纸张，上面用钢笔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
谢富治读罢，大吃一惊。
这份材料，是总理办公室的秘书陈少康提供的，说周恩来是一个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早在一九六三年就伙同刘少奇，企图取代毛主席。他搜罗了大量的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言行，说明周恩来一直在保刘少奇，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信中最后说:“随着薄一波六十一个叛徒集团和刘少奇、彭真、陶铸等叛徒嘴脸的败露，我深信周恩来也总有一天会以叛徒、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而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这一天到来的时间，已经为期不远了。”
末尾，这封信件还提供了可作调查的若干线索，并签着陈少康的大名和印章。
谢富治的眼睛离开了那一行行闪动着可怕灼人色彩的字眼，竭力镇定着自己的情绪。不大一会儿，他脸上那种惊恐、不安的表情便荡然无存了，那双深邃的目光显得老成和果断，他懂得如何处理这类绝密的材料和信件。他有一种清醒的判断:像陈少康这类告密者，肯定是怀揣不轨之意的投机政客。他所弄不清的是:这类人物究竟得到了什么人的暗示，或者在什么样的气候下而如此猖狂?他必须弄清楚他们的背景，不然就会在险象环生的政治漩涡中造成极大的失误。
当桌子上的那部红色话机响了很久，他竟毫无察觉。直到秘书进来提醒他时，才把他从沉思中唤醒过来。
“谢富治同志吗?我是叶群。”电话里传来一个极富感情的女人声音。”不知道你现在忙不忙啊，如果有时间的话，林副主席想见见你，请教几个问题。”
话说得非常谦虚，也特别动听，倒使谢富治显得局促不安，笨拙得不知说什么好了:“我是谢富治。非常、非常感激林副主席对我的关心，说‘请教’我实在担当不起啊。好，我马上动身去，接受林副主席的指示。”
谢富治单独见林彪的机会并不多，更很少见林彪显示出对自己的如此热情。
林彪身穿一件白衬衣，披着那件军装，光着脑袋走进客厅，右手摇晃着他的手，左手拍了拍他的臂膀，拖着一丝浓厚的湖北音说.:“最近一段你辛苦了!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你比罗长子干得好多了。主席常夸你啊!”
叶群招呼谢富治落座后，也大大咧咧地坐在林彪的另一边，不等林彪开口又来了个开场白:“林彪同志很关心最近抓叛徒的进展情况，一直想找几个同志聊聊，总抽不出时间来。还是他想得周到，说找那么多人干什么，请教一下谢富治同志就行了嘛。我知道你工作忙，许多时候都是主席亲自交待的，也没敢打扰你。这次林彪同志又催我，才给你打电话。”
谢富治立刻明白了找他来的目的。
林彪的眼睛柔和而亲切，苍白的面孔显得十分平静，完全是正常谈工作的气氛。
谢富治本想表露一下自己这几天的焦虑，但突然又想到了什么，所以话到嘴边便兜开圈子。“这一段，中央有关专案组接到各地报上来的材料，揭发刘少奇、彭真、薄一波等人是叛徒。不过，中央还没来得及全面调查，有些东西还需进一步落实。林副主席需要了解谁的专案，我可以请示中央文革小组去取。”
林彪苍白的脸颊上，泛出一层极不易察觉的红晕色，打了个手势说:“那倒不必，有什么问题，他们会主动请示的。我想随便问一问，当前群众运动中有什么动向没有?”
“不知林副主席是指哪一方面的。”
“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
“这些敌情动态很多。各地一些反革命组织和敌特分子活动频繁，到处都有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信件和大字报、小传单出现。”
“敌人攻击的最多最厉害的是谁?”
“中央文革。”谢富治愿意把话说得很含糊。“当然还有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
“有涉及到首长的吗?”叶群问。
谢富治说:“凡是攻击伟大领袖和中央文革的反革命案件中，都涉及到林副主席。这是当前阶级斗争的一个显著特点。”
林彪“哦”了一声，点点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面不是坏事嘛。”接着话锋一转，又问:“有反总理的东西出现吗?”
“有!”谢富治也点了一下脑袋。
“反总理的是些什么?”
谢富治说:“据初步调查，首都出现了一个名叫‘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组织，陆续散发出大批攻击周总理的传单和大字报。但是，他们的市场很有限，并得不到广大红卫兵的支持。有些反总理的大字报刚贴出来就遭到人们的围攻，当场被撕毁，有的人被群众扭送到公安机关。”
“这个不好。”叶群插话说:“要保护四大嘛，这可是毛主席和江青同志提倡的，让红卫兵小将造反，任何人不得镇压。我们可不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
“是的，”谢富治说，“没有中央的指示，我们的公安部是不会随便抓人的。”
林彪瞪了身边的叶群一眼，脸上露出几丝不满，随即又对谢富治笑了笑，问:“中央文革对此有什么指示吗?”
“没有!肯定没有!谢富治实事求是地说，“江青同志只是指示公安部门密切注视那个五一六兵团组织和动向，没有让我们抓人。所以，群众扭送来的那些人，公安部门只是一般教育后就释放了。”
“那么，‘伍豪脱党启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林彪问此话时，眼睛突然睁大了，身子略为前倾，表现出对这个问题的热切和关心。
谢富治心里打了个沉，说:“这件事我不大清楚，也没掌握这方面的材料。”
“毛主席没让你暗中调查吗?”
谢富治吓了一跳，莫非林彪也知道“五号方案”的调查计划?如果这样就坏了!说明自己在有意封锁消息，在驾空林彪。但是，他很快从林彪的表情中发现，他对这个调查计划茫无所知，甚至连简单的代号也不知道。这证明毛泽东并没有把这一行动告诉他。于是，他很快恢复了常态，微微一笑说:“没有，毛主席并没有交给我什么任务。”
但是，谢富治的表情变化没有满过林彪。他从谢富治那瞬间的眼神里立刻觉察到他在欺骗自己，他没有揭穿他的谎话。他知道党中央政治局内有着严格的纪律，但这种不信任的表现显然伤害了副统帅的自尊心，他对谢富治的回答报之一丝笑意，尽管十分勉强:“富治同志，我理解你，也信任你。”其实这句话对谢富治来说，比挨一记耳光还难堪，但他并没有挂在心上。他认为，只要林彪不再追问下去，他的事情就会顺顺当当地进展下去。
送走谢富治后，叶群伸了个懒腰，不自然地笑着对林彪说:“看出来了吧，谢富治绝对不是我们的人，你拉也拉不动他。”
林彪像泥塑似的在他久坐的藤木椅子里坐着，仿佛呆了。浓烈的扫帚眉随着眼皮的眨动轻轻颤抖，紧抿的嘴唇好半天不开口，直到叶群踱来踱去等烦了，催问他该怎么办时，他才有气无力地说:“你给黄永胜打个电话，让他从广州来一趟，我有话对他说。”
“他来能干什么?”
“让他带材料来。”
叶群明白了。毛家湾的这个当家人早就想掌握中央最高层这几个核心人物的档案，这对下一步的和平过渡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她想起林彪不久前对她讲过的一句话:“对上层人物来说，历史上的污点就是这个人的定时炸弹，随时都可以掌握他的命运。”所以，他特意吩咐手下的工作人员注意搜集有关领导人的揭发材料，并把它们分类保管，以便供他随时调用。她也早已得到消息:江青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很不满意，几次顶撞他，弄得他在好多人面前丢丑。如果抓住了他的历史把柄，很容易置他于死地，像刘少奇那样。从对待周恩来的态度上讲，钓鱼台和毛家湾有着共同的利益所在。遗憾的是，她始终摸不住钓鱼台在此问题上的准确脉搏，这里到底有什么奥妙所在。
叶群很想解开这个谜。
相比之下，林彪显得更沉着老练，他指示在他身边的所有工作人员:任何人不准随便议论毛泽东、周恩来、江青这些领导人，否则出了问题将严肃处理，决不姑息。
当然，他们核心圈里的几个人，并不包括在内，完全不受此纪律的约束。
毛泽东无论看什么材料，都格外认真。
最近这几天，他每天都经地下通道直达人民大会堂，在福建厅里召开小型会议，听取汇报，阅读书籍，批发文件。经谢富治请示，他又在此地接见了他，听取“五号方案”的调查结果。
谢富治详尽地汇报着“五号方案”的初步取证情况，这是谢富治亲手抓这项工作后进行的最为完整的一次汇报。他抽出调查过程中取回来的二十多份书证材料，恭恭敬敬地呈送到毛泽东面前。
毛泽东带着某种饥渴般的欲望，接过材料马上阅读起来。他不时地抬起头，怀着感激的心情瞟上谢富治一眼，继续往下看，从取证上看，谢富治的材料严谨、扎实，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他可以想像，他在从事这项工作中忍受着多大的痛苦和折磨。因为这不是一般的专案调查，而是一件在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审查，稍有半点疏忽，都会给中国的革命事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在毛泽东看材料的时候，谢富治坐在他的对而，眼帘低垂，凝思着当前这场复杂的党内斗争，一言不发。
一直到放下那摞材料，毛泽东才轻轻地吐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地打了个哈欠，轻声问:“在整个调查中，有人知道你们的行动吗?”
谢富治摇摇头:“没有。”
“有人打听过这方面的消息吗?”
“林副主席找过我，似乎想了解一下这件事的过程。”谢富治用简略的语言，向毛泽东汇报那天林彪找他的经过。”但是，我没向他透露‘五号方案’的丝毫内容，我推说我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作得完全正确!”毛泽东两手重重地拍在桌子上，若有所思地说，“人心隔肚皮哟，很难预料一些人会抓住某些皮毛表面东西作什么样的文章。所以，我们挑选一个老实人作这方面的调查。现在，我们可以作出结论了，可以理直气壮地保总理了。不过，这个‘五号方案’再不要向其他人提起了。”
“是的，我听主席的。”谢富治回答完毕，似乎还有点疑问，犹豫了一下又问，“如果江青提起，也不讲吗?”
毛泽东伸出右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圈说:“此事到此结束，永不再提。”
谢富治走后，毛泽东仔细地收拾起全部的调查材料，亲自给周恩来挂电话，约他马上来谈话。
周恩来比毛泽东预定的时间晚到了半小时，这使他略感不悦。一进门，周恩来就感觉到了，他歉意地向他点了点头，轻声说:“有些红卫兵要冲击外交部，我和他们的代表谈了几个小时，红卫兵不让我离开，晚了些。”
毛泽东皱皱眉头:“是不是他们又要揪斗陈毅?”
“他们已经提出‘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了。”周恩来优虑地说。“这样下去，整个国民经济就没法正常运转了。”
“我看天不会塌下来，地球照样转动。”毛泽东晃动了一下手臂说:“他们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果真能打倒?我就不信!不过，群众喊一喊也没什么了不起，可以暴露一些人的灵魂。反正是他们打，我们保嘛。你告诉那些学生娃娃，我就是陈毅的一个保皇派。他们要打，就把我也打倒好了。”
周恩来笑道:“他们绝对没有那个胆子!不过，我认为当前的运动发展到现在，主席应该再作一些指示，不要让有些人继续蛮干下去才是。”
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你别以为我说话他们就听，才不是这样呢。他们只是对我的话各取所需，有利的就听，不利的就阳奉阴违。他们愿意这么穷折腾，我就放开让他们闹。如果还觉得不过瘾，我就离开北京，索性让他们闹上个七七四十九天。一直到他们不愿意闹的时候再坐下来谈。乱不透，就不好，坏人不清，我看现在就有这么一个问题。”
“中央文革小组要求成立刘少奇的专案组，报告我已经看了，需要请示主席决定。”
“你对他们的要求，是怎么个看法?”
“我同意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对刘少奇的问题，需要全面进行审查，然后正式由组织作出决定。”
毛泽东说:“今后，你要直接过问中央专案组的工作。那几个人办事，我不大放心。少奇同志至今抵触情绪十分严重，我看难以再保了，何况他的民愤也很大。”
周恩来低垂下脑袋，轻轻点了点头。这时一种失职的痛苦和不安深深熬着这位总理的心。他想说什么，又收住了，长时间地望着毛泽东。许久，他把目光移向别处，缓缓说道:“根据主席的指示，现在全党正展开声势浩大的革命大批判，这场批判会使全党进一步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和鉴别是非的能力，我认为通过大批判进一步加强全党的团结和统一是主要的。不这样做，就达不到反修防修的目的。”
毛泽东没有吱声，两人的谈话处在暂时的停顿状态。室内很静，没有任何装饰的屋内，更使人觉得非常空荡。
按照毛泽东的想法，他把周恩来叫来，是要把“五号方案”的调查结果全部交给他，让他彻底了解这件事的原委。不知是什么原因使老人家改变了他的初衷，或忘记了他此番召见周恩来的目的，竟对那件事连提也没提。
过了好长时间，毛泽东才又说出一句话:“恩来同志，这一段我要集中精力思考一些理论问题，北京和中央的工作，由你来主持。”
周恩来没有料到，毛泽东竟将一盘僵持不下的棋盘，全部推给了他，他以无声的沉默，接受了这个任务。
很明显，在危机四伏的党中央领导层的确有人千方百计地施阴谋、弄诡计、放毒箭、造谣言，使本来就很复杂的全国形势，更加陷入混乱和恶化之中。究竟该怎么办。虽然他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明确指示，但维护全国、全党大局的方针他是很清楚的。他明白自己的地位和作用，这就是不让中国这艘巨轮走向任何一个极端。几十年来，从血火炮雨中诞生的中国人民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呀!久经考验的一大批革命家、政治家，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一批又一批地成为牺牲品，成为十恶不赦的敌人，他是无论如何想不通的。但是，人们敬重毛泽东，相信毛泽东，认识到只有毛泽东，才能使中国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只有这样的历史巨人，才能真正使中华民族永远摘下“落后”、“贫穷”的帽子。正是基于这一点，他对毛泽东的选择和对中央各部门，各机关的人事安排，从来没有提过什么异议。然而，无情的现实又无法阻止他几度产生了某种认识，这些认识又的确使他在行动上对中央文革的某些决策产生消极作用。但他尽量掩饰着这种矛盾，保持着外表的沉静和不露声色。这种超人的忍耐和毅力，是任何政治家们都难以作到的。但是周恩来作到了，这除了得力于他几十年丰富的外交斗争经验和复杂、恶劣环境中锻炼出来的政治素质外，还全凭他的机智和人格的力量以及他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所以他在十分险恶的环境中发挥着令人想像不到的作用。是时代和历史使他自己和中国的全局及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岁月中成为一棵顶天立地的参天大树!
临告别时，毛泽东再一次叫住他，语调稍有沉重地说:“陈毅同志是好人哪!他替你鸣不平来了，尽管他也在不得志时。”
周恩来一时没弄明白，怔了一下。毛泽东接着把那天陈毅找他的情况简略地告诉了周恩来，然后意味深长地说:“恩来，这些老同志和你很有感情，他们信任你、拥戴你，这是一批了不起的财富。你要多做他们的工作，教育他们不要掉队，还是跟着我们，继续干社会主义革命。”
周恩来完全明白了毛泽东的心情，他掏出手帕，擦了擦发红的眼睛，语气十分果断地说:“请主席放心，这些老同志是绝不会避开你的，即使他们再跌倒，再爬起来也会跟着主席继续革命的。”
毛泽东深有感触地站起来，走到周恩来跟前，拍着他的肩头说:“看来，还是久经患难的战友可靠啊!有些年轻人，学会了见风使舵这一招，瞅准机会就会在你背后捅刀子。真可谓台上握手，台下踢脚。恩来，你身边就有这样的人，要注意。”
“你是说我的办公室里?”
“有没有?”
周恩来苦笑一声:“有人利用‘伍豪事件’作文章的时候，我周围免不了出现一两个插旗造反的角色。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反正身正不怕影子歪。”
“还是我的那句老话，再观察观察，既然有人想捣乱，就乱他几个月，来个天下大乱。”毛泽东放声大笑起来，“乱来乱去，还是乱了敌人。至于你、我嘛，我看不至于让他们的狂风刮倒吧?”
这句苦涩的幽默，使周恩来也忍不住笑了，尽管笑得很不自然。
陈少康成了“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大军师。
张旗对他提供的材料，日夜进行分析研究，越分析越觉得这场风暴发动得大有价值。经过一个多月的秘密活动，虽然只有百十多个学生的组织，却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原因就是他们耸人听闻地树起了反对周恩来的大旗。这个钢铁学院的学生，充满着强烈的领袖欲和决心出人头地的政治意念。这一点决定了他不怕政治冒险，甚至把冒险和出名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这也使他更加受到了陈少康的器重。他得意地拍着张旗的肩膀说:“小伙子，我没看错你，论政治水平，你远远地超过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这五大学生领袖。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任务，下一步该你登台表演了。”
凡是充满“领袖欲”的狂人，就怕有人对他进行廉价的吹捧。这种吹捧更能使他头脑发昏、忘乎所以，于出他自以为是“惊天动地”的蠢事。此刻，漂亮、精悍的张旗正陷入了这种境地。
其实，他并不了解陈少康的底细。
陈少康虽然跟随周恩来多年，却没有学到那位伟人的真正精华。他自认为和乔冠华、姬鹏飞等人水平不差上下，企图和他们并驾齐飞，但周恩来并没有重用他。一九六O年初，他由于和一位港澳地区高层人士的女儿乱搞男女关系受到周恩来的批评。使他怀恨在心，加深了对周恩来的不满。慑于周恩来在党内的崇高威望和重权在握，他的真面孔始终没有得到暴露。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以特有的政治敏感，发现周恩来和中央文革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分歧。他认为复仇和显示自己作用的机会到了。一方面，他和中央文革的某些秀才暗中联系，向他们透露周恩来在国务院和一些部门领导人谈话的内容;另一方面又和一些群众组织秘密接触，煽动他们出面炮打周恩来。起初他还躲躲闪闪，在背后策划一些名堂。后来他发现五一六兵团炮打周恩来的活动并没有受到中央文革的批评，甚至得到一些成员的公开默许。于是，他
认为时机成熟了，索性公开站出来，以他的名义撰写大量的所谓揭发材料，直接点名道姓地公开反对周恩来。
这回，他公开坐着小轿车来到钢院，和张旗、李健等兵团头目们聚会，计划在最近几天内再掀起一个打倒周恩来的高潮。
年轻人毕竟单纯、幼稚。张旗一见陈少康来到他们中间，就拉着他的手间:“我们采取行动许多次了，为什么还不见中央文革表态?”他将滑到鼻梁上的眼镜用手扶住，往上推了两下，着急地说:“大家都有点沉不住气了，到底中央知道不知道我们已采取了这么多活动?我们的传单和大字报中央首长看到了吗?”
陈少康神秘地笑了笑，拍了拍手中的皮包说:“难道你们还看不出来吗?沉默就是一种最意味深长的表态。如果没有把握，我会像今天这样赤膊上阵吗?”
李健是位姑娘，她对陈少康的口头表态有些怀疑，便问:“你掌握了周恩来的那么材料，为什么不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揭发?”
“谁说我没有揭发?”陈少康拉开皮包，从里面又抽出几份信件的底稿，递到这几位头头手里。“你们好好看一看，这是我给中央文革提供的周恩来破坏文化大革命、镇压各部委造反派的最新材料。我可以给大家交个底，为什么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又一次到了夭折的关头，就是因为周恩来的缘故。他善于施展两面派手法，用列宁的话来说就叫跪着造反。他手下的那帮老右，全部掌握着国务院各部委的实权，使那里的文化大革命始终进展不下去。毛主席和中央文革也看到了这种状况，但由于盖子揭不开，使得中央首长迟迟下不了决心。林副主席早就想过问国务院的工作了，但周恩来一直封锁林副主席，甚至越过林副主席直接给毛主席送报告。气得林副主席大发雷霆，命令周恩来检讨，现在他的气数已尽了，只要我们下面发动起来，他垮台的日子就快要到来了。”
张旗、李健这帮学生头头，并不了解中央上层的内幕，一切都听陈少康这类人物的介绍，听了这些宣传、煽动，早把他们身上的热血烧得沸腾了，他们分头看了他带来的材料，更加感到形势逼人。
“是的，如果我们行动晚了，其他院校的红卫兵就会走到前头，那么，左派的桂冠肯定要被别人夺走。”陈少康滔滔不绝地说:“你们看到了吧，二月逆流的那几员黑干将正在受到各部委造反派的进攻，周恩来越来越坐不住了，拼命地跳出来保他们，这也就活生生地暴露了他正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
此时的张旗，摩拳擦掌，亦愤，亦惊，亦有一股说不出的巨大兴奋。他对陈少康的高论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迫不及待地问道:“你说吧，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将全北京刷满炮打周恩来的大标语、大字报，形成一种声势浩大的压力，迫使中央尽快表态。”陈少康果断地说:“此外，抓紧和军内的造反派取得联系，来个联合作战，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绝密消息，中央文革的一位重要成员亲口对我说:‘群众不起来，我们不好表态。只要造反派组织起来，掀起了摧垮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个高潮，我们就在中央好说话了。’你们能不能创造一个让中央首长好说话的条件呀?”
没有说的，说干就干!当夜、张旗、李健到各大专院校进行布置，企图制造一场大规模的运动的形式。但事与愿违，真正起来响应的人寥寥无几。绝大多数的红卫兵组织还在观察形势，听候中央的可靠消息。尽管此刻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对周恩来的传说也多如牛毛，但他们注重现实。大多数聪明的学生组织负责人从报纸上看到周恩来活动频繁，感觉到那些传说可能有异，所以也决不敢轻易贸然行动，担心犯政治错误。
一些中央机关的老干部看到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后，仿佛灵魂出窍，天地在一起旋转，他们都被那些骇人听闻的消息震呆了，许久说不出一句话。党和国家的命运，使他们对他们最敬爱的形象，感到了陌生，对熟悉的领袖，发生了怀疑和动摇。多少年来用血肉建立的信仰，仅在短短的数月里，全部摧毁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连勤勤恳恳的周总理也容不下了?
“周总理犯了什么罪?竟被一些小人丑化到这般地步!”
但是，更多的人却是用不满的沉默，来表达对发起这场行动的策划者的愤怒。
盛夏还没降临，就预感到了一种暴风雨的沉闷气息。
当北京的动态通过简报、电话和有关人员的汇报传到周恩来耳中后，他瘦俏的脸庞上微微露出几丝轻蔑的冷笑，端坐在他那张坐了十多个春秋的椅子里动也没动。他抬起右臂，对联络员说:“你派人去把街上的那些东西抄下来或拍下照，整理成简报，直接报送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让大家都欣赏一下有些人精心炮制的佳作。”
所有在场的人都被周恩来那种临辱不惊的气度感动了，纷纷劝他直接去找毛泽东解释一下。周恩来摆摆手:“不需要。我们的毛主席心明如镜，这一切尽在他的预料之中。”
话虽如此，精细的工作人员还是发现周恩来在离开办公室后，用左手紧紧捂着自己的胸脯。牙关咬得紧紧的。走进他的休息室里大口大口地喘气。
联络员经过内外调查，很快查明陈少康在背后的所作所为。当他向周恩来提到这个人物，并拿出他造谣诬陷的有关证据后，周恩来气得浑身颤抖，那条受过伤的臂膀不住地打着哆嗦，拍着桌子吼道:“陈少康像小丑一样的坏!我要报告毛主席，坚决地对他依法处理!”
仅仅几分钟，周恩来的情绪便安定下来。他叫住联络员，叹了口气说:“算了!这口气我忍了!请你们不要把这些情况向毛主席报告，以免分散和干扰了主席的精力。像陈少康这样的人，犯不着和他们斗气。”
说完，周恩来要来其他要批的文件，还像往常那样通宵达旦地工作起来。
陈伯达收到陈少康等人的揭发材料和有关“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炮打周恩来的传单后，乘车来到周恩来的办公处，迈着八字步来表示关切。他拖着一种难以捉摸的长腔说:“总理呀，你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现在火已经烧到你的家门口了。”
“没关系，百炼成钢嘛。”周恩来不卑不亢地作了个让座的手势，含笑道:“凡是群众的批评意见，我都虚心地接受，认真地改正。对那些要求打倒的呼声，只要中央决定，我立刻让位。但是，对于不切实际的造谣诬蔑，我要保留控诉的权利喽。”
“有人说你是‘叛徒’，但我并不相信。”陈伯达心怀叵测，洋洋得意地问道，“我只是不明白，当时你为什么要取一个‘伍豪’的笔名呢?”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当年也叫过‘陈尚友’，还有‘王通’。如果我也用你这种口吻问你:你当年为什么要叫‘尚友’和‘王通’呢?不知伯达同志又会有怎样的想法。不过，我还是愿意回答你刚才提的问题。”周恩来合上桌子上的文件夹，那双明亮的目光在他身上扫了一遍，很有耐心地说:“五四运动前后，我所在的学校也出现了热烈的革命气氛。由于无政府主义思潮及其他激烈学说的影响，许多学生主张破除百家姓氏，认为那是封建主义的产物。当时，我也是这种主张的信奉者之一。既然不姓周了，那该姓什么?大家又主张用阿拉伯数字为顺抓纸蛋，我正好抓了个五号，于是就取名‘伍豪’。很快这个名字就弃之不用了。但是参加革命后，在上海地下党组织期间，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分，党的领导人都用了化名，我也重新使用了‘伍豪’这个名字。党中央大多数同志都知道我的这个名字，同时也知道我还有‘周少山’等名字。没想到，国民党反动派为反共，利用我的名字制造了场骗局，竟然影响到了现在。”
周恩来在侃侃而谈这些话时，陈伯达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坐在那里很不是味。这时，他才感到，此时此刻来看周恩来的难堪和笑话，实在太不明智了，简直是自讨没趣。但是，他的自尊心很强，他不愿意在这种场合败下阵来，因此等他说完后，他甩出一张王牌:“恩来同志，江青同志对我说过:周恩来充其量只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同路人，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说这话的目的是想激怒这位沉静的总理，没想到周恩来不但没发怒，反而爽朗地笑了。
“好，既然我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那我就加强修养，认真学习，争取早日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同时，也希望你伯达同志帮助我，看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陈伯达没料到周恩来的回答如此高妙，简直令自己无法再回去。他楞犷片刻，才缓过劲来，拍了拍自己的脑袋，连声说:“今天我的安眠药用的过量了，又跑到总理这里胡说八道了一通。讲错了的，请总理多多包涵，多多包涵!”说完，眨着那对变幻莫测的微微发黄的眼睛，拱手告辞了。
虽然只是陈伯达的突然造访，周恩来还是产生了一种警觉:看来，谣言和攻击还是在中央上层起了一定的作用。他该怎样对付这些别有尸心人的挑战呢?他不得不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了。
张春桥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北京。
其实，即使他不来北京，也对这里的情况了如指掌。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他，不但每天可以收到秘密的“快报”和文件，而且有和北京的“热线”联系，更有专门人员频繁穿梭般地飞来飞去，消息之灵通胜似住在钓鱼台。唯一与此职务不同的是，他又兼任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和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今年初上海掀起一月夺权风暴时，他曾当着毛泽东的面建议派姚文元回上海去坐镇，但毛泽东摇摇头，不同意他的主张。他说:“我看还是你去，和姚文元一块儿杀回去。就在上海当几年父母官，等能拔腿的时候再回来。”
起初，张春桥极不情愿地离开了钓鱼台，但经江青的指点，他似乎理解了毛泽东的用意，立刻大刀阔父地在上海干了起来。
江青说:“毛主席亲自点你坐镇上海，用意深远哪。你看文革小组哪个能胜任经济工作?陈伯达浑身学究气，是个书呆子，行政工作根本不行。康老政治警觉性很高，但经济工作一也是一窍不通，陈云和他谈经济，简直就像给他念紧箍咒。主席认为只有你统帅全局，党政这一把抓。能管好上海，就能管得了全国!”
