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母”宋祖英传奇
（缺十二节）
在中国鸡形的版图上，那片横亘于鸡腹地带的褐色山地，便是湘西。在著名作家沈从文的笔下，湘西是个充满了神话色彩的美丽国度。清澈碧绿的沅水，蜿蜒向东；在沅水两岸，古老的小城、苗家风情、吊脚楼、糯米糍粑，以及多情的苗女，被沈从文演绎成了一幅世外桃源一般的美景。
但是，沈从文是一位舞文弄墨的作家，也是一位浪漫主义者。他用生花之笔所描绘的湘西，其实一向都是偏僻蛮荒之地。湘西地处云贵高原东麓，群山环绕，乱石高耸，山路崎岖，陡峭险峻。沈从文的传记作家，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凌宇直言不讳地把湘西称为“一片犬牙交错的广漠山地，一个封闭的地理环境。”
这样的一个偏僻蛮荒之地，甚至长期以来被中华文明所抛弃，成为中国历史上被长期隔离和抛荒的“蛮夷之地”。一直到清朝，政府的官方记载还是将湘西等地描述为“水复山重，草木蒙昧，云雾晦冥，人生其间，丛丛虱虱，言语饮食，迥殊华风，曰苗，曰蛮。”
中国历代政府对于这样的一片荒僻之地，一向疏于治理。一直到三百年前，即清朝雍正年间，湘西还是由土家族和苗族的土司进行自治，中央政府从不参与管理，几乎是采取让其自生自灭的方式。雍正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勤政，也是精力最充沛的皇帝。从雍正五年（公元一七二七年）开始，雍正皇帝大力在湘西推行中央政府的直辖统治，也就是所谓的“改土归流”，废除原来的土司，改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员进行管理，至雍正十三年宣告完成。也就是说，三百多年以前，湘西才正式归属中央政府统一管理。
湘西地有五溪。“五溪林泽之间，多生草寇”。草寇者，土匪也。清末以来，随着整个国家陷于政治混乱，中央政府管理松弛，湘西一度成了土匪的天堂。整个湖南西部二十八个县，因为山峦起伏，溪流密布，交通极为不便，正是土匪利用地势，进行小规模军事割据的理想之地。民间流传：“湘西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真可谓“土寇流贼，多如牛毛”了。
清朝咸丰年间，湘西土匪已成规模，成群劫掠，啸聚为患，清末民初，匪势愈演愈烈，有的一股多达数百人之众。到了中共统治中国前夕，湘西的土匪恶性膨胀，人数达到十万之众。
在凌宇的《沈从文传》里，有这样的描述：“沅水上游及其支流---——酉、巫、武、辰、沅，便是屡见史籍的著名五溪。它们有如人体上的血管，伸延到整个湘西地区。这些河流乱石密布，险滩迭起，恶浪咆哮，亘古长流。群山夹江而立，危峰碍日，密树蒙烟，怪石狰狞，云雾晦冥。群山中也有各处爬行的山道。要是你身体强壮，胆量过人，能吃粗粝饭，喝酸菜汤，能租一条充满汗臭的被子裹着身子在不乏虱子跳蚤的草垫上过夜，便可以从旱路去湘西。白天，一连几个小时在不见人烟的深山里走，你便有机会领会什么叫天籁地籁，寂寞会堵塞你的嗓子，让你心里发慌。路旁忽然一座烧毁的屋，一具开始糜烂的尸体，一丛红得凄惨的山莓，身前身后忽然横路穿过一条大蛇，紧张又使你浑身发毛。天黑前遇到一家客店，你得赶紧住下，再下去又是几十里没有人家。半夜醒来你会听到虎啸狼嚎，毒蛇与蟾蜍格斗时发出的凄厉叫声，仿佛就在屋前或屋后。第二天再上路时，雨后松湿的泥路上，留有老虎路过时的巨大脚印。如果运气好，即使是大白天，也会碰见强人拦路抢劫，单刀决斗。”
俗话说，穷山恶水出刁民。湘西的土匪，其实大都是穷人。穷极生恶，因此打家劫舍，拦路剪径。湖南的人民本身民风就十分剽悍，勇猛好斗，庶不畏死，所以自古以来就有“无湘不成军”的说法。因此湘人当中，服过兵役的人甚多，也经过很好的军事训练。等到天灾人祸，世道艰难之时，就当上了土匪。所以沈从文说：“湘西人充过兵役的，被贪官污吏坏保甲逼到无可奈何时，容易入山作匪，并非乐于为匪。”
许多土匪，其实也不过是普通的山民。平时耕种，月黑风高的时候，才出来做些劫财害命的买卖。遇到官府清剿，才一头钻进大山，成为流匪和惯匪，日渐成其规模。
土匪肆虐，没有一个政府不视为心腹大患。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清剿过多次，但是大军一到，土匪即作鸟兽散，躲进深山，踪影不见。蒋介石败退大陆之际，湘西土匪，计有十万之众。
共产党统治大陆之后，深恐各地的土匪为蒋氏所利用，日后呼应蒋军反攻大陆，因此不惜派遣大军，历时两年，在湘西进行剿匪。当时中共派遣的是精锐的主力部队第三十八军、四十六军和四十七军，强行进行拉网式清剿，前后消灭土匪九万多人，其中大批土匪头子被枪毙。到一九五一年元月，尚有三万多土匪被关押在湘西各地的监狱中。但是，湘西土匪作战勇敢，又能利用复杂地形进行阻击，因此共产党的部队损失减员也相当严重，四十七军的一个师几乎全部打光。只是共产党向来不暴露自己的伤亡情况而已，因此世人无以得知。
恰逢中共派军队和联合国军在朝鲜开战，因此四十七军被改称为志愿军，派到朝鲜。为了补充兵力，这些剿匪的部队先后带走了一万多名湘西惯匪，其中一部分直接编入了部队。
这些惯于在穷山恶水中打仗和生存的土匪，在同样是穷山恶水的朝鲜，居然身手不凡，大展神勇。沅陵寺溪口的土匪姜长禄，进入朝鲜后，作战勇敢无畏，屡立战功，在著名的上甘岭战斗中，他的一个连坚守阵地半个月，打死敌人近二千人，姜长禄四次负伤，荣立三等功；桑植县土匪张福祥，入朝作战后，表现十分突出。作家魏巍曾经有一篇歌功颂德的有名文章《谁是最可爱的人》，其中写到的十分惨烈的松骨峰战斗牺牲的烈士中，就有近一半是从湘西去的“前土匪”。
穷山恶水中的古丈县城
就在这偏僻蛮荒、土匪肆虐的湘西中央，崇山峻岭之中，坐落着湖南省最小的一个县——古丈县。古丈县不仅小，更是湘西二十八县之中，最为偏僻，地势极为险恶的地方。
武陵山脉贯穿了整个古丈县，因此古丈县境内，山峦绵延，有许多悬崖峭壁和溶洞天坑，千米以上的高峰就达二百多座。高山之下，又有五十多条较大的溪河，环绕蜿蜒。这样的地方，在文学家眼中固然是人间胜景，却并不适合于人类居住、繁衍和发展。因为整个境内，“九山半水半分田”，可耕地稀少，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因此，湘人虽然善于繁殖，但是和整个湖南的其它地区相比，古丈县人口一直十分稀少，至今也不过十几万人口。
居住在这崇山峻岭之中的，百分之八十五是土家族和苗族的山民。在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中，他们祖祖辈辈，一直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山民生活。绝大多数人家，都赤贫如洗，家徒四壁。湘西闹土匪的时候，正是在这种穷山恶水之中，出过不少巨匪和悍盗。
古丈县因其治城设在古丈坪而得名。古丈坪原名为古仗坪。战国时代，古丈地区属楚。大概那个时候，在古丈坪的地方，打过一次打仗，因此后世得名古仗坪。《古丈坪厅志》记述道：“译其命名之意，古则居今追昔之辞，仗则两军对敌之号，坪则王道平平，履道坦坦之谓也。……后仗作丈，取均田丈地意。”
虽然远古的时候这里打过一次大仗，但是古丈这个地方，历朝以来一直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弃地，没有独立的府县建制。元朝的时候，古丈属保靖州所辖，明朝由土司永顺宣慰使管理。一直到雍正七年，“改土归流”之后，才在古丈坪设了一个永顺督捕同知。这就是说，到公元一七二九年，古丈坪才设立了一个官方的派出所，行政上仍属永顺府管辖。
道光二年（一八二二年），终于建制设厅，称为古丈坪厅，由一个抚民同知统辖。古丈坪因属苗疆要地，曾与凤凰、干州、永绥三厅统称“苗疆四厅”。同知虽然是五品高官，要比七品正堂县令高了二品，但是同知大都是武官，靠军功升迁，因此品级甚高。古丈坪虽然号称是厅，实际上也是个特殊的军事建制。事实上，古丈坪厅并不见得比普通的县级建制要高多少。
一九一二年即民国元年，中央政府终于改厅置县，设立了古丈县，因此沿用至今。县政府所在地，仍在古丈坪，亦即县城。中共改制，县辖镇，镇辖乡，因此现在古丈县的政府所在地，不再称古丈坪，而叫做古阳镇。古丈坪的古名，成了古阳镇所辖的一个社区，或称居民委员会。
中共统治湘西之后，在一九五二年八月一日，成立湘西苗族自治区。至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日，正式成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自治州的首府设于吉首县，辖吉首、泸溪、凤凰、花垣、保靖、古丈、永顺、龙山、桑植、大庸十县。这十县当中，古丈仍为最小的一个县。
古丈县小，不仅在于其人口，乃是湖南全省各县中最少的，其县城之小，几乎算是一个公共笑话。整个小城，只有“几条小街几盏灯，一个喇叭全城听”，比其它县的一个镇还要小很多。几条小街，几乎人人都互相认识，东家长西家短，鸡犬之声相闻。
说起古丈县城之小，还的确有几个笑话。尤其是邻县的人，多少有点刻意编造，以揶揄古丈人。一种说法是，古丈从前衙役升堂，一打板子，全城的人都听得见。古丈的辣椒甚辣，但是县城太小，所以一家人炒辣椒，全城的人都会呛嗓子。还有一种说法是，在城东点着一根烟，走到城西，才抽了半根。
共产党统治五十年，古丈并无太大变化，依然是县城窄小，交通闭塞，人们贫困落后，浑然不知天下变迁。一直到现在，古丈仍然是全国贫困县。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定，像古丈这样的少数民族自治县，以县为单位，年人均收入不超过二百元人民币的，就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到一九九二年，这一标准虽然提高到了四百元人民币，但是当地人民的收入之低，仍令人吃惊。
到二〇〇七年为止，古丈县仍有二万人口，处于中国标准的绝对贫困之中。三万人口属于低收入。按照中国农村贫困标准，年收入少于六百六十八元的，即是绝对贫困，年收入低于九百五十八元的则为低收入人口，或曰相对贫困人口。两者相加，贫困人口总数达五万以上，在十三万人口的古丈县，将近百分之四十人口，完全处于赤贫状态。
好在土家族苗族之人，虽然贫困，但是天性淳朴，性格开朗。青山绿水之间，经常弄点情人节（三月初三），赶歌会（六月初六）之类的游戏，男女之间的事情，用歌舞大肆进行表达，倒也生活得其乐融融。在外人看来，则是十足的异域情调。
偏僻蛮横，曾经土匪横行的湘西，中间偏东的位置，就是古丈县。古丈县东部，酉水河上游的崇山峻岭中，有一个叫做岩头寨的地方，是古丈县所辖四镇八乡中的一个乡。
岩头寨乡离古丈县城三十多公里，也是整个古丈，乃至湘西，地势最为恶劣的地方。整个地区，山峦重迭，连绵起伏，山峰陡峭，道路险峻。正因为地势险要，山高林密，因此土匪时代，岩头寨一带，正是湘西巨匪出没之处。
湘西最有名的土匪头子张平，就是岩头寨附近高峰乡的人。张平烧杀淫掠，穷凶极恶，被他及其部下杀害的平民竟超过三千人以上。当地人听闻张平之名，无不胆战心惊，民谣曰：“天见张平，日月不明。地见张平，草木不生。水见张平，浑浊不清。人见张平，九死一生。”
如此巨匪出没之处，地名多以寨命名。岩头寨这个名称的来源，就十分可疑。距离乡政府四公里，有个叫做老寨的村庄。那是一个坐落在山坡上的小村庄，只有二十几户人家，依山而建。
村内的山坡上，有块小小梯田，高低错落地分布着。满目的杉树和野核桃树，倒也把整个村落点缀得郁郁葱葱。酉水河上游的一条溪流，自上而下，穿过老寨村，蜿蜒而去。可惜溪流遄急，不通航行，没有能够将这小小的老寨村，和四通八达的酉水河流域，连接在一起。
这是个安静、封闭，极度落后的高山小村寨。一直到数年之前，始终不通公路，只有一条崎岖的山路，蜿蜒通往村外的世界。这里的人如果要出门，就要走上一整天的山路，到古丈县城，才能搭上汽车。从古丈县城坐汽车到湘西自治州的首府吉首，才能坐上火车。
老寨村的二十几户人家，都姓宋，几乎没有外姓。说是苗家村寨，但是老寨村的人却都不懂苗语。他们讲的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民族方言，称为“乡”话。在湘西，讲这种“乡”话的人口，大概有五十万之众，老寨村就是其中一个讲“乡”话的小部落。老寨村的宋心宽老人，就精通乡话。据湘西青年作家鲁慢调查，宋祖英也会讲“乡”话，却不会讲苗语。讲“乡”话者，甚至不认为自己属于苗族或者土家族。他们普遍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有的甚至自己称为“瓦乡族”。据当地讲乡话的人说，他们的祖先是三四百年前从江西南昌府的“莲花井”迁徙而来的。但在今天的南昌地区，却找不到称为“莲花井”的地方，因此查考无据。
当地人也曾经多次要求共产党政府承认他们的民族地位，因为他们这些人所讲的“乡”话，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中共政权自然是不予置理，这些讲乡话的人也讨了个老大没趣，因此该苗族的还是苗族，该土家族的还是土家族。
湘西古丈县岩头寨乡老寨村，不仅地理位置独特，处于土匪出没的深山冷沟之中，而且民族来源十分复杂。既有可能是汉裔苗人的一支，也有可能来自江西南昌府一带，为了避祸而居于深山。其民族源流和血缘，是汉是苗，或者甚至是中华大地五十六个民族之外的“瓦乡族”，都有可能。
从这个意义上讲，老寨村的宋姓村民，虽然从行政上划为苗村，一律算是苗族，其实很有可能是不准确的。宋祖英成名之后，经常穿着苗装演出，只能算是她帮助共产党搞民族宣传的做秀。其实宋祖英虽然民族成分是苗族，但是却不会讲苗语，从小也没有穿过苗装。她的家乡话，不是苗语，而是西南官话，加上一种独特的“乡”话。
虽然是穷乡僻壤，人烟稀少之地，湘西苗疆，却有不少姓宋的人家。湖南怀化麻阳苗族自治县，就有一个宋家湾村，由谭家寨乡所辖。湘西州华容县，更有宋家嘴镇。据史籍记载，在隋代宋家嘴即为华容县的都埠之一。初为宋姓人户聚居地，故名。即使是在古丈县境内，也有两地系是以苗族宋家命名的地名。一个是双溪乡宋家村，另一个是断龙山乡龙王湖村宋家。后者因为是个极小的自然村，因此称为龙王湖村宋家组。
宋是汉人中的大姓，但是苗民当中，姓宋的人家也不在少数。宋氏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有史可考的最早宋姓人氏，距今约二千二百余年，其历代名人辈出，著名的历史人物有楚国屈原的学生宋玉，秦末的楚国起义军冠军将军宋义，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宰相宋弘，唐玄宗的名相宋璟，可谓是冠带满朝。到宋朝时，宋氏一脉因避讳宋太祖庙号，改为汤姓、商姓，因而宋初排《百家姓》时，宋氏只居第一百一十八位。到元明时期，宋氏多又恢复了原姓，造成宋氏人口猛增，至今位居全国人口第二十二位。
历史上有许多汉族宋氏因迁居到少数民族地区，则遵从传统入乡随俗，日久天长，渐渐失去自己原有民族的文化传统，逐渐融入少数民族之中，成为其民族中的成员。据史记载：贵州唐干符年间，真定人宋宣为节度使，他因征剿播州有功，奉命留守遵义当地，其后世袭土州长官，则改从当地民俗，入籍土著。
湖南桃源人宋国，助元成宗征南有功，奉旨留守龙里，其后世袭龙里土州长官，则入籍土著。由于上述原因，在壮族、苗族、土家族、朝鲜族、藏族、回族等民族中均有宋氏。如此说来，湘西苗族中的宋氏，祖先很可能是汉人的土官，或为唐人宋宣，或为元人宋国。因为在苗族当土官，入乡随俗，改籍为苗族，从此以苗族繁衍。到了现代，大多数苗人，也再不辨祖先是汉是苗了。
但是苗人姓氏，十分复杂，许多苗人既有汉姓，又有苗姓。汉姓用于对付官家，世代相传，苗姓却是“子父连名”，即儿子以父亲的名为姓。如某男子苗名叫“卡”，其父亲的苗名叫“久”，那么这个人的苗族姓名就叫“卡久”，如果其祖父的苗名叫“香”，那么他父亲的苗族姓名就叫“久香”。这种以父命为姓，代代转辗的姓氏办法，使得苗族人的苗姓，毫无氏族概念和意义。好在这种姓氏办法，只是苗人限于内部称呼，并不对外。对外的，还是和汉人一样的汉姓。
宋姓在苗族虽然不算大姓，但是人口也不少。苗族宋姓人口，广泛散布于崇山峻岭中的各个苗寨。和其它的苗民一样，世世代代刀耕火种，过着极其贫苦的生活。乱世之际，也有当土匪谋生的，太平盛世，则以歌舞自娱。千百年来，这苗族宋姓，竟然没有出过一个有名的人物。
一直到二十世纪末，才有一个姓宋的苗人，忽然成了偌大个中国最出名、最出风头，也最受议论的女人。她就是本书的主人公，少数民族女歌唱家宋祖英。
老寨村宋氏，虽然在老寨村居住已达三四百年，但是子裔不旺，氏族发展缓慢。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过是二十来户人家。
就在老寨村的村口，有一户人家，人丁稀少，只有一个寡妇，领着一个男孩过活。这户人家，住在村口的一栋房子里。这栋房子，和苗族人家通常的吊脚楼完全不同。所谓吊脚楼，一般是全木结构，悬建在半空的木笼子。但是这栋房子，却是用岩石，结结实实地垒出了一个广大的地基。在地基上，又用黄泥土坯，砌成了厚厚的侧墙和后墙。
房子的前墙，则全部用木材建成，建筑风格和吊脚楼一致，也和村里的吊脚楼十分协调。这栋以岩石为地基，三面土坯墙，跨式结构的大屋，在老寨村也算独一无二的“现代”建筑。从建筑上讲，这要比普通的吊脚楼，工程浩大许多。
这栋房子，是这家男主人和几个叔伯兄弟一起，不知花费了多少时光，才像愚公一样，坚韧地建起了这老寨村曾经最牢固的大房子。房子建成之后，两边各住一家，中间的堂屋共享。宋寡妇这一家，住在左首这一边。
这栋房子建成不久，男主人就被征召去给剿匪队伍当向导，一去之后，就没再回来，埋骨于湘西的深山幽谷之中，留下身后一个年轻的寡妇和一个只有十岁的男孩。这个男孩，名叫宋清太，也就是日后宋祖英的父亲。他的母亲宋寡妇为了把他拉扯成人，吃尽了人间的苦，尝尽了世道的辛酸。
苗家女子，本身就非常吃苦耐劳；宋寡妇本来就是老寨村最能干的媳妇，丈夫去世之后，宋寡妇个性坚强，坚持不肯再次嫁人，整天背着背篓，在山间田野里忙碌着。岩头寨一带，人们出门，一律背着一个竹编的背篓。这实在是因为这里地势险恶，山路崎岖，因此根本不能挑着担子出门。而用双肩背着背篓，则行动自如，下地干活和赶场买东西，都非常方便。
宋寡妇十分能干，下地做农活，上山打柴，都是行家里手。孤儿寡母，日子十分清苦。好在宋家男人是在剿匪中死亡，所以当时的剿匪军队，曾经派人送来一笔抚恤金。宋寡妇就用这笔抚恤金，苦苦支撑，让儿子继续读书。
死了丈夫，宋寡妇对唯一的儿子，极其疼爱，视为人生唯一的依靠和寄托。虽然日子困苦，宋寡妇对宋清太的溺爱，几乎到了变态的程度。这种溺爱，在苗族山民中，十分罕见。在母亲的溺爱下，宋清太不仅从来不用干任何农活，而且几乎像个有钱人家的大少爷一样，从来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样样由母亲伺候。宋寡妇虽然溺爱孩子，但是对儿子的读书，要求甚严，含辛茹苦，一心只盼儿子出人头地。
在母亲的严厉要求下，宋清太每天天才朦朦亮的时候就要起床，在母亲的伺候下吃完早饭，走八里多山路，才能走到岩头寨小学读书；下午放学，再走八里多路，才能到家。但是相比之下，宋清太还是比其它的学龄儿童的生活条件要好。许多孩子，上学时只能光着脚，或者穿一双草鞋。而宋清太却总是穿得十分整齐，脚上也总是穿着布鞋。这布鞋，一年至少要穿坏三双，但是旧鞋子还没穿破，宋寡妇早就为儿子准备了新布鞋。
老寨村的十几个孩子，大多数在读过一两年书之后，马马虎虎认得几个字，就不再上学，停学帮助家中打柴干活。落后的苗族村寨，家家户户都要用山上的柴火烧饭烧水。因此妇女和孩子，每天都要上山，去砍来枯枝老树，用做必备之燃料。但是整个老寨村中，只有宋清太和他的叔伯兄弟宋清柏两个孩子，坚持读完了小学；也从来没有像其它孩子一样，到山上打过柴。
因为母亲从小溺爱，也不参加劳动，因此宋清太从小就相对文弱，像个小姑娘一样。他也很少和其它孩子一样，可以满山遍野地去游玩。放学回家之后，母亲宋寡妇定会让他好好温习功课。如若不然，定会伤心欲绝。宋清太为了不让母亲伤心，果然是用功读书；除了上学读书之外，就在父辈们建造的这间大屋子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光阴蹉跎，在这贫困而又平凡的岁月里，宋清太渐渐地长大了。一九五五年，宋清太十五岁那年，初中毕业，考上了县城里的民族师范学校，相当于职业高中。
古丈的民族师范学校，是当时古丈县的最高学府，毕业之后，就可以成为教师，等于是国家干部。宋寡妇得信之后，竟然高兴得昏了过去，半晌之后才苏醒过来。儿子作为老寨村祖祖辈辈第一考上师范学校的学生，在宋寡妇心里，几乎等于是考上了状元。
宋寡妇高兴之余，不停地忙前忙后，为儿子去县城读书，准备行装。但是可怜的寡妇家里，实在也拿不出什么象样的行装来。宋清太习惯于母亲安排一切，仍然是手不释卷，像煞是这个苗寨中，唯一的秀才老爷一般。
报到的日子临近，宋寡妇也十分着急。宋寡妇虽然能干，但毕竟只是山上的妇道人家，一辈子也没有到过县城，出了岩头寨，就会两眼一抹黑，东西不辨，南北不分。为此，宋寡妇不得不去求同村的族人，请到了一位熟悉道路的后生子，带领宋家母子，前去古丈县城所在的古阳镇报到。
就这样，老寨村的一个年青族人背着个大背篓，宋寡妇和儿子背着小背篓，翻过无数的山，越过几十道岭，走了六十多里崎岖的山路，才把宋清太送到了县城里的师范学校。把宋清太安顿好之后，宋寡妇和那个苗民一起，立即启程，回到了老寨村。一来一回，十足走了一天一夜。
宋清太平时身子比较单薄，一路从老寨村走到县城，不仅脚上起了许多泡，而且十分劳累，几乎病了一场，过了许多天才恢复过来。从此以后，宋清太就在这个小小的师范学校，开始了他长达三年的学习。宋清太学的，是数学专业。
宋清太从小被母亲溺爱，刚到学校的时候，生活上都不会自己料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才学会自己照顾自己，自己整理被褥，自己洗衣服。离开母亲身边之后，虽然生活依然清苦，学习紧张，但是身子却居然硬朗了起来。但是宋清太有点和其它的同学不一样，他虽然来自深山，却白白静静，高高瘦瘦，像煞是个城里的学生娃子。而周围的同学，即使是来自古丈县的县城古阳镇，却也是黝黑敦实，完全是农家娃子。
也许是外形影响了性格，宋清太在同学当中，显得沉默寡言，也不太合群。慢慢地，他有了几个要好的同学，这才逐步适应了学校生活。但是，宋清太性格内向，始终没有成为学校里的活跃人物。
五十年代，民族师范学校的学生，还都享受国家的补贴，因此每位学生都能领到足够的饭菜票，甚至还有几元钱的洗理费。这样，师范学校的学生，至少吃饱肚皮还不成问题。学校里的学生，绝大多数是来自深山老岭中的山民子弟，家庭赤贫如洗。在学生当中，宋清太居然算是富裕学生。
