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中国人的病态人格
作者：荆楚
绪言
盛世有危言，弱国多寡民。中国人的病态人格，前贤今人多有论及，但社会发展，时代进步，这种病态人格又改头换面，产生了许多新的变种。笔者今日就此问题补而掇之，遂成此书。让我们共同努力，认真切除国人的这些顽固病灶。亦愿就此拷问自己的灵魂，寻觅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钥匙。也真情希望：今日之衮衮当道诸公，不要学那蔡桓公讳疾忌医，扁鹊三视而不醒，直到病入膏肓、一命呜呼而后已。如有“闻过则喜、择善而从”的胸襟，才有我们民族的美好前途。
一、
中国人的麻木和冷漠
英国十九世纪哲学家塞缪尔·斯麦尔斯在其《品格的力量》一书中，转述了马丁·路德的话说过：“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公民品格之高下”。纵观或远视世界各国、各民族兴衰盛颓之历史，无有不契合于此理者也。被我们自称之“历史悠久、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其国民品格之卑劣，无不令人沮丧和背气。
近年不断有媒体报道：某时某地，数百人面对少数几个歹徒的为非作歹，竟任凭几个歹徒抢劫钱财，然后扬长而去。而众人面对这种为非作歹，竟然是一脸漠然、视若无睹。更有甚者，少数歹徒抢劫或行凶之后，还在众目睽睽之下奸淫妇女。众人面对弱女的哀哀悲鸣，一个个胆小如鼠、无动于衷。甚至还怀着猎奇阴暗之心理，期待快一点看到那可怜姑娘的胴体和阴私之处……于是歹徒更加猖狂，同胞姐妹惨遭蹂躏。
又据蒋子龙在一篇《还要围观多久》的文章中写到：“湖南湘谭矿业学院品学兼优的学生兰成全，在放寒假回家的列车上，看见几个流氓夜里趁旅客困乏在翻包搜衣偷东西，他大叫一声，惊醒了旅客，吓住了小偷。气急败坏的小偷们叫来一名女流氓，诬陷兰成全企图调戏她。于是流氓们一拥而上，对他拳打脚踢。一上年纪的人，居然（就地取材地）教育身边的孩子：‘看到了吧，出门莫要管闲事，免得惹火烧自身’。列车上的乘警听信了流氓们的话，把兰成全当成了坏人，也对他拳打脚踢。他请求目睹了事件全过程的乘客为他作证。一车厢被他帮助过的人都说：‘不知道，什么也没看见’。竟无一人肯为他讲句公道话，说出基本事实。他双手抱着流血的脑袋，狂嚎乱吼：‘天理何在，公理何在，正义何在……’从此他疯了，看见火车就大叫‘火车上没有好人，全是坏人!’以后持刀砍人，被关进精神病院，口中常念念有词:‘人们都变了，良心没有了，我看着(他们)一个个都是头着地走路，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看，一个品学兼优、见义勇为的好青年，就被这种冷漠和麻木给毁灭了。
又据2002年CCTV《焦点访谈》报道，成都一孕妇难产，于是赁车急送医院抢救。可车开到大街上，被某区政府交通局路政人员拦住。无论该妇女的亲属怎样地好说歹说，也无管其丈夫甚至当街下跪，恳求他们放过一马，救人要紧，但该伙路政管理人员始终是无动于衷，坚决不予放行。最后的结果是，孕妇母子双亡。当被害人将该伙路政人员诉上法庭时，该伙路政人员不但不忏悔自责，反而在法庭上理直气壮地指责该被害人“违法”……看着这种对别人生命如此漠视和冷血的路政管理人员，我恨不得上去把他掐死。
再据余杰在《冷漠是一种罪恶》一文中写道（引自余杰着《老鼠爱大米》，大象出版社2001年2月第一版191页）：“这个悲惨的故事，是我辗转从当记者的朋友那里听来的。北京国企一对失业了的夫妇（用委婉的说法，叫做‘下岗’），妻子怀孕快要生产了，因为家中一贫如洗，不敢到收费昂贵的大医院去。于是，丈夫借来一辆平板车，拉着妻子去附近的一所兽医院找熟人接生。没有想到妻子偏偏又是难产。兽医不敢处理，劝他们到大医院去，否则大人孩子都有危险。丈夫咬着牙，蹬着平板车一路疾驰，妻子在车上痛苦地呻吟着。当平板车来到一个繁华路口时，警察拦住了他们。原来，这条路是国宾道，不允许人力车经过。警察执行公务一点也不含糊。虽然现在并没有尊贵的国宾的车队通行，但他依然坚持不予放行。孕妇的呻吟和鲜血，警察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丈夫哀哭着向他下跪，这名警察仍然‘刚直不阿’。没有办法，丈夫只好蹬着平板车绕道前往医院。中途耽误了半小时，到达医院时，大人和孩子都已经失去了抢救的时机，双双死亡。晚上，悲痛万分的丈夫，一个人在破旧的家里上吊自尽了”。
又据《羊城晚报》报道，珠海一广告画家(恕我忘了该画家的名字)从媒体上看到：一位湖南打工青年挺身而出，与街头抢劫犯殊死搏斗，被抢劫犯围攻毒打两个多小时。当时围观的市民有一百多人，竟无一人施以援手。甚至在该青年被活活打死后，警方多方搜求证人之时，也没有人愿意出面证明其义举。该画家对此悲愤欲绝、义愤填膺，自费在珠海街头树起了一块巨大的公益广告牌，在这面巨大的公益广告牌上，画了一幅寓意深刻的“众生图”——上部画着松枝拱托着的英雄的头像，下部则画着这群围观的人们的身上，都结满了厚厚的冰凌。
可是过了不久，有几个脑满肠肥的官员，看出了广告画作者的“险恶用心”。说他诬蔑了我们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那副画的命运，我不说各位自然也明白了。
看到这些悲惨的记录，我的心就象灌满了铅一样沉重。
够了，够了。我实在不想多举这些让人痛苦万分、心灵流血的案例了……
在媒体披露出此类事情后，于是朝野哗然，官民激愤之情溢于言表。倘被侦知当日在这群麻目的“观众”群里有几个带“长”字的“人上之人”，则难辞其咎。重者收监，轻者撤职。可谓执法如山，严惩不怠者矣。
然而，舆论谴责，纪律约束，法律制裁，虽能舒公众一时之快意，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人这副冷漠麻目的秉性。下次遇到同类的事情，仍旧是上次事件的简单重复，依旧是在遣责、撤职、法办的老路上循环无穷……
呜呼！当年鲁迅先生面对此情此景，奋而弃医从文。以他的一枝秃笔为工具，以唤醒国人的血性良知为己任，以一种苦闷彷徨的笔调，写下了千古绝唱《药》。小说中的华老栓、华大妈，竟把蘸满革命烈士鲜血的“人血馒头”，当作医治华小栓肺痨的灵丹妙药；刽子手康大叔，始终没有忘记在砍下革命志士的头颅之后，以烈士的鲜血醮在馒头上大捞银两；众看客竟然觉得枪毙革命者“没有砍头的好看，轰的一声便散了”。寥寥数语，就把小市民华老栓、华大妈的愚昧无知，刽子手康大叔的凶残贪婪，众“看客”的麻目不仁，刻划得淋漓尽致。一幅国人的众生像跃然纸上。
而
一代文化大师和改良先驱
如果说
漫长的专制制度，充满了暴力、恐怖、愚弄、奴役和不公。使人们在它的长期挤压下，只能逆来顺受。经过几千年专制政治的陶冶，中国人对暴力、恐怖、愚弄、奴役和不公已经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从而造成了众多的麻木和冷漠的民众。而“麻木和冷漠的民众，又是专制政体最稳固的群众基础”（黑格尔语）。遂使中国长期处于这个可悲可叹的恶性循环之中，而难以自拔。
记得法国一位近代哲人曾说过：“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在中国，把这句名言倒过来说也成立：即“有什么样的政府，也养成什么样的人民”。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纵观一部洋洋大观的中国历史，由于经历了漫长腐朽、残忍野蛮的专制社会，它确实是一部“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历史；确实是一部阴谋权诈的“相斫书”；确实是一部独夫民贼们“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夺权与反夺权的征战史；确实是一道“窃珠者诛、窃国者侯”的罪恶与阴谋的轨迹。
经过两千多的熏陶濡染，专制帝王的罪恶阴谋之毒素，业已深入到我们的骨髓，成为国人人格构成的基本元素。我们血管里流淌的，是血浆与专制毒素的复合液；我们大脑里存活下来的，也是被专制毒素污染的神经凸。
也由于我们继承了我们祖先太多太多的东西，这就造成了被
中国人的生命极无保障，也许很多人没有深切的感受。这不是中国人不爱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也不是中国人不懂得珍惜自身的尊严和生命的价值，乃是“身处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的缘故也。
中国漫长的专制社会，是一个极端恐怖的社会。在古代，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哪个不是天经地义地认为：“朕即国家、朕即法律”？众多的专制帝王们，有几个不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万里长城的修筑，的确可以称得上秦始皇的“丰功伟绩”，但却是数百万黔首百姓的尸骨，拌着血泪砌筑而成的巨大建筑。它哪里有一丝值得自豪、赞美的价值？在我的眼里，它只是孟姜女给修筑长城的丈夫冬送寒衣，而只能看到丈夫的一堆白骨的血泪记录。
京杭大运河的开凿，隋炀帝“诏发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俱要至，如有匿之者斩三族。凡役夫五百四十三万余人，昼夜开掘，急如星火”。多少鲜活的生灵，埋骨于运河两岸？多少父母，失其骨肉？多少妻子，失其丈夫？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如此浩大的工程，其目的不是为了沟通漕运和便利物流，乃是为了满足隋炀帝到江都享受那玉树琼花、酒池肉林的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
张巡守睢阳，他除了杀掉自己的小妾以飧军士外，还杀掉城中老幼三万多口，以充“军粮”。几乎将城中百姓杀光……最终战败被俘，连叛将都觉得此人太兽性、太残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样残忍的兽行，还得到专制统治者的高度褒奖，也得到中国士大夫的热情颂扬。特别是著名散文家韩愈，更是对张巡钦佩得五体投地。（参见《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六》；韩愈《张中丞后叙》）
朱元璋的“淮西军”，嫌一个个杀人剔骨剥肉，效率太低。于是就用大舂将人肉制成“人肉膏”，以供他的“义军”的“军需”。
李自成为了训练战马，以便让他的战马闻到血腥味，就斗志昂扬、奋勇扬蹄。竟以俘获之百姓和战俘之大量鲜血，以饮战马。终于训练出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队伍……
黄巢、张献忠以人为粮。黄巢所过之地，百姓净尽、赤地千里；张献忠盘踞四川，天府之国，“噬无遗类”。
今天我们的教科书上所说的“农民起义”！我实在不知道，“义”在何方？
秦将白起，一夜之间就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余万；秦二世封闭秦始皇陵墓，一天之内就使二十万余役卒死于非命；北宋之末，人肉的价钱比狗肉还便宜；按照成吉思汗的法令，杀死一个汉人，只需赔头驴的价钱……
朱元璋阴骘刻深、嗜杀成性，不到几年，就将他手下之功臣宿将屠戮殆尽。仅胡惟庸一案，株连被杀者，就多达三万多人。
满清入关，实行“留发不留头”的野蛮政策，杀人如破瓜切菜。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使这些经济、文化、人文空前繁荣的历代名城，从此就从地图上抹去了踪迹。如古都扬州，经过几百年之后，到今天仍然无法恢复到当年繁华昌茂的境地。满洲兽兵血洗济南、广州屠城等。广州城中被杀百姓白骨堆积，遂使城中“远望之，如白雪”。数千万汉族遗民，成了满洲恶魔的刀下之鬼。
洪秀全蹂躏江南半壁，对于敢于反抗的城池，则屠戮净尽。全州城破，牛刀初试，一城百姓片甲不存……
中国从来是一个遵循着“屁股决定脑袋”规律的国度。专制统治者为了争夺或维护其交椅，或者是为了满足其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制造了多少人间惨剧？残害了多少生灵？今天又有哪一个历史学家能统计得出？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史家学者，从来也不注重这些被无辜残害的生灵。他们的白骨堆积，他们的血泪横流，一点也不能引起这些“史家学者”的兴趣。他们只要将兴奋的目光盯在当年外国侵略而犯下的几件“烧杀抢掠”的罪行上，自然能获得中共当局的嘉奖褒扬，哪管这些罪行还不及“自己人”犯下的万分之一。
再看看今天让很多人爱不释手的所谓“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吧。随便抽出一本中国正、稗、野史作品，何处不是“能胥舞文、巧吏弄法，上下其手、锻炼罗织，捶楚之下、何求不得”的冤狱纪录？何处不是“钻营竞奔、寡廉鲜耻”的教科书？何处不是“贪赃枉法、残民以逞”历史纪实？
到了近代，中国人的生命仍无一丝保障。继列强舰炮轰开腐朽专制的满清铁门之后，相继经历了洪杨之乱、辛亥革命、护国讨袁、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诸多战事？长城内外、处处硝烟，大江南北、血肉横飞，匪梳兵剃、警匪勾结……仅洪杨之乱，就使一亿多生灵死于非命；甲午之战，旅顺屠城，日本兽兵屠杀了多少生灵？南京一战，三十多万和平市民魂丧于日本兽兵的刀下；毛蒋内战，毛共发动“解放”东北的大规模战争。林彪围困长春，遂使三十多万长春百姓成为饿殍野鬼；三大战役，数百万生灵化作一缕轻烟……中国人民尝够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人间惨痛，看够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历史闹剧。闹剧的幕后，是国人的生灵涂炭、白骨山积。
在现代之中国，“洪宪王朝”的建立，曾使特务满天飞，对政敌施行暗杀行刺的卑鄙手段。中华民国被毛共暴力篡夺之后，遂使中国完全复辟了专制制度，成了名副其实的毛家王朝。从而将中国拖入更加血腥恐怖、更加独裁专制的泥沼之中。
毛家王朝建立后，毛泽东对于他所不喜欢的人，明目张胆的用棍子把他打死。袁世凯的暗杀行刺手段，比之毛共来，简直是幼稚园里的小儿科。
毛共集团的康生、谢富治、林彪、“四人帮”之流，更是把专制统治者的残忍野蛮和血腥恐怖，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井岗山滥杀“ＡＢ团”残害无辜，到延安时期的“肃反”“抢救”等运动的生灵涂炭；从“土改”运动中先分掉富裕农民的田地房产，再将他们当成“罪人”而受到大规模的虐杀；从开国之初的以“镇反”为名，枉杀无辜数百万人，到反胡风运动中，株连数万知识分子；从大跃进大蛮干中视民命如草芥，到继之而来的大饥荒，使五千多万农民成为饿殍野鬼；从“反右派”运动中将一百万多名知识分子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再踏上一只脚”的“历史壮举”；从安徽一个叫王善生的医生在给大量浮肿病人看病时，只因说了“只少一味药——粮食”，结果被当场逮捕，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和凌辱，到广西上思武宣等县，将一百多名“地富反坏右”被充满阶级仇恨的“贫下中农”分而食之；从天安门前的和平民主运动被诬为“反革命暴乱”，而遭血腥的镇压，到张金柱『1』、王永强『2』等“大盖帽”之流的横行无忌；从全国多名打工妹被公安警察诬陷卖淫被关押和罚款，竟需到医院开出证明，证明其处女膜尚未破裂，来洗雪她的屈辱，到陕西青年李绿松，因揭露官员的贪污腐败，被丧尽天良的公安局副局长割掉舌头；从贪赃枉法风行全国，到四川、湖南等地多名农妇因为交不起集资、摊派款，而被如狼似虎的“干部”活活打死；从全国到处都是刑审逼供致人于非命，到将进城农民被当成“盲流”而遭到非法关押、驱赶和罚款……可怜中国的国家机器，业已变成了一架巨大的绞肉机。大河上下，何处不是小百姓的机关陷阱？长城内外，何处不是斗米小民的无常炼狱？
生活在这样一个极端恐怖的社会里，小百姓们没钱没权也没势，见到这人间世上有太多的凶险和杀机，只能一味的忍让和躲避来保护自己。久而久之，就养成了一种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的冷漠和麻木。
试想，在这样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里，人们对于自身生命尚且不暇自顾，哪有闲心管那种身外的不平之事？而处在这样一个极端恐怖的社会里，要求人们富有血性和良知，岂不是等同于唆使人们自杀或自残？处在这样一个极端恐怖的社会里，要求人们象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关爱社会、热心公益，岂不是痴人说梦、缘木求鱼？
所以，严格地说，中国人的人格特点，因有了太多的“奴性”，还不具有现代“公民”的基本特征。中国的公民意识，与民主社会西方国家的差距，实在是太大太远；而中国的公民实践和公民教育，可谓是任重而道远。
呜呼！鲁迅先生如刀之笔的描摹刻划，林语堂、梁启超先生的精辟分析，笔者由衷钦佩也。
笔者无意为那些麻木冷漠的国人开脱辩护，而是提请社会有识之士：当务之急，不应只是停留在治标不治本的舆论遣责、法纪约束上，而应标本兼治地一面导之以舆论法纪，一面从根本上建立自由、民主、保障人权的符合人性和人道的政治制度。必须创造出一个宽松、和谐的社会氛围，铲除一切令人恐惧的政治土壤。认真培育国人的民主意识，使人民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行使管理国家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
只有把人民的尊严、人格、生命当成其自身生存价值的政府，才有存在的理由。否则只能是暴政和奴役。只有尊重人民之言论、出版、学术、思想等自由的政府，才能培植国人的理性和良知。而那种对人民奴役暴虐之的政府，那种动辄以“恶毒攻击”、“阴谋颠覆”、“反对某某基本原则”而钳制人民的思想、言论、学术、著作自由的执政集团，只能使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人性良知近于窒息，只能赢得人们对它的绝望、愤怒和蔑视。
当这种绝望、愤怒和蔑视积聚到一定程度时，庞贝古城的命运，就是它的必然归属。也许这就是江泽民“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思想的形象阐述吧？
注『1』张金柱，郑州市公安局干部(曾任公安分局政委)，于1997年8月24日酒后开车，撞倒苏东海、苏磊父子，其后又不顾群众的停车示意，将苏东海拖在车后逃跑1500米，致使苏东海半个脑袋被马路擦去。致人一死一伤，张金柱已被判处死刑。
注『2』王永强，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1998年7月22日酒后在水库洗澡时，因不满一名小孩的一句戏言，讥其游泳技术不佳，而将其扔入深水溺死。12月2日，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判处王永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二、
中国人的二重人格
所谓二重人格，是指言行不一、口蜜腹剑、巧言令色、两面三刀的伪君子也。
同样也是这个
中国人的二重人格，有很多俗语来形容。如“当面说好话、背后做鬼事”，“见人说话、见鬼打卦”，“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口吐莲花，心使坏水”，“面善心恶、口蜜腹剑”，“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人前冠冕堂皇、人后无耻荒唐”，“左手握手言欢、右手藏刀拿枪”，“台上笑呵呵、桌下在踢脚”等等。
这种现象，国内有识者亦深以为病，而十分嫌恶之。称其为“小人”是也。
不要以为这仅仅是国人的个别的现象，而不具有普遍性，非也。不信！您且翻看一下历史，看看你周围的人们，可以说俯拾皆是。
被称为圣人的孔夫子，他一生授徒三千，周游列国。一辈子孜孜不倦地推销他的“仁、义、孝、礼、信”等主张。其坚定执着，其远志高洁，曾自诩之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也曾自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表面看来，其人格之独立，如鹤立鸡群。而当“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而当子贡问及他干禄以求仕进的急切心情时，他只好不加掩饰的自承道：“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而沽也！”（见《论语》述而、子罕篇）
再看孔子在他的学生和“小人”面前，他一生总是一本正经，正襟危坐。甚至“割（肉）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其道貌之岸严，如凛然之不可犯者也。但他一旦被召入公门（官府），则是“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见《论语》乡党篇）
孔子还是一个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高手。对于不同身份等级的人，使用不同的态度来对待之。比之地位低下者，则倨傲轻慢；比之地位尊高者，则拜倒在他的脚下——“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见《论语》乡党篇）
孔子的一生，一直标榜自己“求道、求圣、求仁”，一直标榜自己“克己复礼”，一直标榜自己“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当少正卯开门讲学，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的时候。孔子不是反思自己的教学方法的僵化呆板，不是思考别人在学术文化上胜过自己的原因，而是用屠刀来“讲理”。他当上鲁国司寇才几天，就挟公权而报私仇，以“邪说干世”的罪名，将少正卯砍下了头颅……
而被国人称为亚圣的孟夫子，感到屠牲杀畜而食之——“不仁”、“吾不忍其彀悚也”，但又不愿丢下其师孔夫子之“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口腹之乐，只好十分矛盾地自解说：“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孟子一生也周游列国，致力于推销他的“王道”和“仁政”学说，谴责和反对“霸道”。但当墨子宣传他的“兼爱、节用”等主张、从而赢得了许多人的敬重时，他气急败坏，竟然毫无理性和逻辑、也十分霸道地骂之曰：“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
在毛共倚靠暴力夺得大陆政权后，这种二重人格更是雪上加霜，且愈来愈浓郁。
在大跃进年代，中国人民“热情疯涨”，被政治高压驱赶着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明明是饿得发昏、浑身浮肿，却只能自欺欺人地说：“这是生活过得太好了，撑成了这样”；而在那时，谁个不知“亩产十万斤”是新的《天方夜谭》？却不敢说破，也随声附和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想不到、就怕做不到”；也明明知道皇帝身上的“新衣”，其实就是什么都没穿，还光着一个丑陋的屁股腚。却要应声附和说：“啊!多美的新衣呀，真是妙不可言”。只有那不善把握“政治方向”的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将他说破。可怜“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立马就遭了殃。
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农民将草根、树皮、甲虫、蚯蚓吃个精光。神州大地、饿殍遍野；大江南北、白骨成山；犹以种粮人饿死者为甚，竟超过从辛亥革命到国共内战历次战争阵亡将士的总和。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和“敬爱的”周总理，却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向世界郑重宣称：“尽管我们困难，却没有饿死过一个人”。大家明知这是个掩耳盗铃的弥天大谎，却一个个噤若寒蝉，不敢反驳。还要“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应屁虫，对他的“英明领导”高唱颂歌。
在文化大革命那个“人性灭绝、兽性高张”的时代。很多人明明知道：那些遭了殃的“臭老九”和“地、富、反、坏、右”们，也是父母所生的血肉之躯。并不是像中共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些青面獠牙的怪兽。人们一个个却要装出一副“最最革命”的样子，也跟着众人高喊“打倒、踏平、炮轰”。以争取“表现积极、阵线分明”的评价，借以免祸或爬升。
在以毛为首的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在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中，大家何尝不知五谷禽畜，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源泉？而当“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又有谁敢站出来，反对这种荒唐闹剧？任凭县、乡、村的干部们，将青苗扯去，再将农民的第六只鸡割进自己的肚子里，才敢心安理得的回去上班。
文革结束之后，当年那些吆喝起哄、助纣为虐、背亲卖友、落井下石的人们，他们心里自然明白，他们当年的卑鄙行径，为社会所不齿。但却以一句“大势所趋、被迫无奈”为托词，来洗刷自己所犯的罪恶。并将捷克作家昆德拉所着的全面阐述犬儒哲学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作为思想理论武器，从而减轻内心的负罪感。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切向钱看”的时代，已暴露和未暴露的成克杰、胡长清之流，他们在台上作“反腐败”报告，可谓口若悬河、语惊四座，说得比谁都诚恳，说得比谁都动听。成克杰更以一句“一想到广西还有七百万人没有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就睡不着觉啊”而轰动了全世界。但他在台下却是日进万金，仍不知足。而国人对这些“反腐败楷模”们，表面上也是毕恭毕敬、诚惶诚恐，背后却是跺脚骂娘、戳脊梁骨。
