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都女皇

1971 年夏，在坚持了二十多年的“不承认”原则之后，中美关系开始发生戏剧性的转变，由此也引发了我意想不到的中国之行。“不承认”原则源于我们“冷战”期间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从中共方面看，是美国政府自己找上门来的。在这一奇怪的时刻，源于“现实政治”的原理，我们原来对中国所持的对立立场，开始转为急于与之进行对话。紧接着基辛格国务卿与周恩来总理的秘密会晤之后的是尼克松总统大肆招摇的北京之行。

革命中国的领导者们能把八亿多人的力量团结起来，以对抗那些过去曾经统治过他们的外部势力。对他们的成绩，我们不能不表示钦佩。同时出于某种政治上的原因，我们又要与他们对抗。现在，当人们从电视上看着这场历史性会面的镜头时，不禁要问：我们原来那种含糊而又奇怪的政策，是否应该重新考虑一下了？

变化之快，是出人意料的。同年秋季，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在联合国的席位，而中国人颇具技巧的文化外交之手也触到了美国。我们有许多人都迫不急待地想亲身体验一下“真正的”中国。我没像我的许多同事那样，匆匆忙忙地跑到渥太华的中国使馆，申请前往中国的签证。

机遇和一时冲动改变了我的旁观立场。1971 年秋末，我照常到纽约参加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现代中国”研讨会。那晚我住进了简朴的罗斯福饭店。第二天早饭后，当我正在饭店的大厅里浏览《纽约时报》时，一些人排着整齐的队伍从我面前走过，他们目不斜视，留着短短的平头，身着立领海蓝色制服。这些人立刻吸引了我的视线。他们无疑正是新近到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这些人暂时在十四层下榻，而与他们居于同一层檐下的我，竟差点错失良机。

正好，我还有一点时间，于是便迅速跑进电梯，按了十四层。当时我的脑子里只是想着要去看看这些面孔严肃的北京使者们是否还保持着我五年前在台湾所了解到的那些饮食传统。他们也许正在大口吞咽着大饼油条——一种典型的华北早餐，说不定他们正在饭店的老式散热器上暖着他们的茶壶呢。

电梯口站着两位身材高大的警察和一名身着制服的侍者。“请说明您的身份”，一位警官对我说。我告诉了他。“你到这里干什么？”我正含糊其辞地向他解释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时，突然发现有一个身着睡衣的中国人，正好奇地从一扇门后探出头来张望。我用中国俗语向他打招呼：“你吃了吗？”并问他和他的伙伴们在这座美国城市里过得怎样。这个人警觉地抽身退了进去。一阵忙乱声之后，由门后走出一位身着短袖衫和肥裤子的瘦小男子。“我姓刘”，他很不自然地说，同时陪我进入一个小房间。落座后，他给我递烟上茶，用的都是中国货。我们夹杂着汉语、法语和英语礼貌地开始交谈。我们谈到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互换学生的可能(目前不太可能)，以及在中美人民之间寻找共同的思想意识的可能性。谈话很空洞。但双方都未使用批评的言辞。我们没有提到毛主席的名字。

当时我告辞出来时，这位刘先生用低而温和的语调邀请我改日再来。这时那位侍者紧随我的身后跳进电梯。在下楼时，他狡黠地对我说：“你以为我是个跑堂的，事实上我是个侦探。另外，我还是一名约翰.西大学的学生。如果您真像自己说的那样是一位教授——我对此尚有疑问——干吗不帮我改一改生态学的学期论文？”我没有理他，径直走到街上。走过几个行人稠密的街区以后，才最终摆脱了他，可他的话却一直萦绕在耳边。

这次出人意料的会面，使我意识到：共产党人有时也是很灵活的，他们并不完全像自己在宣传中所说的那么死板。而冷战的阴影和学者的单纯曾经使我完全忽略了这一点。

几周以后，当我为了学术上的事再次来到纽约时，中国人已搬到西六十六街的另一家旅馆去了。在那里他们开始卓有成效地改变他们在持有偏见的美国人心目中的印象。我正好有几个小时的空闲时间，于是决定再拜访他们一次。可这回就不像上次那样容易了，我打了大约二十个电话才联系妥，其中有一次是把电话错打到了“中华民国(台湾)驻美联络处”(正准备撤回)，一个狂怒的男子在电话中对我吼道：“共匪们不住这儿！”

不久，我见到了刘先生的一位助手何理良女士，她是代表团的顾问，还是代表团团长黄华大使的夫人，而黄华在数年内一直是在国外任职的中国人中职衔最高的。何女士那天下午抽时间会见了我。我们用汉语和法语(当时法语是她使用的主要外交语言)交谈，在场的还有代表团的二秘高良。高良显得活泼健谈，但她只说汉语。从谈话中可以看出，她们已通过自己的渠道，了解到我正准备出版一本以中国女权运动为题材的书，而正是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熟悉了许多现在已成为“老革命”的人在青年时候的斗争事迹。她们还得知，我是一套十六卷本的名为《红旗潮》的书的合编者之一，此书是一些革命者的回忆录摘集。其中有些人已在革命期间离世了。在评论这本书时，她们告诫我说，有些作者的思想是错误的。我曾经就毛泽东的早期作品写过一篇题为《毛泽东、妇女和五.四运动时期的自杀现象》的文章，她们对这个题名也感到难以理解。当时我们谈到妇女在社会革命巾的两极作用时，何理良教训我说，妇女只有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取得与男人平等的地位。wengewang.org 我顺便提到，我曾在亚洲和欧洲进行了两年研究，1967 年秋我回到了伯克利，在此期间我曾研读过一些有关江青的材料，对她抱有很大兴趣。这位原来名不见经传的毛夫人，忽然成了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并向那些老人以及他们的既定立场发起了猛攻。我不惜把手头的工作全部抛开，以便研究这个人的历史，这个题目在当时看来几乎难以完成。因为直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公开化之前，共产党的新闻界对她的个人经厉，以及她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一直是避而不谈的。这种隐讳，使得对这位执掌重权的中国妇女感到惊异的中国观察家们不得不进行臆测。

在纷纭众声中，也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中国绅士宣称了解这位复出的旧日明星，说她当初只是一个貌不惊人、也未曾引起轰动的演员，但却以脾气乖戾、性格孤僻而闻名。与此相应的还有人们可以想象的各种桃色新闻，似乎在她走上政坛的路上，满是电影明星的罗曼史和一颗破碎的心。这些消息的准确性及其价值都很令人怀疑。如果所有这些传闻的主人公是位大权在握的男人，情况又会如何？曾有六个星期的时间我专心研究这些材料，后来实在厌烦了，我便把它们放到了一边。直到我会见了传闻的主人公九个月之后，我才又重新想起这些东西。

何理良问我，如果她和高良为我给北京写封信，推荐我去中国研究革命妇女和文化，我是否愿意去？因为只有亲眼看看中国，亲口和人们交谈之后，我才能避开那种仅以外国图书馆中能找到的、错误的或不可信的材料为依据来写作的“学术”俗套。

我当然乐于接受这样的机会。不过我也没太把她的建议当真。几周以后，高良给我打电话，她的声音因激动而有些颤抖。“中国人民对外友协(这是当时中国政府用以与那些尚未与之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打交道的机构)已邀请我在当年夏天方便的时候，以个人身份访问中国。所有在中国的费用都由中方负责。”高良还告诉我，不必到渥太华申请签证，我只要把护照送去即可。

几天之后。中国。人民大会堂。

门打开来，江青一边快步向里走，一边向众人挥着手，带着居高临下的微笑。她握着我的手，以审视的目光注视着我。我们松开手之后，仍相互凝视着对方，似乎过了很漫长的一段时间——也许是两分钟，才开始交谈起来。

“你比我想象的要年轻”，她打量我说。

“可我实际并不年轻，”我说，希望她不会感到失望。

她笑着说，她上了年纪，快六十了。我没告诉她说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多了，因为从革命年代起，年龄就是一种资历的象征。

江青戴着一副褐色塑料边的眼镜，从一些照片里看，她似乎从六十年代初起，就戴着这副眼镜。她的保养的很好的皮肤，由于天气的炎热而微微泛光。她的鼻子和面颊，轮廓分明，跟毛泽东的有些相象。鼻子尖上和右嘴角的几粒雀斑，不仅不难看，反倒更显得增色。

站直了的话，她的身高有五点五英尺，她说自己的身材很高(大多数山东人身材都很高)。和我站在一起时，她要矮几寸，于是她抱怨说我占有了高跟鞋的便宜。她的身材很苗条，削肩细腰，举止显得十分轻柔端庄。她的手指纤细，恰如古代诗人所形容的“纤纤素手”。做手势时，她用手在空中划出弧形的线条。

她的衣着很保守——珠灰色的裤子，与之相配的束腰上衣，里面穿的是一件白色丝衬衣。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她也穿着塑料凉鞋；只是她的是白色的，这一点显得有些与众不同。与鞋相对应的是一只白色手提包。这些东西倒真像是属于美国的无产者文化。和邓颖超的一样，她的衣服式样、做工都要比普通人好多了。同时，她们的衣服在边角的地方都有些微的磨损。莫非她们就是把这当作无产者的象征？

那位不安地站在江青左首的人，就是姚文元。江青非常骄傲地向我介绍说，从文革初期阶段开始，姚文元一直是忠实于党的文化骨干。他中等身材，圆肩，宽宽的额头，正在谢顶，身著珠灰色上衣，布料很轻，是专为高级领导人准备的那种。所有在场的男士中，只有他一人戴着典型的工人帽，这种帽子是软的，帽舌很窄。她的脚上穿着一双闪亮的塑料鞋，不断地在两脚间变换着身体的重心。当别人谈话时，他不断地把帽子摘下又戴上。头一次见面，此人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举止随和，从未虚掷时光。他比江青要小十多岁，显然对她很敬畏，而且对后者的话题总能巧妙应答。

江青把大家引到一间接待室，我们就历史和文化的问题开始聊了起来，双方都极力地(或者说是自以为是的)要表示自己对对方的文化所知不少。一般的事情我们用中国的普通话交谈，但当谈到当晚的正题，即有关江青的过去生活、现在的工作以及各种见解时，则通过翻译来进行。担任翻译的，就是那天下午到我这里来的那两位令人敬畏的女士：徐尔维和沈若芸。就在这场活跃而又突出其来的谈话正进行得热烈的当口，我告诉江青，我忘了做记录。她于是告诉我，所有的谈话都有录音，还有记录员的笔记，在经过其他领导同志审读之后，将把中、英文两种记录文本送给我。

这间屋子是按革命中国的朴素的室内设计风格装修的——特大的扶手椅子，四边不加修饰的桌子和茶几，以及一些为工作人员和翻译预备的轻便木椅。带盖的青瓷茶杯中散出浓郁的茶香，而这些杯子，则显然是按宋代的造型仿制的。

除了杯子把上包有一小块红布，以及身边桌子上用毛巾盖着的电子传呼器的按钮之外，江青看来比在座的人没什么特殊的地方。

晚餐是在另一间宽敞的房间里。大家围坐一张圆桌，共有十个人，除了我和江青，还有其他八名助手。我被安排在江青的左首，坐在我左边的是姚文元。主菜是有名的北京烤鸭——这是我最喜欢吃的，我告诉江青。她很开心地笑说着，她已经听说了。当菜一样样送上来时，江青迅速地向我解释这些独特的海味和素菜，以及它们的做法，并一定要我把那些装饰在盘边的花吃下。烤鸭的边角和内脏是切成细片，精巧地码放在一个大盘子里送上来的，这时姚文元用筷子挟起一块鸭舌，送到我的嘴边。我吃了下去，并向他表示感谢，但说心里话，我一辈子也没吃过这种像橡胶一般难吃的东西。

我唯一见过姚文元一次，就是在那天晚上。因为江青既是主人，又是谈话的主角，我面对她时，只能背对着姚文元。我的汉语应该说还是不错的，在我访问期间，姚文元是唯一一个声称听不懂我所说的中国话的人，相形之下，我背对着他也就不算什么了。当我称呼他的时候，他无奈地摇摇头，抬手招呼一名译员，问道：“她说的什么？她说的什么？”因为他出身于上海，他的话仍带着浓厚的当地方言味，而我的带美国味的普通话(以北京话为基准的标准汉语)，对他来说也许是太难懂了。另外也可能是我无意使用他们惯用的那些政治术语的行为惹恼了他。

一群面目秀美的姑娘把桌子上的剩菜收拾下去，同时又有一批娇美的女服务员端上许多盘烤成焦褐色的烤鸭来，让客人们观赏。然后她们又退到屏风后边。她们在那儿灵巧地把鸭子肢解，使皮肉分离，肉骨脱开，把鸭架留到后面做汤用。当这一切在进行着的时候，我告诉姚文元说，我最近刚好参观过中国——古巴友好人民公社，在那儿目睹了养鸭的全过程。

“那是填鸭，”姚向我指出。

“是的，我看见‘专业人员’们把喂食的管子塞进鸭嘴里，甚至还将这最后一道工序拍了下来。”

“你也喜欢拍照！”江青插嘴道。“看来咱们有共同的爱好了，我也喜欢照相。

于是我们又谈论起在北京周周什么东西适于拍照。我喜欢人物主题——悠然地打着太极拳的人，清晨对着回音的宫墙高唱戏曲的人，而她则更喜欢自然景物。

“你拍过日落时分北海公园上空的云没有？”她问。我说没有。“我对摄影并不太在行，”她接着说，“但我拍过一张这样的照片，可以送一幅给你。”

后来她又说自己拍过不少照片，近几年来大约拍了上万张。但其中有三、四千张都扔掉了，还有许多要清理，尤其是那些缺乏艺术或历史价值的。

“干吗要拍这么多？”

“只是为了锻炼自己！”她常说这句话，这也许是她用来自我约束、努力干好的座右铭。

接下来话题又转换了。她告诉我，周总理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告诉她该见哪些外国客人。1970 年 9 月，埃德加.斯诺的夫人路易斯.威勒.斯诺来到北京，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为她安排一场接待会。江青正在家午休，忽然接到参加接待的通知，仓促间，她竟忘了该为这位名誉客人准备一件合适的礼物。而斯诺夫人则由于慌乱，竟错把准备送给副外长乔冠华的礼物给了江青！

“你见过斯诺夫妇吗？”她问。

我没见过，尽管我曾读过许多斯诺的作品，而且我们今晚也简单地谈论过这些作品。但这此前常和他的前妻，尼姆.韦尔斯通信，她曾经在 30 年代末会晤过当时中国的女革命家们。

“她现在的夫人对中国也很友好。你若有机会见她，请向她转达我的问候，并告诉她，我希望她再到中国来。在你成为中国的朋友之后，你也可能常到我们这里来。只要我活着，就欢迎你来。”

提到将来和生死问题，她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望着桌子周围其它面孔，她说：“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不难理解生老病死的规律。保持政治青春是可能的，但永保机体健康很难。我承认我现在老了。”

趁着她情绪的忽然转变，姚文元开始吟诵起来：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曹操的这句诗颇有见的地，”姚感叹说。

“这首诗另几句也不错。”江青接着念道：

神龟虽寿，

犹有竞时；

腾蛇乘雾，

终为土灰。

“后面还有四句，”江青说，同时又告诫众人，“其中体现了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盈缩之期，

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

可得永年。

这首诗将江青的思绪引到了长寿和身体健康之间的关系上。如同我们后面将讲述故事所展示的那样，她的身体一直很弱，她甚至把疾病和敌人相类比，只是前者威胁的是肉体生存，而后者危害的是政治生命。她一边用筷子敲打着面前的一排冷盘，一边说：“最近我一直在休息。但今天为了你的缘故我不得不来。我身体状况不怎么好，最近睡得也不好。我需要治疗和休息，还要锻炼。”

“你做什么锻炼？”我问。

“游泳、骑马、散步，有时弄弄园艺，”她回答道，一边从衣兜里掏出一把在中南海(以前是皇家府第，现在是毛一家在北京的住所)自家种的茉莉花来。当她把这些散发着香味的花放在我手中时，她可以看出我脸上惊喜的表情。“而且我还种了些中草药，”她补充说。“茉莉是我自己种的。此外我还种了几种蔬菜。我还试着种了一畦稻子，秧苗已差不多有这么高了(她将两手分开相距一英尺，向我比划着。)我还种了一块棉花。这些活动既可使我精神上得到放松，又能使身体得到锻炼。”

“我们的茉莉花可以出口，”她继续说下去，脸上显示出明显的自豪感。“我们还在江苏、浙江、广东和山东种植茶叶。”

我说我也和许多外国人一样，喜欢茉莉花茶，但我最喜欢的是菊花茶。

“菊花茶可以明目。养菊是一门副业。许多地方都进行大面积种植。你见过中国牡丹吗？”

“见过一些，但主要是见于明朝的绘画和一些照片——真的见的不多。”

“我可以给你看一些照片。我种了一些；牡丹还可以做药用。”她用拇指和食指比划着约二寸的长度对我说：“从根上剥下来的大约这么长的一块皮，可以煎药用四到五个月。是很贵重。”

“它能治什么病？”我问。

“我不是中医，所以我说不上来。还有芍药，其根和花都可入药。当然我种的这些东西都交给了公家。”

“我患有慢性上呼吸道疾病，”她继续郑重其事地说了下去。“这次又加剧了泌尿系统的病症。过去，只要发烧，我就打抗菌素。然而最后，我已改服莲茎了，因为这种东西是利尿的。现在我一天服四次，感觉好多了。”

有感于她向我吐露的这些个人琐事，我便问她，莲茎是如何服用的。她解释说：“你把它放在水里煮十五分钟，然后像喝茶一样把汤喝下。汤有一股淡淡的香味。自 1969 年以来，我再没有犯过重病。当让一些药学家鉴定一下莲茎含有什么成分时，他们只能从里面分离出某种莲碱。但单吃莲碱根本没有用，因为莲茎还含有许多其它成分。我相信将来医药专家们能够就莲茎的成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再说夜丁香吧，它的茶形象发卡；花香很浓，可以驱蛇。整个都可以入药。到目前为止，药学家们还没有分析出它的成分。所以医药学距日常生活需求还相差很远。如果美国的科学家有兴趣，他们当然可以在这一领域做一些研究。因为你们和我们处于地球两边的同一纬度，我们这里可以种的东西，你们在那边也可以种。你见过莲花吗？”

“是的，最近刚在颐和园的谐趣园见过。”

“颐和园里长的都是红莲。”

“紫竹园里的是白莲，”姚文元补充道。

“中国人总是说，莲的一身都是宝，”她继续说。“没有一样没用的。人们喜欢吃的是白莲的根。而开红花的莲就不是这种用法。白莲只能用来吃。在长江以南，许多农家是以种莲为副业的。”

这时，随着最后几道菜，端上了浓浓的莲子粥，每位客人的碗里都漂着几朵白色的茉莉花。江青解释说：“这名义上叫冰糖莲子粥，其实里面主要是玉米。玉米比大米有营养。我的老家就出产这种玉米。另外里面还加了蛋清和油脂。”

江青流畅地讲解食物的营养和药用价值，看来她很得意于知道这些东西是由全国各地送到她在首都的饭桌上来的这件事。上第一道甜食时，送上来一种切成长条形的瓜，瓜瓤粉红，甜脆可口，我以前从未见过。江青告诉我这叫“哈密瓜”，是从新疆运来的。“现在我们在新疆有四百七十万维族同胞。”(维吾尔族将苏联和中国分开，在政治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说这瓜很好吃。一定有人留意了我的话，因为后几天晚上在北京饭店，我不用打招呼，就有人把熟透了的哈密瓜送来。

江青的情绪变化很快。当她发现自己在吃饭时溅了几滴鸭汤在裤子上时，她便抚掌大笑，说自己像小孩子一样邋遢。随着最后一道甜食，送上了许多大桃子，使我不由联想起中国道家关于长生不老的仙桃之说。江青显然有些顽皮地问我：“来中国之前，你是不是吧我们想象成三头六臂的魔鬼？”

“可没有。不过我特别希望在这里会有人用那个古老的绰号——‘外国鬼子’来称呼我，可惜我很失望。”

“你的头发不够长，上衣又不是紧箍在身上，”她轻声笑着说。后来我发现她的笑听起来很有乐感，但有时又很尖利。

“群众都认识我，不管走到哪儿，人们总是围着我，”在交谈中她这样向我说。“我有一次想到颐和园里走走，但忘了那天是儿童节。忽然我被上千人围了起来，怎么也逃不掉。”

“多见不怪，少见多怪，”江青抑扬顿挫地说，“当我乘车外出时，一定要把两面的车窗全挡上。否则一旦让群众认出来，他们就会欢呼起来，跟在车后追。当毛主席外出时，就更是这样了。一有人认出来，群众马上涌到他的车子周围。当周总理外出时，群众拥在他的四周，抢着和他握手。”

吃过晚饭之后，我们又于当晚赶到天桥剧场，场上正奉命上演《红灯记》，我们晚到了一个小时。这是江青为了迎合自己在文革时期对一切艺术所规定的无产阶级政治标准，而改编的第一部戏。

戏结束之后，江青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离场，把我引到一间小房间，我们坐到一只大沙发上。房门隔开了散场观众的喧闹声，江青专心致志地盯着我，说：“我希望你能走埃德加.斯诺的路，走斯诺夫人的路。”

“了不起的榜样！”我答道，对这个要求有些畏惧，但同时明白我们之间真正的问题是要相互信任。

“人们也许会说我们给你洗了脑，”她揶揄地说。“你怕不怕？”

“不，我不怕。这种精神清洗是不可能的。”

“不管怎么样，”她说，“尼克松总统和夫人曾到过这里，他们我都可以见，为什么不可以见你？你可以竞选总统！”

然后，她转到关于我目前的工作这一稍严肃的话题。她说，我是第一个听她讲述自己过去的外国人，然后又回答了我的有关这次会晤可否发表的问题：“你可以发表。但你必须意识到，我不曾以客人待你，我是把你当好朋友看。首先我必须让周总理看一看我们的谈话记录。我今晚对你说的都是实话。显然，我们(指她和党的其他领导人)曾经走过艰难的历程。即使我现在快六十了，我仍决心保持自己的政治青春。”

我问，关于你的“政治青春”的含义，以及你生活的其它方面，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这次时间来不及了。下次你到中国来，我们再详谈，同时我将送你些纪念品。虽然我只是个不入流的业余摄影师，我还是要送你些我拍的照片以作纪念。也许这只是‘班门弄斧’。我现在手头没有太好的。我拍了一些女军人，但有人把好的给挑光了。回中南海后，我再仔细找找。”

当我们在剧场里告别时，除了她的随行人员以外，里面几乎已经空了。她让我先走，她要在夜里不引人注意地回去。

虽然我未曾希望还能再见到江青，她的形象却时常浮现在我的脑子里。为了向读者清楚地讲述她的过去，仅靠她给我透露的这点东西是远远不够的。她的早期生活以及曾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仍是一片空白，她所说的那点儿，简直是太微不足道了。她只是四亿妇女中的一员。但我认为由她独特的经历之中——揉合着平凡与不平凡——可以找出理解妇女和权力在革命中国曾发挥的两方面作用的线索。

和江青初次会面的次日早晨，我又见了邓颖超和其他一些女领导人，我们接下来连续谈了四个上午。像她的丈夫周恩来一样，邓颖超在有关意识形态的问题方面所知甚多，说起来头头是道，而不仅仅是卖弄一些政治术语。她生于 1904 年，仅比江青年长十岁，但从革命的辈份来看，差别却是很大的。邓和毛的伙伴们一样，属于党的第一代，他们从 20 年代初开始，即积极投身于革命。江青属于第二代革命者，这些大多是 30 年代初在“白区”和党发生关系的，但他们直到 30 年代末才直接参与毛在“红区”的革命事业。邓和蔡畅(李富春的夫人，同时自身也是一个革命家)，以及其他一些开创时期的妇女，首先脱离旧的社会制度的束缚，并将她们的生命，献给了从政治上教导中国妇女，使她们组织起来、投身革命的光辉事业。邓颖超对妇女问题模糊而又坚定不移的责任感，以及她常和各阶层妇女接触的习惯，使她有别于江青。江青是从个人角度追求女权，同时她的政治抱负，促使她不能仅将自己的精力，集中于追求男女平等这样的问题。wengewang.org

但我和江青一直保持联系。在我和邓颖超谈完后的每天下午，徐尔维和沈若芸都要到我房间里来，给我读江青的讲话，这两个人都可算是顶好的翻译。她们不仅是语言专家或官僚政治的官员，从她们严正的政治立场看，她们还起着文化传译的作用。沈若芸那种投入的个性、清秀的容貌、突出的语言才能、高度的政治敏感，以及那种冷静的职业风度，可以确保她在任何社会中都能成功。她的这些非凡的品质促使她能坚持自己对艰苦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忠诚，当然她也因此而得到报偿——知名度和权力。60 年代中期，她在伦敦学习了一年半，然后她和几乎所有在国外的中共党员都被召回国内，参加文化大革命。1972 年，她曾随同肩负外交使命的中国乒乓球队出访美国。1972 年夏，她为了某些特别任务而给江青服务。同年晚些时候，她作为副外长乔冠华的个人翻译重返美国。1974 年，她被提升为驻华盛顿“联络处”的官员。

在我和江青那次出人意料的会面之后，沈开始时常在白天或晚上光顾我的住所。除了进行政治宣读之外，她还带来一些未曾公开发表过的毛泽东和江青四十年代在延安的照片，还有一些彩色艺术照片，另外还有一套瓷的大熊猫(由著名的景德镇烧制，尽管那里的产品在帝制时代已经衰落了)，和其它一些有关江青生活的纪念品。艺术照的主题是山水和花卉，二者都是中国传统绘画偏爱的题材，由此我似乎看到前清官僚阶级水墨画的绝妙翻版。江青这种在工艺上的多才多艺，再加上她对园艺的爱好，对自我保健的重视，对自己技术的欣赏，以及戏剧官方保护人的身份，促使她在文化上与中国的封建传统联系在一起。同样，毛泽东，年高德劭的红军统帅朱德，浮士德式的郭沫若，以及那些彻底献身于无产者事业的高级革命家们，仍不断写作并发表古典风格的诗词。然而，那些地位稍低的同志，以及那些在他们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后代人，却与这种优良传统无缘。同帝制时代当权者一样，现今的领导人，包括江青在内，顶多也只是发展一些业余爱好而已，不管其技艺多么有发展前途。

通过沈这一中介，江青精明地探试我的摄影知识。在那几张以她自己栽种的三株牡丹为立题的照片里，她是用的自然光，还是加了人工照明？是在一天里什么时间拍的？这种游戏颇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便把我的猜测告诉了沈，她第二天来，告诉了我正确答案，并说江青由于自己高超的技艺竟把我蒙住了而很得意。我猜照片是利用早晨的自然光拍的，而江青实际是在警卫的帮助下，利用复杂的照明系统，在黄昏时拍的。我以为花瓣上闪亮的水珠是夜露，而她实际上是在拍照前用手向花瓣上洒了水。

8 月里的第三周末，我来到上海，在那儿访问了五天。负责安排工作的是一批临时组织的陪同人员，除了在北京时常陪伴我的那几位外，又增加了上海方面的五位女士和一位男士，这些人在艺术和科学方面都颇有造诣，并且熟悉外事工作。无疑，官方对我接待规模的升级，是缘于江青对我这次访问的首次涉入。《人民日报》对江青接见我一事进行了专门报道，并配了照片。在上海，人们仍向我介绍了许多革命奇迹，其中包括对那些在愉快地接受子宫外科手术时头脑清醒的妇女们进行针刺麻醉的方法——神经麻醉加政治催眠。但不管怎样，这终究是一个奇迹。著名的自由主义教育家蔡元培的小女儿蔡随安，平淡详实地给我讲述了她父亲，以及她本人的生活经历，而且没有夹杂太多的政治色彩。一些年轻的女作家们，讲述了由于不能按文化革命所确定的严格标准，用写作来“为人民服务”而感到的苦恼。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访问涉足到上海的文化领域，人们一向把这看作江青的势力范围，而姚文元则负责在当地坐镇指挥。我们曾参观了现代作家鲁迅的故居，鲁迅是以好争而闻名的，我们的参观则是在有关文学的争论中结束，后来我和江青就这个问题又争论过。我和复旦大学一位教授刘大杰，历尽各种斗争考验的文艺批评家，曾就十八世纪的伟大小说《红楼梦》进行过讨论，这个话题后来也曾引起江青的兴趣。观看戏剧和芭蕾舞演出，以及会见演员的事，是通过姚文元安排的。

24 日下午，我们会见了一批遵照江青指示、自觉摆脱古典芭蕾束缚的舞蹈演员。返回时，大家都感到有些累了。车子向前飞驰，落日迷朦地悬在城市剪影的上空。这时，陪同人员们都转向老陈，只见她极力想平静下来，可仍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高声宣布：“据悉，江青同志已秘密飞往广州，她要在那里思考一下有关她的生活和革命的一些问题。她要见你一两次。你最近几天提的有关她的所有问题，都将得到答复。你明天将乘一架由北京派来的飞机飞往那里。除了我们这些陪同人员之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难道我们将被送到一个妇女当权的神秘王国(或是女王国)吗？我悄悄地自问，极力想使自己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第二天下午，上海方面的陪同人员到机场为我们送行。人们把于、老陈和我送到跑道上，那里只有一架银灰色的飞机。来自北京的几位乘客出现在机舱门口，笑着向我们招手，这里面有：张颖，一位负责宣传事务的高级官员；翻译沈若芸；唐龙彬，礼宾司的副司长，他同时也将是我们这一行程中唯一的男性。

这架飞机内舱宽敞，装饰豪华，远超过普通的中国飞机。有人把我和张颖领到前舱，这里面有写字台和餐桌，一些电器，一张大床，床上铺着精织的绸子床单，一只很相称的粉白色夹白色的枕头。我们俩人单独呆在那里，张颖开始向我讲述她 30 年代末作为新出道的记者，在重庆的种种经历，后来她又去了中共的根据地延安，在这里她初次遇到了江青。我很欣赏鲁迅那种文艺上的多样性，而张颖作为一名宣传干部，根据党的严格路线，表示只赞许在鲁迅身上体现出来的些许共产主义精神。她无疑是忠于当局的，她的思想也是很复杂的，而我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并未减弱对彼此的尊重，也未妨碍我们轻松自如地享受目前的豪华生活。在我们亲切地争论着的当口，几位穿军装的漂亮女孩子送来了烤鸭、各种甜食、新蒸的馒头、新鲜的水果、冰淇淋、饮料、啤酒和葡萄酒。

多喝了点中国葡萄酒，我只好听张颖的吩咐，先休息一下，也不管在广州等着我的将是什么了。绸子床单睡上去很舒服，这和醒着时看到的无产者严肃艰苦的生活，可真有天壤之别。在我慢慢睡去时，一位女服务员进来拉上了白色的帘子。副驾驶员柔和的声音惊醒了我，他正以准确的数字，报告着我们在珠江三角洲降落的时间和方位。

“江青同志已准备好了！”听到这个消息，一直在饭店中等候的我们，马上动身，赶往江青的别墅。薄暮中我们的车子在广州人畜拥挤的道路穿行。到了郊外，天已黑了，道路曲折颠簸，无法辨清方向。通往江青别墅的，是一条竹林遮蔽的蜿蜒小路。竹林中站着年轻的解放军卫士，枪上的刺刀微微泛光。别墅是一栋宽大的单层现代建筑，环境清幽，周遭满是热带的景色：绿色的攀缘植物，火红的木棉，粉红的荷花浮在水池中，芬芳的木兰、茉莉，散发着浓郁香味的各种花，嘹亮的蝉鸣，悦耳的鸟啼。

别墅的内部很宽敞，但装饰很雅洁，都是现代的东西，看不出什么明显的社会主义实用色彩或明显的政治意图。在北京，江青承受着政府的礼遇和对手的压力。现在，在数千里外，她显得和气多了，也放松多了。她穿了一件做工精细的双绉衬衫，和一条遮到小腿中部的百褶裙，颇像美国 50 年代初流行的款式。在北京时看到的白塑料凉鞋和白提包还在，只是提包的提手上扎了一团丝绒。

“在我跟前你是不是有些紧张？你不必这样。”

“不。”事实上我比初次见面时放松多了。我开始做记录。由于天太热，又潮湿，我把袖子挽到了肘部以上。

“你太热了，”江青注意到我的样子，于是便让一位服务员去把空调打开。空调启动起来，先发出几声低低的嗡嗡声，然后突然就没什么声了。

离上次见面已过去近两周了，她说，周总理曾问过她是否想见我。周告诉她说我“年轻，而且对中国充满信心，”在我和中国派驻联合国的官员谈过之后，谢纬思向中国人推荐过我。虽然我不是共产党员，可他们认为我是“中国人民以及所有革命人民的坚定支持者”。虽然她当时正要起飞去干一件别的事，最后还是决定留下来见我。为什么？为的是不给我留下狂妄自大的印象。另外，她认为这样是她对中国人民所负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她还知道我已见过“邓大姐”(邓颖超)，而且邓和我谈得已经很深入了。她急急忙地安排我观看戏剧演出，并告诉我这些戏还未来得及仔细排练。接下来她又苦思到底送我些什么好。现在想想当时把她弄得大汗淋漓的忙乱劲，她忍不住笑了起来。当然，她并不十分了解我，在北京那天晚上的第一次会面，她对我的印象很好。我们分手之后，她开始仔细考虑我的工作性质，并决定了将要与我再交谈几次的“基本建设”(她用这个词，可并没解释具体含义)，同时她也知道我们见面的结果要对外界发表。

四、五天以前，她早起飞到广州来。为什么选择广州？为了从日常工作脱身，休几天假，同时也为了治病。没有了北京那种压力，她吃睡都比以前好多了。近几个月来，她的记忆力时好时坏，这几天里也得到了恢复。为了不使我误以为这就是她平时打发时间的方法，她向我保证，日常她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严肃的政治事务”上，并郑重申明，“我受不了闲聊。”她和我将不会把时间浪费在闲聊上。

在我来之前不久，她在广州向 1500 人做了讲演，并给一些干部做了有关当前形势的报告。除了这些事情之外，她到这里来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见我。但她同时又强调，我们见面的事必须保密。如果广州周围郊区的群众知道她仍在此地，离他们这么近，群情就会激动起来。而一旦群众得知她在这里的真正目的是和一个外国人谈话，他们就会发生误解。所以，直到 8月底我离开时为止，除了她，她的随行人员，以及那些陪同我的人之外，我不能再见别的人。

她继续往下讲。埃德加.斯诺的有利条件是他有充裕的时间，所以可以和毛主席、周总理，以及其他 30 年代后期在西北工作的老一辈革命家深入交谈。而到目前为止，我所见过的最年长的人物是邓颖超。“五.四”运动时期，邓 15 岁；江青那时只有 5 岁，根本不能理解那场惊天动地的运动。江青承认邓颖超的革命历史比她长；但是她又指出，她的革命工作范围“更广些”，因为她的工作不仅限于妇女事务。

当她和其他领导人在西北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维护毛主席的主张。由于她在那些年里所处的特殊地位(她和毛结婚了)，她可以比邓颖超更详尽地讲述延安时期的一些事情。虽然她自己没有亲身经历 30 年代中期由中央苏区到西北的长征，她还是可以给我讲一些有关长征的事。总的来说，她将集中讲述一些她亲眼目睹的事，但并不勉强我听。如果我对军事上的事没什么兴趣，她可以略过去不讲。因为资产阶级总是“武装到牙齿”的，所以中国人民不能放弃武装斗争。她宣称，中国人民并不想打仗，他们从不把不正义的战争强加给别人。接着她的表情稍为和缓了一下，说她并无意主观妄断地瞎聊。

她微笑着伸出手，取过一个长的黄色锦盒，从里面拿出一柄精工雕刻的檀香扇。她一边把玩着扇子，一边说，这把扇子她用了好多年了。扇子一面的丝面上是手绘的梅花。另一面写着毛泽东的一首诗《冬云》，日期写的是 1962 年 12 月 26 日，是毛的 70“岁”生日(“岁”是中国人计算年龄的一种传统方法，他们把出生的那天算作第一个生日)。诗是这样写的：

雪压冬云白絮飞，

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

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

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

冻死苍蝇未足奇。

当我浏览毛的诗句时，她告诉我，这不是主席的真迹。主席的书法堪称艺术精品，他的草书很有名，可以和王羲之相比。如果有机会得到主席书法的真迹，许多人甚至愿意拿自己的命去换。她用手指点着，让我看我们身后墙上那些毛的书法作品的大幅复制品，毛的字写得雄浑粗放，有时显得不合章法。话题又转到了扇子上，她说她为我定做了一把，不久就会送来，暂时我可以用她手里这把。过了一会儿，她又决定把这把扇子送给我的女儿。“她叫什么名字？”

“亚历山德拉。”

“你为什么选了一个俄国名字？”她狡黠地问。我告诉她，俄国的人名，有的是源自希腊语的。可她看来对这事并没有多大兴趣。

她于是伸手从桌子上的瓷盘中拿起用白茉莉和兰花编成的花环，又把手伸到一只水钵中蘸了些水，然后把水洒到花瓣上。这似乎是为我们以后相处的开端而举行优雅的仪式。在谈话的过程中，她有时会把散落的花递给在场的女服务员。檀香扇整晚扇个不停，浓烈的花香，混合着檀木的香味，弥散在我们周围，并慢慢扩散到屋子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怎么开始呢？”她主动问道。因为很想看看她将以何种方式来进行表述，我说，作为文化活动的领导者，开始的方式由她选择。而我心里很清楚，这和会见一位西方，或部分西方化的领导人是有很大区别的，后者在会见时希望能由我提出一系列问题，他们回答，并希望我能赞同他们的主张。此外，和她相处了这样一段时间，我逐渐意识到，我如果仅凭一个美国人的兴趣提问，而不触及她生活的核心动力和中国革命史的话，那是不得要领的。

她的生活故事漫长，痛苦而又充满传奇色彩，她悠悠然地开始追忆。

我很想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并和她辩论一番；那样做并不会损害我们的友谊，相反会使友谊得到巩固。她唯一的要求就是我不要曲解她的意思。我说，我并无意赞扬或诋毁她，并希望能由此而避免落入儒家和共产主义史学家那种说教的窠臼。我的主要目的是准确地向读者转述她所讲的话，以及只有通过直接会面才可以了解到的她的个性。

她猜测，我想更多地了解她的个人生活，这样说时，她会心地微笑着，既然这样，我们就将从斗争开始说起，因为从斗争的原理中可以找出有关她个人生活以及整个革命事业推动力的线索。如果我对军事史不感兴趣，她不勉强给我讲。但她又保证，她的讲述肯定不会乏味。然后我们再从童年开始，谈她的个人故事。

此时已是夜里 9 点。后来我们中间休息了一次，吃了一顿饭，并换到另一个空气清新些的房间。她不停地讲，一直讲到次日早晨三点半。随着时间流逝，她的精力也变得越来越充沛。听的人已经疲乏不堪，甚至因酷热而昏昏欲睡，可她对此似乎根本就未曾留心。每天晚上，江青都是在卫兵、护士的一再催促下，才肯停下来。她的两位保健医生有时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有时从屋子角落里静静地看着她，他们也不时地向她打手势，让她去休息。除了这些人之外，时常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徐尔维和沈若芸，她们相互以翻译相称；宣传部副部长张颖；礼宾司副司长唐龙彬平；还有我的两位陪同，俞士莲和老陈。我时常和她们交换一下眼神，微微笑一笑，尽管她们在江青面前几乎总是保持绝对沉默——与她们平时的口若悬河形成鲜明对照。

第二天晚上，我们换到一栋更大的别墅(江青仍住在原先那一栋里)，这栋别墅的房间多一些，这样我们可以更换着用，因为南方的炎热，不长时间就使房间的空气变得污浊。所有这些瓮音的房间里都统一配备着各种毛巾——小的、大的、干的、湿的、热的、凉的——供我们使用，另外还有茶、烟、干果、笔、信纸，放在小桌上的麦克风，以及其它一些录音装置。我们的会谈持续了六天，每天都是从晚上早些时间开始，一直谈到次日凌晨，中间休息一次，吃点夜宵。其中有一天快到中午的时候，和当天下午，我们还谈了一些内容。就这样，江青用她以为是自己特色的标准无产阶级的形式，开始向我讲述她在革命中的“生活故事”。她的讲述兴之所至，时常偏离主题。

第二章逃离童年

江青 1914 年 3 月降生到这个世界，她的第一个名字叫李进。她说：她不能泄露自己确切的生日，因为她不想让众人庆贺她的生日。她的第一个家在诸城，是坐落天卫河南岸约有 8万人口的小城，它离山东省世界性的港口城市青岛也只有大约 50 英里的路程。由于坐落在黄海与渤海湾之间易受攻击的特殊地理位置，山东成为早期落入外国帝国主义掠夺的几个省份之一。1860 年，海滨城市芝罘(今山东烟台)割让给法国。1898 年，威海卫港租让给英国，青岛半岛则租给了德国。江青出生的那一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拉开战幕，日本占用了山东的德管区作为把整个中国划入大日本帝国版图的一个据点。在她童年的日子里，眼见到全副武装的日本军队，以及靠着血腥镇压所维持的贯穿全省的漫长、动乱的殖民统治。

尽管长期笼罩着帝国主义的阴影，但是山东仍可称拥有雄厚的革命遗产。 19 世纪中期和后期，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农民起义期间的山东，“盗匪”屡剿不禁，各路兵马四起。1911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成果被分享，但那些死亡的烈士仍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1919 年的“五四”运动，山东是外交争议的缘由。9 年后，省府济南爆发了“济南事件”，最终导致中日军事对抗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按照江青童年的记忆，充分反映了那种在中国第二大省并且人口稠密的山东，生活标准是没有保证的状况。在通常情况下，老百姓一周只能吃上一、二顿饱饭。受肠道疾病的影响以及由营养不良导致的慢性死亡的比率极高。许多人死于饥荒。不过，比起其他一些地方，江青的出生地诸城县在物质条件方面要好些。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提供也是比较丰富的。在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垮台之后，一个新的现代教育体系发展起来。在 20 世纪最初的，20 年学生留洋的大潮期间，诸城比山东省内其他县输出了较多的留学生。这些学生分赴日本、美国和欧洲等地。尽管江青未赶上这留洋大潮，但最终她还是受到那些学成归国带着洋味的教师、作家、国民党改良主义者和激进的阴谋家们的影响。

在北京的一次宴会上，江青初次谈起她的童年。她很谨慎地开始，仍坚持着那常套的政治路线(并非是全党的)。概括地说到有关“旧”社会的伤痛，地主阶级总体上的背信弃义，以及对各外国帝国主义的民族抵抗等问题。之后，她随意地继续她的话题，没有过多的修饰。

“既然你渴望了解我的过去，那么我可以简单地告诉你。”她开始说到，“我是在旧社会长大成人的，童年是悲惨的。我不仅憎恨中国的地主，而且我也感受到抵制和反抗外国掠夺的自发意识，因为既有来自东方又有来自西方的猛兽经常欺侮我们。我们没有足够的食品和衣物。外国人瞧不起我们，把我们称作‘东亚病夫’”。

李进是她取名江青以前所使用的几个名字中的第一个名字，以后又在共产主义团体内使用。她有许多哥哥和姐姐——具体多少她没有说——不过就是他们中最小的也比江青至少大一轮(假如那时对于家庭成员及其朋友们的数量和姓名有意识地含混不清，或许可以保护那些幸存者，使其免遭公众关注、调查、或政治斗争时期反省革职期间的侵害。)在她出生时，她的父亲已是 60 多岁的“老人”了。虽然她的妈妈也已年过 40，但在江青的记忆里，她妈妈比她爸爸仍要年轻许多，两人有明显的年龄和体态的差距。她父亲开始谋生时是跟着木匠学徒，以后逐渐成为专门从事制作车轮的手工作坊主(山东的木制手推车是很有名气的。)“由于我们很穷，粮食也不够吃，所以我父亲经常打骂我的母亲。”这种行为使他赢得了“骂街艺术家”的绰号，成为一个侮辱别人的艺术家。尽管无论什么时候他感到气不顺，他就打孩子出气；但是当他粗暴地殴打她母亲时，所有的孩子就都聚集在母亲的周围，这也是他们试图保护母亲的最好方式了。

他的有些狂暴之举是难以忘记的。那是个“花灯节”发生的事，适逢正月十五那天，一些地主家挂出了许多彩灯。似乎是受到这种超出他所能达到的富裕程度的炫耀的刺激而使他疯狂起来，江青的父亲抓起一把铲子冲向她的母亲。先是打她的后背，接着又击打她的手，她的小手指都给打断了。当江青冲到她母亲身前以保护母亲时，她的嘴也被打着了，还打掉了一颗牙。正如江青所描述的这个强暴的情景，她母亲的手指留下残疾，她还用食指掀开自己的上唇让人们看她儿时被打碎的牙。像一种思想上的反省一样，她谈到：“最初我认为所有的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因为我父亲就欺侮我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事实上，导致他作出这种行为的根源是那折磨人的贫穷。”无论他有天大的理由，这件事对于她母亲来说，终于使她不能再忍受这最后一击。她把江青绑在背后，娘俩逃走他乡，再也没有回来。江青故弄玄虚地又说，虽然还仅仅是个小孩，但是从那时起她就开始学着在黑暗中摸索自己的路，随后独自在夜间行路。

诸城县一个有一妻几妾但还没有男性子孙的地主收留了江青的母亲，作他们家的仆人。江青虽然最初拒绝和母亲一道去，不过随后还是同意了。她记得从那时候起，她母亲就一直被一些男人所包围。她母亲参与家务的目的和动机可能使江青很为难，下面这些话为此提供依据：“我母亲要出去工作，因此我可以能够上学。只是因为学费和书本是免费的，我还能够读完小学。但就是这样，我还是经常挨饿或者吃冷饭。最终造成慢性胃肠炎的疾病。”她记得在勉强吃下乡亲们救济给她的冰冷薄煎饼以解饥饿之痛以后，她呕吐了，很长时间始终感到恶心。她说，自童年起，她就患上了消化方面的疾病，且长期受此疾痛。

作为一个孩子，她从未穿过一件新衣服。“所有的衣服都是一个哥哥传给我的。”她的头发总是梳着两条小辫，这也招来麻烦。她母亲做工那家地主有一个小女孩，没事找事要嘲弄江青那奇妙的发辫式样。一次，那女孩正在辱骂的兴头上，突然猛揪江青的头发。这下激怒了江青，她竭尽全力将那女孩推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这家里的其他成员一齐出动来整治她这个胆敢抗争的孩子。结果，她母亲只好带着她离开了这家。

不久，她母亲又找到一份工作。这一次是一家“破落地主”。那时财富的损失也就意味着要挨饿的。一天晚上，江青独自呆在与母亲同住的房间里，雨水流过那破烂的窗框，窗上已没有几片窗纸了。借着仅有的一盏小油灯所提供的光亮，江青一动不动地在炕上坐了几个小时，什么事也没做，一直等她母亲的归来(炕是中国北方家里用石头砌成的大床)。天快亮了雨才停下来，这时母亲出现在门口。江青大吃一惊，娘俩都直立在那儿，她母亲突然放声痛哭，一把将江青搂入怀中。她递给江青一块大饼，可是江青太疲劳了，一口也没吃就睡在母亲的怀里。母亲也一点没吃，轻轻地将这点宝贵的食物包起来，留着以后分享。

“在我只有五、六岁的时候，我就试着走夜路去找我母亲。” 她多次重复这个事实，就是要留给她的听众一个很想知道的悬念，即她母亲找到的工作是在夜间做事。在夜晚独自对想知道的事的想象，成为江青回忆童年往事的主题。江青接着说，别人在夜间走路都怕遇到妖魔鬼怪或神仙；而她却从未有过这种恐惧。但是有一样东西她害怕，这就是那些恶狗。多年来，她常与摆脱不掉的恐怖为伴，它们穷追不舍，甚至要吃掉她。想到令人不安的恶狗，又使她回想起另一件事。那时她住在一个叫陈庄的村子里，这里的人跟她家一样都姓“李”。那天她就吃上一顿饭，受饥饿折磨的驱使，她漫游到街上走入一条小巷寻找她母亲。在这个人口稀疏的村子里，恶狗猖獗。突然她受到一群贪婪的恶狗的攻击，而且一口咬在她的腿上。回忆此事时，她撩起裤角，让人们看就在她脚踝上部的依稀可以看出的疤痕。由狗的狂吠声发出警报，她母亲奔跑过来，一把搂过江青拉入她的怀里，随后把孩子背起来回家去了，眼泪顺着母亲的面颊流了下来。

最后，母亲换了工作，来到一个破落地主的庄园，江青进入诸城的另一所小学学习。她入学是由一位学者薛登奂作保证人的。这位先生曾是“五.四”时期的著名人物(她发起了为穷人为女孩和男孩提供教育的运动)，随后成为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教授(这是中国人主办的为妇女提供高等教育的先锋和样板)。当她进入这所小学学习时，那位教授给她起了个新名字，叫李云鹤，这个名字很适合于她那瘦高纤细的身材。这所县办学校主要是为那些地主的女儿们开办的，只有很少像她这样的劳动人民家的女孩——多少含有“装门面”的意味。因为太穷买不起一件制服，江青只好穿她所能得到的衣服，而这些衣服大多是些男孩子们穿旧的。她那双破烂的鞋，露出了大脚趾。同学们都嘲讽她，叫她“大哥”。她们还嘲笑她的脚后跟像个“鸭蛋”——暴露在鞋的另一端。

她曾受到她母亲雇主家的一个“姨妈”和一个“外甥女”的类似讥讽(所谓姨妈和外甥女可能是与这个雇主有着亲戚关系)。有一次，她实在忍耐不住她们的嘲笑，冲着那位“姨妈”的胸部就撞了过去。两个女人都为自己的冤屈而嚎哭，但是并没有再打起来。为什么？江青解释说，那时她还太小。受到这件事可怕的搅扰，她冲进学校向校长宣布她将退学，然后就跑出了学校。她感到惊奇，她的老师同情地接纳和挽留了她。他给她擦干了眼泪，并且告诉她不应该允许这种事再打扰。这以后她非常刻苦地学习，坚持自己的学业。她变得待人宽厚了。她的教师也渐渐地对她尊敬起来，有些老师甚至喜欢她了。但是学校产生了其它的对抗。她最讨厌的课程就是“修身”——也就是儒家道义所讲的自我修养。有一天，当她在这门课堂上正在想入非非时，任课老师勃然大怒，并把她拖到厕所。在那儿老师打了她五大板子(她评论道，据她所知这位严厉的老师曾打过她母亲的雇主的女儿)。课后，这位老师似乎也感到此事有点过分，于是也尽可能与她和解。然而不久她因卷入别的意见冲突，而于一个学期后不得不离开了学校。到现在她还记得，自那以后她就发誓绝不再允许任何人欺负她。这样，她在小学的经历于第五个年头突然中断了。

长久以来中国始终是以“文明古国”而著称于世，对此江青表示怀疑。从童年起，她就体会到那些野蛮行为和习性的严重程度。她曾经知道当地的一些恐怖行为。那些人把男人砍断头，并把鲜血淋淋的断头悬挂在城墙上以释示当地的居民。这种恐怖行为在山东是惯常发生的。当她还是个孩子时看到这种场面，她被吓得病倒了，她认为那是些“没有心肝的人”。每当她母亲了解到这类流血事件就要在某一时刻发生而她又不得不离开时，她母亲就托咐邻居们捂住孩子的眼睛。即使她的双眼被蒙住，但是江青仍能想象到那可怕的残杀情景。

在她最早的记忆中，其他的暴力行为的想象也是难以磨灭的。诸城县是一个富庶地区。每年收获的季节，当地的土匪，甚至还有一些地主，就来抢夺其他人的农作物。在抢劫活动中，被抓住的一些人都被投入大狱，其中一些人或者用枪，或者用大砍刀处死。诸城地区的两名军事长官定期审讯罪犯，并决定哪些人应该处死。在强烈的好奇心的驱使下，有一天她竟在长长的城墙上作了一次徒步旅行。她已经知道那两位军事官员每天审查那些犯人的过程和作法。通常要杀一打或者更多的人，其中包括一些很显然是无罪的人。为什么要杀戮那些无罪的人？那些军事统治者首先关心的就是他们的安全问题，因此他们的政策就是在黎明时把城门打开一个小缝，而到黄昏时立刻紧紧地关闭起来。由于他们惧怕那些外人和其他尚未确定身份的人们可能引起政权的麻烦，因此他们一见到有闯入者就予以打击。通过非常细心的观察，她领悟到这些执行死刑的做法就是要实现“小小的东部大门”的政策。这是位于一个吊桥附近，由此扼住这个十字路口的地点。吊桥的摇摆使她有点下落的感觉，但是她并不感到害怕，因为她居住的家就坐落在一处悬崖附近，这种高度对她已习以为常。

她记得那时她就对一些人要杀另一些人感到惊异。使她更为困惑不解的是对这类事件公众们的狂热。每当诸城县排定的执行死刑的时间一到，那些“富人们”就在城墙上从高处评论这杀人的壮观景象。她清楚这种情景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相当深刻的。大砍刀上飘动的红穗常常作为斩首牺牲物的不祥之兆。犯人们依次排好，每个人的背上都带有一块招牌。尽管她当时并没有亲眼看到斩首的场面而只是听到了声音，但是她的确能感受并理解那种鼓掌的声音。每一阵鼓掌和喝彩，都告之人们一个生命死亡了。而且她知道那些鼓得最响的人正是那些富人。

“有一次，我看到了悬挂着的人头，”江青说。在那段时间里，她和她家的成员正住在介于诸城县城的内外城墙之间的地带。那时她要去城墙里的一所学校上学。一天放学后。她正往家走，她的注意力突然被一种奇怪的步法声音所吸住。她抬头一看，迎面见到的是一个老者扁担上挂着两颗人头，一边一个摇晃着，而且一直滴着血。她被惊呆了，慌忙调转头跑回家。到了家把书散落了一地，坍倒在床上。在那里她得到太深刻的纪念物。“我想，这就足以告诉你，我童年的一些事情了，”江青十分平静地说道。

江青是在充满冒险和动荡的年代里长大成人的。在她的观念和意识中，恐怖和不安定给她留下永久的印记。自 19 世纪 20 年代初以来，帝国主义侵入和军阀势力的兴起，严重威胁到国家的完整统一。在上海和青岛这两个根据条约开放的商港，城市工业的发展刺激并触发了 “五.四”运动这一代年轻人的政治意识。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在寻求推动革命之路。他们组织城市暴动，在外国资本家齐办的工厂里与工人们建立秘密的联系，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鼓动工人罢工以抗议对劳动者的人身虐待、超常的工作时间、雇用童工以及可怜的宿舍环境等。当上海和青岛的棉花厂爆发罢工时，日本人以逮捕大批“激进分子”作为答复，被捕人中还有许多青年学生。19 世纪 20 年代最为震动的对抗事件发生在 1925 年 5 月 30 日的上海。当时，一些大学生和其他日本、英国资本家开办的工厂里的工人代表着受剥削的中国工人，正在举行示威游行，英国警察向示威者开枪。这次流血冲突的新闻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应，并且迅速扩散到青岛及其他中国城市。

20 年代后期，为了保护日本在山东的长远利益，数千名日本人被派驻济南和青岛两地。虽然江青不能详尽说明这段中国的政治历史，但是却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8 年春天，那年她刚满 14 岁，由蒋介石和军阀冯玉祥、阎锡山领导的民族主义力量发动了第二次“北伐战争”，以实现中国的统一。日本立即派遣了一支远征军以保护在济南的数千名日本侨民的利益，并阻挡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征程。5 月 2 日，蒋介石把司令部移师济南先发制人以阻止日本军队。在 5 月的第一周里，由交换意见和一些小规模事件引起的混乱是一种特定的不安定的休战状态，此间日本军队和国民军在济南共存了一段时间。接着，5 月 7 日蒋介石撤走了他的大部份军队，继续他的北伐征程。而他所留下的军队则开始攻击日本侵略者，持续了将近一年的恐怖统治。通过那些中国下属来管理这座城市，日本人暂令中止出版和公众集会的自由，并屠杀那些被认为是同情蒋介石的中国居民。江青附带地讲述这些危急存亡的事件，因为这些危机冲击了她的生活。

最后一位满清皇帝于 1911 年被推翻以后，军事统治者最后取得了包括北京在内的直隶省(以后改为河北省)的指挥控制权。1927 年，江青和母亲到了天津，住在她的一个大姐家。她记得那时她就要做所有的家务一一拖地板、整理房间、上街买菜以及去当铺等。“不过，体力劳动也使我更强壮起来。然而我非常想继续上学。但是，这里的所有学校的学费都是非常高的，我根本就付不起这笔学费。除此以外，我姐夫又失去了工作。”第二年——她记得就是北伐军就要到来的时候(北伐军是 1928 年 6 月 6 日到达天津的)，她决定离开家，打算到中国人办的卷烟厂当一名工人。那时，香烟还是靠手工制作，而且这些工作大都是由童工完成。但是她姐夫阻止她去卷烟厂做工，尽管这种窘迫的状况已使她去当铺典当了家里几乎所有值钱的东西。姐夫告诉她，进入一个地方工作就会把她变成一个“小官僚 ”(这是一个她难以解释的名词)。由于他的反对和阻止，最后她遵从了姐夫的意愿。1929 年姐姐全家迁住山东省省会济南，江青和她母亲也一同到了那里。

济南位于山东西部，距黄河只有 6 英里，距孔子圣山——泰山，也只有慢行 2 个小时的路程。自明朝以来，济南就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那时，内城里竖立着许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城门、牌楼和城堡。这座城市的外城墙建于满清时期，那时济南用作山东省的公民职务考试(科举考试)的中心。江青来到济南时，这座城市的人口已经超过 40 万，城市的内部运输系统和对外的铁路联系都是全省最好的。由于始终受到 20 世纪早期改良主义者的促进，因此这里的公共教育是优秀的。当时济南就有 200 多所小学，再加上几所中学和大学，这里当然包括齐鲁大学。在这座城市里，完整的教育体系形成了，而且国民党党员占很高比例。自 19 世纪后期以来，这座城市的种族构成就一直很复杂。当时，市政府首先对欧洲的各国侨民开放了这座城市，其中德国侨民占多数。但是最新移民到这里的绝大多数则是日本人，到江青来济南时，大约超过 5000 人。

自明朝以来，济南还一直为中国的戏剧界补充后备力量，也包括一些女演员。这一点就与中国其它地方的习惯风气相反。在这个历史文化中心，江青发现了自己当演员的才能。

“1929 年，我在济南进入山东省立实验艺术剧院。这是一所艺术学校，在那里我主要学习现代戏剧，同时也学习一些古典音乐和古典戏剧。那时我只有 15 岁。学校免交学费，而且提供免费宿食，另外每个月还发给 2 元钱的津贴(相当于 60 美分)。由于学校倾向于招收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甚至是大学生，而我并没有技术和学业方面的入学资格。我之所以被接收，仅仅是因为学校的女学生太少的缘故。尽管我在这儿只学习了一年，但是我学到了许多东西。我学习了到达我艺术之路的每个方面。我黎明前就起床，试图尽可能多地学到一些东西。”她不仅广泛地阅读戏剧方面的文献，学唱古典歌剧，学演现代戏剧，而且还接触到各种乐器。这些乐器当中就有钢琴，那时在中国钢琴还是一种外来乐器。虽然她的老师很喜欢她，但是这位男老师却是一个顽固的维持训练纪律的人。为了调准她弹出的节奏，老师用指挥棍敲打她的手腕，她哀叹这种教师的技巧。由于她受的训练太少，所以她只能做些基本练习，还没有达到一定等级水平。

江青所在的班级只有三个女孩，她的年龄最小。那两个女孩与学校的其他学生一样，都看不起她。因为她经常穿着补过的衣服。校长夫人俞姗是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也在那所学校学习过)。那两个女孩中的一个是校长夫人的妹妹，是一个“反动分子”，不断欺侮江青。但是江青坚持自己的立场，寸步不让，并设法用自己的方式作弄别的女学生。40 年后的今天，她坦率地承认，她是轻松愉快地回想这些往事，而不纯粹是带着怨恨的。

这所学校建在一座陈旧的孔庙里，那些房间在夏季非常闷热。下课以后，学生们经常到巨大的厅里乘凉。江青还生动地记着那坐落在大厅中央巨大的孔子塑像。那尊塑像孔子头戴一顶大帽子，前后装饰着缀有含珠的帘布，同在两侧的是他的七十二个门徒。一个闷热的晚上，江青到那个大厅睡觉，不小心碰倒了一只破旧的藤椅。那两个女学生闲逛着走进来，她们命令江青马上起来，为她们把椅子弄好。江青决定以她自己的方式做这件事。她首先提出把灯举起来帮助她们，然后将两把椅子推进大厅给她们使用。就在她们得意地坐下时她突然带着灯溜出了门口，然后将身后的门砰地关上逃走了。在与世隔绝的黑暗、可怕的卧室里，那两个女孩歇斯底里地尖叫着，乞求来人救救她们。

几个男学生跑进去，并安慰她们。这些男孩一找到灯笼，就进入夜色分头寻找江青，要“给她上课”，也像她刚才的手法一样。她竭尽全力地尽快逃走，躲进一条河边高高的灌木丛里。他们是找不到她的。然而那两个女孩知道，她最终还是要回到她们共用的房间。在她认为她们已经睡着了的时候，她溜进了房间，爬上了床，拉紧蚊帐把自己包严。不过她们清楚，她特别怕人呵痒。因此，当她看见几个手指穿过蚊帐非常恐怖地摸索着向她抓来时，她随即惊恐地尖叫起来。“那两个愤怒的女孩试图让我答应，保证不再做那种恶作剧一类的事情。那要看情况而定了，”她推诿地说。www.we ngewang.org

当然也有他们可以分享的令人愉快的事情。要在剧中扮演角色，江青首先就必须掌握北京方言。这是全中国用于所有正式的文化交流的标准的官方语言。而她所讲的话，则是山东的土语，还特别带着她出生地的地方味。其他的学生都嘲笑她那笨拙的努力，因为他们已经能够流利地讲北京方言了。但是她仍然坚持练习。她的一位校友教给她发音，很有耐心地听她练习朗诵。回忆起往事，她认为跟所取得的成绩相比，那些怨恨是微不足道的。

有一次，学校上演由剧作家田汉创作的一部“资产阶级的戏剧”一一《湖上的悲剧》这部实验作品。田汉创建的南国剧社在那个时代是一个进步的、有很大影响的戏剧团体。她的那个校长夫人妹妹的同学被指定为领衔主角。江青每星期一扮演一个轮换的角色。那时观众通常是很少的。江青全身心地投入角色之中，用她的表演风格使观众流下眼泪。观众的反响又从她的眼睛里引致更多的泪水流出。这就是按照“自然主义”流派表演所产生的效果(正如她随后解释的，自然主义最终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放弃)。当她表演完后正在卸装时，学校的校长和她的老师大踏步地走进更衣室赞扬她的表演水平，并且高声称赞她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悲剧演员。被他们的褒奖弄得不知所措，她感动得又流出了热泪，然后从更衣室里猛地冲了出去。尽管出现这件事，但是就像扮演一个戏剧性行为一样很快又恢复了原样了。她记得这段时期总的感觉仍是令人苦恼的。“实际上，在济南我在每个方面都受到侮辱。”她补充道，但没有更进一步的详尽阐述。

“当西北军的军阀韩复榘进驻济南时，我们学校被关闭了。我参加了由学校的一些老师和学生组织的奔赴北京的一个旅行剧团。我没有告诉母亲就起程了，只是在火车开出前在火车站给她发了一封信。

“ 那年(1930 年)我只有 16 岁，在北京的生活确实是非常艰苦的。我那时的装备太寒酸了，甚至没有什么内衣和内裤。尽管我把我们家最好的棉被子带来了，但是我仍冷得发抖。因为棉被的棉絮经多年使用已经变薄了。在北京的那个季节，正是多风沙的日子，猛烈的带沙风暴搅得人心烦闷，到了夜晚更是凄凉。那使我还不懂得政治。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我也没有什么重要的见解。我只是知道我要自己养活自己，而且非常喜欢戏剧。

“1931 年的初春，我来到青岛。寒冷的大雾和港湾里带着盐味的海风，多奇妙啊！我从前的老师赵太侔，也是我的一个街坊(他曾任济南实验剧院的导演)，现在是青岛大学一个学院的院长，同时也在文学系任教授。既然有这层关系，他就安排我到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

虽然赵先生的邀请使她的心情轻松些，但是要搬到青岛这个完全不熟悉的环境，仍使她感到不适意。为了鼓励她，赵先生应允在大学里建立一个她感兴趣的艺术系，而且答应支付她到青岛的旅费。她的那些实验艺术剧院的同学们都极力主张她接受邀请。最后她同意了。“实际上赵先生属于国民党的改良派。他在文学和艺术方面的观点与胡适的那些观点很接近。我曾很欣赏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意识，”她带着一丝笑容进一步地说，“那时胡适的那个团体的成员为数不少，这些人当中包括像梁实秋和闻一多等。他们试图把我拉到他们那边。闻一多是我在青岛大学的一位老师。我旁听了他的许多门课。”

“我们最大的反面教员的例子就是日本帝国主义。1931 年 9 月 18 日‘沈阳事变’以后，我国东北三省(满洲)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我们绝不能容忍这样的事实。我们不能成为一个外国的奴隶。就我自己而言，我非常强烈地反对日本人的侵略。到那时，全中国掀起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一个高潮。许多学生举行罢课，或者到政府权力机构请愿，而且得到了工人们的支持。这场运动吸引了广泛的各阶层人民。

“ 这种形势唤醒了我，于是我对赵老师说，‘我想参加请愿活动’。他把我顶了回来，‘那么你也想惹麻烦吗？’我被吓得哑然，几乎没有说出任何反驳的话。于是我调转身走开了。我完全清楚，他对我的行动感到极为不快。我独自走上了一座小山，在树林中徘徊，深深陷入思想混乱之中。按照他说话的含义也就是，学生的爱国运动是‘制造麻烦’。最后，我终于认识到他的观点是错误的。因此我决定在青岛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

“在青岛大学，有大量学生抵制上课和考试。在这种情况下，我拒绝了我老师给予我的更多帮助。于是我加入了大学的教职员工队伍，成为一名图书馆的职员，我的工作就是填写卡片。与此同时，我还继续旁听大学课程。每个月我可挣到 30 元钱(约含 9 美元)，并给我母亲寄去 10 元。由于青岛的生活费用非常高，所以我留下的 20 元钱是不够我花销的。正如你们所知，我不能只养活稳自己，我还必须掏腰包为抗日救国运动支付演出费用——没有人在经济上给予我们帮助。当我们把演出送到工厂或农村时，受到工人和农民的欢迎和帮助。但是他们也很缺钱，不可能给我们更多的经济援助。在那时，我并不可能知道解放全中国必须依靠穷人才能夺取胜利。”

在青岛，大学仅仅是江青生活的一个方面。她 1931 年到达这里之后不久，她和一些同在一起的戏剧工作者创建了“海滨戏剧艺术团”，政治色彩多于艺术方面，他们排演戏剧到学校、工厂和广大农村地区宣传抗日。wengewang.org 在城市的演出到春节期间达到最高点之后，剧团离开城市向农村进发。为了避免被已潜入农村的国民党特务的逮捕，海滨戏剧艺术团决定化整为零，把剧团分成不惹人注目的小组在日军占领区内活动，分批进入乡村地区。

进入农村地区后，他们首先遇到了远远超出想象的物质贫穷。在这儿几乎买不到食品，大众的餐馆和旅馆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她反复提到那种因饥饿引起的痛苦的感觉。长时间的不进任何食物的长途行进，使他们的士气锐减。

他们到达的第一个村庄叫崂山湾，这里距青岛海岸上行也就有几英里。当演员们进村时，村民们被男人们穿的西式服装和女人们穿的清朝式上领对襟绣花马甲、下摆开缝长裙所震惊。被他们的闯入所搅扰，村民们送给他们一些银元作为礼品，并明白地表示催促他们赶快上路。这样一来，剧团的宣传并没有显著的效果和影响。在那些年里，江青从事后认识的角度补充地谈到，他们当时几乎不知道“总结经验”。

当他们准备离开崂山湾时，村民们劝告他们最好去王各庄，那是个还有几个小旅馆的较大的村庄，位于距青岛海岸下行也就几英里的地方。在那儿，江青被派去做儿童工作。自日本人占领了青岛周围的整个海岸地区以后，江青就与儿童们建立了友好关系，并教给孩子们唱抗日歌曲。孩子们很爽快地答应下来，因为他们一直接受着父母们关于邪恶的“西方和和东洋鬼子”的训诫。孩子们非常喜欢她，有几个孩子还邀请她去他们家里作客。回想起来显然是令人满足的，就在当时她也注意到剧团的其他同志对她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

剧团在王各庄的几天里，江青渐渐地与当地的习惯协调起来，而且那些农民开始喜欢她了。他们请求她唱他们所喜。欢听的京剧唱段。就在那时，她还不是京剧的忠实爱好者，她是迫不得已才满足他们的要求。过一会儿，他们就加入其中，以地方戏曲的形式唱了起来。一旦剧团赢得了人们的信任，他们就把政治新闻引进歌曲和滑稽短剧之中。这样的革新最适合年轻农民的口味。当表演者开始告诉他们有关苏维埃地区的生活时(这些还多半是根据二手报告整理的)，他们都大吃一惊，尤其是吃与穿的公社所有制更令他们振奋。

海滨戏剧艺术团的大多数政治活动还是在实验戏剧舞台上。在王各庄所试演的一部戏就是《放下你的鞭子》的原始版本。既然原始版本有许多疵漏，因此江青不想流传其误，当一些本地的音乐家试图从她这儿得到一个抄本时，她迅速地把剧本塞进她的口袋，从集聚的人群中溜走了。她直接跑向一个墓地，在那儿她把剧本藏到一个墓碑底下。

在王各庄，观众包括许多士兵，显然他们很喜欢看剧团的演出。为回报他们的热情鼓励和赞扬，江青同意和其中的三个士兵在一起消磨时间。当他们闲聊到时事政治时，那几个士兵不断强调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进行合作的好处。甚至就是那时，这种见解对她来说似乎是难以置信的。尽管她与他们之间政治见解不同，但是他们仍亲切分手，而且这几个士兵还是坚持要她收下送给她和她朋友们的一些礼物，作为欣赏她们的文化活动的纪念品。那天晚上，她满载着礼品回到她们住的小旅馆。这些礼物包括：棉被子、在山东那个地区很有名的洋白菜以及中国北方流行的蒸馒头。在王各庄住了几天以后，演员们准备离开了。有些村民极力要求江青留下来。她被这些村民的盛情款待所感动，但是演员们必须继续前进。无论什么时候他们走上那些偏僻的地方，他们就一定会发生现金用光、饥肠辘辘的景况。有那么一次，如往常一样又是身无分文了。他们都挤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几个小时过后，司机把汽车停在一条狭窄的山路旁的车站上，要他们交车费。、他们试图使他信服，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是能够付钱的。但是那位司机却高声反对，若不是一些当地人提供车费援救他们的话，就要把他们弃置在那里使他们陷入困境。那种在“穷”山村的人们和“富”城市的知识分子之间令人尴尬的汇合，给江青留下强烈的印象。随后不久，她在青岛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探讨了这种社会的相互关联现象。

说到写于 1931 年的那篇文章，江青想起最近的一件事。文革中，林彪集团委任了两伙人搜集在权力斗争中可以用来攻击她的材料。他们还要求周恩来亲自搜集江青多年前写的文章，其中包括这篇。在他们的压力下，周妥协了，但他的调查没能揭发出什么问题。

3．

在青岛大学作为一名旁听学生，江青初次展露她的个性和思想。那种自由地表达思想的大学环境对于一个易受影响的 17 岁的女孩来说，无疑是使她非常兴奋的。

江青承认，已经多年没有回忆在青岛的那段经历了，而且简练地重新构建了一些事件。由于她在戏剧方面的各种阅历，因此，她对古代和现代的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自己尝试着写作的本领和乐趣(就像在她那一代受过教育的、有思想的年轻人中普遍的作法一样)。她回忆起来，在文学方面的第一位老师就是闻一多先生。他教过她唐诗、小说和戏剧以及中国文学史。她的第二位老师是杨振声先生，当时任青岛大学校长。她跟杨先生主要学习创作。与闻一多相比，她更熟悉和接近杨振声。

其他老师的名字现在她已经想不起来了。她记得最清楚的也正是对她自己最初的文学创作影响最深的人和事。在杨振声先生讲授的一门课上，江青写出了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杨先生非常赞赏这篇作品，认为它与著名女作家谢冰心的作品极为相似。江青得到这样的比喻，使她感到很不好意思。随后的一篇故事没有获得同样的成功，尽管杨先生在课堂上给予最高的评价，但仍作出一些批评。“李小姐”，他说，“你所刻划的强盗太有礼貌了。当他辱骂一个人时只是用‘该死’来表示。这是现在用的一个精炼的语言，而对一个强盗来说则不够粗俗。”受到这种批评，她就再也没有回去上他的课。

1931 年的夏天，江青写了一部名为《谁之罪？》的剧本。写的是一位年轻的革命者和他多病的母亲相依为命的故事，警察没有抓到他，就抓住了他的母亲来代替他受过，结局是儿子被逮捕，母亲也身亡。谈到有关她的这个剧本的故事情节时，使她回想起她的戏剧写作老师赵炳欧。她与这位老师在那段初秋的日子也经历了苦恼的交锋。他很赞赏她的风格，但是对剧本正文政治上的不明确表示困惑。他问她剧中的那些“革命者”究竟是属于共产党还是属于国民党。出于她对两党之间本质区别的无知，并由此落入窘境的不满，于是她反问道：“那么你就告诉我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吧！”对她那自以为聪明的回答他报以尖利的笑声。这部戏本身并不重要，她说，重要的事情在于他的嘲弄唤醒了她的好奇心。虽然在海滨戏剧艺术团的巡回演出期间，她已经为红色苏区作了一些简单的宣传。但只是在这时候，她才开始想知道共产党与国民党这两党之间有什么意识形态上的不同。“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观察和留心这类问题了。”

平静的大学生活，被 1931 年的“沈阳事件”所打破。日本军队推进到满洲了。在那民族危机的最紧张时刻，她对“改良主义”的真正含义以及它和国民党的关系仍是那样无知。尽管她和其他像她一样的人已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而这在许多大学里人数又尤为集中。她现在领悟到，这些受尊敬的改良主义者无论作何牺牲，也不是真正决心抵抗日本侵略者。在对“沈阳事件”反应的最强烈时刻，她公开声明她的抗敌观点时，那些人就批评她是一个找麻烦的惹事分子。赵先生的讽刺一直响在她的耳畔。她在青岛城外的树林中徘徊着，反复思索他所说的话。她明白了赵先生一定是国民党的成员，这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政党正在遵循着一条不坚决抵抗的路线。当大学里的一些学生开始找她的麻烦时，她推测这些学生一定也是在为国民党做事。在她不再接受赵先生的帮助以后，她开始着手她自己的课程。

她还跟作家沈从文学过。那时沈先生在青岛大学讲授小说。作为他的学生，她逐渐地与他熟识起来。与他住在一起的有他的妹妹。沈小姐经常邀请江青到她们家里作客。显然，是对她的文学才能留下了深刻印象，沈先生对她所写的一部故事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来寻找改进她作品风格的方法。她认为，他是认真的，但是她从未作出相应的努力。作为一个穷学生，从她的回忆之中得到的印象是沈家看起来很富裕。沈的妹妹看到她很需要钱，于是就建议她为沈先生编织一件羊毛衫，付钱给她，但是被她拒绝了。以后她知道，沈小姐在北京的法国教会学校上学，这是一所一流的学校，该校的学费相当高，一个学期大约需要五、六百银元。

回顾总结她在济南、北京和青岛的几年文化方面的意义，江青说，她用了一年时间(1929～1930 年)在一所艺术学院，二年时间 (1931～1933 年)在“较高的文化层上”，指的就是青岛大学的知识圈和海滨戏剧艺术团的文化圈。那些年里，她逐渐扩展了对小说和诗歌的爱好。她也很喜欢外国诗歌的翻译作品，而且广泛阅读了许多“外国的古代诗歌”。她也注意到大多数诗歌是不可翻译的，所以也不可能真正地被外国朋友们所理解。她说，那时她年轻，她写过诗词(她考虑要出版)，也写过一些散文(其中一些已经发表过))。但是在 30 年代她断定，写作诗词和散文远没有积极地参加革命重要。就正规的教育而言，她受的教育所有的加在一起也只有 8 年，其中还包括 5 年小学教育。她真正的学习和毛泽东一样，是“社会教育”——在实践经验的学校里的教育。而在 1933 年，她的这种“社会教育”才刚刚开始。