宋寡妇溺爱儿子，几乎到变态的程度。因此儿子上学，她几乎借遍了周围的几个村子，足足凑了几十元钱，让宋清太带在身边。似乎只有这样，她心里才好受一点。五十年代的几十元钱，是一笔很大的财富，相当于现在的上万元钱。因此仅从身边的余钱来说，宋清太几乎是同学当中，最富的一个学生。苗家子弟，生在深山，又有歌舞的传统，因此宋清太多少有点先天的音乐细胞和爱好。他手头有钱，倒也不乱花，但是买书买乐器，还是舍得的。宋清太先是买了一个笛子，后来又买了一把二胡。课余之时，宋清太依依呀呀地学习拉二胡，居然无师自通，逐渐入了门。这个爱好，一直陪伴着他。
从古阳镇到老寨村，路途遥远，单程走路，就要十多个小时。因此宋清太要隔好几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每次回家，都要清晨出发，到家的时候，已经半夜了。好在师范学校的同学当中，也有来自岩头寨一带的，因此结伴回家，走六十多里山路，倒也不是很寂寞。
唯一的儿子回家，就是宋寡妇的节日。宋清太回到家之后，通常会疲惫不堪，呼呼大睡，这个时候，宋寡妇就会满足地看着儿子熟睡的样子，彻夜不眠。等到宋清太醒来之后，宋寡妇又立即为他端上洗脸水；还有热气腾腾的米粥。
几天之后，宋清太又要到学校去了。令他吃惊的是，母亲居然又给了他几十元钱，不由分说地让他带在身边；而且几乎他每次回家之后，都是这样。宋清太知道，母亲下地干活，上山砍柴，从来只是维持生活而已，根本没有什么收入。家里哪里来的那么多钱呢？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母亲的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只是年轻人，想不通的事情，过了一会，也就不想了。
穷山恶水出刁民，但是却未必不出美女。陕北米脂，山西晋北，都是穷山恶水，但是那里的女人却非常美丽，艳名远播全国。据说中国古代的第一大美女貂禅，就是陕北米脂人。可见女人是否美貌，和出生地是否闭塞蛮荒，并无太大关系。
苗家女子，美丑不一，差距很大。美者若天仙，丑者则基本上对不起苗族的人民。金庸在其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塑造的苗族女子蓝凤凰，不仅美艳不可方物，而且妩媚多情，义薄云天，是个了不起的女中丈夫。
苗族成分复杂，因此苗族女子美丑大相径庭，也是情理之中。湘西古丈，山深水绿，据说这里的女子，大都十分美貌。曾有人专门写文章，赞颂古丈女子之美，称为女子中的绝品，绝品中的绝品，属于“怎么看都好看，越看越想看的女人。”
据说湘西地区有首山歌，专门称赞古丈女人之美：
古丈女人长得乖，长发飘飘好可爱；日里见了饭不香，夜里见了心难挨。
古丈女人当中，老寨村的宋寡妇，更是难得的大美人。宋寡妇的娘家，在野竹乡的烂泥田村，是个非常贫困的小村寨。但是宋寡妇一家，五个女儿，个个花容玉貌，长得非常出众，是野竹、岩头寨一代有名的“五朵金花”。宋寡妇在家中是第三个女儿，更是姐妹五个当中，最漂亮的一个姑娘，在苗寨“六月六”对歌会上，是远近村寨小伙子们争相追求的对象。最后，还是老寨村的宋家小伙子，凭着高大的身材、灵巧的双手，和一曲动听的山歌，才把她娶回了老寨村：
这一曲动听的山歌，至今还在古丈流传着：
路上见妹是朵花，不思饭来不思茶；郎哥若是锄一把，连根带叶挖回家。
宋寡妇成为寡妇的时候，才三十出头，仍是个极美的苗族少妇。老寨村四周，觊觎她美色的男人不在少数。但是宋寡妇从来也不给那些男人占到便宜。到宋清太到古丈县城去读书以后，为了让儿子读书时有宽裕的经济条件，宋寡妇像是彻底变了一个人。她再次打扮得花枝招展，频繁出入单身青年才会参加的情人节和对歌会；任何男人都可以占她的便宜，但是谁也别想白白地占她便宜。远近觊觎她美色的男人，但凡有所奉献，宋寡妇来者不拒。谁的奉献多，谁就能得到她的青睐。
苗族之人，向来对于男女之间的事情，比较宽松和自由；因此宋寡妇这样做，也没有引起过多的非议和指责。但是对于老寨附近的那些男人来说，成熟美貌的宋寡妇，始终是他们梦想中的女人，因此也乐于捐输。宋寡妇就这样，不惜一切地为儿子付出自己。这也就是为什么，宋清太虽然是可怜的孤儿，经济条件却比较宽裕的原因。
光阴匆匆，如白马之过隙。一转眼的功夫，宋清太中专毕业了。一九五九年，宋清太从古丈民族师范学校数学科毕业，作为国家干部，被分配到古丈县唯一的国营林场高望界林场学校，担任中学教师。
宋清太毕业的时候，成绩不好不坏，表现也不算突出。县城机关干部、县城学校教师这样的好工作，自然轮不到他。不过宋清太没有被发配到边远乡镇教书，也算是一种幸运。毕竟，古丈全县只有一个国有林场，级别也是县团级。也就是说，高望界林场的场长，和古丈县的县长是同级的。
在林场附属学校工作，等于是林场的国家干部，每月领取工资，旱涝保收。这在古丈这样一个以山民为主的农村贫困县中，自然是个人人羡慕的好工作。为此，宋寡妇得知儿子将到林场工作，实在是又喜又怨。喜的是儿子鱼跃农门，从此成了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也不枉她多年含辛茹苦的养育。忧的是儿子终究不能回到自己的身边。
好在高望界林场，离老寨村，要比古丈县城近多了。老寨村位于古丈县城的正东六十里；高望界林场，则位于古丈县城东北偏东六十里。因此从高望界林场到老寨村，大概只有二十里的山路；惯于走山路的人，大概有三个钟头，就可以走到了。
宋清太毕业后，在老寨村的家中住了一个月。这个时候，宋清太已经完全长成了大人的样子。俗话说，儿子像娘，女儿像爹。宋清太主要就像母亲宋寡妇，不仅身材高挑，而且皮肤白净，眉清目秀，出落得一表人才。宋寡妇怎么看怎么喜欢。
一个月后，宋清太再次告别母亲，前去高望界林场报到。
年轻的宋清太，怀着第一次踏入社会的兴奋心情，来到国营高望界林场报到。二十多里山路，竟一口气就走到了。
一九五八年春，国家林业部在古丈县东北地区，武陵山的末端，划走二十万亩林地，设立高望界国有林场。高望界林场的规模，相当于古丈县所辖的一个乡，其中涵盖了五十多个自然村。
高望界林场设立之后，所辖地区行政上也归林场所有，俨然成了古丈县的国中之国。和古丈县的乡级建制一样，国营高望界林场也将辖区内的五十多个自然村，归并成十个行政村进行管理；小的自然村则称为组。只是该区域处于湘西的核心地带，山高林茂，地势险峻，所以每个村庄都很小。五十多个土家族、苗族和汉族的村庄，加起来人口不过三千五百人左右。
辖区人口虽少，但是因为高望界林场归林业部系统管辖，属于国字头单位，因此自成体系，既是企业，又是行政建制；更重要的是所有干部都算是国家林业干部，从林业系统领取十足真金的月工资。这在整个以山民为主的古丈县里，显得非常有优越感。二〇〇五年之前，高望界林场一直是以这种特殊的状态存在的；一直到二〇〇五年，林业部才还政于地方，高望界林场重新改名为高望界乡。这是后话。
高望界林场相对独立于古丈县，而且林场的行政级别和古丈县相同，这样，林场在建设初期，就形成了基本独立于古丈县的各种机构。除了行政班子之外，林场设立了自己的学校、医务室等等。宋清太这次被分配到高望界林场学校，也是为了充实高望界林场的各项建设。
高望界林场学校，原来是一个乡级学校，只有小学，没有中学。原来的小学，也是一个进行复式教学的落后学校。所谓复式教学，就是将不同年级的学生放在一个教室里，由一个教师轮流上课。这是中共几十年统治之后，农村落后地区仍然流行的一种教育形式。高望界林场成立以后，这个学校也成了林场学校，加设了中学。宋清太就在这个林场学校，教初中数学。
苗民草鞋
宋清太本来就是个内秀、文静、老实的年轻人，性格内向，不善言语，但是仔细，做事认真。这大概是跟他从小没有父亲，跟着母亲长大，也有一定的关系。宋清太分配到林场学校之后，林场的领导也看着这个年轻人比较顺眼，因此他在学校工作的时候，心情也比较愉快。教书之余，经常拿出他的二胡，依依呀呀地自娱自乐。
说起来，宋清太也比较孝顺。当年宋清太不过十八元一个月的工资，但是他只肯花十元钱，另外的八元，累积起来，统统交给母亲。刚刚工作的时候，宋清太每个星期都会回家一次，看望母亲。但是宋寡妇少不了要说长道短，唠叨儿子，因此渐渐地，宋清太回老寨村的时候越来越少，有时候两个月才肯回家一次，这却又给宋寡妇平添了不少烦恼。
宋寡妇青年丧夫，儿子长得清秀挺拔，又十分争气，在县城读过大书，又当上了堂堂的国家干部，因此人到中年，一颗心却全都放在了这个儿子身上，日日夜夜思念不已。唯独烦恼的是，儿子不在身边生活，虽说相隔不过是二十多里路，但是相隔高山峻岭；她一个寡妇人家，也不好经常到林场去探望儿子。
宋寡妇关心和思念儿子，本来也是人之常情；天下当母亲的概莫如此。只是宋寡妇早年丧父，人生当中除了儿子，再无别样寄托，因此少不了日思夜想，过于思念。尤其是宋清太回家次数日渐减少，宋寡妇两个月才能见一回儿子，更是牵心挂肚，无论如何也放心不下。
宋寡妇人过中年，所思所想无不事关儿子。忽然一日，宋寡妇想到儿子年纪已经二十有三，如果不是读书成为国家干部，而是在山上当山民，早就结婚成家了，说不定宋寡妇都已经当上了奶奶。宋清太现在虽然是国家干部，但是在成家立业方面，却音讯全无。看来要等宋清太领着姑娘上门，是遥遥无期的事情。宋寡妇想来想去，应该让儿子尽早成家，这样有个媳妇栓着他，宋清太就可以经常回家，宋寡妇也可以更经常地看见儿子。
宋寡妇思量已定，立即广为告知要替儿子找媳妇的事情。汉人不懂苗家事，常以为苗族人自由恋爱，唱歌定情；殊不知唱歌定情的，只是少数性感活跃、喜欢出头露面的青年，大多数人的婚嫁，也是和汉族一样，要靠媒婆说合的。而无论是什么朝代，也无论是汉苗村寨，都少不了有那三姑六婆，喜好说媒拉纤的。宋寡妇一宣传要替儿子找媳妇的事情，周围四村八寨的媒婆，竟然纷至沓来。
即使是在偏僻落后的湘西深山里，三姑六婆的信息也最为灵通。那媒婆们早就得知老寨村的宋寡妇儿子，长身玉立，一表人才；既有文化，又是国家干部，和那整天穿着草鞋，在山上砍柴伐木的苗民相比，就好比是土鸡群中的仙鹤，不可同日而语。这样的小伙子要找个媳妇，自然是非常容易。因此岩头寨一带的媒婆，纷纷前来老寨村宋寡妇家说媒。
宋寡妇看到这许多媒婆熟人给儿子介绍媳妇，既喜又忧。喜的是这唯一的儿子毕竟争气，博得这许多姑娘青睐；忧的是这一带民风彪悍，山民的女儿，大都十分能干泼辣，嘴上能骂，动手也会打人。想儿子一个白面书生，如果娶了一个泼辣的女人做媳妇，岂非又要吃苦受气？宋寡妇为了儿子，竭思殚虑，想得十分长远。如此想来想去，不知拒绝了多少活泼美丽的好姑娘。
宋寡妇最后中意的姑娘，却是来自深山老林之中，一个四户人家的小寨子。寨子太小，没有名字，行政上归属岩头寨村。宋寡妇打听得清楚，那户人家，确实是老实本份的苗家山民，祖祖辈辈，刨土为生。姑娘是家中最大的孩子，从小就帮助父母干活，帮带弟妹，非常勤劳。宋寡妇特别满意的是听说姑娘沉默寡言，为人非常老实。
宋寡妇给儿子找好了对象，连忙差人带信到林场，让宋清太回家一趟。宋清太得信，也不知什么事情，急匆匆地赶回家中，听母亲一说，竟是老大不开心。宋清太虽然书读得并不多，却也多少算是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管大小，多少有点浪漫的想法，什么花前月下、山盟海誓等等。偏偏寡母挂念儿子，给他找了一个没有文化的姑娘，斗大的字不识一背篓，又一辈子住在深山老林里，哪里会有浪漫的细胞？只是宋清太内向，也不和母亲明说，只是说还不想讨媳妇。
宋寡妇见到儿子这种态度，不由得悲从心来，哭天喊地，埋怨自己命苦，早年守寡，儿子长大又不听母亲的话。她这样一哭，宋清太只得向母亲赔罪认错，而且答应下次回家，定当依母亲所言，去那姑娘家相亲，宋寡妇这才转悲为喜。
宋清太拗不过母亲宋寡妇的一片苦心，只得依照母亲定下的日子，到野竹乡的深山里去相亲。临走之前，宋清太在林场理了个发，收拾得干干净净，由媒人陪着，到了姑娘家中。姑娘家在一个深谷中，前山后水，风景优美。在一大片栗子树中，高大的吊脚楼横跨溪水，收拾得也算干净，显得这户人家，十分能干勤快。
姑娘家的家长，看到宋清太一副瘦高白净的样子，的确像是一个国家干部，自然十分满意。那姑娘十分害羞，打了一个照面之后，就躲到里屋去了。宋清太乍一打量，看到姑娘倒也眉清目秀，只是长年在山上干活，脸色有点黝黑。姑娘年轻，看上去非常健壮的样子。她扭身进屋的时候，身影也很苗条。
但是相亲对于宋清太来说，其实是可有可无。因为他早就打定主意，不管姑娘长得如何，既然母亲已经满意了，他也就不反对；算是报答母亲含辛茹苦养育他长大的恩情。这也是宋清太为人忠厚的地方，但是他的这一想法，却不知从此埋下了日后令他十分烦恼的祸根。
在姑娘家呆了两个多小时，宋清太总共也没有讲过几句话。只是媒人和姑娘家的家长，一来一去地搭讪。相亲完毕，宋清太回到家里，宋寡妇早已迫不及待地问起姑娘好不好。宋清太马上说好，但是怎么个好法，却无论如何说不上来。但是宋寡妇见儿子答应了这门亲事，觉得非常高兴，也就不再多问。
那个年代，男女双方见过一面都不反对，就意味着可以成亲了。自从宋清太相过亲之后，宋寡妇格外精神饱满，开始操办儿子的婚事。宋家本身有半幢大屋，娶一房媳妇，也不在话下。只是宋家男人死得早，天长日久，已经稍显破旧。宋寡妇一个孤身女人，也整治不了屋子，但是新房里面，总归还是要稍加布置。宋寡妇千辛万苦，托人从县城买来了白纸，把最好的一个房间，四壁糊得雪白，算作儿子的新房。至于养鸡喂猪，留待婚宴之用，更是不在话下。
宋寡妇忙得四脚朝天，那宋清太却依然故我，倒似乎要结婚的不是他，而是他母亲一般。宋清太回家的次数仍然不多，偶然回到家中，对母亲的一切布置，都唯唯称是，从来也不加反对；宋寡妇知道儿子的性格，也由得他去。
一九六二年春节，宋清太结婚。正好是毛泽东大搞大跃进之后，引发天灾人祸，中国正处于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据研究表明，当时全国大概有三千万人饿死。但是湘西山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所受到的影响却很小。因此虽然时世艰难，宋清太的婚事也办得热热闹闹。老寨村一共才二十多户人家，几乎家家都到宋家来吃喜宴。吃完喜宴，又围坐在宋家的火塘边调笑新媳妇，男女对歌，倒也很有喜庆的气氛。
宋祖英的祖母家
宋清太虽然已经结婚，但是整个婚事对他来说，始终是听凭母亲摆布，混混噩噩。对于那个来自深山的苗家妹子，也没有什么感觉。那姑娘既不识字，也不爱讲话，小小年纪嫁到宋家，跟宋清太之间，竟然也无话好说。这样的婚姻，自然也算不上良缘。
寒假过后，宋清太仍旧回林场教书。到了林场，按照规矩，给领导同事分发了一点喜糖之后，就依然故我。到星期天，竟然也不十分想回家。只是怕母亲伤心，所以每隔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新媳妇自从丈夫一走，就跟着寡妇婆婆干活；宋寡妇精明能干，现在当了婆婆，自然是十分强势。但是新媳妇胆小老实，在婆婆面前更是大气也不敢喘一口，所以刚刚嫁入宋家的时候，倒也相安无事。
宋清太娶了媳妇之后，因为仍然是两地分居，每两个星期才回家一天，所以几年之中，竟然也没有让媳妇怀上孩子。但是宋清太毕竟是读书人，还是希望有自己的人生空间的。他在林场学校的生活，仍旧相当怡然自得。
结婚之后一段时间，宋清太忽然对中医发生了兴趣，读了不少中医入门之类的读物。读以致用，宋清太偶然也采点草药给同事学生治病。慢慢地，宋清太会治病，在林场里小有名气。过一段时间，林场医务室的女医生调到了吉首，医务室成了真空。为了给人治病，林场领导就让宋清太使用医务室，为职工治病。这样，宋清太既当教师，又当半截子医生，显得十分繁忙。
林场医生调走之后，过了将近一年时间，上级林业部门始终不能再派新的医生来。林场领导觉得医务室长期没有医生，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因此干脆自己培养医生。这样，高望界林场干脆把数学教师宋清太送进了古丈的县医院进行培训，学习打针配药等基础知识和技能。宋清太本来是对中医感兴趣，现在又变成了西医的医生，也算是命运的播弄。好在林场医务室，对医生的要求不高，无非是打针配药，包扎处理外伤。宋清太只学了一个多月，就在医务室走马上任，成了专职医生。
宋清太这个医生，完全是半路出家，误打误撞地进了林场医务室，其医术之不高明，可想而知。但是当时说来，宋清太能够当医生，也是一件美事，要比整天吃粉笔灰强多了，而且也清闲得多。
但是好景不长。毛泽东因为头脑发昏，大搞大跃进，饿死了一大批中国人，中共的中央财政也面临崩溃。为此，中共利用其一贯的嫁祸于老百姓的办法，为了节省国家财政开支，大量裁减国家干部，美其名曰：干部精简。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四年，总共精简干部达八十二万人。
所谓精简干部，就是将原来国家干部编制的人员，下放到农村当农民，自谋生路。当年的这一政策，自上而下，精简到偏僻的湘西，已经是一九六四年了。湘西古丈县，本来也没有多少干部，但是偏偏高望界林场，就是个国营林场，林场职工都算国家干部，因此精简的时候首当其冲。
政府耍无赖，要一部分正式的工作人员到农村去当农民，自然引发当事人的强烈不满。为了尽量公平，防止引发暴力事件，部分地区硬性规定，一九五八年起参加工作的新职工，一律在精简之列。结果宋清太倒霉，正好是一九五八年八月才参加工作的，不得不卷铺盖回家。
因为国民经济业已崩溃，所以对精简下放的干部，待遇也十分恶劣，每人只加发一个半月的工资，就打发回家。这样，一九六四年夏天，宋清太在国营高望界林场工作六年之后，回到了老家岩头寨乡老寨村。宋清太的人生，似乎是划了一个圆圈，从老寨村出发，在县城读书，到高望界林场工作，最后又回到了老寨村当了农民。
宋清太因为正好属于被精简下放之列，心情十分郁闷。但是统治者蛮横专制，也没有地方去讲理，只好卷着铺盖回到老寨村。临走之前，宋清太将自己心爱的二胡、口琴，都送给了林场的朋友，陆续买下的各种医书，也一把火烧得精光，从此再也没有重新拾起过这些爱好。
宋清太回到家中，一直闷闷不乐。但是他毕竟性格内向，只是自己生闷气而已，宋寡妇得知，却是大为悲伤，大哭了好几场。倒是宋家媳妇，得知丈夫终于可以回到家中，和自己长相厮守，暗暗有点高兴。
宋清太回到寨子里，从每天按时上班，每月领取工资的国家干部，一下子变成了农民，非常地不适应。特别是宋清太从小得宋寡妇宠爱，向来也没有干过农活，甚至连上山打柴，都是少有的事情。宋清太个子虽然高，但是身板瘦弱，手不能抬，肩不能扛，完全不是当地山民的那副样子，所以他回乡之后，有一段时间只是闲住在家里，无所事事。心情自然也更加不好。
那个时候，中国农村因为毛泽东头脑发热，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所有的农民都被组织起来参加人民公社，进行集体生产。岩头寨乡则变成了岩头寨公社，老寨村周围的自然村，合并成一个生产大队，其中又分成若干个生产小队。生产大队的大队部，位于老寨村，大队书记，也是宋家的本家人。按照规定，所有的农村劳力都要参加集体劳动，否则就分不到口粮。这样，大队为了照顾宋清太，就让识文断字、老师出身的宋清太担任了大队会计兼大队团支部书记。
那个年头，经济活动极度稀少，说是大队会计，其实也就是拿个本子，记录一下集体劳动的出勤率和工分，到年终的时候，按照大队的收入进行分红。对宋清太来说，这当然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做到的事情。但是按照规定，大队会计并不能脱离生产，所以宋清太当了会计之后，照样要参加集体劳动。只是因为他是会计，所以可以顺理成章地干一些妇女干的轻活。尽管如此，宋清太参加劳动之初，仍然感到非常辛苦。倒是他的媳妇，身体强壮，干起活来，能顶一个强劳力。
慢慢地，宋清太也就适应了农村的生活。只是回村之后，少了每个月的工资收入，经济条件越来越差，日子也过得越来越紧巴了。
宋祖英家老屋
宋清太回到老寨之后，因为天天和媳妇生活在一起，夫妻感情慢慢地培养起来了。两口子之间，渐渐地也琴瑟和谐，有说有笑，日子甜蜜起来了。但是他们万万想不到，这却引起了宋寡妇的极大不满。接着，婆媳之间，就开始爆发了战争。
宋清太刚刚回家的时候，宋寡妇虽然也为儿子丢掉了国家干部的铁饭碗而难过，但是心底里也暗自高兴，儿子从此可以伴随在身边，为自己养老送终。但是儿子在家里住的时间一长，宋寡妇就开始逐渐感到不满了。如同天下所有的寡妇一样，儿子在自己的房中和媳妇呆的时间一长，宋寡妇就要感到莫名其妙地不高兴。大概也是更年期症状发作，渐渐地，宋寡妇把自己的媳妇，当成了和自己争夺儿子的敌人。
宋清太内向，喜欢安静。他的媳妇也是个老实，少言寡语的山村姑娘。两个人的性格倒是十分般配，经常能够静静地在一起坐上半天。但是苗族风俗，每户人家都有一个大屋，中间砌着火塘，家庭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围着火塘，吃饭、说话和干活。偏偏宋清太不爱坐在火塘旁边，喜欢在自己的房间中看闲书。他媳妇也喜欢陪着他在房间里，因此火塘旁边，经常只有宋寡妇一人，坐着生闷气。
宋寡妇生气之余，少不得要哭闹一番。哭的是自己命苦，早年守寡，把儿子拉扯大；闹的是儿子不孝，有了媳妇忘了娘。明着是骂儿子，实际却是骂媳妇，骂着骂着，什么难听话都出来了。那媳妇刚刚嫁入宋家的时候，年纪又小，又没有见过世面，因此任由宋寡妇搓揉；现在丈夫到了身边，受委屈的时候，也不免要跟丈夫诉苦。诉苦之余，暗中也和宋寡妇作对，这样矛盾也就越来越深。
宋寡妇越来越和媳妇过不去，宋清太看不过去的时候，也顶撞母亲几句，结果引发更大的吵闹，如此日复一日，家无宁日。宋清太本身就因为失去公职，十分郁闷，现在遇到婆媳大战，把他夹在中间，更是愁苦不堪。时间一长，宋清太郁闷难泄，居然得了肺痨之症。
好在宋清太多少学过一点西医，知道自己得的是肺结核，因此立即去县医院医治。那个时候，宋家尚有一点微薄积蓄，再说当年县医院看病，的确也非常便宜，所以宋清太还看得起病。但是肺结核是一种慢性病，治疗周期很长，宋清太自然也住不起医院，只是配了一点药，回家静养。偏偏这个时候，宋清太发现媳妇有喜了。
宋清太媳妇嫁入宋家五年，四年之后才有身孕，对宋寡妇和宋清太来说，自然是一件喜事。只是宋清太知道，自己的肺结核的毛病刚刚发作不久，属于开放期，有很强烈的传染性，如果传染给了媳妇，就会祸及胎儿。为此，宋清太和媳妇商量，干脆让媳妇回娘家生孩子，省得母子被传染。
媳妇无奈，只能任由丈夫在家中养病，自己走了几里山路，回到了娘家。好在这个时候，她怀孕还没有几个月，走几里山路，不成问题。这边留下宋清太在家养病，和母亲相依为命。宋清太自己懂医，所以治疗还算及时，经过打针吃药，病情大有好转。但是肺结核乃是富贵病，对摄入的营养要求甚高。但是宋家自宋清太生病以来，几乎已经一贫如洗，根本没有钱给他吃鱼吃肉，所以一时也难以痊愈。
宋清太媳妇的娘家，乃是淳朴善良的苗族山民。对女婿生病，深有同情，更是欢迎女儿回娘家生孩子。宋清太媳妇离家多年，这次回到家中，自然也是非常高兴。只是那媳妇是个闲不住的人，回家没几天，就帮助家中烧饭打柴。一直到肚子挺得老高，还在忙活。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一九六六年农历丙午年六月廿七日，公历八月十三日，宋清太媳妇在娘家，生下了一个足月女婴。女婴生下的时候，当然既没有红光满室，也毫无异样症状，只是母亲身体健康壮实，因此婴儿也足斤足月，十分健康。