张春桥心花怒放，发誓要跟江青革命到底，说了一大堆表忠心的话。但此人城府极深，从不向外人流露半点内心的痕迹。所以，尽管他对江青言听计从，阿谀逢迎到了极点，但在公众场合却表现得相当得体，甚至端着副不卑不亢的架子，好像显得是江青在巴结他。
他同那些喜欢出风头，领风骚，着意在外表上突出自己的政治家不同，他懂得抓实际工作，抓培养和使用自己的亲信，通过别人的作用来扩展和巩固自己的阵地。由于极善工于心计，所以他总是出其不意地直线上升，轻而易举地控制了相当多的实权，成了毛泽东身边举足轻重的人物。
以往来京，走时有人欢送，到京有人迎接，总会热闹一阵。但此次却不同寻常，冷冷清清，连秘书都没带。下了飞机，张春桥急急忙忙钻进事先早已准备好的上海小轿车内，直达钓鱼台十一号楼。
江青不住地看着表，显得有些不耐烦。她眼泡稍有浮肿，那件不合体的军装穿上总使她不大舒服，但此时必须穿上，她很讲究一举一动的政治含义。她喜欢猜谜语，也愿意让人猜她的谜。她的话，往往说上句，留下句让你猜，猜对了说你觉悟高，猜不对了轻则流放，重则入牢。那些对她缺乏研究的年轻政治家们之所以跟不上队，拍马屁拍到马蹄上，一个个弄得狼狈不堪，就是没有弄懂她的这种特殊性格。
张春桥一见江青的脸色不好，马上也呈现出怒容，气愤地说:“刘少奇成了死狗，但他的阴魂不散，各地的代理人依然十分猖狂!”
这话击中了江青的要害，她的脸色马上变了:“上海曹荻秋，陈丕显的势力还垂死挣扎吗?”
张春桥挥了一下手:“在上海没有他们的市场，因为工人阶级始终在掌握着局势，一小撮右派翻不了天，即使放开让他们闹也闹不起来。我指的是全国，各地的保持势力疯狂向革命派反攻倒算，我是担心会影响一月革命的胜利成果呀!”
江青的情绪转移了，张春桥才从随身携带的文件包里抽出一叠档案袋，轻声说:“材料全凑齐了。不过这里面文章大得很哪!”
“说得具体点”江青的思绪高度集中。
张春桥说:“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周恩来同志的历史的确是清白的。那起脱党反共启事的的确确是敌人伪造的。这从当时临时中央采取的避谣行动中可以看出来。“
江青的脸色微微发红，左手也渐渐收拢，最后捏成了一个拳头，她的目光对准张春桥，轻声问:“所有的材料都证明了这一点吗?”
张春桥点点头:“虽然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也暴露了另一点。”
江青两眼的瞳孔立即放大，神情专注地等候他的“爆炸性消息”。
“另一点就是，临时中央的行动既不是周恩来的亲手布置，也不是经过了他的授意，完全是中央为消除恶劣影响而自觉采取的果断措施。而且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那个炮制脱党启事的真正作者。
江青完全领会了这番话的含义:“你是说事情还会有相反的表现。”
张春桥滔滔不绝地进行着他的大胆推理:“顾顺章叛党事件发生之后，上海完全成了白色恐怖的反共堡垒，执行错误路线的临时中央面临土崩瓦解的境地。特别是周恩来等同志组织的特行队处决了顾顺章在上海的亲属后，我们党在上海的活动更加艰难。敌人利用这起大案到处渲染共产党杀人放火，弄得人人自危，家家不安，许多党员发表声明退党或自首，甚至叛变投敌。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一批中央负责人给自己留了后路!”
“这种推理毕竟拿不出手!”江青摇晃着脑袋说，“主席也不会相信这种没有根据的东西的。我们需要的是证据，哪怕有一、两种也可以呀!遗憾的是半件也没有!”
“目前的气候下也找不到这种证据。江青同志，我的意思是现在不要再在此事上下功夫了，无论是成立的证据或推翻的证据，现在都没有此种必要!”
“你的意思是……”
张春桥斩钉截铁地说:“悬起来!留待以后再评论!”
江青呼地从沙发里站起来:“那还轮得着我们去说吗?”
“为什么非要我们去说呢?”张春桥的语气非常强硬，音调却相当柔和，他说:“我这次来京，不仅仅是要送来这批档案材料，还要向你报告一个消息:“这一段，起码有两股力量秘密到了上海活动，调查了周恩来同志的全部活动，甚至提审了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当然审问的全是与伍豪启事有关或者涉嫌的那些犯人。他们的进展速度很快，当我们发觉进行追查时他们已经撤了。”
“知道是些什么人吗?”
“据了解，他们出示的是两种介绍信，一种是公安部的，另一种好像是军委办事组的。当然，他们的一部分活动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初步分析，这两类人马不是一起的。会不会境外的敌特机关进行的阴谋活动呢?我看还不能完全排除。但不管怎样，我觉得我们的一些行动已经落后了。这也是我主张把此事悬起来的一个原因。”
听完张春桥的说明，江青完全傻眼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弄得她六神无主，真有些束手无策了。她不敢相信，竟有人背着她，走到她的前头去秘密调查这么重要的案子!必须查清!必须查清!这是头等的重要大事!
“江青同志，请你别激动。”张春桥安慰着说:“如果是海外势力的动作，一切好办。如果是党内有人采取的行动，性质就严重了。我看，此事无非有两种渠道，一是谢富治那里，二是林副主席那一头。”
“不管是哪一头干的，也应该先经过我!不经过我，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文章就在这里，文章就在这里。”张春桥站起来，一边大口大口地吸烟，一边费尽心机地思素。“富治这个人不至于会这样吧……”
“我马上给他打电话!”江青气势汹汹地扑到电话机跟前，伸手就去拨电话。等到张春桥想阻拦时，已经晚了。那一头，已经响起了谢富治的声音。
“谢富治，你给我马上来一趟!”江青大声吼道，“什么事你别问，来了就知道了!什么东西也别带，停止会议也得来!听清了吗?”
等江青摔下机子后，张春桥才说:“我觉得谢富治还是忠实可靠的，对他不必大动肝火，可能他也是奉命行事的。”
“奉谁的命?”江青又瞪起眼珠子，“奉谁的命也应该告诉我!他谢富治难道吃了豹子胆了吗?我不信他敢这么干！”
“我得回避一下，你们谈话我不便在场。”
江青说:“你应该听着。不过，你不在场更好些。你就在隔壁吧，拉上布帘他也不知道。这才真正称得上运筹帷握呢。”说完，她又“咯咯”地笑了起来。
这就是江青性格的一个侧面。
谢富治料定迟早会来这么一下子。接到江青的电话他就估计到要发生什么事了。他清楚，今日的江青可不是往昔那个江青了。要想对她隐瞒一件事是相当困难的。说心里话，他看不起江青，他很了解她的底细。但他知道江青今天一切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对毛泽东的尊敬和忠诚使他对她必须唯命是从。他从他前任的结局中看到了得罪这个女人的下场。他的老伴刘湘屏就多次提醒他:“我们跟毛主席干了大半辈子革命，可别到晚年来个不得善终啊!你看出来了吧，主席信任江青，也可能只有这个女人才是主席的接班人哪。我们今后得看她的眼色行事，反正一切听从主席一家的。保证我们的忠节就行了。”
谢富治毕竟是谢富治，他早给自己留下了一条退路。
“谢富治，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请你来吗?”江青等谢富治进了会客厅，没等他落座便撩开门帘冲到他面前，然后气呼呼地坐在沙发里，也不让他坐下就像审犯人似的问开了他:“你说说你最近干了些什么好事!”
谢富治将夹在肩窝里的文件包放在手中拍了拍，然后打了个立正，就像军人出阵刚回来报到似的说:“我奉毛主席的密令刚刚调查完伍豪事件的真相。这几天正忙着给主席写正式报告，尽管主席指示此事不得向任何人透露，但我认为不应该包括江青同志，因为谁都知道江青同志正是毛主席的助手哇。所以我特意给您写了个报告，还没来得及送，就听到你召唤，我正好带来了。”说完，从文件包里取出一份文件，双手递到江青面前。
江青接过文件，左手捏住眼镜架稍微正了一下，只见文件的开头整整齐齐地写着:
江青同志: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五月下旬对我们的重要指示，我组织了五个人的小组对国民党一手制造的所谓“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的启事”一案进行了审查。现已证实，这起事件，完全是敌人有组织、有计划地诬陷周恩来同志，妄图在中共中央内部制造离间、制造混乱的大阴谋……
江青“啪”地把文件扔到谢富治手里，余怒未息地说:“我早就知道这是敌人的造谣!文件我不看了！你可以把这封信烧掉!”
“江青同志，请您别生气，别发火。”
江青突然转过身来，冲着谢富治冷笑道:“我为什么要发火
呢?哈哈!笑话!富治同志，请您坐下，怎么不坐啊?我这个人可是从来不会体罚人的。好，你坐下就说明你不会计较我刚才对你的态度。我实话对你讲，我发火也好，生气也罢，都不是对准你的。而是有人在你调查之后，又派人去上海等地秘密地调查同一件事，我怀疑他们还有其他的不轨目的。也就是说，有人想整我们，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你说，这能允许吗?”
谢富治的脸吓白了:“江青同志，这事我可不知道哇!真的，一点也不知道。”
“我知道你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江青放缓语气，伸手理了理头发，滑下来叉住腰说，“有人对中央文革泼什么坏水我都知道，我有千千万万双眼睛和耳朵、党内走资派的一举一动我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但是，我还是要召你来，把这项艰苦任务交给你。”
“我坚决完成任务。”谢富治激动得都有些口吃了。“请、请、请您相信，我和湘屏同志都是坚决忠于您的，我们决不会对主席和您有二心哪。”
“你看看，你看看，又多心了是不是?”江青这回可是真正变得和颜悦色。“富治同志，我这个人的脾气不好你是清楚的，我就是怕受刺激，一被人刺激就爱暴躁。主席一也对我批评多次，总是改不了。好，我就坚待学到老、改造到老吧。反正我们都是自己人，说错了你也不会计较的。对不对?’’
“我们都应该向您学习，您领会毛主席思想比我们理解得深，也快，希望你多帮助我。”
“哪里话，还是让我们共同学习吧。”江青一看时间不早了，就转入正题说:“你的原班人马再去一趟上海，不，是全线反攻一回，查一下究竟谁抄了你们的路。这一拨人马肯定不是毛主席派的。”
谢富治心中有数了，他试探着问:“假如是军委派的怎么办?”
江青悄声说:“你查一下他们都干了些啥。然后把情况直接报我。另外，我再告诉你一个消息，据有关部门汇报，最近香港和境外的反华势力对我造谣很历害，你也知道我在上海生活、战斗过一段时间，你那个小组最好把我的一些情况也了解一下，堵塞敌人造谣的风源口。有些东西给我弄回来，该销毁的就销毁，免得给人制造口舌。”
“我明白。”谢富治说，“我会把这些事情处理很好的。”
“能处理成总理这样我就满意了。”
打发走谢富治，江青又和张春桥继续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这回，张春桥亲眼目睹了江青对付公安部长的招数，对她的能力和作用更加佩服了。在他眼里，江青既有大刀阔斧的军事家气质又有刚柔相济、智谋取胜的政治家才干，称得上是中国奇女子。只是长期在政治活动的圈子外，没有作为独立的力量在政治势力角逐中搏斗，所以她身上仍保留着一些演员政治的积习，容易受个人情绪波动的影响很大。这种弊症，在重权集一身时危害还不大，一旦到了权势均衡，或以弱克强的搏斗时，就可能要贻误大事。不过，他也觉得，此时此刻议论她的这些毛病，还为时尚早。
“春桥，现在看来总有几股影子队伍在暗中活动，他们的矛头不是对准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而是对着我们来的。”江青忧心忡忡地说，“我在上海的那些历史材料，你一也帮助我清理一下。”
张春桥深沉地说:“野心家们总是对权力中心的角色感兴趣。刘少奇对他们来说，已经变成死老虎了。”
“但毛主席并不这样看。”
“因为主席看问题很深远，是从本质上入手着眼的。我们许多人就差这一点。”
所以主席对上海寄予很大的希望。”
“我争取不辜负主席对我们的厚望。江青同志，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我连夜还要回去，明天还要出席市委常委会。”
江青想了想，感到再没有什么事需要研究了，就说:“告诉文元同志，让他准备来京，北京的这几个秀才都靠不住。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现在正忙着在首都红卫兵队伍里发展他们的势力呢。”
张春桥的鼻子轻轻“哼”了一声:“都是些鼠目寸光的家伙。上海发表了好几篇文章，《红旗》杂志转载得很少。我已看出点门道来了，他们想学《水浒》里的白衣秀士王伦。”
“比喻得很恰当。”江青冷笑着说:“现在顾不上他们，让他们再充分暴露一阵子再说，反正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嘛。”
中南海的晚霞渐渐暗淡下来。
凉风穿过绿树花丛，贴着湖面，吹得那所四合小院内的几棵松柏“沙沙”直响。往常，这里欢声笑语，人来人往，热闹异常。现在门庭冷落，空前凄凉。正是红花绿叶季节，可从外往里看，此处却浑浊一片，阴沉沉地像凝固了似的。
北厢房的客厅里，孤零零地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瘦骨嶙峋的身架上穿着那身灰白的中山装，深凹下去的眼窝里仍有两团火焰般的光芒在闪烁。他的老伴王光美站在他身旁不时地劝他:“少奇，别那么固执了，就耐心地等待吧。”
刘少奇不住地翻阅那本叫秘书找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想搜寻那些对他有利的条文。显然，他想中辩，他想控诉，他想在大众场合讲话，但是，他已失去了这一切权利。
他只能静静地待在这里，任凭红墙外人们对他声讨、辱骂、批判、丑化。当那一切传到他耳朵里时，他只能默默地忍受、忍受，隐隐地嗅到一股火辣辣的硝烟味道。
已经打了一天电话了，但很少能打得出去。他多么想找毛泽东好好坐下来谈一谈呀，检查，认错，都可以，可现在根本不可能办到了。毛泽东已经根本不愿再听他的任何解释。按照党中央主席的惯例来看，他已经属于不可救药的行列里了。这使他非常愤怒!
“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有向党申诉的权利，即使我被党开除了，也应该听我的解释呀!”刘少奇对中央办公厅主任注东兴吼道:“何况全国人大还没有罢免我国家主席的职务，你们凭什么限制我的自由?你们这样做，是践踏党章和宪法!”
汪东兴的回答也很干脆:“这不是我权力范围内的事，我管不了!我只能按照党中央的决定，让你遵守党的纪律，接受党对你的审查，接受革命群众对你的批判。”
刘少奇无言了。不，准确地说，是他不想再和他说什么了。
“给恩来同志拨个电话，看看他敢不敢接!”刘少奇猛然放下手中的《宪法》，对自己的妻子说，“事到如今，只得打扰打扰他了。”
王光美犹豫了一下:“我怕给他造成不方便。我们已经连累了不少人了，再牵扯到他……”
刘少奇惨然地笑了笑说:“不会的，他比我善于应付党内的漩涡，主席现在离不开他，谁主持工作也不离开总理这样的人才。问题是他现在愿意不愿意……”
王光美见丈夫欲言又止，知道他心中在想什么也不便追问，就又抓起那部电话开始拨总理办公室的号码。很快，电话接通了。从线路上传来周恩来那熟悉而略带沙哑的声音:“喂，你找谁啊?”
王光美的心“咚咚”地跳跃起来，她稍微紧张地说:“我是王光美，少奇同志想和你说几句话，不知方便不方便?”
“哦，可以吧，请他来接电话。”
其实，此到刘少奇早已走过来了。他从妻子手里接过话筒，怀着某种担心和不安地对着话筒说:“是总理吗?你听出我的声音来了吗?我有很多话想向毛主席讲，但他那边的电话打不进去，你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和他联系上吗?我现在心里非常难受，非常难受。”
听筒里周恩来的声音稍有些混杂，但还能听清:“少奇同志，我希望你还是安下心来，考虑一些问题，同时保重自己的身体。主席现在很忙，日理万机，全党全国的大事都得靠他掌舵，你还是不要打扰他比较好。最近身体怎么样?”
“还好，不过……”
“应该想得通。毛主席旱就教导我们，应该相信群众，应该相信党。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目的正是为了防止像苏联那样蜕化为资本主义嘛。对群众的批判也要正确理解，千万不要有抵触情绪，要及早采取主动。现在还来得及，只要早作检讨。”
“恩来同志，现在有些揭发我是想不通的，许多都是无中生有，甚至完全是污蔑，对此我不能表示接受。”
“我记得你的著作里有这样的话:完全不被误解的事是没有的。共产党人遇到同志们误解的时候，应该能忍受得住，现在轮到我们自己实践这种考验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忍受呢?”
“恩来，我希望此时能得到你的帮助。”
“我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少奇同志，我希望此时此刻能带着自己的问题，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对你很关心，已经给你指出了非常具体的方向，我还是要求你不折不扣地照毛主席的话去做。”
“你能不能告诉我，中央到底打算怎样解决我的问题?”
听筒里略微停顿了大约有十秒钟左右、接着又传来周恩来的声音:“中央还要继续审查你的全部历史和现实表现，希望你能配合中央把自己的问题说清楚，争取早日得到党和群众的谅解。少奇同志，我再一次忠告你，第一要保重身体，第二要相信党和群众，第三要配合组织的审查，无论如何不可抵触……”
刘少奇听到这些话，百感交加。他不再问什么了，直到听筒里传来“嘟嘟”的断线声后，他还握着话筒，痴呆地想着什么。
“少奇，”王光美终于抬起头来，尽量把稳着声调，“总理此时也只能讲这些话，这些我们就应该满足了。”她从刘少奇手里接过话筒，把它放回原处。扶他重新回到他的卧室里。
“这里有鬼!”刘少奇觉得心跳加快了，额头的动脉也不由通通直跳。“我给其他人的电话都不通，为什么总理的电话一拨就通?这里是不是圈套呢?”说到这里，他的话又收住了，长时间地望着自己的妻子。许久，他才把目光移向别处，缓缓说道:“天哪，我们的国家怎么走到这一步哟!”
“让他们听见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反正我们又没别的。”王光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心里反到冷静下来了。”总理也只不过说了些原则话，没什么内容。”
“你以为他的话只是他的意思吗?”
“可能体现了毛主席的精神。”
“不!刘少奇坚定地说:“有他的话，也有中央的精神。恩来的为人我很清楚，他是从来不以自己的意思回答党内的任何问题的。这也许是他久立党内而不倒的原因之一。可惜我们悟到他这宝贵的经验时，已经晚了。”
这话则是刘少奇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将近一年来，刘少奇基本上被软禁在中南海他居住的小院里，与外界完全隔离了，外面文化大革命的许多事情也无法得知，只能惩孩子们回来看他时断断续续听这些情况。至于中央上层内部的变化和斗争，他更是一无所知了，但凭直感，他发现中央文革对周恩来也存在一种非常微妙的戒备关系。从他今天和周恩来的通话中，他也预感到一点迹象。一种连他自己也很难说清的内疚和不安深熬着他的心，他想从这种痛苦中和恍惚状态里挣扎出来，但很难。
“你怎么啦?”王光美关切地问。
“我看，目前这种艰难困苦的状态还会加剧，而决不会好转。弄得不好，我们会坐大牢。光美，你要有这种精神准备。”
“别想的太多了。”王光美竭力安慰他，“你身体不好，还是早点休息吧。”
“这种局势，不但你，连我也很难相信。甚至困惑不解。毛主席是很有胸怀、很有气度，是经受过‘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迫害、打击的伟大领袖，他怎么会允许这种状态存在和蔓延，我不得不从最坏处，从另一种方面去分析和考虑了。”刘少奇沉吟着，自言自语地说。
“你说的‘另一种方面’是什么意思?”
面对王光美的追问。刘少奇轻轻摇了摇头，没有回答。
是的，此时此刻不管他是多么精明的政治家，也无法或者难以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几乎就在同时，周恩来在他中南海的住地，也面对墙壁上挂着的中国地图，苦苦地思索一系列背景复杂，完全超出了他自己任何一种预料的一系列问题。
刘少奇给他打来电话，加重了他思想上沉重的负担。为了慎重起见，他把和刘少奇通话的内容写在了一张纸上，准备明天就向毛泽东汇报。因为就在今天他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正式决定成立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的专案组，而他将从组织上担负起领导这几个专案组的任务。他也清楚，真正干具体工作的，正是中央文革的这几个成员。就在这次会议上，江青、康生发表了长篇发言，详细地罗列了刘少奇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罪行。根据这种定性，刘少奇等人的严重程度，比他事先想像的任何一种情况都复杂、糟糕!
专案组还没有开始工作，江青就左一个“叛徒”，右一个“工贼”地骂开了，这不是事先定性吗?
周恩来在会上刚讲了一句“刘少奇有什么问题就定什么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在组织定性上采取科学态度”，江青就顶他:“你还怕我们冤枉了他呀?告诉同志们吧，就是把刘少奇拉出一去千刀剐，万刀割，枪毙他一万次也绝对冤枉不了他。他死有余辜，真是罪该万死!”
想到这里，周恩来仰头叹了一口气，不由得自语道:“一生忠伪有谁知，只待盖棺后人评。看来，许多事情只得留给后人了!”
去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后，周恩来经过分析和研究，认定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冲着刘少奇来的。他和毛泽东商量后，又和刘少奇深谈了一次话，严肃批评了刘少奇:
“从六O年起，你在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上一直是动摇的，有些是背道而驰的。你对毛主席很不尊重，已经达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在决定国民经济和党内外一系列大事上，你没有认真地请示毛主席，没有坚持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统帅地位，致使我们的各项工作走了弯路，为此你要负主要责任。我和全党大多数同志希望你在这些问题上作个像样的检查。”
刘少奇当场表示：“这些问题，我可以考虑。等觉悟提高了，一定检查。”
到了一九六六年九月份，周恩来综合了一些领导人的意见，去找毛泽东提建议，主张再开一次中央会议，专门让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检查，然后让中央全会批评、帮助、作个组织结论，以便解决刘少奇的问题。
毛泽东思考了一会，点点头说:“好啊，那就多靠你做工作了，争取让少奇同志过关哪。”
那年十月，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集中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刘少奇也在会议上作了书面检查。会议的后半阶段，中央召开大型会议，对刘少奇进行面对面的批判。会议是由林彪主持的，参加会议的有军队干部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人，中央文革的全体成员及其有关人士。会议开得紧张、热烈，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几乎全是军队干部和老将、老帅。他们对刘少奇对抗毛泽东指示的错误表示了极大的愤怒、会议的气氛和火药味都是空前的，也是近几年党内斗争中所没有的。周恩来记得很清楚:当林彪向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时，还没汇报完，毛泽东双手一拍椅子扶手站起来:“这种会议别开了，再开刘少奇就变成了彭、陆、罗、杨!”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这句话想了好几天，这段话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一次，周恩来汇报完工作后问毛泽东:“你说刘少奇同志算什么样的革命家?我看算资产阶级革命家，你同意吗？”
毛泽东点点头:“运动还在继续。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可以说他只是个资产阶级革命家。不过，事情可以发展，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可以变成无产阶级革命家嘛。”
周恩来感到纳闷的是:从今年上海掀起一月夺权风暴后，刘少奇的定性越来越高，一直上升到现在的“党内头号走资派”和“中国的赫鲁晓夫”这样高度。如果再将他的历史定性为:“叛徒”、“工贼”，就意味着彻底从政治上宣判了刘少奇的死刑。
这一切，究竟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愿，还是江青、林彪、陈伯达、康生等人不断在毛泽东耳边煽风的结果，他苦苦地思索着，思索着。
但有一点他看得很清楚:江青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全国的造反派和红卫兵基本上都是在看她的眼色行事，唯她的意志而是从。她的威望和影响，完全是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妻子的缘故。基于这一点，林彪和党内的许多高级干部狂热地吹捧她、拥戴她，使她更加自命不凡，可以为所欲为地向全党全国发号施令。
面对这个现实，周恩来不得不考虑一条现实的、切实可行的工作策略，以便能够使自己按照党和国家的需要行使自己总理职权。
这是周恩来此时的真实心态。
他刚处理完一天的工作，正准备休息时，秘书进来报告:“江青同志要见你，我说你已经休息了。你看见不见?”
周恩来沉下脸，非常严肃地说:“当然要见!今后，只要是江青的电话，我就是睡着了也要把我叫醒，更别说她找上门来。你们以后谁也不准挡江青同志的驾!她身体不好，脾气也可能古怪些，你们要对她绝对尊重。”
批评完秘书后，周恩来用毛巾酸着冷水擦了擦脸，走到客厅去见江青。一见面就说:“你身体不好还让你到我这里来，真过意不去。今后有什么事，你打个电话，我过去就行了嘛。”
“不敢劳总理大驾，”还是我来向您请示为好。”江青不冷不热地笑了笑，说了几句问候的话后，来了个开门见山。”总理，请你在合适的会议上宣布一下，刘少奇的专案我要亲自负责，亲自领导。所有有关的证据和调查，我都要亲自过问。”
周恩来一征，明白了她的意图。江青实质上是再不让别人插手和过问这起全国头号大案的工作，一切要由她来说了算。这个性格飘忽不定的女人一旦全部掌握了审查对象的生杀大权，那会把本来已经清楚的事情会弄得更加复杂。他知道毛泽东授权某一个干部，从来是要加以限制和约束的，没有限制权力只会使一个人迅速膨胀自己的野心。仅仅是瞬间，周恩来便考虑好了对待她的策略。他说:“由你挂帅指导少奇的专案，我相信完全胜任。我考虑也是非你莫属。但你身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实际要全面领导小组的工作，担子够重的了。我看还是和毛主席、林副主席商量一下，再给你配几个合适人选，这样更能把专案工作搞好、搞透彻，你说呢?”
