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国家在二十世纪的四大失误
作者：刘晓波
作者题记
作者题记：十九世纪，马克思把宗教称为“人民的精神鸦片”，煽动起东西方的无神论狂热；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及其共产主义理想变成了指导东方革命的“马克思教”。它作为人类思想史的最大乌托邦，不但变成了人民的“精神鸦片”，且变成了知识分子的“精神鸦片”；它掀起了世界历史上最疯狂的群体革命，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缔造的东方极权主义，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然而，西方自由国家与东方极权主义的较量中，西方人起码犯过四大错误，四大错误的性质毫无区别——对极权者们的绥靖和迷恋。第一次是迷恋暴君斯大林，第二次是对暴君希特勒的绥靖，第三次对暴君斯大林的妥协，第四次是对暴君毛泽东的迷恋。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力的提升和大国外交的展开，中共政权越来越陶醉于“大国外交”，外交政策的日趋强硬（对台的反分裂法和对日本的强硬），民族主义骄狂正在飙升，中国资本在美国进行石油公司的收购……“中国崛起论”风行世界，美国和西方的一些大媒体开始不约而同地聚焦中国，从各个方面评价中国之崛起以及西方的应对，更有西方舆论干脆就以“中国热”来谈论西方对中国的反应。
国际上的“中国崛起论”和“中国威胁论”，从正反两个方面强化着中国人即将再次称霸天下的幻觉，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进入虚构神话的阶段：庆典般的话语狂欢集中于对美、对日、对台的仇恨宣泄，而统一台湾、制服日本和超越美国就成为复兴中华帝国的幻觉。中共少将朱成虎甚至威胁说：一旦中美开展，中国“准备让西安以东的所有城市被摧毁。当然，美国人将必须准备好数以百计，或两百个，甚至更多的城市被中国人夷为平地。”
事实上，中国民族主义由防御性诉苦转向进攻型叫骂，中共外交由“韬光养晦转”向“有所作为”，从江泽民提出“大国外交”以来就日益明显，中共军费连年飙升，从政权到愤青也日益表现出独裁大国的狂妄。御用经济学家声称：“中国将在20年内赶超美国”；军事专家危言：“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外交专家声言：“是放弃‘韬光养晦’的时候了。” 胡锦涛上台不到三年，授权战争的“反分裂法”高调出笼，喊杀喊打的声音变成了爱国主义的最强音，“和平崛起”的许诺正在变成“战争崛起”。
在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上，美国政府基本上采取交往与遏制并行的政策，而欧洲的法、德两大国却为了经贸利益而竞相对中共政权献媚，特别是法国总统希拉克成为引领西方各国向独裁中共献媚的领袖人物。希拉克在冷战后的世界上高举“戴高乐主义”的旗子，宁可与独裁中共眉来眼去，也不愿与英美同盟站在一起。他热衷于在国际上建立反美联盟，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一面在欧洲与另外两大国德国、俄国联盟，一面在亚洲拉紧独裁中国，形成了法德俄中的反美联盟。
为了经贸利益，希拉克用出卖政治支持来换取中共的大额订单，在涉及到中共的重大政治问题上，他几乎无条件地支持中共——从人权问题到对华军售再到台湾问题。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访法时，希拉克在私人城堡设宴款待；中共现党魁胡锦涛访法时，希拉克把欢迎的红地毯从飞机场、总统府、私人城堡一直铺到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和埃菲尔铁塔，再从铁塔的底座一直铺到塔顶，最后以浑身红彤彤的铁塔为背景合影留念。
另一股向中共献媚的主要力量是西方的大资本，进入中国的美国大网络公司——从雅虎、思科到微软——大都为了商业利益而屈从于中共的压力，成为中共现政权管制网络的帮凶。结果是，美国商人提供的技术帮助正在强化中国以反美为标志的狂热民族主义。因为这些美国大公司对中共的技术帮助，既提升了中共的封网水平，也加强意识形态灌输的效力，而中国现在越来越畸形的民族主义思潮，显然与民众的知情权严重受阻和官方的强制灌输高度相关。
最典型的献媚当属美国商人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这位拥有亿万家财的金融家，也在大把赚钱的闲暇里客串一把传记作家，一出手就不同凡响，为中共第三代独裁者江泽民作传，还起了个很煽情的书名：《他改变了中国》，尽显这位洋人的高超的献媚技巧。此书一出版就在中国变成畅销书。这让我想起当年的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只不过，主人公由暴君毛泽东变成了独裁戏子，背景由陕北的穷山沟变成了繁华的大上海。
该书遵循着“为权势者讳”的伪饰逻辑，而且，洋人的署名及其写作技巧使伪饰显得更精妙。在一脸民族傲气而骨子里依然崇洋媚外的当下中国，由西方人写的此类传记似乎比出自大陆作者之手的更客观、更真实、也就更可信。所以，曾经参与了大量早期筹备工作的大陆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才被“江传”写作组玩了一把。无论他在国内外多么有名，也无论他曾为“江传”作出多大贡献，但他都无法与洋人争夺署名权。官方从请他参与的那天起，就已经给他派定了角色，只能充当库恩先生的匿名抢手，干出力拿钱却不署名的幕后活计。叶永烈咽不下这口窝囊气，于是，他向海外媒体曝光了“江传”的写作内幕。
今年上半年，几家最有影响的西方大媒体纷纷聚焦中国的崛起。美国最有影响的时政杂志《时代》周刊出了一期中国专刊，主题是“中国的新革命”（CHINA'S NEW REVOLUTION），相关文章超过二十多个版面，从各个方面向世人介绍正在崛起的中国。英国大媒体BBC 深入中国内地进行“中国周”的直播报道，有史以来第一次对中国作多层次、全方位的集中报道。
一些西方评论家谈起中国的崛起，他们的思路和口气，既有资本家们那种惟利是图的劲头，也有类似中共跛足改革的逻辑，他们可以不顾事实、不要理性和摒弃良知，而只要经济指标和中美贸易的数量。比如，今年的5月9日，美国的《新闻周刊》发表国际问题专家法里德。扎卡里亚长文《未来属于中国吗？》，该文在谈到中国的崛起时，口气很象中国的御用智囊们，通篇只谈中国的经济成就，而对中国的政治及其内在危机不置一词；只对中共领导人发出赞誉之词，而闭口不谈六四大屠杀和F大灾难；只谈中国的崛起不同于当年的德国和日本，而对西方流行的“中国威胁论”轻蔑地一笑；似乎中国正在以历史上任何大国从未没有的“完美方式”崛起，如同该周刊封面上靓丽的中国女影星章子怡一样。
最近，出自英国华裔女作家张戎女士与她丈夫之手的《毛：鲜为人知的故事》，却在向西方人揭示一个害死“七千多万中国人”的暴君。在英国《每日电讯报》对该书的评论中，有一段话令人深思：“二十世纪我们犯的最大的错误中，西方的左派、政客等对毛泽东的热情是最愚蠢的。毛泽东害死了七千多万人，是因为这些人在西方没有什么朋友，所以外界对这么多人的死亡竟然没有感受。但张戎是个中国人，她在写她的人民所忍受的灾难。为了替那些毛的牺牲者发出些声音，她的感情和愤怒在这本书里的每一页都闪烁着。”所以，该评论又说：“没有几本书是注定可以改变历史的，但是这一本书将改变历史。”
其实，在二十世纪，西方自由国家的大错误，何止于对“害死了七千多万人”的“毛泽东的热情”！翻检西方国家与极权体制的关系，令人不齿的错误比比皆是，大而言之，起码犯过四大错误，四大错误的性质毫无区别——对极权者们的绥靖和迷恋。第一次是迷恋暴君斯大林，第二次是对暴君希特勒的绥靖，第三次对暴君斯大林的妥协，第四次是对暴君毛泽东的迷恋。
美国人库恩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会让人想起法国作家巴比塞写下的斯大林赞歌《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翻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西方左派们"对斯大林的热情"，对于帮助今日世界看清西方曾经流行的"毛热"和现在流行的"中国热"，大概还能有所补益。
上世纪30年代，正值前苏联的大饥荒和大清洗的高潮，几百万人被饿死，几百万人被清洗，数十万失去父母的儿童无家可归、四处流浪……
集体化导致饿郛遍野的大饥荒，在饥荒最严重地区居然是欧洲大粮仓乌克兰，某些村庄连一粒种子都没有，人们饿得普遍浮肿，整村整村的人全死光了，人吃人的事时有发生，官方派出专门的部队封锁这些村庄，阻止饥民出外逃荒，以防外人进来了解真相。
西方媒体把苏俄的大饥荒称为"有组织的饿肚皮".