苗家风俗，对妇女生育甚是重视；既讲究产后滋补，又有不少禁忌。宋清太媳妇的娘家人丁旺盛，何况又在深山之中的小山村里，基本上与世隔绝，所以苗族的规矩，一样不少。宋清太媳妇受父母疼爱，产后喝酒吃鸡，倒比普通的媳妇还要享福。母亲身体补养得好，奶水充足，奶中营养也好，这个小小的女婴，倒是长得十分壮实健康。
因为孩子生在农历六月，外婆外公看着喜欢，称呼孩子叫六六，后来又按照湘西习惯，叫她六英子。这个乳名叫做六英子的女孩，就是日后的宋祖英。六英子从小因为母亲健康，奶水充足，因此十分结实健康，这也为她日后发育良好，身高达一米六九，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是后话，表过不提。
再说六英子的母亲，生下孩子以后，慢慢开始惦记丈夫，不知他身体恢复如何。等到六英子半岁，稍微硬朗一点，她就带着孩子，想回到夫家去生活。于是她用一个竹编背篓，背着小小的六英子，回到了老寨村。六英子的母亲还从家中抓了两只肥鸡，带去给丈夫补养身子。
六英子的母亲时隔一年多回到丈夫家中，但见宋清太的身体并不见得有什么好转。宋寡妇则因为儿子生病，媳妇回了娘家，又气又累，一年不见，仿佛老了十岁。母子两人，日常又没有什么收入，倒是要给宋清太看病，不断地要花钱，因此日子过得格外艰难。偌大个屋子，黑乎乎的，竟连火塘都熄灭了。看到这些，六英子的母亲十分心酸。
宋清太因为家贫，加上没有营养，心情也不好，所以虽然也打针吃药，但是结核病并不见痊愈，竟成了长年肺痨。病情时好时坏，发作的时候，日夜咳嗽不止。不过他第一次见到孩子，倒是非常开心，精神也好了不少。只是生怕肺病传染给孩子，也不敢和孩子太过亲近。宋寡妇内心希望宋家有传宗接代的人，见媳妇抱回来的是一个女孩子，多少有点失望。
这种情景之下，六英子的母亲十分为难。丈夫卧病在床，婆婆日见衰老，无人照顾，家中没有劳力参加集体劳动，来年从生产大队就分不到口粮，这样下去，全家岂非都得饿死？但是自己去参加劳动，六英子又无人照顾，实在是件两难的事情。
在此情况下，六英子的母亲无奈，只好求娘家帮助。从此之后，她就把小小的六英子放在了娘家，自己回到老寨的家里，白天参加集体劳动，放工之后伺候婆婆和病中的丈夫。这样一来，家中完全不一样了；柴也有了，菜也有了，火塘也生起来了，小鸡猪仔也养起来了。对于苗族人家来说，家中有了火塘，就有了温暖和生气。
慢慢地，在六英子母亲操劳照顾之下，宋清太的身体一日好过一日，心情也逐渐开朗。宋寡妇见此情景，也不再和媳妇那么过不去了。宋清太身体好了以后，虽然不能参加体力劳动，但是他毕竟是有文化之人，托人买了几本裁剪缝纫衣服的书，学起做裁缝来了。接下来，他给母亲和媳妇做了几件衣服，倒是十分妥帖，穿起来也大方得体。老寨村一带，积年贫困，本来也没有什么裁缝高手；宋清太能做裁缝，很快就传出名声去；四邻八乡，也陆续有让宋清太做衣服的。这样一来，宋清太也能挣点裁缝钱，补贴家用。
只是宋家的闺女六英子，却一直住在外婆家中，渐渐长大。
（缺12节）
时光匆匆，一转眼，六英子快六岁了。她依然生活在外婆家里，无忧无虑，满山遍野地玩耍。那年春天，六英子的外公和舅舅商量，该让孩子去上学了。六英子舅舅家的一个孩子，比六英子大了半岁，已经满了六周岁了。中国人传统，孩子六岁，正是开学发蒙的好时候，因此六英子的外公和舅舅，就让这孩子去上学，六英子跟着一起去。
六英子虽然未满六岁，但是农村小学也没有许多讲究，所以让她上学不成问题。只是临上学时，两个孩子还没有大名，似乎有点不妥。但是六英子的外公家，清一色都是文盲，小小的山村里，也找不出断文识字的人来。
但是苗族人淳朴厚道，向来有请外人给孩子起名的风俗。比如孩子出生三天内，无意中闯入产妇家中的人，叫做“踩生”。苗族人对“踩生”者不仅不怪，反而认为是和孩子有缘分，因此“踩生者”要给孩子起名字，还要给孩子当干爹或干妈。也有如孩子日夜啼哭或者生病，苗族人就会择好吉日，背着孩子，抱着大公鸡，拿着香、纸等，到溪流桥边搭上新桥，等待第一个过往的行人。能够撞上苗族人家请保爷、保娘，就是彼此的福气，客人不但不会拒绝，还应该接过孩子，说些祝福的话，给孩子取一个吉祥如意的名字，并接受主人家的酒肉款待，临走时给孩子留下点财物做纪念。
当然这种习俗，执行起来也多有差距。六英子外婆家位于深山，平时往来之人极少。但是外公外婆刚想着要给六英子起个学名，寨子里却忽然来了个外人。这外人，却是个在湘西一带走村穿寨的货郎。湘西山高林茂，交通极为不便，因此偶然就会有这种货郎，背着当地紧缺的食盐、针线，妇女用的花样等，走村穿寨。这些货郎大都是汉人，头脑灵活，也断文识字，经常是以货易货，大受苗家山民的欢迎。
六英子外婆家因为偏僻，所以这样的货郎也难得来一次。正好六英子需要起个大名，因此就把那货郎当成了贵客，请他起名。那货郎文化也不甚高，听小姑娘说小名叫六英子，因此也不动什么脑筋，便把六英的六，换成了“祖国”的祖。从此六英子的大名就成了宋祖英。
货郎没什么文化，起的名字倒也朴素大方，通俗合时。那个年头，女孩子叫“祖英”、“国英”、“家英”者，不计其数。六英子的外公外婆显然对这个名字相当满意，把个货郎当成了贵客，杀鸡烧鱼，认真地招待了一顿。宋祖英当时年纪还小，有点混混噩噩，日后回忆起来，只是隐约知道是个走江湖的人给起的名字。长大以后，又觉得自己的名字太过俗气，几次想改，最终还是没有改成。等到成名之后，却又再也不能改了。
一九七二年八月，宋祖英和表哥一起，开始到岩头寨小学念书。从外婆家到岩头寨公社小学，其实路并不远，但是却非常难走，要翻过两座山，越过两条溪，还要过一条河。单程一趟，也要走半个多小时。好在宋祖英和表哥一起上学，一路上有伴，蹦蹦跳跳地走路，倒也不甚寂寞。
据宋祖英自己说，那个时候，她每天放学经过大山，就会情不自禁地大喊，喊山对面的人，也喊出苗家山歌的片断，而且天天乐此不疲。有时候，山对面忽然有人应答，宋祖英就会十分开心。如此长年累月地喊叫，就好比学唱京剧时要吊嗓子一样。也许，这就为宋祖英日后靠唱民歌吃饭，打下了嗓音基础。
宋祖英当年上的小学，是个相当落后的乡办小学，当时因为乡叫做公社，所以也叫岩头寨公社小学。这个小学，现在称为岩头寨乡中心完全小学，简称岩头寨中心完小，即宋祖英的母校，至今仍然十分简陋和落后，连基本教学的老师都不够。
二〇〇七年尚且如此，三十五年前的岩头寨小学，其条件和教学水平，可想而知。尽管如此，岩头寨小学还算条件比较好的，周围一带的村办中学，因为没有师资，很多只能教到小学三年纪或者四年级。学生到三年级或四年级以后，就要失学。
宋祖英上学的时候，岩头寨公社小学也是用所谓的“复式教学法”，也就是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学生，坐在一个教室里面，每个年级的学生坐一列，然后由一个老师，轮流教每列学生。没有教到的年级（列），就复习功课，也可以听其它年级的课。
这种教学方法，除非正好遇到天才学生，能够同时理解和读懂四个年级的不同课程，否则的话，就是对孩子心智的极大摧残。对于宋祖英来说，也是同样。辛辛苦苦爬山涉水去上学，到头来只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才能听老师讲课，其余的时间，懵懂浑噩，完全是浪费时间。
向老师
宋祖英当时的班主任老师姓向，是个年仅十九岁的小青年。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央电视台《文化视点》节目中，节目主持人倪萍曾经把这位向老师请到了中央电视台节目录制现场。这位向老师虽然敦厚老实，但是一口湘西官话，十分浓重，根本无法让人听懂他在说什么。倪萍本来想说明是小学老师把宋祖英领进了音乐艺术的大门，可惜这位向老师表现不佳，嗓子暗哑，五音严重不全，实在令人难以相信，他能够教给宋祖英什么音乐知识。
更加要命的是中共长期以来不重视基础教育，像这样的乡办村办小学，一律都没有国家的财政支持，而是靠当地政府自己对付，即所谓的“民办教师”。“民办教师”不属于国家发工资的序列，也没有什么严格的资格要求，这样一来，农村当中阿狗阿猫，只要识得几个字，就可以当民办教师。师资质量，严重不可靠。同时，“民办教师”待遇极差，公社和大队通常只发十几元钱的工资，甚至是不发工资，只记工分，到年终和农民一样根据集体效益分红。但是当时农村集体经济效益极差，年终一分钱也分不到，也是常事。
民办教师下了课，照样要到地里去劳动。这样一来，文化程度高，有点水平的人，只是拿民办教师当个跳板，一旦有比民办教师好的工作，马上就离开教师的岗位。宋祖英当年的一个老师鲁邦奇，就是这样。他在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七年在岩头寨公社小学当民办教师，到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就去部队当兵，此后鱼跃农门，现在是古丈县供销联社的主任，也是古丈县赫赫有名的一个能人。
宋祖英在这样的读书环境中，显然也不能好好读书，读了几年，马马虎虎识得了几十个字而已。但是这正是这里的大多数农村孩子的结局；尤其是女孩子，能够读完三四年小学，就已经心满意足，从此回家帮助大人干活。这种情况，至今没有改变。贫困地区的女孩子，包括湘西地区，大都早早失学，成为文盲或半文盲。
所幸宋祖英的父亲是教师出身，知道读书的重要性；外公外婆一家虽然也同样贫困，但是家境还过得去，因此宋祖英得以坚持读了下去，至于学到多少东西，实在是天知道的事情。
春来秋去，宋祖英渐渐地长大了。童年的宋祖英一直住在外婆家里，深受外婆外公疼爱，从来也不用帮助大人干活。但是在她自己的家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父亲宋清太在母亲的照顾下，病体好转，又依靠一手裁缝手艺，成了远近闻名的宋裁缝。收入虽然不多，却也可以补贴家用，稍微改善一下生活。
这样，宋清太一家的日子，也逐渐开始正常起来了。宋祖英的母亲又陆续生下了两个孩子，一个妹妹，一个弟弟。老太太宋寡妇得了孙子，性情也变好了，能够帮着媳妇照看孩子。
宋祖英九岁那一年，母亲生下小弟弟没多久，正好宋祖英放暑假，就回到老寨村去住，也是帮助母亲带孩子的意思。宋祖英在外婆家活泼自然，但是到了自己家里，却十分生疏。奶奶本来就不喜欢她，父亲和她也不亲热，因此在家里呆头呆脑，甚是不讨人喜欢。宋祖英也不懂事，只知道呆在外婆家里，要比呆在自己家里，要快活百倍。
有一次，父亲让人请去做裁缝，母亲参加集体劳动，下地干活去了。宋祖英在家里照看弟弟。平时奶奶在家，这一天也不知为了什么事情，到外面去了。中午未到，宋祖英和小弟弟都饿了。还不到一岁的弟弟只会大哭，哭得死去活来。宋祖英本来就不干活，也算不上是机灵孩子，不会哄孩子。无奈之下，就找了一个背篓，把弟弟背在身上，一起去找妈妈。
妈妈干活在梯田里，有陡峭的山道。宋祖英吃力地背着弟弟，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在山路上。宋祖英背上背的，是大人的背篓，重心容易偏移，因此一不小心，就从路上滚下了山坡。宋祖英连背篓一起，在山坡上打了无数个滚，才停了下来，但是离开山路，已经有十几丈远了。
大人的背篓肩带长，宋祖英滚下来之后，背篓早就滑下了肩头，而且比她滚得更远。好在这个山坡并不是很陡，宋祖英虽然磕破了点皮，倒还没有受伤；但是等她趔趄着站起来，找到背篓时一看，不由吓得魂飞魄散。那背篓里早已经没有孩子了；她弟弟在下滚时，也弹出了背篓。
吓愣了的宋祖英足足呆了半晌，才想起要到半坡上去找；但是等到她找到弟弟时，发现弟弟嘴角流血，一动不动地躺在草丛中，和死人并无区别。这一下，宋祖英更是吓坏了，以为自己摔死了弟弟，不由得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把弟弟抱了起来，拼命地叫他。叫了一会，所幸弟弟并没有摔死，只是昏了过去，终于醒了过来。
宋祖英把宋家传宗接代的唯一男孩子给摔坏了，引发宋寡妇大怒，当场就要打死这个笨丫头。宋祖英母亲见势不妙，连夜把宋祖英送回了外婆家里。同时连忙给孩子看病。但是乡医院也看不出什么名堂，除了外伤，也无法检查孩子是否受了内伤。
但是宋祖英的弟弟，长大以后却从来也不会说话，变成了一个聋哑人。这其中，也有她弟弟得了百日咳，乡医院给注射过链霉素的事情。但是链霉素伤害听力，是要长期注射，造成毒素在耳中蓄积，对前庭神经和耳蜗神经造成损害。短期的注射，决不会造成耳朵完全失聪。
从宋祖英内心来讲，她一直比较内疚，认为是自己的笨手笨脚，把弟弟摔坏了，造成了他的终身残废。因此宋祖英一直非常照顾弟弟，甚至在家中，也总是把弟弟放在第一位。但是，为了配合宣传，宋祖英却从不透露自己失手摔坏弟弟的事情，而是一味告诉记者，是因为弟弟小时候得了百日咳，注射链霉素中毒才造成的聋哑。
宋祖英的弟弟到底是因为被宋祖英摔过一次造成聋哑，还是因为山村庸医使用链霉素注射造成中毒，变成了一件死无对证的悬案。即使是因为宋祖英失手摔坏的，也怪不了她，因为当时她才不过九岁，而且初衷也是为了照顾弟弟。但是宋祖英日后为了自己的“完美”形象，从不谈及摔坏孩子的事情，却是对公众的一种欺骗。
宋祖英放假在老寨村住了一些天，不料因为照顾弟弟，失手将弟弟摔得不轻，引起祖母大怒，结果连夜被送回外婆家。宋祖英当时又惊又怕，又羞又难过，哭了好几场。但是她终归是个孩子，过得几天，早把这个事情抛到脑后去了，照样上树骑墙，和舅舅的孩子们一起玩耍。假期结束，她也继续去岩头寨小学上学。
一年之后，宋祖英十岁了。在山区农村，十岁的孩子不干活，完全是说不过去的事情。宋祖英在外婆家里，有时候也帮着去山上打点柴，但是舅舅家里孩子多，四五个孩子，闹着玩一样就可以打好柴，所以也并不辛苦。但是她自己的家里，却因为父亲患有肺结核，不能做体力活，而显得人手越来越紧张了。终于，她母亲把她接回了家中。宋祖英也从此结束了她在外婆家无忧无虑和快乐的童年。
宋祖英回到家中以后，虽然事隔一年有余，她摔坏弟弟的事情已经得到了祖母和父亲的原谅，但是祖母始终不喜欢她。父亲宋清太对她也相当严厉。宋祖英在外婆家从来不正经干活，现在回到家里，不仅要干活，而且要接受奶奶和父亲的训斥，心里也十分委屈。出于对奶奶和父亲的畏惧，也是因为曾经闯过一次大祸，把弟弟摔坏了，所以宋祖英在性格形成的关键阶段，变得木手木脚，也十分胆小，她自己称为“磨唧”，也就是俗话说的慢性子。
但是她越是慢性子，越是要受到奶奶和父亲的训斥；越是受到训斥，她就越是担心做错事情，就变得越是“磨唧”，恶性循环，形成了宋祖英性格中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一点，对宋祖英日后的人生道路，影响也非常深远。
宋祖英回到家中以后，顿时成了母亲的重要帮手。平时要早起，帮助弟弟妹妹穿衣服，打扫火塘。放学回来，经常要去打水。星期天，则和当时的所有孩子一样，到山上去打柴。打下一捆一捆的树枝来，堆在屋前。没有柴，家里的火塘就不能生火了。上山打柴，胳膊和手经常让荆棘给划破，都已经成了家常便饭。那个时候，普天下农村的孩子，差不多都是这样生活的。
宋清太虽然并不喜欢这个大女儿，但是毕竟是读书人出身，对宋祖英的学习看得还是很重。宋祖英性子慢，反应迟钝，父亲也恨鐡不成钢，轻则斥责，重则打一顿。父亲越打，宋祖英就越是木头木脑。
二〇〇四年十月十二日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艺术人生——宋祖英的梦想之路》节目中，宋祖英坦承父亲经常会打她。而且她还回忆起了被父亲打过的一个细节。大概是在宋祖英回到老寨村，但是仍在上小学的时候，学校举办跳绳比赛，要求学生在达到每分钟跳八十下的基础上，参加比赛。这大概是学校开展体育运动，增强学生体质的一种活动。学校条件简陋，缺乏体育器械，所以只好搞点跳绳比赛。
宋祖英虽然像个假小子一样能够上树骑墙，但是却不会跳绳，也对跳绳没有概念，以为每分钟跳八十下，难度很高。其实一般年轻人每分钟跳一百下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没有概念，所以宋祖英就拒绝参加跳绳比赛。结果学校跳绳比赛那天，宋祖英磨磨蹭蹭地呆在家里。父亲就问她，有没有参加跳绳比赛？宋祖英说，据说那跳绳比赛，一分钟要跳八十多下，我就不参加了。结果宋清太就相当生气，第二天早上，一早就把宋祖英叫起来，让她反思过错。一边反思，一边还用拨火塘的烧火棍揍她。
宋祖英的记忆力并不好，所以这个细节的具体时间，地点都可能有误。但是的确证明，宋清太对女儿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也是动用暴力教育孩子的。
就这样，宋祖英回到了父亲的家中，在奶奶和父亲的严厉要求下，过着山区农村女孩子的艰苦生活，也在这种艰苦生活中渐渐长大。
宋祖英十岁回到老寨村自己的家里，开始和父亲、奶奶等一起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是父亲靠替人做裁缝，能够挣到一点钱，母亲又十分勤劳，既参加集体劳动，又能持家，加上宋祖英也能帮着干一些活，帮助母亲照顾弟妹，所以一家人的生活还过得去。
但是宋祖英回家之后不久，父亲的肺结核病又复发了。宋清太第一次发现肺结核病的时候，没有彻底痊愈，也因为他生活条件不好，食品缺乏营养，尤其是长期心情不好，郁郁寡欢，因此病情出现过多次反复。每次复发，农村医院只有基本的抗菌药品。因为家境不好，所以经常是疗程还没有结束，宋清太就不得不停止用药。这样，他的肺痨之症，也越来越厉害，渐渐地成了不治之症。
父亲肺病发作，每次对家里的经济都是一大打击。因为复发的时候，宋清太就不能用裁缝手艺挣钱，反而要花很多医药费。宋祖英以前住在外婆家里，对此一无所知，这次才真正感觉到了家里的困境。但是宋祖英那时只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农村小女孩，对此也无可奈何。
但是宋清太这次肺痨复发，来势很凶，不停地咳嗽外，还开始吐血。也许是常用的抗生素产生了抗药性，打针之后，宋清太不仅没有好转，反而病情越来越重。一家人束手无策，都十分忧虑和不安。
那年春天，宋祖英小学还没有毕业，父亲宋清太的病越来越重，骨瘦如柴，呼吸困难，整天躺在床上，咳嗽不止。有一天，宋祖英正好在家里的时候，父亲咳嗽得更厉害了，而且吐了许多血。母亲看情况不对，就匆匆去找医生。但是还没等医生赶到，宋清太咳着咳着，一口气上不来，就此撒手人间了。
宋清太去世的时候，年仅三十九岁。宋清太是个聪明、内秀的人，也算是有文化的苗族汉子，如果生逢其时，也做得一番像模象样的事业。可惜时运不济，早年丧父，后来经过自己努力，成为国家干部，却又因为共产党的政策，变成了一贫如洗的山民。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也是中共统治中国之后，热衷政治斗争，不恤民生，也不管老百姓死活的牺牲品。
宋清太一死，宋家就乱了套了。老太太一辈子疼爱这个儿子，没想到儿子壮年早死，白发人送黑发人，心痛得死去活来。儿子一死，家里没了男人，唯一的孙子却是个聋哑人，一生要强，不肯服输的宋寡妇，顿时失去了人生的支柱和依靠。儿子去世以后，竟然变得有点疯疯癫癫。
宋祖英的母亲本来就是没有文化的农妇，死了丈夫，等于塌了天一样，只会抱着孩子大哭。好在老寨村的住家，大都是宋清太的本家，那个时候也比较讲究集体主义精神，最后由生产大队出面，为宋清太料理后事；宋祖英的舅舅也赶来帮忙。这样，宋祖英家虽然只剩下了孤儿寡母，但是宋清太的丧事，还是办得中规中矩，吊丧三天，芦笙声声，昼夜不停地向死者致哀。三天之后，宋清太出殡，被葬在山上宋家的公共墓园里。
父亲宋清太死后不久，宋祖英就从岩头寨公社小学毕业了。当时岩头寨公社为了让部分孩子继续上学，就开办了一个初中班。正好有个叫许益世的民办教师，是文革时候从县中学下放回来的，算是当地很有有学问的大知识分子，由他负责管理这个初中班。后来，这个许益世老师，就成了岩头寨初中的校长。其实说是校长，实际上也只有两个老师，一个复式班而已。
这个岩头寨初中，其实并不是国家设立的正规学校，而是公社办的所谓“戴帽”中学；也就是说，在原来岩头寨公社小学的基础上戴个初中的帽子，所以叫戴帽中学。这样，宋祖英小学毕业，就可以直接升入初中了。宋祖英上初中的时候，是一九七九年的夏天。
岩头寨公社当时所辖的自然村，分布在深山老林之中，交通极为不便。为了照顾能够读书的孩子，初中开始允许学生在学校寄宿，这样许多孩子就用不着每天走几里甚至十几里山路来上学。宋祖英从老寨村到学校，大概要走六七里的山路，而且爬山涉水，多有不便，所以她也开始在学校寄宿，每星期回家一次。
父亲死后，宋祖英的家里就更为贫困了，可以说用一贫如洗来形容，也不为过。宋祖英在学校寄宿的生活，是非常清苦的。去寄宿的时候，她从家里背了一条被子到学校，晚上睡觉的时候，没有垫被，只能一条被子，垫一半盖一半。吃的就更差了。宋祖英每次从家里到学校，总是要自己背一小口袋大米，带一瓶家里自己腌的酸菜拌辣椒。吃饭的时候，自己到学校的大灶上把米蒸成饭，然后就着酸菜拌辣椒吃饭，天天如此。一个玻璃罐头瓶的酸菜拌辣椒，就是一个星期的菜。
农村学校的卫生条件也非常简陋；寄宿在这里的学生，一年到头，都是喝山里的溪水，用冷水洗脸洗脚。冬天的时候，冷水刺骨，这些山里的孩子们一样喝冷水。从某种意义上讲，艰苦的生活锻炼人的意志；宋祖英日后为了成名，坚忍不拔地追求，也许得益于她的这一段艰苦的生活。
俗话说，祸不单行，福无双至。宋祖英上初中后不久，家里又一次传来了噩耗。因为儿子去世，精神大为异常的奶奶，居然上吊自杀了。宋祖英闻讯，又匆匆赶回家中，参加奶奶的葬礼。
宋寡妇曾经是苗族的一个绝顶美女，宋祖英的美貌，大都来自祖母的遗传。但是这个毕生好强的苗族妇女，却命运多桀。青年丧夫，老来失子，都是人生最不堪忍受的悲惨遭遇。大概正是因为不满人生遭遇的悲惨，宋寡妇居然在没人的时候，独自上吊自杀了。这在苗族人的习俗中，更是极为悲惨的事情，因为苗人普遍认为上吊是非常不吉祥的死法，因此人死了都不办吊丧，甚至不能埋入族人的公共墓地。
宋祖英和奶奶毫无感情。不仅毫无感情，甚至在奶奶在世的时候，互相有点敌视。因为宋寡妇自始至终也没有喜欢过这个木讷、反应迟钝的大孙女，反而对宋祖英失手把弟弟摔得半死，耿耿于怀。宋祖英作为一个孩子，对比宠爱自己的外婆和这位只相处过两三年的奶奶，对这个总是斥骂自己的奶奶，也是既畏惧又敌视。所以宋祖英成名以后，在许多场合讲起过她的父亲、外公外婆，舅舅，弟弟妹妹等，但是却从来也不提起自己的奶奶。
和奶奶没有感情，所以奶奶死了，悲伤固然没有，但是忧虑还是有的。一年当中失去了两个亲人，母亲又老实无用，宋祖英才不过十三岁多一点，下面还有弟弟妹妹，一家人这日子怎么过，一时之间也让宋祖英的母亲非常绝望。母女两个也不免抱头痛哭，抱怨老天爷对她们是如此的不公平。
参加完奶奶的葬礼，宋祖英又回到了学校，开始她的初中学习。宋祖英的母亲在让孩子读书这一点上，倒是非常有胸襟，坚持让大女儿读完初中。按照一般山区农村的情况，孤儿寡母的，宋祖英早就该停学回家，帮助母亲了。当时也的确有同村的族人劝宋祖英的母亲，别让宋祖英再上学了，但是宋祖英的母亲没有听劝，还是让宋祖英住在学校里，继续学习。