成克杰如果在搂着温香软玉的时候，没有抛弃其糟糠之妻，使其不至于怒而出首。也许成克杰到今天，仍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胡长清如果不是在参加昆明园艺世博会期间，急不可待地暗赴广州与情妇幽会，从而引起了随行的公安警卫人员的恐慌，才揭开了他贪污腐败的伪装。也许胡长清因为“政绩突出”，业已调升到更为显要的位置。对于这些问题，谁不心知肚明？可在公开场合里说话，哪个不是那样闭着眼睛、鹦鹉学舌地吆喝：“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坚决反腐败的表现”！
在“统计为政治（绩）服务”和“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时代，贫苦农民的生活稍稍有了改善，就会变成数倍的“人均收入”，就会成为各级胥吏邀功请赏的资本，就会成为披红挂彩、敲锣打鼓地向上级“报喜”典型事迹……大家虽然对此心知肚明：这不是魔术师的勾当嘛？可是又有谁敢点破？表面上仍然笑着说“是啊、是啊，的确是这样”；骨子里却在骂“这不是放卫星的‘拷贝’嘛”。
平时朋友们聚谈，对于社会腐败、人心堕落，我们可以骂天骂地骂“共产党”；可公开场合谁有这种胆量？就算是你不幸说漏了嘴，也可能将半条命搭上。不信您就试试看。
再看看各种各样的“选举”，谁不明白这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勾当？但都要装模作样地把假事当成真事来干。好象一个个都是演技出色的演员，不但演得惟妙惟肖，而且演得越来越理直气壮。
生活在这样一个人情关系网异常坚固的社会里，谁敢保证自己不为了家庭、子女、亲人而有求于人？虽然自己十分厌恶行贿送礼的可耻行为，但你为了把事情办成，却不得不咬紧牙关、强按下心中的怒火，提上价值不菲的礼品或现金，并满脸堆笑地恳求官员们笑纳。
今天的“历史”教科书，是以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所谓的“必然规律”为经，以所谓的“阶级斗争”为纬，以“成王败寇”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流氓逻辑为枝叶，把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曲解成了某个阴谋集团篡国夺权的“合理性”的教条。虽然无不对此感到恶心作呕，却只能闭着眼睛跟着念经。
今天的“历史”教科书，满篇都是“以论代史”的武断和自负，满篇都是不需要史实来证明的“历史结论”。而不是以史实本身来说明历史，给学生和读者以见仁见智的思想空间。我们虽然明白其虚伪荒谬，虽然知道其贻笑世界史林，但各种各样的考试，你如果不按他们的要求答题，就没有过关的可能。
假作真时真亦假，翻云覆雨是常情。人们相互之间，谁也不敢相信谁。人与人之间，必须像防贼一样的互相防范。正直、善良、真诚、纯洁的品性，只留存于童年和童话的世界里。如果作为成年人，还像童年一样正直、善良、单纯、真诚，他就会被人们称之为“幼稚”和“缺心眼”。这样的人生活在这个虚伪荒谬的社会里，只能受到无穷的暗算。
看今日之社会，慈眉善目的面孔背后，往往隐藏着一肚子坏水；花言巧语的人们，往往盘算着把你口袋里的钱财骗到他的手上；在公开场合的发言和讲话，请扪心自问——有几句话是出于自己的真情实意？近年还报道出浙江某地一支驻扎两年之久的部队，竟然也是一个走私集团冒充的。
历次政治运动，都以扼杀人的尊严为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将具有正直、善良、真诚、纯洁品德的人“淘汰”出局。能够苟活性命于这种乱世的，就是那些像泥鳅一样溜滑、像猴子一样精明的人。
中国人所谓的“成熟”，是以抛弃做人的正直、真诚、善良、纯洁品性为基本标志的。是以失去对他人和社会的基本信任为基本特征的。在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里，如果一个人说假话、做鬼事而变得面不改色心不跳了，那么就表示这个人“成熟”了；如果一个人善于掩盖自己的真情实意而变得彻底的虚伪无耻了，那么就表示这个人“成熟”了；如果一个人面对罪恶、强暴和不公处之泰然了，那么就表示这个人“成熟”了；如果一个人面对贪污、腐败、特权、专制能够安之若素了，那么就表示这个人“成熟”了。
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除了关起门来置身于自己的小天地之中以外，其它场合，你就必须整天带着假面具去交际应酬；你就必须整天说假话、鬼话、套话来自欺和欺人。否则，就会到处碰壁。
今天的文凭和证书，有几个是货真价实的东西？而这些玩意，只要肯花钱，就可以手到擒来。但要是没有这些“玩意”在手，却让你寸步难行。
今日之中国，假货泛滥成灾。上街买米，要担心大米是否有毒？买面粉，要提防是不是掺有有毒的白石粉？买食用油脂，要担心是否是垃圾油脂提炼出来的？买酱油，生怕里面泡着恶心的苍蝇？买火腿、烧鸡、烤鸭等，要担心是否是用剧毒的红丹、黄丹等强染色剂染成的？买小电器，要担心伪劣商品是否会搭上你的小命？而买农药的农民，则更“绝”，干脆打开药瓶用舌头舔一舔，看看是否有麻舌的感觉。
坊间流传这样一个故事，颇能说明当下这种假货泛滥的现实：一农民买了一批农药去打虫，却没有把虫治住。令他颗粒无收。他万般无奈，于是打开用剩的农药瓶一口仰了下去。却因为农药是假的，他一点事都没有。他自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于是就买来一瓶白酒以示庆贺。当他喝下那瓶白酒后，却意外的死了。因为他买来的白酒是用工业酒精（甲醇）勾兑的。
所有这一切，国人已经见怪不怪而习以为常了。反之，则被人视为反常的现象，被当成这个社会的“新闻”。所以，官方才将那些不贪污、不腐败、不乱搞女人的官员，作为这个时代的“新闻人物”，并恬不知耻地进行大肆渲染，还说：这就是这个社会的“主旋律”。
虚伪的现实，给人以灵魂的陶冶。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把人驯化成猴精油滑的“泥鳅”。人们必须在这猴精油滑的基础上，再抹上机油，才能混迹于这个社会。
政治上的覆雨翻云，意识形态上的指鹿为马，人们谁不对此深恶痛绝？尽管人们一次次地被无情愚弄和嘲讽，却反而认为这种愚弄和嘲讽是理所当然的；小部分人虽对这种荒唐做法有所警觉，却不能搬起石头砸天去，也只能徒叹奈何。而“肉食者”正是凭籍着这种“国情”，才玩芸芸众生于股掌之上。
笔者实在不愿罗列这让人沮丧的流水账，而是以此证明中国人的二重人格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也。此为中国人之顽症，不下以猛药，绝无根除的希望。
可怕的不是国人的这种二重人格，而是将这种丑陋和邪恶的二重人格，当成了这个时代的正常现象。而那些具有正直善良、诚实守信的单纯人格者，则处处被碰得头破血流，甚至不容于这个社会。
生活于这样一个“直道不容”的社会里，人们都必须带着假面具生活。逢人必须说假话、做鬼事才能获得生存的机会。讲真话做实事，就变成了这个社会的“傻卵”和另类。政治成为“翻云覆雨、指鹿为马”的魔术，经济成为矫妆打扮、粉饰太平的道具……所有这一切，极有可能造成整个社会信任、信用、信仰等价值体系的彻底崩溃。
如果有一天，世界主流文明已经认为——这个国家太虚伪、太荒谬、太无耻，已经没有一样东西值得信赖的了；这个国家的人民，都在说着假话、做着鬼事混日子。业已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两面国”（清代李汝珍所着的神话小说《镜花缘》中的一个国家）。到那时，我们有何脸面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改变国人这种让人嫌恶的二重人格，也有赖于政治环境的宽松开明，使国人不因讲真话而遭灭顶之灾。还有赖于中国政府认真履行签署加入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义务，认真将“公民有免予恐惧的权利”的条款落到实处。而不是作为一件华而不实的装饰物，专供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参观玩赏。
改变国人这种让人嫌恶的二重人格，还有赖于彻底废除那些以言论、思想获罪的罪恶法律。撤消一切违反宪法和国际公约的行政制度。如腐朽反动的出版管制制度、思想警察制度、言论特务制度、新闻检查制度等等。只有这样，才能造就一种讲真话、办实事的社会风气。使国人在春光明媚的蓝天下繁衍生息，在阳光灿烂的朗朗乾坤里自由呼吸。使大众以真诚善良为荣为美，以虚伪矫饰为辱为丑。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价值观，形成一种崇真汰伪的舆论场。使伪君子或小人在这种舆论场的引导和濡染下，趋于明正。使真诚善良之人在这种舆论场之引导和濡染下，趋于圣贤。反之，处于一种恶性的社会舆论场下，则使真诚善良之人趋于平庸，使下焉者趋于盗贼。
要达到上述目标，还有赖于醒世者振臂高举。以润物细无声、水滴石穿的恒心，使一大批社会贤良方正之士，坚持不懈地从事于“启民以智，导民以正，崇民以良”的系统工程。以唤醒每一个昏昏国人为己任。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进入一个理性的国度，才有可能快步挤身于文明社会的行列。摆脱目前这种在国际社会中不断被“妖魔化”的可悲可叹的形象。
三、中国人的脸面
仅就脸面一词的字面来分析，它的确是一个中性词汇。但在现代社会里，随着词义的引伸和转借，又赋予了正面的和反面的两种涵义。所谓正面的脸面，是指那种以仁慈善良、正直廉洁、诚实守信为操守和荣誉之绅士风度也。中国人则称之为谦谦君子风度。这正是人类文明积淀之美轮美奂的珍珠和宝石。对此，小子我誉之犹恐不及，何敢妄置一词？今天我要讨论的，乃是中国五十多年以来发展起来的以虚伪矫饰、浮躁庸俗为表征的反面的脸面。这与阿Q前辈之“精神胜利法”相近似也。
的确，爱慕虚荣的人，全世界都有，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特产。但我认为，中国人的脸面最具“诗情画意”。
以政治的观点来划分，我把中国人脸面分成以下三大类：其一是公共意识——社会的脸面；其二是被统治阶级——普通百姓的脸面；其三是统治阶级——各级官吏的脸面。
对于社会的脸面，情形颇为复杂。且极易受一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虚火的影响。许多人一旦粘上这种虚火，就可能高烧不退、晕晕乎乎。以至于不辨南北东西。在这种虚火高烧不退的情形下，是很不容易自悟自惕的。非得大吼一声，才能使之猛然惊悟。
盖由于我们泱泱华夏，长期积弱积贫。文化、科学、技术等处处不如人，公众的文明意识和社会的和谐进步，亦与西方国家相去十万八千里。号称有着煌煌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华夏古国，其脸面安在？于是我们就心浮气躁，就生拉硬扯地弄出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时时处处欲与西方国家一较高下，拼着老命也要争回脸面——纵然我们现在比不上人家，但我们的祖先可比他们发达多啦；纵然我们在物质上比不过人家，我们也要在精神上也要胜过对方；纵然我们现在落后，谁敢说我们的未来不是灿烂辉煌？不把对方比下去，决不罢休。于是就从阿Q前辈那儿搬出“从前我可比你阔多啦”、“从身上捉个虱子出来，也比你身上的个儿大”、“临死之前‘拼着性命也想把圈画圆’”的经典逻辑来一较高低，来为自己争回面子。
我们先来翻开今天的中学的数学课本看看，看看这不知何时被我们更名为“勾股定理”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吧。我们改名的理由，其依据在于古文献《周髀算经》里，记述了西周时期有一个叫商高的人，在回答周公的问话中提到过：“故折矩以为句广三、股修四、经偶五”的一句话，即“勾三股四弦五”。据此，我们便一口咬定：商高早于毕达哥拉斯六百多年，就发现了“直角三角形两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这一普遍规律，并将毕达哥拉斯定理更名为“勾股定理”，又名“商高定理”。
常识告诉我们，所谓定理，是指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规律性的认识。而不是某一特例的偶然发现。显而易见，所谓“勾三股四弦五”，只不过是毕达哥拉斯定理中的一个特例。特例以外还有无穷个直角三角形，不能用“勾三股四弦五”来求解。而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学生们，不但发现了直角三角形三边长度关系的普遍规律，而且完成了对这一规律的几何和逻辑的证明。与商高发现的特例相比，这是霄壤相别的两回事。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而我们却据此将毕达哥拉斯定理改名为“勾股定理”，并一直沿用至今。这真是一个滑天下之大稽的“勾股定理”！这也是一件非常为中华民族争脸面的“壮举”。
再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的六十多年里“历史记述”来看。我们对于外国人因对满清皇朝的战争犯下的杀人的罪恶，犯下的火烧圆明园的史实，中国人一听就血冲脑门、咬牙切齿。而对于在同时期被“自己人”残酷杀戮的数万倍于外国人杀戮数量的华夏生灵，数千倍于被烧掉的圆明园的文化古迹，我们却默然无声。好象外国人杀人放火，罪就特别大，而“自己人”杀人放火，就是理所当然的。有的干脆将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搅在一起，与你抬杠不已、纠缠不清，让你无言以对。这种内外有别的双重标准，确实很为中国人争脸。
再翻开我们今天的历史课本看看：
有人若说，西方国家的工业生产高度发达，其极尽机巧之工业机器人，已代替了人类许多方面的繁复劳动，把人从繁复的劳动中解放了出来，使其劳动生产率有了大幅度提高。此时就可以从我们的历史课本抽出某章某节来反驳说：这算啥！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比这要先进好多倍呢，我们的祖先比他们发达多啦。
有人若说哥白尼发现并证明了日心说，为人类认识宇宙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此时又可以从我们的历史课本抽出某章某节来反驳说：这算啥！我们的老祖宗，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发现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从客观上证明了地球围绕太阳转动！
有人若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麦哲伦完成了环球航行，是人类认识地球和自然的历史壮举。此时又可以从我们的历史课本抽出某章某节来反驳说：这算啥！我国的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比哥伦布还早一百多年呢！说明我们的造船和航海技术比西方国家发达多啦！
有人若说美国人发明了计算机，对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此时又可以从我们的历史课本抽出某章某节来反驳说：这算啥！我们的老祖宗在周代就发明了筹算，这不是计算机的雏形是什么？《周易》里面的推算八卦，不就是用一长一短的线条组合变化，来表示各种不同的意义的嘛？二进制还只是它的一条支脉呢。据某时某地的考古发掘，还发现了一只“陶制鼠标”呢，不信请看某日某报！言之凿凿，报章亦在，不由你不信。
有人若说，西方国家的金属冶炼和材料科学先进，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此时又可以从我们的历史课本中抽出某章某节来反驳说：这算啥！我们近年在湖北某地考古发掘出来的越王勾践剑，虽经两千多年的水土腐蚀，直到今天仍然光可鉴人、削铁如泥，这说明我们的祖先早在战国时代就已把球钢、碳钢、结构钢、合金钢等的冶炼技术，推进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
有人若说，近代科技发端于欧美，恩格斯曾高度评价说：近一百年以来，人类社会所创造的文明成果，超过人类有史以来所创造的总和。这时又可以从我们的课本中抽出某章某节来反驳说：这算啥！没有我们的“四大发明”做为世界文明传播的基础，恐怕他们到现在还处还在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里呢？（常常为中国人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的真实性，是很值得讨论的。因为：造纸，埃及在四千多年前就发明了沙草纸；火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近代黄色火药的发明，是因为黑色火药的发明的结果；指南针，中国磨出来的磁瓢，根本就没有实用价值；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西方人发明和使用的磁针，是来源于中国发明的磁瓢；而活字印刷，既然有那么大的生产优势，为何直到清末民初，一直还在使用雕版印刷？直到德国人发明了铅活字之后，活字印刷才得以迅速普及。对于这些问题，一般的中国人常常被一种民族主义虚火烧得晕晕乎乎，很少愿意这样思考问题。倒是有两项“发明”，是货真价实的中国人的“专利”：其一是灭绝人性的太监制度。中国皇权专制的霸道惨毒，由此可见一斑。中国皇帝恨不得将全国的漂亮女人供其一个人宣泄淫欲，而对于其它男人的小弟弟的存在，也使皇帝老儿寝食难安。于是就一刀下去，连根切除。只有这样，才使皇帝老儿感到安稳舒服。其二是中国男人病态地迷恋于戕害女人。将女人活生生的、健康的天足，变成满足中国男人病态审美的牺牲品。这样残忍的“发明”，也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到如此历久不衰，也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到如此以残为美，并对之嗜痂成癖。）
有人若说，中国的农业落后、农民困苦，比之西方各国差距很大，特别是以色列在沙漠戈壁滩上建成了世界上最高效的农业，令世人惊叹，中国人应为此感到羞愧。此时又可以从我们的历史课本中抽出某章某节来反驳说：这算啥！我们以世界17%的耕地（有的媒体故意将17％篡改成7％了），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你能说成绩不伟大？这不是肆意抹煞伟大成就？这不是恶意诬蔑优越的社会主义？你这是居心叵测！与反华势力搞大合唱！
有人若说，世界现代科技文化成果主要在西方，诺贝尔文学奖，大都被西方人摘去桂冠；诺贝尔物理学奖就被美国人获得了三分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几乎全被美国人囊括。而自称取得了辉煌成就的中国，却是一片空白。此时又可以从我们的报章媒体中抽出某章某节来反驳说：这算啥！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戴着有色眼镜看咱中国，就算给我们评奖，我们也懒得去领！我们就是要争这口气，一定要气得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眼睛翻白。近年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最近流亡法国的华人作家高行健以《灵山》系列文学作品获得诺贝尔奖，中南海不就发表声明严重指责说：“这是对中国政府的无理挑衅”吗？
有人若说，我国的教育投资严重不足，其比例竟不足3%，低于许多最落后的非洲国家之水平，且呈逐年下降趋势。多少农家子弟就算考上大学，也因求贷无门只能与大学绝缘？多少下岗工人为子弟学费面壁而泣？多少贫困学生在贫穷的苦难中煎熬？《义务教育法》颁布多年，可义务教育的学费却越收越多，令多少孩子因交不出学费而在校外踯躅。堂堂正正颁行全国的《义务教育法》，业已变成了一纸空文！科教兴国唱得虽然动听，也已经快变成了一只画饼。此时又可以从我们的官方文本中抽出某章某节反驳说：这算啥！我们的教育投资，我们的办学数量，比起“解放”前来，不知增长了多少倍？这么巨大的成绩摆在面前，你却视而不见？且这样危言耸听地唠叨不休！是不是别有用心？是不是被境外反华（实为反共）势力所利用？亡我之心不死？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社会？再不闭上你的臭嘴！小心“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把你砸为齑粉！
有人若说，汉族两次沦为亡国之奴，蒙古和满洲贵族分别在中原建立了殖民奴役的朝廷（不是国家），说明了中原人民的衰败和柔弱。此时又可以从我们的专家文本（如余秋雨《一个王朝的背影》等）中抽出某章某节反驳说：这算啥！野蛮民族虽然用武力征服了中原，可源远流长的中原文化，却反过来征服了这些强悍的民族。这不是中原文化的巨大胜利是什么？余秋雨的说辞，这让我想起这样一个比喻：一个被强奸的人，她居然宣称，“别人虽然用暴力强奸了我，但我用生殖器战胜了这个强奸我的人！你看我生下了有他血脉的儿子，却只认我是他的娘亲”。
有人若说，在五十年代初，金日成悍然越过“三八线”入侵南韩，联合国通过决议进行武力干预。麦克阿瑟奉命率盟军从仁川登陆拦腰截击，几乎使穷兵黩武的金日成政权全军覆亡。为了挽救濒于破产的金日成政权，中共被迫接受斯大林之命出兵助战。战争的结果是退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三八线”以北。而我方的伤亡将士的数量数十倍于敌方（因为心虚，过了五十多年，战争中自身的伤亡情况，还不敢昭告国人）。此时，又可以从我们的历史课本中抽出某章某节来反驳说：这算啥！我们把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打得焦头烂额、鬼哭狼嚎，被迫坐到了板门店的谈判桌前，这不是巨大的胜利是什么？！
有人若说，金门炮战，是毛泽东为了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把红旗插遍全球的每一个角落，给赫鲁晓夫在联合国提倡的和平竞赛一个响亮的耳光。因为美中（中华民国）签订了同盟条约，中苏也是亲密的战略合作伙伴。所幸苏美两国都看清了毛泽东的狂妄企图，才避免了被毛泽东拖入战争深渊，才避免了全世界的又一次生灵涂炭。可我们的教科书上却“解释”说，当年的金门炮战，是为了防止蒋介石脱离大陆，阻止美帝国主义插手台湾。这种违背常识的胡编瞎说，连三岁小孩子都被逗得前仰后合、屁颠屁颠的。这虽然为毛泽东争了脸面，却令世人为之喷饭。
有人若说，被江青残害致死的孙维世和上官云珠，是因为她们曾被毛泽东拐上龙床，从而引起江青的嫉恨而惨遭毒手。而我们的历史课本却云里雾里、东扯西拉地予以遮掩。这虽然为毛泽东争了脸面，却弄得那班御用秀才自相矛盾、捉襟见肘、狼狈不堪（如叶永烈之流所撰写的《江青传》）。
有人若说，我们在摹仿别人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在茫茫黑夜中摸索出来的技术和成果的基础上，一夜之间就可以仿制出相类似的产品来。我们不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并借之大肆吹嘘，真是邪门！此时又可以从我们的诸多官方文本中抽出某章某段来反驳说：这算啥！我们仅用几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所走过的道路，这“充分证明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其恬不知耻、沾沾自喜之情，真让人拍案叫绝。
在二十世纪初，学术文化界已经公认“中国古代没有哲学”的结论。毛泽东一看，就对此大为不满起来——堂堂中华文明古国，竟然没有哲学？这还了得！于是命令郭犬儒，赶紧编造出了《中国哲学史纲》的四卷雄文。到今天，郭沫若对这个伪问题论述，仍然是哲学系的大学生的必修课程。
……
这真像一个民间寓言：一天，一只井底之蛙，看到一头小牛比它大，他横看竖看都不服气。于是它就鼓起肚皮欲与小牛一决雌雄，结果“噗”的一声，青蛙的肚皮胀破了。
他们也不认真想一想，祖先的勤劳智慧，古代文化的辉煌，使中华民族的后裔们，在此面前相形失色，这不正是证明了我们的无能和耻辱吗！
诸位如有兴趣，翻翻我们的物理、化学、地理、生物等课本看看，再看看今天的各种报章媒体，类似这种自我炫耀和无理抬杠的表述，真是不绝于缕。笔者在此实在不能一一列举。连睿智明哲如梁启超者，其早期倡言变法之文，也多次陷入“古已有之”的自我辩白之中。何况如我辈之人，生于一个谎言的时代，被数十年似是而非的强制灌输，其懵懂浅陋、习非成是，业已成了我辈之思维的惯性。在此背景下，能有几人不被这些别有用心的人所愚弄？能有几人不被拖入这似是而非的泥沼而不能自拔？能有几人不在此自欺欺人的漩涡中神魂颠倒？
呜呼！中国社会的脸面，业已堕落到今天这步田地！这不但让西方之人大跌眼镜，也使国内有识之士为之背气。
对于中国老百姓的脸面，主要体现在婚丧嫁娶上。这些婚丧嫁娶的“大事”，几乎是一个模子倒出的、而又互相攀比、极尽奢华的酒肉大席。结婚的人，明明知道结婚只是他们夫妻两个人的私事，却生拉硬扯地拉来很多人来陪衬，把终生的幸福维系在婚仪的是否隆重上；办丧的人，要把那丧事做得象国宴，生怕不如此，就会丢尽了面子。
这种徒费钱财把人累个半死的婚丧大席，我们哪个人没有经历过多少回。请帖一送，请人者说到底是为了捞回过去送出去的“人情投资”；而被请者，虽感心里为难，但人家来请了，也不能不给面子。只好做出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觥筹交错的热闹场面的背后，亲情友谊被玷污。只剩下了那种对金钱的赤裸裸的渴望和企求。
近年多有报道，某些一夜之间暴富起来的人们，倘让其为希望工程或社会公益事业捐点资做个表率，他则靓脸变黑，玉手一挥，甩出几个硬梆梆的字：“去你的，没我的事”。若在风月场里一掷千金，却是豪气吞天、气壮如牛。
如据近年广州一大报记载：京穗甲乙两大款在歌厅遭遇。为了互相争面子，竞相点歌各不相让。点歌价码一个比一个高，以压倒对手为争脸的第一“大快人心”的要事。最后竟点到十万元一支歌。直到乙方败下阵来，才煞住车。如此有派的主儿光临该歌舞厅，害得厅内众人吐长了舌头，大气也不敢出。也害得歌厅老板既喜且怕，一边颤抖着爪子数钞票，一边不停的祈祷着说：“这怎么得了，别闹出人命呀”。甲大款自觉有脸，抢过歌厅小姐的话筒，象斗胜了的公鸡“咯咯喔喔”地大唱一通，众看客则报以热烈的鼓掌。乙大款自感丢脸，只好夹着尾巴落荒而逃。
这些都是小老百姓们（即被统治阶级）的小脸面，对于权势人物（统治阶级）的大脸面，近年又滋生出以玩弄特权、挥霍民脂民膏来互相攀比，以沾花惹草、搂香倚翠、拈（怜）香戏（惜）玉等丑恶行径来相互炫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甲官某日宴请宾客喝掉十瓶茅台酒，花费公帑数千元。乙官一看就不服气。隔了几天，借故回请甲官，喝去十瓶人头马，花费公帑上万元，直到将甲官比下才算争脸。甲官某日用公款买了一部宝马，乙官一看，心里就不服气，隔上几天，也用公款买来一辆奔驰。乙官某日带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姐”出入社交场合，甲官一看便不服气，隔日就想方设法搂上一个走红的歌星出入社交场合。将乙官比了下去，才算争脸……
关于争脸，
