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云覆雨毛泽东
（修订稿）编著：萧铎洁
目录
序言（李锐）
前言
1、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2、提出并成功地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不久就抛弃
3、中共诤友梁漱溟遭痛骂
4、胡风问题
5、改变“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
6、错误批判马寅初
7、“阳谋”（上）
8、“阳谋”（下）
9、“阳谋”的预演
10、庐山会议原定纠正“左”的错误，突然变成批右
11、从“明君”到“反党成员”的张闻天
12、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原定纠“左”，又变成反右
13、两次赞赏邓子恢，两次对他猛烈批评
14、同意过曾希圣搞责任田，又批判曾希圣搞单干风
15、罗瑞卿蒙难
16、从百家争鸣到两家斗争，再到一家独鸣
17、吴晗因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写了海瑞的文章而受批判
18、先同意《二月提纲》，以后又猛批《二月提纲》
19、先同意派工作组，以后又说这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20、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
21、刘少奇本是毛泽东确定的接班人，后来却被“炮打”
22、邓小平两次被打倒
23、逼死林彪
24、贺龙惨遭迫害致死
25、对瞿秋白，先说“秋白是个好同志”，后来又说他是叛徒
26、叫人不要相信康生的话，他却言听计从
27、先是反对，后来却“主张个人崇拜”
28、对江青的评价，前后两样
29、由重视知识分子，到向知识分子开刀
30、从联苏反美到联美反苏
31、从鼓吹民主到实行独裁
《翻云覆雨毛泽东》序言 李锐
我一直认为，对毛泽东的研究要深入下去，无论是他正确的或错误的方面，都需要深入的研究。对于他正确的方面的文章、书籍已汗牛充栋，固然也待进一步研究；然而对他缺点、错误方面的研究就显得很不够。须知，正是他的一些错误，给我们中华民族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其影响既深且巨。我说过，他的阴影仍然笼罩着我们。这不能不有待研究。
这本关于毛泽东翻云覆雨、出尔反尔、变化无常的书，是从一个侧面、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研究毛泽东的，据我所知，这样的书，迄今还未曾有过。编者说，这本书的写作，是受我的有关这方面的一些说法的影响而促使的。他在《前言》中引用了我的话：“言行不一，出尔反尔，在毛泽东晚年达到了令人害怕的程度。”然后循此发掘开去而写成的。书中大量事实不仅说明我的言之无虚，同时也阐发了我的观点，发挥了我未及细述的一些问题。对此，我当然是支持的。
我上面的讲话，是在
这里涉及到制度与人的关系问题。邓小平说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这是讲得很好的。当时我们听了这个讲话，深受鼓舞，以为从此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了。二十多年过去了，改革得怎样呢？邓小平所讲的“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是还是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吗？邓小平还讲道：“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性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同上）人们不禁要问，毛泽东既然认识到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问题，为什么不从领导制度上去解决呢？我认为，从后来批露的许多史料说明，毛泽东根本就不认为斯大林有多大的错误（他的话是“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不能丢。”）反而对揭露斯大林错误的赫鲁晓夫斥为修正主义头子，恨之入骨。他是基本肯定斯大林执政的正当，怎么可能想从领导制度上来解决他那无上权力受到约束的问题呢？毛泽东的许多重大错误，都是在他说这个话之后，而不是之前。如果他有一点这方面的意愿，还能因彭德怀、刘少奇的一点意见分歧，就把人家往死里整吗？这说明，有了像毛泽东这样容不得不同意见的人，又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根本上就不想建立能够防止斯大林那样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制度，谁也管他不了，谁也对他无可奈何。他为什么不想解决自己的权力受到制度约束的问题呢？从延安整风运动之后，使毛成为党的绝对权威，就是一把手说了算。毛本人也逐渐听不得不同意见，1949年之后，更对任何不同意见视为拂逆之举。他被神化，直到自视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在他之后，邓小平虽然提出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曾有所反映，但是，他也多少有点毛泽东第二的做派，也不可能有多少前进。邓之后又过去了这么多年，有多少前进呢？这不正是说明毛泽东这方面的流毒和影响还有待消除和研究吗？
我认为，中国要改革，要前进，要“与时俱进”，要能够真正成为现代化的国家，必须对毛泽东的各种错误进行清理，消除其消极影响。毛泽东政治上的皇权专制，经济上的小农经济、民粹主义，文化上的鼓励愚昧、歧视科学、打击知识分子等，都曾给我国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和影响。这些东西，不准说，不准写，一个劲地捂着，难道是一个慎重的党的态度吗？斯大林的错误和罪行被揭露后，采取捂的办法，没有能从中汲取应有的教训，以致重犯了斯大林的错误；对毛泽东的问题一个劲地捂着，同样也是重犯了毛泽东的某些错误。为什么就不能改一改呢？真要改革，对毛泽东的错误就不能回避。
这本关于毛泽东翻云覆雨的书，虽然不是全面论述毛泽东错误的，但从这一专题，作为冰山的一角，也能展示毛泽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些错误思想，供人们去认识和研究毛泽东，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翻阅这本书之后，给人这样一个深刻的印象：新中国建立以来，毛泽东的每一次重大错误，几乎都和他出尔反尔、翻云覆雨有关，大者如丢掉他多次讲过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急急忙忙搞“穷过渡”；响应他号召“帮助党整风”，提意见，没有料到他来了“阳谋”、打“右派”；庐山会议原本要纠正“左”的错误，彭德怀写了一封纠“左”的信，就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吴晗本是响应他“学习海瑞”的，却成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向知识分子开刀的祭品，等等。由于从这一角度所考察的问题，都是建立在确凿事实基础上的，也就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说服力。这与那些汗牛充栋、连篇累牍地只对毛泽东颂扬，歪曲历史、掩盖历史的书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些为掀起“毛泽东热”的书籍，对其错误讳莫如深、三缄其口，是完全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有的党史书上，竟然说谎话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都不知是谁了。这种“导向”，要把人们引向何处去？日本人总是不愿意承认和反省过去侵略中国的罪行，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愤慨;难道我们中华民族也是不愿意承认和反省过去历史的民族吗?一个不知道反省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这本尊重历史、还历史本来面目的书籍，仅就其求实态度和科学精神来说，我认为也是十分可贵、值得鼓励的。这类的著述多一些，对我们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就会多一分益处，对推进改革也会多一分动力。果能如此，乃人民之幸，民族之幸。
前言
本书所搜集的，是关于毛泽东经常出尔反尔、翻云覆雨、言而无信、背信弃义的一些材料。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的错误时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1许多原本是他说过的话，他起草的文件、经中央政治局或全国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他说变就变，说推翻就推翻。这样的事例太多了。很值得搜集起来，警示后人。
其实，这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提法，早就有了。7月23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对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等人的发言，视为“右派进攻”予以反击，当天晚上，几个毛泽东身边的人就议论过。他们对毛泽东的讲话很不理解。周小舟怀疑毛泽东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这样，终将导至党的分裂。周惠也感到毛泽东对一些问题的决定，反复变化太快。李锐说得最明白：这样的讲话不是“翻云覆雨”吗?周小舟也认为这个讲话，“是一百八十度转变”，使人转不过弯来。
“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无论毛泽东是借用别人的提法，或是他自己也这样认为，反正庐山会议是有此情况的。李锐称之为“翻云覆雨”，是同一个意思。
晋夫在《“文革”前十年的中国》一书中也写道：“‘神仙会’忽然变成了批判会，纠‘左’一下成了反右。翻云覆雨之间，注定了全国大饥荒无可避免，可在毛泽东眼中，全国好似‘桃花园’。”3
可见，把庐山会议的那种搞法，说成是“翻云覆雨”，是无人可否定的。
另外，从胡绩伟关于邓拓对待毛泽东讲话的一段回忆中知道，毛泽东讲的话“很快会变”。原文如下：“说邓拓对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精神‘无动于衷’吗？以后想起来，他是‘有动于衷’，衷只是他比我们更有远见，更了解这位伟大领袖。他不仅看出毛主席这番话很快会变，面且还很可能潜伏着一场‘引蛇出洞’的灾难。因为他当时用自己的脑子进行了一些独立的思考。……他的政治经验比我们丰富，政治警觉性也高，他对毛主席的讲话采取‘经过中央批准以后再宣传’的办法，而不是闻风而动，赶快紧跟，是动了一番脑筋的。”
“以后的事实证明，他的忧虑是完全正确的。紧接着毛主席的两个报告而来的，是反右斗争；公开发表的《讲话》，对原来的讲话作了原则性的修敢。所以邓拓称得上是对‘引蛇出洞’的‘阳谋’有预见的人物之一。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他悄悄对我说：好歹《人民日报》没有像《文汇报》、《光明日报》那样大鸣大放，不然，《人民日报》也会被打成右派报纸，中央党报打成右派报纸对中央也很不好；《人民日报》没有大鸣大放，也挽救了社会上和报社内很多同志没有当右派。”[4]
还在延安整风期间，张闻天就说过：“毛泽东似乎‘不公平’，看人有点‘偏’。一个人在一件工作上，他看中意了，就看见他好的一面，另一个人什么地方不满意，就什么都是坏的。中央决议通过的，照着做了又来驳斥，因此事情不好办。”[5]这说明，按照中央通过了的东西（决议、政策等）去做，他也可以推翻，予以驳斥。这种“无法无天”、自以为“老了天下第一”的恶习，早在延安时期已经有了，只不过知道的人不多，恐怕只有身居高层像张闻天这样的人物可以知道一些。也说明以后他的这种恶习发展到反复无常、无以乎加，决不是偶然的。
李锐在《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中，写有以下几段：
“言行不一，出尔反尔，在毛泽东晚年达到了令人害怕的程度。此种例子很多。发动‘文化大革命’，从搞《海瑞罢官》起，就是背着政治局和书记处搞突然袭击。”
“整风、反右，整得人人都不敢讲真话。都感觉毛常有出尔反尔之事，使人很难伺候。”
“晚年在作风方面，出尔反尔，言行不一，这方面问题很多。1956年八大决议是自己举手通过的，后来不认帐。庐山会议先表白要当反‘左’倾的头子，后来又亲自发动整‘右倾机会主义’。指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炮制批判海瑞罢官文章，发动‘文化大革命’，更是搞突然袭击。‘二月提纲’明明是自己批准的，却说是彭真背着中央搞的。请邓小平出来主持中央工作时，说‘人才难得’，后来又说得一无是处，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个伟大人物的个性和气质，这种偶然性的东西，在历史过程中，常常起着影响历史前进和倒退的作用。毛泽东也不例外。分析主观原因，这类问题无法回避。”
李慎之也有过类似的论述：“中国的事情就那么怪，毛主席喜怒无常，神机莫测的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且不说国家的命运了）。”“……当然理论的最高权威是有的，因为权力的中心必定要是真理的中心，他就是毛泽东本人。他尽管不难做到‘一言而为天下法’，但是要不了多久，甚至不到一年，他的话就会自动转向，使人无所适从，又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了。原来跟了他一阵子的‘理论权威’，不是纷纷落马，以至于现在谁也说不清到底什么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除了‘朕即国家’这一条。”以上这些都说明，毛泽东处事、发令、决策经常会变，让人不可捉摸。由此引发人们去思考，毛泽东的讲话“很快会变”、一变“就是一百八十度”。这种“翻云覆雨”、出尔反尔不是偶尔一次两次，回顾建国以来的历史，类似的作法，远不止三五次、也不是七八次。从初步查找到的材料看超过不下数十次。如此频繁的“变”，是为什么呢?是他的手法?是他的策略?或是他的习惯?李锐说是“个性和气质”。不管是什么，对我们的后来者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以吸取?这就有待人们去深思和研究了。
不过依本编者看，且不说一个伟大的人物，就是按一个普通的人、正直的人做人处事的起码道德准则来说，也是要讲求诚实守信的。一个人生活在社会，是一个社会的人，处于多种社会关系之中，一定要遵守维系社会秩序的基本道德，其起码要求就是要诚实守信。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千百年以来，无论是家长或老师对幼儿的教育都是要求讲诚实、守信用，恪守诺言，取信于人。至今，无论对政府、对企业、对社团、对个人，以至对商家小贩不是都要求他们“以诚信为本”吗？这个道理，毛泽东不知道吗？他知道得很清楚。他自己就说过：“如果一个人不讲真话，他怎么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呢？谁信任你啊？朋友之间也是这样。”1毛泽东既然知道做人处事要言而有信，那么，为什么自己在行为上、实践上又经常不遵守这一条呢？说是毛泽东的手法?是他的策略?或是他的习惯?自然都能沾上一点，但这都十分表面，未触及本质。其本质是个起码的道德问题，也可说是个人品质问题。
对此，邓小平对评价毛泽东定了一个框框，有的人特别是官方掌权的人，就把它拿来作为不准触及个人品质问题的档箭牌。其实，邓小平的讲话，根本就没有否定有个人品质的问题。他是这样说的：“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还说：“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2这些话至少说明两点，第一，“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当然不对，因为一个问题的发生有多方面的原因，“许多问题”，其原因就更复杂，有其他人或别人的问题，所以不能“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个人品质上”。但是，不能够否定其中有“毛泽东个人品质”的一部份原因和问题。第二，“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当然也不对。但是，并非把所有的问题，而是把其中有的一些问题“归结到个人品质上”，难道不是吗？仅这两点逻辑和理论的辩证，谁也驳不倒。至于实践上大量事实，更是最雄辩的。这里仅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林彪背着多数中央政治局常委，搞阴谋诡计，要抢班夺权、谋杀毛泽东。当毛泽东觉察林彪有异常现象，在1971年8月中旬南巡途中的讲话中，毛泽东说：“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因此，他反复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3林彪的作为，是被党内外公认的、无可争议的品质恶劣的典型事例。用同样一个尺度和视角，来看看毛泽东伙同江青等人策划发动“文化大革命”，谋划整倒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样大的一件事。当时的政治局常委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共七人，当秘密组织姚文元对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搞突然袭击”，点燃“文化大革命”导火线这个重大事件时，除毛泽东本人外，林彪是否知道还不一定，至少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五个常委等所有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成员都被长时间蒙在鼓里。林彪是“五个常委瞒着三个”，毛泽东呢，是“七个常委瞒着五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这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这是“要团结，不要分裂”？这是“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吗？有文章指出，“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阴谋。”4“从整个事态的发展过程来看，关于如何评价《海瑞罢官》的讨论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学术讨论，而是一场策划好了的政治阴谋。”5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回忆文章写道：“1965年底，少奇同志重病，未愈又继续工作，致使几次反复。可他总是说：‘我的时间不多了，更要抓紧工作，只要马克思再给我十年时间，一定和同志们、人民一起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繁荣富强起来。’可谁能想到，就在他全心全意规划未来，为人民一丝不苟地工作的时候，一场大阴谋正在策划。”6既然是对同志、对长期生死与共的战友搞阴谋，还能说不是个品质问题吗？如果不承认这个事实，那么，讲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岂不都成了空话？对此，李慎之曾说过：
“这是一位最不讲诚信、最善于‘与时俱进’的特大政治骗子。”1本书当然也不是专讲这个问题的，只是集中了有关毛泽东出尔反尔、翻云来覆雨的一部分事实，不能不触及世人都回避的个人品质这个问题。是事实、是历史，就必需触及，目的在于使人们能够从多方面去了解这个人物，并从中汲取教训。当然，也是有意要打破那种把毛泽东的一切错误和阴暗的东西都隐瞒起来，继续掩盖历史、伪造历史的那面哈哈镜。
对于领袖的这一情况，编者的觉悟很晚。且不说从我1951年参加革命起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都一直是听从党的宣传，毛泽东是如何一贯正确、何等英明伟大，我都深信不疑。每次运动我差不多都是受到冲击的“运动员”，总是认为“自己的思想落后”。“文化大革命”那场大浩劫，也因总跟不上，被整得个死去活来。我都相信按官方宣传所讲，那都是林彪、“四人帮”搞了鬼，毛主席的动机还是为了反修防修，使革命的红旗永不退色。及至“真理标准大讨论”后，进行拨乱反正，提出“要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区别开来”的新理论，这个十分牵强附会的问题，虽然让我着实费了好大的劲，也搞不很明白。但也知道了一些从来闻所未闻的关于毛泽东的问题。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我也只能按官方定下的框框去理解。及至九十年代初，读了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揭露了庐山会议的内幕，我才有点觉醒。这本书，可以说是我认识毛泽东的启蒙书，此时联想我参加革命五十多年来所经历的历次运动，毛泽东所作出的种种重大决策，社会上掀起的绵延不绝的暴风骤雨，啊？世人敬仰的毛泽东怎么会那么多次的翻云覆雨瞎折腾？我等愚昧之辈是何等“迷糊”。起初看到一些这方面的材料时，并不经意，认为不过是偶然吧！以后，看见类似的事例太多了，便不禁留心起来，注意对有关资料的收集，几年下来，就越来越多。于是就有了这一摞有关这一小小专题的一些资料。让它公诸于世，留之于后人，无疑是有价值的。这里面，有多少教训？有多少人的生命成了冤魂？有多少人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多少的冤假错案？有多少的残暴、多少悲惨？有多少血和泪？给国家、民族造成了多少劫难？多么严重的道德沦丧？一个有良心的人，能让它在岁月中湮没吗？
搜集这一专题的资料，严格遵循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的原则，忠实于历史，忠实于基本的事实。本专题所汇集的材料，都是出之有据，可以说无一无出处，无字无根据。凡重要的判断都注明资料的来源和出处。而且，这些资料来源并不是什么“内部机密”，都是从公开出版的书籍、报刊上得来的，也有个别的是在网络上摘录下来的。
我自己只不过是这一本资料的搜集者和编者，严格说不能称为作者。书中没有多少我的话，更没有我的什么“发明”。我只是把它辑录了一下、编纂了一下，有的地方稍加点评，如此而已。之所以采取如此态度，一是为了保持它的客观性，避免我的主观武断；二是尊重他人的劳动，不能贪他人之功；三是书中所涉及的都是历史事实，不可能再去作什么调查研究。与其重复说别人已经说过的话，不如就让人家的话再现出来，而且有许多的话比我说得要好。这样我自己也觉得很坦然。
我搞这本书的一个动机，是觉得书中的许多史料，如果零星地散落在沧茫的书籍、报刊的海洋中，很可能就被人们忽略了，久之，也就湮没了。这就太可惜！这里面蕴含了我们民族的多少代价呀！我自认为所作的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把有关的这个问题集中起来（由于我个人接触到的材料有限，远没有搜集得完全），保存起来，为后人们留下一点历史的真实。历史是科学，科学首先要尊重事实、尊重历史。这些客观事实，是要进行科学研究，做到实事求是的基础。是严肃的理论家、历史学家们必须尊重的，也是任何人都不能抹煞的。
这里汇集的是一个很小专题的资料，不涉及其他方面，自然不是对某人作全面评价。就毛泽东的缺点和错误来说，本书所涉及的也是极少的一部分。如果有人指责这个东西有“片面性”，那是“文不对题”的。科学研究往往都是从一个方面、一个角度甚至某一个点来进行解剖和研究的。就像自然科学研究细胞、基因、果蝇一样。一篇研究细胞、基因、果蝇的论文，能说它有什么“片面性”吗？显然是不能的。
此书的写作，前后大约有七八年时间。开始动笔时，并没有一个整体的写作提纲和详细计划，只是将当时收集到的大约有十来段材料，敲打在电脑上。以后，由于留心这方面的事情，边收集材料，边敲打在电脑上，辑录下来。正如毛泽东家乡的湖南有一句俗话所说：草鞋没有样，边打边像。当发现有新题目，就新写一段。当然，也在有暇反复翻阅书稿时，将原稿作了修改、补充或删除。就这样，几年下来，陆陆续续弄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人们对一本书是否能看得上眼，往往都很注意它有无新意，有什么新观点？有什么新材料？实话实说，由于本书的资料来源都是从公开发表在书刊上收集来的，而不是什么首次披露，所以在这方面是很不够的。但是，读者朋友且别灰心，本书是有新意的。第一，本书所展示的独特视角，将有关的素材集中到这里来，这是迄今的出版物还未曾有过的。第二，本书只尊重历史事实，突破邓小平那“宜粗不宜细”的框框，特别是，官方出版的某些书籍和文章，在涉及毛泽东一些不光彩行为时，“为尊者讳”避而不谈了。本书则要据实还历史本来面目。读者从中会有一种新鲜感。再有，对某一事情，毛泽东前后的说法和态度迥然两样，但在有的文章，只讲到前一半，或者是后一半。一般读者特别是现在五十岁以下的读者，恐怕很少有人去思考毛泽东这种翻云覆雨的行为。举例来说，人们都知道，毛泽东曾反驳别人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当时以为这是对敌人的，后来的实践，不仅对民主党派的朋友，对知识分子，还对彭德怀、刘少奇这样众多曾与之生死与共的战友，也都实行独裁。可是年青的朋友们知道吗？就是这个毛泽东，曾经可是竭力鼓吹民主的，而且还主张过要搞美国式的民主。又如，“文化大革命”期间，搞了个“薄一波等叛徒集团案”，当时，都说是张闻天背着毛泽东搞的，毛泽东自己也说，他不知道薄一波这些人是坏人。于是，由他批准成立专案组。后来事实弄清了，又说这是林彪、江青他们搞的。这就是人们得到的印象吧！其实，当初毛泽东十分清楚这件事，还当面向薄一波表达过。后来为了整刘少奇的需要，不认账了。再如，贺龙的案子。迄今官方宣传是林彪、江青迫害致死的，似乎没有毛泽东的一点责任。其实，毛泽东要负很大的责任。当贺龙受到冲击之初，毛泽东亲自向贺龙表示：“我作你的保皇派”，可是林彪非要除掉贺龙不可，为了满足那时他唯一的亲密战友林彪的无理要求，毛泽东批准成立贺龙专案组，将贺龙往死坑里推。如此等等，详情请去书里看吧！本书所展示的，就是将不少读者知道的上一头或下一头，其实是相互矛盾的两头，连接了起来，其新意不言自明。
本书大致上是按事情发生的时间先后为序来排列的。但也不完全是这样，有两种例外：一是“阳谋”的预演一节，是谈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按时间算应放在前面，但考虑到是作为“阳谋”一节的补充，故列在其后。二是，一些带全局性的问题，如知识分子问题、民主问题、外交问题等，因时间的跨度较长，或贯彻始终，故把它排列在后面。
编者
2002年5月初稿
2003年6月再识
2006年9月修订
1、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大批判运动。这场批判运动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的，并且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进行的。从此，开始了把学术思想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无限上纲，乱扣帽子，不让人申辩的胡乱批判的先河。武训行乞办义学，一向是受人们尊敬和称赞的。“毛泽东在延安的一些讲话中，也曾称赞过武训行乞办学的精神，并用它来鼓励大家克服困难，把革命坚持下去。”1
一、电影《武训传》的拍摄经过
武训，原名武七（1838-1896），清末山东堂邑县（今聊城西）武家庄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因家贫不能上学，连个名字都没有，因排行第七而称武七。他深感没有文化的苦处，决心办义学，让穷孩子们读书。他并无钱办学，全靠乞讨，有时甚至不惜侮辱自己。积三十年之辛劳，在堂邑、馆陶、临清办了三所义学。他的“行乞兴学”，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赏，清政府予以嘉奖，封为“义学正”。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十分赞赏武训精神。1944年夏，陶行知在重庆将一本《武训先生画传》送给电影编导孙瑜，建议他把武训一生艰苦办学的事迹拍成电影。孙瑜深为武训行乞兴学的独特事迹和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所感动，于是开始搜集资料，草拟提纲。
1947年，孙瑜从美国回国，正值南京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着手筹拍反共“戡乱”片。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文艺界领导人阳翰笙知道孙瑜对武训有兴趣，建议他把剧本《武训传》写出来，交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以抵制“戡乱片”。这样，孙瑜写出了电影剧本《武训传》，于1948年由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影片主角武训由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饰演，赵丹也是山东人，深为同乡武训忍辱负重、苦修“义学”的精神所感动。历时三年，最后由上海昆仑影业公司将电影于1950年12月摄制完成。在影片完成前，昆仑影业公司请了“上海电影事业管理处”的领导夏衍、于伶、陆万美三人就《武训传》发表意见。他们认为，武训的事迹离今天的现实生活太远，但武训“艰苦兴学，热忱劝学”的精神，对于迎接明天的文化高潮，还可能有些鼓励作用。考虑到配合当时正在农村兴起的“冬学”运动，所以决定继续拍摄。不过，在影片结尾处，加上一个女教师出来说话，以结合事实，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这位女教师的旁白：
“武训先生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不屈服地、坚韧地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后来都给地主们抡过去了。所以单凭念书，也解放不了穷人。周大呢——单凭农民的报复心理去除霸报仇，也没有把广大的群众组织起来。在当时那个历史环境里，他们两人都无法获取决定性胜利。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难和流血斗争，才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组织领导之下，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政权，得到了解放！我们纪念武训，要加紧学习文化，来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编导尽量把这样一部构思、创作于旧时代的作品，适应新时代的需要，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
孙瑜在三十多年后回忆道：“我写武训，那还是抗战时期在重庆北培，陶行知先生一再嘱我把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搬上银幕，他的诚恳态度使我深为感动。并且，我从陶先生口中还揣测到，拍武训电影是经过重庆地下党同意的。我又看了冯玉祥先生和李士钊、孙之隽、段承泽等提倡的武训精神和塑造的武训形象，觉得武训确实为中华民族之伟人，行乞兴学，亘古未有！我又去美国考察了教育，实感中国政治之腐败，中国之教育落后。我力图通过这部片子告诉国人：中华民族不仅要争取政治上的翻身，还必须在文化上争得翻身。于是，我较快地完成了剧本的创作。因为战乱，这部片子在解放前拍了一大半便停了下来。”他又说：“电影事业受到党的重视，在夏衍、于伶同志关怀下，片子的下半部拍得很顺利，放映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1
二、影片上映后，社会一片赞扬声
影片于1951年初上演。
影片上演之后，社会上也是一片赞扬声，各报纷纷发表文章给影片以好评。《大众电影》杂志还把《武训传》列为1951年十部最佳国产片之一。
二三月间，北京各界观众达13万人之多，都为武训行乞兴学的“奇行”所迷，尤其以教育界最盛。有些原来不安心教育事业的教师看后，纷纷表示要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人民的教育事业。有的反映：“武训的斗争的方法与道路不是我们要学习的，但他那坚韧不拔的性格，将指引我更踏实、更细致、更专一地为孩子们工作。”
报刊上的赞誉纷至沓来。据不完全统计，在三个月内，仅京津沪的几家重要报刊，发表赞扬或肯定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就有30多篇。赞扬者说：
武训站稳了阶级的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他对本阶级的热爱使他终身劳动，忍受艰苦，坚韧地、百折不挠地为穷孩子们兴办义学。武训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农民劳动模范的具体代表人物。他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武训这种斗争反映了中国农民的顽强不屈的精神，这意志是劳动英雄的意志。他甘心做人民大众的牛，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武训是中国第一位热心办教育的人。他是中国历史上劳动人民企图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武训这种忘我精神，为广大贫苦阶级服务的精神，任何人都会受到深深的感动。
孙瑜回忆说：“电影《武训传》受到全国人民赞扬后，中央领导同志集体观看了这部片子。后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我时，我向他汇报了拍摄电影《武训传》的情况，总理很有兴趣地听我介绍，之后，他说：‘对武训本人，我知之甚少，但诸多民主人士在重庆的两次声势浩大的宣传武训的活动，在当时的《新华日报》上作了充分的报道。那时，我才晓得他是靠乞讨积钱而办成功几所学校的，实在很不容易，扫盲和教育救国始终是我党和民主人士的共同责任，至于电影嘛，我自己认为拍得不错，看了很感动人。’他丝毫没有埋怨我的意思，朱老总也很欣赏这部片子。”3一些电影部门的领导和同行，也纷纷表示《武训传》的社会效果很好。总之，关于武训和《武训传》是“好评潮涌，口碑载道”，一片赞扬之声。
三、江青、毛泽东要批判
江青看了影片后，在毛泽东那里说：电影《武训传》存在“严重问题”。毛泽东调看了影片《武训传》认为“这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片。”江青有了毛泽东这句话作“尚方宝剑”，便去对当时主管文艺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说：“《武训传》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周扬不知道这话的来头，便不以为然地说：“有点改良主义，没有什么了不起嘛！”1。
1951年5月，《文艺报》第4卷第1期上，发表了一个化名贾霁的人批评电影《武训传》的文章《不足为训的武训》，打响了批判《武训传》的第一炮。就像“文化大革命”之初发表姚文元批判《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人们搞得瞢头转向一样。文章说：“武训和《武训传》对于历史以至于今天，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武训的行为是不值得表扬和歌颂的。《文艺报》第4卷第2期，又发表了杨耳（许立群）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么？》的文章，说“不管是今天或是昨天，‘武训精神’都是不值得表扬的”，陶行知先生在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之下表扬‘武训精神’，也没有什么积极作用。”他还说；“在反动统治下面宣扬‘武训精神’就会更直接地‘降低和腐蚀群众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战斗力’。那不更加是不应该的吗？”
《人民日报》在5月15、16日转载了《文艺报》上批判《武训传》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号召大家对这部影片进行深入讨论。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为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历史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开展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1
毛泽东对武训的批判文章，还有一篇题为《在审阅杨耳〈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稿时加写的几段文字》：
一
武训的中心事业是所谓行乞和办“义”学。这件事迷惑了很多天真的孩子般的不用脑筋的老好人，其实是一个骗局。武训也许想过要为穷孩子办学堂，但事实只能为有钱人的子弟子办学堂，不可能有真正的穷孩子进他那样的学堂。被那些举人、进士们掌握的学堂也决不会容许真正的穷孩子插足进去。武训的“义”学，其实是不义之学。钱是残酷地括来的。一是强要来的，武训是一个以吃五毒威胁善良人民逼其出钱的恶丐；二是放高利贷（利息三分）；三是依仗官势募捐。这三种钱的来源都是不正当的。所办之学，并不是所为了“穷孩子”，“为穷孩子”只是一句空话，实际是为富孩子。只有那些天真得透顶的人们才会相信武训的“义”学里好像真有一群“穷孩子”在那里跳来跳去似的。
现在，估且不说武训办学的方法和结果，单说武训办学的动机，即是说他真想要使穷孩子识字，借以改变穷人们的悲惨地位，这种想法，难道是不正确的吗？我们说，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
二
武训只是在他未提出“义”学口号以前受过苦，自从他提出“义”学这个漂亮动人的口号以后，他就一天一天被人尊敬，直至变为反动政府的宠儿，他就越行乞越有劲，一点也没有什么苦了。
三
你看，武训装得很像，他懂得封建社会的尊卑秩序。他越装得像，就越能获得那些举人进士的欢心，他就越有名声。他已经很富了，还是要行乞。他越行乞，就越有名声，也就越富。武训是一个富机智和狠心的人，因此，他成了“千古奇丐”，只有那些天真得透顶的人们才被他骗过，旧的反动著作家则将武训的骗术有意描写为“美谈”，武训的“我乞者不敢与师抗礼也”这件事，在“晚清稿”武训传中也是大书特书的。2
自从毛泽东写的这篇社论和文章发表出来，风向突变。全国和主要报刊在第二天都转载了《人民日报》的社论。《人民日报》在发表社论的同时，还在《党的生活》专栏发表短评《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号召“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看过歌颂武训论文的共产党员，都不应对于这样重要的思想政治问题保持沉默，都应当积极起来自觉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如果自己犯过歌颂武训的错误，就应当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担任文艺工作、教育工作和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与武训、《武训传》及其评论有关的北京、上海、天津、山东、平原等地的文化界的干部，尤其应当自觉地、热烈地参加这一场原则性的思想斗争，并按照具体情况作出适当的结论。”
于是，全国各地的文化教育部门都闻风而动，纷纷召开座谈会、讨论会、批判会。报刊上的批判文章，更是连篇累牍。整个夏天，举国上下掀起了一场群众性的以政治运动批判思想文化的高潮。所有批判文章集中在三个问题：
一是武训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封建统治的维护者、封建制度的崇拜者。二是《武训传》是一部什么样的片子？其思想内容是反动的，艺术手法是反现实主义的，歪曲了历史，美化了丑恶。其要害是用改良主义代替人民革命行动，用个人苦行代替群众斗争。三是歌颂武训和《武训传》是什么样的思想？是由于编导者和歌颂者头脑中的唯心历史观和改良主义思想在作怪。这正是旧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点，也是他们之所以颂扬武训的思想根源。这些批判，除了扣大帽子外，并没有什么有说服力的观点和证据，只不过跟着毛泽东定的调子高唱一阵子吧了。
《人民日报》短评中，叫着号要那些“自己犯过歌颂武训的错误，就应当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并且还要“按照具体情况作出适当的结论。”这一来，那些原本为武训和《武训传》叫过好的人，都只有乖乖检讨的份。《大众电影》编辑部、戴白韬、梅朵等，因此事，纷纷在报上公开检讨。
在中南海主持放映过电影《武训传》的周恩来总理，当批判运动掀起时，专门为此作了检讨。
全国文联主度郭沫若也不得不检讨。他曾为《武训画传》题签并作序。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查》的检讨。
电影《武训传》的编导孙瑜、主演赵丹，当然成了重点人物，连连检讨。摄制该影片的昆仑影业公司通电各地，停演电影《武训传》。
中央文化部、教育部，中共上海市委，纷纷发出通知，号召批判《武训传》。周扬也于
四、带着框框去调查
为了证明毛泽东所写社论的观点正确，1951年6月，毛泽东亲自指示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等单位组成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省武训家乡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团成员还有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当时的平原省委文联和宣传部、武训家乡地县有关人员十三人。毛泽东指定人民日报社的袁水拍、文化部的钟惦斐和江青负责，实际是江青领头。
在调查团出发之前，毛泽东接见了调查团的有关人员，向他们作出如下指示：“武训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经死了几十年了；武训办的义学也不重要，它已经几经变迁，现在成了人民的学校。重要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怎么看待这件事——对武训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应该歌颂？还是应该反对？”1参加调查的人后来也承认，当时的调查研究是“奉命”进行的，意图就是证明《人民日报》社论的正确。
“调查团”到山东武训家乡堂邑、临清、馆陶等县调查了二十多天。他们找干部和老乡谈话，开始大家都说武训的好话，完全不对他们的口味。后来经过县里干部打招呼，才改口说武训不好，有的人不昧良心，干脆拒绝回答调查组提的问题。调查团成员、当时堂邑县委书记段俊卿回忆说：“江青一到堂邑就明确告诉县委，调查就是为了证明武训是坏人。”调查团另一成员，当时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冯毅之回忆说：“在调查团来之前，我曾接待孙瑜等人的调查组，那时老百姓都说武训好的一面，江青等人刚来时，老百姓不知是为什么目的，还是说武训办学有贡献，为人好，县委没办法，只好作动员，明确告诉被调查者‘只能拣坏的说’。”1
就这样拣了一些专说武训坏的一些材料，结束了调查。当事人回忆说：“那个‘调查’，纯粹是先下政治结论，再去找寻证据，用的是主观臆测、捕风捉影、想象推论的唯心主义方法。江青在调查过程中，指手划脚，飞扬跋扈；水拍则处处忍让，委曲求全。”2在调查中，凡是说“义学”好的，他们就认为是代表地主阶级的言论，凡是说“义学”不好的，他们就认为是代表劳动人民的言论。冯之俊后来披露“调查中喜欢听说武训坏话和否定的话，不喜欢听说他的好话，更不喜欢听赞扬他的话”。“先做出结论，定好框框，再去找材料来论证结论的正确。武训调查团就是这样做的。”3
调查团返京后，由江青、袁水拍、钟惦斐三人执笔，写出《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最后经过毛泽东修改定稿，于
把武训说得如此丑恶，那电影《武训传》自然就从根本上被否定了。从而把对武训和《武训传》的批判推向了高潮，也为武训和《武训传》的性质定了案。
为什么毛泽东以前对武训是那样的赞赏，一当新中国建国伊始，就借电影《武训传》对武训大加挞伐、搞政治运动呢？是当年需要教员，现在不需要了吗？显然不是。对毛泽东这种翻云覆雨的手法，多少年过去了人们总是不能理解。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支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4这纯粹是捕风捉影、胡乱上纲。“一支笔，几丈长”，就算象征“文化人”，只要是不带偏见的人都会理解为兴教育、学文化。有什么根据说这就是“要扫我们”“想复辟？”毫无根据。从编剧、导演、主演到所有参演人员，能找出一个有复辟的言论和行动吗？没有。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要如此说呢？只能从他一贯敌视“文化人”即知识分子的思想深处去理解了。早年，他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文中，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看作“极端的反革命派”和“半反革命”，5甚至在部份北伐军中还提出了“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6显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编著、导演、演员和摄制人员以及欣赏电影《武训传》的“文化人”，都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和“半反革命”，就是一种复辟势力，被列为应予打倒的对象。他借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机会，不管有理无理，先给全国的“文化人”即知识分子打上一闷棍。“文化人”们哪里知道，这次敲打只不过是知识分子厄运的序幕，之后的辱骂梁漱溟，批判胡适、马寅初，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施“阳谋”反右派，直到把知识分子搞成“臭老九”的文化大革命，接连不断打击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一以贯之，都是他早年这种极左思想的反映。
五、批判的后果
自从对电影《武训传》批判以后，凡是对这部片子表示过赞扬的，特别是写过文章的，都不得不对照着《人民日报》社论的调子，作深刻的检讨。有的人连连检讨求饶还不行，有的被开除党籍、公职，有的被逼致死。孙瑜回忆说，当时是被公认的优秀影片之一，“想不到，我，李士钊、赵丹夫妇以及何思源（何鲁丽之父）、孙之隽等竟因此遭了难，使我们后半生的政治生命和艺术生涯受到挫折，逼我们在《人民日报》上作公开检讨，何思源与孙之隽却因此被逼致死，实在令人心寒！倘若不是周总理的保护，我和赵丹怎能活到今天，又怎能看到江青一伙的垮台？！”1李士钊先生的遭遇也十分凄惨。李士钊先生是著名老报人、传记作家、全国作家协会会员，因为赞扬过武训和影片《武训传》横遭批判，先是被发配云南劳动改造，过着艰苦的生活，继而又被打成右派，押回山东聊城，监督劳动，直到粉碎“四人帮”，他才结束了囚徒生涯。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活活打死的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也与这一批判有关。张霖之与电影《武训传》本来没有瓜葛，只是江青找他调查武训问题，没有按江青、毛泽东定的调子，而是说了自己当年在山东工作时老百姓的一些说法而已。1951年，张霖之任重庆市委书记，江青以“毛办”（毛泽东主席办公室）的名义给张霖之打电话，要求原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张霖之协助弄清编写电影剧本《武训传》的原委。四天后，他在接待打前站的调查组人员时说：“我在山东省时堂邑县是有个叫武训的，在老辈人中很有些名气。清朝末年民不聊生，那么一个要饭的穷人，攒钱办学堂，多不容易啊。”“读书向来是被看成圣人之道，一个乞丐办这种事，可谓开天辟地。所以山东省老百姓很敬重武训。无论说书唱戏，有不少唱这位‘武豆沫’的段子。”
调查组的人问：“您在那里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吗？”
张霖之回答：“有什么问题嘛！演戏时我们都去看了，生旦净丑都扮得不错，群众非常欢迎，说这演的是穷庄稼汉的圣人。”
张霖之立即要去参加公审中美合作所特务分子大会，接他的汔车响起了喇叭，张霖之披衣站起来。调查组的人又问：“电影《武训传》您看过了吗？”
“想看，就是没有时间。”张霖之说罢准备出门，同时吩咐秘书：“晚上牛角沱演戏，让这几位同志去看吧！”说完，就上车了。
第二天，江青来到重庆。张霖之应酬了江青一个下午，还是那几句关于武训的活。2
谁知道，就这么一点小事，却为张霖之种下了杀身的祸根。
十多年后，张霖之任煤炭工业部部长。江青要谋害一个国家的部长，还没有那个能量。得靠毛泽东。事也凑巧，莫名其妙的，张霖之被毛泽东扣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那是在1964年底至1965年初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期间，在一次规模很小的常委扩大会上，讨论“四清”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问题时，刘少奇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却说：“这个运动，是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请教式地问：“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3
刘少奇不敢再问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点谁的名，谁就倒了。“文革”一开始，张霖之同志首当其冲，惨遭酷刑拷打，成为第一个死于“革命行动”的部长级高干。
1980年，“四人帮”受到审判时，法庭问江青：“张霖之是你迫害死的吗？”江青默不作声，
在几次追问之后，江青终于点头承认了。
被整得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还有一个典型人物，他叫郝瑞琛，当年在武训家乡中共堂邑县委宣传部工作，他看到，《人民日报》社论给武训扣的大帽子，跟自己从小听父老乡亲们那里讲的武训行乞兴学的事，完全对不上号。他还想，武训如果说是个大坏蛋，为什么1943年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冀鲁豫边区政府曾明令将武训故乡堂邑县的一部分和冠县的几个区合起来，命名为武训县，以资纪念？武训老家柳林镇改名武训镇，还以“武训”命名柳林师范和小学。他认为社论和《调查记》对武训所作的结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他以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把自己所了解的武训写出来。于是，他完写了《我对武训与别人相反的认识》一文，旗帜鲜明地公开为武训辩护。结果，正好撞到了枪口上。被抓了个典型，遭到从省到县的会上、报纸上轰炸般的批判。后来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还扣上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遣送还乡劳动改造。
那么，郝瑞琛的文章为武训作了那些辩护呢？一是说武训的兴学动机与目的。他认为“武训立志终身兴办义学叫穷孩子念书，其动机肯定地说是为了穷家子弟念不起书而兴办的，为贫农、雇农百分之八十的广大群众在文化上翻身为目的的，而不是为压迫他的统治阶级服务为目的的吧！”二是说武训的人格与行乞兴学的意义。他针对说武训向地主奴颜婢膝的污蔑说：“武训忍受了各种屈辱和践踏，以及做牛马不如的工作，来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志愿，这种精神非但可以表扬，并且可以大为表扬，特为表扬的，是可效可仿的使农民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他还认为：“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彻底消灭旧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才能保全革命的完全胜利，但是文化翻身也更是不可缺少的。”“那时武训办的义学虽是封建的教育，而是为时代所限制。当时中国根本没有工人阶级，更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而是闭关、自守，刚和外洋资本主义接触不久的一个封建帝国。”他还说：“既然有人提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处理武训，就不能完全拿马列主义衡量武训的轻重，那就不能否认武训、抹杀他的功绩，应以武训所处的历史范围，本身条件，以及对人民的贡献来肯定他。”三是说武训的立场。他说：“兴办义学叫农民读书，消灭文盲，解决没有文化的痛苦，这是对社会、群众的基本大义问题。”郝瑞琛还反驳了武训义学中念书的多是地主家的小孩，从而证明武训是地主阶级奴才的观点，他说：“地主的小孩并不都肯定是不革命的。”他说的有理有据，让人觉得“事实胜于雄辩。”但在那时，只能一个声音，一个调子，再有理，也只有挨批判的份。
六、拨乱反正，为武训和电影《武训传》平反
客观地说，电影《武训传》本是在解放前为抵制国民党的“堪乱”而着手拍摄的，这是一种进步行为，孙瑜、赵丹都是左翼电影工作者，其用意也是可嘉的。影片自然有不足之处，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探讨，何至于那样大动舆论，大加鞭伐。社论中的一些批判，也是无限上纲，一个处于最底层的农民，靠乞讨兴义学，让穷孩子能上学读书识字，不用说在当时，就是现在，也是一种无私的高尚行为。他不是一个革命家，你要求他去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不是扯得太远了一点吗？说他向地主乞讨，奴颜婢膝，那个时候，只有地主有银子，不向地主去乞讨向谁去要钱呢？毛泽东本人曾向当过北洋军阀政府教育总长、参与镇压学生运动的章士钊求借过两千大洋，以助一些有志青年出国留学。难道这也算个问题吗？那么，武训当年向地主求助办学经费，怎么就是奴颜婢膝呢？那时马克思主义尚未传入中国，有谁能知道什么历史唯物论？这种批判，实际上是十分不讲历史唯物论的，完全脱离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和民情。这种批判，是极左思潮的表现，以后各次运动的大批判，都可从这次批判中找到影子。这种批判，调子高到不能再高，由于脱离实际，与事实不符，总是站不住的，迟早要被历史纠正。
1985年，当“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之际，党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人胡乔木作了番讲话，把这个问题的是非，弄清楚了。他说：1951年，曾经发生过一个开始并未涉及而后来涉及陶先生的、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在这里讨论对武训本人及《武训传》电影的全面评价，这需要由历史学家、教育学家和电影艺术家在不抱任何成见的自由讨论中去解决。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尽管这个批判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由于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这个批判最初涉及的是影片的编导和演员，如孙瑜同志、赵丹同志等；他们都是长期在党的影响下工作的进步艺术家，对他们的批判应该说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拍这部电影是在党和进步文化界支持下决定和进行的，如果这个决定不妥，责任也不在他们两位和其他参加者的身上。这部影片的内容不能说没有缺点和错误，但后来加在这部影片上的罪名，却过分夸大了，达到简直不能令人置信的程度。从批判这部电影开始，后来发展到一切对武训这个人物表示过程度不同的肯定的人，以及包括连环画在内的各种作品，这就使原来的错误大大地扩大了。这种错误的批判方法，以后还继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到纠正。
过去了三十多年后，这场批判的是非才弄清楚了，被冤枉横遭批判、被扣上罪名的才得到平反。1980年《齐鲁学刊》发表为武训平反的研究文章，揭露了当年那《武训历史调查记》弄虚作假的事实，这个号称调查研究的典范作品彻底破产了。加在武训头上的“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三顶大帽子，全属不实之词。
1996年，举行了《武训先生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孙之隽、李士钊合著的《武训画传》重印出版；陶行知先生生前的诗作《武训先生画赞》、《武训颂》在朗诵；臧克家的诗作《何于一丐作苛求》谱写成歌曲。重新修建了武训纪念堂和武训墓、武训塑像、武训碑林。胡乱强加在武训和电影《武训传》上的不实之词，统统被推倒。
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等一系列大批判，都是一个模式，一个腔调，由最高领导人发命令，搞一言堂，一边倒，一窝蜂。把思想问题、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无限上纲，不准别人申辩，这里面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当年气势磅礴，轰轰烈烈，结果怎样呢？谁是谁非呢？历史是公正的。
2、提出并成功地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不久就抛弃
解放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新式的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的社会，成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即不是急于搞消灭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就违反他自己以前的讲话和中央的有关决议，抛弃了新民主主义，急急忙忙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并对遵守党的决议和他的指示的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进行批判。把他原来所讲的话，他亲手制定的基本政策，全都变了。这一变，由于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经济规律，自然就让全国人民跟他一起遭受惩罚。
一、革命的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的社会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这种革命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1关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性质，毛泽东也有过明确的阐述，他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已经在苏联兴盛起来，并且还要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但是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2在这里，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目标的合乎客观规律的正确选择。革命成功后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既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应当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在革命中历史地形成的革命阶级的联合政权。
关于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性质，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过：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老资本主义的，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之所以把新民主主义看作说是“新资本主义”，是因为，民主主义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范畴，新民主主义就是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并不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谓“新”，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人民民主政权条件下的资本主义，是不会导致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是直接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的资本主义。
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毛泽东在解放前多次讲过。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道：“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这也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它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1概上所述，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一是“节制资本”，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应受到一定的节制；二是“平均地权”，即农民要拥有土地。但还不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按照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把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概括为五种经济成分。他说，“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3对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毛泽东作了深刻的分析和说明。他说：“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来说，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同古代近似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由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1
如前所说，新民主主义制度在我国应当是一个必经的和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但实际上，新民主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起来就放弃了、中止了。其间，在党中央经历了一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和取消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激烈斗争；其结果是，“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主张受到批判，经过“趁热打铁”的社会主义改造，新民主主义制度很快夭折了，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是一篇建设新中国的纲领性文献。他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和党在革命胜利后所要采取的方针。其基本点是：1，革命胜利后，我们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五种经济成分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由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起决定作用，其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2，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是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在革命胜利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同毛泽东这个报告的思想相一致，刘少奇也作过类似的报告。1948年9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问题》的报告，
1949年4月，刘少奇到天津视察，发表了《在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其目的就是全面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防止和纠正在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上的“左”的错误。随后，中央发出了《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的错误》的通知，要求检查并纠正“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毛泽东对此批示“如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1950年3、4月间，毛泽东对工商组讨论的记录上又批示：“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应限制和排斥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予扶助使之发展。”。
《共同纲领》还规定，在经济制度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在经济政策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济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装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社会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当时，毛泽东在讲话中不止一次地指出，提早消灭资本主义的思想是错误的，不经过新民主主义就不能达到社会主义。直到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还再一次强调指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1在
二、坚持搞新民主主义的，受到批判，提出让“资本主义绝种”
1951年3月刘少奇在为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起草的《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中，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口号。条件的第二条说：“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3
在这之后，他在一些讲话和文章中多次讲到这个问题。其要点是：
1，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是一种过渡经济，过渡所需要的时间是很长的。他还使用了“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概念，认为这个阶段大约在15-20年之间。这与毛泽东估计的三个五年计划或多一点，是一致的。
2，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完成工业化。他说：“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经济建设的任务就不变。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要把中国工业化。”他还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
3，应当使五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都得到发展。五种经济成分中，“必须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
4，反对过早地“动摇、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制”和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他认为，实行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城乡都要触动私有制。中国的产业落后，过早实行工业国有化，只会伤害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对发展生产不利；在农村，国家拿不出机器、化肥等工业品以满足农民的需要，实行集体化也不可能。他说无论城乡，“私有权在中国今天的条件下，一般地还不能废除，并对提高社会生产力还有其一定的积极性”。
5，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但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在中国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到了那时候，中国共产党也一定要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协商并共同地加以决定。中国共产党在将来也愿意和一切愿意进入社会主义的人们一道，共同地进入社会主义。
从上述可知，刘少奇的上述讲话，其基本观点和毛泽东是一致的，其源也是来自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个提法得到中央的批准，并写进了会议的决议中。1953年初，周恩来、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一个文件中就提到：“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1
如果说，建国以前的任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那末，建国以后的任务就应当是建立和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因此，“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或“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是建国以后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继续贯彻落实，它所针对的是提前消灭私有制、特别是提前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的错误主张的。按照新民主主义制度的要求，一方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允许保持农业的个体经济，不提前实行集体化，在农民的互助合作中，不动摇、削弱、否定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基础。另一方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允许雇佣劳动和不可避免的剥削的存在，不能提前消灭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但是，刚刚完成土地改革，一些地方的党委就力图提前实行农业集体化，提出了动摇、削弱、否定农村私有制的主张。其中，突出的是东北局的高岗和山西省委的主张。对此，刘少奇提出了正确的批评。但是，这时候毛泽东的思想却开始发生了变化，甚至可以说是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明确支持山西省委的主张，有意动摇农村的私有制基础。在他看来，消灭私有制不一定非有机器大工业不可，既然资本主义可以以工场手工业的方式发展生产力，中国的合作社也可以动摇私有制基础。他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一定要按马克思主义讲的，要建立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在小生产的基础上也是可以的。这种见解显然是不科学的，在逻辑上和方法上都是不正确的。1951年12月，毛泽东为了批评和纠正对少奇在农业合作化问题的“错误”，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要求“当作一件大事去做”。2动摇农村的私有制基础是动摇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开始；接下去的是加速对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批判。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修正，大约从1952年中期开始、毛泽东原有的思想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也随之为过渡时期理论所代替。
1952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统战部起草的一个文件上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3
根据薄一波同志的回顾，
这时候毛泽东的思想是，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不应当实行和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是应当立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且设想用10到15年的时间就完成改造和实现过渡。
8月，毛泽东在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把薄一波提出的“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说成是“资本主义倾向”，“违背了国营经济是领导成分的路线”，并说，“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他对这次会议的结论作了批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他说这是七届二中全会已经提出的方针政策。4在这里，新民主主义社会变成了“过渡时期”。新民主主义理论变成了“过渡时期理论”，坚持新民主主义度变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时候，毛泽东把过去讲过的建国以后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完全抛弃了。
也就二年前即1950年6月毛泽东还讲的：“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怎么这么短的时间就变了呢？他所讲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使资本主义获得适当的发展。”1怎么就置之不理了呢？
另一方面，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到中央领导者人赞同的“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的提法，进行了批评。他说：“‘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和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3毛泽东还讲：“因十年到十五年后资本主义绝种。”4虽然后者讲的是“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但“确立”与“巩固”是同义语。这个批判，只强调过渡时期的变动性，而不讲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建立后必要的相对稳定性。后来的历史证明，正是急忙过渡，急忙让“资本主义绝种”。毛泽东说的“十年到十五年后资本主义绝种”，已经是不切实际的了，实际上只不过离毛泽东这次讲话三年的1956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也就把资本主义搞“绝种”了。
三、历史检验出是非
现在，进入了二十一世纪，距毛泽东批判刘少奇关于“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过去了50多年，资本主义绝种了吗？能绝种吗？现在不是还需要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外资经济的大发展吗？
对于在中国这样一个原来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国家，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在经过过早地结束新民主主义、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经济遭到失败，以后又主张鼓励和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20年改革的实践，可以说有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之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更清楚了。
当代中国著名理论家胡绳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中，讲到毛泽东曾正确性地论述在落后的农业国家里为社会主义奋斗时，就如何处理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那时，毛泽东懂得应当利用资本主义，并且不止一次地批评了民粹主义倾向。但是自1953年以后，他的认识起了变化，过早地结束了新民主主义阶段，实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工业化刚起步还远未能完成的条件下，就企图通过农村的人民公社进入共产主义。这当然是空想。这就不可避免地和毛泽东曾经批判过的民粹主义挂上了钩。5
胡绳在另一篇文章中，还有一段较详细而深刻的总结。不妨摘录如下：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总结实际经验对这问题的正确的解决。按照这个理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还不是社会主义，因为还容许民族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但它也不是资本主义，因为在无产阶级领导国家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存在、发展并起领导作用。抗日战争快结束时，毛泽东发表《论联合政府》，继续发挥新民主主义理论，并进一步肯定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必要性。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者根据严格的事实逻辑认定，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而不是资产阶级国家能够使经济大大发展，实现现代化，为采取重大的社会主义步骤做准备。在这过程中，有必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
以上所述，都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即20世纪前半期人们的考虑，当然不可能不和当时的实践有关。但到了这个世纪的后半期，则完全成为在实践中的问题了。
从50年代到70年代，情形虽然很复杂，但人们被要求相信，从民主革命胜利后的第一年起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进军步伐（实际上也差不多是这样，这似乎近似于前述新民主主义论）。人们还看到，似乎不需要经济建设的大发展，最美好的共产主义图画就能凭空画出来。人们还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用比万里长城更厚实的墙壁绝对隔开，后者包括它的“尾巴”只应立即彻底消灭。
对这段时期的经验给以分析研究，至少要有百倍于此的篇幅。但也可以一言以蔽之，这段经验十分重要，它告诉我们这样的认识不符合于实际，这样的实践只能有害于社会主义。
邓小平根据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破除了基本上没有摆脱民粹主义的种种错误认识，使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本世纪最后20多年的实践，加上在此以前80年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大体上可以使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一）为克服任何形式的民粹主义倾向，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以邓小平所说三个“有利于”为判断的标准。
（二）社会主义的大厦只有在人类过去世代（也就是阶级社会，其中主要是资产阶级社会）积累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筑起来。简单地抛弃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绝对无助于社会主义。
（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社会化的大生产之上。有关大生产的知识和本领可以从若干不同的途径获得，但最便捷的途径是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学习，不善于学习（分析、扬弃、改造、发展），几乎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四）社会主义能够并且必须善于利用资本主义并克服其负面影响。在三个“有利于”的前提下，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其中包括私营经济，它的社会性质与资本主义相似，但它是和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本主义有所不同的特种的资本主义（“一国两制”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小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则是利用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形式）。
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公有制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终将取得对于私有制社会、资本主义制度社会的胜利。胜利以何种方式实现，这是将来的问题。现在，社会主义制度只要吸取以往社会的一切积极成果，并在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文明各方面力求超过以往，那么它在将来的胜利将是不可避免的。
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不仅是以一种思想体系，而且是以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制度兴起的。到了这个世纪的最后十年，当一些人以为社会主义制度死亡的信号已经发出的时候，社会主义制度正在深入地总结自己的经验。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国。中国人咀嚼这种经验时有特别深切的体会。
可以设想，在新的世纪中，社会主义制度由于总结经验而恢复其生命力，并在再下一个世纪取得更伟大的胜利。人类世界如果以20、21、22三个世纪大体上完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程，在人类历史年表上不算太慢。”1
对毛泽东，当年并不要要求他有今天的认识（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只要求他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时期的认识，只要信守他的理论和许诺，把革命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搞上那怕是如他所说的10到15年，让资本主义经济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中国的经济何至遭遇那么多折腾！何至让中国人了遭到那么多的灾难！中国共产党的信誉又何至受到那么大的损害！
对此，刘少奇之子刘源也有一段评说，不妨摘录如下：
当刘少奇提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时候，毛泽东却指责这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把新民主主义当做资本主义的一部分送进了历史博物馆。毛泽东说：要使资本主义绝种。
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军事共产主义几乎自然而然地、不知不觉地就演变为平均主义乌托邦，于是就发生了“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毛泽东对高速度情有独钟，对“反冒进”深恶痛绝，以为主观意志可以决定一切，不仅可以破除而且可以创造规律。于是把本来预定几十年的过渡阶段，压缩到几年，一系列“左”倾超阶段运动接踵而至。农村合作化和城市工商业改造迅速进入高潮，随即，又掀起史无前例的“经济大革命”——“大跃进”。全国风靡一时：高炉遍地、红烟蔽日，地翻三尺、亩产万斗，人民战争、人海战术，不讲条件、大干快上，一大二公、公共食堂……好像在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上，通过生产关系改变和劳动力的集中，就可以实现梦寐以求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进入“大同世界”。这种“均平富，等贵贱”，劫富济贫式的“原始共产主义、国家共产主义”，照马克思的说法，只是“给剥削和专制制度提供最好的、最广阔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第2版，第660页）结果闹得经济崩溃，大难临头。
面对“经济大革命”的惨败，毛泽东虽然也做了有限的检讨，更多是辩护、推脱，心中欣赏的则是林彪的谄媚之辞：“工作上的错误，是这几年毛泽东思想受到了干扰。”在北载河会议上，毛讲：“你们压了我几年了嘛，你们黑暗讲了几年了嘛，说集体没有优越性了，这不是压我？”（毛泽东：《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在深厚的封建基础上，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使身经百战的英雄们不自觉地、多多少少带有农民起义式的心理和习气，在所难免，很可理解。论功行赏，按资排辈，既被广泛地视为天经地义，又符合他们的利益，似无大逆不道。革命成功，夺取政权，角色易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是进取，而是保住已到手里的东西，进而扩大自己的权力，提高自己的地位。
共产党的领袖们明智地反复自警，要防止由革命者变为保守者，由造反者变为统治者。但是，规律不可违。终于造就出以革命之名，行保守之实的“继续革命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论”。至“文化大革命”十年，历史已经明白无误地记录下，名曰革资本主义的小命，实际却有多少是重回封建主义的老路。
有效的经济调整，煞住了共产风，解散了大食堂，产品丰富了些，市场开始活跃起来，引起毛泽东的忧虑，认为是资本主义复辟，对将要产生的阶级分化，必须斩草除根。随着“四清运动”的开展和深入，毛泽东的目的也清晰起来，就是要搞“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到“文化大革命”时，连老婆婆养只鸡、渠梁田埂种点菜豆也作为“资本主义尾巴”来割，毛泽东甚至把八级工资制、按劳取酬归为“资产阶级法权”，因没有达到按需分配而遗憾，由小农经济平均意识而来的空想社会主义，可谓登峰造极了。
毛泽东是庄稼人出身，一时被懵，情有可原，长年不知一亩地能打多少粮，实难让人相信。作为农民的儿子，仅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不惜视田园绝收、村民绝户，而无动于衷，也太难以让人理解了。1
综上所述，刘少奇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或“巩固新民主主制度”，其源来自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而这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典范。当别人还照他的思想去说、去做时，他却把它抛弃了；反而对他人进行批判。刘少奇说得对：“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此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且独断专行的一个典型事例。
3、中共诤友梁漱溟遭痛骂
毛泽东多次大讲民主，大讲批评与自我批评，欢迎党内外人士向党的工作提出意见和批评，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等，实际上，只要是他不愿意听的意见，半点也听不进去。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本文讲的梁漱溟先生的遭遇是又一例证。也在说明，毛泽东许诺这的事是经常会变的。
梁漱溟先生在解放前是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有相当的社会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当梁漱溟以政协委员的资格（相当于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按《共同纲领》第十二条规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人民政府，就是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产生的。当时政府开会，政协委员常有被邀列席。）在
梁漱溟是一位新儒家事功主义者，是从传统文化阵营中出来的一位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事功主义者。1917年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当年曾同李大钊、陈独秀等党的创始人都有交往，李大钊遇害，梁曾尽力营救并为之操办后事。梁始终认为共产党的精英分子都是一些为国为民不图私利的“汉子”。他致力于乡村建设，试图以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文化为本，从乡村建设、实现乡村自治入手，重建中国社会。他先是借重广东的陈铭枢的权势实现其政治理想——乡村自治，无果。后又在山东省的韩复渠的支持下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学生们去各乡办“乡农党校”。抗日战争期间，他在重庆北培成立逸仁学院，聚徒讲学。1941年初，参与黄炎培、沈钧儒、张澜等人创建“民主政团同盟”组织（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黄炎培任主席，梁漱溟任秘书长并主办《光明报》。1946年7月，国民党暗杀“爱国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和闻一多教授。梁漱溟发表《民盟秘书长谈话》，他说：“剌杀李公朴闻一多先生是特务所为。”并说：“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就在这里等待着！我要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我在这里等待着他们！”“李、闻两先生都是文化人、学者、手无寸铁，除了言论号召外，无其他活动，假如这样的人都要斩尽杀绝，请早收起民主的话。”“快快取消这种特务机关，不取消，民主同盟断不参加政府。”2他起草了《民盟政协代表为李、闻案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他冒着生命危险，前去调查并写出《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报告李、闻暗杀案调查经过》。这反映出梁漱溟在解放前曾有过一段反对国民党的相当进步的一页。
梁漱溟与毛泽东是老相识了。1918-1919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图书馆管理员的时候，梁漱溟受蔡元培聘请在北大任讲师，讲授印度哲学。梁与毛泽东的岳父杨怀中（昌济）先生都在哲学系任教。毛泽东住在地安门豆腐池胡同杨家。梁漱溟去杨怀中先生家时，常是毛泽东出来开门，就这样与毛泽东相识了。
梁漱溟曾两次去延安，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商谈国事。1938年初，梁漱溟访问延安，毛泽东设宴招待，并多次与之长谈。谈及抗日战争能否胜利，中国的统一前途，阶级斗争是否适合中国等问题，彼此求同存异。梁漱溟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印象很好。1946年3月，梁漱溟第二次访问延安。这次去延安是在重庆旧政协开过后，国民党原来是一党专政，不容许各党派参与，经过各党派的合力争取，各党派可以参与了，梁漱溟却不想参加将要组成的联合政府。为此，他给毛泽东写信说明缘由。毛泽东复信，还是希望梁能参加政府。他认为中共方面未能完全理解他的意思，遂决定而去延安向中共领导人倾吐积怀，以求共产党方面的了解。所以在1950年3月，毛泽东见到梁漱溟时才有“这次来你可以参加政府吧”这样的问话。毛泽东的问话表明，他们之间曾有过多次交往与友谊，也希望梁漱溟能够参加新中国的政府。毛的此意，应该说是真诚的。
新中国成立后，梁漱溟经过参加土地改革和思想改造运动，反省和检讨了自己过去的旧思想，1952年5月，写成《我的努力与反省》等长文。文中全面叙述、分析了自己过去几十年思想、观点的形成、发展、变化，和所致力的社会活动，否定了自己坚持了几十年的那一套救国理论，承认自己过去是站在有产者立场，自己错误的根源在于立场错误。一再表示自己错了，毛主席对了。今后要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为革命事业尽力。他还将此文呈送毛主席，以求指教。
梁漱溟得到毛泽东的“思想识见有进步了”几个字的评价，甚为高兴。他想为建设新中国进言，反映农村的问题，希望政府加强农村工作。于是，就在
梁漱溟作了这篇发言后，
这篇讲话采取的是无限上纲的方法：要求照顾农民生活，便是反对总路线，便是挑拨工农关系，便是分裂、破坏工农联盟。
毛泽东说，有人反对总路线，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的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是工农联盟，这一基础，不容分裂……。梁漱溟对毛泽东的这番话，甚感意外。他说，我是拥护总路线的，只不过说了一点心里话，想贡献给领导党，他一再要求申辩，说：“你（指毛泽东）说得不对，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听意见的雅量？”
梁漱溟自撰《事情》一文记道：
十八日，午后开会，我登台发言，气势甚盛。我说：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而主席却诬我反对总路线。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毛主席立刻厉声说：告诉你，我没有雅量！2
戴晴、郑直淑在《梁漱溟与毛泽东》里，据梁漱溟自述所记当时向毛泽东索讨“雅量”的发言要点如下：
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尊重您；您若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您更加尊敬。……我是说主席有无自我批评的雅量。……1
毛泽东没有料到，竟有人敢当面顶撞他，这就更加激怒了毛泽东，毛泽东连续几次批判梁漱溟，把梁漱溟骂得不像个人样。
毛泽东的几次大批判讲话，对于了解毛泽东的另外一面，实在难得，值得永世流传。可惜，大概是出于考虑这篇东西太不象话、有损伟大领袖形象的缘故，连《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也不便收入。好在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把建国后毛泽东一些“左”的错误东西都当宝贝，收集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使以题为《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的讲话，发行社会，让后人得以“奇文共欣赏”。这里，不妨稍摘录几段“高论”（以楷体字标记）2，略加注释。
“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一开头就扣上了“杀人犯”的帽子，而且与蒋介石并列，岂不是等于说，随时都可以抓来判刑吗？
“你梁漱溟的功在那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
说梁漱溟一丝一毫的功劳也没有，这不符合事实。只说两件事：一是当年曾竭力营救李大钊并为之操办后事；二是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后，梁漱溟发表《民盟秘书长谈话》，他说：“剌杀李公朴闻一多先生是特务所为。”“我要喊一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看国民党的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我在这里等着他。”并冒着生命的危险，前去昆明调查。能说在过去民主革命、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斗争中，梁漱溟没有一点功劳吗？太不讲实事求是了。要是没有一点功劳，你毛泽东还邀请他参加政府干什么呢？梁漱溟比较自信甚至狂妄的事是有的，可他什么时候“把自己描写成天下第一美人”了呢？这哪里是说理，分明是在挖苦人。
“
作为应邀参加人民政府委员会的政协委员，相当于国会议员，想多了解一些情况，“要求多知道一些计划的内容”，难道不应该吗？这是每个公民都应有的权利，梁先生提出这一要求，过分了吗？
“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说
这简直就是在骂人了。人家不过是提出关于农民的一些问题，怎么就一定要比共产党高明呢？你毛泽东高明，是农民的“大救星”，你搞的“大跃进”却饿死了农民上千万！如果早听听梁漱溟等人的话，何至瞎折腾出那么严重的灾难！
“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所谓“乡村建设”，哪有什么“乡村建设”呀？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
梁漱溟在旧中国试图搞“乡村建设”来振兴中华，当然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但在旧中国这毕竟还算一种进步作为。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并没有说还要搞他那一套。这一点在他1951年10月间于《光明日报》发表的《两年来我有那些转变》一文中作了检查，他说：“我过去虽对共产党的朋友有好感，乃至在政治上行动上有配合；但在思想见解上却一直有很大距离。直到1949年前夕，我还是自信我的对。等到最近亲眼看到共产党在建国上种种成功，夙昔我的见解多已站不住，乃产生极大惭愧心，检讨自己错误所在，而后恍悟中共之所以对。”这说明，他已检讨过去的错误思想，承认了共产党的正确，怎么能说得上“是野心家，是伪君子”，“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呢？
“他没有逻辑，只会胡扯。”
这不符合事实。以当时的发言来说，可能有片面性，但也是有根据的，言之有理。如果是“没有逻辑，只会胡扯”，他能在蔡元培先生主持北京大学时当哲学讲师吗？
“因为还有一些人愿意受他的欺骗，还不了解他，他还有充当活教材的作用，所以他还有资格当选为委员。”“中共为什么提他做这个委员呢？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作用。他就是凭这个骗人的资格，他就是有这个骗人的资格。”
他既是欺骗，而且你早就知道，当初你又何必邀请他参加政府呢？提他做这个委员“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作用。”这是什么逻辑呢？是不是在“胡扯”呢？
“是不是拒谏饰非呢？如果
这是公开违反自己的许诺，你不是多次说过，好话坏话都要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是不是“饰非”，则由历史作出了回答。从毛泽东发表这一通大批判的时候起，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就不少，以至发展到后来农村以至全国经济频于崩溃的边缘。
“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梁漱溟，我们实行那一条呢？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
别人提了一点意见，不仅不接受，不是冷静思考，实行自我批评，而是反批评别人。他这一定调，等于是号召下面的人立即向梁漱溟开展大批判。果然，由科学院的郭沫若、潘汉年主持开会对梁漱溟开展大批判。1
对于毛泽东对梁漱溟的这一篇大批判，哲学家吴江说：“正因为梁漱溟如此坦承了自己的根本性的重大‘转变’，公开否定了自己坚持数十年的一套理论，这就尤其显出1953年毛泽东怒斥梁漱溟并为此开展一场批判，不仅不合情理，而且输了道义。”2
不顾事实，无限上纲，乱扣帽子，讽刺加辱骂，且不容被批判者申辩的所谓大批判，毛泽东对梁漱溟的痛骂，可以算得上“样板”。以后“左”的路线恶性发展，在反“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的大批判，无中生有，捕风捉影，越来越不讲道理，越来越胡闹，不容申辩，不准反驳，只有遭骂的份，没有还嘴之权等等，不能说与毛泽东的示范和纵容没有关系。
毛泽东的这篇大批判，对他的声容笑貌，他的襟怀和风采，作了多么生动展现。电影、电视剧里面是看不到的，只有从这篇奇文妙语才能想起来。
梁漱溟受到批判后，在家闭门思过。好在挨了这一通批判，在1957年毛泽东施展“阳谋”——“引蛇出洞”号召民主人士提意见、“大鸣大放”时，《光明日报》、《文汇报》的记者去找他“鸣放”，要他发表意见，要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都出奇地冷静，一概默然待之，终未被引“出洞”。所以有幸躲过了当“右派”的劫难。到了“文化大革命”，自然少不了受冲击，说他“反对毛主席”，他却始终不接受这一指责。由于他生性豁达，经受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也算活过来了。时年83岁，与毛泽东同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梁漱溟也算解放了。他一如既往，按他的人生哲学，处事为人，著书立说，直到1988年95岁高龄谢世。
冯友兰在悼念
在梁漱溟的晚年，不少人都向他提出如何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他的答复别开生面。他说：“毛泽东不是一个，有许多个毛泽东。纵观毛泽东八十三年走过的道路，有为创党建国立下丰功伟绩的毛泽东，有为新中国创业引得全世界注目的‘指点江山，意气风发’的毛泽东，又有别人不可限制，自己不加限制，随心所欲地热衷于搞人斗人的‘运动’而导致十年‘文革’祸国伤民的毛泽东；若从个人的天赋素质观之，则有作为思想家、革命家、军事家的毛泽东，有作为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毛泽东，又有精通马列主义学说的毛泽东，熟读中国经书和运用中国历代治国之道的毛泽东……。”梁漱溟还指出：“任何一个人都是变化的，发展的，不可能固定不变，至于变好变坏，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坏，则取决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因此，他认为没有固定不变的同一个毛泽东。”1
可以看出，梁漱溟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也是一分为二的，没有因为遭到过毛泽东的一通恶语斥责而给予同样的回敬。无论从道义上讲，还是从评价内容的求实精神上讲，两者相比较，梁先生无疑胜过一筹。
4、胡风问题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是毛泽东亲自领导、主持的，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报告（草稿）》，也经过了毛泽东的多次修改。应该说，宪法的各项条款，毛泽东是清楚的，也应该率先模范地遵守、执行。在宪法通过前的
胡风，原名张光人，作家和文艺理论家。生于1902年，湖北蕲春人。1931年参加日共领导者的反战同盟，并参加了日共和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的文学界艺术学研究会。1933年胡风回到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并担任过宣传部长、书记，与鲁迅交往甚密，曾协助鲁迅办过《海燕》刊物。1936年，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胡风等人则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周扬等人遭到鲁迅的批评。抗日战争期间，胡风参加了中国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任理事，并创办《七月》杂志，1941年又办了《希望》杂志。1948年，因与周扬等人文艺观点分歧，受到批评。北京解放后，胡风从香港绕道东北解放区到了北京。
对于胡风，毛泽东曾经表示过赞扬的，在一次与胡风见面时毛泽东说：“胡风同志我知道，我是你的忠实读者！你为我们做了很多有益的事，你辛苦了！我敬你一杯！”2，可是，后来，这个“忠实的读者”不忠实了，把他曾经尊敬过的作家打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头子，为新国中成立后专制独裁、恣意制造冤案开了恶劣的先河。
胡风的事，原本是他与当时文艺界领导人周扬、林默涵、何其芳、冯雪峰等人由于历史上的纠葛和文艺观点上有分歧而引起的，本可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去解决；而且，涉及的人就是在文艺界也不多，何至掀起一场全国性的“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
1952年北京四次召开“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要胡风检查。1953年第二期《文艺报》上，发表了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一文，文章写道：
“胡风的文艺思想，在实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认为作家只要忠实于艺术，不需要有什么进步的政治思想和进步的世界观。这正是资产阶级的虚伪的艺术理论。
对于小资产阶级作家，他们的根本问题和首要问题，是改造思想┅┅胡风这种理论的实际效果，就是阻碍文艺工作者认识思想改造的必要性。┅┅胡风又是以鲁迅为例子，仿佛鲁迅是完全从生活的直觉经验去认识现实似的，却完抹杀鲁迅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和因而得到的深刻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3
接着《文艺报》第三期又发表了和何其芳写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
文章说：“胡风同志的错误的严重性在于他在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坐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并不用它来检查和改造自己的思想，仍然积极宣传他那些错误观点，用它来和革命文艺的新方向对抗┅┅。”1两篇文章，都说胡风的文艺思想是“根本性的错误”，它“实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和毛泽东同志所批示的文艺方针背道而驰的。”
胡风感到这两篇文章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分量，便采取慎重的态度。他没有公开反驳。1954年他借着中共四中全会决议和《人民日报》社论《学习四中全会决议，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于3月至6月，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约27万字，被通称为胡风关于文艺问题的《三十万言意见书》，他未曾想到，由此而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头目。
《意见书》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这一部分主要内容是针对林默涵、何其芳两篇文章对他的责难。他把这种责难归纳为三个基本论断和三个原则性的结论。他引出林、何两位的论点，然后—一加以辩驳。接着胡风又对争论的几个具体问题进行论辩，这几个问题是：一、关于生活或生活实践；二、关于思想改造；三、关于民族形式；四、关于题材问题；最后，他提出了论争的“关键在哪里？”他认为关键问题是文艺界的“宗派主义的统治方式”的“变本加厉”和“统治武器的主观主义”没有受到清算。
这份长文，集中反驳林默涵、何其芳对他的批评：
林默涵同志以为作家如果没有“首先具有”他那个没有缺陷的“工人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世界观”就“不可能”从事创作实践……
林默涵同志等把作家划分将改造好了的、不必改造的、经过改造但还没有改造好的、没有经过改造的几种，有亲有疏，使每一类作家都背上了一个包袱，在文世领域上造成了一片冷冰冰的空气和几种“资格”圈子。
对于林默涵同志等认为必须改造而没有直接由林默涵同志等改造过的作家，不给工作订件，不准他们创作，要他们专门去改造。如果他们自动创作了，就不准他们发表；万一发表了，就迎头痛击，叫做“批评”或“读者意见”……
何其芳同志等底这个“题材主义……不问任何作家，不问任何条件，都必须描写工农兵，尤其是‘必须描写他们’……中的先进人物。”不能写就搁笔。
何其芳同志在作家底脑袋上面放下了三根棍子……
谁的作品里写的工农兵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胜利故事，那就是歪曲了革命，是小资屋阶级。……谁的作品里写的工农兵也有“落后”的思想情绪……那就歪曲了工农兵，是小资产阶级。谁的作品里把敌人写得复杂一点，不像纸人一样，空空洞洞，一碰就倒，那就是立场不稳。
在这种理论批评稀薄支配之下，创作只能走公式化、概念化的独木小桥。……
我很愿意改造我自己，在实践中一步一步地争做毛主席底一个小学生，但我却不能按照何其芳林默涵同志等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就是他们自己独出心裁所建立的理论改造我自己。
在文章最后，胡风的总结中，他提出著名的所谓“五把理论刀子”的问题。这是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也是遭到最严厉批判的观点，现将它摘引如下：
“在这个顽强的宗派主义地盘上面，仅仅通过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对我的批评所看到的，在读者和作家头上就被放下了五把‘理论’刀子”：
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否则，不可能望见这个‘世界观”“一元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底影子，……
“只有工农兵底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
“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只有‘继承’并‘发扬’‘优秀的传统’才能克服新文艺底缺点，如果要接受国际革命文艺和现实主义文艺底经验，那就是‘拜倒于资产阶级文艺之前’。”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1