第三章从入党到被捕

1933 年江青参加了共产党。这是她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她也从此以这种身份出现在她的故事中。对于她，正像对于和她同时代的、抛弃了家庭而追求信仰的青年一样，参加共产党是走向成熟的主要标志。但是像那些为了学习、自立和在国民党残酷统治下的城市中生活而拚命努力的人们一样，江青感受到做一个共产党员的艰难，主要因为共产党的活动都是地下的。当她在青岛秘密参加共产党时，她几乎不知道党的组织机构，也不知道除了她周围的几位同志外还有谁是共产党员，她甚至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味着什么也知道得很少。作为一个生活在被男人统治的世界里的女子，她还很脆弱。

共产党在 1923 年至 1927 年一直与它的对手国民党合作，与军阀对抗，希望重新统一建立新的国家。这两党不可避免的分裂发生在 1927 年春天。当时国民党的首领蒋介石对共产党在城市中的地下统治进行了大规模袭击，力求独占统治地位。最终的决裂是 4 月份的上海大屠杀。那时共产党的工人组织和城市潜力在上海是最强大的。

国共两党的破裂还导致了另一个分裂，即农村派和城市派的分裂。1928 年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井冈山组织了初期红军，但是城市派控制着中央委员会，他们鄙视那种农民可以被发动起来参加革命、获得土地权力的异端说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应该把目标瞄准城市还是农村？代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和发言人应该是理论化的知识分子，还是军队中农民出身的人？共产党人应该在分离的白色地区继续冒险工作呢，还是应该在红色地区集中？中央委员会的思想意识方向直到 1935 才从俄国转向中国。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终于以自己的主张赢得了领导权。

这些重大的历史变革是在江青十五、六岁的时代发生的。当时她在没有父母、兄弟姐妹及丈夫的支持的情况下，正努力地去自我生存——这种事当时的女孩子是很少做的。长在城镇、限制在城市里，江青对中国的农村几乎一无所知。那时农村里已到处散布着隐蔽的革命根据地。

…………

江青以期待的目光看着我，问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 “你想知道我是怎样参加共产党的吗？”

…………

在青岛的两年中，江青的政治意识大多是民族主义的。她记得最清楚的两件事是 1931年 9 月 18 日的沈阳危机和 1932 年 1 月 28 日日本对上海的袭击。她与一些年轻的激进分子走到了一块，要求国民政府拿出强硬的政策来抵制日本。很快地，她发现一些她所尊敬的有学问的教授，和一度被称为“改革派”的人，其实是主张不抵制的。通过一系列的事情，江青意识到，她已不能再把他们看作导师而去依靠他们，他们在政治上的保守和表现出的不愿冒险使她开始独立并寻求一个更加共鸣的组织，她找到了最激进的共产党。

她艰难地编织了自己新的关系网。通过赢得党周围的人士的信任，她逐渐地可以到内部工作。1931 年她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左翼作家联盟的青岛分会，并在第二年参加了反帝国主义联盟。为了自立，她在青岛大学图书馆担任出纳员。这种工作使她可以大量阅读以前不知道的许多读物。江青自己讲：在下班时间她读了她的“第一部马列著作”——列宁的一篇文章，这使她开始对中国的另一种可能出路——社会主义有了兴趣。

江青的这一工作和毛泽东倒有一个明显相似之处，即毛泽东早在 12 年前，也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年低级工作人员。他们都在这时抓住机会，大量阅读身边的书籍，并记住了他们对马列基本著作的第一次接触。

在青岛，政局是“阴森”的。由于没有正规的地下组织，接纳新党员的工作比以往更加因人而异，每个成员的申请都被个别处理。

1932 年后期，江青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党的负责人李大章，当时青岛党组织的书记。

1933 年早期的一天，三个共产党员被安排去假装在青岛的街上偶然碰到了江青，她被引导着在一个男学生的陪伴下沿着一条特定的路线散步，这两个人靠得很紧，似乎是一对恋人，但事实上，他们走得很小心，警惕着密探，并注意接头暗号。这次策划成功了，她与党的直接代表联系上了。到二月份，她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这种为她赢得了党员身份的谋略使她的态度变得严厉起来，同时，她外表看上去也开始发生变化。她记得，那年春天，她的一些尚不知道她的政治道路正在发生变化的朋友开始叫她的绰号，意思是说她像两根材棍，因为她的两条腿骨瘦如柴，还毫无顾忌地大步行走。她的体重减轻是因为她坚持每天吃得很少，仅仅是两个烧饼。在大学宿舍里，她吃的食物很平常，但即使这样，每天也要花去她 8 元钱。她从别的方面来节省，例如，买一张三等的戏票，尽管她喜欢坐一等的位置。

2．

那年春天的后期，江青与许多左派作者、艺术家、戏剧家到了一块。他们是不可避免地从其它城镇来到上海。上海当时是东方的巴黎，获得西方文明而繁荣起来的中国文化的圣地。对于每个在民族舞台抱有远大志向的演员和被政治活动中心所吸引的革命青年来说，上海具有不可抵拒的吸引力。但是他们的长久记忆被 1927 年的肃清上海共产主义分子的“清洗”所刺痛，他们对这个城市的看法也染着革命烈士的鲜血。

江青离开青岛，既感到兴奋，又有些害怕。一些朋友到码头上为她送行，为她介绍了一个男青年作为她南行上海的旅伴(她在谈话中没有公开他的姓名)。尽管她没有反对，但这种安排让她感到窘迫。第一次航海，江青晕船晕得很厉害。尽管她可以“像一只老虎一样”地爬山，她却没有航海的天分。那次航行是一场恶心和呕吐编成的恶梦，她几乎失去了控制，不得不向别人求助，包括那个别人为她安排的伙伴。

为她增加了更多麻烦的是，她和她的男性旅伴的关系不安定。那个男伴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江青在到达上海后，将在码头上与她的另一个男性碰头(是她以前的校友)，当她对这一安排表现出不大确信时，她的男伴冒失地提议两个人应该一块去饭店度过上海的第一夜，她被他激怒了，坚决拒绝这样做，并从此认识到他“很坏”。她告诉他，在上海的一些地方设有专为妇女提供膳食的宿舍，如果她没有在码头上碰上接她的人，她将直接到那种地方去，她将叫出租车或黄包车送她到那里。那个男伴改变了策略，却提议：如果她肯给他 15 元钱，他愿意为她提供一个合适的住处，她还是拒绝了。当他们到达上海码头时，她仔细地在人群中搜寻她的朋友的面孔，当她找到他时，大大松了一口气，直奔到他身边。他们一块冲进他的车里，迅速地离开了。(她红着脸回忆说)连行李也忘在了码头上

到达上海的那天晚上，江青偶然碰到了她的另一个朋友。这人属于一个与俄国联合的戏剧社团。这个戏剧社当时正在排一部有关中国农村的“进步戏”。这个朋友邀请他到一家公司吃快餐，这个公司是当时上海最大的百货商店。在他们吃饭的时候，饭店的沉静被一阵从街道上传来的女人的尖叫声打破了。“怎么回事？”她警惕地问。“只是一个妓女在拉客，”他回答说。这就是她对上海有名的街道生活的第一次观感(当她回忆起这事时，她笑了)。

那天晚上的谈话对她以后在上海的四年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她第一次知道了一个新成立的春秋剧社，那时这个剧社是左翼戏剧活动的主要力量，由戏剧家田汉领导，他也同时是左翼剧作家联盟的头领。江青后来说，那时田汉可能不知道她在 1931 年，也就是联盟成立的那一年，已经加入了其在青岛的分会。他与共产党的多方文化和社会联系使她相信，如果她能见到他，赢得他的信任，他会让她与上海党的领导人物取得联系，从而使她可以保持她的党员身份。

我问道，既然她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与上海的组织取得联系会这么难？

她解释说，由于王明路线，上海的党组织结构日益不定，到了 30 年代中期，几乎完全解散，所以公开和直接地和其它城镇的分支组织成员取得联系是不可能的。用她的话说“我们幸运得像‘浮萍’一样生存下来，”即意味着那些像她一样转移的党员就像流浪者一样四处飘流。她说，离开青岛就意味着她把以前的党员身份抛在了身后，因为在上海，宣称过去的党员关系是没意义的，除非你与上海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她确信，作为左翼戏剧家联盟首领的田汉可以帮助她。在那些日子里，他是一个很难找到的人物，在一点也不知道他住在哪儿的情况下，她开始找他。她不能忘记，在白色恐怖下找一个如此显赫而人际关系又很好的左派分子是她人生中的一次冒险。

就这样，江青在寻找田汉和春秋剧社其他领导人的活动中度过了自己在上海的最初日子。找人，建立联系，对她来说都是极困难的，因为她的山东口音和她为舞台表演而学会的北京口音都与上海的口音毫无联系。当她怀着年轻人的不安站在出名的剧作家和严肃的政治家面前，解释她是谁，和来上海希望干什么时，她说，她希望被引见给田汉。她的真诚和热情奏效了，他们为她安排了见面。

在跟随他们指引的过程中，她知道了田汉是两兄弟中的长者，他弟弟被指定来处理她的事情。田汉弟弟接近江青的方式使她越来越觉得不满。在得到指示后，他带她去见他的哥哥，田汉那时正在为了避免遭受政府的扣押而不停地在他的几所住处搬来搬去。她被带到一个他母亲住的地方，那个地址江青记不起来了，但她记得那位给她很深印象的母亲慈祥地接待了她，她请江青和她一起住几天，把她自己的所有事情都告诉她。没有别的现实选择。江青小心地编了她的故事，她只告诉他们需要知道的事，她在青岛知道的一些党员的名字，使她得到了田汉一家人的信任。

过了几天，江青见到了田汉、周扬、阳翰笙。他们说他们熟悉青岛党组织的情况，决定允许她通过正常渠道与上海党组织进行联系。然后，他们问她想要做什么工作。得知她想当演员，他们给了她在舞台和屏幕上演出的机会。她同意文化工作在当时是很重要的，但是她拒绝了这两种选择，宣称她想做“基层的群众工作”，即她不追求名声，宁愿作宣传，把她和基层群众联系起来。她的这一反应使他们很吃惊(她现在很高兴地认为)，因为这与他们料想的相反，但他们还是同意了，把她安排在一个无产者的戏剧团里，它是由剧作家、指挥家张庚领导的，她在和这个人的交往中遇到了困难。

剧团的名字是陶行知起的，江青崇拜这个人。那时，陶行知作为著名的教育家像闻一多一样有名，尽管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当江青认识陶时，他已经四十多岁，他对待理想主义的青年的态度是家长式的。

由于是免费，剧团吸引了许多来自在经济和文化上都较落后的工人及附近农民家庭的学生，它的全部课程包括 8 门科目和其它辅助形式的教育，这些辅加的教育主要是为妇女、商店服务员和其他早期失学的人设置的。从一开始，陶行知对这个学校有很大兴趣，他经常参观它，并强烈地感到自己对这个学校的生存负有责任，如果学校经费短缺或某些学生没钱吃饭，陶就和其他老师带他们一块度难关，为学校筹集资金。

抱着很明显的喜爱和尊敬，江青说，陶是一个学识广博和富有哲理的人，这种素质可以从他的名字和他改名的意义中看出。他最初的名字叫知行，出自理学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9)的主张，即“知行合一” 的直观论，其意思是“只有你知道后你才能行动”。但是，当他长大后，他把名字反过来，写为：“行知”，这种颠倒后的意思是“只有你行动了你才能知道”。

五四时期，哲学家约翰.杜威在中国发表演讲。受到他的激励后，陶行知到美国继续学习，这次经历使他的思想更解放。回到中国后，他不屈不挠地提倡免费并提供住宿的大众教育，这是他的同行晏阳初所发起的大众教育的一个结果。当江青第一次认识陶时，他已经是一所学校的董事，那是一个在重庆享有很高声誉的免费小学。早在这之前，陶行知就与晓庄实验农村普通学校一块闻名，这个学校是他在南京附近建立起来的。据江青说，晓庄学校“强调思想自由”，即任何政见都是可以接受的，这种原则是国民党害怕和痛恨的。从 1927 年国民党进行独裁统治开始，无数的学校学生，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遭到逮捕，主要因为他们公开宣扬民主和无政府主义。后来在 1930 年，政府关闭了这所学校，将学生和教职员工集中扣押。这种对一种非常规教育机构的压制被新闻界从两个政治极端危言耸听化。作为一名激进青年，江青也被这些面对监狱仍高唱“英特纳雄耐尔”而不肯屈服的英雄青年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

由于田汉负责安排她到剧团，他便认为自己有权控制她生活的各方面，他派他的弟弟陪她上学，并负责汇报她做的每一件事。她发觉这是令人沮丧和难以忍受的。另外，田汉弟弟还干涉她的工作并且迷恋她，使她更不欢迎他。终于，她疾书了一封信给田汉。在信里，她详细描述了他的弟弟是如何令人难以忍受，并要求给她另外找一份工作。

不过，通过与田汉结识，她也认识了另一位左翼戏剧家联盟成员廖沫沙。作为一名“战斗”作家，廖“在那时还很安全。”江青提到，廖的妻子有一位有名的父亲，但她没有说出他的名字。在 30 年代早期，廖的生活很贫困，他和他的妻子生活在一种悲惨的境况里，他们的住所在一间属于别人的房子的小阁楼里。当江青第一次去看他们时，他的妻子正在怀孕。显然，由于江青还在“寻找”党组织的指挥部，廖沫沙便邀请她和他们住在一块，可能是想检查一下她的政见和性格。没有别的更好的地方可去，江青接受了邀请。他们的住处很挤，她只好睡在一张小桌子上。他和夫人经常发生口角，主要是因为她，她是一个外来女人。这样争吵日益恶化，使人筋疲力尽，睡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在她与廖夫妇生活在一起的时期里，她开始接触集中在大夏的知识分子团体，大夏是上海大学的俗称，她在那里旁听。从 30 年代早期到 1935 年 11 月 19 日的示威游行，这一知识分子社团的政治色彩仍是“极左”的，代表了俄国式的王明路线。每次当学生和教工发动游行时，都有无数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和共青团员被国民党政府关押。在学生的反抗浪潮以 11月 18 日示威游行推向顶峰时，“大量的王明路线的青年高举红旗”，她强调说。那些被捕的大多数是共产党员。

当她在大夏开始上学时，天气变得又热又闷，她还记得那种身着最薄衣服时的愉快感觉。在学生中交朋友进行得很慢。作为一名来自小镇的演员，并且卷入了各种左翼事件，使他人对她不能坚定地信任。为了在大夏团体中建立起她的地位，她采取了另一个行动是离开廖沫沙夫妇，因为与他们的交往既是个人性的，也是政治性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她必须尽快搞到钱。她拜访了一位她认为经济状况应该不错的女同学，那个女孩热情地接待了她。这使她很吃惊，因为她以往总是遭到断然拒绝。当她把话题转到了要借 20 元钱时，那个女孩犹豫了一会儿，嘟囔地说她刚刚付完学费，缺少现金。但是，她还是借钱给她。江青装起钱直奔廖沫沙的小阁楼。她坚持要把钱借给廖，因为他也需要钱。她想用钱“收买”他使他对她突然离去保持沉默。当他接收了钱后，她宣布她将搬出去住，并且让他尽快还那些钱！

不再去考虑廖，她必须尽快给她的同学还钱。她怎么能够还这些钱呢？她只有一些微薄的收入来源，包括在中学做兼职汉语教师的津贴。她在上海最主要的花销是交通费——去上课、教书、演出，和去其它城市活动，所以她可以节省一些，并在一个合理的时期内还给她朋友那 20 元钱。这个女孩——一个对她的地下活动一无所知的女孩——给了她极大的安慰。廖沫沙没有再对她提什么要求。她也决心不再参与左翼剧作家联盟成员的事(但这种决定很快就被打破了)，至少不再与那些“阻止”她与共产党关键人物接近的左翼成员接触。他们一直对江青在政治上不很相信。

3．

对于 30 年代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左倾”分子来说，政治示威游行已成为一条生活道路。以团体的形式出现可以使他们在全国的新闻界公开他们的观点，并且在向政府请愿时比单独行动更安全。1933 年示威游行动比之后的几年要容易许多。八月份，也就是江青开始教课的时候，她代表一些郊区女教师，和一些工人、学生一块到码头上去欢迎英国工党的马莱爵士和法国的共产主义者、人道报编辑瓦扬. 古久列。他们是来参加九月份将在上海举行的反战会议的。伴随着两支乐队，欢迎的人群挥动着红旗、燃放鞭炮，以示对这两位“反帝国主义者”的尊敬。

在大学里发起的示威游行与那些在上海大马路上进行的游行有很大不同。她回忆说，大学环境的组成因素只是单纯的教授、学生和简单课堂、连续演出，这些都不及危险的被捕和动乱真实。她记得，在 1933——1934 年间，上海及大夏的党组织仍旧是王明路线的代表，而青年团的政治方向比王明更要左。不管党内同志有多大分歧，但他们都还是共同生活在国民党的威胁下。那时国民党暗藏了一些密探混在学生社团中，以竭力破坏有组织的反抗运动。所以，在上海的大多数情况下敌友是很难分别的。

不久江青参加了全上海地区的示威游行，以推进民族反抗运动。1932 年 7 月 18 日国民党 19 路军奋力反抗日军、保卫上海。在这件事的一周年庆典时，江青和一个与她年龄相仿的男孩一块走出去为这个军队募款。在这过程中，他们碰到了其他的一些反抗者，包括一群完全以此为生的人。当她看到那些卧在铁轨上不屈服的人们，她知道这是对政府消极抗日态度作出反抗的最后姿态。

一个学生领袖会在没有任何预示的情况下宣布游行的时间、地点，支持者便会很快地从四面八方汇集，排成队打出标语和请愿书，然后在警察和便衣来临之后迅速解散。对青年时代的“英勇行动”的记忆，使江青很振奋。她说有好几次这种游行都是冒生命危险的。

她记得为纪念“九一八”事件而举行的游行，对于一般的左翼学生和激进分子来说，那几次游行组成了一个充满激情的秋天。国民党特务和共产党内部的叛徒逮捕了许多杰出的青年团员。为了不做“敌人的爪牙”，被捕的青年团员发誓宁可为事业而死也不愿做懦夫而生。他们在公众面前高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左勿右”。江青为这种情景感到害怕，但是她很敬慕他们。她说，从那以后，她更加审慎地选择参加某些游行。

她“决心”重新努力去与中共地下党联系。无疑她的策略，即参加大规模的游行是带有冒险性的。但是，她希望以此引起一些党内热心的同志的注意，让他们意识到她在“英勇地参加共产主义运动”。这一策略奏效了，她赢得了某些领导的信任。

现在，她要经受更多的考验。一位示威运动的领导让她负责照料两名刚刚加入到他们行列的女工人。当她第一次见到她们时，她吃惊地发现，这两个女工人比她穿得还要好，这是怎么回事？她们显然没有家庭负担，不用去养活别人。但是她的境况则不同了。尽管她的衣着不是很出色，但还是与平常的女工不同。作为一名演员和学生，甚至因为某些政治原因，她不再保持无产阶级的风格，尽管这在游行队伍中是不相称的，但是游行的人们并不反对她的像参加演出一样的衣着。

一天下午，江青参加了一次义演——《婴儿杀戮》，这是由一部日本电影改编的戏剧。募到的钱都给了正在罢工的英美烟叶厂的工人。想往常一样，戏票有好几个等级，一般的每张在 20 至 30 分之间，最贵的要 5 至 10 元。由于票房没有卖空，他们忠实的支持者陶行知买下了其余的票。

那次特殊的演出江青永远也忘不了。它激励了观众和演员。包括其他示威者。通常她在舞台上演出时很少注意观众的反应，但是这次，她很留心观众的动静。由于戏剧的主题是反抗的，不仅演员，观众也可能会遭到惩罚。而那天下午确实发生了逮捕。当戏剧的最后一幕结束，演员们迅速地从后门撤离了剧场，参加到了游行的队伍中。

当人们最后解散时，江青感到精疲力竭、饥肠辘辘。她想从钱包里搜点钱出来，但是没有钱，这意味着她也要饿肚子了。她忽然想起附近有一个由一些白俄罗斯人经营的小饭店，那里有很好吃的俄罗斯浓汤。她认识饭店的主人，并且确信那个老人会免费给她提供食物。当她走进那家饭店时，吃饭的人都惊讶地看着她，因为他们以为在演出之后她已经被警察抓走了。有人告诉店主，陶行知勇敢地站在观众中看了她的演出。由于店主支持陶行知的自由主义，便对江青也很热情，盛情地款待了她。

第二天，她准备去参加又一次抗日示威游行时，一名妇女带她到了出发地点。但是由于她的自身原因那个妇女在途中抛开了她。她转到了另一个地区，发现那里完全被骑警队包围，这些骑警代表的是英国殖民政府。江青在人群边缘走，尽可能隐蔽地寻找熟悉的人，结果碰到了一个男同志。他告诉她示威活动改在北京西路。

她在游行示威队伍人群的边上，认出一个个男孩――曾经是她的学生，现在是学生会的成员。他当时带着一个包裹，里面可能是枪和传单，这必定会引起怀疑。就在那时，一个骑警发现了他。骑警举起警棒，屈身到马背的一侧，将包裹从那男孩的怀里挑了出去。男孩被这一突然的袭击吓住了，瞬时失去了平衡，但他很快就恢复了冷静，逃走了。江青被骑警的粗暴激怒了，她的第一反应是追那个男孩，去照料他。但这事实上是很傻的，因为她也会被盯梢。为了不把注意力引到她身上，她在一个时装店旁缓步地蹓跶，假装在研究橱窗里的时装。由于她必须把目光集中在陈列的服装上，她只能看到周围发生的一部分事。不久，一个叫老王的中年妇女走了过来，静静地站在她身边。这个妇女曾在上海做了一年左右的基层政治工作。江青领会了她的眼神，跟着她到了另一条街。突然，她们感到有警察在跟踪。江青说，由于那个妇女对地形不很熟，“我就让她一个人先走，自己与敌人周旋，最后回到了正在任教的学校”。

她的共产主义革命家的名声日渐扩大，使她在参加示威游行时总是做一些特殊的防备。如果有人叫她去参加那种随时组织又随时解散的“飞行集会”，她总是在接受以前要仔细审慎一下情况。其实她是经过反复的思考，求得既要愿意自我牺牲，又要谋生存，同时还要追求名利的精美统一。

能够在左翼政治文化组织中生存，全靠高效率的行动和联系，以尽可能少地引起警察的注意。江青和她的朋友总是在为谋求最佳方案争执。在她工作的地区，社会和政治的组成结构很复杂，外人是很难理清头绪的。这种表面上的混杂，使所有的地下联络都成为可能，但是通常仍是有防备的。

那年秋天，她收到了一份信，收信人名是“云鹤”，但是，其中的“鹤”字有所不同，即只有右边的“鸟”字，左边的被省去了，这主要是为了安全。在白色地区，这种事是很平常的，这不仅是为了政治原因，也因为人际和事务原因。这封信本身就是一种间接的锻炼。信上说，以为她被疯狗咬了，住进了医院，而且仍在恢复阶段，写信对她表示同情。这些话隐藏的真实信息是，她的处境很危险，必须马上离开。

那时，这种秘密指示简直让她发疯！从她到达上海时起，她的目标就是取得那些可以帮她与共产党联系的人的信任。但是，左翼组织中的竞争团伙，其中包括一些令人气愤的人，给了她相反的建议，拖延了她的时间。现在，他们中的革命联盟已经远离了左派，“甚至比以王明为主的党中央还要左”。这些极左派劝她和她的一些朋友不要出城。左翼教育家联盟得知她的困境和个人矛盾后，再次命令她马上离开。刚开始，她不同意，因为上海除了她的政治和职业利益外，也是她有亲近的人际关系的唯一地方。但是，她最终还是同意了，启程去了北京。

在她的记忆中，北京的白色恐怖和上海一样残酷。“第三种人”的出现，使局势更紧张。这个“第三种人”出现在北京和天津两地，以保护国民党政府的利益。她比以前更加孤独和脆弱。作为一名旁听生，她依附在北京大学。这是她的第三个学校(继青岛和上海大学之后)。她转向了社会科学，这一领域的一位理论家李达先生是北大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每当他讲政治学时，全校的许多学生都会挤满他的课堂，她就是其中之一。

在北大，她的钱很紧缺，收入每月仅有 7 元(来源不详)，付完房租后，每顿饭只有 4 分钱。北大是全国高等院校中最著名的大学，毛泽东曾经在那里工作过。即使向她这样的旁听生，也可以通过听讲座、读书等在那儿学到很多东西。她自己说，她还搞到了一张可以进入市图书馆的卡片。在那几个月里，她的大多时间是在市图书馆度过的。她一边阅读那里丰富的藏书，一边靠面包和白开水来维持生活。

她在北京第一次学习骑自行车。重重地摔了几次后，她掌握了窍门。她承认，在年轻时，她在许多方面都很笨拙，身体平衡能力也差。正像对待其它事一样，她靠意志学会了骑自行车。

4．

在左翼教育家联盟的党组织安排下，江青在春天秘密地从北京回到了上海，这次迁移也是她人生的重大转折。联盟做这样的安排意味着她与党的联系中断了一年多后得到了恢复。在教育联盟的巧妙引导和其它左倾社团的渗透下，上海教育系统的许多部门很快就在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下，用江青的话说，“落到了我们手中”。

她被党指派到一个为女工开办的夜校任教。这个学校由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分会统一领导，尽管基督教女青年会在这方面得到尊敬，但它其它方面还是“很反动的”。显然，她对基督教精神的基本原则不感兴趣。

江青在基督教和共产主义两方面的服务显然是矛盾的，这使她不得不为此做出更多的历史解释。1927 年，当蒋介石背叛了他的共产党伙伴时，许多由共产主义者控制的工会团体被解散，或是被其它缺乏政治力量或由国民党控制的集团代替。这种变化伴随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和共产党向江西的转移，使得 1921 年上海共产主义劳工组织者必须去开拓新的出路。那时他们的人数很少，除了国民党组织的渗透，他们几乎没有别的选择。但是，基督教组织当时在劳工界还是受到尊敬的。在 30 年代的城市危机中，基督教青年会非常看重工业福利和在国外的布道活动，在中国，这些活动集中在劳工最密集和广泛的上海。从国民党政府的利益来看，外国人和基督教的传入提高了它的声誉，因为它正寻求国际的肯定。所以，基督教青年会是当时上海仅有的、可以公开参与爱国改革运动而又不会遭到政府反对的非官方组织。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可以像安排外国人一样安排中国人。也许是受到教育家联盟的推荐，得知她在上海有过教书的经历，江青也成为被安排的一员。他们提供给女工(主要是一些农民出身的妇女)的工作，包括社会上的俱乐部、工厂工作条件改善调查、文化培训以及基本的医疗服务。他们也赞同抵制日货运动，编排抗日戏剧，安排以爱国为主题的演讲和讨论。

在基督教女青年会活动的同时，其他的一些激进组织也在活动，其中包括左翼教育家联盟、作家联盟、戏剧家联盟和中国共产党。当然后面这些组织的活动目的不仅是文化和爱国，也同时在提高广大工人的无产阶级觉悟，使他们相信他们可以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

1934 年，江青被转派到劳工界，这些人都不熟悉她过去的经历。这种安排并不意味她要和其他女工一样干体力活，她是一名教师，一个与她所辖管的女工住在一块的多角色人物。这是由基督教女青年会安排的，她在那儿干了一段时间后，基督教青年会派她到工人家里参观、搜集有关他们生活条件的资料。她喜欢这种私自进入他人家庭生活的工作。后来，她又被安排去调查一些诊所及不受外国公司管辖的小工厂的情况。

在对一些小工厂做了充分的调查汇报后，她转向了大工厂，通常是一些中国人经营的外国人所有的厂家。进入这些厂家是很困难的，因为经理们害怕由外人写出的调查报告会带有政治煽动性，激励工人联合起来抗日，从而破坏了工厂的生产秩序，影响了他们的利益。据他们说，厂里的工作条件是最好的。江青感到，这种对大、小工厂的参观很吸引人。

她在工作中得到的不快都在她调查工人生活时得到了补偿。他们都住“集体宿舍”里，是工厂用来安排一些离家远的工人的住宿。在那里，男女混住，并在各方面都要受严格的限制。

江青分配到了一间位于厂区的宿舍，她自己在后面还有一间房子。前面的房子用作教室，女工们住在附近的另一间房子里。刚开始时，由于是新手，工作效率不高，她感到很扫兴。比如，在参加演出和政治活动的同时，她要花去相当长的时间备课，还要批改学生作业，结果总是筋疲力尽，没有时间睡。在她的记忆中，那段日子最主要的感觉就是非常疲惫。

然而，与那些女工相比，这又是微不足道的。她的学生大都来自中国人经营的日本纺织厂，其他的在英国烟厂，尤其是英美烟叶公司。这些人早晨六点开始工作，为了准时到厂，她们四点就得起床，摸黑往厂里走。英美烟叶公司的工作条件如同“地狱”一样，女工的最高工资是每月 17——18 元。童工也很多，但挣得的钱却很少。夏天，天气很热时窗户仍是关的，车间闷得像蒸笼。而冬天，窗户又是打开的。为什么？因为雇主认为太舒服了工人就会变懒，所以用夏天的闷热和冬天的寒冷来控制工人。车间里脏得让人一看就恶心。

烟厂几乎没有什么设备，只有几行粗糙的木凳。为了能够在早晨分到坐位，那些工作没有保证的童工必需在前一夜就去排队，挤在队里站一夜。那些幸运地分到坐位的，需要连续地工作好几个小时，中间没有休息。

为了描述烟厂的情形，江青举了一个富贵小姐的例子，她没有说明一个富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女儿送到那种条件恶劣的地方。显然，那个女孩是有雄心的。为了能够得到一个位置，她前一天晚上很早就去排队，但是，那个主管工人合同的想把他支持的一个人插在她的前面。那女孩站在那坚决不让，那人便上去抓住了她的肩膀，把她拖出去，踢到楼梯下。女孩摔得很厉害，很快就死了。看到这样的事情，江青暗暗感到，工人是很容易发动起来的。

除了这些工厂的工人，她的学生还有一些来自附近的中国人所有和持有股份的小工厂。那儿的工资比烟厂还要低。工人受到的剥削是无限的。如果编织机上有一根针坏了，那个看守这台机器的人就要付 1 元钱去换针。她有一个学生在一个月里坏了 8 根针，付完罚金后，便再没有钱去付房费、养活家人。江青说，那是她自己也挣得很少，没法去帮助那女孩。

尽管如此，这些女士的境况比她接触的那些合同工还是要好些。为了保证各个工厂随时有新的工人补充，一些劳工中介人经常到乡下去招一些农民到城里做廉价工人。这些人非常精明，为了诱惑那些无知、贫穷的农民，他们把上海描述成天堂，人人都可以发财。为了生存而拚命挣扎的老农民信以为真，便把儿子或其他家庭成员卖去做包身工。事实上，那种“天堂”完全是“地狱”，工作时间长得令人难以置信，休息时则挤在一个跟笼子差不多的屋里，经常只得到很少的稀饭和水。他们都营养不良，许多人死去。

江青发现，不仅国民党敌视她的政治工作，一些极左团伙也嫉妒她的成功。在她任教期间，以上海为基地的共产党领导和共青团也在争取群众，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

当她开始搞基层群众工作时，马上就有一些青年团的成员迎合她，希望同化她的成功。很明显，这些人知道左翼教育家联盟的党组织在保护她，对她的这层联系不满。一天，在她的女工宿舍里，她被一个突然出现的青年团员吓住了。那人可能想要强奸或殴打她，因为他不能忍受她在个人和政治上胜他一筹。她镇静下来，坚决地说她不愿卷入“他们那种政治……”。

当然，最主要的敌人还是国民党，它的保守力量经过了各种伪装。以往的经验使她能更加谨慎和敏捷地摆脱他们。那时的国民党警察是很常见的，他们经常抓人，随意搜查公共汽车。江青说，每当她看到有警察向她及她的战友乘坐的公共汽车走来时，她会用各种方法来避免被认出和逮捕，尽可能快地下车，在他们开始搜查之前逃出他们的眼界。we ngewang.org如果她下了车还是被警察碰到了，她就很有礼貌地与他们对话。这些人被软化后，就会让她走掉。但是，如果她被困在了公共汽车里，无法逃脱检查时，她就会作好防卫。如果她带着敏感的政治文件而被敌人栏住时，她就会变得很厌烦，使那些人不耐烦地放她过去。

尽管她做出了示范，那些在她班上的女工还是不善于伪装自己的政治活动，有几个人不小心落在了反对派手中，遭到了谩骂和虐待。学生遭到了侮辱，她感到是自己的过失。也许是因为只受到一点教育，女工仍在危急时找不出合适的措辞来开脱自己。她很清楚地记着一件事，在她上识字课的时候，她突然发现有的女孩把政治传单带到了课堂上，她被她们的疏忽惹怒了，当着她们的面烧了传单以示批评。当所有的传单烧成灰烬后，她命令女孩子们在厨房烧几壶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女厨师又被吸引到课堂里，大家一块收拾起传单残迹，浸到开水中，隐去了所有痕迹。这些传单都是为共产党服务的。

她那时的任务是教两个班的课：一个是早晨为那些上夜班的女工开设，另一个是晚上为上日班的工人开设。由于中午从没有课，她便可以自由地从事其它活动。有一天晚上，她回去的很晚，在家里继续为学生批改作业，直到凌晨四点才上床。那些上夜班的工人拂晓时回来，按着习惯，她们在门外脱了鞋，穿着袜子踮着脚尖走进屋里，以防吵醒了老师。因为屋里通风不好，她有时把门打开一条缝以换换空气。那天早晨，女工们在楼梯上的脚步声比以往大了许多，其中还夹着一些东西撞在墙上的声音。她感到很迷惑，打开了门看着那些女工走过去。平时，她们只带很小一盒的工作材料，在厂里散发，但是，这次她们每人都带了一大捆她认不出的东西。她马上警惕起来，命令她们直接进屋，等候检查。

她也吃惊自己怎么会这样专横。因为她在女工中有很高的威信，她在合适的时候也让她们干工作。“她们对我也很好，”她一点也不尴尬地说。对于那捆东西，她命令她们打开。女工慢慢地一层层剥去外面包的包装，她感到不耐烦，便推开她们，自己去打开，发现里面都是传单，外面用纸包着，以便不被人认出。“那么傻的事！”她斥责地说。她让女工就地把包裹分开，挑出有用的，丢掉没用的和报纸，并且建议她们以后尽可能用小的包裹，甚至可以把传单塞进伞里。这样，一旦在路上遇到搜查，可以马上丢掉传单而说自己的伞里什么也没有。

一天晚上，当几名工人没有在日常时间返回住处，她担心她们遇到了麻烦，无法入睡。结果她们都回来了，除了两个人回来晚了几个小时。这些人确实被人跟踪了，她们溜进了其他同事的家里，等到道路上没人才返回。江青感到她的住处已不安全，于是她打起了行李，借了些钱，在别处租了房子。

搬到新的住所后，她有一天在去寄信的路上碰到了一位从青岛来的老朋友，江青清楚地记得他穿一套白制服。谈话中，那人说他在国际住宅区的上海邮局工作，但是，他显然属于左翼的某个组织，在邮局工作只是一个幌子。他多次强调，很高兴见到她，她会对他的工作感兴趣并去帮助他吗？她愿意替他给她任教的学校里的人送信吗？她对他的这些提问感到迷惑和害怕，她说她“还没有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她向教育家联盟的党组织汇报了这次意外的相遇，组织对她如何再去见面给出了建议。几天后，她去晓风公园散步，这是一个由外国人建的公园，但是她可以进去，因为她买了一张季票。在那里，她第二次碰到了她的朋友，根据教育家联盟党组织的指示，她交给他一封信，尽管她不知道信的内容。他们交谈了几句，她告诉他不应该再见面，他似乎理解她的处境，但又很明显地不想与她失去联系。几天后，他给她送了一份左翼的出版物《世界知识》，仍然表达了对她的好感，并邀请她一块吃饭，她有些害怕，说是没有时间，谢绝了他的邀请。为了缩短路程，她从另一个方向离开了公园。那条道在一片住宅区旁，她在那又碰到了一个原来在青岛当秘书的女朋友。那女孩邀她到她的屋里谈话。江青不敢耽误时间，拒绝了，继续往回走，那条道上没有公共汽车。

在离开那女孩后，一阵男人的叫声从她背后传来，她看到有两个人在追一个人，向她这个方向跑来，另一个人在骂：“你们这些蠢猪！”过了一会儿，她感到两个人紧紧跟在她后面，她转过脸去，看到其中一人是工人模样，另一个像商人——都是特务伪装的。没等她说出话来，那两人就抓住了她。平生第一次遭到“绑架”，她很气愤地告诉那两个人，在外国人住地进行这种绑架是非法的，但是这种争辩是没用的，她被鲁莽地带到了警察局。主管人不在，那两个人不能像以往那样搜身，他们没有让她脱衣服，只搜到了那份《世界知识》，这刊物本身是没有争议的。

尽管没有足够的理由把她扣在警察局，那两个人还是决定把她送出市区。wengewang.org江青害怕被送到陌生的地方，便告诉那两人她在夜里找不到出城的路，而且她的穿着也不合适做这种旅行。那两人没有被她的话打动，为了让她尽快离开，他们给了她一件亚麻布长袍，若是平常，她是绝不会穿这种衣服的。但现在，她将它套在了自己的身上，又在上面加了自己的外国风格的礼服，还有一件毛织马甲。就这样，她穿着奇怪地离开警察局，走进黑夜中。

像她生活中其它恐怖的事情一样，江青把这次黑夜逃亡描述得荒诞离奇，她走得很快，能跑则跑，路上有次差点又被拦劫，她都逃了过去。很快，她到了城市边缘，乡村就在前面，她累得气喘吁吁，继续往前走。突然，有一双手从身后抓住了她，她尽力去挣脱，但是失败了，她大声地叫“有人遭绑架了！”，但是没有用，在城外是没有人会听到，来救她的。她以为抓她的人是警察，但是，当她仔细看时，发现他们是身着便衣的密探。逃跑是不可能的，为了给自己壮胆，她显出很生气的样子，她指责那些人像是畜牲。她的话起了作用，其中一人放松了她，显出一点骑士风度。

她被押到了一个地区警察局，锁进了单人牢房里。她听到他们在打电话汇报说他们抓住了一个嫌疑犯。

在审问的时候，她对每一件事都装得很无辜的样子。他们看到了她在公园里出现和她与一个年轻人的约会——显。然，是那人告密(她已经多次被盯梢了)。她说，去晓风公园散步是她的习惯，因为她喜欢在那儿看小孩子玩。她编的故事让那些人相信了，但仍受嫌疑，从地区警察局转到了市里。她很气愤：“你们应该把时间花在抓真正的共产党员上面！”

牢里的大多是政治犯，其中有一个有经验的共产主义分子给了她许多有益的建议。打量了一下江青的外表，她告诉江青不该留短发，那样会让人觉得她很激进，她自己就留着长辫子。但别的狱人唱革命歌曲时，她唱京剧！(江青说，那段日子，她确实很懦弱。)不管她尽力装得多么迟钝，警察还是没有停止对她的调查。她后来知道，警察之所以不肯放过她，是因为牢里的另一个“女叛徒”告了密，说她并不像看上去那么迟钝。

牢里还有一个女工，在江青入牢时她已经被扣押了八个月，她是诸多被叛徒出卖的好同志中的一个。这个叛徒以前是跟随王明“错误路线”的，他出生在安徽，是在共产党江苏委员会工作，在上海工作时，被逮捕，没到两个小时，他就背叛当了国民党的秘密警察。表面上仍装作共产主义者，开始在左派圈中干坏事。他知道一个女同志，便决定先从她开刀。他跟踪了她好几天，最后发现她住在法租界区。他取得了她的信任，并告诉她，她的身份被官方知道了，生命很危险，她必需带上所有的党内材料离开住所。

这是一条很残酷的诡计，因为那个女同志住在法租界区是可以避免被逮捕的，当她刚走到法租界边缘时，一帮警察就包围了她，把她抓入监狱。

对于江青来说，最大的困难是要与外面的世界取得联系。她希望有人能来证明她是无辜的，除此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她给她教过书的夜校写了一封信，要一个证人来，但是她等了几个星期也没等到，也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通过一些不清楚的渠道，她知道党组织“没有忘记她”，他们给她匿名送了被子、面包和一些钱，警察把钱扣去，面包也经警察的手被弄成碎末，只有被子是好的。

不久，又有一批新的女犯入狱。江青发现其中五、六个都是她的学生，从她们那里，她知道是党指派她们中的两个给她送被子、面包和钱的。她们看上去对她有些不满，因为她们认为正是由于给她送东西才遭捕的。江青要求与监狱主管谈话。经看守引导，她站在了主管面前，大声斥责：“你们抓错了人！你们不知道如何去抓真正的坏人！你们只抓了几个为我送东西的善良女孩，你们为什么不杀了我？”汉奸被激怒了，打了江青一记耳光，她几乎站不稳。他用各种脏话骂她，她还嘴道：“ 你们怎么敢这样对我！”

江青的学生听了这场争执，感到非常不平，为了使她感到她们不是对她不满，她们说她们的被捕与她无关，可能是因为参加了示威的原故。在她们彼此安抚的时候，江青注意到了窗外正在举行一个葬礼，那是一个因政治活动而遭到杀害的女共产党员的葬礼，那个叛徒也看到了那个场面，眼睛凶残地闪了一会，很快又装作很善良的样子。他告诉他的同伙以及犯人，他不会通过再逮捕一些人而为自己谋利。这种声音讽刺地意味着，监狱里的犯人已经多得无法再容纳别的犯人了。

呆在牢里，江青开始教一些人如何对付审讯，一有机会，她们就证明自己的无辜，如：“我们只是站在一边观看游行。”但是她们说得都很笨拙，无济于事，其中有一个人是因为随身带了传单被抓，她忘了传单的内容是宣传自由的。在江青的回忆中，犯人都很容易动感情。如果有一个人擦眼泪，其他一大帮都会跟着哭。为了证明这一点，江青让一个尊敬她的学生开始哭，那个女人顺从地哭了，整个监狱都跟着哭起来，看守们被哭声搅得也不安起来。这些看守大都是男的，比监狱主管年轻、善良，其中一个很不安地拿着鞭子，让大家别哭。但是大家都还是在哭，甚至几个看守也跟着哭。

这些新的犯人被审讯时，都是单独进行的，那些等待提审的和被审的一样烦躁不安。结果，新进狱的大多数人被释放了。为什么没放江青？她说因为没有人能证明她的“政治清白”。在她的一个学生将要被释放时，江青把她叫到一边，让她向党组织汇报，如果没有决定性的证词，她是无法获得自由的。她还让那女孩告诉党组织，她的“真正身份仍然没有被揭穿”。

不知道那个女孩是否按她教的做了，只是她没有得到任何结果。江青最后决定动用自己与外国人的联系，因为她知道，狱官都害怕接待外国人。她让另一个即将出狱的学生与基督教联系，找一个外国人来保释她。这个方法奏效了，一个外国人来证明了她的无罪。她被释放了。

出狱后，江青没有回到以前的住所，她搬出去和一个朋友住。到了 1935 年 2 月的春节时，她的个人生活又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

第四章从左翼到舞台中心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上海成为中世纪一个光耀而又充满不祥的传奇都市。自历史上唐朝曾鼎盛一时的都城长安之后，没有一个城市比上海更富有大都市的气息。在公元 8 世纪和 9 世纪，商人和传教士(大多都是佛教徒)，从中亚和南亚大量涌入中国，使得帝国迅速呈现出一种多姿多彩的都市氛围。一千年后，中国的帝制奄奄一息，上海因之而成为不平等条约的牺牲品。也正是通过这一系列条约，欧洲和美洲的商人以及基督传教士纷至沓来，怀着不同的目的，以期在物质上谋取暴利，而在精神上则企图拯救这个多难的国度。商业的扩张带来了一系列社会和文化的冲突。西化最为彻底的上海成为现代教育、出版、新闻的中心，以及各种艺术形式活跃的上演场所。

江青记忆中的上海，是一个洋人与国人、豪富与赤贫、反动与激进、投降者与爱国者的微妙结合体——权力与财富高度不平等所造成的两极。对她这样的被压迫者来说，生活是痛苦。

30 年代初期上海大约有 5 万多外籍人口，上海的总人口约达 3 百万。江青似乎仅模模糊糊地认识到了外国人的存在。在她的记忆中，无论是朋友、熟人还是敌人，没有人与众不同。但是，透过整个大都市的广角镜，这些外国人却又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这些外国人居住在国际居留地和法国租界地内，享有各种特权，生活在为田园般美丽的公园和赛马场所环绕的具有异国风格的公寓内，隔寓于普通的中国人。他们租建了自己的交响乐队、芭蕾舞团，开办了电影院以及为其它各国的书籍、报刊所充斥的书店，用以自娱。对于中国那些受过教育而尽力想使自己摆脱传统桎梏的年轻人来说，这些洋人奢华的文化装饰具有极强的诱惑力，但同时又不时透露出一些政治的卑劣与凶险。

上海的外资商业导致一个新阶层的诞生——中国的资产阶级。他们野心勃勃地学习如何弄潮于国内与国际市场之中，并成为国民党坚强的财政后盾。如果洋人生活在世外桃源，这个新兴的具有半自主性的商业阶层只能是昙花一现，因为正处于萌芽状态的共产主义决不会容忍自由企业及其文化商品的存在。

然而 30 年代好莱坞在这个商业阶层及其攀比心理极强的子女中发现了一个能为其带来滚滚财源的市场。反映世界其它各国颇具诱惑力的生活的电影胶片在中国商业阶层中激起了一股对都市化的热望——鸡尾酒会、政论的时尚、国际烹饪、舞厅、出租车、社交性舞会，当然，难免还包括大街小巷处处可见的妓院，其中亦不乏白种俄罗斯女郎以及相当多的按摩女郎。这些物质享受、西式的娱乐以及都市新贵们享有的社会特权使其政治良心逐渐趋于麻木。他们对那些人数远在他们之上的一无所有者视而不见，却热衷于从那些企图在中国取得政治统治地位的外国投资身上捞取利润，使其首当其冲成为那些尚存有政治觉悟者的攻击目标。对盲目而又无助的大众的关注以及为民族独立而战的决心也是国民党韵政敌们所为之努力的，但这些激进的作家、教师、示威者以及演员更为注重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去唤醒中国自身丰富的资源——那些一无所有的劳苦大众，他们认为这种阶级觉悟是革命的一把利刃。

所有这些具有革命性的言辞——这些来自左翼的呼声，都囿于两大历史传统之中。第一个传统是士绅阶层的责任感。士绅在明清两代最为强大，他们摒弃了那些仅仅拘于对社会弊端的针砭或陶渊明代的隐遁式做法，而是倡导投身于社会改革的运动中去。在 20 世纪 30 年代具有一定政治觉悟的作家、艺术家、教师和演员们的身上体现了相似的民众责任感，用他们的话来说，他们决心“唤醒民众”，与那些只谋一已之利的寡头政治作斗争。他们在面对外敌入侵所发表的激烈言辞中，30 年代的左翼遵循了历史的第二个传统——反对外族统治。而现在，20 世纪的 30 年代，年轻的民族主义者的后代们将抗击日本的入侵。

20 世纪不同于历史的是其交通通讯手段的多样性。政论文章的力度因得益于更为广泛和众多的出版渠道而被大大强化。激进者的呼声在政论性戏剧、电影中传向每个角落。电影上的革命始于满清晚期，而在民国时期得以突飞猛进。传统的中国戏剧尽管因地方和时代不同其剧种在各流派中有所差异，但总体看来不外是雷同而简单的情节、绝对风格化的人物塑造、规范的姿势、绝妙的杂技表演、高而亮的唱段以及单薄的伴奏。除了在某一特定地区以及现代的一些变体，所有的角色都由男性扮演。当中国人睁开眼睛在外面的世界寻求新的观念时，他们略过了西方文化中与之相应的对应物——歌剧，因为他们认为西方歌剧中音乐和唱腔的繁杂以及矫饰的风格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注定要面目全非。然而，他们终于为西方的话剧所吸引，因在在话剧中语言本身就足以达意，同时话剧提供了颇具吸引力的新的情节、新的人物塑造以及新的哲学观点。

中国人对外国剧院的兴趣与日俱增。西方话剧很快就抓住了青年人的心，他们热衷于能够扮演新的角色。20 年代的中国是其历史上唯一充满“现代”意识同时又未被后来的文化或政治遗憾所困绕的 10 年，大量西方作品的中译本相继问世。与此同时，富于首创与变革精神的中国剧作家运用历史和现代的体裁创作出了自己的话剧。在 20 年代中叶，曹禺、和田汉等剧作家已家喻户晓。他们的作品在整整 40 年中一直激励着先行者。

对于十多岁就已成为演员的江青，她不仅从事传统戏剧表演，也涉足于现代话剧。像其他年轻的阶级分子一样，江青迫切地需要投身于某一团体以求生存。

在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女演员仍被视为异端，尤其是在。职业剧院中，她们在商业化程度不高的业余剧院中收入相对好一些。传统的戏剧大多清一色地由男性出演，有些特定的女性角色由男性反串。他们在台上轻移碎步——传统中女性美的象征是小脚——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但男演员在中国并非主宰一切，卡通片从萌芽期开始，就由男女演员同登舞台，在浙江省戏剧则由女性所垄断，她们甚至反串男性角色。作家鲁迅即浙江省人，他曾描述过男性是同等地喜欢全部由女性扮演的剧目。

但无论男女演员的相对地位如何，他们都为社会所不耻。即使是在 30 年代的上海，他们在世人眼中也只能与屠夫、罪犯、乞丐和妓女为伍，尽管这一行业中的精英周旋于新兴的工商业阶层之中。江青几十年后还曾为她在当时的社会地位辩白，虽然这些不平与愤恨主要以政治术语表露出来。在业余和实验剧场运用女演员的趋势是田汉首开先河。江青经历中一个可悲的嘲讽是，她始终未能将她出自个人感情对田汉的厌恶(田汉对她的厌恶程度不亚于江青对田汉的厌恶)与田汉的职业成就相调和，因为正是田汉创立了专为业余演员提供机会的“小舞台运动”以及现代话剧团，而江青首次引起公众的瞩目也正得益于此。

1．

“30 年代的上海充斥了各种艺术家社团”，江青宣称她属于左翼联盟，其职能包括在国民党关于书籍的严格审查、他们对艺术的摧残、对富有首创性的影片的压制以及对自由教育的限制的过程中保护现代艺术家。每个联盟都有其“政治色彩”，就好似被意识形态所唤起的领袖个人的人格表现一样。截止到 30 年代中期，就已有左翼作家联盟、左翼教育家联盟、左翼剧作家联盟，以及社会主义者联盟等等。这些联盟最终统一成为左翼文化联盟，以阳翰笙为首。江青早在 1933 年末还是左翼剧作家联盟领导者之一时就已认识了他。、尽管这些不同的联盟各自为政，但其成员问私人联系的网络(其中包括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却极为纷繁复杂，使外人倍感眩惑。

1935 年阴历正月左右，江青从狱中获释，她很快恢复了演员生涯。她说，她第一次得到了真正的掌声。几个左翼组织开始通过地下工作人员与她取得联系。尽管她还不能被称为一名真正的、成熟的上海共产党党员，但这些左翼联盟设法与其取得联系这一举动证明了他们已将她做为一名“革命者”来对待。他们已觉察到了她的存在，她竭力想融合不同的信仰，倍感吃力。现在这些联盟相互竞争，希望她能加入自己的组织。他们或许已经认识到无论她的戏剧、电影及其它表演表面上显得多么天真无邪，实质上都具有革命性的一面。

1935 年年初她仍处于入狱期间因缺少食物和药物治疗而带来的一系列后遗症的折磨之下。在狱中她曾停经并长期未能恢复，每天下午都忍受着冷热交加的煎熬。这些情况被反映给上海党组织后，他们想送她去浙江省一个气候温和的疗养地疗养，但她拒绝了，因为她首先想与上海的文化界恢复联系。但尽管如此，她还是在几个月后才得以恢复正常的生活。

在田汉领导下的戏剧协会的新年欢聚会上，为了表达对她出狱的祝贺，赠送她一张田汉的剧作上演的门票。她非常高兴，但却没有足以御寒的服饰——她入狱期间所有的冬服都丢了。她大部分时期都非常冷，她说，这一方面是由于她体质虚弱，另一个原因则是她缺少冬服。她从一位朋友那儿借了件外套，手持门票，走进了金城剧院并选择了一个豪华的座位，在那儿可以尽情欣赏演出的全景。

几天以后，在庆祝新年期间，她观看了另外一场演出。当她坐在那儿等待帷幕升起，漫不经心地打量着眼前走过的人，她的目光突然被一张熟悉的面孔所吸引。此人脚登一双夺目而漂亮的鞋，穿一件黑色毛皮大衣，戴着一副眼镜。江青当时只知道她是一位“著名人物” 的妻子，叫庆树（可能指王明夫人孟庆树）。据说刚从洪湖苏区归来。而她显然没有注意到江青那天晚上也在剧院。几个月后，她得知江青是左翼剧作家联盟成员，但她仍未意识到江青也是一名党员。

春夏之交，江青乘火车回到北平，在没有党组织保护的情况下，前几周艰难度日。后来她旁听了李达在北京大学开设的讲座，并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在北京图书馆内的阅览。在京期间她得知田汉及其他几位著名左翼领导人因涉嫌共产党而于二月被捕。她至今还记得当时她听到田汉等人被捕的消、息时产生的恐惧，因为他们曾领导了左翼剧作家联盟。这一件事可能会对她的政治生涯产生不利影响。

当时政府极力排斥共产主义思潮，以至于观看苏联电影都是很危险的。一次，她在北京去看一部苏联影片，剧终后她立刻从偏门溜了出去以躲避大门外政府官员监视。当她走到街上，正巧碰到田汉的弟弟，他曾在前一年追求过她。她向教育者联盟的党组织汇报了这一情形。

而后她突然收到教育者联盟的一份通知让她返回上海，并允诺她可以在《玩偶之家》中扮演娜拉。这个消息使她兴奋不已，因为娜拉是她久已仰慕的角色。当抵达上海，她在联盟中的联络人介绍她加入了一个由现代话剧演员组成的著名团体。在以后的几周中他们制作了几部易卜生和雨果的戏剧，她扮演一位女英雄。她还出演了根据狄更斯小说《双城记》改编的剧本。她承认，她对小说中译本的熟悉程度超过改编的剧本。尽管小说中表达的观点是“反动的”，但她认为此书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历史史料。

至于她扮演的娜拉这一角色，报界和新闻界一致给予了热烈的赞扬，但她却怀疑她在上海文化界中一些有身份的朋友是否影响了这些评论家们的言论。只有张庚两年前在上海曾担任过她的导演，后成为党组织上海分部的一名重要成员——对她的演出风格持批评态度，认为她的演出“太自然主义了”。做为一名严厉而传统的人，他永远也不会接受江青对娜拉性格的理解，因为江青认为娜拉是一位女性的反叛者。这一理解已超出了易卜生原著中对人物的刻划，江青认为她把这一人物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观众对她的演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在上海舞台上出演的这些现代话剧为江青赢得了名望。她第一次开始与著名的男女表演艺术家们建立了联系。尽管为那些反应热烈的观众演出使她获得了极大的快乐，但演员的物质生活总体来说仍旧无法保障。大幅度的通货膨胀导致了所有商品价格飞涨。与她曾经加入的那些价格低廉的无产阶级剧院相比，这个商业化世界要受贪得无厌的剧场主的盘剥。例如，如果一场演出赢利五百元，利润的一半要支付给剧场主以获取对剧场设施的优先使用权。

这沉重的经济负担多多少少由表演者共同承担，除此之外，她由于感到剧组其他成员对她的轻视而倍加痛苦。他们为什么会轻视她？这大概是因为他们作为纯粹的非政治性文化精英，怀疑她的左翼活动会使他们有所牵连。正如她坦率指出的那样，他们确实认为她的演技并非超凡脱俗。这种公然的轻视使她在与剧团一起时神经非常紧张，甚至夜不能寝。她还清楚地记得她如何在床上辗转反侧，痛苦异常。为了赢得同行人的尊重，至少是在专业领域中，她将所有的精力都倾注于私下的排练上。失眠时，她就半夜爬起来背诵台词。即使是多年后她仍能够依稀感受到那些年困苦之声的象征——她所住公寓楼下裁缝的缝纫机发出的微弱而有节奏的哒哒声。除了正式排练外，她正是通过这种加倍的个人努力使自己在现代话剧中的演技日益成熟。现代话剧中最重要的是在舞台上能够模仿出如同生活中日常谈话的口吻与语调，而这种技巧较之古老戏剧中高而亮的唱腔和即兴宣传演出中的粗糙刺耳的道白更为精妙。随着她在戏剧界的声望雀起，那些曾鄙视她的人一反往昔，开始对她一味逢迎。当江青回忆到这里，嘴角挂着一丝超然而略有讥讽味道的笑意。

上演完这组欧洲剧目后，这个著名剧组着手进行一系列“国内著名民主主义者创作的剧本”的排练，都以现代为主题。在进行这第二轮回的剧目排练中，部分成员脱离剧团，成立了 20 世 40 年代剧社，他们之所以在 30 年代就为自己的剧团作如此命名，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是超时代的先行者，他们最早上演的一批剧目中包括 1936 年 9 月在著名金城剧院上演的夏衍的剧本《赛金花》。此剧以义和团运动时期一位声名狼藉的交际花为名，她后来成为一位德国将军的情妇。当江青观看了一位女演员刻划的赛金花后。十分愤怒。她认为赛金花玷污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事业。她对赛公开的看法激怒了 20 世纪 40 年代剧社的其他成员，以至于他们威胁要杀死她，江青承认她当时的声音因激动而十分尖利刺耳。

尽管导演张庚曾批评过她的演技，江青说，但他却迷上了江青，而他对江青的追求毁掉了江青的政治生活。他在上海党组织中任领导职务。在无人可与之抗衡的情况下，他开始将上海做为自己的私有地盘。江青承认，关于张庚的回忆是痛苦的，因为她曾备受他那种根深蒂固的大男子主义的折磨。当江青做为一名女演员正红之际，他曾说：江青是“他的人”，“她是我的人，别碰她”，但她处处使他碰壁，无论他如何恳求，江青也不会同意与他一同回家。一次他斗胆向江青求婚，却遭到直接了当的拒绝。出于报复，他四处散布说，江青是托派分子。

江青认为，他的报复行为使她的政治生涯敲响了丧钟。例如，江青在一家饭店开办的剧院内想上演一部业余话剧，以庆祝 3 月 8 日的国际劳动妇女节。她已通知剧组成员 7 号在饭店内做最后的彩排。她如期而至，但却没有一个人到场，他们已完全抛弃了她。江青十分绝望，因为当时所有的门票都已售出，而观众中大多是工人，她不能令他们失望，她真挚的好友陶行知买了好些票。

在一阵疯狂的寻找之后，剧组成员勉强凑齐，进行了匆忙的彩排，那天她正发着高烧，但当时已顾不得那么多了。二重唱时她突然记忆起舞台道具尚未送来。彩排一结束，她狂奔着去购置部分代用品，但当她离开剧院时却从楼上滚下来，万幸的是居然没有受伤。她勉强支持起来时，却又得知这家饭店的剧院不能上演此剧。她几乎崩溃！关键时刻黄绍竑(国民党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的侄女出面救驾，签署了一道在该剧院上演此剧的文件。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江青回到后台对阴谋取消这次演出的恶劣行径提出抗议。

演出前夕这一系列接踵而至的打击使她在演出中泪水夺眶而出，且一发不可收，以至于她既忘记了下面的台词，对提示员的提示也毫无反应。这超乎剧情的一幕居然颇为感人(她现在回忆起来仍感惊异)，台下的观众纷纷落泪。一位男演员急智下佯醉而去推了江青一把，这一下使她顿时恢复了理智，顺势以假当真，把这出戏继续下去。剧终时她浑身虚脱，几乎动弹不得，体温已升至华氏 104 度。原来的轻度感染恶化为肺炎，她的朋友立即将她送往医院。几天后她才渐渐恢复了健康。

3．

1935 年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世界各国都具有决定性意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全球的威胁与日俱增，引起了各国的关注。在东亚，富有侵略性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计划以满洲为据点，展开对中国的大规模入侵。针对这种局势，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共产主义世界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会议，会上莫斯科对中国的指示简单明了：抛开一切政见，共同抗击世界法西斯主义。但这条指示要在当时的中国得以实施，谈何容易！灾难的中国一方面长期陷于不可自拔的停滞不前，另一方面，军阀混战，国共两党势不两立，政局动荡不安。莫斯科主要借助于他们在城市中的共产党，在那里民族主义者和革命力量的扩大显而易见。但在暗处，毛泽东和红军已从中国东南方的瑞金出发，开始了以位于西北方的延安为目的地的万里长征。当时尽管由于莫斯科的忽视，但又有谁能预料到他们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会成为人类历史上辉煌的一页？

江青记忆中的 1935 年仍充满着城市革命的一幕。她将上半年的政治气候描述为一种“失衡”势态。来自莫斯科的政策倾向导致了国内各组织的变动，并进而瓦解了自我标榜的左翼分子之间井然有序的组织生活。尽管当江青 1935 年返回上海时，左翼剧作家联盟依然保持着其完整性，但在过去的四年中其成员却发生了重大更替。七月下旬剧作家联盟新的领导人召集了一次会议，以庆祝“八.一”。江青出席了会议。在开幕式上领导人宣读了由王明在莫斯科(他当时在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会议)起草的《八一宣言》。宣言号召取消革命联盟团体，成立各阶层救国联合会。宣言的目的是呼吁各政党团体抛开不同政见，而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作为首要任务，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这份宣言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同时对世界各国也产生了深远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影响。号召建立统一阵线就意味着在上海的共产党组织对其各分支机构的领导权进一步削弱。对于江青而言，尽管她勉强维持住了与其它左翼团体的联系，但由于张庚在1935 年秋对她的一系列报复行为，使她再一次被党组织除名，仍与她保持联系的团体包括电影界救国联合会，她说她在这个联合会中属于知名人士；还有妇女救国联合会，以及苏联盟友联盟等。除了少数团体外，这些组织大多都是为了使原来各持不同政见的政党团体能够握手共建统一阵线而成立的。但江青指出，它们的名称都颇具欺骗性。尽管名义上都打着左翼的旗号，但大多数团体的领导人都是“叛徒、变节者和特工”(这种说法当然有夸张)。

尽管早在1935年8月各阶层抗日救亡联合会就已成立，但实质上的联合过程却极为缓慢。江青回忆说，直到两年后她离开上海奔赴延安时这个联合会的机构才开始正常运转。同时各左翼联盟在以后的几年中仍得以维持，但其领导人却日趋保守，其成员大多是像江青一样的青年革命者。

那些年轻的革命者如何证明自己是“真正的”革命党人？有一种办法，江青解释说就是宣称自己以前与党有联系。但在白区，这种证实却因曾一度是共产党员(江青即属这一类)或他人做伪证等因素而复杂化。在当时，人们不得不事先假设一个人总是谎称与党保持联系(在延安江青就曾是怀疑对象)。事实上，30 年代早期和中期的许多左翼团体都吹嘘它们与党有联系，但事实却往往并非如此。同时一些真正的左翼派青年人却加入了那些名不符实的左翼组织。江青说，在对一个人是否是真正的革命同志的判定上常常难以统一。

一些假左派专门诋毁任何被他们看作对手的才子的名誉。作家鲁迅是一个典型的左派，但却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这场运动吸引到了许多人，包括江青自己在内。一些闲话者和记者对她进行了各种人身攻击和政治谩骂(江青说到此异常愤怒，但却没有讲出有关这些传言的细节)。wengewang.org

在上层文化界人士中还有被称为“七君子”的杰出人物（沈钧儒等）。这个由新闻记者和其它职业者组成的小团体领导了救亡运动。他们都年长于江青所接触的“青年革命者”。他们中并没有共产党人，但仅仅因为他们是全中国救亡联合协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国民党就大肆攻击其左翼和“共党”行动，并于 1936 年 11 月将其逮捕。一个月后蒋介石被软禁在西安，被迫接受全国抗战政策。即使如此，“七君子”直到 1937 年 7 月中日战争爆发后才被从苏州监狱中释放出来。江青于抗战爆发之际离开上海奔赴延安。当然，她并没有“七君子”的知名度，但她为自己辩护说她亦为“所有的革命工作者”所承认，尽管她不可能全部认识他们。在党外的左翼分子中，以“七君子”最为著名。同时还有一些年轻的左翼分子，最终都由上海奔赴延安。

延安对江青的鉴定并不统一，因为她工作的多面性很容易使外人产生各种看法。对她个人的“迫害”(可能来自于党内的高层)，加之上海左派领导与其下属的关系日趋疏离，对江青 1935 年以后的活动产生了一种“分化”的作用。前两年她做为一名教师和“真正的”左派团体成员，用现在的话来说，意味着“在基层做群众工作”；但当统一阵线开始酝酿时，剧作家联盟中的党组织合并了教育者联盟中相应的党组织，江青的职业地位也随之而变。剧作家联盟在表演艺术界中有着广泛的联系，这使江青重新获得进入“上层”的机会，周旋于真正杰出的演员、剧作家、评论家和作家之间，这些人大多与左派团体和其它反政府组织的联系并不密切。

1936 年底上海共产党因党内外各种力量的打击进一步衰落，当时处于中国大西北的共产主义运动正经受着发展中的种种阵痛，上海党与其联系更为疏远，使自己陷入一种危险的孤立境地。由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经过了一年的艰苦跋涉于 1935 年 10 月到达目的地。江青认为，这些农村革命的领袖们在当时难以知道 30 年代活跃在上海的各种左派团体的活动内幕。抵达延安后，她“发现”这些领袖对当时各种自成一体的左派团体开展的革命活动“一无所知”。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当时上海的真实状态才被披露出来。

4．

有一个人当时能够高屋建瓴、超越于 30 年代形形色色的左派和民权运动领导人之上，他就是鲁迅。在江青的心目中，鲁迅是她最为敬仰的一位文化巨匠，正如毛泽东是她心目中一位政治巨人一样，虽然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眼中文化与政治的界限常常是含糊不清的。江青毫不掩饰她对这两位伟人的崇拜。为了维护她在“文化大革命”直至 70 年代中期一直领导的某种意识形态，她在讲述自己中引用了一系列经过精心挑选的例证，表明她对这两位伟人之间相互的仰慕与敬重之心的觉察力。

一天深夜江青大谈起鲁迅，尽管当时她的警卫人员哈欠不断，不断用热茶、热毛巾刺激以强打精神，江青却始终兴致勃勃。电灯散发出的热呈在她额头上疑结成颗颗小汗珠，在灯光下闪烁。谈话中，她不时将手伸进一本白色的塑料皮书中，抽出一把白绿相间的塑料梳子，梳理着头顶的短发，但这丝毫不影响她滔滔不绝的评论。

当江青 1933 年到达上海时鲁迅也在那里。处处弥漫着一片白色恐怖。地下党不时受到清洗，有时甚至一天内几个地下党组织同时被破坏。尽管鲁迅并未加入共产党，但他竭尽全力掩护他的朋友。例如，红军将领陈赓在一次围堵战役中受伤，于 1933 年到上海治疗。鲁迅得知他抵达上海后，把他请到家中。陈赓和另一位红军指挥官谢富治在鲁迅家中隐蔽了一段时间。

甚至在还不能完全理解鲁迅那含蓄文笔的年轻时期，江青就已开始崇拜他。她常常读一些鲁迅的杂文以及他在上海《申报》上发表的文学评论。但要辨别鲁迅的文章却并非易事，因为他为了混淆想堵住他嘴的当局者的视线，经常要更换笔名。但最终，江青还是把握住了鲁迅的风格。

我问江青，鲁迅是否知道她。她说当她在上海时曾有人告诉她，鲁迅曾观看过她的演出，但说这话时她脸红了。江青一再强调，她只是听说而已，并不知道这是否属实。

30 年代中期的江青还名不见经传，并不足以引起鲁迅的注意。但江青事后得知毛主席自从知道鲁迅后就一直认为他是一位杰出而敏锐的社会观察家与作家。主席还在西北时，就开始认真阅读他所能得到的鲁迅的每一篇文章。无论走到那里，他总是到处搜寻鲁迅的著作。在读完鲁迅的《伪自白书》一文后，毛泽东曾与周恩来一同讨论并作出高度评价。

江青成为毛泽东的妻子后，惊讶地得知毛泽东一一这位万里长征的领导人，即使在长征途中也带着大量书籍，其中包括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多年后这些书大多被那些独具慧眼、意识到其历史价值者偷走。江青曾竭力想找回毛泽东曾做过大量批注的书籍，她强调说，这些书的价值非同小可。

红军于 1935 年抵达陕西后，中共曾派人设法与鲁迅取得联系，希望能保护他，并将他吸收到他们的事业中去。最初派出的人在上海四处寻找他，并得知他在上海随时有生命危险，但却未能找到。后来在全国范围内搜寻，依然毫无结果。如果中共能将鲁迅从上海带出护送到革命根据地，他不会轻易在 1936 年 10 月就因疾病染身而亡。江青自信地推测说，在中共的掩护下，他本可能活得更久一些。

鲁迅是一个有坚定立场的人，江青说。例如，他从不送人礼物。尽管如此，当他知毛泽东正率领红军北上时，他为他们送去火腿和其它食品以充饥。但却因丢失或被盗的缘故，这份礼品始终未能到达其目的地。

鲁迅处事往往悖于常理，但要对他作一评论却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是一位“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花费了三、四年的时间冷静地观察自己身边的这个社会，分析生活于这片国土之上的各阶层，一旦时机成熟，他毅然提笔奋起，战斗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江青与毛泽东结婚之后，她与鲁迅的遗孀许广平结为知交。江青说，许广平讲述过，当她和鲁迅一同外出时，从不敢走在马路的同侧，往往分道而行。这样当国民党当局抓住了一人时，另一人仍可脱身。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鲁迅不仅在上海极有威望。1936 年 10 月鲁迅病故时，为他送葬的人，汇集成为一支庞大的政治示威游行的大军。“我站在送葬队伍的最前列，”江青回忆说，“我们高歌除了《国际歌》之外几乎所有的革命歌曲。因为《国际歌》是为当局所禁止的。我们四人一排，手挽手地前行。”

江青连续数小时滔滔不绝地即席讲述着鲁迅。尽管江青的谈话很高明，她口若悬河地称颂鲁迅对社会入木三分的嘲弄、对愚昧人性的讥讽以及与敌人不懈的斗争，但就文学想象力的丰富程度、细致入微的洞察力与对人性的理解深度上而言，她仍远远逊于鲁迅。江青的谈论暗示她与鲁迅的相似之处：鲁迅虽然名义上并非共产党员，但在精神上却是其成员这一观点，对江青个人而言也颇具重要性。就是否持有党证这一标准而言，鲁迅从来都不是一位共产党员，而江青在上海也一度丧失党员资格。她在以后几年中一直受到怀疑。江青说，她和鲁迅都不仅受到国民党的迫害，还受到文艺界要人周扬、阳翰笙等人的打击。她含蓄地强调了在这种处境下他们都表现了英雄主义精神。因此，对江青而言，宣讲鲁迅与共产党及其信仰的联系，对于证明她自己政治生涯的连续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她认为自己与党名义上的联系中断后，在精神上仍旧坚持着共产主义的信仰。

第五章上海电影圈留痕

电影吸引着江青，而且始终如此。她把它看成是现代文化不可缺少的东西。电影和文学在她的头脑中紧密相连。

她曾回忆起她所接受的杂乱无章的教育，这种教育使她偶然接触了外国文学。她说：

“ 我尝试过小说、戏剧、诗歌，但没有一样成功。我结识的第一个美国作家是厄普顿.辛克莱，是《石油！》、《煤炭大王》和《丛林》的作者。辛克莱是个改革家。后来，我读过杰克.伦敦和约翰.斯坦贝克的作品。但我太无知了。不过，我看过许多电影，大多是罗斯福时期摄制的，那个时期不少电影是从文学作品改编的。我经常省下几顿饭钱，饿着肚子就为了看一场电影。我非常崇拜格蕾塔.嘉宝的表演。

“我必须替她说句好话。美国人不给嘉宝学院奖是不公平的。我相信这是美国当权者的错，而不是人民的错。我在延安的时候，见到了布鲁克斯.阿特金森(Brooks Atkinson)，他是《纽约时报》著名的戏剧批评家。

“他与我谈了那么多的文学和艺术！嘉宝是个伟大的艺术家。格蕾塔.嘉宝是‘伟大的嘉宝’，她对 19 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作品的演绎是杰出的。她的性格有叛逆的一面。她有一种自尊的气质，不造作，也不夸张。”

我说，在电影中和生活中，嘉宝显出一种孤独的气质，这使她与他人不同，她力求独具特色。”

“是的，独具特色，”江青应道，“她应该得学院奖。我建议米高梅制作她的《茶花女》和《克里斯蒂娜女王》的新拷贝，重新放映，给她奖励，这才公平。她是瑞典人。我们有这两部片子的拷贝”。

得知嘉宝的电影在中国仍有吸引力，我记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在几次讲话中说到某些非无产者的作品可以用来作为“反面教材”。嘉宝和卓别林这些曾在中国拥有狂热追随者的电影，目前是正面评价其价值还是作为反面教材呢？我问道。

“ 我们可以吸取演员的技巧和电影技术，但我们缺乏拷贝。获得外国电影对我们很难，”江青承认，“你们有一部片子叫《音乐之声》，我们设法从香港搞到一个拷贝，但复制色彩太差。接着我们在其他国家到处找一部好一点的拷贝，但还没有搞到，真不容易。这部片子较严肃，而且反法西斯。导演的技术简直精彩极了。”

她说，几十年来她看了大量的电影，她喜爱的看了不止一次。由俄国制片人罗曼.卡尔门摄制的一部特别纪录片，她看了三次。

“我读过小说《飘》，你们的一位女作家写的。”她说，“一部电影根据它改编，叫作《乱世佳人》。”

“你知道为什么我提到《飘》？”江青问道：“不是因为它有什么伟大的文学价值，而是因为电影用生动的方式使我理解了美国内战。”

“ 我读过一些文学作品，我年轻时学过一些美国历史，但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华盛顿和林肯。华盛顿作为 3 百万人口的领袖，打败了拥有 3 千万人口的英国(事实上，在华盛顿时期只有 1 千万左右)。从我们的观点看，华盛顿后来犯下了杀害印第安人的罪行。历史上，当他打法国人时他联合印第安人，而当他打败英国人以后他屠杀印第安人。但是，华盛顿仍然是一个伟人。20 世纪 30 年代的西部片里白人本性野蛮，对待印第安人十分残忍。”

但是 30 年代制作的美国西部片并没有真实反映那个时代，我赶紧说，那些影片是 1900年以前那个年代的故事虚构。

“但是，美国仍在制作西部片，”江青声称道，然后结束了那次谈话。

1．

在广州的一个夜晚，吃过晚宴，江青在别墅大厅里优雅地散过步之后，她对外国记者透露说她有一个保留的款待节自：嘉宝的《克里斯蒂娜女王》。她的脸上闪着期望的光。1933年的米高梅电影是她一贯的宠儿。她从北京订下来作为她的晚间娱乐。她私人收藏的中外电影中几乎囊括了全部嘉宝的作品。但她唯一的《茶花女》拷贝，甚至在当时因为天长日久反复放映状况也已不佳，她遗憾地承认，她没有《安娜.卡列尼娜》的拷贝。

当灯逐一关掉时，她的眼眸跳动着。在黑暗中落座后，她说，这片子无论看多少次，她总是为之迷住。在一个便携式屏幕上，胶片因老化而吱嗄作响，跳动不稳，演员的动作不自然地快速或缓慢。音响 ——原版——实际上听不见。也没有中文字幕，但这并不使江青沮丧，她从头到尾十分熟悉银幕上的表演。实际上，她不停的小声的中文解释远比英文对白清晰得多。

影片吸引了我，不仅因为我以前从未看过，更因为是江青选择放映的。这个欧洲神奇的传说和江青不寻常的生活之间有着什么联系呢？作为同世纪的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是一位美丽而有主见的君主，她拒绝宫廷年长者为她安排的婚姻，而喜欢自己选择情人。不久，她迷上了惹事生非的西班牙使臣(约翰.基尔伯特)，他来到瑞典为的是替西班牙国王求婚。克里斯蒂娜装扮成英俊的年轻男子，来到使臣住的小客店。因为客店暴满，两个“年轻男子”被安排到一间屋。当夜幕降临时她卸下男装(这种情节纠葛与中国反映侠客传奇的电影模式惊人相符，总是讲述一个渴望冒险的非传统年轻女子扮男装，与她的男伴一起历尽险情。不久同床，而且总是在适当的时候暴露出女性的身份。因为装扮成异性的主题在当前共产主义的电影中遭到禁止，江青，也许像几百万其他人一样，对它有一份怀恋)。他们陷入热恋，这导致了她为他放弃了王位，但接着他却死了，抛下失去了爱和权力的克里斯蒂娜。影片结尾，嘉宝身着古装立于船头，光彩而平静，毫无畏惧地凝视着未卜的前程。