“中国人的脸，不但可以洗、可以刮，并且可以丢、可以赏、可以争、可以留，有时好象争脸是人生的第一要义，甚至倾家荡产而为之，也不为过。从好的方面讲，这是中国人之平等主义，到底是一种和平忠厚的精神。在不好的方面，就是脸太不平等，或有或无，有脸者固然快乐荣耀，可以超脱法律，特蒙优待。而无脸者，则未免处处感觉政府之威信与法律之尊严。所以据我观察，中国若要真正平等法治，不如大家丢脸。脸一丢，法治自会实现，中国自会富强。
“譬如坐汽车，按照市章，常人只许开到每小时三十五英里速度，部长贵人便须开到五十六十英里，才算有脸。万一轧死人，巡警走上来，贵人腰包掏出一张名片，优游而去，这时的脸便涨大。倘若巡警不识好歹，硬不放走，贵人开口一骂，‘不识你的老子’，喝叫车夫开行，于是脸更涨大。若有真傻的巡警，动手把车扣住，贵人愤愤回去，电话一打，半小时内车夫即刻放回，巡警即刻免职，(警察)局长亲临诣府道歉，这时贵人的脸真大得不可形容了。
“不过我有时觉得与有脸的人同舟同飞艇，颇有危险，不如与无脸的人同舟同车方便。比如前年就有位丘八的脸太大，不听船中买办的吩咐，一定要享受在满载硫磺之侧厢房抽烟之荣耀。买办怕丘八问他，识不得‘你的老子’，便就屈服，将脸赏给丘八。后来结果，这长江轮船便付之一炬。丘八固然保全出了脸面，却不能保全其焦烂之尸身。
“又如某年上海市长坐飞机，也是脸面太大了，硬要载运磅量过重之行李。机师‘碍’于市长之‘脸面’，也赏给他脸。于是飞机开行，不大肯平稳而上，市长又一定要给送行的人看看他的大脸，叫飞机在空中盘旋几周，再行进京。不幸飞机一歪一斜，一颠一簸，碰着船桅跌下。听说市长结果保全了一副脸，却失了一条腿……”
四、中国特色的文字游戏
中国人的人格，有四个重要的特点，其一是“诗性抒情”空前发达；其二是“生存智能、保命哲学”异常繁荣；其三是“哲学头脑、理性思维”十分孱弱，其四是混沌朦胧、迷乱胡涂让世人惊叹。
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统治，是一个极其恐怖的社会。中国数千年的改朝换代，一直遵循着一个“成王败寇”的强盗逻辑，遵循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土匪哲学。处于这种恐怖统治之下的人们，只能随遇而安，只能苟且偷生，只能命贱如草，只能逆来顺受。生活在这种的社会里，当他们遇到无道、不公和非义时，只能当缩头乌龟。就像鸵鸟那样，遇到危险，只管把鸟头钻进草丛里。而对于露在外面的整个身子，只能自欺欺人地寻找各种理由来推脱和掩饰。
在这种高强度的恐怖重压之下，中国人也需要灵魂的慰籍，也需要心理的平衡，于是就以“精神胜利法”
来自我安慰，从而产生了一种意淫的满足感，产生了一种自慰的快乐——诗性抒情。这很像一个女人被人强奸，反而大声叫喊“好爽、好痛快”一样（这是
暴虐恐怖的专制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对人民暴力奴役的“合法正当性”，对于敢于质疑其奴役统治的人们，往往以利刃来“因应”。如周厉王时，“国人谤王……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孔子任司寇七天，就杀了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的少正卯；秦始皇为了推销其集权专制的奴役哲学，就将非议朝政的儒生方士杀之千余；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于质疑其钦定“理论”的人，也是用快刀和利刃来对付；曹操杀掉“融四岁，能让梨”的一代天才孔融，也是以“疑圣教、贬周孔”为理由；晋代著名文学家嵇康，也被司马昭以“非仁孝、讥周孔”而砍了头……到了元明清时代，文字之狱多如牛毛，稍有不慎，则横祸临身，并殃及九族甚至十族；而到了毛共时代，更是把这种戕害文化、窒息思想的文字狱，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历朝历代，需要有文字和言论的证据，才能成其为“文字狱”。而在毛共时代，“思想反动”也是其杀人的理由。也就是说，连这种“道路以目”，也可能招来灭顶之灾、杀身之祸。只有将人们像猪狗一样圈养起来，才不至于被砍头。
在这种长期的恐怖文化的熏陶下，人们不能也不敢抱有“打破沙锅问到底”追求正义和真理的勇气，只能将那种“生存智能、保命哲学”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地步。遂使中国人的哲学头脑、理性思维、逻辑判断等冰封和窒息了起来。造成了中国人的思想僵化、心灵窒息，使中国成为一片思想的荒原，一片文化的沙漠，使中国的文化科学技术长期落后于人。
尽管中国的文化思想科学技术环境是这样严酷，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确实也冒出了不少思想的闪光、智慧的精灵。但这些思想智慧的遭遇，却是十分悲惨。原因在于：其一是在这种灾民社会里，这种思想闪光本来就十分的稀少。在自然灾变和人为灾变（战乱频繁）的历史背景下，这些思想的闪光，只能在天空划出一道流星般的痕迹，而无法进行文化的积累和历史的延续。其二是这种思想的火花，与灾民的“保命和生存”没有直接的效用，得不到民间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使这些在茫茫黑夜中摸索的思想者，一直处于孤独和苦闷之中，而不能获得心理上的支撑和灵魂上的慰籍，更不能让灾民产生心灵上的共鸣。直至被历史的尘埃完全湮没。其三是受到暴力恐怖集团的戕害和压制，使中国社会本来稀缺的哲学理性逻辑思维资源，更趋稀缺。
西方社会的文化拓荒者和科技精英们，穷其毕生精力探索自然和社会的内在逻辑，探索宇宙奥秘，在“聪明的”中国人眼里，简直是一群傻瓜和疯子。
这就是中国人哲学头脑趋于虚无，理性思维趋于阙如，逻辑判断异常孱弱的原因所在。
在这个“保命哲学、生存智能”空前发达的国度里，中国人像驯服的绵羊，只知道苟且偷生；也像漂浮于汹涌大海之上的一片树叶，只知道随波逐流。像山上的野草，任凭风霜雨雪的摧残，只能接受随风摇摆、逆来顺受的现实。
历朝历代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历朝历代的奴役者
在这种哲学头脑虚无和理性思维孱弱的社会里，人们一直在混沌胡涂中混日子。凡事喜欢人云亦云。遇事总是随遇而安。稀里胡涂和稀泥，傻人长命蠢有福。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中华民族就这样一代代繁衍下来，并一直苟活到今天。
长期处于“生存恐惧”和“饥饿焦虑”之中的人们，一直处于一种“动物化生存”的状态之下。像一群母鸡那样，整天是鸡头一申一缩地寻找着食物。社会的文明进步，也就很难有所推进。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话，表面看来，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明显地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如果把人像猪狗一样关起来，仓廪也实，衣食也足，你能让这些猪狗一样的人们“知礼节”和“知荣辱”吗？
由此可见，中国人向来被认为“天经地义”的东西，如谚语、古训、成语等，如孔子、老子、管子等百家典籍，大多经不起推敲。这也说明了中国人很不善于独立思考和理性分析。古往今来，人们只满足于将这些似是而非的胡涂话来鹦鹉学舌，满足于将这些习非成是的混账话来琅琅上口，却很少分析和判断它的是非对错。
闲话少述，言归正传。
在这个阿Q的国度里，在当前这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下，国人对方块文字的奇妙运用，产生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文学现象。其语言文字之精妙绝伦，不由你不拍案叫绝。鄙人稍加留意，便可举出很多这方面的例证。为便于阅读，今姑妄分类而言之。
其一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文字游戏。如把失业说成是“待业”和“下岗”；把妓女说成是“卖淫女”、“应招女”等；对于风行于九鼎神州的卖淫嫖娼现象，则以“社会丑恶现象”来掩饰；把资本说成是“资金”和“资本金”等。
所有这些失业、妓女、卖淫嫖娼、资本等社会现象或经济范畴，早在一百多年前，中共的祖师爷马克思，就把它定义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特有的产物。当前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社会，岂能有此丑恶现象或经济范畴？于是中国丰富的语言文字，就衍生出了这些耐人寻的新名词。这样做，当然皆大欢喜。对于汇报的下级来说，是避天下之大不讳，以免引火烧身；而对于权力人士，则可以避免往自己脸上抹黑，以免影响自己的政绩和前途。这种对说者和听者都大有裨益的好事，正可以推而广之、风行全球。
其二是“虚虚实实、兵不厌诈”式的文字游戏。如“民主集中制”这个似是而非的名词，所谓民主，它本身就包含了小数服从多数基础上的集中，而不是毛泽东所解释的“让人讲话”的民主。他高兴时当然可以“让人讲话”，不高兴时则以一个“阳谋”，把讲话者一网打尽。邓小平多次反对“绝对的民主”，可他从来就不反对“绝对的集中”。因此，词组的阐释者就可以以此为依据，一会儿大讲特讲“民主”，坚持“集中”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一会儿又把它解释成“没有必要的集中，就没有真正的民主”；一会儿又以“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民主”为理由，将民主一股脑地予以全盘否定。
又如“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奇特名词，将民主与专政这两个水火不兼容的概念，硬性胶合在一起。有时被说成是“真正的人民民主”，有时又由少数人拿它去全面地专一切人的“政”。
再如“中国特色的人权”、“中国特色的法治”、“中国特色的民主”等希奇古怪的名词。他们不管这些名词的本质属性如何，也不管人类文明的公认准则是怎样定义这些基本概念的，将其冠以一个“中国特色的”的定语，就可以随意进行解释。将外国引进的麒麟龙凤，解释成中国特色的“毛毛虫”。
这些专有名词的发明和使用者，很象一个高明的魔术师，可以把简单的中国文字，弄出变幻莫测的花样来。至于怎样进行解释，当然要看“政治形势”的需要。最关键的是，要看对当权者自己是否有利。
其三是“反弹琵琶、颠倒黑白”式的文字游戏。本来我们各级领导，应是人民的公仆，时下却流行以“老板”、“父母官”自居；再如毛泽东曾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话。今天不少人别出心裁地把它改成“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确实切中时弊；又如，面对时下“世风日下、人欲横流”的社会现实，有人企图抬出毛泽东当年说过的“为人民服务”的一句话，以期挽世风于既倒，却被人改为“为人民币服务”，倒也切合当前实际；又如邓小平当年，面对胡耀邦要彻底否定文革，面对国人对极左血腥、文革罪恶的“喋喋不休”，曾要求国人：“忘记过去，一切向前看”，于是有人将其改为“一切向钱看”，真可谓天才之举；还有一些人把中共所谓的三大法宝：“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改成“理论与实惠相结合；密切联系领导；吹捧与自我吹捧”等等，实在难以尽述。
其四是“似是而非、莫名其妙”的文字游戏。如我国《宪法》开头的“四个坚持”，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真让人如堕云里雾里，不知南北东西。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还是邓小平“一切向钱看”的道路？是毛泽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道路？还是邓小平“不争论，干了再说”的道路？是毛泽东“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道路，还是邓小平的“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的道路？是毛泽东“百代还行秦政制”的道路，还是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道路？各人有各人的解释，谁也说不清楚。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专政的主体是谁？谁是今天的无产阶级？是中共的各级官吏吗？显然不是。因为他们掌握着全国所有的物质和精神资源，使全民所有制异化为国家所有制，而国家所有制又进一步演化为官僚所有制。因此中共的众多官员，实际上是名副其实的官僚资本家。说他们是无产阶级？打死我也不信。如果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那么真正的无产阶级必然就是今天的劳苦大众。由广大的劳苦大众去专各级官吏的政，对于掌握着一切行政权力和绞杀工具的特权阶层和即得利益集团来说，这岂不是让广大劳苦大众去送死？广大的社会民众，他们连对政治事务发表言论的权力都没有，何谈去专政？更何况8964之时，人民起来向专制政权讨要那么一丁点自由和民主时，就被坦克机枪达姆弹来对付，使众多手无寸铁的善良民众，被残酷血腥的杀戮，一个个血染广场，一个个横尸街头！甚至被碾成一团团肉泥！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资本主义母体里孕育着社会主义因素”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列宁和斯大林的“集权专制、迷信暴力的马克思主义”？这也是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也没有人能道个明白。
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用毛自己的话来说：是他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思想，还是他“秦始皇加马克思”的思想？是他“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思想，还是“七八年再来一次”的思想？连他自己都多次前后矛盾、莫衷一是地多次自己否定了自己。大家如果有兴趣，就翻看一下《毛泽东选集》，看看其中的前后矛盾、自我打架众多表述，就非常清楚了。有谁能说清楚毛泽东思想是个什么宝贝玩艺儿？
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说，“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这指导毛泽东犯了严重的错误的思想，当然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难道连这些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无穷血泪和无尽苦难的思想，仍然要坚持下去？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党的领导？有何法律规定怎样领导？通过什么方法和途径来具体实施？领导到什么程度为止？按照“领导一切”的解释，是不是要像波尔布特那样，连夫妻情话、儿女人伦、谈情说爱都要全部领导了去？由党来分配丈夫和妻子？还是“不能以党代政，党政分开”的领导？谁能说出个道道？
按照宪法“四个坚持”的原则，毛泽东、胡耀邦、赵紫阳、邓小平、江泽民的讲话，随便找出一节来，都可以被指控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好在他们都是大人物，按照“刑不上大夫”的传统，他们当然可以逍遥自在。但对于小百姓来说，那可就惨了。随便一句什么话，都可以成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有力罪证。继之将其投入大牢，已绰绰有余。
把一个根本没有确切涵义和无法解释的概念写进“根本大法”，并作为“立国之本”，作为制订一切法律的依据。以己昏昏，岂能使人昭昭？这真是一个滑天下之大稽的“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
又如某地政府根据形势需要，也对口设置了不少机构，造出了一批“顶戴、乌纱”，也相应安置了一些“一杯清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干部。其中有一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办公室”，被简称为“社精办”；还有一个“信息交流办公室”，被简称为“信交办”。一日曾有一好事者对这两个办公室的男女主任开顽笑说，“一个‘性交办’，一个‘射精办’，这边‘性交’，那边‘射精’，这很不错嘛”。弄得那“社精办”的女主任羞愧难当，竟愤而挂冠而去，甚是可惜。
再如时下某县为了供养庞大的行政机构，变着戏法向农民搞“银子”。县政府抓住上级征收“三提五统”的借口，决定在年关到来之前，集中干部和警力，浩浩荡荡杀向农家去收集那五花八门的“三种提留和五种统筹”款，简称之为“三提五统”或“三定五统”。在当前“统计为政治(绩)服务”的背景下，该地核定的“农民总收入”严重失实，加上乡、村两级又将“三提五统”搭车、加码收取。农民无论老幼病残，人均一百多元，干部警察们威逼着农民在短时间内交齐，穷困可怜的农民到哪里弄这笔巨款去？只得拿着家里的“三钉五桶”来交差，弄得收款的干部发作不得，笑也不是。
所有这些现象，说到底，它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虚伪无耻，是一种强权恐怖统治的自欺欺人的狡辩也。
五、中国人的“官本位制”观念
所谓“官本位制”，是借用货币制度的“金、银本位制”而言的一种价值体系。意即以官衔大少、职位高低来度量一切，来衡量一个人的生命、人格、尊严之价值。就象用金银作为本位货币来使用时，发挥它本质的“价值尺度”职能，用它来表现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这也是一种相对于以学识、能力、德行为本位的“能力本位制”的另一种社会价值体系。
笔者与许多青年人的闲聊胡侃，他们不谈学业，也不谈工作，更不谈发明创造。谈来谈去，总是离不开“升官”的话题。他们不是思考着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社会财富，不是思考以自己的聪明才智造福社会，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是削尖脑袋往官场里挤，哪怕是低首下心、不顾廉耻，也甘之如饴。不是眼馋张三，因为今天采取什么手段弄了个什么官，就是羡慕李四因为运气好，巴结到某个实权人物而提了个什么“长”。好象中国人魂萦梦系的，就是一个“官”字。
在很多人的内心深处和潜意识中，“当官出仕”才是他们生活的终极目的。如果没有了对“官衔职位”的追求，就不能找到他安身立命的人生坐标。也只有把自己安置在官位上，才能显示他生命的价值，才使他的生活过得充实而有意义。于是就有了很多人削尖脑袋往官场里钻的现象，也有了很多“跑官”和“买官”的路子。
我想，这些人一旦显达得势，对于他的家人和亲戚朋友来说，也许是一桩“洪福齐天”的大好事。因为他们从此可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对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来说，这些人的势焰熏天，却是一群灾星祸水。因为他们一到任上，就要拼命捞回原先的“投资”，并力争“多收快富”。正如原福建省政和县委书记所说的那样：“当官不为钱，请我也不来”。因此，他们在任上，必然使该地“天高三尺”（因为他们将地皮刮薄了三尺），而其治下的人民却渊深三丈也。而那些没什么路子和背景的人，就以附炎趋势为光彩，以钻营竞奔为能事，以“扯大旗”为荣耀。
我想中国社会的盲目愚昧，中国社会的落后贫穷，与这种“官本位制”观念的“深入人心”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中国人不是以“官衔、职位”作为人生的唯一目标，就会有更多的人从事科学文化创造，就有相当程度的科学文化昌明，就不会长期是一个弱国寡民的形象。中国早就应该跻身先进国家之列，跨进文明社会行伍。
也难怪，中国经历了漫长而野蛮的专制统治，专制制度出于愚民的需要，只允许世人在专制文化的窠臼中削足适履，而把一切新思想、新文化的萌芽，都扼杀于摇篮之中。专制统治者为了粉饰自己的“开明”和“求贤若渴”，也为了消弥人民的抵触情绪，防止人民起来抢他的交椅，就发明了“开科取仕”的绝妙游戏。自明代以来，朱元璋将科举考试的内容严格规定在四书五经的范围内。这就把一代代知识分子，活埋在对的四书五经皓首穷经之中。将一代代读书人的聪明才智，用于考据和解释维护专制伦理的孔孟之道上。将一代代青年才俊捆绑在等级森森、暮气沉沉的专制统治的机器上运转。让莘莘学子们拼着老命往这独木桥上挤，使他们对开科取仕“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清初广东学者廖燕对此看得十分明白，他说：“吾以为明太祖以制艺取仕，与秦焚书之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他又说，秦代焚书是使人无书可读，而八股取仕则使人有书而不肯读。读书人一天到晚揣摩四书五经的“微言大义”，对其他书籍自然是“咸束高阁，虽图书满前，皆不暇目，以为妨吾所为。于是，天下之书不焚而自棼矣。非焚也，人不复读，与焚无异也”（陈四益《不焚之焚》，见祝勇编《我们对于饥饿的态度》一书第80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2月第一版）。乾隆时守旧大臣鄂尔泰亦不打自招地说“非不知八股为无用，特以笼络人才，舍此莫属”（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282页）。
在这种埋没人才、戕伐心智的科举制度下，有那幸运的学子，一旦金榜提名，就像是鲤鱼跳进了“龙门”。统治者就会借之大肆张扬，以示其“天下英才，尽入吾彀中，岂不快哉”的胸襟。就使得那幸运儿光宗耀祖、身价倍增。也由于科举考试在内容和范围上的先天不足，加之仅凭专制统治者个人好恶来取舍留汰，再加上专制社会官场腐败、舞弊成风，在光鲜耀眼的举子背后，有更多的青年才俊被埋没，有更多的人中龙凤被消蚀。
在中国古代，有多长的赶考之路，就有多少人间悲剧。经过一千多年的强化驯育，“学而优则仕”，业已成了中国人的根深蒂固的潜意识；钻营竞奔，业已构成了国人人格的基本元素；爬官和求仕，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一代代中国人条件反射式的思维定势。
这种埋没人才的开科取仕制度，把全民族的莘莘学子引入“子曰诗云，之乎也者”的死胡同里，而将经世济用的自然科学研究视为“奇技淫巧”和“雕虫小技”。使自然科学研究人才日见稀缺，而充满迂腐酸臭之气的“孔乙己”则汗牛充栋。真正的济世通儒，则万不见一。而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则更加触犯了专制统治者的禁忌，必遭“大逆无道”之罪名而被“诛灭九族”。使中国的科学、文化、技术事业近于窒息。
到了清末，大清帝国只剩下了一只腐朽停滞、愚昧落后、颟顸横蛮的巨大躯壳。西方列强开来几艘炮舰，就把它打了个稀里哗啦。
号称“华夏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他在广州担任钦差大臣期间，闻言镇海炮台（今舟山群岛）被英军攻占后，他大惑不解地说：“素闻洋兵无膝，一仆即不能起，何至于斯”（黄钟着《游手好闲地思想》，海南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153页）。“天朝上国”的华丽衣饰内，却包着一块腐烂不堪的“弱肉”。几乎落到了任凭西方列强分而食之的地步。
中国古代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巨著《天工开物》，竟在中国失传一百多年。直到二十世纪初，才从日本传回中国“归宗认祖”。该书的作者宋应星在序言里感叹：“丐大业文人弃置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这是很有先见之明的无奈感叹。
到了五四时代，先贤容闳、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辈，后哲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将“开科取仕”批得体无完肤、浑身脏水。先贤后哲的不懈努力没有白费，开科取仕再没了兜售的市场，而代之以新式学堂，授之以现代科学知识。不再将那“子曰诗云”和“之乎也者”作为学生的唯一功课，从而造就了一大批盖世奇才，为中国的进步和人类文明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社会意识有着巨大的历史惯性，“开科取仕”虽然被取缔了，但人们的思维定势的扭转却异常艰难。现代之中国，虽没有了开科取仕的铸范可循，可“官贵民贱”、“官本位制”的观念却深入人心，“官位崇拜症”却显示了它巨大的生命活力。因而就衍生出了以官衔大小、职位高低，作为社会中心价值的奇特现象。
例如现今流行的哪一级别的干部，就配哪一挡次的车、住哪一标准的房、享用哪一等级的出差补助，连死后化成了骨灰，对追悼会的规格和骨灰盒的摆放位置，也都体现了一种严格的尊卑次序，且一点也马虎不得的。否则就是严重的僭越，是“政治错误”，令你就无法收场。
对于那些不够资格配享专车的低级干部，他们也要出去考察“烟酒”（研究），则以乘飞机、坐软卧、用硬卧等标准来区别之。等级之间的界限颇为严格，轻易僭越不得。如果无视规定硬要摆谱，就算不追究他僭越犯上的“严重错误”，也要自己陶腰包。
在这种严格尊卑等级秩序下，那些记者、教授、研究员、院士、僧侣们，因为当初忘记了给他们定个行政级别，他们在外出办事时，登机、乘车、住宿和联络都挺不方便的。那好办嘛，就按他们的资历深浅，授给他们相应的行政“级别”吧！所以才有了让内外人士十分费解、而又令人啼笑皆非的头衔：如“某某为厅级教授”，“某某为局级记者”，“某某为省级院士”，“某某为部级和尚”，“某某为地级研究员”等，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又一活化石也。
此种做法，虽能缓解没行政级别的记者、教授、院士、研究员、僧侣们的一时之尴尬，却又进一步强化了国人的官本位制观念。使中国的社会意识，始终在“官”字上转悠。陷入一个相互加强的恶性循环之中。而社会的文明进步，却因此变得异常缓慢和艰难。
“官本位制”观念深入人心，“官位崇拜症”的千百年盛行，使人们眼里只盯着官衔职位。使得国人有“一叶障目、不知泰山”的狭隘和无知。在一个官本位观念异常浓郁的社会里，人们只知道官衔职位能带来一系列特权，而不知社会除了官衔职位之外，还有数不清的有益于社会的事情需要人去参与；还有数不清的文化科学技术，需要人们去进行创造发明。