被饥饿驱赶的人们不得不进行消极反抗，偷盗集体农庄的粮食变成饥民的存活之道，沿街乞讨和四处扒窃成了流浪儿的谋生之道。为了遏制民间的偷盗之风和控制流浪者的四处流动，在斯大林的主持下，苏共中央不但恢复了在列宁时代已经废除的沙俄时代的身份证制度，而且制定了两项世界文明史上史无前例的恶法：
第一项恶法由斯大林亲自起草，于1932年8月颁布，主要的法条是："侵犯公共财产的人应当作为人民公敌被枪毙。"该法令被民间称为"五穗法"，饥民们可能仅仅因为偷了集体农庄的几棵麦穗就被枪毙，最轻也要判十年徒刑。到1933年1月1日，该法令刚刚被执行了不到四个月，就有高达55000人根据新法令被判罪，其中2000人被枪决。
第二项恶法于1935年4月7日颁布，主要是针对流浪儿童。法令规定，12岁以上的儿童若犯了扒窃之类的罪行，与成人同样论处，甚至可以判处死刑。
更残忍的屠杀是在两项法律颁布之前，斯大林曾下了一道密令：凡是在抢劫食品仓库和扒窃列车时被当场抓捕的人，以及染上花柳病的人，无论成人和未成人，统统秘密枪毙。这项针对流浪者的秘密"行政措施"，一直执行到1935年4月7日，才被正式颁布的恶法所取代。
死于大饥荒人数，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呈报给斯大林的统计数字是330万至350万，西方媒体认为（包括那些经常称颂斯大林制度的外国记者）在500万至700万之间，还有人统计出1，100万人。
与大饥荒相伴而行的是"大清洗"，从1930年持续到1939年，几乎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党的高官、军队精英、知识精英、宗教人士、青年团骨干、农村的富农、流浪儿童，甚至包括参与清洗的秘密警察……无一幸免。在大清洗高潮期的1937－1938年，莫斯科市曾在一天内就处决上千人，在内务部的路比扬卡监狱，平均每天登记的执行枪决的数字就有二百多起。斯大林时期的恐怖暴政所杀害的人数，据1956年克格勃在回答政治局的秘密质询时的通报：从1935年到1940年这段时间，有大约一千九百万人被捕，其中至少有七百万人被枪决或在劳改营中死去，实际受害人数远远超出克格勃的统计。
据索尔仁尼琴说法：死于大清洗和集中营的人数高达六千万人。即便根据最保守的历史学家们估计，至少也有二千万人。由此可见，斯大林的恐怖政治及其大规模屠杀，创造了西方历史上和平时期的史无前例的罪恶记录。
农村在荒芜，农民在饿死，孩子在乞讨。
全国在审判，无数人被屠杀、监禁、流放。
然而，苏联的所有媒体都在为集体化大唱赞歌，红场上不断举行盛大的游行和集会，被斯大林优待的国内外知识名流们，也纷纷加入到对斯大林及集体化、甚至大清洗的礼赞之列。被斯大林利诱回国的大作家高尔基，一方面，他是赞美斯大林的领唱人，组织了120名著名知识分子集体完成了赞美斯大林的特写集，首开苏联知识分子对极权者进行集体礼赞的先河，另一方面，他又是大清洗的首席鼓吹者，他充分肯定劳改和审判富农分子，并告诫人们要时刻提高警惕，不要被狡猾的富农们利用饥荒来攻击政权的伎俩所迷惑。在大清洗的关键时刻，高尔基主动为斯大林站台，写下了讨伐敌人的范文《如果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对高尔基的这篇檄文大都耳详能熟，太多的大批判文章都是对此文的模仿。
斯大林在操纵国内知识名流歌功颂德的同时，为了使谎言撒得更圆，他走了一招险棋，邀请了多位西方左派名流访问莫斯科，并选择了某些西方人旁听第二次莫斯科大审判。他之所以敢于这样做，乃在于他对事前的排练好的审判戏剧已经胸有成竹，相信那些被他驯服的被告们都会按剧本表演，也相信他的权谋必定能征服这些西方名流。果然，所有被告都痛哭流涕地承认所有指控，大多数旁观的西方人也信以为真。
斯大林用接待国家元首的尊贵方式来款待心向红色苏联的西方贵宾，优惠的特权、盛大的仪式、谦卑的姿态和没完没了的恭维，每一阶段和每一地方的参观、访问、游览、接见、讲话，都伴以簇拥的鲜花、热烈的欢呼、丰盛的宴会、豪华的宾馆，而且一切开销全部由主人承担，甚至客人要自己掏钱买包烟抽都不可能。
与这些优待一样周到的措施是天衣无缝的秘密监控。斯大林用秘密警察作为这些贵宾的全程陪同人员，严格控制这些贵宾们所到之处和所参与的活动，严格筛选他们所要见的人，严密监视他们的一言一行和一举一动，用谦卑的态度来倾听他们的不满，以最友好的言辞向他们作出解释，用庄严的改正承诺来安抚他们；陪同们每天都要向上级汇报这些贵宾的所有言行，特别要汇报贵宾们的不满，所有汇报的要点都要让斯大林过目。最终的目的，就是用巧妙的方式来引导贵宾们的公开发言，让他们按照斯大林指挥棒来歌唱。
被邀请西方名流是一个长长的名单，比如被邀请欧洲三大国的最著名知识分子就有：英国作家德赫伯特。威尔士，剧作家萧伯纳（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社会活动家韦伯（费边社的领袖人物）；德国剧作家路德维西。布莱希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家福伊希特万格；法国著名小说家罗曼。罗兰、安德烈。纪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比塞，诗人阿拉贡，政治家爱德华。赫里欧……等人。
莫斯科审判的最大特点，就是法庭上所有角色——被告人、公诉人和律师——的说辞都高度一致，三方都在极力证明：苏联人民所遭受的一切灾难——大饥饿、连续不断的铁路车祸、工矿里的大事故、农民的暴乱以及大批牲畜的死亡——都是被告们的罪过。三方还要一致证明：只有斯大林才是人民的救星和"世界的希望".比如，被告布哈林在法庭上高呼：斯大林是伟大的创造者！他是人类的希望！
如此匪夷所思的审判，居然就让旁听审判的西方名流们匪夷所思地相信了！
这些受到斯大林款待的西方名流中，除了安德烈。纪德敢于直面真实、让斯大林的险棋付出一定的代价之外，其他人全部驯顺于斯大林的"糖衣炮弹"，有的故意说谎，有的口是心非，有的有意隐恶，有的全无心肝，有的不明真相却信口雌黄。
曾两次出任法国总理的激进党领导人爱德华。赫里欧，被邀请在乌克兰度过了五天，经过官方精心安排的旅行之后，豪华宴会上的高档伏特加让他的公开言论充满醉意，他要彻底驳斥"资产阶级刊物关于苏联发生了饥荒的谎言".
意大利社会党领袖彼得。南尼1938年在《新前进报》上撰文指出：莫斯科大审判，虽然有官僚主义和警察滥权的原因，但主要是源于反对派的阴谋和罪恶，所以，审判是有法律根据的。
另一位西方名流贝尔纳尔。索伊在访问了"波将金村"后居然对西方舆论发出咄咄逼人的质问："我在俄罗斯没有看到一个吃不饱的人，不管是老是少，莫非他们是被什么东西填起来的？莫非他们圆滚的脸颊是用橡胶从里面给填起来的？"
《纽约时报》驻莫斯科的记者约尔特。杜兰金因其"对俄罗斯公正、坦诚的报导"而得到了"普利策"奖金。1933年他再次重申："如今所有关于俄罗斯闹饥荒的报导若非夸张就是恶意宣传。"另一位获过多项奖的《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特。米兰迪说"外界对斯大林的批评是没有根据的"，他还充满自信地预言道："将来的历史学家很可能会同意斯大林的说法。"这两位记者当年的报道和获奖，不再是美国新闻界的骄傲和普利策奖的光荣，而是地地道道的耻辱！
法国作家巴比塞写出了《一个人和一个时代》，把斯大林的集体化和工业化吹捧为划时代的壮举，甚至就是一个人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
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之一比阿特里斯。悉德尼。韦伯在1932年-1933年访问了苏联之后，也得出同样结论。他认为，集体化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创举，苏联的农业"欠收"，应该归罪于个别地区"从事破坏活动的居民"，而不应该归罪于农业集体化运动。他还用极为鄙薄的口气抨击了那些"无缘无故"把谷子从穗上搓下来、或是摘下整个谷穗据为己有、对公共财产进行无耻盗窃的行为。对莫斯科大审判，韦伯说：那些被告"表现得很正常很明智，而英国人难得有这种理智之举。他们只知道一味地抵触，而又无法克服官僚陈规，要知道，人为的法律陈规只有在对被告的犯罪事实存有疑问时才有利于被告。"
英国最有名的俄国史专家伯纳德。佩里在访苏后宣称：他对莫斯科公审的速记材料"印象深刻"，而"那种说斯大林最初是想消灭潜在的'第五纵队'的说法……无疑是毫无根据的。"
罗斯福政府派驻莫斯科的大使戴维斯，居然也被斯大林的巧妙宣传所迷惑。他也被邀请旁听了审判，在审判开庭的日子里他给女儿写信说：通过审判，苏联清除了"第五纵队"的代表，使国家避免了一次背叛和一次危险。
甚至连最反共的邱吉尔也相信苏联粉碎了一起内外勾结的阴谋：俄国内部的亲德派与德国政府正在秘密合谋，企图推翻斯大林并建立亲德的新制度。他甚至在回忆录中赞扬苏联总检察官维辛斯基作为国家公诉人发表了精彩的讲话。
更有反讽意味的事发生在流亡美国的托洛斯基与西方知识分子之间。莫斯科大审判时期，对所有被告的指控都与流亡在外的托洛斯基的幕后支使相关，托洛斯基变成了国内阴谋的境外核心。托洛斯基为证明自己与莫斯科的指控毫无关系，想在美国进行"反诉讼".然而，当他邀请多位著名的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签名支持他的"反诉讼"时，除了著名哲学家约翰。杜威表示支持之外，而大多数人非但拒绝了托洛斯基的邀请，反而联合签署了保卫斯大林而反对托洛斯基的宣言，签名的名流有：德莱塞、希克斯、雷蒙特、莱涅尔、罗宾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费希尔和居兰蒂还公开为斯大林辩护。
当然，西方所有的共产党组织皆毫无保留地支持斯大林，因为，他们的组织都得到过斯大林的金钱支持，他们的报刊往往只是《真理报》和《消息报》的传声筒，他们指责那些关于莫斯科大清洗的西方报道，一致认为莫斯科审判是"无产阶级的审判"，不可能是不公正的。
德国作家福伊希特万格故意说谎，他在访问苏联时，一路上不停地对陪同人员抱怨，指责苏联的种种不方便之处，他说他非常反感的个人崇拜，对莫斯科大审判极为不满，要求苏联政府提供真相和纠正错误。他还特意宣告似地说：苏联并不美好，他还是喜欢欧洲的生活。然而，他的这些牢骚、不满、指责、发脾气和发誓，丝毫没有影响他屈从于苏联人的压力，他在"冷静下来之后"，乖乖地按照《真理报》的要求修改了自己的文章，直到主人完全满意为止。之后，他又以惊人的速度写出了全面为斯大林主义辩护的《莫斯科－1937年》一书。他在书中说：苏联人对斯大林的过度崇拜是真诚的崇拜，"人们感到需要表达自己的谢意和自己无限的赞美。人民感谢斯大林带来面包、肉、秩序和教育，感谢他创建了保卫这幸福生活的军队……不仅如此，斯大林确实与人民血肉相连。"他还特意提到当面向斯大林提意见说："对斯大林个人的过度崇拜搞得没什么味道。"斯大林的回应却是轻蔑的原谅："对此斯大林耸了耸肩，他原谅本国的农民和工人，说他们太忙了，各种事情太多了，所以没能发展自身的良好品味。"
关于遭到西方舆论强烈置疑的大审判，他在书中则说：斯大林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具有高度的合理性"；他严词驳斥那些把大审判称为"骇人听闻的"和"野蛮的"的西方人，并为大审判辩护说：我自己也曾怀疑过这些审判，但"当我在莫斯科旁听审判时，当我看到和听到……我感到，我的怀疑如同盐在水里一样被融化了。……如果说这一切是有意编造出来的，是经过精心安排的，那么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真实了。"他的结论是："如果把审判季诺维也夫和拉杰克说成是斯大林渴望谋求统治地位和进行报复，那就太荒谬了。"