灯亮了，显出江青自己清晰的形象，但双眼却蒙上了泪雾。将近早晨两点了。别人注意时间的举动没有逃过江青的眼睛。她微笑着，愉快地宣布这只是个中场休息，片子一装上，又将观看一部有关考古发掘的纪录片，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在毛主席的出生地附近湖南长沙拍摄的。这期间江青和大家互相拍照。为了在屋内创造自然的氛围，她令她的随从拿来巨大的竹制茶壶，点起高瓦数的灯光。彼此照了一小时左右的相，

在考古纪录的奇观中有“淹泡的公主”，她经过两千多年的防腐处理后被发掘出来，江青沉迷在这部电影里，似乎她指导了制作。她评论着科学的影响，而对影片坚持无产阶级考古新观点没有作更多的说明。

2．

江青在电影界工作只有 1936 年和 1937 年。从这一点，她开始讲述她的一部分她情愿略过的生活。但她告诫说，这两年不可以从她以后的生活中孤立出来，人们总爱认为她花去了她全部的青春追求名望。一些人声称她生活的唯一抱负就是在 21 岁时成为明星。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在演艺上，如同在一切事情上，她从底层做起，慢慢地升迁。到她 18 岁时，她有了作为女演员的固定工作，尽管工资很低。除了表演一一外人似乎只注意到这一点——她确实在年轻的时候希望为共产党做事。她用尖锐的目光看着听讲者说，外国人不理解她当时是多么深地投入到共产主义中。

她沉默了片刻，注意的目光从周围人的脸上扫过，然后，继续她的话题。许多年来她一直是——而且仍然是——“党内党外政治迫害的对象”。她把头向后一仰，微笑着，为了解除给她的听众制造的紧张气氛，她说：“我的真正特长是一直在搬开大大小小的石头，这方面我真的是英雄。当然，作任何革命工作都可能有沉有浮，但它是高尚的。如果做对了，不应该吹嘘；做错了，就该加强自我约束。”

她说她并没有追求电影界的名望。她更快地继续说，但当她作为一名女演员出了名，几家电影公司竭力要她，试图迫使她签合同。大电影公司的经理用诬蔑的手段反攻她，并威胁要杀死她。这样，她和鲁迅在上海的年月中成了这类滋扰的共同目标。她的神经像鲁迅的一样，逐渐被长期的攻击所侵蚀。当她说到各色各样的人——国民党及“共产党人”——都曾设法杀死她时，她提高了嗓音，带着痛苦。除了上海《大公报》，所有的新闻媒介——广播、报纸以及其它有影响的宣传工具都组织起来反对她。他们采用的手段阴险狡诈，但在白色恐怖时期是常见的，他们散布谣言说她将被绑架，他们实际上要逼她自杀。作为个人她没有力量，无法接近新闻媒介，使她不能抵抗她的袭击者们，而正是这些人操纵了新闻媒介。当她意识到她实际上是完全孤立和脆弱的，她终日生活在恐惧中。她的健康下降了，她的抵抗疾病的能力削弱到了危险的地步。

江青的上面一番讲述带着愤怒和绝望。她迂回曲折的言论以及一些信息，使当时在座的这一小群听众去思索她指的是什么样的历史现实，她究竟怎样受到了牵连。她 1936 年和 1939年对电影业的介入，可能并不像她现在所说的那样对王明的民族抵抗阵线构成挑战，因为王明阵线基本上控制了上海地下组织和城市共产党。

江青想为自己建构建立起这样的历史：尽管在 30 年代她被迫持有双重身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文化工作者以及在基督教青年会中主持改革计划的教师和调查员，她始终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这就是说，她不仅仅是为了演艺的利益才倒向左派，她在艺术中表达阶级斗争的主题。这似乎使她更接近以鲁迅为代表的更激进派。尽管她没有具体说明她是如何“被迫”签合同的以及演了哪些影片，我们可以设想她试图拒绝的影片笼统地反对战争，没有阶级斗争的成份，或完全忽略了政治，因此是纯商业性的。当鲁迅出来为那些受国民党和娱乐电影制片商强迫的男女演员辩护时，王明的维护者诬蔑他，她的生活也受到威胁。他们“共同的敌人”警告说她将被“绑架”——被抓，被迫签合同，被迫按指挥的那样去表演 ——如果她不肯照办的话。那种威胁和违背她政治原则的可怕的演艺前景把她逼到了自杀的边缘。如果她的抗议驱使她自杀(像许多“不光彩”的上海女演员一样)，她的“敌人”们对她的死仅负有间接责任。

在我们评价她的动机时，我们不能忘记 1972 年，她是在拥有独一无二的优势的时候说这番话的：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组织被驱逐到台湾岛上达二十多年，她左派中的宿敌——周扬、夏衍、田汉以及阳翰笙——已在六年前被她公开贬损，他们的文化遗产被破坏或没收。谁来证实或反驳她的指控呢？

幸运的是她长工资了(可能来自演出和教书)，江青继续她的讲述。但大部分钱用来支持她的亲友。谁？“两个同志和一些朋友，”她含糊地回答。那些了解她依靠很少的钱过活的人一定认为她的习惯很奇怪，尤其是她专爱上吸引富人的饭店。但他们不知道，当她到这些高档饭店时(她的动机我们只能猜测)，她叫的所有东西只是一些馒头，她慢慢地啃着，一次吃15 分钟，除去仅有的必需品和支持她的家庭的花销外的余钱，她用来买各种主题的书。她过去常常花很长时间逛书店。书商认识她以后，逐渐信任她了。如果她想买一本书却没有现钱，他们就把书送给她，同意日后付款。

那时的上海，钱对于大多数人是个头痛的问题。对于成千上万的毫无希望的失业者，抢劫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她的口袋被扒了无数次(回忆起这段往事，她哈哈大笑起来)。丢了现钱，她别无选择只好进当铺。她的面孔在戏剧和电影界出名之后，应付当铺老板是件极为尴尬的事。她在世上的全部财产，只有她的手表和钢笔为当铺所接受。一次，当她把表和笔放到柜台上，当铺老板盯视着她，问她要多少钱，“五元”，她告诉他。他没有讨价还价，也没有任何评论，平静地递给她五元钱，收起表和钢笔。这种简单的交易是罕见的，表明他一定认出了她，同情她的处境。日后同当铺老板打交道越来越容易。为保持信用，她总是证明几天之内即还钱。

为了强调她的争辩：是贫困最终迫使她签了电影合同，她展示出一些她在上海头两年的照片，每一张都说明了她极为缺钱。她常常缺少车费。她记得一次她乘电车到城市很远的地区参加一次政治集会，会议结束时外面已经很黑，只有一趟末班电车，而她的钱仅够买一张三等票，尽管她更愿乘一等。唯一的空的座位在后面，当电车摇摇晃晃穿过街道时，那个部位震动得更厉害。她越来越恶心一一她仍然容易晕车，小时候留下的毛病。最后，为了不呕吐，她在远离目的地的站下了车。现在她别无选择只能跋涉回家，走完十多里路。她回到女工宿舍时腿肿得很厉害。

另一次，她去上海的一个地方时刮起台风，汽车线路中断。她能找到的仅仅是一辆黄包车，但拉黄包车的要求预付车费，她付不起。没有办法只能走回家，有一段风在她背后刮得如此之猛以至于她不得不抓住一棵树以防被刮走。但即使是大树也折断了。树枝劈劈啪啪，疯狂地飞向四面八方。她到家的时候，哆嗦着，发起高烧。当她爬上她阁楼上的房间，她和她的工人学员同住的这间小板房，在风中恐怖地吱吱作响。

在艰难时代她像那里的其他工人一样饿着肚子。——这更给她从前的可怕生活图景增添了悲惨的气氛。在这同时，她属于一个业余戏剧社，每周演出三次，总是挨门挨户地演；即使是这样，剧社还总是亏本，演员们不得不掏自己的腰包以维持它的生存。她也不得不捐款——“就像一个男人，”她解释，露出女权主义者的自豪。

江青严肃地继续讲下去，她从不从男人那里拿任何东西。在旧中国，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起外出，总是男人付钱。她从未这样做。如果她没有钱，她告诉那个男人，“这次你付，下次我付。”一次她突然决定到一个一流剧院去看嘉宝的《茶花女》。以波西米亚人的心情，她披上一件男式外套，带着一个男式钱包而不是女式小钱夹。等她到达售票亭时，所有的最好的座位已经售光，只剩下一元一张的包厢票。以这个价钱，她可以在一个二、三流的剧院买到最好的座位。她要去找一家，走在街上，她感到有人在鬼鬼祟祟地盯着她，然后走近了，但她不敢回头证实她的猜疑。在剧院门口，她碰到了一个朋友一个男人。在他们开始买票的时候，她发现钱包不见了——被扒手掏去了，这人一定是在街上秘密尾随她的人。她气恼又尴尬，又怕她的朋友认为她只不过做出付钱的姿态，并不诚心这样做，而且，她不愿向他承认她的钱被偷掉了，怕他会为她难过，要为她做些什么。所以她很快说了声再见，叫了一辆黄包车，寻找能借给她急用钱的朋友。但没找到认识的人。最后她到了银行用高额利息借了一小笔款。现在说出来感到羞愧，她在去延安之前从未还清这笔贷款。

她日益下降的健康状况令她沮丧，急发的高烧时常使她神志不清。这种日子出门，她从来料不到会遇到报纸上什么样的诽谤，会听到什么样的闲言碎言。那些日子她经常觉得她“束手作了公众的俘虏”(她没有解释那种有关她的恶名和弱点的言辞)。但公众是如此善变和不可预料。他们会生她的气，也会热情地与她握手，或用鲜花欢迎她。

她的一个朋友，《大公报》女记者，了解她的危险处境——摆不脱的恐惧和加在她生活中的反复的威胁：这位女士鼓动她把她的苦境诉诸文字发表出来。为什么她不反击？江青拒绝了。然而，不久以后，她遇到了一个在另一家报纸上谩骂她的记者。他宽容地笑着，伸手与她握手。江青恼怒了，手臂紧贴着体侧，吼道；“你用了无耻的方式咒骂我！”

1936 年当她的个人危机膨胀时，她希望逃离上海，尤其是在双十节后(十月十日是中华民国的国庆)。但由于她与一家电影公司签有合同，她不能随便离开这座城市。这期间一些要好的朋友鼓动她把折磨她的事件写成文章，因为知道她早些时候不愿意这样做，所以，当她最后决定这样做时他们吃了一惊。不幸的是，她写的第一篇文章没有按她的意愿发表。文章中在她使用“日本帝国主义”一词的地方印刷人改成了 “日本”，以致于她的本意被歪曲了。那以后，她的另一些朋友告诫她不要再以印刷品形式暴露她激进的观点。“你会招来被捕的下场的，”他们警告她。她只能气愤地提醒他们，她已经被绑架过，而且在监狱里呆过几个月，这就是两年前的事。

在上海危机的岁月里，她出版的文章中，有一篇叫作《我们的生活》，发表在左派杂志《启蒙》1937 年 5 月 25 日版上。尽管她的“马克思主义”观可能还很幼稚——她当时只有 23 岁——她对演员的艰难选择的感受却表达得直言不讳。她对于现代戏剧运动潜力的信念表现在一个无论社会地位、职业能力还是政治观点都常常惹来麻烦的女演员的自卫的呼声。三十年后，她可以从“文化大革命”的指挥塔中继续她的论战。但是当时，她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样写道：

“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并不知道演员生活的分量。人们经常妒忌的说：‘哦，多么舒适多么令人羡慕的生活！’或者，一些自诩的贵族会轻蔑地笑话我们：‘哦，那不过是些放荡的演员。’对于其他人，我们这些参与新戏剧运动的人如同眼里的砂子，拼命要除掉。我们像火种一样危险，受到那些要毁灭我们的人四面八方的进攻。帝国主义也许是目前最强大的力量，他们首先要保住他们的旧世界和特权。像猎狗(一个江青反复使用的比喻)四处觅食，随时准备跳起来破坏……新戏剧运动。在国际居住区和法租界，他们肆意袭击我们的演员。我们知道他们还会在其它方向上贪得无厌地大打出手。”

男女演员必须有强健的身体、头脑和精神，她继续说下去。他们不仅仅是娱乐的工具，也不是玩物。在这些危机关头，演员们清楚他们的社会责任，并以此来指导演出。他们必须像剧作家和导演们一样工作，以加深对社会问题的理解。“李云鹤——现在你们知道她是怎么创造出来的了吧，”她停顿了一会儿，调整自己，马上从绝望升为坚定。她从恶梦中“醒”来后，她说，共产党的红旗的形象在她心中树立起来。她必须坚信，“中国将有自己的红旗，世界将有自己的红旗。”

电影与现代戏剧一道兴起于本世纪初。中国的制作中心在上海，尽管香港和其他大城市也兴起一些制片厂。在涌入市场的外国电影的挑战和外国投资的刺激下，直至 1925 年左右，中国的电影工业还在明显地效仿西方：完全是好莱坞娱乐片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宣传片的结合。中国新的电影制造者，其中许多在国外受过训，也受到明显地比他们先进的日本人的高技术和审美观的影响。许多电影采用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演技和布景，这对于中国传统是陌生的。他们的主题取材于城市矛盾一一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的发展，穷人的教育问题，妇女解放和女权问题以及失业问题。

尽管中国电影制造业有一些进展，外国的影响仍占优势。1936 年，也就是江青首次登台那一年，373 部影片中，除了 30 部，全部由好莱坞制造，在上海首映。中国电影制造厂生产的影片只占一小部分，而且被好莱坞的宗旨和风格所主宰。

本世纪 20 年代初，美国电影技工开始在上海训练他们的翻版，但十年之后由于经费紧张，大部人被解散。他们留下了零星受过训的人员和过时的好莱坞设备，尽管困难重重，又加之缺乏资金，但是上海几家电影制造厂到 20 年代还维持着运转。每一家都有鲜明的特色和一批明星。

从 30 年代初开始，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尤其是置身于现代戏剧的人，感到了电影作为宣传工具的特有潜力，开始利用它。像戏剧一样，电影不要求观众有多高的文化素养，而且那时电影制作发行要相对便宜。30 年代初尽管没有正式的电影制造商团体，激进的电影制造人的兴趣受到一些左翼戏剧家社团领导人的影响。例如，田汉、夏衍及阳翰笙不仅塑造了现代政治剧，而且同样塑造了电影。1932 年 1 月 28 日日本进攻上海以后，夏衍劝说共产党明智地建立了一个地下电影局。随着电影日益为政治观点服务，电影批评也兴旺起来，为政治左派的事业服务。

1932 年 9 月，共产党办起自己的电影杂志，叫《电影艺术》，目的在于促进“公开斗争和客观批评”，也就是从意识形态上纠正电影分析。1933 年 2 月，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电影文化联合会”，旨在组织电影生产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江青的职业取决于政治和艺术，同样取决于有影响的人物。其中已经提到的是制片人和剧本作家夏衍，他的工作长期与她的并行，有时甚至中断江青的职业——于是他们交手了。他们都成长于戏剧界——夏衍代表着作家的一方，参加了左翼戏剧运动，并逐渐转向电影。夏衍是早期的共产主义革命者，他在杭州加入马克思主义小组，在日本继续学习，1929 年参加共产党。1930 年和 1931 年是左翼作家联盟及左翼戏剧联盟的创始人之一。第二年，他开始制作先锋的左派电影，这一时期正值整个电影业士气低落，遭受着由于日本在中国扩张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的痛苦。1932 年夏，夏衍与其他几名共产党员参加了明星电影公司，力求引导一部分人制作脱离取悦西化的知识分子的浪漫、两性以及女权的主题，而致力于探求中国民众的共同问题。夏衍是把马克思主义主题，如阶级斗争，引入中国电影界的人。

当江青在上海紧张地从事教育女工和调查工厂情况的工作时，夏衍正把那些无产者的状况与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电影作政治联系。如他的《女性的呐喊》反映了纺织工业悲惨的条件。

在时代的压迫下，明星电影公司和其他制片厂暴露国民党道德腐败和实行抗战不坚决。这些直言不讳者被作为不同政见的记者、作家和出版商毫不留情地划进同一个反政府阵营。盖世太保般的蓝衣队，破坏共产主义者的委员会，和其他安全组织，零星地搜捕、关闭了几家电影制片厂，就像他们对付出版社、书店、文化协会、学校和大学一样，采用惯有的抓替罪羊的手段。蓝衣队 1932 年 11 月以技术落后为理由解散了艺华电影制片厂，以此警告其他制片厂，不要从纯消遣性或政治正统上转向。

关闭的制片厂中的主要左派成员到其他电影公司寻求庇护，又继续工作。政府在现有制片厂内培植代理人或反对势力，试图从内部瓦解它们的政治独立，以此作为反击。装扮成左派的代理人篡改脚本、电影计划以及广告来迎合国民党的利益。为了控制公众在电影发行后对其政治影响的争论，一些日报、周报的电影增刊以及独立的电影杂志受到审查，或者被勒令终止。

1934 年是左翼电影制作商和国民党政府公开对立的最后一年。第二年，在对立政治集团之间形成统一阵线，建立民族救亡协会的压力使他们为了共同的生存平息了争执。但这些民族救亡协会无不保持着独立的政治姿态。如果他们批评政府行为向日本妥协，他们就会遭到政府镇压。对冒犯的机构大规模的袭击越来越为对持不同政见者人身的阴险迫害所取代。大部分的报纸、杂志被国民党代表所控制。他们利用权力，对直言的作家、艺术家展开抵毁战：公布他们所谓“耸人听闻”的私生活；痛骂他们的政治哲学。在上海不稳定的自由社团中：女人对于这场人身攻击战比男人更脆弱。艺术界的女性，特别是女演员，她们有着迷人的光彩和浪漫的香花，却没有社会威望，最容易在公众舆论的操纵力量下走向自杀。

国民党政府 1935 年发动的白色恐怖，迫使电影与其他活跃的艺术形式一样发生大的转变。在以往的年月里，电影发展成社会和政治觉悟的大众媒介。意识形态的表达直言不讳；社会弊病和革命的解决方法被以鲜明的方式表现出来。但 1935 年后，反对国民党的电影制作人受到国民党报复的威胁——正是在 1935 年，国民党名义上制订了统战政策——被迫创造微妙的形象，间接地表现政治主题。从艺术的角度看，这一时期成就了许多东西。然而在 1935年，不仅电影在传达信息方式上委婉迂回，而且电影制片人在招募演员时也不得不采用更圆滑的手段，保障合同被提供给个人演员，而不是如早些年那样提供给团体。据江青披露，她正是在电影经理们寻求的个人演员之列。

4．

江青初涉影坛正值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关键时期。左翼制片人被政府驱赶到地下，带着能带走的表演天才们，把电影名称、形象加以剪裁以适应新角色。江青也在其中。她用艺名同联华电影公司签了合同。直到那时为止，在地下政治活动中和舞台上，地以李云鹤或这名字的一部分而出名。她坚持用“李”，以保持她的姓。当她签第一个合同的时候，左翼戏剧家联盟的一名领导成员，一个她仰慕却不愿透露其身份的男人，敦促她采用新名，不要用李姓，这个姓在政治圈子里已经名声不好(这一点，她没有细说)。这样，她在电影界取名“蓝平”。她选择“蓝”，取蓝色之义，因为她喜欢穿各色调的蓝——深蓝、淡蓝或蓝灰。还因为她不久将离开上海赴北平(字面意思“北方和平”——那些年月里北京的名字)，她取“平”字意思是“和平”，作为名字的第二部分。因此，“蓝平”，像它的字面意思一样，表示“蓝色和平”。

但在她与华联签电影合同之后，左翼戏剧家联盟的同一个领导人决定把她的名字“平”改为写法不同的另一个“苹”字。他认为这对电影更有效。所以她保持了“蓝苹”的名字，在电影界知名——蓝色苹果。

在白色恐怖下，艺术家们总是受到这样的威胁：混淆了与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各组织合作同与明显及不明显的外国敌人的中国代表的所谓“协作”的界限。不同于戏剧的是，戏剧的表演总是由演员自己控制的，一部电影一旦制成就落到了编辑和审查人员的手中，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江青说：

“30 年代初电影制片厂与我们关系比较密切，因为当一个民族处于危亡关头，颓废、色情电影是找不到市场的。公众要求民主、希望抗日。当时美国电影占主导，构成了上映影片的 70％。但在上海正在制作一些比较民主的影片，一些多多少少描写了群众，或启发反帝的主题。但制片人不敢直言，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这样做，就会立即遭到绑架，就像我曾被绑架、被国民党监禁了几个月一样。”

从纪录资料中可以提到比她提供的情况更多的细节。

1934 年 10 月，明星公司的保守派解雇了夏衍，不承认他两年来“颠覆性”影片的制作记录。此后，他加入了联华电影公司，与共产党地下电影局保持联系，并继续他颇有进展的电影制作。联华成立于 1929 年，中外联合赞助，包括一些军阀，这些人都决定跳出票房影片模式，如鬼神、骑士传奇、每年的热点影片一一这些在黄色文学、电视以及 70 年代海外华人电影圈里仍然时兴。联华早期产品激起它的领导成员对于知识、道德的关注。这些人在自由的、世界主义的五四时期成熟起来：反对旧的家庭制度，提倡现代爱情和婚姻，以及反映浪漫爱情和社会责任的冲突。后来，30 年代早期战争时期的悲剧迫使联华搁置起那些感情的主题，以寻求制作带有极少装饰的传达政治信息的影片。为了在政治上安全过关，他们走得更远，创造了一种电影讽喻的新风格。在这个交接时期，江青受雇于联华。

基于文革期间做出的政治判断，她说：“到 30 年代中期，鲁迅称之为的‘四条汉子’背叛了革命，再没制出好片子。那时我开始为一家电影公司工作。我不是非常出色的演员。但在新演员中我相当突出。我可以深入基层，像导演一样工作在工人中，当然，(无产阶级艺术家)也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导演，去演出。我也去学校。我做了许多类似的事。”

江青提到了她演的舞台角色，但从来不提电影角色，甚至对几个直截了当的提问也是这样。除了想总体贬低 30 年代后期的电影外，她有个人动机一一有一些我们可以猜到。她不只一处提到她想淡化影星的形象。我们可以想象她不想让外国人探查她的旧影片，并把它们作为电影节的噱头。多年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谣言，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后，下令销毁她演的所有影片。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不真实的说法。事实是，毛的政权没有没收私人电影制片厂和它们的成果，直到 50 年代初。而到那时，大批商业影片的拷贝已经被带到香港和其它海外华人区。可能她所要隐瞒的她演员生涯中最重要的电影是在统战时期制作的，当时制片人在抗击外国敌人的精神下，采取国防电影的立场，被迫与国民党合作，而不是保持左翼电影的阶级立场。

当中国最现代的作家，以戏剧家为领导，开始转向注定要把电影变成最时髦的传播工具的电影剧本创作时，相应的，新的银幕天才也开始脱离舞台。最成功的受过舞台训练的影星中有白杨和赵丹，有时被尊称为中国的嘉宝和盖博。江青从未提到过他们的名字，这两个名字当然在那些岁月里比她更光彩夺目。

江青的电影生涯必须同 1935 年夏的统战政策联系起来看。民族救亡协会要求所有作家、艺术家为了民族利益，抑制为宗派利益服务的观点，或者明显暴露国民党政府的伪善以及从日本人手里解放民族的措施不得力的观点。从那以后，电影中批评的意向只能通过文体上的委婉表达。江青的第一部影片《狼山喋血记》通过讽喻表现这种间接批判。

表面上《狼山喋血记》只是一个恐怖故事：一群狼袭击村庄，吃掉大批居民、余下的人陷入恐慌。熟悉这十年来伊索式语言的观众，毫无疑问会辨出狼象征日本人。村民对侵略者的反应不同。女英雄小贞德（小玉）和她的父亲倾向复仇。迷信的茶庄主人赵耳则认为狼受到山神的控制，因此是不可摧垮的；唯一逃脱的办法是用钟把它们罩起来。老张无所畏惧，孤身一人出去冒险打狼。刘三，像他妻子(江青饰)，害怕狼群。

当小贞德、她父亲和勇敢的老张出外打狼时，一群提着一只死狼避邪的捕兽人加入进来。父亲赤手空拳，被狼当场吃掉。当晚狼群又袭击村庄，杀死了刘三的儿子；自身的不幸激起他们最后的反抗。当狼群在光天化日之下涌上街道，小贞德、老张和刘三组织全村抵抗。刘三的妻子，一度被狼吓倒，现在勇敢地加入了打杀狼的行列。高举火把，村民们边行进边唱着《杀狼歌》：

我们不顾生死走出家门。

打击豺狼，保卫村庄。

我们的兄弟血流成河，

我们的姐妹尸冷如霜！

尽管豺狼凶恶，

我们决不退缩。

我们决心消灭豺狼，

因为我们不能没有家乡。

像 30 年代所有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制作的电影一样，《狼山喋血记》在发行前必须通过儿次审查。按国民党惯例，首先是电影剧本；其次是剧情说明和对白，再次是最终制作，必须取得电影审查中心委员会同意。然后，外国人控制的上海市政议会要检查电影取材是否可能冒犯日本人一一他们的利益受到保护。最后，日本领事馆可以随使审查任何一部涉嫌侮辱帝国主义特权的影片。尽管上海市政议会的审查员们猜测《狼山喋血记》中的狼象征日本人，但日本领事馆可能不相信这种象征，让影片通过了。

上海兴起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并不更担心激怒日本人，却厌烦了电影明显的严肃气氛，习惯了电影中的两性生活的反映，所谓“软”电影。他们怀念影片中女人的“像正在吃冰淇淋似的‘眼睛’，色情的肉和大腿”，暴露的丰满胸脯和更迷人的化妆。

尽管这部电影得到官方批准，后来的放映在 1936 年秋遭到国民党警察和英租界警察的禁止。审查激起艺术社进行了一场国际起诉：戏剧家和制片人应当免受无理的政治镇压。

《王老五》，联华的第二部影片，片中蓝苹又出现了。影片更直接地反映了社会剥削和民族反抗的主题。它是在城市贫民窟中摄制的，由艺术社另一成员著名的蔡楚生执导。为了使影片真实地反映上海江口船民的生活，他密切调查了社会现场。这样，影片情节来自现实，题目中的形象王老五，是一个 35 岁的穷苦单身汉，他尽管政治觉悟不高，却有着劳动人民的“良心”。他爱上了漂亮的女缝纫工(蓝苹饰)，她却没有回报他的爱。但因为她父亲死时，他对她表示同情，出于感激，她嫁给了他，和他一起住在一间典型的上海棚屋里，并生了四个孩子。随着时间流逝，他们处境的悲惨使他变得十分颓废，开始酗酒。1932 年 1 月日本进攻上海加剧了他的颓废，他喝得更凶了，这个家庭不幸也加深了。工头(无疑是劳动人民的敌人)想拢络王老五为他服务，他暗地建议他在工棚中间放一把火。头脑简单的王老五通常是很容易受骗的，但这一次他凭直觉拒绝了，不畏工头，在人们面前斥责他是个叛徒。恼羞成怒的工头为了报复，把王的茅舍变成了火海，他的妻子和孩子勉强逃生。然后，他煽动人们反对王，反而把他挑出来作为“该死的叛徒”。他的妻子因此站在人民面前，脸上流着泪，乞求人们不要再迫害他。阴险的工头放的火引起敌机的警觉：村庄被轰炸，日本人从四面包围了他们。最后一幕，王的妻子俯在他丈夫的尸体上。人们的血泪在她周围旋绕，她无畏地抬起头，痛骂外国敌人和中国叛徒。

尽管有明显的情感夸张，这部影片关键性的成功，足以使蓝苹成为影坛名流。到 1937年 6 月影片摄制结束时，蓝苹在各事件中的出现和观点都成为新闻界追逐的目标，并在报纸娱乐版报道。那些对于名人形象的迷恋，与民族生活日益加剧的悲剧毫不相干。电影放映前，蒋介石在西北的陕西省西安市被抓起来(1936 年 12 月)，以其性命代价换取了他采纳坚定的民族抵抗和统一战线政策。在任何中国政权下，古代或现代，文化总要求与政府政策一致。在电影《王老五》中则成了另一码事，因为它的阴险的工头可以理解为代表国民党政府，以此揭露其抗战问题上的伪善立场，所以这部影片被扣押，直到 1938 年 4 月才放映。

为了使影片不冒犯日本人，国民党审查员从原来的胶片长度中剪掉了王老五反抗日本人，即拒绝和工头合作的段落。影片的艺术整体性遭到破坏，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主题变成了对日本扩张默许态度的提倡。所有这些，使蓝苹出现在一部残缺不全的影片中。

江青回顾 30 多年前，她那时的问题在于没有权——她没有任何办法修补对于她名声的损害。没有权，她和像她一样的每一个人成了无数来自上层的巨大政治变动的牺牲品。从那苦涩的经历中她学到了人生最重要的一课：避免成为牺牲品的唯一途径就是掌权。

5．

对战争时期政治的不稳定性来说，脆弱仅仅是江青电影生涯的一方面。影坛人物圈子里的关系又是一个方面。越是仔细考察这样复杂的作家、艺术家、音乐家以及演员的群体，这个集团就越发显得纠结不清。正像民族灾难迫使“为艺术而艺术”成为过时货一样，30 年代迫于政治压力，“为电影而电影”也同样成为过时货。艺术和生活的距离被真诚地缩短，这使一些作家以电影艺术的形式来探求社会和政治的总体问题。江青小心地涉及了这一主题。在这样做的时候，她运用了和不幸的影星阮玲玉之间的类比。

电影的艺术潜力在 20 年代中期第一次吸引了田汉。那时欧洲的浪漫主义和日本的唯美主义都流行于中国知识分子之中。“银色的梦”，他这样称它们，“酒、音乐，和电影是人类之三大杰作”。1931 年由于转向马克思主义，他抛弃了“银色的梦”的主张，把它看成资本主义观念。随着他政治上的左倾，他更多地考虑到广大观众，并开始写反映城市社会变化的电影剧本。这些电影中最精彩的有《三个摩登女性》，1933 年由联华放映，并以剧本作家的笔名一一田汉发行。这部政治情节剧的影星是阮玲玉，一些批评家也把她比作嘉宝(在中国人眼里，嘉宝是西方的电影女神。)阮玲玉也注定要成为她的时代的崇拜对象。

在阮玲玉的电影生涯顶峰，她主演了另一部感人的电影《新女性》。江青没有直接提及阮玲玉，但从她对她自己电影生涯的描述中可以看出，阮玲玉毫无疑问曾是江青银幕和现实生活中的偶像。——直到江青逃离上海那一刻。阮玲玉比江青大四岁，生于工人阶级家庭，像江青一样，由一位工人母亲抚养。在明星制片厂开始她的电影事业后，她转向联华。在联华，她和江青都仍只有二十来岁，都从事左翼和先锋工作。然而，阮不仅明显比江青漂亮，是更好的女演员，而且她引人注目的自杀给这座城市的社会良知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像她前后无数的明星一样，她成了恶毒的流言蜚语的牺牲品。众人注目下的所有女演员，无论像阮和江青那样的左翼影星，还是商业影星，在公众的批评下都是脆弱的，尤其是当她们在政治上非正统时，就会双倍的脆弱。

在上海，1935 年春，阮玲玉这个明星自杀的故事从艺术跳到生活，又回到艺术。在她死后几个星期内，她的一生在《名优之死》中得到纪念，这部作品轰动上海影坛。在对上海生活的回忆最后，江青提到鲁迅的文章《论人言可畏》，题目从阮玲玉自杀的留言中引用过来的，“读一读那个，”江青建议，“因为你在那里可以找到我自己生活的线索。”

第六章毛泽东的延安道路

1．

江青在谈及她是如何逃离上海时中断了话题，当时的上海正因日军的入侵而浓云密布。疑虑之中，她会怎么指称自己的命运？香港有过一个不合逻辑的报道，称江青曾加入了中央电影公司，是国民党宣传部的一个机构。她随着这个公司到过重庆和其它内地城市，一路上拍摄国防电影，一两年后她便在延安露面。相比较来说，共产党电影史学家程季华的看法更可靠，据他所写，1938 年江青一直随中央电影公司在武汉工作，第二年她去重庆拍摄影片《中华儿女》。在这部影片里她扮演女主角，她的搭档是潇洒而又多才多艺的赵丹。

江青说，1937 年 7 月在卢沟桥事件后她离开了上海，国难当头，使得表面上的联合阵线出现裂痕，并且也产生了另一范围的“中日抗争”。她在上海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的公开信》的文章，公开了她个人的困境，之后便气愤地离开了上海。当她经过长途旅行来到西安时，战事变得更糟了。8 月 13 日日军轰炸了上海，毁坏了被人们忆作“30 年代的上海”这个旧中国唯一的社会和文化繁荣的奇迹。

30 年代后期的西安是陕西南部一个贫穷破烂的市镇，满是过去上千年来的历史遗迹，它曾经是 11 个王朝的首都。当时西安的人口下降到只有大约 50 万人，而且其中有 5 千人是国民党的特务人，这些人主要通过其地下组织控制着西安城。

1936 年的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此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从 1937 年到 1946 年，该办事处(70 年代后期被作为革命历史纪念馆修复)一直是左翼人士在进入延安之前的最后一站，从这里往北经过三百公里山路使是延安。江青是成千上万名年轻的寻求庇护者们中的一员。同他们一样，她也是通过这条路到达延安的，并且也同他们一样，这次旅行成为她生命的转折点。

“1936 年 12 月 12 日西安事变后，当时张学良拘禁了蒋介石，局势多少有些改进。但是我们 (红军)仍然受到很多限制。蒋介石纠集了一支号称 30 万的军队来包围和攻打我们的根据地。也只是在西安事变之后，我才得知我们的部队已经到达陕北，于是我便要求去那里。但是直到 1937 年夏天(确切说是 8 月下旬)我才到达延安。那时去延安是非常困难的。我是坐一辆部队运粮的卡车上路的。当时暴雨冲毁了路面，我不得不中途停下等了很长时间。那时我的钱花完了，我完全不知所措。有人给我找来一匹马，但我不知怎么骑它。我小心翼翼地爬上了马背。那匹马只是低头吃草，一动不动。我害怕承认我不懂骑马，于是我又下马去折了一枝柳条，又上马，并用柳条鞭策着马。于是马疯跑起来。我感到自己似乎要摔成碎片，并且随时都会被摔下来。终于马跑累了，速度慢了下来。

“ 我到洛川时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正在开会。我感到非常害怕和不安，深恐会在他们面前晕过去。但是组织上还是决定我去同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同志们见面。他们大家都出来问候我。我鼓励自己不能在他们面前垮下去，此外，我必须笔直地站立着。于是就这样我同他们大家都握了手。他们当时正在开的会议很重要。”

撇开这个话题，江青又转而谈起了马、军国主义、西北男人的做派，等等。马匹在当时的延安是很珍贵的，因而也主要是为领导同志所用。最后，因为她同毛的婚姻也配给了她一匹马，于是她必须克服自己对马的恐惧。为了强迫自己骑马，她逐渐地把速度增加到了每十分钟五千米。

“到现在我都可以骑一匹温顺的老马。我喜欢骑马。”

她又重新开始谈论她到延安的路上。她说，从洛川到延安那最后一段 50 公里艰难的跋涉中，她和其他同志坐在一辆卡车上面。后来她才知道，当时她的卡车恰好返回延安。延安的老城墙留给她的第一印象是难忘的。在南门上写着“安澜”两个大字。“一扫旅途的劳顿，”她颇有点怀旧地说道。

江青没有提及，在她 1937 年 8 月到达延安的 7 个月之前，党中央才从保安迁到了东南四十多公里外的延安。于是延安便成为长达十多年的陕甘宁边区的政府。该地区南接洛川，北临长城，黄河在此拐弯，形成东口和西口。江青来到了一个令人激动的地方——这里洋溢着共产主义的信念。而这信念，在长征结束近两年后，沉淀着那最惨痛又最具建设性的经历，这一切构成了共产党人独有的品性和特质。长征的幸存者们经历了在人类耐力方面令人无法置信的考验，他们构成了革命的一代奠基者。而江青的经历，在这点上却永远是个缺憾。她只是参加了后来的解放战争。延安是个古城，有着厚厚的城墙，三千年来一直是抵挡北方外族入侵的堡垒，直到 19 世纪中期的穆斯林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为止，它都一直很繁荣。1928～1933 年遍布西北的大饥荒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这里没有都市的痕迹。所谓的延安“城”，实际上是钻凿于山坡中的自然的村落。数世纪以来人们双手造就的这些建筑——窑洞，由于其裹藏于厚实的黄土坡中，其独特的隔绝状况使其有冬暖夏凉的特点。那些窑洞远比印第安人的居所精致得多。它们都有拱形的门，窗户是木条构成格状的，上面糊着纸。窑洞的内部呈长方形。上好的窑洞一般都装有结实的木漆门，内部也都要比普遍老百姓的多些文明的色彩。曲曲折折的小径顺着山势联接着一排排的窑洞。红军刚到延安时，那里的人口只有大约3 万人。而在其后的 10 年中，它的人口达到了 10 万人的顶峰。

掌管着延安革命社会的那些军方人士对新来的人总是抱有怀疑的态度，尤其是对女性。要想成功地为他们所接受，通常要依靠一个有威望的革命者的引荐，并且这个人要设法讲清其历史背景，然后才能赢得共产党当局的信任。江青到延安后很快前去拜见了当时共产党组织委员会的负责人李富春(也是妇女运动的先驱蔡畅的丈夫)。她讲述了自己的政治历史，描述了她在上海时所遭受的政治上不公正的待遇。她讲了她如何一直在设法同党组织联系上。但一直没能如愿。她讲了自己在青岛就已加入了共产党，上海党组织的那些领导们歧视她的理由和原因她从来不清楚。在李富春面前的这一番陈述和控诉令她很是激愤，李富春对她很是同情。于是他不假思索地安慰她道：“从现在起一切都会好的。”

“一切都好”是依据一个人到达延安的时间而对其政治立场所做的一个判定。先前就同党有过关系的人可以优先获准进入党校和其他主要的教育单位。大战爆发后大批的学生和城市知识分子涌入延安，因而进入这些学校和部门便有了很强的竞争性。江青立即看准了最高学府党校。录取权取决于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他们只收那些历史上清白的人。江青回忆说自己当时站在那些著名的领导人面前时心情十分地紧张，他们把过去的她评论为是一个女演员和政治积极分子，他们考虑到了每一个细节，而不管它是否同他们当时的政治情形有直接的关联。

毛泽东的老对手张国焘是少有的几个当代领导人中记述到江青被延安政府接纳情形的一个。当时他是陕北边区政府的主席，也就是唯一被外界承认的当地政府。他的回忆录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江青到达延安的时间。他写道：1937 年夏末，录取权由公共关系部掌握。尽管名义上是在边区政府书记处的领导之下，但它实际上是直接受中央委员会领导的，并且是作为其政治安全局来行使自己的职能的。但在实际情况中，公共关系部是由两个人的意志支配的，他们是毛泽东和张闻天。被公共关系部接受的一些人，他们尽管被怀疑为是准共产党人，但却依然被看作朋友，他们中有“民主人士”梁漱溟，军事家何致礼，以及成为毛的最后一位妻子的女人江青。作为一位“演员”她的到来并未引起人们多大的注意。

几年后，江青回忆说，当她和李富春谈起他们在边区的日子时，李富春笑了起来，他想起了当时他是如何吓唬江青的。那时江青正在参加党校的面试。然而江青还是通过了面试，但那只是她跃过的第一道障碍。她同样也想进入鲁迅艺术学校(后来的学院)，但这是在她进入党校的同时还是之后的事就不清楚了。光有过去在表演艺术方面的经历是不够的。政治资格才是最重要的。当她在鲁艺的官员们面前陈述她的情况的时候，当时的组织部负责人、中央委员之一陈云会见了她。知道了他亲自负责录取工作时，她竭力地使他对自己渴望学习马列主义的热诚产生深刻的印象；她不容他有戏剧是她的唯一兴趣这样的想法。她告诉陈云她是带着行装来的，她是如此渴望进入鲁艺。她的表白必定使他确信了她愿意服从组织的决定，因为他直接录取了她(现在，她却嘲笑起了当时自己做事的那种热诚劲头)。陈云实际上从不曾是她的戏迷。在他录取她进入鲁艺后不久，他去观看她的表演，然而他又对她所演的戏不感兴趣，使她很是失面子。

总的来说，她的延安生活已开始步上了正轨。在秋天，她开始了为期六个月的军训，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在军队面前亮相，这是一件值得记录的事，她自豪地指出(“文化大革命”以后，她一直热心于引起军方对自己的注意)。军训的同时，她也接受了她在马列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运用这方面的最初正规训练。而后者，当时主要是由王明在党校倡导的共产国际的一些自相矛盾的说教。尽管王明比江青大不了几岁，但他在上海那些自称是共产主义者的人们当中，却已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最高的传道者，而毛泽东，则只不过是其远在延安的一个思想认识上的对手而已。她继续从事着表演艺术方面的工作，但她却避而不谈其演出的剧名和角色。

她强调说她在文艺方面并不曾于多久。“在上海我度过了四年，两年我是在文化圈子的上层工作，另两年则是在基层。当我到延安后我的职业变了。最初我并不想去鲁艺，但我不得不服从组织在那里工作。”

“我喜欢在群众中工作。同艺术这样的工作比较起来，在群众中工作更重要。群众工作是政治工作的基础。”

很显然她的感情是很矛盾的，而这种矛盾心理则产生于对过去的回忆。也许她觉得重新搞戏剧工作并且又是在强调戏剧的鲁艺，这会使人们重新把她看作是演出过外国 “资产阶级戏剧”和“国防电影”的女演员。抑或她最初被安排的秘书工作对她来说是一种明显的轻侮，因为它太低级了？抑或再一次工作在学院那帮新的当权者们手下——他们是周扬和张庚，在上海时他们就“迫害”过她——的那种经历太痛苦了，以至她都不想回忆？再抑或是因为鲁艺变成一个名人汇萃和王明思想主导的学院，使她不想强调她现在的伴侣当时正旗帜鲜明地发动群众，而她也积极投入之的原因？

2．

（此节写江青的翻译张颖，略）

谈到江青的延安时代，很自然地，外国记者想知道她是怎么遇见毛的，又是怎么进入毛的私生活的。对此她没有回答，但是在那张众人熟知的面孔上，显然闪现着浪漫思绪的光彩。还在上海时她就听到过关于红军神奇领袖毛泽东和他的著名搭档朱德的许多传言。零星的新闻报道及穿梭于红区与白区的旅人所描述的毛的形象，既是一个农民起义领袖，也是一个用现代军事意识武装起来的人民的保护神。对毛的外貌她只略知一二，对毛的个性，她则是一无所知。同许多其他新来者一样，江青也深深地为领导同志中间个性与地位的差别所吸引，并且她也逐渐地意识到了毛的高踞奥林匹斯山之巅的清冷的光辉，一些人私下里把毛比作了宙斯神。但在她到延安的最初几个月里，她的生活主要是受那些掌管着延安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机构的领导人的左右的。

然而在她到延安后不久，毛泽东还是知道了她叫蓝苹，是位女演员。对此她又是如何说的呢？毛找到她，给了她一张他将在马列主义学院举办的讲座的入场券。她吓了一跳，谢绝了，然后又很快地克服了自己的羞赧，接受了这张票，并且前去聆听他的讲座。

他们约会往来的方式对领导层来说是不显眼的，你很难把他们的交往同群众场面区分开来。她不想让事情公开，传统的观念与革命的条规都不允许她公开她与毛恋爱与婚姻的细节。每当谈起思想意识上的纯洁以及在公众面前频繁亮相时，江青会说，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去表现那些体现着“资产阶级谬误”的个人的情感、罗曼蒂克的幻象和颇具诱惑力的性，都将是对非个人的和不讲性别的“无产阶级”理想的歪曲。尽管有些自相矛盾，但还是发现她是一个具有丰富的情感、不同寻常的想象力以及显而易见的女性气质的人。然而她所讲的又不足以让人相信她曾经历过因浪漫的爱情与革命的决定二者之间的冲突而产生的困惑。

那么，江青与毛二人有没有感到他们有什么共同的地方？表面上看来他们二人历史背景上的差别要远比他们相似的东西更令人注意。难道是那种种的差异有什么奇异的吸引力不成？

毛生长在湖南，这是个南方的内陆省份。两千五百多年前湖南曾是楚国的辖地。从宋朝以来湖南曾因绿林土匪的出没而闻名。从 19 世纪以来湖南更是孕育了无数的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革命者。

而江青，如同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她来自沿海的省份山东，这里曾是古代的鲁国，孔文化的诞生地。19 世纪山东爆发过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并且产生过一支叫作“红灯照”的妇女部队。20 世纪初期，帝国主义列强争相要控制山东半岛，从而激起了民主主义情绪的高涨，并唤醒了江青的政治意识。

毛在满清王朝的末期诞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他受的是儒家典籍的教育。他对家庭为他规定的儒家文化的反叛，开始于他对如下这些古典小说的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

共和初年诞生于一个贫穷的文化家庭的江青，只是对最基本的儒家价值观知道个大概，诸如严格的自律及三纲五常的区分。她要比毛年轻 20 岁。她只是粗略地浏览过那几部历史小说，这些传统对男孩子和男人们更具吸引力。她的兴趣在现代剧上，那些戏剧为她展示了外国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但她仍然对传统文化很感兴趣，尤其对《红楼梦》和《金瓶梅》这两部书。书中描绘了置身于财富、贵族身份以及权力中的生活。

江青 19 岁入党，毛泽东 28 岁入党，这一差别常常令人误解，因为共产党在毛泽东他们倾心建立起之前在中国并不存在，并且江青的党员身份也曾因一度脱党而并非连续的。毛泽东作为一个四处云游的青年，他曾不很认真地考虑过自己的职业，诸如制皂工人、教师、律师和商人。也只是在他的后几十年的生命中，他才把全部精力倾注在做一个革命领导人上来。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江青把自己献身于一个职业上几乎达十年之久，当她 23 岁遇到毛泽东后，她才把自己的精力分散于她的专业与党的工作二者上。

也许可以这么说，他们二人之间的这种反差正好体现了时代的一个主要的辩证法，即农村与城市的对立统一。直到 1949 年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前，毛从未曾连续地在一个大城市中生活过。而江青从 15 岁起，就居住在优美的省会济南，然后是现代港口城市青岛和上海，并且偶尔还到北京去旅游。其实她的整个成年生活的上海，则是她的文化品味上的试金石。在这里，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夕，她采取了一个战略立场来与北京的当权派们相抗衡。

毛在上海的经历则比较动荡不定和琐屑：1921 年他出席了共产党成立的秘密大会，1922年冬天又很快地返回，第二年成为党的组织部的负责人，并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任职予国民党。他也曾做过很短暂的一段时间的洗衣店的送衣工——这在由外国人控制的上海是人所皆知的卑下的工作。他的都市生活经历的贫乏同时也体现在他的著作中；他没有一篇文章是论述上海的政治史或它的先进的社会及经济结构的。

如同其在政治生活中一样，在婚姻生活中毛也自称自己是一个革命者，毛的第一次婚姻是同一位没有文化的农家姑娘，是按传统的方式由其父母包办的，当然毛从未与该女子完过婚。这无疑是打向毛的父母长辈及族人的一记耳光。他的第一位真正的妻子是杨开慧。她是毛在长沙开明的伦理学老师的同样开明的女儿。作为一位男人以及如此一位不受条规和贞洁观限制的人，毛总是无拘无束地谈论他的伴侣。纵使在两次再婚之后(他的第二位妻子是贺子珍)，在一首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中，他仍然表达了自己对杨开慧的敬爱之情。

“江青同志”。一个新的名字和一个新的形象。她像成千上万名皈依者一样，在共产主义大家庭中为自己起了一个新的名字，从而完全隔绝了自己同李云鹤和蓝苹及其在上海的一切故交的联系。难道像有些人所想的那样，江青这个名字是毛给起的？

其实这是她自己的选择。从字面上讲，是“江河青翠”之意。她解释说，第一个字“江”与她的姓“李”没有关系。但是，“江”反映了她爱悠长和宽广的长江，她在上海看到过长江的入海口。“青”表示她爱青山碧海，而且在中国画中都被表现作青色，这是自然的色彩。中国人认为，青蕴含于蓝色之中。青即是一种特别的蓝，如江青所引用的古诗所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此，江青说人们应该能读明白她的名的含义。

她名字的含义是多重的，很是有意思。江青的“ 青”字可以让人联想到她的旧名蓝苹的“蓝”。而江青的“江”，意味着河水；很能使人联想起“阴”。在传统的中国思想中，阴便是女人。在神话与历史中，女人要为河流泛滥和洪水灾害而受到惩罚。直到现在中国老百姓中仍有这么一种说法，即“女人是祸水”。

她名字中这种明显的“阴”性正好与毛的名字的明显的“阳”性相匹配在革命的宣传画中，毛被象征为太阳，是宇宙的基本能量，“阳”便是男性之意。在这些图画中，太阳的象征意义总是积极的，是统领一切的，无论是文字的注释还是人们口头所咏唱的，都是“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还在他们结婚的最初的时日里，他们就经常拿他们二人径庭相对的经历背景开玩笑，江青脸上出着怪样地回忆道。主席经常向她指出，在孩提时她学的是“要相信圣贤和读孔子的书”。而后来她便学的是“资产阶级那套东西”，包括对戏剧的沉迷。而以后她要开始学习的是马列主义，这是她学习进程的第三阶段。事实上她很小的时候就对孔夫子的东西不感兴趣。当她逐渐长大时她便学习从思想上支持共产党。即使是现在，她也仍未完全在理论或实践上掌握马列主义。

江青与毛结合在一起的时代，两性关系在苏区极度不均衡。参加长征的人们中，只有三十位妇女，而且她们大多都是红军将领们的妻子。几乎所有已婚的士兵都不得不在出发前丢弃他们的妻儿。而由于漫漫路途及不利的战局，几乎很少有家庭能够重新团圆在一起。在红军于西北安定下来的地区，男女比例是 18 比 1。一些人在没有与被丢弃的和失踪的妻子离婚的情况下，就与当地的女子同居或再婚。但是绝大多数人由于太年轻和贫穷而不能结婚，指挥官们要求他们不得把金钱和精力浪费在娼妓身上。他们的全部力量都丈：为着他们的首要职责，即打击敌人。

在红色根据地，结婚与离婚都是按苏维埃共和国的法规来进行的。这些法规最初是在1931 年起草的，1934 年修订过一次，1939 年又再次修订，而江青和毛便是在这一年结的婚。法规的条款是反传统的，主张男女平等——西方的一夫一妻制取代了中国的一夫多妻制(在旧中国通常主要是有钱人这样)，自由选择婚姻伴侣取代了父母包办和媒妁之言的婚姻。简单的结婚程序依据的是苏俄模式，是由王明加以改进引入到中国的。但是一些革命史籍的记载并非只是机械地申明某些社会真实。婚姻可以只是男女双方简单的口头协议，然后由党的结婚通告公布认可。妇女部也负责一些结婚与离婚的事情。

长征的幸存者们是红军队伍的精神核心。他们的观点和意见如同法家的革新一样，为解放区的每一个人树立了行为准则。在过去他们也许曾为讨父母的欢心而结婚，但现在在延安这一进步的生活圈子里，父母的权威和儒家的圣贤们都被摒弃一旁，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结婚，只要这个婚姻与党的利益一致，并且当然不能是同剥削阶级联姻。作为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轻蔑矫情的浪漫、令人不齿的私通及形形色色的对个人情感的沉迷。他们的一切为了革命利益的清教徒般的高尚思想，更是得到了西北地区的文化背景方面的加强。当离婚的情况发生时(很少有)，被休掉的妻子便遭人唾弃。这样的标准对他们的领导人来说，也是适用的。

此外，追随红军而涌入延安的大批的城市学生、艺术家、知识分子，他们的独立不羁的社会行为也打破了那些顽固的农民准则。他们不论男女，都是五四精神的继承者。五四时期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席卷了年轻一代的文化阶层，并激起了中国艺术界狂放不羁的波希米亚风气。他们蔑视一切婚姻的成规，不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他们男女双方共同起草或解除他们的婚约，这一切都表明他们是婚姻行为方面的先锋派。抑或，文化界“上层”的一对男女，他们可以经由某种现代成规便能够同居一起。关于电影明星们动荡易变的私生活方面的流言蜚语，也从沿海的大城市传到了内地的延安，并且将会传得更远。

电影明星们的绯闻也传到了毛泽东的耳边。表面上他已同他的妻子贺子珍这位为他养育了几个孩子的“老长征” 关系破裂，并且已同来自上海的电影明星开始交往。江青所面临的因而不只是打消革命领导人们对她作为蓝苹时的政治背景方面的怀疑，同时还要打消那些农民出身的士兵们对大都市女子名声在外的自由同居、自由恋爱的生活方式的恐惧和轻蔑。

江青同毛的感情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议，但这些争议往往都同一些历史记载混淆于一起。认识江青或是毛的人没有人敢于在报刊上公开讨论那些谣言。抑或这里没有什么可要解释的？譬如：什么人炮制了这样的故事，即中央委员会曾反对他们的婚姻、并做出决议——如果毛的同僚们同意他同这位颇为活跃的女演员结婚，则她必须安于家庭生活而在二十年内不得参政，甚至是终生不得参政？一些观察家注意到，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在时间上距她结婚后有二十余年，似乎又证实了这种谣言。

离开上海后很久，江青气愤地忆道，她都不能不去想她在上海时那些交恶的人，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又都出现在了延安。为了能在延安得到“公正”的对待，江青向政治局的那些高级领导人解释了她在上海受“迫害”的政治背景，以便他们能清楚地了解她的过去。然而，在她成为主席的妻子后，她发现自己仍然不能从事她想做的工作，她担心人们对自己个人历史的误解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由于没有一个人保护(很显然甚至毛也没有保护她)，于是她又一次专门去找了党组织，她想要那些外表上似乎讲求公正的人们对她在上海的不幸有个深刻的印象。

“我们清楚你的历史，”他们答道。

他们的话令人确信，但光是这些并不够。江青引用了戏剧导演及当时上海地下党员负责人张庚的话，她问道：“他为什么说我是托派，并且让其他人也都相信这件事？”

“张庚不是那个意思，”他们含含糊糊地答道。

他们之所以这么说，江青认为，只是因为他们都是周扬的手下，他们声称张庚及其他人“并不了解她”。其实张庚对她知道得很清楚。直到她在延安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她才逐渐意识到原来张庚及其同党实际上是“敌特”(即国民党特务，然而何以特务在红军大本营中不曾暴露过)。她从不曾忘怀是他们把她的上海生活搞得一团糟。甚至在她成为主席妻子之后，她有权力去消灭他们，然而她控制住了自己。在延安时张庚被批准担任鲁艺戏剧系的负责人。对这一安排，江青或许可以加以阻挠，因为这不符合她自身的利益。解放后，张庚又是戏剧研究院的指定导演。

党组织对她不断的抚慰并不能驱散她心中的疑团，她认为一些现任的领导人反对她，并且要冷落她，不让大家知道她，承认她的地位，并且把她接纳到他们的圈子中。

基于这一想法，她又一次找到党组织的首脑人物们，向他们提供了上海地下党组织及她如何成为其牺牲品的更进一步的细节情况。以她作为主席夫人的身份，她想要他们明白，她是不会报复那些曾经亏待过她并且目前还在继续与她作难的人的。他们应当明白她是愿意为他们的利益而工作的。只要他们承认他们的过错，她就会原谅他们。然而没有人坦白。

多年后，她怀疑周扬应当为她与上海党组织失去联系和关于她的令人不快的谣言的四下传播，以及在延安时她同大家的隔绝状况负主要责任，因为从 30 年代中期以来，周扬一直是一手控制着党的文化事务工作的。但在时机成熟之前，她一直保持沉默。

多年来她一直疑心周扬、田汉、阳翰笙、张庚及其他一些左翼戏剧联盟的成员是切断她与上海党组织联系、散步谣言以及隔离她与延安群众联系的罪魁祸首。但是直到 “文化大革命”爆发之际，她才抓住机会最终来到周扬面前，直截了当地质问他：“你知道当时我在上海以及我在寻找什么吗？”

“我知道，”他谨慎地答道。

“我努力在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他低下了头。江青用低沉的、郑重其事的语气说道。

4．

江青知道国际上流传的关于她同毛结婚时的情形的流言蜚语，也知道那些出现在伦敦《中国季刊杂志》上的种种臆测。周总理很关心她的事，不论是周还是其妻邓颖超，都知道江青不想谈论围绕着她同毛的婚姻而引发的争论。因而，对此她有些事情要说。

在共产党抵达延安时，毛主席和他的第三位妻子贺子珍已分居一年有余。而江青本人则是 1937 年夏末从上海经西安到的延安。这时，贺已经离开了西北，并已在苏联疗养。尽管她从未见过贺，但她从毛的家庭成员那里，以及偶尔从毛本人那里(他很少提起贺子珍)所得到的情况，已足以对贺子珍有个“认识”。江青认为，贺子珍是一个极固执的女人，她“从不曾理解毛主席的政治世界”。这一点同她的家庭背景不无联系——她出生在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从小她就习惯了富绰的生活。每当红军在长征路上攻下一个城镇时，她都会宣布自己不想走了。因为她习惯于居住在城市里。她小的时候被宠坏了，她从没有克服掉自己对体力劳动的蔑视心理。她拒绝替主席剪报及其它简单的她份内的工作。

这些性情上的问题同她不幸的命运又纠缠在一起，江青继续说，长征期间她几次负伤，这些经历毁掉了她身心的平衡。1935 年晚期红军到达西北时，她的健康状况使她无法适应当时的政治局势，无法照顾她的孩子们，也无法与其他人正常相处。很自然地，主席觉得她的行为无法忍受。当党中央到达中央苏区时，贺抛下主席，发誓永不在延安定居。她自作主张去了西安。周恩来和邓颖超非常关心她同主席的关系，试图劝说她回延安，但她拒绝了。没有人能说服和左右她。她总是拿两个孩子出气，发狠地打他们。甚至在他们成年后他们都解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

大约是在 1939 年贺及两个孩子(女儿当时还很小)被送到了莫斯科。在那里她得到的治疗是很粗略的，那些试图控制她的专家们使她的情形更糟。出于对与世隔绝情形的绝望，她又开始打起了孩子。最后她放弃了对孩子们进行抚养的努力。孩子们被送进了孤儿院，而她则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四十年代后期(此时斯大林对越来越抱幻想)她被送回了上海。年迈的她原来住在上海一家精神病院里。她定期接受电疗。

对贺的处境有什么解释吗？我问。

对于严酷生活的忧郁反映，江青平静地说。

无疑，毛同贺这位忠诚的妻子、多子女的母亲、长征老战士关系的破裂，其间的故事要远比江青的陈述的总和还要多。难道她从贺子珍的悲惨命运中悟出些什么来？

贺子珍的命运，江青的命运，以及其他毛所倾心过的女子，都不可避免地同革命、同他的个性及其个人权力联系在一起。当时的一些观察家们对此曾留下一些记录。同许多对政治罗曼史感兴趣的外国记者一样，尼姆.威尔斯(Nym Wales)有幸接触“延安的神秘世界”。她称毛是“中国的亚瑟王，……延安圆桌会议的首席。他的男人们便是他的骑士，他的女人们则是真正的夫人，高贵、骄傲，并有意识地为中国的这偏僻一隅树立着行为标准。”尽管尼姆.威尔斯从不曾见过毛的最后一位妻子，但江青符合尼姆.威尔斯作为一个美国人的直觉理解，这种直觉能够捕捉到毛泽东欣赏女性的什么方面。

她写道：“毛是那种特别喜欢女人，而且是不寻常的女人的男人。他喜欢一个富有女人味的女人能为他营造出一种家庭气氛，他喜欢漂亮、聪颖、不但忠于他本人同时也忠于他的思想的女人。他不怕具有独立见解的人，他也不反对口红与烫发。”

在 1968 年再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中，埃德加.斯诺曾提到过吴莉莉这个人。她是位女演员，曾令毛迷醉过，并且无疑是后来的江青的前奏。30 年代后期吴莉莉作为阿格尼斯.史沫特莱的译员来到延安。后者是一位记者，并且是中共领导人的朋友。吴莉莉是位招人眼的女子，风姿绰约，并很有天份，也很有自己的见解。在当时都留运动短发、不抹脂粉的延安，她一如既往地留着披肩烫发，涂浓艳的口红(她从上海带来的)。1937 年 5 月毛随便拜访史沫特莱，恰逢还有吴莉莉、斯诺夫人(即尼姆.威尔斯)也都在座用晚餐。同许多在延安的年轻的政治狂热分子一样，吴莉莉崇拜毛。当他们都酒酣兴浓时，她大胆地要毛握住了她的手。

贺子珍听说了这件绯闻——而传言是否要比斯诺夫人看到的要多，人们就不得而知了一一她正式指控吴莉莉使她丈夫移情别恋。毛否认了这一指控。据斯诺的说法，离婚因而是由中央委员会的一个特别法庭裁定的，其结果便是吴和贺都被流放出延安，而后者我们知道，去了俄国。

难道被放逐的吴莉莉真的是江青的先锋官不成？尽管江青没有专门指明她与毛交往的时间，但毛的对手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却从侧面告诉了我们这一点。1938 年早春杨从上海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那里她被安排和贺子珍一个房间。一脸病容的贺向她介绍说她是毛泽东的妻子。杨子烈问她为什么不在延安和她的丈夫及同志在一起。贺说她想去莫斯科看病，不想回延安。“泽东对我不好”，她解释说。“我们总是吵架。他摔板凳我就摔椅子！我知道我们完了。”

结婚的同志不应当这样，杨这么认为，并提出到延安要去见毛，劝他给她写信。贺谢绝了。

后来另一位叫刘春嫻的同志告诉杨子烈：“蓝苹很漂亮，她能演戏。她一到延安老毛就迷上她了。他使劲为她的演出鼓掌。”

几天后杨子烈到了延安，她向毛讲了贺子珍的情况，并曾建议带她回来，但贺拒绝了。“这全是你的错”，她气愤地对毛说，“你应当马上给她去信。”

毛只是笑而不语。几天后她再见到毛时，毛告诉她，“我已写了封信给贺子珍，但她是不会回来的。”这封信写没写，杨无法确定。所能明确的只是贺子珍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她不得不去莫斯科。人们都还记得贺子珍是多么的固执——她很是有一股湖南人一样的犟脾气。

显然，蓝苹一到延安，毛泽东就看上了她。

5．

总的来说，江青很少谈自己的亲属和家人，但对毛的家人她却谈得很多。原因之一，可能是中国的传统导致的。中国人认为，女子一旦嫁人，便永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家庭而成为夫家的人。其结果便是她自己的家庭就此永远退隐于后，丈夫的家庭成为她的生活中心。毛的家庭生活模式，同大多数漂游四方的革命者一样是反传统的，即丈夫和妻子同是家庭生活的核心。此外，丈夫的父母亲传统上应是一家之主，但毛在很早以前便已背弃了父母。甚至是在七十几岁时，毛仍然公开地批评他的父亲。但是毛自己作为一个父亲时，他尽自己可能地把他的几位妻子所生养孩子聚笼在自己身边。对这一点，江青很是有番切身感受。

毛的家庭悲剧在他那一代革命奠基者中是很典型的。长征的幸存者们到达西北时，由于内战而牺牲的人数已猛增到数百万。在革命队伍中复仇的情绪是很强烈的。然而，尽管有许多的个人苦难，共产党的领导人们却是革命的战略家，而没有陷入个人的感伤。单靠讨还血债的激情是不能造就历史的。最终，他们把个人的复仇情绪导向了意识形态上的认识。

与此矛盾的是，革命的戏剧家们却更多的是关心大众的情感而不是政治意识。一次在观看京剧《红灯记》时，江青开始谈论起毛泽东的家人。从这出剧江青联想到了那些令人心痛的故事：毛的孩子们、妻子们和其他牺牲的亲人们。该剧有一幕是李奶奶讲述李家的悲壮的家史，这期间江青讲到了毛的六位“为革命牺牲”的亲人，她不由得落下了眼泪。wengewang.org按江青所叙述的顺序，他们是“毛的妻子杨开慧、他的二弟毛泽覃，他牺牲于苏区；他的大弟毛泽民，他牺牲在新疆；他的儿子毛岸英，他牺牲在朝鲜；他的侄子毛楚雄，他牺牲于部队撤退之时；还有他的堂妹毛泽建；此外。他的另一个儿子的神经系统也受到了严重的摧毁。她气愤地补充说，国民党仍在恶毒地散布谣言，说他的神经失常是“我们造成的”。

在后来的一次谈话中江青又谈到了杨开慧一一毛的第二位妻子，实际上的第一位妻子。他们的三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都生于他们婚姻的早年。后来毛离开她去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为什么毛不把她一同带上以保护她，这一点不论是江青还是毛都不曾解释过)。杨开慧理解他的抱负的严肃性，她全力支持他，后来她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被作为要挟毛的革命活动的人质。由于她拒绝声明反对她的丈夫和共产党，1930 年她在长沙被湖南军阀何健杀害，同时遇害的还有毛的堂妹。

至于毛的前妻贺子珍，江青从不清楚她到底生了几个孩子，毛从不谈这个问题(另外一些报道说在长征前贺生过一个或两个孩子，他们被送给农民暂时或永久性抚养)。有个儿子他们叫他“毛毛”，主席特别喜欢他，但 40 年代后期在陕北的战争中间孩子丢失了(显然是在从延安撤退期间)。

江青同毛刚结婚时，她曾照顾过毛的另一个孩子(显然是贺子珍的孩子)。这个小男孩最后被送往了莫斯科，后来又回到上海(可能是在 1944 年，江青在此没有讲明时间，) 被安置在一个牧师家里。这个牧师有两个妻子，非常狠毒。他们打孩子很凶，以致使他的平衡感永远损坏了。江青仍能清晰地记得当时他的小小的身躯如何大幅度地左摇右摆，甚至几年后他仍是这么左摇右晃，经常突然地跌倒在地。

江青逐渐爱上了这个孩子，一直到 50 年代初期，她都在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抚养。后来她患了癌症进行放疗，很自然这种强化治疗使她难于照顾他了。“其他人”(没有指名)决定她不再能抚养他了。“他们”不顾她的请求，硬是把孩子从她身边带走了，并且不告诉她孩子被安置在哪里，(如果监护权是江青的，那么甚至在解放后，要否决这一监护权又怎么可能是在身为父亲的国家领导人的毛的决定权之外呢？)这个孩子的失去很是让江青痛心，因为他非常聪明可爱，在他 3 岁时他就能把《国际歌》从头唱到尾。她一直不知道那些人把孩子弄到了哪里，毛也不知道。

主席从不对她多谈贺子珍，江青说。她对贺子珍的了解多数是从毛岸英那里知道的。在毛同贺离婚时，岸英已是十好几岁了，他陪同贺子珍及她的小女儿一同去了苏联。在他回来时(大约是 1944 年)江青和他成为很好的朋友，因为她实际上只比他年长几岁。他们二人之间的这种微小的年龄差别与她同贺子珍的女儿之间的差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后者，她显然在年龄上足以担当得起母亲。

从岸英那里她对毛的这一代亲人有了近一步的了解。贺子珍的女儿还是一个婴儿时就临时托管在一个农民家。在苏联，当贺子珍被送到收容所后，她便被送到了一家国立幼儿园全托，在那里她受到了典型的苏俄式教育。后来，当母亲被送往上海一家精神病院时，她被送到了江青身边。江青为她起名李敏，并把她同自己的女儿李讷一同带大，两个孩子在年龄上很接近。

一些国外的报导称她有过两个女儿或许还有一个儿子。江青不容质疑地答道，她只生过一个孩子，而主席便是孩子的父亲。在几次谈话中她都曾提到她的女儿李讷，李讷是学历史的，并且喜欢文学，曾被送到农村锻炼过，这对她有好处，江青眼中洋溢着光彩说。

她把李敏、李讷一同抚养大的事实也反映在她为她们起的名字上。她把自己的姓“李”给了她们，然后又给她们起了在古汉语意义上相对的名字。她们的名字源于“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古语。这种名字上的对比在现实生活中并未完全体现出。她自己的孩子李讷在学校总是得五分，但是却因为死读书而变得有点“笨”。但李讷实际上并不“讷于言”，因而很多时候她都需要端正思想认识。至于李敏，她也并非是“敏于行”，对此江青未作进一步解释。

主席的大弟弟毛泽民牺牲之后(1943 年被国民党追随者杀害于新疆)，他的儿子毛远新请求到毛泽东的家来。很自然地他们欢迎他的加入，并很快融洽起来。尽管他应当称江青“ 伯母”，但他却喜欢叫她“母亲”。这位有天赋的孩子后来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必须同大家一起去接收锻炼。

江青自己的女儿李讷从孩提时起就埋头于历史，成为一个眼界狭窄的知识分子。当 60年代社教运动开展起来时，江青把她送到了农村，因为农村人多，只在那里她才能拓宽自己对人类客观世界的认识。于是李讷加入了成千上万的城市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行列，来到了农村。从农村返回北京时，她结婚了，并且生了一个孩子。“这使我当上了外祖母！”江青自豪地说。她的继女李敏，她补充说，是学自然科学的，结了婚，有两个孩子。

6．

1939 年开始，国民党部队在胡宗南(他因抗日的上海保卫战而出名)的统帅下对共产党边区进行了封锁。这一举动使得共产党边区同外界的贸易和通讯联系中断了五年之久。其结果便是造成了边区的通货膨胀及物资的匮乏：粮价飞涨，棉花、布匹这些主要依赖进口的东西一下没有了。占边区财政收入百分之九十还要多的盐的出口一下子也不可能了。此外还有差不多 90 万人的红军部队的武器的进口也成了问题。

几个世纪以来，盘踞这些地方的地主与军阀总是把增加农民的税收作为最后的一着棋来使用，这们做，必然会使农民对共产党失去信任。共产党的领导人们清醒自己不能重蹈历史覆辙，他们提出一种激进的边区精神。毛是一个善于利用逆境的天才，他把“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变成了积极的口号。士兵们都被发动起来务农，在延安的城墙上，用黑漆刷着大字标语：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发展经济、保障军需！

靠自给自足，我们将建设一个繁荣的边区！

一手拿锄一手扛枪，我们自给自足保卫党中央！

甚至就现在来说，在共产党到达延安的 35 年之后，这里仍是落后的地方，江青承认。但错误是“我们的”，她容忍一些领导人“在工作中的失误”。这几年他们一直把注意力放在一些国际义务上。此外西北的自然环境也一直是无法战胜的挑战；高山深谷，梯田，在这里要提高生产几乎是不可能的。开发新土地和改善耕作条件一直是人们所期望的。实际上，在那些一直对公共利益不感兴趣的领导人中，“某些分子”要部分地为这种落后局面负责。

但是在毛生活在西北的那段时间，他提出了最具热情的耕作规划。1939 年冬天他命令年轻的军官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去南泥湾农垦，那是在延安东南 30 多公里远的一片荒山野岭。他命令他们要生产出解决因境所需的全部的粮食和布匹。于是他们找来庙里的钟、锅、神像等熔化掉打成犁头。羊毛是从他们养的羊群那里得来。他们自己挖窑居住，形成村庄和学校。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问互助合作，蔚然成风，首先体现在农业上，然后是手工业和小作坊上。虽然是士兵们树立起的劳动模式，但最终当地的男女老少全都参加了这一劳动竞赛。那时，虽然是在荒山野岭之中，文娱活动依然起着其特有的作用。士兵们自娱自乐，当地的百姓们也不由得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通过文娱活动来表现他们生活的根本变化。

然而，作为一个懂历史的革命领导者，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大规模的军垦计划看似革命，但其实际上不过是两千多年来中国边疆地区军事殖民活动的一个翻版。于是领导人们，包括毛在内，他们定期地从延安到南泥湾参观，偶尔他们也把自己的印象写成诗句。

当然，对南泥湾的印象并非都是田园诗般的。江青也去了那里，但不是作为一个领导人去视察，而是作为一个领导的妻子去劳动。她是 1939 年 2 月到那里的，当时南泥湾农垦刚开始不久。她在那里呆了六个月。她告诉说，她这次南泥湾之行，大多数领导同志知道，但一般群众就很少知道的(也许毛和他的同志想要考验她，希望以此来改变他们对她这位城市姑娘的耐力的怀疑和轻视)。

当主席为她和别的一行人送行时，他告诉他们要为他们自己生产所有的粮食和布匹，否则他们会饿死在荒野中。在这种决心一战的使命下他们出发了。他们自己建起营地。由于以前从未从事过体力劳动，江青的手上打起了泡。她继续说道，当时有不少参加这种劳动及其一些生产竞赛的女同志都受到特别照顾。比如，在月经期间，她们可以休息一两天不干重体力活，只是做些洗洗涮涮的轻活。她一直没有接受这种照顾。一些女同志喜欢做一些轻松点的、传统上女人做的活，因为她们讨厌被迫像男人们那样做重体力的工作。在那些日子里，她们认为干男人的工作是“二等阶级”的事。

由于那几年她一直闹结核病(西北地区及中国其他一些地区的地方病)，她没有做纺织工作，这种工作对她的身体来说是太紧张了。她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编织毛衣上(这是当时三五九旅所有的士兵们都从事的任务)。尽管她一开始没有经验，但她最后还是织出了十件毛衣，并都上交了。毛衣在当时是很需要的，山区的气候总是很冷，那六个月里她一直穿着厚棉袄。当她和她的同伴们下山回到延安时，重新感到了夏天的气候。她回忆道，当她们重又换上单衣时是那么地快活。回忆南泥湾的经历，她承认其他人要远比她干得好，她补充说事实上她在那里的成绩没有什么值得特别一提的。

回到了杨家岭，回到了那间窑洞，回到了首长们身边，她又和毛居住在紧邻着延安的那平缓的山坡上。她又开始从事起了她所喜欢的文化工作，不过，不像日后她逐渐成功实现的那样，那些年的文化工作，对当时的她掌握权力无所帮助。

第七章延安的大众文化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

毛泽东：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一九四四年

江青给人们的延安印象是怎样的呢？如果没有上级机构的正式认可，很长时间内大概没有哪一个中国人胆敢就其公开发表任何言论。据人们所知，毛泽东从未作过这样的安排。有关江青的公开材料只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取得权力之后，某些“红卫兵”派系出版了一些简短的江青政治历史情况。江青的真实形象绝大部分只能在那些外国参观访问者撰写的报告中找到。这些访问报告始于延安的岁月。访问者的身份绝大多数是新闻记者或外交使节。这些人自然都渴望能够与最高当权人物有机会攀谈。他们的报告书中有几段有关领袖夫人的片断，也只是提到江青舒适地生活在政治生活之外的一类的话语。

每一个外国观察家都根据他自身的文化背景来看江青。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中国西北报告中说，毛泽东从来不强迫自己的妻子会见来访者。因此，斯诺的报告中有关贺子珍与江青的记录也是只言片语。斯诺因此而失去一次为江青作传的机会。但是，后来在 1968年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修订版中，斯诺加入了有关江青背景的传记材料。书中有些摘自秘密来源上的有关江青生平的断言，与她后来履历表上的内容是互相矛盾的。斯诺在延安与江青的会面很短。那是在江青与毛泽东结婚几个月之后，斯诺期待已久的一个时刻。从一个美国人的眼光来看，江青是一个苗条而又富于吸引力的少妇，“她扑克打得很好、并且是一个出色的厨娘。”

苏联人罗曼.卡门(Roman Karmen)是一个曾三次获得斯大林奖的电影制片人，他提供了一张江青更为精神的肖像照。1938 年，斯大林派卡门到中国拍一部反映中国革命与抗战的影片。经过几个月的艰难跋涉，卡门通过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区，于 1939 年 5 月中旬抵达延安。在延安，卡门用了一个月时间采集革命行动的脚本，特别是在鲁艺的周围，卡门拍摄了很多镜头。他第一次碰到江青是在 1939 年 5 月 25 日，是在他去与毛泽东举行讨论会的路上。他那艺术家的眼睛一下就被她俘虏了。在与人们的交谈中，江青称卡门是“斯大林的摄像师”，谈论卡门的语气中充满了热情。卡门为江青在很多背景下拍了照，但尤其喜欢她在马背上那一张。卡门的照片使人们联想到，对一个中国妇女来说，骑马是一件多么罕见的事(尽管江青本人没有提到这一点)；并且，在当时中国西北马匹稀少的情况下，能够拥有一匹马供骑乘是革命干部才能享有的一种特殊待遇。(当她把这张照片给美国记者的时候，她说，1939 年在延安卡门把这张照片寄给她时，他还寄给了周围的一些人。当她让新华社复制一张她的彩照的同时，她还决定送一张给邓大姐——也就是周恩来夫人。)