在毛共时代，曾极度贬损和打击人文知识分子，大肆迫害文化人士，除了毛在青年时代饱受知识界轻贱，从而使之形成仇视偏狭的病态心理因素外，大概也与中国社会的“官本位制”和“官贵民贱”观念的浓熏重染，也有很大的精神脐带关系。
与上述“唯官是求”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盟生了一种“厌官心理”。这是一架哈哈镜的另一面。因为近年各级官吏所作所为，使社会人士侧目而视，也使很多人“不敢言而敢怒”，口誉很是不好。于是便使很多人产生了厌恶情绪。从而形成了一种“一流人才做学问，二流人才办实业，三流人才才当官”的社会观念。
报载广东等发达地区的不少家长见孩子学习不用功、品行不端正，就狠狠地骂之曰“读书不用功，学业没指望，将来只能去当官”。一些企业主见员工呆头笨脑地不中用，也狠狠地责之曰“看来，你只是一个当官的料啊”。
这种社会观念的出现，就是这种“厌官心理”的集中体现。对于这种观点，笔者也是极力反对的。
撇开这种从“官位崇拜症”的极端，走入“官位厌恶症”的另一极端的病态心理不说，假如真让三流人才充斥各级行政和社会管理机构，恐怕中国人民永远没好日子过。这是由于三流人才没有“慧眼识珠”的灵性，就会使一流人才所创造的科技文化成果造成极大的浪费，就会把珍珠当泥沙，就会使宝玉变瓦砾。也因为三流人才的学识文化和道德修养的欠缺，比较容易形成两种心理：一种就是“学不如人、技亦不如人”的自卑心理；另一种就是“无知者无畏”和“目空一切、狂妄自大”的孤傲心理。
前一种人，很可能为了防止别人抢他的“交椅”，而采取“武大郎开店聘小二”的用人原则；而后一种人，则可能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总认为“枫桐县里无好人”。两种心理都是病态的，都可能变本加厉地嫉贤害能。让这种人手握国家各级权柄，他们很少会有“圣人在朝、国之宝也，圣贤不举、国之辱也”的胸襟和意识。“国家之败，由官邪也”。这样一来，最终还是国家受难，民族遭殃。
愿中国的有志青年清醒理智一些，摒弃这种腐朽没落的“官本位制”和“唯官是求”的意识，用更多的精力来充实自己学问见识、完善自己的品德修养，争做人类文明传道者和科学文化的创造人。
也愿中国的有心人，在认清了官本位制对社会的危害后，对其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使其如苍蝇老鼠之肮脏腥臭，避之犹恐不及。在此基础上，再努力营造出一个以能力、学识、德行等为本位的高尚健康和积极进取的社会价值体系，为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也愿当前的为“官”者多一份道德文化修养，多掌握一些科学文化知识，积蓄一些正义良知。虽然现在学习和养成这些文明素质要花费很大的“成本”，但“磨刀不误砍柴工”，只有那些具有良好的品性、德行的人，只有那些掌握了较多的文化科学知识的人，才有可能全心全意为大众谋福祉，才有可能为社会做出较大的贡献。
更愿那些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和不凡才华的有志青年，尽快脱颖而出，使之充实到各级行政机构或管理岗位中去，使之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开一代廉洁正直的官风民气。
相信在社会各界和各地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下，那种“盛气凌人、酒气喷人、胸无点墨、心无廉耻”的干部，那种“官油子”和“官混混”们，以后会越来越少，而出现一些才华横溢的、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真正的政治家。也愿我的良好祝愿，不会被世人看成是“痴人说梦话”。
六、中国人的皇权思想和草民意识
中国的社会，自始至终是一个专制的社会。过去是皇权专制，今天是党权专制，或曰党寡头专制。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始终带着浓厚的特权专制特征。
中国现时的社会性质，表面上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其实质却是一个专制的奴隶社会。
长期的专制统治，将中国社会培育成了一架巨大的哈哈镜，哈哈镜的正面鉴映照出来的，是皇权思想；哈哈镜的背面显现出来的，则是国人的草民意识。
近年来，影视媒体上充斥着“
被先贤哲人说成是“罪恶的渊薮、阴谋的产房”的皇宫和皇帝老儿，到了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一个个都被描绘成仁慈爱民、智慧开明、清正廉洁的“青天大老爷”。皇宫也被描绘成了小姑娘嘻笑打闹的游乐园。他们无视皇帝老儿的阴鸷毒辣，无视皇权的冷酷罪恶，却挖空心思将皇帝老儿捧上了天。仿佛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是一场天大的历史错误。
对于这一现象，真让人感叹袁世凯和张勋之流的“生不逢时”！如果他们在生活今天，借这个大好时机复辟帝制，不但不会众叛亲离、一命呜呼，或许会成为这个时代的英雄，并获得国人的大大吹捧和衷心爱戴呢。
这对于亚细亚专制社会里那些“无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实”的独裁专制者来说，这正是他们日思夜想所祈盼的好东西——迷魂汤。今天的“南书房行走”们，他们的卖力煽情之作，确实应该获得其主子的丰厚奖赏——在黄金时段大播特播。
我真不敢设想，那些在二十世纪初被骂臭了的皇帝老儿们，到了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终于能够光芒四射、扬眉吐气。如果他们地下有知，不知是怎样的兴高采烈！而中国一百多年以来的反皇权、反专制、反奴役的志士们，如果他们灵魂有知，又是怎样的懊悔莫名！又是怎样的垂头丧气！
我不反对这类作品的制作，但要写，就要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而不是以犬儒的态度，以南书房行走的心态，站在为独裁者无耻吹捧立场上，以帮助专制者愚民为宗旨。更反对对历史事实进行断章取义和恶意篡改。特别反对在这种具有浓厚的专制文化和奴性意识历史背景上，再雪上加霜地播撒专制文化和奴性意识的毒素。也对众多“草民”们对这类“
在一些人的眼里，国家一词最好由朝廷来覆盖，民主一词最好用“明主”来代替，民权一词最好由特权来替换，公民一词最好由臣民来更改。
正因为有了兜售的市场，才使得这种题材的作品大行其道，才使人不遗余力地歌颂专制帝王的“文治武功”，才使得中国人的“皇权思想”和“草民意识”日益浓厚。而在被官方控制的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浪下，这类“气死历史学家”的作品铺天盖地的“密集轰炸”，这种为专制制度歌功颂德的精神毒剂的卖力播洒，这种为专制帝皇招魂的招魂幡的猎猎招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与贩卖麻醉神经中枢的海洛因有异曲同工之妙。
皇朝更替，百姓涂炭。翻开一部二十四史，专制帝王象走马灯式的不断替换，几千年下来，所谓的“
再看看具有卓越才华的“康熙大帝”，也曾因一句“清风不识字，何苦乱翻书”而大兴文字之狱，并使这种文字狱贯穿于满清王朝始终。使民族文化遭受空前的浩劫。
所谓的“
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历史观，不是一个文明逐渐推进的历史观，而是一个“治乱循环、分合往复”的历史观。中国的社会，不是一个代际接力追求文明进步的社会，而是一个频繁振荡和反复破坏的社会。每一次“城头变换大王旗”，都是百姓们尸骨成山、血泪成河。每一次金銮宝殿上的更换屁股，都是以文明成果的毁灭为代价后的又一次“从零开始”。每一次都是“赶走了虎豹，迎来了豺狼”。百姓们的尸骨和血泪，都被阴谋家野心家变成了制作新皇冠的材料。
在这种争权夺位的白刃翻飞之中，社会没有因此获得丝毫的进步，民生没有获得丝毫的改善，每次都是“打破原有的坛坛罐罐，烧掉原有的建筑，一切又从头开始”。张养浩一曲悲怆苍凉的《山坡羊·潼关怀古》，颇能道破其中玄机：“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踯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作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专制官吏将其统治形象地说成是“牧民”，地方行政长官则称之为“州牧、郡牧”等。一个“牧”字，充分体现了专制统治者把辖下人民当牲口看待的心理。因此，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朕即国家、朕即法律”。强烈的征服占有欲，使他们变得自负和狂妄，他们就理所当然的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了。这就是中国皇权思想的典型写照。
北大学生余杰曾感慨地写道：他去故宫博物院，看到很多人穿上“龙袍”过皇帝瘾，脸上则荡漾着一种无以名状的满足和自豪感，还将这“难忘的时刻”摄入镜头，将这“皇帝”的肖像放大后挂在显眼的厅堂。全然不知封建帝皇的荒淫无耻，全然不知专制帝王得阴毒刻深，却挖空心思以当一次虚假的皇上为荣。看到这种现象，真让人恶心（大意）。
中国民主革命进行了近百年，可人民的思想意识不但没有前进，还在大踏步后退，几乎退回到了专制奴役的社会里。这不是历史的偶然巧合，而是皇权思想长期作祟的结果。
国际歌在中国就唱了五十多年，歌词中那“从来也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一切全靠我们自己”的歌词，我们每个人都耳熟能详。而那些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组织或个人，却时时不忘以人民的“救世主”自居，并不厌其烦地自我吹嘘和拼命鼓噪其“恩情”比天高、比海深。而麻木愚昧的国民们，则被强化驯育成了可怜的奴隶而不自知。
如果说孙中山时代接见人民、人民出于对伟人的崇敬而叩头跪拜、三呼万岁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新中国”，距孙中山时代又过了近半个世纪，在“开国大典上，“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亲自添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让国民山呼万岁，则显得不可思议了。
孙中山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始终保持了“天下为公”的观念，当受到人民的叩头跪拜和山呼万岁时，他不但不引以为荣，反而引以为耻，并严词拒绝。且语重心长地教育身边的官员，告诫国人树立民主意识。而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却在于他有意建筑“个人崇拜”的迷宫神殿，有意使人民在宗教狂热之中失去思辨的能力。以为其实行法西斯统治，创造意识形态的基础。正因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正因为“楚王好细腰，宫中皆饿死”。才使得康生、林彪、“四人帮”之流横行无岂，才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长期的灾难深重。
皇权专制思想的根深蒂固，使许多现代“革命者”也跳不出它的魔掌。好些人昨天是专制制度的掘墓人，但他们一旦夺得江山，坐上了龙椅，就摆出一副君临天下的姿态，就变得骄横跋扈，变得肆无忌惮。他们就抱着“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地过、留下买路钱”的山大王思想，就容不得任何批评意见，就对不同政见者施以“专政”的手段。因而才有“反右”和“文革”等历次血泪斑斑的政治灾难。
在“文革”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腐朽反动的血统论观点，很能赢得那些有着高贵血统的“龙子龙孙”们的大力支持。有一个对此持相反观点的北京青年工人遇罗克，为了与这种为社会歧视抗争，曾撰写论文驳斥这种观点的反唯物主义性质。龙子龙孙们无法用论文来回应，就组织辩士与之舌战，也被驳得理屈词穷。于是他们就恼羞成怒，遂让他们手握大权的爸爸以“无产阶级专政”名义，砍下了遇罗克那年轻的头颅。
青年干部张志新，不愿人云亦云，而是用理智和冷静的思考残酷的社会现实，无意之中触及了毛、林及“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且敢于据理坚持。也被“四人帮”和毛的亲信们，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割下了她的头颅。她在被枪杀之前，先让看管她的四名公安匪徒对她进行轮奸，再被惨绝人寰地割断她的喉管——“剥夺了她说话的权利”，然后才按部就班地用罪恶的绞索，把她如花似玉的青春撕碎。
江西知青黎九莲，因看不惯权利争夺中的翻云覆雨的闹剧，并预测小人行径的林彪，将在与毛泽东的争权夺利的游戏中出局。她把这些想法写信向在部队服役的未婚夫谈论，丧心病狂的未婚夫爬官心切，竟拿着黎九莲给他的信向“组织”告密。从此以后，可怜而无辜的黎九莲就走进了地狱之门。行刑前，为了使她不再喊冤，就用竹签将她的舌头和下颌缝在一起，并在她还没被枪杀之前，不用任何麻醉手段，就用刀子取出她血淋淋的肾脏去救治高官的性命。林彪的惨败，毛泽东的四脚蹬天，“四人帮”的垮台，没有给她带来一丝生命的曙光，最后竟以“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名义而被残酷虐杀。
北大女学生林昭，当她看到“反右”运动中，毛泽东言而无信、出尔反尔的“阳谋”，撕碎了多少善良正直的心灵。她要坚持追问这种“阳谋”的正当合理性，被当局当成“戴着花岗岩脑袋的极右分子”。在68年4月29日，以“专政”的名义被处决。因为枪毙林昭耗费了“国家”的一粒“宝贵的”子弹，上海市公安局，竟指令三名公安浩浩荡荡开进林昭的家里，去索取那微不足道的五分钱的子弹费。他们丧心病狂地折磨林昭的亲人，命令林昭年迈的母亲许宪民缴纳五分钱的子弹费。可怜的许妈妈，当时就急痛攻心昏死了过去。还是林昭的妹子彭令范，交出了一枚五分硬币，才算了结了这段“公事”。不久，饱受痛苦和屈辱折磨的许妈妈，也悲愤万分地自杀以谢爱女。（以上所引，遇罗克一案摘引自徐友渔着《自由的言说》一书——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张志新、黎九莲、林昭三案，摘录自《真相》一书——《南方周末》编着，南方日报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
看到这种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的暴行，我们的后代很可能会认为，是我们这一代人吃饱了撑的，在闲极无聊中编造着新的《天方夜潭》呢。这就是皇权意识指导下所干出的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罪恶的记录。
我们的官吏们也来自人民，他们的思想意识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中国社会的皇权思想和草民情结的异常浓厚，也使很多人在没有把握权柄时，对贪赃枉法和腐败堕落痛心疾首，但他们自己一旦掌握了权柄，经过一段时间官场上的熏染陶冶，他们有的则会变得对贪赃枉法和腐败现象熟视无睹，有的则因此而学得油滑猴精，做起贪赃枉法和渎职腐败的罪恶勾当来，比谁都快；行起祸国殃民的猫腻来，比谁都能。所以小百姓有一句俗语“为人莫做官，做官都一般”。
不少人当官没三天，就自视高人一等，就把自己看成是天生的“龙种”，就用鼻音跟草民百姓说话，就会对纳税人颐指气使、为所欲为。而那些出身高贵的“龙子龙孙”们，他们就更有理由骑在人们的头上作威作福，而不能平等看待他治下的“草民”了。以上所列，都是皇权思想的活标本。
如果不希望我们的民族再遭人祸政灾和失去理智，就应该对灾难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有清醒的认识。而不是把全部责任，往已经作古的死人——林彪和“四人帮”身上一推就完事。如果不希望我们的民族象“反右”、“文革”那样的兽性张扬、人性泯灭，就应该将这相辅相成的“皇权思想”和“草民意识”有所揭示，所有剖视。而不是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地、永远地“犹抱琵琶半遮面”，让我们的后人对昨天的罪恶懵然不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避免这种人间悲剧重演，才有可能使我们的民族知道自己的历史耻辱。才能“知耻而后勇”，努力加入世界主流文明之中去。摆脱目前这种被边缘化、妖魔化的状态。
与浓郁的皇权思想相适应的，是国人的“小草情结”和“螺丝钉精神”。我将其命名为“草民意识”也。
曾几何时，一曲“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默默无闻的小草。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足迹遍及天崖海角”的《小草歌》的歌词，曾使得多少国人唱得如醉如痴？一时间《小草歌》的旋律，响彻大江南北、直冲霄汉。怪不得西方人士对我们将这种“小草精神”描绘得如此富有诗意而惊叹不已。而被当局推崇了几十年的“螺丝钉精神”，究其本质，乃是将草民意识重新包装后的“新瓶装旧酒”而已。
将“螺丝钉精神”的大力推崇，使全国人民都成了没有个性、没有灵魂、没有思想的一颗颗“革命的螺丝钉”。使许多人自以为“我是一块革命的砖，党叫往哪就往哪儿搬”。使许多人根本就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有血肉和思想的“人”。从而营造了一种没有自我意识的社会氛围。
有了这种精神，就为“一言堂”、“家长制”准备好了上等的迷魂汤，当权者就可以肆无忌惮的为所欲为。
有了这种精神，就会造成国人才华的长期埋没，使国计民生长期落后，甚至倒退，还要整天自吹自擂地炫耀取得了多少“辉煌业绩”。
有了这种精神，就会拒绝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所宣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理念。
无数先贤烈士为之不懈奋斗的、并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理想，被少数人忘得一干二净。这些口头上披着先烈的虎皮，实际上已完全背叛了先烈的理想和追求的人们，恨不得又回到专制王朝去称皇称帝。
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口号，只不过是他们争夺皇位而欺骗人民为其充当炮灰的幡子。他们一旦蹬上了御榻、坐上了龙椅，就撕去了一切伪装，甚至连这片“遮羞布”都成了多余的东西，乃牵强附会地将人类政治文明和政治智慧的成就——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轻松地贴上“资产阶级的”的标签，然后对其进行批倒批臭，赤裸裸地当起了专制皇帝。
我们不能等着别人来解放自己，也不能指望闭着眼睛撞大运，而要靠国人民主意识的觉醒。
从来没有哪一个反动的统治者，能心甘情愿的放弃他们的特权利益而施舍给你民主、自由、人权、法制。而被施舍的民主、自由、人权、法制，虽然来得省心省力，施舍者却可以凭一时高兴尽情施舍，也可以凭一时不快而尽数收回。还需要我们这一代人为之不懈奋斗，才能建立起一个民主法治社会。
中国人民走了多少弯路，付出了多少牺牲，留下了多少刻骨铭心的痛苦，好不容易才意识到“科教兴国”的重要（科教兴国？如果把“科教”一词仅仅理解成“科学教育”，而不是理解成“科学教育＋人文教育”。如果把这个口号，用本文开篇所引用的马丁·路德的著名论断衡量一下，这确实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伪命题），才觉悟到建立民主社会和法治国家的急迫。
而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新闻自由，是培育民主意识的必经之路。大力开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是开启民智的唯一钥匙。虽然这些一切来得太晚太迟，但也弥足珍贵。这也是中国人民用血泪换来的经验教训，是仁人志士不懈努力争取到的一点东西。值此机遇，我愿为此薄尽绵力。否则，于心不安、问心有愧。
七、中国人的马屁人格
所谓马屁人格，是指巧言令色、趋炎附势、献媚讨好、吮痈舔痔等一系列丑恶行径，成为一个社会习以为常的现象，并成为国人人格构成的基本元素，从而产生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我将这种文化现象命名为“马屁人格”是也。
法哲孟德斯鸠说过“民主政体的统治原则是德行，立宪政体的统治原则是荣誉，专制政体的统治原则是恐怖”。如果说绝望无奈、麻木冷漠的国民是专制政体的主产品的话，那么马屁人格则是专制政体的副产品。
极权专制的社会，既是一个恐怖的社会，又是一个小人横行无忌的社会，更是一个钻营竞奔之徒大行其便的社会。两千多年前，屈原曾绝望地感叹：“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
屈原所描述的社会现象，今日之中国社会，无处不有、无时不在也。且愈益浓厚。
专制制度是繁衍马屁人格的天然温床，是孕育马屁文化的优良培养基。专制制度的酷烈程度，与马屁人格的浓郁程度成正比。而社会的开明、理性程度，则与之成反比。由于中国经历了漫长的极权专制社会，经过了几千年专制文化的熏陶濡染，因而马屁人格异常浓郁，且源远流长。
如前所述，魏征呕心沥血地辅佐唐太宗治国安邦，屡屡犯颜进谏，使唐太宗看见魏征就如芒刺在背，弄得唐太宗十分不快和恼怒。于是唐太宗在长孙皇后面前放出狠话——“会须杀此‘田舍翁’”，亦即“等有了机会，我要杀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以一句“君明才臣直、国家之幸也”的马屁话，拍得唐太宗十分的惬意舒服。于是才打消了他的恶念，才使魏征拣回了一条小命。才使唐太宗成了历史上有名的
较为有名的是乾隆皇帝与纪晓岚的“斗智”的故事：纪晓岚为了国计民生，乃屡拂逆鳞地“谏君之过、正君之非”，弄得乾隆皇帝十分不快。于是他暗下决心，要将这个纪晓岚置之死地而后快。
有一次，纪晓岚鹦鹉学舌地朗诵宋儒“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官样文章之时，乾隆皇帝立马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于是命令纪晓岚立即就去死……纪晓岚百般无奈，只好遵命去投水自尽。当纪晓岚缓缓踯躅到水边时，他急中生智、计上心头。于是他立马回去跪见乾隆皇帝：“固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臣走到水边，正要投水，却遇上一个人，把臣骂得狗血淋头。臣才不敢贸然去死。待奏明皇上后，臣才敢去死。”
乾隆皇帝说：“你遇上了谁呀？说了什么话呀？”纪晓岚回奏道：“臣正要投水，屈原从水中冒出来大骂臣曰：‘臣不幸遭遇楚怀王这个无道昏君，才迫不得已投水而亡。而今皇上是何等圣明！你投水而亡，将置当今皇上如何地？’臣实不敢隐瞒，是故赶紧回来奏明皇上，请吾皇圣裁”。
乾隆皇帝明知纪晓岚是在胡说八道，但因为纪晓岚的马屁拍得实在太绝妙、太高明了，拍得他心花怒放。于是他哈哈一笑，赦免了可怜巴巴的纪晓岚……
如春秋时代的“名臣”易牙，有一次听到齐王感慨道：“什么珍肴美味都尝遍了，就是没有尝过人肉的滋味”。易牙一想，这么好的拍马的机会，岂能错过！立马回家，将自己的儿烹了，献给齐王尝鲜。后来，也正是这个易牙，将齐王囚禁，活活饿死，那已是后话。
又如战败被虏的越王勾践，很多人都知道他私下里卧薪尝胆和公开的为吴王尝便的故事。他数十年低首下心，数十年自甘隶仆以事吴王。其拍马之术的炉火纯青，到今天，还为中国的众多“智者”津津乐道。
再如毛共时代，刘少奇在延安时代就拼命捧毛、吹毛、拍毛，把“毛思想”吹嘘为“中国革命的指针”。这不但令毛感到十分舒坦惬意，刘还在毛的纵容下，运用种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伎俩，成功地帮助毛，将毛看着不顺眼的总书记张闻天及其“教条派”轰下了台。而让毛坐上了龙头老大的交椅。毛感恩图报，乃将刘少奇提拔到“龙头老二”的位置上。
可是，刘少奇因捧毛而走大运，也因捧毛而倒了大霉。正因为刘把毛捧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使毛成了比上帝还要上帝的神，使举国愚昧崇拜而民智难开。还在的大跃进运动，尽管毛的胡作非为使长城内外哀鸿遍野，尽管刘在为毛修理“大跃进”灾难后的烂摊子上鞠躬尽瘁，尽管刘在其治国理政上远远强过毛，其威望如日上中天，但刘却不敢稍忤毛一根毫毛。一旦遇上毛的胡搅蛮缠，刘只有低首下心、认错检讨的本事。反而是因为刘的能干尽职，引起了毛的无端猜忌。使得毛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就将刘轻轻地捏死。
古人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句话安在刘少奇身上，正好合适。
林彪的拍马之术，可谓登峰造极。什么“无限忠于”啦！什么“四个伟大”呀！什么“句句是真理”啦！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呀！什么“天才的、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啦！什么“听话要听到盲从的地步、崇拜要崇拜到迷信的程度”等等。拍得毛心花怒放。毛一高兴，就让林掌握了“法定接班人”的龙头老二的大权。可是，林彪又走了刘少奇的老路。又因为毛的猜忌无常和怀疑成癖，而被毛将林的全家的性命玩完。
当然，中国历史上也有因拍马屁而拍在马腿或马蹄子上，从而引起“马”的不满，而被“马”愤而扬蹄，将拍马者活活“踢”死的众多记录：
如朱元璋时代，大臣徐一夔作了一篇万秀节（皇帝生日）颂圣的贺表。贺表中有一句“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的字样。朱元璋看后勃然大怒：“‘生’者，僧（和尚）也；‘光’者，剃发也；‘则’字音近‘贼’字”。认为此表是暗指他当过和尚做过贼。不由分说，就将徐一夔“拉下去，砍了”。
又如江南富商沈万山，捐钜资修建一半南京城墙。因其资金充盈，加之事必躬亲，认真监督，施工速度快且质量好。使沈万山建造的城墙，竟然早于朱元璋监造的城墙提前完工。弄得朱元璋心里十分不快……一次朝廷又动员沈出资犒赏军队，沈只好从命犒军。但朱元璋却抓住了这个机会，借题大做文章。说沈万山染指军队、居心叵测。要立即杀了沈。众大臣念在沈有功于朝廷，就一齐苦苦劝谏。朱元璋只好也“皇恩浩荡”一回，就改为将沈流放云南，让沈万山客死戍所，此案才算了结。
雍正四年，查嗣庭被任命为主考官典试江西，所出试题为“维民所止”四字。其意是让学子抓住“顺乎民意”作文章，以歌颂满清的屠刀征服，是顺乎民意的改朝换代。由于“雍”字无头是“维”字，“正”字无头是“止”字。阴谋刻深的雍正帝，将此四字引申联想，就变成了“雍正无头”的意思了。最后雍正作出的结论是：“所出题目，显露心怀怨望、讥讽时势之意，律以大逆无道立决枭示”。
