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杂记
江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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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棋生是我1992年12月开始认识的。第一次见面时，他就全面地介绍了自己的经历。他原是中国人民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生，碰巧他的导师黄顺基是我1944年在桂林一所中学教物理时的学生。1989年学生运动中，他被推选为与政府谈判的对话团的常委，后负责人大广播站，而当时我们正是这个广播站的热心听众。由于我们家离人大只一站路，从5月初到6月初，我们几乎每天傍晚都到人大看大字报、听广播，想不到这个广播站是江棋生主持的。
“六四”后，他和运动中许多活跃分子一样遭到拘禁，可是当局找不到他的罪名，一年半后恢复了自由。出狱后日子过得很艰辛，靠打零工挣些生活费。但他不以为苦，始终保持着开朗、豁达和自信的心态。第一次见面的当天晚上，我们又一起参加了一个不寻常的聚会，到会的十五、六人中有一半曾在六四后坐过牢，他们自称是“秦大（指秦城监狱）同学”，我在6年前就已认识的于浩成也在其中。 自那天以后，我们经常见面，无拘束地交流思想和信息，成了忘年交。他曾帮助我做了两项重要工作。一是1994年征集《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的签名；另一是1995年的《宽容呼吁书》，他不仅自己签了名，还作了文字上的润色和征集签名的事。同时，他还主动帮助以丁子霖、蒋培坤、张先玲为代表的六四死难者家属群体（后称为“天安门母亲”）做了很多工作。他待人真诚、本色、实在，处事利落、坚韧、执着，深得朋友们的信任。
他曾多次遭到无理拘禁，但他都能泰然处之，理直气壮地面对任何审讯。1999年4月，为了纪念六四10周年，他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文章：《点燃万千烛光
共祭六四英魂——告全国同胞书》，并广为传播。一个月后，他被拘捕，过了一年半，以所谓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成为中国20世纪最后一个文字狱的受害者。对这样的判决，他嗤之以鼻，在法庭上就大吼：“以言治罪可以休矣！”“埋葬文字狱！”正气凛然，令人敬佩。
2003年5月他恢复自由后，即准备把自己在狱中所写和以前发表过的文字汇成集子，要我写一篇序，我欣然允诺。因为这个文集纪录了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在没有自由的国度所经受的磨难，更反映了一个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独立知识分子为民主、自由、人权而抗争的心声，值得所有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认真地读一读。
在整个文集中最引起我强烈共鸣的，是作者出狱前向官方所作的“保证书”——《一生说真话》。他说，自1989年以来就要求自己说真话，而且要说官方不爱听的真话。他认为，“说真话是天性使然”；“说真话是一种人格的张扬”；“只有说真话才能领略人生的意趣和真谛，才能建立友谊和信任的平台”。对此，我深有同感。
记得5年前，我的老师、97岁高龄的陈立先生（浙江大学心理学教授，今年3月去世，享年102岁）给我回信说：“我读你的信，真是心惊肉疼，你太天真，天真无邪，但也反映不懂世故，奈何！”我告诉先生，1974年从对毛泽东的迷信中猛醒后，我所做的不过象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说真话的小孩。除了解放前为了对付特务，我一生没说过一句假话，是一个从来不懂世故的长不大的人，而且痛恨任何说假话不脸红的伪君子。仅凭这一点，江棋生就可以成为我的同志。
说真话是质朴人性的表现，主要表现在谎言与真相之间的抉择上。这种抉择，只要凭良知和直觉就可做出。对需要通过经验的积累、比较和理性的分析、推论来解决的问题，仅凭良知和直觉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由于客观条件和主观认识水平的限制，坚持说真话的人说出来的就不一定全是真理，甚至可能是极其荒唐的谬论。我自己1974年以前就是这种状况。那时我迷信毛泽东和共产党，以为党报不会有假，深信亩产水稻几十万斤当是事实，3年进入共产主义是可能的。现在读江棋生的文章，发现有些地方也显然考虑欠周（当然还不象我三、四十年前那样极端和荒唐）。例如关于八九民运的回忆，邓小平4月25日杀气腾腾的讲话他当时就听说了，而且还听说了邓小平反人性的狂言：“用20万人生命换取20年稳定！”可是他愣是不相信邓小平真会下令军队向学生开枪。
又如，他在狱中写了一篇物理学论文《透视T变换》，认为T变换只是变正计时为倒计时的计时方式之变换，不是时间反演变换，没有实际的物理意义，因此，整个时间反演物理学不得不彻底改写。他十分自信，认为世界顶级学术刊物会发表这篇论文。我虽是学物理出身，但以后研究的是科学史和民主的历史，早已远离物理学前沿，时间反演物理学从未接触过。但根据科学史上的经验、教训，科学探索固然需要顽强的自信，但探索结果是否真有科学价值，不能依靠自我感觉，而只能由科学共同体中的同行专家来评议。我介绍他请北京师范大学的刘辽教授进行评论。刘辽是我相识已25年的知己朋友，一直在物理学前沿奋斗，卓有成就。他对江棋生在政治上深为同情、赞佩，但对这篇物理学论文并不赞同，认为：T变换就是时间反演变换，物理过程经时间反演后，等效于把它的录相带倒过来放，“看来问题出在未注意到速度等于[空间增量]与[时间增量]之比，而时间增量永远是[晚（t大）–早（t小）]，空间增量永远是[晚时刻空间位置–早时刻空间位置]”。他的意见只写了一页纸，逻辑明晰，文字简洁，值得认真考虑。
2004年6月29日 此文于2006年07月07日做了修改
趁江棋生的《看守所杂记》即将付梓，我们想说几句话。
1989年北京爆发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时候，江棋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生。虽然他与我们同属一个学校、一个系，但当时却互不相识。在六四后的“清查”运动中，我们风闻本系有一位博士生，因拒绝“说清楚”自己在学潮中的所谓“问题”，竟被校方以“态度顽固”送交公安部所属秦城监狱关押审查。后来情况如何，不得而知。
直至1993年春我们同他第一次见面时，才知道他被关押了17个月，终因找不到足以控罪的证据被“免予起诉”而获释。这次见面我们又知道他是江苏常熟人，恰好与我们同乡，也就自然多了一份乡土亲情。
那个时候，六四大屠杀在社会上造成的恐惧心理远未消退，那些在大屠杀中失去亲人的受难亲属仍处于悲苦无助的境地。虽然，我们联络一些难友所进行的寻访、救助六四受难者的活动已开展两年多时间了，但每取得一点小小的进展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这一方面是由于当局的阻挠与破坏，另一方面也由于一些大屠杀的见证者乃至受害者本人怯于当局的威慑力而不敢同我们接触。江棋生是一个有心人，虽然最初的接触并不多，但他理解我们的处境，也知道我们当时最需要、最想做的是什么。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渐渐失去了自由。由于安全部门的严密监控（包括监视、跟踪、电话窃听、盘问和扣留来访者等等），我们与外界的联系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令我们宽慰的是，我们的寻访、救助活动并没有因此停止，反而有了相当的进展。这里，除了难友们的共同努力，也有同情者的出力相助，而江棋生正是这样的同情者之一。在那段时间里，他依然保持着与我们的联系。他主动帮我们寻找六四受难者的线索，受我们委托向一些受难者亲属送交人道救助款。为此，他被列入了公安部门的黑名单，行动受到监控，甚至遭到安全局警察的无端辱骂和殴打。
终于，在1994年六四5周年前夕的一天上午，当他从我们家里离开的时候，突然遭到安全局警察的非法绑架，并以所谓“收容审查”的名义在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里整整关押了45天。事后他告诉我们，在收容审查期间公安人员对他的审问，主要涉及他与我们之间的联系，且所问问题大都来自电话窃听。
为此，我们心里很不安，觉得不应该连累他。但是，江并不在意，也没有因此而有所退缩。他说他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六四大屠杀的幸存者，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他只是想以平常心做一些平常事。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动下，国内经济像吹足了气的泡沫飞速膨胀，社会上人心浮动，很多当年从89天安门广场下来的学运参与者也终因抵御不住“大好商机”的诱惑而纷纷下海。我们理解并尊重他们的选择，我们也曾听说有人向江提出过这方面的建议，但他不为所动。有一段时间，他为一些私人公司做过文献资料的翻译工作，偶尔也帮助家乡的乡镇企业推销一些服装产品，但只是以有限的佣金来维持生计而已。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一句极具号召力的口号，叫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凭江的才智与资历，他若要让自己“先富起来”并不难，但他看重并追求的似乎并不是财富，而是作为一个公民的自由与权利。他也有自己的一句口号，叫做“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当然这句口号的诱惑力并不大，没有多少人响应。
旧时人们常常把“安贫乐道”视为做人之美操，但这样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如今早被新潮的人们视为十足的迂腐。然而，任何事情总会有例外。江棋生就是一个例外。他有时调侃自己，说曾经当过很多年的插队知青，大不了再当它一回。
“为了自由……。”这是人生的诸多选择中最合乎人性的一种选择。但是在专制独裁的共产中国，这种最合乎人性的选择恰恰是最要不得的选择，因为这无异于选择了坐牢或者流亡，亦即选择了舍弃在自己国土上的那一份自由。这在很多人看来，断然是最傻最不“明智”的。然而，在89年以后我们所结交的诸多新朋旧友中，恰恰有不少这样的傻瓜，他们“为了自由”已经坐了很多次牢，却并没有因此“聪明”起来；而且，时至今日，仍在为坐牢做“准备”。现在，又有了一批比他们更年轻的朋友，如徐伟、杨子立、张宏海、靳海科以及刘荻、杜导斌等等，他（她）们现正忍受着铁窗之苦，也傻得可以，如果不变得“聪明”起来，这个牢肯定还得坐下去。
我们想，这里有一个道理是谁都懂得的，只是有些人装作不懂而已，那就是自由是无价的，但得来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不是你付，就是我付；而且付出的恰恰是你我想要得到的。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下也没有免费的自由。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同胞已有很多人为此付出了代价，包括生命的代价；最近的一次付出，就是1989年的那些勇敢的献身者。有人说这样的代价太昂贵了，能不能想个办法，既不需要付出，又能够得到，最好是等着有人送上门来。现在也确实有不少人是这样想、这样做的。我们想，这与其说是追求自由，不如说是拒绝和逃避自由。
这里涉及到所谓“主义之争”。我们注意到，这类争论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热闹起来的时候，恰好是民间社会持续了好多年的争取自由与公民权利的运动被当局残酷地镇压下去的时候。那是自六四大屠杀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镇压，很多人被捕入狱，判了重刑，很多人被放逐到了海外。1999年5月江棋生的被捕，已经是那一轮镇压的尾声了。也许正是这种现实政治的残酷，迫使一些良知之士退回到了书斋中，潜心于“主义”之研究。
现在，那场曾经激荡于整个90年代的民间反对运动已成为几近于遗忘的记忆，作为那场运动的当事者，现在回想起来不免令人神伤。
记得1997年的初冬，江棋生来我们南方的避居地小住。我们谈到89年那场被镇压的天安门民主运动，谈到六四以后此起彼伏的民间抗议运动，谈到了中国的出路问题。当时我们都觉得，要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不能寄希望于执政者的“开明”或“诚意”，也不能靠少数精英的所谓“安排”或“设计”，而要靠国人的普遍觉醒。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使人人都明白，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他们都拥有与生俱来的一份自由和权利，这份自由和权利是不可转让、不可剥夺的。
这就意味着必须促成这样一个现实的转变，即要使国人逐渐摆脱传统意义上的子民或臣民定位，成为真正具有独立人格、个体意识的现代公民。据此，我们认为：在当今的中国，无论是要推动体制内的政治改革，还是要争取实现体制外的多党竞争，抑或如当时有朋友所主张的实施宪政，都必须坐实在维护公民的基本自由与权利之上。因此，今日之当务之急，应该是一场切切实实的公民运动。其中的部分内涵，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公民的维权运动。
于是，经反复商议，决定共同起草一份有关公民权利的宣言，以期促成并启动国内的公民运动。这个宣言从酝酿到定稿整整经过了一年时间，其间广泛听取了各界人士的意见，作了很多次修改，最后把文稿一分为二：一个叫做“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另一个叫做“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利宣言”。
我们的本意，无非是想把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和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具体化为国人可以接受的文本。现在，这两个宣言也已成为几近于遗忘的记忆了，但在当时，却曾在国内外引起过不小的反响，发表不几天，国外就有好几个译本；而在国内，则有各地区众多的公开签名支持。江棋生是这两个宣言的发起人之一，又是宣言发言人，但在宣言发表的之前之后，他却多次被公安警察以所谓“度假旅游”的名义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
此后，江棋生为推进这场公民运动，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做了很多切实的工作，直到他1999年5月被捕入狱。在关押审讯期间，他先前写的一些文章被列为“煽动颠覆”的罪证，却独独不提这两个宣言，这似乎不合情理；不过，也许当局有难言之隐，怕以此控罪反而会起到“负面作用”吧。
现在，江棋生已服完四年刑期回到了我们中间，并给我们留下了这本《看守所杂记》。他在书中记录下了什么，他在四年铁窗生涯里的所思所想，不用我们多说，朋友们通过阅读自会明白。我们只是希望，作为江的朋友，都能记住他为国人的自由所付出的一切；同时，我们更希望江棋生以全新的装束，为自己、也为国人的自由投入新的征程。
2003．10．29 此文于2006年07月07日做了修改
《看守所杂记》一书，是我要出的第一本书。在此之前，我只发表过一些文章及与人合作出版过两部译著。
本书的内容分成五部分：看守所杂记，诉讼文本，遣送处纪事，狱中书札，文选。本书的一大特点是，除“文选”外，其余内容都是在大墙之内形成初稿或已然定了稿的。现在看来，比起事后回忆，身在其境的现场写作确有其难以替代的价值。在本书即将付梓之时，我为自己当初的毅然命笔感到欣慰和激賞。
本书的“文选”部分是书中的配角，收录了我公开发表过的少量文章。这么做的目的是，让大家能够看到一个更为完整和鲜活的跨世纪良心犯。同时，也含有以下用意——如果说，我的墙内文稿表明了我的“不卑”，那么，我的墙外文章则表明了我的“不亢”。
春临大地，鸡鸣不已。当此之时，要出第二本书的打算已然植我心中。这第二本书将收录我公开发表过的、未曾出现在《看守所杂记》一书中的文章。
几十年来，我一直读别人的书。如今能出一、二本自己的书，也算了却了一桩心愿。在本书面世之际，我要感谢冒着极大风险将我的书稿带出看守所和监狱的人。感谢为本书欣然作序的许良英先生、丁子霖老师和蒋培坤老师。感谢为本书的出版付出许多心力的童屹女士和苏晓康先生。感谢王丹先生和傅国涌先生。感谢开放杂志社的金钟先生，他提出的中肯、专业的建议为本书增色不少。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章虹，她是全部书稿辛勤的录入者和本书的第一位认真的读者。
2005年3月22日于北京
为最终在中华大地上确认言者的权利、异端的权利并确立对言者免于加罪的制度，需要有人不断地冲击言禁，挑战恶法，以自己的牢狱之灾去窄化并堵死以言获罪之路。我深信，在这片土地上，即便是驯服的草民，识时务的俊杰和笃信东方文化的传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又何尝没有人性的萌动，又何尝不希望有朝一日，说真话就和逛公园、下馆子、看大片一样，不再是少数英雄的专利，而是任何一个普通公民只要愿意就可为、能为之事呢？
序
1999年5月19日，当局将我投入北京市看守所，由此启动了对我进行政治迫害的司法程序。同年11月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针对官方的指控，我当庭作了无罪辩护，并明确宣告，作为文字狱的受害者，我决不奢望会有什么公正的判决。从那以后，将近5个月过去了，然而一纸判文却迟迟不下。冬去春来，我决定将所中杂记陆续整理，以便送达墙外，公诸于世。
江棋生 2000年3月28日 于 北京市看守所
1999年，不会很平静。就在我用平和的笔触写完《公民运动：通往自由之路》一文，全家三口乘坐火车离京赴锡，准备平和地回故乡过年的时候，不平静的波澜开始微微泛起。
2月11日晨，我们在北京站登上了109次南行列车。在车厢中坐定不久，便发现北京市公安局11处常年光顾我家附近的两名便衣也在车上。这是先前从未有过的。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回答说：领导上交待，要“护送”你到常熟。提速后的列车，当天到达无锡。那一夜，我们借住在亲戚家中，而楼下则由无锡警方通宵“值班”。第二天，我弟弟自常熟驾车来接，一路上被两辆车紧紧尾随，直至常熟市区。大年初三，官方又破天荒地派人登门送春节慰问信。而我在常熟的许多老同学、老校友却被当局“递了话”：不要与我会面。种种反常不禁使我想到，如果节后直接返京，因为临近“两会”，我必定会被特别监控，其严密程度肯定超过以往。这样的日子岂能舒心？象任何正常人一样，我渴求自由：自由地呼吸，自由地走动，自由地访友。于是决定我妻子、孩子取道苏州返京，我则去上海访客会友，再不动声色徐徐南行，圆一个普通公民的阳历三月自由之梦。
2月24日晨，我一人先行离常赴沪。我弟弟驾车送我妻子、孩子去苏州。警方误以为我也在车上，于是一路盯梢跟着去苏州，直至下午一直不见我踪影，才又四处撒开大网。
我于24日取道太仓、浏河，安抵上海。由于使用了电话联系，25日上午我到浦东蒋亶文家叙谈时，发现已被上海警方跟踪。自由旋即得而复失，令我慨然长叹。中午，我与几位上海朋友进了一家餐馆。他们是平生头一次身历此境：在便衣特务的注视下进餐。我不打算更多地连累他们，决定立即重返常熟再作计较，特务们要跟，就跟着去常熟罢。餐毕，我与朋友握别，出门坦然打的去公兴路长途汽车站。不意鬼使神差，手忙脚乱的特务竟然没能跟上来！在确认重获自由后，我临时决定南下杭州。
晚上8点，我步出杭州火车站，特意登上一辆双层巴士的上层，在美丽的夜色中缓缓西去。我不想打电话，而是按地址直接找人。这样做虽然麻烦，但是自由。26、27号两天，我与王东海、朱虞夫、祝正明、吕耿松等朋友畅怀晤谈，合影留念。28号，我在赴南昌的火车上阅读亨廷顿著、刘军宁翻译的《第三波》，不期被一位频频使用手机指挥业务的乡镇企业副厂长注意到了，结果因此交上了朋友，当晚我被邀请住进南昌宾馆。
3月1日上午，我购得去广州的火车票后，开始漫步初次光顾的南昌街头。我去了闻名遐迩的滕王阁，品尝了被称作黎毫的来自鄱阳湖的一种水生蔬菜，在农贸市场与江西老表拉家常。还有一件赶巧事，街头报摊上正在出售的《南方周末》，其头版刊登的是南昌市公安局局长被抓获的照片。
下午4点，我登上南下的列车。经过一夜奔驰，3月2号上午抵达羊城。与南昌的闹而不躁大为不同，我一出广州站，顿时置身于人流汹涌、声浪嘈杂之中。定了定神，我搭上去宝山、南头的中巴车。一路疾驰，大约12:30左右，我已经来到了南头关前。进深圳要在这里交验身分证和边境证。当时我有两种选择。一是交80元钱，由关前来回游荡拉生意的本地人带进关去。二是告知深圳朋友出关来接。由于对前者的不信任，我被迫选择了后者。通过电话联系，人民大学校友夏洪跃带着边境证出来顺利接我进关。这是我继92年6月深圳之行后，再次踏上这块孕育着深层变化的土地。小夏是我的88级博士生同学，91年获得博士学位时年仅26 岁。
去深圳后先后在市委统战部、市工商局、深圳商报等单位呆过，因此享有“跳槽博士”之称。我到深圳那天恰好是正月十五，元宵节，于是就在景密新村小夏家与他父母、妻子和娇女共进晚餐。当夜，他安排我在北环路边的中审大厦住下。
到深圳，我的打算是一会友，二访客，再就是随意地、放松地、自在地体会、感受和领悟。我不是作持不同政见者之游，我只是作公民游。会友仅会人大校友，访客只访《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之作者何清涟，观光是任其自然，插空而为。