在卡门给她照的照片上，江青着装华丽，头发梳成辫子，这使她看上去更像个斯拉夫人，而不太像中国人。他写道：

“在我们去看毛主席的路上，我们骑马穿过延安城。新近开放的‘女子政治大学’是为数千名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妇女而建立的。学校位于一座小山上，恰好在鲁艺与抗日军政大学的后面。我们两次淌过溪流。

“ 在我们第二次过河之后，我们被一位女骑手风驰电掣般地追了上来。快要追上我们时她一下停住了，勒紧缰绳，用一种带有野味的姿势快活地欢迎我们，她就是毛泽东夫人。像成千上万年轻的中国人一样，几年前她来到了延安这个特殊的地区，并在政治大学学习。在此之前她是上海的一位著名女演员。现在，她已是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她为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工作是作毛主席的个人秘书。她为他安排活动日程、记录演讲内容、抄写文稿并照顾其他各种各样的杂务。现在她是刚刚从毛主席派她去的一个遥远的地方回来，意气风发地坐在她那矫健小巧，神气十足、不停腾跃嘶咬的马上，两条辫子用缎带绑住盘在脑后。她穿着一件缴获的日军军官大衣，光脚穿着一双木底草鞋。

“‘我去告诉毛主席你们来了。’她说着猛地掉转马头，向后挥了挥右手，身体微微前倾，旋即消失在一阵灰尘之后。”

另一个名叫彼得.伏拉迪米罗夫(Peter Vladimirov)的苏联记者，于 1942 至 1945 年住在延安。虽然他那有争议的日记曾被埋没了三十多年，但是，在中苏反目且愈加露骨、江青也官居显位的时候之后，伏拉迪米罗夫的日记终于被披露了出来。他描绘的 1942 年的江青是“一个瘦小的、有着柔软身段与机灵黑眼睛的女人，她站在丈夫身旁的时候，同丈夫那伟岸的身躯相比显得是那样弱小……”伏拉迪米罗夫在 1942 年之后写道：“极端的自觉性是她杰出的品质。她的理智胜过她的禀性。她毫不仁慈地驾驭着自己，她的事业就是她自己的一切。她在年轻的时候就急于要获得她最终得到的东西……”在他 1943 年 2 月的日记中他写道：江青不仅只是毛主席的个人秘书，而且还负责毛主席所有的秘密联系。她最亲密也是最信任的朋友是康生。康生尊重她的婚姻，因为这可以给他一个接近毛主席的通道。在伏拉迪米罗夫的日记中，他把毛主席刻画成一个蔑视西方资产阶级、看不起一切不是中国东西的人物。他说毛主席只读古代的百科辞典、古典哲学论著及古典文学小说。江青也很喜欢读书，尤其是爱读外国文学作品。江青机敏灵巧而又不显山露水地帮助丈夫解决各种最不同寻常的问题，而这一切丝毫也不影响他们的夫妻生活。“她喜欢盘根究底且野心勃勃，但她总能巧妙地把这一切隐藏起来。她对任何事情都感兴趣。”

1944 年，当《纽约时报》通讯员梯尔门.杜丁(Tillman Durdin)遇到江青时，他像其他人一样注意到，江青在那些年长的女人中，特别是在像蔡畅(李富春夫人)、康克清(朱德夫人)、邓颖超(周恩来夫人)这样一些最杰出人物中间是多么地黯然失色。她们不但在形象上超过江青，而且在与群众的友好关系上也超过她，这是江青自己痛苦地知晓的一个事实。尽管如此，杜丁在她身上还是发现了中国传统女性的美质——“一个来到现实生活中的中国画美人”。她的穿着和普通的中国妇女别无二致。只是在裁剪和用料上更为得体一点；她的头发剪成苏联式短发，这是一种在西北革命领袖人物夫人们之间颇为时髦的发式，而这使她本人更为漂亮(30 年后绝大多数中国妇女的头发剪成的都是这种样式)。那些日子里她吸烟，并且是个美国舞曲音乐迷。一个与她跳过舞的美国人发现她的英语“不是不能讲的”。

杜丁报告中说，江青与毛主席结婚之后，患上了肺结核病，病情延续到 1944 年还没有好。虚弱的病体并没有阻止她在鲁艺继续授课。江青在鲁迅学院讲授的课程是戏剧艺术，此外她还导演了一部宣传人民抗日的保留剧目。

另一个名叫哈里森.福门(Harrison Forman)的美国人是一个敏锐的新闻记者。他与毛泽东及江青相遇在 1944 年。福门对江青个人生平的评价可能摘自江青 1972 年的那次会议报告。福门写道：

“ 毛泽东在他居住的小院门口接迎了我。院内是一字排开的 6 个普遍窑洞，这里住着毛泽东一家及其贴身护卫。毛泽东那年轻美丽的妻子同他在一起，她就是以前大上海闻名遐迩的女电影演员蓝苹。这是一个极为聪慧的女人，并且在 1933 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她毅然放弃了她的电影事业，转赴延安，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从事戏剧艺术教育。毛泽东对戏剧的兴趣使他们走到一起，并于 1939 年春不事铺张地结为伉俪。

“夫妻二人的穿着都很平常。妻子的一身像睡衣裤一样宽大的劳动布服装绑在她那纤细的腰身上，使她的身段愈显苗条；丈夫穿着一件粗糙的、带补丁的土布上衣，短得不能遮住小腿的裤子。我被带到了‘客厅’，这是一间用砖块铺地、白灰刷墙、摆有几件结实但很粗糙家具的窑洞。时间已到了晚上，洞内仅有的几点光线来自一支被固定在一只倒置茶杯上的蜡烛，几支点燃的烟头上。谈话期间总有几个儿童跑进跑出。这些儿童站下来盯了我几秒钟，然后剥了一块糖放在嘴里又跑出去玩了。毛泽东好像根本不在乎他们的存在。”

巴大维 (David Barrett)与谢纬思(John S. Service)二人都是美国观察家小组(DixieMission)成员。他们在 1944～1945 年到过延安。巴大维与谢纬思二人都认为江青是一位富有魅力的夫人。巴大维上校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在一次军事展览会上对她的介绍：“巴大维上校，这是江青。” 巴大维惊讶地发现：本来想象中的痨病患者看上去却十分健康，而且神情欢愉。“她的举止体态优雅端庄，俨然一个传统女明星形象；像其他所有中国女演员一样，她的普通话说得也十分可以。我记得她在其他中共领袖们的夫人中间是最为出众、最为漂亮别致的。”

谢纬思确认，一般老百姓认为邓颖超与康克清的妇女领袖形象比江青更好。江青偶尔参加一下周末舞会，但她却不包括在一些更为重要的场合的出席人物之列，如欢迎美国观察家小组或后来去延安的访问者的正式宴会等。一次，那是在 1944 年 8 月的一个夜晚，谢纬思与毛泽东、江青及翻译共进晚餐。毛泽东始终掌握着整个会议，江青则讲话极少。“她相当年轻(在延安社会中多数是中年人)并且相当具有吸引力(但不是个美人)，” 谢纬思回忆道。在谢纬思的逗留期间，他没有听到关于贺子珍或江青破坏其婚姻的流言蜚语，而后人却对此大作文章，实在是不可思议。在当时延安的中国人(其他地方姑且不论)当中，婚姻关系不过被视作是个人的私事而已。

罗伯特.佩恩（Robert Payne）1945 年访问毛泽东的时候，那一年毛泽东已是 52 岁。佩恩回忆道：“他的夫人进来了，穿着黑色女裤和一件毛衣。‘你好！’她招呼道，带着一种典型的北京腔儿。这使你一下猛地意识到她那张脸比那位更为著名的蒋介石夫人的脸要拥有更多的美丽和更丰富的表情。同时，伴着她那款款移来的脚步，一般高原地区野花的清香也飘进了屋内。”

以上就是江青留给接触过她的人的一些印象。在江青自己对那段年月的回忆中，她不断地朝着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感觉努力，这弥补了其他人对她的贬低。

1．

1947 年，国民党把红军赶出了根据地，并把延安轰炸得瓦砾遍地。后来，在 1950 年初，共产党建立起坚强的政权之后，延安作为党的圣地得到重建。在延安的博物馆中陈列着从长征到夺取政权这一历程中的各种纪念品。上述的一切表明，恢复延安旧貌就是激发起人民对一个个人形象的狂热崇拜，这个人就是：毛一泽一东。

1972 年 8 月初的 4 天里，与江青会面之前，我去参观了延安，去看看它能唤起人们对过去岁月怎么样的回忆。这里依然是一片荒凉的土地，土地上矗立的依然是一些朴素的房屋，展室就是这朴素房屋中的一间。千百万中国人及稀稀落落的外国人聆听了作为讲解员的红卫兵的慷慨陈词。来此之前，我曾花了多年时间阅读了这些有关在抗日前线指挥作战人物的材料；但目睹了眼前的一切，被这种巨大的反差震撼了；这里毛泽东的形象被捧上了天，而其他那些卓越的战略家像朱德、周恩来、罗瑞卿等人的形象却暗淡无光。刘少奇与曾被称为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准备作接班人但后来又背叛了毛泽东的林彪二人的面孔被从展室中彻底地清除了出来，这倒不足为怪。江青有一个模糊不清的形象(这个形象肯定被很多参观者误认是一个当年娃娃兵)，她出现在毛主席身边后，毛主席跨坐在那匹著名的白马上。

离开那座白色墙壁的博物馆，人们驱车开往昔日毛泽东曾经住过的那一排窑洞。一路上阳光非常强烈，车轮卷起的红色尘土灼热难忍。在那些简单的居室中，相信作为圣地而重新修复的面貌比当年毛泽东在这里工作时还要朴素。在那段时间里毛泽东进入了一个纯粹智力工作的阶段。在毛泽东位居红军与共产党领袖的第二个十年里，他释去了很多军务活动，转而致力于前一时期的理论研究。现在那些红卫兵小将瞄准了那些他们伟大的领袖在所撰写的不朽的短论与随笔上。从他们那流畅的介绍中了解到：《毛泽东选集》的 150 篇著作中，有112 篇是毛泽东在中国西北 13 年写成的；其中在延安窑洞中所撰写的有 92 篇。

当人们被带到杨家岭毛泽东曾居住过的窑洞时，一幅与其领袖形象不相称、而又为其人民所纷纷效仿的景象出现在眼前：毛泽东在其写作了几个小时或几天之后，总喜欢在山脚下现在被称作“胜利花园”里耕作一阵，自己种植一些蔬菜和烟草，这样可以使他能够保持与土壤经常接触。这块地现在还继续被人耕作种植着。我品尝了在阳光下长熟的西红柿——味道好极了。

窑洞一座接一座都是同样的建筑模式；空间一分为二，一间睡觉洗漱、一间写作吃饭；有时有一间还要另辟出三分之一的空间来接待客人、召开中央会议。在主席写作的那眼窑洞里，那张光秃秃的木桌及桌上的笔墨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只是原来摆放的位置现在是空空的；一只用过的搪瓷茶缸(不是原物)放在一边。主席一找到时间，就伏案疾书，并且经常是日以继夜，废寝忘食。这种正面形象(在另一种文化中可能只有大哲学家才具备的品格)被全延安的导游反复传颂。

在与导游的交谈中，他们讲了很多有关主席才智成就的情况。但是他没有夫人吗？她难道不是江青同志吗？当主席思考革命问题想得出神的时候，她是怎样打发那些漫长的时光的呢？相信他们的孩子那些时候不可能在那个小院中乱跑。那么那些孩子在哪儿呢？

这些简单的问题是任何一个来圣地朝圣的中国人不可能问及的。而当我向导游们提出来的时候，所得到的回答只是畏缩、微笑或“我们不知道”(无疑这些年轻人根本就是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他们表达出的意思很清楚：官方公布的领袖生平履历在中国是唯一可以用来回答提问的材料。而在这份履历表中，毛主席不可能使人想到他还是一位丈夫、或是一家庭中的成员。至于江青的角色，不论是在婚姻中还是在政治中，永远都不能在公众场合公开议论。

在美国记者与江青后来的交谈中，江青对延安岁月的回顾是断断续续且充满了痛苦的感情的。在江青的眼里，毛泽东那段时期经常发作、焦虑、冷言冷语、苦思冥想、绞尽脑汁。他的确是经常长时间地陷入沉思之中或投入理论著述，或者到老百姓中去漫游。每当他回过神来，他都要面对各种敌人与敌对势力的威胁。当时对毛泽东威胁最大的头号敌人是王明。30 年代后期，王明与毛泽东还一直在斗争。二人都在力图以各自的方式来取悦革命的家长——斯大林。他们就像兄弟一样竞相向斯大林证明他们各自作为革命领袖的正确与才能。

对于江青，王明曾经从另一个方向施加过压力。江青在上海期间，王明虽然本人不在上海，但仍然很有影响力，他从他在莫斯科的办公室遥控着地下党的活动。江青当时在为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而努力奋斗，她别无选择，只能追随王明的路线，而王明路线后来被宣布为机会主义路线。另外，当时主持上海地下党联络网日常工作的周扬、张庚等人曾使她的计划落空。作为江青在延安以及后来在北京的领导，他们继续阻挠她接近群众。

直到江青来到延安并通过与毛泽东的婚姻而取得其政治地位之后，她才知道王明。王明与毛泽东二人都已使人们看到了他们要引导革命所走的道路：王明是要效仿俄国革命的成功之路，面向城市、依靠敌对党与资产阶级的临时协助；而毛泽东是要走自己的路，首先发动农民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然后再占领城市。斯大林在关注吗？他能看到吗？毛泽东邀请斯大林正式派摄影师卡门来拍摄一部独家报导全方位农村革命影片的举动难道不是一种以期引起斯大林注意的表现吗？他那柔美欢快的妻子纵马驰骋在滚滚红尘中的场景难道不是一个动人心弦的电影片断吗？

为了说明王明和主席二人意识形态上的不同，江青从正反两个方面作了一系列论述，这些在此恐怕就不便重复了，真理肯定存在于其中。就江青看来，土地改革与统一战线政策是最有争议的问题。当毛泽东还在中央苏区的时候，这位未来的主席就已经开始提出他的土地改革蓝图了。1934 年 1 月 23 日，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阐述群众需要承担土地开垦和土地改良计划以提高农作物产量。那年夏秋两季，毛泽东一直在为组织人力的问题而奋斗，并提出了组建互助队的解决措施。

江青声称(尽管缺乏文件佐证)：在王明从莫斯科返回之前，王明就向第三国际提出了正式抗议，反对毛泽东所倡导的土地政策。后来抗战爆发，迫使王明不得不暂时放弃他与毛泽东之间最有分歧的问题，转而集中精力致力于以牺牲阶级斗争为代价来换取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江青没有提王明还是一个挑唆城市无产阶级暴动的人，例如武汉起义)。1935 年 10月，红军结束了长征。尽管这一胜利时刻的到来是红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才取得的，但毛泽东的领导尚未被军队中的各级官兵所接受。1935 年 12 月 25 日，在瓦窑堡召开了各级领导大会。王明的观点又从莫斯科被提了出来。此前在 1935 年仲夏，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17 次大会，王明依靠莫斯科的权威，对毛主席的每一种主要观点都提出了反驳。江青提到这场辩论的时候，脸色十分阴沉。

但是对于这场论战，江青没有发表她自己的个人看法。江青坚定的认为，早在几年之前王明就已失去了人们对他的信任。但是，尽管如此，只要可能，主席仍显得气量宏大，每每在王明遇到危险的时刻去拯救他。例如，在 1945 年召开第七届党代会期间，会议就在他们家附近的杨家岭举行，会上没有一个代表投票选举王明进中央委员会，只是在主席对代表们进行了说服之后王明才得以入选。1969 年第 9 届党代会的时候(江青第一次进入政治局，并因此而制订政策)，大量毋庸置疑的证据已明确地证明王明只不过是一个“叛徒”、“卖国贼”。从那以后王明不仅没有机会被重新选入中央委员会，而且还被驱逐出党。此后王明到年轻时曾呆过多年的苏联寻求庇护，并于 1974 年 3 月去世。江青说王明至死都死抱着他原来的原则不放。他回到莫斯科后每隔两三天就给编辑们写一封信，诽谤谩骂他们的制度，但他们根本就不搭理他。

江青说：“如果说实话，王明不像个中国人；而据此看来，虽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个美国人，但她比王明倒更象中国人。”

2．

接着土改的话题，江青曾在西北对此作过粗略的观察。她说主席曾在 1941 年 10 月 1 日写过一篇题为《在根据地开展减租增收、支持政府爱护人民运动》的文章。文中详细阐述了他在 1934 年 1 月第一次提出的思想，特别是建立互助组(陕北称变工队)的建议，要推广到愿意合作的地方群众中去。他们将建成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互助形式。这样组织的劳动力交换以及军队农忙时半日或全日工作方式的采用，同部队防御一样，在战时是绝对必要的，并且必须保持下去。

40 年代中期的经济形势一般认为是“新民主经济”。合作方式被组织为互助组与变工队，后者是互助队的一个变种。不管叫什么名字，二者都包括全日或半日工作；并且无论何时，只要可能，大家都工作和吃住在一起。这种组织只要成员是自愿参加就被认为是好的。除了农田耕作的合作形式外，还安排了其他形式的集体化活动，如生产、销售、运输合作活动之后紧接着又有了信贷合作、运输工具合作，最后是手工艺合作。

为便于进一步了解 40 年代的那段时期，江青推荐了毛主席的文章《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 1 月)、《论联合政府》(1945 年 4 月)等，文章中表明了毛主席当时赋予联合阵线以多么高的优先权利，前提是只要独立性与主动权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江青同时强调了存在于联合阵线内部两条路线(后来是主席对王明路线)在各个方面的斗争问题。联合阵线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局限于经济斗争，而且还包括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与文化斗争。

当江青的随从们已开始打呵欠并情不自禁地打盹时，她依然显得精神十分充沛。她从她坐的那张宽大的柳条椅中站起身，举步向位于谈话的那间屋子一侧的台球桌跨去，两个贴身侍卫马上给她递过球棒。她拿到球棒后解释说，她要是不运动两腿就会肿胀。她绷直腰板，做了一个水平瞄准。此后的几分钟之内屋里充斥的只有台球的撞击声，以及江青赢了她友好的对手后兴奋地发出的尖叫声。在打球时，江青又扯起了西北经济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永远存在着个体经济与集体经济两个方面的斗争。没有组织就会一事无成，而组织一定要包括一切：牲畜、种子、劳动力。

3．

从一个历史发展的角度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延安的一个旧礼堂中草拟的无产阶级创作原则如果被后人完整全面地追随(只是如果)，那么四分之一世纪之后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会呈现出如此的波澜壮阔。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者称作上层建筑的教育、文学、艺术领域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创造一个总体的无产阶级文化中的不成功从一开始就是革命体系中的一个结构弱点。虽然毛泽东和江青在公开场合从没有承认过，但毛泽东的确是从没有彻底说服与自己对立一面的一些主要天才人物到自己这一边，最为显著的是在文学与表演艺术界。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威与创作独立性之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wengewang.org 但是，在毛泽东政权的辩证法中，这种难以解决的矛盾后来却被简单化，并以此来作为支持“两条路线斗争”的证据。“两条路线斗争”是指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与当前与他对立的错误路线：在30 年代与 40 年代是毛泽东与王明路线的斗争，在 60 年代是毛泽东与刘少奇路线的斗争。

为了给毛泽东的热情安排一个宣泄口，1940 年初在“思想改造”会议上发动了一场艰苦卓绝的调查研究运动。总而言之，思想改造成为革命历程中可能是意义最为深远、同时也是最使人苦恼的经历了。这就是毛泽东说服穿军装的、持怀疑态度的人、有不同意见的人——主要是知识分子修正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方式。没有人对他的改造内容简单地表示默认或干脆保持沉默。思想改造由这些人变成毛泽东的公开拥护者而告成功。他们转而再去改造社会中其他人的思想，对于对此不以为然的局外人来说，思想改造就是“洗刷头脑”。

毛泽东的思想改造方法具有一个国民背景。为了要把他的革命信息普及到千家万户的老百姓头脑中，毛泽东采用了一句大众语言，叫作“治病救人”。如此通过再教育与心理手法来治理人们的头脑是毛泽东不同于斯大林之处。斯大林采用的是臭名昭著的肉体残害方法来对付不同政见的“肃反对象”及其他无用之人。当斯大林的处理方式带有沙皇传统，毛泽东却深入地探寻了中国历史的经络。像可以把任何人都能教会的孔夫子一样，毛泽东则可把任何一个人的政治信仰、或者称作“思想”改造好。跟随毛主席，也就是跟党走并不是不同宗教的转变；也就是说：不是要一个人因“被劝说”从而放弃其一生的信仰与行为模式，再去接受一种全新的信仰与行为模式——特别是这种不可避免地要坚持不懈地进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信仰。刘少奇的那篇精练的理论短文(1939 年出版的最为著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列举了这种转变的历程。这篇文章被认为是不断革命的理论读物精粹。

中国有关思想改造的材料长时间中一直很少，不论是新闻记者、小说家或戏剧编剧，几乎都没有写过这方面作品。而官方记录中又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也许是这场革命考验的痛苦时代还没有到了可以客观评价的时候——事实上是仍处在进程中。对于一个剧作家来说，研究心理破坏与重建的动因是一件痛苦得不堪忍受的事；因为如果这样，他就要以一个健全的头脑或者生命为代价，全盘接受一个完全不同的阶级以革命正义的名义而委派的任务。

从 1942 年到 1944 年，思想改造成为“整风”的基础。整风运动是在延安政界、军界、教育界、文化界开展的一场运动。同样的，被称为“净化阶级价值”的方法在解放之后又风行了相当一段时期。

艺术家们的整顿在鲁艺进行，一个革命文化中心竟被个人思想与思想抵触整得百孔千疮，而其中的很多事情都令人难以捉摸，难以用“两条路线斗争”这个当时强行把人分为两个阵营的古怪作法来解释。鲁迅的一些最出色的学生，像女作家丁玲与小说家肖军都曾被分配为该院教员。然而，他们二人由于对鲁迅的个人模式忠贞不二与不可收买的艺术家标准而最终毁灭了自己。周扬是一个被鲁迅看不起的“文化政委”，他和江青是前后脚到的延安。在他刚到延安的时候，他在上海地下党及文化前线组织中的光辉记录受到了毛泽东——这位江青后来的丈夫的赏识。毛泽东先是指派周扬作边区的教育厅长，接着很快就委任他为鲁迅艺术学院的院长。

在周扬的管理下，学院建立了 4 个系：文学系、艺术系、戏剧系、音乐系。此外，院中还有一个作家创作室、一个研究中心、一个工艺品创作室。院中力量最强的是戏剧系与音乐系，因为这种表演艺术具有直接接近群众的最大潜力。谁是江青曾任教员的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的主任呢？非张庚莫属！张庚继续像他在上海时那样工作。他倡导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方法。这是一个后来被共产党人所否认和批判的学派，因为它被认为是鼓励以自我为中心以及个人自主的异端邪说。自我中心与个人自主曾是社会主义者的“集体主义思想”所极端排斥与诅咒的。他还继续排演整场的外国戏剧，多是一些充满“资产阶级情调”、迎合知识分子一类人趣味的戏，但却使当地正在由党引导着向一个全新的、令人骄傲的无产阶级意识过渡的老百姓如坠五里云雾，不知戏中所云为何物。另一方面，张庚、马可及其他造诣颇深的老戏剧家同时也是革命文化的先锋。就是这些人，他们白手起家，以当地文化的模型建立起一座农村剧院。因此，一种叫作“秧歌”的在西北非常盛行的民间舞蹈，被他们改编成“解放舞”；而当地的剧种也被注入了新鲜的政治内容。在他们首批创作出的剧目中有《兄妹开荒》、《白毛女》等，剧中充满了哀婉与伤感，并给当代生活中涌现的英雄人物树立起光辉的形象。20 年之后，江青把自己欣赏的《白毛女》一剧，又重新改编为其“样板戏”目录中一出剧目。

由于延安的房屋和材料都很稀少，很多旧材料就被派上了新用场。鲁艺的院舍利用的就是一座废弃的旧天主教堂，它距延安城中心约 3 英里。教堂的主体被改造成一个礼堂。这是一个不很协调的活动场所，是一个新的古老与摩登、建筑土洋艺术相结合的建筑物。看到这座建筑物，可以使人想见当处在这里的那副场景：一个大提琴独奏手在教堂内的一个角落里如醉如痴地扯动琴弦，一个小型弦乐队在教堂的另一角演奏出一曲听上去像是异国曲调的乐曲，而一个民歌手在另一角正在唱的可能是一支在旧曲调上添上典型的民间歌词的歌曲。

那些曾一度被基督徒占据的寓所现在变成了音乐家与戏剧革命同学的宿舍。有些学生模仿波西米亚吉普赛人放荡不羁的样子，穿着小说中俄国农民的罗曼装来，以使他们有别于军人。绝大多数学生是从当地群众中招募而来的。经过两年培训，学生们就被派往前线，向红军战士及当地人民进行战地演出，以鼓舞士气。

鲁艺老教员中的艺术家、作家、音乐家、戏剧家及记者们经常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工作日程(习俗、风气)。

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在观察了一次由这些被迫离别城市的知识分子们主持的会议后，一下就抓住了是什么迫使毛泽东去打击这些知识分子的“趾高气扬”：“他们中绝大部分来自上海。战前，上海是中国的文化中心。然而，上海高度西化、深奥微妙的文学艺术与中国内陆的农民民间创作形式之间相去甚远，二者就像是詹姆斯.乔伊斯与孔夫子二人一样，简直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在战争条件下，离开上海对于艺术家们来说就像是鱼儿离开了水一样。对于他们来说，、几乎不可能看得起那些其貌不扬的农民、工人和士兵，而这些其貌不扬的人也以对这些知识分子的抵制作报复。这些艺术家们没有一个观众或听众，他们只能为他们自己写、为他们自己画、为他们自己去谱，他们看不起那些文化与知识水平在他们以下的那些普遍人民。如果农民自己不能欣赏优秀的文艺作品，那么他只能自认晦气。艺术不可能为了与群众对话而卑躬屈膝。”

延安领袖及随员们的正式聚会是在梨园举行的周末舞会上。美国记者称延安的舞会是“周末谷仓舞会”。共产党人知道了这个称呼之后，特别是在把自己与以前的皇帝、尤其是唐明皇神秘的宫廷戏院进行比较了后，也时常开玩笑似地自己也这样叫。在解放区中，一个女孩显示个人解放的方式是在舞会上自己去选择男舞伴。除非是毛主席没有去，否则就会有女孩转到主席的身边，有礼貌地请求：“主席，请和我跳个舞吧！”

舞会音乐有时是用一个旧得坑坑洼洼的留声机放一些东拼西凑来的唱片，有时是由乐队演奏。乐队由几把中国二胡、几把外国小提琴、几只口琴、一架筝、一把演奏用钢锯、一架传教士留下的足踏风琴。演奏的舞曲各民族的都有。法国的小步舞、维也纳华尔兹、美国的“铃儿响钉铛”及“扬基之歌”是为尊贵的外国客人才演奏的，舞曲的伴奏下，人们跳的有狐步舞、华尔兹及轻柔的“秧歌”。

在这个真正的共产主义国度，领袖们与群众都混杂在乐曲中。西方社会中那种跳舞时要身体接触的方式当时还没有被禁止。福尔曼回忆道：

在任何一个晚上，你都可以看到有着一头浓密黑发、衣着随便、为人民尊敬的革命领袖毛泽东正在极其欢快地与一名非常漂亮可爱的“延大”(延安大学)女生跳着快速的一步舞；同时，你可能还会看到一位卡车司机正在与丰满的朱德夫人飞旋。看上去像父亲一样的抗日勇士的总司令，此时可能正在与一位比他瘦一轮、年轻三分之一的可爱女孩畅快地共舞。身上带有战斗疤痕的林彪、聂荣臻、叶剑英等十几位将军，这些每一位日本人都情愿牺牲一个精锐的整编师而获得的抗战英雄，此时正在像跳吉特马舞的大学生们一样飞来掠去。

与人民一起狂欢的毛泽东，此时期已抛开了他过去制订的人生履历表，正在从一个年轻的革命活动家阶段上升到一个老练的军事战略家与政治理论家的阶段。虽然毛泽东的身躯已不再像长征时那样皮包着骨头，但他却还保留着一个浪漫的标志以使自己有别于人：那就是一头长发。当毛泽东以他最希望的身份、也就是导师的角色在根据地到处活动的时候，党的报纸《解放日报》把他推入了第一个个人崇拜阶段。那是 1941 年 12 月 14 日版的《解放日报》，毛泽东的同学萧三颂扬他是“我们英明伟大的领袖、我们的导师和救星。”这段文字后来变成标准的修辞夸张法。

在 10 年之中毛泽东拥有了一批训练有素的追随者之后，他开始思考一些原理问题。此阶段他写作的中心议题变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形势结合起来的问题，也就是在本质上寻求一个“民族形式”。这种寻求与探索延伸到了文化界。1942 年 5 月，在鲁艺引起了轰轰烈烈的讨论。在那些无数次的智力大战中，唯一的正式记录只有毛主席的随笔报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有多少是针对当时争论的反应，而不仅仅只是要驳斥个人问题；其中有多少是对前共产主义理论家瞿秋白观点的未公开承认的移用？现在尚不能作出判断。

4．

就江青看来，70 年代初延安的形势仍不能令人满意，尽管此时已比她和主席住在那儿时好多了。甚至那时候连周扬都对江青她们的表演提出了十分固执的批评。虽然她们在延安一直在努力建设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但是，王实味却撰文把她们所取得的成就批评为一种令人反感的“等级体系”。在王实味看来，等级体系在延安是一种普遍的人际关系。他认为人民被划分成了“三流九等”；当然，也就是说，延安的人民并没有真正地从过去的等级制度中逃离出来。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她从一个文件夹中抽出一册纸面材料。封面上空空的，没有任何标题一一这是一份内部交流的材料。她翻着书页说：这些短文随笔第一版出版于 1941 年，1958 年“反右运动”期间又重印过。“纯粹是诽谤”，江青大声地说。1942 年，那时还是鲁迅艺术学院院长的周扬，撰写的文章中有一段包含着这样一句话语：“每天太阳都有一些黑点”(毛主席的英明在延安已经被比作太阳了)。1942 年 3 月，王实味出版了一本名为《野百合花》的系列短文。书中作者坚持认为：这种以鳞球茎上长出来的、尝上去味道很苦的野花(山丹丹)是延安最美丽的野花。作者以花作隐喻，不直接地抨击了延安领导者们感到他们已经克服了的历史教训。同时，丁玲发表一篇文章严厉批评了延安共产党政府统治下的妇女状况。“读读这些文章”，江青说，“然后你就会理解为什么主席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从他们身上抓住这种苗头了。”

江青气愤地说：毛主席在座谈会上及其他地方驳斥的种种苗头从各个地方都点燃了导火索。中央委员们及青年团员们贴出大字报，轮番向党、军队、和人民进行“攻击诽谤”。从肩负责任的同志阶层范围内如此对毛主席及其周围的人进行指责，促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

在江青为她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作的强烈辩护中，她说她自己一直是艰苦朴素的。江青说：她第一次到上海时，住的是一座古雅的洋房；在延安，她住的总是土窑洞。她和主席吃的穿的都和劳动人民一样。尽管如此，她还是被中伤为一个生活方式奢侈的“反革命分子！”

在鲁迅艺术学院正常的年月中，绝大多数教员的确都像江青一样，那些职业戏剧家、作家、音乐家们从以往的经历中建立起不可动摇的个人信念。他们对彻底变化了的形势的判断反应较慢。戏剧家马可回忆说，文学家们那时经常几个小时地争论希腊与罗马的古典作品、赞叹欧洲 19 世纪的文学艺术。一些练外国戏的女演员(没提名字)变得是如此醉心于安娜.卡列尼娜的角色，以致于她们除了为其眼睫毛投射到地面上影子的长度而焦灼外，别的什么事也顾不上。

江青最好的回忆是学院进步的一面。1940 年初，她作为教官在戏剧系执教。当时院领导们急于要话剧出台，因为话剧是一种灵活机动又有希望的剧种。它可以顶替那些划在达官显贵、才子佳人圈子内的旧戏。在她提到的新戏中，反映的都是当代题材，其中有《火烧飞机场》、《桑干河上》、《兄妹开荒》。

在这些剧目彩排期间，主席第一次在鲁迅艺术学院露面了。江青回忆说，主席非常喜欢这些剧目。显然它们引起了他的好奇心，因为主席开始询问起学院中的其他活动情况。主席开始了解起现代文学艺术问题，这些问题在此之前并没有引起他的兴趣。主席请教员们进行广泛的讨论。此后不久，这些议题就被提交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讨论了。

马可回忆说：1942 年 5 月下旬的一天，毛主席在精心筹划之后突然降临鲁迅艺术学院，召开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主席坐一辆小汽车骤然到达的消息像迷雾中透出的光线一样迅速传开。人们就像久旱逢甘霖一样，纷纷从窑洞中涌出，带着纸笔奔向大会堂。鲁迅艺术学院作大会堂的那座旧礼堂被人们挤得水泄不通，很多人只好坐在门外的地上。座谈会由周扬主持。毛主席站在人们前面，总结了最近关于艺术问题讨论的结果。他提出了他所看到的中心问题：艺术家们应该为谁服务？他开玩笑地说：鲁迅艺术学院就是“小鲁艺”(学院的绰号)，而解放区及广泛的生活斗争应该被视作“大鲁艺”。“小鲁艺”的成员们不应该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而应该使自己走出去在“大鲁艺”的范围内去宣传他们的新文化。主席讲话的关键之处引起了激烈的辩论。这场论战持续了好几天，其间的气氛由早春甘霖变成了急风暴雨。

然而，对于那些已经出现并与日俱增的讽刺反语，又有谁最明确地说出其含义呢？虽然毛泽东为了纪念鲁迅而建立了鲁迅艺术学院，但毛泽东的辩论立场同鲁迅这位作家的立场却是有差别的。比如说，毛泽东在文学为群众服务的“民族形式”问题研究中，含蓄地反对鲁迅“旧的或‘封建的’形式不可能被注入新鲜的政治内容”的立场，并且采纳了周扬的反驳论点，即：为人民所熟悉的文化形式应该毫无疑问地救助与支持新思想，也就是说救助与支持共产主义者的宣传与对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崇敬。与此同时，毛泽东支持周扬的观点，对鲁迅最亲密的弟子丁玲、萧军及王实味进行了抨击。这些人都是当年从大城市中走出、勇敢地来圣地延安参拜的热血青年。而周扬，这个江青十分怨恨的人，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作为毛泽东在文化事务方面的掌权者一直保持了二十多年的稳固地位，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之时才被江青打了下去。从那时起，江青表面上鼓吹鲁迅的模式，而实际上却绝对地违反鲁迅的见解：在她的雄伟计划中，她要为京剧这种古老的文化形式注入全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在一次交谈中，江青提到她在 1942 年 5 月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以什么身份参加的呢？是作为主席的秘书参加的。这是她卸去讲授与执导戏剧工作之后的新岗位。表面上延安文艺座谈会讨论的是文学与艺术中的问题，而实际上会议中争论的是从其他领域中抽出的各种问题。人们争论的两个焦点就是主席与其劲敌王明。追随王明的一派宣称他们信奉的是源于苏联革命理论的正宗马克思主义；而追随主席的一派则斥之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然而主席在演讲中所使用的那些同样的文学字眼儿，却在全延安边区范围内那些为王明所蛊惑、与主席对抗的听众中引起了哄起。

江青继续讲述她曾学习过的党校以及马列主义学院的情况。她说，党校以及马列主义学院中都没有毛主席的著作。只有王明主编、“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撰写的著作。主席能够突破他们“意识形态封锁”的唯一途径就是设法避开其他领导同志，投身在人民群众之中，到处讲授人民群众特别感兴趣的思想见解。只有在与人民大众的切身联系中，毛泽东才组建起一支拥护自己的队伍。

话题又回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江青说，那次会议既长又漫无边际。很多人都是他们所在领域的专家与权威。主席等到轮到他时才发言。他以对那些负责戏剧编导排演的名人(江青也在其中)进行“有说服力的评论”为开头。在讲话中他所表达的大意要旨明显地不同于其他人。他的论断不仅只关于文艺本身，而且还深入到哲学与政治理论上去探究文学艺术问题。这次讨论的宗旨与结论原来主席总结在其论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文中主席提出了一些极为严肃的问题：一位作家应该写光明面还是阴暗面？一部既定著作的目的是什么、其结果如何？我们所制定的政治与艺术标准应该为谁服务？

“要经常读这篇文章。”江青强调说(第二天上午，这篇全部是汉字的文章便被补充为我“研究材料”的一部分)。

回想他们在一起共同生活期间毛主席所迎头遇上的各种挑战，江青巧妙地陈述道：“我敬仰毛主席。”接着她又带点问询的口气对美国人说：“你不想要你的学生敬仰你吗？”

对方为她的直率而惊讶，回答说“不，我喜欢他们与我争论，并没有想过要别人敬仰。”

江青很快地微笑了一下，接着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主席总是在与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作斗争，因为那样会有极大的危险。此外，某些过去在由“文化大革命”惹起的斗争中一直找机会想击败她的人，开始对她“阿谀谄媚”。

曾几何时，她真地傻得信以为真；后来她才认识到，一个人在他的革命战术上必须永远保持“机动灵活”。

江青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到“文化大革命”的这些言词尽管很概略，但却可以看作是她真实思想的反映，因为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讲的那些约定被当作她工作的唯一意识形态辩护词。无论毛泽东在其《讲话》中，还是江青在其扼要重述中，都没有提到在文学上敌对观点的来源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文化革命的问题没能系统论述，这一点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对该主题采取如此策略。中国作家们，如果用机械的语言来表达，只能说是一批全身筛糠般颤栗、形容枯槁、精力衰竭的知识分子。用列宁的话来说，文学艺术是革命这架机器上处于从属地位但却是不可缺少的齿轮。

如果作家是“工程师”，那么鲁迅艺术学院就是形成那些罕有矛盾的文化工厂。学院的教员们被敦促着，去把微妙深奥的艺术形式，改造成简单的文化形式。而在 40 年代初，这种说法绝不是一种陈词滥调。新的延安戏剧及改造后取材于工农兵真实生活的地方戏开始兴起。一个流行的套路是塑造一个机警的农民帮助红军战士挫败日本侵略者的滑稽情节。把这样一个简单的俗套裁剪给群众非使知识工程师们失掉对艺术的兴趣不可，因为这些人惯于创造的是具有复杂人格与矛盾心理的人物形象。面对如此进退维难的窘境，也就是艺术家作家与观众读者常年以来由于天资与受教育的程度不平等而形成的隔阂，毛泽东要求采取下列系统行动来作为补偿与沟通手段：文艺专家们要以创作编排全新的作品，奉献给群众的作品要具有积极向上的文学精神；对那些不肯依从、难以驾驭的知识分子，要通过思想改造的手段使其就范。

5．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敢于与毛泽东对抗、并在以后拒不服从其摆布的一批作家中，丁玲是最令人敬畏、独立性最强的一位。江青在讨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背景时，提到了丁玲代表男女平等主义者立场的那篇短评：《三八节有感》。江青对丁玲批评性建议的后果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究，大概是丁玲指出的东西太敏感了，不便于公开地进行讨论。对这种控诉背后的妇女问题，江青也是没有说太多。只要稍稍了解一下丁玲的生平，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丁玲的眼光与率直在一个不十分完美的革命社会里戳到其痛处。

丁玲是毛泽东的湖南同乡，比江青大 8 岁。她与早先的一批革命领袖核心人物一道，在湖南省会长沙的一所现代学校里受的教育。从那时起，丁玲就开始了她倾注毕生精力的事业。她既是二位男女平等主义者，又是一位狂放的艺术家、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以及政治左派人物。她的这种品格使得她在任何一个要求一言堂与绝对服从的领袖统治下的政府中都难以生活。

在她们的学生时期，江青与丁玲二人都变成了以传授一个反传统的、后帝国时期世界方式进行写作的文人。丁玲保持了这一写作方式，她成为 30 年代中国核心作家圈中最富精力的女作家；江青则弃文从艺，投身于当时尚未步入正轨的电影表演业。20 年代中期，丁玲也曾想要成为一个电影明星，但由于电影导演对妇女们令人作呕的性利用而退出。二人都曾在北京大学与上海大学学习过，但江青不是正式的；二人都是“左翼作家”成员，但丁玲从 1931年就已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了。此外，丁玲还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一直遭国民党迫害，并于 1933 年被捕入狱，直到 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被迫释放著名政治犯时才被从狱中放出。丁玲与江青二人都有复杂的性历史；但是对于丁玲而言，她敢于在其作品中以一种现代的、直率的文风来暴露她的个人经历。二人都与短篇小说作家沈从文有着令人留恋的友谊；江青是作为他在青岛大学任教时的学生。陷入三角恋的丁玲，她的丈夫胡也频于 1931 年被国民党处决。二人都崇拜鲁迅，丁玲与鲁迅关系更近，而江青与之则较远。丁玲知道很多鲁迅个人的事情，她本身也是个作家，这就使得丁玲比江青能更彻底的了解鲁迅本人及其主张。而丁玲与鲁迅在精神上的亲密关系以及她个人的忠实品质可能造成了她在中国共产党为其利益而扭曲鲁迅的名声时，勇于向共产党发难。

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江青与丁玲二人都投奔到延安，并且都成为鲁迅艺术学院的教员。她们每人都以各自的方式与毛泽东打上了交道。在毛泽东的窑洞中，他经常与丁玲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这种亲密的友谊被某些人视作是一种昏了头的迷恋，认为她是最终被拒绝的女人。虽然这些传闻可能是真的，但是毛泽东最后却是和江青结婚了；然而，尽管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与毛主席意见不一致，毛泽东却公开地表示尊重丁玲。无论思想改造是如何把矛头对准她，但都没有动摇她在以后五十年时间里的独立立场。在 1956—1957 年的“百花齐放”运动中，丁玲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运动中有那么几周时间里每个人都被敦促着发表自由讲话)，但还没等到“反右运动”(1957—1958 年)她就被打了下去。

在上海时江青并不知道丁玲，因为江青在上海的那段时期，丁玲几乎都是在狱中度过的。二人的第一次相遇是在延安。到了延安以后，丁玲被委任为党报《解放日报》的编辑。丁玲及其知识界的朋友们经常去冒犯领导同志，因为这些领导同志们经常藐视婚姻惯例。她们认为：在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男女平等是十分必要的。而她们所看到的某些共产党领导就像是过去孔老夫子时代，或者是故意、或者是本能地认为妇女就是需要成为被管制对象。

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完成于毛泽东与江青完婚之后。这部作品极大地嘲讽了某些共产党干部宣称的赋予妇女同志的革命地位。丁玲在其作品中表明：尽管争取男女平等的斗争从本世纪初就已由现代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开始发起了，但大男子主义在中国社会中仍占据优势地位。虽然没有点名，但丁玲却直接说出中国妇女中，地位最为低下的、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的正是那些领导干部的妻子们。

在作品中丁玲着墨最多的，还是延安妇女的状况。她说，同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相比，延安的妇女算是幸运的，但延安的情况并没有多么地好。社会压力驱使妇女依然不得不去结婚，那些胆敢反抗的妇女(像她本人)则要受到无端非难。她们被敦促着尽快怀上孩子，而作了母亲后妇女们发现：要想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别人代为照看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她们也就不可能去承担新社会需要她们去做的工作。这样的社会条件迫使母亲们要变成典型的资产阶级——“回到家中的娜拉们”。在操持十年家务之后，单身时进步的姑娘们已倒退为“落后”或“缺乏政治修养”的人，而这，已成为丈夫起诉与妻子离婚的最为一般的借口。

似乎丁玲与毛泽东长期以来一直以其各自非凡的能量而使对方着迷。然而毛泽东需要铲除所有延安新社会的批评以及对他本人的批评，他迫使自己从革命一致性的需要出发，不得不去驾驭住这个不肯改变信仰、约束不了的天才女人，因为他已经把那些政治上有害于他的相关人物都给下放了，像她这种政治上喜欢空想的很多其他妇女一样，丁玲被迫去忍受苦难，因为她超过了她的时代。这种迫害第一次是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现在是在延安，再后来是在北京。然而只要她一接近新闻传媒，她就要说一个独立革命者头脑中的真话。

第八章走向北京

“我们告诉你这么多事情，不光是为了你写书”，江青对外国来访者说。“你的到来促使我们向全世界讲清我们军事历史上的这段真情。”她要集中讲西北战争中发生的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正是她亲身经历的。

于是江青拿出了当时的每日记录，用一些个人轶事加以解释。为了把话题集中在西北战场，她略去了有关其他战场的事情，因而也就没有谈及如彭德怀、刘伯承、陈毅和林彪等将领。她也没有太多地描述关于战争策略的争论及和平协定的流产结局。

1945 年 8 月 9 日，苏联出兵满洲，从此结束了日本对中国东北长达 13 年的控制，日本人称之为满洲国的这个殖民地王国是由伪满皇帝溥仪和一帮孔孟之道的文人统治的。同一天，美国的原子弹在日本广岛上空爆炸，给第二次世界大战画上了句号。日本于 8 月 15 日投降。

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来说，日本侵略军这个共同的敌人使他们并肩战斗了 8 年，共同敌人的败北使他们除了对方以外再没有可供对抗的目标。在日本侵略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在军队人数上有了三比一的优势，在武器装备上有五比一的优势。国民党拥有庞大的空军和海军，而共产党什么也没有。

实力对比的悬殊使观察家们相信，全国将很快会被控制着城市、金融界、新闻及其他传播媒介的国民党政府所“光复”，并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正是出于这种判断，美国政府不考虑那些在延安及中国其他地方的美国观察家反对国民党的主张，给国民党运去了大量的战争用品，把国民党军队武装成亚洲装备最精良的部队。然而，对这些装备的利用效果还得走着瞧。哪一方能够赢得中国的老百姓——过去是“服从上级命令”，而今用新的术语来说，是“赢得群众”——也须走着瞧。

斗争优势在转变。作为共产党军队的总司令，朱德命令全军接管以前被日本侵略者及其中国傀儡所控制的所有城镇。国民党宣布这一命令无效，要求所有部队原地待命，等待国民党正式接收日本投降。共产党宣布，这是企图“窃取人民的胜利果实”。当双方陷入僵局时，毛泽东接受了蒋介石的电报邀请，去重庆进行商谈。

随及，8 月 26 日，毛主席、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王若飞将军及美国大使帕特里克.赫尔利飞往重庆去进行谈判。讨论持续了好几个星期。最后，于 10 月 10 日，达成了一个临时协议，根据这个协议，新的政府将由政治协商会议来组织。在政治协商会议中，所有的党派都有代表参加，同时制定一部宪法，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联合委员会将负责军队的统一。总之，国民党将以政治妥协换取共产党的军事妥协。在谈判期间，一直存在双方的小规模军事冲突，直到 10 月 11 日，当毛主席返回延安时，还没有达成最终协议，到 12 月底，当荚国大使赫尔利作为一名失败的调停者，由以乔治.马歇尔将军为首的国家派遣团接替时，谈判仍无结果。周恩来从 1944 年以来已经花了好多个月的时间在重庆谈判，还留在重庆，与美国和国民党的代表研究停战计划，并且规划战后政府建设的一些基础性的问题。

到 1946 年春，老对头之间不信任程度已相当深，和平解决分歧已经不再可能。在中国北部及满洲，休战协定一次又一次破破坏。1947 年 1 月，马歇尔将军带着建立国共两党联合政府希望的破灭，离开中国，国民党的政治手段不如美国人相信的那么高明，国民党也不像美国人想象的那么普遍地得到支持；共产党呢？他们的意识形态决心和军事目标远远超出了共同协议可接受的范围。

在 1947 年 2 月，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一年之久的共产党代表由美国的军用飞机送回延安。他们到达延安后的几天之内，国民党就进攻并包围了这一“红色首都”。共产党的七个“解放区”变成了七个战区。

当江青接下去谈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按照共产党的时间表)时，她的谈论范围不时地在个人和集体之问时宽时窄地进行变换。她不再用个人的“我”而变成集体的“我们”。埃德加.斯诺在毛泽东的传记中也提到过类似的变换，特别是当毛泽东告诉斯诺红军是怎样组建的以后：“(他的)叙述开始略去有关‘个人历史’ 的部分，似乎把个人溶于一项伟大的事业中，虽然他在这项事业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你不能把他当作一个个人来看清楚。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不是一个人对其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作为一名关心全人类命运的旁观者对史料的客观反映。”但与江青在一起时，集合名词“我们”主要指她在解放战争中的作用；随后，当她谈到其他斗争（党内斗争，或她自己的）时，“我”字就又出现了。

1．

“为什么将 40 年代后期解放战争这一段称为与敌人和旧势力的搏斗呢？”江青开始道。她说，在整个革命史中，从 1947 年 3 月 13 日到 1949 年 6 月 12 日的西北战役是最困难、但也是对未来发展最重要的一战。

战役刚开始时，共产党固守在他们的西北根据地里，这块根据地是长征之后获得控制权的。在从 1935 至 1947 的 12 年中，国民党从未敢到这些红色根据地的边缘去挑战，而是躲在了峨眉山上。提到四川省美丽的峨嵋地区，使江青想起唐代诗人李白的一句精彩诗行。“我本楚狂人”，（校正者按：此处原文为“I was a madman from Lu State”，疑维克多误 “Chu”为“Lu”。）她念到，旋即打住，说她将送给外宾一篇那首诗的复制品。

江青接着又更为严肃地说，当来访者回到美国后自己独自研究这段历史时，应把注意力集中在毛主席在抗战期间所写的一批著作上，像《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三卷上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她推荐这些作品时看得出是真心实意的。

在打开 1945 年 8 月到 1946 年 6 月共产党所占据地区的地图时，江青指出了哪些是 1945年日本被迫交出时共产党手中所掌握的地区，哪些是还在敌人(国民党)手中的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带来了中国抗战的终结，而这场战争主要是由八路军(由朱德指挥)、新四军(由陈毅指挥)与日寇进行战斗的。而这两支军队都是由毛主席统帅的，江青强调说。

日本投降后，相对国民党而言，中国共产党留下了一支可怕的、但处于绝对劣势的军队。在 1945 年到 1946 年间，共产党一方拥有一百二十万到一百三十万军队、控制一亿三千万人口；国民党一方拥有四百三十万军队、控制三亿多人口。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力量的援助下势力迅速膨胀，美国用飞机和军舰把国民党军队迅速运送到全国各地。由于共产党人逐渐地占了蒋介石的上风，因此蒋介石“大方地”允许共产党人来试用美国人捐赠给他的大批武器与军用物资。共产党人随即戏称他为“运输大队长”。

在江青继续复述战斗记录、军队数额、缴获与损失的人数与物资等统计数字时，她注意到来宾在奋力记录她所说过的每一句话，于是便快活地说：“别急着记，我会给你那些统计表的。”

“那将是最有参考价值的材料！”美国记者高兴地用中国话重复道。

“那些材料绝对真实、绝没有半点虚假！”江青扭了扭头，看起来受了冤屈似的大声说。

她的义愤之举令人感到十分困惑，但美国人马上意识到，是刚才的语义表达问题。英语中的“参考材料”翻译成中文的“参考材料”，通常表达的是可靠性值得怀疑、只能被审慎地使用的材料。一阵大笑之后，美国人抱歉地解释说这是语言翻译中造成的一种误解。

接着前面的话题，江青接着说，40 年代中期，美帝国主义者曾竭力试图作蒋介石与红色力量之间的调停人。他们成立了一个三人小组，但这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蒋介石需要而进行的一种欺骗活动。后来国共双方都在美国人的劝说下签署了“双十协定”(1945 年 10 月 10 日)，随后主席飞回了延安(这里江青把事情搞混了。 “三人小组”实际上是三人委员会，由马歇尔将军、周恩来与国民党将领组成。三人直到 1946 年 1 月才会面)。但还没等到主席在延安下飞机，蒋介石就发动了内战。

在“双十协定”由于蒋介石率先发起内战而宣告流产之后，毛主席提出了下列战术：红色力量随时随地要立于主动地位；可以撤出一些中小城镇，使敌人分散为守备部队，分散其力量，攻击其薄弱环节；诱使小股国民党军进入我方“口袋”，然后吃掉它。党中央还决定把战斗引入其根据地内部进行，因为自己对根据地最熟悉，可以更有效地控制敌人。

为了补充部队力量与物资的不足，解放军采取了一种运动防御(游击)战术：他们集中他们有限的力量于敌人的薄弱点，最终消灭敌人……不止在形体上消灭敌人，而且要在政治上消灭敌人，江青赶紧补充说。至于战俘，他们被开动脑筋受教育，然后让他们自己选择出路，加入共产党一边或返回国民党军队。那些选择离去的俘虏还可以发给他们路条及路费。事实上，几乎没有人选择返回，就像江青后来详细地介绍的情况一样。

“毛主席坚持留在战区(西北)，并在那里指挥全国的斗争。他向两支军队发号施令。一支是我们自己的、一支是敌人的。他指挥着敌人进入我军可以‘吃掉’他们的地方。我曾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他的指挥艺术。那是一段残酷的时期，然而对你理解后来的局势是极其重要的。那时敌人有两只拳头：一只在华东，在山东，在那儿我们撤到了胶东半岛；另一只在西北，我们在陕北指挥战斗。在西北，敌人超过 20 万人，他们自己号称 30 万人；而我们只有 2 万人，敌人 10 倍于我们。但我们却大量地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与此同时，全国其他各条战线也捷报频传。”

在后来的一次交谈中，江青论证了第一次谈到的从延安撤离问题。当谈到敌人在胶东半岛的“拳头”摧毁了她在诸城县的家乡时，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她估计此时敌人的力量已变成九倍于共产党军队了： 1947 年敌军有 30 万人(在另一个场合她估计从延安撤离时敌军数是 23 万)，而他们只有 2.5 万(仍比原来估计的数字膨胀了)。如毛主席所说：像敌人一样，我们也有两条腿，但我们的腿比敌人的腿要长。由于战斗是在内线进行，敌人的进攻就像“盲人”一样，既嗅不到我军的所在、也找不到人口集中的地方。随着战争的进程，人心逐渐倾向于我方。在我们挺进的绝大多数地区，我们都进行减租减息与土地改革。这种政治手段逐渐地赢得了群众对我们的支持。

2．

江青清楚地记得国民党军对延安的空袭。空袭开始于 1947 年 3 月 12 日，当时的感觉就好像是突然一个时代终止了。延安社会在平静了十多年之后，一下被赶出了原来的一切所在。当然，江青本人的生活也被打乱了。这种猝然的退出与迁移锤炼出她的一种全新的个性力量，磨砺了她尖锐的政治意识。

从根据地撤出前的几天，敌人发出了其轰炸战术计划。清一色的美国 B 一 24 与 P 一 52轰炸机，轰炸范围是以延安为中心、半径五英里。尽管那些飞机与炸弹声势浩大、蔚为壮观，但根据地没有一人葬身火海。江青用一种轻蔑的口气说。

当江青回忆起她与小女儿李讷在一起的情景时，她的表情变得和蔼慈祥起来。她说，那段时期，只要敌机一出现，她就带着小女儿李讷躲到一个防空掩体里。在掩体里母女二人与其他人一起，口里唱着歌来转移心中的恐惧感。夜幕降临后，地面上点缀着空袭后的火光，一些人开始从掩体中爬出来，回到他们窑洞家中。当确信空袭彻底消失之后，她们母女二人才和其他人一起，拖着沉重的脚步，唱着军歌踏过那些被炸得满目疮痍的土地。

那段持续数日的空袭最后迫使毛主席作出了撤出延安的决定。江青解释道，务必请理解的是那次撤退是他们主动撤离的。首先，绝大多数领导同志与部队士兵们都不愿放弃那块他们在一片不毛之地上、在没有任何设备的情况下建设起来的根据地，他们只想撤退到黄河以东的某一地区。贺龙司令员提出了另一战略，但毛主席没有采纳。开诚布公地讲，对于他们来说，要想使他们的人民想要接受毛主席的命令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使在完成了以内蒙古首府张家口的撤退之后(1946 年 10 月 11 日)，从延安撤离的行动已经上路的时候，党中央领导层中一些“坏分子”反对主席自己要在延安留守数天的决定。在他们拆卸设备、整装上路之后，江青无意中听到一些不太情愿撤离的同志议论说(当然江青知道他们是好意)，主席留在一个四面受围攻的根据地是多么多么危险一类的话(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江青把这种焦虑之情转述给了毛主席。主席恶狠狠地把她骂了一顿：“你是个胆小鬼！你要是想当一个懦夫，为什么不和他们一块走！”

江青与主席呆在了一起，成为坚持留在延安到最后的唯一女同志。她想，在最危险的时候。应该留下了照顾他，与他同甘共苦。

在延迟起程的那段时期，为了表示自己的放松，主席花出了异乎寻常的大量时间来照顾6 岁的小女儿李讷。白天看得见的时候，主席就与小女儿一同玩耍。但是到了夜里，就要派几个人来守卫这个小女孩儿。在留在延安的最后那几天里，江青经常拖带着李讷去做政治工作。由于不习惯这种动荡的生活，李讷则经常哭着乞求要回家。

顺便说一句，江青回忆道，就在她们离开之前，安娜.路易斯请求与她们一同上路转移。由于安娜比她们都老(52 岁)，她们建议安娜不要那样，因此安娜离开了中国。然而，她们并没有与安娜失去联系，因为解放后安娜又回到了中国。

部队在 3 月 10 日进行了总动员。这支部队共有二万五千人、分成 8 个旅，组建成第一野战军，由彭德怀指挥。部队分两个纵队，每个纵队都有其自己的司令员。江青又一次强调，部队的撤退是一种运动战术、是有计划按部署进行的，两个纵队的行动都是井然有序的。

那天天气酷冷，部队在傍晚时分整队完毕。地面上是一层没脚的积雪，雪踩在脚下嘎吱吱乱响，路面很滑。黄昏时分，大约是 6 点左右，他们踏上了征程。身后留下的，像是一座阴影摇曳、空无一人的鬼城。(中央警卫团的一个成员名叫蒋荣增，讲述了一个更为贴近毛泽东的同一事件的情况。据他说，当爆发第 12 次空袭时，全延安的人民都跑进了防空掩体。那时中央委员会就设在杨家岭附近，而毛主席与江青通常不与中央委员会住在一起，他们住在杨家岭。炸弹就落在这两个地方爆炸，有的炸弹十分逼近毛主席在小山顶上的家。然而主席就留在那里，伏在他的书桌前，或奋笔疾书或陷于沉思，根本不在意那些攻击，除非他的同志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来提醒他，告诉他暂时放一放、休息一下。当袭击第二天又重新来临时，他们就催促主席快走，而主席则固执地拒绝让他放弃人民。轰炸与扫射持续了一个星期，摧毁了他们的家园，杀死了无辜的儿童、狗与羊。当第 18 次空袭时，红色力量作为一个集体撤离了，正像江青所说。蒋荣增亲眼目睹的史实与江青计算的各站征程、日期、相关事件基本一致。在所有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人中，蒋荣增对毛泽东与周恩来描述最多。对于周恩来的情况，蒋荣增反映的比江青多。任弼时、陆定一、彭德怀也作为领导人占有一席之地，他没提到江青。)

主席乘吉普车离开，这要冒很大的风险。他们到达延安以北几英里的刘家庄时，已经是夜里了。敌机在天空中发现了那辆吉普车，并不断地用机关枪进行扫射。尽管没有人受伤，但车顶被打穿了一排洞孔。在剩下的旅程中，战士们用树枝把车伪装了起来。

敌机空袭后留下的子弹壳表明，敌人使用了三种子弹：穿甲弹、燃烧弹、爆炸子弹——全都是美国制造。不久，四面八方的火光从天而降。但江青发现，人们已经不像原来那样恐慌了。当然，人们不是傻乎乎地硬撑着，绝大多数人都跑进防空掩体躲避。江青承认道。

令人惊慌失措的时候也是有的。当刘家庄第一次遭空袭时，江青和主席发现小李讷找不到了！他们一直认为李讷是被很好地护卫着的：自然，他们马上联想到小女儿已经丢失或被杀害了，就像几年前主席的其他孩子的命运一样。经过一番焦急的搜索，他们发现她躲在了一个农民家中，这家农民给了小李讷以应有的避护。她正在那里高兴地玩耍着，根本没有在意灾难的威胁。为了安全起见，李讷被护送到邓颖超那里，当时邓颖超所从事的政治工作使她和丈夫周恩来及西北司令部不在一起。李讷在邓颖超的保护下留了几个月。两人都非常喜欢对方。李讷现在还叫邓颖超“邓妈妈”，江青微笑着说。

次日晚继续前进。他们白天休息，夜晚行动，逐渐地积蓄力量。第三天抵达高家县，此地距延安东北几英里处。在那儿他们制定出几个作战计划，其中包括青化砭战斗。

从延安撤出后，中央委员会改称“第三支队”，下设四个分队。江青被指定为第三支队的政治助理，几乎整个征程中她处在这个位置上。然而，现在主席把中央委员会分成了两个部分：工作委员会(亦即著名的前敌委员会)与殿后地区委员会。这个机构的分配是由担任西北转移期间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制定的。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被分配在前敌委员会；同时还有刘少奇，江青思索了一下赶快又加上说。叶剑英负责殿后地区委员会。

毛主席运用计谋，巧妙地把敌人调到五台山之外，然后朝西向长城进发。为了避免被敌人观察到，他们只在夜里运动部队。实际上，几乎每夜他们都在向前挺进。征途中每隔一小时休息十分钟。主席率领一个纵队，另一个纵队分散在别处。

当他们在黑暗中奔行了数小时，最后结束一夜行军的时候，一些刚入伍不久的十几岁的小战士已经不能站立。有几个因精疲力竭而晕倒在地。对这些晕倒的小战士，他们几乎不能对其做些什么。江青自己在行军中有一匹小马可以帮她减轻些劳顿之苦。她记得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为了跟上队伍，就一直抓住她的马尾巴跌跌撞撞地前进。她也是到了精力即将衰竭的边缘，脑子里不时闪现着一些想象：她可能会睡过去、从马上跌落下来、摔伤或被马踩伤。在这种状态下她还能帮她的同志做什么呢？为了保持清醒，她强迫着自己唱革命歌曲，强制自己不要在凌晨三点钟之前睡过去。她最大的不适就是时常为童年时期留下的慢性胃病所折磨。通常她的胃里总是分泌异常之多的胃酸。但是，在他们行军的高海拔山岭上，她的症状恰恰相反；高海拔引起胃酸过低及其它肠胃失调症。

1947 年 3 月 31 日，到达了淮朱河岸边。此间有一次，江青气愤地看到在队里有一个士兵戴着的军帽上佩有国民党徽章！她狂怒地命令他把它摘掉！为了形象地表达她的旨意，江青脱下了自己的帽子——那段日子八角军帽上佩戴的是红五星，把那个士兵的国民党军帽戴在了她自己的头上，两眼紧紧盯着那个士兵。其他目睹这一过程的同志都紧张地望着她那张愤怒的脸。不管怎佯，她的旨意还是执行了。江青用实际行动向那个年轻士兵及其他围观的人表明：在他们中问潜伏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试图引诱他们佩戴国民党帽徽而不是共产党的红五星。那个时期的党校校长李维汉目睹了这场争端，当他看到江青头上戴着那个男孩的帽子时，李维汉大叫道：“把那个国民党帽徽摘下来！”

“是，国共两党正在交战！”江青高声应道。其他还戴着国民党徽章的人都应该听命于她，因为她是一名“政治教导员”。

他们继续其征程，紧靠着山峦前进直到平原地带。在每隔一小时的十分钟间歇期间，他们跺着脚取暖来抵御严寒。甚至江青的毛皮大衣也抵挡不住那彻骨的寒冷。一位同志带着一小瓶酒精传着给大家每人喝一点，暂时暖和一下。

他们就这样继续着征程，并养成了一种习惯：黄昏出发、整夜前行、黎明宿营、白天大部分时间睡觉(即使到了解放以后，绝大部分老一辈的领导人物仍保留着这夜间工作白天睡觉的习惯，江青也不例外)。4 月初他们一直在向西线挺进。4 月 5 日，他们到达了青阳岔。在那儿宿营的那几天，他们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储备 “三件珍宝”——盐、毛皮、草药，以此来维持今后的征程。

在这种战时状态下，为了减少敌人追踪的机会，一些领导同志都取了化名来掩饰自己的真正身份。这些化名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毛泽东给自己取名“李德胜”，意即“肯定得胜”；周恩来随即取名“胡必成”，意即“必胜无疑”。为了安全起见，中央委员会在青阳岔又改了名，这次称为“第九支队”；仍旧分四个分队，江青仍与另一个人一起任政治教导员。

在青阳岔的短暂停留期间，毛主席从四人委员会中撤出以独自思考一些问题，4 月 9 日，他发表了一个文件通报，提出了“暂时”(就像他后来所称)放弃延安是为了陕甘宁边区更大的防御战略的需要的理论说明。他写道：对延安的进攻要和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而不能把国民党占领了延安误认为是其实力所至。相反，这次袭击只能暴露出国民党内激烈的矛盾冲突。因此，毛主席号召党与军队一起来对敌斗争、保卫陕甘宁边区。

3．

在下一站王家湾，他们休整了两个月，直到 6 月 7 日才拔营起寨。王家湾是一个十户人家左右的小村庄，位于一座山边。他们的营地距敌人只有六英里。他们到达后，中央委员会被安置在两问相通的窑洞里。江青与主席住里面的一间，没带夫人的周恩来、陆定一与任弼时住在外间(毛主席的贴身警卫阎长林讲述的故事中，有关这次拥挤狭窄的起居安排的记述与江青所讲的基本相符。阎长林说，4 月中央委员会到达王家湾时，一位姓王的老农把一座破旧的三眼窑洞腾出来，院中弥漫着腐料的气味儿。主席，大概是与江青一起住进了里间的寝室，周副主席与陆定一用靠近门边那间的土炕，任弼时被分到只有他睡觉的炕那么大的第三间小窑洞里)。农民老王深为他那简陋破旧的住所感到难为情，他让他的亲戚再另外借一眼窑洞给首长们。但江青对阎长林说：“请他们不要搬走！他已经有了一个大家庭，老的小的、妇女儿童，你怎么忍心让他们都挤进一眼窑洞里？”“这地方太挤了，”阎长林辩解说，“即使是一个分队司令部通常也比这要大得多！”“但是现在条件艰苦，”江青说，“我们是一个大组织机构，搬到这样一个小村子里，已经给当地群众惹的麻烦够多的了。毛主席说，遇到困难时要自己想办法解决。如果我们为他的个人安逸做得太多，他是不会喜欢的。”we ngewang.org当四个人要开会的时候，江青就得被迫从窑洞搬到一个驴棚里去工作(回想起这种可笑的往事时，江青很开心)。由于整日被迫与驴子隔离在一起、且又没什么事可做，因此到了后来，江青的身上染上了虱子与跳蚤，她的体重迅速下降，脖子后面还长了一个肿块。那是由什么东西引起的，江青自己不可能想象得到。中央委员会的会议结束之后，主席把她叫回去，倾听她的抱怨，还教育了她。在她睡过觉的地方，主席发现了一堆臭虫。就是那些家伙咬的她、并且引起肿块的，主席说。为了向这些臭虫表示“敬意”，他们把虱子按照军队队列密密麻麻地排列在墙上，并把驴棚重新命名为“虱子司令部”。然后，主席和江青发动了一场“根除运动”，把它们逐一消灭，直到最后一个(说到这里江青朗声大笑了起来)。

在王家湾停留期间，中央委员会中发生一场激烈的争论。江青只是间接地知道一些当时的紧张气氛及争论的问题。敌人正在逼近，但是从哪个方向、到底有多少人尚不清楚。如果他们继续留在王家湾，那么会不会被敌人消灭呢？敌人是要把他们向东赶过黄河并自己占领陕西吗？陆定一要求撤到黄河的另一岸，并继续快速向东迈进。任弼时同意这个意见。但是主席拒绝撤走，他已经重新制定了一个把敌人留在红军所熟悉的西北境内、与之进行周旋的精确方案，因而决定继续留下。这个政策在中央委员会议上进行了仔细研讨，并且一拖再拖。主席从会上下来总是精疲力竭，并经常向江青发火。起先江青一直纳闷是什么使主席这样震怒，后来她才意识到，主席发火并不是真的冲她，而是冲着那些与之争吵的人。在那些年里，江青习惯了主席的这种反应。

尽管如此，但总起来说，主席夫妇二人在王家湾的这段生活是适意愉快的。主席与她至少是没有分开。主席和蔼友善地与一些睿智的老村民相处，并经常与他们交谈到晚上很晚。讲到这里，江青从一个棕色的大信封中找出的一张照片唤起了她对往事的回忆。照片上的江青体质非常虚弱。也说明她特别珍爱这张照片，因为它使她回想起以往他们在一起时的简朴生活。这张斑斑点点、模糊不清的照片使人竟难以认出哪一个是江青；上面的她头发几乎被剪成了一个飞机头，再加上瘦弱的体形，看上去就像个男孩儿模样。照片上共有 5 人：主席、江青与二名儿童及一位妇女，围坐在其住所前的一张粗陋的乡下木桌周围。在那种岁月里他们可以与普通老百姓密切地生活在一起。

在王家湾的那段日子里，他们(江青的话是“我们”)被深深地卷入了陕西省其他地方进行的几次战斗的组织工作中，其中之一就是羊马河战役。羊马河是东南方向的小村庄，大略与王家湾、延安等距。在羊马河战役中，国民党第 135 旅被摧毁，4 千多人被俘虏，共产党对其残部进行了改编。在王家湾，毛主席写出了《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一文，文章中主席发展了他对国民党的看法。他观察到：蒋介石政府虽貌似强大，但实则有弱点、并且是可以打败的。

毛泽东的论点后来又被蟠龙镇战役所验证。蟠龙位于羊马河以南，该次战役发生在 4 月14 日。在战斗中，歼灭吞并了国民党 167 师一个团，俘虏了 6 千 7 百人及其师长。战役结束后，毛泽东派周恩来前往蟠龙去参加庆功会。

谈到这里，江青插入了她作为一个宣传干事、用她的话叫“政治教导员”的工作情况。在他们经过的地方，有两种类型的人：一类是赞成毛泽东的、一类是赞成敌人的。赞成毛主席的一类群众几乎没有土地、也得不到美国的援助。江青作为一名政治教导员，就要经常以此身份向其他的红军战士及地方群众讲课。

当他们刚一到达王家湾时，村里群众一片恐慌，因为不久前敌军刚刚来扫荡过一次，村镇及田野一片狼藉。共产党人则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向群众表明：虽然他们也是过路的军队，但他们与国民党军队不同。他们的行动赢得了村里人民的信任。他们一安顿好，就首先安排释放并保护被敌人囚禁的人民群众。国民党抢走了农民的粮食，而现在红军都帮助农民把剩下的可食之物收集贮藏好。当这一切都做完之后，村里的人民感到极其高兴，他们被这支军队深深地打动了，恳求他们不要离开。当红军要恢复征程时，很多当地群众来到共产党人向他们借住的窑洞里，请求参加红军。如此之多的人有这种愿望，这将意味着他们情愿放弃他们已住了几百年的家园啊！

6 月 7 日，共产党军队来到了小河。这是一个靠近内蒙古的陕西北部的小村庄，他们在那儿留了一夜。像在其他地方一样，他们暂时地住进当地群众的窑洞里。雨不停地下着。但这并没有使主席畏缩。他拒绝先进给他们夫妇二人的窑洞里避雨，直到士兵们全部都住进了窑洞。

几乎是刚一到达，他们就得知敌人正在从东方逼近。因此，第二天他们就离开小河向田茨湾进发。江青说他们这一段富有戏剧性的征程值得好好地说一说。由于可能在任一时刻落入敌人的视野之内，因此他们在雷电交加、忽明忽暗的暴雨中保持不问断急行军。后来他们的向导也迷了路，他们只得又被迫原路往回返，返回到原来经过的一点，通过重叠的脚印来遮掩他们的踪迹。现在他们处在了敌人听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因此必须极其警觉，只能靠手势来进行联络。

在这段危险的行程中，江青没有要毛主席及其卫士们来照顾自己，以减轻他们此刻的重负。她故意让她的马落在首长们后面。加入到后面同志的行列中时，她发现只有自己骑着马。一位同志赶紧告诉她快点下马，因为在暴风雨中骑马是危险的，马会因害怕、闪电、或在泥泞中滑倒而把她摔下来。看到她不愿下来，那个同志就上前把她从马鞍的右侧硬拖到了泥泞的小路上。江青吓了一跳。她重新恢复了平衡，并且发现众多士兵们踩过的整个地面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踪迹。为了跟上队伍，战士们在暗中、在那条灌木丛生的窄路上手拉着手组成了一个人与人相接的链前进。如果谁要是向前弯一下腰，那么肯定会碰到走在前面一个人的后背。他们脚步尽量最轻地行进着，以免发出声音惊动附近的敌人。

就在黎明之前，主席率领的队伍通过人链传过话来，说主席在前面到达的山下等江青一起走，在那儿他们可以休息一下。江青赶快响应，快步超过前面的人赶了上去。当她到达主席那儿时，她的雨披在暴雨的浸泡下，沉甸甸地压在她的双肩上。虽然它已经没什么用了，但江青还是恳请主席把它戴上(江青说这是全军唯一的一顶雨披)。开头主席还阻拦她，但在江青的坚持下，最后主席还是让步了。尽管雨帽已经湿透，但能劝说主席把那顶珍贵的雨披戴在头上遮住双肩，江青认为是她个人取得的一次重要胜利。

倾盆大雨在不停的下着，但队伍并没有停顿。江青虽然和其他同志一样在前进，但又一次到了精疲力竭的边缘。一个与毛主席一起打前锋的战士一定是注意到了江青的这种状态。他二话没说，从武装带上取下一个装着酒精的小暖水瓶递给了江青。江青从自己的武装带上解下一个茶缸，从瓶中倒出了一点液体。喝干杯里的东西，她感觉体力恢复了起来，然后那个小暖水瓶传给了其他同志。

破晓前，他们准备休息一下，并寻找一些窑洞以供暂住，但结果几乎一个也没找到。由于这个地方自然条件不好，因此当地人口稀少，几乎弄不到什么东西可吃。江青当时看上去一定很愁闷，因为周恩来问她是否有点害怕。

“为什么我应该害怕？”江青反问道，“这儿我们有二百人，而不是一个人在独军奋战。”

后来，另一位女同志自己承认说，自从离开妈妈的乳头后她还从未受过这样的苦。

6 月 9 日拂晓，他们抵达田茨湾，刚一落脚，他们立即派出侦察兵四处侦察，看看敌人是否尾随而至。当彻底弄清后面及四周没有敌人威胁之后，他们在田咀湾停留了一周时间。但是这段时间并没有被白白地浪费，他们投入主要精力来观察当地的社会与经济状况，以为今后的土地改革作准备。江青本人也执行了各种到人民中去的任务，其中包括为一个有病的妇女梳理她那又长又脏乱的头发。

田茨湾的社会形态是建立在 7 个地主控制大面积土地的一个大家庭的基础上的。通过与当地居民一起工作，江青了解到了地主与佃户关系的特定条件。例如，一个雇工可能被给予90 亩土地去耕种，但是他却是孤立无援的，因为他没有犁或其他农具来使土地生产出粮食。在这种条件下，除了地主之外，人人都过着悲惨的生活。

1947 年夏，当敌人“象个瞎子”似地打仗时，毛主席负责着全面的战斗。他首先命令自己的部队，其次再向敌人发号施令。敌人在他们所追击的路线上，由于“胆小”而经常导致失利。红军继续留在洼地，在老乡家的窑洞中休息，而敌人呢？“心虚得很”，只在山顶上搭帐篷，以为这样他们就可免遭袭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山顶寒风凛冽，又冷又潮，冻得他们手脚僵硬。共产党的领导同志也正是考虑到这个问题，才决定不在山上搭营蓬。另外，他们更喜欢联系当地群众，以便引导群众接受他们的观点。

几个月过去了，人们开始熟悉红军的行动方式了。例如，他们知道，当红军队伍行军时有几匹马和几只手电筒时，毛主席很可能在队伍里面。为了保护主席，使他不被敌人的暗探或敌对党派的人发现，人们不称他名字。反之，人们用“他”来指他，共产党的同盟者立即就明白了。如果有人问他们红军和毛主席的行踪，他们就拒绝回答，或回以冷脸。他们一起帮助保守“我们的秘密”。