又如雍正时代，有一大臣作了一篇颂圣的“大作”，文中为了照顾辞赋的押韵，就将“朝乾夕惕”倒装成“夕惕朝乾”了。雍正皇帝一看，认为该大臣是在嘲笑满清王朝的倒行逆施。于是，不由分说，就将该大臣全家“斩草除根”了。
无独有偶，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了“著名”的《万言书》。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看，彭德怀的《万言书》，实在是一篇不折不扣的颂圣之作、马屁文章。但因为文中有一句“有过亦有功”的不痛不痒的话，就弄得毛泽东龙颜大怒。怒斥彭“为何将‘过’放在前面、而将‘功’放在后面？”。并以此为理由，展开了一场对彭德怀的“无限上刚、无情打击”的大批判运动。
中国历史上，从远古的春秋战国，到今天的毛共时代，常常是无耻小人得势，而正人君子遭殃。正人君子在与肖小之徒的争斗中，往往败北，并被无情的淘汰出局。
“君子与小人斗法，结果多是小人赢而君子败。因为那些庸庸碌碌的小人，虽无一技之长，却能凭着八面玲珑、摇唇鼓舌而飞黄腾达、左右逢源。会做事的不如会做人的，有功劳的不如没功劳的，英雄豪杰、功臣勋将四处碰壁、历尽坎坷，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无能之辈、奸佞之徒春风得意、称心如愿，或当大官，或捞大钱，这可说是中国专制社会的基本特色，也是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悲剧。正因为这个缘故，历代的经史典籍，差不多全是教人如何为人处世的，却很少有教人如何做事的。它们所要向人们提醒的，就是只要会做人，就等于拥有了一切，否则你能力再强，功劳再大，贡献再多，也是白搭。中国专制政治条件下，是君子向小人看齐，而不是小人
中国的历史，自始至终，都是一部“小人宠贵，君子困贱”的历史。中国的社会，自始至终都是“奸人擅无穷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的社会。（汉末·仲长统《理乱》）
可以说，一部洋洋数千万言的二十四史，除了墨迹的缝隙间写满了“吃人”二字之外，而在这“吃人”的字缝之间，又是一些如何将马屁拍到炉火纯青的境界的记录。
清末民初思想家李宗吾的《厚黑学》一书，无情地撕去了历代专制统治者假仁假义、仁慈爱民的伪装，将其脸厚心黑的伪善面目曝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被清末民初的几代独裁者视为心腹大患，因而将作品指目为“歪理邪说”，对其进行围追堵截。而对作者则视为洪水猛兽，欲以“大逆无道”进行肉体消灭。
李宗吾先生发现了厚黑规律，对之进行了猛烈批判。但今天的人们，却把李批判的东西，奉为金科玉律！历史跟李开了个天大的历史玩笑。
今人一本署名心悟的《马屁经》（延边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版），其印数不菲、流传甚广。作者谆谆善诱、语重心长地为社会钻营竞奔之士传授厚颜无耻、献媚讨好、见风使舵、背亲卖友、吮痈舔痔、拍马溜须的升官之术之不懈精神，倒也可嘉可叹。
“解放”以后，中共完全复辟了专制独裁制度，完全阻断了中华民族追求民主自由的道路。因而数十年来，马屁人格获得了极大的增益。发展到今天这种登峰造极的地步。可怜泱泱中国，业已成为一个“万般皆下品，唯有马屁高”的马屁国，成为一个“千破万破，马屁不破”的马屁精的乐园。
今日之官场，谁最脸厚心黑，谁最虚伪无耻，谁最奴颜婢膝，谁就能抢占官场的制高点。谁能保持做人的天良人性，就会在官场上被碰得头破血流。
打开各种报刊杂志，拧响收音机，摁亮电视……参加各种会议，观看各种口号标语……何处不是谀词滔滔、马屁滚滚？何处不是牛皮轰轰、虚美袅袅？何处不是无耻肉麻、庸俗虚假的无聊吹捧？什么“光荣、伟大、正确”啦，什么“辉煌成就、光辉业绩”啦，什么“与时俱进、共创未来”啦……连经济下降、生活滑坡，也用“负增长”一词来予以掩饰。实在令人作呕。
也不要以为马屁人格只是一个无关大雅的个人品德问题，与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没有多大关系。非也，这可是一个关系国家兴旺发达、民族理性健康的大问题。如果马屁人格成了一个民族的普遍人格，拍马屁成了国人基本的保命或谋生手段，就会使坚持原则、坚持真理的人无法存活。就会使当道者在马屁人格的长期熏陶下，因失去正确的信息，而变得无知狂妄。就会使专制者视蝇营狗苟之众生如无物，从而干起丧尽天良、祸国殃民的事情来，一路绿灯通畅无阻。从而给整个国家和整个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
不信的话，请让我稍举几例看看：
反胡风运动中，毛泽东粗暴践踏宪法，将学术理论问题上的争论，胡乱上升为对敌斗争的残酷折磨和无情打击。对坚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使尽了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的卑劣伎俩。将胡风给同事和学生的信件，作为“反革命罪证”公之于众。将“胡风集团”数万人一网打尽。使他们历尽劫难、九死一生。而当年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吴晗等众多大员们，他们为了拍毛泽东的马屁，哪个不是在出卖朋友、出卖良心、落井下石的批斗会上异常卖力？为极左思想提供了一次肆无忌惮的演练机会。也为日后众多的人祸政灾埋下了伏笔。更为他们自身掘好了墓坑。还为这种粗暴践踏宪法的罪恶行径，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反右派运动中，毛泽东先是发动全国知识分子向“党和政府”提意见。然后却又出尔反尔，把奉命说了真话的知识分子象垃圾一样扫进人间地狱。把人们的良知和责任心一脚踢进太平洋。使国家脊梁和民族精英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众多被政策愚弄和批判的“右派”们，谁不知道这种毛泽东这种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行为猪狗不如？但为了不激怒当道者或避免被加重处罚，哪个不是诚惶诚恐、痛不欲生地说：“我有罪，我有罪，应该受到严厉的批判”？而众多参与这场运动的大小官僚们，为了表现他们在运动中的积极和进步，以便避祸或爬官，哪个不是拼命大拍毛泽东的马屁，因而声色俱厉、气壮如牛地在那里深挖狠批？哪个不是在那里添油加醋、煽风点火地兴风作浪？而众多的媒体，哪家不是在那里众犬吠声地鼓噪：“粉碎了资产阶级的疯狂进攻，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把本来纠左的会议，开成了对“彭、黄、张、周”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残酷的人身迫害的批斗大会。面对毛泽东的翻云覆雨，众多的中央大员们，哪个不是为了讨好毛泽东而大拍毛泽东之马屁？哪个不是也昧着良心展开对“彭、黄、张、周”的愤怒声讨和猛烈炮轰？从而在这个丑陋的大合唱中，中共高官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更为重要的是，遂使国家和民族在极左的错误路线上越走越远，最后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大饥荒，使五千多万农民成为饿殍野鬼。以至贺龙元帅在他临死之前，对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紧跟周恩来狠批彭德怀而痛悔不已。而据罗点点在《红色家族档案》一书记载，罗瑞卿对他与彭德怀一同关在秦城监狱而大惑不解，“他反对过毛主席，他有什么资格同我关在一起？”。而我们的众多媒体，哪家不是在那里助桀为虐、为虎作伥地瞎喊助威：“庐山会议，粉碎了“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阴谋，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毛泽东疯狂发动文化大革命，其目的仅仅是：为了搞掉不再那么百依百顺的刘少奇，顺带地将全民族拖入血腥恐怖、罪恶灾难的深渊。此时，众多中央大员和高官们，为了拍毛泽东的马屁，哪个不是在那里闭着眼睛高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而众多的媒体，哪个不是颠倒黑白地在那里推波助澜：“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新发展”？
把野心家、阴谋家、迫害狂、虐待狂的林彪（其实，将这“两家两狂”，安在毛泽东的身上，更为贴切），作为毛泽东的法定继承人并写进党章。那么多的中共代表和中央大员们，为了拍毛泽东的马屁，竟一致予以通过和热烈鼓掌。有一高官，在这个会议上没有反对也没有赞成，只不过表示了弃权。为此，还成了这个高官引为荣耀、到处炫耀的资本。而众多的媒体，哪家不是在那里恬不知耻地说：“这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岁月里，中国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众多中央大员们为了拍毛泽东的马屁，有谁不说“这是文化大革命取得的辉煌成果，誓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众多的媒体，哪家不是众口一词、指鹿为马地大声喧嚷：“我们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国民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会议上某个实权人物发言，发表了一通人云亦云、了无新意、语言乏味的陈词滥调，甚至在计划生育会议上因拿错了讲稿而大讲特讲“多生、速产、快致富”，而在发展养猪会议上大讲特讲“一胎放环、二胎结扎、三胎抱走加罚款”。谁不知道他的讲话狗屁不通、贻笑大方？但为了拍他的马屁，主持会议的人则马上恭维说：“这个讲话啊！对我们的工作有巨大的指导意义，非常重要，深刻异常”，而众多与会者则报以热烈的鼓掌……
近日民间有一段子颇为形象传神：近年某月的一天，某无皇帝之名有皇帝之实的大人物接连放出三个臭屁，其臭不可闻，响如裂帛。众臣工虽感恶心，也不敢稍露声色。某大人物亦自觉难堪，不便启齿。这时一小吏挺身而出，当庭作一《屁颂》呈上并诵之曰：“善哉吾皇，美哉斯屁。高耸肥臀，巧控妙关。訇然乎如丝竹之声，妙胜天籁。洋洋乎如芝兰之气，沁人肺脾。且叠之再三，其蕴无穷”。该大人物闻之大喜，立马将该小吏连升三级，坐直升飞机出任了中央某部长之职。该部长走马上任之后，感恩图报，在各种媒体上连篇累牍的宣讲“三个臭屁”的重大意义，使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从此“三个臭屁”成了全国上下顶礼膜拜的新的图腾。
更为要命的是，马屁文化浓郁、马屁人格众多的社会，正直、诚实、善良、单纯的人，根本就没有生存的机会。只有同流合污的一起来拍马屁，才可以保下小命，才可以获得“饭票”。从而使中国的世道人心日趋虚伪和卑劣。使文明古国变成了一个“不堕落，不卑鄙，还真不行”的奇特社会。
消除国人这种马屁人格的根本之法，在于建设一个以德行为统治原则的民主社会。官员的任、免、去、留，由选民来决定。而不是由某个实权人物在密室中决定一切。只有这样，才能铲除酝酿马屁人格的制度土壤，使马屁精无所施为，舍此别无他途。
而要使马屁精无所施为，有赖于建立一个公正开明的选举制度，有赖于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选拔程序，有赖于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舆论监督制约机制。在一个缺乏公开透明的选举制度的社会，在一个没有正常的舆论引导和社会监督的社会，是不可能使它的人民走向文明进步、理性成熟的；而一个失去了文化良知的社会，其必然结果，就是使整个社会道德价值体系的趋向虚假和堕落。当这种虚假堕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当权者就会变得越来越心虚，唯恐人们说几句实话就会使其无法立足。
为了其“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专制统治者往往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来压制和堵塞不同的声音，只允许歌功颂德、阿谀奉承的东西存在，而批评和指谬的声音的存在，往往使色厉内荏的独裁者心惊肉跳、惊恐万分，唯有“将不稳定因素（主要指批评性的言论）消除于萌芽状态”，才能使其心安理得、高枕无忧。
在这种心虚理亏的统治者自我恐怖的社会氛围下，独裁者甚至不惜使用翻云覆雨、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卑劣伎俩，来欺骗和愚弄全国人民。但是，越是愚弄欺骗，就越是造成社会的愚昧落后。而越是愚昧落后，就越需要愚弄和欺骗。独裁者一旦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之中，轻易不能跳出。久而久之，就将这种本已十分浓厚的、中国特色的“马屁人格”，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八、中国人的饕餮人格
我把中国人病态的残忍、暴虐、贪婪的饮食观念，命名为饕餮人格也。
近年来，社会的物质产品，较毛泽东时代有了较大的改善。国民长期压抑的物质欲望，被空前激活。遂使“饮食文化”呈现出空前繁荣的状态。
将我们的饮食观念与西方国家一比，就可以看出十分明显的差异：西方社会一般把进食看成是为了维持其自身生命和体能的一种手段，只要营养达到一定的要求，食物的外在形式一般不太讲究；而中国人则把饮食的过程看成是人生的最高享受，看成是高于一切的人生价值和人生目的。所谓“民以食为天”，天者，最高原则也。或曰“人生价值的最高目的”也。因此，中国人饮食上力求味美食精，反而对食物的内在营养不甚在意。
这也许是中国人饱受战乱之苦，尝够了饿肚子的滋味的缘故。特别是大跃进之后所带来的大饥荒，数千万农民成为饿殍新鬼，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所以，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人见面寒喧，第一话总是离不开“吃了没有”的问候语。这虽让人感到可笑，却是情有可原、持之有据的。
如今生活有了改善，再也无需像六十年初代那样——挖蚯蚓剥树皮充饥，而国人的志趣品味，却没见多大提高，仍然往“吃”字上一路直冲下去。仍然把一个“吃”字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颇让人感到沮丧和忧虑。
中国社会的潜意识，是俗话所以的“民以食为天”。天者，最高原则也。绝大部分中国人，仅仅是为了食物而活着。而基督文明开宗明义地指出“人不能为食物而活着，人活着的目的，乃是为了上帝和上帝所说的一切话”，即真理和正义。因此，中华文明的恋吃情结，实在是中华文明长期处于低层次的自我证明也！所以说，我绝对不能同意——梁漱溟老先生所说的：“中华文明是过熟文明”的结论的。恰恰相反，我认同任不寐先生的论证——“中华文化，是一种灾民文化”的结论。
台湾作家陈克环的《谈吃》一文，说尽了吃的妙用。他说中国人生活的目的好象就是为了一个“吃”字。滥吃海喝，比比皆是。生孩子吃，死了人吃。满月满周岁吃，考上大学吃。结婚吃，离婚了也吃。自己和亲友生日还是吃，朋友相聚吃，朋友分别还是吃。连极富罗曼蒂克的男女恋爱，也被称为“找长期饭票”……
首先看看中国人是如何吃得残忍的？
食冠天下的广州，有一道名菜叫“生猴脑”的，是先将活猴置铁笼中推到食客的面前，当着食客的面将猴头钳住，仅露小半猴头在外，然后再将活猴的天灵盖掀去，就可见到布满血丝的生猴脑呈献在食客的面前，然后供食客们美美地享用。食客们每于猴头中下箸动匙，必令笼中之猴惨绝哀嚎。而座上豪客却津津乐道、安之若素。
也许这还算不了什么，因为所他们所虐杀的毕竟是一些动物。更残忍的是名副其实的人肉宴席。随便翻阅一下中国历史，出现“人相食”记录的史实，不下数百次。可见中国人的食人传统，源远流长。如“名厨”易牙，为了讨好齐王，竟把自己的儿子烹了献君王尝新。又据《资治通鉴》和《明史》记载，黄巢、张献忠以人为粮，黄巢攻占西安，潼关内外赤地千里；张献忠盘踞四川，天府之国，“噬无遗类”。那里的人哪里去了？原来他们被“起义军”掳获当作“人粮”被吃掉了。《三国演义》也记载：刘备仁德“闻名”天下，百姓倾慕，他失小沛如丧家之犬曾向一村夫刘安求食。刘安无肉招待，竟杀妻割肉以飧刘皇叔。待刘备逃脱报与曹操，这毫无人性的刘安竟受到曹操的嘉奖和称颂。
据流亡作家郑义披露，在“文革”期间，上思县竟有一百多名“地富反坏右”被充满“阶级仇恨”的“贫下中农”烹而食之。一次作家从一名多次吃人肉得到“经验介绍”：将人的鲜肝切片，在烧红的瓦片上焙着吃，才最有风味……
近年来，闽、浙、粤、桂等省的沿海城市，悄悄地流行起一种嗜食“婴儿汤”时髦嗜好来了。据说吃了这种东西，能强身健体，特别能增强人的性功能，使纵情声色的男人们“金枪不倒”。于是那些暴富起来的人们，那些权势熏天的大人物，如蝇逐臭，趋之若鹜。往往要定期的不惜奔走数百公里、一掷数千元求的购一盅。
由于有了巨大的“市场需求”，随之产生了巨大的“原料”贩卖、收购、冷藏、运输、加工一条龙服务的“产业”。有谁能够保证在这个巨大一条龙“服务”的产业链条上，不会有人将活着的婴儿当成“原料”而冷藏下来？
我在网上看到众多的这种“婴儿汤”的照片，那细瓷大钵盂里，盛着的酱黄色的汤汁；那酱黄色的汤汁里，漂浮着像藕节一样婴儿的小手小脚。那些案板菜台上的小尸体，那些菜盆中的死婴的器官……我悲痛、哀伤、惊恐、恶心、心悸得说不出话来，令我欲哭无泪。
稍稍留心一下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这种令人发指的人肉大餐，可谓数不胜数。真让你不忍心继续说下去呢，以免坏了读者的胃口。
其二是吃得暴虐。
人们食物精美一点、菜肴丰盛一些，本来也无可厚非，但人们往往为了一桌酒席甚或为了一道佳肴，不惜付出几天的劳动来精雕细刻。当这件精心制作的“艺术品”被摆上餐桌后，筷子一捞，顷刻之间就化为乌有。如此暴殄天物，实在是把艺术天赋用错了地方。这无异于对自己的劳动的自虐自残。
中国人在吃字上所费的心机，颇得夷人称道。因此，陈克环先生将中国厨子、日本老婆、美国房子、法国情妇并称为世界四绝。是权贵们竞相追逐的极乐享受。
以当前世风，中国人的滥吃海喝，也不全是为了自我享受，更多的是为了交际应酬。我们单位的一名原头头，群众见他整日价都昏天黑地的吃得脑满肠肥，有人曾讥其脂肪肝和酒桶肚是因为吃“阿公”的太多之故，这位仁兄听了，不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在群众大会上振振有词地开骂曰：“我是为了集体的利益在吃苦受累，你们不但不同情和理解，反而在背后咒我，这是什么道理！咹！不信，我宁愿每餐倒贴你十块钱，让你们也去尝尝味道！在今天这个社会里，不请吃请喝，你休想办成什么事？咹！”
其实这位仁兄所说，的确也是大实话，只言语粗野横蛮了点而已。当今之中国，处于这样一个关系社会里，谁不是相互依赖希求？如果离开了一个“吃”字，你别想办成什么事情。非要“酒杯一端，政策放宽”不可。全国单是公款吃喝所花的银子就是1000多亿元，一年白白吃掉教育投资的三分之一，也没有人感到有一点羞愧和可惜！
猜想我们的祖先也受够了饥饿之苦，于是这悠悠五千年中华文明，就留给了我们许多格言警语。如“民以食为天”、“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等等，都说尽了吃的重大意义。
其三是吃得贪婪。
今天，许多人腻味了家畜家禽之肉，就移情到野味上。现代社会各种技术高度发达，发达到利用各种高效先进的“缚杀工具”，使鸟、兽、鱼、虫无存身之地。许多与我们和平共处的野生动物，都难逃成为我们果腹之物的厄运。更有一些人，甘冒国法制裁于不顾，也不怕让小百姓戳脊梁骨，用那“取之尽淄珠、用之如泥沙”、“秦人视之亦不甚惜”的纳税人的血汗，来炫耀攀比，看谁更有“本事”吃到珍稀的野生动物，哪怕是烹吃大熊猫、白鳍豚、扬子鳄、华南虎等濒危动物之肉，也不会感到愧疚和可惜。
由于嗜食野味，就创造出“吃啥补啥”和“野生的更营养”的理论。几年之间，多少餐馆饭店都摆出“生猛”橱窗？多少市面竞相推出“珍禽异兽”大餐？许多商贩人见野味大发利市，就群起而效之。于是刺激着那些发财心切的各路猎手。他们手持猎枪罟网，将那天上飞的、山中跑的、水里游的尽数擒来，以供饕餮之徒美滋滋地享用。不将野生动物捕绝吃尽，绝不善罢甘休。对这种“野味文化”的空前盛行，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可怜那些与世无争的鸟兽獐雉，他们本来自由自在地生活和繁衍在山川泽滂，它们一夜醒来都成了人们的笼中之物。
大自然给我们的报应，现在已明显的感觉到了。今天，当我们走进森林，再也听不到啾啾鸟语。涉足山野，再也听不到呦呦鹿鸣。来到水边，再也看不到到锦鳞游泳。如果有一天，这些大自然的尤物从我们身边绝迹，我们只能从挂图上来告诉我们的孩子们：什么叫飞禽走兽？什么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惠施？什么叫自然万物的诗情画意？我想，那时的孩子们是多么的不幸。
也许我们的孩子比我们现在想象的更加不幸。因为恐龙灭绝，尚有化石可资佐证，而等到孩子们长大了，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已将野生动物的骨骼嚼得粉碎，他们却连化石也无处找寻。他们如果不骂我们这些不长进的前辈们，那才怪呢。
动物们的今天，就是人类自身的明天。世间万物休戚与共，生物之链一旦断裂，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就会动摇。到那时，我们赖何物以生存？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想到这层意思，看到许多人嗜食野味，我总感到不是滋味。
现代营养学家清楚地告诉我们，人们生理需要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氨基酸、矿物质等营养成份，主要从主食和副食里摄取。只要人们注意平时营养的合理搭配，就完全能够满足人们对营养之需求。
而经过人们千百年选育和饲养的畜禽，其品味和质量一般都优于野生动物。经过人们世代选育的畜禽之肉的营养价值，某些方面比之野生动物有过之而无不及。基于此，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大肆猎杀野生动物以果腹。
人们如此钟情“野味”，其实是一种愚昧和迷信的表现。愿国人收敛一下贪婪的品性，对野生动物齿下留情。也愿我们这一代人，不要愧对后人。
九、中国人的奴性人格
中国人的奴性人格的空前“茁壮”和浓郁，除了漫长的专制制度的恐怖威慑、而使中国人的血性、良知受到致命的窒息外，还有三次大的社会灾难的定向淘汰，更强化了国人的奴性人格。
第一次，是蒙古人的南侵。蒙古人“发现”，用野蛮抢掠得到的财富，比起辛勤的耕牧劳作来，既快又多。于是铁定了心，专靠抢掠周边人民的财富和人口过日子。周边人民当然要奋起反抗。于是蒙古人就杀光那些敢于反抗的国家或城池的人民，而无论老幼青壮。仅留下年轻漂亮的妇女，供蒙古大军宣泄淫欲，以此激励蒙古兽兵的勇猛作战。
蒙古人靠野蛮抢掠和残忍杀戮起家，也靠野蛮抢劫和残忍杀戮而发展壮大。蒙古人的发展壮大，是建立在东亚、中亚、西亚乃至欧洲人民的血泪和白骨基础之上的。它在南侵之前，就给东亚、中亚、西亚乃至欧洲人民、带来了至今仍然闻之色变的血腥和恐怖。使整个世界的历史文明进程，至少倒退了五百年。
正是北宋、南宋军民的殊死抵抗，使野蛮残忍的蒙古人尝够了苦头，迫使他们不得不为了适应殖民统治的需要，部分地改变了屠戮净尽的野蛮政策。尽管如此，蒙古人在对中原人民数十年的屡次袭扰、抢掠、杀戮之中，在与赵宋的历次的征战之中，仍然有八千多万中原各族人民被蒙古人杀戮。
蒙古人武力征服南宋后，除了极尽所能地毁灭繁荣发达的赵宋文明外，还施行了极为野蛮的民族奴役和民族压迫的政策。把汉人（特别是南宋遗民）作为贱民来歧视。汉人新娶媳妇，蒙古人始终拥有“初夜权”。汉人十户才能合用一把菜刀，以免持刀造反。汉人的金属冶炼和铁器作坊，被统统禁止，以免私造兵器反抗野蛮血腥统治（发展到后来，蒙古人在与元末农民军的作战中，也深受这项反动政策之害，竟然没有足够数量和相当质量的兵器供其使用）。汉人自古以来携带兵刃以防身的民族传统，也被严厉禁止。否则，处死。汉人辱骂蒙古人，要被处死。而蒙古人打死或杀害汉人，只需赔头驴的价钱……
面对种种凌辱虐待，面对种种歧视和不公，稍有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文化认同的人，无不奋起反抗。而在杀人不眨眼的野蛮的蒙古军队面前，这种可歌可泣的反抗，无不遭到野蛮血腥的杀戮。
经过近百年一轮又一轮的定向“淘汰运动”，只有那些见风使舵的人，那些认贼作父的人，那些逆来顺受的人，那些奴性十足的人，才能苟活性命于乱世……这是第一次抽掉民族脊梁、骨气、血性的定向“淘汰”运动，将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淘汰净尽以后，遂使整个民族的血性、人格、品质趋于劣质化。
第二次是满清入关。野蛮暴戾的满清铁骑入关后，除直接屠戮五千多万汉民族、而使汉民族之白骨堆积“望之如白雪”外，还推行“易服剃发、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强化殖民运动。稍有民族自尊的人，无不遭到野蛮的杀戮。而能够苟活性命于这个乱世的，无不是那些见风使舵的人，那些认贼作父的人，那些逆来顺受的人，那些奴性十足的人。
满清殖民贵族更推行有史以来最严酷的思想钳制和文化恐怖的政策，致使整个华夏文化血脉几乎断绝，思想文化受到致命的窒息。“人生忧患识字始”，“只讲风月，莫谈国是”、“著书都为稻粱谋，避席畏闻文字狱”等等，都是当时思想钳制、文化恐怖的生动写照。这一次历时267年之久的民族精神的逆向淘汰的运动，更加剧了中华民族的劣质化。
但历史也给满州人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他们最终也被奴仆化汉民族所同化，并继承了蒙元之后汉民族的一切劣根性，使之成了典型的腐败不堪、百无一用的“八旗子弟”。而他们的“龙兴之地”先是被沙俄侵占，然后又是日本人将沙俄赶走而自己占据，最后竟然被辛亥革命抄了满州人的老窝。而这些八旗子弟的贵族老爷们，除了对吃喝嫖赌、插科打诨有特长之外，再也没有任何本领振作起来了。他们的退路被北伐勇士抄断后，只好老老实实融入这个被他们不遗余力地轻贱歧视、并使之奴仆化、劣质化的民族之中。最终，他们自己也成了华夏民族的一员。
第三次是中共的武力征服全国。中共打着反独裁、要民主、要人权、要自由的旗号，获得了不少国人的同情和支持。然后他们就在所谓的“解放区”里，以野蛮的杀戮和血腥的恐怖，来裹挟亿万民众。以充当它们进行叛乱和争夺“江山”的炮灰。从而夺得了半壁“江山”。
然后再在这半壁江山的基础上，诱骗那些一心想坐享其成、不劳而获的流氓、懒汉、无赖之徒，充当中共打、砸、抢运动的“积极分子”，以便从火中取栗，为中共榨取富裕农民的财富，作为开动战争机器的资本。然后在此基础上，再用野蛮暴力将国民政府推翻。并以欺骗手段将这个政权完全控制在独裁者、党寡头的手上。