3月3日，小夏和我在香密湖度假村用过早点，前往深圳大学。的士从深大北门进去，穿行在缓坡绿林之中，到一处徐徐停下。我先下车，不经意地督见一辆摩托越过的士，绕到右前方草地上息火支车。再一回头，却见一学生模样的男子，戴着眼镜，手中持书，面露微笑，站在我们身后。我稍感纳闷，并未意识到特务已经随身附影。
小夏和我取小道边走边聊。正月的深圳已是绿色遍路，清香阵阵。来到一处宿舍区，偶一回首，却见30米开外正是那位学生模样的男子！我当即明白已被跟踪。但说给小夏听后，他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这位跳槽博士只从电影里见过1949年以前的“学奸”和“特务”，从未见过真家伙，而我则历炼多年，久经沙场了。我对他说，我有办法检测，只要专捡人迹稀少的所在随机地绕几下，如果背后仍是此人，则必是尾巴无疑。一分钟不到，答案就出来了。当时我俩都是气不打一处来：当局这种草木皆兵不是吃饱了撑的么？我的自由梦又一次被侵犯人权的魔影搅了局！从深大出来，我俩决定尝试甩掉尾巴。的士载着我俩在深南大道上往东疾驰时，小夏从后视镜中惊异地发现：特务骑着摩托在紧紧尾随！小夏对我说，深南大道上禁止摩托车行驶。我答曰：规则对特务不适用。后来，我俩先是进了《深圳法制报》社，办完事又打的在闹市区故意瞎转悠，但后面的摩托及一辆丰田面包一直如影相随。
中午时分，我俩进一家地下快餐店用餐，特务还急匆匆进来检查有无别的出口。餐毕，我提出两人分手，由我一人来对付他们。我拿出了逆行奔走和在过街天桥上穿梭变向的绝招，但终因地陌人生，无功而返。尽管如此，在其后的几天里，我俩还是成功地甩掉了尾巴，设法与王晨阳、杨松贺、邵国焕、梁兴安、袁跃、赵哲等人大校友见了面，与何清涟见了面。 3月6日下午4点，当我在蛇口码头购了船票，准备去珠海会友时，被当局以莫须有的名目扣下，并将我关押在赤水湾派出所。我当即绝食以示抗议，三餐粒米未进。3月7日下午2:30分，北京来了两位警察，一位姓王，一位姓张，奉命“陪伴”我在两广行走，直至“两会”结束才能返京。
在特定时期，自由，对于率先追求自由的人来说，恰恰成为最最稀缺的东西。
1999年，不会很平静。就在我用平和的笔触写完《公民运动：通往自由之路》一文，全家三口乘坐火车离京赴锡，准备平和地回故乡过年的时候，不平静的波澜开始微微泛起。
2月11日晨，我们在北京站登上了109次南行列车。在车厢中坐定不久，便发现北京市公安局11处常年光顾我家附近的两名便衣也在车上。这是先前从未有过的。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回答说：领导上交待，要“护送”你到常熟。提速后的列车，当天到达无锡。那一夜，我们借住在亲戚家中，而楼下则由无锡警方通宵“值班”。第二天，我弟弟自常熟驾车来接，一路上被两辆车紧紧尾随，直至常熟市区。大年初三，官方又破天荒地派人登门送春节慰问信。而我在常熟的许多老同学、老校友却被当局“递了话”：不要与我会面。种种反常不禁使我想到，如果节后直接返京，因为临近“两会”，我必定会被特别监控，其严密程度肯定超过以往。这样的日子岂能舒心？象任何正常人一样，我渴求自由：自由地呼吸，自由地走动，自由地访友。于是决定我妻子、孩子取道苏州返京，我则去上海访客会友，再不动声色徐徐南行，圆一个普通公民的阳历三月自由之梦。
2月24日晨，我一人先行离常赴沪。我弟弟驾车送我妻子、孩子去苏州。警方误以为我也在车上，于是一路盯梢跟着去苏州，直至下午一直不见我踪影，才又四处撒开大网。
我于24日取道太仓、浏河，安抵上海。由于使用了电话联系，25日上午我到浦东蒋亶文家叙谈时，发现已被上海警方跟踪。自由旋即得而复失，令我慨然长叹。中午，我与几位上海朋友进了一家餐馆。他们是平生头一次身历此境：在便衣特务的注视下进餐。我不打算更多地连累他们，决定立即重返常熟再作计较，特务们要跟，就跟着去常熟罢。餐毕，我与朋友握别，出门坦然打的去公兴路长途汽车站。不意鬼使神差，手忙脚乱的特务竟然没能跟上来！在确认重获自由后，我临时决定南下杭州。
晚上8点，我步出杭州火车站，特意登上一辆双层巴士的上层，在美丽的夜色中缓缓西去。我不想打电话，而是按地址直接找人。这样做虽然麻烦，但是自由。26、27号两天，我与王东海、朱虞夫、祝正明、吕耿松等朋友畅怀晤谈，合影留念。28号，我在赴南昌的火车上阅读亨廷顿著、刘军宁翻译的《第三波》，不期被一位频频使用手机指挥业务的乡镇企业副厂长注意到了，结果因此交上了朋友，当晚我被邀请住进南昌宾馆。
3月1日上午，我购得去广州的火车票后，开始漫步初次光顾的南昌街头。我去了闻名遐迩的滕王阁，品尝了被称作黎毫的来自鄱阳湖的一种水生蔬菜，在农贸市场与江西老表拉家常。还有一件赶巧事，街头报摊上正在出售的《南方周末》，其头版刊登的是南昌市公安局局长被抓获的照片。
下午4点，我登上南下的列车。经过一夜奔驰，3月2号上午抵达羊城。与南昌的闹而不躁大为不同，我一出广州站，顿时置身于人流汹涌、声浪嘈杂之中。定了定神，我搭上去宝山、南头的中巴车。一路疾驰，大约12:30左右，我已经来到了南头关前。进深圳要在这里交验身分证和边境证。
当时我有两种选择。一是交80元钱，由关前来回游荡拉生意的本地人带进关去。二是告知深圳朋友出关来接。由于对前者的不信任，我被迫选择了后者。通过电话联系，人民大学校友夏洪跃带着边境证出来顺利接我进关。这是我继92年6月深圳之行后，再次踏上这块孕育着深层变化的土地。小夏是我的88级博士生同学，91年获得博士学位时年仅26 岁。去深圳后先后在市委统战部、市工商局、深圳商报等单位呆过，因此享有“跳槽博士”之称。我到深圳那天恰好是正月十五，元宵节，于是就在景密新村小夏家与他父母、妻子和娇女共进晚餐。当夜，他安排我在北环路边的中审大厦住下。
到深圳，我的打算是一会友，二访客，再就是随意地、放松地、自在地体会、感受和领悟。我不是作持不同政见者之游，我只是作公民游。会友仅会人大校友，访客只访《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之作者何清涟，观光是任其自然，插空而为。
3月3日，小夏和我在香密湖度假村用过早点，前往深圳大学。的士从深大北门进去，穿行在缓坡绿林之中，到一处徐徐停下。我先下车，不经意地督见一辆摩托越过的士，绕到右前方草地上息火支车。再一回头，却见一学生模样的男子，戴着眼镜，手中持书，面露微笑，站在我们身后。我稍感纳闷，并未意识到特务已经随身附影。
小夏和我取小道边走边聊。正月的深圳已是绿色遍路，清香阵阵。来到一处宿舍区，偶一回首，却见30米开外正是那位学生模样的男子！我当即明白已被跟踪。但说给小夏听后，他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这位跳槽博士只从电影里见过1949年以前的“学奸”和“特务”，从未见过真家伙，而我则历炼多年，久经沙场了。我对他说，我有办法检测，只要专捡人迹稀少的所在随机地绕几下，如果背后仍是此人，则必是尾巴无疑。一分钟不到，答案就出来了。当时我俩都是气不打一处来：当局这种草木皆兵不是吃饱了撑的么？我的自由梦又一次被侵犯人权的魔影搅了局！从深大出来，我俩决定尝试甩掉尾巴。的士载着我俩在深南大道上往东疾驰时，小夏从后视镜中惊异地发现：特务骑着摩托在紧紧尾随！小夏对我说，深南大道上禁止摩托车行驶。我答曰：规则对特务不适用。后来，我俩先是进了《深圳法制报》社，办完事又打的在闹市区故意瞎转悠，但后面的摩托及一辆丰田面包一直如影相随。中午时分，我俩进一家地下快餐店用餐，特务还急匆匆进来检查有无别的出口。
餐毕，我提出两人分手，由我一人来对付他们。我拿出了逆行奔走和在过街天桥上穿梭变向的绝招，但终因地陌人生，无功而返。尽管如此，在其后的几天里，我俩还是成功地甩掉了尾巴，设法与王晨阳、杨松贺、邵国焕、梁兴安、袁跃、赵哲等人大校友见了面，与何清涟见了面。
3月6日下午4点，当我在蛇口码头购了船票，准备去珠海会友时，被当局以莫须有的名目扣下，并将我关押在赤水湾派出所。我当即绝食以示抗议，三餐粒米未进。
3月7日下午2:30分，北京来了两位警察，一位姓王，一位姓张，奉命“陪伴”我在两广行走，直至“两会”结束才能返京。 在特定时期，自由，对于率先追求自由的人来说，恰恰成为最最稀缺的东西。
3月19日晚上，我回到家中。按照惯例，“两会”结束以后，市局11 处的便衣就撤离，直至5月中旬再来光顾。但是今年却不同。自3月下旬开始，他们频频出现；5月上旬还反常地不呆在我居住的19楼下，却在首师大的各个校门口晃悠。我没有把这些不祥的阴云看作是专门针对我个人的。事实上，春节后不久，他们就驱走了郭宝盛，威胁了朱锐。“6．4”事件是当局的一块最大的心病，随着“6．4”十周年纪念日的临近，他们是一定会倾尽全力对各种可能的纪念活动和抗议活动加以阻遏的。而我的良知告诉我，我们也是别无选择，不管有多大风险，必须诉诸正义、申张公道、纪念死者、谴责屠夫。
清明前后，我起草了题为《点燃万千烛光共祭六四英魂》的告全国同胞书，提出了八种供普通公民参考的纪念方法（在这之前，已经有许良英先生、鲍彤先生、吴祖光先生等关于“6．4”十周年的文章开始传播，丁子霖老师、张先玲老师等“6．4”死难者家属向国际法庭状告李鹏一事正在加紧运作）。我这篇文章的传播加上全球华人
“6．4”签名活动的展开，使本来就神经质的当局更为坐卧不安，镇压的阴云开始袭来。
5月7日左右，曹家禾、叶水乔在征集了许良英、王若水等先生的
“6．4”签名后来到我家。我签名后对他们说，在纪念“6．4”这件事上，我义无反顾，我愿意担任王丹发起的百万华人签名活动的国内联系人。
5月11日，曹家禾突然失踪。
5月14日，他再度来到我家时，已是遍体鳞伤。原来他被当局秘密抓去，关在香山附近的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里，受辱挨打，伤痕累累。
5月12日，余振斌又被抓到同一家招待所里遭刑讯逼供，之后被强制遣送原籍江西。他几年来打工所得的全部积余被悉数抄走。
5月17日下午，他自赣返京后，对我述说了警察施暴、践踏人权的亲身经历。当时我除了愤慨，还多少有些纳闷。因为在我的记忆里，撕破伪善，对持不同政见者大打出手的事，当局已经有些日子没干了。如今签了国际人权公约，却又重操旧业、凶相毕露，是急了？是疯了？我决定，不管怎样，我还是不卑不亢，走自己的路。
如今回想起来，5月17日中午，有两名警察来约见我时，就隐隐透出了无吉有凶的信息。当时我作好了与他们就法轮功问题和科索沃事件进行交锋的准备，但是他们只字不提这两件事。我将《点燃烛光》、《五四前夕读报随想》和《就科索沃问题我说三个不》拿出来，他们不动声色地收下，然却绝口不议。他们“关心地”问，近期是否要到外地去？我想这是上面交待要问明的。或许是良知未眠，他们的语气自始至终显得沉重。他们当然知道要对我下手了。
不过，透露这个消息是要丢饭碗的，他们不可能这么做。他们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不会相信，我即便被告知要抓，也不会躲不会走：我没有抓我关我是
“成全我了”的豪迈和归宿感，但有“该坐牢时就坐牢”的底线和公民心。换句话说，我在轮到我坐牢时决不会缩头，但我也决不会出于什么动机而“加塞”去坐牢，且宣称“判得越重越好”。当然，被关在牢里还要与当局套近乎，搞谋合，还要披肝沥胆勤支招的旷世投机，就更为我所鄙视和不齿了。
5月18日的白天没有任何反常。天放晴了，是初夏时节一个典型的明明灿灿的日子。上午，我照例大声朗读《英语世界》，读书。下午，王林海到首师大听进修课，来我处略坐。河南信阳的安均发来传真。近5点，我去乒乓球室与体育老师打球直至6点。回家路上我特意留心了一下，未见尾巴。夜幕降临以后,我为常熟、长沙等地的朋友封装了几篇文章，打算第二天寄出。我还把傅国涌给我邮来茶叶的包裹单揣在兜里，准备捎带将今年的浙江新茶取回受用。晚上9点多，楚延庆顺道来我处，在叙谈过程中我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的电话采访，在他临走时，我给了他若干份《点燃烛光》。11点左右，我熄灯睡下。
不料，迷糊劲还没上来，就响起了不紧不慢的敲门声。我打开灯，扫了一眼壁上的挂钟，是11:30。三更半夜来“造访”，必是警察无疑。果然，叫门的是恩济庄派出所姓高的民警。由于我与家人都习惯了我被深夜带走的事，我不假思索就打开了房门。谁知一下子拥进来五、六名警察，且个个都铁青着脸。我顿时明白，来者不善，真的动手了！我从容穿衣，心中却涌起阵阵别人察觉不到的自责的痛楚：最近的一本日记已无法转移，这将连累朋友，尤其是连累那些暗中帮助我们的朋友！我步出房间来到门厅。这时，妻子早已在床上坐起，她显然看出了事态的严重，就大声发问：“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正想回答她“不会太久”，却一眼督见近前竟站着女警察。这是要搜查！这表明，短期内我不可能重返家园！我于是笑了笑，没有回答。我转过身子，最后看了一眼妻子和已被吵醒的儿子，走出家门。
下得楼来，除了我身边紧围着四、五名警察外，夜幕下，竟黑压压还站着20多名！我对姓高的警察说：对付一介书生，你们如此兴师动众，有必要吗？他说，谁知道上面是怎么想的？数分钟后，由七、八辆车组成的“车队”到达恩济庄派出所。在门口我见到海淀分局一处的头，姓于的处长，而他则装着没见到我。路过刑警办公室，竟见楚延庆被关在里面！原来一个多小时前，他们先把他抓来了。我被带到派出所紧里面的一间屋子里。不一会，由姓翟的副所长进来一本正经宣读拘传票，有四、五名警察开始照相。当镁光灯频频闪亮时，我自然地露出了轻蔑的微笑。之后由海淀分局一处的宋爱欣进行例行公事式的“讯问”，而市局11处的人则来回转悠。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我被移到刑警办公室，面对两名自称是市局一处的人。发问的那一位约50来岁，带眼镜，个子不高，头发不多，一副文人相，说话也显得慢条斯理。我估计他干政治警察这一行已经有些年头了，刚才一定是忙于翻检从我家中抄来的东西，现在则开始与我正面接触。尽管我十分鄙视政治警察这个职业，但我对每个与我打交道的警察，一向都给予应有的对人的尊重，因此我俩之间的答问与过招，一直进行到天放大亮。
我记得，他首先提到不久前读过我写的《公民运动：通往自由之路》一文。接着列举了他所读过的我写的其他文章。当他感叹说：“没想到你显得这么年轻”时，我回答说：“这是不用说违心话的缘故。”
接着我问他，你对我的文章有何看法？他王顾左右而言他，说我学历高，会用脑，笔头勤，肯定不止写了这么多篇，一定还有许多用笔名发表的文章。这时，我也给他打了个哈哈。
接下去，盘问就一直围绕着《点燃万千烛光》和李晓平的《关于和平地实现中国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几点思考》这两篇文章进行。从他的发问中，我很快就确知他们拿到了日记。这使我心头发紧，痛楚异常。我只能祈请朋友宽恕我的失慎和大意。同时，决不能再从我的口中给朋友造成任何新的伤害！从他嘴中，我也清楚了他的上司对李晓平的那篇“纲领性论文”
十分恼火，曾经下令要把作者尽快“挖”出来。
约摸凌晨2、3点钟，有人招呼他出去“吃点东西”。这时管片民警张红焰进来，将我的白色茄克衫递给了我，说，夜深天凉了，披上为好。那位受命诱我开门的高姓民警则面带歉意给我端来了一碗面片汤。半个多小时后，那位“主审”又进来了，他关注的焦点依旧是李晓平和“6．4”十周年。他开口道，跟你说实话，我们经过认真研判，发现你的观点和李晓平的观点极为一致，这不能不让人得出李晓平就是你的结论，你对此有何解释？我笑了，说：英雄所见略同这句古语，你难道不清楚？他机巧地接过话题说，你能不能把那位英雄介绍给我啊？我答：他是人大教授，与我很熟，比我年轻。“那他的真名是什么？”他紧接着追问一句，他在盼望我口吐真言。我说，他还想当博导，想出入境自由，所以才用笔名。我和他是好朋友，我把真名告诉你，岂不坏了他的事，丢了我的人格？我虽然不敢掺乎组党，但这个底线是一定要守的。我的话他听着不舒服，便马上讥刺我：你以为你干的事还小啊？为“6．4”，王丹在国外搞百万人签名，你写文章不算，还挑头当什么国内联系人，办你是不是很正常？我说，纪念“6．4”我是责无旁贷，这是不是也很正常？守住底线，活人不怕开水烫。他讪讪地说，你是哲学系出来的，我承认说不过你。
后来他跟我扯起“国外民运人士”的一些“丑闻”，忽然，又提到了在京的几个与我相熟的已成为“部级领导”的常熟老乡，还一一点出了他们的名字，并观察我的反应。我心想，这会儿功夫他们连我家里的名片盒都翻检完了，也真够麻利的。我淡淡地回了一句“人各有志”后，他又聊起了别的……
迂回盘查不见成效，天色却已微明。这时他不再温尔文雅，有点气急败坏地说，最后再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一直怀疑李晓平是你的笔名，是不是？”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现在让你回去，你还纪念“6．4”吗？”
我分别给予明确的答复：“不是”和“当然”。“嘿，还想纪念？！”，他抛下这句话后扭头走了出去。
无眠的“5．18”之夜过去了，阳光洒进小院。 约莫10点多钟，审了我一夜的那位进屋对我说：“咱们换个地方再谈。”于是，我随市局一处的三个人步出派出所大门，上了一辆淡蓝色的小轿车。轿车发动后，双蹦灯打开了，途经航天桥、公主坟、莲花池、天宁寺桥，往东南方向扎去。
在南二环的一个地方，车子往北拐入一条单行道胡同，突然，高墙、电网、岗亭映入眼帘！我当即断定，这里就是所谓的半步桥44号，专门关押大案、要案“犯罪嫌疑人”的地方。车子从敞开的西大门进去，前行40米左右，停在紧闭的又高又大的铁门外。铁门上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是：“北京市看守所”，另一块是：“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驻所工作室”。
我在车中又呆了半个多小时，由一处的人将我带到专供步行出入的小铁门前，从荷枪实弹的武警的眼皮底下，跨进了完全失去自由的另一重天地之中。
很快，我被带到一幢楼里二层的一间预审室内。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也叫七处，就设在看守所内。人们习惯上就用“七处”来代表预审处和看守所两家。
记得94年我被关押在西城拘留所时，那里的在押人员提到“邮七处”时，往往有谈虎色变之感。我当时呆的那间预审室不大，显得脏和乱，有一位看上去不到30岁的警察看我，“送”我来的一处那几位则不辞而别，此后再未露面。我怀着对亲人的思念和对朋友的惦记，微微闭目，坐定在一把木椅之上。
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那位看我的人问我犯了什么事进来。我告知是写了纪念“6．4”事件十周年的文章。这时，我觉得他的神情有所变化。紧接着他说：“说实话，对你们这些为信念而坐牢的人，我是佩服的，比如象魏京生、王丹、方觉。”他语气的真诚使我无法怀疑，我只是惊异他的大胆。我与他素昧平生，他却如此袒露心迹！我对他说：“的确是人各有志。昨天晚上我接受外电采访时刚刚说过，如果为行使言论自由权而坐牢，我心甘情愿。”接下去我问他姓甚名啥，他说：“等你出去以后再说吧。”不一会儿，他给我打来了一盒炒饼和一盒牛肉。我也确实饿了。
下午，我被刑事拘留。
傍晚时分，我的皮带、皮夹、皮鞋被解除，钥匙串和驾驶本被扣下，然后穿过又一道武警把守的铁门，进入关押犯罪嫌疑人的内院，被送到三区313室，再一次开始了作为一名阶下囚的特殊生涯。
任何一个刚被抛入看守所的人，都会面临三个问题。一是对付预审员轮班不分昼夜提审你的疲劳战术。二是学会如何与同号和平相处。三是设法减轻由于生活状况急剧恶化给身体带来的损害。我当然毫不例外。不过，我还多了一件事，那就是维护政治犯的人格尊严。
七处有个土政策，规定在押人员被提出监号时，在临出门之际，就不能抬头平视，且必须双手抱头作猥琐状，直至到达被提讯之处。回来路上也必须如此，直至跨入监号，铁门锁上为止。
5月19日傍晚我进号后刚一听说，马上感到这种做法不能接受。这项规定有辱任何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尊严，更不必说纯属受迫害的政治犯了。那天晚上9点我被夜提时，我决定不守规矩。当时我步出监门，站立在甬道中。看守（里面称“队长”）锁门后，回头喝令：“手抱头”。我胸有成竹，面露微笑，平静地对他说：“我是因为写文章进来的，有必要这么做么？”他轻轻地“唔”了一声，没再言语。
第二天上午，我正式向预审员提出：这种做法有辱人格，且要求他向管教员转告我的见解。下午王管教提我，说：“你把这件事看得很重么？”我说：“是，不能接受。”他显得为难地说：“这儿队长挺多，他们都习惯这么做，我也不便一一打招呼。”我说：“我自有办法。”此后几天内，我遇到不同的看守，都用上面那句话轻轻化解了他们的喝令；面熟之后，每次还聊上几句。号内的人都十分羡慕我的
“待遇”，但是，他们不敢尝试那么做。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我不能干，那就是背诵《监所规则》。七处规定每个在押人员必须背诵监规，即便是文盲，也要由别人包教包背；进号一、二天之后，管教就要提你出去检测；每天上午8点（周末除外），号里还集体大声背诵监规两遍。
5月20日，我细看墙上木框内安放的监规，与十年前我在秦城监狱所见到的，完全是同一个版本。里面将“拉帮结派”印成“拉邦结派”，将“淫秽”印成“滛秽”，将“晾晒”印成“凉晒”等误植，依旧赫然在目。而最成问题的，乃是这个监规是“有罪推定”原则的产物，它将每个在押人员都视作
“犯罪分子”。例如，监规第二条是这样的：“严格遵守学习制度，努力改造思想，端正态度，彻底坦白交待罪行，深挖犯罪根源，积极检举揭发违法犯罪行为。争取从宽处理，改邪归正，重新做人。”
我向预审人员提出：“这样的监规早已过时，早应重订。要我背诵这样的东西，就如同要我吃死苍蝇一样，恶心透了！”预审员说，背不背你拿主意，但重不重订我们管不着。
我向管教也提出了这一点。王管教说，我们不要求你，但还得要求别人。从此，每当号中响起象小学生似的背诵声时，我一边双目微闭，养起神来，一边不由得哀叹国人的奴性：他们还不敢为自己的权利和尊严往前多跨半步。我想，他们其实都不想背，但又不敢不背。那么，声音低一点又有何妨？当个南郭先生又有何妨？至少，不必那么买力，吐词不必那么清晰，不必刻意显出比别人更服从吧？
5月19号下午2点，预审员庞江、书记员宋俊杰奉命到位，以一个轻松的话题拉开了疲劳战的序幕。
庞江说：“你长得很象汪嘉伟。噢，不，应该说汪嘉伟象你。”我笑了，说：“相象的原因恐怕是，我们都是南方人，他在上海长大，我在常熟长大，同受吴越风情的熏陶呗。”他接着又聊了几句我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等等之后，就沉下脸来，亮出了刑事拘留票。