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机构仍留在西边，而主力部队向东开出以阻击敌人的进攻。接着，中央警卫团分出一支小分队向南去往安塞，这个地方是江青知道的。支队的另一位同志也对安塞很熟，发挥了他熟悉地形的优势。一天他单独外出办事，突然间面对面碰上几个国民党士兵。“举起手来！”他对他们喊到，要求他们投降。他充满威严的命令把敌兵弄糊涂了。他们自然猜想在灌木丛中埋伏着许多人。于是他们缴了枪。 7 个敌兵一个不落地用一根绳子绑起来。“真漂亮！”江青得意地补充道。

那时候，农村有还乡团，由地主老财和其他地方头领成立的反革命组织。当村庄被日本人或国民党进攻时，这些头领们的组织不是领导人民打自卫还击战，而是鼓动人民卑躬屈膝，当敌人的飞机从头顶掠过时，深深地鞠躬，或拜倒在地下。当粮食短缺时，他们把所有的粮食搜罗起来，藏到他们的窑洞里，而不分发给百姓。江青指出，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地主南霸天就是这种反动派的一个典型。

1947 年 6 月 16 日，他们第一次来到小河，在那里待了大约一个半月，直到 8 月 1 日。在这段时间，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领导下)，正在遭遇他们有史以来最强劲的敌人——马步芳的精税骑兵，马步芳是西北回军头目和青海省的省长。他和他的兄弟们及表兄弟们(其中有马步青和马鸿逵) 领导着一支由“地主资产阶级”组成的家族部队；他们非常富有，很有影响力，人称“三马”。他们也是“反动势力”中的头目。他们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听命于国民党，而“三马”在军事上远远超过国民党，尤其是胡宗南领导下的国民党西北军。这两组势力互相支持。“三马”的政治信仰不局限于穆斯林主义，因为到 40 年代中期，西北地区大部分的穆斯林已经在与国民党的矛盾中，转向共产党一边，江青坚定而大胆地这样说，但未作更多的解释。

宁夏是西北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是穆斯林的聚居地。江青发现有个不寻常现象：人民收入中三分之二用于衣服。但是她能说的只是：当地的居民从来没有过真正的衣服。看到她穿的简朴的军装时，这在她是早已习惯的穿着，可是当地妇女惊喜得眼睛都发亮，因为她们从来没有亲眼见到真正的布。她们的衣服大多是用毛线粗糙地把羊皮缝在一块制成的大袍。夜晚就睡在上面。一般说来，她们习惯于不讲卫生。江青与她们共同生活了几天后，对虱子更不在意了。

虽然除了少数民族之外，也有汉人，但他们的某些习惯也很奇怪。江青记得当地妇女耳朵前面留着两小绺头发，其余的头发梳起来。未出阁的姑娘梳一个猪尾巴，已结婚的媳妇梳成发髻。只有极少数妇女敢于剪掉头发——此乃革命之举。

位于他们现在驻地西面的甘肃东部，那里的女人素以美丽著称，但小河的女子更标致。江青生动地回忆起两个姐妹，一个名叫葵花，另一个名叫兰花。她们的父亲没有恪守汉族人的习惯，汉族习惯是妇女嫁到丈夫家，而他倒插门到他妻子家。在那里，他给他的岳父当雇工，他岳父是个地主。当红军在小河开展土地改革时，这个特殊的雇工分到了他岳父的大片土地。但是，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不敢接受，不敢自己当自己的主人。他不愿改变他的观点。不管红军怎么给他讲社会变革和土地改革的道理，他都摆脱不了与岳父的旧关系——他对岳父这个地主保持着不可动摇的依附感。

在征途的停歇中做土地改革工作的经历加深了江青对当地文化、尤其是婚嫁习俗的了解。例如，后来她了解到南方沿海的广东省的地主，情况与小河的地主恰恰相反。因为那里的男人有向海外移民的习惯，妇女在人口中的比重过高，有一个地主有好几个小老婆，也强迫她们做各种各样的活儿，这些活儿是小老婆们不适于干的。如为他抬轿子，在田间劳动。反抗的种子在她们心中生根发芽，仇恨的程度是地主始料未及的。当土地改革在梅县展开时，小老婆们煽动全村人一块来痛诉他，以解心头之恨。

4．

耗资巨大而又充满痛苦的战争，是那两年几乎天天面临的现实。但是，共产党如果要收复陕甘宁边区的大片失地，并在国内其他地方争取一系列胜利，他们别无选择。每到一处，就与当地人民建立起友好的关系，这是们发展壮大的唯一办法。从 1946 年 7 月到 1947 年 6月，红军成功地消灭了国民党 97.5 个师的正规部队及 120 万非正规部队(她这里指全中国范围内)。她急忙补充说，她说的“消灭”不一定是指肉体上的毁灭。

对投降的国民党士兵，首先是集中力量转变他们的思想观念。当红军战士跟敌人俘虏面对面坐下时，他们就开始攀谈起来，建立起相互信任，然后红军就鼓动他们“回忆过去的痛苦”(他们共同的贫困和受剥削的背景，这也正是他们被迫参军的原因)。有时，这样揭开多年前埋藏在心底的伤疤使得他们失声痛哭，觉得自己孤立无援。于是他们就请求加入红军。这种转变是来之不易的。好几个月的时间里，那些选择站到共产党一边的人生活在一种恐惧中，他们害怕被国民党抓回去受到惩罚，甚至处决。当然，还是有许多人不愿意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来场革命。作为一种刺激，红军对每个新兵许诺，他将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得到土地，这是能使这些人反抗他们以前的地主，并最终反对国民党的唯一办法。

从国民党弃暗投明，加入红军的人很多，但这还不是红军征兵的全部兵源。其他兵源来自农村，虽然这种兵源因陕甘宁边区人口稀少而有限。这些新兵首先接受一个星期的政治教育，然后是军事训练。大多数人很快就成为勇敢的战士。在那种情况下，他们的物质要求非常低微。所有他们想要的是一顶缀着红五星的军帽，因为这证明他们“是我们的人”。红军军装的其他部分就不那么重要了，人们有什么穿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急速发展的共产党军队在服饰上有了一种“野”的习惯(她回忆到这里显然很高兴)。

当他们在那年春天开始行军时，几乎天天阴雨绵绵。但那年夏末，天气不寻常地干燥。土地干裂，使得补充食物对红军来说，跟当地居民一样困难。自然条件本来就已很糟了，敌人的骚扰更是雪上加霜，他们对接触到的一切东西都进行“残无人道”地破坏，家畜被杀死，应稼被糟蹋，粮食被掠走并藏匿。敌人疯狂破坏他们占据的地方，以致于“再也听不到鸡犬之声了”。

1947 年 8 月 1 日，红军队伍从小河出发，向西北方向急速前进——平均每小时走三英里。十天后，他们到达绥德，绥德过去一度是个商业中心，现在衰落了，人口急剧减少。在那儿，他们突然与敌军的一支劲旅遭遇，7 个师的兵力很快从三面向他们围拢过来。

他们迅速反应，立即撤离绥德，于 8 月 17 日左右到达佳县城，这里位于通往白龙庙的路上，而白龙庙是黄河西边的一个村子。江青愉快地回忆着，在佳县那短暂而又紧张的几个小时里，她设法为工作高度紧张的主席买了一些苹果。敌人还在从三个方向快速追赶他们，呈钳形攻势：一个来自南面的吴堡，另一个来自西面的榆林，第三个来自榆林西南方向的横山。主席召集紧急会议来制定对策。江青没有被召去开会。她注意到战士们神色慌张。一个从电报室来的年轻军官小心翼翼地端着一碗米饭来到他们面前。他说，本来打算到了黄河东岸再吃这碗饭的，间接表露出他想过河到山西的急切心情。

虽然敌军只有五英里远，但他们肯定不明白解放军的确切位置。抓住这一优势，毛主席命令直属支队，也就是主力部队，向白龙庙前进。于是他们来到白龙庙，在宽宽的黄河边停下来，河对岸就是他们的目的地。黄河水流湍急，充满漩涡，由于那年春天的大雨，水位还在上涨。怎样才能过河？他们尽可能快地拆了河岸附近的一座庙，用这些材料搭了二座桥。他们抓紧过河。当最后一个人到达对岸时，他们又把桥拆了，以防敌人追赶。随着主力部队第一次踏上黄河东岸，他们开始了解放战争的新阶段。

5．

西北战场的转折点，也就是由毛主席领导的战略转移的最迂回曲折的那一段，是于 1947年 8 月的第三个星期的沙家店之战。这场战斗的胜利结束了解放战争第一年的防御战略，开始了战略反攻，这使他们在第二年底就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他们用高超的游击战术对付庞大但组织涣散的敌人。

8 月 18 日他们在去往梁家寨的路上通过杨家园子时，行军日记又接着记下去。他们第二天黄昏时到达梁家寨，这是一个小小的村庄，几乎放不下他们的部队，这个村子位于当时两军主力正在交火的沙家店以北约七英里处。从他们在梁家寨的驻地，主席用无线电话来指挥沙家店的战斗。紧张而又疲惫，所有的人都知道，这场战斗的结果将决定他们是否将会被迫撤回河西。由于其他的敌军在攻击西边的榆林，主席不愿把所有的兵力都放在沙家店。为解决这个矛盾，他发起佯攻。这个计谋奏效了！他们有限的兵力不仅打击了敌人的主力——胡宗南的第 126 师——还捣毁了师指挥部，消灭了国民党 126 师的大部分。

现在他们又转向东方，在那儿逗留了一段时间，补充了一些菜豆；情绪仍保持高涨。在他们停留期间，主席写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一文。

10 月 1 日，他们驻在刘家坪。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让他们感觉到历史的潮流已转向他们一边。受到胜利的鼓舞，她此时暂时因个人私事离开主力部队办一件私事。她怀着又恐惧又兴奋的心情，越过黄河，来到河东的双塔古城。在那儿，她被带到她的女儿李讷住的房子，李讷在撤离延安后不久就由邓颖超带着，藏了起来。那时邓颖超已去往别处与他们的后方委员会联络，把李讷交给别人照看了。自从江青 8 个月前最后一次见她，这孩子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又团聚了，母女二人准备迅速离开双塔，在离开之前，江青母女爬上了城墙。从城墙上，江青望了最后一眼在遥远的西方的延安，一股思乡之情忽然涌上心头：在这个临时首都，她度过了一生中几乎三分之一的时光，现在，命远要带到另一个方向去了。

11 月 11 日起程，十天后他们到达五龙铺。群众眼含热泪夹道欢迎。但他们停留的时间并不长。11 月 23 日他们到达杨家沟，在这儿他们比预计时间待得要长——4 个月——继续设计战略，赢得群众，结束战争。从 12 月 25 日到 28 日，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会上毛主席宣读了《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 年 12 月 25 日)，江青对这篇文章记得特别清楚，因为这是主席口授她一个字一个字记录的。

在桌上的那些地图中，回忆中的江青指到中国北方局势图，图上显示了 1947 年 6 月战争的形势及敌军被歼的几个阶段。1948 年春改变战略后，共产党更加主动。党和军队于 12 月份一起开始重新整顿。战略反攻(由刘伯承、陈毅、林彪和其他一些江青没有提到的大将军领导)在几个前线展开了。在北方，由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解放的边区组合成新的行政单位，叫作晋察冀边区(山西、察哈尔和河北省交界处)和晋冀鲁豫边区(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省交界处)。这些政治上的重新组合构成了建立中国北方人民政府的第一步。

关于 1948 年征途的记录及江青现在的回忆使人感到战争快要结束了。3 月 21 日他们离开杨家沟。

在 1948 年春末，冰雪覆盖的五台山在东方高高地耸立在他们眼前。北边不远就是内蒙古。4 月 11 日，他们往山上走时，天气又冷又潮。他们手拉着手，艰难地在羊肠小道上前行。新下的雪很深，他们每走一步都得高高抬起脚，身体向前倾斜。随着海拔的升高，空气越来越稀薄。一些同志，包括江青本人，感觉头重脚轻。连主席也晕眩欲吐了。主席和江青是由吉普车送到山顶附近的。他们下了车，重新恢复平衡，观察了暂时踏在脚下的五台山全景。同一天，他们到达了五台庙，这是一琉璃瓦屋顶的巨型结构建筑——比她后来在北京见到的庙要金碧辉煌得多。江青补充道，那座庙是如此奇妙，庙的方丈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势力的地主。

经过战斗中短暂的休整，4 月 13 日，他们到达河北省境内的城南庄。突然炸弹像雨点般呼啸而来。他们躲进士兵中，后来发现，原来是一个叛徒用无线电秘密指挥了这次空袭。他们继续行军，在空袭的伴随下走过了灾难性的 5 天。第 5 天他们到达秦岭山区的一座山下，炸弹仍疯狂地跟踪他们，到处爆炸，甚至在没有人或军队的地方也狂轰乱炸。空袭一间歇，他们就在山脚驻扎下来。主席利用这段时间又写了两篇文章。wengewang.org

江青回忆道，那时山顶上的积雪开始融化，流下来清凉的瀑布。然而，山看上去那么高，那么陡，很难想象一个人怎么能爬上去。当部队排成一行准备上山时，毛主席已起草了《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1948 年 4 月 8 日)。在这个关键性文件中，他制定了解放全国城市的九条原则，那年春天，他们已经夺取了一些城市。

4 月 18 日，周恩来到达西柏坡，他在此之前曾因其他事情离开，西柏坡是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东北方向几英里处的一个小村子。毛主席直到 5 月 27 日才到西柏坡与他会合，在这儿他们一待就是 10 个月。

1948 年，由刘伯承指挥、邓小平担任政委的第二野战军，开展了突破敌军中部防线的战略。当他们的军队越过大别山取道武汉，到达南京时，敌人的军队几乎崩溃了：“ 国民党几乎一点都无法阻挡我们。”1948 年末，敌人乞求坐下来讲和。于是，1949 年 1 月 21 日召开了一个会议，但国民党反动派拒绝在为他们提供的和平协议上签字。出于对国民党局势的无望——共产党已控制了他们的大后方——蒋介石策略地承认无能为力，于 1949 年 1 月名义上从总统位子上退下来，由李宗仁接任。真正的权力仍然掌握在蒋介石手中。

1949 年 3 月 25 日，毛主席离开西柏坡，去往北京。到达他们未来的首都(北京直到 1949年 9 月 27 日才正式定都)，毛泽东重新整编了军队，是这支军队使他们走到今天的胜利。在1949 年 3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做了报告，他制定了把党的工作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计划，还有全国解放后的政治、经济、外交政策。这些政策是要完成从“新民主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的转变，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

至于江青，她从领导着一个“辩论队”（流动的宣传单位）的政治教导员的职位上退下来。在北京组织新政府期间，她被提拔到党中央书记处。

第九章五十年代的隐姓埋名

1949 年是中国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年，按照中国革命者的习惯说法，是从痛苦的过去走向幸福的未来的转折点。10 月 1 日是官方的国庆节，但江青回顾她自己的过去时，它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事实上，她根本没有提到它，我们大概可以推测出她的感受。

诚然，她从乡村到首都，从借住的窑洞到被占领的皇城。长达七个世纪，中国的皇帝和他们数以千计的仆人就住在这里。过去的皇室历史的重负都在那些纪念物上留下了什么痕迹？当她来到雄伟的连接着的迷宫似的宫廷大院——紫禁城里的黄色、青绿色和紫色的——她与毛的关系和他们的同志们必然会发生变化吗？她会像旧时皇帝的配偶、嫔妃一样被限制在后宫吗？或者她会像不能被压制住的自封为皇太后的慈禧一样，在宝座后面操纵多年，有一天干脆坐在上面吗？

下面一些章节说明了江青逐渐获取主席一些事情的控制权和她个人事业的慢慢建立的过程。开始没有什么人注意到。她回忆 50 年代的十多年是政治和体力考验的十年，是疾病和康复的交替期，是从公共事务中撤出又投入的时期，但又总是在幕后不断工作的时期。整个 50年代，她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她对那些年的记忆表现出抑郁症的迹象。

当她力图在党的机关中取得一个立足点，可以安心站在中央时，她第一次在群众中和对外界的领导人证明了她自己。为了这个目标，她离开了紫禁城，去了农村，在那里她领导了引起争论的有关武训的调查，违背了领导人有时包括她丈夫的意图，参加了两项 50 年代早期的革命运动：土地改革和婚姻改革。结果是，持有怀疑态度的同志顺从了她隐匿真名离开首都工作。强制性的匿名就阻止了她建立威望和赢得人民的拥护。

1．

当主席、江青和一些领导同志以及他们的部队于 1949 年 3 月进驻北京时，就占领了皇城的中心，他们占有了被中部和南部的湖环绕的称为中南海的西部。在战争中幸存的领导人，他们的妻子及孩子们在以前的皇家大院里都分配给一套住宅。虽然皇城绵延很长的城墙为了宽阔的街道的交通方便移动了，但领导人的住所仍然作为他们私人生活的地方，在公众视线以外。江青和毛泽东的住宅由于明代风格的雕梁画栋而与众不同，既独立又相连。

从 1912 年共和国建立以来，相连的宫殿所围绕的皇室管辖区(被称为紫禁城)已对公众开放。满族衰落后，它被叫作故宫。共产党人重新整修了高耸的大门，云纹的大理石台阶和宽阔的庭院。数百间豪华的房间被作为表现皇室历史的博物院。只有中南海，它每天只对所有者开放。

在这个世纪的中期，对于行进中借住农民的窝棚的人来说，住在营房里简直不可想象。领导者们也面临着任何朝代建立者所面临的长期的挑战。他们怎样能够在结束像其他人一样低劣的生活后，仍能保持人民的信任？难道共产党领导人最有前途的前辈太平军，不就是在他们进入南方的都城南京宏伟的宫殿后就失去了与大众的接触，因此失去了对人民的控制吗？

在 1949 年 3 月期间，江青回忆道，在行进中她已筋疲力尽，自己都怀疑她怎么能在最后的阶段坚持住。当作出结论和安排妥当后，一些领导人没有在主席的授意下，就决定：由于她身体虚弱，把她送往莫斯科进行“治疗”。

为什么她患有重病还要行程数千里去一所外国医院？多年的冲突已经毁坏了许多中国的医院。在 50 年代的早期，医疗机构到处都处在可怕的混乱中。于是求助于斯大林，他也有义务进行安排。因此在到了北京几天后，她和几个护士以及警卫员就被塞进了火车。火车穿越了中国的最北部然后进入了苏联，这是她知道的唯一外国。在莫斯科火车站，一辆救护车来接她。医院给她安排了一张“中国付款”的病床。一个由苏联医生和医学教授组成的医疗组提出让她作全面的身体检查。体检表明她患有由于持续发烧引起的失调、衰弱和消瘦。她形容她自己是“皮包骨头，降到了 42 公斤”。在病床上她偷听到了对地位非常注重的医生们和教授们的讨论(那时她懂一点点俄语)，他们将先给她治疗失调。

她的主治医生是位教授。她对他比对其他医生更熟悉一些。发烧的一个原因是扁桃体炎；她是从右侧扁桃体开始感染，然后影响到左侧。当医生说他们将先作切除扁桃体的手术时，她从床上起来，自己到了手术室。她像一个“英勇的将军”，护士告诉她。手术比较困难，进行了半个小时。他们先切除了右边的扁桃体，然后更迅速地切除了左边扁桃体。

那场考验后，她的医生想让她增加些体重，所以他们安排她向南旅行了一千多里到了雅尔塔，雅尔塔是黑海边上的一个旅游胜地。在温和的气候下，在为沙皇设计的奢侈的建筑物里，她度过了一个月的恢复期。在 4 月下旬返回莫斯科的途中，在她的包厢里有两个苏联警卫和几个苏联厨师陪同。她被限制上在上铺位，收听收音机也要减少，她得知在解放战争中的最后阶段，“紫石英号 ”，一艘英国战舰被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击沉。这个消息很令她激动。当她得知主席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她淌下了热泪。她的情绪在卫士和厨师中引起了一阵骚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紫石英号”是一艘英国战舰，中国人竟敢向它开火！她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从雅尔塔返回的途中，斯大林对她发出了邀请。但他们的首次会见却很尴尬。当她和她的随从到达克里姆林宫时，斯大林的助手显然弄错了：他们以为毛主席与她在一起将被会见。直到她 1949 年秋天返回北京，毛主席才第一次访问了苏联(他于 1949 年 12 月 16 日到达莫斯科，于 1950 年 3 月 4 日返回北京)。在那次交往中，她被任命为中苏友好关系协会的一名成员。

当 1949 年的春天党的领导人到达北京后，她说，中国有一半被解放，并且已经开始了土地改革。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返回到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极右路线”上，开始依赖富裕农民的支持(而不是连同地主一起剥夺他们的财产)！那年秋天，她感觉身体比春天更好一些。回到北京的精美住宅，配备了她所知的更多的工作人员，发现很受约束。所以她决定去农村，为的是在土地改革全面展开时，掌握土地拥有制度的第一手研究资料。当她首先向主席说明她的决定时，他不同意。他们争论起来，她什么也不管就去了。

当她正准备 1949 年秋天离开时，其他妇女也不得不去。也就是说，其他一些领导人的妻子(当她提到自己为领导人的妻子，这是非常少的例子)跟她一起去了农村。对她来说，参加基层的阶级斗争这个机会是极难得的，虽然她也不是一个初学者，因为在西北战役(从 1948年初开始)期间前不久，她已帮助指导打倒地主和依据主席的土地法草案重新分配土地。

由于渴望参加中国东部的土地改革运动，她乘上了去上海的火车。上海她很熟悉，但已有 12 年没有造访了。虽然她知道它的管理和文化生活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她看到时还是非常激动。当她乘的火车驶进火车站，她发现了高岗和饶漱石。他俩分别主持党的东北局和东南局，因此可以说是管辖了整个东部地区。很明显他们已知道了她的计划。她一踏上站台，他们就提出在他们认为是“他们的管辖区”内安排她的所有活动。

她大多是与饶漱石打交道。一到上海，她就告诉他她想直接下到农村，开始有关土改的调查。他以许多特务正在附近活动而无法保证她的个人安全为由阻止她。

他频繁地来看她。有一天她决定去上海市区逛商店。在她离开之前，饶漱石坚持陪她去百货商场，不管她是否想单独去。从那以后，她不是被一个安全局的局长就是饶漱石书记亲自陪同。不论到哪里，他们都是被持枪的秘密特工所包围，使她感到好像要被绑架，总使她回忆起早年在上海的日子里惊恐的感觉。

饶漱石把她安排在被称作胜利大厦的饭店内。为了继续监视她，他决定在她停留上海期间也住在那儿。开始她被安排了一间朝南和有暖气的房间。那年冬天(1950 年)，她强调说，房间温度对她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她仍然虚弱。但是饶漱石已经意识到她房间的位置使她能够与一些有影响的同志接触，当时他想断绝她与政权之外一些消息灵通人士的来往。此外，如果她感到不舒服，她可以离开。他改变了房间的分配，他住进了朝南的最好的房子，她被移进了饭店的一翼，朝北而且没有暖气。房间非常冷而且没有阳光。为了保暖，她穿上了她所有的衣服，把自己裹在所有她能找到的被褥里。“看医生”，在她最后向他强调她的病痛和发烧后他说。这不是她想要的解决办法，所以她就坚持着喝大量的水来退烧，最后他妥协了，允许她住一间有暖气的房间。

既然她不能到任何地方，她就求助上海市市长陈毅(他解放了上海和她的老家山东)，告诉他她感到灰心丧气。他鼓励她出来见一些文化圈里的人士，她对这个圈子有着个人和职业上的密切关系。因为太忙不能陪同她，陈毅指派副市长潘汉年陪她去剧院、电影院和参加发生在那时的其他的文化活动。

从饶漱石统治中国东部地区以来，他已经显示出对她的负责，但是又不知怎样能使她很自然地感到高兴。一天他邀请她参加他主持的党委扩大会议，首先把她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不是使一个女人感到舒服自在，而是降低了她的身份。在会议上，他坐在江青对面，当介绍时戏谑地称她为“朝廷特使”。这激怒了她，但她没说什么。

不久她离开上海向西旅行了 70 里到了无锡，无锡是江苏省内大运河边上的一个主要工业城市。在无锡她开始总体地调查它的历史背景。太平天国政权曾发布命令允许农民永久地租借土地。通过他们的土地分配制度，每人有权获得不少于一亩的土地。这样的一小块土地都精心地耕种，这就需要许多粪肥。因为耕种这一块土地的收成不够为生，农民们为了活命被迫发展多种副业。因为无锡地区从事茶叶和丝绸生产已很长，所以大多数农民在他们的土地上栽种茶树和桑树，然后出售茶叶和蚕丝。

从无锡她又到附近农村地区考察茶叶和丝绸工业。但是这两种工业由于日本人的劫掠都遭到了惨重损失。在 50 年代，这两种工业仍处在混乱中，农民仍在挨饿。在江苏省被占领期间(1937 年一 1945 年)日本人为了建造通讯系统，砍伐了数目巨大的桑树，而这正是丝绸工业的基础。甚至到若干年后，她说，总体上讲，无锡地区包括中国的丝绸工业也还没有从毁坏中完全恢复过来。

另一方面，茶叶工业几乎已全部恢复。她继续讲，桑树约 5 年后会进入全盛时期，但茶树经多年还没有达到成熟期，栽培是非常费力的。

从无锡她返回了上海，然后回到了北京。土改中刘少奇推行的“富农路线”显然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主席已发动了对他的斗争。但他们斗争的结果对农村产生的影响比较慢。

她相当烦恼地继续讲到，她在土改中的作用没有正确地展示给公众。许多年来，有人用各种方法“歪曲”她的公众形象。但是因为她的照片被秘密拍照，可能有些人怀疑是否她真是那样。当然不允许给她拍照也是不正确的。她说，那些在后来的调查中发现的照片可以作为她参加农业改革的物证。为了说明问题，她从粗糙的棕色包装纸里抽出时间很长的两张发黄的易碎的照片。一张照片表明她在打谷，另一张在种地。虽然她不允许在中国发表，但是表示可以在国外发表第二张照片来证明，与男子所想的相反，女子也能种地。还有些非正式拍的照片，这些照片现在不能公开。

2. （江青谈朝鲜战争，略）

3．

江青在 30 年代曾是电影人，解放后作为主要的审查官重新回到老本行，她对国家电影潜在的控制力量是前所未有的。50 年代早期，中国的电影工业、它的档案及与国际的联系仍然大都在独立的电影公司控制之下。尽管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艺术的唯一学说(在 1942 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电影制作商仍以 20 年代和 30 年代革新过的形式生产各种故事片。直到共产党领导人提出了宣传“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电影仍是城市最普遍的娱乐方式。

在 30 年代早期，电影要忠于党的企图在上海文化界的地下党内已产生了。当 1937 年夏天日本洗劫上海时，少数几个大胆的电影工业者带着最起码的设备，艰苦跋涉到了延安，在那儿拍摄了一些纪录片。这些可视性的证据在外界仍是很少见到的。另外一些上海有才华的人逃到了香港，艰苦地生产出了战争纪录片和爱国故事片。同时，国民党在北京、重庆和上海等城市开办了电影制片厂。随着 1945 年日本投降，共产党的电影工作者接管了在居于满洲的长春的日本人苦心经营的电影制片厂。那些年间，日本的职业工作者和中国的合作者拍摄了一些不涉及政治敏感题材的影片。日本的设备以及国民党以前控制的私人电影制片厂被共产党政权所接收。

解放后不久，中央委员会建立了电影局，它受宣传部的领导，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生产计划。仿效莫斯科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这就意味着在新产品里，中国电影工作者的个人风格被压制了。被禁的外国影片尤其是美国影片，却继续在中国市场上泛滥，兜售“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最使纯粹的无产阶级领导人恼火的是这些“魔鬼”外国影片的普及性。

她面临的问题是怎样为在社会主义改革的艰苦奋斗的广大农村观众拍摄影片，这没有受到她的同志的支持。毫无疑问，她认为，娱乐和教育了 30 年代上海人的文雅举止的电影会对现在的人民引起思想意识上的混乱。中国群众大多数是农民。痛苦的转变，包括禁止祖先崇拜，把宗教的冲动转向政治目的，使农民易受思想观念重新改变的影响。只要资产阶级的国产片和外国影片被允许广泛放映，资本主义的核心个人主人、感伤主义和实利主义就会与改革劳动关系学说进行较量。这个学说对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

江青被委任为电影部门顾问，这就加速了她决定在这个历史转折点用电影和艺术改变人们旧时的观念，为当前的时代拍摄新的数量更多的影片。

满清王朝灭亡已有半个多世纪，但是它仍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故事的素材。此外，考察王朝的衰落和灭亡对当前政治方向有一定的作用。因此以清朝衰亡为背景的故事写出了形形色色的作品：狂热的义和团起义；狡诈的慈禧太后，被认为是中国“坏女人统治者”的最近的例子；谄媚的太监和任性的皇子；几乎推翻了清朝的入侵紫禁城的外国帝国主义者八国联军；声名狼藉的妓女赛金花，有人认为她是出于爱国才去为妓的。在江青看来，关于那个时代的最富煽动性的影片是香港产的《清宫秘史》这部影片。

《清宫秘史》改变了江青以前的看法。刘少奇看过后称赞它，称它为“爱国的”。毛主席反驳他，宣称它是“卖国的”。刘少奇和他的支持者反驳，但毛泽东毫没退让。

1949 年香港新闻界联合会把《清宫秘史》评为这一年度最佳影片。虽然共产党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禁演了电影的原作舞台剧，但是影片却被放映给许多热情的观众，一直到江青出来制止。

但是，只通过电影审查也不能使这个故事不再让人着迷，或结束领导人之间的争论。1954年全由女性扮演的绍兴戏《光绪皇帝与珍妃》产生了。后来 3 年中，上海、南京和杭州把这个剧改编成他们的地方戏。刘少奇当政期间，1957 年这出原本的舞台戏被重新介绍到北京。

回忆起对这部影片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江青说她一看到它，就在她家召开了一个由文化部门的行政官员、作家和历史学家参加的会议，以便他们集体决定这部影片是否可以公映。在那次会议上没有人意识到它的危险而马上禁止它。陆定一，是她的上级，以党的宣传部负责人的身分主持了会议。

在来宾中有两位她不太熟悉的历史学家。他们认为，应撇开是由香港拍摄的缺点，它应在中国放映，因为它是“爱国的”。它只纯粹涉及到“国防”。她用沉默回答了他们的辩护。他们不考虑影片的阶级含义激怒了她。但那时她感到她的地位还不足以能直率地反驳他们。陆定一说了一些粗暴的话，称它确实是“爱国的”。她反击说它是“卖国的！”

在会议结束之前，她让两位历史学家写一篇这部影片的评论。她后来与他们接触，看看他们写了些什么。他们闪烁其辞，说文章在党的一位历史学家胡乔木家里――胡乔木是主席和她自己都信任的人。结果证明，他们“不值一提”的评论实际上是藏在胡乔木的一个对手家里。找不到专业历史学家来完成她的事业，她就亲自处理这件事，禁演了这部电影。

1950 年和 1951 年，这一时期电影产量高，电影节也多。她继续观摩电影。最使她恼火的是《英雄儿女》，这是一部以当代朝鲜战争的故事为背景拍摄的影片。当她以电影局的名义指出它的错误后，那些与拍摄这部片子有联系的人“没能逃脱”，被证明是“反革命分子”，另一位是“叛党分子”；生产这部影片的公司以前就被“叛徒”所掌握。她找到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她指出，这部上映的影片如此及时地配合朝鲜战争一定想对他们和“亲如兄弟的国家”朝鲜的关系发生影响，这种影响不一定是不利的。她指出：要么就拍成革命的，要么禁止它。“他虚伪地点头同意”，她讲，但“继续干他的事”。江青回到家里，仍不能确定他会做些什么。此后不久她又在电影厂给他打电话，要求他修改片子。这回他“服输了”，花了大力量修改影片。以前就与周扬接触过的陈伯达和胡乔木给她打长途，告诉她《英雄儿女》确实已被修改过了。

50 年代早期，在她讨论电影审查时，丁玲的名字又一次出现了。那时，丁玲因她的关于土改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了 1952 年的“斯大林文学奖”，是众人注目的中心。她服务于几个文化机构的委员会，也是一位有声望的文学刊物的编辑，当时这份刊物可按照出现的情况享有充分的政治自主权。她没有涉及到丁玲的作为艺术的写作技巧或她的文学领导才能，而是最后简单地描述她是政治的异端。

多年以前，江青说，主席和他的拥护者都认为周扬和丁玲属于不同的派别。当丁玲在 50年代后期“走上歧途”时，她“投靠了敌人”，有人怀疑她实际上是个“秘密特务”，但他们没有证据。但起码胡风、萧军和其他与丁玲有联系的作家有问题，“披着革命的伪装”。

50 年代早期，丁玲被任命为专业作家。当丁玲察觉江青与周扬有些争执，可能为了迎合主席的夫人(江青推测)——她主动接近江青，提出写几篇文章批评周扬和他在电影审查上的立场。但这样深刻的矛盾是不可能单靠你的笔来解决的。

4．

自 1951 年到 1952 年，主席专心于其它事情而无暇顾及对许多电影的评价，江青说，她也忙于自己的工作而没能参予主席的事情并陪其外出。电影评论与她的真正工作关系不大，她以“劝说”为特点，使地主和资产阶级明白在土改期间什么应该被废除。不管她的建议怎样，“无人倾听”，她自嘲地说。

在那些年里，她去过两次农村地区，每次都是隐藏身份去。虽然被几个领导同志认出来，但对当地群众来说，她是李进(她的原名)。两次出去，她都以不同的方式参加了土改。第一次共 8 个月，是调查 19 世纪有名的从乞丐到教育家武训的历史背景；第二次参加了为期 3个月的土改调查。

当电影《武训传》一问世(1950 年 12 月)，就在全国放映了。她作了有关它的背景的最初报告，写了一篇文章总结她的发现。一经出版“敌人就会丢盔卸甲”，她预言道。影片马上从发行圈内撒出了。后来它只能有选择地被一些人看。

虽然江青参与武训事件没有公开，但武训的传说在中国却是家喻户晓。简单地说，武训，生于 1838 年，是山东省农村一个穷苦家庭 7 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的双亲很早就死了，他不得不以乞讨为生。他没有把讨来的东西都花掉，而是尽可能地存起来。他以一贯钱作资本，把它存在地主和高利贷者那里得利息。最后他也从事土地投机买卖。到他 50 多岁时，他实现了他的夙愿，仿效清代社会上层人士的作法：用他的名字建立了对穷苦孩子提供义务教育的三所学校。

对武训这个不平常的事件的反映是不同的。旧的统治阶级的成员，非常高兴一个穷人效仿他们——地主和乡绅的抱负。改良者称赞他改善穷人的教育和有儒家学说及民主含义的政策。共产党人反映慢了一些。江青辩驳道，继续尊崇武训为榜样是危险的，因为他的行动使人们对现在国家的责任表示怀疑。她认为武训从无产者中脱离了，与儒家相勾结，沿着这条路推行了资本主义。

江青对武训的兴趣由电影引起。周扬和夏衍负责领导制作这部影片。她反对这部影片的拍摄方式，但那时没有一个人认为她说的话有多严重。虽然她没有能力阻止他们选择拍摄这部电影，至少她能保证一些人写一篇评论文章，讨论改良者的意图。因而她与周扬碰了个头，向他提出此事。他嘲弄这个观点，告诉她“我也有一点改良主义”。

“让你和你的改良主义见鬼去吧！”她向他大声喊道，当面摔门回到她的住所。按照她自己的意图，她准备她的事。首先，她收集了她所能找到的有关武训背景的所有材料，然后草拟了一篇阐述自己立场的论文。那些天，她说，一些“高级领导同志”仍在称赞武训。她把文章、材料呈给主席。他不赞成她的作法，一场争吵随之而来。她离开了他，数天都呆在自己的房间里。他见不着她，觉得非常奇怪，因此找到了她的书房，发现她正在写材料。“你原来一直在忙这个”，他冷淡地说。

不久，她请陈伯达和胡乔木两位最值得信任的理论家来到住处，讨论武训事件。她请他们要警觉影片思想上的危险，特别是使地主阶级的形象温和化，过分地赞扬了教育是在社会上成功的阶梯。

周扬不久就察觉到她正在干什么，她见了些什么人，布置写了些什么。他开始制造障碍，迫使她决定是继续在北京找事还是离开到其他地方工作。

因此在 1951 年的暮春，她就准备去她生长过的山东，调查武训传说的来源。既然她和武训都生在山东的同一地区，她对方言没有困难，这是进行工作的一个先决条件。因为毛反对她去，这个工作也容易被人认出来，她就以李进的名义调查。这么多年后，没有人能记起她过去时代的名字，她就享有活动的更大自由。

当周扬得知她的计划(她知道他会嘲笑的)，他就借口帮助她工作而派他的秘书钟惦棐作助手。《人民日报》也被动员起来派新闻工作者负责编辑他们的调查情况。在调查的起初她总是很信任钟惦棐，但是不久她意识到他是被派来破坏她工作的“右派”。

他们乘火车到山东省的西部，后来转乘了一辆吉普车。突然到了异地，他们都患了感冒，淌了数不清的眼泪和鼻涕。她吃了几片盘尼西林治咽喉疼痛。她可以忍受感冒，但是却不能忍耐那些在调查中帮助她的人最不愿意听她的话。

在目的地，他们受到当地党委书记的接待，这人是武训的拥护者。因为他不知道她是谁，所以他马上就谈到对武训的支持。她试图让他相信，对武训这样的人继续崇拜下去最后就会有害于党和国家。她说服了这位书记最终接受了她的观点，同意合作，开始给她提供资料。

在山东经过八个月的调查，江青准备了一系列的报告。然后递呈主席复查，每一篇文章主席都予以了修改。在调查继续进行的同时，《人民日报》每天都连载了他们的报告。为了使报告连载下去，江青的队员又以很快的速度访问那些能回忆 19 世纪后期之事的老人。她那一队的成员分别安排他们会谈，也时常召开群众集会。要逗引老人说出那些对他们有用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到 1951 年，武训学校的幸存者都已 70 多岁了，有几个已年过百岁。一些最老的人，他们的心灵并没有受到革命的影响，甚至怀疑讯问者的动机不良，他们指责江青和她的同伴们追查“改良主义”的问题，只是因为江青他们代表看不起穷人的“上等人”。这组报告问世后，一些从未对武训动摇过的老先生感到羞愧，那些曾赞扬过武训的领导们也是如此。而文化部副部长周扬被迫在党的例行会议中做了公开的自我批评。

5．

1951 年 9 月初，江青从山东回到北京。她决定第二次去农村参加土改运动。这一次主席支持了她的决定。不管怎样，一些人继续反对她直接与群众接触。周扬，还是文化部副部长，在领导层中掀起了一场是否应该让她抛头露面的“大的斗争”。最后她还是如愿以偿，加入了一个包括一些领导在内的小组，李先念是其中之一。他们乘火车到了武汉。在火车进入武汉车站时，江青突然得到命令与她的警卫员在那里下车，其它人则留下继续旅行深入到农村去。这种对待惹怒了她，但她也没有办法。李先念呆在武昌。她把李先念当成为支持者。她试图以正规方式搞土地改革的愿望处处都落空了。江青的工作队的组成，除她自己就是警卫员，这也太奇怪了。根据上面指示，不允许她的小组超越武汉城郊地区行动，也不许她与农民一起生活，甚至不许她接近他们，除她强行要求的一次例外。此外，那些不想让她的真实身份被外界所了解的人，迫使她以李进的名义再次隐姓埋名地工作。

她的警卫小分队一安置在武汉城附近的乡镇里，中南局就派遣了自己的保安人员。一个新增加的警卫员是一个健壮的妇女，她携带手枪，暗中监视江青的所有行动，阻碍江青的工作安排。一次，江青决定访问一个农民家庭，她一坐下来，女警卫就无情地宣布：“那个农民有病！”江青知道这只是要她离开那里的借口。

另一次，她想与一个新近被接纳为当地民兵组织的放牛妇女交往，她们谈话一开始，这个女警卫员就面对面地站在她们之中，江青大发雷霆地看着她说：“作为一个警卫，你是服从我，还是领导我的工作？你是要让我脱离群众！”

江青仍我行我素。她只能猜想是周扬唆使这个女人玩这些诡计，因为周扬非常强烈地反对她这一整个行动。这个女人惯于对江青说她应该吃得好一些，实际上她自己也想吃得好一些，希望江青为她们俩人多要一些好的食品，她最喜爱的是“油腻的食品”，而江青饭桌上是没有的。在整个复杂过程中，女警卫自始至终不知道李进的真实身份，只有江青自己的警卫员知道她真正是什么人，他们与她一起从北京下来的，但这是保密的。县农会主席也不知道她是谁，尽管他还经常与她打交道。虽然这个地方离武汉市很近，但仍处于愚昧状态之中，人口稀少，解放两年多了，歹徒、匪帮和“流氓团伙”仍潜藏该地的开阔区和沼泽地。在国民党统治期间，该地区叫做“模范县”。实际上这里相当落后，群众也顽固地抵制土改运动。当她的警卫队开始追捕压迫阶级的成员时，他们发现自己并不拥有逮捕权。要拘留某个人，他们首先要通过法律途径来控告他，这太麻烦。www.weng ewang.org 经过他们的实践，她的小组坚持只“触及”那些家喻户晓的恶霸地主的政策。

经过单线行动，江青小组逐渐地掌握了最大的剥削者，并把他们押上了审判台。中央委会员已限权地方政府任意处决罪犯。人民法院根据土豪在当地农民中所犯下的种种罪行来进行惩办。群众义愤填膺，如果群情激昂达到发狂地步的话，她的工作组不得不出面保护土豪不致于在现场被打死。他们经常不得不让当地民兵组织来帮助平息那些因私愤而痛击地主所引起的暴乱。一次在审判时，江青和小组成员为了极力缓和土豪和群众之间的冲突，不少人挨了打。狂暴的农民几乎要将那些土豪撕成碎片。

群众情绪得到后，工作队就抓住这些土豪送上人民法庭，宣判他们的死刑。如果他们的工作做得好的话，执行的场面就会使人民欣喜若狂。土改时期那些激动而又残酷的场景：即划分土豪、发动群众、宣布判决、执行枪决，江青承认是不会忘记的。

当地人从未肯定地确定过她和小组的其它人员的身份，但有些人很明显地猜测到他们是有一定地位的“官员”。她个人的角色更一直迷惑了不少人。因为她时常拿着一部照相机拍照，一些农民猜测她是一名职业摄影师，这些农民以此推测既然有名摄影师，那其它的人必定是县里的官员。在农民有限的社会经历中，县政府是他们知道的最高的机关。

1951 年 11 月，一场寒潮袭击了中国的中部地区。虽然江青老是穿着毛皮装和厚夹克，但还是冻得发抖，嘴唇发乌。毛主席知道她的情况后，给她捎去了她留在北京的大衣，但她不敢穿，因为这衣服的特制和质地可能会让人们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李先念也得知此次寒潮使江青每晚少睡几个小时，而且引起了咳嗽，后来成了支气管炎，便叫她到武昌来看病。她去了，但药效不佳。她回到她原来的农村岗位上不久，李先念就叫人捎去一车木炭，她的警卫为她昼夜烧火，她很感激给她运来了木炭。但那无情的咳嗽却无药可医。当地的人们已习惯了这凛冽的冬天气候，一些农民发现她精力日渐衰退，便嘲笑她说：“你以为你是什么人？”

江青感到很懊恼。一些地主知道将要降临到他们头上的该是什么，吓得要命，干了一些荒唐可笑的事情。为了保留他们的衣服，他们给自己穿上一打衣服或长袍，穿这么多衣服怎么活动呢？不仅是地主，而且每个人的思想都改变得很慢。有一个雇农，他自己根本没有衣服，当给他一床被子和一件长袍时，他根本不敢接受，因为他心里还是害怕曾雇佣过他的地主。当然，农民也可能贪婪，因为他们不会比别人懂得更多。不仅要分配衣服，而且也要分配剩余的床，床上用品和家具。当这些物品被分配时，贫农和雇农为自己拼命抓住每一件东西。

江青询问一些雇农：“如果你不需要大被子，你为什么要拿它呢？”她不得不向他们解释这显而易见的事情。因为他们还是“光棍”(也就是太穷了结不起婚)，他们比贫农家里需要的家当要少，他们很多人从来没有过床。江青的部分任务是教育他要“心胸宽广”。

土地分配引起其它的问题。一些农民回避接受沼泽似的谷田和小块土地，这些田地容易受淹和发生危险。在他们尽力分房给放牛人的时候，真是进退两难不可思议。这些放牧民以前从未在房屋里过夜，他们不知道房子有什么用。在要接收东西时，有些政治积极分子却也很顽固，不愿意从别人家里拿东西。多是在政治上觉醒过来的人才敢占用分配到的东西。

在中共“九大”会议上，江青和叶群被指定参加政治局会议。叶群决定要“找麻烦”。叶群自称在土改运动过程中她做过群众工作，而说江青去搞土改的那个地区就没有发生什么根本变化！

6.（江青在农村宣传婚姻法，略）

第十章北京与莫斯科

江青时而从个人，时而从全球政治的视角谈论 50 年代她往返于北京和莫斯科那些岁月的事情。她看清了政治方向。

在 50 年代她的身份对中国人和国外观察家们来说，多半是很少有人知道。在她往来于中国和莫斯科的时候，她的政治问题，一个确实存在的问题总是在天平上摇摆不定。50 年代早期她在北京被剥夺了所有的重要职位。她不得不主要是借重毛泽东来从事“宫廷政治”，通过中南海之窗去了解世界的大事。在被迫流放到莫斯科的那一段时间里，她过着养病的生活——高地位但却远离苏联的权力、社会和文化的中心。

对江青来说，一方面她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一方面关注于国家大事。

1．

江青从华中地区回到北京后，她发现领导者们深深地卷入了发起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以改进正在发展中的国家企业机关工作人员工作作风。在首都她近来的工作得到了承认，并接受了新的职位。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新的行政工作比她所预料的要紧张得多，艰难得多，使她的病情更加恶化了。她开始再次发高烧，肝病又复发了。

中央办公厅的杨尚昆和一些她知道不赞成她参政的其它领导人建议说，鉴于她身体不好，她应辞去职务，过平静的生活。她向毛主席谈过这些“建议”，毛同意了其它领导人的意见。但经过他的调停，这些领导人被告知她应继续干“她自己”的工作。因此，快到 1951 年底，她不仅放弃了一个负责职位，而且放弃了宣传部电影处处长的职位和中苏友好协会成员的职位。从那以后，她只能从事于一个职位，那就是做毛主席的秘书。但是，在某些领导人以党的名义决定她应该去莫斯科再一次进行医疗的时候，甚至连她的秘书职位都被取消了。想到又要离开家里她便感到极度的痛苦。她尽量拖延直到1952年冬才离开。

苏联医生直接把她送进了外科实验室去探察她的肝脏，但没有除去积聚在胆囊里的水。经过外科手术抽样检查，提出治疗方案。她再一次被送到苏联南方的她所讨厌的雅尔塔。为了减退不断的高烧，她被注射了大量的青霉素，每次两千万单位，这样的剂量和次数只使得她感到更糟。她痛惜她连自己的身体都无权掌握，但她的抗议是完全徒劳的。

在那令人厌烦的雅尔塔冬天，她越来越思念家乡，但医生不让她回国。她想，他们要把她留在那里，可能只是因为他们因没治好病而感到惭愧。最后，他们把她送回到莫斯科，安置在一个普通的医院里。后来她有幸被转移到了克里姆林宫里雄伟的宫廷医院，那是为政府的高级官员而准备的医院。

在斯大林逝世的前一天，她在她被转移到的郊区疗养院，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他突然发病的消息。斯大林逝世的庄严宣告几乎使每一个苏联人好几天都陷入在极大的感情紊乱之中。在这紧要关头，负责江青病情的俄国警卫员、医生和护士说，他们的领袖之死至关重要，毛主席应和其它各国的首脑一道来莫斯科参加葬礼。江青告诉他们说那不关她的事，这样重大的决定应由中共中央作出。

举行斯大林葬礼的那天，莫斯科的气温下降到零度以下。毛主席虽然没有来，但发来了唁电。在这紧张的情况下，她仍与疗养院的其它病人一道守夜。她从她的窗口看到了殡仪队伍走向红场，路上排队行走的人群非常混乱，使她感到非常惊讶。她评价说：斯大林的失败之一，是没让群众为他的去世做好思想准备。

虽然她这次在苏联呆了大约一年，从 1952 年冬到 1953 年底，但这对于她要理解这个国家的任何事情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文化界的大事更无从知晓。她也没有其它的乐趣，阅读材料仅限于中国外交信使送来的文件，而且她与人接触，也基本上限制在俄国医生、护士和警卫员之间。一个俄国护士告诉她，那个杰出的作家和编辑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从他的出版税看是一个“百万富翁”，他还有政府部长的薪水，他的妻子佩戴着大宝石。江青注意到那个护士也佩戴宝石。这个护士说，戴宝石应该被看作不是有政治意义，只是一个习惯。

在她极少的接触中，钱的价值越来越令她困窘。和她打交道的那些政府人员提供正常服务时还索要礼物和小费。显然，消费品很短缺。但是，她说：这些领导们应该受到责备，因为他们没有用思想上的鼓励来阻止人们的物质欲望。

1953 年，虽然中苏关系仍是友好的，但江青已开始感觉到了一种潜在的敌意，因为中俄人之间的公开接触受到官方的不满。她特别注意不与人交往。

50 年代初期的苏联比大多数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更亲近美国、欧洲国家。人们似仍然迷恋于“有贵族派头的人”。这些人宁愿讲法语而不愿讲俄语，炫耀有教养的欧洲人的习惯，而且最注意个人仪表。她居住的那些精致的医院和疗养院也迎合这种贵族的需要，他们大多数已成了新政权有权势的官员。一些人批评她看起来太朴素，不时髦。

甚至普通人都比在苏的中国人更注重服装式样和颜色。一天当她从医院的窗户里向下凝视街道时，看到一个妇女戴着一顶鲜绿色的帽子，与她身上的服装很不协调。还有一些男子也夸示绿色的帽子。不少人也全身穿着绿色的套装。她和同院的一些病友谈论这满街都是的颜色。“你难道不知道绿色是今年的流行色吗？”一个病友打趣地反问她。各种妇女都化妆打扮，这与她是不太相容的。

一些病友终于注意到江青没有穿标准的医院长袍，她穿的衣服多少有些与众不同。于是她告诉病友说，她穿的长袍是按斯大林个人的命令定做的，因为医院按规格做的长袍穿了太大，这终于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他特意命令为她制作的长袍是以他喜爱的那种绿色制作的。他们不仅羡慕她穿的深绿色，而且羡慕她苗条的身材。

2．

1953 年冬直到 1958 年这段时期是她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因为她大部分时间是卧床不起，病情时好时坏。

1953 年冬，她的“办公室”也就是她中南海的卧室。在这里，她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完成的事情比在先前的整整一年里完成的事情要多。她广泛地阅读。她从新来的邮件中、新书里和她自己的藏书中选择资料给主席阅读，并向他指出她认为是突出的问题。主席坐在她床边时，她就给他读报纸和电报。

由于与苏联的内部争端，1954 年和 1955 年她被拒绝接触政策性活动。尽管她从政策条款中所了解到的事情并不太多。但在病好能走动的时候，她便通过一些渠道尽可能仔细观察俄国首脑们变得愈来愈不友好以及毫无结果的访问而来回穿梭。

赫鲁晓夫(在苏联从未接见过江青)三次访华。他的第一次访问是 1954 年 9 月 29 日至 10月 2 日，目的是来华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 周年。

后来江青唯一和他的一次接触是在 1954 年。那是与领导同志们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阅兵式、表演和烟火。周恩来总是很注重礼节，走过来将江青介绍给赫鲁晓夫。毛主席意识到即将发生的事情，他站了起来，走向江青(他们几乎从未公开地肩并肩地出现过)，唐突地将她领到沿城楼边的一处地方。她很珍视这段回忆。

江青又一次旧病复发了。她的高烧很重，并且经久不退。体重急剧下降，使她瘦得不像人样。她所有的医生都被召集起来会珍，妇科医生诊断她患有子宫颈癌。

她回忆起在 1955 年，她不得不被送到苏联做证实是无效的医疗检查，因为在那些年月，苏联医生不相信“细胞原理”。因而，苏联医生否决了她去苏联前中国医生所做的诊断。直到1956 年她的中国医生才注意到大概损坏的细胞开始冲破子宫膜。在他们的判断中，两种治疗方法是可行的，外科手术或射线疗法。由于她以前因肝病做的外科手术引起了腹部粘连，她不能再接受外科治疗，那就只有搞射线疗法了。

她发现镭治疗太使人痛苦了，钴 60 更强烈，无法忍受。既然她也不能忍受他们的治疗，她的医生简直无法救她。因此，他们建议她回莫斯科，让俄国医生再一次接管治疗。她知道她虽然病重，但她无法接受再次离开中国的想法，不知道在她离开后将发生什么。因此她强烈反对他们的决定。但最终仍无济于事。毛主席第一次安排了一个女妇科医生陪同她出国。这是她的第 4 次俄国之行。

她记得到达莫斯科后就完全衰弱了，不断地发烧。她知道她得了可怕的病，指望康复十分渺茫。当她的情况被估量到允许进医院时，苏联医生说他们不能接受她，因为她的白细胞数低到了 3 千，镭射治疗的一个方面的影响会使她对传染病的抵抗力很低。她、她的妇科医生和助手发疯似地告诉医生说既然他们的医院有病床就应该让她住院。他们妥协了，而且是第一次允许她让中国医疗专家守在她的床边。他们对她“过量”使用钴 60。她失去过知觉。她坚信她骨髓都受到了损害。然后他们给她输血，但每次输血都使她烧得更高，因此整个治疗方案被称之为适可而止。

停止治疗，苏联医生认为莫斯科郊外的新鲜空气更有益于健康，于是他们把她送到郊区疗养院。这是一个显然他们不再对她负责的地方。

那年冬天是刺骨的寒冷。疗养院的医务人员试图将她放到摄氏零下 20 度的空气中去“治疗”她。wengewang.o rg 她的视力都斜了，所有的图像都变得模糊不清和变了形状。她的双腿严重颤抖以致她没有支撑就不能站起来。在她的记忆力中，那个梦魔似的冬天转到了春天，春天又到了夏天。经过一长段对她的任意观察，她的医生庄严的宣布说她还患有“软骨病”。她突然大笑一声，回忆起 30 年代和 40 年代在陕西北部，很多同志患有他们所称的“软骨病”。这种情况是缺碘和钙而引起的。

但这一次断定她患有软骨病的真正目的，是想找个理由将她脱手，以便把她送回到城市医院里去。

城里医生现在给她使用最有力的治癌武器。第一次，继而第二次、第三次使用钴治疗。这样大剂量的用药，消弱了她的身体，使得她时常需要供氧。

当她能振作精力时就提出两个要求：第一、停止钴治疗法；第二、送她回国。提要求是一回事，行动则是另一回事。苏联的医疗界是严格地区分等级的，这就意味着，另一个医师或医疗教授以他自己的权力担负起他的一个病例的责任，如果没有得到他的上级的认可几乎是不可能的。她又一次昏迷过去，这时才找到一个教授在那关键的时刻来看她的病情。她告诉他们说她极想回国，但没有人听她的话。城里的医生，显然因他们治疗无效而感到懊恼，又安排她回到不在他们权限之内的郊区疗养院。

通过这些日子，毛主席知道她极想的就是回国。wengewang.org 然而他也知道苏联医生准备的医疗报告的详情。在周总理被派往莫斯科去进行政府谈判时，他到医院看望了她。他传达了主席的指示说要她留在莫斯科，直到她显然康复为止。总理在医院时，他与医务人员谈了话，研究了她病情的报告，以便自己判定她的情况到底怎样。当诊断和治疗的图像开始出现时，他对苏联医生所做的和没有做的大发雷霆。

她仍很高兴地见到了总理，因为她努力想跟上国内外政治形势。一天，总理带了鲍罗廷夫人和程砚秋到她的床边看望她，程砚秋是著名的京剧艺术家。为了逗她乐，程砚秋编造哑剧表演。

她待在苏联的时问越长，病情就更加恶化。她反复乞求回中国去。最后，他们让她走了。在回中国的飞行途中，她全身皮下出血。

4．

1955年9月西德首脑访问苏联。赫鲁晓夫当时告诉他说在国际舞台上最大的问题就是“黄祸”，即如他所说的中国，并要求西德帮助他对付中国。

赫鲁晓夫在 1959 年底对中国的访问，表面上是庆祝中国国庆节，而实际上则是令人厌烦和痛苦的。赫鲁晓夫在那种场面宣称他要从中国撤回他所有的专家，并强制中国归还给他所有的债务。他的宣布使人震惊，因为 50 年代末中国在各方面的努力都是最困难的。赫鲁晓夫曾对中国说他们在中国要建立一个远程广播电台。如果他达到这一目的，苏联就有能力控制中国的整个通讯系统。事实上，主席同意了建广播电台的最后提议，但条件是这样的系统需由中国付款。毛主席对赫鲁晓夫说：“这是个原则问题，否则你可以撤走一切东西。”

江青认为，赫鲁晓夫是个“大笨蛋”。主席有一次富有哲理性地对他说：“我们要上山去了！”赫鲁晓夫太笨，没有理解主席的意思。

在苏联仍与中国亲近时，他们掠夺了中国许多的珍奇贵重的矿物，其中有钛。江青是在她第一次去海南岛进行文化工作调查期间知道了这件事。这个酷热的岛比她所想象的要葱翠的多，美丽得多。宋朝诗人苏东坡也发现它很特别。他和他以后的浪漫主义者称它为“天涯海角”。

一天，当江青沿着这个岛的一些几乎无人居住的地方边走边拍照时，她跌进了一堆灰色粉状物质里。她感到很窘迫，站起来，拍掉身上的灰尘，要她的向导识别这种奇怪的物质。他们回答说：“钛”。一些岛上居民告诉她，不久前，一群俄国人来到这里宣称有权得到钛。岛上居民是怎么做出反应的呢？他们站在自己的土地上，完全拒绝听从他们的要求。进一步追查这件事后，发现海南岛蕴藏有丰富的钛资源。

国际关系方面的事情使江青回想起一部她曾看过的关于中印边境战的电影。电影讲的是一名印度士兵为了战争结束后回到他在印度的家而节省钱的事情，不知怎么在密林丛战中把钱弄丢了，他大哭了起来。一名中国士兵找到了这笔钱，把它还给了印度士兵，印度士兵接过后欣喜若狂。

她说，赫鲁晓夫就是挑起中印边境战的人。是他指使印度人主动反对中国，以便扩张他们的领土，却对印度人说：“中国人不会反击”。毫无疑问，如果中国军队坚持打到底的话，他们能够一路打进新德里，但他们没有那样做，撤走了军队，将俘虏的士兵退回印度。缴获的装备归还印度。

第十一章梦回红楼

“漫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红楼梦》

毛泽东在 1964 年说：“我读了五遍红楼梦，但我没有受它的影响，因为我把它看成是历史。”在背诵了几段书中的文字后，江青警告说：“不要只把这本小说当成故事来读，而要把它看成是一本论证阶级斗争的历史书。”

正如对待以历史为背景的电影《清宫秘史》和《武训传》一样，江青把自己说成是第一个提醒国家领导注意公正地批判《红楼梦》。然后，她花掉几个小时来推断故事、诗、神话和历史，她的主旨并不是要严格地审查。在她的话中，个人的两面性很清楚地暴露出来。在公职方面，她提醒主人注意门口的危险；但在她个人，又是书中故事的爱好者。

江青兴致勃勃地评论小说的作者和书中的含意，而这些复杂问题需要真正的专业知识。虽然她引证的一些细节和她对小说政治问题的判断，由于过度的热情或是疲劳而有一些小缺陷，但她确实对新的研究和评论非常了解，对许多红学流派的来龙去脉如数家珍。

江青说，由于她不懂外语，她对外国文学的接触是有限的。但根据她读过的译文来判断，18 或 19 世纪的任何其它的文化书籍在精辟分析人际关系方面都不能与《红楼梦》相媲美。

外国作家中，她特别崇拜马克.吐温，一一个“进步”的作家，他深刻地揭露了当时不公正的社会状态。她继续说，尽管如此，他的大部分小说人物都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因为他们都力图爬上社会的高层。狄更斯作品中的主人翁也是如此。司汤达的《红与黑》中的主人翁于连更是如此。《红与黑》是“不朽的”著作，它在世界文学中享有盛誉，因为它反映了19 世纪初期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局面，它不仅描绘了教会与政府之间的斗争，也描绘了这些集团中的自相残杀。像《红楼梦》时期的评论家一样，某些法国评论家也把《红与黑》看成是一部爱情故事而贬低了它的历史意义。她欣赏的另一部伟大的小说是《金瓶梅》。书中两性关系的描写是如此地袒露，以致几个世纪以来大部分人们都被禁止读它的原版。

“我是评论《红楼梦》的半个专家”，江青说。50 年代初她因政治原因读了这本书。那是在 1954 年。当时她正在家中养病，翻阅一些日报、杂志，她在山东大学的一本出版物《文史哲》中偶然注意到一篇关于这本小说的文章，作者是李希凡和蓝翎两名没听说过的有才能的学生，指责俞平伯教授最近发表的评论。她立即将此文章递交给主席，主席赞同这篇文章的观点，认为应该让广大读者知道。他要江青安排人民日报转载李希凡等人的文章。

同时，她自己开始进行调查。她了解到李希凡、蓝翎将文章最初投到《文艺报》，此刊拒绝刊登。然后他们又将文章投到人民日报，也遭到了拒绝。直到她以主席的名义要求刊登，他们才同意照办。人民日报第一次拒绝刊登这篇文章的原因，“是迷信名人和他们仍崇拜的文学教条所引起的。”如果没有她个人的干预，“两个小人物”的文章是永远也不会进入国家报刊的。

当时她还特意去了一趟人民日报，宣传李、蓝的文章并为文章的发表作了安排。然后她又在中宣部的一个会议上露面，将这篇文章递交给周扬和胡乔木。他俩主持会议，他们浏览了一遍文章后，轻蔑地讽刺说：“这样一个小人物的写作，这样的小人物怎敢批评俞平伯呢？”江青很生气，但当时没有表露出来。

依照她的怂恿，主席在 1954 年 10 月 16 日给政治局和有关部门发了一份《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并召开了会议，回顾问题的各个方面。江青参加了这个会议，主席说的话她记得很清楚。他推理地讲了“大资产阶级对小人物的压迫”的错误，以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问题”。虽然俞平伯和胡适属于“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压迫者”的同一派，但人们知道宣传部和文化部的领导周扬和陆定一长期喜欢胡适和俞平伯的一些著作。现在要否定他们的研究成果，会使胡、周感到难以接受。

20 年代当胡适和俞平伯研究《红楼梦》时，他们“垄断”了珍贵的 16 回和 80 回版本，结果，“群众再也没有见过这些版本”。但现在两部珍贵的原本保存在大家信任的人手里，其它的都是影印本。80 回的原本保存在北京图书馆。她曾借过一次，要求为她制作一本副本。当一些“资产阶级权威”发现她的要求时，他们就痛斥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要垄断这些原版本”，江青说。

这 80 回版本特有价值，因为含有作者曹雪芹作的大量的旁注，这对小说的进一步考证是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的。既然曹是以 18 世纪前半世纪的观点来写作的，那么他的观点肯定是“反动的”，但现在的读者必须认识到他的思想在当时是相当“进步”的。

必须以作者写作时期的历史背景来辩论所有的文学作品，她继续说。曹 20 多岁时开始写“梦”，后来他修改了 10 多年。在研究他在不同版本的注释后她认识到，像在她以前其它人所认识到的那样，曹已写了续集或第二部分。由于他死后没有后人继承他的作品，因而续集就落到一些假装“借”它的人手里，事实上再也没还回来。

原续集本失传后，其它的作者更发挥自己的想象。现在的整个一百二十回版本中的后四十回的作者是高鹗，然而他当时并没有将他的名字写上去(想使其它的人相信它是曹的原作)。

小说的背景、人物和语言都意味深长，因而经常难以被人理解。江青继续说：宁、荣两府的人物在许多方面都是对立的。宁国府在东边，荣国府在西边，他们像政治党派那样行使职责。荣国府是父系统治，而宁国府则是母权制，两家争着控制宝玉，但最后两家都失败了，她宣称前五回有很多难以被人理解的东西，但毛主席非常明晰，他说应该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理解这些东西，从那些遭难和死亡的人们的角度去识别这些东西。

复杂的主仆关系把几百个人物联系在一起，大多数人喜欢接近小主子宝玉，漂亮的黛玉，宝玉命定的妻子——表姐宝钗。所有的主要人物都在前 5 回里作了介绍，故事的结构和主题在第 1 回的“好了歌”中得到了暗示，她轻轻地唱道：

世人都晓神仙好，

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

荒冢一堆草没了。

她抱歉地说，她不能把整个歌词背出来。

作者在整部小说中选用的词语和名字都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在甄士隐中他说将真事隐去，而借假的。在一串梦中，宝玉遇见了另一个宝玉姓“曾”或“真”，而真的宝玉姓“贾”或“假”。“曾”“贾”之间的相互运用贯穿于整部小说中的人名和言语之中。

她引用了“好了歌”的解说词，指出这段和下一段，每一版本常不尽相同。

在谈论小说、神话、梦幻的特性时，江青列举一章中的一段情节：刘姥姥进大观园。那是荣国府宏伟壮丽的庭园，也是她有钱亲戚居住的地方，庭园的构造就是天堂的映照，作者称之为“太虚幻境”。故事叙述了庭园与天堂的相符，可能离真至假。起初天堂有草(设想为女性)，宝玉是天堂的神灵。神灵同情草每天给草浇水(通常是性的象征)。草回报说，如果她变成真世间的人，她会以泪报答神灵。

江青解释了许多更大段落的含意，并且凭记忆，以含有个人意味的强烈感情引用了下面几行诗：

霁月难逢

彩云易散

心比天高

身为下贱

风流灵巧招人怨。

寿夭多因诽谤生，

多情公子空牵念。

4．

江青用戏剧化的姿势来强调这部小说。后半夜酷热难耐，她在叙述时都没有停顿一会儿。她从挨着她座位的桌子上拿起了一块白毛巾，紧箍在她头上形成了一个三角帽，有好几次她各处轻轻拍打来吸汗，解下然后抖开，再次甩了甩她的头发。

在其他时候，当她谈话或在饭桌前招待吃饭时，她总是迅速地用白绿相间的塑料梳子拢拢头发。“我喜欢短发，因为这样感到凉快，”她神情愉快地解释说(这使人怀疑，是否她可能回忆起在上海时的向下卷的齐肩发型或螺丝卷发型)。

在桌边，她凭记忆热情奔放地背诵了很长的诗行，时常用她女性的柔声加些个人的评论。她有些失去自制力，拿起放在腿上的大白色亚麻餐巾，先把两个角系起来，然后把另外两个角固定在她的盘子的下方，因此在她的下巴和餐桌之间形成了一个吊布。她大笑着说，要没有围巾她的衣服会像孩子一样脏。

长达几个小时的对《红楼梦》的集中讨论好像提高了她的女性意识。她举手向警卫员示意，警卫员马上搬来一个木板作成的大长方形盒子。她像个小女孩一样笑起来，拉开盒盖，像变魔术似的一条接一条地抽出了黑色百褶长裙。

“我喜欢裙子”，当她送给每位女服务员一条裙子时说，“它们在夏天穿起来很舒服”。

从来没有看到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有人穿如此西方风格的服装。它们是从哪儿来的？

“从友谊商店！”江青说。

政府规定友谊商店是专为外国消费者服务的这一点对她来说并不要紧。

第二天，当江青继续谈话时，她身边的每人都穿一条她给的新的黑裙子，露出了以前遮掩着的小腿和脚踝。脱下穿惯的裤子，她们不自然地坐着，不知怎样去使这裙褶不再摆动。

5.（略）

在远处朦朦胧胧可见有一赏月亭。江青身穿闪闪发光的丝绸衣服，坐在亭子的游廊上眺望荷塘。

当我走近她时，她高高兴兴地从宽大的柳条椅中站起迎接。从一个篮子里，她拿出兰花植物的稀有标本放在一张带木框的纸上。这些木框是她的警卫员做的。她把标本放在一个框上，用第二个盖上，然后用根绕着四周拉紧的绳把两个木框捆起来。“你应该拍摄一下我工作时的照片”，当她保持她轻快的步伐，边笑边聊天时说。

走向栏杆，背对荷塘繁茂的背景，表现出一副松弛的表情，让人拍照。

“现在轮到我了”，她说着走到安置在游廊另一边的精致的瑞士摄影系统前。调了一下三角架上的双镜头相机，用一块旧的天蓝色的方金丝绒罩住她的头和相机，以很快的速度拍摄照片。

新鲜的兰花冲泡的芳香的茶叶味把江青等人重又带回了亭子。在那儿，他们一边看在奇异的笼中的鸟儿，和花园中稀有的兰花，一边闲聊。不久江青开始绕着游廊踱步，彩虹般的金鱼在下面的水里游来游去。

金鱼发出的微光使她回忆起马，回忆起驯服它们，高高地骑在上面的往昔情景。她的谈话后来从马转移到人类的拍马屁和获取信任。最后，话题又转到穿衣服上。她问美国人：

“为什么不穿得明亮一些？为什么你知道我要拍彩色照片时，你还选择穿黑色呢？”

我向她解释，是江青的随从人员推荐的这套显得庄重的衣服。

“你不应该听别人的”，她声称，“你应该自己做决定。穿你喜欢的，穿你感到最快乐的。”

当江青当晚与美国记者再见面时，她仍穿着一件淡褐色的真丝裙子。我穿了一件红白圆点花纹的衬衣和白色的喇叭裤。这似乎让她很高兴。几小时后，午夜时分，她又把相机放在屋里。为了模仿自然环境，她命令服务员搬来大盆的棕榈树形成一个背景，用人工灯光照着。

当她从天蓝色的盖头布中出来时，美国人也再次拿出尼康相机，“彩卷吗？”她问，不巧那时相机里是黑白卷。她更喜欢彩色的，她提醒我。我补充道，黑白相片更能表现面部的细部和性格的细微差别。她没说什么。

第十二章文革前的准备工作

江青在与我第一次谈话中说过：“我要永葆政治青春”。她自信地微笑着，她不仅是对自己说，也是对一大批老干部说的。有一些人，毛泽东最为突出，决心保持精神的活力和体力的充沛，以便指导半个世纪前开始的激进政治的进程。

她从容地继续说道：“我身体有病，但我仍然继续工作和斗争。”

“江青同志和疾病做斗争，就像参加政治斗争一样的坚定，”姚文元以他那习惯的革命谦恭补充说。

“ 你知道姚文元同志是谁吗？知道他做过什么事吗？”她在介绍她最忠诚最善辩的追随者之一时反问道，“他是一个真正的笔杆子。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是我们党的一位文学评论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和中期，尤其是在初期，他组织写作了批判反动文艺路线的文章。当然，首先是毛主席批准我去找他，我到上海后又得到柯庆施同志(上海市原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支持。然而，大多数文章是姚文元同志写的，”

“工作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江青同志的组织下完成的，”姚文元指出。“那时这确实是一场艰苦的斗争。所以毛主席说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 整整 19 天(1965 年 11 月 10—29 日)北京的报纸拒不刊登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端罢官>》”，江青继续说，“11 月 10 日，这篇文章就在上海的《文汇报》发表了。根据毛主席的建议，后来以单行本发行，但是，有两三天，北京仍然不许发行。这些人多么霸道！花了 7 个月时间完成这篇文章，多次修改。而且，写作时还要保密。稿子送到北京，我看了三遍，这一切也要秘密进行。你不感到吃惊吗？”

江青继续介绍 60 年代的危机，她说：“毛主席发动的伟大‘文化大革命’序曲是在 1962年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上发出的。从 1962 年到 1966 年，像京剧节这样的事件，和论《海端罢官》的文章，都是在继续造舆论。”“调查早在 1961 年就开始了，”她说，“到 1963 年我们采取了行动、发动进攻。1964 年，我发表了关于京剧改革的讲话。但是，他们故意在其中制造错误，“因此，我在那时无法发表这个讲话。那时的大权在他们手中，我的话一点份量都没有，因为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江青继续说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提出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规定了文化大革命的行动。“5.16 通知”，在 1962 年 9 月提交给八届十中全会，这仍然属于“文化大革命”的序曲，真正开始的标志是群众动员。首先毛主席写了《我的大字报》。然后，毛主席开始在天安门接见群众。最先出现的是学生，工人和农民。在一系列场合，毛主席接见了大约一千三百多万青年，他们把自己称作红卫兵，实际上比报导的数字要多，她补充说。当士兵与老百姓，结合起来，到处都爆发了内战。从此之后，平衡与不平衡相互交替，一个组织先夺了权，后来另一个政治势力又重新上台。这种局面不断反复。

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刘少奇是“第一个自我暴露”的。林彪也步他的后尘，她说，林彪激起了革命历史中最严重的斗争。他对毛主席的领导权和性命提出挑战。

江青的谈话突出了几个有连续性的历史事件。首先是大跃进。在那时，毛泽东推行一种物质充足的平等主义社会。而不可避免地，饥饿和混乱把中国引到了阶级叛乱的边缘，引起了 1960 年一 1961 年分田的运动：有限度地“承认”自留地、农村市场、个人财产和赔偿在公社化的热潮中被国家征用的财物。刘少奇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悄悄地命令分田到户。

这期间的一个重大事件便是“庐山会议”。在 1959 年那个热得要命的夏季，江青正在北京东面的海边避暑胜地北戴河的别墅疗养。她回忆温度适宜的海水和海风为她带来的快乐，但是毛主席的一个短信突然打破了这一切。其中有毛对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回答的草稿，彭刚刚递交了他的“祸根”，即所谓的万言书，彭在其中批判了主席大力推行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总路线。她打电话给主席告诉他她准备立即飞往庐山。他说“斗争太尖锐了 ”，而且不让她到庐山去。她还是去了，而且使他惊愕的是她也坐在会场中。人们和观念的冲突非常激烈，她多年来没有看到过，使她的病情恶化了。会议刚一结束，他就带她到了他们在杭州的隐退处，他们在那里一起休息，并准备他们以后的行动。像往常一样，江青带着相机，闲着的时候，拍摄一些她喜欢的景物。8 月 15 日，他们仍然呆在杭州。杭州像往常一样可爱，但是在夏末潮湿高温，气温高达 40 度，即使有空调器也不会降到 30 度以下。火炉般的气氛使她疲弱不堪，她把主席留在杭州，搬到他们在上海的住宅。为恢复体力，她强迫自己进行体育活动锻炼，其中包括整修他们的花园，这是她通常喜爱的一项工作。但现在即使是浇水、扫扫树叶也会使她大量出汗。她接受了一系列的针灸治疗，和严格的体育锻炼。每天打 15 分钟太极拳，20 分钟乒乓球，12 次台球，还游一次泳。

2．

1964 年 6 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现代京剧汇演这样的大型会议上，江青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与前几次会议相比，这次会议可不是一次单纯的文化会议。周恩来考虑到江青对全国各地的剧团近来进行的调查，邀请她写一篇关于京剧革命的文章。他说，她将在会议上口头宣读这篇文章。

这次汇演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首先是因为出席的剧团和人员的数量；另外更重要的是，它决心使表演艺术与中央的无产阶级政治保持一致。来自 19 个省市自治区的 28 个剧团演出了 37 个新的戏剧。33 个戏剧反映了现代革命，其余的描绘了共产党以前的革命斗争。宣传部长陆定一，不是江青的朋友，是主要讲话者。毛泽东似乎全力投入到这次盛会的幕后，刘少奇对这次会议的否定是显而易见的，周恩来不发表意见，不露声色。市长彭真也是如此，后来人们说他认为京剧改革“ 还处在穿开裆裤坐板凳啜手指的时代”。

江青发表了她的第一次讲话，那时大多数人对她的容貌和声音还不熟识。江青说，这个讲话被压了三年才出版，而其他讲话则立即出版了。直到 1967 年 5 月，她的讲话才刊登在党的期刊《红旗》上面。为什么？因为她的“敌人”“窜改”了她的原文，然后拒绝让这篇讲话公之于众。直到他们被罢免后，她的观点才得以出版。

在京剧中，那些还处在实验阶段的“排头兵”有《红灯记》、《芦荡火种》(后来叫《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林海雪原》(后来改为《智取威虎山》)。所有这些都正在争取获得“样板戏”的资格。看过这些戏并提出修改建议的领导人有主席，当然还有“无产阶级的戏迷”柯庆施和康生，还有一位公安部门的负责人――提起他，江青常常带着谨慎、热情和玩笑，“他想要我喜欢的牡丹照片，我可不给他。”她确信，文化部长阻碍了她政治生活达 30年之久。在汇演的几周内，她下决心要和“四条汉子”——周扬、阳翰笙、田汉、夏衍，还有张庚谈一谈。