胡风认为，作家是个人，他通过对生活的感触，表现对社会的批判的认识、思考和态度，不是按政治、政策需要写作，不是按教条写作。作家要关心社会，同时要用自己的眼光来观察一切。作家的写作不应有统一标准。所以他说：“在这五道刀光的笼罩之下，还有什么作家与现实的结合，还有什么现实主义，还有什么创作实践可言？”这正说明胡风继承了鲁迅的独立人格和独立的文艺思想。他认为，“问题不在这五把刀子，而是在那个随心所欲地操纵着这五把刀子的宗派主义。”
同年10月，发生了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问题，批评《文艺报》编者向资产阶级投降，以贵族老爷态度压制新生力量，压制“小人物”。10月底到12月初，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合召开八次扩大会议，批评俞平伯和《文艺报》负责人。胡风对《文艺报》本来就很反感。他作为文联委员和作协理事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指责《文艺报》对阿垅、路翎、鲁藜等青年作家的批评，是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是压制新生力量。可是胡风的发言，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感，认为他是借批评《文艺报》的时机发泄私愤。
1955年1月，中宣部给党中央写了《关于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并建议公布胡风送交党中央的《意见书》。
各级党委根据中央指示作了批判胡风思想的部署，各地都分别召开作家、文艺工作者、大专院校有关教师开座谈会和讨论会。同时，从1月至4月，中央和地方报刊发表文章公开批判胡风的《意见书》。其中最有权威性的是《人民日报》
有材料说：此前《文艺报》负责人康濯，为批判胡风的“反动文艺观、世界观”写按语，送到毛泽东那里审批，毛泽东说：“要不得，不能用，胡风怎么只是个文艺观、世界观问题？他们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1
此时，“反革命”的帽子暂时放一放，先扣上“反党集团”的帽子再说。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5月初，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公安部组成胡风专案组，按新的调子重新组织材料。公安部的人员调查胡风的历史，以证明他的反革命历史。中央宣传部的人员向各地发通知，收集有关信件，准备推出新的证明。
到
这些材料是根据舒芜交出的1943年至1950年胡风写给他的34封信的内容摘编的。材料分为四类：
一、胡风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二、胡风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和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组成的革命文学队伍；
三、胡风为了以上两个目的，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动；
四、狂妄的个人野心和唯心主义世界观是胡风一切活动的思想基础。
在《人民日报》第二版发表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时，还加了一大段毛泽东亲自写的编者按语：
“胡风的这篇在今年一月写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它和舒芜的那篇《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地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什么“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什么“在民主要求的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文艺”，什么“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什么“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什么“符合党的政治纲领”，什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这种种话，能够使人相信吗？如果不是打着假招牌，是一个真正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在中国成千成万，他们是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愿意受党领导的），会对党和进步作家采取那样敌对、仇视和痛恨的态度吗？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党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2
这个按语中的有些话，如“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红卫兵”经常引用的“最高指示”。按语中还公开号召：“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也就是说，叫有关人员交出私人信件，以便找到更多的胡风“反党证据”这种搞法，是对宪法的公然践踏。
《人民日报》还给信中的一些词语加了注解和说明，指明问题的严重性，例如说胡风把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称为“机械论和统治势力”，号召他的集团中的人要“费点力气”把它从根“动摇”；胡风把斗争矛头指向文艺运动的领导，鼓动他的集团成员“与阵地共存亡”；胡风要“以天下为己任”，妄想以他个人和他的集团的面貌来改造党所领导的文学队伍；胡风的信，使人强烈地感到“反共反马克思主义气息，卑鄙的个人野心气味”。
这批材料的四个小标题和说明，虽然还限制在“文艺思想、文艺运动”的范围内，但胡风和他的“宗派集团”的“反共反革命”的性质已经确定无疑的了。
在
其实，在这之前两天的5月16日夜，胡风和夫人梅志就被逮捕了。当夜，胡风被蒙上眼睛，捆住双手，送进监狱。本来，因文艺观点不同就遭逮捕是完全违反宪法的，逮捕胡风不经过司法程序，也是违法，而人大常委会批准之前就将胡风实施逮捕，不仅是违法，连走程序的形式也不顾了。既然毛泽东下令要逮捕，他的话高于宪法和法律，那你毛泽东在不到一年前通过宪法干什么呢？你信誓旦旦说什么宪法“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1这不是在扇自己的嘴巴吗？
接着胡风被捕之后，在北京被捕的还有路翎、牛汉、徐放、绿原、谢韬、刘雪苇、杜谷……分住在各地的所谓“胡风分子”，天津的阿垅等，上海的贾植芳等，南京的化铁等，杭州的方然等。据后来的统计，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受触及的2100多人，遭逮捕的92人，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受到劳动教养、下放劳动处理的61人，被判刑的有胡风和天津的阿垅、上海的贾植芳3人。
同年5月2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个“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这是根据在1949年后，胡风和他的“集团”成员之间往来的68封信摘编的。编者按：集中这几年的信，是因为“有些同情胡风、或者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在说，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据此定罪。那么，好罢，现在请看第二批材料。”“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同其他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的复辟和人民革命政权的倒台的。这就是他们要‘等待’的‘时机’”。这批材料分为三部分：
第一，胡风对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导、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界的污蔑和攻击；
第二，胡风如何扩大以他为首的反动集团的组织，建立据点，派遣他的集团分子打进中共党内进行偷窃文件、探听情况等反革命活动。
1、胡风采取种种手段，“联络人”，为他的集团的分子安插活动地盘，指挥他们的活动；
2、胡风和他的反动集团使用阴谋手段，建立活动据点，竭力扩大他们的影响；
3、胡风派遣他的集团的分子打进党内进行偷窃文件探听情况等反革命活动；
第三、胡风如何指挥他的反动集团分子向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发动猖狂的进攻，并在进攻失败以后，如何布置退却，掩护自己，以待时机。
1、胡风指挥他那个反动集团的分子用卑鄙无耻的手段攻击《文艺报》，企图达到不准批评胡风的目的；
2、胡风指示路翎用狡诈手段欺骗领导同志，并掩盖胡风集团的真面目；
3、胡风动员他的反动集团的力量，准备向党进行疯狂的进攻；
4、胡风在疯狂进攻中的布置；
5、胡风在进攻后布置他的反动集团如何退却、如何掩护自己等待时机，卷土重来；
从胡风的68封信中，整理材料的那些人，便分别归成了这样几类，经过毛泽东等人的审定，以这样赫然醒目的面貌，出现在几亿读者面前。
这批材料除了分类标题和注释以外，还加了毛泽东写的《人民日报》的“编者按”。现摘录两篇。一篇是毛泽东亲自在胡风
胡风所谓“舆论一律”，是指不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见。这是确实的，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一个社会，无论何时，总有先进和落后两种人们、两种意见矛盾地存在着和斗争着，总是先进的意见克服落后的意见，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只有充分地发扬先进的东西去克服落后的东西，才能使社会前进。但是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这就使胡风等类反革命分子感到“舆论一律”对于他们的不方便。他们感到不方便，正是我们的目的，正是我们的方便。我们的舆论，是一律，又是不一律。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一种矛盾克服了，又会产生新矛盾，又是这样去竞赛。这样，社会就会不断地前进。有矛盾存在就是不一律。克服了矛盾，暂时间于一律了；但不久又会产生新矛盾，又不一律，又须要克服。在人民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则是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对于反革命的专政。在这里，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里不但舆论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在这个问题上，胡风等类的反革命分子好像振振有词；有些糊涂的人们在听了这些反革命论调之后，也好像觉得自己有些理亏了。你看，“舆论一律”，或者说，“没有舆论”，或者说，“压制自由”，岂不是很难听的吗？他们分不清楚人民的内部和外部两个不同的范畴。在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而这些，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则是合法的行为。在外部，放纵反革命乱说乱动是犯罪的行为，而专政是合法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资本主义国家正相反，那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不许革命人民乱说乱动，只叫他们规规矩矩。剥削者和反革命者无论何时何地总是少数，被剥削者和革命者总是多数，因此，后者的专政就有充分的道理，而前者则总是理亏的。胡风又说：“绝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那里空气是强迫人的。”我们在人民内部，反对强迫命令方法，坚持民主说服方法，那里的空气应当是自由的，“强迫人”是错误的。“绝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这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几千年没有过，仅在共产党领导人民作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之后，人民方才取得了将自己由利于反动派剥削压迫的散沙状态改变为团结状态的这种可能性，并且于革命胜利后几年之内实现了这种人民的大团结。胡风所说的“强迫人”，是指强迫反革命方面的人。他们确是胆战心惊，感到“小媳妇一样，经常的怕挨打”，“咳一声都有人录音”。我们认为这也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也是几千年没有过，仅在共产党领导人民作了长期艰苦斗争之后，才使得这些坏蛋感觉这么难受。一句话，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我们每年的国庆节，首先就是庆祝这件事。胡风又说：“文艺问题也实在以机械论最省力。”这里的“机械论”是辩证唯物论的反话，“最省力”是他的瞎说。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则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胡风在这封信里提出了三个原时性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加以详细驳斥的必要。胡风在这封信里还说到：“目前到处有反抗的情绪，到处有进一步的要求”，他是在一九五0年说的。那时，在大陆上刚刚消灭了蒋介石的主要军事力量，还有许多化为土匪的反革命武装正待肃清，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还没有开始，文化教育界也还没有进行整顿工作，胡风的话确实反映了那时的情况，不过他没有说完全。说完全应当是这样：目前到处有反革命反抗革命的情绪，到处有反革命对于革命的各种捣乱性的进一步的要求。1
另一篇是毛泽东在胡风1954年11月14给方然的信前写的按语：
宗派，我们的祖宗叫作“朋党”，现在的人也叫小‘圈子”，又叫“摊子”，我们听得很熟的。干这种事情的人们，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往往说别人有宗派，有宗派的人是不正派的，而自己则是正派的，正派的人是没有宗派的。胡风所领导的一批人，据说都是“青年作家”和“革命作家”，被一个具有“资产阶级理论”“造成独立王国”的共产党宗派所“仇视”和“迫害”，因此，他们要报仇。《文艺报》问题，“不过是抓到的一个缺口”，这个“问题不是孤立的”，很需要由此“拖到全面”，“透出这是一个宗派主义统治的问题”，而且是“宗派和军阀统治”。问题这样严重，为了扫荡起见，他们就“抛出”了不少的东西。这样一来，胡风这批人就引人注意了。许多人认真一查，查出了他们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集团。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像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他们随时随地寻找我们的缺点，作为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借口。哪个地方有他们的人，哪个地方就会生出一些古怪问题来。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解放以后是发展了，如果不加制止，还会发展下去。现在查出了胡风们的底子，许多现象就得到了合理的理解，他们的活动就可以制止了。”2
这就给胡风等人问题的性质、“集团”成员的政治成份以及他们的政治目的，都作了极为严重的定论。
同年6月10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并在第一版发表题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的社论，强调了胡风集团的“反革命性质”：“今天本报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进一步证明胡风和他的一伙是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有密切联系的反革命分子……
“现在胡风集团的假面目已被完全揭穿了。胡风分子到底是一些什么人，现在大体有了眉目。可以说，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分子反动军官，托洛茨基分子，革命叛徒，自首变节分子，就是这个集团的基本骨干。”
第三批材料分为六个部分：
一、胡风和胡风集团与国民党特务早就有密切联系，胡风、阿垅等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衷心拥护或者积极参与了蒋匪发动的反人民的内战，他们妄想“肃清”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表现了强烈的仇恨和恐惧；
二、胡风集团在全国解放后不断地秘密商议，制定反革命的策略和计划，向党和人民猖狂进攻；
三、胡风分子千方百计打入共产党内，取得党员称号，以便窃取党内文件，探听党内情况，报告胡风，向胡风表示无限忠诚，对党采取欺骗手段，里应外合地从事各种反革命活动；
四、胡风集团从他们的反革命立场和反动“理论”出发，诋毁党的文艺方针、文化政策，仇视党所发动的对于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和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
五、胡风集团分子异口同声地用种种恶毒的和下流的词句咒骂革命文艺界的党和领导，咒骂革命文艺工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咒骂党和革命文艺界对于他们的批评。
六、胡风集团疯狂地仇恨人民民主专政和新社会的一切。梦想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政权的灭亡。
第三批材料除了注解，还加了19段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编者按语，进一步断定胡风等人“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采取各种“反革命策略”，干着反革命勾当。所以，“一切革命党人决不能轻视他们，决不能麻痹大意，必须大大提高人民的政治警惕性，才能对付和肃清他们。”
这三批材料不久被汇集成册，书名这《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亲自为该书写了序言，并将第一、二批材料中的“反党集团”字样一律改为“反革命集团”。这本小册子当时印了700多万册。序言照录如下：
为应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现在将《人民日报》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至
估计到本书的出版，如同《人民日报》发表这些材料一样，将为两方面的人们所注意。一方面，反革命分子将注意它。一方面，广大人民将更加注意。
反革命分子和有某些反革命情绪的人们，将从胡风分子的那些通信中得到共鸣。胡风和胡风分子确是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他们咒骂革命的话和他们的活动策略，将为一切能得到这本书的反革命分子所欣赏，并从这里得到某些反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教育。但是不论怎么样，总是无救于他们的灭亡的。胡风分子的这些文件，如同他们的靠山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一切反对中国人民的反革命文件一样，并不是成功的纪录，而只是失败的纪录，他们没有挽救他们自己集团的灭亡。
广大人民群众很需要这样一部材料。反革命分子怎样耍两面派手法呢？他们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里却干着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呢？这一切，成千成万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就是因为这个原故，许多反革命分子钻进我们的队伍中来了。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我们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作为一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他们和我们的争论已有多次了。他们的言论、行动，不但跟共产党人不相同，跟广大的党外革命者和民主人士也是不相同的。最近的大暴露，不过是抓住了他们的大批真凭实据而已。就胡风分子的许多个别的人来说，我们所以受他们欺骗，则是因为我们的党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或企业机关，当着接收他们的时候，缺乏严格的审查。也因为我们过去是处在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一次彻底的清理。还因为辨别和清理坏人这件事，是要依靠领导机关的正确指导和广大群众的高度觉悟相结合才能办到，而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缺点的。凡此种种，都是教训。
我们所以重视胡风事件，就是要用这个事件向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向具有阅读能力的工作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向他们推荐这个“材料”，借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这个“材料”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十分引人注意。反革命分子固然注意它，革命人民尤其注意它。只要广大的革命人民从这个事件和材料学得了一些东西，激发了革命热情，提高了辨别能力，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会被我们一步一步地清查出来的。1
三批材料的公布，人们大为震惊。毛泽东还指示陆定一“打纸版各地照印”。2接着便在全国开展了一场“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毛泽东发动这次对于胡风的批判，不再是文艺思想的批判，也不是对胡风个人和与胡风有关的“小集团”的批判，而是以胡风问题作由头，在知识分子中搞一次类似镇压反革命那样的声势猛烈的对敌斗争。于是全国性大规模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的肃清反革命运动，就轰轰烈烈在开展起来了。凡与胡风有过关系的，同事的，写过信的，向他主办的刊物投过稿的，还有只是读过胡风文章或听过胡风报告的等等，都成了审查对象。有材料说：“全国被清查、揪斗的达十余万人，被捕入狱的一万多人。”3
胡风被监禁在北京秦城监狱，一直没有宣判。到了1957年，毛泽东催促对胡风公审判决，可是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都有认为把胡风集团定性为反革命集团根据不足。罗瑞卿召集两院长开会，说“把胡风集团作为与美蒋密切联系的反革命集团是有些勉强，但这是毛主席亲自定的，大家看怎么办？”“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意见书办吧，反正是反革命嘛！”陆定一也说：“胡风本来是个老右派嘛！”41965年11月，为了向全国人民有个交待，要对胡风公审，公安部要胡风服从判决、不上诉为条件换取监外执行，就可以回家。可是胡风就是不肯认罪去换取宽大。于是，胡风被指控“阴谋颠覆人民民主专政”、“企图篡夺文艺领导，触犯了反革命条例”，人民法院判处他14年徒刑。此时胡风已监禁10年，余下4年，监外执行。12月底，胡风出狱。1966年2月全家团聚过了一个春节。春节过后，胡风由夫人梅志陪同被押送至四川成都，9月，到芦山县苗溪劳改农场。1967年11月，胡风又被押解到成都公安厅看守所，19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1970年，四川省革委会人保组以“现行反革命”罪加判胡风无期徒刑，并且不准上诉。“四人帮”被粉碎后，1978年底撤销对胡风的无期徒刑的判决，宣布释放。1979年1月，胡风被释放出狱，2月，四川省公安厅宣布，原四川省革委会人保组以所判胡风无期徒刑无效。胡风被剥夺自由25年。
1985年5月，公安部对胡风政治历史中遗留的几个问题进行了复查，予以平反撤销，并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向有关部门发了通报。
胡风的冤案彻底平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文艺评论》编辑部于同年7月邀请有关学者座谈，对胡风文艺界思想进行了重新评价。有的认为，胡风“是中国革命文艺史上不可多得的文艺理论家”，他所阐述的“到处都有生活”，作家要有“人格力量、作家要拥抱人生等原则，尊重了文学创作的特点。而我们过去在文艺学方面，往往只强调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不大重视文艺自身的规律，胡风恰恰在这方面做出了非常有益的研究，并保持了独立的学术品格。而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便是有独立思考的精神。
法学家郭道晖指出：“胡风事件之违反宪法，尤其突出地表现在以思想定罪上。根据宪法，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有进行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胡风事件之违反宪法，还表现在它未经合法程序就将胡风等人逮捕、关押、判刑。宪法明确规定有公开审理、被告人有辩护权、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以及只服从法律等条文，而给胡风定罪的过程，却全凭领导人的一句话；就是已经得知有些情况搞错了，也要将错就错，一错到底。”1
毛泽东自称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从对待胡风事件上可以看出，他亲手制定的全国人民都视为神圣的宪法，是根本就不当一回事的。“文化大革命”中，甚至由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也可不经任何法定程序，由他任意打倒并置于死地。由此看来，他是不要讲宪法的了。可是，也不完全是，为他自己，他有时也是用得着宪法的。那就是1964年12月，因对他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观点，刘少奇提出了一些疑问，毛泽东就生气了。对邓小平，则是由于要开一次工作会议，邓小平以为这是一般的汇报会，出于好意地说，毛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了。毛泽东对此很不高兴。他说：一个（指邓小平）不叫我参加会，一个（指刘少奇）不叫我讲话。
后人的评说
一、进谏忠言者怎样变成了囚徒？
戴知贤写道：为什么文艺思想上的论争会演化成为“反革命集团”案件，历史在这里玩弄着什么样的魔术？……
当然，错案的酿成，胡风及其友人们也应负一定责任。胡风的文艺观点不能说完全正确，没有一点偏颇，历来文艺界对他的批评，也不能认为都是错误的，不必要的。但胡风坚持己见，很少对自己理论上的欠缺和认识上的差错作自我批评，致使争论逐步激化。胡风和他的同派成员有较强烈的宗派情绪。他们对文艺界的领导人、党员作家和一部分党外著名作家，不尊重，不友好。这种排斥异己的做法，使自己陷于“孤独作战”的境地，而感到对象是一个“庞然的存在”。自外于大多数作家，称自己一派为“我们”，称同派以外的人为“他们”，这就很容易被认为是站在敌对者的立场。当然，宗派情绪不仅胡风一方有，批评者一方也有，而且往往和他们的政治地位、行政权力结合在一起，显得更加专横。这也正是使胡风感到愤慨的原因之一。
酿成错案的主要原因，是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已经出现了“左”的倾向。这些倾向主要表现为主观武断和无限上纲——即在批判胡风等人的时候，只凭某些似乎带有政治色彩的语言或一些未经确证的材料，便轻率地下结论，加上严重的政治罪名，予以批判，甚至处以刑罚。
当时有些做法是不符合法律程序的——任意查抄“胡风派”成员的家，把他们的私人信件公之于众；有些做法不实事求是——把他信中的话语掐头去尾，加以摘引，注解和按语又任意加以解释和引伸。例如有一封信只摘出三句话：“好的，让人们疯狂，从疯狂里灭亡。”编者就说，“胡风集团梦想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政权的灭亡”。这种牵强附会地强加罪名，在“材料”中随处可见。
所谓“没有经过确证的材料”，举例来说：
一、说绿原是中美合作所的特务，事实是1944年5月，绿原在译员训练班受训后，国民党方面曾要调他去中美合作所，但他没有去。
二、说芦甸是国民党上校军官，事实是芦甸在1945年以前，在国民党空军士兵学校任区队长时，军衔是少尉而不是上校。而且他在1945年到达中原解放区参加革命，他向党交代了这段历史，1946年加入共产党。他不是反动军官。
三、说胡风、阿垅和国民党特务早有“亲密关系”。事实是贾植芳被捕，胡风听人说阿垅认识北平警察局长陈焯，就写信给阿垅，请他去找陈焯疏通关系。其实胡风、阿垅都不认识陈焯，阿垅找也没有去找过陈焯，仅凭胡风这封信，就说他们与特务头子关系密切。
当时就是根据这些没有经过确证的材料，主观武断地给胡风等人下了政治结论，说他们是一个“以特务、汉奸、反动党团骨干、恶霸地主、反动军官、革命叛徒和变节分子为骨干的反革命集团”。1
二、胡风一案是典型的违宪事件
郭道晖写道：胡凤一案是典型的违宪事件。
胡风事件的起因，与文艺界内部的某些历史积怨有关。但此事酿成冤狱，却是法治不彰，听任个人独断专行的结果。当时新中国尚无刑法，只有一个针对历史反革命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但考虑到1954年9月刚刚通过了宪法，应该说对胡风案也不是无法可依的。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宪法制定几个月后、既不经胡风本人同意，又未经调查取证核实，甚至没有通过法院审判确定有罪，就将胡风及其他人的私人信件在报上公布，并在“编者按”中将其宣布为“反革命”，这实属严重违宪事件。因为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公民“通讯秘密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公布私人信件，不仅侵犯了公民通讯自由与通讯秘密的权利，而且也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何况，仅仅根据私人信件，未作全面调查核实（现已证实原编者按中许多都是捕风捉影、望文生义、张冠李戴、随意引伸的断语），就深文周纳，故入人罪，这就连“先定后判”、“有罪推定”的法律程序也违反了。
胡风事件之违反宪法，尤其突出地表现在以思想定罪上。根据宪法，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有进行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只要不是公开发表、散布严重危害社会与他人的言论，如危害国家安全、泄密、诽谤他人、教唆犯罪等，则均不构成犯罪。而胡风一案可说是开了新中国以言定罪、思想入罪之先例，其影响极其严重。
胡风事件之违反宪法，还表现在它未经合法程序就将胡风等人逮捕、关押、判刑。宪法明确规定有公开审理、被告人有辩护权、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以及只服从法律等条文，而给胡风定罪的过程，却全凭领导人的一句话；就是已经得知有些情况搞错了，也要将错就错，一错到底。2
5、改变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
1956年9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状况和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了正确的规定和论述。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会前的文件毛泽东是看过的，八大的会毛泽东也是参加的。对八大主要文件政治报告的这一重大提法，毛泽东都没有提出不同意见。这是庄严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任何一个党员都必须服从和遵守。然而，出乎人们意外，不久就被毛泽东否定了。
有许多论著都写道：仅仅过了一年，在1957年9、10月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改变了八大的提法，重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毛泽东为什么要修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据薄一波的分析：有国内原因，也有国际原因。国际方面，波匈事件对毛泽东和我们党的影响和震动太大了，仿佛中国也存在着这种现实的危险，再加上国内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发动进攻，就更加重了这种危机感。由于偏重阶级斗争的角度去观察问题，于是就认为八大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论断不妥当了，重新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
以上说毛泽东改变八大决议的提法，是在一年之后，因有国外的波匈事件和国内的右派进攻。似乎根据还是很充分的，现在，根据王光美的回忆，毛泽东改变八大决议的提法，不是在一年之后，而是在八大会议之后的第三天。王光美说：“党的八大结束之后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说，党的八大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少奇十分震惊，只答道：‘呦，《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毛主席在党的八大前和会议期间从没有提出过异议，现在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意味着全党工作中心仍是阶级斗争，而非经济建设。”2这不仅令刘少奇当时感到震惊，就是50年之后，也令广大群众感到震惊。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会议刚结束就推翻？为什么会前和会议期间不提出来？有为毛泽东辩护的人说，是因为“波匈事件对毛泽东和我们党的影响和震动太大了”？八大会议后的第三天是
其实，从毛泽东前后一贯的思想来看，他是一点弯也没有转。他是一贯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接着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其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
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革命胜利后的总路线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这说明，要实现这种转变，必须有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也说明，建国后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这可以说是当时全党的共识。可是毛泽东却另有想法。据黄克诚回忆，全会刚开过不久，他向毛泽东汇报天津工作时，毛泽东问他：“你认为今后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黄克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发展生产”。毛泽东很严肃地摇了摇头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同资产阶级斗争的问题。”3可见，全会的决定、公开的文件所说的也就是全党的共识是一回事，毛泽东本人所想、当时又不便讲的是另一回事。“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同资产阶级斗争的问题。”这一思想，从建国前开始就是明确的。到后来，否定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决议，就不是偶然的了。
对此，毛泽东自己后来讲得更明确。
需要指出，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指建国初期、三大改造以前的情况。八大决议所讲的是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选完成以后的情况。在毛泽东看来，作为划分阶级主要根据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的解决，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矛盾解决了，还不能算数，“上层建筑问题（政治战线与思想意识形态）还没有解决”。他的这次讲话表明，毛泽东否定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决议，仍然固守建国前没有公开讲的主要是阶级斗争思想。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也是不符合当时社会情况的。
毛泽东为什么要否定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答案基本清楚了。可是，又发生另一个问题：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八大主要文件政治报告从起草到定稿，会前毛泽东看过并有过十次以上的批语和修改，八大的会毛泽东也是参加了的，还致了开幕词。特别是会议期间他还作了《关于讨论和修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决议草案的批语》，对八大主要文件政治报告的这一重大提法，毛泽东都没有提出不同意见。1这是为什么呢？既然他的思想深处根本就不同意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会前和会议期间有那么多的时间和机会，为什么不提出来呢？毛泽东自己多次说过，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为什么在这样的原则问题上，却没有表示呢？难道能用“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来解释？这可是十分庄严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是要付诸实践的，是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一个党员都必须服从和遵守的。如果自己原本就没有打算要服从和遵守，为什么不提出自己的意见呢？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谜底在哪里？有待专家们去破解。这里只说明，毛泽东爱搞翻云覆雨的又一典型事例。
后来的实践证明，否定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论断，是完全错误的。它动摇了八大路线的根基，从此开始了对八大路线的偏离，助长了“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后来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阶级斗争引向党内、“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等，都是一脉相通。
自从重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以后，就打断了1956年下半年提出的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的进程，而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也随之发生变化。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确立以后，仍然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是错误的，其结果不但不能推动经济建设，反而干扰了经济建设，也冲击了政治建设。从1958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20年，我国经济发展迟缓，人民生活改善不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未能正常地发挥出来，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邓小平多次讲，我们耽误了20年的时间，就是指这一段说的。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归根到底，就是没有坚定不移地实现这个战略转移，而到了‘文化在革命’期间，竟然提出了反对所谓‘唯生产力论’这样一种根本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荒谬观点。”2
6、错误批判马寅初
1953年人口普查以后，马寅初曾三次去浙江视察。他经过三年的实际调查和详细统计，以他经济学家的敏锐目光发现，我国的人口增长率实在太高了，每年要增长千分之二十二以上，甚至可能达到千分之三十，每年净增人口一千三百万之多。于是，他提出了控制人口的主张。并根据自己在浙江、上海等地的调查材料，写了一份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稿。对此，毛泽东开始是赞成的，以后又反对了，不仅反对，还要对马寅初进行批判、撤职。
一、赞赏马寅初的的人口主张
在他发言以后，毛泽东当天就表示赞赏，他说；“人口是不是搞成有计划的生产，这是一种设想。这一条，马寅初讲得很好，今天讲得好！我跟他是同志，以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此事人民有要求，城乡人民均有此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对的。”2
能够得到毛泽东的赞赏，马寅初的信心更足了。1957年4月27日他向北大全校师生作了一个关于人口问题的演讲。他说：“解放后，各方面的条件都好起来，人口的增长也比过去加快了。近几年人口的增长率已达到千分之三十，可能还要高，照这样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就有26亿人口，相当于现在世界人口的总和。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恐怕中国要侵略人家了。要和平共处，做到我不侵略人家，就非控制人口不可。”毛泽东听到此话后，对马寅初说：“不要再讲这句话了。”马寅初意识到些话确有不当之处，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公开作了自我批评。6月，他在第一届第四次人大会议上，提出《新人口论》的提案，随后又整理成文，以“新人口论”为题全文发表在
在当时，这是一篇对新中国人口问题论述较全面、较深刻的学术论文。在这篇文章中，马寅初以积累和消费的矛盾为中心，论述了新中国的人口问题。他提出的主要内容是：“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需要研究的是如何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的比例降低，同时就可以把资金多积累一些。”在文章中他首先指出，新中国人口在以20‰的速度增长，并且分析了人口高速增长的原因，接着他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对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影响：人口过快增长会导致住房紧张，使领取生活困难补助的人数增加；女工生育多影响了身体健康，造成缺勤，无法学习文化并降低了政治上的进取心。他说：“在目前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压力之下，要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我们已觉得很吃力，若每年还要生出一千三百万人来，这个问题就日益严重，不知要严重到什么程度。”他说，“每年还要增殖出来一千三百万人，除在工业部门安置一百万人外，要把其余一千二百万人口安置在农村，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在短期内既不能提高，而在生活需要上又要向城市看齐，长此以往，如何得了。”他提出警告说，对人口问题若不早为之图，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不免给政府带来很多困难。要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一方面要积累资金，一方面要控制人口。他大声疾呼，“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3
在全文最后，马寅初提出了三点建议：1，认真举办人口动态统计，以此为基础确定人口政策，把人口增长列入国民经济计划之中。2，国家在养育后代上的花费大于家庭的花费，国家理应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况且控制人口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所以国家应大力宣传晚婚和节育。教育人民使之改变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提高法定结婚年龄。3，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一则因为这是杀生；二则会伤害妇女的健康；三则会冲淡避孕的意义；四则会增加医生的负担。“因此我诚恳地请卫生部门好好地考虑”。1
50年过去了，如今我们重读马寅初以及其他学者关于新中国人口问题的论述，不能不为他们的远见卓识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而感慨。但马寅初等专家们处心积虑为共和国前途着想的一片苦心和严肃的论证，却成为日后受批判的原因。就在马寅初大声疾呼控制人口的时候，反右斗争已经开始，许多主张控制人口的专家被打成右派。费孝通、吴景超、陈达等人多次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但在1957年10月以前对他们的批判尚未触及这些人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看法。《人民日报》在那一段仍然不断刊登有关计划生育，宣传控制人口的文章。就在
二、不到半年就变了调，主张人多一些
1958午3月的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要破除这种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点五亩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到了七亿五千万到八亿时，再控制不迟。现在还是人口少，少数民族和人少地区不节育，其他地方可逐步控制。到赶上英国时，人民有了文化就会控制了。山西人口可以达到3000万。”4
同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的速度还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就得多，而不是首先看到人是6这是不点名地批评马寅初，而且把马寅初转置于“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地位，同当年扣在右派头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属同一个档次。同时，继续发表他那主张“人多是好事”的高论：“中国应当成为世界第一个大国，中国人口多，为什么不应当成为世界第一？我国现在是六亿人口，再过十几年是八亿人口，这么多人吃了饭干什么？要干事，无非是工业、农业、文化科学技术这一套，在这些方面赶上一切国家。”“八亿人口，十亿也不怕，美国记者说，一百年后中国占一半，那时文化高，都是大学生，很自然就会节育了。”1
在这个调子的指挥下，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六十周年校庆的大会上讲话，说，“共产主义思想解放的大旗下，对于资产阶级的、各种市侩式的观点和思想，进行坚决的、切底的批判，要批判实用主义、马尔萨斯或新马尔萨斯学说。指名道姓地说：“马老要为《新人口论》作检查。”2在北大党委策划下，校园内贴出九千多张批判马寅初的大字报，说他“借学术研究为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妄图搞垮社会主义，使资本主义复辟”。刘少奇在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上作报告时，也不点名地批评了马寅初。他说：那种认为人多会妨碍积累并据此对我国农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做出悲观结论的思想是错误的。这种思想的本质是轻视我国组织起来了的革命农民，因而不能不受到事实的反驳。大跃进的事实不但彻底推翻了他们的农业发展快不了的论断，而且彻底推翻了他们的人多了妨碍积累的论断。“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要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的更多，积累得更多。显然，这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人民日报》
接着，《人民日报》于
《人民日报》开了头，《光明日报》、《经济研究》等报刊也紧跟其后，发起了对马寅初公开批判，发表的点名文章有160余篇。3
这里，补充一段材料：邵力子、马寅初不断地提出计划生育，并向周总理多次真诚相告，希望党和国家为此尽快制定政策。周总理十分清楚二老的意见是正确的，为此专门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笑着对周总理说了两句话，算是答复：“恩来啊，中国革命的成功，证明了一是人多好办事，二是人多热气旺。”这事从此被否决。但周总理并没有放弃，还在支持二老的意见，一直到“文革”，他还专门派人到各地去调查研究人口的急速膨胀，使周总理忧心忡忡，他专门向毛泽东打报告，要求及早实行邵力子、马寅初在50年代初就提出的“计划生育”。但毛泽东还是没有同意，在周总理的报告上批了“未必有此事”，这事就没有能够提上议事日程，一直到70年代初，经济的长期徘徊和人口的猛长，大量知青无工作可做，城市呆不下去了，才使计划生育成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中央出台了计划生育政策。这时，已是邵力子、马寅初提出计划生育意见的20年后。5
8月的北戴河会议，毛泽东说：“人口的观念要改变，现在人少，不是人多了。过去我说搞八亿，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中共党史资料》第47集第216页）
北京大学党委根据毛泽东、康生对马寅初批判的调子，在对马寅初进行口诛笔伐后，准备要把马寅初打成右派。周恩来得知后认为这样做不妥，马寅初国内外都有影响。遂找马寅初谈话，让他写检讨，以便过社会主义关。
马寅初拒绝检讨。他写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交给《新建投》杂志（一九六0年第一期）发表，文中声明：“我接受《光明日报》开辟一个战场的挑战书。”“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制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3
毛泽东看了马的文章后，向秘书口授道：
马寅初向我们下战表，堪称孤胆英雄，独树一帜，也可以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马尔萨斯姓马，他也姓马，有人要捍卫他的外国祖先到底，有什么办法？看来，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了。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予出路，此事不可手软。”4
全国对马寅初的批判，迫使他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很快又被罢免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的职务。北大党委随之将他定成“内控右派”，同时，还被剥夺他发表文章的权利。规定他不得发表文章，不得公开发表讲话，不得接受新闻记者采访，不得会见外国人土和海外亲友。从此，一个国内外有影响的一代学者便在中国政治舞台和学术论坛上消失了。
三、真理终得申张
l979年9月11日，马寅初九十高龄的时候，中央批准了北京大学党委所作的《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报告》和《关于马寅初先生的平反的决定》。决定指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的观点是正确的，许多主张是可行的。他认为国民经济要综合平衡，各部门应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也是正确的。强加于马寅初先生的‘藉学术研究为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一贯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服务’、‘一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等诬蔑不实之词，应一律予以推倒。党委决定为马寅初先生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这一冤案拖了20年，终于平反。还真理于天下，还马寅初以清白。
从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到1979年为他平反的20多年间，我国人口从6亿多增加到9亿多，净增人口3亿多，几乎相当于俄罗斯人口的两倍。到20世纪末，我国人口多达13亿。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十分沉重的负担。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许多困难，都是由于人口太多，就业压力太大；每年所创造的财富大量用于众多人口的基本生活消费，积累很少；教育负担也重，全民族素质难以提高；社会治安任务很重等等，这都可归之于毛泽东对马寅初批判的“功劳”。
现在，中国的很多困难和乱子的根源，都与人口过多有关，而应对此事负责的，首先就是毛泽东。如果毛泽东信守前言，不是那么言而无信，翻云覆雨，仍然说“马寅初讲得很好，今天讲得好！我跟他是同志”，何至于有今天人口太多、各方面都紧张的沉重负担？
四、毛泽东为什么要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呢？
从上述可知，对于马寅初的“人口论，毛泽东曾经是赞同的。后来，一翻脸，不仅不赞同，还要对马寅初进行批判、撤职，撵下台，把马寅初当成右派――也就是当成反革命派来打击。现在根据他的言论，对这个问题来作一些分析。
第一，
人多，劳动力多，便于生产。
毛泽东曾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说：“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1
在毛泽东发动的合作化运动中，他说：“合作化以后，对于很多地方来说，生产的规模大了，经营的部门多了，劳动的范围向自然界的广度和深度扩张了，工作做得精致了，劳动力就会感到不足……”毛泽东还认为，就是“农业机械化以后也将是这样”。既然总是劳动力不足，那就只有增加人口来补足。2
1957年，在他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又说：“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推出门外了事。”3
看来，对于人口和生产的关系，毛泽东还停留在过去农业科技很落后的农业社会时的观点。要增加生产，唯一的办法就是靠增加人口，增加劳动力。今天一个农民的常识也知道，要增加生产，主要依靠农业科学技术。再说，单有人多就能增加生产吗？要生产，得有生产资料，劳动对象。如果缺少这生产的基本条件，仅有人，仅有劳动力，那是不可能有什么生产的，反而会成为社会的负担。我国今天城乡劳动力过剩，就业压力很大，很难消解。这种情况，并不只是在今天才显得特别突出，就是在当时，人多地少的矛盾及其引起的严重后果，马寅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是毛泽东听不进去，奈何！
第二，毛泽东的人口理论不容挑战
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毛泽东重申他在1949年批驳艾奇逊的马尔萨斯人口论观点：“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的速度还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就得多，而不是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从多就可能生产更多，积累得更多。显然，这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1这是不指名地批判马寅初所持的观点，跟马尔萨斯人口论是一样的。
毛泽东批判马寅初，周恩来婉言相劝，要马寅初检讨。马寅初断然拒绝，并写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交给《新建投》杂志发表，文中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占，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2
毛泽东看了马的文章后，向秘书口授道：
马寅初向我们下战表，堪称孤胆英雄，独树一帜，也可以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马尔萨斯姓马，他也姓马，有人要捍卫他的外国祖先到底，有什么办法？看来，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了。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予出路，此事不可手软。”3
这里毛泽东重提马尔萨斯，把马寅初和马尔萨斯相提并论。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说：“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4
康生了解到毛泽东的这个意思，也是鹦鹉学舌，在北京大学“批马”座谈会上说：“马寅初曾经说过。有人说他是马尔萨斯主义者，但他不同意。他说，马尔萨斯是马家，马克思也是马家，而他是马克思的马家。我看这个问题，现在是该澄清的时候了：我认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毫无疑问是马尔萨斯的马家。”他一面指挥北大围攻马寅初，一面给理论界和有关刊物负责人写信，指使他们：在批判《新人口论》的时候，要学习毛主席的六评白皮书，特别是《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要像批判美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判马寅初。5
其实，马寅初的人口主张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完全不同的，马寅初在他写的《新人口论》中，专门写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错误及其破产”和“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两节，他写道：“马尔萨斯从掩盖资产阶级政府的错误措施出发，我则从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农民的文化和物质生活出。”并用了大量篇幅“用中国的实际情形来说明这个不同之点”。6
马寅初是说，我国的人口生育要有计划，要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一致起来。与马尔萨斯所说的单纯的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问题，有着原则区别。但毛泽东、康生、陈伯达之流，根本不听，硬是要牵强附会地把马寅初跟马尔萨斯扯在一起。既如此，那么，当马寅初起初提出这种主张时，你毛泽东不是还赞同过的吗？你不是说：“马寅初讲得很好，今天讲得好”吗？你在赞同的时候，怎么没有跟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扯到一起呢？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在人口问题上，只有毛泽东是权威，容不得任何异议和挑战。一旦被毛泽东这样认为，那就必然被当成异端，加以扼杀。
第三，毛泽东认为，中国人口多，是超过苏联、超过英国、美国的资本
斯大林死后，毛泽东认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非他莫属了。他不仅要想当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还想当全世界的领袖。当时，中国与苏联比较，许多方面都落后，比不上苏联。但是，毛泽东认为，有一条比苏联要强，那就是中国人口比苏联多。也是凭这一条中国的人口比英国、美国人口都要多，因此，就能很快超过他们。
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中国能赶上苏联、英国、美国的“优势”，就是“因为人最多嘛！”“我们这么多人，现在六亿再过十年八亿。”中国人口多，人多力量大，从多势众嘛！马寅初的人口主张会影响他的霸主梦，他岂能容忍！
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有这样一段说法：
“毛泽东曾经有过超越苏联，首先进入社会主义的雄心，这也是促使毛泽东決心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顾一切的蛮干一场，不惜一切代价的把中国推入他抢先跃进、进入共产主义的疯狂试验！他不满足于只当中國“四个伟大”的最高领袖，还要实现他成為国际共产主义霸王的迷梦，滿足他极端狂傲的领袖欲，他的个人野心发展到了极点。这不只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而是“一霸功溃亿骨枯”，弄得整个社会陷入民穷財尽、整個国家处于崩溃的边缘。恐怕这也是空前絕后的奇灾异祸吧！”2
第四、毛泽东认为，打起仗来，人多是优势。
且看赫鲁晓夫的一段回忆：
“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我和毛泽东穿着游泳裤躺在游泳池边上，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毛泽东问我：‘赫鲁晓夫同志，你怎么想？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军事实力，你就能看到我们显然比我们的敌人强。你想，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加在一起能动员多少个师啊！’他试图要我相信原子弹本身也是纸老虎。他说：‘听我说，赫鲁晓夫同志。你们只要挑动美国人动武就行了，你们需要用多少个师来打垮他们，我们就会给你们多少个师──100个，200个，1000个，都行。’我竭力向他说明，只要一两枚导弹就能把中国全部的师都炸成粉末的。但是对我的争辩他连听都不听，而且显然认为我是个胆小鬼。”3
由此看来，毛泽东准备用1000个师（1个师按1万人算就是1000万人）去当原子弹下的炮灰，那岂不是“再有十亿人也好办”了吗？他显然把中国人口多作为对抗他国的一种优势。既有如此愚蠢的想法，对马寅初的的人口理论和关于控制人口的意见，还能当一回事吗？他不久前才讲的什么“马寅初讲得很好，今天讲得好！我跟他是同志”的话，不过全是假话而已。至于他说让世界人口死一半，或三分之一叫“资本主义全部消灭”，那就更是胡言乱语。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他也曾这么胡侃过一次。他说：“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1
对于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张戎、乔·哈利戴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说：
在场的意大利代表英格劳对我们说：大厅里听众感受到震惊、生气，感到人对毛泽东无非是数字，死人他满不在乎，核战争他毫不介意，还挺喜欢。南斯拉夫首席代表卡德尔听毛讲完后想：“再清楚不过了，毛泽东想要战争。”就连信仰斯大林主义的法国共产党也很反感。2
对此，“哥穆尔卡同志毫不掩饰地表示了愤慨。诺沃提尼同志说：‘毛泽东同志说他的6亿人口准备损失掉3亿。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1200万人，打起仗来都得死光，谁还能留下来重新开张？”3
由此还可以质疑：其一，全世界人口死一半或三分这一，能否“资本主义全部消灭”、“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如果资本主义消灭不了，帝国主义打不平，这么多的人口死亡，不是白白的死了吗？其二，即使能实现你那“全世界社会主义化”的妄想，付出那么多人口死亡的代价，值吗？何况，你说的那套社会主义，样板无非就是苏联、中国、古巴、朝鲜这些国家，在全世界人民心中有什么好印象？有多少人能接受？其三，要让二十多亿人口死亡，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不说了，他们的命不好，谁叫他们生在资本主义国家呢？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按毛泽东的说法，应该是当家做主人了，那么他们都向你授权过，他们都愿意让你把他们当炮灰吗？对如此众多人生命的大事，毛泽东谈起来，没有任何一点悲惜之情，他是那么轻松自如，信口开河，这不是一个恶魔的形象吗？
固然，在正式发表的文件中和一些宣传文章中，都有说“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的字样。还经常讲，美国、英国等国家是战争疯子。例如，也是在莫斯科那次讲话中他就说：“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
这些话表明：帝国主义是战争疯子，首先挑起战争，“我们”进行反抗，是被迫的。
可是，从前面引用赫鲁晓夫的回忆可知，是毛泽东亲口对他说“你们只要挑动美国人动武就行了”。这是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私下、毫无顾忌的情况下说的。可以判断，这更能够表达他的真实思想。他要唆使苏联“挑动美国人动武”，表明毛泽东主使，要挑动战争。这能说“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吗？能说是被迫进行反抗吗？以前我们的舆论总是说帝国主义疯子、战争贩子挑起战争，现在知道原来毛泽东也曾叫苏联“挑动美国人动武”，谁是疯子、战争贩子呢？
从历史上看，凡是主动挑起战争的一方，引起对方反击，然后嫁祸于人，都是说对方挑起战争。他们在这样干的时候，都要寻找“正义”的借口，把对方置于“不义”的地位。从没有一个会说是自己挑起战争的，总是说对方挑起战争，自己是被迫反击的。说“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是毛泽东的一惯伎俩。从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内战可以说明。客观地说，国共双方都是要消灭对方的，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这是无疑的。毛泽东要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也是早就确立的既定方针。他当时讲：“这个内战是他强迫我们打的。”真是这样的吗？毛泽东多次讲：“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他的方针已经定了，我们也在准备着。”就在毛泽东准备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前两天，他在给党内的通知中写道：“配合苏军和蒙古军进抵长城之声势，造成了我党的有利地位。今后一个时期内应继续攻势，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再有一时期攻势，我党可能控制江北、淮北、山东、河北、山西、绥远的绝大部分，热察两个全省和辽宁一部分。”1
这里面说的“攻势”能说是“是他强迫我们打的”吗？
最典型的是朝鲜战争。斯大林唆使、毛泽东支持金日成，指挥二十多个师发动突然袭击，朝鲜军队打过国际规定的三八分界线，打得南朝鲜军队措手不及，溃不成军，一溃千里。中国的舆论怎么说的呢？说是李承晚的南朝鲜军队在分界线挑起战争，朝鲜人民军被迫奋起反击。试问：如果是李承晚的南朝鲜军队首先挑起的战争，能让金日成的北朝鲜军队那么容易地被打得狼狈逃窜吗？之后，以美国为首组织联合国军进行反攻。毛泽东怎么说呢？说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还要企图侵略我们中国。然后让中国人民解放军穿上志愿军衣服去“抗美援朝”。至于国内，凡是毛泽东要主动打击别人，也是这套路数。譬如，反右派。原本是毛泽东畜谋要收拾知识分子，耍“阳谋”，请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提意见。当大家提了一点意见后，毛泽东就扣上“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发出号召:“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2这事过了五十后，那些从事“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们，其组织、计划、纲领、路线是什么？在哪里？谁都能从中看明白，毛泽东是怎样被“强迫”“反击”的呀！
关于毛不惜人命打仗的言论，从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还有两段，摘抄如下：
一是，1958年夏天，毛发动炮打金门引发台海危机后，
二是，“毛泽东1968年11月对澳大利亚的希尔说，他认为，‘这个世界需要统一’。‘蒙古人、罗马人、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大英帝国，都想统一世界。今天的美国、苏联也想统一世界。希特勒想统一世界，日本想统一太平洋地区。但是他们都失败了。照我看，统一世界的可能性并没有消失。’‘我认为，这个世界是能够统一的。’毛显然认为这个角色非他莫属。他说美国、苏联都不行：‘这两个国家人口太少，到处打起来人力就不敷分配。而且他们都怕打核战争。他们不怕别的国家死人，可是怕自己的人口死掉。’哪个国家人口最多呢？哪个国家的领导人不怕自己的人民死掉呢？自然是中国，自然是毛泽东。”3
如此看来，美国、苏联都“怕自己的人口死掉”，表明他们多少还是顾惜本国人民的生命的。惟毛泽东不“怕自己的人民死掉”，不惜本国人民的生命与美国、苏联拼比死人竞赛。毛泽东的这种观点，怎么能容忍马寅初的人口主张呢？
7、“阳谋”（上）
1957年春天，毛泽东提出，要在全党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1他一再号召大家鸣放，鼓励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知识分子人士鸣放、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还批评党内一些对此思想不通的人。可是，不久就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对那些提意见的人给予猛烈的反击，打成右派，予以专政。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大呼上当，说这是搞的阴谋。毛泽东却十分得意地诡辩道：“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他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除掉。”2原来事先就已经谋划好了，号召人们鸣放，只不过是“引蛇出洞”。那么，这场“阳谋”是怎么一回事呢？
设置陷井
“也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甚至是反革命的力量。”
“人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要有纪律性，也要有无纪律；要有集体主义，也要有自由主义。”
“中央成立一个体制小组，专门研究如何划分权力。”
“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反对它的帝国主义。”
“苏联只有一个党，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
“对犯错误的人看他是否改。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不要学斯大林，斯大林对犯错误的人不让改正，这是不好的。”
“苏联揭露出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3
他还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上说，“对民主党派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
这个文件规定了这次整风的方针和方法。文件指出，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属于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在开展批评时，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要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文件还特别指出，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
他还特别讲道：
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却是不好，党内外应改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有职有权。
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成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
党章有一条规定工厂、农村、部队、学校要实行党委制，现在看党委制恐怕不合适，要改一下。职权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和教授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有什么办法和意见都到那里去讲，人家赞成的就作，不赞成的就不作。2
经过动员以后，全国各地各机关团体学校等，都开始整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有关的座谈会上发言，对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和批评。在这些“畅所欲言”的发言中自然免不了有片面的、偏激的、错误的。
准备反击
如前所说，毛泽东在
这篇文章劈头就说：“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斗争的结果，走向自己的反面，建立新的统一，社会生活就向前进了一步。”文章大讲“物极必反”的道理，这就同两个多月前《讲话》所强调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总方针迥然不同了。接着毛泽东又分析了整风中的动向，他说：“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他们也有缺点，但不严重。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至少三个大变化：第一，两个多月前讲话的重点是批判来自“左”的方面的教条主义，《变化》一文的重点就转移到批判来自右的方面的修正主义了。第二，以前的讲话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变化》一文从党外不参加整风，变为“要帮助党外人土整风”。这就预示着“风向”要转变了。为此，他还作了具体指示：“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第三，以前讲话的主要精神是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包括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化对抗性矛盾为非对抗性矛盾。《变化》一文的精神却反了过来，它是要激化矛盾，促使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
文章还说服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做梦。中间派中有一些人是动摇的，是可左可右的，现在在右派猖狂进攻的声势下，不想说话，他们要等一等。”“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
文章还说：“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除掉它、灭掉它。民主党派中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学艺术界的右派，新闻界的右派，科技界的右派、工商界的右派……
大约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他们只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
“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时期内）在你们手里。”“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3
这种“引蛇出洞”的基调，在前一天即
最近各地党外人士正在展开对于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这不但会大大帮助我党的整风，消除同党外人士的隔阂，而且可以在群众中暴露右倾分子的面貌。我们党员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导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紧接着，就布署“引蛇出洞”了。
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对为什么要组织反右斗争作了说明：
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可是他们忘记了，今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
6月8目的指示和社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的正式开场。一场反击“右派”的大战大规模地打起来了。
“在这次浪潮中，资产阶级大多数人表现很好，没有起哄”，“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比较大，大约有10％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鉴于这种情况，他认为“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丢脸出丑。”1至于反击的时间，可由各地视情况而定。
社论还说：“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但人数较少，系统性不明显。就民盟、农工成员来说，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呼风换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数被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干。因为他们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神通却是相当大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这里面讲的“章罗同盟”，纯粹是毛泽东的杜撰。章伯钧和罗隆基两人之间，长期意见分歧，经常争吵。章伯钧在批判的压力下被迫承认有“思想上共鸣”也就是“思想上的联盟”。罗隆基对此坚决否认。他两次到到章伯钧家去质问章伯钧：“伯钧，凭什么说我俩搞联盟？章伯钧：“我也不知道，我无法回答你。”罗隆基第二次到章伯钧家，对章伯钧怒气冲天地高喊：“章伯钧，我告诉你，从前，我没有和你联盟！现在，我没有和你联盟！今后，也永远不会和你联盟！”2
反击右派在全国展开，一直搞到1958年。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陈铭枢、龙云、费孝通、钱伟长等民主党派代表人物被划为右派分子。毛泽东说他们是“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全国被打成右派的55万余人。比毛泽东起初估计的四千人多出一百倍以上。
“右派”们鸣放了些什么？
现在回过头来看，右派们都鸣放了些什么？他们是怎样向共产党“进攻”的？兹摘其代表性的、也是全国最有名的大右派的鸣放言论如下，让历史和后人评说。
1957年3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期间，委员们讨论毛泽东
他说，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的重大问题，可以多听一些各方面的意见。他提到过去工作中的一些失误，如扫盲运动、五年一贯制、推广双轮双铧犁等问题，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根据材料，多方面地进行讨论，或经过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专家的讨论，就会减少损失。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再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这样，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我看包括党内的一些同志，大有问题，相当混乱。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有意见，我不能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章伯钧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这就是章伯钧讲的政治设计院，因此成为全国头号大右派，受到全国口诛笔伐，说它的目的是要使我国政权离开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一共产党的领导。
章伯钧在民盟中央小组批判他的座谈会上解释说，我说到政治上的设计院问题，设计是工程技术人员的事，不是居于领导地位的。1意思是说，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他并没有否定，更没有想取而代之。他只是认为，共产党是领导，不是政治设计院，不搞工程技术人员的事的。但在毛泽看来，共产党既是领导，又是政治设计院，也搞工程技术人员的事。因此，被看成是要和共产党“平权”，也就是分权与夺权。那就自然遭到猛烈的反击。其实，这是在没有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前提下，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
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的罗隆基，在3月18的发言主题是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今天的关键问题，仍然是怎样消除党与非党的隔膜。他说：“周恩来总理在一年前就指出，‘隔膜常常是从双方面来的’，同时又指示党员干部‘必须主动努力消除这种隔膜’。我认为这种见解是绝对正确的。”罗隆基还举了一些事例来说明党员方面的责任，如“少数教授埋怨评级不公平。重政治不重学术，党团员等级高，党外人士等级低。扩大知识分子进修培养的机会，少数教授埋怨选拔不公平，选青年不选老年，党团员机会多，党外人士机会少。”罗隆基认为，尽管这种反映是少数，但也值得领导干部主观努力，进行检查，看在行政工作中是否有协商不足，民主不够的缺点，看是否在无意中犯了宗派主义的毛病。罗隆基接着又谈到了共产党的“双百”方针，他说：一年来在学术思想方面，“百花齐放”，放者不多，“百家争鸣”，鸣者太少。两个口号提出来的时间太短，可能是原因之一。但基本原因还在一般高级知识分子顾虑太多，猜疑太重，以致花不敢放，家不敢鸣。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因为党员干部和党外进步人士对这两个口号缺乏正确的认识和体会，他们热心于尊统卫道的工作，过急过早地倡导“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议论，对思想学术的“放”者“呜”者，不惜口诛笔伐，“包抄”“围剿”，以求正人心，急邪说，传道统。罗隆基说，“这种现象是值得领导干部和党外进步人士认真检查，‘主动努力’来切实纠正自己的教条主义的。”最后，罗隆基还说，今天所进行的批评、斗争和改造的团结方式，和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性是有矛盾的，怎样来统一这个矛盾，怎样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鼓起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消除彼此间的隔膜，这就靠领导干部的“主观努力”了。2
罗隆基以知识分子代言人的身份发了上述一番议论，并不是偶然的。早在1956年1月，民盟中央就向全国政协提交了一个设立“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委员会”的建议。3月，全国政协设立临时性的知识分子问题研究小组，罗隆基为召集人之一。此后，他一直力争成立“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委员会”，而取代原来限于研究社会知识分子失业问题的“社会知识分子问题委员会”，提出“知识分子的来信应一律交由委员会处理，而不能经过人民来信机构转请政府有关部门处理”，后来在反右派斗争中，说罗隆基与党争夺对知识分子的领导权，根据就来于此。
这就是被批判为右派言论的“平反委员会”。其实，这个主张并不是他的创造发明，他是援引和发挥毛泽东
第三号“大右派”可能要算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民盟盟员、《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
储安平曾于5月下旬起草了一封约稿信，他在信中写道：“我们努力的目标之一是使《光明日报》能够成为民主党派成员和高级知识分子的一个论坛。为了更好地响应并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两大方针，我们诚恳地欢迎您更多地利用《光明日报》来陈述您对于国家事务的各种意见。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不预出题目。由各位先生自由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愿意写的问题。假如能结合互相监督的方针发言，更好。”
当时的《光明日报》作为响应毛泽东号召、向党提意见、“鸣放”的一个园地，自然免不了发了一些批评问题比较尖锐的文章。但是可以看到，储安平到《光明日报》社后，他的指导思想仍然是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鸣放的方计，把《光明日报》办成具有中国民主党派特点的报纸。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于“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以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1
这篇发言，总的意思是对“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有意见，把它概括为“党天下”并认为这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其实，毛泽东在半个月前即
还可以说一个“大右派”，著名的爱国“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
章乃器解放前就一直从事民主运动。建国初期，章乃器曾多次论及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理论和政策，对统一战线理论进行了重要探索。这期间，他和毛泽东的交往，传为统一战线的佳话。
1952年8月，章乃器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粮食部长，以后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主建国会副主席。由于职务上的原因，他经常论及一些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政策问题。1955年，章乃嚣发表了这样的观点：民建的性质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之内的，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党派。但他同时声明：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一个政党。如果外宾们说，你们的党可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我认为可以欣然承认。有一次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曾指着章乃器说：“我很同意你的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难道我还允许白色资产阶级的存在？”章乃器悦，我提的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既然可以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有什么不可以说红色资产阶级政党？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章乃器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也已经基本消灭了，留下来的只是残余或者尾巴罢了。”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笼统地提两面性，不利于调动工商界的积极因素。与其笼统地提两面性，还不如在大力鼓舞生产经营积极性的前提下，具体地指出必须改造的那些资本主义的思想作风。
之后，风浪骤起。从
当时，曾有党外人士反映“有职无权”。章乃器提出，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他说：“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同时他也声明：“不过，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里，党组织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织管政治思想领导，党组织和我有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现在，可以说经过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章乃器说这段话是有历史史背景的。他曾于1955年先后两次致函毛泽东，反映工作中某些党员干部不尊重科学和宗派主义的作风。毛泽东复信说：“感谢通知我这些情况和你的意见。干部中的片面观点总是会有的，问题是好好帮助他们学会实事求是全面分析的方法。”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问题得到了纠正。章乃器所说的“斗争”，就是指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对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风而言的。但在1957年却以此诬指章乃器与党争夺权力。
章乃器说：“假如不幸而让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当中起主导的作用……那不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幸，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损失。”他还认为革命领袖有时为革命辩护而讲的一些话，也不能机械地用来指导今天的革命工作。他举了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革命不是绘画绣花”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两句话为例，指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适用的，但是现在生产建设中有些工作细致些，尤甚于“绣花”；在革命胜利后对反革命分子的的改造“也不是采取残酷的手段，而是采取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就是因为这些，章乃器被说成是一贯地“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争辩，也表示：“不勉强争做‘左’派，但是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别人给我戴右派帽子。”1958年1月31日前后，章乃器被撤销了所有的职务，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后来又被撤销了政协委的职务。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章乃器的“右派”冤案终于在1980年6月平反昭雪。1
严重后果
薄一波的回忆录写道：“到整个运动结束，全国共划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人，比八届三中全会的透底估计还多四十万人。这说明，我们对右派情况，并没有一个确实可靠的估计，而基本上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1
李维汉回亿：“
对右派的定性，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资产阶级的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分化右派。”4据薄一波回忆：“反右派开始后，毛主席不止一次地指出：‘反右派就是肃反，这是新式肃反’。”5一百余万右派，虽不叫反革命，但等于反革命，被当成反革命对待。他们分别受到撤职、劳动教养，劳动改造，逮捕入狱，还有被处死的（北京大学的女学生林昭就是被处死的一个）。所有右派都被整得在群众中名声很臭，痛苦不堪，许多人受不了折磨，愤而自杀，家破人亡。
整个1957年，毛泽东热衷于“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至于最初提出的全党整风，即整顿“三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被他扔到一边去了，根本就没有整，整风变成反右派斗争，后来连提也不提了，完全转换了主题。
年初毛泽东宣布“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不到半年他就发动了一场规模更大、程度更激烈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
此后，谁也不能说不同意见，谁说不同意见，就是右派、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这就必然出现“大跃进”，必然出现“文化大革命”。全党全国全民族的灾难就接连不断。正如被打成右派的当年文汇报社长徐铸成所说：“从那次阳谋后，知识分子从此闭口不言，真是万马齐喑了。这大概是‘杀鸡敬猴’的战略部署吧。这次阳谋的如愿以偿，为以后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作了准备。”6
原《光明日报》社长杜导正对“右派”有一段论述：
被打成右派的这55万人，其中的绝对多数为当时中国知识界及干部阶层的精英：一部分是在解放前从各大中城市投奔根据地、投奔共产党的学生志士；一部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从西方回来忠心报国的科学家、学者；一部分是长期与共产党相依为命的民主党派铮铮盟友；还有很大部分是共产党自己一手培养的干部、大学生……
“一夜之间，他们从美好的人间，跌进了深不可测的地狱。炼狱之长，延续了20多年。法国有个大文豪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法国失去了500个达官贵人、政府政要，对法国没有太大影响；但如果法国一下子失去了500个科学家、艺术家、作家、音乐家、诗人，法国历史会倒退半个世纪。这用到中国不一定妥帖，但不幸的是，这句话在中国的20世纪的几十年间几乎成为现实。
“这55万“右派分子”，不是被种种外部的敌人，而是被他们信赖的党组织“引蛇出洞”之后“揪”出来，打翻在地的。在他们的脸上和心上，均被烙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火印”。许云峰和江竹筠之所以在国民党设置的监狱里、在刽子手的毒刑下能坚贞不屈，是因为他们自信自己在为真理而献身，坚信新中国的诞生和人民得解放的这一天终将到来，为此，他们愿把车底坐穿，他们含笑赴死。而这55万“右派分子”，是被他们所热爱的党组织“判决”为“罪人”的，并且在被炼狱之火熬炼的漫漫长夜里，他们还得被迫苦苦“悔改”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所谓“罪行”，而且，他们也完全不指望自己还会有什么“未来”。
“中国历史上类似民女窦娥被冤杀案尚且曾有关汉卿等人为之鸣冤，而55万社会精英——占当中国知识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十——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却几乎无人敢为他们公开呼吁一声，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出版物上，几乎见不到一个‘不’字。
“事实上，反右派斗争，只是新中国历史上类似悲剧的延伸和更大浩劫——“文革”的前奏。从此，中国知识界一片肃杀，风声鹤唳。世人禁口箝声，不敢再有独立思考。于是人民公社、“大跃进”在全国城乡通行无阻，之后又是“反右倾”、“四清运动”、“个人迷信”盛行，直到爆发赤色恐怖的“文革”，悲剧和破坏也发展到了极至。大批当年“反右派”、“反右倾”中的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此时，自己也在瞬间变成了“牛鬼蛇神”。
“这55万‘右派分子’，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所提供的数字，现已有99％被宣布属于错划，予以“改正”。据我所知当年被划的“右派分子”，不是99％错划，而几乎是100％划错了。”
“阴谋”“阳谋”辨
对于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反右派斗争，在大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多次号召人们鸣放、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情况下，无端地从人民内部打出五十五万右派，为什么一下子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呢？官方的宣传和一些文章说，没有预料到出现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向党发起猖狂进攻，故不得不予以反击。这是经不住一驳的。
从前面引述“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言论来看，就是作为提意见，也还算不上有多尖锐。要说右，远不及毛泽东自己讲的什么“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习之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等说法那么“右”。要说是向党进攻，除了这点宪法予以保证的言论自由外，并无其他组织上的任何行为。把五十五万人打成“右派”即反革命派，只凭毛泽东后来才在原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修改搞中加上去的“六条标准”。这“六条标准”，与原来讲话的基调完全相反，自相矛盾；而且解释和操作起来，随意性很大；更严重的是在处置上对“右派”开除公职、流放、劳动改造等，都没有任何法律根据。
经过几十年后，史家们趋于这样一种认识：在1956年10月波、匈事件以后，毛泽东就在考虑定计设局，“引蛇出洞”，聚而歼之。1956年1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2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上的讲话》中，就充分地说明了鸣放的意图以及它与以后的反右派斗争的关系：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就在这篇讲话的上下文毛泽东还说：“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是已经把“引蛇出洞”的战略部署说得清清楚楚了吗？难道还有什么地方不明白，还有什么疑问吗？
不仅有向所谓右派专政的决心，而且还像以前的“三反”时那样，设定了要打多少右派的指标。他说：“不要怕闹，闹的越大越长越好。……那里有浓包，有细菌，总是要爆发的。大省五万，中省三万，小省一万。准备闹事，年终结账。”3当时，什么人是右派，在毛泽东的心中已经有底了。他说：“对于萧军、丁玲之类的人，杀、关、管都不好，要抓他许多小辫子，在社会上把他搞臭。”4果然，后来萧军、丁玲都有成了右派。
被打成右派的人说，本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向共产党提了一点意见，结果被毛泽东打成右派即反革命派，上了当，是毛泽东搞了阴谋。毛泽东却说：不是阴谋，是“阳谋”。这样的诡辩，有几个人能相信呢？李慎之说：“最为平实的说法是：不管是阴谋还是阳谋，总之都是预谋、是蓄谋。”5“阳谋”这个词，是毛泽东的发明，也是对别人说他搞阴谋的诡辩，其实“阳谋”也就是阴谋，有大量铁的事实为证，不是依仗权势玩文字游戏能一手摭天的。
史学家黎澍著文说：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题目就叫《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其意义就是阶级消灭了，阶级对抗不存在了，剩下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就行了。这个讲话传达后，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科学工作者中间果然起了鼓舞作用。他们被邀请在一些座谈会上发言。可是，即使在这个时候，这种场合，发言者也还是心存顾虑。毛本人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人们‘怕钓鱼’。这篇文章是反击右派进攻的信号，既然直到此时人们还说‘怕钓鱼’，可见直到反右派斗争开始时，也并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猖狂进攻，需要‘打退’。然而进军号已经响了，一场斗争已经不可避免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人们目瞪口呆。毛本人也难以自圆其说，结果在
从此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直到
其实，如前所述，在毛泽东的心中，新中国建立后，主要斗争对象就是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像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章乃器这些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不管你“鸣放”不“呜放”，也不管你讲什么问题，你就是不吭气，也是迟早要被收拾的。罪名是可以信手拈来。且不说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党内与他共生死的彭德怀、刘少奇、贺龙等革命元勋，不是任意扣个帽子就被整死了吗？
8、“阳谋”（下）
在写完“阳谋”上篇后，还有一些以前与毛泽东有过交往的朋友或曾受到毛泽东好评和尊重的知识分子，在他施展“阳谋”的狂风暴雨中，由他亲手操办而被打成的右派。以前说过的话，不算数了；以往的评价，作废了；以往的情谊，全忘了。正如李慎之所说：“毛要下了决心，是六亲不认，铁面无情的。”1
先是赞扬《文汇报》，不久又说《文汇报》坚持资产阶级方向
1957年3月徐铸成去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听毛泽东关于“双百”方针的讲话后，又被毛泽东约请到中南海。同行的有邓拓、金仲华、王芸生等报人，当被康生介绍给毛泽东时，毛泽东立刻说：“久仰！久仰！”在与徐铸成握手时说：《文汇报》好得很，我每天首先就看《文汇报》。接着，毛泽东又赞扬说：“你们是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办得很好，编得也很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纸，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功夫再看看其他报纸。”
过了一会，毛泽东又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邓拓请徐铸成先说，徐铸成便把心中的顾虑说了出来，他说：“我们马列主义的书读得不多，我很怕放得过多一点，就会变成修正主义，怎么办好？”
“那不要紧，”毛泽东宽慰道：“你们都有几十年办报的经验了，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嘛！我们原先一点都不懂打仗，就是战争中学习。”
最后，毛泽东又问：“你们对鸣放还有什么具体困难吗？”
徐铸成便说：“我有一个想法，鸣放就是高价征求批评。比方说，我们搞了一个电影问题的讨论，刚刚开展，反批评就压上来了，压得很厉害，这样人家就不放。我的意思是，反批评是否可以慢一点，让人家畅所欲言，这就叫高价征求意见。”
毛泽东听后说：“这个意见很好。这样吧，我叫周扬同志写个小结，你有什么意见，让他小结一下，这样批评、反批评、小结，正、反、合，就是辩证法。”说完后，他特意问徐铸成：“你看怎样？”
“这很好。”徐铸成满意地回答。2
会议以后，徐铸成信心百倍地努力办报，报纸确有起色。不料，才过三个月，
徐铸成从访问苏联归来，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打成了右派。第二年徐铸成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斗。毛泽东逝世后，徐铸成得以平反。
受过毛泽东表扬的女记浦熙修，被打成大右派
新闻界著名女记者浦熙修，在1946年6月的“下关事件”中，被国民党打得满身是血，遍体鳞伤。在国共两党谈判期间，十分活跃。当年她任《新民报》记者，与共产党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据说毛泽东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雪》，是毛泽东请浦熙修到曾家岩，手抄了一份给她。通过她的手，才转到张恨水那里，在《新民报》上首次发表，得以公诸于世。因亲近共产党，于1948年因采访反蒋内战的学生运动遭到国民党特务殴打，还被逮捕入狱。这说明他是追求进步的左派。
1949年浦熙修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会议期间，有一次，毛泽东忽然发现了她，喊道：“浦熙修！”浦熙修前去与毛泽东握手。毛泽东说：“你是坐过班房的记者。”浦熙修说：“我要决心当好一辈子记者。”
1957年时，浦熙修任《文汇报》副总编辑兼北京办事处主任。《文汇报》遭到猛烈的批判。
“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一浦熙修一—《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此话一出，浦熙修立刻成了全国著名的大右派，遭到严厉的批判，并从此被迫离开她十分热爱的新闻工作。
《文汇报》在
浦熙修开始根本不接受这些指责，遭到大家猛烈批评。被迫“老老实实交待对人民的罪行”。他说：“罗隆基曾经千方百计要我搞文汇报办事处的工作，不让我去学习和其他报刊工作。”去年4月2日罗隆基从莫斯科给我来信，叫我在文汇报的人事安排上，“不必太老实，当争的应当争。”去年10月，《文汇报》复刊时，他又对我说，“《文汇报》是一张大有搞头的报纸，这应该是你一辈子的事业了，不必再埋怨我把你安排在文汇报办事处的工作岗位上。”《文汇报》复刊时，原来想以中层知识分子为中心，兼顾大知识分子，罗隆基认为要多搞大知识分子，代表他们，为他们说话。我们也听从了他的意见。所以《文汇报》一复刊之初就贯彻了“章罗联盟”的“鸣放为主”的方针。罗隆基还要我们不要听党组织的话。我们告诉他党组织换了人，他说：“不管换人不换人，党组总是党组。”在工作中，我有事总是问他，我们每天总有电话来往。他常常在我的面前诽谤党员干部。正是这样，我才拒绝中宣部介绍党员来文汇报工作。（见《人民日报》
1966年“文化人革命”开始，浦熙修受到非人的折磨。
“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被打成右派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上海的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王造时、沙千里、章乃器、李公朴、邹韬奋、史良七人，因积极、热情宣传抗日，反对国民党的“攘外必先攘内”（不积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却大力围剿共产党）的错误政策，被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共党嫌疑”、“鼓动罢工风潮”的“罪名”逮捕。被称为“七君子事件”，轰动了全国。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把“释放上海爱国领袖”作为国共重新合作的条件之一。这说明，毛泽东当时是站在“七君子”一边，也是肯定他们的爱国行为的。可是二十年后，除李公朴、邹韬奋已经去逝外，剩下的五人中章乃器、沙千里、王造时三人被打成全国闻名的“大右派”。
这里单说王造时的遭遇。
1957年毛泽东号召广大民主人士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时为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的王造时响应领袖的号召，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宣传会议上发言，首先，他赞颂了整风运动，他说：“作为一个开国当政的党，主动地、及时地运用大力，在全国范围内，来推动这么一个全面揭露矛盾、公开批评思想和工作的运动，在人类历史上，这还是破天荒第一遭。”他认为通过整风鸣放，“党的威信在全国广大群众的心目中不仅没有减低，而是更大大地提高了”。“大家把心里头的话吐得越淋漓尽致，大家越体会到党究竟是我们自己的党。”
王造时为知识分子讲了话，他说：“我深深感觉，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整个阶层来看，确是有着毛主席所说的志土仁人的传统。这个传统是我们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过去对它估计不够，党今后应当更多多加以爱护。”在知识分子这一方面，他认为，“我们今天的责任，是要本着搞好事情的精神，继续放鸣，彻上彻下的放鸣下去”。
王造时在这篇题为《把放鸣的重点放到基层上》的发言中还痛切地批评了官僚主义。他说：
“今天的官僚主义，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着；不是刚刚萌芽，而是发展到了相当恶劣的程度；一般说来，越往下层，越是专横，违法乱纪的事情越多。它阻碍了我们的生产进展，影响了我们的建设计划，损害了我们广大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官僚主义的行为，不管是有心或无心，实际上等于假借党的威信和国家的名器，作了害党害国的事情。正如周总理所说，官僚主义者在党与群之间筑起了一座墙，挖下了一道沟，弄得爱国爱党的人，尽管满腔热诚，想为社会主义建设，尽其一砖一瓦之用，可是莫名其妙地被挡在墙沟之外，凄惶失所，想不通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国家有前途而个人没出路。”2
在全国政协扩大会上王造时作了《我们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趋丰富美满》的发言。摘其要者如下：
“这次我有机会能够听到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关系的英明指示，特别感到欣幸。这些指示对于国家生活的日趋完善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将起决定性的作用。我受到了很大的启示和无限的鼓舞。在这种启示和鼓舞下，现在我来谈谈克服官僚主义、进行互相监督与扩大民主生活的问题。