江青怎好意思说不需要再和毛泽东、林彪商量呢?她悻悻地回答:“那也是，但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先经我选择，那些历史上不乾不净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不好的，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的，一个也不能要!”
“你放心，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尊重你的意见。”
突然江青反过脑袋、眨巴着眼睛问:“总理呀，你那个叫什么陈少康的秘书怎么样啊?他最近干了些事你知道吗?”
一层威胁和兴灾乐祸的阴影立刻朝周恩来压过来，他淡淡笑了笑。说:“这个人很聪明，敢说敢为甚至敢于冒犯党纪国法。也许正是由于太聪明了吧，所以往往在复杂的问题上失去细致和冷静，于是导致判断上的错误。听说他最近写了不少攻击我的东西，可惜我还没看到他的杰作”我身旁出了这么一个角色，也算让我开开眼界吧。”
“他写的东西我那儿有，你要愿看我可以给你送些来。”江青提了嗓门，咬着牙关说，“我一看他的那些东西就来气，吃里扒外，完全像个特务，应该把他抓起来!”
“那倒不必!”周恩来摆了摆手，“我相信我们党和我们的人民是有头脑的，只要大家认识了这种人，让他感受感受人民的觉悟对他会更有好处。”
“不过。有些小将对你的批评，我也认为应该引起你的警惕。”江青话锋一转，慢慢地摇晃着脑袋说，“我们可不能以美遮丑，用自己的正确否定自己的缺点哟。”
“我有什么错误和缺点，欢迎江青同志批评，我一定虚心接受。”
“有人说你在刘少奇何题上仍然摆摆晃晃，总是跟不上革命形势的发展。如果没有人拉你，推你，你是会掉队的。”
“这要具体分析。但是，只要毛主席作出决定，我从来是坚决照办的。我和刘少奇共事多年，但我们从来没有个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从工作出发的正常组织关系。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我相信越来越会证明这一点。”
“刘少奇完全不识抬举!”江青再一次加重了语气，“他抗拒主席,对他的一再挽救，想利用主席的宽大来反攻倒算，暗中操纵他在各地的代理人向中央文革进攻，甚至说我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说他多么混帐!这个人历史上也多次犯路线错误，左的右的都有，可他不作自我批评，一句也没有。这就暴露了此人的危险性。一旦时机成熟，他就要专我们的政，杀我们的头。”
周恩来感觉到一股凉气穿透全身。显然，这是一种敲山震虎般的警告，明里说刘少奇，暗里刺激自己。尽管内心波澜起伏，卷起了九天浪涛，外表上却平静得像一池清水。等江青说累了要换气的空儿，他才微笑着说:“党内许多老同志，包括我，都在革命的几个历史关头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我也许犯的错误比谁都多，正是从我们的错误中，我们才看到了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才一致拥戴毛主席作全党全军全国的领袖，决心跟着毛主席走，正像主席教导的那样，犯错误不可怕，也不要紧，只要及时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江青这才真正感觉到，自己在较量口才和雄辩上远远不是周恩来的对手。她领教到了被世界公认为“谈判专家”的历害，周恩来的提问和答覆，具有很强的逻辑力和原则性，你几乎挑不出任何破绽和把柄，更难找到反驳的突破口。这时，她才相信了毛泽东对她说过的一段话:“现在全党，没有任何人能比得上周恩来的，你的中央文革小组加在一起，也未必能胜过他。如果谁不服气，我倒愿意让你们试一试。”看来，毛泽东对周恩来，是了解得最透彻、最深刻的人了。
虽是如此，江青并不甘心。屡经毛泽东的批评，她试图减少人们对她真实目的的猜测，很不愿意轻易暴露自己在一些问题的打算和来路。但她那颗越来越膨胀的心，的确很难使她的锋芒不暴露出来，以至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受到人们的注意。而她，手胜往对这种结果颇感得意，甚至要有意故弄玄虚一阵子。这种行为对毛泽东整个部署的干扰和破坏，往往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
“总理呀，你关于三十年代那个脱党启事的说明材料我们都看了，而且也作了些必要的调查。唉，有些事很难说了，查无证据，只好先放起来吧。”江青特意留心观察着周恩来表情，这是她最后的一招。她总想把周恩来握在自己手心里，又总达不到目的，只得放出这颗最后的“炮弹”。“我想你也能看到，主席对这件事也很为难呀，言不由衷，又不好明确说什么，总想不了了之，唉，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为此，我也不得不担些风险了。”
周恩来咽下一口怒气，翻翻眼皮又看看江青，一下子感到疲劳了。是的，在牵扯到自己名节的问题上，该说的都已说完了，该提供的材料都已提供了，可她还要喋喋不休地纠缠这些往事，目的显而易见。他不想在这上面再费口舌，便从抽屉里取出药瓶，自己给自己倒了一杯水，服下两片镇定片。
江青暗暗得意，终于把这位号称“不可战胜的政治家”制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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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刘少奇又给许多领导同志打了不少电话?”康生听完负责监管刘少奇住地的工作人员的汇报后，大发雷霆:“你们为什么还不拆去他的线路?你们太麻木、太没有阶级斗争头脑了。当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到了大决战的关头，各地的保守势力拼命向造反派反攻倒算，你们谁敢担保刘少奇在其中没有发挥作用?直到现在还给他提供通讯的方便，简直是胡闹!”
那位负责人战战兢兢地辩解:“我们没有接到中央的指示，不敢擅自行动。”
“笑话!”康生用拳头擂着桌子说:“没想到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多了，你们还有这么多框框!堂堂的中南海的工作人员，连点造反精神都没有。好，如果没有人给你们指示的话，我今天说的就算一种指示，你们立即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家里的电话拆掉，不准他们继续从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
训导完毕，工作人员正要走，康生又叫住他们，以老练的“肃反专家”的口气说:“你们再查一下，看刘少奇一家最近都给谁打了电话，打了多长时间，讲了些什么，最好能查出什么人还给他打了电话，然后列个名单给我，越快越好。”
经过今年大半年的观察，康生自认为已经摸到了毛泽东的意图，现在该他挥戈跃马、东征西讨的时候了。上午，他和关锋专门接见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格平，听他再一次揭发了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刘少奇指示北平草岚子监狱里的共产党员可以履行刊登反共启事出狱的问题。这对他是个很大的启发，他竟认定以刘少奇为首，所有坐过国民党牢房的共产党人几乎都有叛变的可能。这不是个绝妙的整党途经吗?他给陈伯达打电话说:“我有一种预感，几乎被捕的党员，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草岚子监狱里关押着成千成百的共产党人，可是真正没有当叛徒的，只有刘格平、韩培义等少数几个人，这不很能说明问题吗?所以，我建议我们再接见小将们的时候，告诉他们:抓叛徒大有作为哪!已经揪出来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大头还在后面哪，我敢打保票，经过我们的再努力，一定能够挖出隐藏更深、更大、更隐蔽的叛徒集团。”如果说以前他对揪叛徒还有点犹豫的话，那么现在可是信心十足，如同在一个大战略战役中，指挥着千军万马，把守着一个布满隐恶的隘口，挑起一副沉重的历史重担!
很快，他要的名单送来了!
透过他那四百多度的近视镜片，他看到了刘少奇向外打电话的名单中，有四次赫然写着“周恩来”三个字!
这三个字，就像电闪雷鸣!
已被一种奇特的敌情观念冲昏了头脑的康生，立刻视之为最严重的敌情。他用那支粗大的红蓝铅笔，在周恩来的名字上划了一个巨大的问号，然后批示道:“速报江青同志，不过切记:严加保密!”
他认为，这个敌情动态，不仅关联着如何看待当今的政治局势，而且涉及到在中央的一位大权在握的人物，甚至要指名道姓地拉出中央巨头。其敌情的严重程度令人休目惊心，这些当然不宜拿到钓鱼台的会议室里去公开讨论。
于是，康生打定主意，除了他和江青外，直报毛泽东，召开一次特别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
在整个局势动荡不安的北京，又要掀起一场严峻而猛烈的政治风暴，他这样预计着。
当江青接到康生的紧急电话，匆匆忙忙赶到十六号楼小会议室时，她没想到等待她的只是这么一纸毫无内容、而且根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的空文。不过，她不愿扫他的兴，只是拐弯抹角地问道:“康老，你说这能证明什么？”
“能证明什么?”
康生默默地重复着这句话。难道不是刘少奇蠢蠢欲动、妄图集积力量，卷土重来的信号吗?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但他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休看这些人长时间地保持着沉默，无声无息，一言不发，那是装死躺下呀!这些而目不明的人物，就像一口口深不可测的老井，也许里面真藏着蒙头垢面的千军万马或雷霆般的定时炸弹。一有机会，他们若真行动起来，就会在一个早上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像晴空霹雳一样，那是多么可怕的情形呀!
林彪看了从上海发来的紧急秘密报告，大失所望。他抬起头，当目光与林立果相接的瞬间，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愤恨。整整两天了，他未曾睡好觉。他既为钓鱼台不向他提供需要的材料而窝火，又察觉出中南海内似乎有什么心事瞒着他。这一切，使他忧心忡忡，显得极为烦躁。
“你也认为，周恩来在上海的历史无可挑剔?”林彪问。
林立果发誓赌咒地说:“爸爸，就伍豪脱党启事上，周恩来肯定是遭了国民党特务的暗箭。据好几个渠道的情报证实，谢富治、张春桥他们，也没抓住什么能说明周恩来叛党的证据!”
“那毛主席为什么对此事件迟迟不作明确的表态?”林彪坐在沙发里，紧咬住嘴唇，他的思绪在这个复杂的问号中僵住了。
相比之下，林立果比他父亲的思绪更为活跃和大胆。他那稚气未褪的毛茸脸上，露出几丝老成的笑容，白净的额头渗着细密的汗珠，虽然他不习惯在父亲房里久等，但今天却出乎意外地不想走了。他学的是高能物理，但他尤其酷爱历史，对军事学习钻研更高一层。他的思考常常在一些历史事件中徜徉。没熬到大学毕业，他便赶上了这场文化大革命。起初他在家里待了两个月，后来便随着红卫兵串连的大军，游遍了祖国的万里河山和名胜美景。他不像某些趾高气扬的高干子弟.动不动就亮出父亲的牌子以势压人。他的性格和林彪有些相似，内向而沉于思考，一般情况下不多在广庭大众场合露面。大串连中，和他待了很长时间的伙伴都没有发觉这个面孔俊秀的大学生竟是副统帅的儿子。
“爸爸，我觉得，毛主席对周总理并不那么相信，他对他是用而不放手。”
林彪对儿子的这句话大感兴趣，立刻转过身拉住儿子的手让他坐在自己的身边，用目光鼓励他继续说下去。
“我认为，影响中国政局的力量有四股:一股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正面临土崩瓦解之势，在迅速分化着;第二股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政府班子，他们绝大多数都受到了红卫兵的冲击，但依然掌握着相当多的权力，目前毛主席依靠他们维持着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第三股力量是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这些刚刚冒头的秀才班子代表着新崛起的新生力量，毛主席正以极大兴趣扶植他们，是绝不可忽视的人马;还有一股力量……”
林彪见林立果不吱声了，马上睁开眼睛望着他:“说下去，我正听着哩。”
“我以为您睡了呢。”
“立果，爸爸今天要好好听听你的见解。到底是在全国各地走了一圈，各方面的确都有新长进。看来，我们这批老将应该向你们这些革命小将学习，不然思想真要落后了。好，今天听你的。你说，第四股力量是什么?”
“就是以你为首的军人集团。”
“那毛主席呢?”
“他就像一艘巨轮上的舵手，巧妙地指挥着、利用着这四股力量使劲地为他划船，向一个方向前进着。”林立果比划着说，“毛主席采取分而治之的领导术，平衡、制约着各派力量，使中国的政局稳步地向前发展。从来的国王和君主，都是这种统治办法。”
林彪眯缝着眼睛，将林立果打量了又打量，对刚进屋的叶群连声说:“你瞧，咱们的老虎不再是孩子了，已经长大成人，懂得什么叫政治了。今后，中央来的文件和材料可以让老虎翻阅，培养和锻炼他的政治嗅觉和军人素质。怎么样?”
叶群得意地说:“别看孩子的教育一直由你抓着，但什么事都等着你来指示连黄瓜菜都凉了。老虎我早就注意培养了，党和国家的大事他都胸中有数，就等你给他安排个合适地方了。”
林彪摸着下巴点了点头:“这个问题我考虑着呢。我要选择一个最能发挥老虎才能的部门。进一步锻炼他。”
林立果对父母的谈论表现出无动于衷的淡摸，直到他俩停止呱呱后，他才慢条斯理地说:“爸爸，我主张你很快选择一位总理人选，一旦当周恩来不行的时候，马上向毛主席提名取代他。不然，中央文革就会推举出他们的人选来。”
“我看十一号楼那个小组选不出总理人选来。”叶群撇了一下嘴巴说，”她那个秀才小集团，写写划划还可以，真正治理国家，哼，差远了!毛主席也发觉他们里头没有几个能撑得起摊子的栋梁之材，才让解放军全面担负起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责任。不过，立果说的一点很重要，应该物色一、两个总理之才的大将。我看，国务院那副烂摊子，支撑不到今年就得大换班。一O一，你看呢?”
林彪没有急着讲什么，他手里不住地摆弄着一盒火柴，翻来覆去观看着，眨着那双黑溜留的狭小眼睛，默默地想着他的心思。
那天开完政治局常委会，毛泽东留下他，和他议论起什么时候召开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问题。从八大到现在，已经整整十一年了。在和平建设时期，拖这么久不召开党代会，这显然是违背党章的事，但毛泽东的理由很充分，他也完全赞同毛泽东的主张。但现在，以刘少奇为首的相当一批中央领导人已经成为这次文化大革命打倒的对象，他的地位和威信正在显著上升，这种天时，地利、人和正是召开九大的最佳良机。他提议最迟在明年初召开这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党代会，但毛泽东含含糊糊，没有明确
表态，只是低沉地说:“文化大革命能不能在历史上站住脚，能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理论上、思想上、组织上能否开好这次大会的关键。我们现在进行的这许多工作，就是为九大作准备。”
从毛泽东处回来，他一直在想，为什么毛泽东直到现在还要思索文化大革命能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问题呢?莫非他认为除刘少奇等人外，还有要打倒、要揪出来的对象吗?
为此事，他专门把陈伯达请到毛家湾，和他进行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密谈。陈伯达引经据典，口若悬河:“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讲，是要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彻底清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国家机器上一整套旧的痕迹。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无产阶级苹命派同政府中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存在着尖锐的斗争。也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新生力量同旧政府的激烈斗争。总理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得摇摆不定，江青同志很不满意，几次批评他不要做绊脚石。可以看得出来，总理对江青是既畏惧，又想把她打下去。但毛主席是支持江青的一些主张的，但好像并不完全采纳她的意见。毛主席始终保待着最大的独立性。不过我们要跟上毛主席的思想发展很不容易，得下功夫学习主席的立场、观点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林彪心目中，陈伯达是真正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权威，是党内第一流的笔杆子，也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功勋元老，他对各种问题的理解和认识，无疑有着很大的可靠性。而且这位理论家，对自己真诚地尊敬和依赖，是当前最可靠的同盟者。
“依你看，主席最终会决定打倒周恩来吗?”林彪问得很大胆。
陈伯达也看出了副统帅对自己极大信任，但他回答得却很谨慎:“很难说。用毛主席的话说，文化大革命要采取“剥笋战术”，一层层地剥下去，最后挖出修正主义的老根子。你看，从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这批反共文人开始，揪出了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又抓住了彭、罗、陆、杨这四个人的反党集团，这算剥了两层了吧。紧接着，毛主席不失时机地从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入手，一下子打垮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这些人组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目前，毛主席还是主张革命的大批判，没有表现出结束文化大革命的迹象，这就很难预料下一步该轮到谁了。不过，从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的情况来看，关锋、王力、戚本禹经常往红卫兵那里钻，放出来的风对总理很不利。”
林彪感到很吃惊:“怎么?你们文革小组内部也不统一?你难道驾驶不了关锋、王力、戚本禹这些小将?”
陈伯达苦笑着说:“外人看中央文革，以为钓鱼台是铁板一块。其实，钓鱼台内部勾心斗角，互不服气，微妙得很，简直可以说是戏中有戏。我名义上是小组长。其实大权全在江青手里。所有的人都看她的脸色行事。我只是从理论上为她们的行动奠定基础，起个翻经引典起草文件、制定政策的参谋作用。”
林彪对他的坦率很感激，也向他交了一些心理话。中午的一顿便饭，更使陈伯达和林彪的关系密切了。藉着酒醉，陈伯达向林彪发誓:“我早就想对你表示一下，从今往后我绝对忠于林副主席，愿意为林副主席效犬马之劳。只要林副主席需要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陈伯达保证万死不辞。”
“不不，我们都要忠于毛主席嘛。”
“您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忠于您也就等于忠于毛主席，听您的话也就是听毛主席的话。这个提法现在早了一些，但将来总要提出的。我愿意首先提出这个理论。”陈伯达摸了摸红光油亮脸膛说:“我相信，一旦林副主席统帅了全党，整个中国就会进人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林彪想到这里，就觉得一种紧迫的时代感在向他逼近。是啊，如果不从组织上作好准备，一旦这一天突然来临，就会措手不及。他可不愿意在他主政的晚年再发动这种无休无止的什么运动，他会及早地选拔和培养他自己最可靠的接班人。
林彪把手中的火柴盒放到桌子上，笑咪咪地问儿子:“毛主席的四卷读完了吗?”
“早就读过了。不过我还在继续学。”
“主席著作中，你最爱读的是哪几篇?”
“《论持久战》和《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两篇。”
“很好，你很会抓住最关键的环节读。”林彪郑重地说:“光学主席的还不行，还要读《孙子兵法》和其他兵书，特别要注意研究外军的作战经验和教训。未来的反侵略战争是现代化的立体战争，讲究陆、空、海协同作战和各兵种、军种联合进攻，这里面有许多科学的范畴需要探索，我希望你在这方面下功夫拿出新东西。这样你就在军队里站住了脚，也就抓住了枪杆子。”
林立果对父亲的这几句话心领神会。马上表示:“我要到军队里去，准备在军队里干一番事业。”
“现在还是多在红卫兵队伍里活动一下，增长些才干。比如这次你们搞到的一批材料，如果军队的人参与，非惹下乱于不可。但红卫兵就不同了，谁也搞不清是什么人把这批东西搞走
了。”林彪将看完的那几份材料交给林立果，布置说，“这些东西先放起来，也许以后能用得着。你组织几个可靠的人，把三十年代的那些东西按人头立个专柜、搞个目录卡片给我。我也要研究那些秀才们的历史。”
叶群也吩咐林立果:“注意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东西，他们的东西要重点整理。”
林立果不解地问:“为什么你们对这两个秀才这么感兴趣?”
叶群说:“首长接班，头一道阻力是周恩来，第二道屏障就是他俩，眼镜很可能是潜在的危险人物，上海的班子中……”
林彪感到累了，有些不悦地打断老婆的话:“这些问题立果会懂的!你不用罗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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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康接到一个神秘人物的电话，约他到钓鱼台传达室西边的接待室去谈话。
陈少康欣喜若狂，他抛出去的那么多“炸弹”终于发挥效应了。对告密者来说，最大的乐趣莫过于他告的对象遭到不幸吧，但陈少康的目的还不在此，他把后半生飞黄腾达，一步登天的“宝”全押在反周上了。此举决定着他的命运和前途，所以在高度兴奋之余，他多少有点忐忑不安。
他的逻辑也很简单，如果钓鱼台那个女当家真和周恩来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的话，那么他采取的揭露周恩来的步骤必然会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也许一夜之间他就可以变成比姚文元聂元梓还要红的人物。可是他并不知道，政治资本的积累并不像二加二等于四那么痛快，里面存在着玄奥的因素及时机。
当他带着全部材料兴冲冲地来到钓鱼台门口时，警卫战士拦住了他。他说明情况，那名警卫马上和接待室通了电话，然后才放他进去。他感到了一丝懊丧，当初作为总理办公室秘书行动时，走到哪里不是畅通无阻?当了那边的叛逆者，这边并无积极响应，使他泛起一股又一股灰溜溜的感觉，直到见了那位中央文革的神秘人物后，刚才的不悦才一扫而光。
“少康同志!”那位戴眼镜的人物紧紧握住他的手，热情地说:“首长看了你的材料后，感到很重要。你冒着风险起来揭发问题，我们完全支持你的革命行动。”
“周恩来能倒吗?”
眼镜哈哈地笑了，反问道:“你说呢?”
陈少康拍拍胸脯:“我是豁出去了，不打倒周恩来誓不罢休!”
眼镜站起来，撩开窗帘往外望了望，压低声音说:“现在国务院各部委的路线斗争正处于白热化状态。我们给一些院校的红卫兵吹了风，让他们杀进去，把外事口、工交口、农林口、财贸口的盖子统统揭开，揭不开就炸开。只要谭震林、李先念、陈毅、余秋里、谷牧这些二月逆流人物垮了台，周恩来必倒无疑。我们希望通过你，能把这些群众组织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来个向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总进攻。”
“我恐怕不能胜任吧?”
“哈哈，你已经是杀出来的革命领导于部了，还怕什么?”那位眼镜站起来，学着大人物的样子走来走去，“你应该学习红色外交战士姚登山同志，他从印尼一回来就和外交部的革命派站到了一起，立即投入到批判陈毅的革命洪流里来了，现在外交口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最好。陈毅对他们简直没办法。你看怪不怪，陈毅不怕江青，不怕中央文革，也不怕毛主席，就怕造反派，这也叫一物降一物嘛。你能像姚登山那样，也让周恩来怕了你，我就在《红旗》杂志上写文章称赞你，封你为革命领导于部的光辉榜样。”
陈少康热血涌到嗓子眼，激动地脸上的黑痣就要蹦出来。眼镜从文化革命一开始就很活跃，是江青、陈伯达、康生一直叫好的人物。讲话从来说一不二。据说他在中央文革内部专门负责和红卫兵的联络，同五大学生领袖及大专院校的红卫兵组织的头头们，混得极熟。眼镜接见红卫兵和来访的群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准人们作记录，更不准录音和照相。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在学生中广为传播:“我的话，只能在这个屋里起作用，出了这个屋我概不负责。你要给我传出去，印成传单满天飞，我就说你是造谣，是胡说八道。”
陈少康生怕他对自己也来这一套，就凑到他跟前，态度极其诚恳地说:“能不能替我向江青同志转告一下，我想面见她。”
“怎么，对我们信不过吗?”
“不不，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很想能见到江青同志，这是一种荣耀。”
“江青同志很忙，每天要看大量的材料和文件。昨天又和王力、戚本禹、我碰了一天头，讨论了下一期《红旗》杂志的文章，实在没有功夫见你了。但是我可以转达你对她的敬意。”
“那就非常感激了。”
“我说的那批材料都带来了吗?”
“带来了。”陈少康从随身带的书包里拿出了几个笔记本，恋恋不舍地交到眼镜手里:“这些都是我这几年的工作日志，记录着大量的周恩来和部委领导人及其对我们的谈话，很有用。只要稍加整理，就能给他出几本《周恩来黑话集》。”
“这些东西给外人看过吗?”
“我只抄录过部分材料给了地质学院东方公社和清华大学井岗山公社的红卫兵，其他的没有向任何扩散。”
“好，回去以后别再向人透露你把这些东西交给了我们:”眼镜收起那些东西后给他扬手后，“你可以走了。”
陈少康感到寒心，好不容易整了这么多的材料送到钓鱼台，连里面的办公大楼都不让进。甚至水没喝一口，板凳还没坐热就下了逐客令，自己多么像那条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叭儿狗，不，连狗的尊严都没有了。
当眼镜装起陈少康送来的材料走进十六号楼中型会议室时，中央文革的碰头会已经接近了尾声。
陈伯达正在慷慨激昂地说:“……国务院各部分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得很艰难。毛主席对陈毅、李先念、余秋里、谷牧这几员大将是要一批二保，但是有人根本不让批、不让群众去触动他们，反而要把起来造反的群众打成反革命，这究竟是什么问题?我想了很久，还没有想通。”
“我看有人是故意篡改、歪曲毛主席的指示!”关锋盾话说:“一批二保变成了光保不批，反而给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泼凉水，这不是一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又是什么?我这里有份材料，说武汉军区光抓人就三、五千，抓了那么多群众和造反派，还怎么搞文化大革命?”
“还开了枪。许多红卫兵迎着子弹还高呼‘毛主席万岁’，看到小将们的血书我都看不下去了。”随着一阵抽泣声，江青抬起头来，泪珠子扑簇簇地往下滚动着，“全国各地都出现这种镇压群众的复辟逆流，难道和北京没有关系?哼，没有才有鬼呢!”
康生板着面孔插话道:“正当二月逆流甚嚣尘上之时，刘少奇就在中南海里闹翻案。他的消息很灵通，每天往外面打电话，甚至中央也有人给他通风报信，出谋划策，这些敌情很严重，很严重哪。伯达提了个口号我很赞成，就是‘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现在不痛打落水狗，一旦当落水狗上岸，我们这些都得被杀头。”
“杀头不可怕，可怕的是劳动人民要吃二遍苦，要走回头路!”戚本禹激动地说，“随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深入总会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跳出来的，不让他跳也不可能。现在红卫兵揪叛徒正搞得红火，有些走资派认为自己历史上不是叛徒所以很猖狂，你过去不是叛徒现在当叛徒也不行啊，背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是和历史上的叛徒同出一辙吗?”