此后，直至6月26日他亮出逮捕证，我不记得还有什么太轻松的东西。不过说实话，我认为他人并不坏，左味也不重。然而，他所充任的角色，决定了我们之间对立冲突的主基调，决定了舌战烽烟必然缭绕不绝。
舌战的焦点之一是，我是否必须“如实回答”他的所有问话。因为现行法律规定我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因此他显得振振有词。我的回答是：根据人权理念，我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他说：我不管人权不人权，反正法律上并没有这一条。我说：这说明中国法律的落后，必须修改。他说：现在不是还没改么，就得照办。我说：那得看你问些什么问题。他说：我知道该问些什么。我说：我在外面所做的一切，都是行使一个公民的人权，都不是警察该管该问的。他说：你甭管我该不该，我现在的职责就是问你，你必须回答。我说：“我现在的权利就是决定什么时候可以理你，什么时候不理你。”
舌战的焦点之二是，涉及别人的事情说不说？我的宗旨是：一概不说。不知道的不说，知道的也不说。他讥讽说：这是你用来掩护自己的一个借口。我说：你可以这样认为。但是对我来说，我决不能对不起朋友。他又进一步刺激：你不见得是真心这样，你是虚伪的。我说：你不了解我，但我清楚下面这一点，即如果我配合你们说了别人的事，我的“态度”好了，然而，我会为此付出一辈子良心不安的代价。你说，这样的事我能干吗？我是不是虚伪，你可以保留，但是有句话我要你记下来，这就是，我宁可为这种“抗拒的态度”多坐几年牢。应当肯定的是，他后来对此作了明确的让步和道歉，说：你不是虚伪的，错怪你了。别人的事你可以不说，那就说说你自己的事罢。
舌战的焦点之三是，光是自己的事情说不说？他的观点是：大丈夫敢作敢当，既然做了，就敢说出来。我的看法是：这得看对谁说。如果你们公正执法，我说给你们听，自然无妨；如果你们蓄意迫害，那我不就是帮着你们来迫害我自己么？你说，我能这么犯傻么？他说：你做的事情不是没有不可告人的么？既然如此，为何不说？我说：不是不可告人，并不意味着就得告人。告不告人的关键是，我认为是否必要，我乐不乐意。在法庭上，我十有八、九会说。他说：那么在这儿，你就打定主意不说了？我说：日记在你们手里，还问些什么？！他说：那是两回事。后来在他的软磨硬缠下，我几次心软，把我所写的署名文章都说给他听了。
舌战的焦点之四是，我能不能马上见律师？5月19日下午，他倒是挺认真地对我说：根据法律，你现在就有请律师的权利。我当即要过纸、笔，写下一份全权委托书交给了他。委托书全文如下：兹全权委托我妻子章虹女士代为聘请张思之、李会更先生为我的辩护律师。我于20、21日接连追问他，问他将我的委托书送出去没有。他支支唔唔，不作正面回答。事情很清楚，他们压下了我的委托书！我气愤地抗议说：你们玩什么把戏？又要践踏人权，又要假惺惺地挂块遮羞布！他说：依照法律，你是可以请律师，但我们另有规定。我说：你们的规定是什么？再说，你们的规定也不能与你们的法律相抵触啊！他说：你不要再问了，再问我也不会告诉你什么。我请律师的权利，就这样被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违法地剥夺了。
舌战的焦点之五是，他们是“依法办案”，还是搞违宪的政治迫害、搞文字狱？预审员口口声声说他是“依法办案，别无他求”。若仅仅如此而已，则他清夜扪心，也就不会有什么愧疚和自责。而如果他是被用来搞文字狱、制造新的冤案，事情就大不一样了。作为政治犯，我本能地要点破这个案子的实质，要回击迫害者。而预审员则是事实上的靶子，要承受我的批判和抨击。我觉得“文字狱”三个字，最恰切地点出了这起案子的要害，使预审员和他背后的听汇报者都沉不住气了。
5月21日凌晨，预审员和他的上级当着我的面急了。预审员狠狠地说：“这次就是要办你！”他的上级更为狠狠地说：“早几年就要办你了！搞民主党的要抓，你也要抓！在我们这里，没你的言论自由！这次对你采取强制措施是经过仔细考虑的！你要放明白点！”我说：“我一点儿也不糊涂。不过，我已经将近68小时没合眼了。从现在起，我决定不再回答你们的任何问题！”说罢我闭上眼睛，佯作入睡状。又听到他们颠来倒去说了些废话后，对我施行的疲劳战术终于收场了。
我进入313监室时，里面已经关押了21人。我虽然有过被关押在西城拘留所的经验，但情况并不完全相同。最大的不同点是：七处关押的人，其案头一般将面临被判三大刑，即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和死刑的命运。这些人是我人生经历中从未遇见过的。此外，凡是涉及命案或强奸案的在押人员，其小腿上还被带上四、五公斤重的铁镣，昼夜不解。与他们同席而眠，共板而食，我是平生头一次。当时313室中，就有王延、乜品贞、孙宝仓、邹贵根、李海峰、王金明、吕伟、吴朝阳、刘士海等九个带着脚镣。其中李海峰、吕伟、乜品贞涉嫌伤害致死，王延、孙宝仓、邹贵根、王金明、吴朝阳涉嫌故意杀人，刘士海涉嫌抢劫杀人。还有一个高二学生，叫汪辉，涉嫌伤害致死，因他尚未成年，故没被砸上脚镣。九个带镣的人中，王延还被带上了手揣（一种紧紧铐住双手手腕的铁制戒具，被带上以后，衣服不能再穿上，已经穿上的，脱不下来），且手揣和脚镣又被一铁链相连。由于铁链较短，他根本无法直腰，只能佝偻窃行。这种把人搞成虾状的桎梏相连的惩处，是最严厉的一种戒具处罚──原因是王延参与了1999 年3月29日凌晨2时许发生在310监室的暴狱事件。暴狱未遂后，所有参与者被暴打一顿，然后调号关押。
事有凑巧，这个313室在1993年也曾发生过一起严重的暴狱，结果一名暴狱者被武警当场击毙在室内。至今，留在北墙上的弹痕还依稀可辩。
除了上述十人，号中还有：杨兆秀，涉嫌绑票。陈军，涉嫌抢劫。阿布里米提，涉嫌贩毒。马会军，涉嫌窝赃。李丹，涉嫌盗窃。赵山坡，涉嫌贩毒。 另有五人涉嫌重大经济犯罪，他们是张黎明、霍海音、宋世璋、叶林、王丰。张黎明和霍海音是313室的正、副学习号，由管教指定对号内进行日常管理。
作为一介书生、一名思想者，如何与他们安然共处？在链声哗哗中，我有一种内在的自信，这就是：亮明身分，本色做人，就一定能逢凶化吉，相安无事。
果然，当我告诉他们自己是因为写了纪念“6．4”十周年文章而被抓时，他们立即送给我一个豪迈而响亮的称呼：政治犯！被官方“唯心地”刻意抹煞的东西，在这里得到明确而一致的认同。我体会，这个称呼含着一种尊敬。拿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就你不是为钱进来的！”这个称呼含着一种理解。拿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总该有敢于站出来说话的人！”这个称呼含着一种同情。拿他们的话来说就是：
“我们被抓是因为点背，而你是真冤。” 第二天吃饭时，紧挨着我右边的是维吾尔族人阿布里米提（Abli- mit）。他操着生硬的普通话对我说：“汪辉跟我说了，你跟我们不一样，你不是坏人。”
放风时，大家纷纷与我聊。家住崇文区靠摆水果摊为生的邹贵根与我聊自由亚洲广播电台，他对该台的对方付费电话号码能够倒背如流。霍海音与我聊巴黎之行，他在那里曾和万润南一家共进晚餐。孙宝仓与我聊十年前的天安门广场，他们单位曾给学生们送去好几卡车饮料和食品。马会军与我聊二监，数年前他曾在那里见过王丹。更多的人与我聊大赦的可能性，他们是真心希望共产党在掌权50周年的时候来个大赦什么的。而我自然不能蒙他们，当我实话实说“严打有戏，大赦没戏”时，他们一个个都愤愤然起来，并冷不丁地迸出了一句绝话：“美国导弹打什么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还不如来个干脆的，打他妈的贪官污吏大本营得了！”
几天以后，陈军给我谈了我进号时他的印象和想法。他说，他当时见一个“30多岁”的人昂首进来，以为是穿了便衣的七处警察突然查号。但马上督见我又随身带了衣服什么的，便又以为是不是当局派来了一个“卧底”。我问他，你为什么会冒出这些古怪的念头来？他说，都赖你不抱头、不低头，你要是象我们那样一副熊样，我不就没别的想法了吗？言罢，我俩相视而乐，大笑不止。
从5月19日开始，我的生活状况发生了一落千丈式的急剧恶化。
先说吃。在家中，我早餐是泡饭就咸菜，外加一个荷包蛋。午餐是鸡蛋、西红柿、榨菜汤，还有一大碗切面。晚餐是全家共进，一般是三菜一汤加米饭，三菜中或二荤一素，或一荤二素，全部由我掌勺。我有时再来一两浸泡了花旗参的二锅头。可在号里吃什么？早餐是一碗棒子面粥外加一个窝头，还有二、三片咸菜。中午、晚上各是两个窝头加大半碗熬元白菜汤，汤面上能见到少许油星子，幸运的话，还能吃到很少的绿豆大小的猪肉末。每星期二、四、六、日中午是改善，即将两个窝头换成两个馒头。很明显，这样的伙食还不如十年前我在秦城监狱所吃到的，更远远低于当今许多猪狗的伙食标准。对于一个刚进看守所因而未能用自己的钱从其小买部购买食品的人，他所摄入的热量和营养成分都出现了锐减，这对身体所造成的损害是无庸置疑的。
再说睡。监室长11米，宽三米，计33平方米。其中铺板长11米，宽二米，计22平方米，水泥地占11平方米。313室共22人，铺板上睡16 人，地下睡六人。我被安排在铺板上睡。但是，睡眠质量根本无法保证。首先是两盏灯泡长明不熄。其次是不断有人起夜，动静有大有小。还有是打呼噜的，此起彼伏，特别是张黎明，鼾声如雷，少有间断。在安宁、温馨的家中，我几乎从不失眠。然而，突然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下，我是辗转反侧，难以安寝。
最后是活动空间。把人关在监号内，就如同把林莽中的动物关在动物园里，活动空间被极度紧缩，身心俱受严重压抑。我是一个喜爱运动的人，夏季天天游泳，春、秋、冬三季力争天天打上一小时乒乓球。有时候，在星期五的晚上，我会和妻子去304医院舞厅跳舞。在儿子暑假期间，我们全家三口人游历名山大川，去过峨眉山、五台山、长白山和武夷山，有过三峡之旅和九寨沟之行，访过永定民居，到过渤海中的菊花岛。如今，我被憋在铁笼子里，一星期最多两次放风，每次一小时。风圈与监号相接，由一铁门隔断。风圈长5.5米，宽3.5 米，在2.8米高处是一铁栅栏网，让你插翅难越。
几天以后，我就进入了亚健康状态。主要特征是：食欲不振，每顿只吃一个窝头；便秘，三天解一次大便，还出现肛裂；眼皮终日沉重。我是一个对坐牢有精神准备的人，但是，身体状况的滑坡还是发生了。为了尽量减轻由此带来的伤害，特别是不要出现不可逆的不良后果，我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购买一些补充食品，多少改善一下营养条件。二是确立“坐牢就是坐牢”因而不以已悲的豁达心态。头十来天，我每天告诫自己一次：我立身处世既然不因祸福而避趋，就应当坐得起牢。
后来，痔疮不治而愈；眼皮也不沉重了。10月份开始，每天早餐前练 “哑铃”──大可乐瓶装满了盐，二个月下来，胸肌有了较明显的增大。由于有了苹果，便秘现象也消失了。每次放风，都练摸高，让腿部肌肉得到锻炼：我是号里摸得最高的两个人之一。2000年3月，再看看大腿，没有明显消瘦。3月1日，我洗凉水澡，已经不难受了，无须再咬牙。只是右边鬓角白发开始明显：缺乏微量元素。特别是眼角开始出现鱼尾纹。而这些都是坐牢的必然结果，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毕竟，坐牢就是坐牢。在这里，我要按亲人和朋友所希望的那样活着，睡好每一觉，过好每一天。记得有首歌中有这样的词句：“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后来的事实表明，我做到了这一条。
我觉得，自己会在313室长期呆下去，直至被解送下狱为止。道理在于，当局肯定不想让我接触更多的在押人员，因此不会将我调号关押。我于是沉下心来，开始对同号一一访谈。撇开经济犯不算，其余的涉案者一般来自社会最下层和最边缘，无论从适应环境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我都有必要好好了解他们，真实地把握他们的内心世界，听一听他们对人生、对社会的感受和看法。而他们也乐意和我对话，利用这个因“缘分”带来的机会，把他们心中的困惑、痛楚、怨恨和忏悔向我诉说，末了不忘讨论一下如何把官司打好。这种访谈只能在晚饭后进行，因为这时已不必“按指定位置”坐板了。访谈之余，我开始参与制作中国象棋。号内已有一副，我搞第二副。方法是将牙膏包装盒裁成小方块，然后手书汉字于其上──对我来说，这是拿手好戏。棋盘就画在一小块布料上。过些日子，妻子把钱送来之后，我花100元订购了一床被褥。
6月10日到货后，就将临时占用的两条公用被子替换掉了。我以为，这次到313室“插队落户”是插定了。
6月16日下午1点半，监门被突然打开。王管教宣布：除五人外，其余都收拾东西。五分钟之后，我与张黎明、霍海音、宋世璋、叶林和张磊匆匆话别，和其余16人一道，拿着行李，走向四区。四区也叫死区，是专门关押死刑犯的地方，当局把我们弄来，究竟为了什么呢？走过长长的死寂般的甬道，我们16人分别来到401室至404室的门外。稍后，我与吴朝阳、刘士海、陈军进了404室。由于室中有同案犯，陈军随即被转押他处。很快就弄明白了，原来401到404室可以看作是三区的延伸。404室中的20来号人，就是4月19日从306室整体搬迁过来的。从405室到414室共十个监号，才是关押死囚的地方，每号大约关押八至十个死囚，他们被一律砸上脚镣，带上手揣，不管你是暴力犯，还是经济犯、贩毒犯、人贩子。此外，还给死囚一对一配有陪号，陪号是刑期较短的已决犯，往往是大案、要案中的从犯或是窝藏、窝赃犯，以确保对死刑犯的严密控制。我所在的404室，与关押死囚的405室，真正是咫尺天涯，一墙之隔。
后来知道，是七处将313 室改成了未成年号，因此将我们遣送四区，而我，也因此来到了真真切切的生死墙下、阴阳界旁，并将在这里度过一段永生难以忘怀的时光。
不出意外，从正、副学习号开始，404室全体对我表示了毫不掩饰的欢迎和接纳。副号胡学忠，门头沟人，40来岁，长得很壮，涉嫌包庇被抓。当时，我刚在铺板上坐定，他就大声地和我聊起西单民主墙和魏京生的事来。他后来于9月29日下午“干起”了。所谓“干起”，是指未受刑事处罚而获释。七处在押人员中，约有百分之一、二能交上这种好运。
有个叫华岩的，是涉嫌走私爱立信设备进来的。他听说我在大学里是学空气动力学的，就跟我聊起四川绵阳的国防科工委所属的29基地，他父母曾在那里工作，他小时候也在那里生活了十多年，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中心就设在那里。后来他随父母回京，父亲去了《科技日报》社，因此和孙长江先生相熟。而孙长江老师如今就住在首都师范大学24楼，可以说是我的邻居。
98年夏天，我与丁子霖、蒋培坤两位老师一起造访过他。王克全是涉嫌合同诈骗进来的，他曾在307室与方觉呆在一起。他告诉我：“方觉被抓半年后，当局找他，要他具结悔过，然后就放他。但被方觉严辞拒绝了。”后来当局另外找辙，以非法经营罪判方觉四年徒刑。正学习号叫铁歧，35 岁，是涉嫌金融诈骗进来的。他语气平缓、字字清晰地对我说：“不是有言论自由么？怎么说几句真话就给抓起来了？”他说的话和313 室后来调入的张磊所说的几乎完全一样。张磊家住丰台，25岁，涉嫌伤害他人进了七处。
几天前，张磊还对我说过：“其实就数你这样的人才算有种有胆。我们只会对平头百姓来狠的，而你敢对权贵说不。”第二天，我对404室的号友介绍了我于6月4日凌晨0点到3点，站立默哀三个小时祭奠“6．4”英灵的事，还给他们背诵了题为《点燃万千烛光，共祭“6．4”英魂》的告全国同胞书。听完以后，有好几个人对我说：“老师，出去以后就跟您当政治犯，行不？”
10、四大好处
要说坐班房只有坏处，没有好处，那也不尽然。对我来说，班房生活就有四大好处。
一是早睡早起。都说早睡早起对身体有益，但在外头如何做得到？多年来，我总是晚睡晚起，无法变更。而号里则是一律晚上9点睡，第二天早上6点半起，人人如此，不得例外。令我窃喜的是，每天中午 12点到下午1点半，是强制午睡时间，这又使我的午睡习惯得以延续，不至无端心烦。
二是睡硬板。我素来喜睡硬板，但妻子不喜欢，于是选中了“强力”
床垫作为将就。进了班房可就只有硬板，又由于褥子很薄，就成了货真价实的睡硬板。
三是洗凉水澡。供饮用的白开水由劳动号一天两次送到号中，此外再无一滴热水供你洗脸或洗澡。春夏秋冬，人人都洗凉水澡。在外头，洗凉水澡的好处耳熟能详，但有几个真去洗的？即便是大夏天，也是热水冲澡，水稍凉一点还直叫唤。而这里别无选择。从5月到9月，我洗得较欢；10月以后到第二年3月，我只能每隔十多天洗一次，因为七处的水实在太凉，需要咬牙才敢往身上泼。不过，虽说洗的时候挺不好受，但擦干身子后就爽了，也从没有发生过因洗澡而患感冒的事。
四是吃不到烫嘴的东西。我从小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喜爱吃烫的东西，或者叫做不怕烫：我觉得有些东西烫才有滋味。而妻子不赞成我的这个习惯，理由是容易引发食道癌。她说的道理我当然接受，但在外面就是不好改。有时舌头被烫木了，就注意一些日子，但不久又忘了。现在可省心了，熬菜汤从伙房的锅里打到一个个桶里，再运到各号门口，通过一个特大漏斗倒入号中自备的桶中，再分发到各人的塑料碗里，经过这四道工序，能温热就不错了，那还有烫嘴这一说？自然，食道癌之虞也就烟消云散了。
号里常说这么一句话：公安局治百病。这当然是一种夸大的说法，但是不无道理。我的理解是，对于那些吸毒者，那些嗜烟酒如命者，那些纵欲过度者，那些起居无规律者，坐班房能有效地根治他们的毛病。他们中的不少人，由于坐班房，体重真还长了呢。
除了四大好处，我对“求人不如求已”这个道理也有了更真切的体味。班房坐着，指甲长着，胡子也长着。这指甲长了怎么办？一个办法是用指甲刀绞。但管教给指甲刀没个准，有时一个月都不来一回；来了，20多号人往往没轮遍，指甲刀又收回去了。我们的土办法是：指甲长了，就往水泥墙上蹭，无伤无痛，三下五除二的事。而胡子长了咋办呢？总不能胡子拉茬的上法庭吧？那样的话，可就是知我者谓蓄须明志，不知我者谓号中鼠辈了。总的来说，还是整干净为好。但是，与指甲刀不同，管教是决不会给刮胡刀和剃须刀的，于是号内就自力更生，盛行拔胡子。各号都有自制的“胡拔”──用松紧带把两个牙膏嘴连在一起成镲状，就齐活了。我头一次拔胡子，是由同号陈连民动手的。由于已有30年胡令，故胡茬较粗，胡子拔出后，根部渗血成片；尤其是三角形敏感区，根根连心，拔一根胡子，滚下一颗汗珠，只能咬牙坚持。在这之后，就由自己动手，纤细的新胡子冒头不久就开拔，痛苦就远为减轻了。这样，除了理发，个人卫生方面的事，就根本无须求人了。把拔胡子和凉水澡联系在一起，就是下面两句话：
有边胡子萧萧下，不尽凉水滚滚来。
11、权利白洞
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宇宙中存在黑洞，黑洞中的东西是跑不掉的。与黑洞相反，据说宇宙中还存在白洞，白洞中的东西都将跑得光光的，留不住。所谓权利白洞，就是一种什么权利都留不住的状态。
七处的在押人员，大体上就处在权利白洞态。
先说人身权利。人身自由被“依法”剥夺，自不必再说。那么，人身不受侵害的权利呢？事实上也根本没有保障。应当承认，七处发生看守、预审打人的事是比较少的。
但是，这种少并不是因为打人者虑及人权，而是已经不再必要。绝大多数关押在七处的人，都曾在刑警队或派出所、缉毒处因“破案需要”而被痛欧过，并因此留下了相应的口供。
来到七处后，只要维持原来的口供，预审是不会动手打人的。而一旦改口，预审为了“结案需要”，就该出手时就出手了。象陕西富平人陈向龙，因为翻供，身上被预审用烟头烫了个够；河南台前人李济亭，因为改口，预审就用竹条猛抽其后背，直至他又改回去为止。看守打人之事一般发生在在押人员违反监规之后，如李亚平在监号卫生间内攀援水管，发现后被看守煽了几十个嘴巴；张铁英捅碎了窗玻璃，也被狠揍了一通。
再说读书看报权利。号中几乎无书可读，仅有的几本武打小说，是由劳动号偷偷带进来的。偶尔也有在押人员家属只管将书寄到七处，管教一时开恩，经检查后允许将书留在号内。一件咄咄怪事是，号内无任何法律文本，竟然连《刑法》、《刑事诉讼法》都没有！（应当公正地加一句，有《刑法》和《刑诉法》广播讲座。）在通常情况下，一星期中能看到二至三天的报纸。但是，这中间若有“在押人员不宜”的版面，管教还得扣下。从1999年10月下旬到2000年1月下旬，由于当局摆开架势修理法轮功，练功者纷纷被抓被关，号内也因此仨月不见报纸。与此同时，电视也几乎完全停了。而平时即便给电视，也只让瞧电影频道，新闻节目极少让在押人员过目。
三说放风权利。20多号人整天挤在一间屋里，汗味、屁味、放茅味，味味难闻。因此按理说，放风应当是不可忽缺的。而有关法律也规定：每天放风一小时。但实际上，星期六、日绝不放风，星期一、五基本不放风，平均说来，每周也就能保证二次，每次一小时左右。这就是说，七分之五的放风时间给掐掉了。99年12月1日，404室的风圈门坏了：坏是坏在不能开启，因而我们无法出去放风。解决这件事本是举手之劳，看守打个电话让修理工来一趟就成了，但却一直拖到12 月16日才叫人来修──这意味着我们的放风权利无足轻重。而如果风圈门坏在不能关闭，因而出现我们可以自由进出风圈的情形时，号里人谁都明白，不出几分钟，修理工就将跑步到位，以确保我们履行呆在屋里的义务。
四说侦查阶段见律师的权利。《刑诉法》第96条明文规定了此项在押人员寻求法律帮助的权利。但是，99%的在押人员被违法剥夺了这项权利！而且，剥夺者有恃无恐，满不在乎。
最后，不妨看一看公安部制订的《看守所在押人员行为规范》。那里面权利部分畸轻，总共43条《规范》，其中“必须”字样出现15次，“不得”出现12次，“不准”出现37次，“严禁”出现一次。在押人员甚至“不准”相互之间馈赠财物！为了确保《规范》的实施，每号都安上了二个监控器，一个安在屋里的喇叭盒内，另一个安在卫生间的墙上，昼夜工作，从不叫苦。
那么，大体上处在权利白洞态的在押人员，事实上享有什么权利呢？依我看，他们只享有两项权利。一是接到起诉书后请辩护律师的权利。二是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的权利。
12、腐败一斑
《行为规范》中出现的一个“严禁”是“严禁吸烟”。所以，当《规范》颁布生效后，七处从1999年5月1日开始禁烟，在押人员从此不再
“放烟茅”（所谓“放烟茅”，是指放风时站在风圈上面马道上的管教会将点燃的香烟扔下几颗来，底下的人轮流抽吸，过一把烟瘾）。同时，这个禁烟也是针对管教、看守、预审和劳动号的。这就是说，整个七处想成为无烟区。
然而，自禁令下达之后，香烟进号就没有停止过。区别在于，原来是在押人员以市场价购烟后存放在管教处，现在则是烟价暴涨，在押人员偷偷用鬼子票──看守所自行印制的代币券──从劳动号手中购买。例如，一包“威龙”烟的市场零售价不到二元，劳动号竟以50元出手！其利之暴为倒卖海洛因所望尘莫及！