另外，宋祖英能够继续上学，也和她的本家叔叔宋清柏的鼓励有关。宋清柏是宋清太的堂弟，也是和宋清太一样从古丈师范毕业的，后来一直在古丈各乡的学校里当老师。宋寡妇上吊以后，宋清柏回到老寨村，对宋祖英和她的母亲再三鼓励，要她坚持读完初中。
岩头寨初中，还是和小学一样，采用复式教育。一大群孩子坐在一起，从初一到初三的课程，都在一起教。这个班的班主任老师，就是许益世。许益世虽然是民办教师，但是却是科班出身，在县中学教书多年，后来因为“文革”才被下放到岩头寨来。这样，学校和教学虽然不怎么样，但是有个好老师，学生毕竟也学点知识。
宋祖英读完初一，要上初二的时候，因为家里实在太穷，几乎读不下去了。当时岩头寨初中的学生，连学费带住宿，每学期每个学生要交六元钱。这六元钱，在今天看来，也算收得比较公道。因为学生学习连住宿，包括民办教师的工资，都要从这六元钱上出。如果一户人家好歹有点收入，这一个学期六元钱，实在也不算多。但是宋祖英家中自从父亲去世之后，却再也没有分文收入，她母亲居然拿不出六元钱，为宋祖英交纳学费。
那个时候，老寨村的家家户户，都过着苦巴巴的日子，谁家也没有多少余钱。正好当时有一支湖南省的地质勘探队在老寨村附近进行地质勘探工作，勘探队的工人经常到村子里来要水喝。因为宋祖英家是进老寨村的第一户人家，因此他们来宋祖英家要水喝，或者借用具的时候最多。一来二去，宋祖英的母亲和勘探人员也熟悉起来了。现在宋祖英上学需要六元钱，家里怎么也凑不出这个钱来，只好张口跟最熟悉的一位技术员借钱。
那个勘探队的技术员倒也爽快，借给宋祖英母亲五元钱。这样，宋祖英终于可以去上学了。这五元钱，后来宋祖英的母亲靠打柴卖给勘探队，也算慢慢还清了，但是这件事情，却使得宋祖英的母亲感到无法这样拉扯着孩子生活下去了。她必须再找一个男人，来撑起家庭这片天空。
但是宋祖英的母亲拖着三个儿女，要想重新嫁人，也谈何容易；尤其是宋祖英的母亲嫁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抚育这三个孩子长大成人，所以与其嫁人，不如找一个丈夫回家。苗族人家，本来就有男人入赘女家的风俗，入赘之后男人也并不像汉族一样受到歧视，更不用改姓。至于妇女再嫁，更是不足为怪。
七八十年代，湘西山区的少数民族民众，正是最穷的时候；其实像宋祖英这样偶尔交不起学费的，并不算最穷的，最穷的人家，连媳妇都娶不起的，也大有人在。在这二十几户人家的老寨村，就有几个既造不起房子，也娶不起媳妇的光棍汉在。
为了将宋祖英等三个孩子抚养成人，宋祖英的母亲只得找了其中的一个光棍汉，再次结婚。据说宋祖英的母亲在重新结婚之前，到先夫的坟上培了一点新土，算是祈求丈夫的原谅。那个同村的光棍男人也没有房子，所以就等于入赘到宋祖英的家中。好在大家都姓宋，从姓氏上讲很说得过去，仍然是宋家，只是男主人是个填房男人而已。这个男人，就是宋祖英的继父，也是老实巴交的山民，倒是和宋祖英一家十分合拍。他日后先随宋祖英母亲到长沙生活，又跟着搬到了北京，至今还和宋祖英一起住在北京冠城园小区的豪宅里。这是后话。
岩头寨公社小学
宋祖英的母亲为了让宋祖英继续上学，不惜向地质勘探队的工人借钱，此后又再作冯妇，和同村的一个光棍汉子结婚。这样一来，虽然不是一家人，但是宋祖英家中却凭空多了一个壮劳力，分到的口粮多了，挣钱的机会也多了。这样，家境稍为好转，至少宋祖英每学期六元钱的学费，再不成问题。她的妹妹，也开始到岩头寨小学去上学了。
宋祖英继续在岩头寨初中的复式班里读书，因为家境贫寒，知道自己读书不易，所以还算用功。宋祖英性格木讷，也比较内向，在学校的群体中并不显得出众。尤其是她的数学成绩，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是糟糕透顶。到了中学，数理化成绩更是一塌糊涂，化学考试对她来说完全像是一场噩梦，宋祖英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当年她父亲在世的时候，也曾经为此打过她，但是她却始终不能开窍。倒是政治语文等课程，宋祖英凭着一股犟劲，生吞活剥、死记硬背，考试成绩还算过得去。
宋祖英从小，并没有显示出什么文艺才华。许多报道说她从小就爱唱歌，什么嗓音甜美，人人喜欢之类的，完全是想当然的说法。其实那个时候的宋祖英，因为发育比较晚，所以人还没有长开，是个典型的黄毛丫头，在同学当中也很不起眼。要说这个“戴帽”初中，也没有什么文艺活动，只是学校依山而建，教室旁边就有一个小山包，当地称为茶叶堡。学生课余之际，都爱爬到这个小山包上打闹，有时候也唱歌。这种时候倒是能显出来，宋祖英嗓音响亮，久唱而不哑。
苗族习俗，爱唱山歌。但是湘西苗族的规矩，一是山歌只能对着山唱，不能在家里唱；二是小孩子不能唱。苗族的山歌，起源于男女青年为了谈情说爱的需要，隔山对话的情景，所以大多数歌曲都和男女情爱有关。而苗族人对男女情爱的贞操观，看得比较自然大度，所以很多歌曲都有色情内容，有的甚至非常黄色，所以苗家规矩中，小孩字子不可以唱山歌。
湖南卫视二〇〇七年一月十三日播出的杨澜《天下女人》节目访谈宋祖英的时候，宋祖英说：“它有规矩的，山歌不可以在家里，要在家里唱山歌的话，小孩唱的话会被大人骂，就会说在家里怎么可以唱山歌。”
正因为如此，所以苗家姑娘一般都要到春心萌动，十六、七岁时候才开始唱山歌，而且按照规矩，绝对不会在家里唱，更不会在学校里唱。所以那些娱乐记者写宋祖英的时候，说她小时候的山歌就唱得如何如何好，完全是凭空想象，没有任何根据的。
但是学校毕竟代表文明和先进的地方。宋祖英上初二的时候，是一九八〇年。这一年，南方沿海城市，台湾歌星邓丽君的歌曲已经大行其道，甚至刘文正的歌曲也已经耳熟能详。虽然邓丽君的所谓“靡靡之音”传播到湘西的深山里还有待时日，但是当年电影《小花》的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已经传遍了全国。宋祖英们作为年轻的学生，自然喜爱这样的歌曲，也喜欢学唱这样的歌曲。
上初中的时候，宋祖英虽然也喜欢唱歌，但是却从来没有想过要以唱歌谋生。据日后她在县文工团的同事透露，她曾经最大的理想，是读完初中以后，能够去读卫生中专学校，长大以后成为白衣护士，能够挣钱帮助妈妈。
就这样，宋祖英在偏僻简易的湘西山区岩头寨，在贫困中生存，在家庭厄运中坚持上学，在艰难的学习生活中寻找乐趣。在岩头寨初中，宋祖英渡过了她人生中最为艰苦的三年时间。而这三年时间的艰苦生活，又对她未来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九八一年六月，宋祖英在岩头寨初中三年的艰苦学习生活即将结束。由于中国在一九七九年就恢复了高考制度，所以这三年来，社会上的学习风气大为好转，“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当时最流行的说法。因此宋祖英在这三年当中，也的确学到了不少知识。但是宋祖英在学习上并没有什么悟性，学习成绩也相当差，尤其是数学成绩，可以说是糟天下之大糕，毫无希望。
临近初中毕业的时候，正是宋祖英非常茫然，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她的学习成绩不够好，还不足以进入古丈县第一中学这样的重点中学继续读高中。如果读完初中就停学不念，又心有不甘。谁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命运之手向她伸出了绿色的橄榄枝。
却说共产党统治中国之后，对少数民族采取的是以哄为主的民族统战政策。和民主国家政府所不一样的是，共产党既没有对少数民族予以实质性的经济支持，也没有予以有效的民族文化保护，而是一边任其汉化，一边用意识形态上的“哄骗”，维护民族团结。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哄骗”，就集中体现在用少数民族歌舞，来粉饰民族关系，歌颂共产党。
由于共产党重视民族歌舞，因此在全国设立了许多民族歌舞团。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歌舞团也一向受到相当的重视。古丈县是个土家族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地区，所以文艺团体也同样受到重视。八十年代初期，古丈县有个县文化局直接管辖的文工团，是古丈最高的官方文艺演出团体。当时这个文工团刚刚从演出样板戏的状态脱离出来，急于发展民族曲艺和歌舞。
中共治下的湘西自治州宣传部门，当时大力要在湘西各个地区，推广一种新的地方戏剧种，就是以苗语为基础，吸收苗族山歌旋律的现代地方戏剧——苗剧。苗剧现在也算是湖南省十九种地方戏剧中的一个剧种，也有人考证说苗剧历史源远流长，乃是苗族祭祀远古祖先蚩尤时的所谓蚩尤戏。但是这次中共宣传部门推广的，却是用苗语编排的现代戏，用以给少数民族文化程度较低的民众洗脑的工具。
古丈县文工团自然也要老老实实地根据宣传部门的要求，自编自排这种所谓的“苗剧”。但是经过“文革”之后，整个文工团只有十几个人，演员残缺不全，年纪也都偏大，缺少当家花旦。为此，经过县文化局同意，文工团准备到各个乡的初中毕业生中找几个漂亮的女学生，补充一下“新鲜血液”，以便逐步开始编排苗剧。
于是，文工团的老演员们兵分几路，分头到各乡中学去挑选学员。其中有一位叫做田富贵的老演员，带着一个姓罗的演员，一起到了岩头寨初中。田富贵最早是古丈县文化馆拉二胡的老师，后来一直在县文工团当二胡演奏员，在县剧团，算是老资格的员工。到了学校之后，他们和许益世老师说明了来意，让许老师帮助他们推荐一些学生，由他们挑选。
那个年代，对于山区的学校来说，县文工团来招人，简直是天大的喜事。因为如果被文工团招走，就意味着一下子能够跳出农村，不用刨土挖地，就可以领到工资。所以许益世老师也非常配合，挑了两个女学生，让文工团来的人进行面试。
许益世老师挑选的这两个女学生当中，其中一个就是宋祖英。那年宋祖英十五岁，因为是农村孩子，所以还没有完全长开，或者说稚气未脱。但是和其它的农村女孩子相比，宋祖英虽然还没有长开，也还算得上是眉清目秀，尤其是嗓音不错。所以矮子当中选高个子，让宋祖英去和文工团来的人面试。
当时，田福贵老师和罗老师坐在学校的办公室里，许益世老师到教室里，把宋祖英和另外一个女生带到了办公室。宋祖英走在前面，个子很矮，倒是文静秀气。那个时候，宋祖英身高才一米四九，身上穿着的衣服，虽然不很旧，但是打了几个补丁，不过还是相当的整洁干净。总之田福贵对宋祖英的第一印象不错，觉得小姑娘很文静清秀。
到这个时候，宋祖英和那个女孩子还不知道班主任老师把她们叫到办公室是为了什么。这时候，田福贵就对她们说：“你们班主任今天叫你们来是有这样一件事，我们县文工团要招一批演员，如果招上了，就可以拿工资参加工作了，你们看好不好？”
两个女孩子从来没有见过外人。宋祖英到初中毕业，根本也没有到过县城，所以见到田福贵这样问他们，就十分害羞。宋祖英愣了一下，另一个女孩子则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但是过了一会儿，宋祖英就反应过来了。平时木讷的宋祖英，这时候也不知道哪根神经帮了她的忙，居然用正宗的普通话，回答田老师的问题。她用很慢的普通话告诉田福贵，她很想马上出来参加工作，因为她家里很穷，所以希望早点出来做事，可以分轻她妈妈的负担。
宋祖英这样的回答，也算大方得体。田福贵日后回忆起来，认为录取了宋祖英，主要还是因为宋祖英这个孩子，不仅人长得秀气，而且有一种农村女孩子所没有的大方，所以比较适合当演员。而且宋祖英在回答问题时，首先想到了为妈妈减轻负担，可见她很有孝心。这就是田福贵决定录用她的原因。
当然，光是大方是不够的。接下来，田福贵让她唱几首歌让他们听听，看看她是否有艺术天分。根据田福贵的回忆，她当时唱的其中一首是当时非常流行的歌曲《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
但是宋祖英在一九九六年中央电视台《文化视点》节目中，说自己唱了三首歌曲，一首是《泉水叮咚响》，一首是《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还有一首是《漫山红叶似彩霞》。在二〇〇四年十月十二日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艺术人生》访谈节目中，面对朱军同样的一个问题，宋祖英却说自己演唱了两首歌曲，一首是《泉水叮咚响》，另一首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而且还补充细节说，当时她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其中“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一句时，因为害羞，所以把“爱情”这两个词给含糊过去了。
按理说，进入县文工团是宋祖英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否则的话她今天不过是湘西山区一个拖儿带女的农村妇女而已，这种时候的细节应该记忆无误。那么事实上，当时她唱的歌曲，是否就是她自己对着许多电视观众所说的那两首歌曲呢？恰恰相反，她说的根本不对。
宋祖英所说的这两首歌曲，都是由天津的女高音歌唱家于淑珍演唱的歌曲，当时也作为流行歌曲，博得许多人的喜爱。问题是宋祖英面试要进入县文工团，是一九八一年六月底，而儿童影片《泉水叮咚》却是在一九八二年才开始放映的，于淑珍演唱的儿童影片插曲《泉水叮咚响》，要等到一九八二年底才流行开来，那宋祖英怎么可能在一九八一年六月就会唱《泉水叮咚响》了呢？
从这个事例中可以看到，宋祖英对新闻媒体，包括直接的访谈中亲口所说的许多事情，都是不可信的。其中一部分的确因为宋祖英是个比较迟钝的人，记忆力不好，除了唱歌以外什么也不会，另一部分则是为了配合官方宣传，而有意撒谎。这两个方面，后面还有许多例子。
宋祖英在县文工团招考人员面前，唱了一曲《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展示了她的宽广声域和优美音色。“我站在海岸上，把祖国的台湾岛遥望，日月潭碧波在心中荡漾，阿里山涛在耳边回响。台湾同胞我骨肉兄弟，我们日日夜夜把你们挂在心上。”这是一首优美的抒情歌曲，对音域的要求比较高。宋祖英能够唱这首歌，说明她的高音是上得去的。
田福贵本来是个拉二胡的，对声乐的理解，可想而知。其实亚洲女性，绝大多数是先天的女高音，能唱女高音的，如过江之鲫，多如牛毛。真正稀罕的是先天的女中音，稍做训练，就能上台演出。但是当时古丈县文工团这种文艺团体，也就要求演员嗓音响亮，听起来悦耳就好，其它方面，也就马马虎虎，并不十分讲究。
有许多报道说宋祖英在招考的时候，把《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这首歌唱了两遍。第一遍唱的时候宋祖英表情木然，就像块木头一般，毫无表情，结果田福贵对她进行启发，让她声情并茂地再唱一遍。据说宋祖英第二遍唱的时候，果然非常投入，唱得热泪盈眶。娱乐记者这种曲笔写春秋的笔法，真实性非常可疑。
事实上，由于县文工团的人分头到各乡去招考，所以谁也不能当时就决定录取谁。所以田福贵等人只是对宋祖英说了一句：你的音质不错，但是还缺乏表演热情，希望继续努力之类的话，就离开岩头寨，到别的乡中学招考去了。宋祖英当时深感失望，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结果。
这次考试之后，宋祖英很快就从岩头寨初中毕业了。由于成绩并不出众，也由于家庭条件不好，宋祖英背着行李回家，从此结束学校生活，成为一个真正的农家女。当然，宋祖英初三毕业，在当地已经算是颇有文化的姑娘，以后也许有当上民办教师一类的机会，但是至少在当时，她必须乖乖地回家种地。八十年代初，农村虽然已经没有集体劳动，但是家家户户都分到了责任田，十五岁的大姑娘，下地干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宋祖英在茫然若失和郁闷中，正准备开始她的村姑生涯，来自县城的消息，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
这也是她日后终于成为中国最风光的女人的起跑线。
那是八月的一天，一个艳阳高照的一个好日子，宋祖英正在山上砍柴，突然妹妹跑上山来，让她立即回家。宋祖英背着柴篓，回到家中，这才知道县文工团来信，通知她已经被录用到文工团的学员班，让她到县文工团报到。宋祖英自然十分兴奋和激动，和母亲相拥而泣。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太久没有喜讯了。
就这样，宋祖英背着行李，第一次走出了大山。和父亲宋清太一样，宋祖英足足走了一整天的山路，才来到古丈县的县城古阳镇。前面讲过，古阳镇是一个非常小的山城，中间一条古阳河蜿蜒穿过，两边是山坡，彷佛一个袖珍的重庆城，拥挤而窄小。古阳河畔，离古阳桥不远，有一排低矮的平房，县文工团就位于这一排平房里。那个时候，古丈县城里，连路名都没有。
虽然说是进了古丈县文工团，宋祖英还不算是文工团正式的演员，而只是文工团学员班的学员。这一年，县文工团从各个乡的中学，一共找来了十八名初中毕业生，组成一个学员班，准备让这些学员班的学员先学习一年，从中选拔一部分学员正式加入县文工团，用以日后编排苗剧时充当演员，没选中的学员就要卷铺盖回家。这就好比是要先当学徒学手艺一样。这种制度，倒是对年轻人有很大的压力。
宋祖英刚满六周岁就上了小学，这在农村孩子中属于上学比较早的。因此在这些招来的初中毕业的孩子中，也算是最小的一个。那个时候，比她大一点的姑娘早已发育成熟，进入青春期后，显得容光焕发，艳丽动人。而宋祖英刚进剧团的时候，的确还像个孩子，圆乎乎的小脸上，还稚气未脱。但是和湘西许多同龄的女孩子相比，她毕竟是十分幸运的，因为她毕竟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成为无数女孩子羡慕的文工团演员。
古丈县文工团的这一个十八人的学员班，其实更准确地应该叫做学徒班。因为这些孩子不仅仅是学，也要边学边干，参加演出。当然，他们也能够拿到一点菲薄的学员工资。
当时古丈县文工团的团长叫唐方科，是个研究民族音乐的土专家，也比较懂业务，对于文工团的这批学员的培养，相当重视。为了指导这批新来的学员进行正规的声乐训练，唐方科专门从湖南株洲歌舞团请来了一位姓吴的声乐老师。宋祖英和其它学员，就是从这个老师那里，最早学到了基本的声乐知识和发音技巧。这也是宋祖英第一次接受相对正规的声乐训练，实际上对宋祖英的艺术生涯，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宋祖英日后为了和金铁霖之间进行互相吹拍，从不提起自己的声乐启蒙老师，来自株洲歌舞团的吴姓老师，更不提自己在中央民族学院的老师周本庆。这是后话。
上文讲到，主管民族文艺宣传的部门，为了在苗人居住集中的地区推广“苗剧”，因此由县文工团招收了一批初中毕业生作为学员。宋祖英也得以进入县文工团。宋祖英进入县文工团后不久，按照自治州宣传部门的要求，古丈县文工团也改名为古丈县戏曲剧团，简称古丈县剧团，正式开始编排苗剧。
宋祖英入团不久，县剧团自编自导了第一个苗剧大戏《啼笑因缘》。当然，千万不要以为一个小小的县剧团可以编排张恨水的名著《啼笑因缘》，那个戏，只是借用了张恨水名著的名称，实际上和小说毫无关系。古丈县剧团编排的这出《啼笑因缘》，是一部现代爱情题材的，用西南官话演出的一部轻歌剧。戏中改编了不少苗族山歌，作为吸引人的戏份，追求的是喜剧效果。宋祖英也被分配到了一个角色，但是实在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脚色，不值一提。何况让宋祖英唱喜剧，等于是让瞎子打靶，完全不对路子。
这个以喜剧为主的轻歌剧，大概编得也不十分好笑，所以很快也就不演了。但是宋祖英却是实实在在，从这部蹩脚的现代苗剧中，第一次走向了表演舞台。尽管是跑龙套的角色，但是对她积累舞台经验，打下了基础。
但是，文工团学员班日常的生活，却是跟着文工团走街串巷去演出，在演出的时候跑龙套。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宋祖英在北京华北大酒店接受儿童刊物《动动》杂志三位小记者的采访时，对这几个小记者说“我当时也就是“跑龙套”……比如说站在那里举着枪，敲一下锣，或打一下鼓，当个小小的配角，就叫“跑龙套””。
不过农村县城里的文工团，自然和城市里的歌舞团无法相比。古丈县文工团根本没有自己的舞台，所有的演出，都在农村临时搭起的土台子上进行。所以当时宋祖英的演出生涯，也非常艰苦，通常十几个下乡演出，人人都要背个大背包，里面不仅有道具，行李，还包括锅碗瓢盆，这样演出结束的时候，自己生火做饭。
唐方科后来曾经讲过一个宋祖英当年的故事，充分反映了她当时的处境。唐方科说，有一次文工团十几个人到一个很偏僻的乡去演出，演出的节目里，只给宋祖英安排了一个戏份很少的龙套角色。宋祖英见左右无事，就事先给在台上表演的演员生火做饭。
农村生火做饭也简单，无非是找几块石头，把锅往上一架，找点柴禾就可以生火了。宋祖英木手木脚，刚刚把火生着，就有人来叫她，说宋祖英你到哪里去了，该你上场了，快！宋祖英马上急急忙忙地换妆上场，不料生火时候，一手的黑灰抹到了脸上，成了个大黑脸。但是宋祖英却丝毫没有注意到，愣是上了场表演。
她一上场，站在旁边的唐方科就注意到了，心里纳闷怎么她一脸的黑灰就敢上场。但是奇怪的是，台下的观众看到一个黑脸的小姑娘上场演出，居然丝毫不以为意，以为这是剧情的需要，她故意把脸给抹黑的呢。
演出结束以后，唐方科就和宋祖英开玩笑说，小宋呀，你真行呀，你脸上有黑灰，观众都没敢起哄呀，宋祖英听了大吃一惊，马上拿出镜子一照，看到自己镜子里的花脸，忍不住哈哈大笑。整个剧团的人也为此笑得人仰马翻。
上文讲到，宋祖英能够鱼跃农门，进入县文工团当上学员，整个事情的大背景，是当时湘西州宣传部门要振兴和推广一种新的地方戏曲或者说地方歌剧——苗剧。一九七九年，湘西州文化局专门成立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戏剧工作室”，指导苗剧的创作、编导和推广。当时这个戏剧工作室有个叫罗炳辉的导演，原来是湖南歌舞团的演员，在如何提高苗剧艺术水平上，有一套自己的见解。其中的一点，就是他认为苗剧应该从京剧等戏剧中吸收营养，尤其是武戏，应该充分运用京剧中的高翻、空翻、靠手等动作。
在罗炳辉的推动下，一九八二年七月湘西自治州戏剧工作室在龙山县里耶镇举办了一次全州文武花旦培训班，为时一个月。这次培训班的目的，就是让湘西各县的剧团选派演员，集中学习汉族戏剧中的演出技巧，以便日后应用到苗剧戏剧中去。