她友好地(据她回忆)接近他们，鼓励他们继续前进，进行革命性变革。他们默默地站着。但是，她克制着自己，因为形势还不稳定。那年夏天，她和主席怀疑这些人是“叛徒、托落茨基分子、或国民党特务”，尽管缺乏确证。

为了考验田汉的心意(她与田汉第一次见面时还是一个与上海党支部失去联系的受惊的小姑娘)，她邀请他和他的妻子一起吃饭。他们接受了邀请。她利用这个机会要田汉把《红色娘子军》改编为京剧形式。他同意了。但是，他编了几个星期后，结果比原作糟糕多了，她激动地说。

她与彭真的对立也早于“文化大革命”。她忘不了到他的市委开会，请他允许她给北京京剧团提供一些革命的剧本和乐谱。市委置之不理。后来在 1965 年，当李宗仁回国时，毛主席设宴招待，宴请之前有一个招待会，她也接到邀请。预先知道彭真也出席招待会，于是她只参加宴会。但在宴会中，她鼓起勇气走向彭真，请他离席和她到宴会厅外的房间谈一谈。剩下他们两人时，她向他解释她急切地希望把社会主义引入艺术，并叙说了上海市的张春桥的先例，(在她的鼓励下)他已经组织了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改革。她拿着一份京剧曲谱，再次请彭真给她一个剧团进行她自己的改革。他生气地抓过曲谱，拒绝了她的要求。

第十三章在游泳中学习游泳

1．

帝王时代的中国统治者住在豪华的宫殿里，与臣民们分隔开来，服装华丽，饮食奢侈，仆人臣子追随左右。他们用典雅的语言颁布法令，通过庞大的等级森严的文人官僚体系传布下去，这个体系中没有女人。

用朴素的风格与人民正面接触，已成为 20 世纪革命的统治者的标志。但是由处在权力结构的顶端的女性发起的这种直接接触只是很少数。江青定期离开她舒适的中南海围墙，就已开始纠正这种性别的不平衡了。这样一来，她就成为解放以来根据她选择的题材，对群众发表讲话，并下令出版这些讲话，规定某些要翻译出口的第一位女性。

自从 20 世纪中叶，改善了粮食的生产和分配，改进了保健工作，消除了战争，这使中国的人从 4 亿增加了一倍，达到近 8 亿的水平。在 “文化大革命”初期，人口的大多数都在30 岁以下。因此，领导者有必要教导这些不安于现状的、理想主义的、有时是愤世嫉俗的人。尽管从外部看，中国似乎与世隔绝，但它的青年一代对革命有着更高的期盼。自 60 年代初，城市居民已经接触外国文学、电影和国外来的旅游团。从某些领导人严格的实用主义观点看，这些消遣偏离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集中人民的精力就要求主导他们的思想，特别是他们的文化兴趣。毛和江青首先认识到各种资产阶级意识的来源(国内或国外的)都必须被切断，而且，青年人对道德信仰经久不衰的天赋和不成熟的行为都必须加以引导，以发挥最好的优势。

在革命的奠基者的时代之后，革命的连续性需要通过意识形态的约束而在几代人间保持一种连系。谁能造成这种连系？到了 60 年代中期，毛泽东似乎已经成了一个神话人物，这个形象模糊了他巧妙地操纵男人、女人、群众和思想的本来真实的天才。对玩世不恭的中国观察家来说，毛主席不仅位高权重，而且正在进入老年。但在 1966 年 7 月，他在长江的游泳被大肆宣传之后，这成了一个很难接受的让人跌破眼镜的结论。被一群生机勃勃的青年游泳者包围着，这有多么强的象征意义啊！他能够解决青老两代人之间的差别吗？

象征是不够的。由于死神正在每个开国时期的领导人头上盘桓，一般来说，江青比他们至少年轻 10 岁，因此，江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意识到死亡率和紧迫的危机将会决定历史的进程。她有什么生存下来的机会呢？她在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中将过得怎样呢？

这场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不仅是男女之争，也是两代人之争，由此促成的“文化大革命”可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的动乱。它是怎样出现的，不是用简单的话就可以回答的，这个问题在中国外部已引起了数不胜数的猜测。

从江青的经历中，可以找到某些答案。很自然，她的言谈似乎总是站在毛主席和他所支持的人一边。但她肩负双重责任。她不仅要为毛和他的观念而战斗，也要为她自己，为一个否定由男性主宰的历史的女人而战斗。

在江青个人的戏剧背景中有两个男人，他们在个人的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已经被弗兰茨.舒尔曼提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戏剧性地出现的斗争中，两大主角就是毛泽东和刘少奇。毛和刘被人们用摩尼教的形式描绘为善与恶的化身，就象古典京剧中人物一样。局外人不需要在这场戏剧中扮演角色，也不需要支持这一方或另一方。他们每个人都代表了中国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潮流，每个人都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了一个主要的、必要的角色。毛是组织者，正如他在他所有反思性文章中表现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最流行的肖像之一表现了他穿着长衫、带着雨伞，走在高高的山岭上，四面是群峰环绕。即使在 1962 一 1966 年间，刘少奇被正式认为是毛的继承人，他也总是被人用一种呆板的个人风格绘成肖像，这在斯大林时代的俄国出版物中很常见。……毛不断地争辩说：一分为二，而刘则争辩说，必须尽一切努力把分歧限制在最小程度、把斗争消灭在党的密闭的围墙之内。”

江青对构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异常复杂的“故事”做了很多先导工作，这有充足的理由。她并不象一般历史学家那样显然是徒劳的编排历史情节，试图揭示一个时代的全部脉络。她谈话的重点表明她打算减弱她在外国新闻报道中广泛流传的“激进”和“极左”的形象。

因此，文献纪录就成了这一章的主要来源。在这里，江青的口气从个人回忆转变为官方语言。

1．

1965 年，统治中国的是一种三头执政。毛象征性地，如果不是全部有效地统帅着党；尽管近来粗暴地遇到了挑战，刘少奇及其追随者，还是对党和首都取得了相当支配权；林彪这位长征和解放战争中的英雄指挥着军队。江青企图取得国家领导人的地位，这样她就要选择跟随这三者之中的一方或更多的力量，单独作为文化的第四等级的夫人而存在是不稳定的。完全依赖毛显得有些裙带风。对手刘少奇明显正在失去势力。剩下的只有林彪，在那时他的可信赖程度不会像以后 10 年那样低。

受到林彪的正式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了全军文艺工作会议，在那里，她的文化领导地位将不会受到北京的阻挠。

在江青出席座谈会之前，林对手下的人紧张不安地说，“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问题在政治上非常敏锐，她确实懂艺术。她有许多非常宝贵的观点。你们应该重视这些意见，并保证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贯彻执行。从现在起，所有军队有关文艺的文件都要送给她。”

江青如期到达，穿着男式军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一直穿这样的服装。面对军人的海洋，她开始表示歉意，态度中有中国传统妇女的自我克制。

在正式进入新的历史角色时，江青号召赞美军队的革命功绩，去创造有关“三大战役”的文艺作品，而且“要在领导和指挥了这三大战役的同志还在世时(显然指林彪)”去做。此后，关于文艺批评的垄断权将从所谓的“批评家”手中夺过来。

江青回忆说，在她的军事任命之后的四个月中，她继续活跃在上海的其他战线。她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与剧作家、演员和舞蹈动作设计者一起在舞台后面度过的，而对这些人的政治觉悟，她要努力去改造。她始终都注视着在高级首长中间印发的每日报告，关注全国的政治事件的潮流变化。同样也远离了北京的政治局势，几个星期以来主席避开其他领导人和新闻界，到农村视察。然后在初夏，他与她在上海见面，在那里他们悄悄地为下面的行动共同做准备。

现在经过了几年的时间。他们两人对国家的青年人感到不安，知道他们可能忠诚地追随自己的领导人，也能以同样的热情遗弃他们。1965 年初，毛告诉斯诺，他不信任知识青年，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打过仗，没有看见过一个帝国主义者，他们也不了解掌权的资产阶级。”江青回忆说，从 1966 年 5 月下旬开始，她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分析主要大学的动态，尤其是南京大学、西安交大和北京大学传出的新闻。

到夏初，她行动的潜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在 2 月，她被任命为军队的文化顾问。在 5 月，那时与中央委员呆在杭州的主席最后决定不信任负责“文化大革命”的五人小组。二月提纲的作者们狡猾地遗弃了由主席和她本人代表的“无产阶级路线”。于是主席以中央委员会的权威，召集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文件起草人，这是第二支领导人的队伍，既有天才，又忠于毛。这个小组以陈伯达为首，他有长期宣传毛的政策的经验，江青和上海的张春桥是副组长。他们可信赖的姚文元和康生(他是唯一从五人小组中挑选出来的人)也包括在内。

1966 年 5 月 18 日在杭州召开了中央扩大会议，林彪发表了讲话，这个讲话引发了这个月底在杭州召开的另一扩大会议。她出席了会议，并且回忆了那高度紧张的气氛，因为刘少奇也出席了。路线分明了。会议刚刚结束，她就返回上海投入到她的文化工作中，毛主席也离开了，去准备反击。

几天之内，中央委员之问的斗争流传到大学校园，并扩散到公共场所。5 月 25 日，北大的哲学女讲师聂元梓和她的朋友贴出一张反对北京大学校长陆平(长期以来得到彭真的支持)的大字报。为支援这个自发的挑战，毛给康生打电话告诉他在全国发行这张大字报。6 月 1日，毛写出自己的大字报，他说这是“中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并发表了它。这就为推广学生的造反开了绿灯。

突然之间，所有校园都被派性斗争、暗杀和普遍暴力撕碎了。著名的北京大学又是个带头羊。

在陈伯达和其他文革领导人的陪同下，江青几次突然出现在北京大学。他们的听众可能对他们的亲自出现感到恐惧和敬畏，对此很敏感的这些领导人谦虚地自称是向他们的“老师”群众来学习的“学生”。陈伯达声明“必须更好地用耳朵、眼睛和大脑去倾听群众要说的话”，年老的康生传达了毛主席的话：“只有先当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老师。”江青也跟着说：“我们只是革命服务员。”

2．

1966 年 8 月和 9 月是社会大动荡的几个月，特别是在领导人吩咐他们去掀起继续革命高潮的青年人中间。在动乱中，大多数中学、大专院校都关闭了。大约有 1300 万青年人受到中央委员会的邀请，抛弃了父母、教师的权威，从全国各地，步行、骑自行车、乘公共汽车、卡车和火车到北京来。在北京他们集体受到毛主席的亲自接见。

江青在 1966 年炎热的夏季，花了很长时间，摆脱了她过去的特征。她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所有人都习惯关起门来交换意见并通过杂志提出政策。在与世隔绝和化名隐姓多年之后，她公开在人民之中。6 月 6 日，她在辉煌的天桥剧场对一组红卫兵讲话，这是她所说的属于她的特定场所的几个文化中心之一。

“毛主席对你们极为关怀”，她殷勤地打开话头。提出了一个革命行动的公式，在以后几个月里，这个公式被毫不留情地应用了。首先，要揪出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第三，实行斗批改。或者，说得清楚些，“大敌当前，我们必须扫除一切牛鬼蛇神！我相信你们肯定会干得好。”青年人在消灭“牛鬼蛇神”和“走资派”时，将如何对待他们的父母呢？她的回答成了一句口号流传开来：

老子革命儿继承，

老子反动儿造反。

8 月 16 日在毛接见一百万政治朝圣者前两天，江青与文化大革命小组成员陈伯达、李雪峰、姚文元、康生和张春桥到北京工人体育馆主持革命师生”群众大会。他们穿着同样的普通军装，在雨中站在铅灰色的天空下，这种气氛反映了革命变革的动乱。江青又一次用她那让群众兴奋的句子做了开场白：“我受毛主席的委托向你们问好！”

“今天我们站在暴风雨中，我们不是温室中的花朵”，姚文元高声喊道。所有人都必须在“暴风雨般的阶级斗争”中百炼成钢。他哼唱了文化大革命的赞歌，那时所有人都知道这是献给毛主席的歌：《大海航行靠舵手》。

康生是一位有广博文化素质的秘密警察头子，巧妙地与学生建立了和睦关系，江青打算仿效他那老练的风格：“你们想不想学习公报和 16 条啊！”他问道。“ 想！”“你们想不想掌握它们？”“想！”“你们想不想在你们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中应用他们？”“想！想！”他们反复高声回答。这样一来，康生、江青使用了在其他文化中将被称为宗教式的修辞技巧在群众的心中、头脑中灌输了革命的旋律。到 8 月中旬，这个旋律将奏出灼热的节拍。整个夏天她都用来发表讲话，紧跟革命形势，但她忽略了她早先的文化工作，因此她感到不安，并决心夺回损失。现在她开始责斥北京京剧团一团的成员，他们现在还没有公开批判刚刚解散的北京市委的各个成员来证明自己的革命勇气，多年来市委一直卵翼这个团体，没有响应她的无产阶级号召。为了证实他们现在对她和对毛主席的忠心，他们必须划清敌我界线，必须允许团里的青年和勇敢成员跟着她在表演艺术中闹革命。那些曾经反对过她的指导的老演员应该悔过自新。

11 月 28 日标志着北京京剧一团的转变，过去它是艺术上比较独立、传统上完善地受前市委保护的团体，现在隶属中央文革小组管辖。她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它也隶属解放军管辖，江青是其文化顾问。

激励江青决心改变 60 年代的世界的因素是 30 年代的幽灵，她认为这个幽灵缠过她，并迷惑了全国。到 60 年代中期江青和毛出于不同的原因都感到正遭受来自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的反对，她们把这归咎于刘少奇的对抗和优势。她与毛都知道要重新获得指挥权就要创造有利的公共舆论，这意味着首先要在意识形态上占上风。为把文化王国变成她的领域，她谴责了 30 年代的普世主义。

“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江青再次轻快地宣布。那天是 12 月 19 日，她面对解放军官兵。“你们每个人肯定都想知道毛主席的身体情况”，江青喊道，“我告诉你们，他非常健康！”

毫无疑问，还会有另一场雄心勃勃的政治举措，目的就是在社会各阶层培养一种“同志友谊的精神”。这些阶层包括拿着毛的红书，佩带着袖章、主席纪念章的庞大群众，现在还有战士。他们的单调绿色军装与众不同。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使尽浑身解数煽动军事士气，因为士兵的忠诚是执行“文化大革命”政策的精髓。

到了年底，周恩来总理完全站到了文化革命一边(尽管作为高超的战略家，他非常灵活——随时准备撤退)。现在他坚定地作为理想的革命派站出来。五个月来，一代青年花费国家的钱在全国各处乘车、睡觉、吃饭。他们现在是否正在抛开任何人的控制流入无政府主义？周恩来鼓励他们，继承长征精神，不要乘车来北京，而要步行。

第十四章反潮流

1．

1966 年 11 月，江青发出警告说，文革领导将不会满足于对政治错误的简单整顿，因为敌人的根扎得很深。她说：“我们不仅要看 50 天和 17 年，还要想到 30 年代。 ”“50 天”指六月初到七月中这段时间，当时毛泽东被排挤在“密不透风的中央机关”之外。在这个中央机关中刘少奇、邓小平和其它一些人掌权，“17 年”指的是共和国建立后这段历史。在这些年中某些时候，江青，还有主席，并没有充分掌握她认为应属他们的权力。30 年代是左翼国际主义的全盛期，她第一次想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和明星，但是受挫了。

最成熟的电影工作者，是 30 年代活跃于地下创作的人们。在国民党并不具很有效率的独裁政权下，从事激进的艺术工作，他们尚能成为自己的主人。而荒谬的是，当左派上台的时候，电影工作者又被一个比国民党更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严密监视。

江青的思想，同行动一样，萦绕心头的都是意识形态的和个人的动机。过去脆弱的蓝苹，现在强有力的江青，最后把矛头指向了夏衍。他和她的另三个“敌人”显然都被软禁，没有行动自由。

江青还指责，这些“流氓”，在拍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场面时，狡猾地运用镜头给刘少奇增光，电影里出现的所有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镜头都必须剪掉。他们还计划放映有关刘少奇和王光美 1963 年臭名昭著的印尼之行的纪录片，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江青提醒一些电影制作者：“主席不喜欢被拍摄，跟我在延安认识他时一样。现在很多革命摄影师想给主席拍摄。(除了一些礼仪性的场合)主席不允许他们在他工作时拍照。另一方面，一些资产阶级的代表，千方百计争取上每一个镜头。刘少奇就很特别，他经常正好站在主席旁边，装作跟主席讲话，他从来不站在主席后面。”

2．

4 月 12 日，即王光美在中南海家里被捕的两天后，江青在中央军委发表讲活。

她说，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是毛主席多年的秘书，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秘书。江青把文革小组的工作比作“卫兵”和“干事”，他们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和其它委员提建议和选材料。她描述她与主席的特殊关系，说她是文化和教育路线上的“巡逻兵”。她浏览报纸和期刊，挑出值得注意的好的或坏的材料，交给毛主席，供他参考。

她继续说，主席对她很严格，是一个严厉的老师。当然不像教其它人一样手把手来教她。她承认自己很无知，在座的一些同志比她更了解主席。

“我们一起生活，但他是那种沉默寡言的人。他很少说话，讲话时，常常是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国际风云、国内事务等他随时想起来的东西。有时他谈起社会上的‘小道消息’，但不经常。那些社会上流传的‘小道消息’对我来说，没多大用处，纯粹浪费精力。”

她说，在学问上她比不上其它同志，她的学问是不够的，特别是缺少系统化。“如果说我有什么优点的话，就是当我要学习某种东西的话，我一定坚持并攻下它”。

在说到主席关于领导者不应靠他的革命本钱来生活而应为人民做新的贡献时，她重复了一个她最喜欢的历史故事。主席说的这个故事，是讲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候，地主阶级重新分配财产和权利。这样的再分配会不断地继续下去。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劳动人民，但如果不严格教育自己的子女，他们就会退化，直到有一天他们会复辟资本主义。

“在座的同志们拥有比古代人物更大的权力。陈伯达同志说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她“就更不重要”。她说：权力不能轻易使用。现在人民给我们高的职位、高工资和很大的权力，如果我们不做新的贡献，人民就长时间地需要我们吗？所以，她告诉掌权的人们，人民解放军必须做新贡献。

她提醒她的听众，在塑造人民群众的意识上，文化和教育起主要作用。在“十七年”中人们犯了错误，在政治意识上模棱两可的人主管文化和教育事业，他们以及他们领导下的几百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得人们被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东西所征服。“任何要夺取政权的阶级，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发挥公共舆论的影响。过去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她说军队的领导人现在要夺取和控制这种权力。

“ 就拿我们的孩子(李讷)来说，她上小学时，有一天他们老师跟他们说到一本书，叫《顿顿的静河》，多可怕的一个老师！我告诉她那是错的，应译成《静静的顿河》。我问她，‘你想要我念这本书吗？’‘是的，妈妈’。读的时候，我告诉她，你要把它看成苏联的历史材料，或是苏联战争的历史。因为一个叛徒和一个反革命都是书中的英雄，所以它不是本好书。”

“妈妈，您怎么这么说呢？人人都说它是本好书。”

“她批评我，是因为那本书还没有允许批判。我告诉她不要把我们这些谈话说出来。我解释说我读过那本书，这是我个人意见。”

3.（略）

4．

文革的领导感觉到革命运动存在逆转的危险，必须把运动推向下一高潮，防止运动倒退。1968 年 3 月，他们开了一系列会议。3 月 11 日晚，总理、江青、叶群和其它人接见了北京的大学生，学生中还有一个来自大庆石油学院。四年前，毛主席就宣告大庆是自力更生的典范，“工业学大庆”。但现在的领导人都认为大庆没有达到新的政治标准，因为大庆石油学院拒绝批判“2 月逆流”，暗地里饶恕了刘少奇支持的那些人。他们还指责大庆，提高石油生产，把荣誉归于刘少奇而不是毛主席。江青对他们建立私人电台、窃听电话等行为感到痛恨。

3 月 18 日在北京，康生到一个安徽的代表团讲话：“什么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它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内战和阶级斗争的继续。”江青补充说：“这也是毛主席说的。”

那时，全国已有 18 个省市建立了革命委员会。

浙江是下一个建立革命委员会的省份。周总理、陈伯达、叶群、康生、江青在接见来京的浙江代表团时强调说：浙江是面对台湾，保卫祖国的前沿阵地。在台湾，驻扎着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军队，这时刻提醒着我们内战没有结束。江青和其它人更相信，蒋介石、美国、日本派了大量的特务到浙江。安全专家康生说，“王光美就是一个美国、日本、国民党的特务。”江青急切地补充说，“是一个战略性的有预谋的特务。”

特务的幽灵老是萦绕着江青。她认为国民党和外国特务在浙江渗透；彭真和其它“走资派”的头目，也派遣特务。

“他们在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房间里装窃听器，偷听电话，就像特务一样。”江青说道，“并且，浙江的文化是非常封建主义的，在绍兴剧里还上演 60 岁的女人扮演男人。”

康生嘲讽说，那里到处都是和尚和尼姑，那些尼姑应该结婚。江青又插一句：“成千上万的游手好闲的人在街上闲逛。”

在 1968 年春天跟各地方代表的见面中，至关重要的是 3 月 15 日，接见四川省革命委员会预备小组。跟江青一起的有总理、康生、姚文元、汪东兴、叶群。

“蜀定而后天下定，四川跟其他地方比，问题很多。它是最后恢复“秩序”的。”周总理用一句老格言开头，幽默地说，他不想使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了。

“有朋自远方来”，江青用孔夫子的话开头，表示欢迎这些代表。

“四川有 7 千万人口。有丰富的资源，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她边说边想，它会不会又像历史上那样变成一个独立的王国呢？”

“是你吗，李大章同志？”江青转向一个她已 35 年没见面的同志。他不情愿地上前。这是长期以来受人尊敬的西南局书记。他已受到批判，但不严重。周恩来在 1932 年跟他一起从事过地下工作，以后再没见过他。周恩来向他保证，说他的“自我检查”不用太长。

江青说，1933 年她入党时李大章是介绍人。江青很骄傲地透露了她的党龄，江青又问李大章现在多大年纪。他回答：68 岁。江青鼓励说：“让我们互相帮助，保持我们的政治青春。”

有关四川的骚乱和武斗的报告至少一年前就上交中央领导了，现在又补充为 6 到 7 本报告。总理说他没有全部看，最令他们感到麻烦的是国民党的残余影响。1937 年日本人把国民党赶入内地，国民党定重庆为首都，现在重庆被说成是一个充满旧政权、旧社会渣滓的贼窝，到处都是叛徒。重庆的公安局、法院叫人痛惜，到处都安装着窃听装置。2 月份，李井泉在一次镇压中，有 10 万人被捕，难以计数的人被杀。四川拥有包括双筒高射机枪在内的最现代化的武器。

“ 今天我们炮轰你们，也许明天你们炮轰我们，”江青继续她假想的战斗。她对杨尚昆的怀恨在心已有四分之一世纪之久。她说杨尚昆是个“专横地主”，“他的家庭也没有什么好的。他的老婆和其他坏人的老婆应该起来斗争。”她还说，四川太“封建”，“一些女同志已经做了出色的工作，应该鼓励更多女将的出现”……

第十五章弄巧成拙的林彪

1966 年 5 月 18 日，林彪在政治局发表了可谓中国历史上最不寻常的讲话之一，他讲到了世界历史上一长串的政变。这使毛泽东警觉起来，毛从未忘记自己作为终生领袖易受攻击。林彪对权力斗争的粗略分析也使江青感到不安，林彪对历史的粗暴解释及其对效法那些残酷先例的兴趣，都使江青在人身上和政治上更显脆弱。那一天林彪还剖析了充满谋杀的高层政治，预示了他对继承人位置的冲击，还有就是他灾难性的坠毁。

和林彪讲话内容一样引人注目的是当时的时间选择，三个月以前，彭真和其它忠于刘少奇的人起草了“二月提纲”，表面上说是照毛主席的要求，实际上背道而驰。他们希望保持在宣传和文化部门有关文化事务的权力，左右媒介、教育和艺术的权力属于他们已有 16 年了。

在江青的怂恿下，毛主席用忠于自己的人代替刘少奇的追随者组成了新的“中央文革小组”，这个小组将在他的指挥下引导群众造反。同样在二月，江青被任命为军队的文化顾问，这使江青和林彪联系在了一起，并以潜在的军事力量作为江青咄咄逼人的“文革”计划的支持，更长远的目标是实现毛泽东要求军队发挥军事和国家事务两方面作用的思想。5 月 16 日，政治局接受了江青和毛泽东关于在文化战线上各个领域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号召，两天以后，林彪就在这些领导人面前大谈军事政变。

林彪讲到从周代到前不久的权力争斗，讲到其触目惊心的细节，把话题引到了“四家店”——这是林彪给刘少奇一派起的绰号——在二月的挑战，这些人有政治理论家彭真、控制军队的罗瑞卿、文化和意识形态战线的领导者陆定一、以及负责人事和知识分子工作的杨尚昆。

作为一个演讲家，林彪比他的同僚们更不受群众宣传中革命乐观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术语的约束，他说：“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革命和反革命是相似的。在我看来，政权就是压倒别人的权力。”他钦佩地提到毛主席在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广布眼线“和反革命作斗争”，“我们应当从毛主席的这些办法中学习。”

他继续说到，军事政变有两个先决条件，一个是控制报纸、广播、文学、电影、出版机构等宣传机器，另一个是控制军队。只有文化力量和武装力量联合行动才能发动政变，简而言之：“夺取政权要靠枪杆子和笔杆子。”

1966 年春，林彪和江青分别掌握着枪杆子和笔杆子，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林彪掌管“武”，即控制军队，江青以毛主席的权力，取得“文”即文化事务的指挥权。他们总是以毛主席的名义行动，并努力借用毛主席的“教导”。在和平时期，“文”——道德、历史、文学、艺术是主要的统治方式，因此，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转向以“文”为第一的时代。在中国共产主义环境下，“文”可等同于宣传——这一不难理解且不可忽视的概念。领导权的问题总是一个谁能保持宣传机构主要控制权的问题。江青以为 16 年来宣传的领导权已经落到毛主席的敌人手中，而这些敌人正得到纵容想搞掉林彪。到 1966 年春，江青使林彪相信了这一说法。

面对公众，林彪绝对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这里要除去他要神圣化的毛泽东。林彪将毛主席捧为“天才”，宣称毛泽东思想永远是真理。他仅仅是像其它千百万人一样，在拍领导人的马屁吗？

毛主席并不轻松。在林彪讲话后不久，政治局在杭州召开紧急会议的时候，江青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往后的几个星期她与毛主席的通信中也证实了毛的不安。那时毛主席在旅行，而江青在上海负责文化工作。毛主席 6 月 29 目的回信是带有哲理和思辨味的，他要“了解他自己”，也让江青“了解她自己”，他引用鲁迅的话，说他们都应该比解剖别人更仔细地解剖自己，萦绕在他脑海里的是对“我们的朋友”——他们对林彪的亲密称呼——的警惕：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将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

反思自己处境的危险和有关个人崇拜的矛盾说法，他写道：

“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山尧］［山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时代，毛主席知道对人们重新恢复君主所面临的危险。他知道人民需要，但他不能承认这一点。他知道林彪以及后来的江青在吹捧他，也知道他们都将会毁灭。但毛主席隐藏在心里的对林彪动机的怀疑，却不够使他立即发出行动。林彪对军事政变的精心分析，他不能看得太重，不能看作是林彪个人战略的显露，江青对林彪不信任的开端也不容易确认。

不管怎样，透过雾一般的各种事件和各个分裂的派系，林彪这颗星继续升起。1969 年 4月的中共“九大”上，他被正式确定为“接班人”。将近一半的新政治局成员来自军队。这以后的 16 个月里，毛主席很少不和他的另一个“自我”——林彪一起在照片上出现。

这种密切关系的展示一直持续到 1970 年 9 月在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时。这次会议表面上是修改党章，据一份秘密报告的说法，它变成林彪集团从毛集团手中篡夺权力的舞台。在公开场合，林彪仍然把毛泽东思想捧上天，但在现实政治中他已赢得包括陈伯达和他妻子在内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支持，林彪想恢复国家主席的职位。自从刘少奇被解职以来，这个职位一直空着。1958 年毛主席已经说过他不想要这个职位，他的意识是这个职位不应存在。如果在 12 年后，林彪恢复这个职位并成为国家主席，他就会在周恩来之上；而且，他领导军队，就会控制党。

作为辩证论者的毛泽东相信历史会重演。对林彪的挑战，他一点也不惊奇。毛泽东说过，权力斗争的摊牌是有周期的，其时间是可以预言的。

在人类历史，一个朝代的指定继承人什么时候有绝对的安全？林彪知道代替“伟大舵手”的机会使他易于受对手的攻击，刘少奇被剥夺权力证明毛泽东不打算改变他的思路，而毛泽东比他大 14 岁，仍然很健康，林彪猜他有可能活过 100 岁。

为缩小分歧，使他和主席双方都满意，林彪没有忘记过去的宗教。他知道毛泽东对自己总有一个根本上矛盾的准则：他必须既是共产党的领导者又是被领导者。过去毛泽东领导起义民众的时候很容易这样作。随着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的追随者也都成了高级官员；为保持在同志和对手中的长者地位，毛泽东必须使自己站得比别人高，这样对群众来说，他的形象就显得更高。在不切断与群众的联系、而又把自己独立出来的过程中，毛主席不但采用了传统帝王的统治手段，而且以斯大林为榜样。在中国要诱导崇拜需要一定的政治手法和过程，在第一阶段，林彪的作法显然是受到毛主席的默许的。

个人崇拜在意识形态上的内容就是“红宝书”，即外国人所称的“毛泽东思想圣经”。它的产生要追溯到 1960 年，即林彪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的前一年。

江青认为，1961 年是“文革”的序幕。那一年，军队和党又进行了一次合作。林彪安排《解放军报》用大字刊登毛主席的语录。1963 年 12 月，毛主席发动“ 向解放军学习”的运动。第 2 年，林彪开始摘录毛泽东的长短文章，编成战士口袋里能装下的“小红本”。到 1966年，学生、群众在他们的游行中都手拿红皮小本的《毛主席语录》。随着“文革”步伐的加快，《毛主席语录》变得无处不在。所有期刊的开头、所有文艺演出的开头、结尾还有中间，在建筑的墙壁，甚至儿童的玩具上都印满或写满了毛主席语录。即使是这一运动的推动者林彪毁灭后多年，毛主席的语录和形象还到处都在。

在个人崇拜高峰的 1970 年，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提到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他谈到要人们去克服 3 千年的崇拜帝王的传统是如何困难，他讨厌戴在自己头上的“ 四个伟大”——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长远看他想保持的称号是“导师”，因为在长沙就是这样开始的。

1．

江青饶有兴趣而夸张地回忆说她几乎成了 60 年代斗争的牺牲品。在她被任命领导“中央文革小组”并取代彭真领导的五人小组后，彭真小组的一些代表冲进了“文革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他们带着武器，大声喊叫，显然要谋杀他们所有的人，但最后他们被带走监禁起来。

她也不能不承认，“文革”带来了生命、财产和农业生产等各种损失，但最严重的倒退是工业，直到 1972 年还未完全恢复。国家需要生产，大量工厂的意识形态斗争是灾难性的，变成公开的武斗；农村公社也爆发了战斗，虽然损失并不太大。经过几个月的动乱，领导人不得不重新判断他们过去对混乱的认识，用“一分为二” 的原则去思考，他们知道武斗本身并不好，因为它带来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同时，他们也阐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与文化变革对长远而言是有好处的。回顾一下，他们认为“文革”的最重要的“胜利”就是群众开始转变态度。

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的迫害致死。我问江青，为什么许广平受攻击呢？

江青回答：“这是 30 年代中期鲁迅和周扬之间文学斗争的后果，”她说：“直到她写信告诉我，我才知道那件事(指许广平的困境)。我去看了她，那次见面不久，像她丈夫一样，她被迫害致死(1968 年 3 月 3 日)，她死的消息使我很悲痛。我们正在忙其它事的时候，悲剧发生了。如果她不是受到‘5.16 集团’的虐待，也许会活得长些。不久，周恩来、康生和我去看了她在中央电台当技术员的儿子，他诉说了他母亲怎样被迫害到去世。”

政治上的谨慎使江青没有讲到对许广平的迫害是身体上的，还是政治上、精神上或其它方面的。最明显的是江青强调她跟许广平一样。毛泽东和江青都有理由欣赏鲁迅，表面看，通过纪念许广平来纪念鲁迅。实际上，在女权主义的一方面，这两个女人，还有其它不那么著名的女人，都逃不掉成为丈夫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的命运。这两个聪明的、热衷于政治的女人，在上海 30 年代的斗争中变得成熟。她们都嫁了名人，都比他们的丈夫活得长。相对平凡些的许广平，伴着她丈夫的传奇度过一生。局外人在想，她是否曾反抗党对鲁迅作品的压制，以及对鲁迅的门徒丁玲、胡风、萧军的无情迫害，反对江青借用鲁迅的名义和文章攻击她们“共同的敌人 ”——周扬？

许广平顺从别人对历史的定论，而且没有成功地追求自己独立的事业。同样，江青忠于她丈夫和她丈夫代表的事业。江青区别于许广平的是，在二十出头的时候，她就怀着很高的抱负和用她的力量去改变历史的顽固信心。50 年代早期，她就开始一个精细而艰苦的过程，建立独立于她丈夫的事业，培养她的拥护者。

2．

在北京的会谈中，江青开始了共产主义时代中国宫庭政治的新篇章：“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九次两条路线的主要斗争，第十次斗争是最严峻的，卷进去的是林彪，他不仅多次阴谋杀害毛主席，而且他还想杀害所有政治局成员。林彪的人画了我们住所的地图，企图发动袭击，炸掉我们，立即结束我们的生命。斗争激烈得很！这些人这么阴险、残酷、野蛮，他们甚至想杀害毛主席！”

姚文元插话说：“他背后有苏修支持。他失败后，带着她的老婆和儿子逃往苏联，他仓皇失措、惊慌逃跑。他背叛了祖国和人民，自取灭亡，他的飞机在蒙古坠毁。”

江青继续说：“像周总理、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同志和我都站在毛主席一边。林彪他们到处放火，我们就像消防队员，用战斗来保护老同志。林彪的目标是推翻所有老同志，篡夺权力，让苏修立即派他们的军队来。”

江青说林彪的背叛由来以久，但没有解释为什么她和主席花这么长时间才抵制它。1959年，林彪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后，他宣告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不喜欢这种夸张，他说：“一句就是一句，有一件事(指拒绝重设国家主席的职位)，我已说了 6 句话也不起什么作用，更不用说半句了。”

林彪不停地盗用别人的语言，如“大海航行靠舵手”，林彪经常说这是他的话，实际上他是从别人写的一首很流行的歌曲中摘出来的。江青对其它领导人说，林彪用这么高的语言来形容毛主席，使毛主席显得很不谦虚。

江青说：我读过毛泽东选集的两个版本。第一本，名叫《最高指示》。她想知道“最高指示”是什么意思，能想到的，只有一个称号一个人，就是毛主席，但说主席是 “最高指示”的唯一作者，这使毛主席显得很不谦虚，谁写的文章真能这样呢？说“最高”指示，就是暗指在某个地方，某个人还可以发布“第 2 高”指示。但没有人认为他写的东西是“次高”的。一些同志最后设法阻止了这个第一版本。

那些控制出版社的人(解放军出版社由林彪和他的支持者领导)不让主席了解他们的计划。他们不事先通知主席、总理或她，就用他们的权力发表了几个版本的主席著作。有一次，江青听说又出了一本小册子《毛泽东思想万岁》，她向周恩来要了一本，那根本不是“小册子”，简直是本厚书。她和主席看过这本书后，又交给其它同志提意见，他们意识到这本书三分之二是林彪的思想，只有三分之一是毛泽东思想。那时，这本书几乎人手一份，因为它只花六毛钱。她说至今她们家客厅里还有一本。不久她发现这是同一本书的几个版本中的一个。

江青告诉来宾说：甚至连你们美国也卷了进来。当乔冠华访美时，美国电视播放了毛泽东、林彪在一起的照片，然后是“超级间谍林彪”独自站立的镜头。这个电视片向中国领导人表明，美国政府对中国政治有很深的研究。甚至尼克松也害怕对他不利的间谍活动，江青又补充说。

一次她从北京的混乱中撤出来到上海休息。她发现上海已完全被林彪集团所束缚，毛主席语录刷遍了这个城市的所有围墙。她看见一个巨大无比的毛主席像，主席的头上还有一行用很大的字体写成的语录。这种怪异反常的景象使她“很生气”，“这种展览使得毛主席显得很不谦虚”。她跟负责上海政府的张春桥抱怨这件事，张春桥警告她说：如果主席的画像和标语被拿掉，林彪的画像和语录更多，更占主要地位。即便这样，她还是坚持拿掉那个画像，以后只允许谨慎地展示主席的画像和语录。因为历史遗留的东西很容易被有野心的人利用，所以不是所有的遗迹都应保护。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太多的事要保存。因此中国领导人开始清除一些历史纪念物，颐和园前面的一个牌楼和市中心的三个牌楼被搬去。那三个牌楼以前树立在天安门前面，就像三个“奇怪的小洞”。江青又说，你也许认为它们很珍贵，因为你们的国家才建立 2 百年；中国有很长的历史，所以这些牌楼没有什么意义，还阻碍交通，所以我要呼吁拆掉它们。陈伯达、梁思成等人反对她的命令，她告诉他们去爬一下故宫后的景山，看看北京最高的建筑北京饭店怎样破坏北京的轮廓。

陈伯达等人不管江青说的美学的、实用的考虑，仍反对建筑的变化，尤其是搬掉牌楼。1971 年，这些牌楼被搬到了陶然亭。她又补充说，这个保护行动也不会增加这些牌楼的历史意义。但是，她强调，真正有历史价值的古代遗迹和文物要保存，例如湖南马王堆的文物。

江青又讲回到了林彪和他的追随者。她回忆 1970 年时在中山公园碧云寺不愉快的参观。江青很欣赏吴德，让他负责文化工作。那天吴德有别的事，万里作陪。她厌恶地说，“万里真是傻瓜，那天他很不礼貌。”

到公园后，万里说想带她看几个佛。她提醒万里，她来的目的是寻找珍稀的花草，采些标本带回她的花园。但他坚持要看佛，她顺从了，跟着他到了碧云寺。因为近视，她一下子看不清那些黑乎乎的东西。万里先给她看祭祀的用具和贡品，然后再看孙中山著名的帽子和其它史迹。最后，在庙的深处，她突然止住脚步，她看见一个小小的主席像。她想，那肯定是刚放上去的。

她愤怒起来，虽然把孙中山的遗物和佛像摆在一块还可接受，但谁也没有权利把毛主席的像或者是跟毛主席有关的东西放在一个庙里。她又仔细查看，这个庙宇有五、六百年了，里面有 5 百罗汉。她立即命令军队来清理所有跟主席有关的东西，恢复了这个庙的原貌。她提醒万里，大量的外国客人和劳动人民参观这个公园，把主席像放在庙里的错误作法是对他们的亵渎。她的愤怒引起旁边人看热闹，但她不在乎，她想人们应认识她是谁。为了显得更有戏看，她拿下贡品分给站在一旁的人，告诉他们：“吃！”

1971 年，江青游颐和园。她要爬上高高的建筑佛香阁，去看看昆明湖的全貌。在她经过佛香阁时，看到墙上用大字刻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和话。”每个字有 6 尺高，用的是林彪的字体。林彪把自己的字体刻在著名的墙上，也认为这是他自己的语录。其实这句话最早是由雷锋说的。

当她在颐和园第一次看到那些大字时，她跟陪同曲折地表示：“主席有很深的文学功底，他的书法是艺术。”9 月 20 日(林彪在蒙古坠毁后)，有人被派去颐和园抹掉林彪的字。

1971 年，林彪调动力量阴谋反对毛主席，局势很紧张。毛泽东不断地跟周总理商量怎样应付这些事件，但毛泽东的想法不容易得到贯彻。经常不断的危机，使他们几乎不能工作。即使在中南海家里也不可能，因为敌人已渗透到里面。在中南海他们难以安全地吃和睡。为了安全，主席和他的警卫离开了中南海，撤进了京西宾馆。那里很不方便，他们又搬进了设备高级的人民大会堂。危机期间，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所有客人。江青又补充说，主席为反击林彪阴谋，到处找安全的地方，这件事在此已前没有向外人披露过。

第十六章革命戏剧

毛泽东：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一九四四年

1972 年初春，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江青邀请他观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他似乎喜欢这个剧，请她告诉他这个剧的剧作家、作曲家和导演的名字以及其他当代中国 “音乐”的作曲家、作家。她回答说它作们是“集体创作的”。他不容接受这种解释，她向他微笑，不能指望他会认识到她个人为创造全国的新型戏剧所肩负的责任。

戏票很便宜。那些费神反过来询问美国戏票价格的中国人便都很吃惊：“控制和消费文化的确实是资本家”。知道了中美票价的差别后，江青说：“如果样板戏到美国演出，票价必须要压低——以鼓励大众欣赏。”

江青说：“如果你打算研究艺术，你首先必须抓住对中国社会的分析。然后你才能理解艺术怎样在上层建筑内发挥作用。”在美国人看来，她频繁使用的马克思术语，大约与美国最广泛的文化概念相等：艺术、文学、教育、科学和一般的观念、价值。共产党的理论家一直认为上层建筑必须补充经济基础，如果历史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那么，上层建筑就与经济基础的变化同步。60 年代早期关于历史的首创精神在中国展开了辩论。没有结果的争论在文化大革命中获得了解决。以江青为首的毛的捍卫者争论说：中国的上层建筑，特别是在教育和艺术中，没有适应经济的变化。如果允许这种落后持续下去，那么社会经济基础不可避免地就要“遭到破坏 ”，因此有可能使“资本主义复辟。”

到 60 年代中期，戏剧已经具有长期的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传统了。1931 年，在江西原中央苏区，党就在红军中建立了一个剧院。1932 年建立了高尔基戏剧艺术学校，苏联的影响持续不断地流传过来，其渠道有：翻译俄国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通过中国的年轻共产主义领导者活跃地在上海、中国苏区、莫斯科三点之间穿梭旅行。从 1933 年以来，关于斯大林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戏剧的消息就传到了中国具有宣传意识的领导者那里。在莫斯科的影响下，一个兰衫剧团和一种活报剧的即兴戏剧风格就成了从活动舞台上宣传政治意识形态的固定手段。江青在 30 年代中期的戏剧生涯突出了革命戏剧的其他更复杂的形式。但是，在国民党统治的城市，这样的“上层建筑”发明并未得到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支持。

解放后，教育和文化机构与土地和工业一起都逐步国有化了。进步很缓慢。比如，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在经济基础中，像某些公私合营的小商店还被允许继续存在一样，某些上层建筑的现象，包括私人所有和经营的戏团仍然存在着。当然，也做出了一些象征性的努力使这些剧院国有化。1950 年 6 月，周扬召集了 40 多位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出席第一次京剧改革的会议。不久，以张庚(被江青拒绝的求爱者之一)为首的京剧研究院成立了，它隶属于文化部，促进新的委员们与分散的演员、歌唱家、杂技演员和音乐家的团体之间的合作，地方戏剧的各色演员根本不知道政府的章程。1952 年，成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它原是一家中外合营的资产阶级公司，它要改革现代戏剧，使它成为提倡社会主义艺术目标的新型剧院。在这里系统地执行了自 20 年代初期就用来提高政治觉悟的大众化戏剧的策略。为了传统共产主义意识，为了缩小职业艺术家与劳动人民之间的阶级差距，剧院成员被分为四个队，轮流派出去到工农当中去演出。在“文化大革命”中，也积极和广泛地推行这个公式。

社会主义消灭阶级的规划并没有根除古代文化的传统或排除从国外进口现代的文化。大约在 60 年代，仍有上千个地方剧团活跃着，有些是独立的，有些是得到国家支持的。在那些城市艺术鉴赏家当中，特别是在那些为自己的生活寻求新的、不落俗套的答案的人中，对易卜生、奥尼尔、萧伯纳、契诃夫和曹禺的戏剧的热情仍然不减(曹禺是这些剧作家在中国最杰出的模仿者)。俄国戏剧家和他们的中国学徒直到“文化大革命”前仍在教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方法。后来由于国家的干预，关于“灵魂自省”等各种示范才都停止了。

50 年代初，那时中央的控制几乎没有效果，古代、现代、封建和资产阶级的风格开始融合，产生了新的戏剧现象。梅兰芳是一个杰出的演员，他擅长表演京剧中优美的女性角色(只是在解放后，女演员才正式登上中国的舞台)。他的生涯就表明，个体表演者仍然具有文化的积极性。在本世纪初，他曾试验用现代服装演出京剧，但后来放弃了。到本世纪中，他已经在国际上获得女性扮演者的声誉。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他继续为他的古代风格增添现代的光彩。他用英文出版了回忆录，为他的演出录音、拍电影。而且夸耀与好莱坞的人物的友谊。从本世纪中起，剧作家创作新剧要比传统京剧使用更多的对话和现实性背景。田汉关于武则天的戏剧，夏衍关于赛金花的戏剧和吴晗关于明朝严厉的官吏海瑞的戏剧，只是新的历史浪漫潮流的一例。

由于女演员的道德一般被认为是有问题的，或者，只有表演受欣赏，那么，江青是否有一切理由在她的世界中避免在公共的头脑中恢复她的戏剧形象呢？她的最终目标就是颠倒男性的政治力量。此外，中国和世界各地一样，“文化”绝不是女性占统治地位的领域。多少世纪以来，男人在剧场都是主宰，他们是剧作家、导演和音乐家，直到最近仍然垄断着舞台。

江青的道路仍然遵循着一般艺术和特殊的戏剧艺术中的帝王赞助的传统。唐明皇在他的皇宫建立了一个剧团，名叫梨园，他的后继者也实行这种赞助传统。最后的满族统治者慈禧太后非常热衷戏剧，她在颐和园为自己按照明代过度华丽的风格建造了一个高的椭园舞台。在这里演出的是一些传奇故事，其中有命运不佳的情人，有教人孝道的故事，也有从佛教经典中选用的宗教性假面舞会。慈禧太后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观众。有时，她和她的被保护人同治皇帝也亲自扮演一些远远不如她们尊贵的角色。

中国现代的统治者没有更多的时间享受田园生活。他们决心改变皇朝时代已确定了其文化模式的那些群众文化的特征，因此，而没有时间个人娱乐，如图书收藏，艺术收藏和电影鉴赏。他们最关心的是人们应该选择什么东西去阅读、去观看、去欣赏。

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如在工业现代化中一样，共产党领导人也不能排除西方的因素。所以他们说：“我们的文化大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扫除旧的剥削制度的残余，扫除所有剥削阶级的旧观念、旧文化、旧习惯和旧风格。”

到清王朝的末期，旧的卫道者认为它的政府制度、历史渊源和丰富的文化及艺术都优越于“野蛮人”——西方人，而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则驱使当代的中国领导人抛弃了“封建政府”和过去的文学传统；古代的物质文化：青铜、陶器、瓷器和建筑、公共历史遗迹却成了民族骄傲的新源泉。它们不是作为艺术家和专家的天才受到颂扬，而是作为“劳动人民的创造”受到颂扬的。

党的领导人，包括毛和江青，在他们为革命时代创造一种文学文化的斗争中，曾承认有一种不足，甚至失败的感觉。近百年来对西方爱憎交织的态度仍未减弱。自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并非毫无建树。假如自 30 年代以来的中国的政治环境允许，那么，鲁迅有可能成为中国的索尔仁尼琴，田汉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亚瑟.密勒，夏衍则有可能成为中国的费德里克.费里尼。此外，他们每个人都只是一个有前途的创造团体的中心。他们的悲剧性缺陷似乎是与个人主义相联的天赋，是抵抗融合的勇气。鲁迅死于 1936 年，另外两位幸存下来，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跌倒了，似乎矛盾的是这同一场运动却空扬了鲁迅的英名，他不仅被誉为革命的“旗手”，而且被称为“共产主义者”，虽然他从来没有在任何共产党的组织下进行写作。 1956 年，毛泽东评论了这种文化矛盾现象：我们必须认识到在现代文化方面，西方文化超过了我们。我们落后了。在艺术中是否也是如此呢？在艺术中，我们有自己的优点，也有自己的缺点。我们必须善于吸收外国优秀的东西，克服自己的缺点。如果我们坚持旧的方式，不研究外国的文学，不把它引入中国；如果我们不知道如果欣赏外国音乐，不知道如何演奏，这是不好的。我们绝不能像慈禧太后那样盲目排斥一切外国东西。盲目排斥外国东西与盲目吸收外国东西一样都是错误的，有害的。

2．

任何有历史意识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孔子的言论：音乐可以培养人的灵性。从中国历史的最初年代起，音乐就与国家的礼仪相结合。在西周时代，射箭仪式就有乐队伴奏，使用的乐器有琴、笛、鼓、钟，汉朝的皇家乐队又增加了一些乐器。经过四个世纪的分裂，大约从公元 6 世纪到 10 世纪，出现了隋朝和唐朝，它们被一致公认为是巩固的帝国，有繁荣的文化，它们吸收了某些外来因素。这两个王朝的皇帝都建立了高度统一的音乐部门，它们努力从中亚，从少数民族吸收音乐与占主体的汉文化传统相结合。一千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被认为与过去的王朝一样，在分裂之后达到了政治统一，它赞同对少数民族音乐进行生动的研究，少数民族音乐也被称为“民间”音乐。这种音乐将与汉族古典传统和西方传统的因素结合起来，所有这些因素都理想地排除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泛音。

在慈禧太后“盲目地排斥外国的东西”的同时，想象力丰富的改良主义者梁启超却赞赏外国音乐，他认为外国音乐比中国的音乐的力量要大得多。梁启超认为中国尚武精神不足，在 19 世纪末，面临外国帝国主义的挑战时，这表现得最充分。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音乐的“懒散”特性，就像雅典人教育斯巴达如何利用军乐激励战士争取胜利一样，他认为中国人应该想办法去刺激国民的勇敢与进取。

希望通过有选择地借鉴外国和中国过去的传统来增进中国的音乐，这种愿望从来没有像“文化大革命”前夕那样强烈。全国动乱中一个压倒一切的目标就是把人民的革命意志谱写成全新的歌曲，这样他们就能集体地投入雄心勃勃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60 年代，当江青从事这项划时代的挑战时，她面临的问题一直是那些文化平衡和综合问题。在追求文化的自力更生时，中国能忍受多少外国因素？外来民族及其国家能为中国提供多少文化优势呢？

从 19 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的挑战似乎就包含了文化与工业和军事的标准。由于 1840—1880 年鸦片战争的屈辱和不平等条约的结束，少数改良主义者在 60 年代发动了一个运动以建立工业基础和加强国防。由于有一个基本上是农业的、非工业的传统，他们史无前例的对统治人类之外的大自然的力量与能量的追求被历史学家本杰明.史沃茨恰当地称为浮土德和普罗米修斯。中国共产党也采取了同样的有活力和进取的精神作为普遍的行动原则。在物质的因此也是社会经济的领域中，土改和工业化使它得到继续发展，而 60 年代中期巨大的动乱则在文化领域中使其发展。

在“文化大革命”的庆祝活动中音乐成了中心因素。从西方借鉴了大量乐器和交响乐，这对现代中国的历史时刻是适宜的，正如一个世纪以前，工业技术和军事文明对那个历史时刻是适宜的一样。外国的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单簧管、小号和大钢琴按照柴可夫斯基、李斯特、拉克马尼诺夫、贝多芬和斯米特纳的方式配合起来，可以获得预想不到的洪亮度、音量和乐器色彩。在中国的音乐舞台上，浮士德和普罗米修斯的精神突出了无产阶级的抱负、战斗性、富有和力量。

江青在采访中讨论“文化大革命”的音乐基础时说，中国人过去轻蔑自己的音乐遗产。每当他们听到一段西方音乐时，他们就不假思索地认为要比自己的音乐好。他们也不会严肃地想到可以谱写新的乐曲。几十年来在西方音乐的强烈影响下，某些人最终认识到这个事实：它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一种作用。放松了她那恪守的的马克思主义信条，她说，要向西方音乐学习的东西很多。世代曾献身于掌握外国乐器和音乐乐谱的音乐家对这个经验并不感到羞辱。他们对外国音乐的热情使中国产生了很多音乐家。有一大批钢琴家，其中有些人技术娴熟、多才多艺。说句玩笑“中国比李斯特还有更多的李斯特。”

她又说道，她没有听过很多的西方音乐。直到 60 年代初，她开始自学之前，她还不能流畅地阅读乐谱。但多年来，她就相信中国人民在外国成就的基础上能够提高自己的音乐文化。

“手拿铁锤，我开始向一切旧习俗进攻。”她举起拳头说。她的进攻在音乐界引起了一连串争议。

她的音乐素养是不平衡的。当她在济南戏剧学校上学时，学会了演奏几种乐器，其中有钢琴，她学了 3 个月。她回忆说，虽然老师很喜欢她，但在键盘上他是个严厉的执行纪律的人，他用棍子打她的手腕，纠正她的风格。她不喜欢这样，因此，从未超出音阶和基本练习的范围。从 1972 年春季尼克松总统到达之前的简报中，她得知尼克松能极优美地演奏钢琴。因此她不敢告诉他她曾经涉足其中。“你是听到我承认演奏过钢琴的第一个外国人”，她笑着对来访者说。

多年以来，主要是自 1964 年以后，她走访了各种音乐学院，花了很长时间听排练，仔细考察如何教授和演奏外国乐器，观察了单簧管、双簧管、长笛和其他乐器在独奏、室内乐和交响乐中的安排，她开始欣赏这些乐器的多种性能及其与其他组合(包括中国乐曲)混合的潜在能力。她承认在深奥的音乐领域中进行这样的突袭并非易事。她痛苦地认识到杰出的音乐家因为她缺乏严肃的音乐背景而对她表示的轻蔑。但是他们不敢贬低她的特定目标——在音乐界进行“革命”。

李德伦这样学会了合作，及时交给她新的作品。他们的作品有两部初稿：《黄河钢琴协奏曲》和《沙家浜交响乐》(根据“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的脚本改编)。刚刚交上来的初稿被外国影响“弄糟了”。但是在她的指导下，两部作品都修改得达到了样板作品的水平，她承认，它们还不是尽善尽美的。把它们组织成交响乐是极为困难的，因为她不仅要同音乐乐谱的根本的“概念化”做斗争，还要与那些负责创作细节的专业作曲家进行斗争，最后还有演奏者。当她急于重新改写《黄河钢琴协奏曲》时，作曲者和演奏者同时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执拗，不知如何正确工作。起初，她召来的那些演唱者拒绝放弃他们的职业性忠诚，拒不加入由她组建的中国音乐协会。因此，她不得不“用锤子敲他们”，直到他们回心转意，她重复地说。

《黄河钢琴协奏曲》是从过去的一部作品《黄河大合唱》中选取的，那是冼星海在延安谱写的一首赞美诗。她曾经参与了这个作品的创作，因为当洗星海在谱写这部作品时，她正在鲁迅艺术学院工作。在后来几年，她发现《大合唱》有几段不健康的地方。现在的作品中已经删去了，这部作品还有其他缺点，她赶忙又补充。个人的经历赋予她改进这部音乐作品的概念；在解放战争中她几次跨过黄河并到过地处西北的黄河上游，这使她对黄河的形状和动态留下了生动的印象。

为了让殷承宗准备谱写钢琴独奏部分，她派他去追寻毛主席走过的征途。这样他就能够从音乐上把握着老一辈革命家在西北进行战斗的原来的精神。

在她的指导下，《黄河大合唱》原作中突出的外国音调减弱了。在改写的每个阶段，她和她的助手都征求群众的意见，并适当地调整音乐。在创作《沙家浜》和有钢琴伴奏的京剧《红灯记》时，也定期征求了群众的反映。

3．

正如托马斯.杰弗逊在 18 世纪所说的：“现在属于活着的人”，这个论断是刚刚感觉到自己同胞的命运的每一代革命者得出的论断。毛泽东也有关于“现在”的类似论断：“为人民服务”，这是他在延安为一个战士举行的葬礼上说的。喜欢口号的共产党领袖拿起“为人民服务”这个口号，用到成千上万个场合中，在教育、科学研究、公共卫生和军事、官方的活动中，无所不用。在 60 年代，江青把这个口号变为表演艺术中唯一的创作标准。

为了构思和创造“革命样板戏”，江青可能从毛那里得不到实际的帮助，他的文学天才见长于散文和诗歌。在 60 年代她开始在公共事务中积极活动时，他已经长期习惯于听取她对戏剧方面广博的知识了，虽然有时也在某些地方进行钻研。

江青创作无产阶级的交响乐和戏剧，是按照几个世纪以来根据当代趣味改编古典形式的古老传统进行的。正如格律肯定会使诗歌严谨一样，古典戏剧形式也肯定会使“ 革命戏剧”严谨。中国人民——新的无产阶级艺术的主要观众——习惯于保留某些古典和大众戏剧的结构形式。音调、速度、演唱风格、杂技和夸张的脸谱都被保留下来，使陌生的目标具有熟悉的类型。

虽然西方的这类革新，如有前台的舞台，现实性的布景、道具，一支扩大了的交响乐队从舞台上移到乐池中，起初似乎看来是陌生的，但是，中西结合的方式对大众的期望来说并不是过分冒犯；而纯粹的话剧，没有歌唱和舞台杂技动作的对话，却是一种冒犯。

在 “文化大革命”中，“先破后立”的口号被用于表演艺术以及其他许多机构。文斗而不是武斗是戏剧的风格。从江青及其捍卫者制造的破坏中产生了一组“样板戏 ”。样板的意思就是“模范”或“模式”， “样板”用法的演变具有政治意义。在 50 年代，“样板”是指“示范田”，大跃进时期为了展开大竞赛而建的样板农田。因此，“样板戏”就把这个隐喻从基础扩展到上层建筑中。它的启示就是：公众娱乐应有其模范代表，但要根据革命领袖和他们时代的要求而变化，在农业中也是如此。

1968 年，当“ 文化大革命”顺流而下的时候，八个样板戏全部问世了：其中有 4 出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两部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黄河钢琴协奏曲》，还有一系列的中国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雕塑造型：《收租院》。实际还有两出京剧：《杜鹃山》和《海港》。每一个 “样板戏”的诞生都作为一个全国性大事在报纸的头版予以大量报导，党的《红旗》杂志则做了哲学性解释。这八个“革命经典作品”将逐渐扩展到某些绘画艺术中，最突出的是一幅油画：风格是西方的，而题材是：身穿学生装的青年毛泽东在 20 年代初到安源煤矿调查劳工的生活状况。

如果新京剧像以前那样匆匆拼凑而成，“人们将会打倒我们”，她在 1967 年 11 月的一次谈话中说。“八个样板戏在目前垄断舞台会好一些”，因为它们扫除了帝王将相和资产阶级，芭蕾舞和交响乐也得到了改造。“虽然它们还有缺点和需要进一步调整的领域，”她说：“但它们至少引起了轰动，震惊了世界！”

她感到不得不消灭对资产阶级个人天才的观点的长期信仰，而去培养对无产阶级群众创作的理想的稳固信念。这种理想是从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引申而来的，在 60 年代中期各方面的政治生活中都运用了这个方法。她在 1964 年的讲话《论京剧革命》中评论了上海市长柯庆施运用了“领导，作家和群众三结合”的创作方法。

如果这就是民主集中制，那么，要对话剧做些什么呢？我问道。

江青回答说：“文化大革命”中，她试图改写某些话剧，但没有得到必要的合作。作为戏剧界的“支柱”的那些作家、舞台监督、演员是在 30 年代和 40 年代学到他们的价值和风格的，那时的政治气候完全不同。他们当中有些名为共产党员，实际是“叛徒、特务”。虽然这些知名的戏剧家也像其他人一样在延安时住过窑洞，但是，一旦他们重新回到他们热爱的城市，他们就恢复了奢侈的资产阶级生活。那些豪华的家庭和陈设使他们不可能适应广大的工农兵。她花了多大力气去改造他们的态度啊！她喊道。但从长远来看，她这是徒劳的。

她从 60 年代初开始努力创作样板话剧，那是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

那时她希望重排几个军事题材的新话剧。其中有一个是关于雷锋的，另一个是关于长征的，第三个是《南方来信》(关于在越南的美帝主义的政治情节剧)。

从一种风格向另一种风格变化不可避免引起了意志上的斗争。她谈到一个作品，最初叫《长城》，后来又起名叫《南海长城》，原来是写成一出话剧，后来改编为歌剧。在“文化大革命”中，剧作者同意把手稿交给她考虑，她作了一些改动，他也接受了。但是当她把修改稿交给导演时，他开始用一种“反动的”方式抗议。虽然他“虚伪”地请她“指教他”，但当她向他说明怎样提高演出时，他没有听她的话，还故作姿态请她来导演。她说，这种固执向她说明“他是个反革命”。

她更平静地继续说，实际上抢救话剧的失败努力是由于领导的错误。领导者不得不认识到那些长期把持了戏剧的人——作家、导演和演员完全是剧院的产物。他们脱离了“实际经验”，因而忘掉了普通人民组织和动机。于是某些剧院的人就非常“懒惰”，不愿接受任何“新任务”。年轻人一般是比较容易改造的，然而，领导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要鼓励老的有经验的剧作家、导演、演员不要在动荡中丧失信心，而要在新条件下“跟上形势”。

在 60 年代初，没有任何人支持她使戏剧现代化的努力。在她认识的所有领导人中，只有柯庆施同意与她一起前进，她独自改编了一个话剧《年轻的一代》，失败后，她把手稿交给柯庆施，并希望通过他的市长办公室，让一个上海剧团演出这个修订稿。wengewang.org 但是在这个上海稿中，人物冲突从来没有明确起来，也就是说“政治上先进的角色”在戏剧上从来没有超过“反面角色”。其他问题出现在关于现实的舞台背景的设计中，这样就偏离了传统的舞台。她又说，此外，当她们努力教育有经验的演员如何扮演无产阶级人物，教育他们丢掉矫揉造作的保留节目时，但他们却继续拿着过去高得吓人的工资。当领导注意到这种不公正现象时，演员们感到惊慌失措。他们认为他们要失业了，这是极不可能的。但是即使在 1968年以后，演员与其他专业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一起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到农村接受政治再教育时，他们继续领取同样的高工资。周总理从来没有批准这样做，她说。

人们常常骂她，因为她投身到对那些似乎无可救药的话剧的改革中。她举了一例，那是解放军创作的独幕剧《带兵的人》。当这个剧初演时，她的某些助手打电话催她去看一看。在解放军的文化评论家和解放军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陈亚丁的陪同下，她去了。她发现剧中的人物“令人讨厌”，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模糊不清(既不绝对好，也不绝对坏)。在幕间休息时，她问陈西丁，舞台上扮演的士兵是“个别的”还是“普遍的”典型？那个男主角是中国军人的“典型”吗？他的性格使她恼怒。

虽然作为一部话剧，《带兵的人》有一些“问题”，但她想作为电影，它还是能改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电影的拍摄都停止了，所以她特别需要电影脚本，用于她的新的创作中。她向周总理说明了她的计划，他很快就邀请她在即将举行的电影节(大约在 1965 年)上讲话，谈一谈把话剧改编为电影的问题。这个消息使主席感到吃惊，他制止了这个活动。因为他也看过这个剧，轻蔑地说这个话剧是“自由主义”的。她相信改编后的电影可能会导观众。

我问江青：是否有可能把外国戏剧重新引入当代的中国？

她回答说，这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当然，外国戏剧在 30 年代曾经一度很流行，那时花了很多精力排演翻译作品。大量的戏剧是以外国电影改写来的，日本电影《婴儿杀戮》和一部爱尔兰电影，名字可能是《锁上你的提箱》就被人们从银幕上移植到话剧的舞台上，她在两个剧中都担任了主角。然而，一些最成功的演出是根据原著演出的，其中有易卜生的《娜拉》(《玩偶之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戈拉其拉》和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他们自己对戏剧的表达是极完美的，远远超过了照本宣科地表现欧洲人的作品所能达到的效果。

近来有人试图把传统的中国小说(多少世纪以来这是传统京剧的情节源泉)演义搬到革命的剧场中。某些“资产阶级剧作家”把《三国演义》的章节改编为现代京剧。但是，剧本、乐谱和舞台动作多年来不断修改，最后已经不像原著了。从领导人的观点看，这是令人失望的。

如果要把话剧提高到“现代革命”的水平，都是如此困难，那么传统京剧又将如何呢？数世纪来，它享有最广泛的大众感染力。她开始谈到某些旧的戏剧种类的深奥和杰出的方面。

她说，当她在山东长大的时候，昆曲正广泛地演出，虽然看的人很少。在昆曲剧院，只有前几排有人坐，主要是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他们必须不断研究手上的剧本，以便了解正在发生的情况。同样，在京剧院(虽然这种戏剧不太神秘，而且它们常常取材于通俗的历史)中，戏迷也坐在前几排，后面是空的。

她审定的“样板戏”，综合了几种地方戏。它们反映了沪剧(在 30 年代就在模仿好莱坞电影时显示了光辉)和淮剧，淮剧也产生于上海。

60 年代初，她开始调查各种戏剧。她记得有一次随便看了一场京剧演出。观众很少。当著名的演员马长礼看见她时，他突然忘了台词，只是呆呆地楞在台上，她故作惊讶地回忆。

无论是中国青年人还是外国朋友“都不喜欢再看戏了”，她坚持说。当然还有她女儿李讷，她曾经是个京剧迷。由于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她能够欣赏传统戏剧的深奥语言和微妙的象征主义。然而，大多数人还不能理解它的一切：女人的“水袖”、下垂的胡须以及其他历史性细节(与伊丽莎白时代的剧院相似，当然，大歌剧是西方文化精英赞助的)。

她说，创造全新的艺术而不借鉴前人几乎是不可能的，这需要极细致而又坚定不移的劳动。中国在从古代艺术中提取现代因素时，就像那些打算摆脱“宫廷艺术”的人一样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们发现自己仍然在依赖它。在中国对传统旋律进行“挽救”的时候，领导人是从下面这个公理进行工作的：文字与音乐是不可分离的，从古代起，所有诗歌都是用民谣的风格，就是说，是可以唱的。为了这个原因，革命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从古代歌剧移植音调。革命京剧《龙江颂》突出了传统的乐器。

江青假设外国人会认为，为了新的目的而不断改编旧作品的做法是奇怪的。但中国人知道他们不是世界上唯一这么作的人。但是历史家必须认识到，这些革新的戏剧，吸收了不同的文化传统，是植根于现实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而创作出来的。

由于江青在 1964 年北京京剧艺术节上取得了成功。她开始制订第二年关于电影艺术节的计划。像过去一样，她的目的是暴露当前电影中的缺点并提出新的指导原则。从一开始，她的努力就受到周扬及其电影界集团的阻挠。正如 1966 年的《红旗》杂志报道的，江青“判处了电影界资产阶级统治的死刑”。“资产阶级的导演中心制”被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在整个激烈的辩论中，那时主要是由毛的捍卫者支配着，无论好坏，党和红卫兵的刊物都不敢说江青这位电影艺术的新夫人曾经是一位电影明星。

男女演员和制片人、导演都曾被她冻结了，驱散了。在这个士气低落的文化环境中，她怎样可能拾起碎片，任用技术人员，召集必要的忠心耿耿的天才使摄影机再次转动起来呢？

江青说，生产好的影片比改造戏剧甚至更麻烦。电影艺术是多方面的艺术，在技术上更复杂，而她本人的背景并不在制片专业。她打算控制电影工业的企图在大多数战线都受到敌人的阻挡。比如说，在河北保定市，有一个影片加工厂，那里保存着她曾审定的作品的宝贵底片。在“文化大革命”中，她试图维持对这个工厂及其档案馆的控制权。但是“敌人”非常憎恨她的计划，他们要用手榴弹炸毁她的档案。如果他们成功了，她在胶片厂的所有新作品就将消失了。她尝试制止他们的继续破坏，但失败了，于是她请周恩来于预。周恩来干预了，但没有制止他们的骚扰。

为了制造混乱，“林彪及其同伙”怂恿某些电影技师换掉她正在制作的电影胶片，因此色彩变红了，不自然了。他们在影片加工中的“颠覆”活动很快升级了，变成了保定地区的公开战斗。

有一次请了三个摄影师和导演到颐和园一起合作，他们要花一天时间拍摄。她选的题材是一个普通的技术试验，就是她的手下人(也是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与其他一些选手的比赛。几天后，当他们再次碰面比较结果时，他们发现：在其他人使用的胶片中红和绿的色调消失了。而她的胶片，是用她个人的设备加工的，却是十分自然的。她确信，这是又一个证据，证明在影片加工厂有恶意的干涉。

江青不止一次说，其他国家在电影生产中取得了巨大进步，有许多地方值得中国入学习。如果有时间，外宾可以一起看看她喜欢的几部影片。她提到墨西哥影片《冷酷的心》。虽然影片的内容是“反动的，因为它粉饰殖民主义”，但是，它处理光线与色彩问题的技术方法却是奇妙的。但是，领导同志从来没有看过原版片。他们的三部拷贝都有中文同声译音。一部拷贝存在中央委员会，第二部在上海，第三部在北京(很可能在她个人的影片档案中。)

当她着手制作自己的电影时，她最大的问题就是选定人材。她曾经劝说人们用自己的事业冒险，甚至冒生命的危险跟随她进行“革命”。她承认演员是“意志坚决的人”，不容易说服。也有些例外。童祥苓在革命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扮演英雄角色(他的姐姐童芷玲也在京剧中担任角色)。

当他在北京和上海挑选表演人材时，他首先注意到童祥苓。她很少看到有人具备年轻美貌、唱演舞蹈各种条件的必要结合。童祥苓以他的嗓音著称，但她不敢肯定他是否能舞蹈。为了考察他，她先让他在《红灯记》中担任小角色，他姐姐那时扮演李奶奶，她的表演最引人注目。

对祥苓的表演很喜欢。演出后她在后台找到他。他是业余演员还是职业演员？她考了他。让她惊奇的是，他漏嘴说出的一切竟表明他是个京剧迷，他在唱和舞蹈方面也是多才多艺的，最重要的是，他愿意割断一切职业和政治关系，一心一意地跟着她一起工作。她很高兴，让他扮演杨子荣。

但江青讲，5.16 集团的“坏分子”一发现令人尊敬的童祥苓已经投到她的一边，他们就阴谋策划“抓”他，把他放入他们的拘留所，这只是为了不让他与她一起工作。为了抵抗，她严厉地通知那些“坏分子”：童祥苓原来是忠于他自己的童派京剧的一个演员，现在已经改变，完全服从她进行革命。她警告说，任何人都不准碰她的演员。

很顽固地，5.16 分子坚持为童祥苓制造生活困难。他们的策略是把他请到北京，条件是在这里给他特殊照顾。无论他的姐姐怎么样，她作为演员，很容易受到诱惑，而童祥苓则是另一回事，他是个性格坚强的人。最后，他和他工作的京剧团接受邀请到北京去，在这里他们要拍些戏剧片，参与她打算控制的拍摄工作。但一旦演员到了北京，她的敌人就否认他们一般会为演员提供的舒适条件。人们告拆她，他们的住宿和伙食恶劣之极。

她一回到北京就立即把这些不公正报告给谢富治副总理(也负责公安工作)。他们一起到剧团住的电影制片厂，视察了宿舍，安排人们去改善住宿、伙食和乘车交通条件。她个人肯定，演员应该吃热饭，否则他们嗓音会变坏。

在拍摄《智取威虎山》的电影时，她的敌人突然把电断了，并停止供热。她发怒了，并决定把这个工作直接进行军管。在她的要求下，国务院的人立即派 8341 部队(毛在北京的警卫部队)去保护她的人。

江青得不到那些训练有素的剧作家、制片人和导演、明星的支持，他们大多数现在正蒙羞受辱。她承认，她实际上别无选择，只有从歌剧和芭蕾舞中挑选演员，她可以信赖并教育他们学习拍摄电影。问题是令人吃惊的。他们习惯于粗犷、夸张地表演，这是戏剧所必需的，但在电影中就过分了。过去他们所屈从的“修正主义”教给他们“一些可拍的东西”，她宣布这一点，却没有详细说明。由于他们是在解放后长大的，他们学习外国电影的机会当然很有限。当她的演员们第一次走到烤人的灯光和摄影机前面的时候，他们明显地不安起来，她不得不断为他们打气。“你们不要怕失败，”她说，“党组织会支持你们的”。为了尽快改进拍摄技巧，她从她个人档案中选出了一些外国影片，并在制片厂放映。但她告诉他们当你们观看时，应该问问自己：“我们要学习什么，要避免那些错误”。

童祥苓是跟着她干革命的主要演员之一。很快又来了一些其他人。其中有刘庆棠，高级芭蕾舞男演员，她让他在《红色娘子军》中担任主角；钱浩亮，《红灯记》中的明星；谭元寿，《沙家浜》中的主角。当著名的马长礼站到她这一边时，他被派演一个主要的反面角色。尽管她一直意识到他们由于变得专门忠于她一个人，而容易受人攻击的，她设法及时接近刘庆棠、钱浩亮和谭元寿，保护他们免受迫害，但是，有人抓到了马长礼并痛打了他。

由于演员们在摄影机前的糟糕技巧，还有敌人的恶意破坏，使她没有拿出一部好的故事片。

急切盼望快出成果，她转向了电视，她打算用这种媒介把她的作品传给最广泛的观众。她开始仔细分析全国的电视节目安排，然后批评了负责的人。她说，她的判断迫使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和演员一起走出来，按照提出的意见做自我批评。她“诚心诚意”地表扬他们，并邀请他们与她合作，使全国电视革命化，看到《沙家浜》和其他样板作品陆续拍成电视片，她感到激动万分。为了分享她的快乐，她召集了一大批电影制作者和京剧演员到人民大会堂进行如何向电视学习的示范；他们的庆祝向世界表明：她又突破了一个障碍——由不驯服的电视界的头头们设置的障碍。她高兴地惊呼：“我粉碎了他们的垄断！”

第十七章歌舞中的豪情壮志

在革命戏剧的所有目的中，娱乐是最不重要的。显示行动中的思想，显示工人阶级的崛起，显示共产党领导的胜利则是最重要的。彻底向人民再现好和坏的“典型”，再现革命历史中的重大事件是它的特征。

其实对戏剧与对其所描绘的生活来说，很重要的是埃斯库勒斯的复仇主题，这是被马克思、列宁和毛的政治理论忽略的一种情绪基础。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支承了关于过去的新戏剧，这些戏剧不是把过去作为一系列任意性的事件，而是作为一个引向一个目的的首尾一致的结构来描述的，因此，排除了变幻无常的魅力和恐惧。这样一种关于历史的偿还性观点否认个人悲剧的现实，这是一个不容于中国文化的概念。在新的戏剧中，正如在政治生活中一样，那些为了事业而死的人被当作烈士复活了，在每次演出中，或在群众的政治运动中得到颂扬。

表演长期以来对中国社会生活都是十分重要的。它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工具而扩大了剧院的潜力。在传统的广泛的家庭系统中，每个成员都带有许多姻亲关系或角色而存在，每种关系或角色都标有一种亲族名称。在革命政权下面，家庭的角色已被许许多多政治角色所补充，甚至是压倒，比如在青年、妇女、农民和工人的协会中，在党和在革命委员会中的关系，等等。因此，社会关系被描述和处理为可以受到约束的角色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更不容易从远处控制。

从中央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新潜力已经由于舞台而增强了，在舞台上，戏剧角色是作为政治特型设计的。穿着奢华服装的贵族所表现的旧的统治集团已被放逐。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工人阶级的人物，他们穿着迷人的无产阶级服装登场了。他们的敌人主要是贵族，大多是过去的地主和外国侵略者，日本人占了大部分，虽然革命生活和戏剧的阶级特性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对现实中和艺术中的模范个人的尊重却依然保存下来。此外，传统京剧的训练方法也被带到现代舞台上。江青在戏剧中的无产阶级原型成了所有人民的行为模范。

由于现实生活要去模仿政治生活，因此，演员和观众一样，都被卷入到“艺术和生活”的激烈的政治辩证法中。一个扮演铁梅(《红灯记》中的女主角)的女演员，为《红旗》写了下面的话：“表演英雄人物的过程也是向英雄人物学习的过程。要在舞台上演好英雄人物，一个演员必须同时在舞台下面向英雄人物学习。……我只是在缩短我自己与戏中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之间的距离。”

因此，在旧社会是渣滓的演员成了新社会的官方发言人。旧时代的戏剧演员大多数是文盲，他们被贬低为杂耍演员和走江湖的马戏团演员，尽管也常有一些大艺术家吸引了富人，得到了社会的赞扬。解放后，剧院和其他私人企业一起逐步被收归国有。国家为演员提供住所、工资和演出的舞台。但是，这种社会保险的代价是同意完全使用一般是经过中央委员会宽容的、或提供的脚本。在旧社会，演员可以自由即兴演奏一般是记忆的乐谱，与此相反，解放了的演员则被命令准确无误地照着由党规定的详细脚本演出。