2000年春节，号内人以300元购了六包烟。而好几个从六区调到404室的人都告诉我，在六区，则是管教干这种营生。一个管教管五个号，以每号每月八包计，一个月40包，光这一项，就能赚2,000余元。我太清楚了，对于烟虫来说，为了抽上一口烟，宁可少吃几袋方便面。因此，令人咋舌的暴利烟交易得以顺利维持，经久不衰。烟进来了，再用原始办法“搓火”：在棉絮上撒上少许洗衣粉，卷成捻子状，用塑料鞋底压住捻子在地上快速滚动磨擦，很快，火星、火苗就冒出来了。这时，烟民们就在监控器的盲点处会聚，美美地、舒心地当上一回活神仙。
在看守所里，还有一种交易使香烟交易远为逊色、沦为小菜一碟，这就是“走托”交易。“托”、“走托”、“有托”、“正托和反托”
是号里使用频率极高的几个词。但凡有点可能，刑事犯罪嫌疑人的家人或朋友就会想方设法使出浑身解数去“走托”──找门路行贿公检法人员，以使官司出现自己所期待的结果。这一条达不到的话，就退而求其次：能不能使在押者不受皮肉之苦？能不能快点了结？能不能尽早下圈（离开看守所到服刑场所）？能不能送点吃的？等等。走托交易的盛行和泛滥，是对所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公然蔑视和戏弄；在有的地方和有些时候，管用的分明是“以金钱为依据，以人情为准绳”。
走托交易达至贪赃而枉法，是一种一本万利的腐败交易。从朝阳看守所邮上来的一位姓梁的人告诉我，他父亲花了六万元走托，由于找的托硬，结果他干的十多起抢劫“缩水”成了二起。从炮局（公交分局看守所）邮上来的一个人说，他家花了六万元，但托软了一点，没能达到不来七处的目的。四川巴中人刘德国告诉我，他的同伙曾经多次
“栽”在朝阳或丰台分局，他们老大花钱找托，如果事情不大，常常立即获释。密云县人肖海军告诉我，他自己就好几次在密云被抓，都是家中使钱走托，将他“捞”了出来。 走托交易是一种典型的制度性腐败。它已经远不是什么秘密，而是半公开、公开地、每日每时地在进行，只要看一看那些随处可见的肥得流油的办案、审案、判案人员，就什么都明白了。号里人的官司都还没有了结，因此在走托一事上，嘴都比较紧，尤其是每每花上十多万、几十万元走托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和毒品犯罪嫌疑人，他们的嘴就更紧了──我在这里提及的几桩小买卖，可以说连冰山一角都称不上，真的。
13、求书不得
1999年8月8日，立秋，这天我向看守所交了两份报告。一份是求病号饭的报告：由于出现痔疮苗头，我决定“改善”一下自己的伙食，打报告申请半个月的病号饭──一种软食，是煮得烂烂的切面，里头有少许鸡蛋。这份报告很快就生效了。另一份是求书报告，全文如下：
宋管教并转看守所：
本人酷爱读书，而号里几无书可读。我家中自费订有《方法》、《读书》、《英语世界》等杂志，是否能请家属送来一读？读好书是人生一大乐事，有好书，则窝头胜过馒头。如蒙允准，不胜感激！
404室良心犯 江棋生
1999年8月8日 报告由学习号交给管教之后，似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一个多月后，宋管教口头答复我，说是看守所正在筹建图书馆，等等吧。这种推诿式的拒绝并不出乎我的意料，我只是多少有些困惑：你建你的，我送我的，分明并行不悖；况且又是举手之劳、行善积德之事，为何就是不为？
求书不得，于是只能打起字典的主意来。好在号内有一本《新华字典》，我就开始逐字浏览。这样，好多生、冷僻字平生头一次一一打了个照面。但事后检查，真正记住的只占一至二成，倒是不少以前迷迷糊糊或知之不确的常识性东西，这下得到了澄清。此外，作为南方人，我有一个先天的弱点，就是对好多普通话中的口头用语不知晓、不会用；即使会说了，相关字词也不会认和写，这一回则有了突破性进展。此外，还顺便知道一些吴语方言也被字典认可了，如：噱头，打烊，戆头戆脑。
一进看守所，英语的听说读写就全部吹灯了。后来通过关系，从别的号弄来一本《牛津双解词典》，这样才又稍稍接触一点英语。几个月后，宋管教终于从别的号给我拿来一本马克．吐温的《汤姆历险记》，英语功课总算聊胜于无。 1999年12月，王丰父亲从济南用特快专递寄来《三国演义》，而管教将书又漏进来了，遂使我有机会在30多年之后，得以重读一遍这套古典名著。
不过，毛宗岗父子的批注乃是初次读到。作为传世之作，书中对世事沧桑、人生历练的描述可说是入木三分，深堪玩味；而毛氏之评说亦令人叹为观止。看来，中国人对人性中的不少东西是早已悟到且早已悟透，从中映出的聪明、智慧、狡黠、机贼与圆通自不必多说。留下我想说的有三点。一是反皇帝不反制度。群雄并起，都想当皇帝，但制度万万动不得，也没人权什么事，重要的是把专制政治给玩好。这说明中国人在制度创新上欠缺大聪明、大智慧。二是孙策凭直觉不信鬼神，且力排众议，当属难能可贵。然而，当今中国依然是信鬼神者众，我的同龄人中信者亦为数不少。
可见鬼神之事，恐怕只能是各信各的，强求不得。三是“平其气则谋”。这区区五个字，贯通多少人事！大至国策，小至奕棋，都是这个理。每个打牌、玩棋的人应该都有这样的体会：当由懊丧、激怒或其他原因导致气不平时，失算、漏算就频频出现，牌越打越糟，棋越下越臭，且难以自拔。总之气不平时，脑子就不好使。当谨记于心。
14、棋牌相伴
如果说，看守所里最缺乏的是自由，那么，最富余的当数时间。官司未打完时，就没多少好想好聊的；官司打完等着下圈时，就更是无所事事了。可以说，如果号内没有棋牌，真不知时光该如何打发，又不知会生发几多烦恼、几多纠葛、几多反常！每天下午5点至晚上9点，多数人都是在棋牌相伴中将日子打发，这段时光的基调是忘却心烦，寻乐得乐。
当然，乐极生悲也时有发生，这时，有人因赌气争执而打起来了。
号内的扑克是用公费从看守所小卖部订购的。所谓公费，是由家里来钱的人按月上交，供购买公用物品，如洗衣粉、洗涤灵、手纸等之用的一笔款项。一般每人每月交20元，以保证无钱的人也能搞搞个人卫生。如果家里不来钱，又没有人缘，那就连手纸都用不上，只能水洗屁股了。
号里人玩牌，一般是玩“拱猪”和“敲三家”。吃完晚饭收拾停当之后，或结对、或两两搭档在铺板上成一字儿排开。由于水平相当，又很投入，玩到忘情处，叫声笑声四起，有时竟成鼎沸之状，以致招来看守踹门示警。
一般情况下，是玩而不赌。但如果刚好白天买了方便面，于是便会赌面，“拱猪”出局的输家乖乖将面拿出来。无钱的人赌什么呢？他们赌喝凉水，赌弹脑壳，赌做俯卧撑。
我在外面已经多年不摸牌了。在号里，我有时会玩一下早年就会的 “打升级”，并尽量用心去打。在双方牌况相当的情况下，会有一番智力和意志的小角逐，打出一些机巧有趣的配合来。
冬日的一天下午，我更是遇上了一个或许可称得上50年不遇的小概率事件。当时我们打10，我做庄。在摸到的12张牌及另外拿起的六张牌中，竟没有一张主牌！我以为必输无疑了。然则柳暗花明，否中藏泰。稍一整理，发现手中竟有11张梅花，只缺梅花2，另外留下了黑桃Ａ，共12张。我先出黑桃Ａ，第二手就将11张梅花全部摊牌，两手就把对方给 “剃”了。号内人都惊呼，在他们的打牌生涯中，还是第一次遇见过如此奇特的牌形。
号内的棋类品种齐全。中国象棋、国际象棋、围棋都有，顺便五子棋也就有了。除曾经提到过的用纸片做成的棋子外，其余则皆由窝头
“面”做成。所谓窝头“面”，是将窝头捣碎后加上少许豆奶粉、棉絮和成的“面”。维族人赛义德捏出来的国际象棋，在昏黄的灯光下，几可乱真。我会下两种象棋，中国象棋是从小就会下。
我的故乡 ──常熟是个琴棋书画都较有名气的江南小城，常熟人惠颂祥曾经取得过中国象棋全国个人赛第四名的好成绩；象棋大师、江苏省棋院教练言穆江也是常熟人；我的四弟江华生曾经获得过江苏省职工围棋赛冠军称号。下国际象棋是90年春在秦城监狱学会的，由同居一室的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研究生陈见兴所教。
我在号内主要下中国象棋。近一年来，我花在下棋上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在外面50年中花在棋类活动上的时间。在外面，我只在星期六上午10:00～11:30看电视直播的象棋快棋赛，此外，每月或每两月与首都师范大学象棋协会的棋友下一次棋。在“平其气则谋”的状态下，我的胜率较高，可坐号内第一把交椅。第二把交椅则觊觎者较多，于是便互相叫板，赌起喝凉水和弹脑壳来。我记得河北饶阳县的人贩子段兴厂，由于屡屡输给山东人王丰，其额头上鼓起的包，足有半个鸡蛋大。
15、讼事实录
1999年6月26日，星期六，我身陷七处已达38天，不管是否下捕票，谜底都应该在今天揭晓。看守所与外头一样，也歇大礼拜，星期六、日，在押人员不用横成排、竖成行地坐板，可以在号内自由活动。
6 月26日这天，酷热难忍，号里人大多光着膀子，并时不时进水房冲凉，我和贵州人李刚则铺开棋盘，纹枰对座。大约10点30分，号门被打开，看守呼名后，我推枰起身：果然不出所料，来提我了！
几分钟后，我在预审室坐定。庞江开了空调，给我倒了杯白开水。我明白要下捕票了，就静等他开口。很快，他不紧不慢地说，检察院的批捕决定昨天才下来，因此今天来执行，涉嫌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并问我有什么要说的。我说，我知道要走到这一步，没什么要说的。我当时凭直觉感到，他们要在预审笔录上做手脚并不难，因此不想把我的态度留在笔录上。
简短的笔录经我签名、摁手印后，庞江随即拿出逮捕证让我签字。我接过捕票细读了一遍，包括读了上面盖有的公安局长强卫的大红印章，然后在签名一栏上重重地写下了“文字狱”三个字，继而在下一行再写上我的名字。庞江在一旁目睹，显得十分不快，张嘴埋怨我为何刚才不表示态度。我这才笑着说，这是我早就想好了的，这样的逮捕证或许会在历史上留下点意义呢。
我告诉他，1990年10月7日，我在秦城监狱接捕票时，写下的是一个大大的“冤”字，那张捕票上，盖的是苏仲祥的章子。当然，“文字狱”
三个字厉害多了，但并不是针对他的，只是由他把这个信号带上去而已。他无奈地喃喃了几句，将我送回监号。
7月25日，又是一个热浪肆虐的日子。下午2点多，由书记员宋俊杰出面，问我5月18日安均给我发传真的事。当时预审室内还坐着两个身着便衣的人，庞江有事外出了。我这才知道，河南信阳的安均也被抓了，坐在我面前的两个陌生人，便是河南方面的公安。安均由反腐败到反专制，当局以为把柄在握，就下手了。我由此担心，西安和长沙两地，是否也有人身陷囹圄？
9月9日下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一名书记员来到四区甬道口，我被告知，我的案子已经由公安局移送到检察院。她还告诉我，我有“请律师的权利”等。
9月22日上午，我戴着手铐第一次步出看守所大门，上了检察院第一分院的囚车，到八宝山分院所在地接受检提。提讯室在地下一层，与地下停车场毗邻。检察官李磊森五十开外，书记员白欣染了黄发。我坐定后，李磊森让法警除去我手上的铐子，说：“这样来谈，好一些。”检提所问的几个问题，都是有关两篇文章的事。
一篇是96年2 月李晓平写的《关于和平地实现中国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几点思考》，另一篇是99年4月我写的《点燃万千烛光，共祭“六四”英魂》。从其所问，我知道了起诉书将会是什么样子。最后提到请律师一事时，我当即指控公安局违法剥夺我的权利。李磊森听完指控后面无表情、不置一词，没有呈现一星半点法律监督的冲动。我明白，这就是国中老百姓常常遇到的“说了也白说”的情形。我的态度是，白说也要说，说的人多了，或许就会起作用。我告知李磊森，我全权委托我妻子为我聘请辩护律师一名；究竟请谁，由她决定。
99年10月11日下午，我在看守所律师楼见到了莫少平律师和他的助手王刚律师。我以前没有见过莫律师，只知道他曾为方觉辩护过，出于对妻子的信赖，我毫不犹豫地在委托书上签了字。很快，我发现与律师的交谈和沟通不存在任何困难。我们谈了情，谈了理，谈了法。
我略带惊讶地知道了两件事。一是我妻子从未接到我被刑拘和逮捕的通知。二是律师在我的案卷材料中没有见到任何预审提讯我的笔录材料。好在他们没敢抽换逮捕证，在我所见到的逮捕证复印件上，“文字狱”三个字象一颗正义的钉子，将捕票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最后，我读了一遍公安局写给检察院的“起诉意见书”，上面建议拿《思考》、《烛光》两文来给我治罪。而莫律师也已有了他的倾向性意见：那些“犯罪事实”完全站不住脚，准备为我作无罪辩护。“当然”，他说，“辩护意见必须针对检察院的《起诉书》才能正式形成。”
由于我的案子纯粹是当局强加的政治迫害，相应的司法程序实质上只是过过场而已，因此，请不请律师原是两可的事。再说，我不仅能在法庭上自己为自己辩护，而且还有能力“自卫反击”──据理申斥文字狱的制造者。那么，我为什么决定要请呢？我之所以要请律师，主要目的是想增加当局黑箱操作的难度，使本案有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历史见证人。说心里话，我并不奢望律师会冒着风险完全实话实说。
因此，那个秋日下午，莫律师用十分平和的语调所表明的态度，直使我胸中漾起一脉感动和感激之情：莫律师和王律师肯定能从我的眼神和表情中看出来，尽管我并没有说出来。
10月20日，我通过宋管教向驻看守所检察官递交了控告信，控告公安局践踏
我请律师的权利、我妻子知晓我被刑拘和逮捕的权利和我妻子代为聘请律师的权利。
10月21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名书记员来到404室门口，向我送达《起诉书》副本，并告知“十天以后随时开庭”
16、开庭前后
号里人浮游尘世，见多识广，但却从未见过针对政治犯的起诉书。因此我一回号，他们就要过起诉书争相传阅起来，并且马上就议论开了。
“这算犯的哪门子罪呀！”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写篇文章就给加顶那么吓人的大帽子！”
“人权人权，连说话权都没有！”
“不是亲眼所见，我真不敢相信共产党还在这样把人往死里整！”
10月29日上午，莫律师再次来到看守所，告诉我11月1日就开庭。当时我觉得，法院赶在起诉书刚下第十天就开庭，表明当局似乎拿定了主意，要速判速决。其实，我也希望尽早对簿公堂，一是能见到亲人，二是能留下一篇经得起检验、无愧于历史的辩护词。
辞别律师回到号内，我就潜心推敲早已打过多少次腹稿的辩护词和最后陈述来。我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是，自我辩护一定要浩气在胸、正面迎击；思路清晰、逻辑严密；言简意赅、打中要害。最后陈述要出自肺腑，有情有义。为了避免被审判长动辄打断，在遣词行文上还要注意拿捏得当，不能意气用事。
10月30日、31日两天，是休息日。在这两天中，我从容敲定了自我辩护和最后陈述的最终文本，并决定开庭时不带片纸，以正气和辩才在法庭上反客为主，将迫害者置于被告席上。号里人则忙着帮我洗衣裤，还张罗着给我找合适的鞋子，并嚷嚷着要为我制作领带；还有人主动替我值夜班，以保证我精神饱满、器宇轩昂地拿下这场真正的官司。
99年11月1日，刚用过早餐，监门就被打开了。尽管我早已穿戴整齐，但王丰还给我递来了毛背心，张志力为我披上了棉大衣。我高举右手，向全号打出一个“Ｖ”字，转身迈步出监。
那天，去一中法开庭的有六人。法警将我们带出看守所北大门后，一个被人称作“老大”、身着皮茄克的人将我单独留下，而让其他五人上了依维柯囚车。稍后，我被带上一辆警车，看押我的两名法警抱怨说，为了我的事，他们连早饭都没吃上。他们告诉我，7点不到，公安局的人马就开到了一中法内外实行警戒，他们也随即集合起来，驱车来看守所提我。我清楚，当局的政治犯恐惧症又犯了。不一会儿，“老大”上了警车，坐在驾驶座上。他对我说，他必须万无一失地完成上头交办的任务。旁边的法警告诉我，“老大”就是他们法警队的队长，48岁。只见“老大”频频用手机通话，等候出发指令；直到 8:30左右，三辆警车和一辆囚车才鸣响警笛，驶离看守所。由于实行了交通管制，因此一路绿灯，畅行无阻。在途经的各个路口，都聚集了密密的车辆和行人，他们因早早亮起的红灯而被迫驻足等候──他们不会清楚，当局如此劳师动众、草木皆兵，乃是为了对付一个敢说真话的良心犯！
为了避开早已聚集在法院西门外的关心我的朋友和记者，车队没按惯例走西门，而是从一中法的北大门驶入，在中央大楼的一道边门处停下。
在囚车上的五人被先行带入大楼之后，我下了警车，被带到楼里的一间暂押室内，解开手铐。我脱下大衣，一个人在里头慢慢踱步。尽管很快就要见到亲人，很快就要作为一名“被告”而平生头一次走上法庭，但我的心绪却出奇地宁静，宁静得连自己都难以相信。
几分钟后，法警打开暂押室的铁栅栏门，传我上堂。法庭离得很近，我走到门口迈入第一步，就督见了坐在仅有的五个旁听席最右端的妻子。她带着眼镜，显得瘦削，冲我点了点头。我点头示意后，又扫了一眼另外四个派来占座的旁听“群众”，微微一乐，径直走向被告席。这时，审判人员、公诉人、莫律师和王刚律师都已正襟危坐，一场无奈的、虚伪的“公开”审理就要开张了。
…… 约莫二个小时后，当我的最后陈述进入尾声之时，旁听席上突然爆发出一阵掌声。我确知掌声来自亲爱的妻子。恼怒的女审判长立即指使法警驱赶她。我转身目送妻子步出法庭后，压住怒火，继续进行陈述。最后，我对法庭提出强烈抗议，抗议其掏出红牌驱逐我妻子的粗暴行径。
闭庭之后，我被带到暂押室甬道中，“老大”让我临时占用法警值班桌椅，以便进行最后一道程序──阅读“法庭记录”。书记员的手工笔录明显跟不上庭审进度，尤其对被告人的自我辩护和最后陈述，记得更为简略。我对书记员当面提出上述看法后，给了她一个面子，签了“大体无误”四个字。而几乎是刚放下笔，就见法警忙着要把我先送回去。我说：“还有五人没完事，就不等了？”“老大”说：“不把你先弄回去，这一路上多少警察该吃不上饭！”我笑了，说：“现在我回去，早过了七处开饭的点，按规矩，来这儿开庭的，一中法都管饭，这次也得管我的饭呀。”“老大”也乐了，说：“你倒打听得仔细。得了，给你拿个包子和鸡蛋，优待一下。”
由于路上又是交通管制，两辆警车驶出法院北大门后，如入无人之境，一路疾行直抵半步桥。很快，我就由法警在四区甬道口交还给值班看守。走在长长的甬道中，我和看守聊了几句开庭的事，他则叹了一口气，说：“咳，你真犯不上，民不与官斗么。”我回答说：“什么时候官不与民斗了，中国才有希望呢。”
我一进404室，已经铺板午睡的号里人可就躺不住了，而我则更是全无睡意，于是便将开庭情形绘声绘色地详述起来。我告诉他们，搞文字狱的人有多心虚：一是让我坐警车而不是囚车；不知是怕劫车，还是怕媒体？二是不进西门进北门，躲开人群和媒体。三是旁听椅给撤剩了五把，搞事实上的秘密审理。我说，我的心愿是搞现场直播才合适，才过瘾，而官方却特别胆小，害怕公开，拒绝公开。
这时，顺义人张春华说，他今天与同案人一起去高法接受讯问，在进、出西门时，见到马路两旁聚集了不少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同一个地方）。我对他说，那里头一定有不少是我的朋友。我提到作为公诉人的检察官在堂上一点底气也没有，被我和律师驳得涨红了脸，相当尴尬；作为审判人员的法官则是例行公事，敷衍任务；而我的律师则有理有据，声音宏亮、清晰、抑扬顿挫，起诉书存在的“指控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两大毛病都被他一一揪了出来。我介绍了自己所作的成功的辩护，并大声复述了部分辨词。我说，由于审判长多次无理打断，致使我不得不提高语速，从而给一场事实上的反诉及反审留下了些许缺憾。
最后，我谈到了法庭上响起的令号里人啧啧称奇的掌声，讲完了一个他们从未经历、也前所未闻的开庭故事。这时，号里破天荒地响起了一片赞叹声、掌声和敲板声！而这时，看守所的监控室也发现了404室的故事会，只听得甬道中响起一阵匆匆的脚步声，看守赶来敲门，并打开观察孔对我说：“行了行了，赶快睡吧。”
17、巧遇校友
由于人满为患，北京市看守所从98年8月23日开始，问朝阳区看守所借了20个监号，凡是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二分院起诉的被告，就要由七处解送到那儿关押；等他们接到二中法的判决书后，再押回半步桥，打二审官司。
1999年10月25日，中午时分，404室调进了六个从朝阳所过来的人犯，其中有个戴眼镜的经济犯，个子不高，胖胖的，与人相处颇有自来熟的味道。由于很快就午睡了，下午又是坐板，因此我一直没能和他说上话。晚饭以后，学习号华岩突然高声叫我，说来了一个人民大学毕业的，是你校友。我过去一瞧，就是那个胖子。铁窗之下会校友，双方自是一阵惊喜，一阵感慨，接着就坦怀无束地聊开了。
胖子叫张志力，云南昆明人，89届金融专业毕业硕士生，因为积极参与学潮，被延期一年毕业。然而，由于档案经好心的老师作了“处理”，他居然被分到国家旅游局去了。我和他在89学潮中未有接触，但都认识张洪江──一位学运积极分子，人大硕士生，毕业分回江西后，因不堪忍受进一步的迫害而上吊自裁！十年之后，不意重提这件人间悲剧，直令我俩悲愤莫名，长叹连连。胖子当上旅游官僚后，吃喝玩乐，逍遥自在。几年后，又被派到旅游局下属的一家投资公司，握有实权。胖子坦率地承认，在巨大的既得利益侵淫下，他从一个对现行制度进行过批判性思考的青年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维护现行制度的分肥者。由于胃口越来越大，终于东窗事发：挪用公款1,500万元且无从追回，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看得出来，张志力属于那种想得开的人。仕途断裂，重刑加身，却照样能吃能睡，爱玩找乐。他打“拱猪”是一绝，又见缝插针学下国际象棋。几天以后，他开始白天作“桥牌入门”讲座，晚上指导我们配对试打。我的全部桥牌知识，就是从他那儿得来的。他为官数年，精于此道，我学到的，当然仅是一些皮毛。此外，他还是一位古诗词爱好者，常常踱步斗室，低吟浅唱；号内流传“七笔勾”，他见到后，先是评点有加，后又执笔改写。可以说，这个精力充沛、不修边幅的胖子的到来，给号内平添了几分热闹、几分情趣。
共同相处增进了我俩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有一天，他很认真地对我说：“共产党气数已尽。”我感激他对我的信任，但我知道，多年来他已不读有关理论书籍，这个谶语般的结论从何而来？因此我马上问他：“此话怎讲？”他说，这来自他亲身经历中的感悟。他告诉我，他在朝阳所期间，有好几个要求加入共产党的穿制服的人，请他代写入党申请书和思想汇报。他雄辩地说，连这些个“积极分子”都如此看低看贱共产党，以致竟让“罪犯”代笔而亵渎共产党，你看共产党还有什么气数？
有意思的是，我后来发现，张志力在提到毛泽东时从不直呼其名，而是带有较浓的个人崇拜的神色和语调。我几次想直言相问：“这是为什么？”但终于未能开口。