我们中国好不容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终于打倒了封建主义、消灭了官僚资本主义，并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基地，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的大厦。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事业，但决不是容易的事业。在建立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当中，自然免不了要发生一些新的矛盾、新的困难和新的缺点。我们应该正视它们，而不应该自满于已获得的伟大成就而忽视它们。我觉得，我们一手应该拿着望远镜来高瞻远瞩，看清大势的趋向，肯定主要的成就，比照过去的落后，展望未来的远景，从而使我们满怀信心，向社会主义前途迈进，不致因为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迂回曲折而感到迷惑；另一手应该拿着显微镜来发现我们工作中的矛盾、困难和缺点，或在未形成的时候加以预防，或在萌芽的时候加以消除，或在已发生问题的时候加以解决，以免由无变有，由小变大，招致不需要的损失。毛主席指示我们：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转化；人民内部矛盾关系，如果自理得不好，也可能性转化为敌我矛盾关系。
怎样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关系处理得好，首先就必须克服官僚主义。……党中央和毛主席有鉴于此，为防微杜渐，特于去年宣布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这虽然主要指的是党派间的关系，但我希望将它扩充到各人民团体、各机关、各企业、各农业合作社及各基层组织中去。我体会这是民主生活进一步的扩大。照发展到目前的情形来看，这个政策已起了相当好的作用，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是有顾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道理，大家当然懂得，实行却不太容易。拿一个或许是不伦不类的比喻来说，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征更难。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养，难得虚怀若谷；做魏征的非得对人民事业有高度的忠诚，更易忧谗畏讥。我想，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像魏征的倒嫌其少。第二是不了解事实，很难提出批评和建议。不经过调查研究，没有发言权。的确，如果不明白问题的真相，而随便提意见，等于无的放矢，就可能患片面的毛病。因此，我觉得在可能范围内，应该提供一些事实和资料，与群众协商讨论。如果在这些地方，不搞些小民主或者小小民主，那么等到闹成大民主就麻烦了。……
我深信，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定由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我们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趋丰富美满；即使有新的矛盾、困难和缺点，我们也一定能够加以克服。让我们大家都在敢于正视矛盾，并不断努力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奋勇前进，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1
王造时作为党的诤友，这番话出自肺腑，光明磊落。不仅历史证明是对的，在当时也是十分宝贵的。魏征是历史上著名的忠臣，他曾向唐太宗提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薄赋敛，轻租税”等至理名言。唐太宗也虚心纳谏，重用魏征。他曾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他以魏征作为身边的一面镜子，成为一代明君。
王造时这番话的用意，无非是说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需要有一些魏征那样的“镜子”，以克服党提出的要整顿“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
不料，王造时的一番诤言好意，竟落得个“自比魏征，向党进攻”的罪名。他相信毛泽东讲过的“知无不言，言者无罪”，但结果却被毛泽东认：“‘言者有罪’对他们不适用”，认为“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2王造时和许多提意见的人，也就是响应毛泽东号召，作了一次发言，并无什么行动。可是毛泽东硬是指驴为马，说你“言论”就是“行动”，如此的诡辩，容不得申诉，只能“被打成了右派。
对王造时来说，还有一个“新账老账一起算的问题”。说他历史上有过“反苏”、“反斯大林”的问题。此事的原委是，1941年4月，苏联代表莫洛托夫和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建川美次在莫斯科，签定了《苏日互不侵犯条约（亦称中立条约）》，条约附了一份宣言。宣言中说：苏日双方“兹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州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宣言中说的“满州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都是中国领土。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侵占我东北（所谓“满州国”）华北、华东、华中，正在进一步大举侵略中国，苏联却要“始终保持中立”、“誓当尊重‘满州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而蒙古在当时也只是在苏联的扶持下的一个伪政权，当的中国政府也未予承认。这完全勿视中国的神圣主权，苏联老大哥不但出卖了我们，而且还要瓜分我们国家的神圣领土。
这个臭名昭著的中立条约和宣言向全世界一公布，就立刻激起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以宋子文为首的中国政府外交部即刻发表声明：“查东北四省及外蒙之为中华民国之一部，而为中华民国之领土，无待赘言。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并郑重声明：“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在民间，“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立即决定：在重庆召开座谈会以示抗议。“救国会”的负责人、著名爱国“七君子”中的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相约出席、主持了会议。爱国者们认为，救国会运动就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才发起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是为着收复失地、还我河山为目的的。被宣传为中国人民朋友的苏联，怎么能这样忽视中国人民的神圣领土完整呢？大家认为，有发表公开声明的必要。他们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分析：对苏联当局的如此行动，无不表示强烈的愤慨。
座谈会上根据大家的讨论和意见，公推王造时起草《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信中开始歌颂了苏联以往对中国抗战的支持，表达了对斯大林的“景仰”之情，然后指出苏日条约“显然妨害我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憾。故对于我政府宣布其无效的郑重声明，绝对拥护，而深信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公意。”
信中要求斯大林做出说明：“（一）尊重所谓的‘满洲国’是否事实上包含承认满洲伪国？（二）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否与一九二四年中苏协定内‘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的规定发生抵触？（三）对于我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的积极援助是否有所影响？”1
信中署名的有：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等。签字日期为
该信交往苏联驻华大使馆后，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国内外媒体无不肯定，称赞他们的写作动机是一种爱国的表现。
此时，一直对该事件静观不语的某领导出面，找沈钧儒、章乃器说：救国会朋友写这信的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否考虑到和斯大林的关系问题？而且此举也很容易被那些反苏反共分子所利用！
毛泽东后来在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对这个事件表了态：“如果这样一个条约会妨碍苏联支援中国，那它就不会签订。然而，如果不妨碍这种支援，那就可以签订而不致产生有害的后果。”
由于王造时执笔写了这封信，便成了一个“反苏”的代表人物。“反苏”就意味着“反共”。在毛泽东看来，王造时早就是“反苏”“反共”的罪魁祸首。
1949年建国以后，除了已经过世的邹韬奋和李公朴，七君子中的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等人，都到北京做高官去了，只有王造时在上海家中失业。到1950年秋天，才有复旦大学的陈望道校长聘请他去做法律系的教授，总算找到了一个养家糊口工作。
可是到1957年，王造时因为历史上有“反苏前科”，在劫难逃，在反右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就很快被打成为中国的大右派。王造时被打成右派后，在复旦大学接受批斗。他的小女儿因为同情父亲的不幸，被认为是“站在右派反动立场上”，也给戴上“右派”帽子。
父女两人双双成为右派，家里有两个休学在家的兄弟，因为受此强刺激而神经分裂，都变成了神经病。从此以后，两个“右派”养活和照顾着两个神经病人。身为教授的王造时，被剥夺了讲课的权利，被下放到图书馆。他的家也被从照顾高级知识分子的茂名公寓赶出，迁往川北公寓。“文化大革命”初起时，王造时遭揪斗，被罚打扫学校厕所，遭到红卫兵酷刑拷打。1966年女儿患恶性乳房肿瘤，父亲以反革命罪被上海市的公检法逮捕，投入狱中。不久女儿因经受不起无休止的批斗和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使肿瘤迅速广散而与世长辞，两个神经病人也都因衣食无着，在贫病交迫中先后去世！王造时在上海监狱中度过五年后被迫害而死，身边竟无一个子女送终。一代法学宗师，这个因抗日救国而闻名天下的名门望族，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
惜人已去，人去留芳。王造时先生给人间留下了君子兰花一般的永存的清香。
冯雪峰被打成右派
冯雪峰，著名作家、诗人、翻译家，三十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伟大的鲁迅的助手和信赖的朋友，当年为中共和毛泽东与鲁迅之间沟通的架桥人，后来因作为《文艺报》主编没有发表李希凡批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兼之与胡风的所谓“反革命集团”有牵连（同为鲁迅身边的人），被打成右派。
冯雪峰与毛泽东的关系，建立得很早，而且是有相当友谊的。早在1925年，毛泽东就读过冯雪峰的新诗并且非常喜欢。其时，毛泽东在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很需要得力干部，他从冯雪峰的诗中了解到冯是个人才，于是写信给北京的冯雪峰，希望他能到南方去工作。冯因当时正迷恋于文学，未能去广州。
1929年，冯雪峰作为共产党委派与鲁迅之间的联系业务人，去与鲁迅商洽成立左联之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于
1933年秋冬之间，冯雪峰在上海被特务盯梢，他有幸逃脱，去了江西革命根据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的瑞金，任中央苏区党校教务主任。那时，毛泽东受到王明路线排斥，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看到冯雪峰从上海来，知道他很早就从事文化工作，与鲁迅的接触比较多，便常约请冯雪峰相晤，询问上海文艺界和鲁迅的情况。冯雪峰见毛泽东遭排斥，对文艺又感兴趣，于是也很乐意将自己所知道的告诉他。据说，他俩常下馆子，常常是冯雪峰掏钱请客。一次，毛泽东来到冯雪峰的住处，见面后，风趣地说：“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冯雪峰便将自己所了解的有关情况告诉了毛泽东。同时还谈到，上海市的党组织希望鲁迅将苏区的斗争写成小说。鲁迅认为，红军的艰苦英勇的战斗，比苏联小说《铁流》、《毁灭》里描写的更动人，打算继续收集材料，并深以自己没有实际感受而苦恼。
1934年，冯雪峰同毛泽东一起参加了长征。途中，毛泽东特意将瞿秋白在长汀被杀害的消息告诉了冯雪峰。他知道冯雪峰也喜欢抽纸烟，便常把自己弄到的纸烟送给冯雪峰。从这些点滴小事可以看出，冯雪峰与毛泽东俩人之间，是有一定友谊的。
1935年10月，冯雪峰与毛泽东患难与共，经过无数的艰难险阻，终于到达陕北根据地。
1936年4月，党中央派冯雪峰从陕北回到上海工作，先任中央特派员，后任党中央上海办事处副主任。临行前，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分别和他作长谈，交给他重要任务。叮嘱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了解一下情况后再找党员和地下组织。毛泽东对冯雪峰说；“我可以把底牌告诉你，现在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他们暂时很强大。要把他们赶出去，需要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这条战线甚至包括了蒋介石本人在内。”这表明，毛泽东对冯雪峰的信任。4月下旬，冯雪峰到达上海第二天，即去鲁迅寓所找鲁迅，把以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新方针政策精神传达给鲁迅，并向鲁迅介绍了红军长征、遵义会议、抗日统战政策等内容。
这样，冯雪峰就在毛泽东与鲁迅之间、毛泽东思想与鲁迅精神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开始了相互之间的联系与沟通，捍卫了作为文化斗争主将鲁迅的光辉旗帜。
到上海不久，冯雪峰得知，毛泽东的两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由党组织安排，寄住在董健吾那里。他在见过鲁迅、茅盾等人后，就去关心这两个孩子。董健吾说他们已欠下了房租费等相当大一笔债。冯雪峰听后，就给了他一笔钱还债。以后，董健吾又向他要过几次钱，冯雪峰每次都给了。但冯雪峰感到这样长期住下去不是个办法，就与杨承芳联系，由李杜和杨承芳带了两个孩子到了法国巴黎，然后转送到莫斯科。这件事，从毛泽东来讲，冯雪峰对他是有恩的。
冯雪峰受鲁迅委托，将鲁迅在病中所编的瞿秋白的遗作《海上述林》，以及火腿送给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在延安的毛泽东等人，还购买了十几条半线半毛的长围巾送给中共中央的其他同志，以御西北高原的寒风。此外，他还单独给毛泽东送去几听白锡包纸烟。后来冯雪峰说：“当时陕北很苦，同志们生活得相当艰难，我进入上海，总想给他们捎点什么吃的或用的去。只要是吃用的东西，我都想买。但身边钱不多，只买了一些廉价的围巾和香烟。当时鲁迅有一笔稿费在我手头，我就先斩后奏地用这笔稿费代鲁迅给毛主席买了火腿。可惜火腿和香烟在西安就被别的同志瓜分了，只有那围巾是送到了的。”
冯雪峰用鲁迅的稿费购买火腿的事情，后来显然得到了赞成，用许广平的话说，这是鲁迅对毛泽东和红军战士的“丹心一片”。
1937年1月，冯雪峰回到延安，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汇报了上海的工作情况，毛泽东对冯雪峰的工作表示满意。不久，冯雪峰又回上海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冯雪峰在金华被捕，关押在上铙集中营。后经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营救出狱。出狱后，冯雪峰写了《乡风与市风》、《起初之歌》等作品，受到毛泽东的称赞。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冯雪峰也在重庆市，毛泽东约冯雪峰见面会谈。在谈到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时，毛泽东说：“好几年还没有看到过像《乡风与市风》、《起初之歌》这样好的作品。这都说明，毛泽东与冯雪峰可以说是老朋友了。
无论以冯雪峰在党内的资格和地位，还是与毛泽东的私人交情来说，毛泽东登上领袖位置以后，他都应该是恩宠有加的，但事实却恰恰相反，他遭到厄运。这或许是因为他与周扬等人的关系不睦，也可能是他的工作不能使毛泽东满意，也可能是他倔强的个性。
建国以后，冯雪峰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联常务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等职务。1954年10月，冯雪峰主编的《文艺报》，因为没有发表李希凡、蓝翎批评红学专家俞平伯先生的《评〈红楼梦〉简论》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批判。说冯雪峰等人“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1冯雪峰为此写了《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发表在
可是，毛泽东却是不依不饶。冯雪峰在检讨中说：“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毛泽东针对这段话批注：“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该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
冯雪峰检讨中所说：“这完全说明我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失去了锐敏的感觉，把自己麻痹起来，事实上做了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的俘虏”。毛泽东批注：“一点没有失去，敏感得很。”1
冯雪峰在检讨中说：“检查起来，在我的作风和思想的根抵上确实是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深刻联系的。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平时安于无斗争状态，也就甘于在思想战线上与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平共处’。”毛泽东针对这段话批注：“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2冯雪峰在检讨中说：“我平日当然也做过一些帮助青年的工作，例如替他们看原稿，设法把他们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但虽然如此，仍然可以不自觉地在心底里存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毛泽东在这一段中的“可以不自觉地”和“在心底里存在着”几个字旁划了竖线，并分别写了批注：“应说是自觉的。”“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3冯雪峰在检讨中说：“在这次错误上，我深深地感到我有负于党和人民。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是不可容忍的。”毛泽东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几个字旁边划了竖线，并写了批注：“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4
1955年初，陆定一、周扬、林默涵等人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汇报批判胡风的计划。周扬对毛泽东说：“雪峰同志因《文艺报》的错误受到批评心里很痛苦。”
毛泽东严厉地说：“我就是要他痛苦。”2
1955年，胡风被打成“胡风反党集团”的头子，冯雪峰因当年与胡风都是在鲁迅周围的人这一关系，被卷入“胡风事件”而受到批判。
其实，把冯雪峰打成右派的主使者，还是毛泽东。从毛泽东对冯雪峰在《文艺报》问题上的一系列批示中已经是十分明白的了。尽管在毛泽东号召大家“呜放”、给党提意见时，冯雪峰什么话也没有“呜放”过，所在单位也没有上报他是右派，但在毛泽东对冯雪峰《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的那些批注中，可以找出为什么要把冯雪峰打成“右派”的答案了。早在三年前，毛泽东就已经认定冯雪峰“浸入资产阶级泥潭了”，“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这还不算“右派吗？另外，还可从毛泽东竭力反对为冯雪峰的右派问题进行甄别这一态度上，得到进一步的佐证。
1962年7月，统战部向中央报告，提出对划成右派的本人及其家属要求甄别的，应该进行甄别。国家机关党委确定以冯雪峰等人为右派甄别试点对象，进行试点工作。因为除《文艺报》没有发表那篇评《红楼梦》的文章外，实在找不到冯雪峰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即便这样，毛泽东还是要揪住不放。
1975年，周扬说：“关于反右的事情，以前不能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了。文艺界反右是主席亲自抓的。”“批判冯雪峰、丁玲，是主席亲自抓的。”2冯雪峰是毛泽东亲自点名的：“比如冯雪峰，他是一个出版社的社长，他在那里放火……他放的火，他的目的是要烧共产党。”3
“文化大革命”中，冯雪峰被关进“牛棚”，被批斗，又被戴上“叛徒”的帽子，在古稀之年，被下放劳动改造。1975年，冯雪峰知道自己患了肺癌，于世不久了，写信托人转给毛泽东，希望能恢复他的党藉，毛泽东没有回信。
毛泽东如此对侍冯雪峰，太过份了。且不说冯雪峰没有什么值得大加挞伐之罪，即使有些让你看不惯的地方，只要想一想他曾经救护过你失散经年的两个儿子这一点，也该念及旧情吧？那知，毛泽东是一个六亲不认的，冯雪峰早年予以毛泽东的友情和恩典，早就化为乌有。
他莫明其妙一翻脸，就不认人，“就是要他痛苦”，于是“反党”的帽子就扣到冯雪峰头上了。
这方面，冯雪峰还是忠心不二，在临终前还说：“我不行了，希望毛主席能多活几年。”
1979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了《关于冯雪峰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为他恢复了名誉，恢复了党藉。这一年的11月，又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朱穆之致悼词，对冯雪峰的一生作了很高的评价，称他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历史终于恢复了本来的面目。
毛泽东生前没有给冯雪峰甄别、平反，毛泽东死后，冯雪峰的党藉恢复了，也得以平反昭雪，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可是，冯雪峰已无从知道了。
受到毛泽东赞扬的丁玲、艾青被打成右派
l958年1月，《文艺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准备在第二期出一个特辑以“对《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及其他反党文章的再批判”为总标题，并写了一个编者按语，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加写了以下的话。
丁玲、除企霞、罗降、艾青是党员。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她当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陈企霞是她的助手。
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
1957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批文章。
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1
这一通帽子大得吓死人的批判究竟是怎么回事？对于此事毛泽东前后的态度怎样？
（一）关于对丁玲
对丁玲，在延安时毛泽东说她是可忠实的，到北京不久却说她是叛徒。
丁玲与毛泽东是老相识了，两人都是湖南人。丁玲未到延安前，毛泽东就闻知其名。1936年11月丁玲到保安后，受到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的欢迎，她算得上是毛泽东的朋友，是极个别可以不经预约就直接闯进毛泽东窑洞的熟人。丁玲在那里当选为中国文协主任。之后，她又随彭德怀、任弼时领导的一方面军上了前线，表现出极大的战斗热情，并积极写作，使毛泽东非常高兴，特在12月底赠丁玲《临江仙》词一首，用电报发到前线转交给丁玲本人，词云：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睦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
后来，毛泽东又亲笔将此词抄了一遍，送给丁玲。
1940年的延安，有些人流传起丁玲是“叛徒”的话来，据说是康生在会上公开说过。丁玲知道后就去找毛泽东。
“康生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叛徒？”丁玲对毛泽东说：“我要求中央审查我在南京的这段历史，给我作出书面的结论。”
毛泽东听了她的陈述，对他说：“我相信你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可是要作出书面结论，你得找中央织部长陈云同志。”
经过陈云、李富春等人的认真审查，作了否定“叛徒”的结论。毛泽东还在其结论上加了一句：“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传记文学》1993年第6期)
1948年在西北坡，一个炎热的下午，毛泽东同胡乔木等人到森林散步，在谈到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时，毛泽东说：“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见孙琴《毛泽东与文人》，明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229—一231页。)
对同一篇文章《三八节有感》，当初说是对我们党和干部的批评有积极的建议，以后又说成是反党反人民的大毒草。当年毛泽东和组织上审查丁玲历史问题的结论都是“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后来又说“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丁玲被委以重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讲习所所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她写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文学奖。1955年，随着“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和揭露，她被打成“丁玲和陈企霞反党集团”头目。1957年，她又被打成“右派”，开除党藉，撤销一切职务，取消原干部级别，在全国报刊上遭到批判。
有材料说，在反右派时，毛泽东给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一个有丁玲、萧军、陈企霞等人的名单，指定把这些人打成右派，并要周扬每天汇报批判他们的情况。周扬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毛泽东回答：“翻延安的老帐！”3
于是丁玲等人尽管在鸣放期间，没有说话，照样被打成右派。
于是，丁玲在延安时写的《三八节有感》，翻出来作为定右派的罪证了。对这篇文章，当年毛泽东说过，“《三八节有感》虽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和王实味也不一样，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既然是同志，这些年来并无新的犯罪，似不应该打入反革命之列的右派里去。可是毛泽东存心要把她打成右派，当年自己怎么说的，早就不算数了。有了这样的“金口御言”，奈何！
几个月后，丁玲被发配至北大荒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丁玲在北大荒横遭批斗，游街示众，低头弯腰，搞“喷气式”。批斗以后，还要去掏粪、打扫厕所，接受监督劳动和“群众专政”。丁玲在被专政中，受到残酷的批斗。挨尽了拳打脚踢，常常被一个耳光打翻在地；猛然一脚又被踢到台前。她被打得遍体鳞伤，行走都很困难，每天还被逼得蹒跚地走五六里路去劳动。晚上回来，常有一群喝“狼奶”的无知孩子，向她乱砸石头。
1970年，丁玲被批斗四年之后，又被重新打成“叛徒”，戴上手铐，被押解到北京的秦城监狱，在单人牢房囚禁五年。1975年，丁玲出狱，又被秘密遣送到山西的一个山村居住，直到毛泽东去逝，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才得到平反。22年的流放，丁玲受尽了屈辱、酸楚，尝遍了人间的苦难。
历史是这样记载的：
1984年8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对她的问题作出了“维持1940年中央组织部的结论”，即“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的决定，要求在适当范围消除影响。
“……1979年，中国作家协会对丁玲同志被定为‘反党集团’、‘右派’、‘叛徒’的问题进行了复查，作出了改正结论，并于1980年1月由中央组织部报经中央同意，恢复丁玲同志党籍，恢复政治名誉和原工资级别。但有些问题解决的不够彻底，且没有在适当范围消除影响。为此，特作如下通知：
一、1955年、1959年定丁玲同志为‘丁、陈反党集团’、‘右派分子’都属错划、错定，不能成立。对1955年12月中央批发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应予撤销，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消除影响。
二、文化大革命中把丁玲同志打成叛徒，属于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平反……
三、丁玲同志在被捕期间，敌人曾对他威胁、利诱、欺骗，企图利用她的名望为其做事，但她绝给敌人做事、写文章和抛头露面，没有做危害党组织和同志安全的事。而且后来辗转京沪，想方设终于找到党组织，并在组织的帮助下逃离南京，到达陕北。
四、……现决定为丁玲同志彻底恢复名誉；因丁玲同志被错定、错划而受株连的亲友和同志亦应一律纠正，推倒一切不实之词，消除影响。”（中央组织部《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1
（二）关于艾青
1944年艾青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写了一些歌颂劳动英雄的诗，并参加了秧歌队，在总结秧歌队工作时，他写了《秧歌剧的形式》一文，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对他说：“你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你应该写三十篇。”
毛泽东还特地给胡乔木写信，推荐这篇文章，信云：
乔木：
此文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近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最好把文尾附注，移至文前，并稍微补充几句，请与作者商酌。
毛泽东 五月二十七日
不久。艾青的这篇文章在六月二十八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
还有一次，毛泽东在同艾青谈话时明确说：“列宁同高尔基在知识分干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为了胜利，为了前进，我们要整理一下内部的思想。但我可以向你担保，决不牺牲任何一个人。”
l957年艾青与丁玲等人被打成右派，并被开除党籍。1958年1月，艾青被毛泽东在《文艺报》的《再批判》中点名批判为敌人。从此。艾青被发配到北大荒去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中，他再次被批斗。
1979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对艾青的右派问题作了复查，并报中央组织部同意，作出改正的结论，恢复党籍，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级别。2
毛泽东批判中提到的王实味，见下文《“阳谋”的预演》。
鲁迅也难逃厄运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之“再说几句”中，写了这样一段：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城等人。
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所感，绝不敢如此冒昧，
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
在今年（2001年）七月拜访了
上述毛泽东的说法，有人出来否认，说毛泽东不可能那样说。但是没有什么证据。
为了说明毛泽东那种说法的真实性，现录下当年亲自听到“罗毛对话”的黄宗英的记录：“我又见毛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我的心猛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我感觉空气仿佛顿时凝固了。这个问题，文艺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嘀咕过，‘反胡风’时就嘀咕过；可又有哪个人公开提出？还当着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呀，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见罗稷南和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他俩倒坦然理解了，我却吓得肚里娃娃险些蹦出来……”2
还可引用一段李慎之（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在一篇文章中的说法：
“鲁迅的最大幸运是只活了五十六岁，如果他能活到我们这个年纪，他的遭遇会怎么样？他的表现又会怎么样？这是每一个知道，尤其是敬爱鲁迅的人无不关心的问题。乔冠华在一九六二年，胡乔木在一九八二年都曾对我说过‘鲁迅若在，难免不当右派’的活。然而鲁迅不是一般人，而是特大的人物，他的命运，既要看权力者的政策和策略，也要看他自己的选择。我只能说，他在中国的威望比高尔基更大，性格也比高尔基更刚烈，下场只会比高尔基更惨。有意思的是，胡适在海外看到大陆“清算胡风”的时候，评论说‘鲁迅若不死，也会砍头的’”。3
以上披露，实在令人吃惊。当年毛泽东是何等的赞扬鲁迅呵！在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中，对一个人的评价之高，还没有谁能超过鲁迅的。
让我们看看，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里，毛泽东是怎样讲的呢？他说：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最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最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4。毛泽东还说过：“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可是，在共产党取得了政权只有8年的1957年，毛泽东居然能想到把这“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的鲁迅，“关在牢里”。鲁迅好在死得早，如果活到1957年，那是难逃厄运的。在那国民党统治的最黑暗的年代，也还没有“关在牢里”过，而共产党领袖那么推崇的伟大人物，居然要把他“关在牢里”。毛泽东转的这个弯子，何止一百八十度？这虽是一种想法，但确是是表明毛泽东有此思想的存在。第一，是他亲口说的。第二，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文化界和民主党派著名人士的遭遇来看，曾经是共产党、毛泽东与鲁迅相沟通的冯雪峰，与鲁迅关系也比较密切的胡风，当年“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等，都被打成了右派，鲁迅恐怕也难免跑得脱。第三，从毛泽东的一个基本思想来看，他认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列入剥削阶级行列。他认为建国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同资产阶级斗争。当年民主革命时期的许多共产党朋友，如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等等，都被打成了“右派”，而“右派”，毛泽东也称之为“反革命派”。
而从鲁迅来看，他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他具有“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的刚烈性格，对共产党包括毛泽东本人的缺点、错误，那是一定要提出批评的，决不会“不做声”“一句话不说”。何况，还是毛泽东号召大家提意见，帮助党整风、“鸣放”呢？鲁迅有对国民党斗争的勇气，未必了解毛泽东此时的“阳谋”。他怎能知道，人们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帮助党整风，提出一点意见，就会被视为“向党猖狂进攻”呢？而毛泽东正是要采取“引蛇出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等对敌斗争策略。他认为“这是一套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策略”。正是这种策略，使冤狱遍及神州。鲁迅自然就很难逃脱“关在牢里”的命运。毛泽东的那种讲法，也就不是难以理解的了。
9、“阳谋”的预演
一位作家说：“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这实际上是15年后那场更大的‘阳谋’的预演。”1这里所说的“阳谋”，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是指1957年的反“右派”。此典出自毛泽东。先是号召人民群众、党外民主人士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多次动员，让人打消顾虑，表现得十分诚恳。当人们响应党的号召，对党的一些缺点提出意见和批评时，毛泽东却认为是资产阶级在向党发动猖狂进攻，于是，立即给以狠狠的反击。遭到反击的人突然清醒过来，觉得上当了，说这是共产党搞的阴谋。毛泽东听到此反映说：“这是阳谋”。毛泽东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2于是，“阳谋”即成了1957年反“右派”的别称。
1942年的延安整风，怎么会被说成是“阳谋”的预演呢？
1942年春天起，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展了一场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鉴于党的历史上，党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主观主义所统治，反复出现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其根源都是由于主观主义，都表现为理论脱离实际。犯错误的领导干部，对问题的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书本出发，或从主观愿望出发，或照搬苏联经验。其结果给党带来严重危害，几乎葬送了中国的革命事业。但是，人们并没有认清错误的思想根源，以致错误连续不断，一犯再犯。所以有必要认真总结经验，学习马克思主义，把主观主义清算一下。
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整风的方法，是学习文件，联系个人思想和工作的实际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弄清犯错误的环境、性质和原因。
在整风期间，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动员和指导运动。他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说：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这些话听起来是很虚心、诚恳的。但实际上很难做到。当听到一些自己不喜欢听的意见时，更是把这些话扔到一边去了。王实味只因写了杂文《野百合花》，就被毛泽东并无干什么根据地扣上“托派”、“暗藏的国民党探险子”的帽子，横遭批判，“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被关押，受审判，最后还被中央社会部处死。
王实味（1906-1947年）河南潢川人。翻译家，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在河南开封等地当中学教员并从事翻译工作。1937年，在抗日烽火中，王实味投奔革命圣地延安，任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翻译和研究。在四年内翻译出《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价格、价值与利润》、两卷本《列宁选集》等两百万字的译作。在工作上成绩突出。
整风伊始，他的杂文《野百合花》，发表在《解放日报》
王实味对野百合花解释道：“据说这花与一般百合花同样有着鳞状球茎，吃起来味虽略带苦涩，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未知确否。”1他还在文章中说：这些现象“也许有偏颇、有夸张，其中‘形象’也许没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们决不能否认它们有镜子的作用。”
这年春天，与王实味杂文发表的前后，《解放日报》副刊上还发表了大量杂文，十分引人注目。同时，还有中央青委创办的《轻骑队》，辖区美协的《讽刺漫画》和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三种壁报，都曾轰动一时。之所以引起轰动，因为一大批去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对于革命内部的种种问题，缺乏思想准备。在他们的心目中，革命圣地的延安，应是处处自由、平等、民主的典范。一旦看到现实与理想存在不小差距，就忍不住要拿起笔来，批评一通。他们没有顾虑，血气方刚，心地坦白，看不惯的事就要说。对“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之类的批评，绝非王实味《野百合花》的首创，在《轻骑队》上早已频频曝光。对这种言之有物、直言其事的文章，据说，毛泽东还很赞赏，他“把《轻骑队》的文风誉为生动活泼鲜明有力气的马克思主义的文风”。2谁曾想到，后来都受到批评、挨了整。
在王实味发表《野百合花》第三、四节的
当时，范文澜约王震来看壁报。王震看后很不满地说：“前方同志在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王震当晚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当晚毛泽东就挑灯来看壁报，他说：“这些东西很有教育意义，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并当即指出：“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其实，在这之前，毛泽东看了《野百合花》后就指出过：“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
4月初，在一次中央高级干部会上，许多人都对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提出批评，毛泽东在最后的总结中说：“《三八节有感》虽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和王实味也不一样，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毛泽东说王实味是托派，并无什么根据，由于他的权威，就给王实味的杂文引起的问题定了性。以后对王实味的一切批判、斗争，都是按照这个调子进行的。后来多次调查的结果证明，毛泽东给予王实味扣的这“托派”帽子，纯属不实之词。
王实味对这种批评当然置之不理。
这其间，不但有毛泽东对王实味是托派的定性，还有康生的插手。康生时任社会部部长、中直机关总学委副主任，他的话一言九鼎。他指使人调查王实味的问题，查看王实味的档案。原来王实味在1940年向中央组织部报告过他在上海时，曾与托派成员王凡西等人有过来往的情况。王实味与王凡西都是北京大学学生，1930年在上海碰见了，王凡西找王实味帮忙翻译点书稿。王实味也想挣点稿费糊口。以后，王实味与王凡西没有往来。多年后王实味才知道王凡西是托派。王实味的托派问题就是由此而来。
可是，在那时，就兴起了只能对被整的人批判、斗争，不准别人申辩，一申辩，就会遭到更严厉的批斗。王实味申辩多次，都是遭到斥责。王实味又是个不识时务的人，自认为骨头硬，总是不接受那些不讲道理、不能令人信服的批判，表示仍然保留自己原来的观点。于是，在对王实味的批判会上，所有的人，特别是文艺界同人，都群起而攻之。陈伯达说他“露出了他的托派思想的尾巴”。艾青说“王实味的文章充满着阴森气，文章风格卑下，够不上‘人’的称号。更不应称他为‘同志’。”跟王实味一起挨批判的丁玲，更加厉害，说王实味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思想问题、立场或态度的失当，而且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问题。”她还提出要“打落水狗”，说他是“破坏革命的流氓。”
罗迈在总结发言中说：“王实味是什么人，根据同志们在座谈会上揭发的许多事实，说明他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他的“态度活像一个流氓，在‘耍死狗’。对于王实味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现在是他严肃地考虑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了，他愿不愿从反党反革命的茅坑里爬出来，要看他自己。”
副院长范文澜说：王实味“始终不诚意揭发自己的错误，多方掩饰自己的错误，反说我们助长了他的错误。你们看这个人混蛋不混蛋？我们用尽了苦心去挽救，希望把他从茅坑里救出来，可是他却想把我们拉到茅坑里去。”
从毛泽东说王实味是托派到批判王实味大会结束，确定王实味系托派分子。把王实味受托派思想影响与政治上的托派活动，组织上的托派关系混在一起。之后，又把王实味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同学、到延安后来往较多和住的窑洞近邻的两对夫妇，一起打成“五人反党集团”。
1943年4月，延安又掀起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参见附录二：李锐对“抢救运动”的记述），审查从国民党统治区去延安的爱国青年，从中寻找特务、暗探，大搞“逼、供、信”，被“抢救”的三四百人。此时，王实味被康生下令正式逮捕。
在近四年的囚禁生活中，王实味诉说自己“不是托派，不是特务”。1946年，对王实味重新审查的结论仍然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
1947年3月，胡宗南的军队占领延安，中央机关从延安撤退。王实味被中央社会部的人员押着一起北撤，到达兴县城郊公安总局一个看守所。押送人员认为王实味是个祸害，报经中央社会部批准，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
到了八十年代，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许多历史上的重大冤案都平反了，王实味的冤案有了平反的可能。当年中央研究院负责人罗迈（李维汉）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道：王实味的托派问题和“反党五人集团问题”，我是当事人之一，为了向党和同志负责，向中央组织部建议重新审查王实味问题。他说：“现在看有几点是明确的，第一，王实味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不是敌我矛盾。第二，王实味的问题是个人问题，而不是组织集团进行反党活动。王实味本人的问题是否错案，有侍重新审查。如果确属错案，即使人死了，也是应该平反的。”组织上查了几年，没有查出结果。事情也凑巧，当年让王实味翻译书稿的托派人物王凡西在香港发表文章说：“王实味虽与陈其昌和我有过长期较密切的关系，虽然他思想上受过托洛茨基某些意见（特别是文学方面的见解）的影响，但他始终不曾参加过中国托派的任何组织。”“我们可以说王实味曾经是托派的一个同情者，却不能说他是托派分子。”这为王实味冤案平反带来了希望。
1990年4月，公安部派人向王实味家属宣布为王实味平反的决定。这已是王实味死后43年的事了。
本文起头说的“阳谋”预演的那位作家，还有这样的一段议论：
我把王实味的被杀看作“前文革时代”的开始。因为王实味的被杀，意味着“思想”可以被定罪，“思想者”可能“秘密处决”的命运。
1903年“苏报案”，清廷震怒。欲凌迟处死章炳麟、邹容。但租界当局坚持依法处理“国是犯”，判决极为轻微。由此给这个“思想狱”的大帝国带来一线生机。“苏报案”下启‘五四’新文化运动，16年之后思想狂飙得以突进。中国迈出走向现代社会的第一步。在失控的东方专制主义的真空里，言论与思想的自由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均有赖于此自由之风。自由走向自由的反面，始于1942年的“整风”。之前，有苏区肃反等一系列事件，所杀者亦不计其数，但残酷的派系斗争和清洗古今中外皆然。相比之下，王实味仅仅是一介书生、纯粹的思想者。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而是马列思想内部的“修正派”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者。他连“国是犯”的格都不够，至多算是个“党事犯”——而且仅仅是思想、理论意义上的。对这样的一名知识人“秘密处死”，使崇高的理论吞噬了理论的崇高。鲜血流淌，人头落下，祭品摆上，祭礼开始。一旦杀戮被赋予正义性，那么茹毛饮食的狂欢就将在“最现代”的情景中展开。
思想的出格，导致生命的终结，对思想者的屠杀则导致整个民族患上灵魂的“败血症”。理性的谋杀在线性进化的历史观中得到开脱。王实味的被杀意味着：在此后数十年的漫长时间里，“思想”将不再成为可能。
……
巴金声讨几句“文革”的罪孽就受到人们普遍的赞扬，这说明了半个世纪的困顿之后，思想的疲软和空虚。就“文革”本身来反思“文革”是没有任何意义和作用的，“文革”仅仅是链条上的一环。“文革”是风暴，风暴的前夜，酝酿的过程比风暴本身更加重要。但是，迄今为止，关于“前‘文革’时代”的反思仍然没有展开。
……
拒绝参与历史罪恶并揭露这一罪恶的王实味即被革命消灭了肉体。至此，革命的暴力化已无法阻止。一切试图防止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思想者”都被扫进了“历史拉圾堆”。手段的堕落终于演变为目的的堕落。龙种安然以跳蚤自居。奥斯维辛集中营、古拉格群岛与“文化大革命”，它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让你们不再存在。
一个人死去，灵魂死去，思想死去，理想死去，梦死去。一个时代到来，灾难到来，暴虐到来，奴役到来，与梦背离的现实到来。没有人关注那个被杀害的“敌人”，同样也没有人对将要来临的一切作任何准备，在把他人作为祭品献祭的时候，谁能想到自己就是下一个祭品呢？
杀人如草不闻声，王实味无声无息地被杀害了——谁也没有意识到，“前‘文革’时代”的序幕已经拉开，喜剧演员们想不扮演悲剧都不行了。1
1986年《嘹望》周刊第22期发表了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在上海一个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有这样一段：
耀邦同志同常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有好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延安时期批王实味，后来批胡风，直到“文革”批“三家村”，这些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作出的结论都是站不住脚的。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解决……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不能再搞了。
是谁“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是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是谁有“这种恶劣作风”？这样的人，在党内高官中恐怕不是个别现象，但这种作风之显著，之典范，之恶劣，流毒之深远，当首推毛泽东。
附录一：王实味：《野百合花》
前记（略）
一，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
延安青年近年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而且似乎肚子里装得有不舒服。
为什么呢？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呢？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许多青年找不到爱人所以……。还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生活太单调，太枯燥，缺少娱乐，所以……
这些回答都不是没有道理的。要吃得好一点，要有异性配偶，要生活得有趣，这些都是天经地义。但谁也不能不承认：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说他们不起劲，甚至肚子里装着不舒服，就是为了这些问题不能园满解决，我不敢轻于同意。
那么，我们生活里到底缺少什么呢？下面一段谈话可能透露一些消息。
新年假期中，一天晚上从友人处归来。昏黑里，前面有两个青年女同志在低声而兴奋地谈着话。我们相距丈多远，我放轻脚步凝神谛听着：
“……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片黑，我们底××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像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长架子来训人。”
“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的科长×××，对上是毕恭毕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鹰抓了他一只小鸡，你看他多么关心这件大事呀！以后每次看见老鹰飞来，他都嚎嚎地叫，扔土块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家伙！”
沉默了一下。我一方面佩服这位女同志口齿尖利，一方面惘然如有所失。
“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想起来叫人难过。其实，害病，倒并不希望那类人来看你。他只能给你添难受。他的声音、表情、态度，都不使你感觉他对你有什么关怀、爱护。”
“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是呀，一点也不错！他对别人没有一点爱，别人自然也一点不爱他，要是做群众工作，非垮台不可……”
她们还继续低声兴奋地谈着。因为要分路，我就只听到这里为止，这段谈话也许有偏颇，有夸张，其中的“形象”也许没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们决不能否认它有镜子的作用。
我们生活里倒底缺少什么呢？镜子里看罢。
二，碰《碰壁》
在本报《青年之歌》第十二期上，读到一位同志底标题为《碰壁》的文章，不禁有感。
先抄两段原文：
“新从大后方来的一位中年朋友，看到延安青年忍不住些微拂意的事，牢骚满腹，到处发泄的情形，深不以为然地说：‘这算得什么！我们在外面不知碰了多少壁，受了多少气……’
“他的话是对的。延安虽也有着令人生气的‘脸色’，和一些不能尽如人意的事物；可是在一个碰壁多少次，尝够人生冷暖的人看来，却是微乎其微，算不得什么的。至于在入世未深的青年，尤其是学生出身的，那就迥乎不同了。家庭和学校哺乳他们成人，爱和热向他们细语着人生，教他们描摹单纯和美丽的憧憬；现实的丑恶和冷淡于他们是陌生的，无怪乎他们一遇到小小的风浪就要叫嚷，感到从来未有的不安。”
我不知道作者这位“中年朋友”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我认为他底这种知足者常乐的人生哲学，不但不是“对的”，而是有害的。青年是可贵，在于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勇敢，他们充满着生命底新锐的力。别人没有感觉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别人没有看到的肮脏，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因此，他们意见多一些，但不见得就是“牢骚”；他们的话或者说得不够四平八稳，但也不见得就是“叫嚷”。我们应该从这些所谓“牢骚”、“叫嚷”和“不安”的现象里，去探求那产生这些现象的问题底本质，合理地（注意：合理地！青年不见得总是“盲目的叫嚣”）消除这些现象底根源。说延安比“外面”好得多，教导青年不要“牢骚”；说延安的黑暗只是“些微拂意的事”，“算不得什么”，这些丝毫不能解决问题。是的，延安比“外面”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
当然青年常表现不冷静，不沉着。这似乎是《碰壁》作者的主题。但青年如果个个都“少年老成”起来，那世界该有多寂寞呀！其实，延安青年已经够老成的了，前文所引那两位女同志底“牢骚”，便是在昏黑中用低沉的声音发出的。我们不但不应该讨厌这种“牢骚”，而且应该把它当作镜子照一照自己。
说延安“学生出身”的青年“家庭和学校哺乳他们成人，爱和热向他们细语着人生……”我认为这多少有些主观主义。延安青年虽然绝大多数是“学生出身”，“入世未深”，没有“尝够人生冷暖”，但，他们也绝大多数是从各种不同的痛苦斗争道路走到延安来的，过去的生活不见得有那样多的“爱和热”；相反，他们倒是懂得了“恨和冷”，才到革命阵营里来追求“爱和热”的。依《碰壁》作者底看法，仿佛延安青年都是娇生惯养，或者因为没有糖果吃就发起“牢骚”来。至于“丑恶和冷淡”，对于他们也并不是“陌生”；正因为认识了“丑恶和冷淡”，他们才到延安来追求“美丽和温暖”，他们才看到延安的“丑恶和冷淡”而“忍不住”要发“牢骚”，以期引起大家注意，把这“丑恶和冷淡”减至最小限度。
一九三八年冬天，我们党曾大规模检查工作，当时党中央号召同志们要“议论纷纷”，“意见不管正确不正确都尽管提”，我希望这样的大检查再来一次，听听一般下层青年底“牢骚”。这对我们底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处。
三、“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
“我们的阵营存在于黑暗的旧社会，因此其中也有黑暗，这是有必然性的。”对呀，这是“马克思主义”。然而，这只是半截马克思主义，还有更重要的后半截，却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大师们”忘记了。这后半截应该是：在认识这必然性以后，我们就需要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底产生，消减黑暗底滋长，最大限度地发挥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要想在今天，把我们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消减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可是，“大师”们不惟不强调这一点，而且很少提到这一点。他们只指出“必然性”就睡觉去了。
其实，不仅睡觉而已。在“必然性”底借口之下，“大师”们对自己已很宽容了。他们在睡梦中对自己温情地说：同志，你也是从旧社会里出来的呀，你灵魂中有一点小小黑暗，那是必然的事，别脸红罢。
于是，我们在那儿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
在“必然性”底“理论”之后，有一种“民族形式”的“理论”叫做“天塌不下来”。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不下来”就不受损失呢？这一层，“大师”们底脑子绝少想到甚至从未想到。如果让这“必然性”“必然”地发展下去，则天——革命事业底天——是“必然”要塌下来的。别那么安心罢。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种叫“小事情”的“理论”。你批评他，他说你不应该注意“小事情”。有的“大师”甚至说，“妈底个×，女同志好注意小事情，现在男同志也好注意小事情！”是呀，在延安，大概不会出什么叛党叛国的大事情，但每个人做人行事的小事情，却有的在那儿帮助光明，有的在那儿帮助黑暗，而“大人物”中的“小事情”，更是以在人们心里或是唤起温暖，或是引起寂寞。
四、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听说，曾有某同志用与这同样的题目，在他本机关墙报上写文章，结果被该机关“首长”批评打击，致陷于半疯狂状态。我希望这是传闻失实。但连稚弱的小鬼都确凿曾有疯狂的，则大人之疯狂，恐怕也不是不会有的事。虽然我也自觉神经不像有些人那么“健康”，但自信有着足够的生命力，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致陷于疯狂。所以，敢继某同志之后，也来谈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而且我们今天也不是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这不须要我来做八股，因为，我敢保证，没有半个伙夫（我不敢写“炊事员同志”，因为我觉得这有些讽刺画意味；但与他们谈话时，我的理性和良知却叫我永远以最温和语词称呼他们“炊事员同志”——多么可怜的一点温暖呵！）会妄想与“首长”过同样的生活。谈到等级制度，问题就稍微麻烦一点。
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这就须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说等级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约有以下几种道理：（一）根据“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则，负责任更大的人应该多享受一点；（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实行薪给制，侍遇自然有等差；（三）苏联也有等级制。这些理由，我认为都有商量余地。关于一，我们今天还在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大家都是拖着困惫的躯体支撑着煎熬，许许多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宝贵的健康，因此，无论谁，似乎都还谈不到“取值”和“享受”；相反，负责任更大的人，倒更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层对他有真正的爱，这才能产生真正的铁一般的团结。当然，对于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也可略予优侍。关于二，三三制政府的薪给制，也不应有太大的等差；对非党人员可稍优侍，党员还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以感动更多的党外人士来与我们合作。关于三，恕我冒昧，我请这种“言必称希腊”的“大师”闭嘴。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老是讲“爱”，讲“温暖”，也许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作用”吧！听候批判。
（原载《解放日报》
附录二：李锐对于“抢救运动”的记述
当年亲身经历过“抢救运动”的李锐，有如下的记述：
（一）由于有人诬告等原因，一九四三年四月至一九四四年六月，我被关在延安保安处受审查，可记之事如下：
1，严重的刑讯，搞逼供信。我受的刑罚还是比较轻的：五天五夜不准睡觉，不准合一下眼皮（有哨兵日夜持枪监守，威胁），还要逼着写材料，不断受审。据说有这样一种理论，可能是苏联传来的：如此日夜紧张，可使受审者精神疲劳，终于说出真话。这种残酷的“疲劳战术”，听说有长达十五天十五夜的，姓名已经忘记了，千真万确。受审时，通常是长时间立正站着（以致腿肿）和坐矮板凳；有时加戴手铐，时间长短不定。我手上的伤痕，几年才消去。也挨过耳光之类。
听到的有各种各样刑罚：老虎凳；鞭打；长时间戴手铐；绑在十字架上挨鞭抽（周兴即亲自这样打人）；假枪毙；等等。当时是几个人住在一个窑洞，这种情况容易交流。第一次见到林里夫时（东北人，因上海党受破坏，一九三八年即关在狱中的“老号”），他伸出伤痕累累的双手给我看，说道：“这能解决问题吗？”
姚伯跳崖受伤之后，长期戴上脚镣，当时即神经失常；听说现在还不能提往事，一提就神经不正常。
还有饿饭的办法，专设“特字号”，将“顽固分子”集中，每餐只给半碗饭，曾饿过一个多月。
2，发动群众搞逼供信坦白（一九四三年夏季才开始，这是当时延安的“坦白运动”发展到监狱来的），开群众大会围斗也打人；树假坦白标兵，搞乱思想；严重的诱供。结果增加甄别的困难。
3，在狱中见过钱维人（已去世）和蔡子和。这两人在延安出版的《共产党人》上早已枪毙了。蒋齐生（原在新华社），只是一个同姓名的“特嫌”，而误关了八年。还见到多年关成白毛女的人：满头白发的青年。
4，窑洞卫生条件很差。铺草睡在地下，因而关节炎普遍。
5，我是一九四四年六月有幸最先出狱的。其他绝大部分人都是日本投降后才放出来。“新号”、“老号”一起总有三四百人，或者还多。
（二）延安的“抢救运动”没有认真作过总结，没有写过一个文件，吸取这次经验教训。
“七大”开会时，毛主席曾为此对受害者赔礼道歉。对这个运动负主要责任的康生，反而滑过去了。延安的“抢救运动”教训极多：对革命形势估计错误；夸大敌人能量；尤其是对中国整个知识分子左翼的不信任；导致对整个地下党的否定；逼供信的恶果，多少人自杀、得神经病；等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肃反工作，使苏区党和红军受到极大损失。延安审干运动开始，毛主席制定了九条方针，但康生领导的保卫部门并没有真正执行。每一个当时被逮捕的“顽固不化分子”都是经过康生签字的。
（三）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党的保卫工作特别是延安审干运动，我认为仍有总结的必要。
一九五零年我在长沙时，公安厅的负责同志曾将唐纵的全部日记（从成立蓝衣社到离开大陆）给我看了。唐是抗日时期蒋介石侍从室负责特务工作的组长，后任内政部副部长，去台湾后仍居高位，在国民党军统特务中是仅次于戴笠的重要人物。日记中的重要东西我曾摘录了一厚本。一九四二年的日记中，记到延安“抢救运动”情况时，写了这么一句；“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内线！”这就清楚说明，康生当年关押了几百个“特务”（除开从边区边境上越境进入被我逮捕的真特务分子外），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知识分子打成“特务”，却没有一个真正潜伏在党内的特务。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和教训。
（以上李锐所记，载宋晓梦著：《李锐其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200页）
10、庐山会议原定纠正“左”的错误，突然变成批右
毛泽东在会议开始的时候提出18全问题，主要是关于当前形势、今后任务和一些具体政策。他认为总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要求大家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认识，动员全党完成I959年的大跃进任务。会议分六个大组座谈讨论。讨论中大家在原则上都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但是，有许多与会者从不同角度强调大跃进以来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前一段纠“左”虽有成绩，但还不够，要求进一步深入进行。而另有些人则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护短，不愿意多讲缺点错误，不愿意多听批评，甚至认为纠“左”已经过了头。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对于会议未能解决问题和统一认识感到忧虑，
乙部分题目是《如何总结工作中的教训》，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我们工作中的严重问题及其原因，他指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紧张。就其性质来看，．．．．．．是具有政治性的”。我们犯错误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缺乏建设的经验，主观上是由于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浮夸风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而后报告情况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楚形势真相。”二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抡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彭德怀在列举了一些“左”折具体表现后指出“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一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证明了的。”“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党的事业的。”1彭德怀的信反映了客观实际和群众要求。基本内容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给党主席写信谈自己的意见，也是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
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毛泽东认为，从郑州会议以来，中央一直在领导全党努力纠正“左”倾错误，而彭、张并未参与这种努力。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若干空想的执著追求。他认为1958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属于工作中的问题，只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而且他认为到上海会议作出关于人民公社十八个问题决定时，人民公社“共产风”的问题已经大体解决；到1959年5月提出钢指标降为1300万吨，已经“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庐山会议只需要在这个基础上统一认识，通过一个调整指标的决定，大家照此去工作，形势就会好转。而彭德怀等却要求进一步深入纠“左”，要求从指导思想上清理“左”倾错误的根源。因此，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等不是跟他一道去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实际上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表示怀疑和反对。是向他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战书”，因而是右倾的表现。由于对彭、张过去积有不满，更加重了毛泽东看到他们的信和发言纪录后产生的反感和猜疑。他认为彭德怀这个“海瑞”是“右派海瑞”，是“居心不良”，彭、黄、张、周是结成了所谓“军事俱乐部”。当时，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党内外国内外议论纷纷。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央反映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缺点错误的批评，毛泽东就认为是在向党进攻。于是决定予以反击。
“现在是党内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了，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搞得一塌糊涂，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有些人就是右派。”“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一塌糊涂。我和这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没有头发夹子，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
“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并不那么多。”“搞共产主义，这股热情怎么看？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我看不能那么说，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你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我说就是硬着头皮听，无非是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中年时，也是听到坏话就是一股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我现在也不放弃。”
“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紧急关头，不要动摇。．．．．．历史上四条路线，立三路线，第一第二两次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这次他们不讲冒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在后边，是经过斟酌的。如果戴帽子，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
这是毛泽东对彭德怀信中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反击。给彭德怀扣上“资产阶级的动摇性”的帽子。并且是一次路线斗争。你说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那么你就在动摇，就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毛泽东接着说：
“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组织红军去，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
在毛泽东看来，彭德怀的信，不是一般的反映问题，而是严重地“犯”了他。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
“我有两条罪状：一个是一0七0万顿钢，是我下的决心，始作俑者是我，主要责任在我。一个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会议决议是我建议写的。”1
毛泽东讲完话后即散会，彭德怀在会议室门口挡了住毛泽东，说：“主席，那封信是我写给你作参考的，为什么样把它印发了？”
毛泽东征了一下，回答说：“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是个转折，庐山会议的主题由纠“左”变成反右了。黄克诚回忆说：“我不明白主席为什么忽然来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反复思索，不得其解。”2
毛泽东讲话以后，庐山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会议主题由纠“左”一变而为反右。矛头集中指向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形成一边倒的局面。
通常的批判会，都是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可这次，毛泽东却提出：“对事也要对人”。这个调子一定下来，对彭德怀的批判进一步升级，各小组的调子越来越高：“彭德怀的思想实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党的总路线进攻”；“彭德怀的错误，不仅是立场问题，而且是组织问题，锋芒是对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想用他的思想代替中央的组织路线”；“彭德怀的信，是别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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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989-994页）
2、《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3页。
3、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页。
4、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坊2007年7月版第330页。
林彪于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
在大会和小会上开展了对彭、黄、张、周的斗争。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并且联系彭、张历史上的是非，“新账老账一起算”。林彪说彭德怀是“伪君子”、“阴谋家”、“野心家”，给批判上了最高调子，扣上一堆政治帽子，如“资产阶级民主派”，“民主革命的同路人、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派”，“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等等。还毫无根据地指责彭德怀“里通外国”、组织“军事俱乐部”，“要分裂党”，“逼毛主席下台”。
8月l6日，毛泽东写了《机关论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一文，写道：“庐山会议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指出彭德怀等人“昨天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不是偶然的。毛泽东把党内不同的思想认识上的分歧，视同为阶级斗争，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就把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延伸到党内，完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一场本来是纠正“左”错误的会，竟变成了反右倾运动，“左”的错误不但未能纠正，反而越发发展。使原来主要表现在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上“左”的错误，发展成为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的一系列“左”的错误，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首先是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理论，特别是提出和强化了阶级斗争转向党
内的错误观点，这带来了无穷的后患。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仍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要矛盾，这本已是极大的失误。而在反右斗争后，在庐山会议上又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敢“翘尾巴”了，社会上阶级斗争对象能量也不大了。于是，开始认定：阶级斗争的危险主要来自党内，正是基于这样的错误和唯心的阶级斗争估量，庐山会议不仅仅开了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同阶级斗争等同起来的恶劣先例，而且还肯定这类阶级斗争将会斗十年二十年甚至半个世纪，因此特别强调“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全党现在必须作战，从思想、政治、经济三个方面向打败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为此，庐山会议还提出同所谓党内“资产阶级民主派”、“党的同路人”作斗争的错误口号。这一系列错误影响极为深远，甚至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民主派等于走资派”、“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等谬论都与庐山会议肇始的阶级斗争转向党内的观点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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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93，199页。
2、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5页。
3、转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004页）
其次，破坏了党内民主，助长了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庐山会议用政治批判、政治运动的办法压制不同意见，在党内生活中紧张关系代替了民主空气。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都有一大批体察民情、注重实际的同志，因为对“左”的做法持有异议或者保留，并按组织原则向党的领导人反映情况和提出批评而被列为批判重点或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受到了政治上的打击和组织上的处分。在党内生活中敢讲真话，敢于直谏者日渐减少，许多地方言路堵塞、鸦雀无声，个人专断与个人崇拜交互作用，加剧了“一言堂”、“一边倒”的不正风气。不仅在工作上、决策上造成许多失误，而且还给野心家、阴谋家、投机分子以可乘之机。
再就是经济工作中左倾指导思想继续膨胀，使我国整个经济生活陷入更加严重的困境。国民经济险象环生，比例失调，元气大伤，危机爆发，把我国推进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畜大量死亡。据统计，这三年非正常死亡人口达三千五百万人。【注】
尽管毛泽东轻率发动的“大跃进”犯下滔天大罪的事实证明，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毛泽东死不认错。不仅不认错，还要继续整彭德怀。“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一面精心策划以批判《海瑞罢官》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引火索的文章，一面于
1973年春，彭德怀患直肠癌，住进三0一医院。这时，林彪集团已经垮台。如果是林彪要害死彭德怀，毛泽东完全可以趁此时机把彭德怀放出来，将一切责任推到林彪头上。但是，毛泽东不愿善罢甘休，不把彭德怀整死决不罢手。
1974年冬，彭德怀在生命走到尽头之前，病痛煎熬，身体虚弱，精神几乎崩溃，他对医生说：庐山会议上我没有错，我提了几条意见，说了真话，就说我反党成了反革命了！这是什么样逻辑？他把给他输液的针头拔掉，说“我不用毛泽东的药！”给他喂饭，他把碗推到地上，说‘我不吃毛泽东的饭！”他高声詈骂毛泽东！2
对
对彭德怀的遭遇，辛子陵有如下评说：假手红卫兵杀死政敌，这与在监狱折磨、在刑场处决不同之处是：第一，当权者可以随心所欲，摆脱任何法律程序的束缚；第二，把人打死、打伤残或逼人自杀，当权者可以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一句“正确对待群众”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毛泽东玩的是痞子政治，在这一点上，他连蒋介石都不如。关张学良，杀杨虎城，蒋介石动用警宪特工，敢下手令，敢负责任，敢担千古骂名。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蒋介石对张学良的处置和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处置。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犯上作乱，让蒋介石栽那么大的跟头，蒋的报复是把张学良软禁一辈子。据张学良自述：“老先生对我是白粉知己，很关怀。我有病旁人就想让我死掉了，他特别爱护我，派了中央医院的医生来看我。我到哪去甚至到台湾他都是找个好地方让我住。他自己亲自告诉陈仪要给我好地方，他对我真是关切的很，一直还是关心。”蒋介石死后，张学良送一幅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仇。”反观毛彭之间，彭德怀并没有在庐山发动兵谏，只是写一封信，经济形势谈了一些看法，谈不上“政见之争，宛若仇仇”，毛泽东就必欲置彭于死地。毛泽东不敢关彭德怀，更不敢杀彭德怀，借红卫兵之手将他摧残折磨到死。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品格是非常低下的，绝不是怀揣着崇高的动机犯了错误。什么大民主，什么反修防修，什么追求理想社会，全是欺世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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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坊2007年7月版第546页。
2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坊2007年7月版第550页。
【注】关于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附上以下资料：
（1）“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全民营养不良，体质下降。造成成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据《中国人口年鉴的统计，1959年全国人口增加1113万，净增率为1·19％；1960年人口减少1100万为—4·57％；
l96I年继续减少了348万，净增率为一0·378%。（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4页）
（2）按当时口正常增长率2％左右，以当年6亿人口计算，1960这一年．本应净增1200万人口，却减少1100万人。这样一增一减，实际上就减小了2300万人。这意味着这一年有二千多万人饥饿而死。l961年又继续比上年减少了384万人，减去新出生的人数，实际上这一年有1600万人死亡。这是一个多么触目惊心的事实啊！。（张赞宁：《邓小平重视监督体制的法律化》，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5期第4－5页）
引者注：按此推算，1960年和1961年这两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为3900万人。
（3）人民公社的废除，它留给世人一个美丽而又悲惨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世界上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乃由一个最庞大的政党所创造。它包含了有史以来最为美好的理想，却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至少3000万人直接死于饥饿和饥饿所造成的疾病，另外3000万人由于父母的营养不良未能诞生。它是本世纪我们的人民死于饥荒以及战胜饥荒最重要的史篇，其兴起至结束的全部过程为二十七年，即1958年至1984年。这是一个“大同王国”的总失败纪录。（凌志军、马立诚：《呼喊》广州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49页）
（4）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1959年至1962年僵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制的解封。
1959年，全国有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000多人。
1960年，全国有28个省级地区，有12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720，000多人。
1061年，全国各地区，有13，270，000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117，000多人。
1962年，全国各地区，有7，518，000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000多人。
大跃进时期饿死的总人数是37，558，000（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
据专家统计：1949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期129年中，共发生203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29，910，000多人。（《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10期，陈玉琼、高建国《中国历史上死亡1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的时间特征》）而毛泽东三年大跃进时期饿死的总人数是37，558，000人，比中国两千多年间而死的全部人口还多7640，000人。（见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坊2007年7月版第384页。）
11、从“明君”到“反党集团成员”
毛泽东对于张闻天前后评价变化之大，真有天壤之别。
张闻天，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党内少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在后来却遭到毛泽东错误的批判和处置，“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
一、毛泽东讲：张闻天是开明之君
毛泽东多次讲过：洛甫（张闻天）是开明君主。“据不少同志回忆，毛泽东当时曾对张闻天作过这样称誉的戏言：‘你是一个开明之君。’”1虽说1935年遵义会议后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在1943年3月毛泽东正式担任党的主席之前，党的最高领导人、名正言顺的总书记是张闻天，毛泽东是其下属。张闻天作风民主，他对毛泽东的意见十分尊重，对他的工作也很放手，故毛泽东有此感受。此外，1935年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张闻天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对此，毛泽东在
1935年1月15至27日，在贵州省遵义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检查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开始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作了题为《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即所谓正报告。他的报告过分强调失败的客观原因，掩盖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错误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张闻天则首先起来作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为“反报告”。他认为失败的原因是军事领导上犯了错误，推行了一条“左”倾军事路线，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坚决反对掉。当时在党中央的几个常委里，如果一把手的报告要被否定，必须有常委中的成员出来讲正确的意见。毛泽东的意见虽然正确，并且事前也与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研讨过，但他不是常委，不具备作“反报告”的条件。当时中央常委只有四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张闻天的地位当时仅次于博古，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他出来讲话，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批判了中央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推举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由此，毛泽东重新出来指挥红军，其意义在以后的战争实践中逐渐显示出来。
会议结束时选举毛泽东为常委，其职务为“军事上的帮助者”。会议决定的领导职务分工：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而周恩来为军事指挥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秦邦宪）担任总书记，张闻天担任党内最高职务直至1943年3月。
张闻天在遵会议及其在历史上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直到1969年党的九大上，毛泽东还说：“王明回国以后张闻天没有站在王明一边，是站在我一边的。”3
1938年9月至11月，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会上，张闻天首先向毛泽东提出“让位”，推举毛泽东为党中央书记。当时毛泽东不主张这样做。张闻天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坚持己见。但却主动把工作转移给毛泽东，以后，他虽然主持会议，实际上一切重大问题都已由毛泽东做出决断。中央签发的文件和电报等，一般署名为“毛洛”、“洛毛”，排名顺序多以毛泽东居首。所以，毛泽东当着人们的面说：张闻天是“明君”，叫刘英为“娘娘”，背后也赞扬“洛甫是不争权的”。1从组织手续上讲，毛泽东担任党内最高职务是在
1941年5开始的整风运动，张闻天已退出中央领导岗位，着重检讨自己过去的“左”倾错误，接受大家的批评。张闻天鉴于自己对中国的实际缺乏了解，于1942年1月——1943年3月，带领一些人去晋西北进行调查研究。1943年3月张闻天回延安后，去看望正在养病的王明。王明对张闻天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惩罚我们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你。 1940年3月周恩来同志从莫斯科治伤后返回延安，传曼努伊尔斯基的话说，你是我党的理论家。毛泽东听了这句话大发脾气说，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所以要特别反对你。王明还说自己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什么样话都随便说，所以遭了毛泽东的忌，毛泽东此人实在太厉害，真是睚眦必报。孟庆树也在一旁插嘴。闻天听了王明这番话，没有附和，并说：我们过去确有很多错误，应该好好反省。2从这些情况看来，毛泽东已经没有把张闻天当成什么“明君”了。
在整风运动中，张闻天深刻检讨过去的错误，努力改正。但也有苦闷，心理委屈。“说毛泽东似乎‘不公平’，看人有点‘偏’。一个人在一件工作上，他看中意了，就看见他好的方面，另一个人什么地方不满意，就什么都是坏的。中央决议通过的，照着做了又来驳斥，因此事情不好办。”张闻天决心找毛泽东当面谈谈。“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张闻天。说张闻天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则打。还说张闻天不顾大局，无自我批评精神，并送给张闻天几句评语。”3毛泽东的这些批评，与事实不符。也是与他多次称赞张闻天是“明君”、“不争权”相矛盾的。
二、张闻天在庐山落难
这种矛盾的情况，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达到了极度。毛泽东把这位“明君”打成了“反党分子”。这次庐山会议，按照原来毛泽东的意思是“想统一全党对形势的认识，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总结经验教训，研究若干具体政策，进一步纠‘左’，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大跃进’任务。”4有关庐山会议的一般情况，请参见《庐山会议原定纠正“左”的错误，突然又变成批右》，本文则着重谈张闻天因为遵循会议原定主旨，也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实事求是地批了“左”，却被毛泽东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和“反党分子”的帽子，横加批判。
先是彭德怀鉴于会议即将结束，可是按原来的议题，远没有解决问题，他怀着十分忧虑的心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在肯定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的同时，谈了一些工作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以及如何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谁也没有想到，这封信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风向突变，改变了庐山会议的进程和性质，彭德怀、张闻天招来大祸。
张闻天在
张闻天的发言指出，1958年的“左”倾错误，造成了三个后果：第一，“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引起比例失调，造成很大损失”；第二，“共产风”，“一平二调”，造成阶级关系紧张、人民不满，农民生产积极性受打击；第三，“虚报浮夸、强迫命令”，“造成信誉损失，使我们党在人民中、在国内外，失掉了信用”。
张闻天对“大跃进”的错误，做了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对暴露出来的严重缺点，引起的严重后果，以及产生缺点的原因，做了系统的论述；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等根本问题，做了理论的探讨；最后归结到党内民主作风的重要。
他认为“缺点要经常讲，印象才会深刻”，“马列主义者鼓励积极性靠真理；现在我们讲得有些虚，就是真理不够”。增产数字报了那么多，实际上没有那么多。马克思说过，革命时容易办蠢事。列宁也说过，要正视这些蠢事。2
张闻天的发言指出，关于缺点的原因可以讲得具体一些：比例失调是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共产风”主要是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两个问题；虚报浮夸、强迫命令是不允许讲话、不允许怀疑所致，否则就扣“怀疑派”、“观潮派”等帽子。讲缺点，还应讲具体后果，这样才能取得经验，针对后果提出纠正办法。
当时毛泽东大力主张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认为这是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一个标准。毛泽东也支持张春桥的文章，批判按劳分配和“资产阶级法权”。张闻天的发言中，则主张取消“吃饭不要钱”，改为实行社会保险，照顾少数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不能搞平均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其实完全是两回事，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社会主义要贯彻按劳分配，就要强调保护消费品个人所有制，这到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存在的。对于穷和富的观念要慢慢改变。劳动好，对国家贡献大，所得报酬就多，生活就富裕，富是由于劳动好。这样的富对个人好，对国家更好。它是应该的，光荣的。由于不爱劳动，好吃懒做而生活穷苦，是活该，是可耻的。3
关于产生缺点的原因，张闻天认为，“主要是缺乏经验。缺乏经验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存在的。”“从研究、总结经验的角度看，尤其应该着重从思想方法、思想作风方面寻找原因，研究哪些缺点难以避免，哪些又可以避免。这样，今后就可以避免重犯这些错误。否则，都讲客观原因，就总结不出经验，接受不了教训。”4
关于主观主义与片面性，张闻天说：“对于主观和客观、物质和精神的了解有片面性。有一个时期，把主观能动性强调到荒谬的程度。干劲虽大，但是强调得过了分，还反对讲条件，这就造成了主观主义。这是违反马列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的。有良好的愿望是好的，但是要考虑实际的可能。好大喜功也是好的，但要合符实际，否则就会弄巧成拙，欲速不达，好事变坏事”。他还针对所谓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的说法，强调指出：“是就可以接受经验教训而言。坏事本身并不是好事，我们要尽可能不办坏事。”1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张闻天指出：“领导经济要政治挂帅，这是对的。但是，光靠政治挂帅还不行，还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客观经济规律不能否定，只能利用它来为我们服务。经济有经济的规律，它与政治、军事的规律不一样。但是，搞经济工作，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同样是要吃亏的。”“有的人根本看不起经济规律，认为只要政治挂帅就行。有人公然违反经济规律，说是不用算经济帐，只要算政治帐，这是不行的。我们的经济活动，总是受经济规律约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光凭主观愿望，光凭政治上的要求。单靠提几句政治口号，那是空的。今天总结经验，应该着重从经济规律上进行探讨。”2
对于当时盛行的要“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的提法，张闻天“主张经济核算，主张算帐”。“不算帐，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其实，‘政治帐’同‘经济帐’是统一的，不能把他们对立起来。算经济帐，不仅要算今天的帐，而且要算明天的帐。这就是政治。因而它同算政治帐是一致的。如果现在无利，将来也无利，这样的事情就不能办。”3
对于当时出现的一些无知的蛮干，张闻天提出：“搞经济工作，要学点科学技术知识。这方面许多东西我们缺乏常识。许多已有的技术措施、操作规程等，要研究其科学根据。要改革，也要在人家已有科学成就的基础上改革，不能随便把原有的东西推翻。更不能随便吹，使人家看了觉得我们很外行。鞍钢把工业生产质量定额制度一把火烧了，好象打土豪时烧地契一样。现在到处找也找不到，弄得一个时期生产秩序很乱。生产技术措施没有科学根据、光靠土办法蛮干不行，蛮干是要死人的。”4
关于民主作风问题，张闻天很有针对性地说：“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英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是否提错了意见，就一定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派呢？这也不一定。一个人是否真有问题，要经过一定时间观察。对一个人，经过长期观察其言论、行动，证明他确实是右派或观潮派，再扣帽子也来得及。这样做对团结干部有利，对工作有利。”“总之，民主作风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过去一个时期就不是这样，几句话讲的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真正要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1
张闻天发言的最后部分才谈到彭德怀的信，他说：“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这同大家说的一样。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不大。”对于不少人责难彭德怀提出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问题，张闻天认为，“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对于彭德怀提出的“把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的提法，张闻天则认为：“如果说讲的是一个时期的事，这样讲问题并不大。”2
他说：话有两种，好话坏话都要听，对于坏话，要硬着头皮顶住。神州不会沉没，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
他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两种人都不高兴，一种是触不得，一种是方向有问题。不赞成，你们就驳，不过不指名。我劝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紧急关头不要动摇，不要扭秧歌，要注意讲话的方向问题。
五亿农民的大多数，非常积极，办食堂，搞大规模协作，为了摆脱贫困，他们想搞多一点，你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呀！对于广大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彭德怀信中说“有得有失”，秘书在誊写时误写成了“有失有得”。对此毛泽东十分敏感，说：“得”放到后，“失”放到前，这都是斟酌好了的。对于“大跃进”持这种态度，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是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
一个时期猪肉缺少，蔬菜缺少，女人也没有头发夹子，也没有肥皂，叫做“经济比例失调”，市场紧张，粮食也紧张，交通也紧张，以至搞得人心也紧张。据我看，没有什么紧张。
毛泽东越讲越来气，他竟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把当年对付蒋介石的办法也拿出来了。他还说，如果解放军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是要跟我走的），我就跑到农村去，另外组织。
谈到责任时，毛泽东说：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绝孙”。
毛泽东这次讲话，“支持了左派，劝告了中间派，警告了‘右派’，表明主席已经把会上的争论，作为党内路线斗争来看待了”。3“从高度原则上批判了那封信，说它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有目的的”。并指出彭德怀“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和几次路线上的错误”。4
毛泽东这番讲话之后，风云突变，会议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这些话，使庐山会议的气氛骤然变化，一场反右倾的风猛烈地刮起来了。对彭德怀信的批判，迅速升级，被批判为反对总路线，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张闻天也被推到了完全被批判的地位。对于彭德怀与张闻天的关系，有的说一个是元帅，一个是副帅；一个是司令员，一个是政委。
闻天同志：
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什么样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矣！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没两天，你就心烦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住脱不得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热寒症了。昔日咏疟疾词（这首曲子，调名《叨叨令》云：“冷来时冷在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在蒸笼里坐，痛时节痛的天灵破，战时节战的牙关挫。真个是害杀人也么哥，真个是害杀人也么哥，真是个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第三十四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一天下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涩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一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壁，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些忙，请待来日。先此信，达我悃忱。2
这封信，提出了“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意在说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猖狂进攻”是有组织的。于是把会议向“主帅”、“副帅”的批判斗争，推向高潮。从信中看出，毛泽东在那居高临下之势，对张闻天冷嘲热讽，极尽嬉笑怒骂、讽刺挖苦之能事。
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须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一九五三年高、饶问题，现在的彭、黄、张、周，就有许多人感觉惊奇。1
这里他解释了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反党集团”的必然性。
同一天，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决议》指出：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坚决粉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决议》还说：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