这样的一个全州性的活动，各县市的剧团都选派了年青演员前去参加。古丈县剧团也从学员班中选了三位姑娘前去参加，其中就有宋祖英。这大概是因为宋祖英年纪小，容易造就的缘故。这样，宋祖英就第一次走出了古丈，参加全州的文艺活动。
湘西龙山县里耶镇，是个有名的历史古镇。湘西多山，历史上陆路交通一直非常不便，整个地区的交通，就以宽阔平缓的酉水河为主干。里耶镇就是酉水河的一个主要码头，多少年来一直在湘西起到了货物集散中心的作用。湘西通了公路之后，里耶的重要性才大为下降。但是作为湘西名镇，还是要比古丈县城所在的古阳镇要发达得多，也热闹得多。宋祖英到里耶一个多月，也算是开了眼界。
参加培训班的有来自湘西州的二十多名学员，但是程度参差不齐，花垣县剧团因为是苗剧的诞生地，已经有多年编排演出苗剧的历史，所以派来的学员已经有多年的演出经历，戏剧经验相当丰富。古丈县剧团是个小剧团，刚刚开始排练苗剧，派来的三个姑娘，都是刚刚入团的新手。因此，宋祖英再次遇到了很大的压力。
宋祖英到县剧团不到一年，马马虎虎从来自株洲歌舞团的吴老师那里学过一点基础的发声法，年纪还小，长得并不出众，只是嗓音条件还可以，本来应该学小旦，唱文戏的；不知当时剧团是否存心想把她培养成龙套演员，这次参加培训班，让她学的居然是刀马旦。
京剧中的刀马花旦，如穆桂英、梁红玉和扈三娘的扮演者，都是文武全才，武功高强，讲究的是从小拜师学习，练习身段武功，上场时骑马穿甲，又唱又做，专门出演巾帼女英雄的。宋祖英一个农村孩子，毫无基础，要在一个月之内学习刀马旦功夫，完全是天方夜谈。但是培训班为了提高苗剧演出水平，对学员的要求也颇为严格，所以宋祖英也无奈，从高抬腿、耍枪花等基本动作，从头练起。
给宋祖英等人授课的，是一个姓郭的老师，京剧武生出身，按照教京戏的规矩，哪个学员练得不好，张口就骂。这其实已经是很文明了，如果正规拜师学习京剧的功夫，当师傅的动手就打。只是宋祖英本来就是一个慢性子的人，加上悟性比较差，因此动作经常做得颠三倒四，郭老师就不免大声训斥，害得宋祖英大为委屈。在培训班的时候，据说宋祖英为了学习刀马旦功夫，曾经哭过三次鼻子。
宋祖英的刀马旦功夫学得大大地不好，这也是事实。她那个时候，尤其是十分怕羞，动作做不好，也不敢去问老师，只是自己偷偷地练习。培训班办在酉水河畔不远，所以宋祖英经常清早跑到河边的草地上跑场子、练腿功，搞身段组合，倒是颇为用功。只是她在戏剧表演方面，的确是毫无天赋，因此到学员班结束，也不过是学了点二五眼的功夫。
学习班结束，举行结业典礼。因为是全州的第一次演员集中培训活动，学员们都比较兴奋。文艺圈子里，遇到这样的场合，就有每个人上台表演节目的事情。这对其它学员来说，因为长年在舞台上演出，所以上台表演节目，算是小菜一碟，各有拿手的把戏。但是轮到宋祖英的时候，因为她的刀马旦功夫实在学得不怎么样，生怕其它学员笑话，因此红着脸，扭扭捏捏怎么也不肯上台。大家看到这个小姑娘这么害羞，都哄堂大笑起来。
后来有人给宋祖英解围，说你不肯表演节目，那就唱个歌吧。宋祖英听说是唱歌，也就不感到为难了，因为她最拿手的，就是唱歌。当时儿童影片《泉水叮咚》刚刚播出不久，天津的女高音歌唱家于淑珍演唱的电影插曲《泉水叮咚响》，正红遍全国，乃是当时最好听的流行歌曲之一。宋祖英平时就喜欢学唱这首歌，而且模仿于淑珍的唱法颇为神似。于是宋祖英就在结业典礼上唱了一首《泉水叮咚响》，结果她声音响亮又清脆，还学足了于淑珍的唱腔，一下子得到了满堂的掌声。
宋祖英自从进了古丈县文工团（剧团）之后，因为只是个学员，是否被正式录用尚是个未知数，所以压力很大。在这种压力下，作为没有其它出路的农村女孩子，宋祖英非常敬业，即使是跑龙套，也跑得十分起劲。
同样，在这样的压力下，宋祖英在和人相处的时候，十分谨慎老实，轻易不敢得罪任何人。对于剧团的领导和老演员，凡是能够讨好的地方，都力争讨好。宋祖英在剧团，年龄最小，性格也比较内向，不善于表达，又肯卖力替别人做事，所以大家对她的印象，的确很好。许多关于宋祖英的官方媒体报道中，把这种关系演绎为宋祖英从小就乐于助人之类，虽然言过其实，但是宋祖英在县剧团和大家关系很好，也博得绝大多数演员喜欢，却是不争的事实。
县剧团有个叫张芳的女演员，丈夫是县里的干部，在剧团里也很有发言权。宋祖英到剧团后，很快就和张芳混得很亲热，以求得张芳的照顾。有一次，团长唐方科见到宋祖英吃力地背着一袋米，就笑着问她说：小宋呀，你一个单身女孩子还自己买米烧饭吃？宋祖英擦了一把汗说：哪里，我这是给张芳大姐买的米，她爱人出差了，她又在生病，所以，我给她送一下米！
在古丈县剧团，甚至在这十八个学员班的学员当中，宋祖英既不是最漂亮的，也不是最善于表演的，按照杨澜的说法，就是“不是特别出挑的一个”。其实这也是许多人的共识。但是一来当年的古丈县剧团在唐方科的领导下，团风不错，互相之间比较团结友善，二来宋祖英也比较善于搞好关系，所以上自团长唐方科、老演员张芳等，下至学员班中的同学黄爱珍，都和宋祖英关系不错。
因为上上下下关系不错，所以县剧团最后在十八人的学员班中录用正式演员的时候，也就录用了宋祖英。这一次，剧团一共只录用了八名学员，其它的学员只好打起铺盖卷回家。宋祖英幸运地成了县剧团的正式演员，也非常高兴和满足。那个时候，县剧团的演员，在当地山民的眼中，也是了不起的人物，属于领工资吃“皇粮”的“公家人”，何况宋祖英不过才十六岁。
宋祖英成为县剧团正式演员之际，正好当时剧团将辽宁省某评剧团编导的评剧《赌婚记》，改编成苗剧。这也算是古丈县剧团第一次编排大型的苗剧。在编排过程中，宋祖英被安排了一个小角色，也没有多少唱段。但是宋祖英还是相当热心地参与了整个《赌婚记》的排练工作。当时整个剧团只有二十几个人，所以宋祖英除了跑龙套之外，还要做杂活，什么拉幕、灯光、道具、化妆、伴唱、敲锣、打鼓，通通要帮忙。宋祖英后来回忆时也说过：“我们在县剧团的时候，自己背个行军包，到村村寨寨去演出，因为县剧团嘛，我觉得很锻炼意志力。另外舞台上的那一套啊，所有的行当我都熟，拉幕、灯光、道具、化妆、伴唱，还有打锣打鼓，我都干过”。
据说苗剧《赌婚记》经古丈县剧团改编之后，挺受农村观众欢迎，前后曾在古丈县内外演出过一百多场。但是《赌婚记》有一次下乡演出，原来的女主角却因为幼小的孩子突然生病而不能下乡了，把团长唐方科急得团团转。几个老演员就向唐方科推荐，让宋祖英试一试。结果宋祖英一试，虽然表演比较差劲，但是唱得还不错，反正是下乡演出，也算对付得过去，因此就让宋祖英作为女主角，下乡演出去了。
宋祖英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自然也不舍得放弃，立即下功夫把台词练得滚瓜烂熟。说来也奇怪，宋祖英别的事情记性都差，偏偏对唱词天生敏感，唱过两遍就能记住，再不忘记。所以这次演出《赌婚记》，宋祖英扮演女主角，倒也对付得过去。
从一九八二年八月起，宋祖英作为正式职工，在古丈县剧团里，既当主角，也跑龙套，当起了一名地方戏剧演员。宋祖英的表演缺乏才能，但是天生一副好嗓子，久唱不累，在古丈这个小地方，多少也算有点名气了。县广播电台就曾经录制了她演唱的《知音》，在整个县四乡八镇反复播放。
宋祖英也曾经被借调到花垣县苗剧团，参加苗剧《带血的百鸟图》的排练和演出。但是这出苗剧虽然有名，宋祖英却只是在其中扮演一个小角色。《带血的百鸟图》最早由花垣县文工团于一九七九年第一次演出，后来因为剧本获奖，因此湘西州歌舞团和花垣县苗剧团重新排练这个苗剧当中最有名的大型歌剧。当时的导演，就是湘西自治州戏剧工作室的罗炳辉。也许是因为宋祖英参加过龙山县里耶镇的培训班给他留下了印象，所以他这次把宋祖英也借到花垣县，让她出演一个小角色。
但是这样的小角色改变不了宋祖英的命运，也同样振兴不了所谓的苗剧。古丈县剧团千辛万苦地编排现代苗剧，也同样千辛万苦地送戏下乡，都挡不住时代的潮流，也挡不住流行歌曲的冲击。现代题材的苗剧，观众越来越少，年轻人根本不屑一听，最后只剩下若干老迈昏聩之人，听土台子上的演员依依呀呀地唱苗剧。八十年代初，不仅仅是苗剧，很多地方戏剧，都大量失去观众，偏偏这个时候，长期由政府扶助的艺术团体，不再得到政府拨款，而必须开始自负赢亏。一时之间，大批像古丈县剧团这样的艺术团体，面临着生存危机。
小小的古丈县剧团，多次有风言风语，说剧团即将解散。有一次更是传得有鼻子有眼，说是县里已经决定解散剧团，剧团演员能够联系到单位的就自己联系单位，不能自己联系单位的，听候上级派遣。宋祖英靠老天开眼，凭着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好不容易跳出了做农村妇女的命运，听到这种传言时，实在是心惊胆战；她害怕自己的命运，就如父亲宋清太一样，明明已经跳出了山沟，却被命运无情的手播弄，再次发配回山沟，成为山民。
在剧团里，宋祖英和张芳最好，因此也经常谈起剧团的前途。年纪比宋祖英大了许多的张芳就以大姐的口气对宋祖英说：小宋呀，你不是初中毕了业吗，现在不是有许多初中毕业生在自学高中课程准备考大学吗？你这么年青，为何也不自学自学，参加高考上大学呢？就是上不了大学，考上个中专也好呀。如果考上了大学，就不会还呆在古丈这个小地方，说不定就到长沙常德那些大城市去工作了。
张芳的这一番话，语重心长。宋祖英再木讷，也有点开窍了。对啊，为什么不去试试考大学呢？宋祖英因此打定主意，要捡起书本，好好准备考大学。湘西虽然偏僻落后，但是却早就有了一所综合性大学，位于湘西州首府吉首市，称为吉首大学。虽然师资和教学质量比较差，曾经被降格成为吉首师专，但是托少数民族地区的福，一九七八年即恢复吉首大学原名，重新办成了综合性大学。八十年代初，吉首大学已经开始招收艺术类学生，而且对文化课的要求比较低。宋祖英打听到这些情况，更加有了信心，决心报考吉首大学音乐系。
当时剧团的生活，除了下乡演出，平时倒是十分空闲。八十年代初，曾经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还有什么“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之类的说法，鼓励年轻人学好科学。小小的古丈县，当时学习风气也很浓厚，各个学校都开办了高考补习班之类的业余课程，很多人都在补习高中课程，包括许多文革前高中毕业的大龄青年。
宋祖英有个本家叔叔宋清柏，是古丈有名的优秀教师，当时在古丈县第一中学教书。古丈县一中，至今仍是古丈最好的中学，当时更是唯一的一个完全中学，既有普通高中，也开设了高考补习班。宋祖英通过叔叔宋清柏，报名参加了古丈一中的高考补习班。
宋祖英本来不过是乡办（公社办）初中的毕业生，学习成绩也不怎么样，数理化一团糟糕，要说参加普通高考，当然是不可能的，何况八一年八二年高考的时候，考生的录取比率是约三十取一，竞争非常激烈。好在宋祖英要报考的是艺术类专业，和体育类专业一样，文化课要求很低，所以才有可能勉强一搏。但是宋祖英压根没有读过高中课程，要在短时间内进行恶补，也谈何容易。
但是宋祖英这个人性格的特点是愚钝坚韧，或者是她自己所说的“单蠢”，也就是说她人并不聪明，反应也慢，但是认准了的事情，却比较坚韧，不惜一切代价。所以她既然认准了要报考吉首大学音乐系，也就非常认真地进行准备。每天早上五点半就起床早读，晚上又赶去古丈一中的高考补习班听课，忙得不亦乐乎。
宋祖英决心报考吉首大学音乐系，因此用功补习各门课程。当时宋祖英住在县剧团的宿舍里，离古阳桥不远的古阳河畔，而古丈一中却在古阳镇的最西边，建在一个高高的山坡上，因此从宿舍到古丈一中的补习班上课，还要每天上山下山。好在宋祖英从小就要走几里山路上学，县城里爬个坡，对她来说倒没有什么，只是补习班下课的时候，从坡上往下走，黑灯瞎火的，一个女孩子总是感到有点害怕，但是宋祖英还是坚持下来了。
就这样，从一九八二年秋天开始，宋祖英恶补高中课程，准备来年七月报考吉首大学。经过大半年的苦读，宋祖英基本上把高中课程读了一遍，自己感觉还可以，所以对参加高考，也比较有信心。第二年春天，她和县剧团的领导说，准备报考吉首大学。唐方科觉得年轻人爱读书，愿意上进，自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因此也欣然同意。于是宋祖英凭着单位的介绍信，以所谓相当于高中毕业的名义，到高考招生办公室报了名。
报名之后，宋祖英更加用功了。报考音乐系，文化课考的是文科，宋祖英自知数学难以过关，所以干脆放弃，每天念念有词，死记硬背政治、语文、历史地理等课程。到六月初，招生办公室通知，统一到县医院进行高考体检。
宋祖英当年不过十六岁，到外面办事，还十分害羞，也很胆小。县剧团的张芳就自告奋勇，陪着她到县医院去体检。高考体检，本来不过是走个过场，马马虎虎检查一下，听听心脏，照一下Ｘ光，在体检表格上盖个“两肺清晰，心脏正常”的蓝色印章，就算完事了。宋祖英和张芳排着队，有说有笑地等着。
轮到宋祖英体检的时候，照完Ｘ光胸部透视，那医生居然不肯盖那个蓝色印章，而是让宋祖英在一边等着。等到所有报考的人都体检完了，那医生对宋祖英说，你肺部有阴影，需要进一步检查。这下子，宋祖英彻底懵了。
后来检查的结果，宋祖英肺部的确有阴影，是肺结核的初步病灶。高考是肯定不能参加了，但是所幸病灶发现得早，如果及时治疗，倒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得知消息，宋祖英本来好端端的一个小姑娘，每天悬梁刺股地在补习功课，一下子变得毫无生气，浑身无力。
西医至今对肺结核病是否遗传，莫衷一是。大多数西医认为肺结核不会遗传，但是却又实实在在遇到很多一家几代都得肺结核病的实例。想来宋祖英得肺结核，也不是空穴来风，和她父亲宋清太的多年肺结核病症有密切关系。但是如果说宋祖英受到宋清太传染，也不太可能，因为宋清太数年之前即已逝世，如果那时宋祖英已经被传染，那肺结核早就发作了。所以说，最大的可能性还是遗传。
肺结核虽然不是什么重症，但是具有很强的传染性。患肺结核的人，当然不能参加高考。这样，对于宋祖英来说，更大的打击还是肺结核粉碎了她的高考梦，使得她一蹶不振，真的像一个重病人一样。何况接下去治疗肺结核，需要一大笔的钱，宋祖英当时只有二十几元的工资，而且大都用在参加高考补习班中了，凭她自己的力量，根本没有钱治病。
前面说过，古丈县剧团在唐方科团长的领导之下，剧团的风气很好，互相之间也比较关心。特别是演员张芳，和宋祖英的关系一直很好，几乎把她当成妹妹，所以特别关心宋祖英的事情。这次宋祖英得了肺病，消息在剧团传开之后，大家都纷纷表示要帮助宋祖英。
为了宋祖英的事情，团长唐方科专门把所有的剧团职工召集在一起，大家开了一个会。唐方科在会上说：宋祖英是我们团表现很好的一位年青演员，她不幸得了这么一个病，凭着她目前的收入水平是无法有能力治好病的。她家里的情况也不好，父亲早年去世了，现在母亲还在老寨村那个穷得叮珰响的地方带着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生活。现在我们不帮她的话，难道就让这么一个好的演员忍受病情的折磨，离我们而去吗？唐方科这样一说，全团的人都纷纷附和，当时就开始为宋祖英捐款。
八十年代初，人们收入不高，但是更重视人际关系。所以当时全团的人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宋祖英捐款。大家一致的想法是，无论如何，一定要先把她的病治好。这样，全团二十一个人一个下午就募集了一千多元钱。当时剧团的人平均工资只有三十几块，这就等于每个人平均捐了近两个月的工资，实在是很了不起的一种互助精神。
八十年代初，尤其是在湘西这种地方，一千元的确是一笔巨大的款项，宋祖英捧着她一辈子也没有见到过的这么大一笔钱，也的确十分感动。她就是用这笔钱，彻底治好了早期肺结核，此后再也没有复发过。所以她曾经多次对别人说：县剧团是她的再生父母。
人生如同旅途，无论是谁，都会遇到一些艰难险阻。宋祖英这次患肺结核，就是她人生中的又一个难关。但是这个难关，在县剧团的全体成员帮助下，终于得以克服，这对宋祖英日后的辉煌前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宋祖英成名之后，虽然回乡的时候，仍然十分惦记着县剧团当年的同事，但是在对外宣传上，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却很少对媒体谈到自己得过肺结核的事情。
宋祖英唯一一次对媒体谈到自己曾经参加高考，结果因为“肺部阴影”而不能参加的事情，是在二〇〇一年接受《三湘都市报》记者肖欣采访的时候，此后再也没有提到。从
这个意义上讲，宋祖英为了自己的名声，是不顾一切。因为日后她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访的规格也越来越高，像朱军的《艺术人生》、杨澜的《天下女人》和王志的《面对面》，都有访谈宋祖英的专题。如果宋祖英知恩知报的话，正应该在这种在全国影响很大的电视访谈节目中，好好地感谢一下这些最早帮助她的好心人。但是偏偏宋祖英对于自己得过肺结核的事情非常忌讳，居然连提都不肯提到，更谈不上感谢古丈县剧团的这些好心的同事们了。这是后话。
再说宋祖英，其实她当时决定去参加高考，从整个人生来说，是一种幸运。一是高考梦虽然破碎，但是却及时发现了早期肺结核的病灶，也得到了及时的治疗，疗效非常之好。否则的话，如果当时没有去参加高考体检，每天浑浑噩噩，等到发现肺结核的时候，兴许已经是中晚期了。到那个时候再治疗，效果就很难说了。虽然肺结核不算不治之症，但是很多病人在中晚期病灶产生抗药性，也是一种非常麻烦的慢性病。
其二是这段时间的高考复习，也为日后她参加中央民族学院的招生考试打下了基础。而当时如果宋祖英没有被发现“肺部阴影”而去参加了高考，按照宋祖英的文化基础，也未必能考得上。所以世事难测，祸福相依，诚不虚也。
宋祖英因为被发现肺结核早期病灶，不能参加高考，固然是不幸，但是幸运的是及时发现了早期肺结核的病灶，加上古丈县剧团的同事们慷慨捐助，使得宋祖英得以及时治疗。没过多少时间，病情就得以控制。因为还在肺结核的早期，宋祖英本来就没有太多的症状，病情控制之后，年轻的宋祖英很快又鲜龙活跳，参加剧团的演出了。
一九八三年五月，本来风雨飘摇，面临解散的古丈县剧团，忽然得到好消息，不仅不必解散，而且中央将更加重视少数民族文化。原来一九八三年开始，中共“左王”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开始了一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把现代艺术、流行歌曲和所有和西方沾边的文化，一律称之为“精神污染”，大反特反，而且得到了太上皇邓小平的首肯。
既然把和西方沾边的、现代的和流行的称之为“精神污染”，那么传统的、乡土的和原汁原味的文化就应该大大地弘扬。已经在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左王”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就忽然成了苗剧这种所谓民族地方曲艺和古丈县剧团这样濒临倒闭的地方小剧团的大救星。当时的文化部长朱穆之也是一个极左分子，马上安排扶植地方戏剧，并且在一九八三年十月，搞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由文化部和国家民族委员会联合主办，正式名称叫做“全国乌兰牧骑式演出队文艺会演”，后来以讹传讹，一律写作全国乌兰牧骑文艺会演。
什么是乌兰牧骑？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乌兰牧骑”是一句蒙古话，本身和“放牧”、“骑马”也毫无关系。乌兰是“红色”，“牧骑”是“嫩芽”的意思。这乌兰牧骑，本来是内蒙古草原上的一支文艺团体的名称，最早只有九名演员，赶着两辆牛车，到处去草原各地用文艺形式，宣传中共的政策，结果投了中共所好，大肆进行宣传。乌兰牧骑被称为“文艺宣传轻骑兵”，意思是文艺团体，到处流动，帮助共产党给少数民族地区的老百姓洗脑子。
一九八三年“反精神污染”的时候，中共的那些“极左分子”大概觉得乌兰牧骑这种形式，才是正宗的“社会主义文艺形式”，因此大张旗鼓地要搞一个劳什子的“乌兰牧骑式演出队文艺会演”。这个通知发到有少数民族居住的省市自治区，当然是上有所好，下有所效，因此各省市自治区纷纷选派所谓的“乌兰牧骑式演出队”，进京会演。其中大多数，乃是伪造的。
所谓“乌兰牧骑”式的演出队，顾名思义，就是那种流动式的文艺宣传队。但是为了讨好上级，也是为了博得荣誉，各地纷纷把根本不流动的什么州歌舞团，县剧团也伪造成“乌兰牧骑式”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就这样伪造了一个“乌兰牧骑式代表队”。湘西的伪造，简直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进行的。那就是从州歌舞团和各县剧团，抽调一批象样的节目和演员，甚至是新排一些节目，进行集中排练之后，组成一个代表队进京会演。
土家族苗族，向来以歌舞见长。所以这样伪造的“乌兰牧骑式”代表队不免要有歌有舞，还要有强烈的地方特色。所以湘西州的文化官员，绞尽脑汁，终于拼凑出个所谓的湘西代表队。选的节目，也是最土，最原始的民族音乐。其中一个节目，就是桑植民歌《郎从门前过》。这个节目，将原来的桑植民歌，重新编排成一个苗族歌舞，有唱有跳，十分热闹。这个节目中的唱歌部分，就起用了古丈县剧团的年轻女演员宋祖英。
当然，这个节目，并不算是湘西代表队的拳头节目。当时被选上的重点节目有著名苗族作曲家“花老虎”吴荣发作曲、龙建珍编舞的苗族舞蹈《跳花》，还有一个土家族的著名作曲家和器乐演奏大师人称“溜子王”的田隆信表演的节目。这个节目，是田隆信专门为了这次乌兰牧骑式演出队文艺会演而新创作的，然后用独特的土家族乐器“冬冬喹”进行演奏。乐曲的名称叫做“山寨的清晨”。
这也就是说，为了迎合文化部的所谓乌兰牧骑式演出队文艺会演的好大喜功，湘西自治区凭空伪造了一个乌兰牧骑式演出队，并且专门编排了一台节目，作为这个“演出队”的曲目。其中有一个歌舞节目，领唱的就是年仅十七岁的宋祖英。
宋祖英之所以能够被选中担任歌唱演员，不仅仅因为她天生的好嗓子，也是因为湘西州向来不遗余力地推广苗剧，所以各县剧团要说高明的苗剧演员，多不胜数，偏偏宋祖英的戏演得糟糕，也不会跳舞，歌却唱得很好听。大概也是用人所长吧，所以为这个伪造的“乌兰牧骑式演出队”编排节目的导演，就把宋祖英作为歌唱演员，排入了《郎从门前过》这个歌舞节目了。
郎从那门前过哟，妹在家中坐，泡杯香茶呀的喂呀给郎喝哟，
娘在那屋里问哟，你泡茶给那个，我慌里慌张打破了碗，烫了脚哟。
宋祖英就是唱着这首桑植民歌，第一次到了北京。宋祖英虽然在这次声势浩大的“全国乌兰牧骑式演出队文艺会演”中一无所获，却因为机遇巧合，再一次改变了命运。
一九八三年，中共“左王”胡乔木、邓力群发飙，也是为了把历史上最开明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拉下台，直接导致了中共文化部在当年秋天，搞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全国乌兰牧骑式演出队文艺会演”，也使得远在湘西古丈的一个年轻女演员宋祖英，有机会第一次到了北京。