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甚至七嘴八舌地相互插话，相互补充。虽无中心，却有靶子，只是没有点名罢了，但他们心中都很清楚。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文革的碰头会已经吸收周恩来参加，谢富治、叶群、吴法宪列席会议。所以，中央的一般事情，都可以在这种会议上决定下来。
周恩来紧锁眉头，神情专注地听每个人的发言，铁青的脸就像雕塑似的，没有任何表情。每当这个时候，他是从来不和他们争论、分辩什么的。他知道，在这种气氛下，争执只会火上加油，把事情弄僵，他有对付这种现象的办法。此刻，他只是静静地听、思考怎样解决当前这一连串的棘手问题。
“我们讲了这么多了，不是请总理讲一讲，表表态啊!”康生提议。
谢富治马上响应:“对，请总理总结一下，给大家作作指示。”
叶群轻轻碰了周恩来一下，轻声提醒:“总理，大家听你讲话呢。”
周恩来已经习惯了中央文革这种既无程序、又无宗旨的马拉松漫谈会，知道他们嗓门虽高却无内容。他把手中的笔记本合上，异常平静地扫了一遍在座的每一个人。这种目光相当尖锐，即使那几个刚才叫嚷要发动群众揪后台的人，也被这种目光镇住了。刚才还乱轰轰的会议室立刻安静下来，静的连在场的人的呼吸声都能听清。
“刚才大家不是都讲过了吗?”周恩来开了口，“我没多少要讲的。不管任何人，都要听从我们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的决定。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必然无所适从。今后，一切事情同大家讨论吧，你们讨论好了经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后，我无条件地执行。好，我的话完了。”
中央文革的成员们面面相觑，不知道该再说什么。他们谁也没有胆子跳出来，敢指名道性地指责这位伟人，只会在背后哼哼。但是，周恩来知道，有些人还是要作文章的。下一步的工
作，将更加艰难。
在一些人的指点下，北京再次大乱。
各军事院校，“打倒叶剑英”“炮轰徐向前”的大字报、大标语满墙皆是，覆盖了整个大楼和校舍:国务院各部、委的下属单位，到处都要揪斗李先念、李富春、余秋里、谷牧和其它负责人。其中，外交部和外事系统的造反派揪斗陈毅的浪潮最高。
“外交部是总理亲自抓的单位，陈毅几十年来一直是总理的干将。突破口选在这里最能打乱这个最大的保皇派的阵脚和防线，这也是给他的下马威。”中央文革的那位神秘人物外交学院红旗战斗队负责人布置任务时，特意点明:“能不能把陈毅揪出来，是打好下一步战役的关键。要迫使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亮相，暴露他的真实面目。”
于是，要求周恩来接见，答复能不能揪斗陈毅的邀请信送到了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桌。
秘书优心忡忡地把请柬让周恩来看后，请示道:“你见不见他们?要不，以身体不适推掉算了。”
“不行!我要见他们!”周恩来果断地说，“我是人民的总理，难道还怕见群众吗?这无非是送上来的思想工作嘛，我相信大多数的红卫兵小将是听中央的指示的。你去安排一下，让两大派的群众组织各派十二名代表，我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
但是，参加接见的人员却超过了二百人。陈少康暗中策划，让张旗、李健也作为外交口的代表参加进来。显然，那几个特意安排进来的造反派头头，是要寻机滋事的。这些人一下子涌进大厅里，吵杂声彼起此伏。赵秘书皱着眉头留意着他们，心底便产生一种不安的感觉。他悄悄地走出来，到总理休息的房间向他劝阻:“我看这次接见得推迟，怕他们违反约定，来的代表超过几倍，而且有的人骂骂咧咧，行为很不规矩，弄不好会出事的。”
周恩来想了想，决定还是按时接见。他对秘书说:“群众既然已经来了，再让大家回去不好。在这种场合下，如果真有坏人捣乱，让大家见识一下更好。”
说完，周恩来站起来，整了整衣服，健步朝大厅走去。
正像周恩来估计的那样，大多数学生都是怀着良好的革命愿望来向党中央汇报的。当他们看见总理平易近人地来到他们中间，伸出大手和他们握手，都激动得欣喜雀跃，纷纷向他问好。周恩来挥动双手，招呼大家坐下后，首先代表党中央向学生们表示欢迎。他说:“党中央希望小将们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下去，但你们必须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教导，绝不能搞无组织无纪律的无政府主义，那样下去，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愿意作敌人高兴的事吗?”
“不愿意！”
响亮的声一音表达了绝大多数红卫兵的心愿。
没等周恩来继续讲下去，张旗呼地站起来提问:“请问总理，你为什么不把党内走资派、最大的黑帮头子陈毅交给我们批斗？”
立刻有人跟着起哄:“快回答!快回答!”
周恩来剑眉一场，扫了一遍众人的气氛，态度十分安详地说:“首先我肯定广大学生要求批判陈毅同志的错误的热情是好的，但是我并不认为陈毅同志是什么‘党内走资派’，更不是‘最大的黑帮头子’，因为毛主席不同意这样的结论。同学们不是都表示要听毛主席的话吗?那我在这里告诉大家，毛主席不赞成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陈毅同志。”
大厅里立刻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刚才提问题的这位小将，可能并不了解中央的精神，这点我们不怪大家，怪我们没有及时向大家通气。”周恩来等会场安静下来后，继续说:“陈毅同志在工作中肯定有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所以小将们应该对他批判、帮助。这一点，陈毅同志是欢迎的，党中央也是欢迎的。在适当的时候，陈毅同志是要到群众中去做检查的，但现在条件不成熟。”
这话说得合情合理，把造反派们刚来时那股怒气一下子消除了许多，张旗见这样下去便有失去进攻机会的可能，便不顾一切地冲到前头，挑衅般地挥拳吼叫:“总理，你说的不对!陈毅在历史上几次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人不是坏蛋是什么?我们认为你今天在有意为陈毅开脱罪责。你口口声声代表党中央，请问你代表的是哪个党中央?我们认为你在压制群众革命!”
“同学们，擦亮眼睛，不要上了走资派的当!誓把陈毅揪出来!”李健等人也一起狂喊起来。
“同学们不要这样!”周恩来的神色严肃了，但语调依然很平静。“我不否认陈毅在历史上作了一些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事，但陈毅同志很快改正了。毛主席说:犯错误改了就好。至于说我代表哪个党中央，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可笑，这个问题不应当由我们的小将提出来。我提醒同学们，千万不要上了黑手的当。我们只有一个党中央，这就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小撮阶级敌人处心积虑地要分裂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如果大家相信了那些谣言，那才叫真正上当。我再讲一遍，陈毅是要作自我批评的，也欢迎你们批评，但我反对你们用什么‘揪斗’‘打倒’这种字眼，这样做很不好!很不好!”
“那你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让陈毅到我们中间来，接受我们的批判?”
“什么时候你们两大派听毛主席的话，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我就和陈毅同志一块到你们中去，接受批判。”
在场的许多代表不禁为周恩来这种随机应变，得体贴切的回答，一致拍手叫好起来。
“周恩来，我们怀疑你是叛徒!”有人跳出来喊叫。
周恩来微微一笑:“怀疑可以，但怀疑毕竟不是事实。你可以怀疑太阳不是从东方升起，也可以怀疑我们的人民大会堂不是中国人建筑的，不过这只能成为历史的笑柄。”
大厅里哄堂大笑。那几个人立刻缩起脖子再也不敢往起跳了。张旗还想再发什么高论，但他刚站起来，其他的学生就“嘘”他，嘲弄他，使他根本没有发言的可能。
周恩来见状，连连摇头:“同志们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建议还是让刚才那位骂我的同学站出来讲话，让他把话说完。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害怕错误的东西，正确的真理总是同错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张旗!”张旗并不感到羞耻，而且很高兴让这么多人欣赏他，给他这么一个出头露面的机会。
“你还有什么意见可以讲，充分讲完。”周恩来冲他点点头。
张旗刚张开嘴,突然见学生们都用一双双愤怒的眼睛盯着他，产生了一种众怒难犯的恐惧感，并向后退缩着说:“今天不讲了，这不是自由发表观点的地方，以后再说。”
人群中又一次响起鄙弃的笑声。
周恩来对一些人陷入这样的深渊表示出一种惋惜，他语重心长地说:“年轻人是中国的未来，你们迟早是要接我们班的。但是如果不珍惜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胜利果实，丢掉了老一代人的光荣传统，我断定你们是接不好革命班的。如果这些青年人接了班，只会断送我们的江山，被我们的子孙后代所耻笑。”
接见结束后，张旗、李健等人回到大本营里，一个个无精打采、东倒西歪地躺在了床上，叹气埋怨，发牢骚。为他们没能达到目的垂头丧气……
“他妈的，都说得好好的，要把这次接见变成声讨会，控诉会，怎么一到关键时刻都松蛋啦?还造反呢，全是他妈的软骨头!鸡骨头!豆腐骨头!”那个一直躲在背后操纵这帮学生们的头头气急败坏地骂道，“多么好的一次机会，让你们失去了!”
说得李健火了，挽起袖子也跳起来:“你他妈的站着说话不腰疼，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信那么高，大伙全被他的讲话迷住了，谁敢在那个场合找死?你那么能怎么不敢在全校师生面前宣布你的观点?有本事你到大街上贴大字报去，看群众不把你打死!”
“就是嘛!谁不知道周恩来是国际上有名的铁嘴，连赫鲁晓夫都是他的败将，何况是我们呢?”张旗也自我解嘲地坐起来，打着圆场说，“斗争是长期的，不要以一时得失论英雄嘛。我们要争取有利时机，再发一批宣传材料，把他彻底搞臭!”
“对，想办法和三军的造反派取得联系，进一步公布他镇压造反派、制造白色恐怖的罪行。”
“他今天的讲话就是给革命群众泼冷水，是灭火机!”
“把他的讲话整理出来，直报中央文革，争取取得中央文革的支持。”
经过一番激烈的吵嚷，他们又基本上统一了看法，决定继续收集周恩来的材料，选择机会发动进攻。同时，选派和组织外调队到上海、浙江等地搜集三十年代临时中央的全部材料，从中寻找周恩来的问题。他们的口号是:“五一六红卫兵誓作中央文革的耳目，揪出叛徒，清除隐患，为党的九大立新功。”
但是，也有人通过周恩来这次接见，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感到了这样下去的危险性。李健就是其中一个。这个出身于普通工人的大学生，本来就是怀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愿望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经过一年多的混战，通过今天周恩来的讲话，他有些猛醒。同陈少康、张旗这样的人搞在一起，哪能不出事?
瞬间，他真想马上离开他们，一走了之，由他们任性去胡作非为，他李健再不跟着他们蛮干了。
李健对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活动既不负有任何责任，也无须替他们出谋划策或当马前卒，满可以轻轻松松顾及自己去好好学习点各方面的知识。但，想起周恩来在接见自己时那语重深长的话，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里都包含着一种真诚的渴望，他又不禁感到自己这样轻易退出这场漩涡太便宜了一些人，就是那些自己不出头专门操纵一些无知青年为他们卖命的人。李健毕竟是个有血性的男儿，他绝没有失去头脑，他知道自己该怎样做才能弥补自己的过失，对得起那位忠心耿耿，一心一意为中国的富强，为中国人民鞠躬尽瘁白了头的老人。
那天深夜，李健写了一晚上的信和揭发材料，装进了一个用牛皮纸粘贴的信封，信封上写着:寄中南海国务院敬爱的周总理收。
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是您老人家最忠实的红卫兵，正是怀着对您最深厚、最崇拜的无产阶级感情，我才不得不提起笔来直扦胸臆，表达一下位卑不敢忘忧国的拳拳之心。敬爱的主席，您发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后，我起初真不敢相信，国家主席刘少奇竟是党内头号走资派，但很快我就和所有的红卫兵一起，投入到声讨、揭发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洪流中来了。我们给黑帮们剃了阴阳头，挂上几十斤重的大门板，甚至采取罚跪、罚站的办法，遏迫他们向您老人家请罪(我也知道这不是您提倡的，但为了保卫您，我们对黑帮恨之入骨，不得不违背了您的一贯教导)。说心里话，我们对刘少奇和他在各地的代理人毫无了解，只是出于对您的绝对信任，我们才千遮万遥地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刘少奇!
但是，最近几个月来，北京出现了令人震惊的一连串怪事:有人丧心病狂地散布攻击、污辱周恩来总理的谣言和小道消息，进而在一些大学里便出现了批判总理的大字报和传单。这几天，更是发生了不能容忍的炮打总理的事件，那些反总理的人公开打着您的旗帜，提的也是保卫您的口号。据了解，反对周总理的妖风出自钓鱼台，来自中央文革的那几个秀才。
敬爱的毛主席:我衷心地劝告您，如果反周出自您的暗示，请您无论如何收回成命。现在打倒的人已经够多了，周总理一旦倒下，您老人家就会成为孤家寡人;如果反总理来自别人，请您老人家立即来个“清君侧”，把那几个帮倒忙、图私利、煽妖风、点鬼火的野心家、阴谋家赶出钓鱼台或中南海;如果反总理的活动你还未察觉，请您老人家立即着手调查，锄除邪恶，保护忠良。总之，我求求您毅然决然站出来，保卫一下我们的总理，这对您来说只是翻掌之劳。但此举的功绩，却会与日月同辉。
救救总理吧，敬爱的毛主席!
中国的老百性，对勤勤恳恳地为人民谋利益的领导人是永远不会忘记，是随时都会用鲜血和生命起来挥卫的。
一名红卫兵
毛泽东很快看完了这封来信，手中的笔几次想写批示，但终于没有落下来。看了那么多的文件和材料，都没有像这封信竟能掀起他思绪中的波涛，那含含蓄蓄的语言闪烁着无数的复杂信号，发出了一串串嗡嗡震击耳膜的声音。小小的老百姓为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鸣冤、求情，真是有史以来的奇观!
放在桌案上的那块金表，“嘀嘀嗒嗒”地行走着，使书房里的气氛更加显得肃穆和寂静，毛泽东的浑身血液仿佛凝固了，静止了，坐在椅子里长久地沉思。
在重大的决策时，毛泽东喜欢自己深思熟虑，运筹帷握，而决不愿意由人左右，更不容忍别人牵着他的鼻子走。但这封信里，却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想摆布他，教他怎样而又不让他那样，提出的问题牵动全局。那双明亮的眼睛里透出一种难以名状的神情，凝望着书架上那块难以说清的地方，完全成了一尊伟大的雕塑。
那是周恩来离开上海，刚到苏区的时候。他和周恩来进行了彻夜长谈。担任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在他面前严肃，谦恭，完全没有洋派头。听了毛泽东的陈述，周恩来说:“你的意见有道理，但共产国际的主张也不能拒绝，能不能两者的长处结合起来，制定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呢?毛泽东同志，我现在不能一边倒，只能把大家都团结起来，一块对付蒋介石!”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第一印象，就是发现他有巨大的凝聚力，能和各式各样的政治家、军事家相安处事。他不想超越什么人，但大家都需要他，都离不开他。他靠各种人发挥作用，各种人凭藉他贯彻主张。
一九三五年一月初，长满络腮大胡的周恩来捶着毛泽东的肩窝，大声说:“你必须出马收拾残局了，中国革命离不开你。你当统帅，我给你当助手，凡事大家商量着办，出了问题我来顶!”在他的周旋和游说下，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在毛泽东的历史上结束了那种受嫉妒、遭打击、被排斥的屈辱岁月。毛泽东很感激周恩来，认为他善于坚持原则，在关键的时刻有清醒头脑，不会使革命事业造成损失。
一九四五年抗日进入决战关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讨论中央领导班子时，周恩来对毛泽东说:“把刘少奇、朱德的名字排在我前头，他们比我更适合担负中央领导职务，我当不当中央副主席照样工作，你千万不要为我的安排再费脑筋。”毛泽东听了非常感动，在代表们投票选举前发表讲话道:“周恩来同志不争名，不计利，是最懂得顾全大局的人，我看我们都要像恩来那样，什么工作也好做了。”
去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前，毛泽东找周恩来谈心，说:“我想提议林彪同志作我的接班人，政治局常委名次也要调整一下。”周恩来马上表态:“我完全赞成，林彪同志不仅比所有现任常委们都年轻，而且懂得政治思想工作，多年来一直高举主席思想红旗，为我军的革命化作出了重大贡献。我给其他常委和中央委员做工作，保证主席的意图落实。”果然，在这次全会上，周恩来忙里忙外，多次找人谈话，保证了全会的顺利召开。
像这样忠心耿耿，一个心眼为党为祖国工作的总理，还有什么值得挑剔的吗?
有!毛泽东的感觉是，往往成全人的事，周恩来毫无顾忌地抢着干，而要得罪人的事，他处理的特别谨慎，总怕给人留下把柄。为此，毛泽东曾狠狠批评过他:“你在阶级斗争的风浪口上心慈手软，没有狠劲，下不了手哇。当年在特科处决叛徒时的勇敢和果断哪里去了?是不是越来越胆怯了?”
周恩来只是笑笑:“主席，当我迈不开步子时你就推我一掌，当我下不去手时你就大喝一声，我的头脑就清醒了。正是我的这个弱点，决定我永远当不了第一把手，永远只能当助手。”
毛泽东重新拿起那份小人物的来信，又仔细地读了一遍，隐隐感觉到了信中的锋芒所指。这是他最不愿发生的事。他记得自己曾跟江青打过招呼，让她出面作些得人心的事，可她再一次地失去了历史的机会。每想到这里，一股无名火就从他的胸膛里呼呼地往上蹿!
江青来了，来得正是时候。
毛泽东僵持的思维一下子松弛下来。
仿佛有一串悠长的军号声从他脑际里轻轻飘悠，又盘绕在他的耳边响奏，就像天空中的白云那样，飞得很远很远了，但是它还在自己的头顶。终于他听清了，那悠长的军乐声奏的是东方红。
江青看完了那封红卫兵的信，嘴角挂着冷笑。她缓慢地坐在了毛泽东的对面，开动了她的话闸。
“你在为这封信大动思索?”
“难道你感觉不到全党全国的人心所向?”
“啊?难道你真的相信那是出自红卫兵的手笔?”
“你有什么理由怀疑和否定?”
江青晃动着信道:“首先，这些语言根本就不是孩子们使用的词汇。第二，普通的人民群众根本不可能获悉中央高层次的思想动向，第三，这样的信件怎么能顺顺当当转到你的手里?我看八成是人家有意蒙蔽你。更重耍的是信的作者完全采用了别有用心的激将法，企图利用你的手来分裂中央，不管信的作者是什么样的动机，它在客观上是要起刘少奇希望干的事!”
振振有词的条分缕析，一下子把那封信说成了一颗危险炸弹，使人不敢再去触动它。这便是江青的作用。
时光过得如此缓慢，凝固了毛泽东的神情，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感到眼窝里竟然有了异样的感觉，几乎模糊了他的视线。
“怎么，你动感情了?”
“男儿有泪不轻弹哪!”
江青下意识地吸了一口气，想换话题又不敢，于是唉了一声说:“这也难怪，总理那起被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案子传出去，弄得人人议论，也是引起许多误会的原因。我听说林彪为此事也派人到上海等地调查，恐怕又加剧了此事的传播。”
毛泽东吃了一惊:“噢?林彪也派人调查了?”
江青走到门口，看看没有什么动静后，立即将门反锁了，走到毛泽东跟前重新坐下来，当她似乎打定了什么主意时，从皮包里又掏出一封信，连声说:“你看看，据上海档案馆、图书馆的监管人员反映，军队的人把三十年代的许多资料都取走了，还取走了我和春桥的一些东西。这场戏演到现在，名堂越来越多了。”
“心中没鬼，你怕什么?”
“我们没鬼，有人想捣鬼呀!”
“我看你还是什么也不要过问，静观待变，看看人家到底要干什么。”
“无非是想败坏我们的荣誉罢了。利用海外反动势力的宣传作文章。”江青喳喳地唠叨说:“我看呀，有人一直在撺掇我们挺而走险地整一些人，他却坐得高高地坐山观虎斗，阴一面，阳一面地看笑话，到时候下来摘桃子，拣便宜。螳螂在前，黄雀在后，我可再也不能上别人的当了。”
毛泽东等江青说完以后才话中有话地说:“这话说到这里就算完。再传到第二个人就是犯错误。那封署名红卫兵的信，我把它交给你，你去照着办。恩来虽然有不足之处，但比他再好的人我看不多。”
“春桥同志各方面都强，将来……”
“现在不议他的事!”毛泽东被江青的一再干扰激起了满腹恼怒，但此时此刻又不便发作，只得对她耐心地开导:“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看有两条你要准备实行，这就是:亲者严，疏者宽。你就是喜欢听顺耳话，稍对你不当你就受不了了，这是最要不得的。我劝你好好研究一下总理，他的优点你能学习一半你就不是这个样子!我已讲过多少次了，再不改，我也要对你动动手术，别到时候逼得我演‘别姬’戏。”
江青病了。
消息一传出，钓鱼台立刻车水马龙。
“喂，江青同志什么病，怎么昨天还好好的，突然就会病了呢?”
“据说是有特务想毒害她，不得了了，钓鱼台都快闹翻天了。”
这下，中南海惊动了，毛家湾惊动了，整个首都的最高阶层都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尽管上面议论纷纷，下层却是风平浪静，谁也不知道上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在他们眼里，那里好像是另一番天地。
周恩来乘车赶到十一号楼，见下面围聚着很多人，全是有头有脸的高层人士，有老干部，也有刚涌现出来的新贵，还有文化艺术界几位红得发紫的角色，人人脸上呈现出焦急、惊慌的神色。大家看到周恩来来了，自觉地闪开一条道。周恩来一眼看到王力搓着手在走廊里急得团团转，走上去问道:“怎么还不送往医院?”
“江青同志坚决不去，现在医护人员都来了，正在会诊。”
“这么多人围在这里干什么?”
“江青挡驾，说谁也不见。可大家怎么劝也不走，我也没办法。”
周恩来再没顾得上说话，匆匆走上楼去。
江青正在床上破口大骂谁。周恩来刚进门，她便打着泪，嚎啕大哭起来:“总理啊，你可不能不管呀，有特务要害我，我可活不了啦，你得为我作主呀!”
“冷静些!江青同志，你是一位很勇敢的女性，请你不要着急，慢慢把情况说清嘛。”周恩来指着床前站着的那几名医生说，“你看大家多着急，都在关心着你的健康哪。楼下看望你的人都快挤满了。”
“让他们滚!他们都是来看笑话的，我一个也不愿见他们!”江青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叫着，“他们都把我当作多余的人了，千方百计地要置我于死地，竟派特务来对我下毒手，他们陷害我不是一次了，我全看得清清楚楚。”
江青的哭诉，使屋子里的气氛更加紧张起来。在场的医护人员都感到毛骨悚然，一股股寒气直往身上蹿。
周恩来悄悄地把主治医生叫出来，详细了解情况，诊断是:轻微的安眠药反应。
原来，昨天夜里，江青召集刘少奇专案组的人员谈话时大发脾气，骂他们“不负责任”“玩忽职守”，几乎人人都被她骂了个狗血淋头，随即提出要把他们都赶回原单位，去见谢富治，重新调人。熟悉她性格的人知道她是“虎啸山岗”，为给他们先来个下马威，以便好进一步控制，指挥他们。不了解真相的人，却会以为专案组的人果然犯了什么滔天大罪。直到江青骂累了她才破涕为笑，又说他们“实际上也很辛苦，因为担负全国最大、最艰巨、最复杂的大案嘛。”等专案组的人离开后，她要睡觉却感到大脑很兴奋，怎么也睡不着。于是按电铃唤来了公务员小孟，让这位才十九岁的姑娘取出安眠药，她一下服了三片才躺下。今天早晨起床时，她感到昏昏沉沉，一见昨夜小孟忘拿走的那瓶安眠药便惊叫起来:“啊!有人想毒死我!快来人呀!快来人呀!”
周恩来查明事情经过后，又坐到江青床头，很温和地安慰她:“原因弄清楚了，是你昨晚服用安眠片稍稍过量。不要紧，很快就会好的，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危害，希望你好好体养，保重身体。”
“不，不是这样，你别听他们对你谎报军情。”江青两手拍打着床沿大叫起来，“小孟就是敌人安插在我身边的特务，她对我怀有刻骨的仇恨。总理呀，你快下令把她抓起来审查，让她交代后台，她身后一定会有最阴险的敌人。”
“小孟对你一向很好嘛，江青同志，请你一定要冷静，你这么叫嚷，把我也弄得紧张了。”周恩来看她还是大喊大叫，便站起来，给随行来的联络员使了个眼色，继而很严肃地下令:“通知中央警卫局，立即把小孟隔离审查。对江青同志的病情，马上组织力量进行抢救，然后组织人员查明事情的真相后，严肃处理。”
联络员对总理的眼色完全会意，立刻应声而退。到了楼下，把那个早已哭得泪人似的小孟叫过来，小声说:“马上跟我走，回中央办公厅另行分配工作。”
江青也看出周恩来是在逢场作戏，但她需要这样。只有如此，她那特有的畸型心理才会得到平衡。她之所以要这么做，自有她的打算。在中央文革和毛家湾、中南海以及其他政治势力的角逐中，她一直在暗暗地观察着各式各样的人们，掂量哪些人会为自己所用，哪些人心存异念，哪些人只是左右逢源，时刻准备攀靠一方。为什么要这样?政治需要!政治舞台上闯荡，必须要有自己的力量，必须要组织自己的队伍。虽然在中国共产党内，公开地树派拉派，是一切野心家、阴谋家的大忌，但巧立名目，打上冠冕堂皇的旗号招兵买马，却成了公开的秘密。这里最大的奥妙，是不看公开的宣言和表白，而要看背后的交易与他们的真正动机。
文化大革命把江青正式推上了政治舞台，使她成为新崛起的一股政治势力的领袖，那她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一寸阵地。
从今年一月起，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并列下达文件，发表指示，意味着钓鱼台的主人已经成为能和林彪，周恩来平起平坐的同级别级高干。这既可以作为信号，也能够当成暗示，钓鱼台将要以此为根据地，不断地在各部门，各领域扩展势力，最终的目的要干什么?早有人察觉到她并开始注意和防备到她了。
她藉机发挥，造出有人想谋害她的舆论既能乘机看出一些人对她的态度，又能抬高她的地位，还能敲打敲打一些居心叵测的人，以示她早有防范，此可谓一箭三雕也。
周恩来看得非常清楚:此女人其志很广，其心很大，言谈举止，派场声势都竭力摆出一副大政治家的气度，以此插手政局。但她的屁股上还贴着小市井的标记，出台的动作没有大家规范，却充满着偷偷摸摸的诡谋狡诈和简单庸俗，形而上学的表面文章。这种策略演戏可以，真正到了政治较量的决斗中，她的那套办法就像武功演员的花架子，看起来吓人，其实不管用。
陈伯达曾在他的房间里对人说:“我看出来了，江青将来要成大事。你们看，连总理都害怕她，林副主席也畏惧她三分，何况我们呢?”