1999年12月8日，他离开七处，去大兴团河的南大楼转运站。他曾经对我说过，他很可能回故乡昆明服刑，并在昆明开始演绎他新的人生。
序：九九冬，滞七处，逢江君诸公。言订旧度新，传以乞雅正，然，乐为之。
张志力 （1999年11月11日）
半步桥头，雾霭氤氲煞气稠。
獬豸抚角忧，魑魅魍魉吼，千般镣黯锈，咫尺飘尸臭。
一入斯门，此生便罢休。
因此上，把浪子回头一笔勾。
遗恨难休，养育之恩何以酬。
却念旧风流，门楣今蒙羞，病榻莫能守，遥拜魂西游。
凄凉荒冢，愧疚泪长流。
因此上，把孝子贤孙一笔勾。
思念佳偶，花前月下相携手。
心仪两相印，誓言共皓首，一朝成楚囚，愿她自由走。
黄连苦酒，孑然饮已够。
因此上，把夫唱妇随一笔勾。
伫斜阳久，悄垒河畔青青柳。
依依儿正幼，茫茫街孤游，不惧衣单陋，惟有失教忧。
子非仲谋，终是父咎由。
因此上，把望子成龙一笔勾。
义气千秋，披肝沥胆同剑酒。
桃园金兰友，今日还在否？不抵威逼诱，奈何他人诟。
易水燕侠，作古何悠悠。
因此上，把红尘知交一笔勾。
年华豆蔻，一任春风拂锦绣。
宝马陌上路，飞鹤九洲渡，香歌满画楼，幽欢牵心头。
几番风月，可堪叹再有。
因此上，把红粉知已一笔勾。
丹心白手，天地人鬼尽摹透。
悲欢离合苦，进退荣辱愁，青山遮不住，大江奔热流。
不入斯门，不经沧海不英雄。
因此上，囹圄下把逍遥世外、蹉跎岁月一笔勾。
18、轮子孙巍
我在写于1999年5月上旬的《五四前夕读报随想》一文中，提到了4月 25日两万多名法轮功练功者令人叹为观止的中南海静坐，并且点出了当局的报复行动：立即收缴《法轮功》书籍。
以后的事态表明，对于民众的抗议行为，哪怕是静静的、无声的抗议行为；对于民众的不便或不能纳入其控制之下的自组织行动，共产党至今没有什么新的思维和新的对策，所祭出的，还是它的老套路：打压。
在国务院信访办出面对法轮功练功者进行了几次安抚和愚弄后，大规模的、赤裸裸的打压就揭幕了。7月22日，“法轮功”被打成“非法组织”而遭公开取缔。10月，“法轮功”又被扣上“邪教”帽子而置于死地。我明白，在看守所里遇见法轮功弟子的一天日益临近了。
1999年11月9日晚上，404室进来了一位法轮大法的信奉者，丹东人孙巍。一问才知道，抓人的事早就发生了。小孙97年毕业于辽宁大学计算机系，后在中关村一家电脑公司打工，4月25日参加中南海静坐后，很快就被刑事拘留，关在炮局（北京市公安局公交分局看守所的别称）。在关满30天时，是办了取保候审出去的。10月底，他从因特网上下载了一些关于法轮功的资料，复印了200来份，给北京市公安局和所属的各分局各派出所寄去，也给少数亲朋好友寄了，这一下就给直接抓到七处来了。
小孙比较瘦小，戴眼镜，面相显善，号里人都叫他“轮子”。大家问他为什么对法轮功“执迷不悟”。他说，他在辽大读书时患有失眠症，十分痛苦，经人介绍练习法轮功后，很快不再失眠；进而再读法轮功的书，里头劝人向善不行恶事，他就把自己偷骑的一辆自行车又还回原处了。一步一步地，他就对“李老师”（他从不对李洪志直呼其名）说的越来越信服，认定“李老师”就是比常人要高不知多少个层次。号里人相信“轮子”说的是实话，但是，他那种对待法轮大法的痴迷和对李洪志“保持高度一致”的拜服，却让人大不以为然。号里人一向牛得很，有事没事常拿天皇老子、政客明星开开涮，这次当然不会轻易买李洪志的账，于是问题就象连珠炮似的射向了小“轮子”：
◆你们的法轮到底啥模样？几斤几两？
◆李洪志治好罗锅可是真的？
◆能不能让‘李老师’搬运一些肉包子来？
◆李洪志比如来佛层次都高，为什么还要改生日？
◆弟子落难，李洪志为什么不回来搭救？
◆“鲶鱼嘴”对法轮功如此无情，李洪志为什么不发发功，让他10月 一日阅兵时浇个透？（号里人见江泽民的嘴长得象鲶鱼嘴，因此给 他起了这个绰号）
◆…… 令大家赞赏的是，面对所有这些问题，小“轮子”都讲究真善忍，不急不恼，语气虔诚地一一给出他的说法。不仅如此，晚上躺下后，他还对或好奇、或扳杠的左邻右舍不懈地进行传道护法，低声细语说上几小时。总的说来，“轮子”在号里处得还不错。当然，他被大伙讪笑的事也有好几桩，这里且举两例。一是他自称能接收宇宙中的高能量物质，然而又比谁都怕冷，根本不敢洗凉水澡，于是不仅引来阵阵讥讽，后来还被轰下板来，勒令去水房擦身洗脚。二是他来到404室后，赶上有几次吃土豆，他端起菜碗，满脸认真地发问：“这土豆怎么连皮都不削？”大伙一阵哄笑后，对他说：“你再瞧瞧，黑斑都没去，还给你削皮？”他摇摇头叹息道：“真不讲饮食卫生。”于是，边吃边吐皮，大家吃完了，他才吃一半。
1999年11月11日晚上，我和“轮子”进行了第一次认真的对话。然而交谈不久，我调整得很到位的宽和心态就失稳了：由于分歧太大，我忍不住不时起急。我只得提议只摆分歧不作争辩，并拿起笔记下了15 条分歧，声称各自保留，以后再议。我对“轮子”说：“我不能苟同法轮功教义中的许多说法，包括那个什么都能忍的‘忍’字。如果有人践踏你的人权，侮辱你的人格，你也忍？忍有个限度，应当有忍无可忍的时候，否则就有奴才之嫌了。
当然，官方给法轮功扣的四顶帽子、定的四反结论则完全是枉加罪名、蓄意迫害。法轮功只是忧人类、忧社会。说它反人类，反社会，这可是弥天大罪，虽纳粹之恶也不过如此。至于反政府，法轮功还没走到这一步，它只是请原和变相请愿。而且在我眼里，反政府并不是罪名，而是公民的权利。就连共产党自己，不也是反中华民国政府起家的么？要说反科学，这有点贴谱。然而，科学并不享有不受反对的特权，反科学不是罪名。”听完我的话，“轮子”对我说：“虽然我俩之间分歧不小，但比起政府来，你看待法轮功的态度要客观公正得多。打压法轮功，肯定是一桩大冤案，魏公村下6月雪就是明证么。” 在这之后，我与“轮子”还就“法轮功是否反科学”和“法轮功是不是邪教”分别进行了几次争论和论证。
2000年1月12日，“轮子”被转押海淀区看守所，离别时我俩互道珍重，约定出去以后再好好讨论。
附：15点分歧 孙巍、江棋生
１、人之初、性本善人之初、善恶共存
２、意识本质上也是物质倘如此，则物质如何定义
３、植物是比人还高等的生命正相反
４、史前文化存在有可能
５、月亮是史前人类造的痴人说梦
６、进化论是完全错误的进化论有缺陷
７、人类的主要高科技成果来源于人类的发现和发明来源于外星人
８、气功是超常的科学气功是非科学或前科学
９、实证科学的基点是错误的，是特别合理的即观察和实验作为其基点是错误的
10、四维时空以外的另外空间如果存在，只存在于极其是肯定存在的微小的时空尺度之内，与李洪志无涉
11、宇宙的本性是真善忍，迄今为止的证据只支持万事万物先天都具有宇宙的本质是运动，万这个本性事万物都运动
12、比人类更高级很多很可以作这样的猜测多的生命是确实存在的
13、人的特异功能是确实存在的还有待确认或否决
14、人的一生大体上早已被不赞成这种剧本先定的宿安排好，个人奋斗只能命观点、演员观点。改变小的方面
15、实证科学弊大于利利大于弊（到目前为止）
19、电锯高铄
1999年11月11日下午，天阴沉沉的。3点来钟，号内调进了两个带脚镣的人，一个来自海淀区看守所，叫刘波，山东威海人，涉嫌杀人、盗窃，长一身牛皮癣；另一个来自西城区看守所，叫高铄，家住小西天电车公司宿舍，杀人后用电锯分尸并抛尸护城河。“牛皮癣”和
“电锯”的进号，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骚动。前者让人畏而远之，后者则令人感到恐怖和好奇。当天下午，还有不少看守赶来404室，站在门口往里一通瞧，为的是看一看“电锯”到底长的是什么模样。
高铄进号时，身穿一件土灰色羽绒服，寡言少语，目光呆滞。然而，要说他长得象歹徒，那可是一点儿都不靠谱。他是75年生人，个子较矮，但脸部白皙，眉清目大，曾在西城一家民办大学读完了大专课程，案发时在中青旅证券公司上班，收入不菲。我们问他：就是你，用一把电锯搅动了京城？！他脸无表情点点头，并不说话。
几天以后，他显得较为适应和放松了，慢慢给我们讲了他的事。
由于业务关系，他所接触的，都是远比他富的人。久而久之，心痒难忍。在发财欲望的烧灼下，他选择了靠山吃山的致富之路：盗卖客户股票。99年5月，他卖掉了一客户价值20万元的股票，并临时雇人在西四一家银行将钱取出。岂料雇员见钱眼开，要将酬金从5,000元加码至五万元。他将雇员带至车公庄二号楼十层的一套住房内，经两天讨价还价未能了断，遂起意结束对方性命。在雇员于深夜熟睡后，他恶从胆边生，用铁锤猛击其头部而将他送了终。尸体在屋里放了两天后，他借来电锯动手肢解。
当天晚上10点多钟，他将两条大腿打包，出门打的去永定门，准备抛入护城河。谁知刚下出租车，就冷不丁地遇上一伙联防，并被不容分说地带至联防值班室。他说，突然大难临头惊出一身冷汗后，不知怎么却很快镇静下来了。在几次要他开包接受检查的危急情况下，他都面不改色地对付过去了，当然，后来想想还真是后怕。最后，他以“去爷爷那儿取了身分证再回来拿包”为由，故意缓步走出值班室，上了马路。待拐过一个小弯，他立马撒腿就跑，跑出大约一站地左右，气喘吁吁地打的回到车公庄，急步上楼将躯干和头颅打了包，一刻未停就又下楼打的直奔德胜门，总算神不知鬼不觉地顺利抛了尸。
我们问他，我们听着都觉得瘆得慌，浑身起鸡皮疙瘩，你用电锯锯人就不觉得瘆得慌？他说，一个人将尸体扛出去，他扛不动；如果叫别人来帮忙，那就更坏事了。想了两天头都疼了，实在想不出招，就硬着头皮这么干了。我们又说，那天你走后，永定门联防一旦将包打开，还不炸了窝？还不惊出精神病来？！他依然脸无表情，轻轻说，那是肯定的。就这么面对面、眼对眼地听他说了，也问了他了，但我们却还是很迷惘：人这个东西，真是够你琢磨的。说实话，至今我都难以把这个脸上没有一丝横肉的小矮个，与丧心病狂残杀同类的恶行挂起勾来。
后来，我和高铄又单独细聊过两次。他说，他的父母和我是同辈人，就他这个独生子，他这次出事是对父母的毁灭性打击。为什么图财又害命呢？他说原因有两条。一条是他信奉拜金主义，自己的心态被追逐财富的欲念腌制过了。第二是他所见到的“先富起来”的人，大都是靠巧取豪夺所成，这种不公正的“生态”给了他深深的刺激。他说，你要写，就把这两条写全了，缺一不可。
2000年1月24日上午，高铄接到了起诉书。不出所料，上面列有“一特两极”：后果特别严重，手段极为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看守所里流行一句话，叫做：一特一极，生死难测；二特一极，必死无疑。他被打上“一特两极”，所面临的，只能是与死神相拥、别无他哉的命运。
2月中旬，他去一中法受审，他的一个叔叔去旁听；他父母心都碎了，不想也不敢去见他。
3月20日上午，他去法院接一审判决书。行前，大伙都清楚，他接的肯定是死票。下午，他被破例允许回号收拾东西时（某看守是他的“托”），已经按死囚待遇戴上了前揣，并将在“死号”中度过他按月计算的最后时光。我从被垛中抽出他的被褥，递给了他。当我用目视与他作最后的告别时，他脸上露出了一丝惨淡的苦笑。
4月下旬高法开庭审理时，高铄使小聪明，当庭“晕”倒在地，于是被迫休庭。
6月14日上午，高法再次开庭，高铄又一次适时“晕”
倒，导致再次休庭。同号郝卫军当天去高法接二审票，与高铄同车往返。小郝告诉我，高铄被架回“笼子”（法院中的候审室，状如笼子）后不久就“清醒”了，大呼小喊地说：法官大人，我冤枉啊！在回程路上，高铄已经一点不晕了，还问小郝“江老师接票了吗？”
7月初，我们知道他已经“晕着”上路了（上西天之路）。
20、疑罪从有
陈向龙，陕西富平人，号里都叫他龙哥。99年12月下旬，他被一审判处死缓，由朝阳所转来七处，分到404室。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个子，是我所见到的在预审阶段就不认罪，直至上了法庭依然不认罪的两个刑事犯之一（另一个是安徽人胡秀朋，也是小个子，脾气倔，外号
“胡一刀”）。
陈向龙在98年8月6日被丰台区刑警队抓获，当天，在刑讯逼供下，曾经供述“杀害同屋人李和平”的事，之后随即翻供并再未改口。他被递解到北京市看守所后，继续否认自己杀了人。为此，他受尽虐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七处的预审将他提出去后，竟然三天四宿不让他回号，这期间，只给他吃了一个油饼和一个鸡蛋！除不准躺下休息外，他还被罚面壁而立，鼻尖几乎贴至墙面，每次时间长达六小时以上，不准挪动一寸。他的肩胛处和颈项处，被烟头烫了数十次。预审不得不将他送回号以后，管教又马上提他，见他依然不认罪，就不由分说地给他戴上戒具，并交待号里人“想办法让他正视正视”。而这区区一句话，却又使他不知遭了多少罪！龙哥对我说，他对死早就无所谓了。他经历了好几次生不如死的折磨，他说，他事实上已经死过几次了。
几天以后，我问龙哥要过他的一审判决书。我惊讶地发现，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他杀了人；间接证据只能表明他有重大嫌疑，而决不能据以认定他就是杀人犯。我认为，如果真“以事实为根据”，这个案子根本就判不下去。然而，二中法居然照判不误！不过，判是判了，判官心里并不踏实。因为，如果真是“证据确凿、充分”的话，对一个如此猖狂地拒不认罪的杀人犯，又怎么能从轻判处死缓、不判死即呢？号里人见过类似的判例，他们说，这叫保守判决。就是说，给龙哥留一条命，万一龙哥没杀人，还不至于无可挽回。而我认为，所谓保守判决违背现代法理，是搞疑罪从有。而根据疑罪从无原则，如果证据不足，就应当放人，不能判个大概其！我对龙哥说：你应当上诉。他们凭什么定你杀人犯？！龙哥看了看我，翻了翻白眼，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操着陕西话慢慢告诉我：法轮功的人那么善，那么与世无争，也要被他们抓起来，他还能指望什么呢？他决定不上诉。他已心冷如灰，说官司没法打，小流氓斗不过大流氓。 2000年2月24日，陈向龙一天只吃了半个馒头，没说一句话。接下来的25、26、27号三天未进食，不听劝，不说话。28号早、中餐又未食。28号下午，龙哥被管教提出去，再未回号。大伙都认为，龙哥此举不象是意识清醒的绝食抗争，而是很象精神病发作。为什么？他四天粒米未进，脸部明显瘦削，发黑，眼睛深陷，但奇怪的是，却无半点痛苦表情流露。大伙无一例外地对龙哥心怀同情，同时，胸中也是悲愤有加：如果是因冤案而使一个好端端的人精神失常，那可真是个大悲剧呵！
21、留言万金
一个人被抛入看守所后，他的通信权利也就随之被剥夺了，尤其是所谓未决犯，根本不允许向家里写信。唯一能向外界通点信息的，是每月一次发出一张要款条，向家中或向朋友要钱。而你能见到的全部亲人信息，不过就是送款条上送款人的签名而已。当然，与外界隔绝音讯的禁律在“有托”的人身上是不起作用的。“托”可以将口信或书信作双向传输，这种“托”称为“空气托”（还有“水托”：能将食品带入或安排会见的“托”：“实托”：能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
“托”）。对我来说，既无托可走，又无特异功能，而对亲人和朋友的思念却萦绕于怀，难于排解。怎么办？还是那句老话，天无绝人之路。号里人有家住北京远郊区县的，有外地的，他们所收到的钱款，均由家人或朋友从邮局汇来，看守所设专人将汇款单送到号里，让收款人签字。绝大多数汇款单的“简短留言”栏中都是空白，但我无意中瞧见，门头沟人胡学忠的妻子却写下了十来个字，传来了弥足珍贵的一泓亲情。我突然灵机一动：我不也能试试让妻子寄钱而不是送钱吗？
1999年12月20日下午，送款的女警官打开监门，呼我和另外两人的名字。我隔着铁栅栏门接过汇款单，就见“简短留言”栏中写满了密密的蝇头小字。我扫完一遍，便冲动地、不假思索地将“留言”撕下来了。待我签上字，将单子交还给女警官时，她皱着眉头说：“怎么留言栏没了？”不善作假的我，一时语塞。好在同号人挺帮忙，在门口的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谎称“汇款单送来时留言栏就没了”，将女警官的追问搪塞过去，遂使留言条得以珍藏至今（以后各次留言皆未能撕下）。女警官走后，我把条子拿出来，展平后细细重读。
留言是妻子于11月26日汇款时写下的，全文如下：“这个月怎么不见你的要款条？高墙隔开了我们，但它隔不开我们的心。不管将发生什么，我都会陪伴着你，直至永远！我们均好。江枫学习也很努力，请放心。朋友们都想念你。“我刚读完，眼眶里突然泪水涌动，难以自已。坐牢逾七月，家书抵万金！这份家书，带着发妻的至爱真情，穿过四重铁门，将两颗隔不开的心紧紧系在一起。那夜，我心潮起伏，无法入睡。我与妻子相识24年、结婚20年来的相伴相依，滚动映现，历历在目。
妻子于50年12月出生在江苏常熟。她在学前小学读书时，父母调苏州工作，于是全家迁往姑苏，住临顿路建新巷29号。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她在苏州市一中读初二，由于父母皆成“走资派”，她只得当个“逍遥派”。68年，她与同班同学插队于昆山县城南公社团结大队。72年，她回到祖籍常熟县梅李公社塘桥大队，成了回乡知识青年。74年底，她到常熟县纺织机械厂当车工，户口仍在乡下，身分还是知青。75年春夏，经我的中学校友、退伍后在纺机厂工作的陆正芳的热心牵线，我与她相识了，并开始共同编织了一个曲折的、带有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至今，她当年的工厂小姐妹们，如高美华、金雪英、张敏亚、秦凤英、穆桂英等谈起我俩的事，还依旧津津乐道，如数家珍。78年春，我作为一名77级新生进了北京航空学院。78年夏，她从常熟被单厂抽调回苏州，在南门商业大楼工作。
1978年冬，作为一个30岁出头的在校大学生，我的结婚申请报告通过特批盖上了北航的印章。1979年春节前夕，我们在苏州领取了结婚证书；80年春节，我们在常熟举行了热烈、欢快、突破俗套的结婚仪式。在那个年月，通常人们结婚，也就是把亲朋好友叫来吃顿喜酒，发发喜糖而已。而我俩则另加了不少小节目，直乐得来宾前仰后翻。此外，还有专人照相，配上闪光灯助兴添彩。有好事者还特意写了婚庆贺词，先由苏仁炎用普通话朗读，再由沈国放译成英语──满堂宾客撂杯停箸，洗耳恭听。总之，我俩的婚宴标新立异，效果甚佳。81 年春，她与人对调来京。81年11月10日，我们的儿子江枫来到人间。
从82年春开始，我们朝相伴，夕相守；共患难，同欢乐。工作之余，她读完了中专，又通过严格的自学考试，获得了档案管理专业大专文凭。
自结识至今，风雨同行，24年过去了。这24年来，我俩相知益深，情守愈笃；24年来，我俩形神相随，心心相印；24年来，我俩认朴求真，生死相许……
2000年1月中旬，我收到了第二份留言，回忆如下：
99-11-26的汇款是否收到？我不喜欢冬天，但冬天到了，春天也就不远了。我想念你，更想见到你。朋友们都问你好。家乡的父母、弟妹、朋友都能理解你。
2000年2月底，我收到第三次留言，回忆如下：
回家过春节，一切顺利。年初三与游水、居士、刮金等朋友相聚，他们都很关心你、想念你。爸爸行走不便，但头脑清楚，他执意给了我一笔钱。我妈身体还可以，你母亲身体不错。弟妹都不错。02-26江枫将去考TOEFL。
2000年3月底，我收到第四次留言，回忆如下：
五件套〔１〕我早就让朋友欣赏了。去年11月10日我给“疯子” 〔２〕寄去了一份。近来有人告知了你在里面的情形。我们分手已整整十个月了！ 2000年4月29日上午，我见到了莫少平律师和王刚律师。莫律师告诉我，由于超过法定期限不下判决，他已向一中法递交了书面报告，要求变更对我的强制措施，改羁押为取保候审。王刚律师则告诉我，江枫已通过会考，两门“优”，其余是“良”。
4月29日下午，我惊喜地收到了儿子写来的留言，字迹清晰、工整，回忆如下：
爸爸， 我已通过会考，正准备“一摸”。春节回老家，亲人很关心你。快一年没吃到我家的传统大餐──西红柿、鸡蛋、榨菜面了，但那味道，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我和妈妈生活很好，很正常，请放心。
爸，我永远支持你！ 儿 江枫 04-17
读完儿子的留言，我的眼眶中又一次泪水涌动，不能自已。儿子对我的理解超出了我对他的期许，身高1.83米的他，开始展示精神的成熟和人格的光华，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不可替代的慰藉。
人说“知子莫如父”，我愧对。我太注重自己的事，对儿子关心少，操心少，了解少。对他的长处，我能道出三条，真诚，自立，节俭，其它就不甚了了；对他的短处，我能说上两点，少奋发，欠刻苦，其它也是不甚了了。此外，我也不甚清楚，他对我的选择，是何看法，作何评价。我只是相信，我的“落难”会激励他，鞭策他，有利于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年以后，他给我带来了意外的惊喜，我这个牢就坐得更踏实了。
１、指我在法庭上的自我辩护等五篇材料。２、指朱镕基。时有民谣，称江泽民为戏子，李鹏为傻子，朱镕基为疯子。
22、时有孤独
在所有被关押的人中，政治犯是最踏实的。他不仅心中坦然，而且事业没有中断。然而，作为一个因身分而受到尊敬，因人品而广结人缘的人，在继续我的事业的过程中，却时有困惑，时有烦恼，时有孤独。经过一段时间的细察和静思，我确认，症结在于：我是崇尚非暴力，赞成和平演进的，而我所面对的特定群体，在他们的脑瓜里，却有着中国暴力文化和共产党斗争哲学的最深积淀！
在号里，你要是谈到官僚风流、名士堕落，你绝不孤独。你要是提及贫富悬殊、社会不公，你绝不孤独。你要是谴责刑讯逼供、司法腐败，你绝不孤独。我曾将一首外面见到的《七律．长腐》唱给大伙听，众皆曰：贴谱。经我略加改动后的《七律．长腐》是这样的：
官军不怕应酬难，万杯千盏只等闲。
五粮水鱼腾细浪，洋酒龙虾走泥丸。
韩国烧烤浑身暖，歌厅包房蓝带寒。
更喜小姐白如雪，三陪过后尽开颜。
然而，当话题推进到“如何变革中国？”时，我所提出的非暴力主张立刻显得孤掌难鸣，而七嘴八舌、应者甚众的主张，则是以暴易暴、造反有理。下面，就是我与他们之间所进行的一场典型的对话。
众：对付共产党，非暴力没戏。
我：那东欧怎么有戏？苏联怎么有戏呢？
众：在中国肯定就没戏！
我：那台湾走向民主又怎么说？
众：那是国民党开明，大陆是行不通的。
我：大陆再来一次官逼民反、改朝换代，有意义吗？
众：甭管有意义没意义，改了再说，换了再说。
我：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不是还得面对和平变革制度这件事吗？
众：那让后代去做。
我：为什么不从我们开始？
众：你有文化，能写文章。我们开什么始？
我：在顺从和造反之间，每个人都有事可做。这件事就是：逐步撤除对统治者的支持，使落后的制度越来越玩不转。这叫行使“无权者的权力”。
众：玩不转它不会抓人？
我：搞非暴力少合作或不合作，绝大多数人不会被抓。少数被抓的， 应当坐得起牢。