最后，他笔下的斯大林是"朴实而十分善良"、"有幽默感，听到对他的批评时并不生气"的人。
斯大林看过《莫斯科－1937年》之后，当然感到如获至宝，马上命令将其译成俄文，在苏联大量发行。（参见：《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赵洵
林英合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著名戏剧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莱希特一直不相信关于大清洗的信息，所以他一看到福伊希特万格的辩护，马上为之叫好，称其为"西方文学中写得最好的一本书。"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故意隐瞒了他在苏联见到的阴暗面和他的不满。访问苏联的五十年后，他的《访苏日记》才予以公开，其中记录了大量斯大林体制的罪恶，以及他对斯大林体制弊端的观感。可以说，他对斯大林制度的观感还是深刻的。比如，他在日记中说："这是一种绝对不受任何监督的专横的制度，是连起码的自由、公正和人道这些神圣权利都得不到丝毫保障的制度。"因此，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使"痛苦和愤怒充满了我的心。"甚至使"我也处在瘫痪状态了。"但他还是"压住自己想把这一切都说出来写出来的要求"，非但没有及时揭露这些罪恶，反而把真相隐藏到五十年后。他给出隐瞒真相的理由似乎很高尚——为了不被"敌人们"所利用来损害社会主义的共同利益。他自白说："只要我对这个制度发表哪怕是很小的谴责，那些雇佣的敌人……马上要利用我的话，把这些话用他们最罪恶的居心加以毒化以后当作武器来使用。"由此可见，罗曼。罗兰把党派利益看得高于真实、真理和人道。
更过分的是，罗曼。罗兰不但自己为斯大林隐恶，而且不允许别人揭露斯大林的罪恶。
在众多访问苏联的西方名流中，唯有安德烈。纪德表现出直面真相、诚实写作和肯于自省的做人良知。他拒绝利益收买、不惜冒犯斯大林和西方的左派，不屈从强权恐怖和朋友圈内的指责，甚至不顾罗曼。罗兰和阿拉贡等老朋友的劝阻，发表了公开真相的《从苏联归来》。他对斯大林体制真相的揭露，起到了巨大而不可替代的见证作用。从此，他由苏联的受到特权式接待的好朋友变成了苏联的敌人，不仅受到斯大林和苏联人的忌恨，而且遭遇以罗曼。罗兰为首的西方左派们的疯狂攻击，阿拉贡、尼赞、杜伽尔、爱伦堡等著名人物加入对纪德的舆论围剿，甚至形成了"反纪德狂潮".罗曼。罗兰说：纪德的错误是"罕见的"，将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巨大的伤害，因为纪德"还没有表现苏联人的崇高生命就用笔结束了这生命".在对纪德的围剿中，有许多近于人身攻击的谩骂，诸如"盖世太保的代理人"、"黑衫党的盟友"、"可恶的老头子"和"莫斯科的哭丧者"等恶毒而疯狂的指责及辱骂，从四面八方落在纪德的头上。甚至，那些为纪德说情的人，也要遭到被法共开除党籍的株连。
面对整个欧洲掀起的反纪德狂潮，面对知识界的许多老朋友的攻击，纪德感到伤心："许多人都斥责我。罗兰的话令我伤心。虫子深藏在果实中，可当我说'这个苹果有虫'时，你们却指责我不喜欢苹果。"然而，伤心归伤心，真相就是真相，纪德非但没有退缩，反而更加坚定地主动出击。在《从苏联归来》的第一版中，纪德已经写的很克制了，众多的关键地方还是笔下留情。众多的攻击进一步激发了纪德的斗志和勇气，他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做了修订，更充分地揭露苏联的黑暗，使之变得更全面、更触及苏联幻象的本质。修订后的版本，从经济、科学、工业、司法、文化、妇女状况、公共道德、普遍贫困等方面，揭穿了苏联宣传的谎言。纪德说；"苏俄的共产主义，是普及谎言的，在那里，甚至连眼睛都可能受骗。……俄罗斯不是一个提出诉讼的地方，但是，西伯利亚，的确是个流放的地方。"在这样充满谎言和流放的地方，人的生活怎么可能是幸福的、自由的、有希望的。纪德又说："谎言是根本靠不住的。重要的，是如实地看待事物：在今天的苏联，人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幸，比如何国家都更加缺乏自由。"
欺骗，无论是针对何人的欺骗，归根结蒂皆是自我欺骗，自己如果不接受谎言，是无法去欺骗他人的。
在我看来，罗曼。罗兰的《访苏日记》的最大价值在于：它为了解当时西方左倾知识界的亲苏倾向及其知识人本身的品质提供了绝佳的个案资料：首先，面对罪恶的沉默就是欺骗。这本日记被长期封锁在黑箱之中这一事实，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大骗局，那个黑箱不是别人强加的，而恰恰是罗氏本人的阴暗内心。其次，每一名人都有自己的神话，罗氏日记在五十年后的出版，粉碎罩在名人日记上的种种神话，起码，罗氏作为"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的神话被粉碎了。而如罗曼。罗兰这样，以自己的文字粉碎自己的神话的先例却极为罕见。
在西方诸多名流为斯大林所作的辩护中，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英国著名戏剧家萧伯纳的态度。
萧伯纳是英国著名剧作家，不但得过1925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甚至被英国评论界称为"莎士比亚之后最伟大的戏剧家。"在大饥荒最厉害的时候，秘密警察头子雅戈达非常成功地请来了年迈的萧伯纳，他是与著名政治家南希。阿斯托夫人同行，两人见到了斯大林。斯大林知道萧伯纳爱说话，就让老头子主谈，而主人洗耳恭听。萧伯纳在回忆那次见面时说："斯大林把我们当老朋友接待，先让我们尽情地发表意见，然后才谦虚地说了几句。"他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心地纯正，刚正不阿，赤诚坦率".在他的眼中，"斯大林之所以青云直上，全是靠了这些品质，决不是搞阴谋诡计。"而且，萧伯纳直到去世仍然在为斯大林辩护。
萧伯纳显然自作多情，一个西方作家与一个东方暴君的第一次见面，怎么就会有老朋友的感觉？其实，善于在西方名流面前伪装的斯大林，只是为了让萧伯纳甘做他的辩护士，才显得那么谦恭而平易。后来的事实证明，斯大林成功了。
萧伯纳在访问莫斯科后告诉西方：关于饥荒的传闻，纯属谣言；他在苏联的亲历可以证明：俄国的粮食供应在他旅行期间比任何时期都好。他预言说：在英明的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将是未来之国，是人类的希望所在，是天堂。
于是，有记者追问到："那你为什么不留在那个国家呢？"
萧伯纳嗔笑着答曰："的确，英国是地狱，可是，我的责任就是下地狱啊！"（参见：《斯大林秘闻》，「苏」爱德华。拉津斯基著，李惠生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
萧伯纳的戏剧以语言幽默而著称，幽默感也确实标志着一位作家的高智商和语言天才。但萧伯纳关于如何选择英国与苏联的幽默，只有机智而全无心肝，可以作为生活在自由社会的左派知识分子的伪善的经典自白。
萧伯纳不仅对斯大林赞美有加，他与意大利极权者墨索里尼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当墨索里尼说"自由是腐烂的尸体"时，萧伯纳为之鼓掌且帮助解释说：人类之所以甘受奴役，就是因为他们想望每天能获得二十四小时的自由。政府只不过是一个组织必要的奴役机构，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每个人都无法躲避其应该担负的奴役工作。（参见：《萧伯纳传》，「英」弗兰克。赫理斯，黄嘉德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然而，对于受到残酷迫害的苏联人而言，在斯大林的大清洗时期，"统治这个国家的已经不是党，甚至也不是斯大林，而是恐惧。就像尼禄当政时一位罗马历史学家所写的那样，'在这个恐惧的城市中，人已绝迹，只剩下了人的肉和骨头。'"（《斯大林秘闻》，「苏」爱德华。拉津斯基著，李惠生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P398）
从1920－1930年代，首先是俄国变成共产极权国家，接着是东西方的两个大国——德国和日本——走上法西斯极权与民族主义扩张之路，最后是西方自由国家的绥靖政策对共产极权和法西斯极权的纵容，使独裁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有了第一次大复辟。二战的发生就是狂热的独裁民族主义绑架民主的灾难。
从1871年－1914年期间，统一了的德国迎来了蒸蒸日上的经济繁荣，以至于帝国野心迅速膨胀，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德国的失败，使之在1918年-1925年陷于一蹶不振的状况，不仅是战败后被战胜国榨取赔款的耻辱，而且是割让领土的丧权：西边一些领土割让给法国，北边一些领土割让给丹麦，东边的更多领土割让给波兰。到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时期，德国经济似乎陷于崩溃的境地。
这就是希特勒及其纳粹崛起的背景。
众所周知，法西斯运动发源于1920年代的意大利，但法西斯的极端化却由纳粹德国来完成。希特勒通过极端的种族煽动赢得了选举，德国的半吊子民主也由此被葬送。希特勒上台以后，在政治上，通过镇压国内反对派来清除掉所有政治对手，希特勒变成大权独揽的极权者；在经济上，德国经济大幅度回升，甚至出现了第二次振兴的繁荣局面；在文化上，日耳曼民族优越论大行其道，德国精神逐步纳粹化。这样，绝对极权、经济实力上升和种族主义的合力，为极端民族主义的扩张政策准备了最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的条件，希特勒也就有了充分的资本。他以洗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之耻为号召，动员起整个德国的全部力量和精神癫狂，把德国逐步引向种族迫害和战争之路。
在日本，1912-1916年有所谓"大正民主化"时期，但民族主义势力压倒了民主主义，军人代替文官主导国家事务，使民主化进程被军人专权所葬送。日本人为扩张生存空间而发动侵略战争，也被畸形的民族优越感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军国主义理论甚嚣尘上，日本人自以为肩负起拯救亚洲、领导所有黄种人向白种人争独立争尊严的神圣使命，沉浸在自我陶醉的傲慢之中，甚至也不把欧美列强在亚洲的势力放在眼里，声言要建立一个北起西伯利亚南到大洋洲的大帝国。
截至1938年，世界上自由阵营和极权阵营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从1929年到1938年，西方三个自由国家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制造业能力从1929年的59％下降到1938年42％，四大极权国家苏联、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却从22％飙到38％，已经接近势均力敌的状态。同时，到1938年，德国的军备开支居然高出英法两国一倍以上。
（一）成全希特勒独霸欧洲的野心