其实，陈伯达只说对了一半，那就是林彪怕她是真，周恩来怕她却说错了。
通过一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发现了江青的致命弱点:气量小，心胸窄，感情脆弱，易怒易暴，这种性格必然会在决策中反复无常，在用人上将信将疑，最后会导致圈子越缩越小，人马越来越少，天怒人怨，众叛亲离的结局。按照他的本意，像江青这样的人不适宜从政，尤其不能担负要害性的领导岗位。但由于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和文化大革命的独特的发展需要，江青卷入了政治漩涡的中心，而且时代把她推上了政治权力的高峰。他断定她是随着大海的巨浪推上来的，也必将随着大海的退潮而落下来。除非她具有搏击风浪，扭转乾坤的领
袖素质和政治家才能。但是她没有，也不会有。他担心她会以悲剧而告终，所以曾和她有一番善意的规劝。
那是一九六六年七月下旬，周恩来到杭州向毛泽东请示工作回来，江青找他谈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时，向他出示了毛泽东七月八日致她的一封信，信中表示了毛泽东对未来前途的一种预计，说他随时准备被打得粉碎。
江青也感到优虑地说:“总理呀，我实话对你说，我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万一文化大革命失败，我不是杀头，就是坐牢，俄饭也有可能，这些遭遇，我都有思想准备。”
周恩来看完那封信，思想上进行了痛苦的斗争，他对她说:“我认为完全可以防止那种局面，保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决定性胜利。”
“你说说看。”
“事事你不要冲在前头，充分发挥左派的作用和组织的力量。”周恩来深沉地说，“你要注意多保护一些犯了错误但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宁可在一些问题上等待群众和干部的觉悟，而不要单枪匹马地包打天下，最后脱离了广大群众和干部。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渺小，很微不足道的。只有把自己和人民群众永远联系在一起，和党的组织，集体的力量相融化在一起，才能形成不可战胜的力量。”
江青笑了:“这都是小学三年级的水平，我都清楚。依你看，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能取得全面胜利吗?”
周恩来沉思良久，才缓缓地回答:“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相信文化大革命一定会取得伟大胜利的。主席有句诗，写得非常好，主席写道:‘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我希望你能作这种勤勤恳恳，兢兢业业，默默地为党、为人民工作的革命者，像报春花那样，永远得到人民的热爱。”“你看我怎样才能达到那样的境界?”
周恩来笑了笑态度很诚恳地说:“功成名就，急流勇退。千万不要在政治漩涡里待得太久，那样对你不利，很不利。”
“是吗?”江青咯咯地笑了起来，以挑战般的目光凝望着周恩来:“我这个人喜欢向命运宣战，宁可在命运前头的撞击下碰得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我倒要欣赏一下，看究竟谁能战胜我!”
周恩来不再吱声了。凭他的政治远见，他感到无论用什么语言劝告她，她都不会接受别人的忠告。她的固执、她的自信，她的目中无人，都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任何人对她进行善意地批评和帮助，都会使她认为大逆不道，都会遭到她残酷的打击和迫害。他对老伴邓颖超说:“对江青，除了铁的事实外，任何人的批评和帮助都于事无补。我只寄希望于毛主席，一旦当毛主席的警告她都听不进去，那她就不可救药了。我们的作用，只能尽可能地减少她对革命，对同志们的危害，尽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此外，我们再不可能对她有较大的帮助。”
所以，周恩来料定她将来会跌跤的，所以对她的一切容忍多于制止，规劝多于斗争，更多的时候是等待，等待她的觉悟，等待毛泽东对她所犯错误的纠正。
周恩来一直等江青闹够，闹累了呼呼大睡后才离开钓鱼台，从事他一天紧张的工作。
陈毅和李富春闻讯到他那里打探消息，周恩来绝口不谈事情的真实情况，只含含糊糊地说:“江青同志身体不好，不能受大的刺激，你们和她打交道，一定要注意她这个毛病，千万不要把事情弄得太僵了。”
陈毅深知周恩来，他是一个宁愿把奇耻大辱深深埋在心底也不肯把委曲吐出来的人，他有着极大的忍耐力和承受力，装在胸内的秘密任何人也休想把它掏出来。他看到周恩来脸色铁青，眼帘低垂，右手提起笔来不住地抖动，就安慰他说:“总理，你也要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一旦你倒下去，主席，我们，都无法忍受这种打击啊!”
周恩来淡淡地笑了一下，脸上的优虑瞬间便消失得干干净净，他说:“陈毅同志，看来你得到小将们中去作个自我批评，硬顶恐怕是躲不过去的，我也不好向主席、向中央文革交待啊!”
“总理，我知道你已经为我作了最大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能这样做了。”陈毅这个宁折不弯的铁汉子，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含着泪水。
周恩来低沉地说:“我为不能很好地保护你们而感到难过。但是，陈毅同志，我也要批评你，今后说话一定要注意，不讲策略可是不行哟。主席称你是‘炮筒子’，我看里而既有表扬你的内容，也有批评你的成分。你准备个检查稿子，合适的时候我和你一起到群众中去，只听不表态。行吗？”
“总理，要让我说实话，我没啥子可检查的。群众，群众，一提到群众，我看那些造反派根本代表不了群众，不信我们可以搞个民意调查!”陈毅愤愤然地说，“什么‘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陈毅也敢舍得一身剐，把这些学生娃娃们拉下马。说心里话，为了你，我可以去检查，去向他们低头认罪，甚至低三下四去说好话，反正这次我是听你的了。”
李富春也说:“经委的造反派也让我去检查，去就去，反正是汇报工作嘛。我们干事没什么不可见人的，我就不信他们能把我怎样!”
“总理哟，中国这个政局可该怎么办呢?就这样下去吗?”陈毅望着周恩来那副疲惫的面孔，带着某种伤感说，“没想到我们革命了几十年，竟然落到了这般地步!”
周恩来默默地想着心事，一言不发。
陈毅打心眼里佩服周恩来在政治风浪中的出奇高招。他和李富春、李先念多次研究过周恩来的策略:在他几十年险象环生、派别林立的政治生涯中，周恩来始终把自己摆在了风暴的最中心，冷静地藉助潮流而游到生存的彼岸。不会求得生存的政治家，就不会斗垮最狡猾，最歹毒的对手。他恰恰懂得在斗争中如何抢占有利地形，然后在看清局势时再决定自己该怎么办。眼下的局势已经很明显了:林彪身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副统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直接指挥着人民解放军，重权在握，使得反对他的人很难施展招数;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有毛泽东为靠山，动不动打着这而旗帜东拚西杀，已经在全国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趋炎附势的投机政客和越来越多的造反大军纷纷投奔到这面大旗下，任何人也难挡住他们的进攻。这两股势力已经左右了中国的政局，很难涌出一个与他们抗衡的等量级的对手。
周恩来听完两位战友的分析，只是微微一笑。他突然问陈毅:“你经常看《三国演义》吗?”
“以前还看，现在忙起来，顾不得哄。”
“应该经常看看，从中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嘛。”周恩来说，“关云长不懂得统一战线，结果来了个走麦城，一生勇猛付水流。刘备和孙权联合，是为了对付曹操，曹操按兵不动，养精蓄锐时，孙刘两家就要火拼。这些典故很能说明问题嘛。”
李富春眼睛一亮，大声叫起来:“老陈，这下我可明白了!”
陈毅意味深长地望着周恩来，也笑了。
尽管是在政治漩涡的重要包围之中，但一旦看到了方向，找到了冲破包围的道路，政治家们都会产生一种不可抑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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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群添油加醋地把钓鱼台的那段新闻给林彪讲了一遍，林彪板着面孔，连点表示都没有。
高大宽敞的卧室里，两盏灯相互映衬，发出柔和明亮的光线。
不知什么时候，林彪让人把那浑圆的巨大地球仪搬进了内室的桌子上，一条条五颜六色的地图把整个世界的位置和距离显引出来，让政治家们从这里窥望全球大势。如同战争岁月养成的习惯一样，副统帅没事的时候喜欢静静地坐在地球仪跟前凝目观察。如果说，当年他看地图是为了熟记地形，指挥战争的话，那么现在的他看地球仪，只是为了思索问题，藉物联想罢了。
指挥军事，要求精熟双方兵力、武器、火炮配置，给养供应，指挥员素质及其一切应该知道的东西，才能确保决策万无一失，否则就会在战争中流血牺牲，惨败于旦夕，在政治较量中决定言行，和指挥军事同样重要。
新中国成立之时，林彪对战火腾飞的隆隆战争已经感到畏惧。你看怪不?越是身经百战的将军，越是恐俱一点点火星，他们生怕这点火星会酿成大战。倒是那些从书本或电影里领路到战争的牛犊，敢于冒着生死去挺而走险。林彪这样认为。于是，他以自己身体有病为藉口，婉言谢辞了毛泽东让他指挥朝鲜战争的重任:
“主席，这个帅印我实在担当不起。脑子整个地疼，眼睛也发花，连文件都没法看，到了朝鲜，我这副身体会误事的。我看你再选一位身强力壮的将军挑这副担子，领这颗帅印吧。”
毛泽东批准他养病，也记住了他的回答。
十七年后，他又在地球仪下指挥起不流血的军事来。他认为他很懂政治。他对毛泽东说:“尽管我几十年来一直从事军事工作，其实我的兴趣从来是政治。政治这玩艺儿，能养人，也能吃人，和战争差不多。”说这话时，他忘记了泽东的名言:“军事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军事。”毛泽东微微一笑，没有驳斥他。其实，他在毛泽东面前论政治，只配当个小学生。
虽然他很少出门，但天天关心着钓鱼台，中南海的一举一动。
事情就是这样奇怪。当叶群向林彪滔滔不绝地翻腾钓鱼台新闻时，林彪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叶群闭着嘴巴也想心事时，副统帅又开了口:“你刚才说什么?十一号楼病了?”
“我早代表你问候过了!”叶群也给他板起了面孔，又接着说，“我又让林立果代表你给她送去一车大西瓜，还给十一号楼的所有工作人员送了一套《毛泽东选集》。你看我这个主任当得怎么样?如果事事等着你吩咐，岂不早误大事了。”
“你刚才还说什么特务怎么回事?”
叶群这才悟过劲来。于是又把刚才罗嗦的情况重复了一遍。末了，她有些纳闷地问:“我真弄不明白，十一号楼为什么对一个公务员大动肝火?其实，那个小孟屁事没有，硬给戴个罪名赶跑了!”
“这里面就有政治。”
叶群感到新鲜了，瞪圆眼睛问:“什么?”
林彪说:“其实，她这一套是演给你们看的，这就叫‘杀鸡给猴看’。就是说，谁要得罪她，惹下她，她就要给你点颜色。至于罪名嘛，完全由她给你定。”
叶群听了，倒吸一口凉气，啧啧地连声说:“还是你的脑子够用，我怎么就没看出来?这个女人，真够厉害得了，真够厉害得了!”
林彪瞪了她一眼:“少见多怪!”接着又问:“你见到老夫子了吗?”
叶群说:“见到了。他直向我问候你。另外，他还让我告诉你，他想搬出钓鱼台，回中南海去住，那里也有他的房子。”
“告诉他，绝对不能搬离钓鱼台!”林彪立刻直起身子大声说:“老夫子可能和十一号楼有了隔阂，但此时暴露出去无异于自杀。你给他打个电话，让他无论如何要忍耐，忍耐便是科学的大度。其次，要他安心在钓鱼台居住，那边有什么情况，让他随时告诉我们，互通情报嘛。”
等叶群离开卧室后，林彪嘴角浮起一丝微笑，绕有兴趣地伸手转动着地球仪，感到了一种极大的满足。
作为接班人的他，现在每时每刻每考虑一个问题，都要和“接班，，二字结合起来。将来接班以后，要数最头疼，最难对付的，恐怕莫过于这个女人了。原来考虑她有一整套能讲能算计的秀才班子，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那些秀才们很少能和她共事始终，连陈伯达都想离开她而远走高飞，其他人就更别说了!
他对钓鱼台内的每一个裂隙，都打心眼里感到高兴。那边的势力小了，自己的力量必然就大了。自己的力量也像毛泽东说的:重武少文。如果有一些知己的秀才靠过来，将来更能有力地巩固自己的政权。他这样想。
好大一会儿，叶群才回来。
“我已经和他说了。看来，老夫子很感激我们给他出的主意，再三表示抽机会一定要来致谢呢。我怕十一号楼起疑，劝他别来。他也接受了。”
“周恩来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叶群“咯咯”地笑了:“钓鱼台一直在他后院放火，他的日子还能好过吗?现在外交部的火又进了!我给那个从印尼回来的英雄暗示了一下，只要他们把陈毅搞下去，我保证他当外交部长。荷，这下他的劲头更大了，马上召集外事口的造反派开了誓师大会，一定要同陈毅血战到底。我看，周恩来再去灭火，可就不像上次那么容易了。”
“毛主席可是要保陈毅的。”
“我看又是老人家的一种策略。”叶群故作神秘地说，“钓鱼台那边可是把陈毅那帮老家伙恨透了。只要他们下决心整垮陈毅等人，老人家肯定会同意他们的结果。你看整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这些人时，主席不是都提过要保吗?他到底保了几个呢?”
林彪微微点头，满意地说:“看来，你对政治的理解，也越来越精深了!”
北京师范大学井岗山公社的头头谭厚兰，从昨天晚上就给《红旗》杂志的编辑林杰打电话，但始终联系不上。
后来才听说，林杰带着一批人马到武汉去了，因为那里的造反派始终受着压制，迫切需要北京的声援。
谭厚兰是北京著名的学生五大领袖之一，去年六月以给工作组贴大字报受到围攻而扬名首都，受到了康生、关锋、王力等人的赞赏。在她周围，有一些学生组织紧跟着吃五喝六，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也和好有紧密联系。人们都知道她是通天人物，要取得中央文革的支持，没有她的帮助是很困难的。尽管这种认识有很大的片面性，但她和关锋、林杰等人接触频繁，又能和钓鱼台直接联系，这却是人所共知的。
井岗山公社机构复杂。人员诡秘，有宣传部、作战部、特档室、外调组、联络部等五花八门的下属单位，俨然扮演着中央文革情报部门的角色。不仅他们，就是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都有类似的情况，他们各有自己的消息来源和靠山，各自插手全国各省市的文化革命，使本来就复杂的派别斗争，不断涂上各种神秘色彩，使人们很难弄清事实的真相。
相比之下，谭厚兰比他们的条件更优越些。林杰对她说:“我就是北师大毕业的，我们更应该有共同语言，希望我们加强联系，互通情报。”这是谭厚兰求之不得的。的确，她通过林杰这条线，获悉了不少外人难以得到的材料和消息，她也给林杰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情报。这种得天独厚的关系，曾颇为其他学生组织所眼馋不已。
北京的造反派都知道谭厚兰隐藏着一批从上海搞来的机密材料，但谁也不知道具体内容。就是特档室里，也只有一两个人员接触过这些东西。传出去的口风里，说他们私整了陈伯达、康生等人的历史材料，还有不少涉及周恩来、江青的资料。
那天，北京师范大学来了一位穿着黄旧军装，敞着衣领，面庞英秀的姑娘。她的眼睛明亮而富有诱惑力，高耸的胸脯和丰腆的腰身看上去却很普通，但说话却总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径直走到谭厚兰的办公室，开口便说:“我是成都档案馆的机要员，有重要情况要和谭厚兰同志面谈。”
谭厚兰急忙站起来，一边用手拢着有些湿润的蓬松秀发，一边走到那位姑娘跟前坐下，打量着她那容光焕发的面孔，心里猜想着这位不速之客的来历。
姑娘进行了自我介绍;大西南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活动最猖狂的据点。彭德怀被打倒后就安排在那里管三线建设，彭真泡制完那份著名的二月提纲后也带领人马到了成都首先兜露，邓小平、杨尚昆都是四川人，那里有他们根深蒂固的党羽和罪证。“因为我的工作特殊的缘故，我接触了李井泉他们秘密保存的大量材料，里面既有历史上的东西，更有他们这几年来秘密交往和开黑会的记录。现在，有一批领导干部准备姑出来革命，派我带这些东西来向中央文革汇报，苦于找不到门路，来求你帮忙，看能不能给我们支持。”
谭厚兰兴奋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当下拍着大腿表态:“没问题!我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到了我这里，就和到了中央文革差不多。”她被这位年轻貌美的姑娘背着的挂包所吸引住了，滔滔不绝地谈起自己的造反史，还得意地从抽屉里取出了一大叠她和康生、关锋、王力、戚本禹、林杰等人的合影给姑娘看，不断地催促她快把材料拿出来。
姑娘说:“这样吧，为了我将来向中央文革首长汇报方便，我整理个详细的明细索引材料，这样也不至于造成混乱。我带来的资料有些是我抄录的，字迹很不好认，我重新清出来后再送你看好吗?”
谭厚兰没理由反对。于是，她把这位穿军装的姑娘留在她的宿舍里住下，给她提供各种条件供她整理材料。姑娘对上层的情报相当熟悉，巾央负责人的简历几乎倒背如流，使谭厚兰越发不敢等闲视之。为了表示自己也决非孤陋寡闻之辈，谭厚兰终于亮出了几发最机密的“炮弹”。
“你看，这是伍豪在三十年代活动的全部资料。”谭厚兰拍着一包包档案袋，得意地吹嘘说:“关锋同志对我们最关心，亲自提供调查线索，我们费了不少周折才获得这些东西，如果你那里有总理的东西，请单独给我列出来，我们特殊处理。”
“总理你们也敢反对?”姑娘似乎对此缺乏信心。“会不会犯错误呢?”
谭厚兰哈哈笑道:“现在还能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林副主席说得好: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只要群众掌握了他们的证据，就是天王老子也得把他拉下马。告诉你吧，中央文革对周恩来并不信任。江青、关锋同志顶了他多少次了，现在我们正在发动一个新的大高潮，弄不好他就是下一个运动的重点。他的行动是没有形成文字的二月提纲，这是关锋同志给他定的。你想这能错了吗?”
“你们还有什么材料?”
“这是江青同志在上海时的革命材料。本禹同志委托我们帮他调查的，他将来要写江青同志的小说或回忆录，这些东西很有价值呀。”谭厚兰说，“实话告诉你，伯达的材料我们也有，他在历史上很可能是托派，还有可能是叛徒。这些都有人证物证。但现在绝对不可能公开，什么时候中央需要，我们就在什么时候把这些炮弹打出去。”
“中央文革知道你们的这些东西吗?”
“有的知道，有的也不一定知道。”谭厚兰颇为得意地说:我的后台就是关锋和王力。这两个人年轻有为，前程远大，主席、林副主席都很器重他们。林副主席早想把关锋提拔成全军总政主任。要不然，为什么单单把他选进中央军委文革小组里，这里面大有奥妙。”
“真的吗?”
“是关锋同志亲自跟我讲的。”谭厚兰总怕这位姑娘说她吹牛，便把她的日记本拿出来让她看，里面详细记录着那几位首长和她谈话的情况，也记载着井岗山勤务组开会的决议。“好同志，我完全把你当作了我们自己的人，你可一定要和我们配合，将来共同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
于是，姑娘向她提出要看那些材料，还说，也可能看完后再给他们更多的补充内容。
“你们的那些东西究竟有多少真实性，我可以给你们鉴定一下。既然我们都成了一个战壕的战友，彼此利益紧相连，我也需要更多的了解你。否则，我也不敢完全将心交给你们。至于你们采取什么手段，这与我无关，也是我不想知道的。只要把你们掌握材料的内容和你们和哪些中央首长有联系让我知道，就足够了。”
谭厚兰似乎犹豫了一下，但还是答应了她的要求。
但是，就在那天晚上，漂亮的姑娘失踪了!就连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各个渠道得来的那批绝密材料，也被那姑娘带走了。走时，连点痕迹都没给他们留下。
材料和不速之客的失踪，使谭厚兰感到事态的严重。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都给她下一步的活动，罩上了一种威胁的阴影。
整个班子都暴跳如雷了，谭厚兰气急败坏地到处打电话，要求她的各路人马协助破案，但都没有任何进展。
“事到如今，绝不可轻率行事了。”谭厚兰的军师，担任革委会副主任的那位讲师说:“如果我们慌张行事，盲目地去向公安部门找人，不仅会使其他群众组织疑心加重，而且会暴露我们的许多动向，甚至给关锋、王力等首长帮了倒忙。看来，那位神秘姑娘也许是北京某派组织的干将，如果她真的跑到那里去，他们也会采取和我们同样的行动，闹到那一步，也就基器了他们。我们总会找到那个娘们的。”
谭厚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把茶几捶得咚咚响:“我们总不能让那家伙平安无事，总得设法把她找回来，到时非揍死她不可。”
此事到底还是让中央文革的某些人物知道了，他们派那个戴眼镜的联络员前来调查情况。眼镜详细地询问了神秘姑娘的衣着、长相、说话的姿态和来的时间、失踪的表现，最后惊得连拍大腿:“哎呀，如果真是她，那就坏了，那就惹下乱子了。”
“谁?”谭厚兰等人齐声问。
眼镜叫道:“李纳!李纳是江青的女儿，她最爱搞这种福尔摩斯式的恶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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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永胜进入会客厅之前，叶群已经同吴法宪单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
从最初的朦胧感觉，到后来的层层点破，这位空军司令已经完全看出了叶群是在向他交底，让他把军委办事组搞成国务院第二。就是说国务院的任何机构里都让他伸进手去，安插自己的人马。同时，他也敏锐地意识到，林彪似乎对他还不放心，让他再物色几个更合适的大将。
他提到了黄永胜。叶群连连点头:“我们想到一块去了。不过，他现在还不能来。广州那边离不开他。他还得监视武汉军区的陈再道，那个人头上刻有反骨，是罗瑞卿和那几个黑干将的人。首长现在正考虑如何清理军队，正试图作毛主席的工作。一旦当钓鱼台那边有突破性的进展或惨败，首长都可以立即开始他的方案。”
这个意外的交底使吴法宪大为兴奋，同时也感到军内各个关口和派别引起的种种现象，令他深感其上层势力的斗争竟如此复杂。但他庆幸自己操住了船上最稳固、最可靠的舵柄，不管你是哪派哪系的，任你东西南北风，都奈何不了林彪副统帅的一根毫毛。只要林彪亲自出马，任何军内派系都会全军溃退，最后形成清一色的林记天下!
黄永胜走进室内的最初几秒钟里，发现林彪并不在场，而是空军司令和叶群，感到有点失望，恐怕自己要解决的问题此番办不成了。他这次进京，完全是偷偷摸摸的，广州军区的其他领导并不知晓，以为他又到哪个医院去和女护士们风流去了。其实他这几个月来丝毫对那类事发生不了兴趣。林彪秘密交办的大事，都没有很好地落实，使他既焦急又恐惧，总担心夜长梦多，突然生变。他脸上总挂着那种懒散的样子，和他们打个手势后，想坐又不便坐，站在了那里。
“我正和胖司令唠叨你呢。”叶群像是很随便地和他拉了拉手，亲切地说:“快坐下吧，又不是外人，我正和吴司令研究下一步的人事问题呢。”
黄永胜吓了一跳。眼前这位正师级的林办主任口气越来越大，直接参与军委的人事安排，岂不意味着她下一步要在中央发挥更大的作用吗?日夜削尖脑袋往上攀爬的人对任何一个微小的机会都不放过，更何况眼前是堂堂的副统帅的夫人呢!他一扫刚才的倦容，堆出笑容:“你是林副主席的参谋长，当然得多考虑考虑中央的人事问题。现在上面的情况这么复杂，不把中央军委的人马配置恰当，又会出现罗长子那样的人物.”
“你看看，你看看，大家想到一块去了是不是?”叶群故弄玄虚地说:“我早就看出黄司令是帅才嘛。你看果然如此吧?哎，我问你，伍豪的那批材料你看了吧?”
“看了，有些情况我不懂。”
“你不要回避，请照直回答，你愿意不愿意军管国务院?”叶群说了，也自觉失口，又掩饰地笑了笑，把话变为，“主席和林副主席准备加强军委办事组，首长和我想到了你。但现在条件还不成熟，还得做那边的工作。你也知道，没有钓鱼台那边的认可，什么事也难办成。”
黄永胜似觉一瓢凉水泼面，从头凉到脚跟，虽然一句话没说，但从心眼里恨透了大权独揽的江青和钓鱼台那帮秀才们。
简直巧极了。就在毛家湾紧锣密鼓地策划如何占领国务院这块阵地时刻，钓鱼台内部也在碰头密谋。
张春桥听说江青身体略感不适，马上派王洪文和姚文元代表他来京慰问，除了一些精美食品外，还带来一封密信。
这是江青第一次见王洪文。
姚文元向她介绍了这位工总司的司令，如何在安亭事件中听从张春桥的指示，率领工人返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又如何在一月风暴中当机立断，配合中央代表一举夺取了曹荻秋、陈丕显的党政财文大权。她仔细地打量着这位被称为工人领袖的年轻人。他正好三十五岁的样子，身高和身材长得非常适中，留着小平头，穿一身旧军装，胸前别着一枚精致的毛主席像章，神态英俊、憨厚，晶亮的眼睛光采飞扬，也称得上是浓眉大眼，特别是鼻子下的嘴唇，恰到好处地棱角分明，显示了一种独特的力量。
好个张春桥，果然有眼力，王洪文这个苗子没有选错!
江青没有说话，也没有同他握手，只是示意他和姚文元坐下来后，开始了漫无边际的谈话。海阔天空，无所不包。
姚文元已经熟悉了江青的特点，知道她是在进一步考察这位工人领袖。江青乘这个空儿，飞快地看完了张春桥给她的信，然后慢悠悠地说:“我对上海最有感情了，因为早在三十年代我就在那里从事过革命活动和文化工作。那时候，混进文化队伍里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像田汉、廖沫沙之流，变着法子迫害我，围攻我，但我并不屈服。那时我才二十刚刚出头，一个二十多岁的弱女子就敢和他们抗争，你们想多么艰难啊!直到现在，还有人想步他们的后尘来继续害我，听说有人跑到上海专门搜集我的什么材料。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王洪文已经显露出怒不可遏的样子，“如果他们撞到工人阶级面前，非一拳头把他们砸到地底下不可。工总司的口号是:谁胆敢反对中央文革，就坚决对他们实行群众专政。前一段有人贴春桥和文元的大字报，我们就组织工总司上街，连夜撕。他们什么时候贴，我们就什么时候撕。对个别坏头头，坚决专政。我们连续捣毁了几个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巢穴，缴获了大批黑材料。我们对他们说，对于反中央文革的坏蛋，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半点民主也不给!”
“讲得太好了!太好了!”江青激动得脸色通红，不住地拍打着沙发扶手，”上海的确了不起，有工人阶级主沉浮，就是大不一样。北京就没有这么好的条件。”
姚文元说:“北京的学生运动搞得比上海好这点我一直号召上海的红卫兵向北京学。”
“但学生中的极左派已经快走上极端了，这种状况已引起了主席的重视。”江青说，“放着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这样的反面典型他们不批不斗，反而热衷于搞我们的材料，我总觉得有鬼。就像春桥同志在信中讲得那样，走资派在变着花样和我们较量。别看有人表面上装得很象，实际上是要秋后算帐的。”
“有人等不到秋后了，现在就要算。”姚文元说，“比如二月逆流的那几员大将，他们恨不得把中央文革一口吞下去，哪里还等秋后，已经算过了。”
江青摇着头说:“他们动不动就用生产压革命，说文化大革命破坏了生产。我就不相信我们不能从工人中提拔一些懂生产的干部到中央来，接管国务院的几个部!”