众：他抓你，搞你死他活。而你却动口不动手，这不公平，不带劲。你出去再写《告全国同胞书》，就不能是“点燃万千烛光”，而应当是“操起刀枪斧剑”，搞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你瞧，根深蒂固的东西，急切难以改变。在号内，武打书流行，武打片热门，除我之外，鲜有人不读，不看。我以为，嗜血嗜暴的野蛮习性，长期以来阻遏新的识见的萌生和播扬。“无权者的权力”，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乃是全新的东西，非做有效的启蒙，不会有临界数量的认同。出去之后，当加紧努力呵！
23、严打冤魂
号里人谈起自己的案子，说得最多的是“点背”两个字。说“冤”的也有，比如说“量刑过重了，冤”。不过，这种话如果被“二进宫”、“三进宫”听到了，则往往会招来斥责：你这就冤了？要是搁在83年“严打”那会儿，你早就被拉出去了！我一点儿也不瞎说，赶上那会儿，这屋里除了几个经济犯，其余的都得拉出去！“拉出去” 是指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我听了不少关于83年“严打”的事，觉得 “二进宫”说的完全是实话。
83年“严打”完全是一场由长官意志主导的人治运动。那年夏天，时任军委主席的邓小平直接干政，在北戴河找公安部长刘复之当面交待：三年内要组织三次战役；要严，严就能治住。言出法随，“严打”很快就拉开了序幕。在那场典型的人治运动中，法律的严肃性和公正性被任意毁损，法律这根“准绳”被随意胡置，轻罪重判且每每畸重是普遍情形，刑讯逼供、草菅人命成为家常便饭。时至今日，
“严打”所造成的罚不当罪的冤魂还在呻吟，“严打”所造成的屈打成招的冤魂还在控诉。
家住丰台的慕永顺告诉我，83年，他把单位的一部旧电话机拿回家去用了，被行政拘留十五天，作了处罚。“严打”一来，一事两罚，被逮捕并判刑四年。他说，这种滥抓胡判毁了他一生。郝卫军告诉我，他见过一个人，83年因偷了一盒价值十多元的电焊条，被判了九年。他还知道一件事：两人在公园里谈恋爱，被联防队“抓获”，女的由于不好意思，谎说“被强迫”，结果男的屈打成招，承认“调戏”被判刑八年。
门头沟人胡学忠告诉我，他认识一个人，被怀疑偷了女朋友家的东西，在刑讯逼供下“招认”后，被判了15年。数年后案情大白，他被释放回家，但身子骨已经垮了。胡学忠还说，有一人抢了半平板车黄瓜，结果被毙了！河北固安人尚建国告诉我，83年他在甘肃省第一监狱服刑，他号里有个人因偷了一只皮夹（里面只有五元钱），被判刑15年。此外，他还见证了两起改判。一起是强奸案，另一起是调戏、伤害妇女案，均被判处十多年徒刑，并已服刑四年。
“严打”一来，竟然都被改判为死刑，涉案四人都给拉出去了！
从我所列举的一鳞半爪，可知“83严打”在背离法治精神的路上走得有多远。从法治角度看，法律会随着时间而有所变化，但法律的公正性和严肃性不能因时段的不同而不同。面对同一部法律，不能在平时执法、司法从宽、从轻、从慢，甚至睁只眼闭只眼，等到“问题成堆、形势严峻”了，就组织战役来个一律从严、从重、从快，整你判你杀你没商量。此类“严打”不仅不足为训，而且要对其进行深刻检讨。然而十多年来，对“83严打”的黑幕，官方刻意回避，媒体保持沉默──完全是自欺欺人。不仅如此，自那以后，还把“严打”当成了法宝，动不动就祭出来使使。
当然，后来的“严打”，的确远不如 83年那样狂热和荒唐，但滥施酷刑继续下来了，行政对司法的干预继续下来了，有托则宽、无托则严继续下来了。依我看，只要人治的根子未除，一旦“气候适宜”，碰上“政治需要”，83年那一幕就有可能卷土重来。
24、清晨链声
北京市看守所常年保有80名左右死囚的关押量。他们呆的地方，离我最近处不到0.5米，最远处不足50米。几乎每周，都有人被一审判处死刑，从而加入死囚的行列；几乎每周，都有经二审核准死刑的人被拉出去处决。
所谓铁打的死号，流水的死囚是也。执行枪决那天，由于多数情形下不搞公开宣判，一般是在上午8点多钟开门提出死囚，这与正常的检提、法提、管提和见律师在同一个时间段，因此即使近在咫尺，我们还是无法知道，某一天是否又有人“上路”了。
然而，如果有一天，在早餐开饭之前，死号的铁门被打开，随即甬道中响起铁链声时，我们便能断定，今天有人将被处决，而且一定是经公开宣判再付执行的。
1999年12月8日，一个阴冷的冬日，正交大雪节气。我们刚起床，就听见死号的铁门被打开的声音。很快，甬道中传来杂乱的、此起彼伏的铁链声，估计至少有六至七人被“点名”叫出去了。
12月13日，刚接了一审票来到404室的密云人肖海军说，他在朝阳所读到了12月9日的《北京日报》，上面有陈连民等九人于8日被枪决的消息。而这个陈连民，原来就关在404室，与我紧挨着睡。中秋节前一天，9月23日上午，他去一中法接一审判决，再未回号。两个半月以后，魂归西天。
有句老话，叫做隔行如隔山。看守所里，则是隔墙如隔山。除了清晨链声给我们带来一些信息外，关于死号与死囚，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而好奇心又常常驱使我们就如下一些问题进行猜测和争论：死囚如何度过他们的最后时光？让不让死囚提前知道处决日期？临刑前一天给不给吃特殊的、最后的晚餐？当局怕不怕死囚叫喊？用什么法子不让其叫喊？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两件事提供了确切答案的话，你就是在 404室再呆上一年，那些问题也依然是个谜。
第一件事是，2000年1月21日上午，我在律师楼的等候处遇见了河北故城人杨树宾。他因抢劫罪被一审判处死刑，脚上带链，双手带揣，关在413室。那天出来见律师，是走二审程序，打二审官司。我抓紧机会，问了早就想问的问题，他则一一作了回答。他说死囚何时被拉出去是从不提前告知本人的，当然更不会给一顿“改善”了的最后的晚餐。处决那天上午8点多钟（要进行公开宣判的，则是6点多钟），监门打开，管教来指名提人，且门外站着法警。死囚一跨出监室，颈项上就被法警套上绳圈，以阻其叫喊。随后就被带去验血，确认正身；押到法院后，解揣，五花大绑给绑上，剔除脚镣；法官宣读二审法院的《刑事裁定书》后，被押赴刑场。他还说，号内的活全是死囚干，包括给陪号洗衣服。家里或朋友给死囚送的钱，要被陪号“切”
去30～40%。杨说，他的事二审也没戏，二审“拉回来”的只占5%左右。
第二件事是，2000年6月22日下午，404室调入了一个经济犯李首龙，他是吉林延吉人，朝鲜族。他在411室当了八个月陪号，前些天打报告要求回老家服刑，结果就被调过来了。他一来，我们就把杨树宾所说的与他一一核对，结果他只订正了一条，即现在死囚的钱全都保存在管教那儿，陪号“切”不着了。他又告诉我们说，他们称死囚为
“重号”，而“陪号”的正式名称叫“监护”。陪号每星期要写一份 “监护报告”，没什么可写，就象小学生那样胡编。411室有七个陪号，八个重号，基本上都睡在板上。值夜班全由陪号承担，分前、后夜，各一人当班。与普通监室相比，死号的气氛要沉重得多，压抑得多。“重号”不准高声说话，不准唱歌甚至不准哼歌。他们也时常反思，但主要是两条，一条是“点背”，另一条是“对不起家里人”。对自己的“罪行”，则极少忏悔。这使我想起曾经在313室和404室见过的准死囚──即自己和别人都认为将被判处死刑的人。他们是王延、孙宝仓、吴朝阳、毕大维、陈连民、陈金琰、廖林、李亚平、高铄、刘波。
十人中我只听到孙宝仓一人作过忏悔。而在我所见过的、交谈过的100来个在押人员中，也只有河北唐山人刘长海和湖北遂州人张云军作过忏悔。中国人之缺乏忏悔意识，是否由此可见一斑？
关于死囚，当然还有一些问题。如刑场在哪儿？处决后摘不摘器官？谁给摘？等等。不过，这些问题难以在看守所里得到答案，只能出去以后再说。而对搞清楚了的问题，号里人则有两点评述。一是临刑前不给好吃的，说明共产党不如皇帝老儿慷慨。以前秋决前夜，狱卒还给死囚送几碟菜，烫一壶酒。现在却是两个窝头、一碗菜汤就给打发了。二是临刑前不让出声，显见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大度。电影里常有共产党员在刑场上高呼口号的，可见喉管未被割断，或脖子未被勒紧。如今的死囚却是开不了口，说不了话，彻底歇了菜。
25、七处白描
关押在七处的人，对外统一使用“宣武区半步桥44号旁门”这个通讯地址。而11年前的1989年，我在秦城监狱往家里写条要钱、要衣、要书时，让用的也是这个地址。
当时，我压根儿不知道“半步桥”在什么地方，“44号旁门”又是个什么所在。如今，当我动手写下这节杂记时，我在“旁门”内已经生活了13个月又17天，可以说，对七处的基本布局和其他一些情况，我已经了然于心。 路人走在“半步桥”上，他见到的是七处的西大门。接到通知前来送钱的家属所到的地方，是西大门的传达室。进西大门直行约40米，便是七处的北大门。门口挂有两块牌子，一块是“北京市看守所”，另一块是“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驻所工作室”。北大门是电动大铁门，除汽车进出时偶尔开启外，终日紧闭。大铁门旁有一小铁门，供步行出入，由荷枪实弹的武警把守。进了北大门，是七处的外院，院内有办公楼，预审楼，律师楼和武警楼。往南偏西方向走100多米，又是一道武警持枪把守的大铁门。进了这道门是七处的内院，内院中的主体建筑是一幢外表看来象四层楼的曰字形环楼，是关押犯罪嫌疑人的地方。环楼看似四层，其实是两层，每层高5.5米左右，在3.0米高处建有马道，供看守巡视用。
环楼内共有七个关押区。一区住着 100多个劳动号。二区专门关押处级（或相当于处级）以上的人，小号，每号关押四人左右。散区主要关押公提阶段的人，大号，每号20 ～30人不等。四区的401室到404室，加上六区和七区，主要关押检提阶段、庭审阶段及接了判决等待下圈的人。四区是大号，每号20～30 人不等。六区、七区是中号，每号十多人。四区的405室到414室，是死号，每号十多人，其中一半是死囚，一半是陪号。五区是女区，中号，每号十多人。在六区辟有传染病区，有三～四个监号。二区到七区，每区有15个监室。
这样，共关押1,500人左右。加上劳动号，共 1,600人左右。七处在朝阳区看守所借了20个监室，以每室20人计算，共400人。两处共计，约2,000人。整个看守所是一池活水，天天有进有出。进，主要是从各区、县看守所来；出，主要是去团河南大楼转运站，由那儿再发往各监狱或劳改农场。
此外，傍着四区风场的南墙，七处盖了一排简易平房，专供监视居住用。在平房和高墙电网之间，有一小片空地，供被监视居住的人出屋走动。七处内院的四角各盖有一个岗楼，武警24小时执勤，每隔二小时换岗。
404室离东南角岗楼很近，换岗时的口令声、枪栓声，在夜深人静时，每每清晰入耳。而白天放风的时候，如果你轻轻跳起往西看，则能见到黄天灰云之下，万博苑高高的写字楼。我和号里人议论过，出去之后，一定去次万博苑，为的是登高俯瞰，好好瞧一瞧七处这块在20世纪末还关押着良心犯的鬼地方。
我吃了一年多牢饭，对七处的伙食状况已经有了充分的发言权。自 1999年12月初开始，每周一到周五，早餐是一个窝头，一碗棒子面粥，外加二小片咸疙瘩。午餐是二个馒头，一碗菜汤。晚餐是二个窝头，一碗菜汤。每周六、日，上午餐是二个馒头，一碗菜汤。下午餐是二个窝头，一碗菜汤。终年是三种当家菜：10月下旬到来年4月下旬，大白菜；5月上旬到7月上旬，元白菜；7月中旬到10月中旬，土豆。每年还能吃到十次左右西葫芦，十次左右芹菜，五次左右萝卜。每年能吃到一次豆制品，在春节期间。每年能吃到一次饺子，在大年初一。平时的菜汤中，大多数情况下均有少量的肉末。元旦、
“5．1”、中秋、“10．1”，各有一次炖肉，春节期间有二次炖肉。
七处的食品供应在2000年3月份上了一个台阶。从原来的30多个品种增加到70多个品种。尽管是将批发价进的货，转手以高出市场零售价 30～80%的价格卖给我们，但号里人权衡利弊后，还是欢迎这种剥削，认为“剥削有功”：“如果什么都不卖，光吃发的，眼睛早就绿了！”
七处有四件事遭到普遍的诅咒。
一是每周一、三、五上午，喇叭里将《监所规则》、《行为规范》各播送两遍。这种愚蠢的做法招至大伙儿心理上和生理上的双重拒斥，不仅毫无“正面效果”，而且引得一片诅咒。
二是每年元旦、春节、“5．1”、“8．1”、“10．1” 前，五次例行的野蛮清监。清监当属必要，但是，有什么必要搞得象鬼子进村、土匪进庄？每次清监，先把号里的人轰到风圈内，然后由穿着青色大褂的看守、管教等进屋，将所有人的被褥、衣裤、食品、日用品等胡翻乱搅，搞成一锅粥。与此同时，另有数人在风圈内实施搜身。20来分钟后，留下满目疮痍的劫后狼籍，扬长而去，其兜里装的，不是他们想要找到的“胡拔”、我们自制的电视室内天线和我的《看守所杂记》（他们根本找不到），而是我们刚买未用的崭新的扑克牌。“政府工作人员”的此种行径，理所当然地被大伙指着脊梁骨痛骂，连抢劫犯都愤愤不平：“他们和我们有什么两样？！”
三是搞所谓“专项斗争”时形式主义猖獗。如2000年7月3日开始为期两周的
“检举揭发”专项斗争，规定晚饭后也要坐板，且要加班坐到10点。停开电视，不准玩牌，不准下棋，不准有任何娱乐活动。时值盛夏酷暑，26人共挤一室，白天坐了一天板，晚上正亟需放松，而形式主义却漠视这种基本的生理和人道要求，除了使人心烦、遭人咒骂外，还能有什么好结果？
四是中秋节、元宵节不给国人发免费月饼和元宵，却给洋人发。这种妄博虚名的做法，受到国人众口一词的谴责。中国人的节日，国人被冷落，受刺激，凭空添堵。再说洋人也未必领情─
─一是他们不过中秋节和元宵节；二是他们知道中国人反而没给发，心里着实纳闷、不好受。 逢年过节，七处都按共产党的老套路，搞征稿活动和广播座谈，以强制和诱惑双管齐下的手法，使在押人员公开“表明心迹”。
对此，不少人虽然心里腻味，但行动上却仍然配合。而我一直希望，大家能慢慢明白，不合作其实是一种更好的选择：你不敢当反抗的斗士，那也未必就只能当自贱的奴才，可以不卑不亢地说几句，也可以打个哈哈什么都不说么。不过，听着喇叭里传来的那些奴气四溢、曲意逢迎的表态，我已经是同情多于作呕。这些在押人员不再是70年代前愚不可及的小老百姓，他们自己明白，他们在说违心话。同时我听得出来，他们的自我作贱，也迹近是一种表演，透出浓浓的应付和敷衍。
我为 404室只写过一篇稿件，题目是《打架斗殴现象浅析》。由于既无阿谀之辞，又公然对看守所“打击牢头狱霸”的主旨表达了异议，因而未被采用。
那么，对于被关押者来说，七处的人和事是否只是令人反感，而从来不获好评呢？应该说，并非如此。例如，保证供应凉水，招收工人替代劳动号做饭、发饭，家中或朋友送、寄来的钱能按时发到收款人手中等等，都能得到大伙的肯定。而有些看守和大夫更是受到普遍称赞，如王大夫。称赞她的理由很根本，很朴素，四个字：把人当人。
附一：七处简图 半停车场北往滨步河医桥西西东院 44大挂两块牌子号门南 律师楼北大门（铁门、武警） 武警办公楼楼预预预审审审岗楼楼楼楼 内门 洗一区、二区（楼下）衣五区（楼上）医房管一区、二区放风区务教室室在押三区（楼下）管人六区（楼上）教员看三区放风区室伙守自行车装配工棚房室四区（楼下）小锅七区（楼上）食炉堂房铁栅栏 404室四区放风区监视居住平房高墙电网 附二：打架斗殴现象浅析众所周知，牢头狱霸现象曾经是看守所监禁生活中的一种主要痼疾。它是指监室中存在着不把人当人、称王称霸的个人或少数人团伙，心存故意地侮辱人、欺负人、虐待人。牢头狱霸行为具有经常性、任意性、野蛮性甚至残忍性，是一种得到纵容或变相纵容才能有恃无恐地、长期维持的恶劣现象。现在，由于各项治理和打击措施的有力和到位，在北京市看守所，此类现象虽时有偶发，但已不再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目前，对正常监所秩序构成主要冲击和危害的典型不良现象，乃是打架斗殴现象。
所谓打架斗殴，是指在押人员中两人互欧或多人参与的暴力打斗。它的发生，多多少少属于事出有因，不象牢头狱霸常常无事生非、无端发难。同时，打斗双方或多或少都有毛病，都不是善主。相对强的一方固然恶性偏重，可怜之人亦必有可恨之处，不象牢头狱霸总是恃强凌弱以恶压善。此外，打架斗殴现象还具有突发性，片刻之间，两人就出人意料地滚成一团。最后，它还伏有升级隐患，吃亏一方力图寻机报复，且往往提高强度。
打架斗殴发展成为一种比较突出的常见和多发现象，它的表层起因有以下几种。
一是互不服气、互相叫板。两个人好端端地在下棋，本来是纹枰对坐的一种高雅手谈，由于互不服气，互相说对方棋臭，结果拳打脚踢、鼻青脸肿。
二是工于算计、占小便宜。一种是双方都是如此，都想占对方便宜，日久积怨，一朝爆发；另一种是一方觉得另一方太可恶，尽占便宜，于是忍无可忍，挥拳而起。
三是心烦躁动、随手而为。如起诉书来了，见措词严厉，凶多吉少，心理承受力便徒然下降，连别人的正常唠叨都觉得无法忍受，因而抬手就打。
四是玩笑过度、恼羞成怒。相互之间扔个花生米，扔个蒜瓣，发展到扔片鞋，再下去就怒而打斗。五是学习号不够公道，或处事简单粗暴。有些监室内就发生过此类打斗事件。所有这些打架斗殴基本上都在一分钟之内就迅速成形：先是一方或双方恶语伤人，导致恶言秽语升级、对立情绪急剧升温，很快就血脉贲张、黑气上冲，进入自我失控态，于是拳脚相加、乱揍一气。
打架斗殴的深层原因有如下几条。
一是没有确立尊重别人人格的道德基准。监室中粗话脏话张嘴就来，有辱人格的话语脱口而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条。
二是没有确认尊重别人正当权益的基本理念。刻意占别人便宜，尽量混得有“面”，决不当号内鼠辈等，均是明证。
三是虚荣过度，妄争脸面。
四是崇尚暴力、习惯于暴力相向的劣根性作祟。
毫无疑问，打架斗殴现象应当引起严重关注，并采取有力的对策加以治理和遏制。一般说来，看守所的在押人员都是犯了官司进来的，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都心烦。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能说是良知尽泯，都不能说丧失了起码的礼仪廉耻之心。因此，扬善抑恶，防戒并用，从而形成弃暴从理和平共处的主流氛围、大大减少打架斗殴现象，是完全能够做到的。具体说来，可以采取以下几条举措：
１、开展切实有效的宣传教育活动，使在押人员确立骂人可耻、打人违法的文明准则和法制观念。心中有了这样的准则和观念，有了尊重人格尊重人的正当权益的道德基准，导致恶语伤人的粗话脏话就难以出口，而表达体谅、宽容的消气话、暖心话就会自然流露，而小心眼儿、算计别人也会大大减少。这样，怎么打得起来？有些监室已经杜绝了打架斗殴现象，关键就在于这种文明心态得到了确立。
２、多一点公道，给一点台阶。──这是指要求学习号为人处事要公道，批评和纠正别人错失时，方法要得体，要多少给点台阶。
３、快速反应，及时制止。──这是指号内一旦突发打架斗殴，要迅速加以制止，不能再让他们到水房去打个够。
４、分清是非主次，处罚公正严明。──对打架斗殴者，应当在分清是非主次的基础上加以严肃批判，并进行公正的惩戒，达到使其心服口服、真心悔改的目的。
（2000-05-11） （此文于2000-05-13交给宋管教。）
26、公民运动
从26节到37节，是有感而发、一气呵成的随想。2000年2月13日，年初九，写下以下文字。
１、民主运动 是一个好名称。但在实践上，始终停留在少数人的运作层次上（除了高潮爆发的短时期内，如89民运的50多天里），民运人士被称为“搞民运的”，贬称为“吃民运饭的”。这就是说，“民运”被认同感较差，难以拉近与民众的距离。
Ａ、敬而远之──对民运人士表示敬佩的人不算少，但一般都将他们认作是超凡脱俗的，非常人之楷模，因此可敬不可近、可敬不可学。
Ｂ、慎而远之──认为民运人士是具有一定献身精神的人，同时又觉得不能真正把握好他们的动机，或因自身的利益关系而审慎行事，因此稍闻即止，无交往之意。
Ｃ、漠而远之──对政治的传统冷漠；在其他领域中投入了过量的精力；拜金主义等。因此连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的广播都不听，对搞政治的人漠而远之。
Ｄ、避而远之──认为民运人士也是政客，比共产党官僚好不了多少。更有甚者，认为前者还不如后者，因而深具反感。民主运动的难有起色，除了官方的打压、中伤和民众被传统理念所束缚等原因外，“民运人士”欠缺民主资质是一个重要原因。“入清扬浊”，从而改善民主运动之声望是一个办法。另行倡导公民运动，传播新的政治理念，又是一个办法。
２、公民运动 公民运动明确无误地宣示：她的积极参与者不是想翻身做主人，而只是想昂首做人。她的一般参与者也无须被称作“搞政治的”，而只是凭良心行事，过真实生活。积极参与者所注重的，不是权力的追逐和权谋的运用，不是以当“斗士”或“英雄”为急、为荣、为幸。一般参与者也用不着离开原有谋生行当去为信念献身，他们完全可以立足本业，通过拒绝谎言、说出真话来实现自身价值，体现公民精神。
茅于轼、崔卫平、余杰等不认为自己是“民运人士”，别人也不认为他们是，但是他们的公民行为是显然的，其意义不可低估。“过公民生活”，是可以向最大多数国人提出的、恰当的和比较切合实际的要求。“一部分人先过公民生活”，是可以向一部分国人提出的、虽有风险但不能推卸的底线要求。因此可以预见，与民主运动的名实难副相区别，公民运动有望成为千百万人的实践和运动。因为，一个人可以不问政治，但他不可能不问做人；一个人可以莫谈国事，但他不可能不谈人事。
27、读报一得
《北京日报》无法与《南方周末》相比，但号里没有办法，只能见到前者。然而，就是这份报纸看守所也极少给，自99年10月下旬至今，大约总共才见了十来天的报纸。不过，说句公道话，《北京日报》也不全是混话、屁话。1999年7月30日《北京文化杂议》栏中的“智慧的生活”，更是一篇不错的好文章。
该文引用了一位外国记者的话和一位出版社编辑的感叹，点出了中国的落后更在于思想的落后，精神的劣势。自然，作者不便进一步点明，这是由于当权者在思想领域设置禁区所致，但读报的人不难明白这一点。
那位外国记者皱着眉头对作者方刚说：“我在北京接受不到先进的信息，买不到自己需要的书，过不了智慧的生活。”
一家学术出版社的编辑在饭桌上对作者感叹：本世纪人类最先进思想家的伟大著作，因为许多原因中国还没有引进。他说：“我们许多学者用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孜孜以求的课题，可能早已被西方学者推衍到了顶峰。”北京一些学者到西方呆了几年回到中国，都不敢再搞学术了，转而去做生意。“他们明白，这辈子再努力，也不可能在学术上建树新的高峰，所以不如去做点实事。”
在中国，人们曾经在饭桌上也不敢讲真话。现在，饭桌上讲真话已比较普遍，这是事实。接下去，要把饭桌上的真话变成报纸上和电视上的真话──这一步做到了，何愁过不上智慧的生活？
中国人至今难以过上智慧的生活，这主要归罪于统治者，其次也与被统治者的容忍有关。从整体上说，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一直赶不上物质追求，且二者之间差距不小，这恐怕是中国落后于东欧、俄罗斯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2000年2月29日记）
28、主权人权