当年湘西的“乌兰牧骑式演出队”一共集中了三十多名演员，在自治州集中排练了一段时间之后，先到长沙，再从长沙坐火车前往北京。十七岁的宋祖英是整个演出队年龄最小的演员，第一次到北京，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终于来到了北京，真正见识了大世面。当时整个古丈，能够到过北京的人也极少。但是初出茅庐，见到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场面，她是既害羞又害怕。所以在北京期间，一直紧紧地跟着演出队，一步都不敢走开。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八日开始，全国乌兰牧骑式演出队文艺会演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正式举行。来自十五个省区的十六支“乌兰牧骑式演出队”包括二十九个民族的四百多名队员参与会演。湘西演出队代表湖南省参加演出。
所谓会演，多少有点打擂台的意思。各个代表队按顺序进行演出，然后由文化部和国家民族委员会的专家，评定其中的优秀节目。但是这么多演出队，一个一个表演下来，也耗费不少时间。十六支演出队表演结束，已经是九月二十九日了。胡乔木、邓立群这些“老左”，似乎对这次文艺会演深感满意，邓立群亲自督阵，天天在民族文化宫看演出，胡乔木居然跑去搬动了太上皇邓小平。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七日，邓小平为乌兰牧骑题字：“发扬乌兰牧骑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颖超、郭沫若、杨静仁、朱穆之等人一看邓小平题了字，也纷纷跟风而上，为这次文艺会演题字。
邓小平题了字，这次劳民伤财的文艺会演，规格提高，全国媒体大肆宣传。这样，凡是参加了这次大规模的少数民族文艺会演的演员，日后都可以拿参加过这次演出，作为资本，在履历上大大地写上一笔。宋祖英也是这样。
在宋祖英的官方履历上，其中有一笔是这样写的：“一九八三年：参加乌兰牧骑文艺汇演，以一首《郎从门前过》获得好评”，估计以后也会一直这样写下去。但是事实上，这完全是一种用春秋笔法，刻意进行误导的写法。似乎是宋祖英单枪匹马，独唱一首《郎从门前过》，还获得了好评。谁评的呢？
在一九八三年的全国会演中，文化部的确对演出的节目进行了评选，其中湘西演出队的苗族舞蹈《跳花》获得了优秀节目奖。同时，文化部还选了一些出色的节目，在十月一日国庆节，在人民大会堂进行表演。湘西队被选中的节目是民族艺术大师田隆信用“冬冬喹”表演的土家族乐曲《山寨的清晨》。宋祖英参与演出的歌舞《郎从门前过》，名落孙山，丝毫没有引起注意。这是事实。
“获得好评”这种春秋笔法，毫无事实依据。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参加了会演的四百名少数民族歌手，也都可以这样写。因为“获得好评”这样的说法，根本没有可靠的证据。宋祖英在宣传上被刻意拔高，也由此可见一斑。
再说左派当道的文化部劳民伤财，搞了这样一场风光的少数民族文艺大会演，自然也不肯早早收场。十月一日国庆节过后，这十六支“乌兰牧骑式”演出队，分赴各地演出。走的远的，一直跑到了上海。湘西代表团阮囊羞涩，在北京演出了几场之后，打道回府。
宋祖英参加这次乌兰牧骑式文艺会演，收获却是不小。用春秋笔法大大写上一笔“受到好评”，倒是后来她出名之后的事情，她这次真正的收获，一是认识了不少“大腕”级人物，二是得到了中央音乐学院一位声乐教师的赏识，以至于另有际遇，进入了州歌舞团。
湘西古丈地区，山高林深，苗民的习惯乃是对着大山喊叫，这样喊来喊去，大都喊出一副好嗓子。在宋祖英之前，古丈就出过一个大大有名的歌唱家，名叫何纪光。何纪光不光嗓音好，而且善于用真嗓和假嗓相结合的唱法，六十年代，何纪光一曲成名，唱的乃是在个人崇拜热潮中，大拍毛泽东马屁的歌曲《挑担茶叶上京城》：
桑木扁担轻又轻呃，一路春风出洞庭，船家他问我哪里去，北京城里探亲人咧。
桑木扁担轻又轻呃，千里送茶情意深；你要问我是哪一个呃，芙蓉国里唱歌人。
七十年代，这首代表湖南民众大拍毛泽东马屁的歌曲，天天在广播电台上播放。何纪光也因此大大地出名，获得了很多荣誉，早就跳出古丈，移居到长沙了。这次湘西演出队进京演出，何纪光当然也是同行，十几天下来，宋祖英和他也厮混得很熟。这也为她日后到北京参加各种比赛，特别是在北京“北漂”的时候，打下了一定的人缘基础。
另一个际遇，是在中央音乐学院。话要从土家族音乐家田隆信说起。田隆信虽然是土家族的“溜子王”，也就是四个人用铜乐演奏的一种独特的打击乐，但是他创造力极强。这次参加会演，不仅“山寨的清晨”这首乐曲是他写的，而且用于演奏的乐器“冬冬喹”，也有小半是他发明的。“冬冬喹”是土家族的一种传统乐器，是个五寸长的小竹管，以吹奏发声。田隆信经过研究，发现原来的“冬冬喹”音域不够宽广，于是他就在竹管上新开了一个洞，拓展“冬冬喹”的音域。
田隆信的新版“冬冬喹”在北京参加会演，这种独特的乐器引起了中央音乐学院器乐专家的极大兴趣。湘西代表队因此一起到中央音乐学院，进行交流。其中也请了几位声乐教师对歌唱演员进行指导，在交流过程中，就有声乐老师对宋祖英的嗓音条件评价不错，认为大可造就。随着演出队到北京的，有一个姓张的湘西州文化局的领导，大概是副局长一类的人物，本身对声乐是个外行。但是听到中央音乐学院的专家对宋祖英这个小姑娘的嗓音条件予以肯定，就记在了心里。
过了国庆节，湘西州代表队回到湘西，各作鸟兽散。宋祖英也回到了古丈县剧团，继续她那下乡演出的最低级演员的生涯。但是这位姓张的文化局干部，回到自治州之后，就对自治州歌舞团领导说起了宋祖英，说古丈县剧团有个小姑娘叫宋祖英，她的嗓音条件很不错，很有前途。但是她在古丈县剧团演苗剧，跑龙套，看来是有点浪费。是否可以把她调到州歌舞团呢？
州歌舞团的人听说有这样的好苗子，自然也愿意。但是当时州歌舞团还有编制问题，要打报告扩大编制，等文化局批复。批复下来以后再打报告商调，七七八八的手续很多。一直到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才正式通知宋祖英到州歌舞团报到。
在古丈县剧团呆了足足三年零四个月之后，宋祖英一举跳出了古丈这个小地方，成为湘西州歌舞团的一名歌唱演员。中共统治中国以来，对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注重意识形态的洗脑工作，因此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农业一塌糊涂，老百姓日子过得紧巴巴，偏偏歌舞表演非常发达。湘西正好就是这么一个地方。
当时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歌舞团，是全国州市级歌舞团里，是四大强团之一。另外三个歌舞团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歌舞团、凉山彝族自治州歌舞团和大理白族自治州歌舞团。这四个州的歌舞团，虽然和西藏、内蒙这些自治区级的歌舞团不能相比，但是在地区和市一级，却属于实力雄厚，享受大量地方政府的补贴。和那古丈县剧团相比，州歌舞团倒是实实在在的铁饭碗。
湘西自治州歌舞团当时的演职员工就有上百人，而且藏龙卧虎，不乏有名的演员和编创人员。八十年代初，作为自治区首府的吉首市也非常落后窄小，唯一一条象样的大街，叫做人民北路，纵向穿个整个市区。自治州重要的部门，都坐落在这条大街上。自治州歌舞团也在这条路上，既有排练厅，又有宿舍。
宋祖英到州歌舞团报到，户口也迁入吉首，住在州歌舞团的宿舍里。但是她上班之后不久，就感到很不适应。宋祖英参加工作以来，只在古丈县剧团呆过。那是个二十人左右的小剧团，团长唐方科也比较开明，所以大体说来，整个剧团关系融洽，同事之间互相关心，仿佛是一个大家庭一般。但是州歌舞团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唱歌跳舞的事情，也很难分出第一第二来。何况那个时候，也不是市场经济为导向，哪个演员最卖座就是哪个第一。所以州歌舞团中，互相贬低倾轧，勾心斗角的现象，非常严重。州歌舞团演职员工，来源也很复杂，有北京长沙下放下来的，有吉首本地的，也有宋祖英这样从农村来的土包子，派系林立，互相斗争，不死不休。
宋祖英第一次在州歌舞团，领略了社会的复杂性和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宋祖英是个头脑简单、反应迟钝的人，因此非常不适应这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事情。所以她从一开始就对州歌舞团产生了恶感。这种恶感，也是最后宋祖英不辞而别，前去北京开始北漂生涯的一个原因。这是后话。
既然格格不入，宋祖英就只好自得其乐。她在州歌舞团是歌唱演员，所以只要在演出时穿上那些劳什子的苗族服装，唱几首苗族山歌改编的民歌，就天下太平了。不再需要去排练歌剧之类的事情。所以宋祖英成了歌舞团里的逍遥派，有很多的空闲时间。
宋祖英到吉首工作的时候，芳龄一十九岁，正是青春萌动的时候。如果她不是进入了唱歌跳舞这一行，而是中学毕业后回家当了山民，大概那个时候早已经抱上了孩子，说不定孩子都会打酱油了。现在摇身变成了州歌舞团的歌唱演员，自然就和山民的生活方式大不相同。但是青春萌动，亦是人之常情。
但是宋祖英初到吉首，人生地不熟，所以即使是想当逍遥派，也很少有地方去。后来还是通过州戏剧工作室的老熟人，认识了一个州文化系统领导的孩子。当时这个男孩是吉首商业学校的学生，和宋祖英同龄，长得英俊高大。吉首商校当时虽然是一个中专学校，但是在吉首，倒有点像贵族学校；自治州有头有脸的人物，大都把孩子送到商校读书。到现在，湘西自治州有不少县处级干部，都是商校培养出来的学生。
这个男孩不仅高大英俊，而且也很聪明。十指纤长灵活，打得一手好算盘，曾经在省商校系统获得过珠算比赛一等奖。加上身为独子，家里条件也好，宋祖英不禁对他十分倾心。从此之后，凡是周日，宋祖英就离开州歌舞团，跑得影踪不见。原来她喜欢上这个男孩之后，朦朦胧胧就产生了爱意，所以一到周日，就跑去红旗路，找商校那个男孩玩。
十九岁的姑娘已经懂得了爱情，但是十九岁的小伙子多少还有点懵懵懂懂。那个小伙子似乎并不反对和宋祖英一起玩，但是也没有把宋祖英特别放在心上。即使是星期天，小伙子也经常找中学同学一起去玩，有时也带着宋祖英一起去，但是妹有情来郎无意，两个人的感情发展缓慢，宋祖英盼望的那种花前月下的时刻，迟迟没有到来。宋祖英为此，暗中也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无可奈何之中，还是跟着这个小伙子到处乱跑。
宋祖英当年，工资不高，还要帮助远在岩头寨老寨村的母亲和弟弟妹妹，所以穿着十分土气。根据当时见过她的商校同学回忆，她穿着一双当时流行的丁字形平跟皮鞋，身上却是土布棉衣，扎着一对短辫子，圆圆的脸上长着明显的雀斑。脸虽然胖，但是胸部扁平，似乎是还没有长开的样子。为了讨好那个男孩，倒是经常拿些歌舞团演出的票来，让那个男孩在同学朋友当中广送人情。
几个月之后，宋祖英和那个男孩才有点像恋人的样子，在和男孩的同学一起出去的时候，偶尔也有点亲昵的举动。但是八十年代初，谈恋爱的总体环境不好，男孩和宋祖英都住在集体宿舍里，几乎很少有单独相处的时间。而且总的说来，那个男孩子似乎对这份爱情，并不十分用心。这又使得宋祖英黯然神伤。
尽管是青涩的初恋，这个吉首商校的男学生，很可能是宋祖英一生中的第一个男人。对于女人来说，初恋的情人，始终是永难忘怀的。
宋祖英到了湘西州歌舞团半年，在吉首认识了一个出色的大学生，开始了她青涩的初恋。几个月之后，正当她为了自己青涩的初恋，时而欣喜，时而忧伤的时候，忽然传来了一个令她极度兴奋的消息：中央民族学院在若干少数民族地区招收两年制成人脱产班大专生，湖南也有一个招生点。
宋祖英出身山区农家，乃是个单纯鲁钝之人，认准的事情，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后来也有人评价，说她为了唱歌，可以连命都不要。宋祖英认准了唱歌这个事业，可以牺牲一切，这对她的人生经历，起了极重要的影响。也就是说，只要是和唱歌有关系的机会，宋祖英从不放弃。宋祖英听说有这样好的一个机会，立即向歌舞团要求报名参加。当时歌舞团大概是为了让年轻人有更多的深造机会，就同意宋祖英和歌舞团另一个年轻女演员胡涯一起报考。
中央民族学院（现名中央民族大学）是中国少数民族的最高学府，也是中共培养所谓民族干部的摇篮。现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所谓民族干部，都是中央民族学院毕业的“精英”。因为中共民族政策的需要，所以中央民族学院的师资、教学条件等各方面，都不差于北京的其它高校。
虽然条件不差，但是和其它北京的高校相比，中央民族学院非常特殊。一是它的学生，不像其它高校的学生那样，毕业以后可以留在北京工作，而必须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如果这些依依呀呀的民族青年毕业之后都留在北京，中共的少数民族统战的目的就会达不到。第二个特殊的地方是，中央民族学院的学生，因为清一色是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地区大都教育质量很低，因此招生分数线低，而且通常设立专门的学习班，用专门的渠道招生，以照顾少数民族学生。
一九八五年，根据若干个少数民族地区的要求，中央民族学院开设了部分成人教育班。其中之一就是两年制的演唱专业大专班。这个班，不属于中央民族学院的正规教育体系，而是应地方要求，灵活安排的成人脱产学习班。
因为是成人教育，所以既不通过高考，也没有特别高的文化课要求。但是有面试和简单的文化课测试。从得到通知到参加考试，时间很短。宋祖英倒是不怕专业考试，因为她的先天嗓音条件的确不错；但是文化课考试会怎样，她的心里却一点底也没有。好在两年之前，她曾经头悬梁，股刺锥，玩命补习过高中课程，所以还算有点基础。
这个时候，倒也反映出宋祖英拿得起放得下，为事业不惜牺牲的劲头来了。为了准备到长沙去考试，宋祖英一门心思放在准备文化课测试上，连心爱的商校男朋友也不见了。好在那个男孩玩心很重，也不十分在乎宋祖英。宋祖英既感心痛，也就倍加努力。
在准备参加中央民族学院考试的时候，宋祖英和州歌舞团的同事胡涯相当接近，经常在一起探讨考试的事情，进而发展成要好的一对小姐妹。胡涯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容貌出众，优雅高贵，兼而弹得一手好钢琴，乃是当时湘西州歌舞团最出众的姑娘。胡涯无论是家庭背景、容貌还是举止，都远远胜过当时的宋祖英。所以宋祖英当时不仅对胡涯很有好感，也很羡慕，刻意和她亲近。不想若干年以后，宋祖英居然能够红透整个中国，而当年的湘西州歌舞团的大美女胡涯却默默无闻，经常需要宋祖英提携帮助，而且有时候还要替宋祖英跑场子，当啦啦队员。世道弄人，往往也是出人意表。这是后话。
再说宋祖英和胡涯这两个年轻的州歌舞团演员，为了准备中央民族学院的特殊招生考试，苦苦准备了二个多月后，前往长沙考试。胡涯报考的是演奏专业大专班，宋祖英报考的是演唱专业大专班。果然不出宋祖英所料，她的专业课考试相当顺利，她也比较自信。但是文化课考试，却有点难度。宋祖英毕竟只有乡办初中毕业的基础，所以考试结束，她心里也很不踏实。
回到吉首之后，宋祖英心里十分忐忑不安。那个年代，对每个人来说，改变命运的机会都非常少，而且充满了偶然性。宋祖英同样把这次机会，看作是改变命运的一次重大际遇，如果这次抓不住，以后什么时候再有这样的机会，也很难说。
也许是命运使然，也许是宋祖英这个人的运气格外好，八月中旬，中央民族学院的录取信居然寄到了州歌舞团。宋祖英和胡涯双双顺利地被中央民族学院成人大专班录取，要求九月初报到。宋祖英兴奋已极，不禁和胡涯抱在一起，痛哭了一场。
宋祖英从古丈县剧团调入州歌舞团，不过只有半年多时间，就得以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真正成了州歌舞团的过客。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宋祖英有了自己的初恋，也交上了一个闺中好友胡涯，此后成了她的终生好友。所以时间虽短，一九八五年上半年，对于宋祖英来说，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接到中央民族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不久，州歌舞团的领导就找宋祖英谈话。湘西州歌舞团在湘西地位特殊，所以这个团长也官腔十足，让人十分反感。那个团长对宋祖英说，歌舞团支持宋祖英和胡涯到中央民族学院深造，是为了培养新人，所以希望她们好好学习，回来之后报答州歌舞团的培养云云。
腔调虽然难听，但是说的却是实情。宋祖英这次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因为是中央民族学院应湘西州等少数民族地区的要求，额外开办的成人大专班，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属于一种进修性质的学习。何况宋祖英去北京学习期间，也是带工资去读书的。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报道宋祖英的文章中，为了刻意拔高宋祖英，都将宋祖英到中央民族学院进修的事情，说成是宋祖英考入了中央民族大学音乐舞蹈系。宋祖英官方简历、百度百科、维基百科等都清一色地写道：“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音乐舞蹈系”。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节目也是作同样报道。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份伪履历。因为宋祖英当时就读的，是一个成人脱产班，两年制的，属于中央民族学院成人教育系列的一个进修班。而且宋祖英是带工资上学，规定学完之后还要回原单位湘西州歌舞团的。因此，正确的履历应该是宋祖英曾在中央民族学院两年制成人大专班进修。否则的话，这样的履历，既有伪造和误导的嫌疑，也对参加全国高考，在中央民族学院正规学习四年的其它学生来说，是很不公平。
比如说，现在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为了经济利益，也搞许多正规学历教育之外的名堂。宋祖英的父母官，因为“州长强奸北大女生丑闻”而身败名裂、臭名远扬的湘西州原州长杜崇烟，就因为儿子痴迷于电脑游戏，高考落榜，却用了一个“定向培养生”的名堂，把个纨绔儿子送进了北大。如果杜崇烟的这个纨绔儿子，日后因为玩电脑玩出了大名，是否也可以把履历堂堂正正地写成“毕业于北大计算机系”呢？至少，通过全国统一高考，千辛万苦进入北大的学生们是不同意的。
宋祖英的官方履历有问题，不止这一处。就宋祖英在中央民族学院学习这段履历来说，从中央民族学院回顾其成人教育经历的文献中可以看到，是属于成人教育，或者叫成人培训。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民族》（原名《民族团结》）杂志，二〇〇一年第六期曲木铁喜所撰文章“成人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回顾”，其中讲到：中央民族学院“成人脱产班是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举办的。成人脱产班主要根据民族地区的需要和生源情况，制定招生计划。先后开设有蒙汉双语、维哈汉翻译、汉朝经贸翻译、汉语师资、汉语言文学（戏剧文学）、油画、舞蹈、演唱、演奏专业大专班及师范类数学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思想政治教育三个专业专科起点本科班，共培养各专业毕业生近一千人。”写得一清二楚。
宋祖英学习期间，也是由湘西州歌舞团支付宋祖英工资，从身份上讲，她始终是湘西州歌舞团的职工。毕业之后要回湘西州歌舞团工作，是不言而喻的事情。这种性质的学习，无论如何，只能称为进修。在国外，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和大学教育泾渭分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教育形式。
因为《吉祥三宝》才出名的鄂温克族歌唱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乌日娜，就和宋祖英不一样，她是一九八四年进入中央民族学院音乐舞蹈系，就读四年制本科的声乐专业。她的同班同学还有哈萨克族花腔女高音歌唱家玛依拉。两人经过四年本科学习，于一九八八年毕业，双双留校任教。乌日娜至今还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声乐教授，玛依拉后来到哈萨克斯坦发展，也成了一个人物。不比不知道，比了吓一跳；和乌日娜和玛依拉相比，宋祖英在中央民族学院学习的履历，只能算是“野鸡”学历了。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升格为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的原中央民族学院音乐舞蹈系，在其官方网站的对外介绍中，介绍了许多出色的学生和教师，却一句不提宋祖英，显得非常有骨气。这也同时证明，中央民族学院并没有把宋祖英当成他们正规培养出来的学生。
至于后来金铁霖要拍宋祖英的马屁，把她拉进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班，一段时间后又授予宋祖英硕士学位，那是中国特殊政治体制下的一种学位腐败。按照国际教育惯例来说，学历可以跳级，但是学位必须是循序渐进的；没有学士学位，是绝对不能颁发硕士学位的。但是金铁霖为了拍马屁，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这是后话。