彭德怀和张闻天都是党的高层领导成员，彭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张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都是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写了一封信和发表了意见，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一点批评，远没有谈到已经出现的危机和问题的全部。这本是一个普通党员的权利。却为毛泽东所不容，被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党集团”。从此，张闻天被调离领导岗位，经常遭批斗。
毛泽东当年在张闻天手下的时候，什么样意见都可以谈，称他“是一个开明之君。”如今，张闻天在毛泽东领导之下，怎么就听不得一点意见呢？如此的“不开明”呢？原来是那样的赞赏洛甫（张闻天），如今，却把人家整得这样的狠！
三、“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
庐山会议后，张闻天被撤销了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还保留，实际上已无事可做了。他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写信，提出给分配一点工作。刘少奇建议，还是搞经济工作。张闻天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便找经委主任李富春，李表示欢迎。可是不久，李向张表示歉意，请示未获批准。传达中央的意见：不同意。2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的建议不顶用，这个“中央的意见”是谁的意见？谁都会明白。张闻天请求作一点经济工作都不行？真令人费解。
经过几次这样的申请，1960年11月，张闻天被派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当一名特约研究员。算是有个地方领工资，过组织生活就是了。
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闻天自然在劫难逃。
1967年7月，北京航空学院和地质学院红卫兵联合召开群众大会，斗争从成都揪来的彭德怀，张闻天陪斗。当时，会场出口处打手们排成队，每人向彭、张等到人击一巴掌。这次批斗会，彭德怀被打折了骨头，张闻天被打得满头满脸鼻青脸肿，当场晕了过去。多亏两个解放军战士把他拉上卡车，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974年张闻天多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希望回北京生活和养病，恢复组织生活，做点工作，以度晚年。10月底，一封经王震转呈的信，摆在了毛泽东的案前，毛泽东让人签批：“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个地方住。”1连请求回北京住，也不允许。张闻天提出回老家上海，也不准。最后是迁居无锡。
四、还历史公正
决定为他平反和恢复名誉。”悼词在最后号召向张闻天学习：“我们悼念张闻天同志，就是要学习他服从真理，诚恳修正错误，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善于吸取历史经验的优秀品质；学习他作风正派，顾全大局，以党的利益为重，不突出个人，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坚强党性；学习他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处事民主，善于团结干部的优良作风；学习他终身好学，不断求知，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习他胸怀坦白，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
张闻天生前坚信：“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
历史已经证明，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无情的，历史的裁判是最终裁判，真理终归是真理，谬误终归不能成为真理。
12、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原定纠“左”，又变成反右
1962年七八月间，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这个原本是讨论经济工作继续纠正“左”的会议，一开始就因为毛泽东讲“阶级、形势、矛盾”而改变了主题，转向阶级斗争，变成反右。
经过三年“大跃进”的严重挫折，毛泽东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也不得不作一些检讨，但在实际上，他根本不认错。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央一线领导人制定的一些救助政策，颇有成效，但是，毛泽东却很不满意。他认为，在1961年底，困难已经到“谷底”，形势从此一天天向好的方面转变；而七千人大会之后，中央领导人却发现最困难的时候尚未过去，经济形势在继续下滑，因而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对各地自发兴起的包产到户，毛泽东实际上并不同意，强调巩固集体经济；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人不仅赞成，还积极支持。对“大跃进”以来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的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毛泽东也有不满。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把这样一些党内认识上的分歧视为阶级斗争，把他所不同意而实际上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一些意见，看成是右倾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的表现。对七千人大会以后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对形势的实事求是的估计和各方面都退够的方针，他斥之为“黑暗风”。对包产到户和邓子恢等人对包产到户的支持，他斥之为“单干风”。对彭德怀申诉自己没有“里通外国”和小说《刘志丹》的写作，他斥之为“翻案风”。他反复提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强调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求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
关于对“黑暗风”的批判
对于前几年来的错误及造成的困难，毛泽东在会前认为：“错误就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现在是退到了底谷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在这次会上，他说：“我周游了全国，从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现在有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1960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讲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我在周游‘列国’时，在光明、黑暗的问题上只是露了一点，提了个题目。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这次会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干劲了，怎么办？他们鼓单干之劲，鼓黑暗之劲，鼓讲缺点错误之劲。讲光明、讲成绩、讲集体经济，他们就没劲了，怎么办？”“现在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形势说成一片黑暗。就像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揭露黑暗人们是不喜欢看的，鲁迅把它叫着谴责小说。《红楼梦》、《西游记》人们爱看，因为它有希望嘛。《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因为它只揭露黑暗。”当有人说道：现在有人怕说光明，说光明就感到有压力时，毛泽东说：“说压力，那你先压我嘛！你压了我几年了嘛！你们黑暗讲了几年了嘛！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说集体没有优越性了，这不是压我？压力总是有的。”这段话，很能反映他自1960年以来对调整工作的看法。
对“单干风”的批判
会前，毛泽东对邓子恢、田家英等同志支持“包产到户”（他认为就是“单干”）十分反感，对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没有抵制甚至赞同也不满意。他针对各地出现“包产到户”，提议以党中央的名义起草一个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在北戴河会议上，他说：“为什么搞这么一个文件，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就越大。”“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的卖地，有的买地，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现在是到社会主义，还是到资本主义，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单干从何而来？在我们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包括许多农民，其中大部分是贫农和下中农，有一部分富裕中农家庭出身的，或者本人就是富裕中农，也有地富家庭出身的，也有些知识分子家庭，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或者是资产阶级子弟。另外，还有封建官僚反动阶级出身的。党内外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这些人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有些同志马克思主义化了，化的程度不一样，有的化得不够。我们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
对所谓“翻案风”的批判
会前和会议期间，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申诉不存在反党小集团和同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批评彭德怀。他说：“五九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五九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彭德怀写信，把过去说的统统推翻。”“近来有股平反之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那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方针应当是：真正搞错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错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搞对了的，不能平反。”他认为对彭德怀没有搞错，不能平反。毛泽东还布置小组讨论彭德怀的信，从而又掀起一场对彭德怀的声势很大的批判。
在批判彭德怀的所谓“翻案风”的过程中，还批判小说《刘志丹》，说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这次批判把当年陕北苏维埃政府的干部习仲勋、贾拓夫等打成“反党集团”。毛泽东在会上讲：“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识形态。”1
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集中反映在经过他反复修改和最后审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一段话里。公报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过渡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这段话的中心意思就是“告诫”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这段话是八届十中全会主要之点，由此中断了继续纠“左”，使“左”的思想和“左”的错误倾向不但没有得到纠正，反而更加泛滥开来，最终导致十年“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发生。这段话后来成为“十年动乱”中概括出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的主要根据。
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13、两次赞赏邓子恢，两次对他猛烈批评
50年代初，邓子恢任中南局第二书记，毛泽东调他到北京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后又兼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中央农林口工作。毛泽东向他交待的任务是：在三个五年计划或更长的时间内，把四亿多农民组织起来互助合作，逐步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领导农村走集体化道路。
对于农业合作化，中央制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是：（一）积极领导，稳步前进；（二）自愿互利，不搞强迫；（三）由低到高，由点到面，分期分批发展（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初级社—一高级社）。据此，邓子恢强调，一是从实际出发，二是着眼于发展农业生产。不能用搞政治运动的方式进行，要按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和经济内在的发展规律进行。他从调查中发现两大问题：一是农业合作社发展中有贪多求快的倾向；二是推广农业生产技术出现强迫命令。由此引起农民思想恐慌，严重干扰了农业生产，也为农业合作化的正常发展增加了困难和阻力。邓子恢及时将这些情况向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汇报，并主持代中央起草《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和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提醒全党认识：中国农业合作化必须从小农经济的现实出发，在合作化的过程中要保护好农民的利益。党中央和毛泽东都对此高度赞扬。毛泽东特意将这两个文件和中央早先通过的《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合编为小册子，并亲自冠名为《当前农村工作指南》，还动手起草通知说：“这三个文件，揭示了党在当前阶段指导农村工作所必须掌握的理论认识和重要的政策原则，以及群众路线方法”“希望通过这一次学习，能够把各种人员的思想水平在全体规模上提高一步；以保证党在农业战线工作中的不断胜利。”
遵照毛泽东指示精神，邓子恢随即协助中央对各地的合作社进行了两次整顿，及时克服了冒进倾向。全国巩固了一万多个合作社，也收缩了一些不具备条件的合作社，使互助合作运动继续健康发展。1954年初，原先问题比较突出的华北地区，在整顿后向中央报告称；“纠正冒进的结果，农民生产情绪已趋稳定。部分地区出卖土地、卖耕畜、杀猪、宰羊、伐树等现象已停止，抗旱播种任务已顺利完成。干部认识了冒进对工作的危害，开始转变了重（合作）社轻（互助）组的错误认识。曾消沉一时的互助组，又开始活跃起来，并有了发展。”
1953年全国农业合作社为1·4万个，1954年发展到22万个，l955年1月达到40万个。中央原定1955年春耕前农业合作社发展到60万个，可是到3月已发展到67万个。发展得这样快，引起了许多问题；不少地方违背自愿原则，搞强迫入社，农民不满，干群关系再度紧张。如浙江省的合作社发展过快，由原来3800个发展到5·5万个，农民怕“共产”，又大批卖牲口、杀猪、宰羊、砍树、闹退社等现象不断出现，又呈现人为的紧张局势。毛泽东听了汇报后，两次找邓子恢交谈，指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宰羊杀猪，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他还明确表态：“农业合作化，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一1957年）发展到三分之一就行了，不一定要50％。”接着，他就提出“停、缩、发”三字方针，并同邓子恢共同安排：华北、东北一般停止发展，浙江、河北收缩一些；其他新区可适当发展一些。经过整顿，全国共收缩上万个合作社、巩固65万个合作社，效果是好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了，干群关系缓解了，农业合作社重新出现了好的发展势头。
可是到5月初，毛泽东的思想变了。他两次找邓子恢谈话，他问邓子恢：“1957年化到40％可以不可以。”邓答“上次化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为好。”这引起毛泽东的不快。
5月中旬，毛泽东召集15个省市委书记开会，他在会上说：“在合作化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必须加以改变，否则会犯大错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农村工作部调整农业合作化发展的计划，提出1956年由65万个发展到100万个。即“翻半番”。
不久，毛泽东召集中央农村工作部其他领导同志到中南海谈话，批评他们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吓破了胆”，毛泽东见邓子恢无意改变观点，表示：“邓子恢的思想要用大炮轰了”。
同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又作了《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报告，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都被升级为“右倾机会主义”，于是，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迅速出现在全国各地，“左”倾情绪更是乘机兴起。原定15年基本上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如今3年就“化”完了。可是问题接踵而至，农民闹退社、散社现象，此起彼伏，但被归结为阶级斗争，认为是“阶级敌人和富裕中农的进攻。”用大辩论、大批判的方式予以击退。之后，就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经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大量饿死人的严重情况出现。在1960年前后的危难之际，邓子恢又受到中央的重视，他率工作组到山西、河北、江苏等地调查后，草拟了《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以图通过法规形式加强公社内部管理，解决平均主义问题、限制“共产风”和辖指挥。毛泽东看到后也很高兴。
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研究《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毛泽东在会上赞扬了邓子恢重视调查研究，称邓子恢是“农村工作专家”，说“他在山西、河北、江苏的调查是正确的。我过去同邓老有点小冲突，现在统一了，他是正确的。我同他的争论从此结束”。“这几年（农村）犯的错误，没有他的份。”“搞农村工作找谁呀！还是要找邓老。你们不要瞧不起邓老，他搞了一个《人民公社内务条例》，办了一件好事！中央农村工部的工作，还是要靠邓老。”
1962年3月下旬，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华东区汇报安徽包产到户责任制，邓子恢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一道支持推行包产到户。邓小平说过：“白猫黑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邓子恢表示：“包产到户是集体经济管理的一种好形式，能够调动集体和个人两个积极性，有利于克服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是搞好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好路子。”接着，邓子恢又到中南海见毛泽东，详细汇报中央农村工作部到安徽调查的情况。毛泽东不赞成包产到户。邓子恢没有灰心。又再次派人到安徽淮北调查。淮南、淮北两次调查的大量数据均表明。实行包产到户比上年增产增收，群众普遍满意。
事也凑巧，这期间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到广西龙胜县调查，研究那里的包产到户问题，并向中央写了报告。他们认为在集中统一经营形式下的包产到户，还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毛泽东审阅了这份报告，亲自写批语指出：陶、王“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邓子恢听后，感到包产到户有了些希望，于是趁热打铁。7月的一天夜里。邓子恢带着陈正人、廖鲁言等人去中南海，再次向毛泽东陈述支持包产到户的种种理由。这次谈话，谈得很艰难，一直谈到第二天早晨。毛泽东终于表示：“同意试一试”。
8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重点研究大家关心的农村问题。会上人们对安徽、广东的包产到户表现出浓厚的兴趔，决定推举广东领导人牵头，起草包产到户的文件。一天，邓子恢手持包产到户的材料，满怀希望去见毛泽东。他滔滔不绝地陈述支持包产到户的种种论点和论据。殊不知，毛泽东此时又变了。他原先在中南海答应过试一试包产到户，如今又不同意试了。邓子恢不理解，也不相信毛泽东会变得这样快，他以为是自己的话没有说透；因此继续对毛泽东做工作，试图说服毛泽东对包产到户维持允许试一试的态度。而毛泽东主意已定，态度强硬，毫不松动。两人辩来辩去。话不投机，闹得不欢而散。毛泽东很不满意。
他还批评邓子恢“很自负，谈了半天，就是听不进意见，还在要求武一试，试什么！中国农民不是试了几千年了嘛！”这句反问，说服力很强，可不是吗？中国农民确是一家一户生产搞了几千年，没有摆脱贫困。对此，原先赞成包产到户的人，也一时语塞，心悦诚服。但邓子恢很倔强，依然不跟风。他在中心组发言时说“工业可以搞责任制，为什么农民田间管理就不可以搞责任制？”“责任田根本不涉及所有制问题，土地仍然是集体所有，只是超产部分归个人，不存在反对集体经济的问题。”然而，北戴河的政治风云一变，邓子恢的这些真理般的语言，没有人听，反而形成批判邓子恢一边倒的局面。
同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邓子恢被撤职。邓子恢领导的农村工作部，也被批判为“十年一贯制”、“没有办一件好事”而撤消了。
“文化大革命”中，邓子恢被造反派从外地揪回北京，无休止地遭到批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数十年风雨的实践检验，邓子恢主张的那一套是正确的。中央正式为他平反，《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邓子恢等同志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责任制的观点……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意义。”这是对邓子恢公正和崇高的历史评价。
14、同意曾希圣搞责任田，又批判曾希圣搞单干风
曾希圣当年任中共华东局第二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狂热中，大放“卫星”浮夸中，十分著名。安徽省也成为全国“跃进”得很有名的省分之一。也就是说，灾难遭受得很重，饿死的人之多也是名列前茅的省分之一。1960年，山东省省委书记舒同因错误被免职后，曾希圣还兼任山东省委书记。一人担任两个省的省委的书记，是空前绝后的，可见，曾氏当年之红，也可见是如何得到毛泽东的尝识。曾希圣逐渐了解到安徽省的灾荒严重，粮食短缺，人口大量外流，饥民遍省，到处都有饿死人的事件。这使曾希圣和省委一班人的头脑，有一点清醒。他们了解到，农民搞“包产到户”，能够增产，也真有积极性。但是，“包产到户”又是被认为“搞资本主义”，不敢完全支持，就改个名字，叫做“责任田”。
1961年3月，安徽省省委作出决定，在全省普遍实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责任制，简称“责任田”。这种生产形式能够大幅度增产，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正因为两次得到毛泽东的明确支持，曾希圣才敢放手在安徽省推广责任田。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行后，
至当年10月份，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达到84·.4％。据省里对36个县调查表明，施行责任田后平均生产比上年增长38·9％。农民得到了温饱，看到了希望；各级干部增强了信心。这一年，不少地方出现了特殊的人口流动现象——城里干部、教师、职工返乡种田。太和县政府干部就有20多人到农村种田。王油坊生产队从外地回来30多个工人。
安徽搞责任田的成功，很快在全国引起连锁反应。调查资料显示，1961－1962年，甘肃临夏74％的生产队、浙江新昌和四川江北有70％的生产队、广西胜县和福建连城有42％的生产队、贵州全省有40％的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全国大约占20％。这时，一场恶梦已悄悄向曾希圣袭来。
同年12月，毛泽东在无锡，把曾希圣找去对他说：“生产恢复了，是否把‘责任田’这个办法变过来”。这是个奇怪的问题，原来的办法饿死人，正因为实行“责任田”才恢复了生产，一个正常思维的逻辑应该是继续实行责任田。而毛泽东却提出舍弃恢复生产的责任田，硬要坚持那饿死人的办法。曾希圣当然难以理解，便提出：“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毛泽东沉默不语。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曾希圣受到了批判，说他搞“责任田”是在刮“单干风”，“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谋”，“带有修正主义色彩”。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两极分化的祸害”。批判曾希圣的会上，气氛很紧张，曾希圣连坐位都没有，自己拉把椅子坐到会场边上听批判。会上，他对安徽省锇死人的事作了检查，但对其推广责任制仍持保留态度。于是，会上有人主张开除他的党籍，还有人提出要杀他的头。会上，毛泽东不仅批评了安徽省的曾希圣，还批评了支持安徽省搞“责任田”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等领导同志；严厉批评曾希圣“要代表富裕农民利益”，“为天下中农谋福利”。
接着曾希圣被免去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对于此事，
在曾希圣被批判撤职后，安徽省搞的“责任田”得到邓子恢、邓小平、刘少奇等的支持。邓子恢认为，责任田”没有改变所有制性质，多数能做到“五统一”，怎么能说是方向错误呢！“责任田”就是社员劳动和产量直接结合起来，加强了社员责任心，是找到了搞好集体生产的一条出路。邓小平支持邓子恢的意见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试试看。田家英受毛泽东的委派率调查组回来汇报说，群众欢迎“包产到户”。刘少奇说：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邓小平再次表示：赞成。可是毛泽东却认为，“包产到户”是一种后退，反映了落后群众的要求，并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随后，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对“包产到户”当成“单干风”作了系统的批评。
曾希圣被撤职后，闲呆在家。1965年调他到西南大区任职。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被造反派批斗、摧残，
当年遭到猛烈批判的“责任田”和“包产到户”，就是后来经过拨乱反正，先在安徽省、四川省继而在全国得到普遍推广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从此解决了农村和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再也没有发生当年那样饿死人的大饥荒。这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历史已经作了评判。
曾希圣在安徽省出现大饥荒的情况下，提出搞“包产到户”的“责任田”，也就是“救命田”，正处于天灾人祸困境中的毛泽东，急不可待地支持了他，要他先搞试点。可是，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又被说成是“两极分化的祸害。”
l958年农村实行公社化以后；为了限制农民的私有经济和私有观念，给步入“大同社会”作准备，“自留地”被严格取缔，安徽省对此坚决执行。然而1959年以后，经济危机使安徽农村饥荒严重。饿殍遍野，人口大量外流。面对现实。省委领导痛感“失职”、“内疚”，采取了“定户到田、责任到人”等补救措施，“自留地”也是措施之一。不过仅一年，曾被毛泽东同意试验的“责任田”就被毛泽东斥为“单干风”、“翻案风”、“方向路线错误”。安徽省领导人没有因为全省大量饿死人而受处分，却因亡羊补牢、想出解民众于倒悬的措施而“挨批”，“责任田”随之被取缔。
关于饿死人的情况，李锐下放劳动所在的地方——安徽省霍山县大别山磨子潭水库边上的白水板大队，当地农民这样说：1958年下半年就开始断粮。1959、1960年最严重，开始每人每天还有二两粮，后来竟几个月都不见粮食。树皮、树根、各种野菜都吃遍了。一个生产队队长告诉李锐。他队有96人死了24人。旁的人说这个数字很平常，有的队死的人还要多。有人说，他们队就死了45人。死者中老年人居多，也有青壮年、小孩，很壮实的人也死了。干部则要大家不准说是饿死的。去食堂吃饭要走几里路，去晚了就没有吃的。干部、司务长、做饭的以及他们的家属则没有饿死的。外面参观的来了，食堂就把剩下的点粮食搜出来做干饭，参观的一走，就几天没有吃的。“跃进”时，日夜逼着干，不干就打人、抓人，不给口粮，调到别的生产队去“劳改”。谁不怕倒霉，谁还敢说一句老实话！
公社的彭主任谈起那时的“大食堂”的情况说：“二三百人吃饭，要走五里路，就那么一点稀的。I961年下种时，饥饿的农民把种下的稻谷和玉米种籽都从地里抠出来吃了！死人根本算不了什么事，人死了倒在路上的、衣服都被剥去了。但当时省委向中央汇报时，却说只死了一千人。”1
曾希圣受到批判的责任制，反映了客观经济规律和民心，在毛泽东死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带头搞起了“包产到户”，把517亩土地和10头耕牛分到人头承包到户经营。当年产量等于1966-1970年5年的总和，“讨饭村”变成了“冒尖村”。这个经验很快像“冲击波”一样席卷神州大地，势不可挡。全国农村的生产队从1979年1·02%到1989年的99%都实行了“包产到户”责任制，毛泽东竭力鼓吹的乌托邦——人民公社，随之土崩瓦解。
15、罗瑞卿蒙难
从红军时代起，罗瑞卿就是毛泽东的保护神，为保卫毛泽东，罗瑞卿效尽了忠心。毛泽东对罗瑞卿也是十分关爱和器重，多次表扬罗瑞卿。可是，当毛泽东要预谋发动“文化大革命”搞掉刘少奇时，对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实际掌握兵权而又受到刘少奇器重的罗瑞卿很不放心，疑心罗会支持刘少奇，故而决心搞掉罗瑞卿。要使这一企图得以实现，亟需要林彪的支持与配合，而林彪也对罗瑞卿有所不满，于是积极配合毛泽东搞掉罗瑞卿。以往的材料都说是林彪诬陷和整倒罗瑞卿，其实，要整倒罗瑞卿从谋划到定性、定调直到作出处理，都是毛泽东主使，林彪也趁机对罗诬陷、罗织罪名，那也只是胁从而已。
据何蜀在《林彪与九一一》一文中说，1965年12月中央政治局打倒罗瑞卿，是毛泽东“极为重大战略部署的第一步”，是毛泽东首先有整倒罗的意图，林在得悉毛泽东的意图后，按毛泽东的安排，顺水推舟地除掉自己心中不满的罗瑞卿。
何蜀的文章写道：1965年1月的政治局会上，毛、刘首次公开冲突。此时，毛泽东诀心打倒刘少奇。在1965年，刘少奇在党内、政府中的势力已据主导，而毛泽东则更多是作为一个偶像存在。毛原先看好的彭真，邓小平，已完全在刘一边。众人嘴上不说，心里想的就是供毛为偶像，少管事。毛泽东深知其在党政中已被架空，唯有依靠军队。其时，1965年，军中的实权已在贺龙、罗瑞卿手中。（林彪自1962年夏便基本不再管事）。毛深知贺龙为人，在毛刘摊牌时，贺龙决不会支持毛，顶多持中立。……罗瑞卿按理是毛的亲信，毛对罗瑞卿不应有怀疑。但是，罗自1959年出任总长，军委秘书长，特别是1962年出任书记处书记后，大权在握，依仗毛林的支持，作风强悍（换句话，有些飞扬跋扈）。刘少奇为最终架空毛，也对罗采取亲近的手段，如刘少奇曾公开税：我们的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此话是在1965年5月所讲。不知是刘少奇已有所安排，还是罗瑞卿已有所表露。反正，在1965年战备空前紧张时，国防部长和军委第一副主席的位置由一个‘病人霸着’，总不是一件好事。此话不可能不传到毛泽东那里。为此，毛泽东秘密召见另一得力助手叶剑英，让其做出有关部署。同时，让毛泽东的‘好学生’，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萧华开始收集有关‘反对突出政治’的材料。真正的‘倒罗运动在军队开始于1965年5月。
“1965年5月，军委就军队备战问题举行会议。除毛、林外，军委主要成员均出席。因为此次会议事关中共援越及重大战备问题，终结发言理应待报毛、林后再做。罗事先未请示，即以会议主持人身份作出总结发言。会议刚结束，叶剑英、聂荣臻、萧华、杨成武、李天佑等人即向毛林报告，并分别在毛泽东和林彪面前表示不满。毛泽东为此申斥林彪‘不抓大事’、‘放权’，林彪招此批评，十分脑怒，随即下达指示‘收回军委63期作战会议简报’。此时林彪已知毛泽东及众多元帅、将领对罗不满，但林又不能明说。罗瑞卿除与贺龙能保持密切的关系外，与军委大多教成员关系很差。
“罗自认为在军中有毛、林、贺支持，在政府中有刘少奇、彭真支持，在党内有邓小平支持，舍我其谁？殊不知此时毛泽东在其打倒刘少奇的全面战役中对罗的立场已产生怀疑。庐山会议后，按中央军委分工，贺龙兼管国防工委、聂荣臻兼管国防科委。但贺龙的工委与聂荣臻的科委关系如同水火，军委无奈只得另组国防工办来协调贺、聂的关系。前期，罗瑞卿基本处事公道，后期不免有失公允，……。
“正是在有此大背景下，才出现了林彪与罗瑞卿的谈话，要加强‘通气’。……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了逐步解决贺龙、罗瑞卿权的准备，以确保在对刘少奇的斗争中军队的绝对忠诚。杨成武，李天佑分别被任命为第一副总长和主管作战的副总长，在罗瑞卿不在京期间主持总参工作。与此同时，在叶剑英元帅主持下，收集罗瑞卿材料的工作进展顺利。这其中包括海军第一副司令王宏坤，第一副政委李作鹏提供的材料，总参杨成武转来的兰州军区的材料，雷英夫的材料。
“11月，总政召开军队政工会议，批判萧向荣，矛头指向罗瑞卿。而罗此时尚蒙在鼓里。11月，在完成这些部署后，毛泽东在杭州召见林彪，向其和盘托出准备扳倒罗瑞卿，但还要看其最后表现。毛明确要求林彪表态。林彪因与罗瑞卿关系密切，而罗瑞卿本身又是林彪提名回军队工作。林彪没有选择，只能同意毛泽东的安排。毛表示如林身体不好，可由叶群代为汇报。
“l965年9月，毛泽东以建设三线为名，将可能为刘少奇所用的彭德怀支到西南……把黄克成送到山西。这两人自1959年被打倒后仍然有一定影响，而且，如果在同刘少奇摊牌中，彭、黄很可能支持刘。先断绝后患。11月，叶剑英，杨成武被秘密召到杭州，对倒罗作出最后安排。同月，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解职。确保中南海安全。同月IO日，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姚文元文章发表。文化大革命揭开序幕……
“
根据这一说法，对有关问题作一些补充。
毛泽东的保护神
罗瑞卿是四川省南充人，年轻时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曾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过。他跟随毛泽东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陕甘宁边区的抗日军政大学当过教育长、副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任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长兼任公安军司令员、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59年开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毛泽东非常器重和喜欢罗瑞卿，也经常表扬罗瑞卿的工作。
毛泽东与罗瑞卿的亲密关系始于长征时期。当时，罗瑞卿任红一军团保卫局长，毛泽东经常和红一军团一起行动，因此，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就成了保卫局长罗瑞卿的重要职责。无论在行军途中，还是毛泽东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罗瑞卿总是形影不离地守护在毛泽东身边，保卫毛泽东的安全。
解放以后，罗瑞卿任公安部长，对毛泽东的安全保卫，是其负责的一项重要工作，亲自过问。每次毛泽东外出，他都跟随同行、守护。毛泽东视察长江三峡时，想在三峡下江游泳，罗瑞卿就到三峡去观察水情，发现那一段江面漩涡较多，游泳有危险，劝阻了毛泽东不要到那里去游泳。l959年罗瑞卿出差到长沙一听毛泽东要在湘江边游湘江，马上赶去检查安全措施，又陪伴毛泽东游江，随后，他还亲自作毛泽东的警卫，陪毛泽东游韶山，并一直妥善安排毛泽东上了庐山。在节日期间，罗瑞卿的工作就更加繁忙，为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工作而跑前跑后。他总是以工作为重，以保卫毛泽东的安全为重，自始至终坚守岗位，尽心尽责，可谓是毛泽东最忠实的保护神。他为了能在毛泽东游泳时紧随左右，在年近五旬时，还刻苦地学会了游泳。公安部长罗瑞卿对毛泽东的诚实、忠厚，被称为毛泽东的大警卫员。使毛泽东对他的工作也是满意的，他说过：“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对这样一个忠诚不已，自己也如此放心的保护神，到时候，这些话全不见了，要开刀时，毫不留情。
林彪和罗瑞卿交恶
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曾经非常密切，在红军时期林彪当红四军军长时，罗瑞卿是十一师政委；林彪当一军团长时，罗瑞卿是军团的保卫局局长。到陕北后林彪当红军大学校长，罗瑞卿当教育长。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接替彭德怀当国防部长，罗瑞卿从公安部长到军队任总参谋长，还是林彪提议的。这都说明，林罗之间有充分的了解和信任。可是，不久，他们之间出现分歧、矛盾，林彪对罗也产生了嫉妒。
1961年，林彪提出“背警句”、“立竿见影”等口号时，罗瑞卿明确表示自己同意罗荣桓元帅的观点，指出，死背硬记，从书本中找现成答案，搞“立竿见影”，而不去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这种学习方法违背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当林彪提出“革命化”、“骡马化”的口号时，罗瑞卿说：“我军要拥有现代化一切最新技术设备”，并为发展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针对林彪空喊政治，在军队搞“文”不搞“武”时，罗瑞卿强调：搞好军事训练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现在要靠训练来准备打仗。
1964年，罗瑞卿开展全军群众性练兵运动，用以提高军队素质。并亲自领导组织北京、济南等部队的军事表演，让毛泽东观看。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当即表扬了罗瑞卿，并建议罗瑞卿在全军普及北京、济南军区的经验。可是，林彪却说“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击了，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反对单纯生产观点”。之后，林彪又提出：军事训练“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罗瑞卿则说：“不能乱冲一气。政治是统帅，政治工作也要保证军事任务的完成。否则，天天讲突出政治，业务工作总是搞不好的，那就不是真正的政治好。”
林彪长期以来在军内推行个人崇拜，罗瑞卿对此持反对意见。1965年，《解放军报》社起草了一篇社论，标题是《突出政治就是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罗瑞卿在主持修改这篇社论时，指着“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问社论的起草人：“这个提法是不是林副主席的原话，还是你们的记录？以前公开见过报没有？”大家回答：“这是林副主席在上海说的原话，报上也用过。”罗瑞卿记不起曾经见过林彪在什么地方讲过这样的话，又很怀疑林彪会有这种绝对化的提法。他感到这个问题牵涉到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提错了或提得跟中央、毛主席的提法不一致，都不好，于是便给当时分管理论工作的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打了一个电话。
康生接到罗瑞卿的电话后，表示：如果要这样提，恐怕应问问中央常委，甚至恐怕还要问问主席自己。罗瑞卿问他个人意见如何，康生未正面回答，他认为，还是按中共中央原来的提法稳妥。于是，罗瑞卿便将“最高最活”几个字删去了。
由于罗瑞卿征求了田家英的意见，“最高最活”的提法又被从“前言”中删去了。罗瑞卿万万没有想到，在后来这便成为他“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证。而在用这一条整罗瑞卿时，康生保持沉默，而田家英已经去世了。
1959年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任国防部长后，由于这位怕风怕光的部长的身体原因，许多事务实际上都是由罗瑞卿来具体抓。有关军队的事，毛泽东往往都通过罗瑞卿来办。以对此，刘少奇曾公开表示过，罗瑞卿是国防部长的接班人。因此，在林彪看来，对他地位和权力威胁最大的人，莫过于罗瑞卿，而罗瑞卿又不为他的威逼利透所动，自然对罗十分不满。
毛林合谋
林彪正在谋划如何对付罗瑞卿时，获悉毛泽东要除掉罗瑞卿的意图，于是毛、林之间作了一笔交易。据张戎的书上说：1965年“
“毛林
“‘毛还说，这些年你进步很大。有马列主义。。。。希望你再作一次七千人大会上那样的报告，说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
林彪会意地回答：‘我回去就考虑准备。’这是一次‘路线交底’，林彪明确地知道了打倒刘少奇以后他将成为主席的接班人。”2
1965年11月底，毛泽东策划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拉开——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已经发表，此时，在毛泽东看来搞掉罗瑞卿的时机成熟，遂于
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主席：
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
敬礼！林彪
这封信从头到尾一个字没有提到罗瑞卿的“罪行”，甚至连姓名也没有写上。但是，带去的11份揭发罗瑞卿的材料，却说明问题了。
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以为要开作战会议，从北京带了作战地图去。
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还向贺龙打听：开什么会？
贺龙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
总理周恩来说：主席叫我通知在上海开紧急会议，但不知道开什么会。
从这一情况可知，整倒罗瑞卿并不是中央的决定，也没有把毛林的意图会知中央其他领导人，完全是毛林合谋向其他中央领导人搞突然袭击。
为了整倒罗瑞卿，总得有个在桌面上说得过去的理由，且不能“打草惊蛇”，让刘少奇等到人知道是要收拾他们的底牌。于是编出一个“罗瑞卿反对林彪”的谎言来。
会上最活跃的人物是根本没有资格参加这种会议的、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叶群，他作了三次共约10个小时的发言，内容也可推之是她在杭州向毛泽东诬告罗瑞卿的一部分。
她毫无根据地指责罗瑞卿是野心家，逼林彪退位。她说，罗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罗的个人主义已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把国防部长的位置让给他。他当了国防部长又会要求更高的地位，这是无底洞。
她还说，罗瑞卿当面对林彪叫嚷：“病号，不能干扰，应让贤。不要挡路。”把林彪气昏过去了。
叶群讲话中，最耸人听闻的是这样一段：
刘亚楼对我说：“六三年以来，我几次想和你谈几点意见，是罗瑞卿交代的。四点意见是：
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看林彪同志要上政治舞台的。
二、你的任务很重，应保护林的身体。
三、再不要干涉军队工作了。
四、放手要罗总长工作，信任他，一切交给罗负责。”
我对刘说：“每个人都上了政治舞台。林荣誉很高了，无意再进。这是中央决定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谈的问题。”刘说：“你怎么这么迟钝。你如果办到了，林进入政治舞台，不管军队，让罗干，总长不会亏待你的。”我说：“这是对我最大的污辱。”回家后林彪说：“你答的对，今后不准讲这个事，这是违背原则的事。”
这完全是叶群编造的，没有任何证据。当事人刘亚楼已去逝，查无对证。
刘亚楼又说：不要告诉罗瑞卿同志，他有势力，军队、公安系统都在他手里。2
叶群的指责性质是十分严重的。然而，这全部是凭空捏造的。与会人员大都表示怀疑。刘少奇会前听了叶群的汇报，说了一句：“难以置信。”邓小平感到叶群讲的要害问题是刘亚楼那四条，而刘亚楼已死，“死无对证”。对林彪向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表示不满意。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通知正在边防视察的罗瑞卿来上海。罗瑞卿于
16日会议结束时，邓小平讲了一句话：“要继续调查研究搞清楚。”由于还没有搞清楚，只得把问题先挂起来。
把罗瑞卿的问题挂起来，林彪、叶群不满意。为此，他们需要将罗瑞卿的罪名坐实，让吴法宪去找刘亚楼的遗孀翟云英，翟云英也记不清当时刘亚楼说了些什么，吴法宪只得自己来写。
林副主席：
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问题，我在中央会议小组会议上已经作了揭发。有两个问题还需要向您书面报告：
（一）1964年9月（哪一天记不清，当时刘亚楼同志刚从罗马尼亚访问回来不久），刘亚楼同我讲过：罗瑞卿同志曾向他谈：林彪同志和罗瑞卿同志谈过，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瑞卿同志独立主持，要大胆独立地处理问题，不需要经常向林彪同志请示，也不要到处请示。林彪同志还要罗瑞卿同志现在多抽出时间去把全国地形、战场都看一看，一旦发生战争要靠他指挥。从刘亚楼同志和我谈的这一段话，可以充分说明罗瑞卿同志向党伸手和夺取军权的野心。
（二）今年4月下旬，刘亚楼同志病情已经很严重。我于4月23日晚至上海，24日上午至病房看望他。当时刘亚楼同志正在输血，挥手叫护士走开，断断续续地对我说：“罗总长给我写了一封信，不知居心何在。他侮辱了我。我上了当。我对不起林彪同志，对不起×××同志。你今后要注意，不要再上当。”他说话时精神很坏，声音很小，舌头有点僵，说到后来眼圈发红。当时没有把罗的信给我看，也没有讲信的内容。以后他又说：“生病以来，中央、毛主席、刘主席、总理、林副主席都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使我非常感激……”最后他流了眼泪。
以上报告，请指示。吴法宪 1965年12月25日
谈来说去，仍然是死无对证。
对罗瑞卿的揭发批判
在整罗瑞卿的上海会议，始终没有让他出席。当他的事情被敲定后，才让他到上海来，罗一下飞机，就被软禁起来了。之后，回到北京，1966年3月，在军队总部机关和军以上干部中发动了一次对罗瑞卿的揭发。吴法宪制造的伪证说罗瑞卿要夺林彪的权，是这次揭发的重点和核心。此外，还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为了给罗瑞卿扣上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揭发材料提供的罗瑞卿这方面的“罪证”主要是：
一、反对林彪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
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顶峰”的提法。
二、在为林彪准备七千人大会讲稿时，反对毛泽东思想中有毛主席个人的天才因素。
三、提倡学习30本书就是为了反对和冲击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
在这三条中，第三条是贯彻毛泽东的指示，第一、第二两条是对林彪的提法提出不同的意见。这些都是无可非议的，但在那荒诞的年代都成了反对毛主席的“罪证”。
种种屈辱、冤枉，使罗瑞卿有口难辩，陷入无可名状的深渊。他想到了死，以求得永远的解脱。终于在3月18日夜晚，从三层楼顶上纵身跳了下去。好在老天有眼，没有让他摔死，只是左腿骨折。
“文化大革命”中的罗瑞卿
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罗瑞卿被关进了他亲自建起来关押敌人的监狱，他的遭遇就是“交侍罪行”，不断的挨批判、斗争。1966年冬天的一次大型批斗会，一帮造反派用柳条筐把腿已残的罗瑞卿抬了出来“示众”，遭到“红卫兵”们的拳打脚踢，受尽了诽谤、暴打、屈辱和撕肝裂胆的折磨。
直到1974年，罗瑞卿才重新恢复了工作。无端地被关押了7年，身心都受到严重摧残。
罗瑞卿对毛泽东可以说是效尽了忠心，毛泽东对罗瑞卿也不是不了解，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要整倒罗瑞卿？
一位研究罗瑞卿蒙难问题名叫黄瑶的人写道：
当时，由于毛泽东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主观主义的“左”的错误日益严重，他和处于中央第一线从事实际工作的刘少奇等人的分歧日益加剧。至于罗瑞卿虽然也在第一线，但由于他在军队工作，不似其他处理政治工作、经济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领导同志那样同毛泽东有那么多分歧，他仍然绝对信赖毛泽东。对他来说，不存在对毛泽东的指示有任何抵制的现象。因此，到了上海会议召开的时候，毛泽东还对林彪说：“罗瑞卿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嘛！他反对我游泳，那也是好意。”
当时，“文化大革命”已拉开序幕。毛泽东由于把阶级斗争扩大化误认为是保卫马列主义纯洁性，把党内正常的争论和分歧误认为是路线斗争，并担心苏联赫鲁晓夫事件在中国重演，因此他对党中央第一线的一些干部已不再信任。认为已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他企图依靠发动“文化大革命”来解决防修反修的问题，并更换接班人。他认为林彪是合适的人选。无论是从发动“文革”角度还是从选定接班人角度看，毛泽东都需要林彪也信任林彪。可是林彪却在这时告了罗瑞卿的恶状，提出了对罗瑞卿的严厉指责，说罗瑞卿伸手要夺权。如果对林彪告状不予认可，那林彪就要承担诬告的罪名，就要反坐。他只有相信林彪的指责，罗瑞卿便被推上了被告席。1
上述说法，也是国内流行的一般说法，其要点在于说明毛泽东对于整倒罗瑞卿，多少是有点被动，迎合了林彪的企图，主要罪责在林彪。但是，如果按文章前面所引何蜀文章的材料，是毛泽东首先要扳倒罗瑞卿，并且出谋划策，定性、定调，让林彪作了个帮手，主要罪责就不只是林彪了，而是毛泽东了。
辛子陵的书中也持这个观点。他对毛泽东要搞掉罗瑞卿的原因，提出了两点。一是刘少奇说过：“我们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兼之，林彪在毛泽东面前说“刘少奇抓军权，已经把罗瑞卿拉过去了。”这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二是，江青向罗瑞卿要一套军装，罗答可发一套军服，因江无军籍，不能给帽徽、领章。江青不满，毛泽东也不满。“从这件小事他进一步看出罗瑞卿这个人原则性太强。原则性强本来是共产党人的优秀品德，但在与刘少奇摊牌的这场斗争中，不需要刚直不阿的君子，需要的是随风转舵的机灵人。像罗瑞卿这样爱论个是非曲直，办事爱讲个‘理’，这么一个人在未来这场大搏斗中让他无条件地支持自己是不可能的，而军队如果分裂，林拉一股，罗拉一股，就可能破坏了自己的全盘战略部署。他要牺牲自己的忠心耿耿的大卫士长了。”1
林彪死后，“到
在《吴法宪回忆录》中说得更清楚了：“罗瑞卿是党内高级干部中在‘文革’前后被打倒的第一人。单就这件事而言，罗瑞卿的下台，提出问题的是林彪，但下决心的却是毛泽东。批示罗瑞卿是折中主义的是毛泽东，决定召开上海会议并亲自坐镇的是毛泽东，要邓小平在北京召集会议继续批判罗瑞卿的是毛泽东，决定撤销罗瑞卿的军职，并分别由叶剑英、杨成武继任的，也是毛泽东。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知道。”32
无论以上哪一种说法，都可视为毛泽东与林彪两人勾结，制造的阴谋，陷害罗瑞卿。
无论哪一种说法，都说明，为了达到卑鄙的政治目的，对他忠心耿耿的保护神——罗瑞卿，也是不惜丢而弃之。毛泽东翻云覆雨的权术，六亲不认的痞子性，从罗瑞卿的遭遇可窥一斑也。
16、从“百家争呜”到两家斗争，再到一家独呜
但是，没有过一个月，他的话就变了。也就是
“文化大革命”初起，彭真主持的《二月提纲》中提出，对学术问题应平等讨论。这本是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基本态度。不料，毛泽东对此十分仇恨。他在《五·一六通知》中，写了一大段火药味很浓的话：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消除资产阶级钻进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他们是资产阶缀、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不能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3
这一来，不仅百家争鸣没有了，两家争鸣也没有了，两家平等讨论也不可能了。对任何不符合他意的学术见解，毫无根据地扣上什么“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放肆地滥施专政、独裁。既然不允许另一家争鸣，那就只剩下他一家独呜了。由此看出，毛泽东对于“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重要方针，也是任意废弃的。
17、吴晗因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写了海瑞的文章而受批判
大家都知道，“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是从
吴晗写《海瑞罢官》，原本是响应毛泽东号召才写的，要是他不那么积极，可能不至于遭到横祸。1959年初，毛泽东在上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对不敢讲实话、真话的不良作风提出了批评，说应当提倡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还专门讲了海瑞的故事，说海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是很不客气的，海瑞比包文正不知高明多少。一次毛泽东在看《生死牌》时，又讲要宣传海瑞的刚直不阿精神，说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事后，胡乔木把这个意思讲给了吴晗听，鼓励他写这方面的文章。吴晗是明史专家，欣然应允，很快就写出《海瑞骂皇帝》一文，发表在
不久，就应北京京剧团马连良等人要求，编成京剧，取名为《海瑞罢官》，发表在《北京文艺》1961年l月号上。此剧写的是明朝大臣海瑞在就任天府巡抚期间，敢于将曾任宰相徐阶之子徐被（强占民田、强抢民女的恶霸）处死，并通令缙绅退田的故事，宣扬海瑞刚直不阿，不畏强暴的精神。此剧上演后，毛泽东并不认为有什么问题，并且还看过，还赞扬过。
有这样一段材料：在1966年初，“吴晗告诉翦伯赞：‘我想毛主席是了解我的。我的《海瑞罢官》毛主席看过，而且赞扬过的。’‘我听马连良亲口告诉我的。《海瑞罢官》是他主演的嘛。那个戏公演后，毛主席特意在中南海家里接见了马连良，还请他吃饭，马老板当场给毛主席演了几段。毛主席很高兴，说：‘戏编得好，你演得也好，海瑞是好人。’。马连良很激动地对我说：‘毛主席真伟大，礼贤下士，接近群众。’”
可是，后来毛泽东为了阴谋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找一个突破口，硬是生拉硬扯，毫无根据地把《海瑞罢官》和1959年他在庐山会议上罢了彭德怀的官联系起来，拿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刀。
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就是为这个目的编排的，文章胡说：《海瑞罢官》塑造了一个“假海瑞”，“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斗争调和论代替阶级斗争论”。并无中生有地把1959年写《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与1961、1962年的“单干风”、“翻案风”硬扯在一起。
这事原来是毛泽东的主意。
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认为吴晗是为资产阶级复辟准备舆论的。在大区书记参加的会议上，毛泽东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答，吴哈有些问题，可以批评。1965年12月2I日，毛泽东同陈伯达、关锋等人讲，“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讲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了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的娘，我骂你二十天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1
1966年2月，毛泽东在武汉问彭真两次，能否讲吴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自己作了肯定的回答：吴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批判要联系庐山会议。彭真几次当面向毛泽东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也没有其他直接联系。吴晗不是政治问题。但毛泽东不予理睬。
经过毛泽东几次三番的讲，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与庐山会议彭德怀的“罢官”相联系的，即是在为彭德怀翻案的，是代表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那自然要坚决打退。
这有多奇怪，原来号召大家学海瑞，现在，出了个真海瑞——为民代言的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为响应号召，写了关于海瑞的文章和剧本，遭到批判。那么，毛泽东当初号召学海瑞，岂不是别有用心吗？
现在有人为毛泽东辩解，说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江青搞的。官方编写的《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里写道：“姚文元这篇文章是在江青策划下写出来的。写好后给毛泽东看过并经他同意发表。”2按这个说法，是乎江青是主谋，毛泽东只是协同。是这样的吗？。请看，毛泽东和江青他们自己是怎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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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６３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３９８页）
3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64页。
4、5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子书坊2007年7月版第446页。
5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子书坊2007年7月版第446页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天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拨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上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3
其后，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军委扩大会议上专门说过这件事：
“我要批评吴晗的《海瑞罢官》，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4
可见，毛泽东自己承认，批判《海瑞罢官》，是他“建议”，也就是他出的主意。江青“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说明江青只是奉旨行事罢了。
文章发表前，除毛泽东以外，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都不知道，其他的人就更不可能知道了。这就是江青说的“对外保密”。这个“外”是谁？“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们。毛泽东这是以个人反对中央集体，是另立司令部，是分裂党，分裂中央。但他以攻为守，强词夺理，说别人另立了司令部。”5
毛泽东没有通过政治局就批准发表，并示意全国转载。由此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对此，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对此文章的发表，感到震惊。
为什么会感到震惊？吴晗是因积极响应号召学习海瑞，学习海瑞的刚直不阿精神才写了
《海瑞罢官》。吴晗与彭德怀之间，既无组织联系也无其他任何联系。凭什么说是为彭德怀翻案呢？吴晗写出《海瑞骂皇帝》在时间是1959年6月，不可能知道三个月后有个庐山会议，更不可能知道会出现彭德怀被罢官的事，罢官的事尚未出，怎么能去写翻案文章？为彭德怀罢官翻案呢？以后发展的情况说明，毛泽东的本意也不在于搞吴晗，而在于打倒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海瑞罢官》只不过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信号。有文章指出，“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阴谋。”1“从整个事态的发展过程来看，关于如何评价《海瑞罢官》的讨论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学术讨论，而是一场策划好了的政治阴谋。”2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回忆文章写道：“1965年底，少奇同志重病，未愈又继续工作，致使几次反复。可他总是说：‘我的时间不多了，更要抓紧工作，只要马克思再给我十年时间，一定和同志们、人民一起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繁荣富强起来。’可谁能想到，就在他全心全意规划未来，为人民一丝不苟地工作的时候，一场大阴谋正在策划。”3要搞阴谋，又是无法无天，还管他什么事实不事实？
历史学家苏双碧写道：“毛泽东当然清楚，批判吴晗并不是吴晗有多大错误，也不是吴晗该不该批，而是要以此为契机掀起一个大的运动，最终达到打击党内的‘异己’的势力，即被称为刘邓司令部的一大批人，这批人就当时的实力而言远远超过毛泽东直接指挥下的江青、康生、张春桥一些人，这就是他必须动员群众起来造反的原因。”2苏双碧：《“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围绕批吴性质的一场争论》，载邱石编：《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实录》第二卷下，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599页。从此开始，锋芒直指彭真，打倒北京市委，继而捣乱全国，再将矛头指向“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揪出所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吴晗就莫明其妙地成了这个政治阴谋的牺牲品。
写到这里，有一个问题还值得深究：除了吴晗自己太书生，不明毛泽东的阴谋撞到了刀口外，毛泽东为何专拿吴晗开刀？原来，在毛泽东眼里，吴晗是有“前科”的。吴晗写了《朱元璋传》一书，书中，写了朱元璋滥杀功臣，大兴文字狱等事实。呈送毛泽东。毛泽东很不高兴。毛复信说：“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的晚年）。”4当1965年4月，《朱元璋传》刚一出版，江青就出来说：吴晗是为了稿费，为了要名，并扬言要批判这本书。5其实，这个话是毛泽东说的，由江青放风出来。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吴晗挨头刀，其根子已在把朱元璋“写得那么坏”时种下了。
围剿吴晗和“三家村”的运动，从中央推向全国各地。到处都在揪“三家村”、“四家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各省、市、自治区，各机关，都在抓“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的人只是因为爱读书，买了《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也未能幸免。
冤情最深，受害最大的，当然是吴晗。吴晗一家4口人，被迫害死了3口。加上他的弟弟吴春唏，一共死了4口人。
1966年3月，由万里出面，让吴晗下乡参加“四清”。吴哈化名李明光。在一次昌平县大东流村召开的批斗流氓、小偷的会上，竟说流氓、小偷是受了吴晗的影响。吴晗当场脸都气白了。
1966年5月，一天下午，吴晗的女儿吴小彦和七岁的儿子吴彰，从学校领回任务，要他们写稿批判吴哈。吴晗夫妇只得代他们起草，再让他们含着泪水抄好上交。
1966年下半年到1968年3月，吴晗几乎天天被揪斗。吴家大门口、院子里，贴满“绞死”、“砸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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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晋夫《“文革”前十年的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339页。
2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75页。2
3王光美、刘源等著：《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31页。
4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第299页。
5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第304页。
的大标语。吴晗珍藏的古籍，辛勤劳动的书稿，以及资料卡片、书信，全被抄走；文物、礼品，以及电视机和孩子们的图画，统统被当作“四旧”付之一炬。
吴晗被强迫跪在地上，一群人围着他拳打脚踢。深夜里，吴晗被一伙凶神从被窝里抓走，一抓去就是几天挨斗。
烈日下，吴晗双膝跪地，被绑在树干上，膝盖渗出血珠，红卫兵往他脖子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不时地抡皮带抽他，揪他的头发和耳朵。
吴晗被对立的两派抢来抢去，争着批斗。抢到吴晗的一派，为了不让人认出来，把他涂成大花脸，并到处转移，一连几天不知去向。
在劳改队里，吴被打成内伤，口吐鲜血，经常是旧伤未愈新伤又起。
1968年3月，吴晗被正式逮捕下狱。康生、江青加给他的罪名是“特务”。康生说：“吴晗不是叛徒，但他是特务，有可靠的材料。”所谓可靠的材料乃是：1947年苏联驻华使馆一位文化参赞，曾找吴晗了解国民党特务暗杀民主人士、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吴晗提供了一些情况，以争取苏联和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解放事业的同情和支持。这本来是吴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作的一个贡献，竟被康生扣上“苏联特务”的罪名而蒙受奇冤。
吴晗入狱后的第二个月，他的妻子袁震也遭江青一伙迫害。被打成“右派”，送进了劳改队。她体弱多病，住在旧浴池里，熬不过酷暑严冬，终于双腿瘫痪。
9个月以后，
吴晗夫妇死后，留下两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女儿吴小彦，15岁；小儿吴彰，11岁。姐弟俩，举目无亲，家贫如洗，仅靠少得可怜的生活费维持少小的生命。他们备受生活的煎熬，人世的凄凉，无端的凌辱，精神的折磨。吴小彦多次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去要吴晗的结论、遗骨和抄走的书，质问他们：“我爸爸到底有什么罪？”小彦愤怒地说：“如果有颗手榴弹，我就拿着它冲到姚文元家里炸死他！”“四人帮”以影响首长安全为罪名，把她逮捕入狱。小彦被捕当天，患阑尾炎正要入院手术，身上还有医生的证明。“四人帮”的爪牙说她是装病装疯，将她投入牢房，戴上脚镣，进行拷打，牙被打掉，额头被打开口子。
在批判《海瑞罢官》中被迫害的岂止吴晗一家，至今也说不清有多少人受到株连。影响较大的有：
剪伯赞、
周予同一直被张春桥骂为“右派”，定为坚决打击对象，几次被揪到山东曲阜批斗，以致全身瘫痪，卧床不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培南说过一句“对海瑞也应‘一分为二’”，该院副院长姚耐说过一句“姚文元就是爱打棍子，总不能一棍子把海瑞打死吧！”从此遭到残酷迫害。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张春桥提出“围城打援”，一方面揪住《海瑞罢官》和吴晗不放，同时向史学界、文艺界，向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全面“揭盖子”，举凡在清官问题，让步政策问题，道德继承问题，以及对史可法、朱元璋等的评价问题上，讲过同他们不同的意见的，均一个个被“彻底扫荡”。大批作者和作品横遭祸殃。
1959年8月上演的京剧《海瑞上疏》，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按照周扬的建议向国庆十周年的献礼节目，同两年后上演的《海瑞罢官》毫不相关，也被江青、张春桥视为“大毒草”，说什么两剧一“骂”、一“罢”，相互配合，向党猖狂进攻。周信芳、陶雄、许思言、蒋星煜等，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且株连到周扬。周信芳遭到无休止的批斗。隔离、坐牢，终被折磨致死。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讨论《海瑞罢官》时杜任之说：“观众对‘平冤狱、除霸’一场拍手称快，对海瑞被罢官感到可惜。这都说明这个剧的编写和演出是成功的”。“姚文元说‘平冤狱、退田’是鼓动1961年的‘包产到户’与‘翻案风’。真是颠倒是非，胡说八道，吴晗同志1960年写的《海瑞罢官》怎么能定出1961年的某些地方的‘包产到户’和‘要求平反’呢？！”“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杜任之立即遭到批判、围攻，后来竟被关进监狱，坐牢6年半。
张习孔以羽白为笔名写文章反驳姚文元，揭穿他“有意识地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扯在一起。”他因此而被残酷迫害、无情打击达十余年。
江青在一次讲话中情不自禁地说：“一个吴晗挖出后就是一大堆呵！”1这就是“四人帮”迫害吴晗、株连无辜的自供。这就是他们制造千万奇冤的罪证。
历史是无情的判官。历史终于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四人帮”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吴晗和因坚持真理和正义而被株连的无辜者—一得到平反昭雪。1979年7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为“三家村”冤案彻底平反。
18、先同意《二月提纲》，以后又猛批《二月提纲》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由于文章把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横加批判，乱扣帽子、乱打棍子，以势压人。在全国文艺界、学术界造成巨大震动，引起众多学者惊恐。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于
这个五人小组，是在1964年5、6月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党中央决定成立的。其任务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开展文化革命方面的工作。由组长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副组长陆定一（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文教小组组长）和康生（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兼理论小组组长）周扬（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吴冷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组成。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姚溱，《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胡绳、范若愚、王力，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书记处书记郑天翔。在会上彭真说，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经查明，吴晗与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当前开展的这场学术讨论，涉及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确实需要很好地引导。我觉得一个重要问题是要对们那些“左”派们进行必要的整风，不要让他们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进行挑拨离间和破坏活动，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陆定一同意彭真的意见，他还特别讲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教训，提出：“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会议决定：“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同志组成，许立群同志为主任，胡绳同志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
会议结束时，彭真作了全面发言。他强调：在这场讨论和斗争中，我们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一要谨慎，二要层层把关。凡是点名的，都要经过有关领导批准，决不能自行其是。并且决定许立群、姚溱根据会议讨论情况整理一个《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第二天《提纲》草毕，经彭真修改后打印出来，分送与会各人。《提纲》讲了六个问题，最主要的是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与方针。《提纲》指出，学术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同时强调：“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的各种学术的理论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并且指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的批准。”《提纲》还特别指出：“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
由于毛泽东对提纲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彭真才让许立群代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于
后来的事实说明，毛泽东对《二月提纲》从根本上就是反对的。3月28一29日毛泽东对康生说：“《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是非不分，我当时没有明确指出，以为是常委讨论过的。”这也说明，毛泽东当时还多少考虑了一下政治局常委们的意见，心里反对，也不好明说，态度上是表示同意的。至少，没有表示不同意，或者表示反对。
对《二月提纲》，由毛泽东安排，让江青去苏州找林彪这掌握枪杆子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以便向文艺界进攻。不久，搞出一个《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三次修改，并将标题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毛泽东在支持江青等人泡制《纪要》的同时，还组织人马批判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二月提纲》。
毛泽东发话之后，4月1目张春桥拿出一份《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提纲〉的几点意见》，攻击《二月提纲》。
他“加油加醋”的主要内容有：
（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消除资产阶级钻进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缀、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不能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毛泽东在《通知》中，还添写了以下两段令人震惊的话：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1
有上述内容的《通知》，于
19、先同意派工作组，以后又说这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后，为维持党的领导和维护社会秩序，按以往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由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于
于是，
以后，毛泽东对工作组提出了更严厉的批评，认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工作组就被当作“资产阶反动路线”的具体体现和刘少奇的一大罪状，直到把刘少奇整垮、整死。毛泽东对派工作组问题上的前后两种绝然不同的态度，又一次充分说明毛泽东的翻云覆雨伎俩。
20、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
“文化大革命”中曾有过一个轰动国内外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案。这个案子的原由，当时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如何参与处理此事，毛泽东原本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后来为了打倒刘少奇的需要，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名还不足以置他于死地，而借此事把刘少奇打成“叛徒集团”头目，则可达到其阴险的目的。于是，翻脸不认账了。
一、这个案子的由来
这个案子就是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赵林、李楚离、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等六十一个人，1936年被关在北平国民党的监狱中。当时，日本侵略势力正在蚕侵华北，为了使这些同志得以出来参加抗日斗争，经过中共中央的特殊批准，在监狱主管者印好的“反共启事”上签个字，离开监狱。
当时这些同志，已是党的重要骨干，曾担任党或团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或特委书记等职，在狱中尽管遭受到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残酷迫害，他们都坚贞不屈，拒绝在“反共启事”上捺手印。
1935年11月，二万五千里长征刚刚结束，刘少奇被派到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其时日寇的侵略已深入华北，全国抗日运动再度掀起高潮，十分需要干部。时任北方局组织部长的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可以让这些同志履行敌人规定的“签字”手续出狱，以解我党抗日急需干部的燃眉之急。同时还考虑，如不及时营救这些同志出狱，如果日寇侵占北平或被蒋介石押往南京，他们都可能被杀掉。
刘少奇同意柯庆施的建议，上报党中央。当时中共中央没有主席，主持中央工作的一把手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张闻天当时担任中央总书记，他收到刘少奇的信后，召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开会，经过细密研究，决定让那批干部出来，遂批准了这个建议。由张闻天代表党中央给北方局和刘少奇回电。当这个决定经过秘密渠道传达到狱中党支部时，狱中党支部却拒绝执行。到1936年夏天，经过对狱中同志再次作工作，说明是中共中央代表胡服（刘少奇化名）同志通知的。薄一波等才勉为其难地履行了狱方规定的手续离开监狱。事后，柯庆施对薄一波说：“你们出来时还拿架子，三请诸葛亮……。”
二、毛泽东是否知道此事的来由？
“文化大革命”中，办案的人，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毛泽东错误辩护的人都说，此事毛泽东当时不知道，是背着毛主席，由张闻夭、刘少奇他们干的。毛泽东自己也说，他不知道。1969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的时候，一些人不好，也选进来了。“比如刘少奇呀，什么彭真、薄一波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他们不好，他们的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1实际是怎么回事呢？毛泽东真不知道吗？好多资料说明，毛泽当时是知道的。
薄一波《在北平草岚子监狱的斗争——兼答1936年出狱的经过》中写道：“1943年秋，我到延安学习，并准备参加党的七大。毛主席找我谈话时，我将这一段监狱生活和出狱经过向毛主席作了简要汇报。当我谈到监狱中对某些问题有很大争论时，主席说：‘这也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当我汇报我们是执行中央代表刘少奇和北方局的指示登了启事之后出狱的，主席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后来，主席让我把这次出狱的人开了个名单，我写好后送给了主席。主席在这个名单上写下了：“北方出狱干部，1945年1月薄一波写出。”毛泽东还说：“你们在班房里做了很好的工作。”1
这次谈话的第二天，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也与薄一波谈话谈到出狱—事时说：“中央完全知道，是刘少奇和北方局建议，中央作了讨论后让你们出来的。”
后来安子文等几位同志与毛泽东同志谈话，毛泽东作了同样的表示。
张闻天的老伴刘英在一份回忆材料中，写了当年张闻天作为党中央总书记，是如何与毛主席、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研究批准了刘少奇的那个建议，并给刘少奇回电的。2
“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案子的办案人员警告薄一波：“你讲这个问题（指1936年出狱经过，一定要避开‘毛主席、党中央知道’。你不讲，对你有利；讲了就对党不利，对你自己也不利。如果你照我们的意见办，将来我们解决你的问题时可以从宽考虑。”3这说明，办案人员也晓得，毛泽东是知道此事的。
1966年，红卫兵、造反派们揪斗此案的薄一波、刘澜涛等人时，周恩来于
参与这一案子平反工作的何载说：“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重大决策，遂由刘少奇代表北方局请示延安的中央。张闻天时任中央总书记，他征得毛泽东等人同意，批准了这一重大决策。”1978年l月20日，中组部向中央报送的《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调查报告》中说：“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当时党中央总书记，对他的批复，应看作是代表中央的。许多同志还证明，毛主席曾向他们表示过：中央知道他们出狱的经过，这一点应该认为是可信的。”5有一篇文章谈到，当年延安张闻天当总书记时，“当时常开会，照毛泽东的说法，‘洛甫（张闻天）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会议。”6既然每天都开会，有毛泽东参加。而张闻天又是被毛泽东称为“明君”的，难道能避开毛泽东来议论此事并作出决定吗？凡去延安参观过的人都知道，当年党中央的领导人的住地，都集中在一块，相互来往也就是走几步路的距离，即使张闻天想避开毛泽东也是不可能的事。当时毛泽东的地位并不像后来个人迷信时期那样显赫，张闻天完全没有必要避开毛泽东。
以上材料说明，当年在延安的毛泽东，知道此事无疑。
三、此案是否毛泽东批准的呢？
有人说，这个案子是康生等人搞的，没有毛主席的事。这事的确是康生等人搞的，但是又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
1978年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向主管中央级重大案件的汪东兴等人提议，是不是把这些重大案件的材料交给中组部复查。
华国锋同志和我们三个人（指汪本人和纪登奎、吴德）直接负责的。这两个办公室的案子，都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现在应该继续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也要贯彻华主席的指示。六十一人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还有彭德怀、陶铸等人的问题，也不能随意翻过来。”一个曾是薄一波任太岳军区政委时的老部下，又当上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副主任的人，薄一波托人向这位故旧捎口信，希望他利用拨乱反正的机会，向新的党中央提供实情。他却气急败坏地说：“这不可能！‘六十一人’的案件永远翻不了！这是中央定了的，毛主席批了的！”1
毛泽东明明知道这件事，当年张闻天与他等人商量过，“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康生等人和造反派们要批斗薄一波、刘澜涛等人时，周恩来又专门向毛泽东作了报告，说明“七大、八大均约已审查过，党中央必需承认知道此事”。毛泽东亲自见到并批了“照办”二字。为什么还要说“薄一波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他们不好，他们的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呢？为什么要批准它为“叛徒集团”案呢？
毛泽东为什么要翻脸不认账？
如前所说，在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上指出：“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毛泽东批示“照办”。说明他知道此事的来龙去脉，知道是自己当时也参加的中央批准的，不是刘少奇个人的责任。
按说，这“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就应当过去了。可是，到了一九六七年初，毛泽东发现，“文化大革命”的阻力相当大，他能用来清除刘少奇及同刘少奇在白区工作的干部的罪名，除了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外，再也找不出什么了。而那批干部不除，他们就还会留在中央委员会里，开起会来都还有一票。要是按法定程序搞掉刘少奇，就得召开中央委员会来讨论通过，那么，毛泽东的图谋很难得逞。这是他绝不愿意的。于是，他利用红卫兵抓“叛徒”、“自首变节分”的机会，将刘少奇以及在“白区工作”的一大批干部，统统扣上一顶“叛徒”的帽子，就可置之于死地。这样既方便省事，又乾净彻底。
毛泽东在1967年2月3日会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说：“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住，然后叛变，在报纸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2
毛泽东在这里完全在是睁着眼睛撒谎。薄一波等人所谓“履行手续”的事，你当年亲自参与处理的，你怎么不知道？如果年代久了，记不清了，还有点借口，可是，就在前不久，周恩来给你的信上专门提醒过你，而你又批发“照办”，你还能说不知道吗？
毛泽东说，“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更是在骗人。你查了吗？或者你的心腹江青、康生查出什么新东西了吗？都没有。毛泽东根本就用不着去查，查也不会有新发现，“七大”、“八大”不早查过了吗？事情明摆着，还需要再查什么呢？
“现在一查出来”或者说“现在已经查明”，是毛泽东发明的且贯用的一大武器。早在1955年作家胡风对文艺问题发表了不同意见，毛泽东就用了“现在已经查明”而打出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后来平反，这是个子虚乌有的事，说明书毛泽东根本没有去查过，纯粹是毛泽东胡乱扣上的。1959年庐山会议时，刚直的彭德怀对“大跃进”中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意见书，毛泽东又把这武器拿出来：“现在已经查明”，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形成了反党集团。这个冤案在毛泽东死后彻底平反，说明毛泽东也是根本没有去查过。1966年5月，为了给“文化大革命”点火，把邓拓拿出来开祭，也是这样宣布的：“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后来的事实说明，毛泽东也没有去查过。毛泽东为什么屡次撒谎能够得逞？就是他利用个人迷信、造神运动而站在神坛上的绝对权威，根据他以往多次撒谎的经验，他说查了就是查了，反正谁也不会、谁也不敢去追究他。因而，毛泽东也就更加有持无恐，撒起谎来脸不红，心不跳。只要确保把刘少奇和那批干部打下去，撒谎、骗人等不道德的行为，也就不管它了。
所以
为了将“自首叛变”的罪责完全安在刘少奇头上，专案组审讯薄一波等“叛徒”们时，不许他们在交代材料中写上毛泽东知道他们出狱的事。薄一波坚持如实写下曾向毛汇报过，并给毛写信申诉。可是没用，毛泽东不认帐了。此时刘少奇被软禁，周恩来再也不吭声了，只要毛泽东活着，这“叛徒集团”的案子就翻不了。
21、刘少奇本是毛泽东确定的接班人，后来却被“炮打”
刘少奇之于毛泽东，是有大恩大德的。1943年刘少奇到延安，提出了一个公式：马列主义加中国革命实践，等于毛泽东思想。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起了重大作用。随之，通过整风运动，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人亲密合作，在与王明、张闻天等人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统一了思想，使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再无人窥觑。在党的七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党章里第一次写上了“以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号召全党全军“跟随毛泽东同志前进！”毛泽东在会上被选为党中央政治局主席，党中央书记处主席，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党中央报刊编辑委员会主席，集“四个主席”于一身。毛泽东自然也作出回应，肯定刘少奇为党的白区地下斗争正确路线的代表。毛泽东与刘少奇二人的关系和工作的合作都很好。谁能料到，二十年后，毛泽东会把对他如此大恩的人整死呢？
毛泽东多次讲：刘不奇是他的接班人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后不久，他就在不同场合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谁来接这个班呢？
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可作国家主席的人选有好几位，经过中央书记处的初步酝酿，最后集中到朱德、刘少奇两人身上。朱德谦让，给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写信，信中说：“我提议以刘少奇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更为适当。他的威望、能力、忠诚于革命事业，为党内外、国内国外的革命人民所敬仰，是一致赞同的。”
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后召开的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向参加会议的党外民主人士解释了国家主席人选方案。他说：“为什么国家主席候选人提的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呢？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而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内主持工作的，我算一个，但是我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从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已经十年了。以他担任国家主席比较适合。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
中共中央作出了决定，毛泽东又亲自向党外人士做了解释，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候选人的方案就这样确定了下来。1959年4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结果：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
毛泽东讲的从延安开始刘少奇就代理毛泽东的工作，是指的代理他的党的主席的工作，那时还未成立新中国，还没有国家主席这个职务。据文献记载，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有三次。
第一次是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期间。1945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毛泽东的提议获得会议的一致通过。毛泽东临行前同刘少奇作了彻夜长谈，将重担郑重地托付给了他信赖的助手。当年的延安有此说法：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临行前，在党内交待，真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不怕，有少奇同志嘛！万一我回不来，你们就跟少奇同志干。
第二次是1949年年底，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
第三次是在1953年，毛泽东到杭州主持新宪法的起草工作期间。
刘少奇三次代理毛泽东的职务，情况各有不同，都是称职的，也说明了刘少奇在党内处于仅次于毛泽东并作为他的接班人的地位。对此，在刘少奇还未当选为国家主席之前，毛泽东曾有过表示。那是在1957年11月，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联访问期间，赫鲁晓夫问毛泽东：“你的接班人考虑没有？”毛泽东回答：“我们党内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在我之后，有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这些同志。”
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后，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在同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的谈话中，谈到了刘少奇作为他的接班人的问题。在蒙哥马利的回忆中写道：“谁将继承他呢？他说，在中国，继承人是很清楚的，并且已经确定了，那将是刘少奇。我问刘以后将是谁呢，他说他不知道，也不关心；他自己将会同马克思在一起了，他们在中国自己会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全程陪同的熊向辉在回忆录中也说：蒙哥马利问：“主席现在是否明确，你的接班人是谁？”毛主席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主席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情我不管。”蒙哥马利的书出版后，披露了刘少奇是毛泽东当然的继承人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世界各国。1
毛泽东与刘少奇意见分歧
不久，毛泽东与刘少奇意见分歧，毛泽东视刘少奇搞修正主义，是睡在他身边的中国的赫鲁晓夫，决意除掉。为此，毛泽东亲自领导、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还亲自写了一张以刘少奇为首要打击目标的大字报，题目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大字报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张大字报挑明了有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并历数了其罪行：一是在五十多天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二是1962年的右倾；三是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这都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了叙述和理解的方便，还是按历史顺序来作些回顾。
一、关于“1962年的右倾”。
毛泽东说的“1962年的右倾”，主要是指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的讲话比较符合实际而与毛泽东的估计有分歧。1962年1月11日至
按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五年一次，1956年“八大”以后，到1961年应该召开“九大”了。可这时，由于毛泽东轻率发动的“大跃进”及随后的反右倾，造成生产力大破坏，全国性的大饥荒，万家墨面，千村萧索，经济危机，人民忍饥挨饿，饿死的人数以千万计。这时如果召开“九大”，就有一个对前一届中央领导工作如何向党的代表大会作交待的问题，由此势必牵涉中央领导成员的变动问题。也就是说，毛泽东有可能会被选掉。“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道明了毛的担心：“想想多可怕，如果运动〔文革〕前召开“九大”，很可能刘少奇当主席，毛主席做名誉主席。”1按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应该开了，广大干部们也纷纷要求召开党代会，检讨这些年造成大灾难的党的方针政策。可是，这“九大”开不开，得由毛泽东说了算，毛泽东决定“九大”“不开了”。他想用一个不存在选举问题的大会来替代。于是从各部委、省市直到县一级和各大厂矿的一、二把手，都到北京来开会。与会者七千人，这就是所谓“七千人大会”。
毛泽东一贯把工作中成绩和缺点错误说的关系，说成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似乎已经成了一个公式。可这次刘少奇没有套用这个公式，却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2毛泽东马上插话说：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这种地区不少。刘反驳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3
刘的讲话在与会者心里激起强烈共鸣。有国家主席出头，当天的小组讨论就像洪水开了闸，与前些天大不一样。干部们争先恐后地发言，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反对大跃进政策再继续下去。激烈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毛泽东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亲手提拔、一向唯命是从的刘少奇，居然跟自己唱反调，敢当面顶撞。毛的心中怒不可遏。
毛采取紧急步骤，把老搭档、国防部长林彪即刻推出来保驾。
林彪作了个与众不同的发言。他讲到这几年的困难时说，“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是他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反之，他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事情就要出毛病。”
林彪讲完后，毛泽东按奈不住心中的喜悦，第一个鼓掌，跟着自己向大会宣布：“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
林彪的这篇讲话，明显的不顾事实、讨好毛泽东。毛泽东对这篇讲话稿作了长篇的批语和修改，他一开头就写道：“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刘少奇的报告经过征求意见和修改，也经过了毛泽东的修改。毛泽东也赞成作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下发。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根本不同意刘少奇的报告，而是欣赏林彪的那个谄媚的发言。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的不过是大实话，但由此毛泽东却对刘少奇恨之入骨。复仇成了毛刻骨铭心的愿望。这就是为什么在数年之后，毛发起文化大革命，让刘少奇饱受折磨，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刘少奇在报告中对这几年工作中缺点的估计和对原因的分析与毛泽东的想法有分歧，特别是对“三面红旗”，作了有分寸的保留。在毛泽东看来，“三面红旗”是不能动摇的，这是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法宝。他所承认的错误，不是在他提出的路线、方针上，而是在下面执行中央的路线中发生的错误。因此，他对刘少奇的讲法十分不满。他在自我批评后，借谈民主、集中问题，突然一转，出人意料地讲起阶级斗争问题来。他说：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外民主，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实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
这些话表明，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那样的讲法就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是在搞修正主义，就是在搞资本主义，搞资产阶级专政。所以他强调“高度的集中”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与他刚才讲的民主的姿态和自我批评大相径庭。毛泽东在这里隐晦提出的严厉警告，在1967年2月，会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的谈话中，才说出了此话的真意，此时，刘少奇已被打倒。毛泽东说：“我们党内的斗争，多年来没有公开化。到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就看出问题来了，因此提出了中国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国家，法西斯专政的国家。”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受了一肚子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这话确实道出了毛泽东的满腹心思，也说明了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真正原因。毛泽东的所谓“看出问题来了”和江青说的毛“受了一肚子气”，无非是说刘少奇讲了真话，比较实事求是地谈到了“大跃进”及随后的反右倾错误，触犯了毛泽东的痛处。一是，刘少奇讲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与毛泽东常讲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不是一个调，而且是“七分人祸”，这人祸是谁造成的呢？二是，刘少奇讲，“三面红旗”要五年、十年后再来总结经验，这不等于说等毛泽东死后来算账吗？三是，刘少奇说彭德怀的意见是符合事实的，那不等于说批判彭德怀是搞错了吗？这几条在毛泽东看来，不就是赫鲁晓夫的影子吗？就凭这几条，毛泽东忌恨不已，决心除掉刘少奇，就认为刘少奇那里有个后来他的大字报“炮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就认为刘少奇要把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国家，法西斯专政的国家。”这是根本扯不到一起的事，而且找不出任何证据。后来中央的结论是：“刘少奇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他的工作都是在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都是对党和毛泽东公开的，他的重要论著在正式发表以前都得到过毛泽东的同意。至于党中央对干部的任免，也不是由刘少奇个人而是由党的领导机关集体讨论决定的。他在言论中和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凡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纠正过的，他并没有坚持。事实证明，党内根本不存在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这说明，毛泽东对刘少奇罗织那样严重的罪名，只能是蓄意诬陷。以后毛泽东设计的一个个步骤，都是围绕这个心腹事来进行的，而且是除林彪外，背着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暗地进行的。直到四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亲自“炮打”，才露出底牌。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遍游南北名山大川，自称“做了徐霞客”。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在北京收拾前几年搞成的烂摊子。
3月中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政治局常委，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常委多数人的意见，但认为不能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还说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议。
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中央决定，对这几年受过批评和处分的所谓“右倾”党员平反。邓小平说：要来一个一揽子解决，统统摘帽子。邓子恢谈农村工作时说道：适当扩大自留地，社员会满意的，在分散的地区有一些农户单干也应允许。刘少奇赞同这些主张，他有句名言，就是“要退够”。凡是超过现实可能性的都要退够，退是为了求得平衡。分田单干不好说，包产到户还是可以的。但是，这对主张“冒进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平衡优于平衡”的毛泽东看来，“退”就是复辟。
7月毛泽东回到北京，在上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通知刘少奇见面，刘到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谈到陈云、田家英等人关于调整经济和包产到户的意见。刘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毛泽东长期淤积在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少奇也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1962年7月至9月，在北戴河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原定议题是讨论农村工作，生产、粮食、商业等问题。预备会议讨论井然有序，富有成效。
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发言和插话，针对刘少奇等人对形势的估计，他说：“有的同志把形势估计得太黑暗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这次会议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的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这是搞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搞资产阶级专政？”对彭德怀的申辩“八万言书”，斥之为“翻案”，严厉批判。他在批判“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之后，危言：“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要坚决“反修、防修”，“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毛泽东突如其来的狂轰滥炸，使刘少奇大感意外，不得不顺着毛泽东的论调作检讨。