记得鲁迅说过，对中国人来说，只存在两个时代，一个是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另一个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我大体接受这个说法。换句话说，中国人几千年来过的是没有人的尊严、没有人权可言的生活。而这几千年中，主权却大体无恙，只有很少时段中国人当上了亡国奴。因此，亦可以这样来概括：一种情形是有主权无人权，当家奴；另一种情形是无主权无人权，当亡国奴。
这两种情形当然有区别，但是，它们之间的区别远远及不上有人权还是无人权的区别。有人权，当为人；无人权，则为奴。在以人权理念为基石的现代文明看来，一切漠视和践踏人权的主权都丧失了存在的理由，都应被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主权所替代。
李鹏等人宣称主权高于人权，我看根本说不通。那些践踏人权的主权是邪恶的，应当被埋葬，岂能高于人权？那些保障人权的主权是服务于人权的，又怎么高于人权？ 结论正相反：人权高于主权。
（2000年3月15日记）
29、俄国北约
英国ＢＢＣ采访者一问捅破窗户纸，而俄罗斯代总统普京亦是快人快语，说，为什么不能加入北约？！条件只有一个，即北约须成为视俄罗斯为平等伙伴的政治组织。我认为，俄国已成为民主国家，北约将其视为平等伙伴，已没有原则上的困难。北约与联合国有一个本质的区别：联合国是各类国家的“俱乐部”，而北约是民主国家的“俱乐部”。对民主国家而言，她应当是、也只应是一个政治组织。当然，俄罗斯加入北约还会遇到一些别的困难，但这是另一回事了。
在我看来，由于地球上还存在专制国家，还存在非要使这个世界“丰富多彩”而执意保留下来的专制国家，北约应当还是一个军事组织。她应当回击、制止专制统治者挑起战争的行为；她应当针对专制统治者在其领地内大规模践踏人权的行为实行军事打击。不能对专制统治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寄予太多的希望。不能对打着主权幌子践踏人权的罪恶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北约应当开始考虑接纳俄罗斯，以使地球村中的专制势力更形狼狈和孤单，更无所售其奸，从而更快地使全球成为一个民主化的、丰富多彩的人类大家庭。专制制度当然还可以见到，不过是在“丰富多彩”
的博物馆里。 （2000年3月18日记）
30、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因国共内战不彻底所造成的。当初共产党没能用武力“解放”台湾，而退至台湾的中华民国又一直拒不投降，因此50多年来，在一个中国的版图内，一直存在两个国号，大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叫中华民国。
在联合国承认中华民国的时候，大陆没有收起自己的国号；在联合国改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台湾也依然飘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号。李登辉的“两国论”如果仅限于表达这个事实状况，那就叫一句大实话。
历史的吊诡之处是：导致中共“解放”梦破灭的第一推动力，却是当局的把兄弟──朝鲜的金日成政权。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冒天下之大不韪，指挥军队越过三八线，全面突袭大韩民国，悍然发动了使数百万人命丧黄泉的朝鲜战争。后来他被正义的联合国军打得抱头鼠窜按下不表，后来他把同志加兄弟的大陆中国人深深地拖入战争泥潭也按下不表，单说他的侵略行径立马就使美国朝野达成了高度共识，杜鲁门政府迅速决策，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这一来，在金日成的“统一”梦还是未定之数时，却先把中共的“统一”梦给彻底搅黄了。台湾人民从此得以免受共产极权之苦，并创造了举世闻名的“经济奇迹”，创立了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第一个成功运行的民主政体。
不难明白，单单出于多年的隔离、隔绝，就可能导致双方感情疏远，乃至毫无感情可言，更不必说双方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有着根本的分歧。因此不必讳言，台湾的确存在台独力量，要求脱离中国而独立；而且，大陆的制度多坚持一天，台独势力就多增长一分。
然而，台湾更存在统一力量，要求全中国统一于民主制度之下，象连战、宋楚瑜、马英九常常表述的，他们的方针是一国良制，而不是一国两制。至少到目前为止，这种力量不亚于台独力量。上述两种力量所抱持的理念，与共产党的统一于专政旗号之下的主张都是格格不入的。大陆官方口口声声说“统一”是最高利益，为了统一别的利益可以让位，为了统一不惜一战。
而我对此则深表怀疑：大陆当局真的那么渴求统一？为了统一什么都可以谈，什么都好说，什么都好办？如果真是这样，则中国统一何难之有？！因为，存在着无须开战就能统一的现实途径，那就是大陆官方放弃专政制度、皈依民主制度。这么做，只是既得利益集团失去额外多占的东西，失去早就该被废止的特权，却不费一枪一弹不死一个老百姓就能实现和平统一。走这条民主、和平统一之路，台独势力就被釜底抽薪，还搅得了局么？而两岸开战（即使美国不帮台湾打），台湾被打烂了不算，大陆的京、津、沪、渝、穗等亦将被夷为平地。以这种生灵涂炭、财富荡涤换来的统一，以这种使中国人世代结仇、使中国国力大步倒退的办法换来的统一，怎能与上述民主、和平统一相提并论？姑且认为大陆官方的确是想“统一”，但它宁采专制武力统一，而拒绝民主和平统一，这就确凿无疑地表明：在他们的心目中，其既得利益才是最高利益，使他们获得既得利益的现行制度才是最高利益。
现在，大陆官方开始赤裸裸地对台湾实行威逼：你想谈也罢不想谈也罢不谈不行；依了我谈成则罢，不依我谈不成即战。这那里还是什么和平谈判？分明是战争威胁、城下之盟。所幸的是，从全世界来看，民主力量远较专制力量强大，因而专制势力一方面在威逼看上去比它弱小的局部民主力量，另一方面又十分顾忌悬在它自己头上的、远比它强大的全球民主力量。
因此，大陆官方不敢轻易玩火，十年八年海峡无战事也。 （2000年3月18日记）
31、朱氏其人
读了朱鎔基的《答记者问》，我想，凡是经过基本民主启蒙的人，都能明白：他所抱持的政治理念是何其落后与过时！
德国电视一台记者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点到了共和与民主的真谛。他谈到在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制度架构下，腐败问题能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而朱鎔基则“看不出反腐败与一党执政和多党轮流执政之间有什么关系”，因为在两种情况下都“存在着腐败”。这真是无知加拙辩。
权力趋于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一党执政下，腐败严重、广泛、公然；反腐败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多党政治下亦有腐败，但比较轻微，并不广泛，绝不公然；反腐败卓有成效，能收遏制之功。
两种结果，孰优孰劣，早有定论。在专制制度下，赃官遍地，出几个清官，有何鸟用？ 150年前的中国，不能靠多几个清官来变弱为强；今天的中国，更不能靠多几个清官来抑浊扬清。走向民有、民治、民享乃是自由之路，富民之路，亦是强国之路。
或说朱鎔基肚里明白，是被迫装傻充愣。但我不太相信这一点。70多岁的人了，如果动辄靠说违心话来过日子，还不如丢了那顶乌纱帽，通通快快做几天真正的人！
从清官、贪官角度，可以就两种制度的不同写下这样两句话：
专制制度是贪官大量滋生、清官凤毛麟角的制度；民主制度是贪官甚难得逞、清官稀松平常的制度。 （2000年3月19日记）
32、畸变失真
朱鎔基的《政府工作报告》是一篇标语口号式的、面面俱到的、说了不少实话然又使图象畸变失真的官方文字。实质上仍是橡皮图章的人代会不可能对其提出真正的批评性意见，除了一丁点儿无关宏旨的修改外，可以说是“完全赞成”，所谓政协当然更是如此。
报告提到1999年“经济效益明显提高”。但为什么不给出数据？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工业效益是多少？非国有的工业效益是多少？公有的效益是多少？私有的又是多少？这些数据是描述中国经济运行结果的不可或缺的要件。故意隐去不报，图像就畸变了。这是一种比较高明的愚民手段，目的是将现行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缺陷藏匿，从而逃避证伪。
国企三年“脱困”，不能说没有意义。但问题的紧要处不在这里。脱困前，它的效益远远低于非国有；脱困后，将依然如此。凭什么要不计代价地维持这种低效高耗的经济成分？意识形态的需要加特权利益的需要就这样压倒经济学的明确结论、就可以和经济规律对着干吗？既然国企、公企逮不着耗子或不善于逮耗子，它们就不是好猫，而只是官方的宠物。为了人民的福祉，为了民族的将来，应当淘汰宠物。
还有所谓“反腐败斗争取得新的成果”。在反腐败力度与腐败烈度根本无法相比的情形下，在反腐败斗争以杯水车薪式的徒劳勉强维持的情形下，说有“新的成果”，无异是一种自欺欺人。
在问题方面，与先前的所有政府工作报告一样，都只作轻描淡写，罗列一些表层东西，社会不公、两极分化、民怨沸腾、犯罪丛生只字不提，当然更不会去提政府直接制造的言禁、报禁、党禁，因而国人的基本自由受到践踏之事。
（2000年3月19日记）
33、早生多育
今天，从303室调来了26岁的李济亭，他因协助运输十万元假币而被判刑七年。李是河南省台前县候庙乡大李村人，他15岁结婚，16岁得子，至今育有三男一女，最小的女孩是98年生的，二岁。他说，他家乡还有14岁成亲，15岁育儿的，象他这种15岁成家的，一点儿也不稀罕，是寻常事。照此推断，他32岁笃定抱孙子！而不少城里人，32岁可能还没得子哩。
此外，李济亭还告诉我，当地一户生育四胎及四胎以上的，太普遍了。而城里人呢，绝大部分只生一胎。计划生育实践中存在的这种“一头捏住，一头放开”的情形，有理由认为是全局性的，它将导致中国的人口结构继续趋于不合理、不健康、不科学。在官方大言不惭地自吹减缓了全球人口增长的鼓噪下，中华民族正在吞咽共产党先前盲目鼓励生育决策的苦果，其严重性和危害性还远远没有完全亮相。
（2000年3月20日记）
34、初读李敖
十年前，我在秦城监狱读到柏杨写的《中国史纲》，让我耳目一新。今天，我读李敖的《中国性命研究》，似乎亦有同感。
李敖的名字和概况我早已知晓，但他的文章却是首次品味。我觉得，直言不讳，见解独到，洋洋洒洒又要言不烦是李敖的特点。同时，我还倾向于认为，在不少问题上，他的论点和论证基本上能站住脚。
在台湾专制时代，李敖坐过两次班房。所幸的是，曾被他不留一点情面加以批判的国民党，居然经过痛苦的蜕变，成了一个在理念上、事实上均认同人权、民主的现代政党，相应地，台湾也初步确立了与国际社会接轨的民主制度。今日的台湾，已经没有政治犯、良心犯了。
如今，我坐在铺板上，膝头放着《中国性命研究》，以一个所有政治犯都会具有的豁达心态，边读边想边记：
１、我倾向于赞成他对《易》的见解。不认同把“平易浅近”弄成“高深微妙”。
２、在曲学阿世的文人和逃避现实的文人居大多数的年代，李敖的愤世嫉俗完全是正当的。但他多少有点“亢”，有点不够宽容。例如，琼瑶很可能不是故意逃避现实，而是生性偏好小故事，乐意小世界而已。
３、李敖不信命，我亦然。宿命思想近乎奴才思想。
４、李敖以当“救多数人于永久”的志士仁人自许，以当“天下士”、“千古之士”自许，而我却“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我仅以当一个自尊的人、一个自由的人、一个非暴力不合作的公民自许。
５、两千年来，独尊孔孟，近亲繁殖，中国人思想侏儒化；今天的共产党独尊马列，控制思想，是千年悲剧的继续，于民族大不幸也。
６、对性的看法，我也反对假道学。当然也不应杯水主义，艾滋成灾。
（2000年3月23日记）
补记：李敖现在说台湾搞假民主，又不敢说大陆是真专制，谢泳先生说“不读李敖”是很有说服力的。 （2004年4月30日）
35、敬琏现象
在仍与当政者取合作态度的学者中间，吴敬琏不是那种曲学阿世、一味认同与迎合权贵的人。当执政集团还在坚持计划经济，当吴树青等
“学者”还在大力论证计划经济优越于市场经济的时候，吴敬琏就力主“市场化改革”，想方设法对当政者进行规劝、诱导和调教。当然，无庸讳言，他是在对当政者的基本路线、基本原则不持公开异议的前提下这么做的。
3月13日的《北京日报》上，吴先生发表了《我们的出路》一文。这是一篇努力说实话、并且比较到位地说实话的好文章。与《政府工作报告》等用很不到位的实话来扭曲真相的官方文字相比，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在文中，他点出了困扰之所以存在的总的根源：在于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却拥有占有稀缺资源的特权；而出路在于用市场机制去消解特权，对国企“进行根本的改革和改组”，同时“大力促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作为一个明白人，他应该知道问题并没有点透。但作为一个高级幕僚，他也知道不能再说下去了。
其实，再往前走一小步，就是困扰之所以存在的真正的总根源。这就是：效率低下的公有企业却拥有占有稀缺资源的特权，并硬是不通过公平竞争就厚着脸皮当主体。换句话说，官方所认定的“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存在内在的根本缺陷；而这个制度为所谓十四大、十五大及宪法所确认，这种确认的依据是意识形态的公有制崇拜或公有制迷误，再加上已经到手的巨大的制度性既得利益。出路在哪里？出路在于取消公有制的特权地位，确立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这个病根不除，中国永远成不了先进国家、发达国家。
吴敬琏等人的主张，是削弱国有及公有制的特权地位。应当说，这很可能有利于最终取消其特权地位。但也有可能不是这样。因为在渐进过程中，与特权共命运的权力什么样的坏事、糟事都干得出来！已经触目惊心的权力市场化、贫富悬殊、社会不公等就是明证，而秦晖、何清涟等学者也早已公开指出了这一点。
不过，我还是不想苛求吴敬琏。毕竟，他与吴树青之间的差别，不可以道里计。在中国，多一些吴敬琏，要比多一些吴树青强多了。 （2000年3月24日记）
36、教师自卑
自共产党执政以来，教师的相对社会地位就落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以
“科教兴国”为最大任务的朱镕基政府上任两年多来，并没有改变这一基本状况。
《北京日报》3月22日转载了《广州日报》的一篇报道。报道提到，去年寒假前，中国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题组对辽宁省168所城乡中小学的2,292名教师进行了检测，结果表明约有五成的教师存在心理障碍，高出正常人群心理障碍发生率30个百分点。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69%的被检测者有较强的自卑感。 自卑感这东西是既蒙不了自己又蒙不了人的一个指标，它真实地反应了一个人社会地位的低下程度。多年来，中国的农民，是自卑感最强的一个群体；这些年来，蓝领工人的自卑感急剧增大（更不用说下岗工人了）；1949年以来，教师一直不是共产特权的优惠对象，他们有较强的自卑感亦不足为怪。这里让人痛恨不齿的，乃是官方的虚伪：被他们口口声声称为国家主人、土地主人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人，却是自卑感最强的人，而自谦地称作“公仆”的人，却是最富有自豪感、最缺乏自卑感的人。
虽然近十年来，公仆们在和大款相比时，也泛起了酸酸的自卑感，不过，大款们中不少就是前公仆，此外，现在的大款们也还不敢不和公仆们相互惠顾，一荣俱荣。
在受检测者中，被拖欠工资的农村教师达到30%.朱镕基的《政府工作报告》引用了不少数据，但是，在谈到问题时从来就拒绝数据。这里的69%和30%两个数据，是尤其万万用不得的。 （2000年3月26日记）
37、尽说官话
乔宗淮穿着官衣说官话，在今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讳疾忌医，矢口否认中国存在“受迫害”的人。眼下本人正坐在北京市看守所 404室铺板上，失去自由已十个多月，是一个地地道道受到政治迫害的人，是一个因为两篇文章而受到文字狱迫害的人！而类似我这样的政治犯、良心犯在中国又何止成百上千！他们都是因为行使人权，冲击言禁、报禁、党禁而身陷囹圄。共产专政国家中如果不存在受迫害的人，岂非天方夜谭？不信可以问问哈唯尔，问问索尔仁尼琴，问问普京。
不过，要迫害者当时就承认迫害了人，的确也是难事。文化大革命中迫害人，当时不是叫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么？“6．4”血腥屠城，不是叫做“平息暴乱”么？现在，当局迫害人，不是称作 “惩罚犯罪”么？从来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把“法轮功”打成邪教再加鎮压，就是一个最新最大的例证。在我看来，“法轮功”是一种愚昧的善教，有权存在，可加批判。但是当局出于维护特权的过敏，硬是生生地给它扣上邪教帽子，然后痛下杀手。世界上的确存在邪教。那些邪教教派不仅在教义中敌视人类，而且搞恐怖活动，组织集体自杀，甚至谋杀教徒。但是“法轮功”不具备这些特征，怎么能愣将它对号入座？这分明是指鹿为马，蓄意迫害。
至于有人练习法轮功走火入魔因而自杀，那是另一回事。据此根本不能论定其是不是邪教。说死了1,400多人，我怀疑，姑且认为是。然而我要说，谈恋爱怎么样？因失恋而自杀乃至杀人的何止成千上万？读书怎么样？因读不好书而自杀的又何在少数？难道我们因此就要取缔恋爱、取缔读书吗？显然不能得出这个结论么！
多行不义必自毙。任何政府侵犯人权、迫害国民均为天理人道所不容，当然也为国际社会所不容。把搞迫害说成“内政”而拒绝批评，不仅十分无耻，也决然长久不了。
（2000年3月27日记）
38、人性弱点
2000年6月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北辰花园别墅七号院” 案做出一审判决，并进行了公开宣判，以“组织卖淫罪”分别判处刘春洋、张芳菁死缓和无期徒刑，以“协助组织卖淫罪”分别判处范少峰、范培祥、冯军有期徒刑九年、九年、和八年。6月12日，冯军由朝阳看守所解来404室，使我得以对此案的全貌和内幕有了第一手的知晓和把握。
冯军今年25岁，毕业于长春建筑工程学院，大专文化，后去长白山当了一名森林警察。1999年春天，他应表姐刘春洋的召唤，来京协助张罗设在北辰花园别墅7号院的“高级俱乐部”。为了力求做到名副其实，开张之前，他们还专门从泰国请来高级妓女，对他们招募来的 “小姐”进行严格培训，以便胜任为社会名流销魂的“高雅”任务。从1999年3月18日到6月2日短短两个半月时间内，就有数以百计的权贵富豪、明星大腕争相光顾7号院，荣幸地成为俱乐部的正式“会员”。生意鼎盛时期的5月30日和5月31日两天，造访者高达80多人，日创收五万元以上。
身高1.74米、服装模特儿出身的刘春洋深谙“美色对于男性是难以拒绝的诱惑”这一人性弱点，做成了一把红红火火的高档皮肉生意。
1999年4月下旬的一天凌晨，邓朴方带着三位新加坡客人来到七号院。邓坐在轮椅上，由随从抬上二楼，在客厅里与刘春洋、张芳菁聊天，他的三位客人则入室接受小姐服务。由于是电话预约，“俱乐部”特意留了六位小姐，给每位客人配备二位，名曰“双飞”。每位小姐开价1,100元，双飞则是2,200元。按惯例，客人还要另给小姐和服务人员小费。那天事毕后，冯军从邓的随从手里拿到小费500元。
邓小平的一位外甥，则是自己驾着白色大奔去接受小姐服务，冯军则每次将他的皮鞋擦得锃亮。张芳菁的几位中南海“朋友”，也是自己驾车前往，而且是晚上不去下午去。关系热络之后，张芳菁曾被邀去中南海逗留。冯军说，他为之擦过皮鞋的还有昔日的篮坛巨人、年逾 70的电影明星和当今乐坛的走红歌手。同显贵家族和高级公仆一样，这些人踏入七号院，也冒着不小的风险。因为，按他们的知名度，不仅冯军认得出他们，其他“俱乐部工作人员”和小姐也都认得出他们。然而，在人性弱点的驱使下，他们对七号院趋之若鹜，不落人后（出于宽容，我在这里隐去他们的名字）。作为门童、清洁员和避孕套发送员，冯军对有些事是不可能知情的。例如，如何提高“俱乐部”运行的安全系数，他一般并不与闻，他只记得刘春洋对他说过：
“朝阳分局已经摆平了，不用担心了。” 妈咪千虑，终有一失。
1999年6月2日深夜，北京市公安局13处包围了七号院。当时在别墅内的所有嫖客和妓女无一漏网，其中包括专程来京汇报三峡库区工作的某省（四川省或湖北省）副局（厅）长和省政府秘书长。他们的被抓，导致6月3号听取汇报的朱镕基和有关部委头头白等了一上午。有个嫖客情急之下跳楼出逃，结果胯骨骨折，未能如愿。冯军由于熟悉环境，在夜色的掩护下成功逃逸，然后找到当天没去七号院的表姐，连夜奔走天津。
第二天，两人坐火车急赴长春。几天以后，再转移到吉林市。6月9日中午时分，在吉林市一家宾馆内，他们被警方抓获。
冯军被递解来京后，关押在昌平县七里渠的13处拘留所。在号里，他遇见了6月2日夜里被抓的几个人。一位是开着一家电脑公司的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事发后被开除学籍。一位是北大方正集团的经理，被劳教一年半。还有一位是西门子中国公司副总经理。更多的“会员”
则是6月2日以后赴七号院时被蹲守的警察捕获的。其中有刚从天津调任来京的北京市某局副局长，北京市某区电力局负责人，59岁的燕山石化公司党委负责人，私企大药商等等（他们的名字且一一隐去）。当然，多数“会员”漏网了，其中包括每次去都要享用“八飞”，因而一掷万金极尽奢靡的“黄哥”。还有些“会员”则是网不住的，如前述邓小平的外甥，与一位姓王的哥们再去七号院时，被蹲守者好言请其驾自己的白色大奔到“另一个地方说说清楚”。车子进了七里渠 13处拘留所，他勃然大怒，要过电话指名与13处处长通话，话毕驾车扬长而去，姓王的则留下抵账，被处15天行政拘留。