江青过去与戏剧的关系，对她在“文化大革命”中担任的角色只有一种很微弱的联系。到那时，她已经离开演员行列很久了，她帮助去统治的社会没有保留关于她演出生涯的公开记录。她与主席的特殊关系相连的政治和艺术才能使她一时间成了历史舞台上的主要文化角色。那些追随她的演员不仅被推上革命舞台，而且也被投入了革命的历史。到了 70 年代中期，关于由她的文化男女英雄们构成了万神殿的巨幅放大照片贴到了全国各地城乡的墙壁上。他们浮华的面孔是唯一能与共产主义的奠基之人——马恩列斯毛的严肃肖像并列的照片。

革命的英雄行为曾要求巨大的文学克制力，这包括对古代和现代中国最优秀的文学遗产中的大部分采取否定态度。从当代舞台上几乎连根拔除的是社会讽刺，运用这种文学手段的已故大师是鲁迅。党的领导人有充分的理由限制讽刺样式，只允许把它用于公开的阶级敌人，恶霸式的地主，国民党统治者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到最近的时代，讽刺作家笔端的对象主要有两个：穷人和显贵。但是，现在的政权却保护这二者免受嘲笑和诬蔑。穷人就是群众，应当得到颂扬；显贵就是领导者，应该得到赞美。江青的戏剧革命已经把穷人从喜剧消遣的对象中解放出来，而又保护显贵的缺陷免受悲剧的诽谤。

当江青把革命的标准提高到新的政治秩序上面时，她意识到有必要在人民和领导者当中激发英雄主义。从群众中引出的英雄主义将得到高层的奖赏。她似乎津津乐道于她本人的英雄性格。谈到 1966 年的戏剧，她说：“我们不应当仅限于真人真事。我们也不应当只有等一个英雄死了才去描写他。事实上，活的英雄比死的英雄还要多。”第二年，北京大学的革命学生把她当作无产阶级女英雄颂扬了。赞扬她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把“红灯的光芒”照到四方。

但是，榜样的力量长期以来就围拢着毛泽东，这种榜样使广大群众能够从舞台上，然后从中央委员会被操纵。毛是个民主集中主义者，他知道在有效政治中，中央控制必须用地方的积极性加以平衡。在 1957 年党的书记会议上他大声责骂道：“每个省都要有一两个马克思或鲁迅。你们应当写文章。你们每个不到 60 岁的人都要写。每个省都要培养理论家。我们现在培养演员和画家却不培养理论家。这是这个制度的缺陷。你们靠中央，但是中央从来没有禁止你们做你们要做的任何事情。”

1．

在人民大会堂的招待外宾的晚宴上，江青把她的革命京剧《红灯记》叫做“悲剧”，它表现了一个三代之家的成员，在 20 年代到抗日战争时期这段时间内“英勇地牺牲了自己”。这个戏也描写了“我们党领导的八路军”、白区的地下工作武装斗争、八路军战士营救在根据地外面为党工作的普通老百姓的故事。

宴会后，人们很快赶到天桥剧场，那里整个剧场的人在酷热中等了一个多小时(这么多观众)。江青快步走入剧场，惊叹声变成雷鸣的掌声。从上面熟练地投来聚光灯，。她的形象似乎通上了电。她光彩照人地微笑着；举起手臂，鼓掌向观众致意。

当剧场暗下来后，江青坐在外宾的左侧，低声谈着“文化大革命中”创作京剧的尝试。为了避免“敌人的”报复，她把演员安排到北京以外的安全地点，她和他们呆在一起。周总理几乎每天和她通电话，使她和首都的活动能保持联系。通过公开彩排，《红灯记》渐渐获得了“感染力”。在彩排中，公众也应邀观看，并可继续修改和润色。人们最喜欢的是从旧京剧中移植过来的戏剧造型。“有时他们过分地激动起来”，她和她的助手们不得不让他们静一静。她的主要合作者，钱浩亮(她和大家都简称他为浩亮)有一份关于她们的进度的工作日记，他被委派定期向北京的领导汇报。

终场后，她带头到后台祝贺汗流浃背的演员，他们对她的出现感到兴奋。她介绍有魅力的钱浩亮说：“他比别人更容易有政治觉悟，在使京剧革命化的过程中，她追随着我。”关于铁梅，这是由活泼的青年女演员刘长瑜扮演的，她幽默地说，她父亲曾是国民党在北京的一个官员，但她长大后决心走自己的路，跟随“江青同志干革命。”袁世海，他扮演鸠山，在亚洲享有很大的国际声望。某些日本领导人曾对她说，中国的京剧中最好的演员是反派！

几天后我去访问了北京郊外的中国京剧团的戏校，它曾创作了《红灯记》。令人生畏的浩亮是最漂亮、体魄最强健的男人之一。他在这里负责。大而深陷的双眼，长而纤细的鼻子，看起来有些像高加索人。他的衬衫和裤子都是用高级布料制成的。再加上一块昂贵的手表，一双意大利皮凉鞋，表现出一定的富有，在当时中国这是罕见的。

剧团其他成员也很漂亮，虽然不是“戏剧性的”，而在旧中国或在西方，他们很可能是这样的。他们彬彬有礼地坐在长沙发上，优雅地用大个的黑扇子扇动八月中令人难耐的空气，所有人都很协调，但是，没有一个佩带到处流行的毛主席语录。在谈论了一会戏剧史后，人们向巨大凉爽的演播厅走去，那里有人正唱一些唱段；在钢琴伴奏下，有人跳舞和做杂技动作。照了一阵相后，他们回到接待大厅，在那里享用学院的成员种植的巨大葡萄、梨和桃，这证明尽管他们有艺术才能和显赫的社会地位，但他们“没有脱离土地”，而且也能参加农业生产。

在晚间看京剧时，江青用肘碰了一下姚文元，让他为我安排一场上海演出的《智取威虎山》并在第二天安排采访演员。

采访安排在锦江旅馆的顶层。负责的是童祥苓，江青的忠实演员，他扮演杨子荣有多年了。他介绍了音乐指挥夏云飞，这是一个瘦弱的男人，他小心谨慎地谈了京剧的乐队的乐曲，这是从《黄河钢琴协奏曲》发展来的。与其他当代中国京剧一样，《智取威虎山》通过历史暗示比喻了思想斗争。在 1945 年 8 月日本战败后，苏联从满洲撤军后，林彪指挥解放军部队，取代了当时任东北局书记的彭真，成为东北的一位有力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时林彪的声望正高，据说这出戏就是赞扬林彪的“人民战争”和对彭真反对戏剧中表现“火药味”的控告。这样一来，杨子荣这个人物就有多重含义：一方面他是“实际生活中无数英雄的集中代表”，另一方面，他是林彪事业的代表。杨在匪巢中的化名叫胡彪，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京剧的本子就是用了林彪名字中的“彪”字。

与钱浩亮一样，童祥苓也由于追随江青参加“文化大革命”而赢得了戏剧明星地位和政治荣誉。在采访中，童卸了装。在洋人眼中，他的形象塑造在圆圆的脸上。尽管他 40 多岁了，他结实的身体由于受到控制的能量而令人激动。他的微笑是挑战性的，有一点令人讨厌的意味。

童笑着对外宾回忆：他过去的专长是演“老生”。他无论什么时候登上舞台，也无论演什么角色，他都自动驼起背来，蹒跚地走路，江青讨厌这样。“只要她看到我做出这样姿势，她就用手指戳我的脊梁说：‘站好了！你的杨子荣不是诸葛亮’……”

童把一个羞涩的、象姑娘一样的女演员齐淑芳介绍给外宾。她有 20 多岁将近 30 岁的样子，扮演猎户的女儿常宝。穿一件朴素的女式长罩衫和一条裤，她不太像身穿大红袄，背后留一条粗辫子，摆来摆去，动作快而有力的常宝。现在和在舞台一样，她的嗓音有些悲哀、真切、很尖锐。——在旧京剧中，正如在旧社会一样；妇女绝不应该露出牙齿：在微笑时，她们要用手遮住嘴，她们的“水袖”掩着她们的身体。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坦率地微笑。小女孩被强迫裹脚，长大后就用“三寸金莲” 摇摇摆摆地走路。如果女演员没有理想的假脚，或者如果男演员要扮演女人，他们就要穿上小高跷或奇怪地在舞台跛行来模仿女人。“现在女人不在乎有多大的脚了。我们喜欢自然地迈开大步走路。当我们哭的时候，我们就遮着眼睛。”原来，当小常宝唱一段戏时，叙述她母亲被土匪杀害了，她流下了眼泪并坐下来，用双手遮着脸。江青说：“无产阶级不这样哭”。江青挺直了身体，让她面对想象中的观众，让泪水流下来。“工人阶级哭的时候不是坐下或把头低下来，他们站着哭，” 江青说。

在中国革命京剧中，“清算血泪仇”是最深刻的主题。江青个人的历史与感情生活与她的“样板戏”之间的关系，她从来没有公开解释过。

继京剧之后，芭蕾舞剧就是革命戏剧中最主要的榜样。作为一种民族传统，旧京剧从统治阶级的观点上再现了历史插曲。现在，昔日站在群众头上的帝王将相，已被党和解放军的代表人物取而代之，他们主张为全体无产阶级说话。由于男人一直还在无产阶级专政中占主要地位(并不是垄断)，因此，京剧主要还是男人的艺术。女人扮演了强有力的配角，特别是在妇女作为“革命接班人”的新出现的职位中，而芭蕾舞在各个方面都很少与中国历史产生联系，它的风格是更为抒情的，内容是神话的。芭蕾总是由妇女占主要地位的，妇女在当代反抗压迫的故事在舞蹈中就比在中国京剧中表现得多一些。

中国反对古典芭蕾的纯粹与“霸道”比西方至少晚了半个世纪。1909 年，谢尔盖.佳基列夫以他的俄国芭蕾舞团轰动了巴黎；不久，马萨.格拉汉以她现代舞蹈的可怕野性对矫揉造作的芭蕾崇拜造反了。中国吸收芭蕾的技巧，应用少数民族的舞蹈则是近来发生的事。

解放前许多年，上海为富人和外国人提供了希腊音乐伴舞，一个以大师为中心的芭蕾舞学校，好莱坞的群舞、舞厅和舞女伴舞的频繁的文化交流。穿着粉红短裙扮演垂死的小天鹅的舞蹈使江青反感。她号召造芭蕾舞古典主义的霸王的反。而刘少奇的某些追随者扬言要打断那些打算为中国革命跳舞的女演员的腿。

江青向我解释，当她在 60 年代初着手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工作时，世上几乎没有用芭蕾舞来表现军事历史的先例，而且几乎也没有一个人会支持她的意图。她本人为了进行准备，在 1963 年末独自到海南岛去旅行，在那里她参观了那个地区令人生畏的军事设施的活动。她从海南到了上海，亲自控制芭蕾舞剧团。情况是危险的，因为文化界某些有力的人物已经计划破坏她搞“样板”芭蕾舞的活动。她本打算在 1964 年秋开始进行，为了在领导人中寻求赞同，她邀请周总理观看了一次早期的排练，周总理去了。她们改正了周总理指出的缺点。为了用军队的方式教育她的舞蹈演员，她决定把他们下放到解放军的一个单位生活几个月。她刚刚发出指示，周扬就从文化部他那“高高在上”的办公室宣布：他已经派她正在那里工作的芭蕾舞剧团到香港表演《天鹅湖》！她受到凌辱却又豪无希望。一般来讲，上海市长柯庆施会帮助她反对周扬，但是，柯正生病。因此她转向周总理，“带去一大堆意见”反对某个砍断了她羽毛渐丰的芭蕾舞的人。她估计周总理知道她指的是谁，因此请他说出这个人的名字。他说，他想不出来。但是，不久文化界的紧张就公开化了。

不顾周扬的反对，她继续与芭蕾舞团一起到几个城市巡回演出。回到北京她为周总理安排了另一次演出，但已经改动了许多地方。周总理说这是“真正的革命”。在终场后，她和总理到后台向舞蹈演员和乐队祝贺。

她仍然担心群众对这种中西结合的舞蹈会怎样看。1964 年冬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时，她邀请了某些代表，其中有从工业中心武汉来的，观看了演出。她说，在演出时，她悄悄听到一个工人说：在旧社会，他根本不懂芭蕾舞，现在他看懂了！她感到多么宽慰啊。

为了全面向代表们显示古典的和革命的芭蕾舞之间的差别，她让她的上海剧团首先表演了《红色娘子军》，然后，表演他们的旧的保留节目《天鹅湖》。“在看后面的节目时，有些工人大声抗议，有些人要求退场”，他们向她和其他领导人表示，“我们认为《红色娘子军》好得多。”主要男舞蹈演员刘庆棠定期向她汇报观众的反映，证实了她的感觉，“反映普遍是积极的。”

我见到江青的前两天，在北京饭店采访了上海剧团的团员，他们从 1964 年以后只演《红色娘子军》。江青的心腹刘庆棠是主要发言人。他告诉外宾，在 50 年代初，中国对芭蕾舞的学习是由俄国的教师及其私人学生垄断的，而民族和民间舞蹈则是由中国的职业精英控制的。1954 年，党建立了北京舞蹈学院。直到 50 年代中期，芭蕾舞的爱好者只追求掌握“著名的外国芭蕾舞”。他们从一些小段开始，比如《天鹅湖》中小天鹅的舞蹈，还有《吉赛尔》和拜伦的《海盗》选段，然后慢慢地演出这些或其他外国芭蕾舞的全部内容。

1960 年，苏联单方面从中国撤退了所有专家，这震撼了芭蕾舞世界，撇下了那些尚未学好的教师和学生，让他们靠着自己去求生路了。但是，这种被迫的自力更生也刺激了多样化，从长远考虑，这也使得现在的革命的芭蕾舞有可能出现。

在苏联撤退后不久，原北京舞蹈学院的一组教师就抽出来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分校。在 62年和 63 年，两个学校的演出人员都完全被卷入了创作“外国资产阶级古典作品”中。一位芭蕾舞演员笑着说：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普希金的《泪泉》曾是他们最好的演出节目。

1963 年，江青第一次来到北京舞蹈学院，她没有掩饰自己对芭蕾舞的一无所知。她的使命纯粹是政治性的。但是，他们知道，在过去两年内，她在交响乐、京剧和电影界召集了一批强有力的追随者。外国古典芭蕾舞是她的下一个舞台，她决心在这里扫除一切封建残余，并重新组织技术和内容。

60 年代初，电影《红色娘子军》是根据同名话剧拍摄的。江青告诉这些舞蹈演员，虽然电影还有缺陷，但她相信，她有能力把它改编成一个革命的芭蕾舞。因此，在 1963 年末，她到海南去旅行。除了到部队考察，她还仔细地研究了地形、气候、树木、花草和整体色调以及黎族人民的本土文化。她还为娘子军的历史(成立于 1930—— 1931 年)访问了一些人。她(不顾周扬的阻挠)回到北京，充满了信心，关闭了舞蹈学院，这意味当时的所有创作活动都停顿了。从学院的成员中她挑选出少数她信任的演员，把他们单独组织为一个创作组，(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后)她派这个创作组(其中有作家、音乐家、舞蹈动作设计者、舞台设计师和主要演员)到海南从当地文化中搜集素材。

构成创作组的这些北方人几乎被热带气候弄垮了。不足为奇，他们对当地人风俗的冒犯也不奇怪。在创作组内，关于舞蹈的政治解释引起了争论。

某些人，尤其是外国人，错误地以为这个芭蕾舞剧主要是描写妇女的，刘庆棠说。实际上，中心人物是男主角(他扮演的洪常青)，而不是女主角吴琼花。

我问道，是否还会提供其他新的革命芭蕾舞？

自 1971 年首次进行试验演出的《沂蒙颂》现在仍在进行修改，刘庆棠回答说。最后，这将被包括到样板戏节目中，并被拍成电影(1973 年在北京首次放映)。《沂蒙颂》的背景是山东半岛，解放战争中两个革命根据地的所在地，它的目的是展示毛泽东的游击战与人民战争的独特结合：“军民鱼水情”。为了做准备，剧团到山东旅行，在那里舞蹈演员培养了他们自己与当地人民的“鱼水关系”。沂蒙山的地方剧团邀请他们使用自己的舞台演出新芭蕾舞的试验片段。山东的演员显然被北京的舞蹈演员试图再现他们生活的努力鼓舞了，他们也做出反应：用地方剧演出了同样的历史题材。

1936 年当周恩来和斯诺访问延安北面的一个窑洞村镇时，一个疯女人突然一丝不挂地出现在山崖边上。看到他们，她恶狠狠地骂着逃跑了。斯诺后来知道是个人的创伤使她发狂的：流行病毁掉了她的整个家庭。

在笼罩着暴力的时代，妇女被不堪忍受的情况逼疯的故事是很普遍的。受到现实的激发，这样的故事被转变为现代的神话。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是从一个关于白头发的姑娘的传说发展而来的。随着这个故事从京剧到电影再到芭蕾舞的发展，她的故事反映了共产党在人体、性、私生子、浪漫恋爱和政治补偿的潜力诸方面的态度变化。

在最初的民间戏剧中，《白毛女》是 1944 年在鲁迅艺术学院创作的。女主角喜儿是一位老佃农的女儿，他交不起租子。为了报复，地主和他的走狗抓走了女儿，父亲极度悲伤自杀了。喜儿被逼在地主家当佣人，他强奸了她，女主人迫害她。当她怀孕后，地主试图杀害她，她逃到山上，生下一个儿子后饿死了。她的头发由于缺少阳光和盐过早地变白了(根据当地的经验)。某些村民看到她像鬼一样地从庙中偷食供品，误以为她是个仙女或一个鬼。在延安京剧中喜儿是从“封建”社会逃跑的，在结束时由八路军和共产党的代表挽救过来的，这个剧是由周扬、张庚和其他人批准的。

在这个简单的地方戏中，喜儿和她父亲杨白劳和地主黄世仁都是典型人物，他们的姓名都有深刻象征含义。喜儿代表“快乐”，杨白劳代表“白白受苦”，黄世仁代表“世界的仁慈”。他们由年轻、漂亮的大春(伟大的春天)——喜儿的未婚夫联系起来，他从这个姑娘鬼一样和脏破的形象中看到了她过去的样子。他们令人伤感的重逢由于她加入八路军而达到高潮。当这个戏在延安演出时，观众看到地主时极为愤怒，他们站起来高呼“杀，杀！”在最初的日子，据说这个剧是为了表现“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句话被遣责为暴露了迷信、缺乏阶级特征)。由于持续受到欢迎，在 1950 年，这个关于白毛女的故事被拍成了“自然主义的”电影，由田华主演。她是农民的女儿，被八路军培养成演员。1951 年这部电影获斯大林二等奖，它曾出口到几个国家。虽然它的背景是抗日战争，但是在舞台上和电影中却没有出现日本人。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那一代人的后裔却被这个恐怖而又浪漫的故事强烈地吸引了，在日本创造了一个古典的芭蕾舞。1957 年，北京欢迎它的演出，60 年代初再次欢迎它的演出。这时，江青拿出了她自己的更新的作品，使它成为“无产阶级芭蕾舞”，删去了它早期的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使它充满了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在单独的采访中，她和她的芭蕾舞忠臣解释，在革命的芭蕾舞中，关于强奸、分娩和婴儿死亡的插曲怎样被删去了，获得了新的积极形象；一种总体的“光明”。喜儿和大春的性的吸引被减弱了，在终场，八路军和毛主席的作用被极力抬高了。一个与中国革命历史有如此密切关系的芭蕾舞以各种方式震惊了外国人。1967 年，江青把最新的《白毛女》电影送给我，交换一本《音乐之声》的拷贝。《纽约时报》音乐评论家哈罗德.尚勃格报导了他在上海看到的实况芭蕾舞：

“ 对西方人来说，除了说这出芭蕾舞是革命的以外什么都可以。这是一个天真的无邪的演绎性的神话故事，主要是从俄国芭蕾舞发展而来，充满了西方的舞蹈语汇。有时也引进一些中国因素：民族乐器，五音音阶，甚至还有一些微分音，但是这些多少也有些像俄国的东西。——大多数西方听众将把《白毛女》的乐谱当作电影音乐。当然，都是些老旧的套路。”

八月一个傍晚，我在上海郊区的漂亮的欧洲风格的芭蕾舞学院，见到了曾创作了这个引起争论的芭蕾舞的剧团一位团领导林扬扬，在团里既是芭蕾舞大师又是政治委员。1960 年，他开始了他们的政治故事：他们的“青年兄弟”队脱离了“老大哥”，北京的舞蹈学院。在过去十年中，他的剧团设法向广大人民推出芭蕾舞，芭蕾舞一度是适应那些能出钱请外国舞蹈老师的富有小姐的。他说：

江青同志首先负责开创了把芭蕾舞从“资产阶级古典艺术”转变为“高尚的大众艺术”的文化事业。但是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曾说：要使一种外国舞蹈芭蕾舞脱离外国的社会和政治现实，并使之再现当代中国的现实是多么荒谬。他和其他人合谋操纵这个剧团一些人抵抗江青精心制订的改编方案。

芭蕾舞女演员茅惠芳在舞台上和电影中的第一部分扮演喜儿，而在山上艰苦的段落里，另一位演员经常替换她。wengew ang.org 她是一位冷静的、不矫揉造作的主要演员，她很可能是千百万与她同时代的姑娘的偶像，她们不断受到警告，不要追求明星地位。她有一副中国舞蹈演员的样子，她们的身体绝不会变得坚硬、强壮，无论她们怎样刻苦训练。她的头发特别长，编长辫子盘在头顶。尽管她在中国文化界很出名，无论是她还是其他在“文化大革命”烈火中锻炼过的芭蕾舞女演员，都还没有在技术上超过芳特恩和普莱齐卡娅不朽的地位。

在吸收外国芭蕾舞时，脚尖舞和其他基本步子被保留下来，但有限制。中国式的探海被有意识地减少了浪漫色彩。江青坚决反对使用“兰花指”和矫气地翻起手掌，毛桂芳说。为了表示决心和愤恨，她们必须握拳头。“兰花指”只能有选择地使用，比如在喜儿逃跑后小心地在山洞摸索道路走出来，到林中空地并用手捧着河水喝的那一场，还有喜儿过生日那一场。

总之，江青在教导演员用激烈动作表现对地主阶级仇恨和复仇决心时，得到了大得多的快乐。

革命的芭蕾舞限制单人舞和双人舞，因为这样会暗示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在古典芭蕾舞中，男性单人舞演员突出了个人高贵的光环，展示了压倒同伴的技巧。他们对芭蕾舞女主角的恭顺实际上表示了对女人的屈辱。在革命芭蕾舞中，复仇是男子单人舞的唯一存在理由。比如，当地主把喜儿从父亲那里抢走时，她的未婚夫大春表演了一段壮观的脚尖旋转的男子单人舞和劈叉，以激励他的阶级兄弟共同向地主恶霸报仇。

古典芭蕾舞的女主角往往是注意的中心，使主要男演员从属于她。林说，中国人认为这种关系是令人困惑的，他们的新芭蕾努力使男女主角平分秋色，虽然浪漫主义的渴望曾一度为中国修正主义者所津津乐道，但已被淡化。

第十八章结束采访

（略）

第十九章第十一个小时

回过头来看延安时代，作为一个年轻的妻子，一个无名的同志，江青观察到：婚姻关系只是开始，支持长期利益的是权力。

也许江青没有意识到，这个睿智的判断概括了她不寻常的生活：少女时代的坎坷导致了她跟最高领导人的婚姻，而这个婚姻的纽带又因她对权力的追求而松驰；她经过成功的个人斗争，取得了别的女人得不到的领导地位，并使得主席不仅因她是一个女人而对待她，而且要把她当作一个不受任何男人控制的政治人物来看待她；她还赢得了主席的一些同事对她个人的尊敬或重视，虽然他们有时抱怨她阻挡了他们通向毛主席的道路；她跟群众保持某种个人联系，而各种类型的统治者很容易切断这种联系；仅仅依靠老一代树立的某些政治、文化标准是不够的，她需要创造自己的标准去改变国家的历史。

在与我的多次谈话中，江青对一些对将来趋势的预感被后来的事实证明。大量“文革”中遭批判的老同志被重新安排，曾经是刘少奇的最有力支持者的邓小平，1973 年 4 月作为总理又重新露面……

1．

在中国之外，江青始终是一个谜一样的女人，她总是在公众眼前若隐若现。虽然她表现出利益的一致性和独有的工作方法，但她的个人意愿还是很难看清。

不像毛泽东，他的政治地位、个人性格及其神秘性使他常常免去各种日常琐事，如机场迎接等形式。江青却参加大量的露面活动。她偶尔缺席，外国报纸就会猜测她失宠或“倒台”。江青还一直在传播媒介上用各种方式，包括“写作班子”来活动。无法相信她在意识形态和文化王国会放弃仅和少数人分享的权利。

中国的民族文化从没有比文革中更流行和受到青睐。表演艺术，包括电影、戏剧、甚至体育，受到国家引导。这种对思想、形象和群众运动的划一安排也是史无前例的。

大众娱乐对所有伟大的文明——玛雅、希腊、罗马及至几乎没有历史的现代美国时候至关重要的，从狮子和基督徒的竞技到摔跤比赛的公共运动会都是例证。直到 20 世纪中叶，中国人才认识到这一点，并加以巧妙发挥。

江青自幼很害怕对罪犯公开行刑。在大多数古代和现代的文明中，暴力、杀戮、残酷竞争等在限制的范围内是合法的。但这些，在中国的公共运动会中是被禁止的。在革命戏剧和芭蕾中，暴力的表现是虚意模拟的，甚至是滑稽的。同样，那时的体育场上也只允许模仿性攻击，没有拳击、摔跤比赛中那样的人对人的搏击。传统的斗鸡、斗蟋蟀被禁止。个人运动让位给集体运动。“乒乓外交”也是有一些政治意义的。江青在参加公开活动时，经常穿一些西式衣服，使她不同于那些“农村妇女 ”。江青跟她的来自重要国家的外交官客人坐在一起，惹人注目。这使人发现，她是通过完美的姿态、丰富的表情，以及恰到好处的语速来表现她的权力。

在公共面前，特别是在有时会把她带到世界舞台的电视镜头面前，她的自我性公众形象与她的真正工作密切相关。她的工作是不断创造控制当代生活面貌和思想的国家歌剧。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不会不注意到只是少量的“样板戏”剧目。自“文革”开始，只是多了一、两个剧目。这跟中国丰富多彩的戏剧传统很不相符。那时《红旗》杂志说；阶级敌人煽风点火，攻击文化艺术的“缺乏”，这反映了文学和艺术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真正的问题是质量而非数量。

1974 年 7 月，第十届北京京剧节，江青被称赞为“毛泽东思想的解释者”。这在以前是只给予周恩来和林彪的荣誉。

2．

在谈话中，江青解释了文化交流怎样在上层建筑范围内协同外交政策。她知道文化交流比一般贸易交往冒险得多。因为一方面，中国总要把自己的无产者文化展现在外国的评判面前；同时如果不是嘲弄，那么进口资产阶级文化，会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的王国里，激起一种对多样化文化的饥渴。受过现代教育的中国人，还清楚地记得和怀恋中国过去多年上演的那些外国电影、戏剧，和出版的数量可观的国外图书。

70 年代早期，最轻微的变化能不引起人们要求更多的世界性的精神食粮吗？

有两个文化交流事件引起了江青的兴趣。一个是麦克安德.安东尼奥尼的关于中国的纪录片，另一个是费城交响乐团访问北京。官方的报道证明了中国好客的传统和对文化纯洁性要求之间的深刻矛盾，一点也不比过去的时代缓和。

1972 年春，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作为中国的客人访问北京，为中国电视台拍摄一部新闻纪录片。

在 30 年代，他曾访问中国。这次，他拍了四小时的纪录片。这部影片的缺陷正是因为它是百分之百安东尼奥尼式的，因此也就歪曲了无产阶级中国，对日常现实的表现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政府政策产生了突出矛盾。安东尼奥尼的影片是轻松的、审视的、闲散的，充满反思和梦幻，是对中国的行人以及公共场所的人们的想象的意识流。

电影在中国领导人中秘密放映。安东尼奥尼把大部分镜头交给外国电视台(美国在 1973年 1 月放映)。人民日报评论员谴责他是对中国的“诽谤和诬蔑”。

对于北京的谴责，安东尼奥尼很沮丧。他平静地说：“他们根本不理解我的电影，他们就是不能看一看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多么广阔的舞台，想一想八亿群众和演员在这个巨大而神秘的戏中说什么想什么？”

1973 年 9 月，费城交响乐团被邀请访问北京和上海，但没有对等派出中国音乐团去美国的行动。

官方报道交响乐团来自美国独立的摇篮，是由经验丰富的 73 岁的尤金.奥罗迪指挥的。为推行外交政策，北京演四场，上海演两场，都是为领导人表演的，而非普通群众。听众由美国在北京的代表和中国政府以及文化领域的高级官员组成，还有引人注目的中央交响乐团的李德伦，以及革命京剧和芭蕾中的明星们。交响乐的曲目是纯洁的，丰富多彩的。包括《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德沃夏克新世界交响曲》、塞缪尔巴伯的弦乐柔板。 wengewang.org 有报道说江青要求演奏贝多芬《第六田园交响曲》。乐团告诉她没有乐谱，他们不能即兴演奏。江青于是派飞机去上海从档案中取乐谱。美国人还演奏了《工人和农民进行曲》以及江青的样板作品《黄河协奏曲》。北京交响乐团在整个访问中保持沉默。

在北京的第三场音乐会结束时，江青送给奥曼迪先生她私人收藏的一套书，说这套书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并且是现存的唯一的一套。其中一本书的最后有几页是奥曼迪先生读不懂的中国乐谱。江青说，当她还是小女孩时，她的朋友经常说西方乐谱是豆芽谱。她满含意味地说：“跟豆芽谱隔离几十年后，我们变成了粗粮了。”

这几个小时的音乐时刻在外交的礼仪王国中很快流逝。客人一走，中国领导人重新确定他们的无产阶级义愤和发动一场反对资产阶级音乐的斗争。也许是因为他们看到，由于奥曼迪的到来，使得早期曾受到外国音乐教育的中国音乐家期望目前对外国音乐的欣赏、演奏的严厉禁令会放松。但是他们想错了。

而在社会主义先驱中，也很少有这样控制文化的先例。在革命早期，莫斯科的无产阶级革命没有绝对排外。马克思敬重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列宁喜欢普希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贝多芬。

3．

有一个从没有离开过江青脑子的压倒一切的问题，就是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主要作为一个新秩序的编造者的夫人呢？还是一个拥有自己权力，而且这个权力不会因为毛泽东的去世而终止的领导人呢？或是在不同的侧重点上同时扮演这两个角色呢？江青在 70 年代的日常活动和她在报纸上的有关哲学争论提供了线索。

“ 文革”时，江青进入了政治局，并争得国家领导人的称号。她的影响主要在领导人和其追随者中间。她很少出现在更大的范围内。她问候外国的来访者，如尼克松、英国的希思首相、塞浦路斯的大主教马卡里尔和一些非洲的高层领导人。但她很少参加重要的会谈，或是阐述国家政策、外交事务和贸易关系。最至关重要的领域仍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外交部长乔冠华掌握。

在一些外国友人来访时，主席夫人江青作为主人欢迎他们。最令人眼花缭乱的是菲律宾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她虽是选美皇后，有国际公认的无暇美貌，但却关心本国之外的人权问题，也热衷于权力。1974 年 9 月，江青迎接她的到来。马科斯夫人后来承认说，原先她怕江青会表现得象“激进的理论家”，后来发现她说话很轻，很有女人味。wengewang.org她说，她们的共同基础是东方女人，而且奇怪的是思想都很开放。她还谈到江青评价尼克松是一个勇敢的人，并且赞扬他首倡缓和，他个人优点会胜过他所谓的国家义务。

江青用高贵的无产阶级的方式欢迎马科斯夫人，带她听戏剧，参观国家工厂，参观天津城外的小靳庄。江青给她的客人展示了她在教导农民们创作无产阶级诗歌时住的简单的房间和床铺。……

江青在谈话中多次讲过她鼓励她的同志学习历史，但这必须在领导同志的指导下，正确地学习。在 20 世纪第三个四分之一将要结束的时候，历史的写作已经从中国专业历史学家手中变成了领导人的特权。他们的观点通过用以下三种方式的一种来表达。一是直接由毛泽东，二是由一个领导人或一组领导用一个假名，三是以一个新发现的群众的名义，他的作品当然是已经受到几层指示的。

为什么在缔造者死后一个朝代会衰落的问题困扰着毛泽东。这使得毛泽东带领人们去学习历史，以便掌握在历史的周期性衰落中找到生存的艺术。

去古城西安的游客很多都被介绍到半坡村遗址的博物馆。这个新古器时代遗址有 6 千年历史，1953 年发现，5 年后出土，“文革”后又重修。资料表明，它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是母系氏族社会。妇女控制着作为经济基础的农业，男人掌握外部的、非基础的狩猎。小孩由母亲抚养，跟母亲姓。姓字便是由“女”和“生” 组成。尽管以后中国经历男人统治的时代，“姓”仍然使用，神话般地从儒家的女人在家不得主持祖传礼法、在外不得干预国家大事、处处听命的思想中存留，而幸免于消亡。如果女子当权的时代重新到来，那么不久会发生政治大颠覆吗？

毛泽东年轻时，钦佩历史上大多数各式的造反和起义，但晚年他也关心怎样建设。他以秦朝为鉴戒。秦始皇是中国最正统的以法制国者，两千多年的孔子思想与他有悖。1975 年，毛的代言人罗思鼎发表了大量有关秦始皇博学、雄辩的研究文章，倡法反儒。儒家认为这位法家皇帝太严酷了，虽然他结束各国混战，统一了中国。可罗思鼎认为他还不够严厉，因为他未能铲除所有反对势力，最后他们又起来反对他，挖他的继承人统治的墙角，引发一场建立汉朝的斗争。罗思鼎文章还小心地指出，汉朝的皇帝刘邦，虽然是农民出身，却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也继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

共产党逐一解释过去的历史，特别是法家的经验，不是没有原因。两个政权都批判鬼神魔法，都蔑视多余的书本学习，控制思想和知识分子。毛称赞“焚书坑儒”，通过文章和考古发现重新赞扬秦始皇。很明显，中国领导人用历史谋求政治优势。同时，江青也不得不通过有策略地参考历史而试图进入她在历史中的位置。在秦始皇的反面形象被推翻的同一年，孔子对女性统治者的轻蔑也受到挑战。传播媒介发起了新的学术研究指出，从汉初到汉末，至少有 6 个皇后参与朝政，并控制政府的一些部门。少数的长大后仍继续统治。因此，中国的报刊呼吁，要重视妇女在历史中的作用。

1975 年秋，有关江青的“样板戏”的新闻已经不如以前有吸引力了。江青转向了从土地改革以来她从来没有直接介入的农业。9 月中，在农业学大寨的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江青对 3 千 7 百人发表讲话。在邓小平的注视下，江青卷起袖子，跟大寨的著名领导人陈永贵一起挖水渠，这种挖土常常是当代和现代统治者的一种仪式。对外事务，一直由毛泽东信任的少数高级领导人负责。它们似乎不在江青的权力范围。1975 年春出现了变化的迹象。三月，她发表了一个挑战性的讲话，谈到了中国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困境。她说对外事务她是个外行，必须从零开始。……

在毛泽东死后的几个星期里，他的继承者就编造了他与江青关系的破裂。

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写给江青的信中说：他担心反共分子会利用他的话来夺取政权。但他们不会得逞，因为左翼力量会掀起“全国性的行动”。

10 年后，毛泽东写了一首诗给江青。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江青把这首诗在她的支持者中广泛传阅，似乎那是毛泽东最后的遗嘱。

毛泽东对她说：“你是被冤枉的。今天我们阴阳相隔，彼此都可以安宁。这是我给你的最后几句话：生命有涯，革命无涯。过去的十年，我努力攀登革命的高峰，但是没有成功，你可以做到。但如果失败了，就会落入无底深渊，粉身碎骨。”

附录 1：如此“实录”——评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

作者：仰青

1972 年，美国纽约州宾汉姆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罗克珊维特克访华并对江青进行了七次、长达六十小时的采访，1977 年，维特克根据此次访谈内容出版了英文版《江青同志》一书。与 80 年代以来充斥市场的叶永烈、朱仲丽等人的《江青传》、《女皇梦》之类文学大于纪实的“纪实文学”相比，该书内容来自作者采访江青的第一手原始材料，理应成为一部研究江青的重要著作，然而长期以来该书内容在国内却似乎受到了某种刻意的冷落，鲜有提及。

有鉴于此，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张颖于 1997 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一书就成了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张颖在书中写道：“下面所有叙述的都是两人的原话，我只在文字不通处稍修改，但不可能是全文而是有删节。（Page21）”，“我下边摘录当时的部分谈话记录。可能有点乏味，文字也不流畅，但这是真实的记录。（Page41）”，“为了保持真实，我尽量不改、不删节。（Page83）”。然而，通读全书后却让人感觉到并非如此，作者不仅经常在“下面所有叙述的都是两人的原话”中随意插入自己的评论、工作人员的谈话、心理描写等，而且在这些“真实的记录”中带有情绪化的字眼与描述比比皆是，看来作者不只是对“文字不通”处做了修改，而且还对文字的“感情色彩”做了大量的润饰，比如“维特克立刻把握住时机，微笑着，也用娇滴滴的声音说”，“江青带娇带笑的声音，又在大厅漂荡起来”，“江青边说边加有一点演员的表演味道，对此她自己也十分得意”，“哈哈嘻嘻”，“江青细声细气地哼起了上海小调……哈哈，哈哈，哈哈哈”，“江青娇笑着说：‘有意思吧，是不是?’”，“江青越说越神气。但又一时接不上话茬儿了，忽然嘻嘻一笑”，通过这些修饰与插话，以及对话中多次出现的那个不伦不类的“江青夫人”的称谓，相信读者们都会对张颖这本“但这是真实的记录”的所谓“实录”产生疑问。

笔者手中恰有一份七十年代佚名油印传抄的《关于红楼梦问题——江青同志与美国作家维特克夫人谈话纪要》，现将其整理出来（见附录 1），油印版中原涉及到江青的地方均以××代替，现恢复江青名字，除此以外笔者仅对一些明显的标点和文字错误做了订正。同时笔者节录张颖所著《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中江青评论《红楼梦》相关论述作为附录（见附录 2）放在一起，供广大读者做一个对比。为论述方便，两个版本在下文中分别简称为“传抄版”和“张颖版”，符号【】中为引用的两个版本中的原文。

经笔者对比，两个版本在内容上主要有以下几个差别。

一、“张颖版”在提到李希凡等人批驳俞平伯的文章发表经过时极为简略，而“传抄版”中则有极为详尽的论述。

“张颖版”：【1954 年山东大学的学生发表了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毛主席看了以后很重视，要《人民日报》转载，这下可惹了大祸了。《文艺报》不登，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大人物压小人物。毛主席写了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还开了一个会，我参加了，唉，这个问题你没兴趣，不谈了。】

“传抄版”：【一九五四年元月，所谓两个小人物，山东大学的一个学生李希凡同志等，在《文史哲》发表了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俞是胡适那派的），毛主席看了很重视。当时毛主席是不愿人家知道他的意见，从没展开争论，就叫我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要他们转载，好开展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人民日报》因为我给打了电话就转载了，周扬之流却跳出来说，他们不过是小人物，言下之意非他们那一些大反革命文章不能登《人民日报》。

这篇文章是这样的，李希凡原来送《文艺报》，《文艺报》不登，送给《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也不登，他只好回到山东，因为他是山东大学的学生，就在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上登出来了，这篇文章被我发现了，就送给毛主席看，因为胡适、俞平伯这一套，我们都有研究，他那篇文章比较击中要害。这时候，我看到《人民日报》、中央宣传部开过几次会，周扬等反革命说这样的小人物怎么敢批评俞平伯这样的大人物?《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也不向他们打个招呼，他们在意识形态里要当毛主席、党中央的太上皇，毛泽东主席很生气，十月十六日曾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还开了一个会，我参加了这个会议。这封信严厉地批评了资产阶级的所谓大人物压服小人物，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压制新生力量的错误，对这个问题，你如果有兴趣我可以详谈。】

紧接下来江青谈到“胡适、俞平伯这一派对祖国的文学艺术完全用唯心主义的所谓考证来对待，脱离了历史，脱离了客观实践，唯心主义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后，“传抄版”中出现的【同时问题的严重性还由于党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的主要负责人，欣赏俞平伯这本书，即《红楼梦研究》，欣赏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这样一段话在“张颖版”中不见了。

二、在谈到《红楼梦》多种版本之后，“传抄版”中江青针对李辰冬《红楼梦研究》中的一首诗引发对曹操的一段论述，随后江青又详尽地论述了红楼梦的创作历史背景，而“张颖版”则极为简略。

“传抄版”：【据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第二章上说，叹君或亦将军后，于今环堵蓬篙屯，可知曹雪芹为将军的后代了，雪芹为旗人，故曹家受封为军马之劳。其实李辰冬所指的“将军后”解释不太确切，因为我读过唐朝大诗人之一杜甫（公元 700 年左右）的《丹青行》是指曹为曹操之后，曹操是后汉期间（大约公元 150 年左右）统一了大半个中国的皇帝，他不仅是一个封建的政治家，而且是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我很喜欢他的诗，在他的诗里流露出朴素的辩证法。例如他的《龟虽寿》，为了证明我的看法，请你看一下我送你的《古诗源》，就是其中有名的一篇。后面我看到一些回目，以及八十回本的内容来判断，他写的非常悲惨，抄家，坐牢，讨饭都有。

红楼梦的创造和历史背景有关系，曹雪芹的祖先都是当官的，他们的始祖（始祖以前未弄清楚）就是大官，到他的曾祖父已经是相当的官了，他的祖父曹寅的父亲是康熙的宠臣，康熙是了不起，很小就作皇帝，年青时就很有才干，这一点不能因为他是封建皇帝就抹煞掉。为什么要把曹寅放到江南作织造呢？因为他是知识分子，同时又很可能是汉族，他是正白旗仓农人，织造是内务府的一个差使，实际是皇帝的家务奴隶。他做江南织造，不时还兼管渠漕的职务，是地方官，他外出时都拿着一本书挡住脸，怕人家给他敬礼。这个人很有学问，能作曲（不是北曲），能做诗，有集子，他实际是替康熙作统战工作，用皇帝的名义，或用曹寅的名义，给这个送点银子，给那个送点礼物，就是做明朝遗老遗少的工作，凤姐不是说明她家里的银子像水一样的淌?

康熙皇帝立太子后，康熙又把他废了，想立有战功的皇十四子，那个时候迷信，康熙把遗嘱写好放到大殿的橱后面，皇太子雍正皇帝这个人很狡猾，残酷，也很厉害，他会使用特务手段，康熙皇帝写的那东西，在康熙皇帝死了之后才能看，雍正皇帝就偷偷地把十四子改为四子，他就作了皇帝。他一执政就把他的弟兄杀的杀，关的关，和他父亲有关系的大官、将军，如曹雪芹的家族，统统关的关，杀的杀。雍正皇帝自己就说，有人说我爱抄家，其实这就是封建社会的权利与财产再分配，雍正不懂得披上一件骗人的外衣，他是赤裸裸的蛮干。】

“张颖版”：【他的后头写得非常悲惨，抄家，坐牢，讨饭，都有回目的。《红楼梦》的创作和它的历史背景有关，曹雪芹的祖父是当官的，曹寅的母亲是康熙的奶娘……】

三、在谈论小说《红与黑》之后，“传抄版”中江青针对法国电影《红与黑》有这样一段论述：【法国修正主义者把当时的历史政治、经济情况以及极其复杂的阶级斗争情况都抽掉了，搞成一个几角恋爱的故事的电影。这部书可以供我们了解当时欧洲的形象的历史，因为他写于连索里是从一个中小城市到巴黎，然后到伦敦，整个欧洲都跑遍了，他是一个很反动的人物，他就是给波旁王朝复辟做工作，正因为这样，我们看到了当时欧洲的政治经济情况。】

而“张颖版”中则仅为：【这部书可以提供我们了解当时欧洲的历史。】

四、在谈到《好了歌》时，“张颖版”中仅为：【这五回很重要的就是有一个主题歌——‘好了歌’。这个歌是谁作的呢，是甄士隐，作者说，将真事隐去了，所以有个贾宝玉，甄宝玉，甄士隐后来家道破落，他晚年非常悲惨的，最后跟和尚道士走了。】

“传抄版”中则紧接着还有一大段关于《好了歌》详尽的解释与说明：【他听了“好了歌”就说，我可以解你这个和尚道士的好了歌，他念到：“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笏是什么？就是大臣见皇帝拿的玉，“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就是现在那个破纱又糊在窗上，即穷人的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今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指与薛宝钗结婚，“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指贾宝玉。我看到有一个回目，贾宝玉作了乞丐，抄家，坐牢。“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这个我就不知道指的谁了，但是有一个批注本，就是指薛蟠、贾琏这些狐群狗党，薛蟠就是薛宝钗的哥哥，“择膏梁，谁承望流落在烟花者巷，择膏梁就是选女婿，谁也没有想到流落作了娼妓，这里指的巧姐，你看这个一百二十回本上，写巧姐嫁了个大地主，高颚虽然贬了她的贵族身份，还是嫁给了一个大地主，“因嫌纱帽小，改使锁枷杠”，往上爬，这是写贾赦，贾珍他们，荣宁二府，贾珍是宁国府的长子，贾家的儿子，贾敬出家他就是管家的人了。贾敬出了家，老想当圣人，不管家务，任凭他儿子称王称霸，贾政是贾母的二儿子，贾政的妻子就是王夫人。王熙凤是王夫人的内侄女，薛宝钗是王夫人的外甥女，她妹妹的女儿，她是个管家的，这个荣国府统治集团里母党与父党斗争，母党胜利了。因为林黛玉是父党这个系统的，她的母亲就是贾政的妹妹，贾母的女儿。母党父党都争取贾宝玉，但是最后都失败了。“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这是写李纨的贾兰，李纨是贾母的长孙媳妇，贾政和王夫人的长子贾珠之妻，她有一个独生子叫贾兰，他后来做了官，“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反认他乡是故乡”，这说明曹雪芹是汉人，“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这个地方很明确，到头来汉人为满人做嫁衣裳。】

五、“张颖版”中关于“正册、副册”的内容仅为：【另外，他游太虚幻境时，看见有正册、副册，这些册子都是很重要的……】。

“传抄版”则为：【贾宝玉游太虚幻境的时候，我看见有正册、副册，这几册都是很重要的。我先举副册的例子，副册的第一个就是晴雯，作者说“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诽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这就说明晴雯这个人心比天高，身为下贱，她是个奴隶，“寿夭多因诽谤生”就是说夭折是因为人家诽谤她迫害她的，“多情公子空牵念”是指贾宝玉，她死的很惨。对袭人怎样说呢？“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堪羡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她这个名字是从一句唐诗得来的，“花气袭人知昼暖”，是偷袭别人的。在正册十二钗都有了，我讲头一钗，“可叹停机德”指的是公元前战国时候，乐羊子是个有名的将军，远征以后，无功而回，他的老婆就不织布了，为的是叫他去求功名，“堪怜咏絮才”指谢道韫，是王羲之的儿媳，谢道韫有“咏絮诗”，这首诗在我给你们的《古诗源》上有。王羲之是著名的书法家，晋朝人，毛主席的字就是吸收他的相当一部分，还有其他人的。“玉带林中挂”，就是黛玉。“金簪雪里埋”就是薛宝钗，作者写到正册上有这么一幅画，画了两株枯木，木上悬着一围玉带，地下又有一堆雪，雪中有一股金簪，所以他写这么四句话。他这十二钗正册，十二钗都有诗都有画，你看就明白了，不需讲。秦可卿是贾珍的儿媳妇，她不是病死的，是吊死的，也就是她公公和她发生关系，叫她婆婆碰见了，她跟前有两个丫环也碰见了，因而一个撞死，一个出家。书中说了，宝玉看到一幅画，一座高楼，上有个美人悬梁自尽，这诗就说：“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情天就是讲这个人讲爱情的，她跟贾珍有关系，她也引诱贾宝玉，情天情海是说两个情碰到一块了，一定很淫荡，其实是她那个公公坏透了，秦可卿是出身于下层，她的家庭生活和弟弟秦钟靠她公公接济的，是个可怜的人，这个地方就是说，不要说荣国府尽是高尚的子孙，造衅开端，还是宁国府。】

六、在谈到“曹雪芹他并不想变天，他是想补天，他有一首诗说：‘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干年’。他不满意那种官僚制度等等。这部书是作者对封建贵族的一首挽歌”之后“传抄版”中对“护官符”有一段详尽的论述，而“张颖版”中则无此段内容。

“传抄版”：【他自己说这是“假语村言”。这里头有个坏的官僚，叫贾雨村，贾雨村总想往上爬。那么作者又写了一个叫冷子兴，他是介绍四大家族最厉害的，是一个门子，这是葫芦庵的小和尚跟出去的，到衙门里头作了个门子、门人之类的工作，他知道很多情况。贾雨村做金陵的县官，因薛蟠为香苓打死冯渊，带着妹子扬长而去，贾雨村想判薛蟠的刑，这个门子阻止他，然后就把他弄到后头暗房子里，这个门子就给他说，惹不得这四大家族，在朝里头互相支援，关系多得很，惹了一家，还有另外一家，几家还有更大的亲属，你就完了。他就掏出一个“护官符”来，上头有这样的话，“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是秦始皇的皇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就是史太君）。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王夫人，王熙凤）。丰年好大雪（薛宝钗家），珍珠如土金如铁”。写他们贵族豪华。贾雨村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这个门子给他说了香苓就是贾雨村的恩人甄士隐的女儿。但是，他不替她报仇伸冤，香苓的身世只有贾雨村知道，香苓原来不叫香苓，这是后来薛宝钗给她的名字，这就是我对《红楼梦》前五回的理解，不一定那么准确，供你和在座的各位参考。】

七、在江青谈到应对《红楼梦》采取什么样的研究态度时，两个版本分别摘录如下。

“张颖版”：【《红楼梦》是讲不完的。你们不要认为我是红学家。我只是半个红学家。这场争论，涉及到对祖国的文化财富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讲不完，讲不完，算啦，以后你自个儿慢慢研究。】

“传抄版”：【你们不要以为我是红学家，我只承认我是半个红学家，这场争论涉及到对祖国的文化财产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是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的态度对待她呢？还是采取唯心、形而上学的态度，利己主义、卖国主义的态度对待她？是象奴才一样把她看成带有传记性的小说文学作品？是把她看成批判的现实主义为主，浪漫主义为辅这样一个高度的文学作品，能够表现中国社会，高度概括中国社会，还是把她搞成真人真事，尽是些觅碎的儿女情长这么一部庸俗的东西。是把林黛玉、贾宝玉写成封建阶级的叛逆，还是把林薛合二而一，把林黛玉和薛宝钗说成没有多大差别。事实上林黛玉是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而薛宝钗却是封建贵族阶级，是封建贵族阶级利益的捍卫者，而是不择手段的陷害人。林黛玉就是她搞死的，她搞死了好几个人，她和王熙凤、袭人、王夫人合起来，还有她那薛姨妈。

对于这个评论，有些人一直是不服的，那个时候是在党外，到一九六零年左右，在我们党内就形成了几派了。我记得是一九六二年还是一九六三年，正是这两年吧，我在上海，华东局宣传部长（现在证明这个人不好，有叛变行为，当时还不知道），他有一天对我说，现在北京找到大观园了，好多人去看了，某某负责人也去看了，我说那《红楼梦》要改名了，要改成曹雪芹游记，这个人也是个蠢材，他没有听懂，我不理他了。】

八、谈话最后，“传抄版”中有一段江青对“禁书”的论述，“张颖版”中无此内容，摘录如下。

“传抄版”：【关于这个部分还要补充一下，在清朝自从他写成书后，就是禁书，越禁越糟糕，大家就抄，不胫而走，抄一部书的几十两银子，为什么那么多的版呢？就是靠的抄本，到了道光年间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后，有一个大臣，我忘记了他的名字，说要把《红楼梦》当鸦片输出去麻醉外国人，高颚不敢写名字，也是个原因，当然旧社会也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他不愿意注他的名字，因为小说当时不是那么好名誉的，叫杂书、闲书。

维：当时是否只有《红楼梦》被宣为禁书，还是所有小说都被宣布为禁书？

江：不是全是政治上宣布为禁书。

维：因为是真人真事？

江：因为这本书动摇了当时统治基础。《金瓶梅》在明朝万历年间也是禁书，那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写的。《金瓶梅》也是部了不起的作品，是明朝，但因为赤裸裸写两性关系，所以不能与群众见面，即使删去了节本，还是不能入目，当然在历史上还是应该有它的地位。关于这个问题咱们就说到这儿。】

…………

对于差别二、差别四、差别五、差别六和差别八，尽管它们并不像张颖所说的“可能有点乏味，文字也不流畅”，但我们仍然可以接受这是张颖出于对内容繁简考虑而作的相应取舍。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在极少数地方张颖以省略号的形式让我们意识到这是摘录谈话内容外，许多地方并无任何明显的提示或标注。同时，在笔者看来，这些节略或删剪的内容，无论是对于研究《红楼梦》这部著作本身而言，还是对于了解、还原一个真实、丰满的江青而言，都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些内容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江青——熟读、了解《红楼梦》，有着较高文学、诗词修养及丰富历史、文化知识的江青。张颖在书中引述完江青评论《红楼梦》的谈话后，照例又添加了一段绘声绘色、活灵活现的议论：【我们几个人又轻轻议论上了。不知是谁说的，我看江青讲起《红楼梦》来倒是真有一套。

“唉，你们没有看见她抄了一大堆纸，翻着在背那些诗词什么的。”

“这一套我还似曾听过，大概真是某个红学家讲过的论点。”

“别那么对她有成见，她整天没别的事，研究《红楼梦》也不坏。比她一心想整人可是好多了呀，看来她对《红楼梦》还真读过不少遍哩。”(Page116)】

而在英文版《江青同志》这一章节中，维特克多次提到江青在讲述这些诗词时全凭记忆，“From memory, Chiang Ch'ing quoted the following lines with an emotional intensitythat implied personal meaning.（英文版《江青同志》Page 285）大意：凭借记忆，江青带着强烈的个人情感引述了下列诗词。”、“She recited from memory long passages of verse.（英文版《江青同志》Page 286）大意：她根据记忆背诵了大段的诗词。”可以设想，如果对《红楼梦》这样一部博大精深的名著及中国古典文学没有相当程度的熟知与素养，仅凭临时抱佛脚式的准备是完全做不到这样长达几小时侃侃而谈的。至于一定要说江青的观点就是“某个红学家讲过的论点”，那这个红学家就是毛泽东，江青的这些观点与毛泽东的红学观点是完全一致。那么，作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一员，作为毛泽东的妻子，拥有这样的观点又有何不妥？对张颖这段酸溜溜的评论，相信读者会自有公论。

对于差别一、差别三和差别七就不是对内容繁简取舍那样简单的问题了，张颖似乎对此颇有一套取舍标准，经过张颖的加工、取舍，本来江青这一篇有着鲜明观点、明确主题和高度思想的文艺评论在张颖笔下就变成了一场江、维二人之间冗长啰嗦、空洞散漫的拉家常式的自由漫谈。在笔者看来，这些被张颖删减去的内容恰恰是江青谈论《红楼梦》的核心内容，也是红楼梦研究上的两种不同观点、不同立场的本质分歧所在，诚如江青所言：【这场争论涉及到对祖国的文化财产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是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的态度对待她呢？还是采取唯心、形而上学的态度，利己主义、卖国主义的态度对待她？是象奴才一样把她看成带有传记性的小说文学作品？是把她看成批判的现实主义为主，浪漫主义为辅这样一个高度的文学作品，能够表现中国社会，高度概括中国社会，还是把她搞成真人真事，尽是些觅碎的儿女情长这么一部庸俗的东西。】【同时问题的严重性还由于党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的主要负责人，欣赏俞平伯这本书，即《红楼梦研究》，欣赏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才会出现李希凡这样的“小人物”被“大人物”压制，党的文化部门主管向资产阶级唯心论屈膝投降，从而最终引发毛泽东给政治局写下《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那封信。

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下几个区别：

“传抄版”：【这封信严厉地批评了资产阶级的所谓大人物压服小人物，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压制新生力量的错误，对这个问题，你如果有兴趣我可以详谈。】而在“张颖版”中则为【唉，这个问题你没兴趣，不谈了。】

在“曹雪芹他并不想变天，他是想补天，他有一首诗说：‘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干年’。他不满意那种官僚制度等等。这部书是作者对封建贵族的一首挽歌”之后“张颖版”中紧接着为【维特克：“江青同志真是个伟大的学者，多呆一天就发现江青同志新的才能。不知再呆下去，又会发现什么新的才干。”】而“传抄版”中并无这句话。

“张颖版”：【《红楼梦》是讲不完的。你们不要认为我是红学家。我只是半个红学家。这场争论，涉及到对祖国的文化财富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讲不完，讲不完，算啦，以后你自个儿慢慢研究。】而“传抄版”在并无“讲不完，讲不完，算啦，以后你自个儿慢慢研究”的话，而是对此有着详尽的、重要的论述。

“张颖版”中以上几个变动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文学色彩，绝不像出自原始谈话记录，更像是张颖的“创作加工”。尽管 “传抄版”没有标注明确的出处，作为史料，这是一大遗憾，但“传抄版”谈话双方语气客观、平实，更接近于原始的记录。同时，在“张颖版”中所节略或删减，而在“传抄版”中详细论述或额外出现的这些内容在英文版《江青同志》中都有相应的提及，如李希凡文章发表的详细过程，法国修正主义者对《红与黑》的歪曲，对《好了歌》、《护官符》、《十二钗》的详细论述，江青嘲讽华东局宣传部长，对《金瓶梅》的评价……这些内容或细节也从另一方面验证了“传抄版”的可靠性。所以，无论从内容的丰富性还是准确性，“传抄版”均远高于“张颖版”，尤其是考虑到文革史料至今未对公众全面开放的特殊背景，“传抄版”的史料价值更是不可低估。

有了这些差别，我们还能再相信张颖所说的“下面所有叙述的都是两人的原话，我只在文字不通处稍修改，但不可能是全文而是有删节”、“为了保持真实，我尽量不改、不删节”这些冠冕堂皇的词藻么？仅以评论《红楼梦》一节为例，我们就看到了张颖对原始史料如此众多的加工与变动，那么整本书呢？

参考文献：

七十年代佚名油印传抄本《关于红楼梦问题——江青同志与美国作家维特克夫人谈话纪要》

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1997 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Comrade Chiang Ch`Ing by Witke, Roxane, Publisher: Little, Brown and Co. 1977

维特克《江青同志》中文版，香港星克尔出版社 2006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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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关于红楼梦问题——江青同志与美国作家维特克夫人谈话纪要

江：一九五四年元月，所谓两个小人物，山东大学的一个学生李希凡同志等，在《文史哲》发表了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俞是胡适那派的），毛主席看了很重视。当时毛主席是不愿人家知道他的意见，从没展开争论，就叫我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要他们转载，好开展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人民日报》因为我给打了电话就转载了，周扬之流却跳出来说，他们不过是小人物，言下之意非他们那一些大反革命文章不能登《人民日报》。

维：不但我有兴趣，世界上学中国文学的人，也会有兴趣听听江青同志对《红楼梦》的意见。

江：胡适、俞平伯这一派对祖国的文学艺术完全用唯心主义的所谓考证来对待，脱离了历史，脱离了客观实践，唯心主义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同时问题的严重性还由于党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的主要负责人，欣赏俞平伯这本书，即《红楼梦研究》，欣赏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他们是这样的穿凿附会，把这本书贬低到只是一部恋爱小说，看不到这本书是百科全书的写法。当时曹雪芹从一个贵族家庭的角度来描写阶级斗争，这部书涉及到二十余条人命，写了三、四百人口，但是，真正的主子只有二十余个，其他都是家务劳动奴隶……等等，他们之间的斗争也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那二十条人命说明这个问题。由于我的外文不行，我看的外国作品不多，但我看了一些翻译小说，就我看过的小说，世界上没有一部十八、十九世纪的小说，能够比得上《红楼梦》那样深刻、尖锐的分析社会。俞平伯、胡适居然荒谬地唯心地说林黛玉和薛宝钗是一个人。还有他们把十六回本（甲戊年）、八十回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戚蓼生本)等统统垄断了，群众看不到，而十六回本和脂评八十回本都只有一个抄本，就戚蓼生序本也要用很大力量才能得到，现在这三本珍贵的本子我都有，将来重印之后，我可以送你。他们垄断了这些珍物，然而说林黛玉和薛宝钗是一个人，一回事，说那个“注”与曹雪芹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说脂砚斋是曹雪芹的舅舅，又说史湘云、薛宝钗如何如何，反正是主观猜测，这是完全错误的，那个“注”的思想是反动的，它只提供了我们了解一些情况，而曹雪芹的思想《红楼梦》是当时十八世纪后半叶的著作，然后修改十余年之久，他的思想内容和文学技术在那个历史时代，应该说是比较先进的，离开历史背景就不能说明问题。《红楼梦》有好几个名字，最初叫《风月宝鉴》，后叫《石头记》，最后叫《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本，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写的，前八十回是有“注”的。我为了脂评八十回的本子，向北京图书馆去借，借来了后又挨了一顿臭骂。

那些资产阶级权威不许借出。我借出来后，请了许多人用流水作业转抄了本，这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也是抄本，不是原本，他们垄断了这些东西。我前面已经说过，曹雪芹二十八岁就写了这本书了，修改了十几年，红楼梦还有个名字叫《金玉缘》、《藤花榭》。藤本我没有看到，《金玉缘》我看了，这本没有意思。《戚蓼生序本》接近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我研究过各种版本的目录，证明曹雪芹在八十回石头记后是有稿子的，但是他没有后代，给人家借去散失了。据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第二章上说，叹君或亦将军后，于今环堵蓬篙屯，可知曹雪芹为将军的后代了，雪芹为旗人，故曹家受封为军马之劳。其实李辰冬所指的“将军后”解释不太确切，因为我读过唐朝大诗人之一杜甫（公元 700 年左右）的《丹青行》是指曹为曹操之后，曹操是后汉期间（大约公元 150年左右）统一了大半个中国的皇帝，他不仅是一个封建的政治家，而且是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我很喜欢他的诗，在他的诗里流露出朴素的辩证法。例如他的《龟虽寿》，为了证明我的看法，请你看一下我送你的《古诗源》，就是其中有名的一篇。后面我看到一些回目，以及八十回本的内容来判断，他写的非常悲惨，抄家，坐牢，讨饭都有。

这时曹寅已经死了，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遭遇比高颚继续的后四十回写的要悲惨的多啦，高颚最大的功劳是什么？就是写贾宝玉出家，但是因为高颚当时只中了举人，所以他写宝玉中了举人，又是有了儿子后才出家的，如果高颚中了进士时，写了四十回，那宝玉也一定写成中进士。周汝昌写了一部《红楼梦新证》，他的基本观点也是胡适一派的，但是他拿出清宫的一些档案，这是比较可靠的资料，这本书值得看，他的考证方法可是不行，但是一个资料。

我举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上的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他们怎样穿凿附会。例如戚蓼生八十回第六十三回叫“寿怡红群芳开夜宴”，连谁坐在那儿，谁怎样都画了图，说林黛玉、薛宝钗是合二而一。古人坐在那个地方，怎样坐的，他如何考证来，知道的那么正确呢？而且这是小说，又不是古物证明的，他说就是那样，完全是主观唯心论。他和胡适之流垄断了几个珍本批注，他拿着这个本子的注说，三元口说林就是薛，薛就是林（不是原话，是大意）。这两个人在统治集团里，一个是统治集团尖端顶儿上的，一个是寄人篱下的孤女，一个是挖空心思怎样害林黛玉的人，一个是天真烂漫的对待那些整她的人，当然啦，林黛玉也有点心计的，对自己言行相当谨慎的，曹雪芹写林黛玉都是批评她，批评她刁啦，说薛宝钗都是好的，好什么呢？一个是她的美，“唇不点而含丹，眉不画而横翠，眼含水杏，脸若银盘”，中国那个时候算美，现在看来可怕的很，那么圆圆的一肥脸，又说她“罕言寡语，人谓装愚，今随时，自云守拙”，反正翻过来复过去就是好。但是曹雪芹写林黛玉是仔仔细细写的，没有说林黛玉漂亮，然后他形象的写了林黛玉“两弯似蹙非蹙的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什么“泪光点点，娇喘微微”，什么“动如弱柳扶风”，那是形象的，写他们的房间呢？从刘姥姥眼睛里看，说林黛玉的房子，哎呀，还不定是那位哥儿的书房，尽是书，而薛宝钗的房子是另外一个样子，矫揉造作，听说贾宝玉有一块玉，她也作了一个项圈金锁，原来是准备送到宫里争取考试贤人，没有选上，这样就看中了宝二奶奶的宝座了，而林黛玉从小是当男孩子培养长大的，这两个人完全不同，性格什么都不一样，而且地位悬殊：一个是寄人篱下，实际无产者，没有户口，当然不是说她的思想不是贵族的；一个家里是富豪，是皇家的商人。这怎么能象胡适，俞平伯之流在他们的著作里，根据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注”说，林黛玉就是薛宝钗，薛宝钗就是林黛玉呢？

曹雪芹写贾宝玉也是非常不成材的，说他什么也不行，就在第三回吧，而在林黛玉的眼睛里贾宝玉并不是象曹雪芹设想的那么个蠢才，这个你可以去看第三、四回，毛主席是告诉我们全党，告诉我们的子女，要看这本书不要单纯看哥哥妹妹，要看阶级斗争，要看廿几条命，这几百个人都吃着邬进孝那样的庄子收来的东西，还有高利贷，以及讹诈来的财物，那些大头，管家的，得意的时候都是很厉害的，但一旦失宠，马上就完蛋，就死亡。

我看的小说不多，欧洲的，包括美国马克吐温的作品，是暴露的，这在当时是进步的，但是写的人物毫无例外，都是小资产阶级的向上爬。斯丹达尔写《红与黑》，于连索里已经爬到军官啦，这部作品我是欣赏的，主人翁已经爬到军官了，他未婚的老丈人准备要给他买一个贵族，这个没有作到的时候，另外一个与他有关系的贵族夫人给未婚的老丈人来了一封信，他就从上层社会跌倒底层，一方面由于那个社会不允许他再活下去，同时也因为他们个人的极端荣誉心，最后上了断头台。斯丹达尔的作品，我略有研究，特别是《红与黑》这本书，应该说是不朽的，在历史上，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应该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写了当时欧洲的政治、经济情况，政治什么样子，政治怎样斗争，政府部门怎样斗争，教派内部怎样斗争，写得很复杂，法国修正主义者把当时的历史政治、经济情况以及极其复杂的阶级斗争情况都抽掉了，搞成一个几角恋爱的故事的电影。这部书可以供我们了解当时欧洲的形象的历史，因为他写于连索里是从一个中小城市到巴黎，然后到伦敦，整个欧洲都跑遍了，他是一个很反动的人物，他就是给波旁王朝复辟做工作，正因为这样，我们看到了当时欧洲的政治经济情况。

《红楼梦》的作者不是这样的，他写的本身就是一群贵族，但是贵族出了两个叛逆，一个贾宝玉，一个林黛玉。贾宝玉就是怕人情世故，就是不愿意做官，我看的本子上有这样的话，那些须眉浊物只听见“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的名节，他只管胡闹起来，哪里知道有昏君方有死谏之臣，只顾他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并图于何地？他说还是做个老百姓的，贾宝玉不愿去读书，不愿去应试，但是自己在家里读书，他说所有的书都是假，只有四书是真的。作者总说他无能，总说林黛玉小性儿，行行爱恼人，总说薛宝钗怎么大方，其实薛宝钗手里有钱，她用钱收买人心，收买特务，袭人就是她收买的特务。林黛玉是没有什么钱的，就靠贾母每月给她一点钱，因为她不使胭脂粉，什么她都不使。有一回薛家的老妈妈送东西给林黛玉，正好遇上贾母给她送月份钱来，她就把钱全部给妈妈与丫头了。

如果林黛玉跟贾宝玉活到现在，我看也是大右派，但是在当时那个历史背景，就是十八世纪上半叶，他们在恋爱问题上，考试制度上，不向上爬，不愿意做官等等不少方面，反封建那样坚决是了不起的，总而言之，他们是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

如何帮助读者比较容易看得懂《红楼梦》呢？我对这本书还有以下的看法，头五回很多人看不懂，他的小说实际上是从第六回刘姥姥进大观园开始的，天上不是一个虚幻的镜吗？那时作者幻想出那个地方，来逃避现实的，在地方上就搞个大观园，他说林黛玉是绛珠仙草，贾宝玉是神瑛侍者，可怜这颗绛珠仙草每天以甘露灌溉，所以绛珠仙草得了个人形，她要下凡去用眼泪来还神瑛侍者的恩情，整个是虚构的，这是浪漫主义，但从整个部分来看，又有浪漫主义，又有现实主义。毛主席的教导，看这本书要用阶级观点，看那些人命，头五回非常重要，这部分作者都在前五回出来了，林黛玉、贾宝玉、薛宝钗，作者在第二回就写了林黛玉，薛宝钗在第八回作者才让她正式出现，但是前五回总的介绍人物，都介绍了，薛宝钗也介绍了。

这五回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主题歌——“好了歌”的词，他有对比，有朴素的辩证法唯物论，这个歌的“注”是谁作的呢？是甄士隐。作者说他将真事隐去了，所以有个贾宝玉甄宝玉，甄士隐家道破落，孩子叫人拐走了，他们住的地方叫十里街仁清巷葫芦庙，他与他的妻子搬到他的老丈人封肃处，丈人看不起他，骂他懒，他晚年非常悲惨，最后就跟着和尚道士走了，他听了“好了歌”就说，我可以解你这个和尚道士的好了歌，他念到：“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笏是什么？就是大臣见皇帝拿的玉，“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就是现在那个破纱又糊在窗上，即穷人的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今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指与薛宝钗结婚，“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指贾宝玉。我看到有一个回目，贾宝玉作了乞丐，抄家，坐牢。“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这个我就不知道指的谁了，但是有一个批注本，就是指薛蟠、贾琏这些狐群狗党，薛蟠就是薛宝钗的哥哥，“择膏梁，谁承望流落在烟花者巷，择膏梁就是选女婿，谁也没有想到流落作了娼妓，这里指的巧姐，你看这个一百二十回本上，写巧姐嫁了个大地主，高颚虽然贬了她的贵族身份，还是嫁给了一个大地主，“因嫌纱帽小，改使锁枷杠”，往上爬，这是写贾赦，贾珍他们，荣宁二府，贾珍是宁国府的长子，贾家的儿子，贾敬出家他就是管家的人了。贾敬出了家，老想当圣人，不管家务，任凭他儿子称王称霸，贾政是贾母的二儿子，贾政的妻子就是王夫人。王熙凤是王夫人的内侄女，薛宝钗是王夫人的外甥女，她妹妹的女儿，她是个管家的，这个荣国府统治集团里母党与父党斗争，母党胜利了。wengewang.org 因为林黛玉是父党这个系统的，她的母亲就是贾政的妹妹，贾母的女儿。母党父党都争取贾宝玉，但是最后都失败了。“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这是写李纨的贾兰，李纨是贾母的长孙媳妇，贾政和王夫人的长子贾珠之妻，她有一个独生子叫贾兰，他后来做了官，“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反认他乡是故乡”，这说明曹雪芹是汉人，“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这个地方很明确，到头来汉人为满人做嫁衣裳。

贾宝玉游太虚幻境的时候，我看见有正册、副册，这几册都是很重要的。我先举副册的例子，副册的第一个就是晴雯，作者说“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诽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这就说明晴雯这个人心比天高，身为下贱，她是个奴隶，“寿夭多因诽谤生”就是说夭折是因为人家诽谤她迫害她的，“多情公子空牵念”是指贾宝玉，她死的很惨。对袭人怎样说呢？“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堪羡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她这个名字是从一句唐诗得来的，“花气袭人知昼暖”，是偷袭别人的。在正册十二钗都有了，我讲头一钗，“可叹停机德”指的是公元前战国时候，乐羊子是个有名的将军，远征以后，无功而回，他的老婆就不织布了，为的是叫他去求功名，“堪怜咏絮才”指谢道韫，是王羲之的儿媳，谢道韫有“咏絮诗”，这首诗在我给你们的《古诗源》上有。王羲之是著名的书法家，晋朝人，毛主席的字就是吸收他的相当一部分，还有其他人的。

“玉带林中挂”，就是黛玉。“金簪雪里埋”就是薛宝钗，作者写到正册上有这么一幅画，画了两株枯木，木上悬着一围玉带，地下又有一堆雪，雪中有一股金簪，所以他写这么四句话。他这十二钗正册，十二钗都有诗都有画，你看就明白了，不需讲。秦可卿是贾珍的儿媳妇，她不是病死的，是吊死的，也就是她公公和她发生关系，叫她婆婆碰见了，她跟前有两个丫环也碰见了，因而一个撞死，一个出家。书中说了，宝玉看到一幅画，一座高楼，上有个美人悬梁自尽，这诗就说：“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情天就是讲这个人讲爱情的，她跟贾珍有关系，她也引诱贾宝玉，情天情海是说两个情碰到一块了，一定很淫荡，其实是她那个公公坏透了，秦可卿是出身于下层，她的家庭生活和弟弟秦钟靠她公公接济的，是个可怜的人，这个地方就是说，不要说荣国府尽是高尚的子孙，造衅开端，还是宁国府。底下十二支曲也是证明，另外的所谓十二支曲子，实际上还有个尾声，前头有个引子，共十四支，第十二支就是讲秦可卿，作者说，她长得很漂亮，林黛玉长的很像她，又说林黛玉比她更美，晴雯像林黛玉，风姐说的，十二支曲子就是说他为什么写《红楼梦》了。曹雪芹这个人基本上不怎么讲迷信，他在结尾有点宿命论，这大概和他的遭遇有点关系，整个十二支曲子都是每一个曲子一个人，我只讲第一支和第二支，这说明贾宝玉和林黛玉是怎么在恋爱问题上要自由，坚决反封建的。第一支曲“误终身”写道：“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第二支是“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第一支曲写贾宝玉对林黛玉跟薛宝钗的态度，第二支曲子是贾宝玉与林黛玉恋爱不成。第一支曲子是混合写的，“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举案齐眉是一个典故，是东汉时的，指的是孟光和梁鸿，他们是夫妻两个，非常恩爱的，一个耕地，一个做饭，妻子给丈夫送饭的时候把托碗的盘子，就是案，举起齐眉，这么恭敬，她的丈夫也是恭恭敬敬的站起来托盘，这里是说虽然讨了薛宝钗，心里还是不平，他忘不了林黛玉，他恨薛宝钗。第二支曲子简单的说就是他们两个人互相爱，作者说他两个心想成双成对的人，但是就不行，就有人破坏。

曹雪芹并不是想变天，他是想补天。他有一首诗说：“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他不满意那种官僚制度等等，想去补天，他并不想去推翻王朝，这一点应该肯定，这部书是作者对封建贵族的一首挽歌，他自己说这是“假语村言”。这里头有个坏的官僚，叫贾雨村，贾雨村总想往上爬。那么作者又写了一个叫冷子兴，他是介绍四大家族最厉害的，是一个门子，这是葫芦庵的小和尚跟出去的，到衙门里头作了个门子、门人之类的工作，他知道很多情况。贾雨村做金陵的县官，因薛蟠为香苓打死冯渊，带着妹子扬长而去，贾雨村想判薛蟠的刑，这个门子阻止他，然后就把他弄到后头暗房子里，这个门子就给他说，惹不得这四大家族，在朝里头互相支援，关系多得很，惹了一家，还有另外一家，几家还有更大的亲属，你就完了。他就掏出一个“护官符”来，上头有这样的话，“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是秦始皇的皇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就是史太君）。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王夫人，王熙凤）。丰年好大雪（薛宝钗家），珍珠如土金如铁”。写他们贵族豪华。贾雨村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这个门子给他说了香苓就是贾雨村的恩人甄士隐的女儿。但是，他不替她报仇伸冤，香苓的身世只有贾雨村知道，香苓原来不叫香苓，这是后来薛宝钗给她的名字，这就是我对《红楼梦》前五回的理解，不一定那么准确，供你和在座的各位参考。

曹雪芹是位伟大的作家，也是语言学家，他的文学简练，你学中文，就必须读《红楼梦》。

《红楼梦》我读了多少遍不记得了，大概七遍以上，到延安以前看过三次，一看到林黛玉死就哭鼻子，看不下去，太惨了。毛泽东主席后来批评我，你这么不成话，一部书都看不完，不过说实话，后面的文字，也确实不好。