中共武力抢班夺权成功后，为了进一步攫取富裕农民的财富，以解决其大战之后满目疮痍的财政危机，就在全国推广了以搜刮财富为目的的“土改运动”。继之又利用乡村中的流氓、懒汉、无赖等所谓的“积极分子”，来裹挟着亿万百姓，参与了对富裕农民的共同抢劫和血腥杀戮。把众多贫穷者拉进与之共同犯罪的贼船上，使之欲退无路。
他们用无数百姓的尸骨为代价，把中华民国推翻后，就一个接一个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整人运动。这些整人运动虽然名目繁多、五花八门，但其根本共同目的却只有一个——即以“刑杀立威”来震慑民众，以消除国人的血性、骨气、良知。
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整人运动，其手段无非是让人相互揭发检举，让人背亲卖友，让人落井下石，让人见风使舵，让人丧尽天良……但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消灭国人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消灭人的尊严，泯灭人的良知。都是为了培养奴性，增益国人的劣根性。使所有中国人都变成中共的“驯服工具”，都变成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变成良知、自尊、骨气、血性丧失殆尽的动物，老老实实地做中共的党奴。
对于那些不愿做这种党奴的人，对于那些稍有血性、良知、知识见解的人，对于那些不愿灵魂堕落、良知泯灭的人，中共就毫不手软的以“右派”、“反革命”、“反动分子”等名目，一路杀将下去，杀了个人头滚滚、血流成河。
经过历次大规模杀戮的定向“淘汰”运动，至少又有八千万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惨遭荼毒。而这些被杀掉的人，大都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骨，是我们这个民族历史文化所积淀的珍珠和宝石。
经过中共历次的大规模整肃和杀戮之后，只留下了那些见风使舵的人，那些认贼作父的人，那些逆来顺受的人，那些奴性十足的人，才能苟活性命于这个乱世。
这一次以马列邪教为宗旨的“全盘西化”的现代“秦斯希主义”运动『1』，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烈，最全面，最彻底的天良人性的“淘汰”运动。它几乎造成了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结局。
腐朽野蛮的专制制度，再加上残忍血腥的暴力恐怖，其综合作用的结果，遂造就了中国人今天这种惨不忍睹的奴性人格。造成了中国人的冷漠和麻木。使中国跌入万劫不复的苦难深渊，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上帝的弃民”的边缘化国度（见任不寐《灾变论》的论证）。
这种奴性文化的空前发达，使中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精神的废墟，成为一个思想、良知、正气的荒漠。在这个精神废墟和文化荒漠上，如果说还有点什么文化的话，那么这个文化——就是犬儒文化。
综观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其书洋洋数万言，但归根结底，只有一句话：这就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什么“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啦，什么“做党的驯服工具”啦等等，其千言万语，只有一个目的，这就是培养国人的——奴性。
因此，我认为：
一国之人，无自由之思想，必无独立之人格；无独立之人格，必无责任之担当；无责任之担当，必无道德之勇气；无道德之勇气，必为蝇营狗苟之奴隶；而蝇营狗苟的奴隶充斥的国度，必无国格和地位。
是故，十三亿人口之泱泱大国，竟不及数千万人口之小国之有国际分量。是故，具有绵延数千年文明之民族，徒为国际社会之边缘化之国度。
独裁专制者的本能，就是愚其民、弱其智。独裁专制的皇帝老儿，处心积虑地避免他人觊觎他的皇位，故将人民奴畜视之。独夫民贼惯用的牧民伎俩，是“弱其智识，强其筋骨”；历朝历代皇帝老儿的牧民之术，则不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哲学的运用。中国人民经受两千多年专制文化的荼毒，血性人格受到致命的窒息。
在这种奴役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国人的奴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再经历了三次巨大的人性泯灭、奴性张扬的社会淘汰运动，这就更把中华民族的奴性，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国父
奴隶心性，一切看主子脸色行事，无自主意识，心甘情愿地做“党的驯服工具”。以在主子棍棒下以活命为最高原则。无正义良知，无是非善恶。一切以主子的是非为是非，以主子的好恶为好恶。甘为“革命的螺丝钉”。
奴隶心性，由于自己的一切都攥在主子的手里，没有任何自主的权利，总感到生命无常、命运难测。只能得过且过地混日子，只能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就以“我是党的一块砖，党叫往哪就往哪搬”为处世哲学。
奴隶心性，在主子面前千方百计卖乖讨好。阿谀逢迎，有奶便是娘，有钱便是爹，有权就是大爷。
奴隶心性，虽然明白自己命贱如草，却对自己的小草命运甘之如饴——一曲表现奴隶心性的《小草歌》，让奴隶之国的人们唱得如醉如痴：“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默默无闻的小草。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足迹遍及天崖海角……”
奴隶心性，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他明天洪水滔天。一切以现实利益为转移，以机会主义为人生的信条——什么“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什么“不争论，干了再说”，什么“摸着石头过江”，淹不死算走运，淹死了算倒霉……这样荒谬绝伦的治国理念，竟然使国人奉为玉律金科。
奴隶心性，四面玲珑，八面讨好，见风使舵，左右逢源，是其生存的常态。以“难得胡涂蠢有福”为心理定位，以“我把青春赌明天”为无奈的宣泄。
奴隶心性，说谎作假，一切以哄骗主子高兴为最大的原则。以致民谣讥之曰：“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
奴隶心性，无自主、自立、自强之意识，只盼望着
奴隶心性，明哲保身，自私自利。“各人自扫门前雪，勿管他人瓦上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要灾难不殃及自身，反而乐得去看热闹。就像丛林中的麋鹿獐麂，猛兽追来，大家争先恐后地逃命。一旦猛兽扑住了自己的同类，他们知道危险已经过去，反而乐得回头欣赏猛兽将自己的同类撕成碎块，并让猛兽大快朵颐。
奴隶心性，急功近利，鼠目寸光，吃祖宗饭造子孙孽。只要获得眼前的利益，置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于不顾。昔日北中国“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万里大草原，几乎变成了万里大荒漠。昔日虎啸鹿鸣的南中国，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的破坏，呈现出一片凄惨荒凉的景象。昔日“游鱼细石，清澈见底”的水系溪流，已经大面积干涸或污染，以致人畜都无法饮用。昔日丰产的近海渔场，到今日，竟一年数十次红潮泛滥，渔产量仅及“解放前”的十几至二十分之一……这些遗害子孙万代的惊天巨祸，都不能让奴隶们动心，唯有眼前的“经济增长”，才能使他们精神振奋。
奴隶心性，二重人格，精神分裂。在上级主子面前低首下心、卑躬屈膝。而在下级或更小的奴隶面前，则又是一副主子面孔。是故民间讥讽这些奴性官僚曰“中国的官场，应该定做两套衣服，一套前短后长，用于卑躬屈膝、点头哈腰拜见上级。一套前长后短，用于倨傲无礼、昂首挺胸睥睨下级……
奴隶之人，虽然无人格无自尊，但却殚精竭虑地争做主子的奴才。已经做稳了奴才的奴隶和正在争取做奴才的奴隶们，做起坏事恶事来，往往比主子更加凶狠和卖力，才能获得主子的赏识和重用。久而久之，坐稳了奴隶位置和正在争取坐上奴隶位置的人们，心胸就会变得越来越狭隘逼仄，连主子都自叹不如。
奴隶之人，一方面极端的自卑，没有自信，因而患上了意识形态上的过敏症。因此需要控制全国媒体，动用全国人民钜亿血汗，用于强化思想警察、言论特务的功能，让各种媒体成为歌功颂德的工具，让媒体上充斥着令人作呕的八股垃圾；要封锁网络，让网民不能接触外面的信息，只能看到指鹿为马的东西；要监视网民，让网民噤若寒蝉、心有余悸，以免批评指谬的声音让他们心惊胆战；还要夜以继日的干扰海外无线电波的发射和接收，让全国人民成为聋子和瞎子。另一方面却极端的骄傲和自负，极力欺骗宣传自己的一切都是最优越最先进的。指使御用文人整天埋头故纸堆里，查找那些值得自己炫耀的东西，以便牵强附会地从中获得那十分稀缺“民族自尊性”。连头上捉个虱子，也要比别人的个大才感到心满意足。以此来拒斥一切自由、民主、人权的普适价值。说到底，还是一种自卑和缺乏自信的体现。
奴隶之人，只有两种心理状态——不是做奴隶，就是做主子。不是被虐待，就是虐待别人。做奴隶时卑躬屈膝，奴颜媚骨，自甘低首下心、吮癕舔痔。而一旦做了奴隶链条上一层主子，则要加倍地对下级奴隶吹胡子瞪眼和满脸横肉。以虐待更小的奴隶所产生的快感，来补偿自己做奴隶时所受到的屈辱。以维持其心理的平衡。
奴隶之人，一方面绝对地服从于暴力，一方面又迷恋着用暴力去征服别人。他们要么就做逆来顺受的顺民，跪倒在暴政的脚下，任由暴力恐怖的主子的奴役宰割；要么就做铤而走险的暴民，奉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强盗逻辑，做改朝换代的野心家的帮凶和打手，以便从“龙头老大”手上获得一杯残羹。常常听说“老子打江山时流血牺牲，现在搞点特权和搞几个女人算啥？”这就是奴隶心态的典型写照。
做久了奴隶的人，脊梁骨已经弯曲。如果你想让他站起来，堂堂正正的做人。他反而感到十分的不舒服——这怎么行呢？（鲁迅语大意）
中国几千年下来，一直是一个奴隶的社会。什么封建社会？其实是子虚乌有的伪命题。因为秦始皇早就“废封建、置郡县”了。因而，这个奴隶社会就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不信且看。
君不见毛泽东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为了整掉试图觊觎他权力的人们，在井冈山时期就大杀“AB团”。他逃亡到了延安后，又在延安如法炮制。策划了一个更为恐怖的整肃运动——延安整风。他“天才的、创造性的”搞了几年“延安整风”运动，把“革命圣地”弄成了人人自危、“道路以目”的人间地狱。他重用整人专家康生之流，到处深挖狠斗，要人们上纲上线“自我暴露”。如不深刻自我反省和自我暴露，就一直关押下去。他到处抓特务，把各“解放区”都变成了特务多如牛毛的地区。他到处刑讯逼供，把一个小小的延安变成了恐怖的地狱……待对手搞得差不多了，且一个个都对毛诚惶诚恐、噤若寒蝉时，毛又根据形势的需要，赶紧刹车。向那些被关押、殴打、虐待甚至家破人亡的小喽啰们，说了一声“对不起”。仅这一句口头道歉，就使那些小喽啰们就感到皇恩浩荡、诚惶诚恐，遂“一笑泯恩仇”，还高呼“吾皇英明兮，万寿无疆”。（参考文献：李央南《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君不见毛泽东为了推销他祸国殃民的阶级斗争邪说，也为了他自己在“白进红出”的争权夺利中游刃有余，就将全国人民的手脚捆了个严严实实，使全国人民时时刻刻处于惊恐心悸之中，让全国人民连年满脸菜色地搞穷过渡。毛去见了马克思之后，邓小平实际上掌握了中共的命门死穴——枪杆子。他当然知道，如果继续这样走下去，必然会导致中共失去全部特权。于是就顺水推舟地改正了部分错误，革除了部分了恶政，并部分地放开了捆绑人民手脚的绳索，简称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使得国人不再像毛时代那样时时刻刻处于惊恐之中，不再像毛时代那样天天光着屁股大搞打砸抢。这时，这群被捆苦斗怕了的奴隶们，赶紧对邓小平下跪谢恩：“吾皇伟大兮小平你好”。
君不见中共建政之初，毛就急不可待地去朝拜老子皇帝斯大林，并带领访问团去向“老大哥”取经。毛老谋深算地将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要到这趟专列上，来担任他的俄语翻译兼临时俄语教师。一贯好色不倦、嗜色如命的毛泽东，面对这个漂亮可人如花似玉的孙维世，如何不垂涎三尺？于是就在这趟慢慢西行的专列上，诱骗并强奸了孙维世。事后可怜巴巴的孙维世，去向周恩来哭诉。周的脸色开始也很阴沉难看，但沉默良久，周终于开口说了话：好闺女，你就消消气嘛！全国可以有一万个孙维世，但全国只有一个毛主席……事后江青知道了毛的这段“婚外情”，文革之初，红得发紫的江青，首先就拿孙维世开刀。还逼着周恩来自己签字同意，要把孙维世弄死才解恨。弄死了孙维世之后，江青的心里才感到踏实。面对这种无耻的暴行，平民百姓，也会挺身而出，也会拔刀相斗，以宣泄自己的屈辱，以震慑这种罪恶。但周恩来不愧是周恩来，他竟能从中发现“全国可以有一万个孙维世，但全国只有一个毛主席”的重大规律！这不得不佩服周的“高超手腕”，不得不佩服他的奴性，他的的隐忍和屈从，他的“宰相肚里能撑船”。（参考文献：叶永烈《江青传》；京夫子《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
君不见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定居海外后，才敢写下一本叫《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书稿。书中披露了毛泽东许多荒淫无耻的史实，将毛好色不倦荒淫无耻的本来面目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于毛的“光辉伟大”形象大为不利。引得曾任毛的大内总管汪东兴的大为不满。一方面，他除了破口大骂李志绥“事主不忠”之外，还纠集曾在毛身边服务过的其它“太监”宫女，如林克、徐涛、
君不见
君不见八九年六四运动之时，众多老教授出来游行，干脆打出一面言简意赅、悲怆万分的标语——“跪久了，站起来遛遛”，来宣泄自己长期做奴隶的压抑屈辱。
君不见斗米小民受地方豪强官僚的欺负，其含冤受屈，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好踏上漫漫无涯的上访之路。这本来是“下情上达”的唯一的管道。但地方的奴才却害怕给自己的政绩抹黑，害怕因此而受到中南海的主子的责备，试图将这些“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便十分卖力地“围追堵截”。老实说，这些地方上的诸侯们，本来只是想将这些“刁民”拦截下来也就算了，也没有打算酿成流血事件。可是当他们对更小的奴才使使眼色，各地的公安武警狗腿子们，往往没有领会主子的“良苦用心”。为了获得主子的赏识，便对这些“刁民”大打出手，以致酿成流血事件，反而受到中南海主子更严厉的责备，让他们哭笑不得。
君不见主子制订出“三提五统”的收费标准，以便规范农村的税费政策。可是地方的奴才们却不管这些，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就拿着鸡毛当令箭，正好借机大抽农民的血。而奴才的奴才们，则组织收款队伍，浩浩荡荡地杀向农村。对农民破屋掀瓦，砸仓挑谷，抓人牵牛，私设黑狱，逼死人命……以致老实巴交的农民们，见他们进村，鸣锣预警，大喊“鬼子进村来了”。在我的家乡，一村妇就因为敲了一次铜锣，就被判了十四年徒刑。以致法官都不敢签字，但在政法委的“英明领导”下，照判不误。
君不见陕西青年李绿松，因举报集资办学上的贪污腐败，得罪了地方上的奴才，因而受到了关押刑讯。而公安局里的那帮小奴才，正好想在他的主子面前好好的表现表现，以便邀宠尽忠，于是公安局副局长亲自动手，活生生地将李绿松割了下了舌头……
君不见在外地打工的大学生孙志刚，因忘了携带身份证件而出门，被当成盲流而关押罚款。派出所的警察和拘押所的管教人员，只是使使眼色，同为受害人的孙志刚的“狱友”们，竟然拼命殴打孙志刚，以获得警察和管教人员的好感和赏识，以争取得提前释放出去。于是下手却比公安和管教人员还要凶狠。以致把孙志刚活生生的打死，还不知道歇手……
中南海的官僚寡头，是权力的奴才。而各地的官僚，则是中南海官僚寡头的奴才。在各地的奴才下面，又有更小的奴才。斗米小民，则是更小的奴才的奴才。生活在这样一个奴才体系空前发达的国度里，想不做奴才，而想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何其难也！！！
关于怎样才能消除中国人的奴性？怎样才能增强中国人的骨气和血性？对这个问题，老实说，我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如果实在要我勉为其难的话，我就借用
注『1』：秦斯希主义，是指秦始皇创立的集权专制主义，加上斯大林的血腥恐怖的独裁主义，再加上希特勒的国家法西斯主义的复合物。这种复合的秦斯希主义，现今世界历史上出现过的任何黑暗专制，都与之无法相比。
十、中国人的机会主义人格（一）
本文开始构思于1995年，前八章也于1997～2002年之间断断续续地写完了。最近几年以来，我一直想把讨论机会主义人格的这一章写完，以作为本文的总括性命题。但总是不能如愿，有负诸多读者的殷殷期待（见附件《<自由中国BBS>网友对<也论中国人的病态人格>前八章的批评择要》）。而在历史上，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机会主义人格，可谓是在在皆有，却又千头万绪，使人难以把握。就像漂浮着的空气，虽然充盈乎天地之间，却让你抓不住摸不着，而又时时相伴在你的周围。
几年来，我被这个问题熬得衣带渐宽，我被它熬得不知肉味。几年来，我写了撕，撕了又写，却一次也没有成功。为此，我痛定思痛，反思自己的表达方法——我是将学术论文用抒情散文的方式来写，用文学语言来描述人文和哲学的命题，就像司马迁用抒情散文的方式来描述枯燥的史实一样。用原有的表达方式，能否表述出这个相对庞大繁难而又见微知着的命题？于是我退而求其次，即打破这种一以贯之的抒情格调，采用一种较为“学究气”的学术论文的范式来写。
为了照顾一以贯之的脉气，在语言上，我尽量使这种抒情格调贯穿始终，不致产生明显的缝隙。我的这种努力能否获得成功，这要由读者们来评判。如果我的这种努力使这一章比较难读，特恳请诸位读者多多见谅。
下面我将参照学术论文的一般范式，先说明机会主义概念的基本定义，再分析它的哲学渊源，再描述它的种种表现形式和危害程度，再讨论它的普遍性存在，最后才提出自己疗救的主张。
本文前九章所列的九种病态人格，归根结底，都与机会主义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麻木冷漠、二重人格、草民意识、奴性人格、意识形态上的掩耳盗铃（文字游戏）等，可以说是机会主义人格的直接衍生物。而马屁人格，饕餮人格，官本位制观念、王权意识（特权思想）等，则与机会主义有共生共“荣”的关系。
进一步追本溯源，中国人机会主义观念的异常浓郁，则是中国血腥恐怖的专制制度异常坚固和酷烈的直接后果。是频繁的自然灾变和社会灾变的副产品。中国频繁的自然和社会的灾变，造成了中国人的自私、猥琐，造成了世态人心的卑劣、畏葸，造成了中国人的不仁不义和麻木冷漠等。而这一切，都被
如果读者对此问题有深入研讨的兴趣，建议再参阅
所谓机会主义人格者，是指罔顾道义、良知，也没有是非、善恶，一切以钻营竞奔为能事，一切以投机取巧为手段，一切以获得自身投机利益为终极目标之心理状态也。
机会主义观念看似简单，其实它有较为深厚的“学理”上的根基。如果不弄清它的哲学基础，不斩断它的精神脐带，就贸然对其进行批驳，很可能被它反咬一口，反而让你自己处于尴尬之中。
大家看过《动物世界》就会知道，在那非洲丛林之上，成群结队的角马、羚羊、麋鹿等动物，在遭受狮虎豹等猛兽追逐时，为了不让自身成为猛兽口中的“盘中餐”，个个都本能的知道狂奔逃命……但当狮虎等猛兽扑住了一头自己的同类时，这些羚羊、角马、麋鹿们，立即就停下不跑了。这是因为，这时已经有一只自己的同类已经落入了狮虎们的口中，它们也就本能的知道自身的危险暂时的消除了。因此，它们就安之若素地就近停下觅食了，并在一边无动于衷地欣赏着，心安理得地看着狮虎等猛兽的尖牙利齿撕碎自己同类的躯体，一边低头自顾自啃食青草。这时，这些角马、羚羊、麋鹿们的潇洒悠闲，会让人感到万分惊讶！就像刚才那危机四伏的狂奔逃命没有发生过一样。
动物毕竟是动物，在动物的世界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一切都服从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一切都服从于达尔文主义。
但人类社会则完全不同了。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同情之心，有恻隐之心，有怜悯之心，有羞恶之心，有正义之感，有道德之观念，有美好之追求，有宗教之信仰……当人面对以强凌弱时，就天然的产生同情恻隐之心；当人面对强暴和不公时，就天然的产生不平之气；当人面对不义和无道时，就天然产生道德的义愤；当人们面对自己的错误时，就产生自责和羞愧……没有这些基本的情感，那就算不得人类。而没有这种情感和观念的社会，也就算不得人类的社会。而只能算作两脚动物的“丛林世界”。
因此，人类社会与丛林世界的价值观，是截然不同的。当然，有人硬要将丛林世界的价值观放在人类社会来运用，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只是我要指出的是，这种观点叫“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人类文明的非常有害的毒素。
对此，世界文明早已将它驳斥得一无是处了。这确实是一种反人类的过气的“学问”。记得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日本的军国主义，都是以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精神脐带和哲学根基的。而这些冷酷凶残的主义，它们给人类带来的空前苦痛，带来的血泪和灾难，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至今仍然令人闻之色变，仿如昨日。而目前“硕果仅存”的，也只有这个马克思主义，还以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哲学根基。这早就可以放进“思想博物馆”里而让后人去吸取这血与泪的教训了。
你看，“见风使舵”、“看菜吃饭、见山唱歌”、“识时务者为俊杰”、“猫论”等机会主义的论调，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是多么的具有直接的精神亲和力！所以，机会主义人格的哲学根基，也部分的来源于社会达尔文主义。
人类精神的伟大，灵魂的高贵，大多来源于一种神性，来源于对人类生命的敬畏和珍视，来源于人道、人性、人权价值观的认同，来源于上帝信仰的虔诚，来源于基督理念的体认……而在唯物主义者的眼里，人的生命，不过是一堆器官功能的集合。就像外科医生面对手术台上的病人一样。
而机会主义者的世界观，一切以现实利益为转移，一切以自身的物质享受为目的。他们对整个世界都持一种“为我所用”的自私加自负的观点。什么天地良心，什么天良道义，什么人格伟大，什么灵魂高贵，什么信仰的虔诚，什么未来的责任等等，都见鬼去嘛！你看，这些机会主义的基本理念，与“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多么的容易亲近！
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人类理性尚未达到的领域，就产生一种狂妄和自负；对人类信仰领域的道德伦理系统，持一种否定性的态度；对人性天良等先决性的存在，只认为是物质世界的反映；对使人类社会和谐的基督文明的虔诚信仰，持排斥和迫害的态度；对信仰领域无法证实和证伪的东西，则加以轻率武断的否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根本否认“天地良心”的存在，因而做起丧尽天良的事情来，完全无所顾忌。对于信仰问题，他们有时也会采取一种实用的态度——于我有用时，可以拿来用一用；于我无用时，则一脚把他踢进臭水沟。你看，机会主义人格的世界观，与“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理念，简直难分伯仲。
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人性战胜兽性的轨迹。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尺，也是以人性、人道、人权价值的认同为根本标志的。中国历史上频繁发生的自然和社会的灾变，往往是野蛮暴虐战胜文明繁荣，往往是“成王败寇”。如暴秦亡六国，如蒙古灭宋；如满清灭明；如流氓无赖水平到家的刘邦，战胜流氓无赖水平不到家的项羽；如彻底专制的中共，战胜了正在走向宪政民主的国民政府，把国民政府赶到了台湾岛上等。这些历史河流的汪洋恣肆的倒流，遂使中国人看不到人类文明的光明前途，看不到走出黑暗的出路所在。从中国历史上能看到的，只是“治乱循环、分合往复”的悲惨结局。从中国历史上，也看不到人类文明成果的积累叠加，看到的只是一次次“打烂一切坛坛罐罐，然后一切又重新开始”的基本循环。从中国历史上，看不到人性、人道、人权价值观上的文明进步，看到的只是“历史是由胜利者来写的”这种征服奴役者的自负（毛泽东语）。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的这种严重的“不确定性”，使大部分中国人持一种相对主义的历史观。
再加上受数千年愚民文化和恐怖政治的愚弄，中国人的“政治”概念，早已不是孔子所说的“政者，正也”的基本定义了。中国几千年历史所反照出来的，是权诈无常，是翻云覆雨。中国残酷的现实所映像出来的，是“成王败寇”的流氓哲学，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山大王逻辑。处于这样一种冷酷血腥的制度环境之中，习非成是，遂至以是为非。因此，中国人会本能的将政治这一概念，引申成为权诈无常、阴谋罪恶的同义词。
特别是在中共数十年反复无常的恐怖统治下，这种“政治”运作上的翻云覆雨，追求目标上的不断贬值，统治理念上朝秦暮楚，整人运动上的人鬼颠倒，党性文化上的奴性培植，意识形态上的指鹿为马，宣传系统上的文过饰非，官方媒体的虚伪无耻，思想警察言论特务制度使思想文化趋于窒息等，更是将这种“不确定性”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种在在皆有的“不确定性”的历史轨迹，更强化了国人的相对主义的世界观。