1938年3月，德国吞并了奥地利。此举既是德国长期以来的民族主义目标，也重塑了德国一战失败后的战略地位，极大地提升德国的军事力量和国家威望。希特勒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然而，当时的世界各大国无法团结起来阻止希特勒发动战争。远在大洋另一边的美国，国内民意被"孤立主义"所主导，不愿意参与欧洲内部的纷争。在拿破仑战争中崛起为欧洲大国的俄罗斯，曾一度是维持欧洲均势的集体安全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但1917年十月革命使布尔什维克掌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已经与德国握手言和，退出对德作战。此后的共产苏联迅速共产主义化，也就必然疏远西方，到斯大林掌握绝对权力之后，俄国不再是维护欧洲战略平衡的力量，而变成了资本主义西方之敌。斯大林最愿意看到的就是西方国家的内斗，西方的内斗越激烈，苏联越能从中渔利。
于是，能够遏制希特勒发动战争的唯一希望只剩下另外两个欧洲大国英国和法国。因为，英、法两国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也是不同于法西斯独裁的自由国家，无论就地缘政治而言，还是就制度竞争而言，英法两国都应该担负起维护欧洲集体安全的主要责任。
遗憾的是，当时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都是鼠目寸光的政客，两人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想以妥协换取自身的安全。两位政客以为，只要部分地满足希特勒对东欧小国的贪婪，就可以防止德国把战火烧到英、法头上。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欧洲自由国家对法西斯极权国家的妥协，构成二战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实，当时的国际社会还是有机会遏制希特勒发动战争的。在欧洲，英国政府内的对德政策上有重大分歧，外交大臣艾登主张强硬，他看出希特勒的野心是统治世界，绝非有限的妥协所能满足；而首相张伯伦奉行绥靖，他相信希特勒只抱有极为有限的要求，可以通过和平协商予以满足。如果张伯伦能够听取艾登等具有外交阅历和远见的政治家的意见，而不是自以为是地作出与德国和解的"超级决断"，英国的灾难性对德政策就可能避免。同时，在慕尼黑会议之前，法国与捷克等东欧国家结成了遏制德国的战略同盟，如果法国能够坚守这一同盟，加上英、美对德国施加压力，希特勒未必就敢对整个欧洲全面开战。
在国际上，尽管美国国内的民意倾向于"孤立主义"，但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却是具有远见的政治家，他一直在暗中介入欧洲事务。早在1938年1月12日，罗斯福想邀请一些国家的代表来华盛顿共同探讨如何应对国际局势的恶化，为此，他发电报给伦敦征询意见。罗斯福在电报中暗示，如果英国支持他的计划，他就将向法、德、意诸大国提出同样的建议。当时，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正在法国访问，张伯伦在没有与外交大臣商量的情况下，就回电罗斯福建议推迟这一行动。张伯伦害怕罗斯福的行动会让英国与德、意达成一项协议的所有努力付之东流。显然，张伯伦的所谓协议就是后来的慕尼黑协议。
1938年9月29日，欧洲四大国领袖，英国张伯伦、法国达拉蒂、德国希特勒、意大利墨索里尼，在德国纳粹党发源地慕尼黑举行峰会，签订了出卖欧洲民主小国捷克给纳粹德国的《慕尼黑协议》。它推翻了一战后的"凡尔赛解决方案"，使德国变成无可争辩的东欧主宰者。根据该协议，捷克的三分之一以上领土（苏台德地区）划归了纳粹德国，而捷克政府代表竟因希特勒的反对而被拒绝进入会场，只能呆在会议厅附近的一个房间里，直至午夜后才被告知这一出卖捷克的决定，而且是"捷克政府无权做任何变更的最后决定".
意味深长的是，出席慕尼黑会议的欧洲四大国的实力对比恰好旗鼓相当，两个自由大国与两个极权大国，"慕尼黑协议"正是自由大国向极权大国作出无原则妥协的产物。特别是法国曾经与捷克具有同盟关系，但在希特勒的威慑下，法－捷同盟形同虚设。这就等于四个欧洲大国合谋出卖了民主捷克。而被出卖的民主捷克却毫无发言权，只能在会场外等待即将到来的丧权辱国的命运。
当张伯伦从慕尼黑返回伦敦大肆吹嘘他为英国和欧洲"带回了我们时代的和平"之时，敏锐的丘吉尔却识破了希特勒的阴谋，他在1938年10月5日议会发言中指出："慕尼黑协议不会如张伯伦所说减少欧洲紧张局势，现在所有东欧国家都将尽其所能与纳粹德国妥协。英国民主与纳粹强权之间不可能存在友谊，纳粹德国宣扬野蛮的种族观，从迫害中获得力量与乐趣，以残酷的暴力相威胁，这样的国家绝不可能成为民主制国家的朋友。"
邱吉尔基于自由与极权之间的制度差别所下的判断，显然是具有洞察力的真知灼见。
由于慕尼黑协议的签订，1939年3月15日，德军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开进捷克首都布拉格。随即德国政府发表公报称："元首在帝国外长里宾特洛夫陪同下，应捷克的要求会见了捷克总统和外交部长，他们满怀信心地将捷克人民和国家的命运交付给德意志帝国元首。"在德国的"保护"下，捷克失去主权，民主制度被颠覆，武装被解除，大学被关闭，所有本国的文化遭到压制，无数人捷克人被捕入狱，更多的人被强制送往德国做劳工。
可以说，作为自由国家的英法两国对极权者兼战争狂希特勒的妥协，是极为自私、卑鄙和近视的国家行为。但恶有恶报，出卖必遭报复，曾经与捷克具有同盟关系的法国没有想到，当德国轻易地征服了东欧之后，就转向西欧的第一目标，大举入侵法国，而捷克自然变成了希特勒的帮凶。正如罗贝尔。库隆德在1938年12月所言："由于命运的不可思议的颠倒，为了遏制德国的扩张所建立的堡垒捷克斯洛伐克，今天却成了德国用以突破东方大门的撞锤。"（转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1）》，「英」阿诺德。托因比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P464）。
（二）成全斯大林侵吞东欧领土的野心
英法的绥靖，不仅给希特勒提供了不战而胜的绝好机会，也给另一极权者斯大林提供了加入瓜分小国阴谋的机会。二战全面开始前，大国合谋瓜分小国的另一项交易，发生在两个极权国家之间——纳粹德国与共产苏联。可以说，在德国于1941年6月22日入侵苏联之前，斯大林一直是希特勒的帮凶和同谋，在对其他国家领土的野心和贪婪上，斯大林和希特勒并没有什么不同，两个极权者对世界霸权怀有同样的饥渴。
1939年8月23日，两大暴君签署了瓜分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夫条约》，有效期十年。该条约的"序言"居然声称："基于加强和平事业的愿望，两国同意不使用武力或其它侵略行为进攻对方，两国同意通过友好协商调停事端。"条约的解释性条款规定："一旦德国入侵波兰，苏联将占据在地图上划定的边界线以东地区。"而在划定边界时，斯大林要求把奥地利的切尔诺夫策给苏联，理由是："乌克兰人要求这么做，那一带住的是乌克兰人"，"乌克兰人应该集中在一起居住！"最后得到了希特勒的同意。晚年莫洛托夫回忆道："从来不曾属于俄国的切尔诺夫策，就这样划归我们了，现在仍在我们的管辖之下。"（见：《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苏」费o丘耶夫著，，新华出版社1992年10月版P19）
1939年9月1日，德军从西面对波兰发动闪电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始；9月17日。苏军从东面长驱直入进攻波兰；两天后，苏联人与德国人会师在波兰。德国占领波兰的土地27000平方哩，所辖人口2200万；苏联占领区的人口约1300万，面积77000平方哩。就这样，欧洲最大国家之一的波兰遭到东西夹击，被法西斯德国和共产苏联瓜分了。
同时，苏联向芬兰提出了割让卡累利阿地区的领土要求，被芬兰拒绝。于是，苏联公然在1939年11月向芬兰发动进攻。鉴于苏联的侵略行径，国际联盟开除了苏联。尽管，在芬兰军民的顽强抵抗下，苏联的领土要求没能全部得逞，但最后还是割出佩萨莫和维堡港口等地区。
1940年6月14日，巴黎陷落的那天，苏联向立陶宛下了最后通牒；1940年6月18日，法国遭到全面失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邀请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来到他的办公室，为德国占领法国而举起香槟酒，他说："代表苏联政府对德国武装力量的伟大成就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但是，两个签订友好条约的极权者却在心里打着对方的算盘。希特勒一开始西线战事，斯大林就马上在苏德边境部署了大量军队，人数和装备都远远超过希特勒用于进攻苏联的军事力量。斯大林在等待希特勒在西线陷入法、英泥潭，最好是双方打得不可开交、相持不下、两败俱伤。这样的话，苏联就可以借机在东线大举进军，把希特勒的势力一举赶出东欧，如果可能的话，甚至要直捣德国本土。但希特勒对法国的闪电胜利，让斯大林推迟了向德国不宣而战的计划，又把希望寄托在英国对希特勒的抵抗上。
斯大林之所以对希特勒入侵苏联没有心理准备，源于他的判断失误。据斯大林判断，德国不可能两线作战，只要拿不下英国，希特勒就没有能力分兵进攻苏联。然而，斯大林万万没想到，希特勒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狂人，在没有拿下英国的情况下，突然以同样的闪电战向苏联发起大规模进攻，于是，斯大林和希特勒的表面蜜月到1941年6月宣告结束，让斯大林想从"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狗咬狗战争"中渔利的希望化为泡影，他的幸灾乐祸被手足无措所代替，苏联这才被迫变成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国的一员！（参见《二战秘密档案》，「俄」鲍里斯。瓦季莫维奇。索科洛夫著，张凤
贾梁豫译，王铭玉审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
同时，在苏德战争爆发前，斯大林又与另一个战争狂——日本军国主义者——相勾结，以出卖中国的利益来换取苏联的安全。由于俄国与日本为争夺在中国的利益，曾于20世纪初的交恶，惨烈的旅顺口之战以俄国失败而告终，日本势力从此介入中国的胶东半岛及东北。1931年紧邻苏联的中国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所以，斯大林一面担心在西线遭到德国进攻，一面害怕在东线遭到日本人的攻击，于是，他在西线与德国签约瓜分波兰，在东线用出卖中国利益来安抚日本，换取日本承认苏联操纵的蒙古独立。1941年4月13日，社会主义苏联与军国主义日本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协议关于中国的部分指出："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这一条约签署后，斯大林非常得意，日本外相松岗洋右离莫斯科时，斯大林故意要列车迟开，亲自跑到车站以拥抱为松岗送行，斯大林对松岗说："这样，日本可以安心南进了！"后来，在二战结束前夕的中苏谈判中，斯大林以出兵中国东北为要挟，逼迫蒋介石政权承认外蒙古脱离中国。