王洪文插话:“其实，最懂生产的还是工人群众。现在上海各工厂，都是工人说了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在工人群众的监督下进行生产，使生产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真想让总理到上海去看看，让他领会一下工人阶级的力量。”江青说。
王洪文已经听出点门道来了，他立即顺着她的话往上爬:“我们工总司除了听毛主席的话，就听江青同志的。大家一致表示:江青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要誓师保卫江青同志，谁敢动江青同志一根毫毛，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江青得意地合不拢嘴:“谢谢上海的革命造反派，请洪文同志河去以后转达我对上海工人阶级的问候。哼，前几天我被一个走资派派到我身边的特务几乎害死，敌人听见我生病的消息后竟高兴得手舞足蹈了起来。可是老天爷长眼，我偏偏死不了!反正帝、修、反，还有国内的反动派对我是恨得要死，怕得要命。”
“这是江青同志的光荣!”姚文元不放过任何一个称赞江青的机会。
王洪文也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从这一点看，我们一也得向江青同志学习，学习，再学习。”
“可是，有人总想让我下台。还在去年，就有那么一个好心人呀劝我不要再斗了，去保护几个牛鬼蛇神，以便将来不至于有那么多人戳我的脊梁骨，我呀不在乎!我对那位好心人说，依了你，我们就会党变色，国变修哪。”
“那位好心人是谁?”王洪文问。
姚文元替她说:“还不是万寿无疆和身体健康下面的那个人嘛。”
王洪文咬咬牙，没再说什么。
另看江青这么随口和别人谈一谈话，里面的学问大着呢。当她谈到一种观点和讲述一件事情时，那双高度近视眼透过近视镜片在细致地观察着你的表情和眼神。你如果漫不经心地听着没有表示，她便断定你看不起她，随之马上拆你的台;你若听了她的控诉没有明确表态，她也认为你只是个观潮派。她支持和提拔的，全是对她表现出无比虔诚而言听计从她的一举一动的人。她知道目前的形势正朝着有利于她的一面自然而然地发展，仿佛不会再有什么坎坷险途。但她料定，今后必然会有新的风浪。如果现在不选一些干将提拔上来，将来谁会站出来为她卖命?
仅仅通过这一次，她就认准了王洪文。
其实，早在见江青之前，张春桥、姚文元已经充分给这位政治新秀反复嘱咐好了注意事项，给他登台表演创造了条件。为了讨得江青的好感，他早已编好了各种骂走资派的词儿，这样才能显出造反派的凛然正气和铮铮铁骨。张春桥对他说:“江青喜欢的是敢打敢冲、能踢能咬的男子汉大丈头，可不要油头滑嘴的奶油小生。你越是表现出不畏枪林弹雨，敢于在路线斗争中滚杀，她越是佩服你，即使说两句粗话她也不会计较。”
王洪文就是按照他的设计在钓鱼台表演的。
张春桥、姚文元为王洪文打进中南海、钓鱼台的棋盘里，真是费尽了心计。
其实，王洪文这个人，腹无点墨，胸无大志，头脑简单得很，感情也很脆弱，属于那种谁给他点肉吃，他就跟谁跑，谁敲他一棍子，他就恨你一辈子的人。去年十一月，当他在国棉十七厂树起造反大旗到中共上海市委造反时，曹荻秋听了他的自我介绍后，把他叫到另一个房间，狠狠地说道:“你出身正，根子好，又是党员，怎么也跟上他们瞎胡闹?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本来有希望当厂长，可这么闹下去……”
王洪文急忙问:“假如我马上悬崖勒马，还有希望吗?”
“只要你听党的话，我可以支持你。”
“那曹书记，以后我全靠你了。”
王洪文从曹荻秋那里出来，马上就要把造反大军撤出来。只是在当时的形势下，能把魔鬼从瓶里放出来的人，再也不能使魔鬼再回到瓶里去了。其他造反派头头见他想临阵脱逃，把他好一顿臭骂。他见自己已经失控，只好硬着头皮继续造反下去。
后来曹荻秋从电视里看到了庆祝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上的王洪文，叹口气说:“这个人我认为，他说得好好的要听我的话，结果又变卦了。不知现在他还保我不?”
现在，王洪文当然知道，把宝押在江青身上无疑最保险。她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夫人，又是这次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头号功臣，跟着她走到底，无疑是自己的一条晋升腾达的光明之路。所以，他的确心一甘情愿地把自己绑在了江青的战车上，决心走下去了。为了保卫这位女人，就是让他反对他的亲生老子，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起……
两天后，江青回到中南海她的住地，简单地收拾一番后去见毛泽东:“主席，你知道上海的局势为什么一直保待着稳定吗?”
“因为那里工人阶级没有乱，春桥和文元压住了阵嘛。看来春桥同志可以。”
毛泽东问:“他是工人吗?”
江青点点头:“他的名字叫王洪文。”
“总理，策划反对您的黑手我已经给你侦察清楚了，而且我还取得了他们捣鬼的证据。”
萧力一进周恩来办公室就大声嚷嚷，把周恩来都逗笑了。
萧力是周恩来看着长大的孩子。那正是抗战胜利不久，萧力刚刚咿咿学语，见了周恩来总要从江青怀里挣扎着扑过来，张动着小手要糖吃。他每次从重庆回来，都忘不了给小姑娘带点好吃、好玩的东西。
延安的生活艰苦。有人给周恩来送上半条鸡腿，他也总是夹在碗里让邓颖超给萧力送去，萧力按照爸爸教给的话，见了周恩来总要敬礼:“周叔叔好周叔叔好，跟着周叔叔能吃饱，周叔叔送来枪和炮，打得老蒋嗷嗷叫。”
萧力稍大几岁后，周恩来又托人给她从蒋管区弄来识字课本，由江青负责教她。偶然，背得滚瓜烂熟，非常得中央领导人的喜爱。
“你是谁的孩子?”
“我是毛泽东的女儿。”
“毛泽东是谁?”
“毛泽东是人民的儿子。”
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非常喜爱当着毛泽东，江青的面逗萧力玩。小家伙天真活泼，聪明伶俐、惹人喜爱极了!
现在，小姑娘变成大姑娘，站在周恩来面前，依然还像当年那样调皮、嘻闹，一说话就像小麻雀似的，喳喳叫个不停。在落日的余晖下，萧力显得优美、白洁，婷婷玉立、楚楚动人。
那身适贴的军装，使她浑圆的肩头和饱满结实的前胸呈出轻轻起伏的曲线美，细细的腰肢显得精悍、有力。凝脂一般光洁的脸颊上已经泛出红晕、弯弯的眉毛修长而又细腻，像细细的毛笔勾划出来那样好看，此时，她的乌发塞进军帽里，那对小鹿般的黑眸由于得意，越发显示出幸福妩媚的笑意。
她把智取来的那批材料和日记本放到桌子上。讲述了自己打入北师大井岗山内部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的经过。说完后她歪着脑袋，得意地问:“总理，这一次你该怎么奖励我呢?”
周恩来翻阅着那批材料，看着看着，他的脸色变了。他微微地蹙起眉头，神情严肃地问:“萧力同志，谁让你这样干的?”
“我自己呀!”萧力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想掌握第一手资料，必须到第一线去。我认为，现在的学生运动，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像目前这种状况发展下去，只会犯历史性的错误。所以主席说:现在是到了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总理，你同意吗?”
周恩来思潮滚滚，感慨地点了点头:“你的观点我同意，我支持。但你这次做法，我可不赞成。你不应该这样对待谭厚兰同志，也不应该把她的东西取回来。”
“这是什么东西?”萧力满脸怒容，“是反对党中央的证据。没有这些东西，你批评他们，他们能接受吗?总理，我看你也是太右了，怪不得有人敢期负你。我要像你，我就对他们采取坚决措施，决不让他们胡来!”
周恩来十分专注地听着萧力讲话，感到一股暖流从心底涌出，传遍全身。到底是孩子，心灵像自玉那样地无瑕而纯洁，感情还像在延安时那样饱满、奔腾。尽管考虑问题还很幼稚、鲁莽，但她的为人却是非常正直、无私完全是从革命的利益出发的。
“这些东西你还是拿去吧，我不能要。”
“难道对你没有参考作用吗?”
“萧力同志，我主张你把这些东西拿给主席看看，听听他的意见。”
“我会跟爸爸讲的，但爸爸最相信的是你。”
“周恩来差点涌出热泪，他说:“我一定不辜负主席对我的期望，努力把工作搞得更好些，让全国人民满意。”
“我告诉你一个情况，爸爸几次让妈妈在一些会上保你，不知为什么她一直没顾上讲。我听说，爸爸让谢富治调查了三十年代你的一些事情，证明你是清白的，无愧于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称号。”
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被人精心利用来作文章的“伍豪脱党启事”一案，已经真相大白，可以作出结论了。这是周恩来最为高兴的事。不管萧力是自己主动来的，还是毛泽东授意女儿这么干的，反正都标志着一件事情的结束。这使几个月来恋在自己心头的重负，终于落下来了。他想，现在自己除了跟着毛泽东，把已经列入党中央前进计划的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外，自己再无法进行别的择决。
事情很清楚，毛泽东在这种力挽狂澜的历史关头，离不开周恩来。
周恩来有着任何人无法取代的决定性力量。
但是，为什么毛泽东现在还不公开对伍豪事件公开表态，他心中也有数，那就是还有人在此中做手脚，散布另一种天方夜谭似的鬼话。明摆着颠倒是非、制造混乱，令人惊心动魄。周恩来默默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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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着雨珠的疾风，呼啸着狂了整整一夜。密集的雨水将北京的建筑彻底冲刷了一遍，使古老的首都又恢复了往日的壮严和肃穆。当第二天的清晨到来后，灰色的云层里冒出了桔红的阳光，像随意泼撒在天空中的一片血，星星点点好不凄凉。
陈毅从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接见外宾出来，迎面碰见康生。康生当着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几位成员的面质问道:“陈老总，你也太不自觉了，中央文革出面保你，让你到群众中去作个检查，为什么至今不去啊?”
“实在感激你这份关心，”陈毅碍着很多人的面不便让他下不了台，似是戏谑地说，”我这个人不识抬举，承受不了你们的保护，你还是发动你的群众把我打倒算了。”
康生穿着那件灰色中山装，似乎感到了一阵燥热，气得连解三次都没把脖领上的风纪扣解开。他在很短的时间里，一直在专意端量着陈毅那张钢浇铁铸般的面孔。
“康老，我也得尊称你一下老，”陈毅晃着脑袋问。“这回又抓了多少叛徒?我实在佩服你的头脑，你只要认真猜一猜，就准能猜得出几个叛徒、特务、大坏蛋来，你真是不平凡的肃反专家哟。你有什么法宝，亮出来看看，让我们这些老家伙也见识见识。”
“你还想继续对抗无产阶级革命派吗?”
“哦，你简直成了党的化身了，是不是?”
在短暂的几句舌战中，不知为什么，康生从对方扫来的目光中，突然觉察到眼前的这位外交部长好似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可思议的人，一个令他可怕的人，他不禁心中一寒，立即产生了一种不安的感觉。
“你要坚持错误，我们可以收回保你的话!”
“这无关紧要，我干革命几十年还从来没有让什么人保护过呢，我又不是三岁的小孩!”陈毅冷眼视之，鄙夷的喷出一句话，“你还是想想自己的后果吧!”
“什么?”康生不由一征，随即他的嘴唇便开始打哆嗦，“你，你，你又要搞翻案!”
陈毅得意地笑了两声，扬起脑袋，头也不回地与他擦肩而过。
康生顾不得再参加解决山西问题的小型会议，跌跌撞撞推开总理在大会堂临时办公的那间屋子，冲着周恩来冷冷地说:“总理啊，你是怎么保陈毅的?他现在又要翻案，公开和我大闹起来了。看他那副架子，大有闹怀仁堂的那种气氛。”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一点也不了解情况啊!”周恩来有些感到莫名其妙。
康生狠狠地把刚才的情况讲述了一遍，冷冷地说:“他现在想搞翻案，我看他差得远了。你陈毅是老革命，我也是老革命，可你陈毅并不具备的经历。我到过苏联，当过共产国际的代表，在苏联就同托洛茨基反革命匪帮打交道，搞肃反，平叛乱，除奸特，杀叛徒，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什么颜色没见过?是斗争，是千千万万个披着各种外衣的阶级敌人，教会了我许多东西。我可以识破敌人的诡计，可以戏弄像他那样的极右派，以毒攻毒，以牙还牙，但是我没有。我看在毛主席保他的情份上，告诉小将们对他一分为二，可他还想对付我，挤走我，你问问他，他在北
京到底想干什么?”
周恩来再一次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他知道他遇上了一个最难对付的强硬对手，这个人会采取极其难以防范的手段使毛泽东支持他，使陈毅等人更加难过。他稳了稳自己情绪，依然平静地说:“我马上去找陈毅同志，严肃批评他，让他向你道歉。不过，我也劝康老想开些，不要在一些小事情上和他计较嘛。陈毅同志最近工作上很不顺心，难免又来他那炮筒子脾气。连毛主席都不和他太认真，何况是我们呢?你先消消气，我去解决他的问题，一定让他很快到群众中去接受批判。”
“你呀，真是个和事佬。”康生的情绪一也渐渐冷下来了。“看在总理你的面上，我不再和他计较了。不过，你一定得让他作检查。”
周恩来点点头:“好，这个工作交给我吧。不过，你不要把这个情况向江青同志汇报，她的身体不好，又爱激动，总让她生气对她的健康不利。这是医生向我嘱咐的。”
康生表面上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但回到钓鱼台后，他果然又把情况告诉了江青及其他中央文革的成员。
江青咬着牙说:“好啊，他陈毅是在向中央文革宣战，想和我们重新较量。那好我们奉陪到底，我们就和他再斗一斗，看到底谁能斗过谁，看他低头不低头!”
陈伯达也拍着桌子骂道:“他陈毅有什么了不起，一个典型的常败将军，只会胡诌几句歪诗，现在倒充其人大头来了。和小将们打个招呼，狠狠批他!我看他也是个纸老虎，群众一起来他就又老实了。”
就在钓鱼台嚷叫要掀起新的浪潮的时候，周恩来立即赶到中南海，把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说:“陈老总心情不愉快，说话常常得罪人。这个人心里有话装不住，永远也学不会搞阴谋。”
毛泽东哈哈大笑起来:“好，好，我就喜欢老总这种性格，一生光明正大，不搞小动作，这样的人犯了错误也不可怕。告诉老总，我还是要保他。人家使劲斗，咱们硬是保，一直保到他过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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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再道刚到北京，就有人劝他:“北京正处在政治漩涡的中心，军队尤其是中心的中心，事情非常微妙和复杂，你的一言一行要小心再小心。”
这位武汉军区司令员大大咧咧惯了，将脖子一拧朝那人吼道:“什么中心不中心，我陈再道是向中央汇报武汉的工作来了，比我大的官都得去报到打招呼，什么漩涡的我不怕!”的确，在八大军区司令中，陈再道可称得上是位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他不仅作战勇敢、而且思路敏锐，极富有粗犷的正直感和义气劲，手下的指挥员特别赞道他的猛。
在北京，他的老战友、老首长特别多，几乎他天天都要去拜访。他的秘书提醒道:“陈司令，你这么满天飞，太引人注目了，弄不好会出乱子的。”
“别吓唬人，我可没有神经衰弱症，陈某一不害党二不害民，能惹什么乱子?我无非是会一会老朋友罢了，共产党也不能不讲人情哇!陈再道就是这么一个猛性格。不该说话的时候，厚厚的嘴唇紧闭着，任何人休想撬开他的口，但若打开话匣子，则又口若悬河，奔腾万里。他那浑厚的声音，往往离开讲稿把各种事情分析得头头是道，语惊四座。在炮火连天的战争这所大学里，造就了像他这么一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人。
瞅准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陈再道去拜访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
经过今年二月在京西宾馆同中央文革的一场舌战，徐向前成了中央文革的眼中钉。各部队院校的造反派齐刷刷地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了他，吓得一些胆小的军官们早已不敢登他的门了。陈再道这个时候跑来，简直出乎元帅的意料，他恼悻悻地说:“你跑来干什么?难道不怕受牵连?我这里已经成为禁地，各种鹰犬耳目遍地，你是不是也想靠边站，挨炮轰还是咋的?”
才几个月不见，徐向前双鬓已出现了不少白发，原本憔悴的双颊又消瘦了许多，那坚实宽大的额头上，增添了深深的皱纹，只有他的身材，还是那样魁梧壮实。元帅虽是那样说，手却紧紧地拉住了陈再道，两只闪亮的黑眸，闪动着晶亮的东西。看着这些，陈再道心头涌起一陈不可名状的酸楚。
“听说武汉的造反派也要破叫着打倒你?”
“我快成了蒋介石了，不打例我解放不了中南。我就不信那个邪，看他们凭什么能打倒我!”陈再道跺着脚说，“打不侧我，我就要打侧他们，操他老祖宗的。”
“好，就冲你这条血性汉子，我就得请你喝两杯!快，摆桌子，为陈司令接风。”
徐向前为人坦率，清廉。从不在家摆酒设宴，这次却成了例外。本来滴酒不沾的他，又喝了两杯茅台，立刻脖须赤红，双眼发红，端杯斟酒的手，顺抖着使酒顺着手指流下，当年威风凛凛，声展全国的元帅，一下子成了这样。
“你这回来京，是军委通知还是中央文革指示?都见了谁了?听到些什么消息?能不能给我透露二三。”
“老首长，我来也正是为了向您汇报一下武汉的文化大革命哇。”陈再道把最近武汉地区的形势及其中央文革、周恩来等领导的有关指示一一作了汇报。谈到各地都发生了冲击军队、绑架军队领导人的种种反军浪潮时，他愤愤地骂道:“他娘的，中央的精神一日三变，你让我到底紧跟哪一个?本来今年初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就好好，后来又冒出个十条命令来纠偏，现在可好了，公开反军成了英雄!中央文革到处支持反军的造反派，那还不把形势给搞坏了!”
徐向前的眼睛里闪动着可怕灼人的神情，认真地听着陈再道的汇报，脸上的肌肉难以抑制地颤动起来，好半晌才迸出一句话:“这种局势正是有人所希望的。这正好给他们篡权创造了好条件!”
陈再道一口气连饮几杯酒，然后喷出一团浓烈的酒气。真他妈的奇怪，往日香芬扑鼻的美酒，今天咽下去格外苦涩难忍。还没喝够三两，他便醉眼朦胧地垂下了脑袋。
“这才是酒不醉人人自醉，以酒解愁愁更愁。”徐向前把杯子一推，“算了，不喝啦!”
陈再道摸了摸嘴巴，跟着元帅又坐回那间朴素得再不能朴素的客厅里。他叹口气问:“你还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你说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搞到什么时候呢?”
徐向前苦笑道:“我这个全军文革组长纯属遮人耳目，其实屁大一点事是林副主席说了算，军队干部都是听他的。”
“那毛主席呢?”
“毛主席当然统帅全党全军哪，唉，现在人家都是哄老人家哪，真正的情况他哪里都知道呢!”徐向前悄声说:“这里面的戏中戏太多了。据说，中央文革内部也不统一，关锋、王力这些人并不事事都听陈伯达、江青的，他们也是在各自培植自己的势力，小团伙搞得叫他们都头疼。就是军委内部，也是微妙，有些情况你已经感觉到了。全国形势的急剧变化实际上是中央内部斗争激烈化的结果。上面的问题解决不了，下面的局势永远也不会好转。”
这话对陈再道的影响相当大，后来他之所以在武汉敢于同王力、谢富治面对面的斗争，对中央文革解决武汉问题的指示一再抵制，与他在此得到的暗示有很大的关系。不过，这位草莽司令在后来的磨难和被批斗中，至死不肯吐露这次谈话的细节，不肯把自己的行动与徐向前联系在一起，表现得非常正直、仗义，这却是后话。
其实，有些人的劝告和担心并非多余。陈再道拜访徐向前第二天，钓鱼台便得到了密报。在那非常岁月里，所有“二月逆流”的代表人物都受到严密的监视，生怕他们会再串连起来，爆发什么事件。而陈再道来到北京后，大摇大摆地到处活动，自然逃不掉中央文革的耳目。
康生摸着小胡子，皱着眉头对王力、戚本禹等人说:“陈再道绝非等闲之辈，颇有些来路，他是邓小平，徐向前这些人的老部下，和所有的黑线人物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一到北京就和他们打得火热，使武汉地区的形势更加复杂化了。”
王力说:“我一直怀疑，武汉地区不正常状态是走资派造成的，现在基本上得到了证实。陈再道司令的架子很大，根本不把中央文革的人放在眼里。我们派出的人员几次向他要情况动态，他都不接见。我建议把他在京的表现向总理和江青同志通报，以便我们在研究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时参考。”
“我同意。”戚本禹说，“武汉的形势本来就够乱的了，再让那几个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参与进来，只能是火上加油，弄不好就会发生更大的事件。我一直有种出事的预感。”
但是，这个消息并没有引起江青的重视。此刻，她的心思不在武汉，而在北京。她的注意力放在了毛家湾和那几所大专院校的红卫兵组织上。在这些问题上，她很谨慎，很克制，很耐心，完全作到了含怒而不露。
毛家湾派人到上海秘密调查，搜集周恩来的材料时，同时也拿走了大量有关她和张春桥的材料，但是那边的人至今没露半点口风，甚至连点暗示也没有。这不能不使她怀疑，使她气愤。她终于沉住气，表现得十分大度。但是暗中她也作了许多准备。特别是她看了萧力搞到的那批材料后，很郑重地对女儿说:“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总理的看法，此事不能再扩散，也不要再向外人提起。我们只暗暗地观察着形势，研究一些问题，这样更能看透一些人的表演。”
所以当康生向她提起陈再道和徐向前等人联系这码事时，她淡淡地说:“既然你不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也无从对他的行为提什么看法呀。康老，你也别尽信一些人的汇报，那些口蜜腹剑、两面三刀的人大有人在。我看先不忙下结论，武汉的形势再向坏的方面发展，自然得拿他陈再道问罪，事情没暴露之前，我意还是不要打草惊蛇。”
这是江青为数不多的几次漠视康生建议的表现。康生很感到惊诧，他一眼看出她已经有了心思，只是她不说，他也不便多问。这位女人的喜怒哀乐直接和中国大地上爆发的这场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她不得不留心观察。
“江青同志，最近几个专案组的进展工作很不顺利。”康生有意换个主题，以便把这次谈话继续下去。“主要是涉及到反革命集团之间的相互联系上，缺口很难打开，他们都想隐嘴他们的阴谋活动。”
“刘少奇那个案子呢?”江青始终抓得是最主要的事情。
康生说:“广大群众的揭发是很充分的，罪证也很多。但越往上就越不容易，特别是与他关系密切的人，就是不愿开口讲话。即使揭发，也是鸡毛蒜皮，根本没有上纲上线的东西。你看，连总理也没有一个字的揭发材料嘛，这不很能说明一些问题吗?”
“他们对刘少奇还有幻想，盼他将来复辟或者站起来，是不是?“江青“啪”地把桌子一拍，大喝一声，“简直是妄想!白日作梦!我就是要让那些观潮派的企图彻底破产。康老啊，我建议你对专案工作有关人员作个讲话，让他们学习点延安整风时的宝贵经验，抓紧专案工作。有些人的案子再不能拖下去了，我们拖不起啊。你知道吧，主席和副主席、我等人谈话时，已经谈到召开九大的问题。再这么扯皮，只会对敌人有利。”
康生不住地点头:“是啊是啊，党的八大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和有严重问题，其它一些人也都不是很纯的。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组织工作中的严重失误。这次党的九大再不能出这类问题了。现在有些人的心思不放在细致、认真的专案工作上来，热衷于抓权、抓势力，我指的是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些同志。他们不大听话了，想分什么北京帮、上海帮、还有天派、地派，很有那么一点‘划江而治’的味道，我是担心出问题啊。”
江青对此很感兴趣:“能点几个人吗?”我相信您已经有感觉了，等我再观察几天后向您详细汇报吧。”康生狡黯地眨巴眨巴眼皮，“因为一些事情比较复杂，马上不一定能看清。”江青学着京剧《智取威虎山》里少剑波的口气说，“好啊，康老，你是不到火候不揭锅啊。好，我等着你的高见!”
与此对比，林彪听到有关陈再道的消息后，表现得就太失风度了。
当天的消息动态，是叶群亲自给他汇报的。林彪一开始还是闭着眼注意听，后来便歪着脑袋漫不经心了，但是一听到陈再道来京到处活动甚至拜访徐向前而没来毛家湾后，他的眼睛立刻睁开了:“你给我说清楚，陈再道在京还见了些什么人?有没有给我的报告?中央文革对他有什么看法?”
叶群照着动态快报又念了一退，撇着嘴说:“人家不是你的人还能给你写报告?他可从来没把你的话当回事。中央文革对他早就有所注意，我看你也有点表示才对。”
林彪在中央人事关系上非常敏感，从这份短短的几句话的动态上立即发现文章了。他呼地从沙发里跳起来，冲着室外的走廊破口大骂:“陈再道混蛋!我要把他撤下来，撤不了这家伙我就不姓林!”
叶群没料到她的丈夫会在这上面如此冲动，立刻将他拉回来说:“你别这么嚷叫，让工作人员看见多不好，会让人笑话的。”
“我不怕!林彪仍是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我早就看出他陈再道太目中无人了，这次表现得特别过份。武汉的群众对他控诉信件很多，你给我挑几份来，我要采取措施。”
叶群在这种时候，总要出来挡驾，她有她自己的处事原则。她脸上挂出笑容，鼻子哼哼几声:“我看你还是别急着表态、听听那边的动静。主席对大军区的司令、政委可是亲自抓着的，你搞了动作，他正好给你多设个牵制力量。他让徐向前当军委文革的组长就是一个姿态。我可以给你火力侦察一下再定，好不好啊?”