由于相对主义自身在“学理逻辑”上的自相矛盾，这就使其自身也陷入了被怀疑和不确定之中。这样一来，又有什么理由使人相信相对主义本身的正确性呢？关于相对主义的批判，
机会主义者坚信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价值和信念，都是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机会主义在人类基本价值理念上的这种“不确定性”观点，常常使之怀疑一切普适价值的客观存在，怀疑一切公正道义的真实，怀疑一切正直善良的真诚，怀疑一切精神执着和灵魂高贵。一切都是以投机利益为转移的。他们为了给自己的不仁不义寻找“合理性”的“依据”，常常秉持相对主义的世界观，作为它在世界观和学理逻辑上的立足点。因此，机会主义人格也与相对主义是孪生兄弟。
机会主义者为了给自己的不仁不义减轻道德上的压力，给自身的卑鄙无耻消除良心上的负罪感，还常常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来为自己狡辩和抵赖。辩来辩去，他总是有理。也因为其“持之有据”，因而常常气壮如牛。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辨正法”，本质上是一种庸俗的狡辩之术。根本不具有基本概念和学理逻辑上严密性。是后世御用“学者”七拼八凑的大杂烩，是机会主义的断章取义地使用马克思邪说的典范。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又是机会主义者进行狡辩时的“智能”源泉。
以上所列，是机会主义观念主要的“学理”基础。
十一、中国人的机会主义人格（二）
不要以为机会主义人格是一个学术理论问题，与世道人心关系不大。非也！机会主义观念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国家文明、人类进步的大问题。否则我就不会如的此数年如一日殚精竭虑地苦苦思索了。
机会主义者最为显著的特点，乃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民主、平等、人权、公正、道义等普适价值，常常是它欺世盗名的幡子；自由、尊严、人格乃至生命，都可以成为它篡国夺权的工具；国家的文明、民族的进步等迷惑世人的口号，仅仅是它争权固位的手段。
是故在它篡国夺权之时，它就高喊自由、民主、人权，以获得国人的同情和支持；而当它一旦夺取了国柄民命后，就把这些东西，都轻率地冠以资产阶级的帽子，一脚将其踹进臭水沟。
是故长春围城，为了逼使手无寸铁的数十万平民，与国军将士争夺和消耗城内有限的粮食，竟然惨绝人寰的封锁平民，不让百姓逃往它处以避难和逃生。起初，共军官兵对此百思不得其解：“我们不是来解放穷人的吗？这些被饿死的人，难道都是一些富人？！”有的下级军官干脆以自杀来舒心中的悲愤、绝望和不平。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人一看“军心不稳”了，赶紧向毛、刘、周、朱汇报，回电竟是：要做好官兵的思想工作，要服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大局。于是各级党组织全力以赴，把全军官兵驯化成麻木冷漠、没有人性的兽类，才算达到了目的……最后竟使数十万平民都成为饿殍野鬼。仅在两军之间的隔离带上，就有近十万具饿毙的尸骨……这是一副怎样的人类的惨景！这是一种怎样的兽性的残忍？这是一种怎样的暴虐和血腥？事后它不但毫不怜惜和反省，反而炫耀其“兵不血刃而占长春”的赫赫战绩。（参考文献：王丹《共产党是这样长大的》；辛颢年《谁是新中国》之下卷第五章；中共中央党史文献出版社《大决战》的有关章节；张正隆《雪白血红》）
是故徐埠会战（毛共称为“淮海战役”）攻坚时，为消耗敌人的子弹，为动摇敌方将士的斗志，竟然驱使手无寸铁的老幼妇孺，去充当攻城共军的先锋。却让全副武装的共军躲在这些老百姓的后面，以便待机而动。这支刚从抗日前线撤换到这里的国民政府军队，这些以保家卫国救人民为精神支柱的军人，这些刚从激烈的抗日烽火中幸存下来的民族英雄们，怎能忍心屠杀这些他们曾经拼死战斗而保存下来的民族的血脉？他们有的公然抗命，拒不执行长官们屠杀的命令；有的尽管执行，却消极怠工，将子弹射向天空；有的虽然被迫执行，却闭着眼睛和满面泪水。待到国军将士心慌意乱或稍有松懈时，躲在后面的共军则一拥而上，一举拿下了阵地。这种无耻的战法的屡屡得手，被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粟裕视为“宝贵经验”，受到了毛、刘、周、朱的通报表彰，令其在全军推广。今天萨达姆先生也从中国人这里学到了这一手绝活，他也如法炮制，曾使美英联军头痛不已，吃了大亏！最后这些平民百姓冒死不听萨达姆的使唤，竟争先恐后奔向联军阵地，以求得联军的保护。这时，躲在他们背后的全副武装的“共和国卫队”的军人们，竟射击了无耻的子弹，将这些不再听话的平民，射倒在阵地上。反而是联军奋勇出击，将这股邪恶的武装予以消灭，才解救出不少平民，才化解了这种尴尬，才取得了巴士拉战役的胜利。这中国文化的“伟大光辉”，像“光芒万丈”的火炬，将照亮全球。二十一世纪，很可能“是中国人的世纪”。（参考文献：马森《我的三次“解放”》；潘泽庆《抗日战场上五支国军的英雄部队》）
是故六四民运时，为了维护特权专制的稳定，面对关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手无寸铁的学生，面对对国家未来有所担当的各界市民，它竟然不惜背上千古骂名，也不在乎全世界人民的愤怒和不齿，悍然使用机枪、坦克、达姆弹来对付。竟然要不惜“杀掉二十万，换来二十年的稳定”。
是故在它夺得国柄民命之后，由于自身的卖国无耻和来路不正，常常产生一种过敏性的心虚。于是就要想方设法的与人的良心为敌——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整人运动，让人们六亲不认，相互揭发和相互检举；让人们只认党性而不顾亲情友谊，相互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教唆人们“亲不亲、线上分”，让人们骨肉相残、手足相仇、夫妻反目；与人们的记忆为敌——“解放”之后，迫不及待地大肆掩盖、阉割、篡改历史，把写实派历史学家全部打压下去，只让少数恭顺听话的御用“历史学者”奉命编造那种“以论代史”的武断的历史教条。如郭沫若、翦伯赞、白寿彝之流。把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全面按它的需要来改写。继之强迫全国教学机构以此为模板进行专题扩充，以应大中小学历史教学之需……将一部中国和世界历史，篡改得面目全非。仅仅成为篡国夺权者的脸上贴金的金粉。
是故毛泽东对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一直耿耿于怀，一直怒不可遏。直到彭德怀快要被其整死之时，毛仍然不愿放他一马。说彭“帮助蒋介石打日本……”还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引自李锐着《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三版，第186页。）
是故为了达到煽动善良和谐的国人的“阶级仇恨”的目的，为了煽动国人相互残杀争斗，以便其达到篡国夺权中火中取栗的目的。编造谎言，愚弄人民。刘文彩、白毛女、雷锋、周扒皮等“典型形象”，其张冠李戴，其移花接木，其无中生有的高超技术，完全有资格进入吉尼斯世界记录，只可惜没有人去申请。（参考文献：笑蜀《刘文彩真相》）
是故毛泽东起初发动国人向党和政府提意见，然后又出尔反尔地疯狂发动“反右派”运动，将那些奉命开了口的人打入十八层地狱。使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因而受到国人的指责。说他是圈套，是阴谋，是秦始皇……而毛却厚颜无耻地宣称说，“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并在一九五八年五月的中共“八大”上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说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还得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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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中国人的机会主义人格（三）
机会主义政府的治国理念，也是急功近利、短期行为。他们安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弥缝补漏，安于挖肉补疮的手忙脚乱，却不思从根本上消除产生这些缝隙的根源。不愿稍稍动一动他们自身的特权利益，去进行根本性的政治体制的改革。非要走到山穷水尽那一天，而不能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许看到了棺材，还不知道流泪。往往是今朝有酒今日醉，哪管他明日白浪滔天。只要护住自己的特权利益，哪管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只满足于文过饰非的“到处莺歌燕舞”，置“吃祖宗饭，造子孙孽”而不顾。尽管他们手忙脚乱和疲于奔命，却不能使国家从黑暗腐败的泥潭中跳出。他们天天忙于弥缝补漏，哪有精力去考虑或设计根本性的政治改革？这就像挖井，与其挖一百口浅井，不如挖一口深井而能解决口渴的问题。
机会主义的官场文化，不是钻营竞奔、见风使舵，就是献媚讨好、寡廉鲜耻，不是灵魂卑劣、人格猥琐，就是察言观色、吮癕舔痔，不是笑里藏刀、尔虞我诈，就是你死我活、白进红出的血腥恐怖。
机会主义的官僚，一贯善于投机取巧，其兴奋点也在于能够早出“政绩”的短期行为。对于那些需要远景规划和长期努力才能取得成果的事业，他们往往嗤之以鼻和不屑一顾。对于那些从事这类工作和努力的人们，在这些机会主义的官僚的眼里，简直是傻瓜和疯子。
机会主义的官僚，只顾自己的舒适安逸，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因此，他们连给老百姓救命的扶贫、救灾、移民安置等款项，也敢大肆侵吞挥霍。设置重重叠叠的水陆关卡，施行雁过拔毛的公开的剪径抢掠。超额征收各种税费，不但不以为耻，反而成为他们持以炫耀的“政绩”。
在这个机会主义的国度里，“肉食者大人”们，他们深知官场黑暗、权诈残酷，深知天畏难测、命运无常。于是便充分利用还没有“过期作废”的特权，一方面猛赚人民的脂膏，狠刮神州的地皮，赚得脑满肠肥，再将手头的现金兑换成美钞欧元……使中华大地贿赂公行，腐败异常；一方面则赶紧先将自己的直系亲属和七姑八姨送到西方定居，但嘴上绝不放过任何谴责“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机会。然后手中紧紧攥着出国护照，随时准备开溜。就像明天就是神州陆沉的日子，赶快逃离这艘行将沉没的巨轮。
机会主义的官场文化，各种公开考试、公开招聘、公开选拔，变成了公开作弊和公开作秀；各种“触及灵魂”的洗脑运动，如“整党”、“三讲”、“三个代表”、“先进性教育”等，都变成了“轰轰烈烈锣鼓响、认认真真走过场”的演戏；官帽批发零售一条龙服务，使跑官买官流水化作业；连一贯自认为相对“清流”的教育文化系统，各种文凭、职资、资格证书，只要有钱或有权，都可以手到擒来；批发还是零售，听“客”自由选取；造成今日中国“博士满街走，教授多如狗”的现象，让人大跌眼镜。
机会主义的官场，盛行着一种逆向淘汰的潜规则。谁最善于溜须拍马，谁最为厚颜无耻，谁最善于讨好上司，谁就能够胜出。而那些具有人类基本良心，具有基本羞耻心，具有一定的正义感，具有基本同情心，具有一定的责任感的人，绝无出人头地的机会。遂使泱泱华夏遍地都是“无耻摄高位，英俊沉下僚”的现象。被时下的人们总结成：“做人的缺点，恰恰是做官的优点；做官的优点，恰恰是做人的缺点”，可谓一语中的。经过五十多年的这种逆向淘洗，官场的无耻无德无良，已经令全世界为之瞠目结舌。当克拉玛依大火威胁着数百名孩子的生命的关键时刻，这些权高位重的众多官僚们，竟然是异口同声地下达“重要指示”说：“同学们，听话，不要动，让领导先走”。二十六位官僚和他们的众多宝眷，一个个毫发无损、人模狗样，而461名孩子
机会主义的官场文化，既得利益集团除了自己吸干百姓血汗享尽荣华富贵外，还荫及直系子孙和旁系亲戚。真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们彼此曲线安插自己子女亲戚，互相间投李报桃。相互提携借光，彼此心照不宣。致使今日中国官场裙带风滚滚如浪，关系网密如蛛丝；太子党遍及大江南北，高衙内逞凶长城内外。
机会主义国度的记者，走南闯北，到处招摇撞骗，赚得大把的钞票，让秉持职业良心的人们哭笑不得。被人们戏称为“妓者”。这些无良的“妓者”，他们厚颜无耻大搞有偿新闻，往往使贪污腐败分子成为他们“新闻”宠儿。他们编造的文字垃圾，只有抹屁股的功能。这却对这种媒体本身毫发无损，因为自有“党和政府”强迫推销，也因为他们早已赚得钵满盆满。
机会主义国度的媒体，虚假广告多如牛毛；八股文章泛滥充斥；文字垃圾整版满篇；强制摊派被认为理所当然；送回纸厂化成再生纸浆，从来也没有人感到可惜。读这样的媒体，只能让人恶心作呕，因而被国人们戏称为“霉体”。人们将这种“戏称”扩大后，中宣部变成了“指鹿为马部”，新华社变成了“颠倒黑白社”，人民日报变成了“愚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则变成了性病广告春药推销的“遭殃淫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变成了“造谣电视台”，中南海因其成为罪恶阴谋的渊薮，则被人们戏称为“遭难海”……
机会主义的教育系统，大学则急功近利、浮躁浅薄。上大学的根本目的，乃是为了谋个好的差事，找个好的工作。大学蜕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职业培训所，使绝大多数大学生则变成了汲汲于名利的奴隶。与培养“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根本宗旨背道而驰。遂使中国“一流”的大学，堕落成了西方国家一般大学的学前班。其它大学教学质量，则更不待言。中小学的基础教育，则更令人不忍卒看：公布了十多年的《义务教育法》，一直都是废纸一张，且教育经费越来越贫血；教育的根本目的，乃是为了禁锢思想和窒息创造性、发散性思维，以便灌输马列毛的歪理邪说；各级学校不是为了人类文化的传承，不是为了学生智识能力的培养，乃是为了灌输共产教条，培养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这样荒谬的教育理念，这样虚伪的教育方法，与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简直是南辕北辙。又焉能培养出与世界看齐的人才？
机会主义的体育系统，一切都为了夺得奖牌，以便给自己的脸上贴金而不惜一切手段。是故以职业运动员冒充业余运动员参加奥运比赛，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只要夺得奖牌，就以“爱国”的名义，鼓励运动员带伤忍痛，甚至带来终身残疾的危险也在所不惜（如叶乔波拿奖牌事件，
机会主义的工商业系统，只要能够“多快好省”地“来钱”，什么坑蒙拐骗、投机取巧，什么造假贩劣、以次充好，什么软硬兼施、拆白放红，什么买空卖空、空手套狼，只要对自己有利，就一齐“大干快上”。是故血泪工厂比比皆是，民工待遇惨不忍睹；垮塌、冒水、火灾、瓦斯爆炸等，常使数十上百人命归黄泉；因工致死致残致伤事故多如牛毛，国人对此已经神经麻木。仅煤矿一年，就夺取七千多名矿工的生命。
机会主义的商业理念，往往视诚实信用为幼稚和无用，视相互拖欠赖账、相互坑蒙拐骗为理所当然。遂使债务日积月累像滚雪球，最终导致整个工商企业体系被“三角债务”拖跨，需要中南海高官出面清理，才使整个工企业体系得以勉强运作。在这个诚信缺失的工商业体系内，使人们谁也不敢相信谁。在一个现代金融制度高度发达的社会，却出现现金交易大行其便的怪事。笔者曾经奉命出去追讨积年久欠，待笔者调查了解了该企业的经营状况后，得知实际是其有钱不还。好不容易找到债主，遂义正词严地谴责他赖债不还的态度。这位老兄却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像你这样的态度，还想要钱回去！？”弄得笔者当时哭又不得、笑也不是，只能感叹此人的厚颜无耻。持这种心态的“商海新秀”，往往“受益巨大、获利甚丰”，遂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价值取向。
机会主义的商业文化，哪管什么公共形象、哪管什么社会信誉？哪管什么道义良心？哪管什么害人夺命？一切都以投机利益为核心，只要弄来大把的钞票，就是英雄好汉。致使今日市场假冒伪劣泛滥成灾，有毒变质商品充斥，欺诈拐骗满街都是，蒙汗迷药害人时有所闻，欺生杀熟、强买强卖到处都有。稍不小心，就可能跌入陷阱。微不留意，就可能被圈套套住。整个社会，就差没像李逵那样，手持板斧，当街怒吼——把银子拿出来！
机会主义主导的文化学术活动，也呈现出一片浮躁衰败的景象。一切都以急功近利的“学以致用”为最终目标，而不是出于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一切都围绕那虚假的“成名成家”而奋斗，而不是为了探寻客观世界的内在逻辑。一切都以虚伪的“学术成果”为转移，而不是为了精神的需要和灵魂的慰籍。
机会主义的“学者”，对于许多还没有认识到“用处”的东西，往往不屑一顾。对于需要狠下苦功才能掌握的东西，往往会避重就轻、拈轻怕重。对于那些对人类文明和历史进步有贡献，而对自身的职称、出名、加薪、晋级没有“效益”的东西，哪有耐心从事？于是就对那些世界文化成果，进行生吞活剥，常常卖弄一些半洋半土的玩意，堆砌一些新潮时髦的概念或名词，再加上一些连他自己都一知半解的洋文概念，直唬得那些不懂洋文的人们吐长了舌头。但当你通读了他的整篇“学术成果”时，除了大而无当，除了空洞乏味，除了拾人牙慧，却发现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中国人往往感慨于日本学者对中国人文、社会、历史、地理研究的细致入微，感叹其学术风气的沉稳扎实，却不明白自身心浮气躁的机会主义学术氛围，是中国学术文化领域呈现出一派颓废衰败景象的原因所在。这应了中国一句俗话——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中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机会主义的司法系统，很难认同“手段、程序、过程的不义，也就是司法结果的不义”的司法理念，只认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工具理性。因此数十年来，为了达到破案的目的，为了提高“治安”的政绩，刑讯逼供、致人非命屡禁不止，屈打成招、冤害无辜屡见不鲜。国人对此已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如果不是这样，反而被视为反常和稀有。
机会主义的警察系统，哪管什么社会正义和服务大众，只要能给他们升官和银子，它就在各级官僚的脚下摇尾乞怜、丑态毕露。什么丧尽天良的事情，只要各级官僚一口唆使，他们就像一条条恶狗一样，立即狂奔而出。不把那可怜的人们咬死，决不松口。故对真诚、善良、宽容的人们，要赶尽杀绝而后快。而对于纳税养着他们的普通公民，因为没有把钱财和特权直接给予他们的权力，就对之吹胡子瞪眼、满脸横肉。
机会主义的人群，缺乏团队合作精神，一切以自身的现实利益为转移。他们某种条件下，也可以“以利相聚”，进行暂时的合作。但利尽则义绝。利益分赃时，都想取得最大的份额。于是窝里狠斗，鸡毛纷飞。如乌合之众，像一盘散沙。所以
机会主义的人群，连排队上车这样的小事，都弄得一塌糊涂。因为大家都不愿遵守先来后到的秩序，大家都想争分夺秒地抓住机会先行上车。于是便争先恐后地往上猛挤。这种争先恐后的混乱拥挤，本来可以在一分钟内上下数十人的车门，结果仅能上下几人。且一个个被弄得汗流浃背、狼狈不堪，一个个都变得声嘶力竭、尊严尽失，甚至鼻青脸肿。
机会主义的人们，整天算计着别人，一门心思投入在损人利己的“事业”上。同时他也时时刻刻处于过敏性的紧张之中，以防自己被别人算计。因此他们的心理往往猜忌阴暗，往往充满着对别人的敌意和不胜任。使整个社会，没有一点坦然诚恳的气氛，都戴着假面具来待人接物。使人们相互之间察言观色，时时刻刻揣摩他人的心思，防备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以免自己吃亏上当。人们把宝贵的时间、精力和智能，大部分消耗在这种相互猜忌、相互揣摩之上。不被弄得心身疲惫，那才叫怪事。所以大家都喊“活得太累，做人太难”。
机会主义者，极力追求现世的物欲享受。他们是权力的崇拜狂，是货币的拜物教。是一群由食欲、性欲、物欲控制的两脚动物。他们没有什么精神上的信仰，只有物质利益的崇拜。有时他们又什么都信一点（其实什么都不信），遇见各种各样的菩萨木偶，都要进去拜一拜。但这种朝拜崇奉，最终目的，是出于一种机会主义的临时抱佛脚的求神保佑自己。
机会主义者，自私自利，拔一毛苟利天下而不为，见一利纵害全国而趋之。他们为了抓住人生的“机遇”，往往是有奶就是娘、有钱便是大老爷。他们由于没有良心和道德上的压力，往往见风使舵、献媚讨好，背亲卖友、落井下石。他们信奉利益高于一切，常常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甘当黑恶势力的走狗帮凶。当年日本人打进来的时候，机会主义国度的人们，理直气壮地汉奸的的干活”的人们就特别多，蔚为世界各民族之“奇观”。机会主义的中共当局，当年充当苏俄阴谋推翻国民政府工具，充当苏俄破坏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帮凶，甘当斯大林的傀儡木偶儿皇帝的种种丑陋的史实，直到今天，还在被其自我吹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令人叹为观止。
机会主义者，当他们面对残暴罪恶、面对无道不义、面对歧视不公之时，只要不涉及自身，他们就会心安理得，就会安之若素；当他们面对特权专制，面对腐败堕落，往往麻木冷漠，乐得充当一个合格的“看客”，还津津乐道地将其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机会主义观念浓郁的社会，往往使得众多的罪恶得以畅行无阻。机会主义人格浓郁的社会，是专制政体、特权文化最稳固的群众基础。在机会主义的文化背景下，对于“某个人受到非法迫害，就是全体人群受到非法迫害”的基本理念，常常是大惑不解、无法认同。
在机会主义者的眼里，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公正、平等等价值，能值多少钱一斤？能当今天的晚饭吃不？如果不能，那就免谈！那就不要操这份闲心！那就不要用这些没有意义的东西，来聒噪了他们耳根的清静。
在机会主义者的眼里，坑蒙拐骗能弄来大把的钞票，是这个人“有本事”；能大肆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则是这个人“命运好”；能贪污腐败日进万金，那是这个人的荣耀；能弄权枉法仍逍遥法外，则是这个人“背景硬”或“关系铁”。面对这些现象，机会主义的人们有时也在嘴上也义愤于形，但内心深处则对此羡慕得流口水。
机会主义者的社会，“生存智能”精益求精，“灾民理性”异常发达。是故，一本描述中国人阴暗心理、猜忌心态之集大成者的《增广贤文》，让国人爱不释手，被奉为中国人的“圣经”。
在机会主义者的眼里，耶稣基督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根本不值得人们去崇拜。而犹大反而值得人们去仿效学习。因为犹大通过出卖耶稣获得了钱财。
在机会主义者的眼里，视“笑贫不笑娼”为理所当然，视“为富不仁”为正常现象。整个社会呈现出来的，是小人得志式的自负，是暴发户式的狂妄。是故出现马加爵因家庭贫困，受尽同室同学的歧视和凌辱，愤而杀人以报复的人伦悲剧。
在机会主义者的眼里，一旦出现夺取权力和金钱的机会，人们则不管它道不道，就如苍蝇逐臭般地一哄而上。也不管它义不义，就如饿虎驱羊般的猛扑上去。见利忘义是机会主义的人生哲学，黑眼珠见不得白银子是机会主义者的生存智能。
在这个机会主义的国度里，除了富足了的人们大把大把的花钱，要以有限的生命消费无限的快乐外。平头百姓们，面对日益看涨的生活费，日益看涨的医疗费，日益看涨的教育费，面对日益迫近的失业压力，面对日趋困顿的家庭，作为自我保全措施，只好拼命积赚钱财，以策身后的安全。是故中南海的肉食大人们，虽然绞尽脑汁的启动消费，却使市场越是启动、越是造成消费不足。陷入了一个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的恶性循环之中。而肉食大人们有的是木然无知，有的虽然有所知觉，却只能掩耳盗铃和自欺欺人。
在这个机会主义的国度里，被称之为人类的灵魂的工程师的教师们，蜕变成了只认钞票的戕害人们灵魂的工程师；救死扶伤的医生，“拉开肚皮要红包”；维护司法公正的法官、检察官、警察和律师们，成了吃了原告吃被告的多面手；培育人才的学校，变成了一个个赚取钞票的学店；以保证人们公开、公正、公平获得教育机会为职志的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成了特权腐败、权钱交易的高发区；一向以公正自我标榜的全国高考统一招生，近年也成了暗箱操作、权钱交易、勒索家长的特权；中共的各级政府里，有多少个职能机构，就有多少根面向苦难百姓敲诈勒索的大棒。
在这个机会主义的国度里，正直、善良、诚实、信用的人，常常受到无情的淘汰，受到残酷的挤压。使正直、善良、诚实的品性，成为这个国家的稀缺资源。使正直、善良、诚实的人，往往无以谋生或处身边缘。他们不是亡命天涯，就是忍受特权当局的迫害；不是受到群盲歧视，就是受到别有用心者的讥讽……只能哀叹自己的生不逢时，只能伤感自己的“无用”。这种奇特的反向淘汰机制，使整个社会日趋卑劣恶质化，日趋卑鄙无耻。将一个自号为“礼仪之邦”的华夏古国，变成一个最为虚伪无耻的国度。
随着国际交往日趋密切，中国人还将这种深厚的机会主义的文化，“发扬光大”到世界各地。让世界各国士人对中国人的这种“聪明绝顶”，敬畏有加、侧目而视。比如中国人上西方国家的超级商场去购物，常常嘲笑他们的“头脑简单”。因为他们只看商品标签上的价格，而不核对商品本身。不少“聪明的”中国人，便常常将贱值商品的标签移贴在昂值商品之上，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出商场。且屡屡得手，事后得意不已、大笑不止。这样“伟大”的中国文化，确实有“征服”世界的可能。这又是一个“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这个“著名论断”的重要佐证！
机会主义的种种表现形式，不胜枚举。为了照顾作者和读者的身心健康，就不再列举下去了。就留给读者自己去体会和补充吧。
十三、中国人的机会主义人格（四）
不要以为机会主义人格是个别的现象，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非也！机会主义观念可谓是深入每个人的骨髓，成为我们每个人体内流动的血液，成为我们每个人神经系统内的神经元。只是每个人受害程度不同而已。