总之，如果不是西方自由国家对极权国家的绥靖，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许可以避免，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也不会大面积沦陷为苏联极权帝国的卫星国；好在，邱吉尔代替了张伯伦后的英国变成欧洲反法西斯的最后堡垒，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唤醒了自由美国的伟大力量，美英中苏结成同盟，终结了疯狂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二战留下最大遗憾，就是苏联共产极权借二战的胜利而扩张到整个东欧及亚洲的最大国家中国。
著名作家威廉？夏伊勒在1941年回忆道："我目睹了欧洲民主国家如何先后一个个地动摇、瓦解了。它们的判断力受到了麻痹，信心和意志被摧毁，只好一步步撤退，丧失了立足之地，最后使纳粹的第三帝国成为欧洲大陆的军事主宰，将大陆上大部份不幸的人们变为它的奴隶。"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在回顾世界民主化的发展时指出："慕尼黑协议"标志着民主国家对极权暴政的妥协，它不仅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且牺牲了欧洲的自由小国，从而导致第一波民主化退潮，把当时33个民主国家中的22个置于奴役之下。（参见：《第三波》，「美」亨廷顿著，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20世纪，人类经历了太多的劫难，一战、二战、冷战；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共产主义。恐怖主义；甚至可以说，这是个劫难的世纪，而且劫难的深广度都是空前的，比此前人类历史上的劫难总和还要惨烈。在这大劫难的世纪里，坐在权力顶端的风云人物习惯于翻云覆雨，而匍匐在大地上的普通人则屡被作弄与摧残。
这些大劫难留下了丰厚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二战后的沉重劫难，并非极权主义的兴起，而是自由主义未能阻止极权主义的迅速扩张与长期存在。1，战争结束前的《雅尔塔协议》，为共产极权帝国的建立和扩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享受着自由生活的西方名流们，并没有从三十年代的"斯大林热"中汲取教训，而是执迷不悟，继续利用自己的声望误导世界舆论，把极权东方视为人类的未来，而把自由西方视为没落的象征，致使自由同盟对极权同盟的斗争变得步履蹒跚。
最可悲的是，弄权者不光是极权者和战争狂，也包括自由国家的政治领袖，且是杰出的政治领袖罗斯福和邱吉尔，两人对斯大林的绥靖政策，不仅丢失了整个东欧，更丢失了二战中最亲密的亚洲盟友中国，遂使共产帝国急遽膨胀，以至于，共产帝国与自由世界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冷战格局。
尽管，二战时期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邱吉尔都是伟大的政治家，两位战时领袖组成的坚固同盟是战胜法西斯极权的关键因素。罗斯福把美国变成了盟国的中坚，参战前和参战后，美国不仅是反法西斯盟国的兵工厂，租借法案让盟国受益非浅，特别是对中国的抗战，美国的援助不啻雪中送炭。而伟大的邱吉尔，在纳粹的闪电战横扫欧洲之时，他把英国变成了欧洲抗击纳粹的仅存堡垒，著名的"英德空战"使德国首都柏林第一次遭到空中打击。
在1941年开始的反击轴心国的战争中，美英联军和苏军的贡献可谓平分秋色，美英领导的西线联军先后在北非、在意大利、在诺曼第取得了对轴心国的胜利，苏军在卫国战争和解放东欧诸国上取得对纳粹的胜利，最后美英联军与苏军会师柏林，迫使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
在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中，美国作出了决定性的作用，美国在太平洋上击溃不可一世的日本皇家海军，全力支援中国的对日作战，最后，美国利用新式核弹，让顽强的日本皇军无条件投降。
在同盟国中，斯大林领导的红军类似毛泽东领导的共军，只为自身的利益盘算，在需要的时刻耍滑头，为了避免重大损失而推延对日作战，而在战争胜负已经完全明朗、无必要再出兵的情况下，斯大林却迅速派出150万大军，占领了中国东北和外蒙古，坐享下山摘桃子的利益。而且，正是在斯大林的帮助下，中共才有可能与国民党打内战，夺走美国和国民党政府联手打败日本的成果。
尽管，二战结束后，民主观念在世界上得到普遍公认，无人敢于再以反民主的口号提出和推广一种主义，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但民主在现实世界中的成就却远不如观念普及的成就，美英刺刀主导下的民主国家的数量，显然少于前苏联刺刀主导下的极权国家，也就是民主观念普及而民主实践受挫。如此战后格局的形成，显然与美英向苏联的妥协高度相关。
在反法西斯战争接近胜利的1945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极权者斯大林聚首雅尔塔，筹划战后的世界格局，史称"雅尔塔峰会".三巨头基于现实利益和力量平衡的考虑，签定了秘密的《雅尔塔协议》，稍后在德黑兰会议上变成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法律文件。这一协议是实用主义代替自由理想的产物。曾经在大西洋的航空母舰上共同签署的《大西洋宪章》的罗斯福和邱吉尔，背叛了"宪章"所确立的自由原则及其承诺，向斯大林作出史无前例的妥协。
首先，美英两巨头把整个东欧和波罗的海诸国拱手让给了苏联。所以，二战的结束，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是名副其实的解放；而对于被纳入斯大林帝国版图的东方国家来说，仅仅是刚被救出虎穴，又被抛进狼窝。波罗的海三国被苏联一口吞并，东欧诸国变成了被苏联操控的傀儡国，德国被高高竖起的"柏林墙"人为地分裂为两个政权。斯大林死后，在赫鲁晓夫发起的非斯大林化运动的感召下，苏联国内迎来了"解冻时期"，匈牙利、捷克、波兰等国也先后开始了自发改革，然而，赫鲁晓夫及其继任者决不会反对苏共党天下，苏联国内的改革很快进入僵死的停滞时期，东欧诸国的改革也先后被苏联坦克所中止。而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同盟，眼睁睁地，看着苏联在德国建起臭名昭著的"柏林墙"；看着苏联军队开进匈牙利首都，看着改革领袖纳吉被处死；也眼睁睁地看着苏联坦克开进捷克首都，碾碎"布拉格之春".
其次，罗斯福基于让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考虑，同意了斯大林的蛮横要求。美英两巨头向斯大林承诺：确保苏联在远东（主要是中国）的利益，包括外蒙古的独立，收回沙俄在东北被日本侵吞的所有利益，如强行租用旅顺港海军基地，控制长春铁路和大连港。正是雅尔塔协议，让斯大林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变得非常强硬。
据蒋经国回忆，二战结束前夕，他与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一起前往苏联，"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他的狰狞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态度傲慢，举动下流；随着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塔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斯大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
中苏第一次谈判外蒙古问题，中方代表决不让步，双方陷入僵局。于是，蒋介石指示蒋经国单独去见斯大林，以便争取斯大林的让步。蒋经国见了斯大林，陈述了中国不能放弃外蒙古的理由，斯大林的回答却极为蛮横。蒋经国回忆说："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之后，斯大林陈述了他要蒙古独立的理由："'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在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问题上，著名中苏问题专家沈志华先生指出：早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就要求斯大林出兵东北，斯大林也答应了，但就是迟迟不愿出兵。1945年8月6日，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一直按兵不动的斯大林却迅速决定，甚至等不及"中苏条约"的签订，就于8月8日出兵150万，分三个方向占领了中国东北和外蒙古。一周后的8月15日，裕仁天皇发布《终战诏书》。这时，面对蒋介石政府不同意外蒙古独立的强硬立场，斯大林对蒋介石说：如果中方同意外蒙古独立，苏方可以承诺：1，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决不支持共产党；2，占领东北的苏军三个月后撤军。而如果中方不同意外蒙古独立，苏联就可能支持中共，从东北撤军也没有时间表。（见沈志华：《毛泽东赫鲁晓夫与中苏分裂》；来源：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2005年9月20日）
所以，二战结束后，由于美国的错误决策和蒋介石政权的腐败无能，中国陷于空前惨烈的内战。苏联支持下的中共战胜了美国支持的国民党，使中国由美国的盟国变为敌国，也变成毛泽东极权下的大监狱。之后，斯大林又把毛泽东拖进韩战陷阱，中国变成斯大林的扩张野心和金日成建立极权统治的炮灰，致使中国不但完全隔绝于发达的西方社会，也从此失去了台湾。直到今天，大陆人仍然挣扎在一党独裁之下，台湾问题仍然折磨着两岸的中国人。
历史的机缘就是如此吊跪，美中联手打败了日本，但美国在与斯大林竞争亚洲势力范围中却失去了抗日时期的亲密盟友中国，使亚洲的最大国家变成了斯大林极权帝国的一员。如果说，二战后，失去了整个东欧的美英自由同盟，其西线的胜利已经大打折扣；那么，失去了战时盟友中国，无疑是美国在亚洲的最大失败。
对此，1949年3月3日－10日，吴礼卿先生前往溪口拜会下野的蒋介石，据蒋经国日记记载：3月5日，"父亲与礼卿先生继续检讨外交之经过，礼卿先生认为我国之失败，俄共之胜利，即为美国之根本失败，而今日美国尤未觉悟也……"（见《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P176）
随着苏联帝国的扩张和中国的共产化，美、苏之间的根本分歧便日益凸现且愈演愈烈，热战废墟还未来得及清理，冷战的严冬随之降临。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和冷战，也导致美国国内的政治迫害运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美国人一面检讨"谁丢失了中国？"，一面大搞清除共产毒素的"麦卡锡主义".