在全会最后通过的会议公报，经过毛泽东对其作了精心的反复的修改，有如下一段：“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的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毛泽东对“单干风”可谓刻骨铭心，把它归纳为“三自一包”（工商业自负盈亏、集市贸易自由市场、农业的自留地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认为是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1963年2月，金日成来访时，毛泽东对他袒襟露怀地说：“天下大事分则必合，合则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我们同高岗、彭德怀也是如此，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也是你们的敌人。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人主张‘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
“所以说‘天下太平’，没有那么回事。……所以要有意识地保持对立面。譬如，彭德怀像赫鲁晓夫那样掌握了党、军队和政权，那么，今天我们就可能和莫洛托夫、马林可夫、卡冈诺维奇他们的处境一样，也可能被杀掉了。这些人总是想复辟的。……
“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激你们的。”毛泽东后来还多次向外国党的领导人作过类似的“吹风”，逐渐将矛头引向中央上层。
二、关于“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刘少奇仍坚持已见，请教式地问：“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毛泽东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煤炭部长）张霖之就是！”刘少奇没有敢再问有何根据？（后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煤炭工业部长张霖之首当其冲，惨遭酷刑拷打，是第一个被活活打死的部长级干部。）
关于社教运动如何进行，l月3日晚，毛泽东批评刘少奇对运动搞法的意见，他说：“四清工作队集中大批人员，是搞人海战术；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是槁繁琐哲学；反人家的右倾，实际自己右倾；不依靠群众，扎根串连，结果冷冷清清；搞四清运动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要领导群众，清少数人，有则清，无则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
刘少奇对运动的一些意见，原本是王光美在河北省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搞四清试点的工作总结《桃园经验》的搞法，而毛泽东对《桃园经验》很欣赏，并指示推广。其中“工作队领导运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条文，是他亲自批改强调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要批判刘少奇，桃园经验又被说成是形“左”实右的典型。王光美的这一经验总结被说成是“背着毛主席作的”，这是强加于人的莫须有的罪名。反复无常，任意加人以罪名，正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特点。
在此次会议前后，还发生了一些耐人寻味的事，反映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信任、不满已达到失去理智的地步。11月底，毛泽东针对他动员各级领导干部下放指导运动效果不明显，而刘少奇一指示却有许多干部下去的情况，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不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一次，邓小平召集中央书记处会议，认为是一般汇报会，出于好意，便在会前对毛泽东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参加。”这使毛泽东恼火。同刘少奇发生争执后，12月28日，毛泽东怒气冲冲地拿着《党章》和《宪法》，到会场兴师问罪：“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一个不让我来开会，一个不让我讲话，我要求有言论自由。为什么剥夺《党章》和《宪法》给我的权利？”毛泽东不能容忍对他的权威哪怕最轻微的挑战，平等的讨论就意味着蔑视他的权威，稍有顶撞，便勃然大怒，他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安子文受多数党内领导人之托，找刘少奇谈话说：“局面已经很严重了，千万不能跟主席发生矛盾，你们两位主席发生矛盾，下边就乱了。你要多考虑，对主席不能不尊重。”刘少奇顾全大局，主动向朱德、贺龙、陈毅、陶铸、林彪等征求意见。开了一次中央生活会，刘少奇检讨说：对主席不够尊重。毛泽东却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矛盾继续向对抗方面发展，后来一再提出警惕“赫鲁晓夫的中央”，直到提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的决心下定了。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他就是这个时候决心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的。其实，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憋了一肚子气，就下定这个决心了。而刘少奇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就因为和毛泽东有了这样的一些认识分歧，就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王光美对刘少奇的回忆中说：“可谁能想到，就在他全心全意规划未来，为人民一丝不苟地工作的时候，一场大阴谋正在策划。”1
在《五·一六通知》中，提出了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设想、斗争目标、运动方式等内容，毛泽东在通知中加了几段极度富个性与尖锐的又有针对性的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于
接着是5月18日的林彪讲话。他在讲话中告诉人们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的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的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了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门、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习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毛泽东在审阅这份讲话稿时，并没有把这些话删除，可见是他认可的。既然党的最高领袖已担心发生反革命政变而睡不着觉了，那么林彪就可以此为由大声叫嚷：“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这里不去详细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的老婆，及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无产阶级政权，不能让他们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侍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强调“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事先发现，挖掉。不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不然，我们得了天下要丧失天下，创了业不能守业，我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几十年来为革命前仆后继，无数先烈的血，统统要付之东流，我们就成了历史的罪人，成了机会主义者。”真是杀气腾腾，蛊惑人心。也清楚地说明，无中生有地说有人要搞政变，要杀人，那自然就可以借此为由，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他们心目中的所谓“反革命”进行镇压。这露骨地表明，要向刘少奇等所谓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开刀了。
林彪讲到的“调兵遣将”确有其事。毛泽东自己在1967年2月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就明白无误地说：“当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的时候，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
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中央第一线领导同志的猜疑、不信任达到顶点，决心要打倒他们。但在党的体制下，从组织上按合法程序地清除刘少奇等人，毛泽东没有一定的把握。因此就诉诸于群众运动，利用其个人崇拜的影响，利用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盲目的政治热情，以及多年来造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环境来达到这个目的。在领袖与群众之间联系的、率领学生冲锋陷阵的是林彪、江青、康生等“左派”。毛泽东先给这些人交过底，“左派”有了“尚方宝剑”更是有持无恐，打乱各级组织系统，唆使群众对现行秩序的冲撞，搞得“天下大乱”，使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无所适从，陷入被“革命”的境地。
三、关于“在五十多天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康生先来到北京大学偏风点火，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出台，经毛泽东作了批语，根本没有通过刘少奇等中央常委，就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
派工作组的本意是企图使汹涌而起的学生运动能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对一些学生的过激行为加以限制。1966年5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由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原河北省委书书记、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张承先率组去北京大学。经周恩来当场打电话，向正在杭州的毛泽东请示，毛表示同意。第二天，又由刘少奇起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联名写信给毛泽东书面请示。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同意这样做。”1
工作组受到各校大多数师生的欢迎，也自然会遭到学生们中少数造反派的反对。学生们在江青、康生等人的支持、煽动下，鼓吹“造反有理”、“打倒一切”，与工作组严重对立，要撵走工作组。这时毛泽东的态度变了。
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说，在文革初期的
仅仅是撤走工作组，还不能达到打倒刘少奇的目的，必须从中央解决问题，于是匆忙地于
就在这种气氛下的
毛泽东公开提出炮打刘少奇
不料，
毛泽东的大字报引起了巨大震动，也改变了全会的议程和方向，转为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揭发批判。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常委由原来的7人增加为11人，林彪由第六位升到第二位，取代了刘少奇的位置，成了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则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实际上是靠边站了。
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的副主席职务被取消了。他在排名上退到了第八位。从此以后，刘少奇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了。
一个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不经过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委员会的讨论，不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讨论，就凭毛泽东随心所欲的一张大字报，就把刘少奇打倒。这就是毛泽东的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
在毛泽东煽动起来的红卫兵运动的高压下，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可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麽好。“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麽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麽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不知道已经改变了。”2
这段话，表面看是谈一线、二线问题，其实，包藏了毛泽东的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要把他轻率发动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罪行，推给在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辛子陵在他的书中，还接着说了上面写《毛泽东传》的人省去了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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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2007年7月初版，第503页。
2中共中央文献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448页。
毛泽东继续说：“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
辛子陵评说：“请读者注意，毛泽东说，从1949年进城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十七年来，他都是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别人提出来的，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损失一千二百个亿，都是‘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麽好’，他老人家的责任有两条，一是建议分一线、二线，二是过于信任刘少奇和邓小平。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从上到下，打倒那麽多人，使那麽多人家破人亡，就是要使全党上下，全国人民，都承认，都相信这一点。十七年来的一切错误，一切灾难，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以谢天下，以谢国人。从今以后，毛泽东又要亲临第一线了，他要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重新干起，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1
蒯大富一听就明白，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是代表毛泽东向他们交底：要他们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
果然，仅仅五天以后，即l月18日，刘少奇家的电话就被拆除，与外界联系切断，只能通过孩子在外面看大字报来了解情况。谁下的命令？
3月下旬，毛泽东亲自出来对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进行批判，他说：“刘少奇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人，没有孤立的人，他讲的是孔孟之道，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都可以接受。”须知，这本书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被列为全党的学习材料，那时毛泽东对此书是肯定的；现在，却说这本书是“欺人之谈”。
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文中公开提出：“一定要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拉下马，让他靠边站。”文章还斥责刘少奇：“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以戚本禹的身份，是说不出这个话来的。此文是经毛泽东审阅过的，只能是毛泽东的意思。如前所引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回忆录证实了这一点。毛泽东制造的这一震惊世界的大新闻，终于通过戚本禹文章表达出来了。刘少奇见到后，写信给毛泽东澄清事实，认为威本禹文章写的不符合实际，他没有讲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影片等等，但毛泽东未予理睬。事后也没有证据表明刘少奇说过那样的话。为了整倒刘少奇并置之于死地，是不顾什么事实不事实的。毛泽东还在戚本禹的文章上加了批语，以中共中央文件的方式发至全党全军和全国，刘少奇即被正式定性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是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在不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罢免的情况下，就这样非法地被打倒了。
不几日，造反派闯入刘宅，勒令刘少奇今后必须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改变夜里工作、上午休息的作息习惯。
这一切都是在毛泽东眼皮底下进行的。毛泽东看到刘少奇陷入数万个红卫兵的天罗地网中，在下一步更恶劣的动作前夜，
毛泽东南下的专列刚开出北京，江青就对中南海的造反派说：“你们为什么还不揪斗刘少奇？一点造反精神也没有。怕什么？等什么？还看不出来吗？斗！现在正是时候。”
江青讲的“还看不出来吗？”是什么意思？江青生怕造反派们不明白红司令是什么意图。其潜台词就是：红司令不是早已发出炮打司令部了吗？中南海门外红卫兵的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声讨刘少奇，红司令不是都默契了吗？意思是：你们放手整吧！
18日晚，中南海的造反派根据江青指示，在中南海大食堂召开揪斗刘少奇大会，刘少奇第一次遭到公开批斗。
1967年8月份以后，刘少奇被关押在中南海自己住的那个四合院里面。在院子后面有一个窗户，可以看出去。起初，王光美和刘少奇两个人是被单独关押起来的。刘少奇在一个院子里。王光美在他的后院。刘少奇就经常往那儿去看，因为他知道王光美关在后院。为阻断刘少奇与妻儿见面，把两个院子隔绝起来。
刘少奇的孩子回忆起1967年和父亲的一次谈话也证实了这一点：
“19日早晨，爸爸到食堂用饭，看见平平和源源……小声地问我们：‘你妈妈在哪里？’‘关在后院。’我们说。‘哦，你们呢？’源源低着头说：‘他们不准我们跟你们见面、说话……’
这时，哨兵走过来，我们不敢再讲下去，爸爸也只得转过身，恋恋不舍地走了。……
从此以后，爸爸天天站在他的后窗户前望着后院。尽管其间还有一道墙隔着，根本看不到后院的一切，可是爸爸一站就是半天。”1
这实际上是刘少奇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家人。他随后被完全与外界隔绝了。
9月间，经毛泽东批准，王光美被捕入狱，关押秦城监狱12年，并以莫须有的罪名大批逮捕有关人员。
为置刘少奇于死地，仅仅有《炮打司令部》里的那几件事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按毛泽东定下的“老反革命”的调子罗织罪名才能达到目的。于是，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九易其搞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诬蔑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这次会议又是在不正常情况下召开的。首先，不够法定人数。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共有97人，除去世以外还有87人，而到会的只有40人，不够开会的法定人数。从后补中央委员中递补10人，却不是按规定以得票多少为序，而是人为指定的。再加上9名后补中央委员，总共59人。而扩大进来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造反派头头等，多达74人。这些人还都有表决权。而且，不是中央委员的江青、叶群、吴法宪、王洪文等人还当了组长。其次，会议开法不正常。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问题。这一来，首先把“二月逆流”的老同志批了一通，又给朱德、陈云、邓子恢等老同志戴上一贯右倾的帽子，也批了一通。把会议火药味气氛搞得浓浓的。再次，没有把有关定罪刘少奇的全部材料提交全会，提交的只是江青、康生经过逼供信、歪曲和捏造的材料。凡是证明刘少奇没有问题的材料以及推翻伪证的材料，一件也不发给会议。而这份“罪证材料”事先又经过毛泽东的审阅批准，讨论时，根本不允许自由讨论。就这样通过了对刘少奇的错误决定。
残酷迫害
刘少奇最后六个月，是被绑在床上度过的。在迫害刘少奇罪行中，有个细节是必须记下的。在高皋、严家其所著《文革十年史》书中，写道：“他面容憔悴，身体消瘦，头发、胡子又长又脏，常常是没有人帮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上厕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长期卧床，造成双下肢肌肉萎缩，枯瘦如柴，身上长满了褥疮。……并用绷带将刘少奇双腿紧紧绑在床上，不许松动。”21
把一个已经瘫痪的人绑在床上，没有任何实际作用，唯一的解释，是故意的残忍，是虐待！
还有个细节也是必须记下的，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说：“他就是关在中南海自己那个四合院里面。从67年8月份以后一直就关在那里面。在刘少奇的院子，后面有一个窗户，可以看出去。那个时候，王光美和刘少奇最开始的时候是把他们两个单独关押起来的。刘少奇在一个院子里。王光美在他的后院。刘少奇就经常往那儿去看去，因为他知道王光美关在后院。所以那个时候就在两个院子之间就砌了一道墙。就不让他看出去。”12刘少奇子女的文章《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中，也提到了这一细节，如1967年9月，把刘少奇的妻子逮捕并且把刘少奇的子女赶出家以后，在中南海刘少奇的家里“连夜筑起一堵高墙”，不准刘少奇再步出房门。
《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一文中还有另外的一句话，“他们又把爸爸服用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疗糖尿病的Ｄ860也停了”。停止糖尿病的药，是比停止维生素，会带来严重得多的后果。
连夜筑墙禁闭、禁止糖尿病用药，把已经瘫痪的老人绑在床上，如此残酷，就是对当年的日本战争犯，也没有这样的不人道！
刘少奇被移送到河南省开封后，在那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27天。现从亲眼目睹刘少奇最后27天的一位军医的日记中摘下几段：
“
“
“
“
“
“
“
当时，刘少奇白色的头发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巴上有一片瘀血。手中还握着一只小塑料药瓶。这是因为刘少奇当时经常浑身疼痛难忍。一个护士把塑料药瓶放在他手里，让他捏住，减缓疼痛。在刘少奇死的时候，这个小药瓶已经被攥成了“葫芦”状，足见当时他的疼痛是多么剧烈。
14日，刘少奇的遗体以“烈性传染病人”秘密火化。“文化大革命”中因刘少奇案受株连被判刑者28000多人。
迫害刘少奇，“第一位的责任，首先是毛泽东”
所有官方舆论都说，迫害刘少奇是林彪、江青他们干的，只字不提罪魁祸首毛泽东。毛泽东不仅对提出打倒刘少奇要负主责任，对刘少奇遭到残酷迫害也要负主要责任。因为，自从他写了《炮打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后，江青等人组织人马批斗、关押到把刘少奇送到河南开封整死的全过程，毛泽东都是一清二楚的。虽知刘少奇可不是一般“走资派”，是共和国主席，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领导人。如果没有头号领袖毛泽东某种形式的首肯，谁敢对刘进行虐待？即使把责任推到江青头上，江青不是说了吗，她不过不毛泽东的一条狗，毛泽东叫她咬谁就咬谁。没有毛泽东的唆使，江青敢咬吗？从已披露的一些材料，可以明显地看出：毛泽东的罪责是掩盖不了的。
《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说：“据我所知，刘少奇在看管的过程中，这个看管小组他们每天都有汇报。像毛、周这些人都是可以看到的。换句话说，刘少奇的实际情况，毛、周他们并不是不了解情况，并不是说被下面人所蒙蔽。而是他们一直了解真实的情况。所以我就说，从政治上要打倒刘少奇，这是毛的决定。从生活上，什么时候这个病该治，什么时候这个病不该治，这些最高的操控的那只手我觉得还是在毛。”“第一位的责任，首先是毛泽东。而且毛泽东的责任，我觉得都不是简单的政治上的责任。”21
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专家王友琴说：
“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刘少奇、薄一波几乎死了，得了肾炎、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四种病。四、五个医生抢救，两个护士才救过来，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这一谈话发生在刘少奇被连夜建筑的高墙隔绝一年之后，距离刘的死亡也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可见毛泽东对刘少奇有几种什么病，而连医学术语都记得很清楚。
在刘少奇的子女的文章《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中提到，1971年，刘少奇幸存的几个孩子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允许前往监狱探望父亲母亲。毛1972年在信上批示说：“可以见见妈妈。”孩子们问：“爸爸呢？我们还要见爸爸。”专案组的人传达毛泽东批示：父亲已死。”3
从这个情节可知，毛泽东对刘少奇死后子女探见母亲这样的细节，也是亲自控制的。
再举个例子：1967年9月，在刘少奇住的院子里，连夜筑起一道高墙，把刘少奇去后院的路堵死，使刘少奇看望一下后院的妻子和儿女都不准。在这个院子里连夜动工构筑一堵高墙，一座监狱，就在中南海离毛泽住处不远的地方。毛泽东能不知道吗？
《文革受难者》一书的作者、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学者王友琴说：“那我想这个一定是毛泽东决策的了。”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说：“非常明显地，这个责任完全在毛泽东身上。整个事情的责任，怎么说也是毛泽东的。所以实际上否定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实际上是要从四人帮一直追到毛泽东身上。刘少奇的这种悲惨境地是毛泽东本人的意向的结果。”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第一个要对刘少奇的死负直接责任的是医务人员。医务人员又受谁控制呢？是直接受汪东兴控制。汪东兴是向谁汇报？是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连那些细节问题都非常清楚，他得了什么病，几号抢救过来的，都非常清楚。是毛泽东直接搞死了刘少奇。”
平反昭雪
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认为，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几十年来，他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我党的建设，对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全会一致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对刘少奇的遭遇，说了这样的话：“毛泽东不惜拿国家民族命运孤注一掷，果然“打倒”并“一棍子打死”了刘少奇，但决非仅动“一个小指头”。他背着党中央和除林彪以外的所有政治局委员，搞了一系列幕后活动，掀起的全面内战，又一次把国人投入苦海。结果在历史上、政治上也打败了自己，堕入自己制造的、自己的大悲剧中。毛泽东的伟大，在于他曾高瞻远瞩，融身于国家和人民，汇集了极大的创造力；毛泽东的悲剧，则是晚年的肆意孤行，脱离了领导和人民，成为孤家寡人，异化出极大的破坏力，自己完全否定了自己。”
“实践的结果证明：毛泽东政治上的失足，直接导致一个严重后果，毛泽东思想发生了变裂。这也是他最大的失败，最大的自我否定。雄文四卷是新民主主义思想的结晶，却被他自己抛弃了。继而精心构造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集中反映在第五卷中，又为实践所否定。那么，毛留下的理论遗产还有什么呢？作为真理，要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就要恢复新民主主义的固有地位，肯定刘少奇的理论和实践，否则，毛泽东思想就成为空壳了。”
“1980年党和人民为刘少奇平反昭雪。《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当时，绝大多数人都惊诧、甚至嘲笑这一天大的讽刺。今天再细细品味琢磨这一标题，不禁为其中寓意的巧妙、智慧、隐含的深情、远意而惊叹折服。这篇社论也可以、或本来就应该叫做《恢复刘少奇同志的本来面目》。显然两个可以互换的标题，说明一个问题：刘少奇与毛泽东思想——毛一身中伟大的光辉的正确的那部分理论和实践创造，不可分。正如要坚持四卷，必否定五卷；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要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必要恢复刘少奇的本来面目。”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毛刘分裂，革命一败涂地。这一次还能以‘没经验’而得到体谅吗？不能。……刘少奇蒙冤逝去，戏缺了主角，粉墨登场的，陪毛泽东玩了一场大闹剧。刘没能好死，毛也不得好活。真正忠诚的，毛费尽心机去迫害；欺骗利用他的，却无可奈何，再也无心无力去追杀。自我崇拜的神，必然会受到‘善男信女’的蒙骗。临终，懵懂也悲，明白更悲。毛泽东的悲剧，缘于不能纠正错误：刘少奇的悲剧，来自不怕坚持真理。这一幕随毛刘共同的大悲剧而告终。”
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刘源有这样一段论述：“就其个人原因，首先就在于毛泽东头脑深处的封建意识遗留。他早年向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王道乐土”，“大同世界”这一类理想，伴他终身，见言见行。马列主义加渊博的封建文史功底，浪漫性加实用性，革命加权术，使他有着非凡的创造力，也有着狂热的随意性。这些特质，促进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成功，也带来无法估量的浩劫与混乱。今天的历史，确凿无误地记载下他新中国成立后的实践：在经济上，他崇尚小农平均主义的、封建性空想社会主义（封建乌托邦）；政治上则是晚年淋漓尽致的表现所证实的，帝
“这一次刘少奇为他的错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比这更残酷，在一息尚存之际，他所受到的奥斯维辛式的非人折磨，远远超出任何严厉的、甚至最严酷的历史评判。被自己塑造的神抵砸死，其痛苦远远超出任何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为此，人民和历史可以体谅他了。”
刘少奇说得对：“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22、邓小平，被两次打倒
毛泽东曾经是很器重邓小平的，对邓小平作了很高的评价。但因与他的错误路线有分歧，两次被他打倒。
新中国成立后，在若干开国元勋中，邓小平是十分杰出的一位。1949年解放大西南后，邓小平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主席为刘伯承）、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司令员为贺龙）。1952年7月，邓小平调到北京，任政务院副总理。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后，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同年9月，邓小平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9月，在八大开会前夕，酝酿中央领导班子时，毛泽东建议设中央书记处，并推荐邓小平为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表示：“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毛泽东说：“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他（邓小平）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邓小平）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道，他犯了错误对自己比较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1
毛泽东当年推荐邓小平当总书记，表明他对邓小平是很器重的。在一次聚会上，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看见那边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毛泽东甚至认为邓小平“是领导班子中最有希望的人。”毛泽东还对赫鲁晓夫说过，他的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这个人不简单，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邓小平的历程》下，第107页）赫鲁晓夫就当时邓小平和苏斯洛夫辩论的事跟毛泽东说：“你们的小个子推倒了我们的大个子”毛泽东笑着说：“可别低估我们的小个子。此人曾带领第二野战军，一举击败蒋介石，使蒋丧师百万。”
1959年4月在上海举行的八届七中全会，对“大跃进”中的“高指标”进行压缩。会上，毛泽东强调了权力要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他要亲自挂帅，让邓小平当副帅。他说：“我这个人的名字叫毛泽东，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总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接着，他又对邓小平说：“你是总书记嘛！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你也是常委的总书记，你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你也是我的总书记。”
对于这种“左”的严重错误，如何纠正？安徽省的农民搞起了“包产到户”，农民的产生积极性高了，生产自救有了一些希望。安徽省省委书记曾希圣多次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报告，请求允许试办。毛泽东先是不同意，后来又同意试办，最后还是不同意。但是下边仍在实行。公开的不让干，就秘密地干。中央负责农村工作的邓子恢（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农村工作部长）经过下乡实地调查后于1962年5月向中央建议实行“包产到户”这种责任制。邓小平表示支持。他在
毛泽东虽然答应过可以试办“包产到户”，但他的思想上是根本不同意的。1962年8月至9月，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激烈批判“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所谓“单干风”就是指邓子恢、邓小平、陈云等人支持的农村一些地方搞“包产到户”这种责任制。毛泽东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它反映了地主富农的利益”，是“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一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就飞走了”。认为“黄猫、黑猫”，就是“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把搞农业生产的一种办法，“上纲”到如此高度，根本不切实际。后来全国都搞起了“包产到户”，人民丰衣食足了，这一实践证明，邓小平等人支持的“包产到户”，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谓“黑暗风”，主要中指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在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对“大跃进”以来的严重经济困难所作的客观分析，以及采取的坚决“后退”的调整措施。毛泽东认为这是“不讲光明，只讲一片黑暗。”所谓“翻案风”，主要是指彭德怀的申诉信，同时也是指邓小平主持的甄别平反工作。毛泽东批判的这三风，都涉及到邓小平，表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
1963年、1964年，毛泽东对文艺界发出了两个批示，说什么文化部“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艺术，却不提倡社会主义艺术，岂非咄咄怪事。”他指责全国文联和各文学艺术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在这些批示下，一批文艺作品被当作“毒草”受到批判，一批文艺家被当作修正主义分子受到迫害。文艺界万马齐喑。
对毛泽东的这些批示，中央领导人中多数人不理解、不同意，但在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又无法纠正毛泽东的错误。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试图控制意识形态领域里“左”倾政治批判加剧的局面，在
毛泽东把文艺界和意识形态里的问题，同庐山会议、三风（“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联系起来，就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他在同外国的一些领导人的谈话中，表露了这种看法。
同月，毛泽东与来访的金日成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这些人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之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所以说“天下太平”，没有那么回事……譬如，彭德怀像赫鲁晓夫那样掌握了党、军队和政权，那么，今天我们就可能和莫洛托夫、马林可夫、卡岗诺维奇他们的处境一样，也可能被杀掉了。
毛泽东问金日成：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金日成答：那我们就更困难了。
毛泽东又说：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会感谢你们的。2
1964年11月底，毛泽东在听取工作汇报时，生气地责难刘少奇、邓小平。他对刘少奇说：“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能不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刘少奇感到毛泽东的话里有情绪，小心翼翼地回答：“我搞不来。”毛泽东又说：“还是你挂帅，小平做秘书长。”12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邓小平以为这是一般的汇报会，出于好意地说，毛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了。毛泽东对此很不高兴。
毛泽东认为：“没有宪法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所以，迷信宪法的思想是极其错误的，是要亡党的。”“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我们的党，好比诸葛亮，对于‘宪法’这个阿斗，是怀有极其复杂的感情啊！不公开承认阿斗的领导地位是不好的，是无法向人民群众交代的；如果不把阿斗当摆设，也是不好的，是无法让党随意向人民群众发号施令的，也是迟早要被司马懿抓去砍头的。”2此时，他要把“‘宪法’这个阿斗”拿出来，岂不是太可笑了吗？
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毛泽东主使并看过三遍的由江青、张春桥密谋，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于
8月初，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多次严厉指责刘、邓主持的中央领导集体。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当叶剑英讲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1
1967年春天，全国掀起了批判和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高潮。刘少奇被称为头号`“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被称为“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或“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
曾被毛泽东那么器重、推荐出任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就这样被毛泽东打倒了。
当日，病势沉重的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的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遵照毛主席的建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
这样，邓小平又恢复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成为党政军的领导人。
邓小平上任伊始，即坚定地按照全国四届人大确定的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正确意见，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鲜明地提出了整顿的口号，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种种混乱问题。他抓军队的整顿、铁路和工业的整顿、农业的整顿、党风的整顿、科学和教育的整顿、文艺政策的调整（调整也是整顿）。仅半年多的时间，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取得重大成效，全国形势明显好转。周恩来对此十分高兴。10月下旬的一天，周恩来在进手术室前，躺在手术车上握住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这一年从春天到秋天，毛泽东一方面支持邓小平的整顿，如
1975年9月底，任毛泽东的联络员的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儿、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亲信），在与毛泽东多次交谈中，说邓小平“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等。这话也不错，从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来看，实际是要纠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自然为毛泽东所不容。于是，毛泽东一反不久前还在支持邓小平的态度，转而站在江青一边反对邓小平。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他认为邓小平的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毛泽东让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等传达他的意见。邓小平提出异议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论，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
昨天（
邓小平作了有说服力的抗争，但是没有一点用。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央政治局开了几次会，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并对邓小平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毛泽东想按他对文化大革命三七开的总评价，让邓小平主持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邓小平婉言拒绝了。后来邓小平回忆这一事情时说：“由我主持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园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后来，他还说：“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1
接着毛泽东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写信给毛泽东、告状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又加罪邓小平。本来任何人向党的领导人写信反映意见，都是正常的。不料，毛泽东接到此信十分不满，
一年前，毛泽东对这个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说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现在又认为他搞“右倾翻案”。对此，范硕在《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一书中有一段记述：
叶剑英：“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主席听不得我们的意见，江青几个人唆使毛远新在他那里告阴状。”
邓小平：“是的，也不完全是。去年底，我几次到主席那里单独谈，有一天晚间，我还特意问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怎么样？他还作了肯定。后来主席让毛远新找我谈，说我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我提出自己的看法，再三解释也没有用！”
叶剑英难以置信的是：就在近两年，他不止一次地听到毛泽东讲过邓小平“人材难得”、“政治思想强”，委以重任。再说邓小平重新主持工作以来，事事都请示毛泽东同意才办，成绩卓著，深得人心，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现在毛泽东变了？怎么会一下子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呢？3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
搞社会主义，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是有一些区别的，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这个指示一发出，一方面政治局多次开会批判邓小平，逼迫邓小平作检查。另一方面，全国报刊上刊登大量的“大批判”文章，把邓小平说成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还在走的走资派”。但是批邓不得人心，从中央到地方，从领导干部到一般群众对此都想不通。
３月26日，经毛泽东同意，“四人帮”让清华、北大“两校”的造反派到中南海参加中央政治局“批邓”扩大会议，围攻邓小平。在一片大批“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吼叫声中，邓小平以沉默来作回答。
就在造反派围攻邓小平的时候，在上海、南京爆发了广大人民群众游行示威活动，悼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南方的群众呼声，很快传到北京，扩展到全国，形成了伟大的“四五运动”。北京市上百万群众，在清明节前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诗词，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对“批邓”表示不满。邓小平后来曾说：“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1
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这一事件性质时，认为是“反革命事件”。经过毛泽东的批准，会议决定清理天安门，进行镇压，抓“反革命”。
对于毛泽东在对待邓小平的错误，再一次说明，自己说过的话，是经常会变的；本来是正确的东西，自己又把它废弃了。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3
23、逼死林彪
在解放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林彪1949年后直至1959年期间，虽然顶着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头衔，1955年又被授予元帅军衔，在十大元帅中排在第三位，但却没担任什么有实权的重要职务，似乎处于“隐退”之中。这一方面确实因为有病，需要休养；主要原因则是由于他反对“抗美援朝”，毛泽东给林彪发了“转业费”，把他凉起来。
毛泽东轻率发动“大跃进”后，引起天怒人怨，他的地位和威信受到了严峻挑战。而林彪昧着良心、颠倒是非，在党内重大斗争中至少三次为毛泽东辩护、保驾、排难解忧：1959年庐山会议，以彭德怀为代表的许多干部对大跃进中的问题提出批评，毛泽东不分是非，硬说这是在代表资产阶级向党发动进攻。林彪作为“援兵”被毛泽东紧急召上山来，参加批彭斗争。为了帮助毛泽东整倒彭德怀，林彪毫无根据地诬蔑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1同时，又对毛泽东大肆吹嘘一通：“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之后毛泽东让林彪取代彭德怀当国防部部长，掌握枪杆子。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由于毛泽东的瞎指挥，全国大饥荒，饿死上千万人，各级干部都有气，毛泽东又让林彪出来救场。林彪发表一篇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讲话。明明是全国各地按毛泽东的号召搞的“大跃进”，林彪却说什么“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泽东正被大会处于声讨的困境中，听了林彪如此献媚的讲话，如饮甘泉。他的喜悦溢于言表：说什么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2吴法宪回忆说：“林彪讲话后，军队的干部们都很高兴，纷纷赞扬林彪讲话讲得好。只有林彪本人不以为然，他说：‘我这样讲是出于无奈，不这样讲，毛主席的威信受到影响，这个局势就不好维持了。’”由此可见，林彪并非没有自己的见解，在当时的情况下，林彪完全清楚党内矛盾的存在，他也意识到毛泽东的失误所在，但在毛刘关系紧张和中央上层出现裂痕之际，林彪不得不在“忠君”和“党内大局”的面前选边站在了毛泽东的一侧。林彪的选择在关键时刻，在最大程度上支持了毛泽东。3
1965年底毛泽东要除掉刘少奇，背着中央的其他常委，阴谋发动“文化大革命”，林彪又一次竭力地帮助毛泽东。由于林彪为毛泽东几次立功，毛泽东对他多次表彰，进而确定由林彪取代刘少奇作为接班人，使他一下子超越许多资格老得多的中共领导人，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领袖，并且破天荒地写进了党章。
应该说，毛泽东对林彪该满意了吧？如果说还有什么不尽如意，也该对他这个唯一的亲密战友维持点友谊吧？不行！毛泽东才不是一般的常人，他一不满意，就要整人，一整就要往死里整。林彪在帮助毛泽东整死彭德怀、刘少奇、贺龙等许多党国元勋和众多干部之后，自己也逃不脱毛泽东的魔掌，逼得他只有死路一条。从毛泽东对林彪的前后过程看，他那出翻云覆雨、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忘恩负义的伎俩，可说是无以复加。
九大政治报告的分歧
对于当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的积极性并不高，不大想“骑上去”，推辞再三，还写了书面报告。他深知，毛泽东生性猜忌，伴君如伴虎，刘少奇的悲惨结局，就是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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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001页
2《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202页
3见丁凯文：《读〈吴法宪回忆录〉》，载电子杂志，《议报》第293期
在决定撤掉刘少奇要林彪接替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林彪却称病没有参加会议。当毛泽东派人把他接回来，见到毛泽东时，一再表示，自己身体有病，不愿意当接班人。后经毛泽东的劝说，林彪只好从命。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再次表示：最近我的心情很沉重，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下够，意料是要出错误的，恳辞再三。但是，现在主席和中央既已决定了，我只好服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林彪既然做了接班人，就不能不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摇旗讷喊。他的调子很高，表态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直称“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好觉，无产阶级也睡不好觉”。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多次大讲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强调要“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与此同时，林彪对自己要表现为在政治上“紧跟”毛泽东的形象，即所谓“言不离主席”、“手不离语录”、“突出主席”、“主席划圆我划圈”等等，严格遵守：既不能抢在毛之前，也不能落在毛之后的规定。
尽管林彪处处小心，还是免不了与毛泽东的矛盾。这个矛盾起先表现在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上。
一九六九年一、二月间，毛泽东提议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由林彪来主持起草。林彪提出，由陈伯达牵头，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三人共同起草九大报告。
陈伯达在领受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任务后，便与林彪商量怎样写。在林彪看来，文化大革命不能没完没了旷日持久地搞下去。认为文革运动过去之后，还是搞经济建设，要民富国强，主张报告可从人民、国家的角度去讲。陈伯达将此意图私下征求过周恩来的意见，周表示支持。根据林彪的意思，陈伯达拟定了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九大政治报告大纲。不料，陈伯达的稿子一拿出来，便在毛泽东主持的讨论会上，遭到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反对，说这是这个报告鼓吹了“唯生产力论”。毛泽东也对这个稿子不满意，认为没有把文化大革命的作用突出出来，对经济方面讲的太多，本末倒置，在政治上的分量不够，并对陈伯达起草报告拖拖拉拉恼火。于是，毛泽东否定了陈伯达的报告稿，决定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另起炉灶再写一个。
陈伯达对自己起草的稿子被否定自然不高兴，在讨论张春桥起草的稿子时，他就反击一下，说：“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这一来，毛泽东极为不满，狠狠批了陈伯达一顿，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否定了你的报告，你陈伯达不到半个月就反攻了。
林彪对毛泽东否定陈伯达起草的稿子，虽然不高兴，也不便明说。但心里憋了一口气，他表示：他们写什么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果然，林彪一直到九大作报告之前，对张春桥起草的稿子，根本不看。以致，在九大会上，林彪念这个政治报告结结巴巴。对此，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到处散布对林彪的流言蜚语。
林彪知道后，自然不满。于是，布置他的亲信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委员的过程中，搞私下串连，要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的选票压了下来，让“文革旗手”江青一伙人出出丑。
这以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日深，彼此钩心斗角。
毛、林交恶的根由
毛泽东选择林彪作为接班人，是为了整倒刘少奇。九大后，各地原有的领导人几乎都被打倒后，由军队的干部充任，这都是林彪的部下，于是显得林彪的势力大增。在生性猜忌多疑毛泽东看来，尾大不掉，成了对他的一种潜在威胁。毛泽东为此感到十分不安，遂开始琢磨如何去掉这一威胁。
毛泽东一方面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另一方面又设法在权力布局中制衡林彪的势力，不动声色地做了这样几件事：
据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说：“一是借周恩来牵制林彪。在最初的党内人事安排中，除了林彪之外，毛泽东还曾提名周做另一名党的副主席，只是后来被周本人坚决反对掉了。二是有意打破由林彪指挥过的一方面在军中一统天下的局面，安排原属四方面军的两位大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陈锡联进入政治局，并亲自指定四方面军出身的李德生作为军委办事组成员前兼总政治部主任。三是坚决顶住党内文革派的鼓噪，始终不同意将邓小平开除出党，把邓作为他手中保留的一张牌。后来的事实讲明，毛的这几手的确老谋深算，对以后政局的演变早已未雨绸缪，棋先一着了。”1
九大后，林彪势力增大，成为毛泽东的一块心病。更让毛不放心的是，从陈伯达按林彪的思想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中看出，林彪的政治思想上和他南辕北辙，林彪要搞经济建设，毛泽东却要“不断革命”。这才发现，选定的这个接班人不但政治上要同自己分道扬镳，而且手上还真正掌握枪杆子。
时下已形成的局面是，林彪不但通过号称“四大金刚”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控制了海陆空三军，军队领导机构的军委办事组几乎全是他的人马。而且由于当时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第一把手多半是奉命支左的军队干部。在九大中央委员会中，军队干部占了一大半，当时政治局二十五人，军队干部占十四人，军队的势力越来越大，林彪个人的威望也越来越高。这种局面，要对付起来，比对付刘少奇的难度要大得多。
林彪不是靠鼓吹个人崇拜、搞造神运动起家的吗？毛泽东便开始有意识地在这个问题上降温。九大前就曾多次在文件上删掉林彪经常鼓吹的“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吹捧自己的三个副词。九大后，毛泽东又交待周恩来把人民大会堂所挂的语录牌统统摘下来。当周照办以后，毛还故意当着林彪的面说：这些王八蛋的东西没有了。林彪心中自然不快，他表面上不说什么，私下却吩咐属于军队系统的京西宾馆顶住：照挂不误。有意唱对台戏。
毛泽东对林彪政治上失望，便有意扶植能够真正体会自己思想的张春桥。九大后，毛曾带着张春桥到苏州去看望林彪，以谈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为名，试探他的态度。毛泽东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彪不吭声，毛又追问：你看小张(指张春桥)怎么样?弄得林彪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后来林彪还是借答谈怎样才能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时，才转弯抹角地表示：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2
毛、林之间这一席谈话，反映了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之间在接班人问题上的激烈争斗。在这次谈话后，毛、林之间的矛盾日深，林彪明显感到毛泽东在改变接班人抛弃自己。后来在庐山会议上闹出的那场轩然大波，便是由此引发的。官方的说法是林彪迫不及待地“抢班夺权”，实际上，由于毛泽东的背信弃义，出尔反尔，企图以张春桥取而代之，使林彪最终落得和刘少奇一样的下场。林彪为使自己免遭不测，不得不以攻为守，打击张春桥，求得自保。
毛泽东设下圈套
一九七0年三月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第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全面展开。按照宪法的规定，有一个由谁来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当国家主席要花很多精力应付国事活动，对此，毛泽东没有兴趣，但又不愿意把这个职位让给别人，若再有一个刘少奇那样的国家主席，不也是很麻烦的吗？特别是在林彪势力已经很大的情况下，更不想让给他。官方的说法是：毛泽东提议召开四届人大的同时，又提出要修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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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274页
2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276页
但据当时曾在政治局会议上直接听传达的吴法宪的说法，则不是这样。他说：
一九七0年三月上旬的一天，汪东兴受毛泽东的委托，从外地回到北京，向中央政治局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的意见。汪东兴还特别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泽东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设国家主席，我的意见是不设。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那么由谁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毛泽东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
随后，吴法宪等人又到汪东兴家，
汪东兴又对我们说，毛泽东曾经说过，“要设国家主席的话，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这个话，我们听了都感到很高兴，认为这是毛泽东对林彪特别的信任与关怀。1
四月十一日，林彪在苏州通过秘书向政治局打电话转达他的三条点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泽东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2
这在善于权术的毛泽东认定，林彪让他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彪自己想当国家主席是真。而自己决不能让已经尾大不掉的林彪来当。更令毛泽东不安的是，林彪的这一提议随即得到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在京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赞成，这显示了林彪讲话影响力之大。
为了打掉林彪的意图，毛泽东在林彪建议的第二天，便立即表态：“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四月下旬，毛泽东从武汉赶回北京，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重申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并当着林彪的面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1、26页）
但是，林彪仍然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五月中旬，林彪告诉吴法宪：还需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3这样一来，毛、林之间的分歧在党内领导中暴露出来。双方暗中较劲，谁也不肯让步，最后只好将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经此争执后，毛、林两人之间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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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775、776页）
2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1页
3《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563页
林彪本来就因毛泽东有意让张春桥在政治上取代他而视其为眼中钉，这回他竟敢公开否定他本人对毛的权威评价，不禁大为脑火，决心把张春桥打垮。
于是，通过叶群分别向陈伯达、黄永胜、李作鹏等人打招呼，要他们在政治上支持吴法宪，分头去查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论“天才”的语录，准备在政治局最后通过宪法修改草案的会议上同江青那一伙展开斗争。
这件事没有完
在
于是，林彪把目光转向了即将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叮嘱黄永胜、吴法宪等人：要多加小心，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会有大的斗争，不管出现什么情况，要坚持两点：一是设国家主席，一是坚持天才的观点。
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前的形势，就设不设国家主席而言，对毛泽东很不利。在前一天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除毛泽东本人外，其余几名常委都异口同声地劝说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连属于江青那一派的康生也表示，请毛泽东考虑到广大群众的热切愿望，出来担任这一职务。就一贯看毛泽东脸色行事的周恩来也表态支持设立国家主席的主张，他甚至还提出一个设想：今后在接见外国使节等国事活动时，可由国家主席授权别人代行。这样一来，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中央常委内部形成了四比一的局面，毛泽东陷人孤立的窘境，进退两难。难在哪里？他本人不想当国家主席，这好说；可是又不准别的人来当国家主席，按当时已造成的声势，除毛泽东外，非林彪莫属。这又恰恰是他极不愿意的。他的这一真实意图拿不到桌面上来，又找不出更恰当的理由来说服众人。毛泽东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只有蛮横不讲理了：“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2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三日，是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的日子。林彪看到，毛泽东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陷入窘境，几近发脾气，决定暂时不再提这个问题，转而在全会上端出张春桥的问题，迫使毛在他本人和张春桥之间作出选择。
关于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官方根据毛泽东在一九七一年南巡讲话中所谓“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的说法，说什么林彪搞“突然袭击”、“抢先发言”。，实际上，历史的真相并不是这样。林彪在讲话前曾专门请示过毛泽东，是经过毛的同意后才讲的。在这里，毛泽东对世人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是了解后来整个事态演变的关键。
据吴法宪回忆说：从叶群体那里知道，在会前常委们休息时，毛泽东说由他主持会议，要周恩来宣布会议的议程，康生作修改宪法的报告。接着，他又问林彪讲不讲话。林彪说：“想讲几句，主席看可以不可以。”林彪接着说：“有一个问题，想请示一下主席，就是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发生了争论，最近听到吴法宪同志讲，
毛主席还说：“这个张春桥的后台是江青，一定是她搞的。”。
叶群还告诉我们，林彪当时对毛泽东只点了张春桥的名，没有点康生的名，这一是因为康生在场，另一个则是因为毛泽东很器重康生。这就是林彪在开幕式上突然袭击发表请讲话的缘由。这个讲话的大体内容，毛泽东事先是知道的。而且也是表态同意了的。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确实是按照会前和毛泽东的约定讲的，对张春桥并没有指名道姓，只是用隐晦的语言，批驳了所谓“迷迷糊糊的思想”，说：有人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这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上面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事情改变面貌。林彪并从正面大力颂扬毛是“天才”，称赞这次宪法修改草案的“灵魂”，是肯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等内容。
同时，林彪还通过叶群，要军委办事组成员在各组讨论时要表态，定下发言的口径：要从“天才”、“领袖”、“指针”三个方面去讲，“天才从理论角度讲，领袖从历史角度讲，指针从现实角度讲”。并叮嘱大家在发言中不要点张春桥的名，遵守毛泽东向他交待的底线，否则在毛泽东那里通不过。
随后，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吴法宪等人，为了讲天才问题有根据，遂向著名秀才陈伯达提出，请他从经典著作找点根据。陈伯达连夜选编了一份《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材料。在八月二十三日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提议，各组应该学习讨论林彪在开幕会上的讲话。
在当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吴法宪提议，全会各小组应该认真学习“林副主席”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是汪东兴说，有的人提出，林彪讲话的口音重，希望再听听讲话录音。
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报告了毛泽东。（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１９７６页）显然，毛泽东也同意了。在各小组听录音过程中，有人又提出要印发林彪讲话稿，周恩来让汪东兴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他们都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可见，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并未表示反对。随即得到了政治局多数人的支持。后来毛泽东说吴法宪背着中央委员搞阴谋，完全是诬陷。
于是，从
八月二十五日，华北组的第二号简报中提出，对这种人“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份简报等于点了一把火，群情激愤，纷纷表示要揪出“毛主席身边的野心家、阴谋家”。正如后来毛泽东所说的“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事情闹到这一步，却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中央全会闹翻了天，各大组异口同声地要“揪人”，显然背后有是林彪在下面搞鬼。他在随后与康生的个别谈话中就点出了这一点，直接把林彪端了出来，说他不当中央主席了，这会让林彪去开，他下山不参加会了。1
毛泽东本来就对林彪疑心极大，现在林彪竟然又在他的眼皮底下发难，而且有这样大的号召力，就连许世友、陈锡联这些并不是林彪山头的大军区司令员在林彪讲话后，也都主动上前握手表示祝贺。这使得毛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这次采取默认的态度而让林彪得手的话，以后他本人势必被架空，完全成为政治上的傀儡，最后搞到自己他头上来。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忍受的。
于是，毛泽东决定迅速展开反击。
2
与会者见毛泽东真的动了怒，说出这样的绝话来，都不再吭声。根据毛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并责今陈伯达请假检讨。
这样一来，整个形势急转直下。后来，全会转入批判陈伯达后，西南组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吴法宪。
林彪早就对毛在接班人的问题上朝秦暮楚深为不满，这回更是觉得受到毛的耍弄而心气难平。这次让林彪明白了：毛泽东预设圈套，成心整人。先是在他讲话的问题同意他讲“天才”问题，欲擒放纵，诱骗自己上钩，然后又翻脸不认账，大兴问罪之师，抓住不放。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对毛泽东自然心里有气，怨愤不平，但又不好当面对毛发泄，只好给康生脸色看。当康生向林彪汇报说，这次会议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陈毅跳出来”，林彪当场给顶了回去，说：吴法宪我了解，从一军团到四野跟我几十年，没有发现他造过谣。并在私下里对吴法宪说，你没有错，不要检讨，此外，林彪还对外放风，保他手下几员大将过关，说军队的老干部都是炮筒了，说话走火，他们是经过几十年枪林弹雨的，国家还得靠这些老干部。
对林彪，毛泽东一时还不端出来，便在陈伯达身上做文章。毛泽东在陈伯达所编的“论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了《我的一点意见》，对这位“天才理论家”大张挞伐，老账新账一起算，在政治上宣判了他的死刑。毛宣称陈伯达和他“共事二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这一次，他却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把陈伯达在政治上的居心形容为“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有意稳住林彪，把他与陈暂时分割开来，声称“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云云。
随后，全会围绕学习《我的一点意见》，转入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这时，毛泽东已经动了在政治上与林彪分道扬镳的念头。知情人说，当江青在叶群登门求见后，跑到毛那里为她求情，结果挨了毛的一顿训，要她“在关键时刻头脑要清醒”，“屁股别坐错了位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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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296页）
2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297页）
此同时，毛开始不动声色地对此作出部署，找人谈话，寻求当年被他打入冷宫的军中老帅们的支持，他在周恩来的陪同下，一天深夜召见了叶剑英，吹风打招呼，希望他能支持批陈的决定，随后又指定叶作为担任陈伯达专案小组组长周恩来的特别顾问，代表中央前往福建、广东调查陈的“历史问题”。
与此同时，毛泽东又放出风来，声称对犯错误的人不要一棍子打死。对陈伯达的问题也故作大度，表示：如果没有政治历史问题，我的意见还是保留中央委员。在谈到陈以及其他跟着一起犯错误的人时，毛还有意当着林彪的面引用历史上的典故，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意思是：纣王虽然不好，但并不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坏，以此来暂时稳住林彪一干人。不仅如此，为了给林彪吃定心丸，惯于玩弄权谋的毛泽东还在写完《我的一点意见》后，专门找林彪谈了一次话，刻意进行安抚，然后又大摆迷魂阵，拿出当年着手整刘少奇之前的同样手法，当面向林彪许诺自己准备交班，说：张春桥这个人要再看他两年，现在还是保留他吧。两年以后我就不干了，把班交给你，由你主持工作。1
“批陈射林”的部署
庐山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发动了“批陈整风”运动。这场运动采用敲山震虎的手法，实为“批陈射林”。陈伯达不过搞了几条经典作家的语录，再说一个书呆子，不可能对毛泽东有什么挑战，也就根本不值得整。批陈只不过是个幌子，真正要整的是林彪。毛泽东本来就对林彪过分膨胀的权势戒心极大，这次庐山会议林彪的势力的确非凡，让毛泽东感到威胁。因此下决心敲打林彪，以绝后患。
对于批陈整风运动的矛头所向，毛泽东本人从一开始就不完全讳言，而且有意识地在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吹风。他在庐山会议结束后返回北京时，在丰台火车站同北京市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中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当时参加谈话的吴德回忆说：“毛主席这么说，使我意识到陈伯达后边还有人，不仅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军委办小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2
九月中旬后，毛泽东一面把陈伯达错误的性质上升为“路线斗争”，定性为“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一面对林彪搞的个人崇拜釜底抽薪。十二月间，毛泽东又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敲打林彪，说：“什么‘四个伟大'(即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毛的这一讲话随后发至全党学习。这“四个伟大”毛泽东欣赏了这么多年，怎么突然“讨嫌”起来？其实不是对“四个伟大”“讨嫌”，而对提出“四个伟大”的林彪讨嫌。
在做思想舆论准备的同时，毛泽东还采取了组织措施。毛泽东批准了《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康生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被毛所信任的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掌管中央的人事任免和宣传大权，在政治上形成了与林彪所掌握的军委办事组两军对垒的局面。
在作了舆论、组织两方面准备后，用毛后来自己的话说是，庐山会议后他对林彪采取了程咬金的三板斧：
“抛石头”，就是向下发批示、批语，砸向林彪所主持的军队工作和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对他们的错误揪住不放。由于一时没有抓住林彪本人的什么把柄，毛泽继续敲山震虎。
开完庐山会议后，毛让犯同样错误的汪东兴检讨过关，而对吴法宪、叶群的检讨，却揪住不放，大加挞伐。从对他们几个人的检讨到林彪主持的这几年军队的工作，都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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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302-303页
2《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33、134页
“掺沙子”，就是毛泽东指派纪登奎等人参加进入主要由林彪手下人马组成的军委办事组。
“控墙角”，就是改组北京军区。毛泽东借口陈伯达曾到过北京军区讲话，批评他们“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让陈伯达到北京军区乱跑乱说？”由此，撤消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和军区政委李雪峰的职务，由毛所信任的李德生、纪登奎二人出掌北京军区。当年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权力倾天，谁敢不准他乱跑乱说？这是毫无道理的责问。毛泽东之所以拿北京军区开刀，是因为他深知京畿地区的重要，而庐山会议的风波又是从华北组首先闹起来的，北京地区不少党、政、军高级干部都卷了进去。这令毛实在不能放心。
在把京畿地区牢牢掌握在手里后，毛并不想罢手，继续对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穷追猛打。二月十九日，他在周恩来请示结束全国计划会议的报告上又一次“抛石头”，点名批评黄永胜所主持的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
可以说，毛泽东此举是一箭双雕：既在更大的范围内把林彪手下几员大将的问题公之于众，又可借机把火烧向林彪，迫其出来检讨。但是，倔强的林彪就是不检讨。，
在庐山会议后的一段时间里，林彪虽然因为在政治上翻了车而弄得有些灰溜溜的，但因为毛泽东给他吃了定心丸，特别是“两年以后交班”的许诺，让林彪松了一口气。因此，林彪在情绪上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据吴法宪回忆说，林彪下山时“情绪还是很高，和过去一样，若无其事的样子。”对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事，林彪起初还是想向毛作个检讨，私下里把这件事了结了。为此，林彪曾让他的秘书代为起草个检查。
不过，林彪很快便发现情形不对，毛泽东发动批陈整风运动的矛头明显是冲着他来的，非但所谓“两年以后交班”的许愿是一张空头支票，而且就连他本人载入党章的接班人地位也难保。毛对斯诺说“四个伟大”“讨嫌”的谈话更是明摆着针对他的。
为此，当毛泽东让林彪见斯诺，他拒不接见，还以颜色，并私下对家人发泄对毛的不满，揭他的老底，说：“今后再也不随便讲话了。讲话都要有根据，不然你好心好意拥护毛主席，还会犯拥护过头的错误。”并愤愤地表示：“什么路线，就是毛线。”“什么讲老实话，他就最反对讲老实话，最喜欢吹捧，谁讲老实话，谁就完了。”1
林彪被毛泽东的步步紧逼陷入困境，只有招架之功，全无还手之力。不过，林彪拿定主意，不管毛如何旁敲侧击，都一概装聋作哑，绝不公开站出来检讨认错。因为林彪心里很清楚，毛现在正苦于找不到废黜他的借口，如果一旦公开认错，那就正好落入了毛的圈套。
周恩来希望林彪能够出来表个态，讲几句话，作个自我批评，被林彪一口回绝。
毛、林之间的摊牌
毛泽东是那种一旦翻脸就索性得罪到底的人。庐山会议后打定主意翦除林彪，南巡之举就是为此而来。林彪也并非等闲之辈，不甘坐以待毙，竭力对抗与自保。
批陈整风运动在表面上告一段落，一场更大的政坛风暴却在酝酿之中，毛泽东和林彪这两位昔日政治上的盟友已经反目成仇，彼此都心照不宣，为最后不可避免的摊牌而用尽心机，各逞其能。
林彪很清楚毛泽东是不会轻易放他过去的，摆在眼前的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俯首就擒，像刘少奇一样悲惨地死去；要么铤而走险，跟毛拼个你死我活。为人个性极强，从不服软，而且又曾在疆场上征战厮杀了大半生的林彪自然不会坐以待毙。这年“五一”劳动节的焰火晚会，林彪先是根本不去参加，后经周恩来再三劝说后，才勉强到场，去了后坐在毛泽东对面却始终不同毛泽东讲话。毛对林彪也视若不见，冷淡之极，正眼都不看一下。几分钟后，林彪便不辞而别。
接下来，在六月间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来华访问时，毛泽东指定林彪陪同接见。林彪开始推说出汗不去。毛为此很不高兴，执意坚持林彪一定要出面。但林彪仍不想理会。后来叶群急了，下跪哭求，陈说利害，林彪才勉强答应。但在会见时，宾主刚刚寒喧完，林彪随即退出，到外面大厅的角落里坐着，一直到会见结束。
在林彪看来，即使他在这次庐山会议上真有弥天大错，毛也不应该如此翻脸不认人，全然不顾以往多年的交情。况且他的讲话事先还是经过毛批准的。这种内心的委屈和郁闷不平之气，促使他想找毛泽东见面谈一谈。但是，毛泽东却有意避而不见；以后，林彪又找过他很多次，就是见不上。
林彪在连吃闭门羹后，感到十分寒心，知道毛根本无意重新修好，自己在政治上已经没有退路，不得不面对日益临近的最后摊牌，前途凶多吉少。为此，林彪心情沉重，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大难临头。七月上旬，他携带叶群离开北京前往北戴河。据前往机场送行的吴法宪回忆说：“林彪很沉闷，一句话不讲，和过去完全不同，很反常。”1
果然，林彪一去不复返，两个月后便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葬身于异国的荒漠之中。
毛泽东之所以对林彪避而不见，是担心如果和林彪当面把问题摊开，很难对自己的一些作为辩解。毛泽东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对林彪的问题搞到底。
把林彪逼上绝路
庐山会议上的斗争反映出两个问题使毛泽东的感到忧虑，一个是毛泽东发现林彪这个接班人的主张跟自己不一样。他们居然在毛泽东在世时就要打击、清除毛泽东搞文革运动的心头爱将－－张春桥，这是毛泽东所绝对不能容许的。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说：“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590页）后来清华大学的刘冰写封反映迟群、谢静谊问题的信，通过邓小平转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就认为“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三486页）并以此为由，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可知，谁触痛了他的心腹，就要打倒谁。
再就是，林彪的势力的影响太大。吴法宪在回忆中说：“毛主席看到林彪和我们对江青及‘文革’日益增长的对立情绪，感到不安……这些因素是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拨乱反正’，决心把林彪和我们逐步‘铲除’的原因。下山以后毛主席步步紧逼也是由此而来。现在看来，毛主席本来就站在江青他们一边，是要坚决保卫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我们同江青等人在庐山上的斗争，危及到了‘文化大革命’，因此，毛泽东是绝不会放过我们的。”这的确是毛泽东日后逼走林彪的根源所在。”2
所以，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将斗争的矛头一直对准以林彪为首的军委办事组，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倒林浪潮，把林彪逼上绝路。
亲身经历者吴法宪的记述
毛泽东如何把林彪逼上绝路，亲身经历者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中，提供了真实的论据。
（１）继续审查不停止。１９７０年９月７日参加庐山会议的代表们陆续下了山，但是毛泽东对军委办事组并未放松追查。周恩来与康生奉毛泽东指示在９月９日和１２日两次召集黄吴李邱谈话，继续追查庐山上的问题。康生不改其搞专案的风格和特色，一上来就指责黄吴李邱“你们事先就有活动。庐山下有活动，庐山上有活动，下了庐山还有活动。”周恩来也把自己解脱得干干净净，周对吴法宪说“你在八月十四日晚上的活动我就不清楚。”但是吴法宪当场揭了周的老底，说“那天晚上我是第一个给你打电话的，当时我在陈伯达家里。我把情况都向你汇报了，你也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还说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话，而且你也表示赞同设国家主席，赞同国务院的知道思想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周恩来对此很不高兴。黄吴李邱异口同声否认他们之间有任何秘密活动。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指示精神，说“毛主席批评了你们，说你们军委办事组搞宗派，你们一统天下。你们要好好想一想，要交代你们之间的活动，在庐山会议前有什么活动，会上有什么活动，会下有什么活动。”周康的两次谈话都没有什么结果。显然，毛泽东对此是极不满意的。
（２）毛泽东拒见吴法宪。毛泽东为了在军委办事组内打开突破口，曾在１９７０年国庆节前约见林彪一次。林彪事后将吴找到家里对吴谈及此次毛林的谈话大致内容。显然，毛泽东在考虑“换人”，而林彪则是力保吴法宪。林彪对毛说“我选吴法宪当空军司令，是因为吴法宪是刘亚楼的徒弟，吴法宪的作风是向刘亚楼学的，和刘亚楼一样，拼命干，所以我选他当空军司令。”林彪因此建议吴去找毛泽东谈一谈。林彪对吴说“过去在庐山我不赞成你作检讨，但是我现在赞成你到毛主席那里去说一下，作点自我批评，主要是把当时和张春桥发生争论的情况再向毛主席谈一谈。今后空军的情况，要直接向毛主席汇报、请示，不要只向我说，应该让毛主席了解你的工作。你不来，我是不会怪你的。”可是吴法宪三次给毛泽东打电话请求见面都被毛泽东拒绝。吴法宪回忆说“我心里清清楚楚地感觉到，大概毛主席已决心把我赶出中央了。”
（３）毛泽东逼迫军委办事组作检讨。毛泽东借黄永胜等人在总参封锁他们在庐山会议上配合陈伯达发难的事情作文章，毛对黄永胜等人的检讨表示：“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还说什么“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325页）
毛泽东对叶群的检讨最为严厉。黄吴李邱等人一致认为“毛泽东对叶群批得更厉害，而且批叶群，直接关系到了林彪，只不过给林彪一个面子，没有点名。”
（４）毛泽东“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曾急招黄永胜上山，就意图拉黄反戈一击，但是黄永胜不为所动，毛泽东大为失望。１１月１３日毛泽东批黄说“庐山会议发难，你黄永胜是个头。你们办事组一统天下，我要打破你们的一统天下。我现在要谢富治、纪登奎参加你们办事组。”其后的华北会议上毛泽东又一举打倒了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和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此二人成为庐山会议后第一批倒台的中央高级干部。
（５）军委扩大会议不得不批陈。１９７１年１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原本是部署当年的军事工作，但毛泽东却在简报上批示“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此时的陈伯达早已是死老虎，被送进了秦城监狱。毛泽东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压军委办事组公开检讨。军委办事组诸人只好再次召集已散会回家的军队干部连夜开会作检讨。
（６）林彪和其他老帅们的的态度。军委扩大会上，林彪并未露面。几个老帅如朱德、聂荣臻、李先念等都没有批军委办事组，但是吴法宪所在的东北组的空军政委王辉球和副司令王秉璋揭发了吴法宪在庐山上串联搞批张，引起轰动，吴法宪受到围攻。黄永胜当即电告叶群，当晚林彪和叶群从北戴河赶回北京，叶群在第二天与会，周恩来则不愿事态扩大，对吴说“这个情况，不再追究，发言只限于你们的检讨。”吴法宪认为，林彪之所以选在此时回京，就是“林彪亲自回来坐镇，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直接出面同江青、康生、张春桥对抗。”在庐山会议后，林彪的态度就是不讲话，不作检讨，周恩来曾对吴说“林副主席要是以讲话的形式检讨几句就好了。”林彪有没有在私下或其他场合反毛呢？吴法宪回忆说“从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我没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主席不满的话，林彪的思想上是不是有一个禁区，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我就不知道了。”1
总的来看，庐山会议后，军委办事组被毛泽东穷追猛打，林彪也一步步陷入被动。林彪和军委办事组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搞阴谋，连搞阳谋的可能性都没有，基本上是处于检讨之中等待被打倒的过程中，他们的倒台仅仅是个时间的问题，即使没有“９１３事件”在接下来的九届三中全会上也会被毛泽东换马，但结果也许会好一点。
对此，研究林彪问题的专家丁凯文，在读了《吴法宪回忆录》后，认为：“毛泽东的这次南巡集毛泽东所有阴谋之大成，最主要的几个特点就是：（一）捏造罪名、欲加之罪：毛泽东在南巡中首次发明了林彪想当国家主席这一罪名，而且这一罪名直到现在还被官方所沿用；（二）上纲上线，预置林彪于死地而后快：毛南巡中宣称庐山上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表明了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三）撒谎欺骗：明明军委办事组几人的检讨已被毛泽东认可通过，可是转眼就说“中央还没做决定”，林彪曾多次求见毛泽东，毛就是不见，南巡中却煞有介事地说，“他们不找我，我还要找他们”云云，堂堂中共中央主席却干这种下三滥的勾当；（四）分化瓦解：凡是与林彪有过较为密切接触的党内高干，毛泽东都要打预防针，连许世友这样非林系干部，毛都不忘严辞警告。”2
专家的评说
林彪是如何被逼上绝路的？研究林彪问题专家王年一、何蜀、陈昭等著的《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中写道：
毛泽东是个权谋大师，在送林彪坐上“接班人”高位之时，就已经决定尽快把林彪从“接班人”的位置上拉下马来。熟读古籍的毛很善于运用古代帝王的欲擒故纵手法：在他准备对林彪“开刀”之前，却当面向林彪许诺，声称自己准备两年后交班给林彪。这样的把戏毛泽东以前也多次玩过。1965年毛泽东部署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这场批判将置彭德怀于死地，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公开发表之前，毛泽东居然还当面宽慰彭德怀，甚至说出“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制订的打倒刘少奇的“战略部署”已全面展开，“炮打司令部”的号召传遍全国，可是
（一）控制中央组织、宣传大权
这个“中央组织宣传组”名义上的组长是康生，但康生其实自“九届二中全会”后就称病不起，不再工作。该组组员李德生此时身兼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总政治部主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等重要职务，此后不久（1971年初）又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的这种职务安排也是毛泽东的一大“创造”），因此他在“中央组织宣传组”纯属挂名。实际上中央组织和宣传大权落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手中。中共中央明令把中央的组织宣传大权交给几个人，这是中共党史上“史无前例”、绝无仅有的一件大事。“九大”后没有“中央文革小组”了，新成立的这个“中央组织宣传组”实际上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借尸还魂”，而且权力更大了。江青等人凭借这一大权，做了许多坏事。
（二）“大批判开路”
毛泽东在黄永胜等人的检讨上批注了一段批判陈伯达的话：“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毛泽东过去长期任用陈伯达作自己的政治秘书，并让陈担任为“文化大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倘若陈伯达确实早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毛泽东却一直重用他，岂不是故意帮助敌人在最高决策层埋藏“定时炸弹”？事实上，毛为陈伯达加的这些“罪名”，恐怕毛自己也不见得相信，他只不过是为了整垮政敌而不择手段地给昔日的亲信陈伯达罗列“罪名”而已。
这一系列批判表面上针对的是陈伯达，实际上都是针对林彪的。这是毛惯用的“大批判开路”策略。在打倒前一个“接班人”刘少奇之前，毛泽东就在全国开展了对“三家村”、对前北京市委和中宣部、文化部的“大批判”运动。这次的“批陈整风”运动实质上就是为打击林彪而制造舆论。在
（三）“敲山震虎”，逼林彪认罪
毛除了用了这“三板斧”之外，还通过对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检讨的批示，“敲山震虎”，刺激林彪，逼林彪认罪。“九届二中全会”后，黄、吴、叶、李、邱都被迫写了书面检讨，毛泽东在这些检讨上作了批示并将批示下发党内，其中一些语句广为人知。例如，毛对吴法宪检讨的批示是：“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毛对叶群检讨的批示是：“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了。”再如对刘子厚（时任河北省革委会主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前的河北省省长）所作检查的批示是：“上了陈伯达的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
从这些批示中可以看出，毛用的是讽刺挖苦、“上纲上线”、“揪住不放”等手法，对黄、吴、叶、李、邱等人的态度甚至比“文革”初期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态度还要严厉，堪称“史无前例”。而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表了与黄、吴、叶、李、邱相同观点的汪东兴检讨的态度却迥然不同，毛信任依赖汪东兴，对汪的言行就“轻轻放下”了。
林彪个性强，自尊心重，对毛泽东又很了解，他很清楚毛泽东的指责无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这种莫名其妙的罪名，他即便主动承认也未必有好下场。当年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国家主席刘少奇不都是勉强承认了毛泽东强加的“罪名”并且一再检讨，最后仍然死于非命吗？不过，据林彪的秘书李文普回忆，“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曾让新调来的秘书王焕礼代写过检查，内容不详，毛泽东是否就此作过批示也得而知。这个检查显然是毛、林二人都没有当真的。
（四）拒绝与林彪见面、不给转圜的余地
整人时拒绝与被整者面谈，不听申诉，不听解释，强调“只有低头认罪才是你的唯一出路”，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手段。“文革”前毛泽东整总参谋长罗瑞卿时，罗瑞卿以为其中有误会，想与毛泽东、林彪见面，把事情说清楚，被周恩来坚决阻止。罗瑞卿有口难辩，在“墙倒众人推”的形势下被逼得含恨跳楼，自杀未遂。毛泽东对林彪还是用的这一套，然而毛是不会承认这一点的。相反，毛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说：“对林还是要保……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这分明是撒谎。
据李文普回忆：“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曾要求面见毛泽东，谈一谈，但毛泽东长时间不作答复。林彪个性很强，从不服软，两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林彪此后不愿住在北京，经常住在苏州、北戴河。另据官伟勋转述一位“林办”秘书的回忆：林彪找毛泽东很多次，“就是见不上。后来没办法才找江青，他最讨厌江青，但又没办法，因为想通过江青去见毛主席，”就在这时江青让林彪去照相，“林为了见毛主席赶紧去，走得急，脸都没刮，到了钓鱼台，现借江青秘书的刮脸刀刮了刮，照片拍了，但还是没见上毛主席。”
（五）南巡“打招呼”、宣布“逐林令”
毛泽东习惯于以“打招呼”来强行统一思想。所谓的“打招呼”就是非正式地颁布“最高指示”，全党与全军干部只许恭听，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更不“允许发表反对意见”，对毛的意见谁想不通，必须赶紧“转弯子”。
毛泽东这一次为了打倒林彪，事先不开中央会议，不发中央文件，干脆抛开中央领导集体，凭着他个人的“绝对权威”，于1971年夏南巡“打招呼”。
此次南巡后共28天，在途中毛约见各地军政大员，讲话13次。讲话中充满了给林彪“上纲上线”、“定性定罪”的话：“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一再诬指林彪等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反革命政变”的纲领之一是“要当主席”。然而，因为说林彪“要当主席”毫无事实依据，太“莫须有”了，所以“九·一三”事件之后，当毛泽东审定并批准中央公布的此前他的南巡讲话时，又自行把当时讲话中对林彪“要当主席”的指控改成了林彪欲“设国家主席”。毛泽东的蛮横无理、任意诬陷、信口捏造，由此可见一斑。
这次南巡讲话是毛泽东欲打倒林彪的宣言书、挑战书、逐客令（逐林令）。当时的海军政委李作鹏听到毛的南巡讲话后，把它概括为三点：庐山的问题没有完；上纲比以前更高；矛头指向首长（林彪）。他的概括一点也没有错，林彪当然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泽东不在中央高层内部讲，不对林彪当面讲，党中央的主席背着党中央的副主席，背着中央，到下面去煽风点火，动员打倒他自己钦定的“接班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但毛同时又假惺惺地声称：“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不要公开的去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不要像我对你们说的这一套。”如此作为的毛泽东居然还道貌岸然地提出了“三要三不要”（“要团结，不要分裂；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究竟是谁在分裂党内高层，谁在搞阴谋诡计，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毛泽东把林彪逼到这一步，林彪已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彼时彼地，林彪还能怎么办？低头认“罪”显然是行不通的，彭德怀、刘少奇不是都低头认“罪”了吗？但他们的下场如何？何况此时的林彪不是1959年的彭德怀（那时的彭德怀比他年轻、身体也好），也不是1966年的刘少奇（刘少奇比他理论修养更高、政治斗争经验更丰富），林彪身患重病，经不起“认罪”后必不可少的长期折磨，于是他不想“认罪”，只想“认命”，“反正活不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
但叶群、林立果又不愿意认命，于是就有了林彪被逼出逃的“九·一三”事件。
……
林彪的出逃宣告了毛泽东所谓“团结、胜利的九大路线”的破产，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产，也是对毛泽东及其荒谬绝伦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说法的致命一击。林彪的出逃与惨死异国他乡，粉碎了毛泽东多年来精心编织的“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团结、胜利的九大路线”等神话，在亿万炎黄子孙的心中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大地震”，唤起了许多人的觉醒。可以说，256号专机坠机在蒙古温都尔汗的爆炸声，敲响了“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丧钟。1
在这里笔者稍补充一点毛泽东撒谎欺骗的事例。多年来官方的喉舌们都是众口一词：林彪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被说成是搞突然袭击。现在越来越多的资料证实，林彪的讲话事先得到了毛泽东的许可。毛泽东在南巡讲话却说：“这次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林彪这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2可是据吴法宪回忆：会前，“林彪向毛泽东说：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我想讲一下关于天才的问题，行不行？毛泽东当面回答说：这要讲一讲，但是不要点张春桥的名。”3如果只有吴法宪的说法那还只是孤证。好在陈伯达也有类似的回忆。据陈伯达在去世前回忆，大会开幕前林彪与毛泽东单独在一个房间里进行了“时间并不很短”的谈话，之后才开始开会。会后，陈伯达还特地问过林彪，他的讲话是否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4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同意放林彪讲话录音和印发林彪讲话稿。
由于林彪讲话口音重，许多人都没有听清楚，要求再听听录音，“根据大家的意见，周恩来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决定明天上午半天的时间开大会听录音。”5
周恩来让汪东兴请示毛泽东是否印发林彪讲话稿时，毛泽东说：“他们都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6
这怎么能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呢？这不是公然撒谎吗？毛泽东以为，他皇帝般威严，无论怎么撒谎也不会有人敢与他当面对对质的。可是，一手摭不了天。
对毛泽东的这一套阴谋诡计，吴法宪有切身体会，他说：“当我在事情发生十余年后，看到他（指毛泽东）这些谈话时，心情很不平静。几十年来，毛主席在我的心目中，一直都是一个光辉的形象，我始终认为，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我对毛主席是最崇敬的，把毛主席看作了真理、正义的化身。遇到任何问题，都要想是不是忠于毛主席。但是看了这样的一个讲话，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用一句话来说：毛主席是言行不一。
“第一、毛泽东明明亲口对我们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你们几个不要紧张，你们要有个底，我是保你们的。’可到了下面又说：‘黄、吴、李、邱倒了你们怎么办？’
“第二、明明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经毛泽东亲自批准，周恩来代表中央对我们的‘错误’作了总结。从那以后，我们没有犯任何‘错误’。可他跑到下面又说：‘现在不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第三、明明我在庐山会议以后三次要求见毛泽东，都被他拒绝了，不见我。不仅是我，就连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五月想见毛泽东也没能见到。可到了下面他却说什么‘他们不来找我，我还是要去找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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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年一、何蜀、陈昭：《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载电子杂志《新世纪》
2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591、1593页
3《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788页
4叶永烈：《陈伯达传》北京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３年12月版第５２３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387=392页
6《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77年11月版第3９页
“第四、毛泽东经常亲自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他自己有意见当面不讲，或者是只讲好听的，却跑到下面去煽风点火，还一再对我们封锁消息，不准参加谈话的人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他有意见可以摆到当面来谈嘛！他自己老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是他自己这样做是光明正大吗？
“看过毛泽东的这个‘南巡讲话’我才知道，原来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中跑了，我才倒的。直到看了这些谈话，我才相信了，就是没有‘九一三事件’，毛泽东也是决心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我们彻底拿掉的。他的这次南巡，就是在组织上和舆论上为彻底拿掉我们做准备。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毛泽东早就在做拿掉林彪的舆论准备，记得在毛泽东南巡前，他曾通过中央办公厅，给每个政治局委员发了一本名叫《何典》的书，这本书是薄薄一本。当时我看了以后，只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因为其中有几句话特别耐人寻味。书中说：‘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要医；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我曾觉得，这可能是指林彪，但当时又不敢多想，因为从红军长征到‘文化大革命’，几十年来，林彪一直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也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我从未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泽东不敬的话。谁能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想把林彪拿掉，真是让人寒心哪！”1