机会主义人格浓厚的人，由于“心”处鲍鱼之肆，往往感觉不到这种危机和痛苦，或者是“痛苦得已经感觉不到痛苦”（胡适语）。而机会主义观念比较淡薄的人，或者说对此有所感悟、有所费心、有所关注的人，才有可能对此深恶痛绝，才可能有切肤之痛。
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什么？乃是为了达到篡国夺权的目的而不择一切手段也。翻开《毛选》第一卷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其开宗明义，就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而毛泽东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却不是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的方法，而是以财产的多寡来区分一切。这实在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天才的创造性的”的机会主义运用。谁不承认这一点，我跟谁急。
再看看他第一卷第二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在文中大肆渲染要“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要在“‘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使其流氓无赖的嘴脸纤毫必现。他也毫不讳言：向为社会唾弃和不齿的流氓无产者、黑社会帮会成员等，却被他称之为最有“革命性”。这才是毛共所崇拜的“革命”的实质。通观《毛选》五卷，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机会主义心理，可谓是呼之欲出、跃然纸上。
再看看邓小平理论，其核心思想乃是这个“猫论”。而这个“猫论”，正是机会主义的通俗化、形象化的表述。正如我在《叹小平》一文中所说，“邓小平的理论，正是没有任何理论的理论，正是一切以庸俗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理论。”
回顾“解放”之后，前三十多年里，大搞对毛的个人崇拜，强制灌输毛思想。毛还发起“向雷锋同志学习”的运动，因为雷锋孜孜不倦地学习《毛着》。毛发动学雷锋，绕了一个大湾，最终落实到要求全国人民时时刻刻来学习自己这个着眼点上。这又是毛 “天才的、创造性的”的体现。毛死后，又将毛思想和邓理论双管齐下，强制要求全国人民时时刻刻学习；邓死后，又加上江泽民那个狗屁不通、虚伪无朋的“三代表”，也强制要求全国人民时时刻刻闭眼念经、抽筋发疯……
也不要小看这种闭眼念经和抽筋发疯，戈培尔就说过：“谎言重复一百遍，就变成了真理”。毛共邪教的强制灌输，使国人在耳眩目染、日积月累之中，不知不觉就被熏制成了毛思想、邓理论和三代表的腊肉。这就是“润物细无声”的巨大功能，这就是“水滴石穿”原理的直接运用。遂使九鼎神州，跌入机会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使炎黄子孙，都成了机会主义的信徒；使华夏之邦，成了货真价实的机会主义的国度。
处身于这样一个机会主义泛滥的泥沼之中，有谁能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徜徉于这样一个机会主义肆虐的“鲍鱼之肆”，有谁身上能不沾染一些腥臊恶臭？
2001年，孟波先生写了一篇《寂寞的左拉》的文章，他在文中感慨道：“初夏时节，草长莺飞、杂花生树……没有人会想到4年前的这个时候，郑州某乡村一个弱小而无辜的生命，被法律宣判了死刑（后被处决）……北京10位白发皤皤的知识分子拍案而起，对此进行了控诉和声援。”
但这件悲惨的案件，却没有引起众多的文人、学者、记者和新闻媒体的任何重视，偌大的中国，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文章还列举了好几个这样无辜的生命被冤杀的事例，无一不是这样一种悲惨的结局。
“虽然左拉以‘诽谤罪’被判一年徒刑和3000法郎罚金而流亡英国，但他和军方的斗争却一直没有停止……左拉的呼吁还是得到了政界、新闻界、舆论界、知识界的大力支持，并最终掀起一次次要求平反的浪潮……1906年蒙冤12年的德雷福斯终于昭雪。这就是法国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
朱在该文中接着记述了这样一个“镜头”：“走完这条不算长的走廊，结尾处，有一块花岗岩卧碑，高不及人身。上面镌刻的是一个名叫马丁的德国新教神父留下的悔恨之语：‘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马丁神父这段浅显直白的表述，却揭示了一个重大而又深刻的人文和哲学的命题：他的真诚忏悔，何尝不是对机会主义内心世界最为形象的刻画？他朴实无华的语言，却推断出了——机会主义观念给人类社会所造成的可悲、可叹的结局。
还有这样一个故事，颇能说明机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一位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他结识了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国姑娘。经过几年的交往，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一次他深夜开车送女友回家，在十字路口遇见红灯，小伙子见夜深路旷无车，于是一溜烟开过去了。可是第二天小伙子却收到姑娘的一封绝交信。小伙子莫名其妙，百思不得其解。就去责问姑娘是怎么回事？姑娘回答说：“如果你实在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而不在乎伤害你的自尊心的话，我就说吧：我不想与一个不遵守社会公德和公共秩序的人生活一辈子。”小伙子学成回国后，他又找到了一个北京姑娘，相互交往日久亦准备结婚。一次他深夜开车送女友回家，他吸取了上次的教训，遇到红灯，尽管大街上空旷无车，小伙子仍然耐心等到绿灯亮过后才开过去。可是第二天他又收到了这位北京姑娘寄来的绝交信。小伙子百思不得其解，遂去问这姑娘是为什么？姑娘回答说：“我不想跟一个如此窝囊无用的人生活一辈子。”这位小伙子的不幸遭遇，形象的说明了，在机会主义的国度里，守公德遵秩序，确实是一种窝囊和无用。
许多有出国经历的人，常常大惑不解于这样一种现象：对西方人，你操他娘，他们往往以绅士风度一笑置之。而当你指责他们撒谎时，他们则怒不可遏，甚至老拳相向。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则恰恰相反。这是因为，在基督文明的国度里，摩西十戒可谓深入人心，耶稣山上宝训成了人们内心的自觉。撒谎和不诚实，被认为是一种十分恶劣的品质。而在机会主义的中国里，撒谎却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人们在政治上，在商海中，在学术文化里，在媒体上，在各种各样的口号标语里，时时刻刻都处于谎言的包围之中，天天都生活在自欺欺人的环境里，并参与这自欺也欺人的运动，才获得生存的机会。否则，你就寸步难行。中国人的撒谎和不诚实，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现象，是一种基本的“生存技能”。
西方人常常对于最讲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逻辑的战争，也采取一种“公开叫板，约期开打”的办法。这令具有浓郁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文化根基的中国人大惑不解。你看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中国人是多么的“聪明绝顶”！成王败寇、白刃纷飞，争权夺利、权诈迭出等等，是构成整个中国历史的基本素材；阴谋诡计层出不穷的“三十六计”，是中国人对世界军事理论的巨大贡献；“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等战例，是中国人的基本常识；抗美援朝交战初期，中国“人民志愿军”偷偷摸摸出兵朝鲜，不宣而战地偷袭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一直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巨大胜利”；暗中出兵越南“抗美”，却让中国军人穿上越军的服装，这是“伟大无私的国际主义”；为了解救恶贯满盈的波尔布特被困于丛林，就向侵入柬共地盘的越共后方大打出手，这叫“对越自卫还击”……这样“早熟的中国文化”（粱漱溟先生的论证），相对于西方这样的“小儿科文化”来说，这确实应该嘲笑西方人士的单纯、幼稚和缺心眼。
经过机会主义的中共集团几十年的逆向淘汰运动，中国社会的机会主义气氛越来越浓郁。使中国社会的世道人心愈益趋向于卑劣堕落。本文开头所引马丁路德那段著名的论断：“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品格之高下”。将之比照一下中国的现实，怎不令人沮丧背气？怎不令人绝望痛苦？
十四、中国人的机会主义人格（五）
那么，中国人的出路又在何方？
经过几年的思考，最终归结到一点上——是中国人缺乏宗教情怀，缺乏虔诚的上帝或基督信仰，缺乏关于真诚、善良、宽容的精神气质的缘故也。
那些具有高贵人格、正直人品的天主士或基督徒，是人类社会恒河沙数中积淀下来的珍珠和宝石。使我心向往之。那些为人类文明作出过卓越贡献的，大都是一些虔诚的天主士和基督徒。从牛顿、加利略到爱因斯坦，从华盛顿、杰斐逊、汉密尔顿、林肯、肯尼迪到少布什，从瓦文萨、哈维尔、金大中到李登辉，从马丁路德·金、曼德拉到特雷萨修女……而那些对人类犯下滔天罪恶的人，无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或者说，无不是“上帝的弃民”，从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到波尔布特，从齐奥赛斯库到米洛舍维奇，从博萨卡到蒙博托，从马科斯到萨达姆……（关于基督文明对人类进步的巨大贡献，我将用专文另述。为了不打乱本文的主题，在此就不展开论述了。）
实际上，中共官方泼在教会、传教士和教徒身上的种种污泥浊水，是十分的拙劣和虚假的。笔者一次为了探讨“义和团运动”这段历史，就特意去购回一套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义和团》四本分册。看了这套原汁原味的纪实资料之后，使我受益颇深，也颇受震动。
在这套关于“义和团”的历史实录中，那些虔诚教徒的伟大品质，那些上帝的使者的仁慈博爱，那些不远万里来拯救中国人心的高贵灵魂，确实令我倾慕钦佩不已、闻之动容。根本不是官方所说的那么一回事。假如我能遇上这些伟大而高贵的灵魂，“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司马迁《管晏列传》）。
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平等等普适价值和观念的产生，离开基督文明的基本理念，是无法想象的。“阻碍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原因，是缺乏法治和民主的观念。中国的法律，从很早开始，有唐律、宋律、明律、清律，但，基本观念只有一种，就是犯罪法，也就是人触犯了法律，应接收什么样的刑罚。而罗马法基本上有二：一是公民法，让人民知道，天生下来自己有什么权利。另一才是犯罪法，让人民知道，触犯了刑案，得受什么处罚。这二者相辅相成，既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所以，人民对法律产生重视和遵守的心理。”“中国在西化以前，人民对自己的权利毫无概念，甚至连一己的性命，都认为是君王所赐，更遑论其它。”（见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张香华《你这样回答吗？——比裔美籍神父司礼义谈“丑陋的中国人”》一文）
回顾历史，中国在传教和信教问题上，走了一段令人惋惜弯路。使中国加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时间，至少推迟了两百多年。错失了这个使中国步入世界主流文明的历史机遇。至今仍然没有找到走出茫茫黑暗的路口。
由于中国是一个具有浓郁的专制伦理和宗法观念的社会，与基督文明几乎水火不容。基督文明“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这对专制伦理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专制帝王无法容忍它的存在，宗法家长也不能认同它的理念。
如墨子仅仅因为主张“兼爱”，并未反对孔孟的“孝”“礼”等观念，就被
中国的专制帝王一直奉行“惟我独尊、君临万邦”的心态，其狂妄自负加上颟顸愚蠢的病态心理，如何能够容忍基督文明“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从明至清，数十位帝王一直阻止外国使节“亲递国书”，以免“有辱圣躬”。连主动与外国进行商品交易，对于需要购进的人家的东西，被说成是“外夷”对自己的“进贡”；而对于自己将与之交换的东西，则被说成是对“外夷”的“赏赐”。
基督文明认为“人都是有限的，只有上帝才是万能的”，因而只对上帝才双腿下跪，而对人间的帝王只是单腿屈膝。故外国使节出使中国，中国的帝王大为震怒。于是就多次出现这样的历史镜头——“外夷”使节不肯对中国帝王双腿下跪，中国帝王大为恼怒，就令太监强按外国公使之头，来完成“三跪九扣”的“礼节”。这种做法，在基督文明的国度里，会被视为对其
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北京，火烧圆明园，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咸丰皇帝只好逃到承德避难。这时美国总统想出面调停这场争端，并协助大清帝国进行外交斡旋。于是，致书咸丰皇帝。1861年，咸丰皇帝在临死之前，见到美国总统送来的国书以平等相称后，他跳脚大骂，竟在国书上朱批“夜郎自大，不觉可笑”。
由于中国长期被排斥在世界主流文明之外，因而使中国始终处于“落后愚昧与闭关锁国的恶性循环中”徘徊了好几百年。到后来，西方国家开来几艘战舰，就可以将偌大一个专制帝国“打趴在地上”。到了这时，中国的专制帝王和愚昧臣民还是不能醒悟。竟以“精神胜利法”来自我安慰——“是孙子打了爷爷”也……
又由于基督
又由于上帝籍摩西颁布律法，因而律法具有高于国王及行政权力的地位。从而在罗马法系统中，尊重律法，是人们的自觉操守。
如德皇威廉因农民磨坊处于波茨坦行宫的面前，影响到行宫的整洁美观。于是多次与农民协商高价赎买。但农民因系其祖传的产业，而横竖都不同意德皇的高价赎买。德皇一气之下，于是下令卫兵强拆了农民的磨坊……该农民也毫不含糊，马上一纸诉状将威廉皇帝告上了波兹坦地方法院……当地方法院接到该农民诉状后，也毫不含糊判令皇帝恢复原状并赔偿损失。威廉皇帝只好老老实实按法院判决行事……
更为奇特的是，威廉一世和农民死后，农民的儿子想把磨房卖给威廉二世而另谋发展。于是就给威廉二世写了一封回信：“我亲爱的邻居，来信已阅。得知你现在手头紧张，作为邻居我深表同情。你说你要把磨坊卖掉，朕以为期期不可。毕竟这间磨坊已经成为我德国司法独立之象征。理当世世代代保留在你家的名下。至于你的经济困难，我派人送去三千马克，请务必收下。如果你不好意思收的话，就算是我借给你的，解决你一时之急。你的邻居威廉二世”。其实威廉二世所“借”给农民二世的现金，远远超过了磨房的价值。这样奇特的事迹，在机会主义浓郁的中国，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天方夜谭”。
还由于基督文明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崇尚司法的公正，连皇帝也不例外，也要遵从公正司法的制约。这对皇权专制和宗法观念来说，简直是“无君父无尊长的犯上作乱”。因而使基督文明始终被专制帝王目为歪理邪说……
中国历史上，教会数百年的传教活动，由于受到来自帝王、官僚、缙绅、士大夫阶层的普遍反对和排斥，因而只局限于吸纳“下里巴人”的加入，几乎没有在士大夫和缙绅阶层产生过有效的影响。也由于没有士大夫和缙绅阶层的加盟，使中国的信徒停留在较低的层面上，因而不能形成良性的社会示范作用，促进基督文明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对基督文明的理论探讨和学术文化研究没法认真展开。这使基督文明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几乎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展。
二十世纪初叶，一代教育大
借鉴历史，在当前这个专制伦理日趋破产、宗法观念日渐式微、对孔孟之道的崇拜已趋销蚀的历史背景下，我们这一代人，应吸取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而抓住这个历史机遇。身体力行地大力进行基督文化的理论探索，广泛介绍基督文明的学术理念和价值观，让社会在这种探索和讨论之中，提高对基督文明的理解和认识，并为神父或牧师的布道和传播福音消除心理上的障碍，为中华民族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做出自己应有的一份贡献。
按照
结语
本文的构思和写作，断断续续地历时近十年，今天总算杀青了。写下这种种令人痛心的中国人的病态人格后，让我感到十分沉重。我只能对我深爱的中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也是笔者一种“爱之愈切、责之愈严”的心理的自然流露也。
写下这种种令人痛心的病态人格，不是为了使人沮丧和背气。我认为，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是改进缺点和错误的第一步。中华民族能否具有足够的自信心和道德勇气，来正视自身的毛病和错误，并修正这些毛病和错误，是中华民族获得新生、并获得拯救的希望所在。
有的人指责我没有为医治这些病症开出“药方”。其实我的论说之中，就包涵了这个“药方”——是腐朽反动的集权专制，才造成了中国人这些令人痛心病症的根本原因。不砸碎这个腐朽反动的独裁专制制度，而指望采用一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的事倍功半。
限于本文的结构和篇幅，以上所列，仅九牛一毛。还望有心此道的朋友补而裰之。亦限于笔者思浅学陋，恳望有心此道的朋友，不吝批评斧正，以期对此问题探讨的深入。
附件：《自由中国BBS》网友对《也论中国人的病态人格》前八章的批评择要
荆楚：作者编后致语——本文的撰写，历时五年，可谓呕心沥血。由于笔者的懒惰，有几个专题至今仍未动笔。只好等待猴年马月再续了。由于本文长达四万余字，用一贴不能发出，故采用后续跟贴的方式陆续编发；也由于今天发贴怕网友发贴打断连贯，未曾细审个别错别字。望网友见谅！留待以后较有闲暇再改。
一切靠自己：中国人的种种病态都是现行政府制造出来的。
林琴南：了不起，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了当下中国人的病态灵魂？对了，您可不可以想想怎样改变中国人的病态心理呢？
自相矛盾：中国有一个寓言，有一个国家有一口水井，喝了这口井水的人都疯了，最后只有你一个人清醒，于是所有的疯子都说你这个正常人是疯子，强行给你喝了这口疯井的井水，来一个全民齐疯！！！
借用你的原话“有什么样的政府，也养成什么样的人民”，而且这样的人民是政府用强制手段逼迫成为这样的人。
作者能写出这样的文章，肯定知道历史上“萧何自污其行”，这就是中国这种文化的起源吧！（本人能找到的书籍有限，不能保证这是最早的事例），到了宋朝，这种文化发展成为一们完善的邪恶学说，历史上的外来统治民族，只要学习了这种邪恶的学说、文化，无不从强大走向衰败，最后走向灭亡。
然而今天我们的政府继续用这个经过千百次历史证明，是一个“亡国之道”的文化来统治国家。不断的重复同一个动作，却想获得不同的结果，在精神病学中，将这种行为定为精神病行为！我只能这样解释中国的这种行为了。
唐某人：好文啊！！！
老K：已经保存，时时拜读。
代表：超级好文！向作者致敬！
汤姆猫：白头海雕将转贴各大论坛！不过难度不小啊！
江湖水：绝世好文！！！！！和《哈维尔的发现》比较起来，我更喜欢也更能悟透这种中式语言的文章，建议长期置顶，以醒国人！另：向作者表示深深的敬意，希望我能有幸拜读到更多你的作品！
杨小刀：佳文须细品。
荆楚：谢谢各位的抬爱，这将鼓励我写完其余专题。
Admin：超级好文！
心如大海：确实是好文，我先收藏了，慢慢细读。
滑稽戏：辛苦了啊，同志！
海采：此文不顶对不起楼主了!您辛苦了!
荆楚：笔者曾经为报刊写过一些文字，可是优秀的作品不能发表，而一些二、三流的无病呻吟、不咸不谈的文字倒是可以刊出。现在我已经对中国媒体失去了信心，再也不愿为其制造文化垃圾了。这不仅是笔者一个人的悲哀，更是全民族的悲哀，是共产党祸国误国的体现。
gandagang2：所有的这一切我觉得都是缘于一个原因------中国人缺乏宗教信仰。没有宗教情怀，国人只好把精神寄托于物质刺激上。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特别贪财，特别的自私自利的原因。
荆楚：在唯物主义者的眼里，人不过是各种器官的集合。什么心灵啦、精神啦、信仰啦都不值一提。宗教情怀的建立，有赖于打破遗祸五十年的唯物主义意识形态。
Xuleitree：国人的礼、义、廉、耻，都到哪里去了？！
Aoaao：这里也是媒体，直接发在这里好了。
蓝尘：
无量：好文章！第九、一个假话连篇的国度。可以这样说，只要是在正式或公众场合，99%的人都说假话。
没主见：胜读十年书啊!好文!再接再厉!
Tzczhang：最好写点如何做才能去改变这种病态习惯。一个新的优秀的思想体系才是中国现在最需要的。
荆楚：建立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是我才力所不逮的。
Tzczhang：所以我们只能在网上唠叨，必须有个优秀新思想和价值观，才能一呼百应哎！！这Y的大概在娘胎里没出世吧！！！急煞俺也！！！！
jiang898：先革了专制的命，让言论自由破土发芽，今后的一切才有希望！殷切奢望人代会修改宪法的某些条款：废除言论罪，保障言论、出版自由！
李自由：还有一条，是某些人的汉奸人格!
荆楚：中国的机会主义心态是我想写的另一章。机会主义者，当起汉奸来才没有道义良心上的压力，并认为理所当然。
Currahee：楼主，你写的很好，描述了现象，但对本质以及这些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涉及的还不够。此外，对于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也谈的不够。当然，单就这篇文章来讲，很好！比较好看，文采很好。但缺乏一些深层的东西，如宗教，哲学和地理状况等等对中国人的影响。
荆楚：我想，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争取公民的言论自由。不要以为言论自由只是学者的问题，其实这是整个社会走向理性成熟的必须条件。连言论自由都没有，就没有民主改良的社会舆论环境。没有宽松、良性的社会舆论的诱导，就没有社会的理性。就有可能再次发生镇反、反右、文革这样的人祸政灾。对于斗米小民来说，言论自由就是在自己遭遇非法侵害的时候，有呼冤叫屈的权利。
荆楚：假大空话到处是，三个臭屁响彻天。
Springxu：强烈支持！感谢楼主心血，已保存，不时拜读。
牛老汉：收藏，慢慢细读，楼主的有些文章我早已拜读，可谓篇篇精彩。
荆楚：贴出太久了，印象中好象没有在本坛贴出过，本来想将此文贴出来供大家一阅，但搜索了一下，居然找到了。本文写作完成后，是有很多遗憾——把中国人描写得太黑暗了。其实，在中国人中，有很多高贵的灵魂，我却没有进行描写。因为这不是本文的主题，所以就没有写。写这篇文章的主旨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已。有人以中国存在许多高贵的灵魂来指责反驳我，我是同意的。但是要看“到处莺歌燕舞”的文字，请读《愚民日报》好了，根本不用读这种文字的。
LEN94：建议长期置顶！
荆楚：还是置顶十来天吧！长期置顶不太好。
Badsnail：到门户网站转贴去也！
Xinlamian：字字精彩，击中要害。吾为国人一哭！
Jjw：好文啊!要求置顶一万年!
黑色斯芬克司：难得一见的好文啊！
刘老汉：收藏后慢慢欣赏。
林若水：
已收藏，慢慢细品！“也由于今天发贴怕网友发贴打断连贯，未曾细审个别错别字。望网友见谅！留待以后较有闲暇再改。”我帮你改几个字，也好让你节省点时间，你还是快些把专题写完吧！我们大家等着拜读呢。
“生灵涂碳” 为“生灵涂炭”
“横行无岂”为“横行无忌”
“严惩不殆”为“严惩不贷”
“遣责”为“谴责”
“侩子手”为“刽子手”
“了了数笔”为“寥寥数语”
“活活掩死”为“活活淹死”
“迷天大谎”为“弥天大谎”
“楼着温香软玉”为“搂着温香软玉”
《镜化缘》为《镜花缘》
“捍然越过”为“悍然越过”
“模着石头”为“摸着石头”
荆楚：实在佩服
林若水：过奖了！
戴3表的豺狼：有了自由的土壤，民智必将像决堤的洪水那样，奔涌而出。
灾区：绝对的好文章，把中国人的心灵现状说的如此的贴切，真佩服！！！
Jjw：虽然已收藏，但还要广为转发！谢谢您!荆楚先生！我是桂林的，欢迎你有空访问桂林！这里有美丽的山水，但人的心灵，需要这样的好文净化。愿你的激扬文字，荡涤腐朽与没落。我们都期望，人人都有诚实而善良的心灵。唯其如此，中华方有未来。
荆楚：JJW先生是桂林人，好啊！我有批评和赞美桂林人的文字——《桂林人》，上次在本坛贴出了。不知道先生看到否？
荆楚：回复
公无渡河：好文好文！文章实在好，不过我觉得要是和任不寐的《灾变论》合起来读才能得其精髓也更有味道。
tree24405：好文！请继续。对国人之病态人格（如嫉妒，幸灾乐祸，等等）也曾有过思考，但未能成文。不知从何下笔。
荆楚：我是将学术论文用抒情散文的手法来写，所以有很多专题虽然想到了，也积累了一定的素材，但没有办法将其写活，所以就没有写。
已注册：好见识，好胆识，好文章。
Cqzi：原本就有相当的政府，否则也不会有现在的这个怪胎政府的产生，只是现在这个政府不去引导向善，而是使这病态登峰造极。所以我觉得鲁迅的弃医从文，疗救国人的大脑选择很正确。
老刘氓：荆楚：辛苦你了。你的文章句句点到要害，真是佩服。
老戚：好文！荆楚。
国际歌：好文章！我已经收藏！希望看到更多
ilaila666：忠言逆耳呀 好文章总是让人读起来感到问题的严重。
大哥：
读罢此文，大受启发，内心也痛苦不已。
写得如此深刻，发人深省，真的佩服你！真正理解了你写此文章的时候沤心沥血。还望大哥注意身体，劳逸结合，“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
认真了读了三遍，对文中的一些错误用绿色文字标出，其中括号中的内容为修改意见，供你参考。
（深圳）小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