战胜了独裁的德国和日本的伟大胜利，其东方效应却是极权的胜利和自由的失败，使共产极权横行了半个世纪，人类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决不次于为法西斯极权付出的代价。如果说，人类为"慕尼黑协议"付出了不得不进行世界大战的巨大代价，那么，人类为"雅尔塔协议"付出了冷战的惨重代价。从惨烈的性质上讲，看看斯大林的苏东帝国，毛泽东的中国，波尔不特的红色高棉和金家父子的朝鲜，其阶级灭绝决不次于的希特勒的种族灭绝。从危害的时间长度上讲，法西斯式奴役，尽管空前惨烈，但毕竟仅仅持续了几年，而共产极权的奴役则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直到苏东共产帝国崩溃后的今天，亚洲的中国人、越南人、缅甸人还生活在政治恐怖之中，北朝鲜人更是生活在比毛泽东中国更恐怖、更贫困、更残暴的极权统治之下。
好在，在二战胜利六十周年的纪念日里，世界各国除了针对纳粹法西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反省之外，从美国和东欧却传来另一种反省之声：二战后东西方遭遇的不同命运，也应该是二战反省的一部分。
这种反省首先来自美国，2005年5月8日，布什总统在拉脱维亚表示："雅尔塔协议"继承了"慕尼黑协议"和"莫洛托夫-里宾特洛夫条约"（苏德友好条约）的非正义传统，是通过大国强权之间的协议牺牲小国的自由。所以，美国要为当年签署《雅尔塔协议》导致欧洲的战后分裂承担部份责任。布什说："这是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我们不会重犯这样的错误，为追求假稳定而姑息暴政、强权牺牲自由。我们已经上了一课，任何人的自由都不能牺牲。我们长远的安全和真正的稳定取决于其它人的自由。"
与此同时，在如何评价5月9日胜利的问题上，俄罗斯与波罗的海国家、格鲁吉亚、波兰和保加利亚等国家产生巨大分歧，为莫斯科隆重胜利日庆典蒙上了些许阴影。
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观点和前苏联领导人一样：在欧洲盟国与轴心国作战的过程中，前苏联付出了比任何欧洲国家更惨烈的代价，也正是这场战争的胜利，最终把欧洲人从纳粹铁蹄下解放出来。所以，直捣纳粹老巢柏林且挥师东进的苏联红军是"解放者"，它不但解放了整个东欧，而且解放了中国东北。
然而，波罗的海和东欧的国家却有另一番解读：1945年5月9日的胜利，只不过意味着一种奴役代替另一种奴役，波罗的海国家和整个东欧从此陷入了共产主义暴政的阴影之下。这些曾遭到苏联压迫的国家认为：现在的俄罗斯，不应该用胜利日来掩饰战后斯大林政权的侵略行动，而应该在庆祝卫国战争胜利的同时，也借此时机反省前苏联的罪错，向曾经被前苏联吞并的波罗的海国家、被奴役的东欧国家道歉。正如爱沙尼亚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埃斯玛所说："由于对历史有不同的诠释，两国关系变得不明朗。若俄方发表声明，清楚表示对苏联的侵略行动感到遗憾，紧张关系就可纾缓。"
同时，爱沙尼亚、立陶宛、格鲁吉亚的国家领导人抵制莫斯科庆祝活动。在波兰首都华沙，数十名"卡廷家庭"成员在俄罗斯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要求对斯大林的罪行进行历史追究，要求将苏联情报机构1939年在波兰卡廷森林杀害大批波兰军官事件定义为"大屠杀".保加利亚前总理蒂米特洛夫谴责苏维埃对东欧的占领，他称俄罗斯的胜利使保加利亚落入野兽之口，遭到长达40年的蹂躏。东欧多国的政界人士、学者和人权运动人士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批评俄罗斯打压民主和政治自由，嘲笑欧战结束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在俄罗斯举行是对军人及为国捐躯者不敬。
其实，在俄罗斯国内，早就开始了对二战中斯大林的作为和对战后苏联的帝国统治的反思，俄国著名历史学家鲍里斯。瓦季莫维奇。索科洛夫写出了《二战秘密档案》一书（中文译本于2005年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张凤和夏梁豫合译，王铭玉审译）。作者通过大量的解密档案显示出：斯大林隐瞒二战真相，包括幕后交易、军力对比、美英援助、死伤人数等等。
更重要的是，斯大林的决策失误和不把人当人的残酷，使苏联人为反法西斯战争付出了远远超过任何国家、包括德国的生命代价，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只能是"虽胜犹败".战后，在反法西斯同盟的三国中，美英两国都在全力寻找阵亡和失踪的将士，甚至德国也在寻找。直到今天，美国人仍然在顽强地寻找二战阵亡将士的遗骸，其统计精确到个位数。但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把人当做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的看法已经深入人心。"所以，苏联的阵亡和失踪的将士的寻找工作大多是满足于敷衍了事的笼统数字，统计只能精确到百万位。同时，在共产极权帝国内的所有国家，凡是在战争中当过俘虏的人，包括中国军队在韩战中的战俘，回国后的命运大都极为悲惨。
另外，英国人军事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在2002年出版了《柏林：一九四五年沦陷》（该书是根据俄罗斯档案中一些未经公开的材料、德国、美国、法国 和瑞典的战争档案，以及受害人的忆述而写成的）还证明，在苏军占领下的德国，估计共有二百万名妇女被红军强奸，其中许多妇女被轮奸。仅在柏林，就有十三万妇女遇害，其中有一万人因不堪打击自杀。受害人中包括德国前首相科尔的夫人，当年她只有十二岁，和母亲同时被红军强奸。苏军在中国东北也犯下了抢劫和强奸的累累罪行，以至于东北人恨"老毛子"超过恨日本人。
换言之，卫国战争的胜利变成了共产极权体制得以覆盖东方并延续四十年的主要理由。这胜利，为极权政治提供了空前的道义支持，使美英两大国对苏联作出了巨大让步。索科洛夫指出，作为战败国的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汲取了法西斯极权的惨痛教训，在战后开始了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同步建立，并在战后重建中获得新生。而在前苏联，尽管有赫鲁晓夫的反个人崇拜运动，但其低效的计划经济和反人性的极权政治没有得到实质性改革。所以，在漫长的冷战时期，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方共产极权世界各国，无不付出了甚至超过二战时期的生命、财产和尊严的代价。
在索科洛夫看来，卫国战争的胜利与苏联战时付出的巨大代价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如果再算上前苏联利用卫国战争的胜利而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吞并和对东欧的奴役，卫国战争的胜利更是个巨大负数。他说："德国应该向我们道歉——为他们所犯罪行，为他们的侵略行径，为几千万牺牲的人和不计其数的损失。但我们也应该向德国道歉——为苏联士兵在德国土地上犯下的罪行，为几百万被从东边土地上驱逐出境的德国人，为运走的文化珍品（不管还给我们的珍品是多是少，我们都应该无条件地归还所有珍品）。还应该为自己的行为向芬兰、波兰、罗马尼亚、摩尔多瓦以及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道歉。但当今的俄罗斯领导人明显地并不急于表示道歉。相反，却极力阻扰东边的邻居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似乎俄罗斯军队有限的兵力在一定条件下准备再次进入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和外高加索，以至于波兰和斯洛伐克。与此同时，对以往所受的屈辱不是忘却，而是采取宽恕和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才有助于给战争史上最惨无人道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找出理由。"（见《二战秘密档案》P11）
我以为，这样的另类反思，是从"成王败寇"的战争思维向"人权至上"的普世思维的转变，所反省的历史内容及其教训，不仅是法西斯主义如何导致了二战的世界性悲剧，而且是二战的胜利如何导致前苏联共产极权帝国的扩张，半个世纪的的冷战为人类带来的决不次于二战的悲剧。所以，这样的另类反省，具有极为重要而紧迫的现实意义：唯有对普世人权的尊重和保护，才能避免任何类型的极权主义悲剧——无论是法西斯极权还是共产极权。
如果说，波罗的海和东欧等国要求俄罗斯道歉，还是已经独立的受害者对历史正义的追寻，那么，布什总统的另类反省和俄罗斯历史学家对卫国战争胜利的反思，则代表了那种源于基督教的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的伟大谦卑：
俄罗斯并不因自己为反法西斯战争付出的巨大代价而以最大的受害者自居，而是反思卫国战争作为独裁者的胜利为世界带来的灾难。正如索科洛夫沉痛地指出那样："对于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人来说，做出这样的反省是很痛苦的。"但是，当历史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凡是在历史上奴役过他人的国家都应该主动向受害者道歉。他说："今天，半个世纪以后，各个民族应该以德国和捷克为榜样，忘记过去的恩恩怨怨，正式接受关于为侵略战争时期犯下的罪过互相道歉的宣言。我们的国家当然也要有向我们道歉的人和我们要道歉的人。"