林彪对他的老婆的态度，是纵容多于限制，服从有余，否定不足的。他想了想从门口拐回来，又坐回到沙发里，连声说“好，好，听你的，听你的。”
大约一个小时后，林彪听见了叶群给中央文革打电话的声音:
“喂，你是哪一位啊，噢，康老啊，你好吗?你听出我的声音来了吧?哦，是的，林副主席很关心你的身体，知道你忙，怕累坏了你。你是我们的顾问嘛，林副主席有事总是要先听你的意见的。喂，武汉军区司令在京到处活动的事你知道吗?对，不知中央文革对此有什么感觉啊!什么，你也认为里面有鬼，好啊，还是康老的政治噢觉灵敏，看问题就是尖锐。我告诉你，林副主席为此事大动肝火了，他太生气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要同二月逆流的代表人物暗中来往，说明他对中央文革很不尊重，这是起码的。林彪同志感到此事问题严重，想采取措施，被我给劝住了。我……”
这个哆嗦的女人，把电话一抓起来起码的几十分钟!婆婆妈妈的，什么话都在里面讲，根本不拍泄密。多次批评她，她也改不了这种毛病，看来她只能把这套作风带近棺材了!林彪皱着眉头听了她一会话，实在听不下去了，才扭头转身，回到他的卧室。
毛泽东了解下情的渠道，除了看内参、简报、文件和有关的材料外，就是召集一些人谈话。从去年夏天，他从南方观察工作回到北京后，想了解什么问题，总是上午听取周恩来等人的汇报，下午再把江青、陈伯达、康生召来，让他们也发表意见，以便互为补充，形成自己的观点。
他还喜欢读报纸，特别是读各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自己办的报纸。他嘱咐身边人员让他们跟群众组织联系，让红卫兵给自己定期寄报纸，以此了解运动的进程和群众组织的动态。
毛泽东看报纸特别快，有些东西只看标题，一翻而过，但对带有他们自己倾向的文章，他却十分重视，往往要一口气把它读完，而且还要划出来。他对周恩来说:“小将们的有些文章写得好，很活泼，辛辣，也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也有些口号不好，动不动就是‘砸烂狗头’‘打倒’和‘火烧’，缺乏科学性和组织性。我们应该组织几篇文章，从理论上说明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从思想上团结全党、全国人民。”
周恩来马上理解了毛泽东的意图，也很有感触地说:“是啊，理论工作是个薄弱环节。为什么相当一批党的干部，包括党中央的高级干部总是对这次运动很不理解，就是缺乏理论和思想准备。”
“我很想抽出时间来再写几本书或几篇文章，但精力不行了，许多事忙得喘不过气，总也挤不出时间来。看来，在我去见马克思之前难以完成这个任务了。”
周恩来听出毛泽东的话中有伤感的意味，急忙说:“主席实际上是领导我们在写大文章，这是没有形成文字的毛泽东著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还没有人尝试过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继续革命的问题，主席为了解决反修和防修这两个课题，正在着手解决和说明这些极其重要的问题。我觉得，是不是主席召集一些秀才们谈一谈，给他们出题目，由他们来写文章，阐述主席的思想?”
毛泽东眼睛一亮，脸上放出光采:“这也是个办法!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党的九大也开不好。我看我当一回孔夫子，他让他的弟子们写《论语》，我让我的秀才们写文化大革命的理论。”
唉，七十四岁的毛泽东，作为八亿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思考的尽是身后的事情。他刻苦地钻研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研究了第二国际考茨基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教训，认定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逝世后所进行的一切，都是复辟资本主义，大搞修正主义的叛卖。他着手解决的问题，就是在中国防止和粉碎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在中国出现和上台。他坚信自己判断的正确性，他自信自己所作的每一个结论都是颠扑不灭的真理。不管任何人，只要离开了他制定的这条路线和信奉的理论，都是他不能容忍的，他都要与之进行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他把这种斗争勇气，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
他也看到，中国这艘巨轮，好像在一条已被积雪和冰块封锁的水路上艰难地驰行着。凛冽的寒风和茫茫波涛使人很难把握方向，稍不留神，巨轮便很容易淹没下去，或者有人会落入水中，困为这艘巨轮虽然很大，毕竟是破烂不堪的老船改装的。但是，毛泽东固执地认为，即使巨轮的速度再慢，也是无产阶级自己在独立自主地掌舵。为了防止外来人的渗透和侵占，他宁可这样缓慢地向前行进。这位伟大的舵手，已经驾驶着这样的巨轮，闯过了一道道险途暗礁，战胜了一次次狂风暴雨，为此他无私地献出自己的一切，身边不给自己留半点个人财富和积蓄，决心要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留给他的人民。
正是这一点，使周恩来对毛泽东钦佩不己。
尽管毛泽东已感力不从心，可他老人家始终不放心他身边的每一个人。他在默默地观察着、考验着，看谁能把他创立的这面红旗永远地高举下去，看谁能把中国这块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按照他的意愿掌管起来。这个人需要完全按照他的模式去培养、去挑选、去塑造。所以，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多，涌现出不少新秀，相当一批人在老人家眼前表演，希望搏得他的首肯和赞赏，但毛泽东只是默默地欣赏着他们的演出，他那巨人的脸上木然呆滞，毫无表情，没有人能知道在他心里想的究竟是什么。
所以，就连称之为左派的内部也矛盾重重，勾心斗角，互相拆台，互相倾轧。
这无疑使党中央主席感到了不安和威胁，他甚至已经想到，视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事态发展而定。如若不利，将尽快把文革中的活跃份子分期打倒。让他们自食苦果。以便腾出主要精力对付他的主要对手，很显然，他把刘少奇这批人物才看作他事业中的潜在危险，他早就隐约察觉到那批面目冷峻的老将、老帅、老同志们绝非与那些乳毛未乾的毛头小伙子、小姑娘们可比。他们在冷静地看着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结果，其老辣的目光咄咄逼人，显示着一种沉着稳健的政治家、革命家风度和深不可测的洞察力。不从一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把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必然性解释清楚，要说服他们将是不可能的。
现在要考虑的是由谁来替他执笔总结理论了。
周恩来说:“伯达同志早就是党内一支笔，跟随主席多年，对主席的思想理解也较深，是不是由他来写呢?”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缓缓说:“伯达年纪不小了，懒得动笔，听说最近的许多文章都是小将们写的。他可以挂帅、坐镇，组织班子干，但亲自动笔未必能胜任，上次搞社报二十三条时，我说他记，写出来的东西不像样子，还得我亲自修改。这几天有人在我耳边吹风，说起草二十三条时，我批少奇的话，他竟刮到少奇那边去了，也不知消息可靠否?我看，让他当当参谋吧。”
周恩来心里一震，立刻感觉到了一种情况出现的可能，但他当然在这种时候、这种情况下不便讲出来。他又试深着问:“那你看让关锋、王力同志来写怎么样?”
毛泽东笑了笑:“关锋是搞哲学的，对老子很有研究。他写文章火气大，和伯达同志合不到一股弦里。此人也挺傲，但有才。去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认为少奇的错误是路线错误，是属于反党的。我把他的信批发下去了，已经有大的震动。他对你也不那么尊重，发过些议论，是不是?”
“那都是工作中和看法上的不同意见，我不计较。”周恩来谦和地说。
“王力好比三国的魏延，说话总爱过头，过头话不好。笔杆子也可以，过去我们对苏共领导人展开大论战，他都是秀才班子的人嘛。这次把他和关锋抽出来写文章，恐怕伯达同志会有意见的。”毛泽东笑了笑，又半认真半幽默地问:“听说这两个人物最近不那么安分，到处伸手要夺权，夺你那几位老部下的权，不知是不是?”
“有谣传，但我没调查，不知是不是真的。”周恩来诚恳地说:“主席，我认为中央下属单位的权力不能夺，还是由主席和中央决定。如果可以夺权，岂不是中央就完全驾空了吗?”
毛泽东连连点头:“夺他们的权等于夺我和你的权嘛。陈老总、先念、秋里、富春这些人，都是我点的将，怎么能让些娃娃们把他们的权搞走呢?不行!就说是我定的，这些部门的权不能夺，有意见搞可以，进行群众监督可以。”
“这下我就好办了，我可以理直气壮地给下面撑腰了。”周恩来高兴地笑了。
毛泽东说:“所以我对这些年轻人是即使用，又有点不放心。左派不教育可能变成极左派。但对他们主要是个教育问题，用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用我们犯错误的教训去启发小将们。这些话不能传出去，传出去会给他们泼了凉水，我们自己胸中有数就得了。
“主席的分析完全正确，也符合实际。你看主席思想的总结文章交给谁来好呢?”周恩来问。
毛泽东说:“你看上海搞得怎么样?”
“形势很稳定，工业发展的步伐也很快，春桥和文元在那里作了大量的工作。在各省市的工作中，上海走在最前面。”周恩来到这时心里啥都清楚了，但他同样不明说，他要等毛泽东自己把话都说透彻。
毛泽东果然向他亮出了底牌:“上海也可以算作我的一个点。我的意图在别的地方不好贯彻，但在上海可以试行。我准备把春桥和文元培养起来，文元可以作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威。这篇文章可以交给他们来写。将来召开党的九大时，政治报告的起草也由他们准备。”
这实际上等于把下一步的蓝图向周恩来交了底。作为一个身任国务院总理的政治家，深深感到毛泽东和自己谈这番话的用意和重要。他想，与其像这样让一些人为所欲为地膨胀自己的势力，不如另组织一股势力与之抗衡。在权力的分配上，没有限制和约束，的的确确会使一个人走向危险的边缘。他诚心诚意地说:“我完全拥护主席的决策，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很快通知春桥、文元来一趟，由主席亲自给他们部署任务。”
毛泽东说:“不用了，我想过几天到上海走一走，在那里给他们交待吧。这样目标会小也不是马上能解决的，需要一个过程。真正的核心是在长期的革命中斗争中逐步自然形成的，威信也是这样。比如你、我都是这样。比如我这么胖，也非一朝一夕之功。林彪同志一天吃一斤肉都胖不起来，他也是个急性子，总想一个早晨就改变中国的面貌，哪里有那么容易的事，别说他，我也不行，谁也不行!”
这话说得周恩来又笑了。
“主席，最近中央文革准备着手解决一些省的问题，想步子快一些，你看先解决哪些省的问题较好?”
“你看哪些成熟了就先解决哪些。并非要把各省的代表都请来，中央文革为什么不能下去?让江青同志下去走一走，搞一些调查研究嘛。我要不是大事在身早就下去了。我们年轻的时候哪里不去?农村、边疆、草地、沙漠都去过，身上有牛屎，手上有机油，现在有些秀才们不行了。”毛泽东轻轻摇着脑袋，“才三十多岁的年纪就有了当官作老爷的架子，坐在北京城里不愿意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这不好，要走向反面的。”
周恩来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也知道他说的确有所指，这时，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他头脑里盘旋着。如果没有大的事件的干扰，他一定会和毛泽东制定一个新的方案，改变当前的政治结构。这样，会使文化大革命的消极作用得到一定的限制，从而避免一些比较大的损失。
但是，随后爆发的武汉事件，完全打乱了这两位伟人的计划。
姚文元还没有单独和毛泽东这么彻夜长谈过，他很激动、很兴奋，使本来有些口吃的毛病更加结结巴巴，影响了他的表达思维的能力。
这反而显出了他的那副单纯和可爱、以似乎更加得到毛泽东的喜爱。
一个伟大领袖的失误，可能会造成自己一生的遗憾和悲剧。但毛泽东丝毫意识不到自己在理论上会犯什么错误，他同相当一批党内新老同志交谈过，征求过他们的意见，大家一致公认毛泽东见解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他们都用自己的工作实践和各种调查，来论证着毛择东的真理。至于那些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学者和理论家，也只是在打倒后检查自己的错误，几乎没人再坚持他们的观点。一生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伟大领袖，并没有感觉到此种政治生活的寂寞，也同样感受到了一种大好形势的欢欣鼓舞。
“主席，我和春桥同志通过学习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深认识到主席的论断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的最伟大的贡献。”姚文元字斟句酌、结结巴巴地说道，“首先，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存在不存在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的新课题。斯大林没有解决的了，所以赫鲁晓夫来了个资本主义大复辟。在斯大林晚年有所觉察时，已经晚了，已经再没有回天之力了。这是理论上的失误造成的。我们批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就要高度评价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度过过渡时期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论断的重大意义。”
毛泽东很满意姚文元的提法，他点点头:“这样，我们觉内出现高岗、饶漱石，出现彭德怀，出现刘少奇，今后再出现其它反面人物就有了合理解释了，就能说服我们觉内和兄弟党、兄弟国家的许多人。”
“主席的贡献还不止于此。”姚文元已经解除了紧张感，语句也稍加流畅起来。“主席早在社教中，就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完全是崭新的革命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承认阶级斗争是起码的一回事，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更重要的一件事，两者紧密相连，这样便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模式和结构。下一步就把革命的对象自然而然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讲得好极了!讲得好极了!”毛泽东两手合掌，取过桌上的几份文件，“我当初制定社教文件时，正是在此问题上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有分歧，这种分歧导致了这场大革命。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领导不得力，就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的阶段。”
姚文元得到鼓励，己经完全适应和党的主席谈话的气氛了。他伸手比划着说:“主席发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史无前例的。我和春桥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方式，这种方式带有普遍意义。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国家用这种方式，可以不断清除混进来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这是被修正主义篡夺了政权的那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派也可以运用我们的成功经验，团结革命领导干部，依靠军队内部的共产党人，自下而上地展开夺权斗争。这是很有历史意义的尝试。”
“所以，我还在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就提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种演习。”毛泽东兴致很高,完全融化在创造新理论的喜悦里。”我就看到厂这种方式是没有办法中最好的办法。不然，修正主义分子的面目揭露不出来，我们机构中的黑暗面也揭露不出来:这种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也就是说，你想避免也避免不了。与其让资产阶级斗我们，不如我们起来斗资产阶级。我很赞成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一句话:不是胜利，就是灭亡，但灭亡不是属于无产阶级的。现在我的信心稍微足了些，但还不是太足。去年阿尔巴尼亚的同志访华时，我对他们说，我的文化大革命可能失败，走资派可能会胜利。现在，也只能稍微颠倒一下，走资派可能失败，我们可能胜利。”
姚文元说:“只要主席的政策和策略得到不折不扣地贯彻和落实，我们的胜利就是完全有把握的。所以，我们在上海一直给群众讲:毛主席的政策和策略，比如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后，关于正确对待干部的指示和政策，关于知识分子和党的文艺、文化政策，对外坚持国际主义的方针政策，等等，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组成部分。主席的这些论述，是灯塔，是武器，是保证我们的党不变色，国不变质的根本保证。”
到底是年轻人，到底是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接班人，对自己的想法理解得很透彻，完全说到点子上了。毛泽东这样想。
当然，他老人家不会知道，姚文元为了准备这次谈话，和江青、张春桥准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他们在为自己的一件大事准备奠基石，他们在构思着另一篇惊天动地的大文章。当然他们的一切，均在最严密的保密之中。必乎整个钓鱼台里，再无人知晓。
毛泽东终于感到自己苍老了，但他不愿意让外人感觉到这一点。他除了从理论上部署外，在其他方面也筹谋着自己的计划。
然而，他不会知道，除了他自己外，还有几股势力的头面人物也在暗中策划着他们的行动。一张张大网像无数蜘蛛般地在织着、织着，神州大地上即将爆发几声炸雷，总有人要落入各种网中，总有他们意想不到的收获会落人他们精心编织、日夜企盼的网中。这些网密密麻麻，触及到了各种角落。
一双双眼睛在盯着，在凝望着，在猜测着，在观察着，看神州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夜深了。月亮和星星不知从什么时候，在淡淡的乱云背后，默默地停止了移动，悄悄地把光线照在了中南海西华亭的小院里。几株浓线的、像大伞一样的苍松翠柏，在夜雾中轻轻地，发出叹息般的瑟瑟声。
劳累了一天的周恩来，刚回家就问邓颖超:“小赵把材料送来了吗?”
“送来了!”邓颖超看见丈夫的气色不大好，关切地问:“你怎么了?有事吗?”
周恩来抬起左手，这是不让她多说话的手势。然后就走进他的书房兼办公室里，吩咐不准任何人打扰他。
邓颖超知道丈夫的脾气，他是从来不对自己讲党内的机密的。他的组织纪律性特别强，凡是不该透露的消息，你就是怎样套他，也不会露出半点口风。他们在家庭内说的话，只限于生活、学习和彼此思想、情感方面的内容，组织内的东西是很少谈及的。所以，她给周恩来沏了一杯咖啡，轻轻地放在他的案头上后，就退出去了。
夜更深了，周恩来还没休息。邓颖超从窗户上，看久他时而不住地踱步，时而长长的叹息，好像有什么压抑、沉闷的心思憋在他的胸间，异常痛苦。
是的，周忍来在出席钓鱼台的一个会议时，江青瞥了他一眼，拖腔拖调地说:“最近红卫兵们给我送来了不少材料，不得了啊!揭发了我们党内不少叛徒、特务。我可以告诉大家，刘少奇是大叛徒，彭真是大叛徒，陶铸也是从狗洞里爬出来的。还有薄一波，那简直是个叛徒集团哟!除了这些人，再没有叛徒了吗?不!隐藏得很深很深的叛徒肯定有，我看迟早会把他们揪出来的。在这方面，我们的红卫兵小将真是功高无比！总理，你说对不对啊?”
这种将军，既是示威，又含有警告的意味，极大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但是，周恩来怒不露形，反而点点头。说:“不错，我们的红卫兵是有很大的功劳。可我们这批老红卫兵还有帮助、教育他们的责任呀!”
那篇伪造的伍豪脱党启事一到江青他们手里，周恩来就预料到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他让他的秘书到图书馆和资料室，把三十年代初有关那段历史的材料全部找来，他要系统地整理一个资料，说明国民党特务制造这起谣言的全过程。
整整六个多小时，周恩来都在埋头翻阅报纸，整理材料。虽然各个省市和部委打来许多电话，但谁也不想打搅他。一直到材料整理完，他才想好了一个制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机作文章、制造混乱的办法。
他决定直接给毛泽东写信。这是他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为自己的事给中央最高领袖写信。他相信毛泽东看了自己送上的这些材料后，会很快作出公正决断的。
于是，他铺开纸张，提笔挥毫:
主席:
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向队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功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光在可新闻报产二月十八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中报馆设法联系，结果，《申报》二十日、二十一日登出启事，二十二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别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十六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
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周恩来、赵容(即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是我记错了，查遍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别一启事。可见在我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事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月合订本一册，《申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月合仃本二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次，好作定夺。
敬礼
周恩来
五月十九日夜
周恩来把整理好的“大事记”和八、九个附件以及给毛泽东的信装进一个大信封里，密封后放到桌上，这才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他疲备地仰靠在沙发里，有规律地松弛一下刚才高度集中的神经，揉了揉惺松的双眼。忽然，他觉得身旁有了响动，睁眼一看，原来是温柔的妻子把一件毛衣披到了他的身上。然后指了指窗外。
喜鹊吱吱喳喳地叫着，院里的苍松翠柏已显出线姿，天色逐渐地明净起来，云发白了，星星和月亮都躲开了，东方出现了朝阳的微红，然后渐红了，殷红了，最后像一朵燃烧的火焰似得赤红了。
周恩来和邓颖超走出自己的房间，来到院子里，和往常一样，开始散步。
邓颖超嗓子有些嘶哑:“你一晚上没有休息，吃了早点再睡一会吧!”
“不行!国务院的碰头会还在等我去!”周恩来对妻子苦笑一声。“我看你倒是应该好好休息一下，我知道昨天晚上你也没睡觉，就在书房外等着我呢。”
“处理什么紧急公务，我看你着急得头发都白了。”
周恩来长叹一声:“不是什么公务，而是我个人的私事。”
“私事?”邓颖超惊得瞪大了眼睛。“你的什么事?”
周恩来摇摇头，眼睛望着前方，平静地说:“连我都不得不向主席喊冤辩屈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恩来，事关你个人的事可千万不能瞒我呀!”
周恩来把“伍豪脱党启事”事件的来龙去派给妻子简要地说了一篇，然后若有所思地说:“想不到三十年代初国民党特务没有得逞的事，六十年代后期会成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整我的炮弹。他们为了个人或政治上的目的，是会在这上面作文章的。不过，将来我万一有什么不测，你要坚信我们党，坚信毛主席，坚信我们广大的人民。”
不知怎的，邓颖超一下子涌上来千言万语，可现在却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她觉得嗓间堵得慌，抬起泪眼望了周恩来一眼，紧紧地挽住他的胳膊，默默地向前迈步，朝着前边的花丛走去，走去……
毛泽东几乎是一字一句地看完了周恩来的信和他送来的“大事记”及有关附件。然后，他摘下老花镜，双眼盯着这堆材料凝思了十分钟之久。他想起了当年的一些情况，觉得周恩来写得很客观，很认真，没有丝毫的做作和虚假。
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周恩来在自己面前小心翼翼，谨慎心细。遇到大事都要及时向自己请示，对历史上王明、陈独秀等人排斥、打击自己的“左”右倾错误，他也多次在自己面前表示要承担责任，甚至掉了眼泪。像这样的助手，古今中外难能少有。说老实话，如果自己离开了周恩来，要支撑国内国外这个摊子，可就艰难得多了。
不错，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上，在处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及其一大批领导干部的态度上，和中央文革，和自己，是有差距。可以看出来，许多场合下他是保留了自己的看法，违心地同意了自己和中央文革的意见的。但这无妨大局。一旦我决定了方针，表示了意见，周恩来都会积极地贯彻执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这一点，谁也比不上周恩来!
但是，毛泽东忽然又想到了什么。他记得一本书里有这样观点的一句很精彩的话，但一下子想不起来了。他拍了拍自己的额头，轻声说了句:“老了，的确老了。”
他从笔筒里抽出毛笔，在周恩来的信下批道:“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然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他按了一下桌上的电铃，机要秘书很快推门进来。
毛泽东把桌上的信件拿起来，交给秘书说:“退林彪同志处。然后转送中央文革。”
毛泽东本想批几句明确的话语，但提起笔来他又改变了主意。经过六十年的政治摸索和革命生涯，特别是党内的无数次人事更迭，这位伟大的政治家越来越会巧妙地施展策略，而使他要测试人的灵魂、面目大曝光。他懂得，处理党内的人事关系要比处理党外乃至国际上的斗争要复杂，因而必须慎重。许多话，他不明讲，而转让中央的其他负责人及身边的人一去猜，去想。用这样的办法，别人在观察他，同样他也观察别人。尤其是到了晚年，他每一件事，考虑得更多更远更深沉了。所以，他不得不更多地采用这种办法，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的作用。
他想起去年八月初，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发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时，他有意不点刘少奇的名，而是用了这样一句话:“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果然，大字报发出后，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列席代表议论纷纷，许多人打电话问他，他一概不接。有些老同志当面问他，他很委婉地说:“谁那样做，我就是说谁嘛。”
包括周恩来，也对此大费思索。
因为提到一九六二和一九六四年，他想起那时自己从当时的情况出发，在主持制定年度钢生产计划时，曾一度压缩指标，与上下年度相比，形成一个“马鞍型”。就此，毛泽东曾当面批评周恩来:“怎么，你也右了?难道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吗?凡是患右倾病的人，眼里就没有群众!”
所以，周恩来见到毛泽东，诚恳地问:“主席，你大字报里的‘右倾’是不是指我那个‘马鞍形’的问题，我要重新加深认识吗?”
毛泽东笑了:“你那些问题，根本算不得一回事。那是鸡毛蒜皮。”
“那大字报里批评的……”
“是刘少奇!”毛泽东明确地给他的老战友交了底，“我给你打招呼，是让你注意。在会议的各个阶段配合我一下。”
周恩来点了点头。
那的确是一次最成功的会议。毛泽东轻而易举地就用选举政治局常委的方式把刘少奇挪了位置。这样一来，他更加坚信了自己的力量，也自信自己的策略高明。
但是这一次，他却是另有所用。
林彪一直等待着来自中南海的消息。
他知道，只要毛泽东把《伍豪脱党启事》一批转全党，周恩来就会成为刘少奇第二。也只有到那个时候，他这个接班人才真正能够独揽大权、发号施令，即使毛泽东不会把启事批转下去，只要他确信了材料的真实，周恩来的实权地位也会改变。那么，他的厄运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叶群早就给秘书们作了交待:只要主席那边发来文件，不管我们睡觉还是干别的，一律及时交到我们手里，否则，出了问题都要严加追究。
所以，毛泽东的批示和周恩来的信件等材料到了林彪手里后，尽管他有所预料，便还是感到意外。他没想到，周恩来的反驳如此迅速和有力，前两天憋在心里的那股潜在的兴奋顿时一扫而空。
“你泄什么气?最扫兴的我着是那个三滴水!”叶群嘟囔着嘴说，“她巴不得总理早些完蛋她们好掌权呢。这下，我看她还得费很大的功夫和精力了。”
林彪闷闷不乐地说:“你没看出来吗?主席根本没对周恩来的材料明确表态。这叫什么?这叫挂起来，暂时挂起来!就是说，伍豪脱党启事要作为悬案处理了。”
叶群立刻来了兴趣:“噢?原来主席的指示这么有名堂呀!”
“通知秘书，把前两天和这几天公安部有关五一六兵团活动的简报拿来!”林彪对叶群下了指示。
叶群扭着屁股，缓缓而去。
抽这个空儿，林彪把这份材料的用意及影响再次作了权衡。同时，他也考虑好了他的下一步措施。
当叶群把那几份简报材料拿来后，林彪只是草草地翻了翻。仅仅如此，也是不寻常的举动。
在毛家湾里，林彪的几个秘书中，其中一个是专门给他读文件和汇报动态的。他本人很少亲自接触这些文字性的东西。但是，一旦他要决定一些大事的时候，那些密件就只有他能亲自处理了。他问叶群:“五一六红卫兵团这个组织的情况你知道吗?”
“这我怎么能知道呢?”
“通过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不，直接问一下吴法宪，看他了解这个情况吗?如果不知道的话，让他们严密注意一下。但是，军队的同志千万不能卷进去。”
“那这个材料你不批几句吗?”
林彪拧了一下眉头，挥了挥手:“代我划圈后退钓鱼台!”
仅用了三天时问，周恩来写的这些信件和材料就在钓鱼台几座大楼里转了两圈，最后又回到十一号楼。
这里的秀才们可不比毛家湾的主人，他们看材料几乎是一字一句地推敲和斟酌的。相对比较，这里的民主气氛比其他任何单位都浓厚，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畅所欲言地指责和议论除毛泽东、林彪之外的任何党政领导人。
十六号楼是中央文革聚会和研究问题的办公大楼。上了楼，再穿过几个走廊，便是一间四周挂着帷帐的中型会议室。站在会议室的窗前，可以俯视钓鱼台内的美丽风光。
江青像往常一样，漫步来到这里，她打算召集一个小型会议，帮助她分析和研究一下最近的形势。刚进会议室，就听见帷帐后有两个人谈话的声音，好像在议论周恩来，她不由放慢脚步，注意倾听起来。
“主席对周恩来的信件的批示本身很难说明问题，但周恩来的辩解无力啊!”