林彪问题专家丁凯文看到这一段之后说：
“吴将军说得还太客气了，毛泽东岂止是“言行不一”，毛泽东根本就是两面三刀、翻云覆雨、大搞阴谋诡计的行家里手，毛泽东玩弄天下之人于鼓掌之中，达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林彪等人岂是毛泽东的对手？林彪死后，毛泽东正好嫁祸林彪和军委办事组诸人，使他们成了毛泽东文革罪孽的替罪羊。毛泽东的南巡充分暴露了一个事实：毛泽东自己凌架于党和国家之上，中共犹如中国封建帮会里的毛家祠堂，而毛泽东就是这个祠堂中的首席老大，谁要是触犯了他，对他搞的文革稍有异议，谁就会倒台，林彪也不例外。毛泽东就要想方设法除之以绝后患。”2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深感毛泽东逼人太甚的林彪，恶从胆中生，只好铤而走俭，孤注一掷了。那就是下达实施《“五七一工程”纪要》，谋杀毛泽东于巡视途中，发动武装政变。
九月十二日，毛泽东突然北上，赶回北京，林立果等人的谋杀计划落空。
林彪被逼上绝路，一家只得在仓皇之中乘机出逃，飞机在蒙古温都尔坠毁，机毁人亡，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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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859-860页）
2丁凯文：《读〈吴法宪回忆录〉》，载电子杂志，《议报》第293期）
这对抓不到林彪多少把柄的毛泽东来说，林彪的充分暴露，真是天赐的结果。心头之患除掉了，自己的一切罪恶都可以推加到林彪头上了，自己的一切卑劣手段也都可以掩盖起来了。反正死无对证，而自己又掌握一切国家机器和舆论工具，一手摭天。一手岂能摭天？
毛泽东胜利了吗？为帮助他阴谋搞掉刘少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唯一亲密战友，都要谋杀他，表明他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那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破产。就连官方编写的《毛泽东传》都说：“‘九一三事件’，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1也表明毛泽东神话破产。
“林彪想当国家主席”辨析
林彪被逼死的事说完了，至今还有一个问题使人们感到困惑。那就是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说的：“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毛泽东的这一说法，成为林彪罪行的主要论据。即使在批判了“两个凡是”二十多年之后出版的《毛泽东》，还是这么说。以此判断，林彪岂不罪该万死？
现在，让我们脱离文化大革命时“最高指示”的思维，破除“两个凡是”的迷信，来作一番辨析。
第一，设立国家主席一职，是宪法中规定的一条，赞成或不赞成这一条，都不应算个问题。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一直都有国家主席的存在。不能因为毛泽东一说不设国家主席，就是判断是非的标准。
第二，毛泽东自己说“现在看来要设主席只有林彪来当”，并不是林彪自己要“抢班夺权”。
第三，林彪作为党章上都写上的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又是副统帅，比那个无实权、只是个“形式”的国家主席的权力和声誉，都要高得多。当时的代国家主席董必武连政治局常委都不是，党内第二号人物的林彪即使想当国家主席，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还算得上一个问题吗？更遑论何罪？
第四，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是为了“篡党夺权”、“抢班夺权”，这是既不合逻辑，也不合中国国情和历史事实的。此时，刘少奇担任的国家主席，已经空缺，而毛泽东早就在十多年前自愿让出国家主席这个位置了，自“文革”以来，这个位置更是毫无任何实权，想坐上这个位置，怎能说是向毛泽东“抢班夺权”呢？毛泽东掌握党和军队的最高权力，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林彪要篡夺毛泽东的权力。
第五，一直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叶群对吴法宪讲的：“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据新出版的吴法宪回忆录讲，这是当时专案组威逼、诱供下讲的。真正说这话的不是叶群，更不是吴法宪，而是汪东兴。
一九七0年
第六，有证据说明，林彪因身体不好并不想当国家主席。
据在林彪身边工作过的干部回忆：“毛主席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彪说他有病，身体不行，不能出席会议。毛主席说重要会议你来，一般会议让叶群代表你来参加就行了。”（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218页）出席中央的会议都是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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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600页
2《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788页
难道愿意去干那个经常参加礼仪性国事活动的差事？
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从林彪的口中，我们倒听到他讲过连副主席也不愿当。他不仅这样说，也还有让毛主席当主席，他不当国家副主席的交代，我记得是叫于运深秘书写的。我们认为他不愿当副主席从他身体状况、不愿接见外宾和他对‘接班人'的态度来看是有可能的。1
既然连位高权重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都不情愿当，在当时“以党代政”、“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体制下，林彪反而会去当那个徒具形式的国家主席吗？
毛泽东扣在林彪头上“抢班夺权”论，完全属于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附：邱会作谈“九一三事件”
《记忆》编者按：本篇摘自程光著《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一书。文中的父即父亲邱会作，子即儿子程光（邱承光）。《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上、下册）2011年2月在香港由北星出版社出版。
父：1972年5月初向我宣布了审查意见以后，到76年年底，近五年时间里无人问津，我只能苦闷地消磨日子，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子：那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几年。毛泽东继续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一浪一浪接连而来，上至国家总理周恩来，下至普通平民百姓，无数的人被卷进政治漩涡，遭到批判和整肃。
父：紧张的提审突然停下来，开始我还不适应，脑子里想的东西特别多，时间一久，就理出头绪了。当然，我反复思索的还是“九一三事件”。
子：“九一三”很复杂，你主要考虑些什么？
父：林彪是否有谋害毛主席和阴谋武装政变是“九一三”的核心。
子：这两件事被官方说成是“两谋”。
父：我考虑了很多，现在也还时常想，“两谋”令人难以置信呀！我提出的证据和理由很多：
第一，林彪没有政变夺权的理由。1958年林彪就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地位排在总书记邓小平前，是最年轻的领袖、毛主席的接班人之一，1966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成了唯一的接班人，被写进了党章。合法、程序化地继承政权是林彪最期盼、最有利的。毛主席年近八十岁，身体不好，亲自视事最多不过几年，外人对此不知，林彪完全了解，他有必要那么急不可待吗？
第二，林彪想控制局势不必政变。1971年8月中旬毛主席南巡了，北京是“真空”。林彪想干什么，没必要武装政变，堂堂正正地指挥就是了。
子：还有周恩来总理在北京。
父：对这个我就不予评论了。什么张春桥、姚文元呀，用几个警卫员就够了。当然，林彪若这样做也不是一点风险都没有，但总比武装政变的风险小多了。
第三，林彪没有非分之举。林彪在军队威信很高，抽象地说，毛主席威信更高，但林彪毕竟和军队近得多，不是说“解放军是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吗？他真要搞军事政变，为什么不“直接指挥”？为什么不动用军委办事组，不动用军区司令员呢？至少也要动用一个军长或师长吧！可是都没有啊！林彪信任军委办事组，为什么在自己生死存亡之际又不动用？
指挥解放军有程序，只要一动，我们就会知道，可是没见到林彪一点动静。
子：指挥军队的程序，难道绕不过去吗？
父：绝对不可逾越。细节就不说了，那是国家机密。要政变，不找军委办事组“办事”根本不可能！把1969年军委下达的预防苏军突袭的战备“一号令”说成是林彪“反革命政变”的“预演”。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政变是隐蔽性、突发性极强的行动。古今中外，从来没有政变前还要“预演”一下，事先打“广告”的。连这种事也列作林彪政变的主要证据，岂不成了笑话。
第四，林彪是沉稳、从不轻举妄动的人。林彪一生带兵，深知军事手段的厉害。政变是特殊的军事战斗，这个利害关系，他能不知道？武装政变要有计划、部署、部队、指挥官。这些都没有，怎么政变？我根本不知道有武装政变，林彪没有通知我，也没有任何人通知我做好行动的后勤保障和武器准备。黄永胜也没有通知任何部队做准备。政变不是一两个人可以搞得了的呀！手里没有部队，没有周密的组织指挥，搞什么政变？那不是胡扯？林彪会放着军委办事组不用，反而让林立果找来几个毫无军事指挥常识的空军机关政工人员和秘书去搞政变，那不是胡闹吗？林彪是个打仗、办事无十分把握不行动的人，他能不顾一切地做出如此荒唐之举吗？
第五，没有任何政变的迹象。9月12日是“政变”关键的日子吧？那是个星期天，黄、吴、李和我被说成政变的关键人物，都在家中休息，像是要政变的样子吗？我知道林彪从北戴河走了，是13日早上听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的。除了北戴河林彪那儿发生的事，全国都很平静，没有响过枪，没有部队动，哪里像是发生过了武装政变啊？！如果发生了，总会有或大或小的军事行动吧！可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第六，事后也没有政变流产的骚动。9月13日后十天里，各地的军情公文是呈军委办事组报中央的，我们没有接到任何部队相关的报告，就像没那回事儿一样。
子：中央公布的材料说，林彪是武装政变失败后外逃的，否则为什么跑呢？说他“政变”失败后外逃，似乎是合乎逻辑的推导。
父：我认为这是毛主席不负责任。这么定罪，会害多少人啊！
既然说到这儿，那我就再说第七个不可能有“两谋”的考虑，指责林彪武装政变失败后才“外逃”，不能那样推导。
林彪真要“外逃”，应该早于毛主席回到北京之前，那才合乎逻辑，但相反，他“外逃”恰恰晚于毛主席回到北京十几个钟头。
面对毛主席南巡中咄咄逼人先发制人，林彪可以找到出路。林彪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定要出走？我当时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毛主席和林彪的分歧是什么？以前说林彪反对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现在给林彪定的罪名反而说他要搞文化大革命。真若如此，那么毛、林之间就没有根本分歧了，那么说，不就前后自相矛盾了嘛！退一万步讲，即使林彪怕别人抓他什么把柄，也不需要出走，积极的出路是和毛谈一谈，消极的就是一言不发呆在那儿，看毛怎么办。林彪和苏联毫无关系，也没有任何联系，可能贸然行动吗？即使他萌发了出走之心，之前下几个命令，使国家乱上一阵，可以起到掩护作用，可是林彪并没有那么做。
第八，也是很重要的理由，至今我没有看到公布任何真凭实据的武装政变证据。
从1971年到1981年公审，是十年，到现在，又二十年过去了，都三十年了，我没有看到过这方面的材料。如果有，那可是打林彪的“原子弹”，对他是致命打击呀！当年中央下发的文件，说林彪提议设国家主席是“反动政治纲领”，是为政变服务的，这也算“证据”？完全不能成立嘛！
以上那些道理，我都能想明白，毛主席、周恩来那么聪明睿智，经历过那么多沧桑世故，对林彪又那么了解，他们就更明白了。
子：你提出八条理由，很有说服力。
我再为你补充一个理由，“九一三”后，林彪、叶群，黄、吴、李、邱身边工作人员被拘留审查的数百人，都表示响应中央号召和林彪划清界线，要深入揭发，然而，却没有一个人揭出有“政变”的事。那么多人在林彪和你们身边，总会看出蛛丝马迹吧？可是一点也没有。专案组叫黄永胜的警卫员费四金揭发“九一三”事发前的晚上，黄永胜曾于“九一三”前一天在北京和林立果见过面。
父：是小费呀，他可是和黄永胜寸步不离的警卫参谋，有什么事他最清楚。
子：哪怕是纪登奎亲自审讯“动员”，小费也说没有那回事儿。只要他说“有”，后半生会荣华富贵，否则就要倒霉一生了。可是他坚持说，没有那回事儿！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林彪的警卫处长李文普揭发，林彪上了汽车后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它被作为林彪有预谋地外逃的证据。我听和李文普一起受审查的人说，是他得到中央承诺对其保留军籍和待遇等条件后才那么说的。
父：林彪不知道伊尔库茨克在哪儿？笑话！我们办公地方挂的大幅地图上明确地标志着，那里是苏军远东军事指挥中枢，林彪经常考虑的就是那儿，交待我们防止苏军突袭，关注的就是那儿。林彪会问李文普那个话吗？
再说只有李文普一个人那样“揭发”，李有贴身保卫林彪的责任，可是他“玩忽职守”了。他那么说，有推卸责任的动机……
子：我向法学专家请教，这在法律上被称作“污点证人”。李文普被关押多时之后才说，且与他本人利益相关，又是死无对证的“孤证”，从法理上讲，不应被采信。
说到这儿我想，别人会不会认为你也是利益相关者，才说出以上那些理由？
父：我敢说我就敢负责。我不能说我说的百分之百都正确，可能有说误的，包括以前和你说的“九一三事件”，特别是时间、地点、人名字，可能有记错说错的。如果有，我负责。但是事件大的方面我没说错，专案组翻箱倒柜也找不出来我有意捏造的嘛。
我是实事求是，对事不对人，不偏袒毛主席，也不偏袒林彪，面对历史说话。我对林彪的错误，毫不遮掩，对毛主席的错误，也毫不保留。但我不反对他，不骂他呀！我不反毛泽东！
子：中央指责你们，说在这场毛泽东和林彪的斗争中，你们站在了林一边，违反了毛泽东的意志。
父：那可是冤枉我们了。我不否认我们是拥护林彪的，但我们是根据毛主席对林彪的重用而拥护他的。我们中央红军出身的干部历来都听毛泽东的！过去，毛泽东相信朱德，和他合伙干，那我们就拥护朱德；以后他把朱德摆在一边，用彭德怀了，我们拥护彭德怀，听他的指挥；后来，毛泽东又不相信彭德怀了，把他打倒，用林彪了，我们听毛主席的，拥护林彪，跟着他干工作。如果毛主席不把林彪当成“接班人”、“亲密战友”，我们又怎么去拥护他呢？我对林彪的拥护同毛主席对他的重用是一致的。再说，我的拥护是有条件的，就是林彪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拥护他。如果他不拥护党中央毛主席了，我也就不拥护他了。
子：如果之前林彪和毛泽东公开反目了，你会站在哪边？
父：我从来没有想过背叛党，背叛毛主席。
子：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为你们定“政变”罪呢？其它罪名也可以把你们打倒嘛。
父：毛主席为我们定这个“罪”，是为了能随心所欲地处理林彪问题。把我们关起来，不是依法处理，而是要用“活人”的口供证实林彪“弥天大罪”的存在，毛主席就好名正言顺地处理林彪事件了。如果我们几个都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了，那林彪不就罪该万死了！毛主席听到林彪的死讯后不是说“感谢林彪为我帮了一个大忙”吗？他心里完全明白呀！不为林彪定这个罪，毛主席就没办法推卸自己好多事了，对人民和历史就不好交待了嘛！
子：也就是说，这和毛泽东为刘少奇定“叛徒、内奸、工贼”的道理一样，如果不那样为刘定罪名，就不好处理他了。
父：是这个理，但还有更多的内涵，如果不为林彪定这个罪，岂不是说林彪就是被毛主席逼走的，那可不得了啦！还有，毛主席和林彪历史上的关系那么久，那么密切，如何解释？不定这个罪，那就不能自圆其说了嘛！
到了这一步，对“九一三”已经不是要搞清事件本身的真相了，而是各派政治人物都在利用这个“政治素材”做文章。毛主席用它来做“林彪帮一个大忙”的文章，周恩来用它来做“划清界限”的文章，上海帮用它来做“争取成为接班人”的文章，汪东兴他们用它来做“掩饰自己”的文章，还有一些人用它来做“东山再起”的文章……对“九一三”的审理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审查，而是根据政治需要来办的事了，必需有一个“反革命政变”，才能让各方的不同政治需要能够实现。
子：作为政治家，他们那样作，不失为一个应急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
父：林彪死了，无法说话了，我们又被封了口，这种手段在一定时间内是起作用的。但是，假的总是假的，特别是我们这一批人还活着，是懂得内幕的人嘛！相关的证据也不可能全部毁掉吧！总有存留下来的嘛，否则封锁得那么死干什么？所以，用隐瞒手段不能长期起作用，真相总要大白于天下。
24、贺龙遭迫害致死
贺龙，开国元老派，名声显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共和国元帅。毛泽东一方面说，贺龙“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另一方面，又说“要在军内高级干部中‘打招呼’，对贺龙的野心有所警惕。”伙同林彪一帮人陷害贺龙，两年后贺龙惨遭迫害致死。
贺龙一看，是吴法宪等人的告状信。信的内容是，贺龙的老部下、西南军区的几个干部，作为出席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代表，到贺龙家看望老首长，彼此闲聊的一些空话。吴法宪据此诬陷贺龙插手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在幕后操纵部分同志，“把会议搞得乌烟瘴气”。
贺龙心地坦然：几句饭后的闲谈，怎么就是幕后操纵了呢？便请示毛泽东：“我是否找吴法宪他们谈谈？”
毛泽东摆摆手：“有什么好谈的。你不要找他们，不能承认上面的事情。”毛泽东虚情假意地说：“贺老总，我对你是了解的。放心，我作你的保皇派！”
贺龙说：“我想找他们解释一下。”
毛泽东沉吟片刻，说：“那也可以嘛。”随之，毛泽东避开主题，闲扯起历史上的贞观之治来。谈话到了正午，毛泽东挽留用餐，贺龙谢辞。
又过了5天，还是在游泳池，毛泽东再度召见贺龙，说：“问题解决了，没事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1
毛泽东如果信守对贺龙的许诺，贺龙就不至被迫害致死。从后来发生的一切事实来看，
只有两种解释：要么是翻云覆雨，说过的话不算话，变了卦；要么是早就成心要整死贺龙，说几句欺骗话，让贺龙一时宽宽心，消磨其反抗心理。
最先提出打倒贺龙的是江青。1966年底一次在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对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中央工作会议上，江青突然发难，说“为什么不把贺龙揪出来，我有大堆的材料，非常确凿的，他是个大坏蛋！他要搞军事政变。要把贺龙端出来。你们不敢，我去触动他！我什么也不怕，他老婆也不是好人。”毛泽东当时在场，只说了一句：“此事现在不议。”只表明江青放炮时间不对。现在不议，另找合适的时间再议。而不是根本上就不该放这一炮。
江青如此放肆，叫嚷要揪身为军委副主席、共和国元帅的贺龙，要是没有摸到毛泽东的底，他哪能来的狗胆？
有人分析道：“一般认为，江青代表了毛泽东的态度。动贺龙，只有林彪，份量是不够的。”2
事实正是这样。人们都以为只是江青、林彪等人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对贺龙搞的陷害。
其实是毛泽东先就定下了调子。据林彪办公室秘书张云生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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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薛明：《向党和人民的报告——忆贺龙同志遭受迫害的那些日日夜》，载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第一集，华夏出版社1986年版第130-161页。杨金路江海洋：《贺龙被害内幕》，载袁浩等编《统帅部的斗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180页。
2、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坊2007年7月版第553页。
林彪说他们的总后台是贺龙，因此主席说要在军内高级干部中‘打招呼’，对贺龙的野心有所警惕。到会的几位老帅（军委常委委员）纷纷表态，都拥护毛主席和林彪的讲话。”1
这个“招呼”一打，林彪一伙就闻风而动。林彪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揭发信一份接一份地送到毛泽东那里。向来敏感兵权的毛泽东，才于
江青说贺龙“要搞军事政变”，怎么回事呢？
那是1966年的8月，康生将“二月兵变”的主谋栽诬在贺龙身上，
“二月兵变”纯粹是子虚乌有的事。原来是1966年2月中央军委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决定北京市组建一个团，归卫戍区建制，以担负首都民兵训练和维持社会治安等到任务。这个团组建后，没有营房。经海淀区武装部介绍，有些大学学生下乡搞四清去了，有空房。卫戍区的人到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等学校去联系，这些学校也表示可以让部队暂住。后来卫戍区领导认为，部队驻学校不太适宜，决定不住学校。那个团组建后，住到郊区去了。就这么一回事。在1966年7月，北京大学贴出了一张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当时邓小平还没有被打倒，他在调查后否定了此事。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正在为毛泽东整贺龙找材料，便故意把水搅混。于是便散布“二月兵变”的谣言，把罪名扣到贺龙头上。
他们多次在群众大会上危言耸听，痛斥贺龙私自调动军队进京，要搞兵变；并在体育口组织兵变队伍，在海空军建立他的国防俱乐部……
几乎一夜间，全国上百个大中城市的墙头、电线杆上，都贴出了“贺龙二月兵变”的急电传单。举国为之震惊。
不久，军委关于“贺龙有问题”的打招呼范围，扩大到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大兵种的负责人。
之后，北京街头的大喇叭，就公开喊出了“打倒贺龙”的口号，一批红卫兵抄了贺龙的家。
贺龙在周恩来家住了半个月左右，
没有过多久，毛泽东整贺龙的真相就公开了。
这个专案组把凡是在红二方面军、八路军一二○师、晋绥军区工作过，与贺龙有点关系的高级将领都扯了进来，下面设立了总参的“王尚荣专案组”、“雷英夫专案组”；总政的“金如柏专案组”、“李贞专案组”等十几个专案组。众多高级将领扯进来的目的，就是要他们供出，1933年蒋介石派政客熊贡卿到红三军招降贺龙，硬说贺龙“投降”。企图把贺龙打成“大叛徒”。
其实，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1931年至1933年，在蒋介石多路重兵进剿和党内王明“左”倾路线的干扰下，洪湖、湘鄂西地区的革命事业遭受了惨痛的失败，根据地大部失陷，红军也由2．5万余人锐减到不足3000人。贺龙被迫率部退出洪湖，绕道豫西、陕东，转战七千余里，苦战于湘鄂川黔边，艰苦备尝。也就在这个时候，1933年12月蒋介石对根据地采取两手政策，他一面以重兵围困红军，一面又亲自委派贺龙早年友好、国民党南昌行辕公署二厅特工、政客熊贡卿对贺龙进行游说、策反。熊先派梁素佛联络，带着熊贡卿以昔日友好的名义写给贺龙的信。说是要来叙旧，并愿意帮助解脱困境。贺龙立即识破了熊贡卿的用心，并认为是对自己的极大侮辱，当即报告了党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分局为了搞清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破坏的情况，遂允许熊贡卿前来。熊贡卿来到后，供述了情况。贺龙便下令把他逮捕了。在从茨岩塘到桑植途中的一个山垭口，贺龙激忿地对部队说：“今天，我们要枪毙一个坏蛋，他叫熊贡卿。他是来干什么的呢？是蒋介石派来劝降的说客，这对我们红军是极大的侮辱。同时他又是奸细，我们绝不能放他回去。蒋介石的算盘打错了，他完全是痴心妄想。艰苦困难吓不倒红军，高官厚禄收买不了红军，阴谋诡计也骗不了红军！”接着下令枪毙熊贡卿。
贺龙当即将此情况报告湘鄂西中央分局。中央分局于1934年3月间日，专门就此事经过给中央写了个报告：
“去年十二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即发觉来人之阴谋，认为是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四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此事早就十分清楚，但是三十多年后，为了要打倒贺龙，就要制造“材料”。所有牵连进来的那些高级将领无一能够提出证据，不能实现他们的图谋，便搞刑讯逼供，疯狂迫害。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就被迫害致死。对于贺龙更是虐待有加。1977年2月，贺龙夫人薛明曾向中央写了一份材料，详细汇报了贺龙的境遇：
他们借口有人来揪贺龙，说是怕人发现我们在这里住，竟把床上的被褥、枕头全部收去，迫使我们睡在没有卧具的床上，用手臂当枕头。夏天借口水源困难，曾有四十五天断了水。每天只给一小壶饮用水，其它的生活用水完全靠积雨水凑合着用……当时贺龙同志已经七十一岁，身体又有病。有一次和我一起抬一大盆雨水，扭了腰。剧烈的疼痛使他十八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动，也不能大便。当时，营部有一个好心肠的沈医生给弄了点草药。为了使贺龙同志大便通畅，我又设法用早已用光的氧气筒的导管，自己用嘴含了洗衣服的肥皂水来给他灌肠。由于这种肥皂水刺激性大，我的口腔黏膜广泛烧坏，吃饭讲话都受到影响。
从这以后，我们的环境就越来越困难。做饭的战士用很短的时间就草草做出一顿饭，基本的营养也失去了保证。原来营部的那个沈医生对我们很好，经常设法给我们买来必须的药品，有时甚至还帮我们买一些食物。但不久这个同志就被调走了。这时真是缺医少药，连每天三片必需的极普通的降糖药也没有保证了……这时，他们几次在暗中搜寻贺龙同志的药品，均未找到，就以“照顾”为名派来了一个王医生……这个王医生一来就恶狠狠地说：“不是组织决定，就单凭你们俩，我是不会来的。”他们不但不给予必要的治疗和照顾，反而说是组织决定的，强令我把自己想方设法为贺龙同志保存下来的很少一点必需的常备药品交出来，全部拿走。说是由他们保管。这个姓王的其实不是医生，是个男护士。
薛明同志的材料上接着写道：当时室内温度只有六度，他们借口暖气管破裂了，无法修理，要我们搬家。贺龙同志坚决不同意搬，私下对我说：“这个房子是总理安排我们住的，我住着放心。如果换一个地方，那就要出鬼了。”可是几经交涉无效，在一个夜里他们强迫我们搬到了山下的一个房间里。
搬家以后，各方面的条件就更差了，连吃顿饱饭都不可能。经常是白水煮白菜、糠萝卜，老得像甘蔗皮似的豆角。有一次甚至竟把饭倒在地上，让我们拣起来吃。在这种非法的折磨下，贺龙同志的身体越来越坏，经常感到饥饿。有时，我们只能偷偷到院子里挖点野菜。过年过节他们杀猪会餐，我们吃忆苦饭。每顿饭后，都是医生看着吃他拿来的药。贺龙的生活、医疗条件日益恶劣，健康状况逐日下降……
第二天，
一个曾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元帅，一个蒋介石曾花十万大洋买不去的头颅，却在自己亲手打下的江山里，在他崇敬的领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死去。
贺龙死后，得知贺龙的血糖高达1700，比以往他的血糖高出十几倍。单凭这个数字就能说明他们对贺龙进行无情摧残、折磨的程度。
贺龙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被整死去的元帅，而“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毛泽东一方面说：他要当贺龙的保皇派，要保贺龙。另一方面，他又放风、“打招呼”说贺龙有野心，并批准成立专案组，致使贺龙遭到非人的折磨、迫害。这充分说明，他对贺龙是不仅前后两种绝然不同的态度，说话不算数、出尔反尔的故态，同时，还使用了两面派手法，当面对贺龙说一些让他放心的话，背地却把贺龙往火坑里推。
1974年9月底，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推倒了毛泽东、林彪一伙强加在贺龙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次年6月9日，在贺龙逝世六周年之际，中央举行了“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总理带病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并代表党中央为贺龙致悼词。48年前，在贺龙入党仪式上，周恩来曾说过：“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现在，追悼会上，周恩来又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并在贺龙遗像前一连鞠了七个躬。1982年10月，中共中央进一步做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彻底推倒毛泽东、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强加给贺龙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对贺龙战斗的、革命的、光辉的一生，作出了历史的公正评价。
毛泽东为什么要整死贺龙？为了防范贺龙搞政变。
有学者分析道：“毛泽东和林彪认为，刘邓是没有能力发动一场军事政变的，有能力发动一场军事政变的是周恩来。……周恩来在贺龙心目中有极高的信仰，他们肝胆相照的友谊已持续了四十年。周恩来如果来个新版的‘南昌起义’，贺龙、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五位元帅会跟着走，徐向前对西路军问题心怀怨气，也会跟着走，叶剑英是参谋长出身，没有自己的山头，他在长征中毛泽东与张国焘分裂的时候，投了毛泽东的票，如今毛泽东如果跟周恩来摊牌，他很可能投周恩来的票。自己在红一方面军的两大支柱之于—的彭德怀元帅被打倒了，他要站出来也会支持周恩来。罗荣桓元帅过早地去逝了。这样一算，在世的九个元帅，有八个会跟周恩来走，毛林无论如何难以抗衡这一巨大的军事、政治势力。将军们跟着走的会更多，党政干部、知识界会出现闻风而从的局面，这在毛泽东心目中是最危险，最可虞、最担心的。”
“不管贺龙有没有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期必须先剥夺他的兵权，把他打倒（可以制造任何理由），这在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中是秘而不宣的关键性的一步。把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先放倒，新版的‘南昌起义’就搞不起来了。”1
毛泽东有点像曹操，“宁使我负天下人，勿使天下人负我。”但他唱的红脸，当面说要保贺龙，背后纵容林彪一伙下手，置贺龙于死地。贺龙没有反毛，这一点毛泽东心里清楚；先害死再平反，这也是他的‘战略部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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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坊2007年7月版第550、551页。
2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坊2007年7月版第558—559页。
25、先说“秋白是个好同志”，后来又说他是叛徒
瞿秋白是我党早期领导人，担任过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5年6月被国民党杀害。就义前曾写下《多余的话》，是对自己一生的自白。
瞿秋白被杀害的消息传到毛泽东耳里时，正在长征途中，他对冯雪峰说：“不仅是你失去了一个好朋友，我也失去了一个好朋友。”1939年的一天晚上，萧三与毛泽东一起散步，萧三不禁谈起瞿秋白等人“不幸牺牲，可痛可惜”。毛泽东听罢，也感叹道：“是呵！假如他活着，现在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啊！”l946年
“文化大革命”前，我党对瞿秋白有过三次评价。第一次是1945年4月20日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仪》指出，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望的领导者之一，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1935年6月，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第二次是在1950年1月31日，毛泽东同志为《瞿秋白文集》题词：“瞿秋白同志死去15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对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特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们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第三次是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就义20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瞿秋白遗骨从福建长汀迁至北京的安葬仪式。周恩来主祭，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代表中央作了瞿秋白生平的报告，就瞿秋白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作总结，对他的一生给予高度的评价。报告全文铭刻在瞿秋白的墓碑上。
后来，毛泽东一反过去对瞿秋白的评价，说瞿秋白是叛徒。
据周扬回忆：1963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斥李秀成叛徒。周扬向毛泽东汇报学术界对李秀成有不同看法时，“主席也提到了瞿秋白。我问主席看《多余的话》没有，主席说：看不下去，无非是向敌人告饶，自首叛变。”
以打倒刘少奇为主要上扬目的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批判瞿秋白随之公开。葬于常州的瞿母亲的墓，于
“文化大革命”期间，1971年8-9月毛泽东在外地巡视同各地负责人谈话中，谈到瞿秋白时说：“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毛泽东的这一定论，在1972年中发12号文件，题为：“转发‘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的通知”，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行传达。
（以上见雷颐《“瞿秋白冤案”的起源与平反》，《炎黄春秋》2011年第一期第17-21页）
“四人帮”被粉碎后，瞿秋白的名誉得到恢复。
瞿秋白写的《多余的话》，调子比较低沉。但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反而宣传苏区建设；三没有投靠国民党乞求苟生；四没有吹捧国民党。可见《多余的话》不是瞿秋白“自首变节”的自白书。
陆定一认为，《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的一份遗书，是作为总书记的“自疚”，他没有能够纠正王明的错误路线，致使革命遭受损失而感到自疚。瞿秋白深深感“异己”思想历程之艰难，才有“心忧”，才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无私地、急切地把自己克服“异己”思想的经验总结出来，留给后人借鉴。他在《多余的话》卷首引《诗经·黍离》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对瞿秋白被捕问题进行复查的孙克悠同志在《让史实评说》的纪念文章中写道：“在瞿秋白先烈就义65周年之际，我重读了《多余的话》，深感《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同志在就义前，怀念党、怀念亲爱的同志，向他们诀别，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用隐晦的文字对他的革命生涯和思想历程所作的总结，是他在临刑前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会维克为标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利刃，以大无畏的自我批评精神，勇敢、理智、深刻、彻底地进行自我思想剖析的产物。瞿秋白同志不仅无情地剖析自己的思想，还把遗体献给医学院进行解剖研究，表现了他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浩荡胸襟”。1
瞿秋白在长汀狱中给郭沫若的信中写道：“历史上的功罪，日后自有定论，我也不愿多说……”历史已作出了公正的评说，还瞿秋白以清白。
毛泽东为什么要不顾事实、也不顾历次党的有关结论，硬要说瞿秋白是所谓“叛徒”呢？在一篇题为《瞿秋白案复查纪事》中，可以使人得到答案，不妨将其中的一段摘录于后：
“从公安部借来瞿秋白案审查卷宗2O卷，足有三尺厚。内中有蒋军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参谋长向贤矩、军法处长吴淞涛、政训处长蒋先启、参谋彭励、机要秘书陈定、司书高春霖、排长冯心田（枪杀瞿秋白的刽子手）；中统特务王杰夫、钱永健、朱培横；福建保安十四团二营营长李玉（带队追捕瞿秋白）、排长曾起（劫金后枪杀何叔衡）、士兵范金标、赖忠顺（俘获瞿秋白）以及周月林等人的供词。公安部十三局在罗瑞卿部长直接指导下，积十年之功对瞿被俘后情况经过严密调查、侦审，已于1964年
毛泽东为何对瞿秋白的评价如此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呢？据研究这一问题的陈铁健分析：因为“大跃进”导致数赞成人饿死，面对灾难，毛泽东和刘少奇对中央的指导方针和一系列政策前举措正误的估量，存在着巨大差距。毛泽东始终认为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即正确占足九成，错误微不足道。刘少奇则认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特别是1962年召开的党内“七千人大会上”，使毛极为不满。将瞿打成“叛徒”是毛泽东准备“倒刘”的一个铺垫。
陈铁健在《瞿秋白案复查纪事》中说到了这一点。
“1979年秋天，我们到秦城监狱提审戚本禹。此人是“四人帮”同案犯中最顽固分子。据狱警说，戚入狱后始终声称他是毛泽东路线忠实执行者，一切行动都照毛泽东的指示办理，有百功而无一罪。拒绝与同案犯同时放风，只能单独“散步”。他很狡黠，坐定后，直勾勾地打量我们每个人，问我是不是学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他直言不讳，说他写批判李秀成文章，开初只是认为中国“防修反修”，可从近代史上找同类例证，影射彭德怀晚年反毛也是“晚节不终”。文章在1963年发表受到周扬、翦伯赞及史学界强烈批评，戚已准备写书面检查。年底，江青找戚谈话，说是你给党做了重要的事情，主席表扬了你，很满意你写的文章。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始终未能解决，你的文章提出这个问题，为党立了一功，你可别骄傲，要继续写。可以请教康生的“九评”（指与苏共论战的九篇评论文章）写作班子。戚写完第二篇文章，到钓鱼台找康生。康生等要戚不必跟着批评者的观点跑，而要高屋建瓴，抓住要害予以反击，务使对手无还手之力。1964年戚文第二篇发表，明确提出叛徒问题，从李秀成、汪精卫、彭德怀到赫鲁晓夫，大批特批，其势汹汹，顿时在学术界引起纷乱。不少人问：这是怎么回事？
刘少奇的所谓历史问题，就是后来被确认为“叛徒、内奸、工贼”的六字“铁案”，而“叛徒”是其核心内容。这时我才恍然大悟：翻死人的案，是为了打活人，即以“路线斗争”为名，采取种种手段，必欲置反对派于死地而后止。刘少奇在几十年前谴责王明一伙制造党内斗争时，把它斥之为‘黑暗的’、‘罪恶的’党内斗争。结果他真的死于比王明路线更黑暗、更罪恶的‘文革’浩劫之中，而瞿秋白也成为这幕丑剧的一个牺牲品。”1
1982年9月，中共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纪委向十二大的工作报告中说：“对”“所谓瞿秋白同志在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后‘自首叛变’的问题，重新作了调查。瞿秋白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著名的领导人之一，党内外都很关心他的问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对他的被捕前后的事实调查，证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后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遭受敌人杀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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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铁健：《瞿秋白案复查纪事》，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5期第38-39页。
2雷颐《“瞿秋白冤案”的起源与平反》，《炎黄春秋》2011年第一期第21页。
26、叫人不要相信康生的话，毛泽东却言听计从
在延安整风期间，发生过“抢救运动”，许多从国民党统治区投奔延安的爱国青年受到“抢救”，即怀疑他们是特务，对他们进行批斗、审讯、关押，搞“逼、供、信”，使不少爱国青年受到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事后，一个特务也没有搞出来。毛泽东不得不向大家作检讨、赔礼道歉。这事是他轻信了主管情报工作的康生，夸大事实，弄虚作假，对敌情过于严重估计的结果。当他知道这个情况后，提出了一些挽救措施，如提出“抢救运动”不能发展；结论要有证据；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等。“到延安撤退前夕，毛主席逐步发现康生这个人不大可靠。特别是康生在‘抢救运动’中一系列的表现，使毛主席认为这个人‘左’，用毛主席当时的话来讲：“我们党内‘左’得不能再‘左’的人就是康生。你们切记，不要相信他的话。”1
这些话是不错的。毛泽东叫人不要相信康生的话，知道他“左”得不能再“左”。可是为什么，后来，毛泽东却把他当做心腹和亲信，许多坏事、馊主意都言听计从呢？
先说一下康生其人。康生自1927年加入共产党，一贯以极左的面目投机钻营。党的“七大”之后，康生的实权下降。七届二中全会后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下任副职，他十分不满，终日装病，静观形势，待机再起。1956年竭力反“右派”，1959年又任《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副主任、中央文教小组和理论小组组长。他打着马列主义“理论权威”的幌子，用高调门吹棒毛泽东，制造个人迷信，神化毛泽东，得到毛泽东的欢心。他是毛泽东晚年时期的大奸臣，他对党的事业败坏之深、影响之广，实为我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罕见。毛泽东对这样的一个大奸臣，不仅不除掉，反而大加重用。康生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当上“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政治局常委、直至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的许多无中生有、捕风捉影、无耻造谣、恶意中伤的恶劣行径，毛泽东不调查、不核实，随便一接过来，就当指示发出去。有的所谓“最高指示”，实际上是康生的一些屁话。这里仅简列以下几条。
一、康生发明“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毛泽东接过来成为“最高指示”
1962年9月，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批判彭德怀所谓“翻案风”的过程中，又发生了批判小说《刘志丹》的事。小说原本是描写20年代末30年代初西北地区革命斗争事迹的，以当地的领袖刘志丹作为书名，作者请当年担任过陕甘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的战友习仲勋同志审阅。习仲勋同志认为没有写好，提出意见：要把刘志丹放到大革命的时代背景中去写，要体现毛主席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小说中有一处说到高岗当时在一个问题上的主张是对的，习仲勋提出不要写高岗。高岗曾是西北地区革命的领导人之一，新中国建立后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因与饶漱石一起搞了反党活动，是“高饶集团”头目，被开除党籍，后来自杀身亡。不料，这么一件平常小事，却被康生抓来大做文章。他硬说，这本书是为高岗翻案的。他提出：“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这就为毛泽东批判“翻案风”制造了一个靶子，于是，在批判彭德怀“翻案”的过程中，对小说《刘志丹》及有关人员开展批判。在批判中，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当年西北地区革命领导人打成“反党集团”，进而升级为“彭、高、习反党集团”。说小说是他们的反党纲领。
二、康生胡说文艺界搞修正主义，毛泽东也这样说
在1961年前后，康生、江青曾极力从右的方面干扰文艺界调整工作，强迫一些剧团演出久已禁演、停演的戏给他们看，在社会上造成很坏的影响。不久，他们又以“左”的面目，对文艺界特别是戏剧、电影等进行全盘否定。
头一个批示是
第二个批示是
薄一波在其回忆录中说：毛泽东“在做两个文艺批示时，由于不适当地强调阶级斗争，根本的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失误，观察问题的方法也就随之扭曲了，离开了科学的方法论轨道，自己违反了自己所倡导的正确原则和方法。”2
这两个批示做出以后，文艺界立即掀起一股大批判的浪潮，一大批电影、小说、戏剧、美术、音乐作品被否定，一大批文艺界的代表人物和领导干部如夏衍、田汉、阳翰笙、邵荃麟、齐燕铭等人受到批判。文艺界的大批判，很快扩展到其他领域。从1964年起，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冯定的《平凡的真理》和《共产主义人生观》；经济学界批判了孙冶方的生产价格论和企业利润观；史学界批判了翦伯赞的“历史主义”，以及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让步政策”论，等等。一时间，大批判的浪潮遍及整个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
三、康生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毛泽东也如是说
“文化大革命”发端的那篇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康生先捏造说：这个剧与彭德怀罢官有联系，而毛泽东则把这一谎言当成根据和借口，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
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历史学家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本意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要像海瑞那样的勇气，敢讲真话，敢于批评他的缺点。不料，吴晗却被康生、毛泽东毫无根据地诬陷为是为彭德怀翻案，罗织罪名，置于死地。
1964年，康生就多次向毛泽东说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是替彭德怀翻案。”他不顾事实，硬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
由于康生的“发明”和毛泽东的肯定，才有了姚文元的批判文章。这篇文章是江青经手搞的。但是，主意是毛泽东根据康生的“发明”而出的。江青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毛泽东自己也承认：“当时我建议江青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指北京）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回去发表。”1事实上，吴晗写的关于海瑞的文章，是在1959年上半年，庐山会议还没有召开，彭德怀罢官的事还没有发生；为彭德怀翻案的事，是在1962年北戴河会议期间的事，吴晗在三年前写的东西，怎么能为三年后发生的事情翻案呢？康生、毛泽东就能说出这种荒唐的话，干出这样荒唐的事。
四、康生说《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毛泽东也如是说
由于毛泽东说了“吴晗的问题两个月之后再做政治结论”，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还有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于
康生本来就不同意，但多数的小组成员同意，且经中央批准，他也没有办法。他就鼓动江青背后告状，说什么《二月提纲》是错误的，甚至说是背着他干的。于是，毛泽东也跟着变了。原本在
毛泽东、康生、江青都不满意《二月提纲》，他们决定去搬掌握枪杆子的林彪，搞出一个什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亲自对《纪要》修改了三遍，作了十一处修改。这个纪要向彭真和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示威：他有枪杆子作后盾，掌握武力的人参预了，你们谁敢乱说乱动？
根据毛泽东的旨意，4月9-1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康生传达毛泽东的谈话，系统批评彭真在这次学术批判中的“严重错误”。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14日，毛泽东对陈伯达起草的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作了重大修改，加上了“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等话。这个经过毛泽东重大修改的通知就是“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于
五、康生策划“第一张大字报”，毛泽东立即支持、批示向全国广播
还在《五·一六通知》之前，毛泽东已经很不满意地说过：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4月16-20日，毛泽东亲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真的所谓“反党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这期间，毛泽东多次严厉批评彭真，说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说彭真按他自己的世界观改造党，却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对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护玉皇大帝的人。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藏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露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由于康生已知道《五一六通知》内容和毛泽东对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的不满，为了把矛头直指彭真和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于
当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遭到反击的时候，康生背着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将大字报内容和引起强烈反响的情况向在杭州的毛泽东密报。毛泽东在
当晚8时3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广播了这张大字报的内容。
两个月后的
北京大学这张大字报主谋是康生，由他和他的老婆曹轶欧策划、授意下泡制的。
上面的事情说明，是康生策划、泡制了北京大学这张大字报，正合毛泽东的意图，从整彭真和北京市委发难，点燃预谋已久的搞乱全党和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的鬼火。由此，这把火，迅速燃遍全国。毛泽东把几个“造反派”写的大字报，给它戴上“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桂冠。这一来，犹如打开希腊神话中那个潘朵拉盒子，妖魔鬼怪，魑魅魍魉纷纷蜂拥而出。从此，神州大地上开始了混乱、疯狂、荒诞和灾难的全国浩劫，持续长达十年。
六、诬陷贺龙搞“二月兵变”，毛泽东也相信
康生利用1966年2月发生的一件小事，诬陷政治局委员、共和国元帅、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搞“兵变”，毛泽东也信以为真。使功勋卓著的贺龙元帅，惨遭迫害致死。
1966年2月，中央军委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决定北京市组建一个团，归卫戍区建制，平时担负民兵训练，维持社会治安等任务，战时作为扩编地方武装的基础。这个团组建后，一时没有营房，经海淀区武装部介绍，有些大学的学生下乡搞“四清”去了，有些空房可资利用。找房的人便去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石油学院、农业大学等处联系。几所学校表示可借部分空房给部队暂住。卫戍区一位领导认为，部队住学校不太适宜，决定不住学校。后来，那个团组建后，住到了郊区一个靶场。
到了夏天，“文化大革命”首先在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掀起，特别是林彪那个杀气腾腾的“五一八”讲话，胡说什么有人想搞“政变”。经过这么一煽动，一些不明真象的人也特别“提高警惕”。北京大学团委的几个人想起了二月间部队有人来校借房子的事，怀疑是为“兵变”作准备，便写了一张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大字报很快被传抄出去。北京师范大学、人民大学也贴出了相同内容的大字报。
康生知道时事后，如获至宝。半个月后，他在北京师范大学群众大会上、添油加醋地宣称：“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跟贺龙一起，私自调动军队搞兵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资产阶级专政。他的计划之一是在北大、人大每一个学校住一营部队。这个事情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在北京大学看过房子，在人民大学看过房子，这件事是包含极大阴谋的！”还说什么“兵变”的总参谋长是许光达，许是贺龙的人。
这样，本来跟“兵变”扯不上一点关系的小事，被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这么一口咬定，“二月兵变”就成“事实”了。
1966年8月，林彪授意空军的吴法宪、海军的李作鹏写了诬陷贺龙的材料，还有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原处长宋治国受叶群指使写了诬陷材料，说贺龙领导的体委“私自销毁120部电台。”
对这样一些谎言，毛泽东是怎么对待的呢？
据林办张秘书回忆，1966年9月下旬，“林办”主任叶群一次交给他保存的贺龙的黑材料就有一二十份之多，在这些材料上，均有林彪和毛泽东圈阅的笔迹。此后不久，对贺龙的问题，毛泽东同意“在小范围内打招呼。”
元帅多么希望毛泽东重复一句曾经对他说过的一句话：“贺龙是个好同志。”但是，直到被迫害至死，也没有盼望得到。元帅更不会想到，正是毛泽东还疑心他搞兵变呢1
1974年，《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指出：“关于所谓贺龙同志‘二月兵变’的问题，纯系讹传。”人们不仅要问：作为党的主席毛泽东，对于一个功勋卓著的元帅，为什么那么草率听信讹传？
七、诬陷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毛泽东批准成立专案
自从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笼后，康生、江青一伙人对毛泽东的底数更清楚了，对刘少奇的批斗升级，煞费苦心罗织罪名，必欲置刘少奇于死地而后快。
1967年3月的一天，康生偶然看到了北京航空学院“红旗造反兵团”等六个组织的所谓“联合调查团”散发的一份材料，上面罗列了一些从湖南等地搜集的诬陷刘少奇的材料。康生又拿出他在延安搞“抢救运动”的伎俩，虚张声势地要抓“大叛徒”。便立即给毛泽东写报告称：他掌握了确凿的材料证明，刘少奇在历史上被捕过，有重大叛变嫌疑问题，建议中央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事实上，他这时一点证据都没有。他的目的是要把刘少奇的所谓问题，从党内路线问题变成敌我问题。
对待刘少奇被诬害为“叛徒”这样重大的问题，毛泽东不想一想他在延安自己说过的话“我们党内‘左’得不有再‘左’的人就是康生。你们切记，不要相信他的话。”也不想一想，刘少奇作为自己的副手、忠心耿耿三十多年，怎么会是“叛徒”呢？也不征求一下党内领导集体和一大批革命元勋的意见，竟然于
专案组在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任务就是为陷害刘少奇而罗织罪名编造材料。他们对专案组人员进行种种的威胁利诱，迫使专案人员按他们的意图编造材料。
首先，对专案人员灌输专案对象就是敌人，对敌人要狠的思想。
其次，教唆、怂恿专案人员搞逼供信。康生对专案人员说：“搞大批判，主要是政治上打一下威风，真正解决问题要靠小范围的审讯。审讯的方法软的硬的都要搞。有时搞点逼供信是难免的。敌人反动透顶，放毒攻击，引起你们的气愤，动了手，他自杀了，自杀是他自己给自己下结论，他要死，你有什么办法，不过有点可惜，材料搞不到了，”
康生等人对专案人员这样的教唆，那就必然使专案人员不择手段地搞刑讯逼供，制造假证、伪证。另一方面，把凡是了解真相的证词和提供伪证的翻供材料，都扣了下来。这样，于1968年9月，专案组提出了一份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审查报告》提出刘少奇三项“叛徒、内奸、工贼”的“罪状”材料，即所谓“刘少奇1925年在长沙被捕叛变”；“刘少奇1927年在武汉充当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汪精卫、陈公博的走狗，进行了一系列出卖工人阶级、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刘少奇1929年窃据满州省委书记的大叛卖”。还列举了刘少奇七项“其他反革命罪行”。
这份由康生、江青等人罗织编造的、诬害刘少奇的“罪证”材料，上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示：“阅过了，没有按历史顺序排列。”这个批示叫外人觉得有些摸不着头脑，但在康生等人年看来，很明确：毛泽东认可了。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提出对“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的问题，让大家讨论“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这一上来就使会议气氛紧张，“二月逆流”又被大批一通；朱德、陈云、邓子恢等老同志都被扣上“一贯右倾”的帽子。林彪、江青等人分散到各小组，故意制造紧张气氛，并叫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刘少奇那所谓“罪证”材料，还容得了讨论？许多中央委员对《审查报告》保持沉默，结果，纷纷受到批评和指责，小组会开成批判会、围攻会，于是，不少人只得被迫表态。就这样，全会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和附件《罪证》，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的决议。这次全会从组织上完成了打倒刘少奇的手续。此后，全党全国对刘少奇又开始了新一轮“口诛笔伐”。
刘少奇一家先后有4人被迫害至死，有6人被关进监狱。
刘少奇是被毛泽东当作搞“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中国赫鲁晓夫，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司令部”的“总司令”来斗争的，受株连迫害的干部、群众难以胜数，仅被错判刑的就达22053件，其中有些被处以极刑。这中间不知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八、重提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毛泽东批准立案审查
在
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其主要内容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蚕侵华北的1936年，经过中央的特殊批准，被关押在国民党北平监狱中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在监狱主管者印好的“反共启事”签字后离开监狱，重新投入了抗日战争。此事原来是由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向主持北方局的中共中央代表刘少奇提出，可以让这些被关押的同志履行敌人规定的“签字”手续出狱，以解急需得力干部的燃眉之急。同时他们还考虑到，如不及时营救这些同志，不论是日寇侵占北平、天津，还是蒋介石集团把这些同志押解到南京去，他们都可能被全部杀害。刘少奇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柯庆施的提议，上报延安的党中央，经毛泽东参与的党中央缜密研究，让当时担任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代表中央给刘少奇和北方局回电，批准了这个非常的决定。
1943年，薄一波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副团长到了延安，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毛泽东的窑洞中与毛泽东长谈时，说到这段往事。毛泽东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你们在班房里做了很好的工作。”第二天，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与薄一波谈到此事时说：“中央完全知道，是刘少奇和北方局建议，中央作出讨论后让你们出来的。”
此事康生是不是知道呢？他了解得一清二楚。1948春节期间，康生率领中央土地改革工作团在山东渤海地区，帮助搞土地改革。在住地惠民地区信阳县何家湾过春节。饭后，康生与土改工作团团员张琴秋、毛岸英、于光远、曾彦修等人到村外散步，谈到薄一波等同志出狱的事。他说：1936年，中央分析了全国形势，深感华北形势十分危急，抗日高潮又已到来，迫切需要德才兼备的干部。但是很多有经验的老同志却在平津敌人的监狱里，如果再不加紧营救，蒋介石就可能把这批同志转往南京；如果日寇很快侵占了平津，或者华北国民党政权汉奸化，这些同志就只有被杀。考虑结果，中央决定，让他们办理了出狱手续。这说明，康生对此事的来龙去脉十分清楚。
可是，到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烈火烧起来后，康生等人不顾历史事实，昧着良心，煽动不明真相的红卫兵，到处去揪斗那些为革命奋斗大半生还幸存的老同志。他们说：“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安子文、薄一波这些人占据了组织部、工交等到要部门，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执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康生在军委扩大会上说：“北京这六十几个人，只是刘少奇的叛党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接着，康生又到安子文担任部长的组织部说：“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他们组织了‘三六’专案抓叛徒的联合调查研究团，应该向他们学习。”
毛泽东明明是知道这件事的，为什么样还要批准这个案子呢？康生的胡说八道，毛泽东不是早就说过“不要相信”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在这涉及这么多老干部声誉和生命的重大问题上，还要轻信康生的谗言呢？
九、制造一桩哲学罪案——对杨献珍“合二而一”的批判，毛泽东说“合二而一”是矛盾调合论，是修正主义。
1963年冬、1964年春，著名哲学家、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在讲课中为了阐明对立统一规律，使用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合二而一”的提法。当时，在中共中央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组织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康生，认为与毛泽东的“一分为二”不同，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也居然信以为真，发令予以批判。
讲辩证法，讲对立统一规律，讲“一分为二”，讲“合二而一”，都是一个意思。
杨献珍讲“合二而一”，本是为了宣传毛泽东的“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是为了解释对立统一规律；是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是为了说明我们的祖先早就提出过对立统一的思想，并不比古代希腊的思想家逊色。
1964年4月，中央党校教员艾恒武、林青山听了杨献珍的课，受到启发，写了一篇学习毛泽东辩证法思想体会的文章：《“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发表在
此文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作为学术讨论，各抒已见，认识相左，是正常的。可是，康生领导的“反修哲学写作小组”，专门炮制“反修文章”。他布置小组成员张恩慈写出一篇题为《“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的文章，署名项睛，发表在
十、将老帅们的抗争诬为“二月逆流”，毛泽东下令批判
1967年2月中旬，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会议室，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七位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就“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当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责问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一伙人，义正词严。康生等人把这次会议诬之为“二月逆流”，将整理的《纪录》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大怒，下令批判。
此时，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搞得天下大乱，从中央到地方，党、政、军领导机关遭受冲击，领导干部被揪斗，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从1966年5月通过《五一六通知》至1967年由上海率先“夺权”而掀起的“一月风暴”，七个月来的“文化大革命”搞乱了党，搞乱了军队，全国一片混乱，老革命家们看得比谁都清楚，心情十分焦虑。
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打倒、关押起来了。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改组了，以陆定一为首的中央宣传部被当作阎王殿砸烂了。
《人民日报》刊登了北京大学那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提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号召从上到下夺权，还叫嚷：“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于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形势，在全国迅猛地扩展。
全国的大学、中学、小学都停课“闹革命”，数以千万计的学生成了“红卫兵”，到处造反，打、砸、抢，“破四旧”，毁坏文物，对教授、作家、艺术家、任意抄家，对干部随意扣上“走资派”的帽子，加以揪斗。
派出工作组以加强对运动的领导，被说成是搞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凡参与者和靠近者都受到批判、揪斗。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数千万“红卫兵”全国各处“大串连”，坐火车、吃饭、住店都不花钱，全社会都乱了，毛泽东还说：“形势大好！”
全国各级党委、政府机关，都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遭到冲击、批判；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声中，陷于瘫痪。
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机关和各级院校，也受到冲击，军队也出现混乱。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的社论号召说：新的一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向“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将是“夺权”的新阶段。
在这般叫嚣声中，很多功勋卓著的老革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个个遭到批判、打倒。继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之后，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贺龙也被打倒。一月初，当时排在第四号党的领导人陶铸又要被打倒了。这预示着，除毛泽东、林彪、江青、康生以外的任何人，他们说打倒，就要打倒。不容申辩，不讲道理。上海掀起的“一月风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造反派都纷纷起来夺权。这一切，使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无不感到疑虑和愤慨。于是，自然就有了老革命家们的抗争。
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激愤地拍着桌子，痛斥陈伯达一伙：“军队是无产阶级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接着说：“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又说：“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周恩来总理要他回来，不要走。陈毅元帅说：“不要走，要在里边斗争！”
谭震林走了几步行，转回身子说：“陈老总，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也不走！”
陈毅接着说：“这些家伙上台，要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时许多老干部被整过，抢救运动搞错了多少人。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
叶剑英还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余秋里拍着桌子说：“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照这样干法，我就不去！”
李先念也很气愤地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想到许多老干部被他们整残整死，十分伤感地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流眼泪！”
在这次会上，老一辈革命家正气凛然，义正词严，痛斥得陈伯达、康生一伙瞠目结舌，无言以对。他们揭露了这伙阴谋家的罪行，为人民伸张了正义。
当天夜里，康生指使张春桥、姚文元、王力连夜里整理和核对这次碰头会议《纪录》。这份《纪录》把会议的情况作了许多的歪曲、夸大、篡改和断章取义。在江青、康生的安排下，于17日向毛泽东汇报。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
据有关材料讲，主要是两个问题使毛泽东特别不满。一是，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他一生中的一大得意之举。与此相联系的是对待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他说，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对的，只有百分之一二有错误，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对我。老帅们痛斥的正是他心爱的和支持的中央文革，自然不满。二是，谈到延安整风错整了许多人的事。毛泽东说：延安整风错了，难道还要请王明回来？
以后，康生等人就把这次老革命家的抗争，诬之为“二月逆流”。在北京的街头，出现了“反对复辟资本主义的‘二月逆流’”、“打倒‘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等大标语。这股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狂风，又迅速刮遍全国。已经被搞得天下大乱的神州大地，又添了新乱。
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即林彪自我爆炸后，毛泽东不能不想一想，他的“亲密战友”林彪要谋杀他，而当年大闹怀仁堂的那些老帅们并没有对他有什么不忠的地方。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再次宣布，由于“二月逆流”案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到牵连和处分的所有同志，一律平反。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为这一事件正名。
历史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以上十个事例，都充分说明毛泽东对康生的话、康生的造谣、诬陷，都是相信的。早年在延安毛泽东曾说过：“我们党内‘左’得不有再‘左’的人就是康生。你们切记，不要相信他的话。”毛泽东为什么自己却屡次要相信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这里只说一点，那就是，毛泽东说过的话是经常会变的，是出尔反尔、不算数的。同时还说明，他当年叫大家不要信康生的话，是为了敷衍广大干部和群众。当年，那“抢救运动”主要负责的是毛泽东，康生只不过是秉承毛的旨意充当前台的打手罢了。为了缓和众怒，权且抛出康生作替罪羊。而心地里，却是十分赏识这条恶棍的。康生作恶那么多，没有受到什么处分，更不会象对待王明和后来对彭德怀、刘少奇那样置之于死地，而是暗中保护康生过关。准备日后还要继续重用这条恶棍。所以，还在众怒未消、康生的罪行没有进行批判和清算的情况下，康生却在党的七大上，仍被选为中央委员，紧接着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不清楚地说明，毛泽东对康生还是相信的吗？
1949年后，康生消声了一阵。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的“阳谋”时，康生又被毛泽东用来打人了。他在中山公园作报告，声嘶力竭地大骂右派。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又拼命狂咬彭德怀，继而在毛、刘之争最激烈的七千人大会上，他为毛泽东轻率发动的大跃进错误辩护。于是，1962年，毛泽东再次重用康生，让他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中苏论战时期，毛钦定康生负责“九评”的撰写，派康生率中共代表团赴国外参加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会议。毛对“九评”很满意，康生升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再次成为毛的前台打手，在打倒刘邓路线、整死刘少奇等倒行逆施的恶行中格外卖力，成为“准政治局”的中央文革成员。在1969年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在随后的毛、林冲突中，再次看毛泽东的眼色行事，进一步赢得了毛的信任。在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康生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在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上，康生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随着毛的死亡和文革结束，在否定文革和平反昭雪的运动中，1980年10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康生被列为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的双料要犯之一，被指控为“阴谋家”和“反革命两面派”。会议专门作出关于康生的决议：中共中央鉴于他犯下的严重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销其《悼词》，公布其罪行。随后，康生遭到全国性的批判，变成遗臭万年的恶棍。
康生是个什么东西？早在1967年1月中旬，清华大学贴出了一张揭发康生的大字报，把这个人的嘴脸作了一些描绘。现摘录几段于后：
“康生明里是人，暗里是鬼。演鬼戏是他鼓动的。他凭那三寸不烂之舌，煽动文艺界去演鬼戏。他拍着胸，打着保票，夸下海口：‘不要怕，大胆地去演，出了问题，就说是康生批准演的，一切后果由我承担。’可是一转身，又是他康生把演鬼戏的、写鬼戏的都打成‘黑帮分子’，有的已被迫害死了。”
“康生诡计多端，心黑手狠，是玩弄权术的阴谋家。《二月提纲》从头到尾他都是参与了的；可是到节骨眼时，他反咬一口，说彭真是背着他搞的。他又是一贯正确，入污泥而一尘不染；不但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还立了功。”
“康生不是治世之能臣，而是乱世之奸雄。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成了多事之秋、是非之地。他吃人的法术很多，施阴谋，设陷阱，残害多少国家的栋梁，他是两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
“康生是冯道式的人物，两面三刀，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什么他都能干，什么他都能出卖。”
……
“你读过司马迁笔下的冯道没有？冯道是五代时宦海中的一位佼佼者，他在后唐、后晋历任宰相；契丹、后汉、后周又任太师，事过五个国君。国君像走马灯式地下台了，他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神通广大，随机应变，一直身居高位。他的决窍就是看这个国君要垮了，立即廉价出卖，笑脸去迎新的国君。康生比起冯道来，是青出于蓝。他迎合李立三，出卖李立三；他迎合王明，出卖王明。”
三天以后，他主管的中共中央党校也贴出了打倒康生的大字报、小字报，其中一张引人注目的“勒令”：“正告老奸巨滑的康生，你这个制造天下大乱、祸国殃民、残害无辜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刽子手，你作恶多端，罄竹难书，限你24小时之内，必须交待你的滔天罪行。如不交待，誓与你血战到底！”
这些大字报当然打不倒被毛泽东视为宠臣的康生，反而遭来镇压。但把康生的一副奸臣嘴脸，描绘得差不多了。
“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的几乎桩桩坏事，都有康生参与或发难。他施展一贯的极左伎俩，玩弄权术，大搞阴谋，捕风捉影，捏造罪名，陷害功臣；他和林彪、江青一伙沆瀣一气，积极出谋划策，残酷迫害干部，多方制造混乱，干下了一系列罪恶勾当。康生是一个十足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血债累累的刽子手，是篡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的主犯和罪魁祸首之一。对于这样一个十恶不赧之徒的那么多的诬陷之词，毛泽东也都相信、支持，助肘为虐，酿成大祸。
历史已经把康生钉到了耻辱柱上，轻信康生谗言并怂恿康生作恶的毛泽东，又该当何论呢？
27、先是批判个人崇拜，后来却“主张个人崇拜”
一、赞成反对个人崇拜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报告中，揭露和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毛泽东以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为借口，对苏共的这一重大举措持保留意见。但对赫鲁晓夫克服个人崇拜所作的努力，还是肯定的。认为赫鲁晓夫有胆量，敢去碰斯大林，揭了盖子，搬掉了多年来压在人们头上的大石头。鉴于苏联的教训，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又一次重申：不要用人名去作地名，不许发一切致敬电，不要提英明领导，不要用“马、思、列、毛”的提法，不要迷信权威。在他的主持下，经政治局讨论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写成《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对个人崇拜这种历史现象作了深刻的分析。文章说：
“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二十次代表大会非常尖锐地揭露了个人崇拜的流行，这种现象曾经在一个长时期内的苏联生活中，造成了许多工作上的错误和不良的后果。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个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中国共产党庆祝苏联共产党在反对个人崇拜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所得到的重大成就。”“我们也还必须从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中吸取教训，继续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个人崇拜只在剥削阶级中间存有它的基础，也在小生产者中间有它的基础。”“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从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脱离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在毛泽东对这篇文章修改稿中，还特地写有这样一段：“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六册第62页。）毛泽东把斯大林搞个人崇拜滥杀无辜等严重罪行仅仅说成是什么“主观性和片面性”，好像只是思想认认识问题，是完全不对的，但毕竟还是批评了斯大林“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表明毛泽东对个人崇拜问题是持反对态度的。
中共八大也曾公开表示反对个人崇拜，并做了过明确的阐述。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
“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各级党组织中的集体领导问题。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
邓小平还说：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一点，现在已经写在我们党章草案的总纲里去了。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地执行。”[6]这是毛泽东也都举手赞成的，党的全国中代表大会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报告和决议。
1956年9月在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代表团时，毛泽东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话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大家都敢讲话了。”
接着，毛泽东说到自己在中国、在党内的问题：“我国很少有人公开批评我，我的缺点和错误人民都原谅。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我们虽然也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但人民觉得我们做的好事总比坏事多，因此人民就多予歌颂，少予批评。这样就造成偶像，有人批评我，大家就反对他，说是不尊重领袖。我和中央其他同志平均每天能收到三百封信，其中总有几封信是批评我们的，但这都不署名，或署假名，他们并不怕我整他，而是怕周围的人整他。”从上述事实来看，这时的毛泽东，似乎是反对个人崇拜的。
二、一反刚表示的反对个人崇拜，竟然说“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
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表明了反对个人崇拜，到年底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就不再提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据负责起草此文的康生讲：这时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变化，不再主张反对个人崇拜而是“主张个人崇拜”了。
就在这次在成都会议上，陈伯达有个长篇发言，其中讲到王明说延安整风，搞出了两个东西：一个民族主义，一个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说：“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陈伯达在说到我们是国际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有中心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毛泽东接过话茬说：“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3
一讲反对个人崇拜，就是“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这个帽子一扣，谁还敢谈反对个人崇拜？而且，把八大通过的修改党章报告中反对个人崇拜的正确主张彻底推翻了。毛泽东的讲话，不仅不能反对个人崇拜，还要“主张个人崇拜。”
毛泽东的这番颇有理论色彩的关于“正确的个人崇拜”、“主张个人崇拜”的讲话，由于他在党内的威望，也由于在党内包括党的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不高，是很能征服人的。于是立即有人附和，最具代表性的是时任上海市市长、中央委员的柯庆施说什么：“我们对毛主席的信仰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对毛主席的服从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他的这种胡说，毛泽东并没有给予批评，而是听之任之。不久还把柯庆施选为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是一种奇谈怪论。他混淆了个人崇拜与相信真理、个人崇拜与个人权威的概念。是在偷换概念，在哲学上叫做诡辩论。个人崇拜就是个人迷信、神化个人，把一个人当作神来祭祀，在国外个人崇拜（personcult）与邪教是同义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反对个人崇拜，也就是反对个人迷信，反对无限夸大某个人的作用，把他奉若神明，让人盲目服从，容不得不同意见。稍有异议，就利用手中的权力置之于死地。个人崇拜与个人专制是联系在一起的。一当出现个人崇拜，就有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凌驾于中央之上，个人的民主权利，党内的民生生活、国家的民主制度，统统荡然无存。毛泽东的这番怪论，正是他独断专行、无法无天，轻率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思想根源。“大跃进”的破产，“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正说明毛泽东的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的荒谬。
1970年斯诺再次来中国的时候，毛泽东向他谈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往事时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省的党权，各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的权，我也管不了。所以那个时候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他还说：“对他的个人崇拜，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我们这边总需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革命不能胜利啊。”毛泽东在这里把需要领袖与需要个人崇拜又混为一谈。革命领袖和维护革命领袖的威信，都是需要的；但对于革命领袖需要当做神来崇拜，那就错了。对任何人搞个人崇拜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他说：“总要有个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1
毛泽东在这里又一次把个人威信同个人崇拜混为一谈。
毛泽东所说的党权、宣传权、省权、地方权，特别是说北京市的权不在他手里，是不符合事实的。无非是说他指使江青去找姚文元写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北京市没有转载；他又叫印成小册子，向全国发行，上海向全国征订时，北京又没有征订。引起毛泽东的不满，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过”的“独立王国”。北京市作为首都的各家报纸，为什么一定要转载上海地方报纸的文章呢？既没中央的指示，也没有以毛泽东的名义向北京市领导打招呼，怎么就是你毛泽东“也管不了”呢？何况，这事还是背着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干的。实际上，毛泽东一直掌握着党政军的最高权力。如果没有这一条，毛泽东就难以抗衡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发动起来。
说“那个时候无所谓个人崇拜”，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如果真是“那个时候无所谓个人崇拜”，毛泽东就不能利用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他的迷信，就不会有盲目狂热的红卫兵被驱使作急先锋。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说：“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特别是党中央的政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终于导致十年内乱。”2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首先是由他自己在成都会议上的那些讲话所倡导起来的，其次才是林彪之流投其所好，而在全社会掀起的。1959年庐山会议后更严重地发展起来了。庐山会议上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后，林彪当了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他一上台就大搞个人崇拜。林彪在“突出政治”和大学毛主席著作的名义下，突出宣传毛泽东。他的这些搞法，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说：“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他号召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林彪利用这个机会，把个人崇拜的一套从军队推向全国。
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权力是崇拜的基础。党的领袖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不受任何制约，又是实行的终身制，他的一句话可以使人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他的一句话也可以把人打入地狱，置人于死地。这就必然产生一些心术不正、阿腴献媚之徒。如林彪、康生之流，为博取毛泽东的赏识和欢心，一面鼓吹什么“顶峰”、“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第三个里程碑”：另方面，混淆黑白，颠倒是非，造谣诬蔑，残害忠良。林彪个人笔记本上写的“得一人者得天下”，“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正是个人崇拜下造就的奸臣们图谋利禄的哲学。
个人崇拜同民主和法制是根本对立的。个人崇拜下领袖被神化，具有超凡的智慧，拥有绝对的权威，他的任何讲话都是“最高指示”，都具有法律般的强制性。“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稍有怀疑或非议，就是“恶毒攻击”、“现行反革命”。毛泽东一句“造反有理”，神圣庄严的国家宪法，就被撕毁；全国党的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受冲击；各级领导干部都被当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斗；他说了一句“打倒阎王殿”，中共中央宣传部就被砸烂。人民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荡然无存。
从以前毛泽东的言论来看，他不是不知道个人崇拜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对林彪那个杀气腾腾和大肆赞颂毛泽东的“五一八讲话”，也还清楚把他吹捧成神的不对。他在给江青的信中说：“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下去，他是专门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那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是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了。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身碎骨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这一席对最亲近的人讲的肺腑之言，表明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被吹成了“共产党的钟馗”是不对的，这不正是与西方把个人崇拜与邪教同义一样、自己已经成为邪教的首领了吗？但为了“打鬼”、“打倒右派”，也就是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和大批高级领导干部，那也就只有认了，而且还“准备跌得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也就是说，他明知不对，但还是经他批准把林彪的讲话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了。这只能说明，他是要利用个人崇拜，以达到他个人凌驾于党中央领导集体之上，便于个人集权和运用这种不受任何约束的巨大权力，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三、林彪投毛泽东所好，掀起造神运动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毛泽东公开“主张个人崇拜”。这，等于发布圣旨，自然就会欣赏搞个人崇拜的奸臣贼子。林彪之流就顺应而生了。建国以后，林彪一直在养病，他弱不禁风，且不说担当党国大事，就是正常的上班都不行。可是却得到毛泽东的赏识，予以特殊的重用。自从1958年3月毛泽东发表了什么“正确的个人崇拜”高论后，1958年5月召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增补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向毛泽东写了“意见书”，这本是一个党员的起码权利，却被毛泽东认为是对他的挑战，是在向他“下战表”、“要鞭我的活尸”。把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此时，林彪本来并没有参加此次会议，却被毛泽东作为“援兵”招来，他知道自己应扮演的角色，自然地狠批彭德怀，以表示效忠毛泽东。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取代彭德怀，于
庐山会议以后，军委总政治部发布《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文件说“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借口反对所谓个人崇拜，来否认革命领袖的作用，实质上是企图破坏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威信，妄想由他们自己窃取领袖的地位，从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这无疑是说，谁要是反对个人崇拜，那就是严重的罪行。
文件说“革命领袖的威信，和党的、阶级的威信是不可分离的”，“所谓‘反对领袖不等于就是反党’的谬论，是反党野心家别有用心的胡说”。这就是说，对毛泽东的任何严重错误，都不能作提出一点意见更不能批评，只能歌功颂德。如果谁要提出意见，就是“反党野心家。”
这一文件，由中共中央转发全国“县以上干部阅读”，从而在全党、全国范围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后来，林彪利用他手中的权势，进一步把个人崇拜推向荒谬绝伦的地步。
进入60年代，党内领导人之间在若干问题上出现分歧，毛泽东没有反思自己的主张正确与否，而是归咎于自己的权威被削弱了，认为“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他企图通过加强个人崇拜的办法，以进一步推行自己的主张。而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搞了一系列助长个人崇拜的做法，恰恰符合了毛泽东的意图。
1960年12月，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并以“决议”形式发到全军贯彻。由部队开始，在全国范围掀起“活学活用”的热潮。这一时期，林彪关于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著作的一些讲话，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学毛主席著“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是一本万利的事情”，“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以及“活学活用”、“天天读、天天用”、背“老三篇”等等。为“个人崇拜”大造了舆论。
党内的有识之土，曾对林彪的这一套错误做法进行了抵制，甚至是公开的批评。正如后来邓小平所说：“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这个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6页。1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不仅没有批评林彪的错误主张，反而批示总政“照林彪同志意见办理”，并在一次会议上表扬林彪“提出了几个很好的部队建设的措施”。
在七千人大会上林彪摸准毛泽东这一心理，为之大唱赞歌。他面对“大跃进”造成的巨大损失，轻描淡写地说：“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收入”，并竭力为毛泽东开脱责任，他在讲，“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最后林彪提出一个有很大影响的公式：“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历史。”1这个公式不仅把党和革命的一切胜利归于毛泽东个人，而且把毛泽东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代表正确方向，夸大为不再需要实践检验，永远正确的真理化身。林彪与众不同的讲话受到毛泽东的赏识。
在众人都在批评毛泽东的时候，来了林彪的这一颠倒是非的献媚讲话，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一思想立即得到林彪的拥护和响应。
林彪提出的所谓“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就是抓阶级斗争”，就是“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并表示要“处处突出政治，事事突出政治，时时突出政治”，“年年突出，永远突出”。就是说，谁要对毛泽东的错误有什么批评，就可以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就要以“抓阶级斗争”的方式来镇压。
林彪授意《解放军报》于
以后，把毛泽东吹棒得更加神化了。例如，“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于是，在神州大地，50年代末形成的个人崇拜，到60年代由林彪推波助澜，进入狂热的“新阶段”，连续十年出现一种世界各国所仅见的愚昧荒诞现象：全国人民都疯狂了似的，各个地方都被一片浓厚的宗教气氛所笼罩，到处盛行着“早请示”、“晚汇报”，大会小会敬祝“红太阳万寿无疆”，男女齐唱“语录歌”，老少共扭“忠字舞”。这些当年的社会丑陋行为，现在40岁以下的中国人大概都不太知道了，特予注释如下：
“三忠于”、“四无限”，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风行的口号。所谓“三忠于”就是：“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所谓“四无限”，就是“无限敬仰毛主席！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
“早请示”、“晚汇报”，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风行的一种带宗教色彩的向毛泽东表忠心的仪式。许多人家在屋子里供上毛泽东的画像或塑像，每天早晚两次，全家人手持“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站在毛泽东的像前，口中念念有词。早上叫“请示，即向毛泽东请示今天我应该干什么；晚上叫“汇报”，即向毛泽东汇报这一天自己干了些什么事。
“语录歌”，是以毛泽东语录为词的歌曲。
“忠字舞”，是一种向毛泽东表忠心的舞蹈。当时一些狂热的群众觉得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自己对毛泽东无限崇敬之情，禁不住手舞足蹈起来。一时期，男女老少，不分地点、场合，动不动就跳了起来，像是著了魔似的。
某报
四、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毛泽东自己鼓吹起来的
现在人们谈到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问题，差不多的人都认为，这是由林彪鼓吹起来的，或者说早一点在延安时期是刘少奇等人先鼓吹的。这都不算错。毫无疑问，林彪、刘少奇等人对此起了恶劣的作用，但是，起更为恶劣作用的是毛泽东自己。毛泽东不仅欣然接受别人对他的个人崇拜，而且自己带头寻机制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而林彪、刘少奇等人鼓吹的对他的个人崇拜，只不过是从毛泽东对自己鼓吹个人崇拜中得到启示并跟随其后的效仿罢了。试想，要是没有毛泽东对自己鼓吹个人崇拜在前，能有其后林彪、刘少奇等人鼓吹的对他的个人崇拜吗？
1、“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发明权是毛泽东本人
最早宣传毛泽东是刘少奇，他在1943年7月6日发表的纪念“七一”文章《清算党内孟什维主义思想》中提出：“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仍然用的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刘少奇：《刘少奇选集》第300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两天后发表的由毛泽东布置并经他审阅的王稼祥的文章，才减去三个字首次用“毛泽东思想”。1如此看来，“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发明权其实就是毛泽东他本人。“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以毛泽东名字来命名的一种思想体系，也是当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年写的：“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中共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自己命名的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一切工作的方针，反对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于是，“决议”所说的“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马列主义基础上的统一”，就统一到毛泽东思想这个马列主义的基础上了。这不仅仅是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要统一到毛泽东思想上，而是一切工作都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方针。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党中央还作了一个决定：毛泽东“有最后决定之权”。2这个决定是从有了毛泽东自己制造的“毛泽东思想”来的。“毛泽东思想”已在党章写明：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是“作为自己的一切工作的方针”。这个思想的主人毛泽东，那就当然具有“有最后决定之权”。这就是说，一切重大决策，毛泽东说行，就行；毛泽东说不行，就不行；中央常委多数通过的决定，只要毛泽东说不行，就作废。于是，这个规定就造出来一个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太上皇。毛泽东要推翻集体领导，只要一句话。庄严的党的八大通过的决定，毛泽东说改就改，以致毛泽东后来可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
2、“毛主席万岁”是他自己加上去的
李锐在一篇文章中说：“1950年颁布的‘五一节口号’，最后一个‘毛主席万岁’是他自己加上去的。”1
毛泽东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喊他“万岁”，表明他在公开制造个人迷信。
许多对毛泽东的回忆文章中，几乎都认为，在延安时期和解放初期，毛泽东还是很谦虚的。我们都是这样相信的。应该说，那个时候，毛泽东的确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比他他后来谦虚的形象，由此也才能团结党内外广大的有识之士。人们也只能看到表面，并不知道是否真的谦虚。现在从李锐提供的事实来看，只能认为，毛泽东的谦逊，是表面的，而在他的心底深处，却是狂妄到顶。居然要人民像在封建主义时代对待皇帝那样，对他高喊“万岁”！也说明，他那帝王思想，已经按奈不住的要过一把皇帝瘾。不等臣僚们来献媚，写上或叫喊“万岁”，而是脸不红，心不跳地自己来写上“毛主席万岁”！这里，用得着毛泽东挖苦梁漱溟先生的一句话：“‘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2
3、毛泽东自己写的：“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对此，毛泽东的同伙林彪也心知肚明，他说：“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4但是全党全国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并不理解，当然也不可能识破他的阴谋，只能按既往例行规定和纪律行事，听从上级的指示，根本也分不清什么是毛泽东为首的正确领导，什么是刘少奇为代表的错误领导。
什么是“毛泽东为首的正确领导”？按王力的说法：“毛主席的思想就是要把束缚群众手脚的旧的机构、旧的纪律、旧的秩序打乱、摧毁，解放群众的手脚，让群众直接揭露当权派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5一句话，要造反，要天下大乱，要胡作非为。对此，连林彪也说：“一月革命，上海夺权斗争，是“B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套是完全错误的。而毛泽东也未必不知道是错误的，却要利用已经煽动起来的个人崇拜和对他本人的迷信，继续制造迷信，要全党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无条件接受”。为什么说毛泽东自己也知道是错误的呢？从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的王力回忆录可以等到印证。王力说，1966年国庆节晚上，看完焰火后，毛泽东“对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谈完后，在天安门城楼上照了相。1这可以说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其心底是发虚的。毛泽东是何等人物，从来就是指天夺地，豪情满怀，信心十足。何曾有如此发虚过？即便如此，也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