却说湘西州歌舞团把两个年轻的演员宋祖英和胡涯送去中央民族学院进修，希望她们通过深造，回来为州歌舞团出力，应该说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但是偏偏没有注意到个人的意愿。这种长官意志和个人意愿冲突的事情，在中国也是很经常发生的。比如中国外交部曾经委托北京外国语学院招收若干个瑞典语专业的班级，培养一批精通瑞典语的学生，以期日后服务于外交部。但是事与愿违，北京外国语学院开始培养的数批瑞典语专业的学生，日后八仙过海，通通移民到了瑞典，甚至数个班级，全体学生都入了瑞典籍，同学会都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其中一个还以爱立信公司财务总监的身份，摇摇晃晃地回到北京工作，俨然是个外籍专家。
宋祖英当时的想法，就和这学瑞典语专业的学生一样。这么好的机会能够跳出湘西，龟孙子才会回来。但是领导找谈话，又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听着，而且唯唯诺诺，顺着领导爱听的话往上爬。其实宋祖英这个时候，早已下定了决心，要离开湘西这个落后的地方，到北京发展。因为她到过北京，见识过北京的大场面，也知道京城之水，深不可测，但是也蕴藏了无数的机会。
一九八五年九月初，宋祖英和胡涯两个姑娘，从吉首出发，坐了一整天的火车来到长沙，再从长沙坐火车到达北京。在拥挤的火车上坐三十多小时的硬座椅，的确非常辛苦。好在宋祖英和胡涯都年轻，倒也不怎么觉得劳累。
宋祖英这次到北京之前，匆忙回了一次家。看到小小的山寨，并没有多少变化。母亲仍然是忙忙碌碌，但是和继父在一起生活，倒也还算和谐。八十年代中期，农民生活已经略有好转，加上宋祖英略有接济，一家人的日子倒也过得去。只是弟弟已经有七八岁光景，明显将是终身聋哑。宋祖英为此十分内疚。
宋祖英在上火车之前，终于抛却情丝，和初恋的情人做了个了断。那个商校的男孩子这个时候倒是喜欢上了宋祖英，哭着喊着要继续谈恋爱，但是宋祖英却存了从此天高任鸟飞的想法，因此坚决斩断了留在湘西大地上的一丝情意。这其实也是宋祖英一生中，相当明智的一个决断。否则的话，今天的宋祖英，也许完全是另一种面目了。
宋祖英和胡涯下火车，迎面就有中央民族学院来接站的同学。宋祖英读的虽然是成人班，但是开学的时间却和其它学生一样，所以也能享受学校安排的接站待遇。学校安排了一辆类似于公交汽车一样的大巴士，等到有一批学生上车之后，就直接送往学校。大巴从北京站出发，经过天安门广场和故宫、中南海，顺着长安街往西驶去，其中经过宋祖英非常熟悉的民族文化宫。两年以前，宋祖英就在这里参加了全国乌兰牧骑式演出队文艺会演。时隔两年，宋祖英又一次到了北京，不禁十分感慨。
对宋祖英来说，这辆巴士几乎是一眨眼之间，就到了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学院的位置，当时还算是在北京郊区，叫做白石桥路。但是这条白石桥路很长，从动物园开始，一直到海淀，有一趟三三二路郊区公共汽车，从动物园总站始发，一直到颐和园。但是这条路，即使是八十年代中期，也非常热闹，一是到颐和园的游客，那个时候都要从这条路走，二是沿线有许多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就是从动物园出发的第一个大学，接下去是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北大以及北大后面的清华，最后一个是中共当时的间谍高校，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位于颐和园的后面，位置比较隐蔽。
比较而言，中央民族学院在北京的这些高校中，地理位置算是比较好的，因为中央民族学院位于白石桥和魏公村之间，相对离北京的市中心比较近。而北大则靠近颐和园，去一趟市中心，殊为不易。当年北大学生游行，从北大出来沿着这条白石桥路，一路步行经过人民大学、北外和中央民族学院，到了白石桥，大多数学生都已经走不动了，更没有力气走到天安门广场。所以八十年代初期，北大的游行，倒有半数左右在白石桥一带中途流产。
宋祖英和胡涯到了学校，立即就被拆散了。宋祖英是演唱专业大专班，胡涯是演奏专业大专班。两个人既不同班，也不同专业，当然也不能住在同一宿舍。宋祖英所在的这个班级，因为是成人班，所以同学都是来自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文艺团体的演员，而且不少人年纪都比较大。宋祖英当年二十一岁，却是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个学生。
因为是演唱专业班，所以一个班只有二十个同学，而不像当时高校一般是按三十人分班的。这二十个同学，年龄参差不齐，口音语言也各不相同，唯一的共性，就是清一色是少数民族。当然少数民族也各不相同，比如藏族、蒙族和维吾尔族，语言文化和汉族相差千里万里，而壮族、苗族、土家族等族本来生活文化和汉族也没有很大区别，再加上共产党多年洗脑和汉化，实际上已经被汉化了。但是毕竟是民族班，所以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依依呀呀的语言文化各不相同，学生之间，交流也有一定的困难，多数是鸡同鸭讲。为了克服这种困难，所以同学之间只称呼姓，不称呼名。比如宋祖英就叫“宋”，姓邱的同学叫做“邱”，姓姚的就叫“姚”，名叫马丽的同学就叫“马丽”。
当时这个两年制的成人班的班长，是来自内蒙古歌唱演员乌恩。乌恩虽然不是班上年纪最大的学生，但是要比宋祖英还是要大了十多岁，而且来读书之前，就是党员。中央民族学院的教师一翻档案，就让乌恩当了班长，这是惯例。乌恩毕业后倒是老老实实地回到了内蒙古，现在是位于通辽的内蒙古民族大学音乐系教师，国家一级演员。内蒙古音像出版社出版过乌恩的蒙语演唱专辑《乌恩演唱专辑》。
就这样，一九八五年九月初，宋祖英开始了她在名牌大学的非正规大专课程的学习。这个时候的宋祖英，就好比小鸟飞到了天空中，小鹿跑进了原野，不仅是眼界大开，而且深感天空的宽广和原野的美好。对于小鸟来说，它总是希望永远在自由的天空中翱翔，对于小鹿来说，则总希望在无垠的原野中纵情地奔跑。
虽然是小鸟飞到了天空，但是宋祖英来自湘西这么一个小地方，乍一下子在北京生活，却像是小鸟飞进了大林子里，既惶恐，又害怕。据宋祖英在《艺术人生》节目中自己说，她在民族学院上学两年，压根不知道怎么打公用电话。这句话，很可能是一句谎言。实际上，宋祖英在读书期间，经常四出活动。
八十年代，北京是自行车的天下。白石桥路到颐和园路一带的高校内外，更是自行车的王国。当时的大学生都穷，所以二手自行车非常吃香，特别是在校园里，几十元钱一辆的旧自行车，乃是学生梦寐以求的好东西。铁打的校园，流水的学生，毕业的学生如果离开北京，必定会卖掉自行车。即使是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也十分抢手。那些哭着喊着要买车的，自然是入学不久的新生。
宋祖英在州歌舞团的时候，大概是那个商校的男朋友教会了她骑自行车。所以她到北京后不久，也买了一辆破自行车。那个时候，宋祖英个子就已经长到了一米六九，所以和别的女生不一样，男车女车对她来说都无所谓，所以她就买了一辆男式的二十八吋旧自行车。上面讲过，中央民族学院的地理位置相对比较好，离北京市中心近。宋祖英有了自行车之后，就可以经常出去活动。
越是来自落后偏僻地方的人，乡土观念就越重。尤其是古丈这个地方，有头有脸的人，本来在古丈就互相认识。在北京工作的古丈人，对于来自故乡的人，也都热情接待，大叙乡情。到后来，这已经不是热情问题，而是成了规矩，否则的话，回到古丈，就不好做人了。所以宋祖英首先就找在北京的古丈人玩。
出自古丈这么个小地方的人，如果能够到北京工作，一定是名牌大学毕业，或者是有特殊本事的人，所以当时在北京工作的古丈人，倒都是在中央机关部委工作。有一位来自湘西古丈县的人物，当时是中央电视台文艺部的一个小编导，名叫张凯华。那个时候，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导演，还不像现在这么风光和嚣张，但是对于吃文艺饭的人来说，却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人际资源。
宋祖英到北京，本来就是来谋求发展的，这样绝妙的人际关系，更是抓住不放。宋祖英通过何纪光介绍，认识了张凯华，从此就经常到张凯华那里去玩。有了自行车之后，去得就更勤了。名为拜访，实际上是积累人际关系。宋祖英别的地方看上去比较鲁钝，但是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却是一把好手。
张凯华当时是文艺部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编导人员，他的夫人叫王洗平，也是湖南人，也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古丈人重老乡之情，加上搞文艺的人在北京也不多，所以也欢迎宋祖英来做客。尤其是来了家乡的客人，老乡聚会，也会叫上宋祖英一起来。那个时候，宋祖英就会骑着一辆破旧的男式自行车，从中央民族学院的白石桥路，一直骑到中央电视台当时所在的复兴路十一号。
一九八六年，中央电视台文艺部有个电视节目，大概是和苗族有关，要修改脚本。张凯华就请来了也是出身于古丈的一位土家族诗人、作家颜家文，到中央电视台来修改。颜家文当时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在古丈，乃至湘西，也算是一个有名的人物，张凯华对他很尊重，也非常客气。有一次，张凯华在家里请颜家文吃晚饭，就把宋祖英也叫来了。宋祖英当时就是一副朴素、老实，诚恳的样子，给颜家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吃完晚饭，几个老乡又在一起大叙乡情。眼看着天色已晚，天上下起了小雨，宋祖英就要回学校。几个人出来送她，见她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也没有雨衣，张凯华和王洗平就让她把自行车放在他家，回头再来骑走。不料宋祖英以前下乡演出，日晒雨淋乃是家常便饭，根本不在乎那点小雨，坚持骑着自行车回到了学校。
对于宋祖英来说，张凯华是她未来走上金光大道的一个极好的人际资源，因此十分巴结。而对张凯华来说，则是力尽所能，帮助一个前来闯世界的同乡小姑娘，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经过他帮助的这个当时毫不起眼，也不出众的小姑娘，日后会成为全中国最风光的女人，而他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从中央电视台一个不起眼的编导人员，成为中央电视台的大牌导演，再跳出中央电视台，一跃成了文化部艺术司演出处处长，掌管偌大个中国所有大型文艺演出审批的大权，可谓权财两旺，名利皆得。这是后话。
宋祖英在中央民族学院学习，从号称不会使用公用电话，到骑着自行车找老乡，自然也是一大进步。但是相对而言，她在学习上的进步更大。因为宋祖英虽然是唱歌为业，但是一直到她进入中央民族学院之前，向来是瞎子摸大象，摸到哪里就算哪里，没有经过任何正规的训练。在古丈县剧团唱的是苗剧，在龙山县里耶镇学的是刀马旦，到了湘西州歌舞团不过半年，也没有拜过老师。所以宋祖英只有到了中央民族学院，才算受到了正规的声乐训练。
当时中央民族学院的声乐教授，叫做周本庆。周本庆是继承苏联式教育体制的老一代声乐教授，也是八十年代中央民族学院最好的声乐导师之一，用正宗的西洋美声唱法的发声方法，训练素质出众的学生如何科学地发声，打开嗓子，拓展音域。应该说，周本庆本来应该是中国声乐教育界的一代宗师级人物。
当年周本庆主要带的是八四级入学的四年制本科学生，也就是乌日娜和玛依拉那个班级的学生，其中玛依拉就是周本庆的真传弟子。但是当时中央民族学院声乐教师奇缺，所以周本庆带的学生也不少。到一九八五年，宋祖英的那个成人大专班开学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学生由周本庆指导。这个班的班长乌恩和宋祖英，就是周本庆的学生。
周本庆指导的，是用西洋唱法进行发声的男女高音。他的正传弟子玛依拉就是出色的抒情花腔女高音歌唱家。玛依拉多次在国际声乐比赛中获奖，靠的就是正宗的西洋美声唱法，和西方歌唱家硬碰硬地比拼西洋歌剧。玛依拉也是用正宗的意大利语在哈萨克斯坦演唱古典西洋歌剧，现在号称是哈萨克斯坦国家歌剧院的终身演员。宋祖英的班长乌恩学的也是西洋唱法，最拿手的就是用意大利语演唱经典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
宋祖英的嗓音条件，也是比较好的女高音。因此周本庆教授当时也是按照西洋美声唱法的套路，教导宋祖英；甚至当年还让宋祖英学过一点意大利语，以作为演唱西洋歌剧的基础。宋祖英初学乍练，就觉得进步很大，好比是天生蛮力的程咬金，本来只是饭量大，力气足而已，现在学到了三板斧的武艺，一下子就能够和武林高手放对厮打一般。应该说，周本庆实在是宋祖英的第一个真正的老师，是周本庆把宋祖英领进了声乐艺术的大门，也为她日后的成就打下了最早的基础。
宋祖英在赴北京读书之前，就埋葬了自己青涩的初恋。在北京读书的时候，除了老乡和同学，也没有什么熟人，当时的交往比较狭窄。当年的宋祖英也非常土气，圆乎乎的脸庞，还没有脱掉山村的土色，眉毛又粗又浓，眼皮丰满，把好端端的双眼皮藏进了眼睛。而且宋祖英当时也不会打扮，容貌基本上处于原生态状况，上马路时，也基本没有回头率。
在相当幽闭的环境中，也是多少有点自惭形愧的情况下，宋祖英对经常见面的老师周本庆产生了爱慕之情，而且越演越烈。周本庆当年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温文尔雅，出口成章，正是现在所谓的“美女杀手”。宋祖英从钦佩到仰慕，从仰慕到爱恋，尽管周本庆有家有口，又比宋祖英大了二十多岁，宋祖英还是不可遏止地爱上了周本庆，千方百计地谋求和周本庆在一起的机会。
俗话说，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一层纸。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女人主动喜欢上了一个男人，两个人就很容易走到一起。事实也是这样，周本庆年岁既长，阅历又丰富，这样一个小姑娘的心思，当然一眼就能看穿。但是八十年代，中国的校园相当保守，学生之间谈恋爱都受到严格限制，如果女生不小心怀孕，男女两个一律开除。至于师生恋，则完全是洪水猛兽一般，罪孽可能和强奸相差不远。
可惜爱情像煞是一根橡皮筋，拉得越紧，弹力就越大；越是禁区，就越是有人愿意去闯。宋祖英和周本庆两人苦于世俗压力，不敢轻易举步，但是两个人互相读懂了意思，两颗心就越靠越近。曾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宋祖英和周本庆互相之间，在默契中领略彼此的爱意，但是却没有表白。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也是一个甜蜜的阶段和过程。
大概是在一九八六年秋天，周本庆私下约了宋祖英，前去西郊的香山观赏红叶。其实对于大山深处出来的宋祖英来说，北京香山的劳什子红叶，实在没有什么好看的。湘西大山里的秋日风景，要强过北京香山不知道多少倍。但是因为周本庆相约，所以她也十分兴奋，早早地和周本庆一起，来到了远在西郊的香山。
观赏香山红叶，其实也没有什么专门的观赏点。到香山的游客，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人选择一个自己认为美好的角度，远观近赏。宋祖英和周本庆进了香山公园，在山路上慢慢地走着，开始的时候，一直在谈声乐专业方面的问题。但是走在山中小路上，满山遍野又都是能够点燃心情的如火红叶，宋祖英的心就砰砰地跳个不停。最后，宋祖英鼓起勇气，向自己的老师周本庆表达了爱慕之心。
周本庆带宋祖英悄悄出来玩，本来倒是心存暧昧。但是想不到宋祖英如此直接地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可以说是既惊又喜。无论什么世道，天下坐怀不乱的男人，几稀矣。周本庆也不是圣人，只不过是一个教声乐的老师而已，面对二十出头的一个小姑娘的大胆爱情表白，哪里拒绝得了。何况人非草木，日久生情，即使是师生之间，也属正常。
窗户纸既破，事情也就从师生暗恋，发展到了地下情侣的关系。但是，师生关系的锁链，完全困住了这对忘年情侣的手脚，大好爱情，变成了暗中偷情。周本庆和宋祖英自从香山倾情之后，情愫互牵，却又苦于情事不能暴露，只能由周本庆安排，偶尔偷偷地相聚一回。天下的爱情故事，莫不像罗密欧和朱丽叶一样，相聚越难，爱情也越炽烈。宋祖英和周本庆，虽然在一起亲热的机会极少，平时还得装模作样，瞒过其它的老师和同学，却也成就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
宋祖英在中央民族学院成人大专班的时候，一方面演唱水平大幅提高，进入了新的视野和天地，另一方面也因为仰慕导师周本庆，发生了暗中的师生之恋。不知道宋祖英和周本庆这段情事的同学，就觉得宋祖英是个特别老实的学生，在学校里也不谈恋爱，平时也很少出去，只是呆在学校里学习。殊不知，宋祖英待在学校里，正是要等待周本庆可能来约她暗中相会。
爱情既有甜蜜，也有痛苦。宋祖英当年毕竟才二十二岁，对于自己这场违背世俗、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师生恋，既有甜蜜，也有痛苦，甚至是经常痛苦大于甜蜜。但是被痛苦折磨的时候，不能和别人言说，那会是更大的痛苦。宋祖英必须宣泄自己痛苦的时候，唯一的宣泄者，就是她的闺中好友，共同来自湘西州歌舞团的同事胡涯。胡涯知道宋祖英的痛苦，却也无法劝慰，好在她口紧，倒是从未对别人透露过。到后来胡涯成为宋祖英周围的利益分享者，自然也更不会泄露宋祖英的这段情事了。
转眼到了一九八七年的春天，宋祖英就读的成人大专班，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整个班级的学生，都和本科毕业的学生人心惶惶的情形大不一样。本科毕业生，虽然原则上也是哪里来回哪里去，但是还有留校的机会，即使分配回原来的省份，也面临着工作分配的问题。但是成人大专班的毕业生却清一色要打道回府，回到自己原来的工作单位去。
宋祖英在这个问题上反应也慢，到了春天的时候，她才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宋祖英本来就存着设法留在北京的心思，现在在北京见过世面之后，更不想回到湘西去了，何况她从感情上，也舍不得离开周本庆。宋祖英意识到了这一点之后，才开始着急，既找老乡，又让周本庆给她想办法。周本庆当然也不希望宋祖英回到湘西去，因为宋祖英一回去，这段爱情故事就等于画上了句号。所以就竭力安慰宋祖英，说肯定有办法帮她留在北京。
宋祖英这边刚开始动作，争取留在北京，那边工作单位来通知，为了庆祝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三十周年，州歌舞团要排练一个大型的演出，所以让宋祖英请假一段时间，回到吉首参加歌舞团的排练。共产党军队在湘西剿匪之后，在湘西成立了两个专区管辖，一个是沅陵专区，另一个是永顺专区。一直到一九五五年成立了湘西苗族自治州，到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日，正式定名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所以每年的九月二十日，乃是州庆日。一九八七年，将是三十周年大庆，所以州歌舞团要事先排练大型歌舞节目，到周年纪念那天进行演出。。
宋祖英在中央民族学院上学，拿的是湘西州歌舞团的工资，也仍是歌舞团的职工，所以州歌舞团让她回去参加重大活动，她也不得不去。好在成人专科班，也没有什么严格的毕业不毕业一说，并不影响宋祖英在中央民族学院的学习。所以宋祖英在五月底，就回到了湘西州歌舞团。
宋祖英回到湘西州歌舞团，整个团里的人都在非常紧张地准备九月二十日自治州成立三十周年大庆的歌舞晚会。结果从选定节目到排练，足足化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宋祖英急于脱身回到北京，安排留在北京的事情，偏偏节目的排练耗日持久，没完没了。宋祖英多次找领导要求，理由是毕业前还有许多课程没有完成。最后歌舞团领导确定了宋祖英演出的节目后，也就同意了她提前回北京。
宋祖英归心似箭地回到了北京，见到周本庆，急忙问留北京的事情是否有了眉目。周本庆到底是中央民族学院的教授，在北京的艺术圈也算厮混多年，绞尽脑汁，给宋祖英留了两条路。一条是周本庆已经帮宋祖英联系好了解放军二炮文工团，只要这边能想办法把档案弄出来，二炮文工团愿意接收宋祖英作为歌唱演员，这是上策。
如果拿不出档案，还有一条下策。周本庆游说了中央民族学院音乐舞蹈系的领导，大概是放出硬话，一定要带宋祖英这个学生深造，结果系里的领导同意让宋祖英转入本科班，等于是现在的专升本。但是系里同意这样，也只是考虑到照顾周本庆的面子，作为个案处理。否则的话，所有的学生都这样专升本，岂非破坏了国家的少数民族政策？
宋祖英听到周本庆为了自己考虑得如此周到，不由得非常开心。在这个方面，宋祖英不仅是一窍不通，而且是一想到就头疼的事情。有了这样两条路，宋祖英也就不用再自己伤脑筋了。这样，她高高兴兴地准备作品，参加学校的毕业演出。因为时间紧，所以宋祖英和羌族学生杨晓方合作，排练了一出歌剧《小二黑结婚》的片断。
一九八七年大概是宋祖英有生以来最忙，也是事情最多的一年。宋祖英七月初刚刚从湘西回来，正因为留在北京的事情有了着落而高兴，开始排练毕业作品《小二黑结婚》的时候，又有新的事情发生了。内蒙古自治区要庆祝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举行盛大庆典；中央政府不仅要派代表团去，还要组织一个中央民族艺术团去进行慰问演出。这个中央民族艺术团由中央民族歌舞团为主，又嫌规模不够大，让中央民族学院音乐舞蹈系配合。结果宋祖英和许多学生也被选中，参加了中央民族艺术团。
当然，这个时候，宋祖英并不反对参加中央民族艺术团。这种机会，对于她这么个还没出道的小演员来说，也算是难得的机遇，一可以大开眼界，二可以借机认识不少演艺圈的大人物。所以宋祖英也就高高兴兴地去参加了艺术团。一九八七年八月二日，中央民族艺术团在呼和浩特新落成的内蒙古政府礼堂进行大型的慰问演出，宋祖英当年毫无名气，自然也不过是跑跑龙套而已。
偌大个中央民族艺术团，在政府礼堂演出一场之后，就离开呼和浩特，回到了北京。但是宋祖英一回到北京，就听到了让她猝不及防的坏消息。就在她在呼和浩特演出期间，湘西州歌舞团专门派人进京，把属于湘西州歌舞团的演员宋祖英和胡涯的户口、档案和粮油关系，统统给迁回了湘西州吉首市。也许是湘西州歌舞团消息灵通，得知宋祖英要留在北京，也许是州歌舞团的领导过于认真负责，总之，湘西州歌舞团的这一招，乃是釜底抽薪，端的是十分毒辣。