“此话怎讲，你说具体点!”
“周恩来既然不在上海，临时中央那些人怎么敢断定就是国民党伪造?再说后来那些措施都是博古、陈云这些人搞的，他们都是王明路线的追随者，他们的作证能算数吗?”
“可问题并不简单哟!周恩来的信件中不是还提到康老吗?当时他在中央组织部担任部长，他应该是很了解情况的!”
“可他并没有站出来说话!”
“康老在那几个老右大闹怀仁堂时，也动摇了。再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六二年再版时，是他和陈伯达批准让在《红旗》上发表的，这本身一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哎呀，这话要是传出去可要闯大祸了。”
“不怕，反正我是坚定地站在江青同志一边的，誓与江青同志风雨同舟，生死与共。”
“怕就怕青同志不了解我们的一片忠心。”
“不要紧，反正我们看着江青的脸色表态，她想到的我们帮她做，她没有想到的。我们帮她想就行了。”
听到这里，江青的眼睛一陈发热，差点落下泪来。她本想进去参加他们的谈话，猛然想到那样不好，弄得大家都会尴尬，以后见面反而不好讲话了。于是，她改变主意，不声不响地离开了这里，到了另一个房间。
秘书们看见江青进来了，都慌张起立，恭敬地给她让座、倒茶。她笑咪咪地和大家握了握手，招呼人们都坐下，可秘书们谁也没敢坐下，直到她在一张靠写字台的皮软椅上落坐后，大家才-跟着坐下来。
“快报组有什么最新消息吗?”江青歪着头，随口而问。
一位矮胖的秘书从一个抽屉中拿出--档案，喜形于色的样子很明显。“记者站刚送来最近这几天的动态，还没来得及往下分发。”
记者站，也就是中央文革的快报组。其成员主要是从军队抽调团以上的政工干部和《解放军报》的部分记者组成，办公地点设在《解放军报》大院内，但钓鱼台也有他们的活动场所。他们的任务是成员和毛泽东、林彪及央政治局常委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动态。但快报的分发范围并不固定，有时候只发到江青等极少数几个人手里。这大多都取决于中央文革决策人的意见。
江青翻开这几期快报，饶有兴趣地看起来并说:
“批判陈毅联络站的几家单位和组织最近编印了《陈毅黑话集》、《陈毅黑话选》、《批陈专辑》等材料，这些东西在街上公开出售，一下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许多单位靠发行这些东西弥补了资金和经费的不足。”
江青停下来，轻声说;“印这些消息，简直无聊!以后这些东西不得上快报。”“是!我们立即通知快报组!”那位秘书赶快掏出笔记本，把她的意见记了下来。
江青继续看下去。
“北航‘红旗’战斗发表声明，要坚决炮轰叶剑英和陈毅。并派出大批外调人员，到各部委和一些省市去搜集他们的问题。”
“五月十六日，北外六一六贴出一张《戳穿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声称周总理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支待保守派，是为了保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的阴险目的。”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最近四处散发‘二十四个为什么?’的传单，指名攻击周恩来，说‘你们知道为什么毛主席突然改变了作战部署，又要掀起一个‘炮打司令部’的高潮?因为还有一个活的赫鲁晓夫呀!”
“国家经委‘井冈山’负责人陈伦大最近贴出给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的大字报，明确称他们是‘逆流的代表人物’，并说周恩来是‘逆流的总根子’。他们到处宣传要‘揪出一个比陶铸还大的人物’。”
“财经学院八八组织最近散布:李先念很可能也是叛徒。他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六日，在湖北宣化店曾做出过投降决定……”
那位秘书见江青看完了这几份快报，讨好地凑话说:“现在底下的形势乱七八糟，连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才好。”
“乱？”江青抬起眼睛，收敛了刚才的微笑，反问一句:“你难道认为这种乱不好吗?我告诉你，这是乱敌人!乱敌人!这种乱，好得很!”
秘书被她的发怒弄得不知所措，只是连声陪着不是。这时，另一位女工作人员匆匆走到她跟前，彬彬有礼地说:“江青同志，有您的电话。”
电话?怎么追到这儿来啦?谁这么大神通知道我在这里?她满心不悦地走到另一张桌子跟前，抓起了电话:“喂，你是谁?”
一听对方的声音，江青马上堆起笑容，话语也亲切多了。她甜蜜蜜地说:“润之，这儿不方便，你打电话打到我房间去，我马上过去。”
到了她的房间后，江青才抓住电话说:“我正想去看您，怕你累，加上我这儿也有许多事办，一直没顾上去，润之，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
这种腔调令毛泽东大为不快，他冷冷地问:“我批给中央文革的周恩来同志的信件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江青感到有些困惑。他过去批过许多文件和材料，但从来没有像这样专门来电话催问过。今天是怎么啦?
毛泽东很郑重地说:“我建议你们在外事口或北京市部分组织中开个会，在会上你要公开出面保总理。这个好事我让你去做，一定要做好。能行吗?”
让我出面保周恩来?这是什么意思?江青扫兴地放下电话，感到这几天的热烈气氛全给这个倒霉的电话破坏了。自己在发动每一次行动前，他总是或多或少要泼些凉水。有几次她实在受不了啦，眼泪像断线的珠子，哗啦啦地往下落。她失去理智般地冲着他喊:“主席，我要造你的反!”
毛泽东的回答也很幽默:“小不忍则乱大谋。多少人造我的反都没有把我造倒。所以造反的队伍里再加个你也没什么了不起。你造吧!”
但是，江青只是摇头舞拳狂呼几句口号而已，每次她和毛泽东闹别扭，都是以她的陪礼检查而告终。所以后来，她就改变了策略，当着他的面再也不和他顶撞了。
隔了一天，毛泽东又派人给她送来一封信，里面只有一张纸一句话:“你要出面保总理!”
但是，无论是五月二十三日下午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的活动，还是六月初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外事口加北京群众组织的大会，江青都没讲一句保周恩来的话。当然，陈伯达、谢富治、戚本禹等人更不敢涉及这个敏感的问题，使毛泽东的一片苦心付诸东流!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武汉爆发了公开抓走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和要求打倒谢富治的示威，被中央文革定为“反革命事件”。
七月二十五日，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几十万人的群众大会，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全部登上天安门城楼，声讨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并正式提出:“打例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见诸于报刊。
为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四十周年，《红旗》杂志副主编林杰执笔起草了《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的社论，再次从理论上提出要把“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派揪出来”。社论送到陈伯达手里，他高兴地鼓掌叫好，说:“好极了!好极了!”在他主持下，林杰将初稿向王力、关锋念了一遍，没有送交周恩来审阅，就在《红旗》杂志十二期上发表。
这时，署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大字报、大标语传单更加繁多，公然提出:“不把周恩来揪出誓不罢休!誓与大叛徒周恩来血战到底!”
但是，钓鱼台里的秀才们熟视无睹，默不作声!
憔悴异常的周恩来再也憋不住了，他“砰”地一声把桌子猛拍一下，气愤地吼道:“真是欺人太甚!我再也无法忍受了!如果不对这些造谣诬蔑者诉之于法，我周恩来可以自动辞职!”
当夜，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语气诚恳的信，并将他搜集到的有关“五一六兵团”攻击自己的所有传单和文章统统给毛泽东送去，请党中央主席最后定夺。
正在上海巡视的毛泽东看了所有攻击周恩来的材料，整个心都颤抖了。一种对老战友的酸痛之情油然而生。他没想到周恩来这几个月来一直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忠心耿耿地忍受着巨大的压力日夜工作着。这般胸怀和海量，几人能有?
于是，毛泽东提笔在那些材料上指示道:“革命的学生要联合，要团结，共同打倒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兵团’，搞大批判。”
批完材料，毛泽东又要通了直接拨给林彪的电话。
叶群一听是毛泽东的声音，立刻慌了神，匆匆忙忙将林彪叫醒，林彪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懵懵懂懂地就接过了话筒。
“是林彪同志吗?是我!我还在上海。现在，北京有个名叫五一六的组织，发表大量的攻击周恩来同志的大字报。这是个反革命组织，必须取缔。他们反恩来，也是反我，反中央。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你要亲自来抓哪!”
这下，林彪清醒了。
他放下电话，想了一会儿，马上接着打了两个电话。一个是给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要求立即破获“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把坏头头立即逮捕审讯。另一个，是给中央文革的。他对陈伯达说:“周恩来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就是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份子抓出来!”
不到一个小时，毛泽东的指示和林彪的电话精神震动了钓鱼台!
陈伯达慌慌张张地来到十一号楼，找到了刚刚起床的江青:
“重要消息!重要消息!毛主席对总理表态了，要打倒互一六哩!”
江青淡淡地说:“我早就知道了。”
陈伯达一怔，早知道?早知道为什么不贯彻?他不敢这样问她，只是说:“我们要给小将们开个会，传达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保总理，抓五一六份子!”
江青背着手，在她的办公室里踱来踱去，想了好大一会，终于下了决心:“好!采取接见红卫兵的形式，给他们打招呼!”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中央文革通知了北京大专院校部分中学的红卫生革命组织，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当天真烂漫的学生和被激情冲热头脑的红卫兵向中央文革的要员们欢呼、致敬后，陈伯达身穿军装，一手举着红色《语录》本，另一只手指着耳朵说:“他们不要喊了，再喊我的耳朵就震聋了。”
当激动不已的学生们安静下来后，他说:“现在阶级斗争很复杂，我们要不提醒你们的话，你们就要犯错误了。有个五一六兵团，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周恩来，实际上对准中央，要把它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要提警告。你们不要上坏人的当。我们说过有黑手，有敌人。你们在这场严肃的阶级斗争中要注意那些打扮成各种各样的人，他们会从极‘左’和极右的方面干扰毛主席!”
陈伯达讲完了，康生站起来接着讲。
他的脸上充满愤怒，使本来就已皱褶的额头更增添了一些深沟。眼镜后那双眼睛射出了火花，右手重重地往下一劈说:“五一六兵团出现不是偶然的，‘五一六’有两个目的，从‘左’的右的方面动摇毛主席司令部，不要上当，他们实际是想推翻毛主席司令部。他们到处贴标语，打倒周总理，有的人不知不觉地上当，帮了反革命组织的忙。这样一小撮坏头头要坚决镇压，要立郎逮捕起来。专政机关和广大群众要结合起来。”
中央文革的这两员大将讲完后，人们的目光很自然地转向了那位钓鱼台的真正女帅。
江青真不愧是演员出身，一个亮相就把众人都镇住了。她站起来，环视大家一周，然后拖腔拿调地说:“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我们的毛主席让我代他问你们好!”
小将们欢呼雀跃，掌声雷鸣，欢呼声似海啸一般。
“现在，有一个叫做五一六的组织，背着我们，整了我，整了总理，整了我们中央文革的大批黑材料。你们说，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呀?”江青瞪着眼睛问。
台下的红卫兵齐声回答说:“反革命!”
江青笑了，笑得很好看:“对了。我相信我们的红卫兵小将们是会听毛主席话的，是会跟我们中央文革走的!所以，我们对五一六组织就必须和他们划清界限，不要上他们的当!对不对呀?”
“对!”又是山呼般地答应声。
与此同时，北京市公安机关和警卫部队一起出动，迅速逮捕了早被列为侦察对象的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张旗等五一六兵团的骨干分子。
经过搜查和审讯，一大批诬陷、攻击周恩来的材料落入了专政机关。
江青这时态度非常果断和明确了，她给谢富治下令:“你要抓紧清查，要让他们把后台交出来。没有后台才怪呢!一定要揪。”
没过几天，谢富治给江青打来电话，说有极其重要的情况要向她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汇报。”
江青马上答应了他的要求，并很机密地通知了其他三人。他们准时来到了十一号楼。
谢富治显得很紧张。他明白，这次汇报事关重大，要是稍有闪失，将会落个“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但如果不如实汇报，又可以成为包庇五一六黑手的角色。所以，汇报前，他解释了又解释，显得十分诚惶诚恐。
“江青同志，总理，遵照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北京市公安局和公安部经过长时间的侦察，掌握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一大批罪证，逮捕了张旗、郭中等一小撮骨干分子。我们在搜查和审讯中，发现个别骨干分子的笔记本里有中央文革的电话号码
“什么?你说中央文革是五一六的后台?”江青没等谢富治汇报完就站起来嚷开了。
谢富治脸色苍白，双手都在微微颤抖，他鼓足勇气继续讲:“个别人身上，还搜出了关锋同志家的电话号码。”
江青的脸上陡然变色:“关锋混蛋!他不能代表中央文革，他是中央文革的败类!”
周恩来静静地听着谢富治的汇报，不时地用两眼的余光看看江青和另外两个人的反应他的确是久经政治风云考验的高手，此时此刻脸上一直毫无表情。
只有陈伯达心里暗暗得意，脸上出现了不易觉察的一丝笑容。
谢富治停顿了一下，继续汇报:“公安人员在审讯五一六骨干时，一些骨干分子口气极硬，说:‘《红旗》杂志社还支持我呢!’有个骨干分子说:‘我找过林杰三次。林杰承认他对总理有看法。’这是他们的口供材料。”
江青问:“林杰这个人怎么样?到底他是什么人？”
陈伯达说:“他是关锋的学生。据我所知，有个群众组织去年在天津整了我的材料，交给了林杰，而林杰却把它交给了刘少奇，为刘少奇反扑提供了炮弹嘛。我还看过一个材料，去年十二月份，红卫兵到处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时，他还叫喊:‘刘少奇是人民内部矛盾打不倒’，这说明他们都是刘少奇那一伙的!”
江青马上插言:“看来我们中央文革并不纯，这是正常现象嘛。”
康生这时也坐不住了，拼命地洗刷自己说:“我和恩来在上海工作过多年，那个伍豪脱党启事我很了解，是国民党特务伪造的，他们是为了诬蔑和陷害总理，是蒋介石的反间计!五一六兵团的坏人这么搞，就是紧步国民党的后尘嘛。关锋林杰是什么人?要查!我看他们不像好人。”
“是变色的小爬虫!”陈伯达紧接着说。
“我看，这些问题我们可以议，查还要再作调查和落实工作。”周恩来以他那一贯的平静语调说:“此事先不要作结论，等报请毛主席批准后再作定夺。”
人事关系上往往有这样的情形，当一种危机到来的时候，过去潜伏很久的隐患就会起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关锋看不起陈伯达，在哲学史观点上几次和陈伯达发生过争论，这点陈伯达很清楚。不久前，关锋让林杰调查刘少奇的《论修养》于一九六二年再版的情况，就查清当时是陈伯达和康生帮助传达并发表的。当时，关锋的妻子周英把这个调查材料给了陈伯达的夫人刘淑媛。可是，第二天刘淑媛就把材料退回来了。她冷笑一声:“难道你们想要挟和勒索我们吗?”
陈伯达也清楚，三十八岁的林杰是关锋熟识的笔杆子，一也是他把他从人民大学调到《红旗》杂志社的。林杰是福建人，和陈伯达本是同乡，但林杰和关锋一样，也认为陈伯达霸气十足，管不了具体工作，所以陈伯达并不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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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乱时间，最能显示和发挥政治家的才干、机智、气魄和胆略。
毛泽东很清楚，大乱中的文革局势，只有周恩来能驾驭各种矛盾，处理复杂事务，保证党政军内部的稳定和正常运转。他果断地决定:中央文革的碰头会由周恩来负责召集和主持。然后，他又采取了配合周恩来的一系列措施，作出了重大决策。
八月十二日，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严肃批评“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指示。毛泽东说:“这个口号不科学，容易造成混乱。军内走资派也在共产党内嘛。提党内走资派就包括了军队内部的坏人。”并明确指示，这个口号再不准使用。
不久，毛泽东又在《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上批示:“还我长城!”
消息传到北京。陈伯达慌慌张张地坐小车到了《红旗》杂志社，要走了他修改过的那篇社论的清样，马上销毁。于是，他和江青同时表示:“这期《红旗》社论我们没看过，也不知道!”
紧接着，中央文革内部追查“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来源。
林彪立即感到风向不对，气候有变，他马上向毛泽东请假，说他整夜不能睡觉，非得坐在火车上听到轮声才能入睡。毛泽东批准了他的病假，他怀着一种坐山观虎斗的心情，躲了起来以便隐蔽自己，观察局势。
因为早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初，第一个批准同意“揪军内一小撮”的正是林彪。
但他是绝不会站出来承担责任的。
中央文革也没有人敢把责任推到红得发紫的副统帅身上。
关锋只得想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于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给武汉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里就有这个口号，而这封信正是陈伯达起草，王力负责修改的。他提醒王力这件事。
“对对对!那是陈伯达起草的，他可千万别不承认了啊!”
陈伯达则一口咬定:“我原稿里没有那句话。”
当原稿当众找出来后，王力傻眼了。确实，那封信的原稿中只有一句模糊的提法:“武汉地区的走资派们”如何如何，在“走资派”前面加了“党内、军内”的笔迹，正是王力自己的。
偶然的失误，造成了关锋、王力在整陈伯达的印象。使过去的一切问题都兜出来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毛泽东对一份红卫兵小报上刊登的王力于八月七日接见外交部姚登山等人的谈话上作了批示:“王力四十天的错误比陈毅四十年的错误还大，打倒王力!打倒王力!”
毛泽东连王力、关锋的辩解也没听，便根据报上来的材料，决定对他俩实行隔离审查。
康生提前得到了消息，吓得连续三天吃不下饭。他也清楚，关锋、王力实际上是替人受过。他们问题的真正源口恰恰是副统帅。
八月二十八日上午，陈伯达威风凛凛再次到了《红旗》杂志社，当着全体工作人员在会上“敲山震虎”。
“你们谁整我的黑材料了?是你吗?噢，不是你!是你吗?哦，也不是!”当他的眼光落在周英身上时，把眼镜往上推了推，瞪着眼珠子讥讽道:“周英，你是哪个专业毕业的?”
“政治系。”周英回答。
“噢，你是搞政治的，为什么光抽烟啊?”忽然，陈伯达腔调一变，历声问道，“你给江青送了我的多少黑材料?”
周英感到情况不妙。果然，两天后，即八月三十日下午三点，中央文革在钓鱼台十六号楼开会批判关锋和王力，随之他俩就被关押起来。
这天晚上十二点多，林杰刚刚睡觉，突然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他急忙起床披了衣服迎出去，和陈伯达、姚文元、戚本禹打了个照面。
陈伯达冷笑道:“林杰，你该休息休息了。”
戚本禹马上插话:“是隔离审查!”
陈伯达点着头说:“对对，是隔离审查，隔离审查!”
就在关锋、林杰被关押的同时，周英也被抓了起来。
不到半年，戚本禹也遭到了同样的结局，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本来是微办诬陷、诽谤周恩来的罪人，结果让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变成了剪除异己的手段。
这是这段历史上最有趣的一段插曲。
从此反周恩来的浪潮表面上平息了。但是，暗流依然湍急。
有人冒着风险，向周恩来报告了两个发人深省的消息:
一九六七年十月，江青在钓鱼台接见吴法宪等人时得意地说:“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瞧，这一麻袋都是周总理的。”
同时期，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抓叛徒》简报中，依然列着“伍豪等人的脱党启事”。
周恩来听到这些，好久沉思不语。他闭着眼睛想了一会，当他一睁眼，秘书从他眼里看到了坚毅的光芒，仿佛一身的力量都集中在那对眸子中:“把所有载有敌人伪造的启事和我给毛泽东同志的信拍照入档。你们然后把这个消息通知江青。”
秘书遵命行动。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学生关于伍豪脱党启事的来信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这是毛泽东自这场风波掀起后第一次如此明确地用文字表明的态度。
批示下达后，只在极少数人中间传阅了一遍，连大部分中央委员都不知道。所以，三个多月后，上海档案馆一个名叫刘和德的人，又将这类材料密封起来交给吴法宪。吴法宪看了大惊失色，急忙把材料重新密封，直接转给毛泽东。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的上午是异乎寻常的，因为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许世友、谢富治、李富春等人并没有收到议程，突然接到毛泽东住地的通知。而且，他们都觉察到，只有出了特别紧要的事情才会把他们都召集到这个神圣之地，也许有某种重大决策在酝酿之中。
毛泽东已经七十五岁了，脸上的肌肉开始松驰。讲话也稍有迟钝了。但他的思维超人的敏捷，目光炯炯，气色相当红润。他身穿那套人们早已熟悉的灰色中山装，倚在沙发的后背上，嘴上叼着烟卷，神色有些疲惫地审视了每个人一遍。
“世友同志，你知道伍豪事件是怎么回事吗?”毛泽东突然把目光转向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
许世友冷不防毛泽东会提出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他不好意思地站起来，给毛泽东恭恭敬敬行了个礼，然后说:“主席，我不晓得这码事。”
“你坐下!”毛泽东感叹地摇摇头，说:“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这件事是敌人给恩来同志造谣、诬蔑的，可见要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很不容易哟!”
毛泽东将手中的香烟在旁边的烟缸里磕了一下烟灰，对周恩来说:“这一段我一直在思考回忆历史。我想起来了，早在三十多年前，还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我就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就那个启事发布过《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布告》，严正指出:上海报纸刊登的伍豪脱党启事是冒名的，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没有脱离共产党，而且也根本不会发表那些荒廖的反动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志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恩来同志，你还记得吗?”
周恩来微笑着说:“当然记得。不过主席不讲，我也不好催问哪!”
毛泽东手中的烟蒂往烟缸里一拧，说:“我不急着讲是想让别人讲呀!想看看人心，党心，阶级之心!”
在座的人的脸上，都露出惊愕的表情。
毛泽东叹了口气:“恩来，你抽个适当的场合，给同志们讲一讲当年的事，录下音来，存入档案。”
但是毛泽东的这些指示一直列入“保密”范畴，使人们弄不清真相。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叶群仓惶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后，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全面担负着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这起沉冤多年的“伍豪事件”原委才逐渐被广大党员和群众知道。
九月二十日，谢富治临终之前，对妻子、儿女们说:“毛主席早就知道伍豪脱党启事是伪造的，是国民党特务的陷害。你们也不要上当，莫听那些谣言哪!”
一九七二年中共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毛泽东再次指示，要周恩来在会上讲讲所谓“伍豪等脱党启事”的问题，并且列入了会议议程。六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在会议上，就这一事作了专题报告。
于是，被人捂了多年的历史真相，终于彻底大白了。
这个会议之后，毛泽东再一次出面指示:“将周恩来同志所作的关于伍豪事件的报告、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稿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常委存档。”
但是，党内有人继续顶着不办。
王洪文打电话让人从上海档案馆寻找“伍豪的材料”。档案馆在七月十七日将材料寄给王洪文后，他批道:“此件先存敬标同志处，再等一个时期处理，可能中央有指示。”
谁也不会想到，周恩来在作“伍豪事件”真相报告时，是忍着癌症的剧疼回顾历史的。早在报告前的一个多月，他在作例行身体检查时，发现了自己得了此病。他嘱咐身边人员:“你们千万不要报告毛主席，以免他担心。”
然而，毛泽东还是知道了。他暗暗地为他落下了眼泪。
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极其秘密的气氛中举行。会后才突然公布选举结果和会议的各种文件。王洪文出乎意料地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也成为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依然是政治局委员。他们在中央的力量得到了加强和巩固，于是，便又积极活动，一次又一次向周恩来等人发难。
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周恩来在出席中国同马来西亚建交公报的签署仪式后，剧疼使他几次昏眩，他不得不住进了医院。
六月一日，他动了手术。但两个多月后，病情就出现了反覆。他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时间不多了，便向毛泽东建议，让邓小平主持以自己名义举行的一切外事活动。
十月十八口，江青指派王洪文，到正在长沙养病的毛泽东面前去告周恩来的状。他说:“总理在医院里并没有真正养病，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同志不断和总理长谈，直到深夜。我这次来是冒着风险的。来前和江青、春桥商量过。现在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
毛泽东面容憔悴，神态坚毅。他对洪文打了个强有力的手势，缓缓说:“你十个王洪文一也比不了一个周恩来。你回去多和恩来淡话，总理还是总理。你不要听江青的!你要和大多数同志团结在一起。”
这位巨人再一次对老战友显示了博大的胸怀和非凡的远见。但他的这些话，王洪文是不会理解的。因为他的本来面目只是一个工厂保卫科的干事，而不是大政治家。
一九七五年一月八日，毛泽东提议，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一致通过，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
同年五月的一天，周恩来拖着病体，到北京医院看望了同在病中的谭震林。
谭震林望着骨瘦如柴、两眼深深陷下去的周恩来，忍不住怆然泪一下:“总理，你要多加保重，中国不能没有你呀!”
周恩来淡淡一笑:“我估计还有半年的时间，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不然我是不会瞑目的。”
四个月后，周恩来病情恶化，体重由一百三十斤下降到了几十斤，连散步几分钟都坚待不住了，脚肿得老大，不得不穿上特制的鞋。经批准，要作第四次手术。当医生把决定告诉他时，他微笑着点点，表示同意。
他知道，这一手术很可能要告别所有的战友们。他望着站在自己身旁的自发苍苍的妻子突然想起了很多。一种沉重的不安和内疚袭上了他的心头。他渴望向她补偿什么，但是已经晚了。他伸出两只手，紧紧地把妻子拉到自己身边，嘱咐道:“开我追悼会时，你要站到群众中去，和大家在一起，你就不会感到孤单了。”他等妻子泪痕满面地点头后，又轻声说：“骨灰不要了，撒掉!”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清晨三O五医院的手术室里的灯光亮了。
当手术车堆来，就要抬周恩来进手术室时，他突然想起了一件大事。他习惯地举起手果断地说:“请等一等!”他扭过头去，对妻子急促而又微弱地讲了几句什么。只有妻子才能理解此时此刻他的心，神情庄重地点了点头。
邓颖超喊过站在一旁的秘书，低声向他交待了几句。等秘书应允着匆匆奔出门后，她才转身略带歉意地对医生说:“请等等
吧，恩来还有一件事要向后人交代。”
周恩来忍着病魔的折磨，哼起了《国际歌》。
当秘书把文件包里的卷宗袋取出来，交到他手里后，周恩来艰难地启开封口，从里面取出记录稿。他端详了一会，取过笔，用尽气力在纸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时间地点。
他急促地喘着粗气，把文件还给秘书，在医生和护士的挽扶下上了手术车。
这时，周恩来突然大声喊起来:“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在场的医生、护士和秘书一片惊愕。
接着，周恩来又哼起《国际歌》。在悲壮、庄严的气氛中，他进了手术室。
不到四个月，即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这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终于告别了人民，告别了中国，永远地走了。
那时，天空中霹雳一声，宇宙好像炸裂了。刹那间，惊雷闪电都消失了，天空中浓云密集着，汇合着，游移着，飘荡着，翻滚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