美国也并不因自己对反法西斯胜利的伟大贡献而自视为一贯正确，而是在自由与奴役的制度之争中检讨美国所犯的绥靖错误。这种反省的另一面是布什总统所继承的美国外交的理想主义传统——向世界推广自由民主乃美国的核心政治利益，也是新世纪的世界新秩序得以建立的普世原则："人类幸福与世界和平的最大希望，在于把人权和自由扩展到整个世界。"
当毛泽东成为中国的绝对独裁者之后，一个东方大国再次进入西方的视野。但西方左派并没有从当年的"斯大林热"中汲取教训，而是在斯大林死后把这种热情转移到毛泽东身上。而斯大林正是毛泽东的导师：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政权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白匪、资本家、地主富农、宗教人士和知识分子；毛泽东夺权后大搞"土改"、"镇反"、"三五反"、"知识分子改造"和"工商业资本主义改造"等运动，数百万人因此遭殃。
——斯大林为了完成"伟大的转折"，用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来推动以军事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在饿莩遍地的时期仍然大量向西方出口粮食，造成了饿死七百万人的大饥荒；毛泽东为了"赶超英美"，同样用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及"大跃进"来实现以军事工业为主的工业化，毛也在大饥荒时期坚持向苏联出口粮食和农产品，原子弹升空的代价，是饿死四千万人的大饥荒。
——斯大林为了巩固其绝对极权，从上世纪20年代末到他去世，不间断地大搞党内外的大清洗，在肉体上消灭一切"敌人"，在30年代达到最高潮：从党内元老到党外知识分子，从政治局委员到普通的集体农庄农民的"敌人"，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人数，最保守的估计也有二千万左右；毛泽东为确立其绝对权力，也是从掌权开始直到去世都在大搞"阶级灭绝"，从
"粉碎高饶反党集团"到"反胡风运动"，从"反右"到"反彭德怀"，从"四清"、"肃反"到"文革"，毛泽东从肉体上消灭的"敌人"，至少有三、四千万人。
——斯大林终身操控"造神运动"，不仅在全苏联且在整个共产世界制造个人崇拜，意在把自己塑造成整个人类的救主兼先知，不仅是政治上的伟大领袖，而且是思想上的伟大导师，通过共产国际来扮演世界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制造个人崇拜的路数与斯大林完全一样，也是要充当伟大领袖兼伟大导师，充当全世界人民的"红太阳"和"大救星"，文革时期的造神狂潮可谓人类历史之最！斯大林死后，一心要争当共产世界领袖的毛泽东，利令智昏地与苏共决裂，但决裂带来的是他在争夺共产世界领袖地位上失败，最后的跟班只剩下一个小小的阿尔巴尼亚。于是，毛为了满足自己的世界领袖欲，又制造出"第三世界"理论，自封为"第三世界"的领袖，以抗衡极权世界领袖苏联和自由世界领袖美国，也以此来弥补他在共产世界的失败。
——毛泽东的残暴还有远远超过斯大林的独创之处。斯大林主要采取"肉体暴政"的方式来消灭"敌人"，即便是对政治对手的人格羞辱和精神虐待，也要走走法律审判的形式，比如，在大清洗时期，斯大林操纵多次对布哈林等政敌大审判。而毛泽东向来"无法无天"，几乎从来不会把他的政敌送上法庭，而是在"肉体暴政"之外又发明了大搞群众运动和思想改造的"精神暴政".他所发动的每一次大规模"阶级灭绝"运动，都伴以"全党共讨之，全民共株之"的全国性群众运动，文革时期更有所谓"群众专政"，为的是在人格上羞辱人，在尊严上摧毁人，使之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变成遗臭万年的行尸走肉，可谓"黑出于黑而胜于黑".著名剧作家曹禺在述忆文革的遭遇时说："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造成自卑感，觉得自己犯了大错，不要写戏了，情愿去扫扫街。这种自暴自弃的思想就产生了。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
两大暴君最为一致的地方在于：相对于他们无限膨胀的权力欲和无限滥用权力的满足感而言，几十万人、几百万人、几千万人的生命并不构成道德问题；他们的权力恐惧达到草木皆兵的病态程度，但他们从来不怕杀人和死人；因为人民只是两大暴君实现权力野心的工具而已。
同时，两大暴君又特别擅于伪装自己，为了塑造各自的国际领袖形象，他们可以在西方名流面前表现出平易、直率、幽默、甚至谦恭的一面。看看西方左派名流们记述中的斯大林和毛泽东，很少能找到负面的描述。
当时的法国名流，从政治家戴高乐到著名知识分子沙特等人，都对毛主义中国抱有或功利或浪漫的期望。在某种意义上，戴高乐是拿破仑式法兰西沙文主义的继承人，虽然法国的实力不逮，但他仍然千方百计地来表达法兰西的傲慢。在东西方冷战处于最严峻的六十年代，仅仅出于嫉恨美国在西方的领袖地位，戴高乐既没有顾及西方联盟的大局观，也没有知恩图报的起码谦卑，而是基于法兰西式的傲慢来显示自身的独立性，同美国较劲，同英国强辩。1966年，戴高乐正式向美国叫板：一面宣布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并将北约总部赶出巴黎，一面提出对共产阵营的"缓和、谅解和合作"三原则。戴高乐正式访问苏联，苏联舆论自然兴奋，西方舆论则视之为西方联盟的"窝里反".接着，1968年他与毛泽东政权建立友好关系。
最早赞美毛泽东中国的法国名流，当然少不了萨特和他的情人西蒙。德。波伏娃。1955年9月至11月，萨特和波伏娃应邀访问中国，受到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在中国足足游览45天；10月1日，他俩还作为贵宾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大典。当天晚上，萨特与波伏娃又被请上天安门，与茅盾夫妇同桌观看焰火。受到如此优待的两个法国名流，自然对毛泽东中国大加赞美。
在后来回忆中，波伏娃这样描述毛泽东："毛泽东就站在他的画像下。他像平常一样，身着灰中带绿的上装，戴着一顶帽子，这顶帽子他不时取下，向欢呼的人群挥舞。""毛泽东也是一样地问候每桌的朋友，他信步从容。中国领导人最迷人之处，就是他们毫不做作。"她又这样描述天安们广场上的人群："在这些脸庞上，你看不到奴性，在他们眼里，你也看不到空洞的注视，你看到的是情感。"
虽然同为哲学家，但萨特对中国的赞美，还是不同与女人的感性描述，而很有存在主义哲学的味道。1955年1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萨特的文章《我对新中国的观感》。萨特说："在中国，社会主义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中国必须或者灭亡，或者走向社会主义；它必须或者灭亡，或者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然而，只要看一看你们欢乐的青年和儿童，就会理解这个国家一定不会灭亡。""人们在巴黎读了你们的书籍，看了你们的报告，也还是可以想象的。可要真正掌握这个伟大性的尺度，那却非得要亲自来你们这里……在同一天，看到了鞍山的高炉和附近土墙茅舍的乡村，农民们有的还在徒手耕作。每一天，每看一眼，必定要同时看到古老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才能够懂得你们当前的情况正是这个了不起的和生动的矛盾所构成的。""这个伟大的国家正不断地在转变。当我到达这里的时候，我那些从中国回到法国的朋友所讲的情况已经不再完全正确。"
回国后，萨特又在《法国观察家》周刊上发表了《我所看到的中国》一文，盛赞中国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波伏娃依靠45天的观感和收集到的资料，写出长达500余页大书《长征》，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该书在西方出版后，引起了极大反响，对当时西方世界了解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让人想起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
毛泽东发动文革，喊出"造反有理"的口号，更变成西方的左派知识分子和一代激进青年的模仿对象。当中国的红卫兵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学生造反运动"也在风靡西方。说来也巧，在中国文革高潮的1968年，法国也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五月风暴"，萨特旗帜鲜明地支持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如同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支持红卫兵运动一样。萨特喜欢学生提出"把禁止禁止掉"的口号，他还煽动说："暴力是遗留在学生手中的唯一的东西， ……在我们西方国家，学生代表了反对既定统治的唯一力量。"与此同时，美国的"校园反战运动"也贯穿六、七十年代。
其实，萨特不仅赞美毛泽东的中国，也同样赞美斯大林的苏联和卡斯特罗的古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萨特和西蒙波娃也作为贵客访问过苏联，回国后公然宣称："苏联公民能比我们更充分、更有效地批评政府"，"在苏联有绝对的批评自由"，"苏联人民不是不可以自由出国旅行，而是他们不愿意离开自己美丽的国家。"他也曾作为古巴政府的座上宾，和卡斯特罗并肩而立，接受民众的欢呼。他说极权古巴"是一种直接的民主制".