由于当年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都反对个人崇拜，毛泽东也不得不出来表个态，支持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崇拜，跟着批评了几句斯大林。实际上，这种批评，是言不由衷的，是完全不符合他那“主张个人崇拜”的心理的。所以，后来的事实证明，在斯大林搞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问题上，毛泽东比斯大林走得更远、更远，造成的恶果，比斯大林更严重。
五、怎样看待毛泽东的谦虚？
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还是比较谦虚的，如果那时和他后来一样横行霸道，那就不可能团结党内外广大群众，也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客观存在地说，那时的毛泽东是有过一些谦虚的表现，但未必是真正的谦虚。这里不妨就几件有代表性的事情作一些分析。
第一件事是毛泽东恭请宋庆龄从上海北上来共筹建国大事，毛泽东给宋庆龄写了一封邀请函，表现得十分谦虚。
这一封邀请函如下2：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增。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
敬颂大安！
毛泽东
此时的毛泽东能请来
第二件，在党的八大的党纲中，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意见，不再提“毛泽东思想”的概念。
有人认为，这是毛泽东在当时反对个人崇拜的一种表现。其实，这也是鉴于形势使然，并不是真正的谦逊。这从后来把八大党纲不再提“毛泽东思想”，作为一项罪名扣到刘少奇和邓小平头上就证明。
什么是“以免引起重大误解”？这时斯大林去世不久，斯大林不仅是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也是公认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享有巨大威望。可是并没有什么“斯大林主义”或“斯思想”，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只崇奉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共产党也从不认可什么“毛泽东思想”。在这种形势下，要提出“毛泽东思想”，其他各兄弟党会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不是不再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这显然极不明智。这就是毛泽东不再坚持提“毛泽东思想”的原因。
第三件，毛泽东对林彪鼓吹的“四个伟大”说“讨嫌”。
那是毛泽东
毛泽东说的“降温”，说明他也感到对他的宗教式的崇拜搞得太过分了。比如说，大小集会开始时，必须人人手挥《毛主席语录》，同声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每天要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每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叫做天天读，雷打不动。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到处都是毛泽东的语录、标语、画像、塑像，人人佩戴毛泽东像章。已经到了如此狂热的程度，毛泽东还是认为，对个人崇拜仍然坚持是必要的。只不过是“太过分了”，要“降温”。
从表面看似乎毛泽东在主张“降温”。其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最狂热的时候是头两年，全国一片红洋，到处都刷满红标语，到处都建毛泽东的塑像，人人都佩戴毛泽东头像的像章，以他八次接见红卫兵为标志，他煸动全国青少年都可免费串连到北京来朝圣，把全国铁路搞瘫痪。那时候，可以说全国疯狂，怎么不说“降温”、“讨嫌”呢？
为什么这时毛泽东要说“讨嫌”呢？因为，这时全国正在开展批判陈伯达，实为敲打林彪的运动。这时，毛泽东对林彪已经“讨嫌”了。
1970年8-9月的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以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和以毛泽东为后台、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之间发生冲突。林彪继续造神，作了论天才的讲话。他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现在有人提出这个个问题，好像天才论不对。这如果是下面个别人这样说还情有可原，但如果是中央的人讲的，就会影响全国，会引起混乱。”他的讲话，是针对张春桥之前说过：“有人口口声声地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1林虎的讲话，全会响应，大有要揪斗张春桥之势。
这些话以前讲过多少年也没有事，这次，毛泽东不愿意听了，又不便直接敲打林彪，就把为论天才找了几条马克思主义有关语录的陈伯达揪了出来，并勒令林彪手下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到几员大将检讨。为什么会这样呢？吴法宪回忆说：“毛主席几次说：‘陈伯达的威信太高了，要把他拿下来。’现在想起来，不是陈伯达而是林彪威信太高了。毛主席看到我们对江青及‘文革’日益增长的对立情绪，感到不安，据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到人曾多次向毛主席进言说：‘军队现在的势力太大了，这样下去是一个威胁……。这些因素是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拨乱反正’，决心把林彪和我们逐步‘铲除’的原因。”2
这说明，因林彪讲毛泽东是天才引起毛泽东要‘铲除’他及其一伙，跟斯诺讲“四个伟大”的“讨嫌”是同一个意思。所谓“讨嫌”，并不是真正“讨嫌”“四个伟大”，而是借此表示他“讨嫌”林彪。
28、对江青的评价，前后两样
原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林默涵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从1963年开始，江青插手文艺工作。解放之初，江青在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当过半年文艺处长，以后就生病了，长期没有做事。毛泽东曾对胡乔木说过，江青不会做什么工作，你们也不要用她。但是后来主席改变看法了，曾对周扬说，江青看问题很尖锐。”1还说江青“是可以挑大旗的。”2甚至指定江青在他身后当党主席。3
毛泽东早先讲：“江青不会做什么工作”，本来是说得对的。以后又说：“江青看问题很尖锐”，“是可以挑大旗的”，指定江青为“党主席”。这前后两种迥然不同的评价和对待，岂止是一百八十度？是江青的水平提高了呢？还是毛泽东的看法改变了呢？邓小平对江青的评价是“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江青坏透了。”有人问道：“给她打多少分？”，邓小平说“零分以下。”4看来，江青本人水平没有什么提高，只能是毛泽东前后的说法变了。
江青1937年到延安之前，在上海是个三流电影演员。1938年和毛泽东结婚时任中央军委档案秘书，以后也担任过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理事、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执行委员，这些基本上都是虚职，实际上她的主要工作是负责照料毛泽东的生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安排江青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处长是著名作家丁玲），这也基本上是个虚衔。她利用这点头衔，便在文艺界折腾起来了。
1950年3月至5月，北京、上海等地上演电影《清宫秘史》，江青看后认为，“内容反动”，是一部“卖国主义的片子。”他的这一看法，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于是，在中央宣传部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就提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很坏的影片，我们应该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当时的宣传部正副部长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等都不以为然。这场批判没有能搞起来。
1951年，江青抓住电影《武训传》进行批判，说这部片子存在“严重问题”。她向毛泽东吹风，毛泽东看了这部影片后认为“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片”。并且，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文章，作为《人民日报》社论于
社论指出，电影《武训传》“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在批判了《武训传》之后，笔锋一转，社论说了一番全局性的话，对文化界的领导们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能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
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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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默涵：《“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百年潮》1998年第4期，第22页。
2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759页
3罗冰《姚文元写毛泽东内幕》，《争鸣》杂志2003年12月号。
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2页。
甚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了什么地方去了呢？1
这场大批判中，江青还带了一些人到武训家乡山东省堂邑、临清、馆陶等县调查，调查中，农民说武训好话的她都不要，找了一些流言蜚语写出《武训历史调查记》，《调查记》中说：“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遵从反动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
1985年，党的意识形态权威胡乔木说：当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至于影片的编导和演员，“对他们的批判应该说是完全错误的。”（此次大批判，可详见本书《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这次对电影《武训传》不顾事实，不讲道理，无限上纲的批判，是解放后文艺界第一次大的批判运动，为以后多次的胡批乱判开了极为恶劣的先河。
1954年江青又搞起了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两个青年人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批评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和《评〈红楼梦〉研究》。他们写信给《文艺报》，询问可不可以批评红学家俞平伯，没有得到答复。于是他们求助于母校，得到他们的教师支持，1954年9月，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发表。他们又通过关系找到康生、江青，希望在北京的报刊发表，江青找到《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要求发表，并说这事毛主席很重视。《人民日报》以“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为由，拒绝了。后来，《文艺报》1954年第十八期转载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另一篇《评〈红楼梦研究〉》发表在
这事本来是对一部文学作品不同观点的争论，按毛泽东亲自制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呜”方针，谁有什么观点都是可以的。至于报刊是否发表，各个报刊都可有自己的主张，对任何文章都有发表与不发表的自主权。可是，由于毛泽东这最高裁判的介入，就把这件事闹大了。毛泽东对《文艺报》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所加编者按，写了批注，对《光明日报》刊载的《评〈红楼梦研究〉》一文等多篇文章作了批注，还于
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官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2毛泽东的信，以雷霆万钧之力，给了宣传部分管文艺的周扬、冯雪峰等人一记猛掌。
才隔了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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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46-47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602页。
紧接着，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八次扩大的联席会议，贯彻毛泽东指示。
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
由俞平伯又牵涉了胡适，全国又开展对胡适思想的批判。
在这场批判中，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报》主编冯雪峰作了深刻检讨，写了《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错误》，毛泽东还是不依不饶。冯雪峰在检讨中说：“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毛泽东看后批注“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1
后来，反右派时，冯雪峰什么话也没有“呜放”过，所在单位也没有上报他是右派，却从上面发来一个莫明其妙的“批准”他是“右派”的通知。看来，把冯雪峰打成“右派”，早在三年前，毛泽东就已经作出判决了。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文化大批判中，江青秉承毛泽东的旨意，兴风作浪，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为纲”，把任何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或者是他看不惯的事情，都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江青得知毛泽东对文艺界的现状不满以后，就活跃起来，在文艺界中吹毛求疵，制造事端，然后向毛泽东吹风，毛泽东就发出了那“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随之开展了对各个文化领域的大批判。后来，江青得意地说：“多年来，在文教方面我算是一个流动哨兵，就是盯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我认为比较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
起初，是从对昆剧《李慧娘》开始发难的。此剧主要内容是写南宋宰相贾似道贪赃枉法，卖身求荣，并将劝其改邪归正的妃子李慧娘杀害。李慧娘被害后，变成鬼，用头把贾似道撞死了。之后，有人写了篇《有鬼无害论》的文章，肯定了这出戏。江青到上海找柯庆施组织批判文章，于是一篇署名梁壁辉题为《驳“有鬼无害”论》在《文汇报》（1963年5月6、7日）发表。文章捕风捉影地指责《李慧娘》的作者，说什么写李慧娘反对贾似道，意味着人变成鬼也要向共产党复仇。真是无稽之谈。1965年
在江青的吹风下，毛泽东不断发出对文艺界不满的讲话。
11月，他又说：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都，或者外国死人部。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2
这个批示对文艺界的问题夸大得十分严重，看来必须对文艺界动大手术了。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是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1
这两个批示，好像旧戏等过去的文艺统统是封建主义的，外国的文艺统统是资本主义的，反映这些东西就是‘死人’统治着。这样，就把古代的、外国的文学艺术完全否定了。
在这场大批判运动中，小说、诗歌、戏曲、电影、音乐、美术、舞蹈、文艺评论等艺术领域的几乎所有作品，都受到批判。“左”倾思想蔓延，使运动一发不可收拾。邓小平鉴于没有人敢写文章了，提出“赶快刹车”也刹不住。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各领域的代表人物，如著名哲学家杨献珍、经济学家孙冶方、历史学家翦伯赞等都受到批判。之所以能掀起这么大的风浪，起主要作用的当然是毛泽东，但江青这个“哨兵”也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接着，就是在毛泽东的指使下，背着中央政治局七个常委中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朱德五人，江青到上海找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泡制批判吴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于
以后，也是在毛泽东的指使下，伙同林彪搞出一个《江青同志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并将题目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批示：“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2意味着毛泽东、江青等人搞的“文化大革命”，是有林彪掌握的枪杆子支持的，威胁人们不得轻举妄动。
以后，“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国，江青当上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掌握“文化大革命”领导权，按毛泽东的旨意，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她利用手中大权，对当年在上海了解她那不光彩历史的文化界人士，如田汉、郑君里等人进行疯狂迫害。1969年党的“九大”上，江青竟然成了政治局委员。在毛泽东的专制独裁下，中央文革竟然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取代了书记处。
这是毛泽东一步一步推翻党中央的图谋。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只是隶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文件起草小组。以往凡以中央的名义发通知，只署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三个领导机关的名，到
毛泽东还在世时，江青就以皇后的身份临朝了。1966年8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人事变动，原来的名单次序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康生、刘少奇、朱德、陈云、李富春、陶铸。“江青说，邓小平犯了错误，怎么还升了？原来是第七位，现在升到第四位，这怎么行？要把陈伯达排在邓小平前面。江青又说，陈伯达压不住邓小平，陶铸厉害，把陶铸调上来。这样就成了陶铸第四，陈伯达第五，邓小平第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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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91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3《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795页。
4《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716页。
5《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616页。
这样大的事，居然由一个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江青决定了。由于江青的放肆，周恩来都被逼得说：“以后你们作决定，我给你们办事。”1
毛泽东临死之前，虽然华国锋等人名义上地位比江青要高，但江青却可对华国锋颐指气使，成了除毛泽东以外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
据当年“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出狱后写的《回顾与反思》中，爆出的一条历史真相：
“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毛还将这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2
另据张玉凤回忆：“主席从（一九七六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维还还正常时，多次就
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虞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纪录资料。
主席在一九七六年四月至
:江青揭露了的这一真相表明，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是江青不是华国锋，华国锋只是一个有事向女皇请示的办事的大臣。先王对华国锋办事放心，不是华想怎么办事员就怎么办，是得请示江青，按江青的指示办，他才放心。
由此看来，江青要当女皇，除有江青的野心外，还有“最高指示”作依据。江青的肆无忌惮，有恃无恐，恬不知耻地为当女皇造成舆论，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一事实的披露，廓清了一个重要的迷雾：粉碎“四人帮”以后一直到今天的所有官方宣传材料，无一不是说，毛泽东身前是怎样批评、训斥、责骂江青，哪里晓得毛泽东的心里将江青的“水平”看得那样高，当成真正的接班人？只要一细想，也不难明白：毛泽东心底深处，一直怕死后出现赫鲁晓夫。他选的接班人林彪要杀他；接下来周恩来主政，他不满意，借“批林批孔”“批周公”；重新启用的邓小平，邓要整顿，也就是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倒行逆施，当然不能容忍，于是再次将其打倒。这一个个都不放心，都可能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剩下只有自己的老婆最放心了。
人们一直传说，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不好，毛泽东十分讨厌江青。其实，这只是人们看到的一点表面现象。江青飞扬跋扈，积怨甚多，世人都讨厌她，毛泽东有时不痛不庠的批评她几句，以息众怒。近来有“文革”的干将戚本禹披露了真情。戚本禹从近距离观察得出的结论说：“毛、江的关系一直很好，感情甚笃，直到晚年，尚为如此。说毛对江没有感情，那是骗人的话。”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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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984页。
2罗冰《姚文元写毛泽东内幕》，《争鸣》杂志二00三年十二月号。3转引自香港《动向》杂志二00四年五月号。
4转引自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子书坊2007年7月版，第745页。
5余汝信：《与戚本禹面对面》，《新世纪》电子杂志
这就更进一步说明，毛泽东要把党主席交给江青的可能性。回想一下，毛泽东发动“文革”，背着党中央，派江青秘密去上海组织人马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以致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江开的老婆夫妻店。这不是说明江青是他政治上最可信赖的吗？还可以从戚本禹的话理解到，传言中说毛、江关系不好，其实，这个话是为了撇清毛泽东，把一切坏事都推到江青“四人帮”头上而编造的。尽管江青在社会上名声很臭，世人咒骂，那也不在乎，因为只有江青不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不会成为赫鲁晓夫。所以有意安排江青担任党主席，毛泽东最放心。什么马克思主义，什么共产党，什么社会主义，全都扔到一边去了，要像以往的封建皇王帝那样传位给江青。
辛子陵在《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中，有一段精辟的分析：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防波堤。有这道防波堤在，毛泽东就在一个安全的制高点上，他不仅推掉了饿死人的责任，而且继续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是拯救人民于水火、打倒那些‘走资历派‘的大救星’。谁要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拆毁他的防波堤，就是拉他下水承担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的责任，所以他对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有特殊的敏感。在毛泽东的这种复杂心理背景下，他选择接班人首要的条件，就是能忠实地守住文化大革命这道防波堤，至于有没有治国能力，能不能得到人民拥护，都在其次；而生产能不能上去，经济能不能发展，人民的生活能不能改善，那更是个无关宏旨的‘目’。他认为只有自己的夫人江青能担当这个历史责任，会抓阶级斗争，会整治那些抓生产的干部，不计个人毁誉，誓死捍卫他的一世英名。只要家天下能建立，只要两代人的时间——由江青传位给毛远新——就能涂掉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留在神州大地的血泪，从根本上改写中国现代史。
毛泽东传位的计划早就定了，这就是江青。他打接班人这张牌，是掩人耳目的幌子，他真正要找的是能够‘托孤’的辅政大臣，即毛泽东说的‘军师’或‘好参谋’。毛泽东说过许多批评江青的话。为了与‘四人帮’斗争的需要，为了把粉碎‘四人帮’与高举毛泽东的旗帜统一起来，大陆在宣传中过多渲染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其实，毛泽东真正的‘亲密战友’是江青。”1
毛泽东是要让江青挑大旗的。当毛泽东知道江青在《红都女郎》这本书中，胡吹什么西北战场是她和毛泽东“共同指挥的”等无耻事情后，作了如下批示：“孤陋寡闻，愚昧无知，三十年来恶习不改，立刻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人们都以为毛对江青不可能信任和重用了吧？那知道，不久，“毛泽东亮出了对江青的真实看法，当着政治局成员的面表扬她，在政治上给予充分肯定，说：江青斗争性强，阶级立场坚定，这点我俩是一致的。她不会搞两面派，但不懂策略，不懂团结人，所以吃了亏。他身边如果有个好参谋，她是可以挑大旗的。还说，顽固派是反对她的，是反对我起用江青的，说违反党的决议。难道决议就不能改正吗？决议也是有错误的。”2
毛泽东既然公开放出这个话，江青就更加有恃无恐，大言不惭地以吕后、武则天自居了。
岂不知，多行不义必自毙。作恶多端的江青及其“四人帮”，终于在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就被抓了起来，也彻底结束了毛家王朝。
邓小平说：“江青坏透了。怎么给‘四人帮’定罪都不过分。‘四人帮’伤害了成千上万的人。”3
江青在特别法庭接受审判时说：“我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毛泽东叫我做的。我是他的一条狗：他说要咬的，我就咬。”4
当年，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还没有多大分歧，还用不着江青这条狗去咬。而在“大跃进”成了大破坏，铸成上千万人饿死的罪行，毛泽东不但不认错，反而把实事求是纠正错误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视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这就需要江青这条狗去咬人，需要江青去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充当他搞政治阴谋的工具。
江青作为“哨兵”发现了多少修正主义”敌情，使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似的人物”的积怨加深；江青作为一条狗，毛泽东叫狗咬谁，她都去“咬”了。不仅如此，这条狗还最忠于主子，毛泽东对这条狗，当然是满意的。对本来是“不会做什么工作的”一个人，给毛泽东做了那么多的事，所以毛泽东说她“是可以挑大旗的”，并在临死前，要将共产党主席之职传位给这条狗。知道这里面的来龙去脉后，为什么毛泽东对江青前后迥然不同的评价，也就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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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子书坊2007年7月版，第724页。
2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759页。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2页。
4罗斯·特里尔：《江青正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写到这里，禁不住对毛泽东建立毛家王朝发点议论。在毛泽东对身后党的领导班子（政治局常委）的安排竟然是那样令人吃惊。从姚文元、张玉凤提供的材料看，毛泽东家的女人占二席（江青、张玉凤），毛泽东的儿子占一席（华国锋）1，毛泽东的侄儿点一席（毛远新），毛泽东的大内侍卫（汪东兴）占一席，一共五席。如果按常委五人组成，清一色毛家班，毛泽东一家人全占了。如果是七人常委，也占据绝大多数。瞧一瞧，这叫什么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毛泽东不是慎重其事、在全党全国大张旗鼓地宣传过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吗？第一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第二条条，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第四条，要搞民主作风，不要搞家长作风；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2毛泽东的作法，或江青为首的那几块料，符合哪一条呢？一条也对不上号。说言行不一是名副其实的，而且只能是看成滑稽的讽刺。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喧嚣十年的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到毛泽东临死前，却搞了个封建主义复辟。自称为“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泽东，就这事儿来说，和马克思是沾不上边了，和秦始皇的传位确是一脉相承的。秦始皇好歹还传给了秦二世有那么短短的几年，毛泽东就可悲了，传位给江青不到一个月。这是倒行逆施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从1949年起特别是1953年年后，是那么起劲地反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坏透了，叫嚷要资本主义绝种！可是，当代的资本主义国家，能找到毛泽东这样的搞毛家王朝，建立毛家班的事情吗？没有。就是万恶滔天的希特勒也不曾表示过交班给情妇爱娃吧？毛泽东的老师斯大林也没有交班给儿子的意图。倒是有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跟老婆开过夫妻店，朝鲜的金日成、金正日“父子兵”，古巴的费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兄弟连”。
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呢还是在糟蹋社会主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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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伏虎：《华国锋是毛泽东长子》香港《开放》杂志二00七年九月号，见阿波罗新闻网
2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3-1304页。
29、由重视知识分子，到向知识分子开刀
对待知识分子，毛泽东从抗日战争时期到建国初期，都还是比较重视，因此，在他的领导下，制定了正确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但是，自从五十年代后半期开始，他的思想、态度就变了，对知识分子由团结、依靠，到轻蔑、敌视。到
曾经需要知识分子
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还说道：“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党中央在两年多以前作过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决定，要争取广大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革命的，愿意参加抗日的，一概采取欢迎态度。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同时，他又对知识分子的缺点看得很重，他说：“但是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3这里表明他对知识分子早就有一种偏见。后来他能说出知识分子“书读得越多越蠢”之类的话，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4
在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中，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作了这样的判定：“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为其中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职员。职员为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凡受雇于上述部门的高级知识分子，如工程师、教授、专家等，“称为高级职员，其阶级成分与一般职员相同”。根据这些规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毫无疑问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但是，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这一认定，并没有得到一贯的重视。在随后而来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却被忽略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大约从1949年10月就开始了。在这一运动中，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团结、教育、改造”。在建国初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从巩固新政权和加快对新制度的政治认同方面看，这种政策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一点必须给予肯定。但是，另一方面，从整个运动来看，这一政策比较明显地偏重于“教育”和“改造”，而突出地强调“教育”和“改造”政策的背后，隐含着这样一种思想倾向，即党内许多人从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一判断出发，实际上又将知识分子归入了资产阶级的队伍中。从这一判断出发，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分子采取了自我批判、群众批判、“洗澡”、“过关”搞运动的方式，当时流行的说法叫“脱裤子、割尾巴”，使知识分子遭受到共产党执政的头一棒下马威。一个人有什么尾巴呢？现代的中国人对这个奇特的“尾巴”是何意思，能懂得的人已经不多了。这是从延安整风时候起，毛泽东特有的通俗语言。是指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有资产阶级思想或非无产阶级的旧思想，有不合命革命要求的缺点错误，这就像与身俱来和尾巴一样。这不适应革命的要求，必需割掉。为了割得彻底、干净，就要不顾脸面“脱裤子”。自己割起来，难免怕痛，下不了手或者割得不彻底、不干净，就需要别人来帮助，就是要接受大家的批评和批判。
这次思想改造运动，经历学习、坦白、批评与自我批评、改造、总结等阶段。这之中，主要是坦白交代，要从祖宗三代说起，有什么财产、有什么反动经历和反动关系，有什么反动和错误的思想或受过什么反动的思想影响，还需要狠挖思想根源。按这个路子，在刚解放后的各高等院校的教授们，没有一个不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无一个人身上没有旧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种种影响。坦白交代起来，无一不是通身的毛病，处处不合格，每个人都只有检讨的份。只是检讨也就还过得去，除极个别人外，都得检讨好几次，也就是得几次“脱裤子、割尾巴”，才算过关。有的七八次的“脱裤子、割尾巴”，痛哭流涕，也过不了关。过不了关怎么办？只得违心说假话，胡乱上纲，痛骂自己，把自己骂得不像个人样。这不仅把知识分子那架子打掉了，知识分子那应有的尊严也给打掉了，一个一个的都被整得灰溜溜的了，从此也都变得谨小慎微了。自然，也在知识分子的心灵里，留下了创伤。
这种思想改造，在毛泽东看来是整治、控制、对知识分子专政的有效手段。在反右派前夕的
这场运动结束后，曾经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正确的认定———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则没有人提了，而只剩下了错误的认定——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了。
1955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即将完成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即将全面铺开，人们愈来愈感到新中国建设人才的匮乏，感到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早在年初就有过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设想的周恩来，
据薄一波的回忆，毛泽东还讲了这么几点：“（1）哪怕是知识分子中间的落后分子，也是可以改变的。党要加强领导，促进他们的改变，并且要看到他们的改变；（2）现在我们革什么命，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所以叫技术、文化革命；（3）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这一点要认识清楚，要向全体党员进行深入教育；（4）我们国家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好，应该建设成为世界上一个科学、文化、技术、工业各方面更好的国家；（5）中国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先接近，后超过，把中国建设得更好。”3
在这次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央政治局于2月24日举行会议，依据周恩来的报告和毛泽东的讲话，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这些文件传达后，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知识界里很快兴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努力。同年3月，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集中优秀科学家200多人，经过半年努力，制定了1956至1967年的12年科学远景发展规划。同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提出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的著名的“双百方针”，社会上尤其是知识界一时有“春天来了”之感。在8、9月的八大期间，毛泽东还说过，将来中央委员会要有许多工程师和科学家。但是，另一方面，在谈到已入党的知识分子的状况时说：“这一百万知识分子，说他代表帝国主义不好讲，代表地主阶级不好讲，代表官僚资产阶级不好讲，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不好讲，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合适”。对于已经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成员的知识分子尚且作如此低调的估计，于是又恢复对知识分子原先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提法。八大《政治报告》提出“要继续贯彻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报告》所提出的仅仅是“运用”他们的力量，而不是“依靠”他们来“建设社会主义”了。
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的讲话妙语如珠，听者振奋。但到1963年正式发表时却断言“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4可见，从世观这种抽象思维来确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得出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种不合实际也不合逻辑的看法，毛泽东是由来已久的。他看重知识分子又不放心知识分子，于是只有以频繁的政治运动作为最有效的教育、改造手段，实际上以此代替了向科学进军。
同年4月30日，毛泽东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时，又强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旧的世界观只有一个，另外分不出什么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在毛泽东看来，知识分子中只有少数人，大约10％，属于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数人，约为80％，属于接受社会主义制度，但世界观还未彻底转变的人。
由于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反右派斗争开始，对中国知识分子原来的正确判断立即发生了根本的动摇，整个知识界从此就只能受到改造、批判的命运了。逐渐变了：知识分子被视为“异已”力量。
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错误认定，是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相联系的。
从此，以政治思想划分阶级有了先例，使阶级和阶级斗争失去了科学概念和客观标准，从而在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又提出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命题。
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说：“单有1956年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明证，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3
这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对象，就是知识分子。1957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中的一段话说得很明确：“原来的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原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他们早已名誉扫地，更加没有反对劳动人民的资本了，在这种情况下，自以为还有反对劳动人民资本的社会力量，主要的是资产阶级的党派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只隔一日开始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上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把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同资产阶级放在一起，认为“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知识分子，是现在可以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
反右派斗争后，思想文化界所进行的阶级斗争愈演愈烈，错误的过火的学术思想批判，拔所谓资产阶级的“白旗”，……使更多的知又分子中的精英受到伤害。相伴而来的是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观念的广泛传播：“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书读得越多越蠢”、“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到了1958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口号盛行，甚至有了诸如“不要怕教授”、“不要迷信科学，对科学技术要又信又不信”的说法，“大跃进”中砍伐树木炼钢，亩产粮食几万斤等等违反科学违反自然规律的荒唐事，频繁出现，还被认为是“创造”和“奇迹”在《人民日报》上大肆宣扬。
中央试图纠正错误，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遭到毛泽东抵制
在经过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严重困难和挫折之后，党不得不对过去的一些政策进行调整。调整虽然主要是在国民经济方面，但其中也涉及到对知识分子的政策。1961年开始先后制定并颁发了《工业七十条》、《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和《文艺八条》等。中央在颁发这些条例的批语中指出：“近几年来，有不少的同志，在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1
为了给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这顶帽子，周恩来利用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机会再次呼吁。
继周恩来之后，
十多天后，陶铸在他主持召开的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更明确地说：“我们不能老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
1962年初，主持全国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目的是想制定一个全国性的科学发展规划。会议期间，知识分子情绪低落、顾虑重重的现象引起了他的重视。他把情况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心急如焚，为了党的科学事业，他决定前往广州向到会的知识分子发表讲话。
周总理3月2日的这次广州讲话，显然是费了一番心思的，他着重从理论上阐明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一部分的道理：“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一般地说，这个阶层的绝大部分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是附属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并为其服务的。”1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确：既然知识分子一般都依附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并为其服务，建国后知识分子依附的已经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并为其服务，那么他们当然应属于无产阶级了。
周恩来在谈到党的领导时又说：“我们说党领导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个人领导，……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个人没有权力领导一切。”周恩来针对党内少数干部在知识分子面前盛气凌人、常常以领导者自居、以改造者自居的官僚主义风气批评说：“改造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自居于领导、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其实自己首先需要改造。要对这种人大声疾呼：‘请你自己先改造！’”“人总有缺点的，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2
继周恩来3月2日讲话后，陈毅又于5、6两日发表了著名的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他情真意切地说：“有些人说：‘我们跟共产党走了十二年，共产党总是不相信我们，还是把我们当成外人看待。’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他说：“十二年的改造，十二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带来的考验，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着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十年八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十年八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如果说经过十二年改造，他们还全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等于说我们共产党十二年来的领导是不行的，等于自己宣布自己破产——共产党你有什么本事呀！”我们把人家的住房、吃饭、穿衣都包下来，“又整人家，得罪人家，不很蠢吗？”
陈毅对知识分子的基本判断是：绝大多数是拥护执政党的，是热爱祖国的；绝大多数是有一定水平的，是可以为我们服务的；他们是“人民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科学家”、“脑力劳动者”、国家的“主人翁”。
他特别提到，文学艺术方面的知识分子从“五四”起就基本站到人民一边了，在建国后就更是如此了；可有些人将他们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不符合实际，伤人太甚嘛！”他接着指出，“我是心有所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形势已经很严重“严重到大家都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都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
“经过反复的考虑，昨天我对科学家讲话时，讲得很尖锐。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我把我讲话的大体意思跟他讲了一下，他赞成我这个讲话。他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跟你们行‘脱帽礼’。”说着说着他就站起身来向全场知识分子深深鞠了一躬。
陈毅的讲话受到与会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讲话过程中大家鼓掌达60多次。
在广州会议上，周恩来等几位中央领导对知识分子问题产生的共识，很快形成了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所认可的共同意见，这就是
毛泽东不仅始终把知识分子阶看成是资产阶级的，还看成是反革命
周总理和陈毅在广州以及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但在党内遭到了抵制、反对和责难。柯庆施就下令上海市不准传达陈毅的广州讲话。周恩来当面要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表个态，毛泽东却没有说话。因为他是不赞成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
10月至11月举行的全国宣传文教工作会议上，与会者又对“脱帽加冕”问题进行了争论。反对一方的观点，以
1I月26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陆定一汇报了会议上的不同观点。周总理听后明确表示：“对知识分子，说我们提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是没有阶级分析，我是代表党作的报告，是党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会上，总书记邓小平明确支持了周恩来的意见。他当即对陆说：“恩来在广州报告没毛病，对知识分子问题应照总理讲的解释，请定一查一查，澄清一下，讲清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下次会议还要讨论，统一解释口径，还是按总理在人代会上讲的为准，把那一段印一下，那是中央批准的我们党的正式语言，今天正式决定。”他还说：“上次在主席处谈了，这次宣传会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不下传。”3
话虽这样说了，问题并没有解决。1963年9月，在《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中，正式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从此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在党的领导层，主张为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帽子的意见得不到毛泽东的支持，在各级党的组织中又有着“宁‘左’毋右”思想的影响，广州会议的“脱帽加冕”一说，使知识分子空欢喜一场。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作了错误的“两个估计”，说建国后的十七年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个估计”，像两块巨石压在广大知识分子身上。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知识界首当其冲。“文革”时，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
“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那里开刀。”1
十年动乱中，“四人帮”据此得以肆意践踏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对知识分子进行残酷的迫害，造成无比严重、不可弥补的令人痛心的损失。知识分子被诬为“臭老九”，学有成就的知识分子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学阀”，许多知识分子被迫荒废了专业，中断了工作，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专家、学者被迫害致死。名曰“文化大革命”，实为“大革文化的命”，对文教科学的大摧残，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巨大损失。邓小平曾深刻指出：“文化大革命最大的错误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我们无论如何不要忘记这个教训。”
薄一波说：毛泽东“把知识分子看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逻辑很荒谬，好像知识是资产阶级的私有品，一有知识就归到资产阶级队伍里去了。这种提法，也是没有理论和历史根据的。”“对知识分子性质和作用的错误认识，可以说是毛主席晚年思想中的一个重大偏见和失误，也是我们党长期没有处理好同知识分子关系的最深刻的根源。”2薄一波的这一说法大致不差，但要从毛泽东的思想深处来说，还不到位。
由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这种错误认识和偏见，总是把知识分子当作异己力量，各次政治运动批判、斗争的对象。建国以来，他接连不断地对知识分子发动一次又要一次的批判运动。1950年对电影《武训传》和对陶行知的批判，1953年对梁漱溟的挖苦、谩骂，1954年对俞平伯、胡适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5年仅凭胡风与其友人的一些私人信件，就打出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同年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批判，1957年以知识分子为重点的反“右派”斗争，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直到“文化大革命”序幕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等等。在对知识分子进行批判、斗争的同时，毛泽东似乎越来越鄙薄知识和知识分子了。他曾多次讲到这一类的话：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专家往往是落后的、没有学问的、无创造性的；对科学技术要信又不信，要打破对科学技术的神秘观念，破除对专家教授的迷信，等等。他常借古喻今，以贬低知识和读书人。如说：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两个，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是比较好的皇帝；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作不好皇帝。刘秀是一个大学生，刘邦是一个大草包。书是要读，读多了，害死人。另一方面，对中国普遍文化科学素质较差的农民，估计过高。战争年代，农民的革命性高，对革命的贡献很大。对于和平时期的建设，则应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毛泽东不是这样，而是笼统地要求知识分子甚至工人、干部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认为只有这种“劳动化”，才有助于洗心革面，脱胎换骨，改造世界观。他对知识及其载体知识分子，都打上资产阶级的烙印。认为知识分子不劳动化，思想感情就不能同工农打成一片，遇事就不能站稳立场。“大跃进”初期，他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文革”中更是让知识青年统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知识分子确实有一个接受劳动锻炼的问题。从当时的提法看，所谓劳动主要是指体力劳动，一般并不把脑力劳动包括在内。干部参加劳动也只是参加体力劳动。正因为持这种错误认识，所以就不断地把批判斗争的矛头指向知识分子，把他们视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彻底革命的对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了江青搞的八个“样板戏”外，几乎所有文艺作品和社会科学著作，所有著名的有成就的教授、学者，无一不遭到“革命”，无一逃脱批判、打击、迫害的命运。
向知识分子开刀
本文一开头提到，毛泽东讲了：对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那里开刀的。”其实，拿知识分子开刀，并不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至少是在1957年毛泽东施展“阳谋”——反“右派”时就就向数十万知识分子开过刀。他对此不仅没有一点欠疚之感，反而充满十分的自豪感。
这里仅就一篇题为《“文革”中文化界逝者的风骨》一文中提到的死于刀下的人，来对毛泽东的“开刀”作点注释。此文的作者赵淮青说“十年浩劫中死于非命的作家学者和艺术界人士，那数字是惊人的，是骇人听闻的，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2
挨第一刀的是历史学家吴晗。他因为积极响应毛泽东号召学习海瑞敢于讲真话的精神，写了《海瑞罢官》的剧本，被毛泽东毫无根据地说成是为庐山会议罢官的彭德怀翻案，发表由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之后吴晗就遭到批斗，关进监狱，严刑拷打致死。他的夫人袁震、女儿吴小彦也被逼死。
与吴晗共事的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早在反右派时，他主持的《人民日报》因“引蛇出洞”不力，毛泽东曾批评他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当“文革”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口诛笔伐的诬蔑文章不断在报纸和广播上出现，他知道这是不可逃脱的在向他清算了，他只得含冤自杀。
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远千里，被造反派监管，夜间他用剃须刀割断动脉血管而死。
云南大学校长、诗人、散文家李广田，不堪造反派的侮辱，投湖自尽。
《人民日报》文艺部负责人、著名的集体笔名“马铁丁”主要撰稿人陈笑雨，蒙受批斗，被逼下跪，挨打耳光，写下“死了比活着好，死了更干净”之后，跳河自尽。
现代新闻出版界的先驱范长江、金仲华，新闻界著名的杨朔和政论家姚溱两位先生，与邓拓、陈笑雨相似，被逼得自杀。
“文革”初起，先是作家、翻译家、音乐家一代文艺通才傅雷及其夫人朱梅馥双双上吊，愤然离开人世；接着是作家叶以群跳楼自杀。
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著名诗人闻捷，在他的夫人跳楼之后，打开煤气，把自己熏死了，年仅48岁。
来自延安，拍摄“开国大典”的著名摄影记者陈正清夫妇，著名文学史家、武汉大学教授刘绶松夫妇，还有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翦伯赞（曾受过毛泽东赞扬的、还是毛泽东的湖南老乡）夫妇，都是相扶相携，成对一起自杀死亡。
在风景秀丽的燕园里的北京大学，自从出现那张毛泽东赞扬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之后，全校被关被斗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达500多人，在那“红色”恐怖的一段时期，天天都有跳楼和上吊的。
岂止是北京大学，单是上海音乐学院系主任一级的教授，自杀的就有五位。他们是：指挥系系主任杨嘉仁教授（妻子和卓如副教授同行）；钢琴系系主任李翠贞教授；管弦系系主任陈又新教授；民族音乐理论系系主任沈知白教授。他们都是我国音乐界的精英，有几位是凭着一颗爱国心和对共产党的信任从海外归国的。之后，这所学校又有17位教师死于非命。
在演艺界被誉为京剧“八大坤伶”之一的言慧珠，不堪凌辱，穿着戏装上了吊。著名影星上官云珠遭批斗、挨毒打，造反派们专门打她动过手术的伤口处，使她心力交瘁，从高楼窗户上冲了出去。评剧著名演员小白玉霜和黄梅戏中扮演娇柔美丽七仙女的严凤英，都愤然服毒药，结束了那如花的生命。严凤英还被诬为国民党特务，在她死后，竟被解剖肚肠，搜查什么微型发报机。河北梆子青衣泰斗韩俊卿，被造反派逼她脱鞋袜，露出“小脚”走煤碴路，她回家就喝了敌敌畏，她唯恐死不快，又吞进一大包火柴头。
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作者、赫哲族作家白辛，以自己宝贵的生命来对抗文化专制，宁死不屈。著名的作家老舍先生，在一场批斗会上遭毒打后，自沉太平湖。苏州的老作家、老艺术家周瘦鹃，当他在无数次的批斗后，他那经营几十年的“美的至极”的盆景艺术全被摔毁时，他愤然跳进自己庭院那口井中。
著名诗人、考古学家陈梦家、历史学家李平心、“大右派”储安平、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小说家孔厥等，不知有多少作家和学者在那“开刀”之后，死于非命。
上面这些知识分子是被逼自杀的，还有折磨死的，瘐死牢狱的，活活打死的。比如赵树理、邵荃麟、吕荧、陈翔鹤、肖也牧、韩北屏、侯金镜、海默、司马文森、陈寅恪、吴宓、冯沅君、陆侃如、潘光旦、冯文炳、巴人（王任叔）、阿英、魏金枝、丰子恺等都是被折磨死的。丁玲、沈从文、萧军、骆宾基、柳青等作家，虽死在“文革”之后，但也是因为在“文革”中受尽折磨，留下不愈创伤而致死的。
著名作家赵树理，被造反派从叠摞的三张桌子的高处推下来，跌断髋骨又打断肋骨，肺叶也剌穿了，含冤去世。小说家、教授冯炳文双目失明，无人照料，竟至饿死。作家海默，因无意中接触到江青的秘史，造反派竟把他装进麻袋，乱棍打死！
京剧艺术大师周信芳、盖叫天、马连良，著名电影艺术家郑君里、应云卫、顾而已、舒绣文等都是活活折磨死的。
哲学家华岗、杰出的戏剧大师田汉、著名话剧导演孙维世等，是在狱中受尽折磨致死。孙维世死时，双手反铐在背后，遍体鳞伤。
还有被“慢火烧烤”，即先被打入另册，再加以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直至把生命消耗殆尽。胡风、冯雪峰、聂甘弩、沈从文、路翎等作家，还有杰出的新闻界女战士浦熙修、彭子冈等均属此类。
以上简略列举的死于“开刀”之下的知识分子，仅仅是全国知名度很高的作家学者和文艺家的一部分，在其他各界那些名气不大、和大量一般的知识分子如大学、中学和小学教师、编辑、记者、医生、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再加上各级党政机关的“走资派”等等，死于非命的，真是无计其数。
这里仅提供一点很不完全的的统计数字：仅文化部直属单位受害的就有2600多人，其中包括老舍、潘天寿等著名的作家、艺术家九十多人被整死；据27个省、市不完全统计，教育界的干部、教师受害的达14万多人，致死的7682人；中国科学院直属单位和有关科研单位，受害的科研人员5300多人，其中包括著名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冶金学家叶渚沛、昆虫学家刘崇乐、理论物理学家张家燧等被迫害致死。仅卫生部十四所高等医药院校，共有教授、副教授674人，受害的556人，其中致死的36人。1
在金石开编著的题为《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的序言中，提到“整理和研究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34766人的死亡档案，从这样一个特殊的也是血淋淋的角度来剖析我们民族的那场浩劫，却依然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犀利的思想之剑。”2这使人知道，“文革”中死于非命且有档案的，至少有34766人。还有那些被整死后根本没有档案的呢？单说在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后，全国各地真枪实弹打派仗而被打死的，究竟有多少，只有天知道了。
也有历尽“文革”折磨，在那“刀下”大难不死的。这里只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系系主任一代宗师季羡林教授，在多次遭到批斗后，决心去北京大学后面的圆明园的大苇坑中服毒自杀。正要出门，来了几个造反派押去批斗，算是救了他的命。随着“把季羡林押上来！”一声吼，他的两臂被拧在背上，一只手压住他的脖子不准抬头，只准弯腰，接着就是挨拳击、脚踢。一次一个打手用胶皮裹着自行车链条，疯狂地把季先生暴打一顿，头上的眼耳鼻嘴各个部位打遍了。另一个例子是敦煌艺术研究院院长兼兰州艺术学院院长、著名画家常书鸿先生，满口牙齿被打掉，被打得鼻青眼肿，脊椎打伤不能站立，还要他喂猪。他只能用老羊皮包住膝盖，脆着爬行。他每天跪着把猪食煮熟，打到盆里，端起往前放一步，爬下再往前送一步，这样一端一爬地送到猪跟前，倒给猪食，再往回爬，端第二盆。先生一天到晚，就这样不停地来回爬。这简直是遭遇到了猪狗般的虐待。后来是因为著名华裔英籍女作家韩素音来华，向周恩来提出要见常书鸿，他才有幸“解放”。
恁什么要向知识分子“开刀”？他们为什么要遭受疯狂的摧残？他们犯了什么法？有什么罪？后来的平反说明，他们什么法也没有犯，什么罪也没有。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不作任何的查实取证，就把这些中华民族的精英往死里整。在口口声声要反对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国家里，能出现这样的人为的灾难吗？号称有无比优越性而且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要好千百万倍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如此惨烈的劫难，不是天大的讽刺吗？
为什么要这样虐待知识分子？难道就是因为他们在旧社会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吗？在旧社会，有谁不是受的这种教育呢？是他们不接受思想改造吗？他们谁也没有说不接受思想改造的话呀！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呢？从几十年前延安整风时的一篇《文献》中，似乎可以找到一点答案。这一篇文章说：“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情。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笑声）杀它，它会叫，（笑声）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笑声）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这样容易办的事呀？”读了这些话，知识分子只能自惭形秽。能自惭行秽就好，表明你有了一点进步，这正是提高革命觉悟的开始。再学习了另一篇文章，又叫知识分子必须觉悟到自己连灵魂也不如工农。文章说：“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这时，只有这时，我才根本地变化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
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1据此，李普在一篇文章中得出结论：
那么，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呢，何以知识分子就不干净呢？毛泽东把答案说得清清楚楚，那就是：知识分子读了书、从书本上得来了知识，工农没有这些，双方的差别就是这一点。换言之，读了书就有罪，有知识就有罪，如同基督教所说的人人有“原罪”一样。老人家承认自己也有这个“原罪”。他说“我是个学校里学生出身的人”，这是他那“原罪”的根源。又明白无误地再加阐释，说他那肮脏的思想感情是那些“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
“文革”时期的学生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多半不知道延安时期那些事。但是，建国以后，早在1952年春天的“五反”运动中，毛泽东就得出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国内主要矛盾的结论。这就是说，民族资产阶级不再是“朋友”而成了“敌人”。1953年6月，毛泽东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一步肯定了他那个结论。到了1966年5月，“文革”前奏之一的毛泽东“五七批示”又昭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所以革命小将、革命中将和革命老将们的所作所为，包括那样对待知识分子、那样对待自己的老师，都是贯彻执行最高指示。他们那样野蛮、那样暴虐、那样残忍，都是有来由的，对阶级敌人能心慈手软吗？2
虽说毛泽东也有时谈到要重视知识分子，但从几十年的历史总体来看，毛泽东的思想深处，是歧视、仇视知识分子的。这从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整知识分子的一贯性可以得到充分说明。了解党史的人知道，屡次整知识分子，这不过是毛泽东历来已久的极左思想的反复表现而已。《毛泽东选集》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原文中，充满了敌视知识分子的观点。原文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看作“极端的反革命派”和“半反革命”，甚至在部份北伐军中还提出了“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3只是，在1951年毛泽东将此文收入《毛选》时，却把这些文字尽数删去。
“原文”把中国社会各阶级划分为五大类：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是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知识阶级，而以“反动派知识阶级”为重点。“原文”指出：“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份东西洋留学生，一部份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
毛泽东在“原文”中把以下社会群体称为“中产阶级”：“高等知识分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份东西洋留学生，大部份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小律师等都是这一类。。”他进一步把这类知识分子区分为右翼和左翼：小地主家庭出身的留学生和大学生是“中产阶级的右翼”，因为他们“染受了许多资本主义国的洋气”，而且与教会、买办阶级有联系；“中产阶级的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完全无缘者。”在“原文”所列的表格里，关于中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栏中说：“右翼邻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毛在“原文”的结束语中还说：“那摇动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毛指出，全国四万万人中，“大资产阶级”一百万人，“中产阶级”四百万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他们也不过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可见，毛是把“中产阶级”当作敌人的。但他在“修改稿”中却把所有关于“高等知识分子”的种种分析评论全部删去。1
由此可见，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是有历史根源的。
拨乱反正
从十年动乱结束后的1977年开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拨乱反正、彻底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中，严肃地检讨和审查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严重失误，恢复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科学论断，重新确立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
同年1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中指出：“我国现有的知识分子队伍，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解放后党培养教育出来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即使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党的长期教育和业务实践，经过二十多年的考验和锻炼，在世界观的改造上也有了很大进步。在现有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文件还指出：“二十多年来，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满腔热情地从事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就是在遭受林彪、‘四人帮’严重迫害，工作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许多人仍然坚守岗位，表现出很高的政治觉悟。他们不愧是工人阶级自己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是党的依靠力量。”4
同时，党中央果断地废止了过时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确立了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的正确方针。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知识分子的最基本的政策。
在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把握当今时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大趋势，在恢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法的同时，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为我国制定“科教兴国”战略提供了依据，也为知识分子在我国今后发展中所居的重要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0、从联苏反美到联美反苏
这一节要讲的是毛泽东在指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上，由从联苏反美到联美反苏，表现出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史前回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原则，是所谓的“国际主义”。它源于马列主义的“工人无祖国”的理论，其实，有祖国，祖国就是莫斯科。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即把自己归属于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里，就是很自然的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党章第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支部”。而共产国际又是俄国共产党的一个支部，服从俄国共产党的命令。作为共产国际成员的政党，其目的就是在本国掀起“武装革命”，推翻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府。1920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之一规定：凡参加共产国际的政党，必须无条件地支援苏维埃共和国，去进行抵禦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也就是说，各国的共产党都必须把苏联的利益和要求摆在第一位，高于其本国本民族的利益和要求。
中国共产党1921年在上海成立的时候就有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出席。1928年6月，中共第六全国代表大会是在莫斯科召开的，大会的主要报告是由布哈林作的，题目是《世界革命形势与中共任务》。就是说，中共的任务是由苏联人指派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境内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政权，名字就叫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苏维埃”是从苏联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原汁原味照搬过来的。“苏维埃”一词在俄文里是“委员会”的意思，这个词由俄文直译过来，中国许多人恐怕到今天都不懂。由此可见，中共紧跟苏联的程度。凡是苏联干的事，中共都响应，都维护。1929年5月，中国政府接管中东铁路及其附属机构，苏联调集军队对中国大举进攻。当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时，中共则提出“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维埃”的口号。中国军队抵抗失败，国民政府被迫签订《中苏协定》，使苏联继续保有沙俄在中国的特权。2004年中国从俄罗斯要回一半的黑瞎子岛，就是那时苏联侵占的。
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红军的最高指挥权并不在中国人手里，而在代表共产国际的德国人李德手里。共产党是有铁的纪律的党，党员不仅要遵守中共的纪律，也必须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中国共产党第一任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被共产国际撤职后，命令他到苏联去“学习”。陈独秀这个人也有胆识，断然拒绝，并说：“我在中国干革命，去苏联学什么！中国革命为什么要外国人领导，外国的革命请教中国人行吗？”1其他许多老辈共产党人（当然包括毛泽东等人在内）对国际的指示是严格遵行，不敢有违的。1931年“九一八”事件以后，中国的东北已经沦陷了，而上海的中共党员，为支援西班牙革命，奉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指示，举行飞行集会，散发“坚决保卫马德里”的传单。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胜利前的这种奉莫斯科之命行事，成了惯性。所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倒向苏联一边，是十分自然的。
共产国际在1943年解散后，从组织上说，再没有人可以对中共发号施令了。中共在那以后已经本来可以自作主张了。但是就在1947年，苏共又发起组织了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把世界上已经夺得政权的共产党都包括在内。对各国共产党（不论其夺取政权与否）有不合乎马列主义（实为苏共老子党、斯大林的旨意）的行为与理论的，都进行了批评、处罚以至处死。至少对当时的日共和印尼共就批评得十分严厉；还解散过波兰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处决过匈牙利共产党的拉伊克。1948年，共产党情报局更是开除了“南斯拉夫叛徒集团”，罪名就是它奉行“民族主义”。中共中央通过当时党的副主席刘少奇还发表了《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文章，论证民族主义是反动的，是违反马列主义的，只有国际主义（也就是老老实实地听从斯大林的旨意）才是正确的。根据马列主义，民族利益（亦称国家利益）是由阶级利益决定的，因此实际上是统治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里顺便提一下，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法国、英国遭到德国法西斯侵略时，斯大林命令法国、英国的共产党员不得起来抵抗侵略军，而是要起来反对率领人民抗击侵略者的本国政府。
由于这样的理论和实践所使然，1949年建国前夕，在毛泽东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篇文章里，针对当时有些民主人士提出的中国应当走第三条道路，做美苏之间的桥梁的言论。毛泽东说，你们说我们“一边倒”，我们就是要“一边倒”，积二十八年的经验，必须“一边倒”，“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2我们不能做美苏的桥梁，只能坚定不移地站在苏联一边，站在世界无产阶级一边。这就确定了联苏反美的外交政策。
在以民族国家为国际关系主体的二十世纪，民族利益常有冲突，粗暴一点的通过战争来解决，文明一点的通过谈判来解决，根本不可能按国际主义来解决，何况共产国际的所谓国际主义其实就是一切都要服从苏联的国家利益。那个时候，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里讲民族利益是非法的，因为一谈民族利益，那它就是反马列主义的。民族利益这个词组，直到毛泽东逝世以后十年，亦即八十年代中期，才出现在中国人的嘴上和笔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对过去与各国签订的条约，一律宣布无效，要等以后逐个视情况决定其是否可以采用，应当废止，或者予以修订。这一下就树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过去一刀两断的崭新面貌。
接着就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缔结。
新中国的第一个重大的外交行动是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与斯大林会晤，结果就是次年2月由中国外长周恩来与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内容包括中国得到3亿美元的贷款；中长铁路中苏共管；苏军到1952年撤出旅顺以后中国还要偿付苏联的军港建设费，中苏合营的新疆石油公司苏联也是大股东等；还要使中国政府同意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即以前属于中国的外蒙古，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苏联胁迫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允其独立）。谁都能看得清楚，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是在党内谁也是不敢说。
二、朝鲜战争，中国为苏联火中取栗
中国共产党把蒋介石赶出大陆后，北朝鲜的金日成也想把南朝鲜的李承晚政府打垮。请教斯大林，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使苏联的国门向南推移，便唆使金日成冒险向南朝鲜进攻。
由于北朝鲜南侵，导致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对中国解放台湾构成了一道难以跨越的障碍，把中国的统一大业一直推迟到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也没有完成。毛绎东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实在是“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的一个的决定。朝鲜战争打了三年，其中很长时间是边谈边打，从开城谈判，到板门店谈判，一直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以后才在7月份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议。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基本上都处于守势和被动地位。无论是最初的停火分界线问题，还是遣返战俘问题，其结果大体上都是接受了美国的方案。最后的结果是南朝鲜和北朝鲜谁也没有能吃掉谁，迄今仍然在三八线两边对峙。
然而也必须看到，中国为这场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一、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争中阵亡11.4万人，负伤25.2万人，失踪2.56万（其中被俘2.1万）人，因伤病致死的3.46万人。总计损失兵员达42.62万人，其中仅团以上的指挥员就牺牲了200多人。
比较起来，中国军队的损失也远远超过了美国，其比例为，阵亡3.39:1，负伤2.47:1，失踪或被俘5.02:1，伤病致死1.68:1,兵员总损失2.62:1。
二、战争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影响更为严重。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曾设想在1951年将军费开支从1950年占预算总支出的43%减少到30%，而用70%来进行经济建设。但战争的爆发，特别是转入持久战，迫使中国把1951年国家预算中军费开支的比例提高到45.64%。
两年以后用于经济建设的贷款仍然很紧张。1952年9月周恩来访苏时请求苏联在今后5年中再贷款40亿卢布，但其中大部分还是用于军事和国防，购买工业设备的仅有8亿卢布。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消耗各种作战物资560余万吨，战费开支达人民币62亿元，其对新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三、中国参与这一战争的一个后果是造成了自身在国际政治中的孤立地位。朝鲜战争爆发前，关于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已经出现了有利于新中国的趋向，特别是与印度建交和与英国进行建交谈判的情况，对联合国其他成员国颇有影响，以至美国国务院也决定不再使用否决权阻挠联合国接受新中国的代表席位。
直到
然而，当中国表示拒绝联合国提案后，一切都变了。十三国提案（特别是补充意见）本来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立场，联合国能够通过该提案也表明了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以及要求和平的愿望。可是中国不仅拒绝这一提案，而且还指责其为美国的阴谋，结果伤害了许多国家的感情。
四、遭到国际经济封锁。其结果是迫使中国的经济建设不得不过分依赖于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中国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贸易额的比重1950年为32.4%，1952年为52.9%，1953年为72%，此后直到50年代末一直保持在70%以上，其中对苏贸易额占总贸易额的50%。
作为工业发展的基础，建国初期中国能源和原材料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基本是靠苏联的50项援华工程实现的。1950-1952年中国全部固定资产实现新增金额合计59亿元，而苏联援建的部分重点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新增固定资产即达41.39亿元。
中国经济建设如此依靠苏联，而一旦中苏关系恶化，过分倚重于苏联的经济纽带断裂，必然会使中国蒙受重大损害。
五、阻碍了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本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已提到日程，由于朝鲜战争，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一方面为我解放台湾设置了难以克服的障碍，另一方面兵力也被朝鲜战场拖住了。虽然如此，如果早些时候不是拒绝联合国提出的停战谈判建议，并按照联合国建议由英、美、苏、中四国会议讨论台湾问题，据当时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倾向性意见看，台湾问题的解决要比后来简单和有利得多。
但在中国拒绝了联合国的建议后，情况发生了极大变化，不仅多数国家的立场转向不利于中国，美国政府也迅速加强了对蒋介石政权的援助。根据国务院的要求，1951年2月杜鲁门专门拨出5亿美元，作为对国民党陆军的无偿援助。此外，国防部还为援助台湾准备好了价值520万美元的海军装备和1600万美元的空军装备。1952年美国又对台湾提供了大约3亿美元的援助。
特别是
这种政策性转变随着战争的拖延而愈加走向极端，直到战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两岸统一终于成为遥遥无期的政治愿望。
有人说，中国救活了北朝鲜，自己却赔上了一个台湾，代价太大，有失无得。有人琢磨斯大林要中国为他火中取栗，苏联实在太精，中国实在太傻。……这些问题自从事实逐渐暴露，言论逐渐解禁以来迄今一直议论纷纷，也许再讨论几十年也不会平息。这件事说明，意识形态因素在中国的国家行为中曾经起到过多大的作用。可以说这样的事例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连标榜国际主义的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在对外关系中都没有能做到这一点。除非把1956年赫鲁晓夫在中国的怂恿下出兵镇压匈牙利的起义和勃列日涅夫1968年镇压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改革都算做“国际主义”。对后者，中国人是坚决反对的，认为是干涉别国内政。不过苏联人自己却认为是为了保卫马列主义而对兄弟国家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就同当年镇压匈牙利群众起义一样。
中国人民付出了几十万人的伤亡代价，保住的北朝鲜的金家王朝，特别是这些年来的金正日政权，国内饥馑几十年，国际上的名声也不好，中国向他赠送无数的财物，仍无好转的迹象，而且对中国并不感谢。
某军校教授以《抗美援朝战争，正义何在？》为题谈到朝鲜战争时说：
朝鲜战争打起来的原因有千条万条，都不能否定这一条：是金日成经过二战之后几年的精心准备，于
……
不管美国在之前或以后的国际事务中有过多少霸道的举动，在朝鲜战争这件事情上我认为它基本上是没有道义错误的。至于它军事和外交上的一些错误，那是技术问题。……总之，以我之见，朝鲜战争我们是绝对站在了错误的一方，而且为其付出了我们几十万生命的代价。间接地也将北朝鲜人民投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试想，如果不是那样，北朝鲜人民今天的日子恐怕决没有这样艰难。我想，如果有那么一天，北朝鲜人民唾弃现统治者，知道他们原本是早就可以过上另外一种生活的时候，回想过去，他们是断然不会感激今天为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而骄傲和自豪的中国人民的。他们的感觉可能完全相反，就象今天的柬埔寨人民因对波尔布特红色高棉的痛恨而滋生出来的对当年强力支持红色高棉的我们的情感一样。有很多事情，尤其是在国际上，我们并不是向官方宣传的那样总是在道义和正义一方的。恰恰相反，我们常常是站在非道义和非正义的一方。今天如果我们还不开始清理和认识这些问题，迟早我们是要付出代价的。”1
三、短暂的中苏“蜜月”期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以后，苏联的对华政策有很大转变，使中苏关系有一个短暂有“蜜月”期。1954年赫鲁晓夫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访华，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五周年庆典。这也是苏联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华，向中共表示友好，改变斯大林的对华不平等政策。这次访华，赫鲁晓夫主动表示，将以往苏联在双边关系中非正常占有的一些权利归还给中国。中苏双方签署了苏军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移交中国政府、将四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国的协定；为中国提供五亿两千万（旧）卢布的长期贷款；帮助中国新建十五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一百四十一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等七个文件。苏联代表团在华期间还赠给中国两项“礼品”：一是提供组建拥有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发表揭发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斯大林的威信一落千丈。这对中国伸张民族利益来说当然是一件大好事。毛泽东也是私心窃喜，但是他又不能不担心，由此引起的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危机，有可能引发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危机，而且还可能影响到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在上升的地位，影响到他在今后领导世界革命的思想资源。因此他真可说是殚思竭虑，两面作战。一方面需要顺势批评一下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一方面又必须挽救斯大林的威信，把后者定为“功大于过”、“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三七开”）。这表现在按他的意志起草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当时，赫鲁晓夫正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崩离析的困境，迫切需要中共的支持。毛泽东及时地给予了支持，这对赫鲁晓夫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但如此，毛泽东还提出，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
赫鲁晓夫表示谦虚，说；“应该以中、苏两家为首。”
毛泽东显得很有自知之明：“我们没有资格……”
波兰共产党领袖哥穆尔卡不赞成“以苏联为首”的提法。毛泽东努力说服他：“要不要有人为首，这不是我们单方面的事。帝国主义有个头，我们也要有个头。一旦有了事，总得有个人来召集一下，就拿这次开会来说吧，苏联不出来，我们怎么办？苏联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我们谁能代替苏联这个角色？当然，为首不是为尊，不能一家说了算，讨论问题必须是平等的。比如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我们就不同意，没有先例么。”
毛泽东在
四、中苏之间发生分歧
人们一直认为，中苏分歧的起因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其实，毛泽东对赫氏秘密报告的反应是喜多于忧。毛早就不满斯大林了，所以他说秘密报告的最大意义在于揭开了盖子。更为重要的是，斯大林去世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阵营中，毛泽东完全可以同赫鲁晓夫平等对话，甚至赫鲁晓夫也不在话下。因此，一九五六年中国发表的“两论”（无产阶级专政）出现的中苏之间的分歧，只是意识形态上的不同看法，对中苏关系，没有多大影响，可以说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还在“蜜月期”中。
中苏关系出现比较重大的分歧，是一九五八年七月。主要是几件大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和炮击金门问题。
一是建立长波电台问题。一九五七年底，苏联核潜艇研制成功，舰队的航程伸得远了，舰队在远航过程当中的通讯联系，靠当时的电台达不到，苏联希望在中国建立大功率的长波电台。当时苏联的军方有过担心，说跟中国提出这个问题会不会引起中国人的不满？赫鲁晓夫很有信心地说没有问题。因为一九五七年十月份刚刚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表明中苏在军事方面的合作达的意向。而恰在此时，中方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早在一九五四年中国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建立时，在苏联的帮助下，于一九五七年分别在青岛、宁波、湛江地区安装了长波电台。但这些电台功率都比较小，不够用，需要建设大功率的长波电台。当时的中国还难以独自承担这样的工程，中国海军方面便与苏联有关方面联系、商洽，希望他们能给予帮助。这事本来是双方都有需求，而且又是中国向苏联提出在先，所以赫鲁晓夫认为没有问题。但是赫鲁晓夫万万没想到，毛泽东不干，还为此发火。问题是由投资比例引起的。整个电台大概需要投资1.1亿卢布，苏联提出他们出大半，七千万卢布，中国出小半四千万卢布。这不是还有点优惠中国的意思吗？毛泽东为什么不干呢？他跟彭德怀说，全部投资都由中国来出。毛泽东可能是考虑到所有权的归属问题，其实苏方根本没有提到所有权，甚至连指挥权都没提到，只是提到双方共同使用。
二是苏联建议建立中苏联合舰队。就在毛泽东对建设长波电台发火的时候，苏联大使尤金又向中方转达了苏联关于中苏建立联合舰队的建议。这件事情也有前因。一九五七年，肖劲光作为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成员，向苏联海军提出了援助中国建造核潜艇和导弹潜艇的问题。苏方表示，中国不必建造这些潜艇，苏联现在尚未研制成功，将来苏联有了，可以提供给中国。中国海军领导人经过认真研究和仔细论证，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尽快获得新技术对于海军建设来说已是极为重要的问题，苏联现已改进了某些舰艇的动力和结构，且试制成功几种用于潜艇和鱼雷艇的导弹，而中国海军目前仍然按照苏联一五计划期间的五种旧舰艇图纸进行生产。因此，海军急需获得建造新舰艇的设计图纸及其他资料，并建议以政府名义向苏联提出请求。一九五八年六月，周恩来致信赫鲁晓夫，希望苏联政府对中国海军给予新技术援助，在可能的条件下，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提供建造核潜艇的技术设备，此外要航空母舰和其他军舰。苏联趁此提出，建立一支联合舰队，越南也参加。这样，中国既有了核潜艇，苏联也可以借中国的海域直通太平洋的海岸线。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于七月二十一日向毛泽东提出了这一合作建议。出乎意外，毛泽东又发了火。也许是毛泽东认为这涉及到主权问题。毛泽东对尤金说：“你们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想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然后又把赫鲁晓夫找到北京来谈，赫鲁晓夫于七月三十一飞来北京，不断向毛泽东解释，说他根本没有控制中国的意思。毛泽东还是不依不饶，赌着气说：“我们没有核潜艇舰队，将来索性把海岸都交给你们，你们去打好了。”毛泽东借此发火，是想从苏联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赫鲁晓夫被镇住了，答应帮助中国建立生产潜水艇的工厂。1其实，中国和苏联既然是军事同盟关系，建立一个联合舰队本是题中之意。
三是炮击金门赫鲁晓夫对中国不满。首先是中国炮击金门没有事前向苏方通报，在赫鲁晓夫看来，既然中苏是军事同盟关系，中方采取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不跟苏联通个气，不啻是对盟国的蔑视，赫鲁晓夫非常不满意。其次是在炮击金门时，一九五八年九月，台湾向大陆发射了当时最先进的美国最新式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导弹没有爆炸，完整地落在中国国土上。赫鲁晓夫紧急要中方把这个响尾蛇导弹提供给他们，但中方声称：找不到。一九五九年二月，赫鲁晓夫决定施加压力，扣下准备给中方的某种导弹技术。这样一来，“响尾蛇”导弹马上就找到了。后来虽然提供给苏方，但最核心的红外线制导装置不见了。赫鲁晓夫非常恼火，他在回忆录裏写道：“我们认为这是无理的，是侮辱我们。任何人处在我们的地位都会感到痛苦。我们对他们没有秘密，什么都给了他们。而他们得了件宝贝，却不让我们分享。”1赫鲁晓夫下令拖延核技术转让。
中苏交恶始于1959年。当年九月，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戴卫营会晤，之后便有出了一个“戴卫营精神”的说法。主要意思就是同西方“和平共处”。离开美国後，他来到中国参加中国国庆十周年庆典，敦促毛泽东也与西方搞缓和。而毛泽东坚决反对，认为这是搞修正主义；而赫鲁晓夫则不指名地说中国是“好斗的公鸡”。兼之，50年代后期，苏共对我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国内政策表示批评和反对，又在当时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中，公开偏袒印度一方。本来毛泽东就对赫鲁晓夫不大恭维，这一来就使矛盾激化了。
1960年2月，在莫斯科召开了东欧几国主要领导人参加的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我国派出了“观察员”身份的代表团，由康生领队。当时赫鲁晓夫正宣传实现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三无世界”，苏联在这次会议上，宣布单方面裁军120万，华沙条约各国也跟着裁军共达380万人，又宣称要同美国等西方大国签订互不侵犯和裁军、禁止核试验等一系列协议。康生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在会上作了主题相反的发言，他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提出国际形势的好转是“东风压倒西风”的结果，帝国主义性质不会改变，战争危险依然存在，所有没有中国参加的国际协议，对我国一概没有约束力。赫鲁晓夫对我国代表团的发言很恼火，在招待会祝酒时，就不指名地说中国党在拆苏共的台，暗骂中国领袖是“应该扔到墙角去的破套鞋”，又在其他场合多次批评中共的主张和做法，我国代表团向国内报告后，又奉命作出了回答，一场影响深远的中苏论战和国际混战，就此揭开了序幕。
时年
赫鲁晓夫说，这是“中国人在朝我们脸上吐痰”。莫斯科认为世界工联理事会事件是中苏分裂的开端。美国中央情报局也这么认为。代理局长卡贝尔事後对美国国家安全会议说，中国的行为“对苏联领导是一场极大的挑战，赫鲁晓夫不能不迎头痛击”。中苏间的裂痕第一次被外界看到了。2
同月二十一日，布加勒斯特会议，苏方对中共进行报复。赫鲁晓夫对聚集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五十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讲话，不点名地强烈抨击毛泽东关於世界要靠战争進入社会主义的断言。“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不必依靠世界大战，”他说。“只有疯子和狂人现在才想再打一次世界大战。”那只会使“数百万人民在战争的巨焰中死去”，“就是在共产主义的死敌中，有理性的人还是占大多数。”在当天苏方还向各国代表团散发并宣读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其中公开指责中共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等等，接着又发动各国党代表团利用各种机会围攻中共代表团，全面批驳《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说中共是“要发动战争的疯子”，搞的是“假革命的极左路线”，是“托洛茨基方式”和“民族主义”等等外，用更尖锐的语言对中共代表彭真说：“你们想支配一切人，你们想支配世界。”
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发言，在会上也讲一通《列宁主义万岁》上的观点，但响应者很少。毛泽东承认：“我们在布加勒斯特是孤立的。一个党也不支持中国。就连阿尔巴尼亚也不支持。”1
彭真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将事态迅速报告了北京后，由北京发来写好的声明，声明中揭露苏共对中共搞突然袭击，对各国党采取家长式的专横态度，而中国党决不听从任何人的指挥棒，决不向任何错误的观点和作法屈服。这个措词强硬的声明更加激怒了赫鲁晓夫，在会上苏共和中共两个代表团都情绪激动，几乎到了对骂的程度。
这次会议使分歧更明显、矛盾更尖锐了。本来只是中苏两党之争，变成了中共与各国党之争，并且使本来主要是党内的意识形态和理论观点之争，很快转化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布加勒斯特会议一结束，赫鲁晓夫回到苏联就宣布把苏联在华的一千多名专家全部撤走，同时停止帮助中国建设尚未完工的一百五十五个项目。中共方面，自然不屈服，毛泽东指挥全党全国，顶住压力，迅速组织反击，坚持自己的观点立场。
1961年的苏共22大，将分裂形势推向了新高潮，赫鲁晓夫等公开攻击中共及支持中共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当时惯例是党代大会得邀请各国党派代表团参加，苏共却不让阿党参加22大。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致词中公开回答苏共对我党的攻击后，提前回国不再参加会议。1962年底到1963年初，中央决定派中联部部长伍修权为代表团长出席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四国党代大会。各党大会无一例外地按苏共的调子对中共及阿党进行攻击，伍修权遵照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一作了回答，苏共及东道国当然要作出反应，结果在捷、德的党代大会上，当伍修权致词中提到苏共时，台下有意起哄，拍桌吹口哨和跺地板，企图打断中共代表的发言。
与此同时，中联部另一副部长赵毅敏代表我党出席意大利党代大会时，也受到了与伍修权相似的对待。对这股气势不小的政治风潮，我国蔑称之为“反华大合唱”。
苏共指挥的“反华大合唱”，我国针锋相对的“独唱”以及阿尔巴尼亚等的“帮腔”，正喧闹得不可开交时，与我国友好的越南胡志明等建议停止公开论争，举行中苏会谈以平息争端。几经周旋磋商，定于1963年7月由邓小平、彭真率中共代表团访苏。可是因为在此之前，苏共不仅公开发表了大量批判中共的文章，同时，在中苏边境也不断发生冲突。为了取得主动，就在代表团访苏前的
研究中苏关系问题专家沈志华认为：中苏关系的变化“除了隐含着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普遍性矛盾外，还存在着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以及为此而产生的证明其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斗争。因为中苏之间在具体的对内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已经上升为政治路线的斗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1双方都认为自己是正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视对方为修正主义或教条主义，水火不容，其结局必然是关系破裂。