看到林黛玉死就差不多了，曹雪芹很博学，他对诗歌，歌赋，医学，绘画都懂。

维：江青同志是否认为曹雪芹的多才多艺是无人能与相比的？

江：象他这样的文学家很难的，另外他引证历史书籍、诗词、歌赋都是惊人的，他描写人物很简明，历史知识很丰富，如“寿怡红群芳开夜宴”这一夜就不知引用了多少人的诗词，就考证了很多，我真正考证要查呀，他对中国历史很熟悉，前面讲的“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这两个历史典故，一出在战国，一出在晋朝。贾宝玉不愿意要功名，说只有林妹妹从未这样劝过他。有次贾宝玉还当面骂薛宝钗，曹雪芹写贾宝玉睡觉了，袭人坐在他床前绣鸳鸯肚兜，薛宝钗去看望贾宝玉，袭人见她来了连忙起身，后在袭人装着有点事要出去，就对薛宝钗说，“好姑娘，你略坐，我出去走走就来”。薛宝钗无耻地坐在袭人坐过的位子上赞她绣鸳鸯。宝玉忽然翻身在梦中唤骂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为什么“金玉良缘”，我偏说“木石姻缘”，薛宝钗听了很吃惊，但装着没事，她和母党合起来陷害林黛玉和好多大小丫头，凤姐是明的，薛宝钗是暗的，袭人也是暗的，她是特务，她密向王夫人、王熙凤告发别人，因而使别人受迫害，遭受摧残而死。贾宝玉与林黛玉的恋爱就是她直接向王夫人告发的。“寿怡红群芳开夜宴”这一节就可以看出贾府的剥削，夜宴开始，芳官唱曲，她唱了一支祝寿的曲，大家都说“打回去，打回去，把你最好的拿出来唱”，她就唱“赏花时”，“翠凤翎毛扎帚叉，陷踏天门扫落花，恁看那风起玉尘砂，猛可的那一层之下，抵多少门外既无涯”（门外既无涯是唐朝大诗人刘禹锡诗的末句）“洞宾呀，这戏是要吕洞宾下凡去渡一人上天，你休要再创斩黄龙一线差，再休向东老贫穷卖酒家，你与俺高眼向云霞，洞宾呀，你得早些回话，迟迟啊，错教人遗恨碧桃花”。这个诗叫“赏花时”，但是谁的曲子呢？查了很久，查到明朝汤显祖，汤是一个大的贵族戏剧家，剧名是“邯郸梦记”，“春明门外既无涯”是唐朝刘禹锡的诗，丞相宅的牡丹，当时唐朝有两个京城，一在洛阳，一在长安，汤显祖是引用刘禹锡的诗，曹雪芹又引用汤显祖的曲。

这一回小说与薛宝钗抽了签，签上画着一只牡丹，签下有一句唐诗“任是无情也动人”宝玉一面听芳官的曲子，一面念叨“任是无情也动人”，但眼看着芳官。

黛玉抽了个什么签呢？芙蓉诗是“莫怨东风当自嗟”（唐诗）。探春抽的签是杏花，“天上碧桃和千牛，四边红杏倚云栽，芙蓉走在秋江上，莫问东风怨未开”（唐诗）。探春结尾较好，她是贾宝玉父亲小老婆的女儿。www.wengewang.org/

曹雪芹写林黛玉很有学问，但写薛宝钗也是有学问的，有一次过生日，唱醉打山门(水浒传)，贾宝玉装着没有听过薛宝钗说里边有个曲子很好哇，词藻也很好，贾宝玉说好姐姐念念给我听听，这曲子叫“寄生草”，是关汉卿写的，他比但丁还早，比莎士比亚早的作品，五个歌剧，它反映了当时蒙族统治汉族时人们的灾难，“寄生草”中有“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发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别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薛宝钗刚诵完，贾宝玉称好，林黛玉说还没有唱“山门”你就装疯了，说明斗争很激烈，彼此用学问斗。

你们不要以为我是红学家，我只承认我是半个红学家，这场争论涉及到对祖国的文化财产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是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的态度对待她呢？还是采取唯心、形而上学的态度，利己主义、卖国主义的态度对待她？是象奴才一样把她看成带有传记性的小说文学作品？是把她看成批判的现实主义为主，浪漫主义为辅这样一个高度的文学作品，能够表现中国社会，高度概括中国社会，还是把她搞成真人真事，尽是些觅碎的儿女情长这么一部庸俗的东西。是把林黛玉、贾宝玉写成封建阶级的叛逆，还是把林薛合二而一，把林黛玉和薛宝钗说成没有多大差别。事实上林黛玉是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而薛宝钗却是封建贵族阶级，是封建贵族阶级利益的捍卫者，而是不择手段的陷害人。林黛玉就是她搞死的，她搞死了好几个人，她和王熙凤、袭人、王夫人合起来，还有她那薛姨妈。

关于这个部分还要补充一下，在清朝自从他写成书后，就是禁书，越禁越糟糕，大家就抄，不胫而走，抄一部书的几十两银子，为什么那么多的版呢？就是靠的抄本，到了道光年间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后，有一个大臣，我忘记了他的名字，说要把《红楼梦》当鸦片输出去麻醉外国人，高颚不敢写名字，也是个原因，当然旧社会也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他不愿意注他的名字，因为小说当时不是那么好名誉的，叫杂书、闲书。

维：当时是否只有《红楼梦》被宣为禁书，还是所有小说都被宣布为禁书？

江：不是全是政治上宣布为禁书。

维：因为是真人真事？

江：因为这本书动摇了当时统治基础。《金瓶梅》在明朝万历年间也是禁书，那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写的。《金瓶梅》也是部了不起的作品，是明朝，但因为赤裸裸写两性关系，所以不能与群众见面，即使删去了节本，还是不能入目，当然在历史上还是应该有它的地位。关于这个问题咱们就说到这儿。

………………………………

附录 2：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节选

江青：“今天给你谈《红楼梦》，你研究中国文学而不谈《红楼梦》那怎么行。我这里预备了一套《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是最可靠也是最好的版本。”

维特克：“我一定会遵照你的意思，回到美国认真阅读，江青夫人。”

江青：“1954 年山东大学的学生发表了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毛主席看了以后很重视，要《人民日报》转载，这下可惹了大祸了。《文艺报》不登，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大人物压小人物。毛主席写了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还开了一个会，我参加了，唉，这个问题你没兴趣，不谈了。”

维特克：“不但我有兴趣，世界上对中国文学关心的人，都会有兴趣。”

江青：“俞平伯他们这一派对祖国的文学艺术完全用唯心论的考证，脱离了历史，脱离了客观的实际，他唯心的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俞平伯、胡适穿凿附会，把这本书贬低为一部恋爱小说，而我认为这本书是百科全书。曹雪芹从一个贵族的角度来描写阶级斗争，涉及到二十几条人命，写了三四百口人。但真正的主人只有二十多个，其他都是家务劳动的奴隶，大小奴隶头子。我认为世界上十八九世纪的小说没有一部能够比得上《红楼梦》那样尖锐。俞平伯、胡适竟敢荒谬地、唯心地说，林黛玉与薛宝钗是一个人，还有他们把十六回本、八十回本脂砚斋等统统垄断了。群众见不到，他们垄断了这些东西，然后说林黛玉与薛宝钗就是一个人，一回事。说那个注与曹雪芹的思想是一致的。说脂砚斋是曹雪芹的什么舅舅，又说史湘云、薛宝钗如何如何，反正是主观猜测，这完全是错误的。www.wengewang.org/

“一百二十回本，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写的，前八十回是有注的。我为了要前八十回这个本子，向北京图书馆去借，借来以后挨了一顿臭骂啊。那些资产阶级权威，不许向外借，我借出来以后，请了很多人抄了一本，这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也是抄本，不是原本。他们垄断这种书，八十回本的注解是反动的。而他们说这与曹雪芹的思想一致。曹雪芹二十几岁就写了这本书，修改了十几年。《红楼梦》有个戚本接近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我研究过各种版本的目录，证明后头他是有稿子的，但是他没有后代，可能给人们借去失散了。他的后头写得非常悲惨，抄家，坐牢，讨饭，都有回目的。《红楼梦》的创作和它的历史背景有关，曹雪芹的祖父是当官的，曹寅的母亲是康熙的奶娘……

“高鹗续这后四十回，高鹗最大的功劳是什么?就是写贾宝玉出家，但仍写他中了举人，结婚又生了儿子后才出家的。如果高鹗后来中了进士的话，那贾宝玉也一定中进士。周汝昌写了一部《红楼梦新证》，他的基本观点也是胡适这一派的，但是他有一点好处，就是他拿出清宫的档案，这是比较可靠的材料。文化大革命中，我是点名保他的。这本书的资料值得看，他的考证方法可是不行。

“我举个例子说明俞平伯怎么穿凿附会。《红楼梦》中有一回叫《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他连谁坐在哪儿，谁怎样都画了图。说林黛玉、薛宝钗是合二而一。古人坐在哪个地方，怎么坐的他怎么考证出来，考证得那么准确呢?他说就是那样。你看真是主观。这两个人地位、性格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尖端顶儿上的，一个是寄人篱下的孤女。一个就是挖空心思怎么样害林黛玉的人，一个是天真烂漫地对待人。当然啦，林黛玉也是没有心计的，怕得罪人，怕别的什么。曹雪芹写林黛玉都是批评他。说薛宝钗都是好的，好什么呢?一个是说她美，唇不点而含丹，眉不画而含翠，眼同水杏，脸若银盆。中国那个时候算美，现在看来可怕得很。又说她罕言寡语，人谓装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反正反过来复过去就是好。曹雪芹写林黛玉呢，他很细心，没有说林黛玉漂亮，他形象地写了林黛玉：两弯似蹙非蹙的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的含情目，什么泪光点点，娇喘微微，什么行动如弱柳扶风。那是很形象的。写她们两人的房间呢?从刘姥姥的眼里看，说林黛玉的房子，哎呀，这必定是那一位哥儿的书房，尽是书。而薛宝钗的房子里是另一个样子，矫揉造作。听说贾宝玉有一块玉，她才做了个锁，原来是送到宫里考贤人的，没有选上，这样就看中了宝二奶奶的宝座了。而林黛玉从小是像男孩子那样培养长大的。这两个人完全不同，性格什么的都不一样，而且地位是悬殊的，一高一低。

一个是寄人篱下，实际上是无产者，没有产业，当然不是说她的思想不是贵族的。一个家里是富豪，是皇家的商人。这怎么能像俞平伯那样子在他的《红楼考证》里说的，林黛玉就是薛宝钗，薛宝钗就是林黛玉呢?曹雪芹写贾宝玉也是非常不成材的，说他什么也不行。在第五回里，在林黛玉的眼睛里，贾宝玉并不是那么个蠢包。毛主席总是告诉我们全党，告诉我们的子女要看这本书，不要单看爱情故事，单看哥哥妹妹，要看阶级斗争，要看那二十几条人命。这几百个人都是吃乌进孝那样的庄子收来的东西，那些大丫头、管家的，得意的时候都是很厉害的。但是一旦失宠马上就完蛋，就是死亡。我看过的小说不很多，欧洲的，包括美国马克吐温的作品，是暴露的。这在当时是进步的，但写的人物毫无例外都是小资产阶级往上爬。狄更斯的《孤星血泪》就是写爬上去了的。斯汤达的《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里已经爬到军官啦，他丈人要给他买个贵族。而另一个贵族妇女与他有关系，写了封信，把他压下了，最后死了。斯汤达的作品我是有研究，特别是《红与黑》，这部书应该说是不朽的，文学史中都应占有重要地位，因为他写了欧洲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政教怎么斗争，写得很复杂。这部书可以提供我们了解当时欧洲的历史。www.wengewang.org/

“《红楼梦》的作者不是这样子的，他写的本身就是一群贵族，但贵族中出了这么两个叛逆：一个贾宝玉，一个林黛玉。贾宝玉就是怕人情世故，就是不愿意做官。书中有这样的话：那些须眉浊物只听见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的名节，便只管胡闹起来。哪里知道有昏君方有死谏之臣，只顾他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弃国于何地?他说还是做个老百姓吧。宝玉不愿意去读书，不愿意去应考，但在自己家里读书，他说其他书都是假的，只有《四书》是真的。作者总说他无能，总说林黛玉小性儿，行动爱恼人。说薛宝钗怎么大方，其实是薛宝钗手里有钱，她用钱收买人心，袭人就是她收买的特务。如果林黛玉和贾宝玉活到现在，也是大右派。但在当时那个历史背景，就是 18 世纪中叶，他们反封建那样坚决，是了不起的。在恋爱问题上，考试制度上等等。总而言之，他们是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

“如何看得懂《红楼梦》呢?头五回很多人看不懂，小说实际上是从第六回刘姥姥进大观园开始的。他说天上不是有一个太虚幻境吗?在地上就搞个大观园，他说林黛玉是绛珠仙草，贾宝玉是神英侍者，他可怜这棵草，每天以甘露灌溉，所以绛珠仙草得了个人形，她下凡去要用眼泪来还神英侍者的恩情，这是浪漫主义的。wengew ang.org/但整个的既是浪漫主义，又是现实主义，头五回非常重要。这部书的作者，他在前五回反复交代，反复告诉读者，我想写的是什么。主要的人物在前五回都出来了。林黛玉、贾宝玉、薛宝钗是第八回才正式出现。但是前五回是总的介绍，人物都介绍了，不是像小说那样写法，这五回很重要的就是有一个主题歌——‘好了歌’。这个歌是谁作的呢，是甄士隐，作者说，将真事隐去了，所以有个贾宝玉，甄宝玉，甄士隐后来家道破落，他晚年非常悲惨的，最后跟和尚道士走了。”

江青：“另外有所说十二支曲子，实际上他还有个尾声，前头有引子，共十四支，十二支曲子就是十二金钗，金陵十二钗。另外，他游太虚幻境时，看见有正册、副册，这些册子都是很重要的……十二支曲子都是每个曲子一个人，我只讲第一支和第二支，这说明贾宝玉跟林黛玉是怎么样在恋爱问题上要自由，坚决反对封建。‘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这个是第一支。第二支是‘一个是良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话?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这第一支曲子是贾宝玉对林黛玉的恋爱不成。这两个曲子是混合着写的。

“曹雪芹他并不想变天，他是想补天，他有一首诗说：‘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干年’。他不满意那种官僚制度等等。这部书是作者对封建贵族的一首挽歌。”

维特克：“江青同志真是个伟大的学者，多呆一天就发现江青同志新的才能。不知再呆下去，又会发现什么新的才干。”

江青：“曹雪芹不仅是伟大的作家，也是语言家，他的文字十分简练，你学中文，就必须读《红楼梦》。

“《红楼梦》我读过多少遍不记得了。大概 10 遍以上。到延安以前看了三次。一看到林黛玉死就哭鼻子，看不下去，太惨了。毛主席批评我，你这个人不成话，一部书都看不完。不过说老实话，后面的文字也确实不好，看到林黛玉死就差不多了。曹雪芹很博学，他对诗词歌赋、医药、绘画等都懂。”

维特克：“江青同志是否认为曹雪芹的多才多艺是无人能与之相比的?”

江青：“像他这样的文学家很难得，另外他引证的历史书籍、诗词歌赋都是惊人的。他描写人物很简明，历史知识很丰富。如《寿怡红群芳开夜宴》那一回，就在那一夜不知道引用了多少人写诗词，我考证了很久，才找出他引的是谁的诗。我是真考证，要慢慢查呀!他对中国历史很熟悉，前面讲到的‘可叹停机德，堪怜泳絮才’，这两个典故，一出在战国时代，一出于晋朝。贾宝玉不愿要功名，说只有林妹妹了解他，薛宝钗尽是胡说八道，说林妹妹从来未这样劝过他。有次贾宝玉还当面骂薛宝钗。曹雪芹写贾宝玉睡着了，袭人坐在他旁边绣鸳鸯荷包，宝钗去看望宝玉，袭人见她来了，赶快让座。袭人说我有点事要出去一下，宝姑娘能否替我赶蚊子。宅钗就在袭人的位子上坐下，袭人就走了。宝玉忽然一翻身，在梦中喊骂：什么混账和尚道士，什么金玉良缘，我偏说木石姻缘。宝钗听了很吃惊，但装着没事。他们母党合起来陷害林黛玉和好的大小丫头。风姐是明的，宝钗是暗的。袭人也是暗的，她是特务，向王夫人告发宝玉与黛玉的恋爱。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这一回可以看出贾府的剥削。夜宴开始，要芳官唱曲，她唱了一支祝寿的曲，大家都说打回去，打回去，你把最好的拿出来唱。她然后唱《赏花时》，‘翠凤毛翎扎帚叉，闲踏山门扫落花。您看那风起玉尘沙。猛可的那一层云下，抵多少门外即天涯。’这是刘禹锡写的。《洞宾呀》这戏是要吕洞宾下凡去渡一人上天。‘你再休要错斩黄龙一线差，再休向东老贫穷卖酒家。你与俺高眼向云霞。洞宾啊，你得了人可便早些儿回话，若迟啊，错教人留恨碧桃花。’这叫赏花时，谁的曲子呢?查了很久，查到明朝汤显祖。汤显祖是个大的贵族戏剧家，剧名可能是《黄粱梦》。‘抵多少门外即天涯’是唐朝刘禹锡的诗，丞相府里的牡丹。当时唐代有两个京城，一在洛阳，一在长安，懂吗?汤显祖是引的刘禹锡的诗，曹雪芹又引用汤显祖。

“这一回小说写薛宝钗抽了个签，签上画着一枝牡丹，签下有一句唐诗‘任是无情也动人’，没有情，但也很漂亮。宝玉一面听芳官的曲子，一面喃喃说‘任是无情也动人’，但眼看着芳官。黛宝抽了什么签呢?《芙蓉》诗是：‘莫怨东风当自嗟’。探春抽的签是‘杏花’，诗曰‘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莫向东风怨未开’。探春结局较好。

“曹雪芹写林黛玉很有学问，写薛宝钗也是很有学问的。有一次祝寿，唱《醉打山门》，贾宝玉装着没有听过，薛宝钗说里面有个曲子很好听，词也很好。宝玉说：‘好姐姐，你就给我讲讲吧。’这个曲子叫《寄生草》，是关汉卿写的，她比但丁早多少年，比莎士比亚早 300年。关汉卿的《窦娥冤》是了不起的，是个歌剧，大悲剧。它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灾难。《寄生草》中有：‘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宝钗讲完，宝玉称好。黛玉说：还没打‘山门’，你就‘装疯’了。说明斗争很激烈，彼此都是以学问来斗争的。

“《红楼梦》是讲不完的。你们不要认为我是红学家。我只是半个红学家。这场争论，涉及到对祖国的文化财富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讲不完，讲不完，算啦，以后你自个儿慢慢研究。”

附录 2：维特克访华与《江青同志》

作者：余汝信

约十年前，友人送笔者一册美国女学者罗克珊维特克的英文版原著《江青同志》（RoxaneWitke：Comrade Chiang ch'ing， Boston Toronto：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7）。当时感到奇怪的是，这样一部经过与传主近距离接触及长达 60 小时谈话后完成的、有关这位文革时期最显赫人物的严肃而又立场超然的力作，为什么在面世十多年后，在海内外都尚未有中文版？至今，匆匆又过了十年，仍然未见其中译本，这确实是很令人惋惜的。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在中国大陆，涉及到这本书及江青那一次与维特克谈话经过的所谓“实录”、“纪实文学”，如张颖的《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叶永烈的《江青传》、陈东林、杜蒲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邬吉成、王凡的《红色警卫》，以及杨银禄在香港出版的《我给江青当秘书》等，内中谬误或不确之处比比皆是（即便是亲身经历者所著亦不例外），而未看过《江青同志》一书者又难以明辨真伪，有感于此，特作本文，以匡正之。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引述的该书“序言”和第一章“邂逅”部分段落的译文，均为笔者与友人合译，虽已力求忠于原著，惟因水平所限，肯定未臻精当，请识者不吝赐教。

一、有关罗克珊维特克

罗克珊维特克于 1972 年应邀访华时，尚是一位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Binghamton）任教的青年学者。她毕业于史丹福大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六十年代末在台湾作研究工作，专攻中国近现代史，懂中文，能以汉语会话。1970 年，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完成她的博士论文《五四运动时期对妇女态度的转变》，获哲学博士学位。此前，与罗伯特林顿合著有《〈红旗飘飘〉文集指南（TheRed Flag Waves：a Guide to the Hung－chi piao－piao collection），1968 年由柏克莱分校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出版。可以说，她在当时美国人数不多的中国问题学者群中虽不算大家，却也小有名气。

二、偶遇中国代表团

在《江青同志》一书的第一章“邂逅”里，维特克生动地忆及导致她 1972 年中国之旅的一次巧遇。

“我的中国之行取得意想不到的进展是缘于中美之间在结束持续了二十年的‘互不承认’的状态后，1971 年夏天中美关系发生的戏剧性逆转”，“这种逆转来得非常迅速。秋天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中国人娴熟的文化外交活动也延伸到了美国。我国民众渴望体验‘真实’的中国的愿望突然变得似乎永不满足。我与那些跑到渥太华的中国大使馆急着办签证的同事不一样，我没有这样做，1950 年代冷战期间的成长经历使我深信，我 1960年代的教学和研究课题，即现代中国的社会和文明史仍然是‘学术’方面的问题－－我并不急于亲历其中”。（p17－18，原书页码，下同）。

“捉摸不定的机遇结束了那种超然的态度，1971 年深秋，我例行到纽约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现代中国研讨会。那晚我住进了一家不太豪华的饭店－－罗斯福饭店。第二天早上用过早餐后，当我在大堂浏览《纽约时报》的时候，我被一队急速走过的人所吸引，他们穿着笔挺，目视前方，短发刚刚仔细地修剪过，穿着海蓝色的高领外衣。很明显这是中国代表团，刚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到达美国。这些官员临时住在 14 楼，我也住在同一家饭店里，但对这种神奇的巧合竟然一无所知。我还有一些时间，于是冲进电梯按下‘14’那个按纽，意识里只想着看看这些从北京来的严肃的使者与我五年前在台湾所了解的是否一致。他们是否在享用典型的中国北方早餐：粗糙的‘火烧’和烙饼，或许正把他们的茶壶放到饭店陈旧的电热炉上烧开水？”（p18）

“门开了，见到两名高大的警察，还有一个穿着侍者衣服的人。‘请出示证件’，一位警官要求。我照做了，‘什么事？’当时我说了一些学术方面对中国比较关注等愚蠢的话。就在那时，我看见一个身着睡衣的中国人在门旁好奇地四处观望。我用中文向他打招呼：‘你吃了吗？’然后问他和他的同胞在一个美国城市里感觉怎样。他有些震惊，然后走开了。门后面匆匆出现一个苗条的人，穿着短袖衬衣和直筒裤。‘我姓刘’，他说话比较紧张，同时陪着我到一个小房间里面。我们坐了下来，然后他给我倒茶、递香烟，都是中国货。接着我们开始用汉语、法语和英语彬彬有礼的交谈，谈到中国外交的转变，交换留学生的可能性（当然还‘很遥远’）以及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观念和思想相互交流的可能性问题。

那次谈话是有分寸的而不承担什么义务，我们都没有提到毛主席的名字”（p18）。“当我带着刘先生悄悄提出的下次再来的邀请离开时，那个穿着侍者衣服的人跟着我进了电梯。下降过程中，他显得很精明地对我说：‘你以为我是一名侍者，但实际上我是一名侦探。不仅如此，我还是约翰杰伊大学的学生。如果你真是你所声称的教授－－我实在怀疑－－那你能不能够批改我的关于生态学方面的学期论文？’出了电梯后我径直向街上跑去，他还不断地说着，经过了好几个充满了行人的街区后，才把他甩掉了”。（p19）

那名侦探的怀疑是有一定道理。维特克当时虽年过三十，但长相年轻，活力十足，模样可人，实在不像一位教授，以至到中国后，张颖等人凭长相对漂亮的维特克的学识常常也带有疑问。

三、与何理良的交往

维特克接下来讲述了她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再次交往：“几个星期后我又因为另一学术活动回到纽约，那时中国代表团已经住进了一家位于西区第 66 街的饭店里”，“由于有几个小时的空闲，我决定再次拜访他们。这次却不是那么容易了，我前前后后打了大概二十个电话。其中有一个被误接到中华民国（台湾）驻联合国的办公室（那时即将搬走），电话里传来一个狂怒的男人声音，咆哮着说，‘共匪不住这里！’”（p19）

“又拨了几个电话后，我终于接通了刘先生的一位同事何理良女士，她是黄华大使的夫人，同时也担任代表团的顾问。黄华是代表团的首席代表，也是多年来一直在国外工作的中国最高级别的官员，她促成了当天下午的拜访。我们的谈话在汉语和法语之间变换（当时法语是她的主要外交语言），当时担任代表团二等秘书的高粱也参加了谈话。高粱身形魁梧，精力充沛，兴致也很高，他只说汉语。从交谈中可以察觉，他们已经通过自己的渠道知道了‘现代中国的女权运动’是我正准备出版的一本书的主题，我的研究方向使我对他们现在的革命前辈的革命经历很熟悉。他们也知道了我是那部未全文翻译的 16 卷革命者回忆录文摘《红旗飘飘》的合著者之一。在评论这部文摘的时候，他们提醒我其中一些撰稿人，即那些被打倒的同志们的思想“包含着错误”。他们也对我就他们的主席早期的文章做的一项调查工作很好奇，我把它称作‘五四时期的毛、妇女和自杀’。我们在讨论社会主义革命中妇女的困难处境时，何理良对我保证，如果妇女参加无产阶级斗争，男女平等就会实现。

而我则提到在结束两年的亚、欧学术研究后，我 1967 年秋返回伯克莱，期间读了很多关于江青的报道，我对她很感兴趣。这位曾经令人琢磨不透的毛泽东夫人，突然开始在全国人民面前发号施令，四处攻击老一辈和他们所做的事情。我禁不住想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来进行一项几乎不能的计划－－记述她的故事。直到 1966 年公开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她本人和她可能扮演的任何政治角色一直被共产党的新闻媒体很少提及。中央的这种沉默使中国观察家们作出了各种各样轻率的猜测，他们对出现一位操纵大权的中国女性感到既惊讶又兴奋。”（p19－20）

“我谈到江青在国外令人反感的形象使何理良引起注意并感到愤怒。她承认江青是一个有独创性的革命者，但是说我不应该老是纠缠她的过去。我为什么不考虑研究年轻的妇女同志，特别是那些近几年提拔到中央委员会的女同志？还问我是否介意她和高粱代表我给北京写一封信，说我请求访问中国，研究革命的女性和文化？她还说只有我亲眼到这个国家看看，同人民群众直接对话，才能避免以国外图书馆里一些错误的，或是不令人满意的文献为基础进行‘学术性’写作的缺陷。”（p20）

根据维特克本人以上叙述，可知：

1、中国代表团对维特克的个人背景进行过调查，了解到她是一位以中共的标准衡量政治态度尚为中立、客观，学术上有一定造谐的研究学者；

2、出于争取维特克“了解中国”、为我所用的目的，中国代表团（至少是何理良及高粱）有意促成其访华。

四、对外友协的邀请，免费的中国之旅

对何理良称要和高粱代表其给北京写信，维特克说：“当然我对此并不介意。对她的建议我也没有放在心上。我又回到了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教学，并继续 1920 年代中国女权运动史的写作。几个星期后，高粱给我打来电话，他的声音带着兴奋。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政府处理与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事务的机构）已经邀请我在夏天方便的时候，‘以个人的名义’访问中国，它将承担我在中国期间的所有费用。高还告诉我不必去渥太华，只要把护照－－一本清除掉曾去过台湾的记录的新护照－－送给他就可以了。几天之后护照就被送了回来，装在一个棕色的信封里，签证也附在一起”。（p20）

参加了维特克访华接待工作的张颖说，维特克访华是“经她本人要求，经我驻联合国代表团推荐”[1]，此说不确。内情如前所述，应是中国代表团主动邀请，不过是借了维特克本人要求的名义报告国内，主动者是中方，否则，中方也不会主动承担其在华期间的“所有费用”。

“7 月 18 日，我飞赴香港，在启德机场我受到了‘我们的朋友’友好协会和蔼可亲的代表的接待，我被送到一家不太引人注目的酒店。第二天早上，这些朋友的领导赖先生，和其他偷偷跟着我的两个人，陪同我坐火车穿过九龙半岛到达深圳－－香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境检查站。在那里我站在一种文明的边缘，对它，我仅仅知道一些历史，几乎想不出现实的景象”。“从深圳我继续坐火车到广州，我被交给地方友好协会的两位女成员，一位比较年轻，另一位是中年妇女，都特别热情。在经过一段时间午睡（这是她们强加给我的习惯－－我只有假装睡觉）和享用非常可口的、具有典型南方特色的晚餐后，我继续坐飞机去北京。但是在路上，我们极其谨慎的飞行员接到了危险天气的预报，随后突然决定在郑州停一个晚上，……早上继续完成了飞行，到达了北京”。（p21）

叶永烈在他的号称为国内外第一本江青全传－－《江青传》中说：“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九日，一架波音客机降落在北京机场，一群在当时中国罕见的穿高跟鞋的女郎，走下舷梯。这是访问中国的第一个美国妇女代表团。内中有一位三十四岁的女士，是代表团中的“中国历史学家，她名叫露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2]，这一段情节实为编造。按维特克自述，她受邀访华是独自成行，根本没有一个什么“美国妇女代表团”。从广州至郑州再飞北京的，也不可能是什么波音客机，首架波音 707 客机在 1973 年 9 月才引进中国，在 1972 年，中国提供给外国访客最好的飞机（即使是专机）是苏式的伊尔－18 和伊尔－62。

五、采访邓颖超和康克清

维特克抵达北京机场，“在机场我受到了友好协会北京分部的接待。我们的车行驶在一条从首都辐射出来的两旁都是翠绿的柳树的公路上，我和在接下来的六个半星期里将要陪同我的三位代表闲聊起来：于世莲，一位老练的翻译，大概三十多岁；陈文超（译音）是一位正在接受培训的翻译，他刚刚三十出头；以及陈明仙，我们通常叫她老陈（表示尊敬的意思），她比我们都年长，大概已年过四十”。（p21）

“在下榻北京饭店不久，我被要求起草一份我的旅行路线计划，以及一份我想采访的人的名单。旅行计划包括主要的场所和城市，都是比较普通的。我提出的采访对象很多，从我预想可以见得到的直至几乎不可能见到的人，其中包括本书的主人公，不过是出于对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性和革命文化的权威形式上的礼貌。那时我没有抱任何希望，而且因为她令人生畏的声望，我也没有想到要见她”。（p22）

“三周时间里，我主要游览了北京，那里过去曾被皇帝拥有，而现在是革命的首都；然后我飞到西北，参观了西安，曾经是历史上辉煌的唐朝（公元 618－960）充满了魔幻的首都；然后去了延安，那是一个偏僻的小镇，经过翻新粉刷，被作为崇拜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圣坛。”每到一地，翻译都安排维特克和不同年龄的男女见面，维特克认为，“他们一成不变的政治性发言是令人苦恼的”，“绝大多数关于过去的旧社会和现在的新时代、罪恶的刘少奇（显然是毛抛弃的第一位接班人）和非凡的毛的汇报都极其简单，使我不得不告诉要对我的工作成绩负责的几位同伴，如果他们期望外国读者会读我的有关中国妇女的描述，那么我们的中心应该转移。不应该完全谈这些人民群众中的‘典型成员’，他们已经变得很普通因而外国人对他们没有兴趣，如果我见一些不平常的人－－当然他们的姓名起码要为国外所知－－展现出他们是怎样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的，这样不是更好吗？”（p22－23）

“我的建议被采纳了，在旅程的第三个星期，我采访的层次逐步提高，当然相互间的挑战也随之升级”。“8 月 11 日晚，我的几位陪同显得比平常更为激动地向我宣布第二天上午邓颖超（主管革命妇女工作，也是周恩来总理的夫人）和康克清（红军之父朱德的从戎夫人）将和我讨论妇女运动的起源问题，我研究课题的主线和她们的生活经历相当吻合，这使我至少可以说有些慰籍”。“我冲下宾馆的楼梯，跳进夜晚的热浪中，来到几乎被照得通明的天安门广场，我不被人注意地加入到人群中，四处乱转，直到凌晨。小睡了一会儿，然后起床准备九点钟在外交部的会面。还有其他一些妇女领导人参加了我和邓颖超、康克清的会见，可是很显然比起这两位革命的主要人物来说，她们的地位没有那么重要。邓颖超将近七十岁，表现出敏捷的才智，颇具幽默感。那天早上，她回忆起了过去五十年里遇到的一些危急关头，都是从很少人知道的革命的妇女方面的问题来论述的。”（p23）

六、“二十分钟后出发”

“我的脑子里满是过去激动人心的事，有些头昏脑胀。回到北京饭店后，我第一次睡了一个中国式的午觉。后来被于世莲叫醒了，令我很是迷惑不解，因为每天那个时候都是她和其他人打瞌睡的时间。于压低声音对我说，‘今天下午一些年轻同志们可能会到你房间来拜访你，’‘谁？’‘我也不知道’，她推托地回答。刚过一会儿，她又出现在我的门口，告诉我年轻同志们很有可能就要来拜访我，‘你最好收拾一下，我会准备一些好茶叶和干净的杯子’。我整理桌子的纸和书的时候，茶杯的托盘、矿泉水和一盘堆着象金字塔的新鲜水果也送了进来。于又回来了，眼里闪烁着激动和兴奋，‘她们已经在路上了。看起来似乎她们是江青同志派来的！’”（p24）

“三点整，两名具有严肃的革命风格、极具吸引力的年轻女性，站了在我的门前。徐尔维和沈若芸同我握手之后，带着高层党务工作者的诚恳作了自我介绍。我用汉语向她们问好，她们用标准的英语作了回答，带着上层英国人的口音。‘江青同志想让你了解她的政治思想’，沈开始谈话，‘她指示我们把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四次讲话读给你听。’‘为什么这么急？’我问道，觉得很奇怪。‘我们对此也不知道，’她们微笑着回答，然后开始工作”（p24）。

“在那两个半小时里，期间仅仅因为喝水而中断了一次，她们用英语读着江青同志 1966年 2 月在军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一篇冗长的讲话稿”，[3]“他们告诉我，我的任务不仅是要认真地听，而且要以共产主义的方式大胆地写。在听这些辞藻华丽的或重复的篇章过程中，如果我的笔停了下来，她们中的一个或两个人一起就会盯着我，直到我重新写下去为止”（p24）。“‘为什么不让我自己看这些原文呢？’‘因为江青同志指示我们读给你听。’那时我的预感－－后来在我回到美国能够研究江青讲话的记录时得到了证实－－是原始的印刷版本，大多数在中国是严格限制发行的，其中还战友般地提及到林彪、陈伯达和其他‘文化大革命’的领航人，他们后来都被驱逐出革命队伍。”（p24－25）

“他们继续读，我继续记，一直到于向她们示意为止，已经五点半了。她们立即拾起她们的黑色塑料包（象征干部地位的包）和江青未经审查的讲话稿，然后和我作了一个迅速的告别。于告诉我说最好洗一洗，收拾干净。但是我和缔造了这个特别的社会秩序的女性们在一起谈了一个上午，然后又在热浪中写了一个下午，现在已经筋疲力尽了。我告诉于，晚上我想静静地一个人吃一顿晚餐，写下我的一些想法之后早点睡觉，好好休息一下。”

“‘你不能那样，’她坚决地回答道。‘为什么？’‘因为今天晚上江青同志有可能会有时间会见你，所以动作快点吧！’一会儿工夫，‘有可能’变成了‘很可能’，接着变成了‘肯定’。对这次会见的性质，地点、甚至目的，我都一无所知”。“‘二十分钟后出发！’于匆匆对我说。我赶快脱掉从早上五点就一直穿在身上，已经被汗水浸透了的衬衫和裤子，冲进浴室洗了个凉水浴，吃了双份剂量的头痛药后，钻进于选中的我的两套旅行服中的一套，她说‘黑色的比红色的好一些。”（p25）。

“我们的车行驶在长安街上的时候，我提醒自己，中国人的好客是闻名四海。还有就是他们能够通过纵容客人的兴趣和爱好而控制客人，从而使客人放松警惕。随着我们的车慢慢靠近人民大会堂前的广场－－领导人组织重大政治活动和娱乐表演的地方，那晚看起来好象是试探性的安排，实际上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因为江青向一个外国人发出了邀请，这是很少有过的事，在这种情况下，由她来决定一切。媒体被动员起来制造一种官方的气氛。我们登上台阶的时候，党的新闻机构新华社的摄影师一下聚到跟前，不停地拍照，跑前跑后地用电视摄影机摄像。到了大厅里面，我飞快地向江青的众多随从点头致意，互相介绍姓名，其中包括毛泽东很有名气的侄女、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4]。

穿过好几个厅之后我们被带到一个灯火通明的巨大门廊里停了下来。有一个人清了清嗓子，抬高声调宣布江青同志就在旁边的房间里面，‘差不多准备好了。’”（p25－26）

张颖在 25 年后出版的回忆录中说，8 月 12 日这天江青见维特克是在下午“两点三刻”始[5]，对照维特克本人对这天活动的详细叙述，看来是张的回忆有误，维特克从北京饭店抵达人民大会堂的时间应在下午六时左右。此外，张颖接下来在回忆录中大段地引述了江、维“两人的原话”，但以张引述维特克见到江时的第一句话“见到你，江青夫人，我感到非常荣幸，非常感动，到中国来而不见你，那么我还算来过中国吗？今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来看，这些“原话”涉嫌编造的成分居多，维特克懂中文，见到江青这样地位的人，为表示敬意，应用“您”而不会用“你”，更不会把江青称之为“江青夫人”，无论以中文或英文的习惯来说，江青都应是“毛夫人”或“江青女士”而决不是什么“江青夫人”。为使有兴趣的读者有所鉴别，笔者将维特克本人所述的初见江青一段全文译出如后。

七、“门开了，江青昂首阔步走了进来”

“门开了，江青昂首阔步走了进来，微笑着伸出了手。她抓住我的手，凝视着我的眼睛，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似的。我们的手放了下来，彼此眼睛却还是对望着－－也许持续了两分钟－－在接下来开始说话之前。

‘你比我想象的要年轻，’她说。

‘我实际要比看起来老，’我回答道，希望她不会失望。

她笑了，说她年纪越来越大，马上就要六十岁了。我忍着没有说出她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因为即使在革命时代，年龄大是一个代表着资历很老的优势。接下来谈话的时候，她毫不掩饰地仔细观察了我的脸、头发、衣着和高跟凉鞋，对她的好奇心一点都不加隐藏。我也同样很好奇，但我相信我观察的时候不像她那样咄咄逼人。

江青戴着一副褐色的塑料边框的眼镜，我也曾在 60 年代初以来有关她的一些照片上注意到过。她的很好的橄榄脸色在热气中闪闪发亮。她的鼻子和面颊完全是雕刻出来的，造型和毛泽东的有些像。她鼻尖上肉色的痣和嘴的右下角化妆得很好，掩盖了她的的缺陷。

她身高不过五呎五吋，算是很高（就像大多数山东人那样）。她站在我面前要矮几吋，皱着眉头嘲笑我的鞋子不公平。她身材纤细，骨骼较小，肩有些斜，腰也很细，走起路来比较轻柔优雅。她的手很精致，手指非常细，正如古代诗人所称的‘纤纤玉指’，动作就像流水一样。

她的衣着比较保守－－珍珠灰的裤子配着一件相衬的束腰外套，里面是做工考究的白色丝质衬衫。和绝大部分中国人一样，她也穿着塑料凉鞋，虽然她的凉鞋是与众不同的白色。她还带着一个与我们无产阶级文化相匹配的白色塑料手提包。

她的装束的风格、裁剪和质量都和邓颖超的差不多，比普通人要精细很多。和邓的一样，衣服的边角不是很精致。她们衣服的肩都很引人注目，难道这些就是无产阶级风格的体现吗？

站在江青左边显得不太自在的是姚文元，江青热心地把他介绍为从‘文化大革命’初期开始一直从事忠实的革命文学工作的人。他中等身材，圆圆的肩膀，脑门有些秃。姚穿着上层领导干部统一的珍珠灰色的棉布束腰外衣。他是现场所有男性中唯一戴典型的工人帽的人，帽子的顶很柔软，帽舌很窄。穿着亮泽的塑料鞋，他的身体重心不安地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脚，别人谈话的时候他反复地把帽子脱下来又戴上去。那第一次见面中，他的举止风度非常官式，从来不会浪费他的时间。他比江青小十多岁，明显地对江青很顺从，每次江青谈到什么话题时他都赶快跟着答腔。

江青把我们领进一间接待室，然后开始了历史和文学方面的漫谈，彼此对对方的文化作一些徒然的评论。我们也用普通话谈了一会儿，但晚上谈论的主题－－她过去的生活、现在的工作以及各种各样的意见－－都通过译员翻译成了英语。当时担任翻译的竟然是沈若芸和徐尔维，江青下午派来的两位厉害的使者。因为这次见面是我在中国期间进行的最为活泼的谈话，谈的内容都是预想不到的，我告诉江青我已经完全忘了记笔记。她向我保证，所有的谈话内容都已经被录音，速记员也做了记录，在其他领导同志批准之后，会将谈话内容文稿的中文和英文版本交给我”[6]（p26－27）。

“装在有盖子的青瓷色杯子里的茶送了上来，散发着芬芳的气味，茶杯是以宋代的模型制造的。除了江青的茶杯把上系着一根红色的细线，以及她身旁桌子上放着一个用毛巾裹着一个电控呼叫按钮外，她享受的服务与其他人没什么区别。

晚宴是在另一间宽敞的房间里进行的，我们坐了一个圆桌，参加的有十个人，包括我们俩还有她的八位助手。我坐在江青的左边，我的左边是姚文元。菜单主要围绕经典名菜北京烤鸭－－我说那是我的最爱。她大笑着说她知道”。（p28）

八、是周恩来主动建议江青见维特克

我们继续引述维特克有关 8 月 12 日晚宴上的谈话。

“她转到另外一个话题，她说周总理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建议她应该接见哪些外国客人。当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 1970 年 9 月来北京访问的时候，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安排接待工作。通知江青参加接待的时候，她正在小睡。因为没有任何提前的通知，她一时不知道应该送给尊贵的客人一份什么样的合适礼物。而在斯诺夫人这一边，她也被弄得有些混乱，结果意外地把本来准备送给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礼物送给了江青！

‘你见过斯诺夫妇吗？’她问道。

虽然曾经读过很多斯诺写的书和文章，我没有见过他们，对于他的作品我们只聊了几句。然而，我和他的前妻奈威尔士有联系，她曾经在 1930 年代末期采访过中国的女性革命领导人。

‘他现在的妻子对中国也非常友好。如果你见到她，请转达我对她和她的家人的问候以及欢迎她再次来访。你成为中国的朋友后，你也可以经常来看看我们。只要我还活着，我一定接待你。’

提到将来和死亡的时候，她的情绪变得严肃起来。她望着桌上的其他人说，‘辨证唯物主义者能理解人生老病死的规律。保持人政治上的年轻是可能的，但是永远保持身体健康却很困难。现在我承认我老了。’

跟着她的突然情绪变化，姚文元开始背诗：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曹操这几句诗写得非常好，’姚感叹道。

‘这首诗的其他几句也很不错。’江青继续念道：‘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后面还有四句，’她提到，接着又说，‘这是朴素的唯物主义：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那首诗把江青的思绪带到了长寿和身体康宁的关系上。就像她的生活经历将要揭示的那样，她长期为病魔所累，已经把疾病和个人的敌人当作身体和政治上生存意志面对的两个并行的挑战。她的筷子飞快地掠过几道新上的菜，同时说道，‘最近我一直在休息。但是因为你，我今天就过来了。近来我身体比较差，睡眠也不太好。我需要药物治疗和休息，也需要体育活动。’

‘你一般都做什么运动？’我问道。

‘游泳、骑马、慢走，还有整理花园，’她一边回答，一边把手伸进口袋拿出来一把茉莉花，是在中南海（毛的家庭居住的地方，在北京以前的皇宫内）自己种的。她把那些气味浓烈的白花放到我手里的时候，她的脸都印出了我的吃惊和高兴。‘我还种一些中草药，’她补充道。‘我自己种茉莉花，还种各种各样的蔬菜。除此之外，我还种了一小块棉花。所有这些都帮助我精神上和身体上得到放松。’”（p29－30）

如果我们相信维特克的叙述是准确的，那么，根据以上江青对她所说，江青会见维特克是周恩来建议的。后来在广州，江青再次提起：“她回想起我们两星期以前的第一次会面幕后的情况，她说周总理问过她想不想见我。周总理告诉她我‘很年轻，对中国充满热情’，而且在我同那个联合国代表团谈话之后，又得到了约翰S谢伟思的推荐”。[7]（p38－39）

维特克访华是由对外友协发出正式邀请并负责接待的，据主持接待工作的对外友协秘书长丁雪松后来回忆，是周恩来于 1972 年 8 月 10 日将据对外友协陪同人员反映的维特克表示希望见到江青的报告批给江：“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在你尚在北戴河时，已请邓颖超、康克清两同志见她，谈谈长征。蔡大姐因身体不好，尚在北戴河，不拟见了”。[8]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却有如此说法：“维特克来华是为采访现代中国妇女革命史料的，中国对外友协事先商定她采访邓颖超、康克清等人。江青知道后，执意要会见维特克。周恩来只好同意，特意指示：只见一次，只谈文艺”。[9]《红色警卫》关于此过程的说法与《实录》如出一辙，想必是照抄前者的[10]。将丁雪松的回忆与维特克的叙述相比照，可以得知，《实录》与《红色警卫》的说法是本末倒置：

1、维特克的采访计划，并不是与对外友协“事先商定”的，而是到了北京之后由维特克书面提出，对外友协因应实际情况逐步完善的；

2、是周恩来主动将对外友协陪同人员反映维特克希望能见到江青的报告批转江青，建议江青可以一见，周是主动建议，不是被动地“只好同意”的；

3、在周恩来批转报告给江之前，在北戴河休养的江青根本不知道维特克访华一事及维特克此人，更不可能“执意要会见维特克”；

4、据丁雪松所转述的周的批示，周对江怀有关切之情，“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是从江的身体状况出发，为江所着想，而并非划了一个圈子规定江只能谈什么，不能谈什么（以常识计，周对江也不可能划这样的圈子），更未有“指示”过什么“只见一次，只谈文艺”。

九、“江上有奇峰”极有可能是毛为江所作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又从晚宴上来到天桥剧场观看江青改革的第一个京剧样板戏《红灯记》，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要求所有的文艺都要达到这种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

戏剧结束后，江青得意洋洋地退场，把我引到剧场的一个私人会客室，我们又坐到一个大沙发上。关上门，散场观众的喧闹声都听不见了。她专注地看着我，说道，‘我希望你走埃德加斯诺的路，走斯诺夫人的路。’

‘一个令人敬畏的榜样！’我回答道，颇有些诚惶诚恐，但是我明白我们之间的真正的问题是信任。

‘可能有人会说我们把你洗脑了，’她取笑道。‘你害怕吗？’

‘不，我不怕。这种洗脑是不可能的。’

‘毕竟，’她说，‘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也来过这里。如果我能陪同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为什么我不能陪同你呢？你都可以竞选总统！’

她转到了更加严肃的问题，那就是我现在的角色。她说我是第一个了解她的过去历史的外国人，然后又提到了发表这次会见内容的问题：‘你可以发表。但是你必须认识到我不是把你当成一名记者，而是一个好朋友。首先我还得请总理检查这次会谈的文字稿。我今晚告诉你的都是事实。很显然，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领袖）走的是一条曲折困难的道路。即使我现在都快六十了，我仍然有决心保持政治上的青春’。

她就解释‘政治上的青春’和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含义。

还有什么要说吗？我问她。

‘这次没有时间了。下次你来中国的时候我们再谈。同时我会送给你一些纪念品。虽然我是一名技术不怎样的业余摄影爱好者，我会送给你一些我拍的作品留作纪念。也许这是‘班门弄斧’。我现在身上没带好的作品。我曾经拍过女民兵的照片，但某些人拿走了些好的。我回中南海的家里要好好找一找。’

我们在剧院里告别的时候，剧院里除了她的随从人员几乎没有别人，她让我先走，以便她晚上回去的时候不被人看见。”（p33－34）

“在我与江青那次突然的会面后，沈开始不分白天晚上，每天不定时地来找我。除了读一些政治性的资料外，她还给我一些江青和毛泽东 1940 年代在延安的未发表的照片，一些她个人拍的彩色艺术照，一套陶瓷大熊猫（是著名的景德镇制作的，尽管这种制品从封建时代开始就不断衰落），还有其他有关江青生活的纪念品”。（p35）

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的“序言”中提到：“在她送给我的艺术照片之中，有一张是庐山的汉阳峰（见卷首插图），在照片背面，她抄下了一首极有可能是毛泽东未公开发表的诗（这首诗与他在 1960 年代初所作的其他诗的风格和主旨很相似）。诗历来就有表面上写自然，而实际上影射政治的传统，在这首诗中毛泽东把江青比作锁在江河上的薄雾中的奇峰（江青姓名的‘江’字意思是‘江河’）”。（p5）

这张题为“庐山汉阳峰”的照片背面“有用红色铅笔写的题词”，全文如下：

“庐山汉阳峰：

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江青摄，诗赠维特克夫人，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二日”

江已表明，照片是她所摄，至于照片背面江所题的诗，维特克说“极有可能是毛泽东未公开发表的诗”，这到底是江青亲口告诉她的，还是她本人的猜测，我们不得而知。张颖书中说江青谈话时讲过这首诗是她自己写的[11]，我们已经说过，张颖所引用的对话很不可靠，相反，维特克的说法较有道理。

“庐山汉阳峰”一诗与中共官方正式发表的毛于 1961 年 9 月写给江青的那首“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毛原题“为李云鹤所摄照片而作”）风格十分相似－－“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山在险峰”，[12]

而且，写作时间亦应相近。

据江青对维特克所说，她拍的照片“太多了”，即使是“近几年”就有“大概一万张左右，但是她销毁了三、四千张，还有很多要去掉”。在上万张照片中选出三数张较好的供丈夫鉴赏题诗，大概不是什么难事，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江青在庐山摄的仙人洞及汉阳峰两张照片，艺术感上说还过得去，但毛的诗意与画面似乎就有些不太吻合。仙人洞那首，照片画面为从仙人洞处摄得的御碑亭远景（此亭相传为明太祖朱元璋所建），“无限风光在险峰”的应该是御碑亭而不是仙人洞，题目也应该是“御碑亭照”而不是“仙人洞照”，因为画面上根本没有仙人洞；至于汉阳峰一图，应为从含鄱口处所摄得，从该处晴日可见鄱阳湖，但见不到长江，虽然整个庐山大体上可以说是在长江边（毛亦有诗云：“一山飞峙大江边”），但作为庐山最高峰的汉阳峰，距长江少说也有三四十公里，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说是在“江上”，为什么不是“江边有奇峰”而是“江上有奇峰”？深究起来，毛的诗句经不起认真的推敲。

十、北京－－上海－－广州

“虽然我没有指望再见到江青，但她咄咄逼人、机智善变的形象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要把她真实的过去传达给别人，她对自己很大程度上较为模糊的早期生活和与历史力量的越来越多的牵连进行的简短描述，应该是不足够的，不能解释所有问题，使我的目标可望不可及。她只是四亿人中的一位女性，然而我感觉到她独特的阅历－－普通生活和奇异经历的融合－为理解中国革命中的妇女和政治权力面临的最基本的困境提供了线索”。（p34）

“在那个晚上与江青第一次会面之后的第二天上午，我继续同邓颖超和其他妇女领导人讨论，我们的谈话连续进行了四个上午。……她在各种政治条件下都同妇女保持联系的习惯是她不同于江青的地方。江青的女性主义追求更多的还是个人追求，她更远大的政治抱负也决定了她的人生并不是仅为两性平等而斗争”。“然而我没有与江青失去联系。每天下午在我和邓颖超谈话之后，徐尔维和沈若芸两位使者就会来我的房间，继续朗读江青的讲话”（p34－35）。

“我在上海的五天访问是从八月份第三个星期的周末开始的，有一个大型的接待组来安排活动事项。在我北京的三位同伴外，又增加了上海的五位女性和一位男性，都是文艺、科学和外事管理单位的骨干。这次陪同人员的增加肯定是江青对我的访问第一次干预的结果，《人民日报》还用一张照片予以了报道”。（p36）

在上海期间，维特克被安排“参观了很多革命奇迹，包括通过针炙麻醉使妇女高兴地接受了子宫手术，同时还保持意识清醒状态”，此外，还访问了蔡元培的女儿及九届中央委员、纺织女工杨秀珍等。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访问把我们带进了上海的文化圈，这里被认为是江青的地盘，姚文元是这里的具体负责人。对具有争议的现代作家鲁迅故乡一天的参观在文学争论中结束，这些也是后来我和江青讨论的话题。我同久经论战的文学评论家、复旦大学的刘大杰教授就十八世纪的巨著《红楼梦》展开了讨论，后来同样又在我和江青的谈话被她提了出来。戏剧和芭蕾舞表演以及对剧团的采访都是通过姚文元安排的。

24 日下午晚些时候，我们采访了在江青支持下从芭蕾古典主义下解放出来的舞蹈演员之后，才精疲力竭地返回。我们的车背着夕阳向前行驶着，朦胧的夕阳很低，照出了工业化的上海的轮廓；我的同伴们向老陈看过去，她试图保持镇定，但还是掩饰不住她的激动，说道：‘我们已经知道江青同志秘密飞去了广州，她正在那里回忆她的过去和革命的历史。她将会再见你一次或两次。这几天你提出的所有有关她的问题都会得到回答。你明天乘坐从北京派来的一架飞机去广州。我必须强调这次旅行是秘密的，除了我们这些陪同人员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我们将会被送到一个神话中的女性当权的王国吗？我尽力获得一点现实的感觉的时候一边默默地问自己。过了一会儿，我们都因为我们这次旅行中出现的新任务放声大笑起来，真是可笑和不可思议。无可否认，在这些事件自然发展的后面是江青必然已经严肃地决定要逐步展开她的故事。

第二天下午，我们上海的接待组来到机场为我们送行。于，老陈和我被领到一块空旷的地方，那里停着一架很大的银色喷气式飞机，机上唯一的旅客，就是从北京飞来的张颖－－宣传领域的重要人物。到达广州后，翻译沈若芸，以及一位礼宾司的副司长唐龙彬[13]－－也是我们此次任务中唯一的男性－－出现在机舱门口微笑着向我们挥手。”（p36－37）

十一、“江青同志准备好了”

维特克意料之外的与江青在广州持续六天的长谈，是维特克中国之旅的重头戏。以下两大段译文，是维特克有关在广州与江青再次见面的部分描述。

“‘江青同志准备好了！’这句话意味着我们要离开现在的会客室，准备开车到江青的别墅去。黄昏时刻，我们的车一路按着喇叭穿过广州那人和牲畜挤在一起的混乱的街道。夜幕降下来的时候我们到了郊区，坑坑洼洼的路上到处都是急转弯，我一点方向感都没有。通向江青的别墅的是一条狭窄曲折的小路，两边都是高大茂盛的竹丛。竹丛里面半隐半现着年轻的解放军警卫战士，刺刀明明晃晃。那栋别墅是一座宽敞的一层现代建筑，坐落在寂静的自然保护区里，被热带花园包围着：颜色鲜艳的爬墙虎、木槿，池塘上漂着的淡粉红色的莲花，气味芬芳的木兰、茉莉和姜花，还有蝉儿有规律的鸣叫，以及小鸟毫无曲调的合奏。

别墅里面非常宽敞，但是装修很中性，由于一些明亮蓝色的花瓶和金黄色蝴蝶花以及一些涡卷型装饰物的存在才得到一些调剂，很具有当代实用派设计特点，但不属于社会现实主义或专门的政治性。在这距离北方的首都几千公里的地方，江青无须为政府事务和个人的争斗烦心，她显得温和得多，也更加放松。她穿着一件做工极为精细的绉绸做的宽松的女衬衫，配一条百褶裙，落到小腿中部，我们 1950 年代初的风格。我在北京见过的她的白色塑料凉鞋和手提包没有变，但是手提包的提手处缠了一圈厚厚的绒布。

‘感到紧张吗？你不应该紧张。’

‘不。’事实上，我远没有第一次见面时紧张。这次我开始做记录。因为空气很潮湿，也很热，我把袖子卷到了肘上部。

‘你太热了，’她观察到了我的动作，然后转向一位随从吩咐打开空调。空调轰隆轰隆开始启动，低声咆哮了一会儿，接着突然停了下来。”（p38）

“‘我们应该怎样进行呢？’她怂恿地问道。一直以来我最好奇的就是想看看她会怎样介绍问题和事件，我就说她作为文化事务的主管，应该保持主动性。我也知道这样的谈话多么不同于采访一位西方的或部分西化的领导人，那样的采访中我会被期待着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一些争论。此外，到现在为止，我和她相处的时间已经很长，我认识到如果与她生活的内心动力和中国革命史无关的话，那么我所有美国式的兴趣都是不切题的。

她的生活经历是漫长的、痛苦的，也是传奇式的，她像是做梦似的开始了讲述。‘但是不要光写我，’她匆匆补充道。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她建议把她的生活经历放在革命这个大背景下。当人们谈到整个革命的全局的时候，任何个人的角色都显得很渺小。她自己的角色也非常渺小，她坚定地说。

我应该可以自由地表达与她不同的意见，也可以与她争论，这不会伤害我们之间的友谊，友谊将会永存。她唯一的要求就是我不要扭曲她的意思。我没有赞扬或责备她的意思，我做了回答，也希望我自己同儒家和共产主义历史学家的说教脱离开来。我说我主要的目的是精确地转达她所说的话，以及只有在直接接触之后才能够传达的对她的个性的感觉。她引用鲁迅的话说虽然她也批评别人，但她总是更加严厉地批评她自己。人永远不要自满。她希望我不要因为这次独特的中国之旅而自以为是。不管生活经历多么不平凡，人们都必须保持谦虚。

她猜测我想了解更多关于她个人生活的情况，同时还有意地微笑着。如果是那样我们将从战争开始，因为战争的原理包含了整体上理解她过去的生活和革命的动力的线索。如果我不感兴趣，她不会把军事史强加给我。然而，她保证，她的个人陈述不会很枯燥无味。于是我们将转移到个人历史上，从孩提时代开始。

那时已经是晚上九点了。后来因为吃晚饭、以及移到另一个房间换新鲜空气中断了一下，她一直都不停地说，直到早上三点半。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自己越来越有精神，她的听众因为身体的惯性和无情的酷热已经疲惫不堪，甚至都昏昏欲睡了，但她似乎并不介意，仍然继续她的独白。

每天晚上，都是在她的警卫员和护士反复坚持，以及她两位保健医生频繁发出信号的情况下才结束我们的谈话，那两位保健医生在房间的另一端，不住地踱着步子，静静地观察江青的情况。除了她个人的服务人员外，我们这些人通常还包括徐尔维和沈若芸，她们互相称呼为翻译；宣传部副部长张颖；礼宾司副司长唐龙彬（她这一次政治任务中的唯一男性）；还有我的两位同伴于世莲和老陈。我偶尔同她们交流眼神和微笑，然而江青在场的时候她们总是保持绝对的沉默－－与她们平常的滔滔不绝形成强烈的反差。

第二天晚上我们移到了另一栋更大的别墅（江青还是住在第一栋别墅里），这栋别墅房间更多，可以连续不停地更换着使用，因为南方沉闷的空气变得越来越污浊。每个空旷的房间里都备有毛巾－－小的、大的，干的、湿的，热的、凉的－－我们用来恢复精力，此外桌子上还有茶、香烟、几盘蜜钱、笔、文具和麦克风，以及其他录音设备。

我们持续了六天的谈话的模式是从傍晚开始，晚些时候停一会吃晚饭，然后继续，一直到第二天清晨。有一次，我们在接近中午的时候和当天下午还各进行了一次额外的谈话。这样，由于江青以这种被她认为是自己特权居高临下的无产阶级风格进行谈话，她经常离题，随意漫谈，告诉我她的革命经历”。（p41－42）

十二、何理良的劝阻与维特克的坚持

以下，是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序言”中叙述的该书出版的曲折经过。

“本书是在江青表示希望出版后得到授权的。在公开发行之前她从未要求审阅手稿。我们第一次在北京的会面，我不是很留神，本来带了一个笔记本，但是因为太过投入而没有想到要使用。她谈到了很多方面的话题，有的几句带过，有的津津乐道。那次会面谈话内容的文字手稿两周后才交给我，她解释说是为“准确和慎重”起见进行了部分的剪辑，参加这项工作的有周恩来总理、姚文元，以及“其他领导同志”（没有提到不包括毛）。就像我预期的那样，她的谈话内容中对林彪的诋毁及对她心理和身体带来的不良影响所作的评论，在官方的纪录中被砍掉了，但是已经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应她的要求，本书也没有涉及这些细节。

接下来的会面中，尽管江青保证我会像第一次那样拿到我们谈话内容的文字手稿，但我自己还是不停地做着记录。她说这些文字手稿以磁带的录音材料为基础，然后根据一份或几份的正式记录稿加以补充；但是在我们边走边谈的情况下，大多完全以速记员的记录为准。尽管我对他们的工作效率以及江青说到做到的能力有信心，我还是准备了自己的记录，包括她谈话的绝大部分内容，还有我个人对她的观察－－她的外表、她的举止行为、她的环境摆设，以及其他人的参与情况。如果需要的情况下，我个人的记录比起他们官方的文稿可能更加有趣味性，因为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所做的政治性剪辑包含着内在的利害关系。

在我 1972 年返回美国后的一年多，通过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和他的夫人何理良提供的外交渠道，江青和我互相交换了很多书籍和照片，两部故事片以及各种消息。然而那些余下的录音文稿的交付问题几个月后还悬而未决。我不时地收到传来的消息，说他们用两种语言（中文和英文，就像第一次一样）准备文稿工作量很大，但很快就好。终于，1973 年 5 月我正式接到何理良的通知，她代表大使和其他同志说我和江青的谈话记录“太长、很繁杂”，不宜作为有关党和政府的正式报道发表。她向我保证（她和大使在其他场合多次重复了这个指令），我可以自由出版第一份手稿（这份手稿与后来江青告诉我的完整的经历有很多关联），也可以出版我自己的记录。但我最好不要写成“传记”形式（这样做有违马克思关于人民群众而不是领袖创造历史的信条，而且中共认为毛才是真理和智慧的唯一化身），而是‘以毛主席的观点’写一部中国革命史，其中包含一章或两章有关江青的内容。

‘但是我同毛主席没有见过面，所以也不知道他的看法。’我回应道。

‘你可以读他的著作。’何理良说。

很多人，确实也有很多外国人都读过他的著作，但是就毛个人的观点和看法来说，我自己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可以增加的，都来自江青的叙述。我明白他们已经接到指示，要取消先前江青要我完全按照她的‘角度’来出版的委托。

由于除了第一份以外，后来的录音文稿都没有交给我，开始我还为此很烦恼，后来又觉得很好奇，因为我发现我面对的是中国领导人内部明显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人对我显得不太自然的热情中，我察觉到了细微的焦虑，我知道这只是复杂、深刻的分歧和裂痕的外在表现。光看毛主席的总结讲话和指示，那些内幕总是不会为中国的公众所知。但是因为最后他们做出的不交给我江青谈话的官方版本的决定，也使得我能够出版这本书。这样我可以写下她说的话，外界的有关评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诠释，而不仅仅是作为江青的传话筒。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是其中的一部分。江青一直答应会把录音文稿交给我，而且我在中国的时候她从来没有食过言，难道是她突然改变决定不把文稿交给我吗？这个决定会不会是毛的指示？或者是那些对江青违背革命者要匿名的原则、为自己树碑立传、泄露领导人之间的残酷争斗内幕，以及她轻率地发表与毛或者是集体意见截然不同的论调而心怀怨恨的人挑拨的缘故吗？

这些不可预料的内幕更加坚定了我要采用江青提供的大量口述材料的决心。这本书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对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保密，而且他们显然从北京知道了一些我和江青谈话的主要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此的焦虑也与日俱增。终于，1974 年 1 月，何理良（她那时刚在北京呆了三个月）再次敦促我不要出版一本完全是传记形式的书，或我喜欢的称呼‘江青同志眼中的革命史’。她问我是否还记得‘五月公告’（1973 年 5 月她和黄华警告我不要写传记），同时提出只要我答应他们的要求可以给我金钱奖励。我自然是拒绝了。出于对江青本来的愿望和对历史的尊重，我认为这些独特的记录不应该被埋藏起来，所以我继续准备我的出版计划。

中国高层领导试图压制的东西正是美国高级官员渴望知道的。国务卿基辛格的办公室、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都派了代表，通过朋友和同事直接或间接地向我索取那些录音文稿和我个人记录的完整复印件。我出于两方面的原因拒绝了他们的要求。第一，在中国，没有中国政府的代表把我当作一个美国政府政治信息的管道，谈话里面不涉及任何有关国家安全的问题；第二，作为一位曾去过中国的历史学家，除了我自己以外我不代表任何人，在我亲自检查、确保准确和慎重的基础上，出版一本会让公众理解江青的不平凡生活及其与革命历史的密切联系的书之前，我没有义务把我的原材料交给他人。

我从中国回来之后，在斯坦福大学呆了一年，接着又在哈佛大学呆了两年。我对江青进行访谈的情况，仅仅只是其中某些部分，在学术圈中和部分公众中流传很广，因为我曾经与他们大体上谈到过她的生活、她的同志们以及中国的一些情况。从 1975 年深秋开始，在老同志、即将去世的老革命以及未来的领导人中进行的更多的司空见惯的内部斗争，比起平时造成了更多的公共影响，而我私下或公开地谈到的有关那次采访的只言片语，被那些主要工作就是关注中国领导集团起伏的《中国观察》的记者们收集到了一起。

在这些零零散散的报道中，有一份说江青在与一名外国人的谈话太轻率，泄露了毛的‘机密性战略’，导致了她的衰落和下台，在那时从她的频繁露面和她的领导地位的依然如旧来看，这完全是夸大其词。第二年春天，在对周恩来认定的接班人邓小平进行公开批判期间，广州的旅行者发现了公然抨击江青的大字报（她被认为是‘反右倾’运动的幕后灵魂），指责她教唆出版了一本自传，透露了党的内部文件，而且还引用了一些‘有辱毛形象的个人私事’。1976年春天，类似的猜测在国际上传得沸沸扬扬，还包括一些不负责任的报道，甚至传说我的部分手稿从我在哈佛大学的办公室里被偷走了，14]，然后交给了中国当时主持工作的副总理邓小平，后来他又转手交给了毛。

这些有关中国统治者及他们私下对外接触的危险猜测也是江青的故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她对过去的回顾和思索的一条永恒的主线就是，她的一生中怎样被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所累，这些也是女性争取政治影响的必然制约因素。她曾经关切地对我谈道，她希望我和她的紧密接触以及我进行关于她的写作不会使我遭到类似的诽谤而受到伤害。

江青的情绪灵活善变，她的谈话游走于私人和公众话题之间，一会很直率，一会又很注意分寸，有时是自己的意见，有时是毛的正统思想，要解释她的人性和历史意义就显得尤为困难。本书除了直接和间接引用了她的原话外，还加入了我把她当作一个人和一个健谈的人的观察。必要的时候，我也在她的回忆里加入了一些历史文献资料。她没有必要的奉承和恭维－－也是她政治风格的一部分－－在书中被删去了。把她的过去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她作为主人、自述者和人民群众的榜样不可能独自完成，这在我们不太熟悉的中华文化中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在那里一位最具革命性的女人在性别禁忌方面也没有获得完全解放。此外，翻译也是一个问题（把汉语逐字逐句地翻译成英语并不是很清晰顺畅），还有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具有的僵化刻板，它很大程度上控制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对世界的看法。

如果主席或者中央委员会想看到一本纯粹宣扬江青的书，他们本来能够自我协调好的，用一种他们自己选择的语言推广出去。经过我稍稍编辑修改过的采访报道，同时又带有自述回忆录的特征，从长远看不是为任何人服务，尤其不是为江青－－她对世界的看法需要一些解释。就我们之间的文化和阶级碰撞和冲突来说，如果仅仅从一个记者的角度的凭着感觉匆匆做出评判，就会使她冒着失去前途的危险要揭露的她在个人和历史事件中走过的艰辛历程，变得无法探索，那些证据就变得非常不精确。我没有这样做，我宁愿用一种和她在一起的经历所需要的风格来展现她－－用保留一定距离的判断来完成她的叙述以及我对她个人和她的世界的密切观察。正如她曾好几次自信地对我说的那样，我不是一名记者，而是一位历史学家。”（p12－16）

维特克以上有关《江青同志》出版过程的叙述，实际上已驳斥了当年以至直到今天还在中国大陆公开散布的有关此书的一些谬言。如 1994 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说，《江青同志》出版后，“中央决定，派外交人员用重金买下版权”[15]，2003 年出版的《红色警卫》基本上是重复了这个流言：“中共中央决定派驻外机构，用重金买下该书版权”，书既已出，还买什么版权？按维特克以上所述的实际情况应该是：1974 年 1 月，何理良曾“敦促”维不要出版一本完全是江青传记形式的书，“同时提出只要我答应他们的要求，可以给我金钱奖励。我自然是拒绝了”，维特克继续了她的出版计划。但在此过程中，何理良代表哪一方面、哪一个人向维特克提出这个要求，又是哪一方面决定不再向维特克提供江青在广州的谈话纪录，我们尚未有确切的资料。

十三、已死的毛泽东何能“颇为震怒”？

1977 年，《江青同志》由维特克授权 Little，Brown And Company 在美国印刷，在美国和加拿大同时发行。该书共 549 页，除“序言”外，共分五大部分十九章，“邂逅”为独立的第 1 章，第一部分：成长期，内含四章：2、叛逆的童年；3、入党，坐牢；4、从左联到舞台中心；5、上海电影圈的留痕。第二部分：在边区，内含三章－－6、在延安通向毛的道路；7、延安的大众文化；8、走向北京。第三部分：幕后，内含三章－－9、五十年代的深居简出；10、北京与莫斯科；11、再梦红楼。第四部分：文化革命，内含四章－－12、设置舞台；13、在游泳中学会游泳；14、反潮流；15、林彪－－玩火者。第五部分：文艺界的女主人，内含四章－－16、革命剧场；17、歌舞中的豪情；18、施展拳脚；19、第十一小时。

张颖说，《江青同志》共为五大部分：一、早期生活的开始；二、从上海到延安；三、50年代北京与莫斯科；四、登上政治舞台－－文化大革命；五、江青成为中国艺术的霸主[16]。对照原书，并不确切。张颖还说，维特克的书“还登了江青给她的作战地图”[17]。其实那只不过是 20 年前在陕北的“毛泽东主席行动路线图”，江青以此来说明她是在陕北战场中唯一紧紧跟随毛泽东行动的女性，并无张颖想要提示给我们的“作战机密”内容。《红色警卫》说维特克此书“泄露了大量中国的国家机密”[18]，这也并非事实。《江青同志》基本上是一本个人传记，你说这本书体现了江青要树立个人形象的政治野心，自我膨胀、自我吹嘘等等，都还说得过去，但与所谓泄露机密似乎就不怎么沾边，除非你将江青的个人经历也算作国家机密。

《江青同志》出版于 1977 年，其时，“四人帮”已被“粉碎”，众所周知，江的丈夫毛泽东亦于前一年去世。但据称是具“严肃性”和“绝无稗官野史以假乱真之嫌”的叶永烈的《江青传》，却有如下说法：“其实，毛泽东确实尖锐地批评了江青对维特克的谈话，当毛泽东得知《江青同志》在西方出版后，曾颇为震怒”[19]。我们难以得知叶永烈有什么史料能证实毛泽东曾对江与维特克谈话进行过尖锐的批评？但叶永烈说《江青同志》出版后已去世多时的毛泽东尚能“颇为震怒”，却是十足的天方夜谭！叶永烈还说《江青同志》后来被译为《红都女皇》，也属谣传，谁也没有见过《红都女皇》这本书。叶再说，《江青同志》“第一次就印了三万五千册，然后又不断重印”[20]，西方书籍一般不记载印数，该书按西方惯例从头到尾也没有印数记录，“三万五千册”不知从何说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有更离谱的杜撰：“该书送回国内，毛泽东阅后，十分气愤，批示：‘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批件送到周恩来处，周恩来感到处理江青的条件仍不成熟，只好‘暂缓执行’。”[21]（后来出版的《红色警卫》又重抄了一遍该段杜撰文字）[22]。如此 “实录”，怎不令人啼笑皆非？

（2004 年 4 月，文革史读书札记之二，此处略有删节）。

注释

[1]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页 19。张颖，章文晋夫人，1922 年生于广州，1937 年到延安，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

[2]叶永烈：《江青传》（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页 467。

[3]指《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4]王海容当时是外交部部长助理，1974 年 7 月方升任外交部副部长。

[5]同[1]书页 20。

[6]维特克原注：那个版本就是本书中大多数直接摘录的江青讲话的来源，除了一些注明来自于文献资料的以外。接下来的几次见面中，我不断地作记录，记下她说的话以及随从人员和译员在她的经历基础上做的一些解释。

[7]维特克原注：谢伟思是 1940’年代中期访问延安的美国迪克西（dixie）代表团的一员。他公正地报道了年轻的共产主义者的生活，与美国国务院的论调完全相反，他的报道里都是对中共的赞美之辞，结果受到了美国国务院公开的咒骂。

[8]丁雪松口述、杨德华整理：《丁雪松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省略号是原有的，省略了什么，不得而知。

[9]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下）（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页 850。

[10]邬吉成、王凡：《红色警卫》（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页 210。

[11]同[1]书页 97。

[12]肖毅、胡敏编著：《毛泽东诗词详析及墨迹欣赏》（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页 402。

[13]唐龙彬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工作人员，不是副司长。

[14]维特克原注：我从未就那次没有丢失任何材料的盗窃事件公开发表意见。

[15]同[9]书页 850。

[16][17] 同[1]书页 176－177。

[18]同[10]书页 211。

[19][20] 同[2]书页 472－473。

[21]同[9]书页 850－851。

[22]同[10]书页 211。

编辑说明

美国女学者罗克珊.维特克著《江青同志》（Comrade Chiang Ch'ing by Witke, Roxane,Publisher: Little, Brown and Co. ）1977 年问世后，由于华邓资产阶级政权的封锁和阻扰，一直未在中国大陆正式出版中文版。黎漓同志在上世纪九〇年代曾经翻译过该书的大部分章节，唯因当局对左派的政治高压等诸多因素，为避祸计，译文不太理想，现在江上有奇峰同志参考英文原文对黎漓的中文译文进行了详细校对，纠正了其中的诸多误译、曲译和反译。其中注明为“略”的内容，系黎漓所未翻译者；此次制作电子书，因时间精力有限，校对者也没有补译。

自反革命两面派、阴谋家华国锋、叶剑英于 1976 年 10 月 6 日发动血腥的反革命军事政变以来，大批仁人志士身陷囹圄，其中不少人或被杀害，或“被自杀”，全国受到政变当局和邓小平复辟势力整肃、镇压的左派干部群众，至少在数千万之众（以云南和浙江省为例：在76.10.6 以后的“揭批查”中，云南枪杀左派干部群众 2 人，判刑 5 万多人，受审查批判斗争 150 多万人，中共党员占 60%以上；浙江省左派干部群众挨整人数达四百万以上。仅以浙江台州地区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光地专机关及所属单位就有两人被枪毙、十一人被逼死、二十三人被判刑。临海县在那次运动中被逼死的有二十人；黄岩县当时有二十人被逼致死；仙居县被逼死二十二人；玉环这个海岛小县也被逼死四人。金华地、县有 190 余党员干部被迫害至死，并有 4 人被判处了死刑）；在血腥镇压左派干部群众的同时，反动派对文革左派的光辉旗手――江青烈士的诽谤、污蔑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些诽谤和污蔑，也从反面证实了江青烈士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忠诚的毛列毛主义的战士。因反革命集团的破坏，翔实记录江青烈士革命历程的资料目前很难见到。此书为我们展示了江青烈士的革命风采，是非常难得的历史文献。对此，我们要感谢维克特女士。

本电子书附录两篇文章供读者参考。仰青著《如此“实录”——评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揭露了原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张颖歪曲维克特访华，丑化、抹黑江青烈士的丑恶行径；余汝信著《维特克访华与<江青同志>》介绍了维克特访华的前因后果，批驳了御用无良文人叶永烈及文化打手邬吉成、王凡等对江青烈士的污蔑，并介绍了《江青同志》的出版内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