众所周知，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决裂之后，毛主义代替三十年代的斯大林主义，变成了西方左派的新偶像，特别是在西方共产党最有势力的法国，中苏分裂也导致法共内部的分裂，一部分反对苏共的法国左派退出法共，另行成立了两个以毛泽东为偶像的左派组织"无产阶级左派"（GP）和"共产主义青年同盟"（UJC）。这两个狂热崇拜毛泽东及其文革的极左组织，把毛泽东视为他们的精神领袖，毛的"造反论"被无条件地接受，两大组织对鼓动起1968年"红五月"学潮功不可没。
法国毛派的口号是"反对任何等级制度"、"实现绝对平等"和"革命万岁"等，他们不看重理论而着眼于行动，把毛泽东的《实践论》奉为"圣经".他们对革命实践的评价标准有三条：1，不合法性，即专门与现存秩序对抗；2，创造性，即每一次反抗行动必须超越常规；3，肉体接触性，即如果斗争需要就选择暴力自卫。所以，毛派发动的一系列运动大都导致程度不同的暴力冲突，甚至导致命案。为了吸引工人阶级拥护毛主义，他们分裂法国工会，煽动工人加入"日常生活运动"，为更公平的面包和黄油而斗争；他们反对地铁票涨价，乘车拒买地铁票且不承认警察的执法权力；他们鼓励贫民窟的穷人进行抗租、抵制收回住房和强占空闲房屋的运动；他们反对工人食堂的肉价上涨，与法国工会发生暴力冲突；他们反对等级工资制，与厂方、工会发生冲突，最终导致一个毛派分子死于"星期五枪杀事件".为了报复，毛派对工厂官员进行非法的秘密扣押。毛派还关心移民的悲惨处境，成立了"越南根据地委员会"，引导移民们与警方之间发生一系列暴力冲突，一度占领过越南驻巴黎大使馆，升起了"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子。在毛派活动最多的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他们甚至煽动科西嘉的民族主义，发起两次具有分离主义诉求的夏季运动。激进农民把他们的粮食运进城市，倾倒在大街上，在马路上设置障碍，占领加工厂，甚至在1969年把正在访问的农业部长拘押起来，后经警方解救才被释放。
另一法国的明星思想家福科，也曾是"毛派"支持者，福科还一度与毛派携手发起"人民司法"运动，与毛派领袖皮埃尔。维克多共同完成《造反有理》一书。
1974年春，一批法国左派知识分子来到中国，他们都是左派杂志《泰凯尔》的成员，包括罗兰。巴特，朱丽叶。克里斯特娃，菲利普。索莱尔等人，这些人大都是1968年"5月风暴"运动的支持者。他们先后去过北京、上海、洛阳、南京、西安，为的是考察中国文革的进展情况。
所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政治上的越战失败和经济上的石油危机，使西方经济普遍地陷于萧条，"自由无法战胜极权"的悲观情绪弥漫西方。而毛泽东则发出"东风压倒西风"的豪迈预测，前苏联极权者们也扬言很快就将超越并埋葬美国。
问题是，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对于毛思想的热衷，乃基于对反体制力量的渴求和法国式的革命浪漫主义，而时空的错位又必然导致西方左派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荒谬，正如当下的中国"新左派"从西方的后现代汲取反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的资源一样。毛派认为：一切取决于人民而非官僚机构或其它特定团体，要求弭平一切阶级差异而建立真正的平等式民主。福科参与的狱政改革，就激进地主张无政府主义，要求废除所有的警察机构及法院，而改由人民来决定谁为社会公敌，由人民来进行公审及处罚。他甚至极端地说：对待人民司法的最好办法，就是打开一切监狱的大门和关闭一切法庭的大门。然而，谁能保证"人民法庭的审判"不重蹈昔日的多数暴政——古希腊公民大会处死苏格拉底，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先是处死国王和贵族，接着处死大革命的多位领导者！
无论是以毛泽东在中国的威望之高而论，还是以当时的极权统治之严厉和洗脑之彻底，在毛泽东还活着的时候发生大规模的自发反毛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在1976年的清明节，在中国政治中心的中心天安门广场上，却发生大规模的群体抗议运动——"四五运动".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及其"四人帮".这说明，经历了一系列残酷政治运动和饿死几千万人的大人祸、特别是经历了十年文革大迫害的中国人，内心的不满已经达到了忍无可忍的临界点，所以才会借悼念周恩来的名义爆发。
紧接着的9月份，毛泽东终于抗拒不了自然规律，因病医治无效死亡。这对于在极端残酷的个人极权下生活了二十七年的中国人来说，的确是老天赐予的解放时刻！
然而，对于毛泽东之死，国际组织的头面人物和西方各国的政要的反应却与中国人的感受大相庭径，从联合国秘书长、欧共体主席到美国总统，不提镇反、三五反、反胡风、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甚至无一人提起惨死毛泽东时代的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了，而是纷纷高调赞美毛泽东的伟大。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联合国全体大会上作专门发言说："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差不多半个世纪以来，他的影响遍及整个世界"，"他实现自己理想的勇气和决心将继续鼓励今后的世世代代".在联大开幕式上，联合国大会主席说："最近，世界上失去了我们时代最英雄的人物".安理会主席在9月10日的悼词中说：毛主席"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联合国教科文执行局书记说："毛主席是不仅为自己的人民而且为全世界人民向未来打开了门窗的世界性人物".
欧洲共同体主席奥托利在唁电称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也极为深刻地影响了世界的进程".
法国总统德斯坦的声明说："由于毛泽东的去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社会党领袖、后任总统密特朗说："我认为毋庸描述，毛泽东是过去25年中世界上居支配地位的人物".
英国首相卡拉汉在声明中说："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是他的无以伦比的纪念".保导党领袖、前首相希思说："历史将说，从他的人格和成就而言，他是现代最卓绝的人物之一".
德国总理施密特的唁电说："毛泽东主席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创造者之一"；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人、后任总理科尔说："毛是一位历史性人物，而且对本世纪意识形态领域有相当大的影响"，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说："对一部分人来说他是希望，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他是思想上、政治上永久的挑战，两种情况都将继续存在".
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说："甚至成为大家都不得不予重视的超级大国的领袖而感到自豪".
荷兰首相登厄伊尔的唁电说："历史将称颂他为当代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卢森堡大公让的唁电中说："毛主席的去世失去了一位人类伟大的思想家".
瑞士联邦主席格内吉的唁电中说："他是一位举世无双的人物".
瑞典首相帕尔梅说："毛泽东的作用不仅限于中国。他关于改造我们生存条件的人的意志力量的思想对全世界都将产生了影响".
挪威首相努尔德利声明说："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获得主导地位".
丹麦首相耶恩斯的唁电说："毛泽东的逝世也使世界失去本世纪最伟大和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其外交大臣在追悼大会讲话中说："毛主席是世界历史上成就最大的领导人之一".
意大利总统利昂纳的唁电说："他在世界人民的历史上留有最深刻的印象"，社会党主席南尼说："毛主席的逝世震动了整个人类".
希腊总理卡拉曼利斯说："毛主席也改变了世界上力量对比。现在还难以预言，他的行动对人类的未来将产生的后果".
西班牙国王卡洛斯说："由于他的去世失去了本世纪一位最杰出的人物。"
葡萄牙总理苏亚雷斯说："他无愧于全世界的信仰".
美国总统福特当天的唁电说："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他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福特又发表声明说："他对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国务卿基辛格说："毛主席是改变世界事态进程的一位历史人物".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声明说："我认为毛泽东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之一".
日本首相三木武夫说："毛主席作为世界的大政治家在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业绩"，付首相、后来的首相福田纠夫说："无论做多么高的评价，都是不过份的".大藏相、后来的首相大平正芳说："毛主席是一位胸怀宽广如海洋的大人物，对今后的中国人以及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坦率地讲是难以估量的".
新西兰总督布伦德尔的唁电中说："现在和未来世世代代的人将肯定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给毛主席以特殊和杰出的地位".总理马尔登的唁电中说："在中国乃至世界留下了牢固的记忆".
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在议会发表讲话说："毛主席是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工党领袖尤伦说："他的思想决定今后所有人类社会形式的指南".
…… ……
在这些绚烂的赞歌中，奴役人的毛式极权主义被伟大思想家的吹捧所淹没，对内阶级灭绝和对外输出暴力革命造成史无前例的血腥灾难被"世界性伟大人物"的颂歌所洗刷。中国人高呼"最伟大"是被迫洗脑的蒙昧，自由制度培养出的西方政客居然也高呼"最伟大"，难道也是被毛泽东洗脑了不成？其中，日本政客的"胸怀宽广如海洋"的赞美最为恶心。
西方政要如此赞美毛泽东，有些是基于政客式精明和功利主义，但并不能完全排除"左派幼稚病"的道德愚昧。而且，这种"道德愚昧"甚至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然而，恰在东西方决战的关键时刻，伟大的美国选出了伟大的总统里根，他具有捍卫自由理想的坚定意志和向极权主义公开挑战的政治勇气，对东西对峙的前景抱有乐观的信心。他克服经济萧条的方法是回归古典自由主义，他抵御政治悲观的方法坚信自由制度必胜，在国际政治中用理想主义外交代替尼克松政府的实用主义外交。所以，就在美元几乎失去一半价值的萧条中，他却公开向苏联极权帝国发出尖锐的挑战。1982年，美国总统里根在英国议会发表讲演，直率地把苏联称为"邪恶帝国"，并预言两大阵营的竞争必将以极权制度的失败而告终："共产主义必将被埋葬在历史的灰烬中。"
里根的直率及其预言掀起轩然大波，被当时西方的某些政客和知识分子视为"天方夜谭".1983年，又是法国人让。弗朗索瓦。雷瓦尔写出了《民主是如何毁灭的？》一书，他的预言与里根的预言恰好相反：民主制度是"一个正在我们眼前消失的短暂的插曲……"那时，不要说西方的左派，即便是西方的某些右派，也被当时的表面现象和悲观氛围所蒙蔽，相信极权国家仍然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而对自由民主向全球的普及缺乏信心。他们甚至认为，极权国家的政权与民众之间的虚假契约——统治者装模作样地统治和民众装模作样地服从——正是极权制度的合法性所在，因为这种虚假契约带来稳定、安全和温饱。而对极权制度造成近一亿多人非正常死亡的惨剧却视而不见，正如西方左派名流们，并非不知道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暴行，却仍然放声高歌"红色苏维埃"和"红色中国"一样。
我把这种夸张的赞美称之为"左派的狂想"，不能不让人想起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西方左派们对斯大林苏联的赞美。而二十世纪的深重教训还未远去：上个世纪的大灾难，并非是由于极权主义的崛起，而是自由国家没能阻止极权主义的迅速扩张与长期存在：1，西方民主政府的绥靖主义外交，为希特勒发动二战提供了条件；战后的"雅尔塔协议"为东方共产极权帝国的建立推波助澜。2，享受着自由生活的西方左派名流们误导世界舆论，把极权东方视为人类的未来，而把自由西方视为邪恶的象征，致使自由同盟对极权同盟的斗争变得步履蹒跚。
在此意义上，《每日电讯报》的"最大的错误"，的确是对西方左派的恰如其分的评价。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属于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大暴君，两大暴君却先后得到自由世界的社会名流的崇拜。一个大暴君死后，失落的西方左派很快又找到另一个大暴君，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第二次错误显然比第一次错误更大更愚蠢。
我的担心是，面对当今世界的最大独裁国家中国，现在的西方人可能再犯一次大错误。
当年，访问过延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出了传记性作品《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下的中国》，让毛泽东的名字从中国的穷山沟走向了西方世界。而今日的"中国热"是在共产乌托邦已成破碎泡沫之后，西方人向中国独裁者献媚的理由，不再是基于社会主义理想的幼稚病，而是基于资本主义现实的实惠。
时至共产帝国已经崩溃的今日，难道先后迷失在两位东方暴君怀抱中的西方名流们，还要再次迷失在"独裁中国热"的泡沫中吗？
所以，自由国家应该记取如下教训和常识：任何形式的独裁都是自由之敌，也都是仇恨和暴力的最大孳生地，恐怖主义也来自极权式的洗脑和仇恨，来自独裁式的暴力崇拜。在当今世界上，只要还存在独裁制度对人的奴役——无论这奴役发生在哪里——都是整个人类、特别是已经获得自由的那部分人类的耻辱，也都是对自由世界与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反过来，已经获得自由的西方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们，如要让自由得以存续，依赖的恰恰不是"孤立主义"的自由与和平，而是让仍然生活于奴役治下的人们获得同样的自由，也就是依赖于自由在独裁国家的胜利，自由在整个世界的不断扩展，直到再也没有人生活在独裁的奴役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