五、中苏大论战
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里，中共中央认为，自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中共和苏共领导的分歧，不是在这个或那个个别问题上的分歧，而是在当代世界革命一系列根本问题上的原则分歧，也就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分歧。
《建议》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的名义，一方面系统地解剖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理论”和“总路线”，指出了它们“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背叛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的本质”；一方面对当代世界矛盾和当代世界革命的一系列问题给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和回答”，提出了一条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总路线根本对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这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极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在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五条》中，还批判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否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谬论，提出：在无产阶级在获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不同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中的阶级斗争，否认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是错误的，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当时认为，《二十五条》通篇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芒。它在当代世界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划清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界线，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纲领。它的发表，标志着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对此，世界各国共产党响应者却很少，只有一个根本没有什么影响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跟随。从此，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进行了公开大论战，实行了全面大反攻。被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从产生、发展、走向完全破产的转折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修正主义思潮从产生、发展、走向完全破产的转折点。”
中共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发表后，
“一评”全面地回顾了几年来中共和苏共中央意见分歧和斗争的历史，指责赫鲁晓夫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说七年来，苏共中央领导集体，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了一条“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联合美国、反对中国，联合各国反动派、反对世界人民，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修正主义路线。
“一评”还论述了反对苏共中央斗争的实质，指出：“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坚持修正主义路线”，“坚持革命路线，同坚持不革命、反革命的路线”，“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路线，同坚持向帝国主义投降的路线”，“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坚持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重大原则分歧。
“一评”指出了目前这场大论战的意义，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一个重要的时期。目前的论战，关系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历史将会证明，经过这场大论战，马克思列宁主义将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将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一评”表明了中共对这场大论战的决心，指出：“论战已经开始，就必须把是非彻彻底底地弄清楚。”
“一评”指名道姓地批判赫鲁晓夫。把目前这场大论战的责任全推给苏共，说是苏共领导一手挑起和扩大的。
在如何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上，文章提出了两个主要论点。一是声称应全面、客观、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功过。文章不否认斯大林的一些“错误”，如“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肃反扩大化”等等。但文章还是极力为斯大林辩解，说什么“斯大林的错误，有些是原则性的错误，有些是具体工作中的错误；有些是可以避免的错误，有些是……难以避免的错误”。特别关于“肃反”，文章只是轻描淡写，说什么他领导的肃反“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反革命分子，同时也“错判”了“一些”好人。与此同时，文章却把苏联人民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归功于斯大林。于是文章就断言，斯大林是“功大于过”，“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从而作结论说：“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文章的这些论据是非常荒唐的。首先，文章毫无根据地臆测斯大林在肃反中杀的坏人是“很多”而错判的好人则只是“一些”，而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却是：在性质上，苏联不是叫“肃反”，而是叫“镇压”、“大清洗”。后来查清的结果表明，当年斯大林制造的多个“间谍”集团，都是政治阴谋、陷害。斯大林所杀的坏人是“极少”，而所杀的好人却是“很多”、“很多”，多到数百万，他简直是一个杀人恶魔！其次，文章把苏联人民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斯大林，然后拿这些“功绩”同他的罪恶比较，于是借口“全面”、“客观”、“科学”来大肆颂扬斯大林，而全不顾千百万冤死者的呼喊，好象只要斯大林没有把苏联人民的大多数杀光，他就“功大于过”，这纯粹是杀人犯的逻辑。
第二个论据是指责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态度前后矛盾，活着时大加“歌颂”，死后却大肆“咒骂”，是“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文章还指责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而却“不敢”公布秘密报告的内容，称这种做法是“丑恶的行为”、“卑鄙的阴谋”。其实这些指责也是没有说服力的。首先，赫鲁晓夫先前颂扬斯大林，其原因，一是在当时个人迷信的氛围中不可能了解全面情况，也无法全面掌握斯大林的罪行；二是在斯大林的恐怖统治下，谁胆敢指责斯大林就连命都保不住；三是赫鲁晓夫从大局考虑不能不牵就斯大林；四是赫鲁晓夫还没有在自己周围形成一股与斯大林对抗的力量。因此他只能韬光养晦，等待时机成熟。而事实上，类似的事情毛泽东本人也是做过的。例如在斯大林无理干涉中共的内部事务时，他也没敢公开与斯大林对抗。又如，在抗战开始后，为了维护民族团结的大局，他也曾违心地高喊“蒋委员长万岁”的口号。可见，如果赫鲁晓夫的行为是“丑恶的”、“卑鄙的”，那毛泽东自己的行为也光彩不了多少。其次，指责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也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秘密报告开头就声明：“在这个报告里不想全面评价斯大林的生平事迹”。同时赫鲁晓夫不想涉及制度本身的问题，因此他只能就事论事，把斯大林的罪行揭露出来而已，以便作为日后的借鉴。这里根本谈不上“全面性”的问题，毛泽东吹毛求疵的手法并不高明。第三，至于指责赫鲁晓夫“不敢”公布秘密报告，似乎是抓住了赫鲁晓夫的辫子。其实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既然是“秘密”报告，原打算就是不公布的，后来报告文本被泄露出去了，赫鲁晓夫自然感到尴尬。在赫鲁晓夫看来，斯大林的罪行对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毕竟是件丑事，尽量减少其负面影响，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按毛泽东的反问，真把斯大林的罪行向全世界公布，毛泽东之流的人岂不是更加不能容忍吗？
这个“秘密”报告虽在苏联没有公开发行，但很快全世界都知道了。在中国当时作为高度机密文件传达到十八级以上干部。一方面在大张旗鼓地批判，另一方面，却不让广大党员和群众知道其真相，而是死死捂住。直到1988年东方出版社内部发行的《赫鲁晓夫回忆录》，才在书后面的附录印上了这篇“秘密”报告。到2006年这个“秘密”报告的50周年之际，有的网络媒体纷纷转载，才有比较多的人知道。可是此时，了解和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已经不多了。
毛泽东之所以对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罪行这件事切齿痛恨，是因为：第一，他本人一贯奉行斯大林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路线，在井冈山肃“AB团”，在延安搞“抢救运动”，在建国初期搞肃反“扩大化”，1955年搞“反胡风集团”运动，1957年搞反“右派”斗争，双手也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而面对成千上万屈死的冤魂他象斯大林一样没有一点歉疚。毛泽东与斯大林在性格方面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例如专横、固执、阴险、狠毒，这些性格特征也是一切暴君共有的，封建暴君是这样，共产主义暴君也是这样，因为这是任何专制制度所需要的。既然是一路性格，所以当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罪行时，毛泽东就不免感到不自在。所以他阳奉阴违，明面上支持赫鲁晓夫，暗中却对他十分忌恨。第二，他大力维护斯大林的威望，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共产主义专制制度，如果这种制度跨台了，党内民主制确立起来了，那么他个人的专制统治就会受到威胁。因此，在中共“八大”上，刘少奇和邓小平在报告中表示支持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时，他是耿耿于怀的。但当时迫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苏共一面倒的大气候，他既不便与赫鲁晓夫公开决裂，也不便对刘少奇、邓小平采取措施。等到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他就开始翻旧帐，把刘、邓支持赫鲁晓夫反对个人迷信视为一大罪状，并必欲置之以死地而后快。
毛泽东在这篇评论的修改中，加了这样一段话：“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予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1说有一部分人怀念斯大林是有的，但说绝大多数苏联人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完全是毛泽东的主观臆想。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到毛泽东写这几句话的时候，苏联人民感受到的政治思想上的环境宽松，经济生活上有所改善，再没有像斯大林那样随便杀人了。就连搞政变的马林可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等“反党小集团”的人也一个没有杀。而斯大林的罪行仅就滥杀无辜数以百万计这一条来说，除了毛泽东之流外，能有几个人“越来越怀念”他呢？难怪，赫鲁晓夫说“你们既然那么爱斯大林，你们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我一看到毛就像看到斯一样。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1
“三评”明确地指出了中共对南斯拉夫的态度，坚定地认为：“南斯拉夫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南斯拉夫人民，是国标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三评”总结了南斯拉夫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教训，指出：“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以后，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斗争，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还指出：“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在没有掌握政权的时候，有可能被工人贵族所把持，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而且在掌握政权以后，仍然有可能被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又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并不一定要通过反革命政变，也不一定要通过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它还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来实现。”“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帝国主义，就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消除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三评”指出了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斗争，实质上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走什么道路，是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沿着南斯拉夫的道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问题。
“三评”最后指出：赫鲁晓夫正跟着铁托的脚印走，苏联“已经走上了一条极端危险的道路。”
“三评”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认为铁托的南斯拉夫和赫鲁晓夫的苏联都在搞资本主义复辟。只有毛泽东自己才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证明，这种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冲破了许多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条条框框，比如大量发展私营经济，还有外资经济，减少国营经济的比重等，根本扯不上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问题。当时毛泽东满脑子的“左”倾乌托邦思想不可能有这种认识也就罢了。别的国家，别的共产党内部的事务，关你毛泽东什么事？你又不是什么共产国际领导人，谁也没有赋予你对别国别党指手划脚的权利。对于别国的党和国家的这种指责，邓小平在后来说道：
“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政策、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司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司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司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2
从这个话来看，当年不仅对南斯拉夫共产党还有对意大利共产党的乱加指责表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也充当起“老子党”来了。
“四评”高度评价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指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
“四评”彻底批判了赫鲁晓夫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中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以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代替民族解放运动；主张由苏美两国合作援助落后国家；通过栽军来消灭殖民主义；通过联合国消灭殖民主义等，是修正主义路线。充当了“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他“实际上是要被压迫民族永远忍受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奴役，不要起来反抗，不要起来革命。”因此，“今天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不能不同反对新殖民主义辩护士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
“四评”明确地阐明了中共对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和立场，指出：“当代的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问题。”
这完全是一个老调子。实践证明，苏联和中国都按这个调子唱过一阵，就是支援亚非拉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无一不以失败告终，而且把自己也几乎拖垮了。像原来那样无偿支援，差不多是个无底洞，谁也支援不起。后来不得不改变政策。
“五评”用中共的观点，分析了战争与和平问题，指出“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当代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美帝国主义。”“反动阶级维持自己的统治和实行对外扩张，从来是依靠两手的。一手是牧师式的欺骗，一手是刽子手式的镇压。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政策和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从来是互相为用，互相补充的。”“反动的统治阶级倚仗的主要的一手，始终是暴力。牧师式的欺骗，是对暴力起辅助作用的。”
“五评”批驳了赫鲁晓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种种观点，指出“赫鲁晓夫等人大肆宣扬在帝国主义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一切战争可以避免，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他们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使各国人民相信在帝国主义制度下可以实现永久和平，从而取消革命，取消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并且在实际上帮助帝国主义准备新战争。”
“五评”重申了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指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中共同赫鲁晓夫的分歧，“是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要不要支持革命斗争，要不要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计划，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的分歧。”
这篇评论，是僵化的教条主义的典型。第一，完全不考虑国际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仍旧坚持列宁、斯大林关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的观点，列宁认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绝对不可避免的论断。斯大林认为，要消灭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的观点。事实上，从五十年代以后，世界已成为如邓小平所说的“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第二，资本主义要灭亡，是社会发展规律，但要有条件，特别不是近期的事。仅靠当时中国、苏联和第三世界的穷朋友，要做到消灭帝国主义，实在太不切实际。苏联在当年就是以消灭帝国主义为战略目标，在国民生产总值不及美国一半的情况下，跟美国进行核军备竞赛，结果是不堪重负，把自己拖垮了。至于中国，比苏联的实力还差得很远，也走这条路，还要充当什么世界革命的“根据地”，搞得民穷财尽，真是自不量力。好在后来中国由邓小平主政，对时代主题作出了新的符合实际的判断，为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提供了重大前提。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在国际关系中开始奉行缓和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实际步骤。因此在“二十大”报告中，他用了很大篇幅专谈“和平共处”问题。他说：列宁关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和平共处的原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总路线。他还提出，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当时反战力量比较薄弱，但现在的情况已经根本改变，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世界各国人民维护和平的运动都已在成长壮大，所以虽然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但是只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保卫和平的力量动员起来，进行不懈的斗争，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争取主动，否则就会陷于被动和孤立。
显然，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建立在理智的现实的基础上的，历史已经证明是明智的和正确的。但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却出于自己的特殊利益的考虑，开动宣传机器，大力声讨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中共《六评》文章里，列举中苏两党的“原则”分歧。其中的一个要点是：“为了争取实现和平共处，要不要同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进行斗争？实现和平共处，能不能消除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这是指责赫鲁晓夫只要“共处”而不要“斗争”。这种指责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首先，这种指责在事实上是没有根据的。历史的事实是，赫鲁晓夫在柏林危机和加勒比海危机中，曾冒着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同西方国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只是由于对立双方的克制才避免了冲突的升级。而相反，毛泽东则在战后赔款问题上向日本让步，在有关中国自己领土主权的香港和台湾问题上向英国和美国也并不是只讲斗争，也讲策略和让步。这说明，他只是希望让人家去“斗”，而自己则只想“坐山观虎斗”。
其次，这种指责在理论上也是没有道理的。按照毛泽东及其御用文人的逻辑，要和平就无需斗争，要斗争就没有和平，而既然要斗争，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不可避免。事实上，毛泽东正是以这种理论为基础制定其外交政策的。直到邓小平当政后，才纠正了毛泽东的观点。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指的是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当然这种迟来的观点的“变化”使我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时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反对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论呢？
第一，1958年“大跃进”彻底失败，中国经济走到崩溃边缘，饥饿笼罩着全国，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针对人民不满情绪的增长，为了转移国内矛盾，他故意渲染国际紧张气氛，用战争威胁来吓唬自己的人民。例如，他早不提晚不提，偏偏在“大跃进”失败后提出“备战”、“备荒”，后来又提出“深挖洞、广积粮”，那无非是让人民群众心甘情愿去忍饥挨饿。
第二，1958年“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本人对通过和平竞赛在经济上“超英、赶美”已经丧失了信心，因此他希望寻求战争方式来解决问题。于是他提出，要立足早打、大打、打核大战，准备死几亿人口。1957年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1
到了1960年，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毫不掩饰地胡吹：“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这些话是表明，毛泽东对于打世界大战精神上多么亢奋！至于是否如他所吹嘘“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那是大可怀疑的：其一，帝国主义是否那么容易死亡，其二，是否能创造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帝国主义死亡了，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人类文明也可能全毁了，像毛泽东这样的对现代科学一无所的人来搞社会主义，不把人类拖回到原始社会，那才怪了。这仅从他亲自领导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件社会大破坏的荒唐事来说，就够了。还用得着其他证明吗？
第三，他希望唆使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引发美苏大战，使其两败俱伤，以坐收渔人之利，然后称雄世界。这在1962年加勒比海危机期间表现得特别明显。危机爆发前，中国政府声明支持苏联进行核试验，危机发生时声明支持苏联向古巴运送导弹，危机结束后又指责苏联对美国退让。西方报纸看出了毛泽东的用心，
非常有意思的是，当初毛泽东想牵着赫鲁晓夫的鼻子走向世界大战，当赫鲁晓夫不肯就范的时候，他后来就转而与美国和解共同对付苏联，反对所谓“社会帝国主义”，同时也跟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闹翻，社会主义阵营也不要了。
本来，1954年中印、中缅总理发表联合声明中，就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受到国际上的好评，也被人们认为是国际关系中的天经地义，但是在《六评》中，却引用列宁的话说：“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是不能和平共处的”，这就把自己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否定了，简直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吧。
1964年2月《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发表。
“七评”指出，“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这种或那种机会主义，不可避免他发生机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裂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引起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所谓“分裂主义”，就是“向马克思列宁主义闹分裂”，“向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闹分裂”。“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分裂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根源。分裂主义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在组织上的表现。”修正主义就是分裂主义，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是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主要代表，也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七评”还指出，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也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和“和平演变”政策的产物。反过来，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又为国内泛滥起来的资本主义势力服务，也为帝国主义服务，起着麻痹世界人民革命意志，阻挠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作用。
“七评”阐明了中共坚决支持全世界马列主义兄弟党的严正立场，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来不隐蔽自己的立踢。我们支持世界上所有的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同志。”“哪里有压迫，哪里必定有反抗；哪里有修正主义者，哪里必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他们对抗；哪里用开除党籍等等分裂主义的方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里势必产生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产生强大的革命政党。”修正主义者“正在造成自己的对立面，而最终势必会被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对立面所埋葬。这是一条必然的客观规律。”
文章指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运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首先，他们搬出马克思和列宁来反对赫鲁晓夫。文章说：“马克思主义一向公开声明暴力革命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指出，暴力革命是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产婆……”文章还引用列宁的话：“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并且也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不经过国内战争就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文章还引用斯大林关于搞社会主义没有暴力革命“显然是不能的”的话。显然这种引经据典的学究式的批驳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
其次，用所谓的“历史”和“现实”的事实来批驳赫鲁晓夫。例如，批驳苏共领导关于1918年到1919年匈牙利革命是和平过渡的论点，说这种论点“完全是伪造历史”。又如，批驳赫鲁晓夫等人关于在现实中“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变化”的论点，说这种论点是“谎言”，“掩盖不了现实”。
再次，批驳赫鲁晓夫的“议会道路”。文章依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选票数量的变化，做出结论说：“通过‘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完全是不可能的，完全是自欺欺人的。”
这是一个不仅至今仍然有着现实意义，而且还是一个涉及到历史观的大问题。
首先，赫鲁晓夫不过是想用“和平”的橄榄枝迷惑西方国家，暗中积蓄力量，以便最终以实力地位对资本主义不战而胜。而毛泽东则急于推进世界革命，特别是急于推进所谓“第三世界”的革命。历史的现实是，共产党人只要还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他们就不会赢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就不会和平地获得政权，相反地倒可能和平地丢掉已经到手的政权，就象后来的东欧和苏联那样。而毛泽东暴力革命的观点在实践中也遭到了一系列的失败，例如他极力支持的
其次，从历史观的角度来看。用和平方式还是用暴力方式来改造社会，历来是史学家们十分关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暴力论者。在历史观上，它主张暴力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因此它为无产阶级革命所制定的路线就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但历史的事实是，暴力革命虽然在一定条件下是必要的，但其破坏性也是不可低估的，例如中国历代的农民战争、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俄国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都是这样。相反，和平革命的例证也是很多的，拿资产阶级革命来说，有德国俾斯麦式的革命、俄国的废除农奴制、日本的明治维新等等，都是“和平过渡”。拿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则有西方许多国家里社会民主党通过议会道路取得政权的例子。因此从历史观的角度看，采取和平方式的革命还是暴力方式的革命谁优谁劣的问题，是应当具体分析，而不能一概而论的。而当历史已经进到今天的文明水平的时候，暴力革命则是越来越不得人心，越来越不切实际了。
这是九篇评论文章的压轴篇，带有总结性的一篇。文章描绘了苏联社会阶级结构的新变化：“不仅旧的资产阶级分子猖狂地活动起来，而且在苏联党政领导干部中，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的负责人中，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部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产生出大批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构成苏联社会中的一个“特权阶层”，“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主要组成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主要的社会基础”，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文章历数了赫鲁晓夫“修正主认路线”的种种错误：
“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斯大林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用所谓‘物质剌激’，来偷换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不是缩小而是扩大小部分人同工人、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的收入差距，……加剧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瓦解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攻击社会主义的农业计划制度，……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败坏社会主义的道德风气”；“在所谓‘和平共处’的幌子下，勾结美帝国主义，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九评”还批判了赫鲁晓夫提出的“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观点，讥讽赫鲁晓夫搞的是“土豆烧牛肉”的假共产主义。“九评”罗列了一些社会现象来论证苏联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指出在苏联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主要的社会基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
“九评”指出资本主义复辟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无产阶级政权由于遭受资产阶级的武装镇压而失败”，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另一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由于党和国家的领导蜕化变质，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走上所谓‘和平演变’的道路”，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复辟往往不容易看得到，危险性更大。“九评”又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资本主义势力企图复辟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绝不能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我们有正确的领导，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并且采取正确的措施，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就能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可以成为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九评”强调指讲：“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
“九评”在系统地批判赫鲁晓夫之后，把自己吹了一通，说什么：“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系列原则，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增添了新的武器，这种武器对于我们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并且保证在将来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九评”十分肯定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辉，社会主义的光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必将普照苏维埃的大地。无产阶级必将赢得整个世界，共产主义必将在地球上获得完全的彻底的最后的胜利。”
当时还有这样的舆论：“九评”宣告了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破产。同时，给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人民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
这些梦呓般的豪言壮语，当时的中国人民因为封闭，不知道国际上视为笑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国人也知道了，都不过是瞎吹的大话、空话而已。
事情也有些偶然性，“九评”发表不久，苏共内部搞了一次“宫廷政变”，逼使赫鲁晓夫下台。正当全世界的目光都转向莫斯科时，突然从我国又发出了一个更具轰动效应的名符其实的“爆炸性”消息——中国进行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原来我国的原子弹试验早就一切就绪，但是毛泽东非要等一个最有利的时机不可。赫鲁晓夫一下台，毛泽东当机立断，立即下令“起爆！”于是不仅把世界公众的视线牵到了中国，更把我国的这一胜利和赫鲁晓夫的垮台巧妙地联系到了一起，形象地说明了“苏修”的失败和我们的“胜利”。后来，就演义为是中国的原子弹把赫鲁晓夫“轰”下了台。实际上，赫鲁晓夫的下台跟中国的原子弹爆炸，一点关系也扯不上。
1964年，毛泽东决定利用十月革命47周年的时机，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庞大代表团，去苏联祝贺节日。代表团出发前，中央已用各种方式向苏联发出了重修于好的意愿和信息，对新上台的勃列日涅夫表示祝贺，在报纸上介绍其新的建设成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一拜访了苏共各领导人，反复表示希望团结友好的愿望，所有的庆祝活动都积极参加，对苏方人员一律热诚相待。哪知，苏方仅仅撤掉了赫鲁晓夫，并没有否定其思想路线，新领导人仍然坚持原来的政策方针，相反企图使我们改变方针。
在一次宴会上，苏共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竟对我国代表团副团长贺龙元帅说：“我们把赫鲁晓夫搞下了台，你们也应该像我们这样，把毛泽东搞下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了。”贺龙元帅马上顶回了他的挑衅。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当即向苏方提出抗议，勃列日涅夫打马虎眼地说这是马林诺夫斯基“酒后失言”了，周恩来立刻严肃地说：“不，他这是酒后吐真言。”迫使苏方向我们道歉认错。
这次中苏双方都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好转，反而矛盾更尖锐结怨更深了。也就从那年十月革命纪念日起，中共与苏共完全停止了交往，直到24年以后即1988年，中苏关系中断了几乎整整1／4个世纪。
这里顺便提一下，当年为中共“独唱”“帮腔”的阿尔巴尼亚。当时我们在东欧除了有的国家党内的少数反对派外，也就剩下了这一个“朋友”。只是后来那个被毛泽东誉为“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的“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也同我们闹翻了，据说他们成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反而成了什么“修正主义”之类。可惜，此时毛泽东已经去世，已无法知道他有何感想了。
邓小平后来回顾这场论战时说：“多年来，存在着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开展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1
毛泽东说本来准备要写一百篇的，后来因为赫鲁晓夫下台而只好就此打住。这些文章加上苏共来信，后来都收到一本叫做《关于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的书里，字数有三十余万之多，其论点之广泛，言辞之激烈，也许为人类全部国际关系史上所仅见。
国际问题专家宦乡对“九评”有一段述评，如下：
20年国内‘左’倾思想的发展，同一定的国际条件也有关，特别表现在国际共运的论战中。当然，别人干涉我们的内政，或者企图损害我们的主权，进行反击是对的，可是当时的论战却大大加强了国内‘左’倾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因为苏联批评我们的‘大跃进’，我们就更发誓要比苏联更早进入共产主义，并且毫无根据地怀疑有些中央领导人暗中与苏联通气，因此加强了国内反右斗争。‘九评’所提出的观点，有的已经‘左’得不能再‘左’了，尤其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和《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两评是根本错了，斯大林说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修正主义的典型，赫鲁晓夫把他平反了，并亲自登门道歉，而我们却出来维护斯大林的无理判决，轻点说也是干涉别国内政。现在虽然已经平反，但提到的错误观点及其影响尚待清理。这篇文章的文风也特别坏，东拉西扯利用人家的片断材料，无限上纲。这篇文章听说主要由王力起草，是王力的‘名著’。‘九评’对国际国内都有比较大的影响。对国内来说，从‘九评’可以看到提出‘走资派’的由来和发展，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从批判苏联的‘奖金挂帅’和南斯拉夫的‘市场经济’中发展我们的‘政治挂帅’、忽视经济规律、忽视发展生产力的，也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从支持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搞个人谜信而又转到提倡个人谜信的，林彪、康生、‘四人帮’利用这一点大售其奸。”2
六、由反美到联美
上面谈到了毛泽东由亲苏转到反苏这一段，下面再说一下毛泽东从反美转到联美的情况。
原来在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以后，中国首先就指桑骂愧，借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头面人物陶里亚蒂（意共领袖）和铁托（南共领袖）不能坚持原则（首先是批判他们不尊重苏共领导），到直接批判苏共修正主义。苏联的第一个罪状就是反对美帝不力甚至美化美帝而援助穷国反对美帝不够，然后逐步加温，从称苏联为大国沙文主义到社会帝国主义，从批苏共为老子党到称接赫鲁晓夫班的勃列日涅夫为新沙皇，慢慢地苏联党从同美国一样坏而成为比美国还要坏的世界人民第一号敌人。中苏敌意日益升高，竟至在1969年在中苏边境的珍宝岛真刀真枪地打了一仗。这时正处“文化大革命”高潮，而“文化大革命”又是为了阻止苏联式的“修正主义”在中国出现。全国人民对苏联修正主义的仇恨也煽动起来了，毛泽东也可能被疯狂的个人迷信烧昏了头脑。他就想，在“九大”之前，决定在中苏边境跟苏联打一场胜仗，以体现对苏联修正主义的胜利。对这件事，张戎的书上有这样一段：
中苏边境长达七干公里，自双方交恶后摩擦不断。毛选择打仗的地方是乌苏里江上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叫珍宝岛。这个地点选得很妙，因为珍宝岛位於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靠中国一侧，苏联对该岛的主权要求没什么理由。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中方用经过专门训练的部队伏击了苏联巡逻队，打死三十二名苏联军人，中方的伤亡也在五十到一百人之间。苏联立即运来重炮和坦克，在十四日深夜打响了一场大得多的战争，苏联导弹射入中国领土二十公里。死亡人数苏联是六十，中国八百。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照片专家说，乌苏里江的中国一岸“被苏联大炮轰得密密麻麻尽是弹坑，好似月亮的表面”。苏联人显然是认了真了。
苏联反击之狠使毛泽东吃了一惊。他担心苏联会入侵，在上层内部讲到苏联“打进来”的可能性。他立即下令“不要打了”。就连苏军随後对珍宝岛进行狂轰滥炸，中方也没有反击。1
珍宝岛这场仗一打，原签定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彻底撕毁,中苏之间的什么“牢不可破的团结”，已经荡然无存。苏联的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为首的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
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这样,中国方面自然就知道了。
二是美国以强硬语言告诉苏联,如果苏联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美国将准备对苏联本土134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进行核打击。
这一下把苏联镇住了。中国面临的核危机，在尼克松送给的核保护伞下化险为夷。
他（注：指尼克松）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发表，守秘密呀。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也行，当做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2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对外政策变化的这种随意性和无原则性真是近于荒唐。为什么呢？因为这时毛泽东正全力以赴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他看来，“修正主义”是最大的危险，因此“反修、防修”是头等大事。相比之下，美帝国主义倒成了次要的敌人。因此他宁可暂时与美国联合，以反对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
在中美两国关系改善的形势下，中国同追随美国行事的前敌国日本和德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也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驱逐了国民党的代表而取得了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现在回过头来看，真是有些奇怪的事，从新中国成立伊始就高调反对美帝国主义，前不久还在吹嘘要消灭帝国主义，要在“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怎么才这几天就去跟帝国主义头子美国总统尼克松拥抱了呢？泱泱中国，当时的八亿中国人民，被这英明领袖引领着时而对苏联亲密无间，时而又向仇视了几十年的美帝国主义握手言欢，这叫个什么事呢？这要从出尔反尔，翻云覆雨是常态的毛泽东去看，也就不足为奇了。
31、从鼓吹民主到实行独裁
解放前，共产党的势力还不大，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曾为争取民主自由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毛泽东发表了许多讲民主自由的言论，符合整个世界历史的潮流，具有时代的进步性，并由此团结了党内外众多的民族精英和广大群众，形成了巨大的力量，推翻了独裁的国民党政府，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人民的民主政权。本应该实行如他向国民党所要求的、向人民所许诺的真正的民主自由了，可是毛泽东翻脸不认人、背信弃义，把当年鼓吹的民主自由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扔到一边，对同他当年一样讲民主自由的党内外人士，统统打成右派或修正主义予以专政，毫无愧疚地大搞独裁。
毛泽东发表的有关讲民主自由的言论
早在1933年1月，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宣言，其中提出和任何武装部队停战合作共同抗日的条件之一，就是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在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为了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国内民主是不行的。他提出两条要求：“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发展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收复失地的胜利。”1他还认为，“争取这一任务的某种最低限度的完成，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都包括在内。”2。在阐述抗日和民主的关系时，他又说：“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同抗日与和平、民主与和平互为条件一样，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的条件。”3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说：“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主要的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把独立和民主结合起来，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了。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4
“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以及抗战七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这一点。”。5
1944年7月，毛泽东与美国谢伟思等人谈话，鼓励美国人民发挥影响，宣传民主思想。他说：“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的影响，我们欢迎它。美国人发挥美国影响其方法是多谈美国的理想。在中国或美国，每一个美国官员见任何中国官员时，可以谈论民主。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1
1945年，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又提出了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制定一个民主的共同纲领，以便动员和统一中国的抗日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毛泽东还针对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专政制度”，特别阐明“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形态和政府形态。”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在“人民的自由”一节中说：“这种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将转过来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巩固联合政府的基础，然后才有可能，在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之后，在全部国土上进行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产生民主的国民大会，成立统一的正式的联合政府。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的民选的政府。难道还不清楚么？”。他还强调“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他有力地痛斥蒋介石是“背叛孙先生的不肖子孙，不是唤起民众，而是压迫民众，将民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权利剥夺得干干净净。”2
1949年9月，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的代表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次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这是一部人民民主的建国纲领，也是当时的临时大宪章。《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性质和任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
民主很快被抛弃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1
这段话是讲对人民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可是后来的实践，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在这个讲话时，民族资产阶级还包括在人民之内的。到1952年毛泽东就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21953年毛泽东又提出：“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3这才几年？民族资产阶级就从朋友成为敌人了。以后一般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上升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中相当于大的一部分精英被打成右派予以专政，再后，就连革命元勋也被当成“走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予以打倒、专政。毛泽东以前讲的自由民主、人民民主，在他去世前的27年中还有一点综影么？
新中国成立，按《共同纲领》行事，本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可是不久，《共同纲领》就被毛泽东抛在一边，他背弃了自己不久前正确立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向人民许诺的人民民主制度。当年他鼓吹的自由民主，突然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东西了。谁再要求实行民主，不但不允许，还要批判，予以专政。
对民主和专政，毛泽东自有一套“理论”。这一套“理论”，有以下特点。
第一，民主的性质变了，民主的灵魂也就被阉割了。当年在跟国民党蒋介石作斗争的时候，毛泽东要争取的民主显然是作为一种目的、作为要建立的制度，而不是一种方法和手段。譬如，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说的“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一句中“民主”，只能是指的要建立一种制度，且作为目的来追求的。在前面引用的《解放日报》（
当年全社会高唱的一首歌《团结就是力量》中，有一句歌词：“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这里不是明明白白地说民主是一种“制度”吗？可是当他掌权后，民主的性质就变了，再不是一种目的和制度了，而仅仅是一种方法。他说：“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身上，看干什么事情。”4在他看来，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三反”中斗争资产阶级，群众到英国驻华代办处去示威，就是民主，或者叫“大民主”。另一方面，他所讲的这种“民主”，只有他才可以用，人民却不能用，人民一旦要使用宪法所赋予的民主权利，他就要实行专政。他说：“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5这说明，在毛泽东看来，民主不仅是一种方法，而且还资产阶级的东西，“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在他的治下，谁还要实行或坚持他当年提倡的民主，谁就是“西方资产阶级”“那一套”了，那就决不允许了，就要予以专政、制裁、独裁了。毛泽东以前讲过，人民政权建立后“它将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注：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还找得到一点影子么？
还可以找一证据，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时，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亲眼看到的多了，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大凡初时艰难困苦，死里求生，所以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既而环境好转，精神也就渐渐放松下来了。历时长久，就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因此，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对此，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里说的“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显然，是说要建立民主制度，以保障人民具有批评、监督政府的权利，即是本来意义上的民主，也就是指一种国家制度，而不是什么方法和手段。而且，也只有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有了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人民才能有效地监督政府。从这一点来说，在毛泽东执政的27年中根本没有做到，他也没有想做到。由于这一谬说的影响，至今50多年来也没有做到。
第二，“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就等于专政，或者说专政就是“大民主”。毛泽东说：“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他们很害怕：如果搞大民主，民主党派就被消灭了，就不能长期共存了。教授是不是喜欢大民主？也难说，我看他们有所警惕，也怕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你要搞资产阶级的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选。把大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一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1“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2这里说得更加露骨，他可以任意利用“大民主”作为一种专政手段，任意地去整治民主党派和教授，而人民要行使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向共产党和政府提点意见，就给你扣上“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的罪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人民享用的民主，随时都可以被剥夺，人民随时都可以被打成敌人。新中国建立不久，在整胡风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一篇批判胡风题为《驳“舆论一律”》的文章，对他在《论人民主专政》的基本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一方面重申对敌人实行专政，另一方面又对人民实行广泛的民主。其一，“这是确实的，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一个社会，无论何时，总有先进和落后两种人们、两种意见矛盾地存在着和斗争着，总是先进的意见克服落后的意见，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其二，“在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其三，“我们在人民内部，反对强迫命令方法，坚持民主说服方法，那里的空气应当是自由的，‘强迫人’是错误的。”3这里，他虽然说了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但在毛泽东眼里，“人民”是随时都可能变成“敌人”的，也就是说，仅凭毛泽东的意志，只要不合他的意，被他看成了“敌人”，不管你是人民内部，或者党的内部甚至党的高层领导内部，不仅一般的人民，甚至是朋友、同事、亲密战友，随时都可以打成“敌人”予专政、独裁。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根本没有道理地把不仅是人民，而且是人民代表的胡风，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头子的。这和他文章中所说的对人民实行民主的那一大套讲法，完全背道而驰了。以后就更是变本加厉，一切与他意见不一，或是他看不惯、听不顺的意见，都冠以反马克思主义、右派、右倾、修正主义等帽子，予以批判、挞伐、打倒、专政。只有他手里才有马克思主义，无论他怎么说，今天这样说，明天又完全相反的那样说，都是“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被全党奉为“最高指示”，任何人不得异议，否则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这样的事例，在他执政的27年中，何止成千上万！
刘少奇根据《共同纲领》提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遭到毛泽东的批判。
梁漱溟为贫困的农民向他提了一点意见，遭到毛泽东一顿痛斥。
冯雪峰因为没有在《文艺报》刊登两个青年评论《红楼梦》研究的文章而检讨，毛泽东批评他反马克思主义。
胡风对文艺界的问题写了份意见书，毛泽东凭胡风的私人信件，打出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
邓子恢在合作化的进度问题上，主张慢一点、稳一点，不合他的意，遭到毛泽东的批判。
周恩来等提出反“冒进”，毛泽东则要反“反‘冒进’”，说周恩来离右派只差
1957年发动反“右派”斗争，把民主党派头面人物、我党多年的朋友，众多的学者、专家、教授、青年学生，因响应他号召在“帮助党整风”的“鸣放”中，谈了一些意见，而打成右派，即反革命派，人数多达55万，占当时知识分子人数的10%。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功勋卓著、名声显赫的彭德怀元帅为“大跃进”中的问题写了一份意见书，被毛泽东打成“反党集团”头子。
到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独裁达到登峰造极，除了他和林彪、江青等极少数人外，从中央领导人到基层组织负责人，几乎全都被打倒、打瘫痪了。受国家宪法保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刘少奇居然被打成了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内奸、工贼”！且人身安全都没有保证，被残酷迫害致死。刘少奇以下谁还能跑脱？于是邓小平、陶铸、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彭德怀、贺龙、罗瑞卿等一大批中央党政军领导人、大批各级领导干部、广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各界知识分子遭到迫害，被迫害致死的数以万计，受到冲击的人达到一亿以上。
新中国成立后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27年，就是大致这样从逐渐加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到他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个人独裁，最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封建法西斯专政。
当年毛泽东痛斥蒋介石是“背叛
李慎之说，1949年以后，“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论与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中国传统的专制变成了极权主义。”2
毛泽东根本就没有实行民主的诚意
当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还处于弱势时，亟需广交朋友，得到支持，所以通过党掌握的舆论工具——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等，不断地发出民主、自由的呼号，1945年9月，毛泽东初到重庆，即在回答路透社记者的书面提问时明确提出，他们的目标是“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多么美丽动人的口号，各民主党派、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都信以为真，纷纷投向共产党。数十年后，在经过了无数的浩劫之后，当人们蓦然回首，当年鼓吹民主自由的许诺全是空话，实行独裁专制比蒋介石有过之无不及。
这是怎么回事？从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当年鼓吹的民主自由是假的；而从当年毛泽东在其他场合讲的话证明，毛泽东压根儿就没有实行民主自由的诚意。
1943年4月，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在抗日根据地一次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中强调要进行“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教育，毛泽东恼羞成怒，于
你在两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的意见列下: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为着增进人类互助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信及其他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其实现在各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于某部分人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与过于限制，故中央在去年十一月曾发布关于宽大政策的解释，强调镇压反动分子之必要，你在谈话中没有采取此种方针。又如在现在各根据地上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利，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说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亦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1
这一文献充分说明，早在1943年以前，毛泽东对民主、自由就没有一点儿兴趣，只不过要把民主、自由完全当成广告来宣传罢了。到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报告中明确说，“开国以后，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2
从40年代决定跟毛泽东合作的那一刻起，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章乃器等人的命运，早已注定成为共产党的斗争对象，迟早都是死路一条。这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他们也许曾看到斯大林那套无产阶级专政的残暴，却没有想到毛泽东也是如出一辙。当自己被打翻在地时才醒悟过来，原来毛泽东打出的那些民主旗号，从来都是只一种策略、权谋、招术，并无丝毫的实行诚意。其实，早在1948年，章伯钧就曾说过：“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流氓”。4应该说，这还是有点认识的，但疏于防范，最后也难免遭劫难。
李慎之的评说
对于毛泽东由鼓吹、追求民主到自己大搞独裁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国社会科学界的著名学者李慎之有一段评说，十分中肯、切贴、深刻得鞭辟入里。这里，把新华社资深记者戴煌在悼念李慎之文章中的一段摘引如下。
“这是一位最不讲诚信、最善于‘与时俱进’的特大政治骗子。”“日寇投降后，我又直接参加了重庆新华日报的工作。我亲眼目睹我们党和我们的领导人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几乎整天价高呼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反对他们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口号，极其强烈地争自由、要民主。这一切，当时是很得人心的。可是，等人家出力不等地帮我们打下了江山我们又如何？‘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比国民党和蒋介石大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但如此，就是对自己人。其中包括自己最最亲密并且是开国元勋的战友，毛老头儿又如何？这就无须—一细说了。”慎之兄的结论是：古今中外几千年，除了最无耻、最残忍、最不讲信誉的特大
接着，他用马克思的话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极其痛心的现象。马克思的这几句话是：“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与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1956年版第414页）
这句话，是马克思1843年5月旅途中到达科隆时，给其共同编辑《德法年鉴》的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所言。在这封信件中，马克思对封建专制制度作了极其深刻尖锐的剖析。他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而这个原则比其他很多原则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单是一个原则，而且还有事实。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以上均见同书411页）“事实上，在普鲁士，国王就是整个制度：在那里，国王是唯一的政治人物。总之，一切制度都由他一个人决定。”“至于要前进，那末只有丢下这个世界的基础，过渡到民主的人类世界。”“老国王（指威廉三世）没有什么奢望，他是一个庸人，并且毫不以聪明自居。他觉得，奴仆的国家和统治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只是安安静静、平平淡淡的生活。”（以上见412页）“在原有的基础上消灭庸人国家的企图没有实现，它的经过情形就是这样，结果它向全世界清清楚楚地证明：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受难的人在思考，在思考的人又横遭压迫，这些人的存在必然会使那些饱食终日、醉生梦死的庸俗动物世界坐卧不安的。”（以上见413—414页）
这封信，所针对的批判对象只是普鲁士帝国，“但对于身披共产主义外衣的权欲野心家们也完全适用。你看看老人家晚年的新中国，是不是与马克思所批判的普鲁士帝国的这种状况几乎一模一样？”1
为了印证李慎之的灼见不虚，还可回顾一下毛泽东自己的说法。
刘少奇之子刘源在一篇文章中说，毛泽东在“政治上，则是晚年淋漓尽致的表现所证实的，帝王君主式个人专断加无产阶级专政（孤家寡人）。”4
学者王康在一篇题为《一钱不值，使我厌恶的东西》的文章中，对毛泽东自比“马克思加秦始皇”，有一段议论，值得摘录如下：
马克思与毛泽东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马克思如果地下有知，听说在他去世十年后出生的中国湖南一名农民把他的学说概括为“造反有理”，看到这名
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再三指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与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不是从学理，而是从最基本的人类感情和文明底线上，马克思对专制制度充满难以掩饰的厌恶：“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难道还需用任何说辞否定文革对中国人的兽性的轻视和作贱吗？难道文革和毛泽东自己一手导演的“造神运动”不正是马克思所深恶痛绝的专制兽性的狂欢表演吗？！
于是，中国人终于领悟到了什么是以最最最革命的形式来实现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暴最烈、最黑暗、最野蛮的专制主义；终于经历了秦始皇以来，中国第二次历史性的中断、变形和倒退。中国传统专制终于发展成了现代极权主义。
于是，中国人终于看清了一个历史怪兽的真面目：如果说秦始皇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集大成者；毛泽东则是中国现代专制主义与半西方俄国专制主义杂交的集大成者；终于明白，只有这种现代专制主义集大成者才具有将中华文化几乎摧毁殆尽，将中华民族几乎推到绝境那样一种不可思议的毁灭性力量。
毛泽东曾备受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冷落、排斥和挖苦，以毛的性格，他完全有理由拥护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揭露，参予对斯大林的“鞭尸”，真正汲取斯大林的教训，完全有可能在中国推行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但中国专制主义对毛泽东的毒害实在太深，斯大林对毛泽东的吸引力实在太大，毛泽东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斯大林那样的人物，斯大林最高的头衔是“进步人类的伟大领袖”，这正是毛泽东晚年追求的目标。
毛泽东超过斯大林的地方，在于他敢于且能够公开地（当然有长期的秘密筹谋与策动）、广泛地（当然经过精心组织和周密安排）、反复地（不同时期、不同人群可以作为不同目的工具）发动人民群众、尤其青年学生进行长时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调动一切宣传工具和意识形态武器维护并强化绝对权力，把斯大林主义的秘密性质发展到毛泽东思想“无法无天”的高度和广度。
应当承认，这是毛泽东留给历史的最“天才”的发明，他超逾斯大林的最独特的遗产。
……
秦始皇+斯大林+长时间、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神运动”的“神圣三位一体”，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极端“厌恶”、必欲弃若敝履的“一钱不值的东西”，这就是“跳蚤”长成“龙卵”的变形方程式。
……
顺便说一句，即使毛泽东对从1949到1966年“十七年”间的社会制度持否定立场（这套制度不是主要由他缔造的吗？），即使这个制度充斥着新的不平等、官僚专横，即使这个制度在不到二十年和平时期内已经使中国社会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惨痛史实已经使这个制度难以为继（这笔代价和教训主要始作俑者不正是毛泽东本人吗？），毛泽东用“造神运动”和绝对个人独裁方式来“砸碎”它，也是更严重的倒退，是更黑暗、更专制、更反动的倒退。个人独裁
毛泽东不满足于把自己当作马克思的学生之一，而自称东方马克思，实在太缺乏自知之明。除了厚颜无耻外，还暴露出毛泽东的一个隐忧，斯大林太臭名昭著，与之为伍实在不智。但斯大林至少有两点是毛泽东永远望尘莫及的：他领导了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制止了法西斯瘟疫在东方的蔓延；苏联用三十余年完成了西方二百年间才完成的工业化，——哪怕代价极高。毛泽东除了“内战内行”外，对中国在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毫无任何建树，——除了折腾和破坏。还有一点，妻子娜佳自杀身亡后，斯大林一直鳏居，而毛泽东的私生活一直靡乱不堪。毛泽东的一生、尤其登上权力顶峰的二十七年间，与斯大林何其相似乃尔！斯大林是毛泽东的恩师和资本，毛泽东是斯大林的弟子和利息。
对于发誓要“风流”到死的毛泽东，有这种历史地位，应该知足了。1
这些都说明，毛泽东从早先追求民主，到后来背叛了民主；或者说，以前他所鼓吹的民主，根本就是幌子，从来就没有想要付诸实践。所以他大言不惭地以秦始皇自居，成为专制独裁的封建帝王了。
这部书稿在二00三年已经基本完成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本与主旋律不合拍甚至是唱反调的书是不可能在今日大陆出版的，那就只好搁着留给后人吧了。我本来也没有想到要急于出版，到是想，我书中所有的资料都是从大陆公开出版物上收集到的，书中涉及的各个问题，如果有内部资料解密或能从海外有关论著中获得一些我不曾了解的资料，再根据这些对原书稿作些充实或修改，那不是更好吗？
二00四年我到美国探亲，在那里有机会看到一些我不曾见过的资料，还由于作者锐敏的眼光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和分析，对我启发很大，使我的眼界大开。
到现在又四年过去了，而我的年龄也古稀过八，向八十靠近，以后的身体和精力状况如何，很难逆料，且在此告一段落。
本书得以写出来，得感谢支持和鼓励我的一些朋友和革命前辈，特别是我们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十分敬仰的李锐老为本书作序，更是给以我很大的鼓舞。我再次向他表示敬意。为了不为朋友们带去麻烦，支持我写此书的朋友们的名字，就不写上了，但是将永远记在我的心里。
附录：
迄今为止，官方对毛泽东的宣传，还在继续造神，继续说谎，毛泽东犯下的严重错误和罪行，还在被掩盖，继续蒙骗人民群众。本书本着还历史真面目为指导，与当局目前公开的宣传调子完全不同，当然不会得到官方的认可。但是，历史真象是任何人也掩盖不了，更是改变不了的。历史真相总是要被揭露的，只不过是时间的迟早而已。为此，录下邓小平、胡锦涛的讲话为证。
20多年前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没有对毛泽东做出科学的全面评价，许多老同志对毛泽东所做的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评价的意见并没有写进决议，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后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重新评价毛泽东有一些重要的讲话，是值得认真贯彻的。据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透露：
“邓小平
在邓小平作了关于若干年后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一生功过，要做出科学、全面评价的讲话后，江泽民在会上提出，对邓小平同志这一谈话纪要及其他同志的发言纪要，作为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议题存案。在会上曾举手表决，一致通过。“
“胡锦涛2004年7月与万里谈话时说：
‘当年中央政治局和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决议是存在的，我个人是理解的，迟早要解决好的。这是建国后很主要的政治问题、党的组织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或许能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处理好。当前工作千头万绪，待解决的问题、矛盾较多，如能在较平和的政治气氛、环境下解决对毛泽东的一生的评价，就能有较大的共识。“(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Ⅵ页，香港书作坊，2007年7月初版)
以上摘自《胡绩伟谈胡锦涛》（姚监复记录/整理）
载新世纪NewCenturyNet 2008年1月30日星期三
参考书目
1
蔡铭泽：《开国第一场风波——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载邱石编《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第三卷上，第41页）
历史选编：《秘书江青》，载《作家天地》1997年第7期第77-80页。
张经济：《孙瑜编导〈武训传〉的遭遇》，载《世纪》2001年第2期第44-47页。
袁晓鹰：《历史的错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王光美刘源等著：《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同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116页
2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胡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1期。
王光美刘源：《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
3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版，第107-115页）。
阎秉华：《我所知的中共诤友梁漱溟》，载《炎黄春秋》2001年第4期第34页）。
吴江：《一位很值得纪念和研究的人物——新儒家事功主义者梁漱溟》，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9期第25页）。
郑笛：《一代直声梁漱溟》，载《世纪》2000年第4期。
4
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载安哲主编的《创世纪荒诞》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44-86页。
戴知贤：《三十万言向党中央上书陈词——胡风案件始末》，载邱石编《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实录》第二卷上，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140页。
晓风：《胡风的私人信件如何成了罪证》，《百年潮》1998年第4期第51-57页。
郭道晖：《从人治走向法治——五十年来我国法制建设的曲折经历》，《百年潮》1999年第7期第17-25页。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57-162页。
贾植芳胡钧：《贾植芳胡钧谈胡风》，《世纪》2000年第1期第18-21页。
徐焰：《胡风再度平反雪沉冤》，《北京青年报》
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631-632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158、211页。
王光美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26页。
6
清华大学《学习资料》（1957-1961）第241页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667-668页
辛平：《错误批判马寅初的前前后后》，载杜导正廖盖隆主编《历史谜案揭秘》，海南出版社198年版第105-127页。
杜亚军：《真理的命运——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载邱石编：《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实录》第二卷上，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234-249页。
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53页。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杜1996年版，版168页。
孙琴安：《毛泽东与文人》，香港明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55—56页。
吴跃农：《邵力子疾呼计划生育受挫》，载《炎黄春秋》2002年第4期第48-51页。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38章。
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19页。
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
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1期第9页。
黎澍：《毛泽东与“百家争呜”》，《书林》1989年第二期，《新华文摘》1989年第5期第38页。
晋夫：《“文革”前十年的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
朱地：《1957年：大转弯之谜——整风反右实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杜导正：《牢记“反右派”斗争那段历史》，《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第26-27页。
汪澍白：《对两类矛盾学说演变过程的考察》，《炎黄春秋》2003年第2期第1-5页。
8
余广人：《冯雪峰：为毛泽东和鲁迅相知架桥》，载《百年潮》2001年第9期。
孙琴安：《冯雪峰早年与毛泽东交谊颇深》、《毛泽东冷漠冯雪峰》，载《毛泽东与文人》，明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205-210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8页。
9
孙琴安：《毛泽东与文人》明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224-236页。
李之琏：《丁、陈“反党集团”案的内情》，载邱石编《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实录》第二卷上第209-233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3页。
与我七十年》，见《北京青年报》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3月第一版，第669页。
钟沛璋：《鲁迅假若活在1957年》，《炎黄春秋》2002年第7期第7-10页。
李慎之：《回归五四学习民主——给舒芜谈鲁迅、胡适和启蒙的信》，《李慎之文集》139-140页。
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炎黄春秋》2002年第12期第11页。
1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月版。
《张闻天文集》四，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7月版。
《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9月版。
张树德：《跟着真理走：毛泽东与张闻天》，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1月版。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
闻集：《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抗争》，《炎黄春秋》2000年第12期第14-19页。
顾保孜编著：《中南海人物春秋》（上）第二十一章《“开明君主”张闻天》，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416-－436页。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坊2007年7月版。
1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三十二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1070-1104页）
《毛泽东传》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8-1258页。
12
《毛泽东传》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8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三十二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1097-1104页）
13
据晋夫：《文革前十年的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
许人俊：《在农村工作大论争中求实直言的邓子恢》，载《炎黄春秋》1996年第8期。
14
水静：《“刮单干风”的曾希圣沉浮记》，载杜导正、廖盖隆主编：《历史谜案揭秘》，南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89-104页。
江鲲池：《曾希圣：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百年潮》2000年第9期第31-37页。
宋晓梦：《李锐其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114、115页。
徐恒足：《曾希圣和“包产到户”》，《南方周末》
李凌：《毛泽东对‘包产到户’的态度》，《南方周末》
15
陈小雅：《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及行为、心理分析》下册，香港明镜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第589-593页。）
黄瑶：《林彪迫害罗瑞卿的阴谋纪实》，载杜导正廖盖隆主编《历史谜案揭密》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75-201、183-184页。
顾保孜编著：《中南海人物春秋》第二十二章《“铁骨”立地罗瑞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437-451页。
大鹰：《罗瑞卿将军蒙难记》，载顾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第1集，华夏出版社1985年版第326-369页。
点点：《笑容——谨以此献给亲爱的爸爸》，载顾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第1集，华夏出版社1985年版第370-383页。
王年一、何蜀、陈昭：《林彪与文革中诸多重大事件的关系》，载《多维时报》2004年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47章。
16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8-389、409页
17
晋夫：《“文革”前十年的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1版。
穆欣：《〈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75页。
苏双碧：《关于吴晗问题性质的高层争论》，载《炎黄春秋》1997年第5期第28一37页。
襄石：《“文化大革命”导火索——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载邱石编：《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实录》第二卷下，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559-584页。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2007年7月初版。
18
晋夫：《“文革”前十年的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1版。
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
苏双碧：《关于吴晗问题性质的高层争论》，载《炎黄春秋》1997年第5期第28一37页。
林默涵：《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载《百年潮》1998年第4期。
龚育之：《〈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载《百年潮》1998年第3、4期。
李普：《江青·女皇·卒子》，《同舟共济》1998年第四期。
19
张承先：《“文革”初期的北大工作组》，载《百年期》1998年第5期第31页。
穆欣：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一3O6页。
《毛泽东传》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3—1431页
20
薄一波：《在北平草岚子监狱的斗争——兼答1936年出狱的经过》，载《学习》1993年第2期。
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105页。
何载：《冤假错案是这样平反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54、47页。
丁抒：《从批判“走资派”到揪“叛徒”》，载《思想的境界》2004年8月）。
21
曹英：《毛、刘分歧与“文革”的发动》，载《炎黄春秋》1998年第11期第22－27页。
王光美、刘源：《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
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央党史出版社1994年4月版。
贾兰勋：《贴身卫士忆少奇蒙难》，载《百年潮》2000年第1、2期。
叶永烈：《刘少奇与毛泽东》远方出版社2003年版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44章。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2007年7月初版。
22
余世诚著：《邓小平与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史稿》第四篇《风波又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359-462页。
晋夫：《“文革”前十年的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
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华文出版社2002年5月版。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509-1599页）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256-356页
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749=878页
丁凯文：《读〈吴法宪回忆录〉》，载电子杂志，《议报》第293期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１９７６页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77年11月版
王年一、何蜀、陈昭：《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载电子杂志《新世纪》
叶永烈：《陈伯达传》北京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３年12月版
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5月版
李文普《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１９９９年第２期１３页
24
薛明：《向党和人民的报告——忆贺龙同志遭受迫害的那些日日夜》，载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第一集，华夏出版社1986年版第130-161页。
杨金路江海洋：《贺龙被害内幕》，载袁浩等编《统帅部的斗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180页。
顾保孜编著：《中南海人物春秋》第八章《倒在暗箭下的贺龙》，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191-203页。
张嵩山：《一个中央专案组组长的忏悔》，载邱石编：《共和国重大决策前后》第三卷下，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版第489-525页。
钱纲：《二月兵变真相》载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第二集，华夏出版社1986年版第49-51页。
王年一、何蜀、陈昭：《林彪与文革中诸多重大事件的关系》，载《多维时报》
25
孙克悠：《让史实评说》，载《人民日报》20
孙琴安：《毛泽东怀念瞿秋白》，载《毛泽东与文人》，香港明报出版社l992年版第157-159页。
陈铁健：《瞿秋白案复查纪事》，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5期第38-39页。
林勃：《瞿秋白〈多余的话〉并非多余》载杜导正、廖盖隆编《历史谜案揭秘》，南海出版社1998年版。
陆立之：《〈多余的话〉的历史真实》载杜导正、廖盖隆编《历史谜案揭秘》，南海出版社1998年版。
26
《杨尚昆回忆录》第十章，转引自《百年潮》2001年第9期第14页。
薄一波：《关于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224页。
北大党史校史研究室党史组：《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大字报”》，载《百年潮》2001年第9期第32-38页。
印红标：《“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载《百年潮》1999年第7期第35-40页）
钱钢：《“二月兵变”真相》，载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2，华夏出版社1986年版，第49-51页。
杨金路、江海洋：《贺龙被害内幕》，戴袁浩等编：《统帅部的斗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45-180页。
王海光：《世纪的沉冤——“打倒刘少奇运动”始末》，载邱石编《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第三卷下，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439-484页。
东方震：《刘少奇“文革”蒙难记》，载袁浩等编：《八载秦梦城》，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50-314页。
顾保孜编著：《中南海人物春秋》上第三章《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之死》，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94-113页。
魏敬民：《“六十一人叛徒案”平反始末》，载《百年潮》2003年第1期；《文摘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闻炳：《一桩哲学罪案——对杨献珍及“合二而一”论的批判》，载邱石编：《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实录》第二卷下，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552-545页。
杨欣：《杨献珍蒙冤20年纪实》，载袁浩等编：《八载秦城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592-607页。
纪希晨：《“二月逆流”始末记》，载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2），
华夏出版社1986年版，第52-87页。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第十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220-241页。
陈麟章金石：《大奸似忠——剥开康生的画皮》，载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2），华夏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204-215页。
林青山：《康生顶盛时期的颤栗》，载袁浩等主编：《千秋功罪》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436-467页。
27：
荣晨铁缨杨柳：《评说毛泽东》，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
冯建辉：《关于个人崇拜的历史思考》，《炎黄春秋》1999年第7期。
冯建辉：《林彪与个人崇拜》，《炎黄春秋》1999年第10期。
余广人：《庐山会议四十周年感言》，《炎黄春秋》1999年第8期。
李锐：《如何看待毛泽东——哈佛大学2003年举行的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载李普、丁东主编《大哉李锐》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3月版第471页
林蕴晖：《中国六十年代造神运动的起源》，载《党史博览》2005年11期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子书坊2007年7月版159页。
28
余广人冀一兵：《知识分子属性认定的艰难历程》，载《炎黄春秋》2002年第1期第3-9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二十章《向科学进军的两项重大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赵淮清：《“文革”中文化界逝者的风骨》，《炎黄春秋》2002年第二期第12-18页。
李普：《评北京大学那最无光的一页——读季羡林〈牛棚杂忆〉书后》，《炎黄春秋》2002年第10期第33-34页）。
金石开编著：《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大地出版社，1993年版
金春明：《“文化在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9
李慎之：《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2002年3月在南京某大学的报告）
林蕴晖：《“就是一边倒”——建国初期对外关系的政治方针》，《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实录》第二卷上，邱石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42-84页。
伍修权：《“中国将是未来世界革命中心”——六十年代国际共运大论战的台前幕后》，邱石编：《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实录》第二卷下，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546-558页。
沈志华：《论中国出兵朝鲜战争决策的是非和得失》，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10月号
海潮：《共产主义反思录》，下载于《北国之春》网站，
《关于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版
30
顾保孜：《中南海人物春秋》上第十六章《江青十年“女皇”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
罗斯·特里尔：《江青正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晋夫：《“文革”前十年的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
历史选编：《秘书江青》，载《作家天地》1997年第5期。
罗冰：《姚文元写毛泽东内幕》，争鸣杂志2003年12月号。
余汝信：《与戚本禹面对面》，《新世纪》
香港《动向》杂志二00四年五月号。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子书坊2007年7月版745页。
《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31
胡绩伟：《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跨入新世纪的感言》，《星岛日报》
王若水：《整风压倒民主——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
李慎之：《革命压倒民主——〈历史的先声〉（港版）序》。
戴煌：《永念慎之兄》2003年5月10日至24日，载《怀念李慎之》燕京大学校友会编2003年5月出版，第83-85页。
王康：《“一钱不值，使我厌恶的东西”》，电子杂志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