按照当时的惯例，如果是正规本科大学毕业，都是由国家分配工作，分配后直接由学校将档案、户口迁移证明发给接收的单位。宋祖英是带工资的成人大专班，本来不存在分配工作的问题。但是这种情况下，一般也是由学校将户口、档案等发回原单位。宋祖英和周本庆本来的打算就是在学校没有将宋祖英的档案和户口发回湘西州之前，让二炮文工团先来拿走，或者由学校开具证明，让宋祖英继续本科学业，这样宋祖英就达到了留在北京的目的。
偏偏湘西州歌舞团先走一步，居然派人把她的档案户口等先迁回了湘西。从道理上讲，州歌舞团做得一点也没错，甚至说是防止人才流失的一个出色举措。但是对于宋祖英来说，却是釜底抽薪，被断了后路。那个时候，一个人如果没有档案，没有户口，简直就不是人。所以二炮文工团也好，继续读书专升本也好，没有户口和档案，统统成了泡影。
宋祖英得知这一消息，好比是万丈高楼一脚蹬空，心中的失望和悲伤无可复加。她的忘年恋人周本庆连连安慰，也无济于事。后来周本庆又动出脑筋，让学校同意宋祖英自费进修。学校开出价码来，每年交纳八百元人民币，就可以自费进修。凭良心说，虽然八十年代一般人的工资只有几十元钱，但是一年八百元钱，这个价钱是相当公道的。宋祖英需要两年的时候读完本科课程，两年之和也不过一千六百元钱。应该说，这是周本庆努力之下，中央民族大学给宋祖英提供的内部价。
自费进修，当然就不在乎户口和档案，但是这等于是和原工作单位决裂，不告而别。何况没有户口和档案，自费进修之后，照样没有，照样要想办法解决户口和档案问题。宋祖英当时也想不到过了几年之后，户口问题就松动了，但是在当时，她却万万不敢立即和原来单位决裂。于是，万般无奈之下，宋祖英只好乖乖地收拾行李，回到了湘西州歌舞团。
宋祖英告别了生活了两年之久的中央民族学院，也告别了情郎周本庆，在沮丧、无奈甚至怨恨中回到了湘西歌舞团工作。宋祖英之所以沮丧和无奈，乃是因为她对于留在北京，曾经抱有极大的希望，堂堂的解放军二炮文工团几乎近在咫尺。如果她听天由命，像乌恩这样的同学一样，死心塌地地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也就不会有任何不满。而现在这样，她不仅是沮丧和无奈，还对断了她美好前景后路的工作单位——湘西州歌舞团，充满了怨恨。
宋祖英回到歌舞团之后，她首先参加了九月二十日庆祝自治州成立三十周年的庆典。然后就跟着歌舞团一起，开始那种地方歌舞团下乡演出的老生活。但是，曾经是她梦寐以求的州歌舞团的演员生活，在她经过北京大世面的人来说，却变得十分令她厌恶。农村的土台子、丝毫不懂得声乐艺术的农村观众，以及无止境的下乡演出，都变得使她觉得格格不入。
宋祖英经过周本庆的两年教导，刚刚进入了声乐艺术的大门。经过训练，学会了西洋歌剧的发声法，也打开了嗓音，好比是学武之人，刚刚进入了武学的门道，学会了一点武功，正在如醉如痴之际，却要让她整天到农村对着大字不识一筐的农民大唱民歌。而且当时流行音乐大行其道，连湘西这样的地方，人们也是非流行音乐不听。宋祖英无论在县城还是到农村去演出，都遇到了新问题，那就是观众很不喜欢听民族歌曲，勉强听完一首，第二首就一定要唱流行歌曲，什么“幸福不是毛毛雨”之类的，否则的话，就会大肆起哄。
宋祖英本来回到湘西就很憋闷，现在遇到这种情况，更是感到痛苦，更加不安心于在湘西州歌舞团的工作，因此不断寻找机会，急欲跳出湘西。偏偏湘西歌舞团本来就缺少好的歌唱演员，现在宋祖英经过中央民族学院的正规训练，回到了州歌舞团，正好把她当成了歌唱演员中的台柱子，凡是重要节目，都要安排宋祖英参加演出，两厢之间，矛盾也越来越严重。
一九八五年开始，国家民委文化司、中国音协表演艺术家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声乐协会和中央电视台等八个单位，联合举办全国少数民族声乐比赛。这个比赛开始的时候不定期举办，称为“金凤杯”，分设“金凤奖”和“银雀奖”。到一九九七年以后改称为“孔雀杯”，两年一届，并固定在广西举行，每届分别是音乐、舞蹈和戏剧。一九八七年十二月，是第二届“金凤杯”声乐比赛，在北京举行。
因为是少数民族的声乐比赛，所以宋祖英去参加这个比赛，也有充分理由。所以宋祖英从报名参加比赛、准备曲目到参加比赛，前后十足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严重影响了州歌舞团的演出安排。但是这一次，州歌舞团的领导并是没有苛求宋祖英，而是积极支持她去参加比赛。
这样，宋祖英离开北京不过三个月，又一次回到北京，参加了第二届“金凤杯”全国少数民族声乐比赛。宋祖英经过精心准备，挑选了一首带有苗族风格的民歌《今日苗山歌最多》参加比赛。因为是少数民族的声乐比赛，所以汉族的歌手不能参加，比赛的档次并不高，宋祖英也因此有了机会。
比赛结束后，宋祖英和德吉次仁白、唐佩珠、那楚克道尔吉、佟艳杰、达列里汉、杨学进共七人获得“金凤奖”，另外有十人获得“银雀奖”。很有可能，当时是中央民族学院声乐教授的周本庆，就是这次比赛的评委。但是因为周本庆此人后来被全面封杀，所以也无从考证。如果周本庆是评委的话，自然会上下其手，竭力使得宋祖英获奖。这样，宋祖英的这个奖，得来也不甚光彩。
宋祖英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声乐比赛中获奖，因此极为欣喜。这个“金凤奖”，也是宋祖英日后从不离口的荣誉和炫耀的资本。但是她在对记者宣传的时候，却从来不提当时是七个人获得了“金凤奖”，以此误导别人，似乎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声乐大赛，只有宋祖英一个人获得“金凤奖”一般。这种办法，是宋祖英自己吹捧自己或者被被人吹捧的基本套路之一。
事实上，在少数民族声乐比赛中获奖，何况获奖之人众多，根本上不能反映一个歌唱演员的声乐水平。这次大赛获得“金凤奖”的其它六人，除了杨学进日后有所发展之外，其它人都默默无闻。事实上，后来演唱《吉祥三宝》的乌日娜，早在一九八五年的第一届少数民族声乐比赛中就获得了“金凤杯”，但是她为人低调，此后从来不提获奖的事情，更不进行任何宣传。
宋祖英因为有一个忘年恋人周本庆在北京，所以比赛结束之后，又在北京滞留了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宋祖英爱憎分明，对北京充满了爱，而对湘西充满了怨恨，恨不得一步就跨到北京。但是，工作单位和户口就像两条锁链，把她紧紧地捆在了湘西歌舞团。若干天之后，她又不得不乖乖地回到了湘西州歌舞团。
宋祖英回到湘西州歌舞团，满以为歌舞团会因为她获得了“金凤奖”，为州歌舞团争得了荣誉而受到表演，甚至开一个什么庆功会之类的，满足一下虚荣心，不料州歌舞团的领导居然不声不响，甚至私下里还要求她安心工作，尽量少参加类似比赛。宋祖英本来就十分不满州歌舞团的工作，听了领导这样的话，不免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
宋祖英从小到大，除了奶奶一直非常讨厌她之外，一直和别人相处很好。尤其是刚参加工作时，在古丈县剧团呆的三年零四个月中，同事关系十分融洽。到了州歌舞团之后，却处处格格不入，和领导的关系也日益糟糕。宋祖英本身是个性格单一的人，脑子不太会拐弯，但是认准的事情，九头牛也拉不回来。这样的性格，遇到州歌舞团领导如此对待，她更加反感领导，更加有决心要跳出州歌舞团了。
宋祖英犯了牛脾气，领导越是不让她参加比赛，她就越是要参加比赛。而且她多少对自己的声乐水平有点盲目自信，认为这次拿到了“金凤奖”，以后参加比赛，多少也能拿个奖回来，这样州歌舞团的领导对她也没有办法。所以不久之后，她又跑到长沙，通过湖南省电视台，报名参加了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
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一直是以一种专家评选，公众参与的全国性青年歌手进行公开比赛的一项赛事，至今已经举办了十三届之多。由于前几届获奖的歌手，如关牧村、彭丽媛、殷秀梅等，日后都大有成就，因此这个赛事在声乐专业人群中，影响也比较大，绝对不是全国少数民族声乐比赛可以同日而语的。
宋祖英参加过全国乌兰牧骑文艺会演，也参加过中央民族艺术团慰问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演出，还在中央民族学院学过两年声乐，在湖南省音乐圈算个小人物，也和省音协、省电视台文艺部的人混得比较熟。因为和州歌舞团的领导产生矛盾，因此越过州歌舞团，直接通过湖南省电视台文艺部，报名参加了第三届青歌赛专业组民族唱法的比赛。报完名之后，宋祖英又随着州歌舞团下乡去演出了。
一九八八年五月，中央电视台根据各省的报名情况，确定了参加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的选手名单，并且直接发通知给了湘西州歌舞团的宋祖英。按照那个时候的规定，这类通知应该发给选手的单位，这样由选手的单位安排选手前去参赛。一般说来，专业组选手参加比赛，是需要所在单位同意并且支持的。但是偏偏宋祖英所在的州歌舞团，因为宋祖英从北京回来之后，工作时间不长，经常参加比赛，严重影响了歌舞团正常的演出。而且他们也已经知道，宋祖英非常不安心于在州歌舞团工作，一门心思想要去北京。
中央电视台的通知到达湘西州歌舞团的时候，宋祖英正好随着歌舞团在湖南常德地区进行演出，在团里留守的一位副团长接到这份通知，不由得大皱眉头，对宋祖英不安心工作，而且绕过州歌舞团，报名参加青歌赛的行为，非常地不满。这样，他为了不让宋祖英去参加比赛，就扣下了这份通知。等宋祖英从常德地区演出回来，也没有通知她，装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歌舞团的领导为了能够留住宋祖英，可谓煞费苦心。这件事情，从八十年代的社会背景看，湘西州歌舞团的领导，也的确有权这样做。因为那个时候，个人无论是做什么事情，哪怕是结婚，也要所在单位同意，出具证明，才可以去登记，何况宋祖英是占用了工作时间，去参加比赛；而单位领导更知道，宋祖英参加比赛的目的，不是为了在州歌舞团更好地工作，而是为了日后跳出州歌舞团铺设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州歌舞团不同意宋祖英去参加比赛，非常正常；但是不通知宋祖英，让她自然错过比赛，却有点小家子气的做法。
再说宋祖英眼看中央电视台青歌赛的日子越来越近，却没有接到通知，因此等得非常焦虑，她哪里想得到，那份正式的通知早就躺在了团长办公室的抽屉里了。正在度日如年的时候，宋祖英那天正要出门，路过集体宿舍楼道里的公用电话，就接了一个电话。不料打来电话的人，是湖南省电视台文艺部的一个导演，找的就是宋祖英。当时参赛选手都已经在中央电视台报到，但是发现湖南选手宋祖英还没来，就给湖南电视台负责组织青歌赛的导演打了一个长途，那个导演也不知道为什么宋祖英没有到北京去，于是就打电话来问。他一听是宋祖英接电话，劈头就问她，为什么还没到中央电视台去报到。宋祖英说是没收到通知，那人马上说，这不可能，通知早就发到你们单位了。宋祖英当时就有点明白，大概是歌舞团的领导扣留了通知。
最后那个导演说，你要是明天下午之前能够赶到北京，那你还可以参加比赛，否则的话，就等于是自己弃权了。宋祖英撂下电话，就冲进了团长办公室，问他们是否收到过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的通知。正好那个曾经留守的副团长在办公室，就立即承认，的确是扣留了青歌赛的通知。那副团长正要乘此机会，和宋祖英好好谈谈，但是宋祖英变得异常愤怒，“啪”地一声，摔门而走。
宋祖英摔门而出，一时委屈得就要大哭。但是时间不等人，如果等她痛痛快快一场哭完，也许就赶不上北去的列车了。宋祖英只好咬住牙，急忙回到宿舍，简单地收拾了一下东西，让一个同事骑着自行车带她去火车站。歌舞团离开火车站不远，那同事两脚飞蹬，载着宋祖英前去火车站。到了火车站，正好有一趟开往怀化的列车，再有三十秒就要发车，当时进站口已经关闭。宋祖英也不知哪里来的机灵劲，居然从地下通道进了站台，爬上了列车。
怀化是川贵湘的一个结合部，也是一个大站，从贵阳开往北京的列车，无论快车还是慢车，都经停怀化。但是当时的火车车速很慢，而且非常拥挤，平常如果从湘西到北京，宋祖英都会先到长沙，从长沙始发到北京的列车，这样就能保证有座位。但是这次因为赶时间，也就顾不了这么多了。宋祖英到了怀化之后，又在候车室足足等了五个多小时，才赶上一趟从贵阳开往北京的快车，当时是一五〇直快列车。
宋祖英上车之后，果然没有座位。开始的时候，就站在车门旁边的过道上，挨着乘务室。正好乘务室的乘务员，是个爱聊天的老大爷，一来二去，就和宋祖英聊上了。宋祖英告诉乘务员说，自己是去北京参加中央电视台的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那个乘务员却也正好知道青歌赛，看到眼前的小姑娘到北京去参加青歌赛，过几天能在电视上看到她，所以就十分客气，在乘务室的地上铺了一块毯子，让宋祖英坐到乘务室里。八十年代，坐火车能够在乘务室的地上坐着，已经算是不错的待遇了。
宋祖英到北京的时候，她的古丈老乡，同时担任第三届青歌赛评委的苗族歌唱家何纪光在车站迎接。作为评委，何纪光亲自到车站迎接宋祖英，并且直接把她带到了中央电视台青歌赛的比赛场地，想来宋祖英和何纪光平时的关系相当不错。她参加青歌赛，也显然并不盲目，而是有人接应的。接应的人不仅有何纪光，还有中央电视台的导演、古丈老乡张凯华，以及张凯华的夫人王洗平。
宋祖英到了比赛场地，结果比赛很快就要开始进行，参赛选手也已经抽完了上场顺序的签。因为宋祖英迟到，就多了一张签出来。宋祖英赶到的时候，拿到剩下的那张签一看，是二号签，也就是第二个上场演唱。据说宋祖英还听到别人在议论，说是湖南的宋祖英已经弃权了，所以本来就很不好的心情就变得更加恶劣了。
比赛结束，第三届青歌赛人才辈出。其中阎维文获得专业组民族唱法第一名，同样是湖南的选手张也获得三等奖，杭天琪获得业余组通俗唱法三等奖，此外还有多人获奖。宋祖英虽然有评委何纪光关照，但是却彻底失利，名落孙山。
宋祖英因为通知被扣，和歌舞团领导大吵一场，又匆匆从湘西赶到北京，心情不好和疲惫，是肯定的。心情不好而影响临场发挥，也是必然的事情，但是宋祖英此后却多次对媒体表示，是因为通知被扣，现场没有能够抽签等原因，造成她比赛失利。在《艺术人生——宋祖英的梦想之路》中也同样这样说，把比赛没有取得奖项的原因统统归结为客观的因素。这其实是一种不值得相信的自我辩护。因为两年之后，宋祖英在参加第四届青歌赛的时候，既是在完全正常的情况下，又有何纪光和金铁霖两人力挺，也不过获得了三等奖而已。应该说宋祖英当年虽然有客观因素，但是按照其实际声乐水平，没有获奖也非常正常。
遗憾的是，宋祖英不仅把没有获奖的原因归结为心情不好和没有参加抽签，而且归结为州歌舞团领导对她的有意刁难。这种心情，造成此后她对湘西州歌舞团充满了仇恨和厌恶，最终不告而别，开始北漂生涯的原因。
宋祖英在第三届青歌赛中名落孙山，一奖不奖，非常失望和沮丧地回到了湘西州歌舞团。因为她走的时候，不仅没有经过歌舞团领导的同意，而且是摔门而出，回来的时候又没有拿到任何奖项，灰头土脑不说，还要受到领导的严厉批评。宋祖英回到州歌舞团之后，从不安心工作，整天寻找出名和离开歌舞团的机会，使得歌舞团的大多数同事都对她产生了意见。也可以说，当时在歌舞团，宋祖英的处境大大地不妙。
歌舞团的其它演员，因为不满宋祖英的做派，也不免冷嘲热讽。有人议论说，宋祖英这次非要去参加青歌赛而无功而返，显然是自我感觉太好，自己把自己看得太高了。接着又有难听话出来，说她以前得的“金凤奖”乃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或者是有人特别照顾她，而她这次参加青歌赛，才是真正露馅了。
湘西州歌舞团本来也不是什么高雅的地方，许多演职员出身农民，口无遮拦不说，还喜欢搬弄是非，将话传来传去。所以团里的这些冷嘲热讽，也都传进了宋祖英的耳朵里。宋祖英听到这种话，恨不得地上有个地洞可以钻进去，既羞耻，又难过。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宋祖英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不但心灰意冷，而且饱受批评和羞辱。日后她自己也承认，这是她经受的人生中的一次最大打击。
但是正因为参加青歌赛失利，以及经受批评和讽刺，改变了宋祖英的一生。宋祖英不仅因此对州歌舞团彻底绝望，宁愿当一个没有户口和档案的“黑人”，也要坚决离开歌舞团。同时这也彻底地激发了宋祖英的牛脾气：你说我不行，我非要在声乐上取得最大的成绩！这种绝地反击式的决心，使得宋祖英日后不择手段，也不惜名誉，要成为中国的“民歌王后”。宋祖英当时二十二岁，正是世界观刚刚形成的关键时刻；这个时候所下的决心，对她此后的人生道理，起到的绝对是决定性的影响。
一九八八年六月到十月，是宋祖英经受了重大打击，也是人生中最为灰暗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她决定离开州歌舞团，前去北京。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因为北京拥有各种进修、交流和成名的机会，陆续有外省爱好文艺的年轻人，自己到北京来寻找机会。他们因为没有工作单位，也没有户口，在北京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如同漂泊者一般，因此后来被称为“北漂”。但是宋祖英那个时候，大概还没有北漂这个词汇。但是宋祖英知道，在北京会有很多机会。
正当宋祖英收拾行装，准备给州歌舞团来个不告而别的时候，湖南省音协通知宋祖英参加当年十月在长沙举行的“金龙杯”全国歌手邀请赛。宋祖英开始的时候，拒绝参加。拒绝参加的原因，一方面是心情不好，正处于人生和事业的低谷，另一方面，这个“金龙杯”虽然也挂着中国音协主办的牌子，但是却只是一个邀请赛，没有多少高手参赛，也不能算是声乐界的重大比赛。即使得奖，也改变不了宋祖英的状态，何况州歌舞团领导也未必再让她参赛。
宋祖英不干，但是湖南省音协的人却非要她参加不可。因为邀请赛虽然不是重大比赛，但是挂着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牌子，又在湖南长沙举行，所以湖南省至少要有象样的歌手参加比赛，否则的话，湖南省音协就会大失面子。为此当时湖南省音协的秘书长邹启炎特意跑到吉首，和州歌舞团的领导进行沟通，说服他们让宋祖英参加“金龙杯”全国歌手邀请赛。那边和领导说好，这边再和宋祖英谈，希望她能够代表湖南，参加比赛。凭着她在“金凤杯”比赛时获奖的实力，应该在这次比赛中也能获奖云云。宋祖英终于同意了参加比赛，因此也就推迟了“北漂”的行程。
宋祖英此时对州歌舞团深痛恶绝，一旦决定参加比赛，而且是领导同意的，马上就离开吉首，到了长沙。其实宋祖英到长沙的时候，离开比赛开始，还有不少时间，但是宋祖英宁愿在长沙帮助省音协和省电视台打杂，也不愿意在州歌舞团呆着。何况这也是一个在省里混个人头熟的好机会。
宋祖英毕竟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所以到了长沙，在吉首时的那种灰头土脑和沮丧，几乎一扫而光。她开开心心地每天和省音协、长沙电视台文艺部的年轻人一起，为了准备这次歌手邀请赛而忙碌着。这期间她和省音协秘书长邹启炎也混得极熟，以至于日后邹启炎因为帮助过宋祖英，而另有一番际遇。至于一起筹备邀请赛的年轻人，互相之间也就很快熟悉起来，有说有笑。宋祖英当时虽然长得不是很美，但是毕竟是青春少女，自有她吸引人的地方。长沙电视台的几个年轻人，有事没事，也喜欢和宋祖英在一起吹牛聊天。
宋祖英因为铁了心要去北京寻找机会，所以在和筹备邀请赛的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不免流露出要另找名师发展的意思，并在这些人当中打听北京的情形。当时长沙电视台有个叫罗浩的小编导，原来是学作曲出身的，就给宋祖英出主意说，你应该照这李谷一的方向发展，既是民歌，又是流行歌曲，这样才能出名。说来说去，说到了李谷一的老师身上。罗浩就说他认识李谷一的老师金铁霖，兴许他可以帮宋祖英问问，是否可以跟金铁霖学声乐。
宋祖英当时已经对周本庆正规而严格的西洋美声唱法，产生了怀疑。盖西洋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好比是武侠小说里的正派武功和邪派武功一样，正派武功需要多年修炼内功，循序渐进，如果没有奇遇，到七老八十，才能练成盖世武功；而邪派武功则剑走偏锋，讲究速成，用招式奇诡取胜，但是缺点是经常容易走火入魔，所以为正派武林人士所不取。宋祖英急于成名，以雪第三届青歌赛名落孙山之耻，所以竟对正规的西洋美声唱法失去了兴趣。因此对一手培养出李谷一的金铁霖非常感兴趣。这就好比是名门正派的弟子，为了速成，偏偏要去学邪派的武功。这种情况，在武侠小说中倒也并不少见。
宋祖英固然对金铁霖感兴趣，但是她却非常担心培养出李谷一的金铁霖，大名鼎鼎，是否肯收录自己当弟子。但是既然长沙电视台的这个年轻人罗浩愿意去问一声，那也不妨。因此她就托了罗浩，去问金铁霖是否愿意收一个湘西的女歌手当弟子，费用如何。这叫姑妄问之，宋祖英心里，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
一九八八年十月，“金龙杯”全国歌手邀请赛在长沙举行。湖南选派了两名选手，一名是刚刚在第三届青歌赛中获得三等奖的张也，另一个就是曾经获得过全国少数民族声乐大赛“金凤奖”的宋祖英，可谓实力雄厚。宋祖英在比赛时候，高唱了一曲瑶族民歌《阿妹，你莫走》。这首歌是宋祖英的老乡何纪光的原唱歌曲，想来也是湖南省音协特意安排的。
但是也许是其它地区前来参赛的选手水平不高，也许是湖南省音协在评选时上下其手，刻意照顾了湖南选手，结果张也和宋祖英双双获得最高奖即“金龙奖”，还有一位获得“金龙奖”的是现广西音乐学院的声乐教授翁葵。这就好比一枚外地的绿叶，衬托本省的两朵红花，湖南省音协也大大地挣了面子。
遗憾的是，这次由湖南省音协操办的全国歌手邀请赛，在音乐界实在太不重要，所以也帮不了宋祖英的什么忙。张也虽然得了金奖，但是日后几乎从来不提这次“金龙杯”比赛。那个翁葵也是名不见经传之人物。宋祖英之所以经常把这个毫不重要的“金龙杯”挂在嘴边，其用意可以说是一目了然。对于宋祖英来说，她要不遗余力地证明她不是从中央电视台一九九零年春晚的一曲《小背篓》，一炮而红的，而是在此之前就卓有成就。遗憾的是，她所罗列的得奖资料，是经不起横向比较和仔细推敲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