当今中国，无论是上流社会，还是中下层社会，色情泛滥、暗娼遍地已是不争的事实。只有正视“色欲易于失控”这一人性弱点，才能找到较为可取的办法，用以矫治已然远不可取的现实。
还有一个大的人性弱点是：如果非份之财唾手可得，被追究查处又极少可能，则试图攫取便成为难以抗拒的冲动。源于这一人性弱点，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官吏腐败是久治不愈的痼疾。从王朝初建到王朝崩溃，其间的贪增现象，与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揭示的封闭系统熵增现象一样，呈现铁定的规律性。有些出现过中兴的王朝，仅仅是打破了贪增的单调性，而绝没有逃脱这一大趋势。
几千年来，从皇帝到大臣，从士大夫到平头百姓，在反贪肃贪上可没少想办法，没少下工夫。从道德批判、道德自律到稽查督责、整肃吏治，从咒贪官、颂清官到杀富济贫、揭竿而起，这些办法被坚持使用，重复使用，周期性地使用，然而腐败愈演愈烈、终至无官不贪的大趋势却怎么也遏制不了，消解不了。最后，在极个别清官的悲鸣之后，便响起了王朝覆亡的丧钟。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不能说中国人不知道“财欲易于失控”这一人性弱点。但是，中国人显然对该弱点正视不够，识之不透。理由是，外国人针对此弱点而专门设计并行之有效的三条反腐防腐举措至今未能在中国得以确认和确立。
举措之一是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并相互制衡，这就根绝了权力集于一身（个人或机构）的现象，使以权谋私的难度大大增加了，并同时增大了被追究查处的可能。
举措之二是同人办报。民间有权自主地办报、办杂志、办广播、办电视、办网络，这就使各级官吏被置于空前有效的监督之下，大大缩小了逃避追究查处的空间。
举措之三是公正大选。自由、公正的大选，既能卓有成效地将品行较次、能力较差的候选人阻隔在权力圈之外，又能起到使当权者廉者守节、贪者敛贪的震慑作用。大选的上述威力是由上而下的层层选拔所不能企及的。
可以有把握地说，只要以上三条举措不到位，中国的反贪就决不会出现奇迹。可以预料的，乃是贪增定律的无情，乃是挥之不去的清官情结被一再撩拂而带来的苦涩和无奈。
或问生还是死？我的回答是：确立上述三条则中国生。
39、书香飘屋
看守所里并非一本书都没有，那些嗜血嗜暴的武侠小说哪个号里都不缺。偶尔也有一些别的书漏进来，如《三国演义》等。但是，一个基本事实是：好书奇缺，开卷有益的书奇缺。而且，一年过去了，七处图书馆八字还没一撇。
2000年7月19日，莫少平律师和王刚律师专程前来看守所，告知江枫将于翌日赴美留学一事。在口述了对儿子的几点希望后，我与律师谈到了一审判决书的难产，并继而提出请他们转告我妻子往看守所寄书，以便我能更好地用好时光而不至蹉跎。我说，第一次就寄《英语世界》和《读书》杂志，那是家中长年自费订阅的（另一本自费订阅的好杂志《方法》，于1999年春被当局强令停发了）。当时我想，如果看守所将杂志扣下，就权当是给看守们寄的，也好让他们见识一下目前中国为数不多的优秀刊物，或许对提高他们的素质不无裨益。
没想到，第一次尝试就取得了突破。8月初，我从宋管教手中拿到了《英语世界》1999年第五、六期！时隔一年零三个月，我终于读到久违了的《英语世界》，这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惊喜──如同重逢知音，拥抱挚友，我在号中忘情地欢呼起来。而号里人是第一次见到，甚至是第一次听到有这样一本杂志。装帧精美的ＷＥ（The World of English）在他们手中传递，而中英文对照的特色又使其中一些人认真地翻阅起来（当然，他们不看英文，只读中文）。由于译文大都也很精美，他们读得津津有味，而我却被迫处于等候之中。不过，屋里飘起了真正的书香，心情就是不一样。
回想起来，我和《英语世界》的关系真是说来话长。从创刊号开始，我与《英语世界》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当年《英语世界》问世的时候，我在北京航空学院攻读空气动力学硕士学位，其创刊号是从书摊上买到的。从那以后，我是一期不落地买，后来再改为订阅。1987年夏，我以访问学者的身分远赴英伦，在东北威尔士高等教育学院，在牛津，在剑桥，在伦敦，因语言障碍而造成的不愉快很少，这里面《英语世界》的助益功不可没。
1989年9月9日到1991年2月6日，我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每个月，我在要书条上总会列上《英语世界》，由我妻子或人民大学博士生同窗欧阳志远送到半步桥44号旁门，再由官方转至秦城。在被单独囚于一室的日子里，高声朗读《英语世界》，是我的一大幸事，也是一大乐事。从山东入伍、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武警经过我的监门，会不由自主地驻足，听着我那“象一种音乐”似的朗朗诵声，露出欣赏和喜悦的神色。1991年出狱后，由于发现缺了一期《英语世界》，我特地骑车到府右街的一处小小陋屋外购。平时在家里，《英语世界》上的所有文章，我都一一高声诵读，以此弥补在“说”英语上的严重不足。不是刻意地，似乎每期我都能找到不多几处我认为的误译，若觉得其中有必须予以指出的，我就给《英语世界》编辑部去信，而编辑部亦会复函以示感谢。
1996年夏，《英语世界》组织“百期幸运读者”抽奖活动，我畅开心扉，如实回答了所列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举出你最喜爱的曾在《英语世界》上发表过文章的三位作者的名字。我的答案是：方励之、巫宁坤和杨宪益。第二个问题是，列出你最喜爱的发表在《英语世界》上的三篇文章。我将方、巫、杨三位先生各一篇文章的题目写了下来。第三个问题是，用一句话概括你读《英语世界》百期的心得。我写的是：尽管存在种种差异，但人类的心是相通的（大意如此）。1996年8月暑假期间，我们全家回到家乡常熟，给《英语世界》的信是由我的外甥周焱，一位小学六年级学生投寄的。然后，我、章虹和江枫，再带上周焱，动身赴闽作寻根之旅。不久，《英语世界》在北京国际饭店大厅举行了隆重的抽奖仪式，百名幸运读者名单在1996年第11期上刊出，我的名字竟赫然列于榜首！ 天演乎？人演乎？
1997年全年的《英语世界》，是作为奖品由《英语世界》发行部直接寄给我的。大概到第十期时发生了错寄，我于是骑车到沙滩附近，找到胡同深处的北京景山教育印刷厂，从金英女士手中换回了自己所缺的那一本。 2000年8月下旬，我又拿到《读书》杂志1999年第五、六期。这两本杂志是7月底与两本《英语世界》一起到达七处的，之所以晚20来天与我见面，不象是有人想先读为快，而更可能是要加以细细检查，看看字里行间是否通报了什么外界信息。《读书》的到来又在监号中激起了欣喜，又给粗俗的陋室平添了含有大量负熵的书香。同样，几乎所有的在押人员在外面都没接触过《读书》，但是，丁聪的辛辣漫画和陈四益的犀利短文很快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对于其余大部分文章，虽然他们不敢问津，但都认定为“很有学问、很有水平”。的确，在当代中国，《读书》是一本难能可贵的杂志。她不仅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有深度、有见地的思想交流和学问切磋平台，更是不忘体现知识分子的良知，凸显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自然，某些最为敏感的问题只能避开，某些最不中听的真话只能隐忍不发，否则，她早就没有存身之处了。但是，除了《读书》，试问神州之大，又有哪几家杂志，敢发王若水先生的文章：马克思主义是百家中的一家？不过，近几年来，这本杂志有点变味，常有一些令人感觉不太好的文章冒出来。我的一些很有学养的朋友也已经不在那里发东西了──不是水平问题，而是不再投缘。我继续订阅《读书》的理由是：上面还是有好文章，再加上总是兼听则明么。
《英语世界》和《读书》1999年第7～12期后来又分批进了404室，我依然是听任大伙随便传阅、摘抄。不过，隔些时日清点时，发现丢了一本《英语世界》，是被打完官司发往遣送处的人偷偷带走的。这当然是件憾事，但决不是坏事，我今后补全就是了。
《英语世界》和《读书》蹚了路，别的好书也就有望进入大墙了。11 月底，我收到了两本书。一本是韦君宜的《思痛录》，另一本是朱正的《1957：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我的朋友丁东先生将这两本书称为“传世之作”，绝非溢美之辞。
韦君宜先生用泣血的真情、沉重的真话所言说的心路历程，让人震撼、发人深省。20世纪行将逝去，无论如何，是国人拒绝灵魂呻吟、人性扭曲的活法，选择心灵自由、尊严至上的话法的时候了；是抛弃漠视人权、轻慢人权的理论，改奉以人权为基石的理论的时候了；是告别以人为工具或手段的冒牌真理，采信以人为目的的理性学说的时候了。韦先生病魔缠身，卧床不起；她缓缓口述，吐出肺腑之言，其良苦用心日月可鉴，其拳拳爱心感人至深。
执笔整理《思痛录》书稿的是杂文家牧惠先生。牧老先生写文章举重若轻，且丝丝入扣直取本质，把话点到差一、二层窗户纸就完全捅破的程度而从容收笔。我与牧老先生虽从未谋面，但通过几次电话，其缘由是为了追讨被上海的何苦“借”去的钱款而向他请教。
那是1998 年5月的事：何苦在京“借”款得逞后溜之大吉，与之联系时则现编瞎话一再搪塞。除我是受害者外，失业问题专家冯兰瑞老师，于光远先生的秘书胡冀燕女士，胡绩伟先生和狄莎老师，还有万通公司上海分部的高鹏先生及万通总部的王女士等也是受害者。在我决心追款时，只有牧老先生一人成功地迫使何苦还了“借”款。何苦言而无信，巧舌如簧；蒙人坑人，信手拈来。此种行径不仅令我痛恨，而且无法容忍。我立下誓言，一定要象牧老先生那样，点中骗子的穴道。
不久，我得到了上海的朋友蒋亶文和张汝隽的鼎立相助，他们于6月底冒着酷暑追到松江县，使何苦无法再开溜，并被迫在我的最后通牒定下的期限前，退还了向我骗“借”的款项。此后，谢昌逵先生受冯兰瑞老师委托又专程去上海，在蒋亶文的帮助下向何苦追讨。
至1998 年9月，这啼笑皆非的一幕才告结束。 朱正先生是1957年政治迫害的受害者。他以史学家的风范和笔触对那一段历史作了忠实的再现和精当的诠释。在我读过的同类书中，朱正先生的这本书显得最为笃实凝重，又明晰洗练颇具逻辑力量。无论是开卷诵读，还是掩卷沉思，我都情不自禁地叹服于1957年右派们对良知的服膺和对世事的洞悉──我们今天对人类主流文明和中国基本问题的认知，并不比40年前的他们高明，大体上只是一种再发现和再确认而已。 读罢全书，对“反右是正确的，只是犯了扩大化错误”的乖谬，难道还会有半点疑问吗？读罢全书，其对列宁主义的批判难道不是水到渠成势所必然吗？
为《1957：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作长序的是邵燕祥先生。我读过不少邵先生的精彩文章，其不畏权势、针砭时弊的风骨和对独立人格、公民精神的倡扬使我对他深怀敬意。我与邵先生本人有过一面之交。1995年4月，我受许良英先生委托，曾经造访位于虎坊桥的邵先生家，就“宽容呼吁书”一事与邵先生作了认真的商讨。
朱正先生、邵燕祥先生和河南人民出版社为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假如每一个具有初中毕业文化程度的中国人都能读一读这本书，我相信，中国的历史进程将会有一个不小的改观。
2000年12月，我又有一个意外的惊喜。素昧平生的英国作家笔会的 Poole女士给我寄来了一本英文著作，书中对一个俄罗斯村庄200年来的变迁作了生动、翔实的描述。书是寄到“中国北京半步桥警察局”的，虽经层层检查，我拿到它时却完好无损。它远涉重洋来到号中，飘溢着英伦三岛特有的书香，播撒下真挚的人类关爱，着实令号里人嗟叹不已。
最后必须提到的是，2001年1月，已故李志绥先生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也进来了！虽说那是一本质量低劣的盗版书，粗制滥造，别字连篇，但争相阅读者众，议论者众，反思者众。大家的读书心得参差不齐，但有一条是共同的，这就是：腐败从中南海发源，三陪自毛泽东开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黎安友教授为李先生的书写了很好的《序》。说来也算有缘，我和童屹于1991年参与翻译了黎教授的著作《中国的危机》，不久，香港镜报出版社就将该书出版发行了。
1997年夏，在童屹赴美攻读博士学位的前一天晚上，我受其委托，在家里给黎教授挂了一个对方付费电话，告知童屹将要乘坐的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班机的航班号，并请黎教授通知一下项小吉。
看来，在中国，要愚民是越来越难了。不仅在社会上，在看守所里也是如此。现在的七处，每个号里都有几个经济犯，但政治犯是每十个号才摊上一个。要是每个号里都有了政治犯，想愚民就难于上青天了。
40、血洒铺板
监号中有书香，绝对是好事。但监号毕竟不是书屋，除了书香，还有血腥味。
2001年10月31日，农历十月初五。上午8点多钟，巡筒的大夫结束了例行公事，回医疗室去了。正在坐板的刘德国和焦文杰用手中的过期药片开始互拽。坐在焦文杰后面的是副学习号，他心情不佳已经好几天了。他见状没好气地骂了焦文杰一句，但焦以“我是还击”为由不客气地回敬了他。
这时，副号伸手就掴了焦文杰脑袋一下，焦陡然转过身子与其“理论”。副号边骂边动手，于是两人扭打起来。副号人高马大，加上焦脚上带有铁链，他很快就被副号摔倒在前排铺板上，而平时与焦有过隙者则趁机蜂拥而上，下手捶打。焦挣扎着站立起来后，声言不与副号计较，但一定要与刚才捶他的人算账。学习号过来劝其坐下，他愤愤然勉强坐了下去。
待学习号刚转身离开，焦突然跃起，猛扑刚才下手者之一的梁军政。岂料梁早有防备，趁焦扑空倒地而出手猛击！梁周围三、四人亦不闲着，迅速拔拳围打焦文杰。转瞬之间，梁站立起来改为用脚猛揣，焦翻滚躲闪，无济于事。待学习号过来喝住，焦得以坐起时，鲜血从他的鼻孔和眼角开裂处汩汩而出，滴洒铺板成殷红一片，令人不忍卒视。吃了大亏的焦文杰，恨恨然急步直趋监室门，摁下红色报告灯电钮。未几，看守打开监门，并马上呼来管教。焦满脸是血，一一点出打人者姓名，管教则喝令“涉案者”出屋。梁军政迟疑不动，慢了半拍，到了筒道后遭管教一顿左右开弓大耳光，直煽得双鼻流血，久而不止。这场斗欧以四人被戴上背揣，三人被调离404室而告终。
类似的打斗现象在室中时有发生。在这之前的9月22日，及在这之后的11月30日，404室都上演了拳脚相加的欧斗剧目。
9月22日晚上，东北籍的冯军等人在玩牌，家住永定门外安乐林路的陈连顺在旁观。陈插嘴评述，语多讥讽，将冯惹恼了，两人之间便口角起来。很快，脏话、粗话全上，双方怒目相对。情急之下，陈伸手要抓冯。说时迟那时快，在旁的侯广辉一拳击中陈，杨忠发也扑上来抓打陈。也就一、二分钟时间，三个东北人将北京人陈连顺打得鼻青脸肿，还直滴血。学习号等人将斗欧制止后，力劝陈不要报告管教，私了算了。陈直喘粗气，就是不吭声。突然，他一个鹞子翻身扑过去抠侯广辉的眼珠子。无奈脚上戴链行动不便，手指刚戳到侯的脸上，就又重重地挨了几拳。当天夜里，陈脸上血痕不擦，几近无眠。第二天他又绝食一天。第三天他终于报告管教，侯、杨被戴上背揣。据说揣不够使，冯军就给免了。
11月30日上午，坐板。第一排中间坐着齐齐哈尔的孙伯赫，第二排中间坐着山东肥城人刘奎均。由于排距甚小，后排人若要挪动身子换换姿势，就难免会磕碰前排的人。虽说刘奎均是一个相当安分的人，但也做不到一点不碰上孙伯赫。其时，众人有的看书，有的小声聊天，有的闭目养神。猛然间，只听得一声呵斥，是孙警告刘不得再犯。众皆不以为然，刘也没当回事。岂料几分钟后，但见孙勃然变脸，站立转身后对刘又打又踢。原来是不经意间，刘的膝盖又轻轻碰上了孙的后背。孙的蛮横激起公愤，学习号动手捶孙，紧接着又有数人一拥而上，将孙打进地茅房。
这回动手的都是北京人，我亦站起来厉声斥责孙，而东北人则无人施援手帮孙。未几，学习号摁了报告灯，管教来后立马将孙传至筒道，由多个看守给其一顿拳脚，戴上背揣调到402 室。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刘奎均亦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戴上了背揣，且长达两个星期！
七处各号中的这类打斗流血事件，大概每月例行一次，可称为准生理现象。从根子上说，它源自两个不尊重。一是不尊重人格。因而出言不逊就是家常便饭，走向恶语相加互相辱骂也就是一步之遥。二是不尊重人身。一旦恼怒共振黑气上冲，动手揍人就是挡不住的诱惑，就是首选之举。在缺乏人权理念的基本氛围下，一旦出现诱因出现导火索，就爱谁谁地该开骂时就开骂，该出手时就出手了。象焦文杰的
“坏”，使其人缘尽失，而有人也早已憋着劲要找机会揍他。象陈连顺的“亢”，使他不受欢迎，竟在北京市看守所内被外地人痛欧一顿。象孙伯赫的“横”，既促他欺负别人，也使他被人猛捶。不过，话要说回来，发生在七处的血洒铺板现象，在严重程度上远不及各区、县看守所出现的同类现象；在性质上也不是典型的牢头狱霸现象，而主要是互不尊重、互不服气、互相叫板所引起的争斗现象。
各区、县看守所内的血洒铺板现象，基本上都是由牢头狱霸行为所造成。不象七处，那些地方的管教和看守默许甚至纵容打斗行为，且往往是牢头打人取乐、狱霸恃强凌弱的打斗行为。上述行为几乎天天发生，被侮辱被欺压者身上不是出血就是青紫，他们如陷地狱，度日如年。而最为骇人听闻的，是在押人员在号内被活活打死！
2000年4月28日，北京市燕山区看守所内，年仅16岁的犯罪嫌疑人周锋就被轮番击打而惨死号中。象别人一样，周锋刚进号时必须“走规矩”：挨训挨打挨数十盆凉水。由于不堪忍受，他哀求管教后被调号。谁知天下乌鸦一般黑，在新号中他又挨打挨欺没个完。4月28 日，他趁被提审之机向预审员诉苦，要求再次调号。他的诉苦被同时提审的同号回去报告了学习号。于是，待周回来跨进监号，就遭到劈头盖脸的暴打。他苦苦哀号，但不仅没激起丝毫的怜悯，反被蒙上被子，在学习号的指使下，号内人两人一组上去狠揍，直至命归黄泉。
无独有偶。2000年6月11日，昌平区看守所内，30岁的犯罪嫌疑人郝朝芳也被同号用拳脚夺去了生命。郝在号内属于被随意欺辱的对象，挨骂挨打，忍气吞声。更有甚者，有时牢头还不准他喝水，开水不给喝，凉水也不让喝。有次，他被推到风圈里，头部被蒙上了塑料袋，还给扎紧了，受尽折磨。6月11日那天，他对牢头的行为表示了些许不满，岂料犯了大忌。在牢头的淫威下，号内人分拨上去“惩治”
他。1.81米的他翻滚、躲闪、告饶、哀号，然难逃死劫，终被夺命。他死后浑身青肿，头大如斗，惨不忍睹。
此外，1994年朝阳区看守所内，一名在押人员被同号围追堵截，打得伤痕累累，于第二天死于号中。1995年，朝阳区看守所西小院西一上 403室，一名犯罪嫌疑人被放肆地暴打，一星期后不治身亡。此案当时未作认真处置，经死者家属不懈抗争，犯案者于1999年才被重新抓回审理。据我所知，东城区看守所、海淀区看守所、门头沟区看守所等都发生过在押人员被痛欧而死于非命的惨烈事件。
应当说，是大量的、经常的“血洒铺板”酿成了重大的、骇人听闻的
“横尸监内”。在区、县看守所内，在押人员的人身权、人格权、言论自由权、温饱权遭到践踏，乃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多数在押人员处在欲做奴隶而不得或做稳了奴隶的状态，少数人是奴隶主或是其帮凶、帮闲。在七处的一年半时间里，我已经听到了多少个这样的故事，我已经多少次熟悉了这样的描述。不仅如此，我于1994年5月30 日至7月11日，曾被关押于西城区拘留所。原因是：我给西城地区的一些“6．4”死难者家属分送了海外留学生捐献的帮助款。在那43个日日夜夜里，我亲眼目睹了一些人受欺凌、被役使、遭克扣、当猴耍的凄苦境遇，听到了悬挂“文明监室”三角旗的监号中传出的鬼哭狼嚎，见证了在最基本人权被剥夺下的“稳定”是多么的不人道和反人性。
人权，这个当政者从内心深处对其反感和抵触的理念，正是中国社会亟须确认和加以保障的好东西。如果犯罪嫌疑人真有人权，刑警队还能普遍施暴、滥加酷刑吗？看守所内还会有那么多令人心悸的“动作 90分”，还会在21世纪转眼将至之时重演中世纪的野蛮和残忍吗？
41、斗室社会
在各区、县看守所的号中，基本上是少数人称王称霸，多数人水深火热。而一般说来，七处不是这种情形。七处的号中，形成一种等级特权的斗室社会，少数人享有一些特权，多数人也能凑合着过。时间呆长了，混得较熟了，互相之间帮个忙，逗个乐，请人算个命，教人唱个歌，替人值个班，让人缝个被，周末加个餐，出门“拍蚂蚱”（捡烟蒂）……日子过得不算慢，烦恼躁急也少一点，还能生出一些情分来。说来令人难以置信，这个在外人眼中阴森恐怖鬼唱歌的地方，竟还会让人冒出些许留恋呢。我自己就有过两次这样的感觉。
一次是 2001年2月中、下旬，我在北京市公安医院专设的地下住院部住院的时候。当时我的左脚被24小时锁定在铁床架上，人不能下地，又无音可听、无人可聊、无书可读。极度的不自由使我怀念起404室的小社会，回想在号中边走边吟，在风圈中一次次弹跳摸高的情形。
另一次是2001年4月到了遣送处。那里充溢着奴役人、折磨人的法西斯味道，使七处号内的相对平等和宽松大大凸现出来，以至几乎所有“暂押犯”都犯了怀旧病。
在404室，我经历了铁歧、胡学忠、华岩、王克全、张军五任学习号。学习号相当于维持会长，由管教任命，料理号中日常事务。以学习号为首的四、五人或五、六人在号内享有一定的特权。如睡觉地儿占有12块板左右，发菜时优先且量大汤少，坐板时随意聊天，放大茅随时可去，有人给洗衣服，经常能买到高价烟，甚至能用开水洗个热水澡等。
除此之外，这几个人一般不欺压别人，能与别人相安共处。要是与劳动号“有面”额外多要来馒头，还总是分下去，尤其是先给负责冲扫地茅的人和年岁最小的“仔”。逢年过节打牙祭时，还让把菜碗一一码齐后再发，以便公平一点。节假日中，让每个会抽烟的人来几口，奢侈一下，乐一乐。号里自制了电视天线后，能调出好几个频道来，于是也会想到求看守在外边打开电视，让号里人能瞧一些连续剧，白天坐板时的话题也就显得丰富些了。
张军是2000年8月来到404室的，因“挪用和贪污公款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9年。在404室，凡接一审票从朝阳区看守所七处暂押部过来的人，若要上诉，一般都由我代笔写例行公事式的上诉状。张军则自己草拟了一个长达数页的上诉意见，请我提看法，并将他的判决书，他抄录的刑法中有关挪用和贪污的条款一并供我参考。我认真阅读、思考了二、三天，发现他的案子并非所谓“量刑畸重”的问题，而是罪名成立不了！我发现，按现有证据，他的问题是同意用假发票入账以加大费用，从而达到企业自用资金更为宽裕的目的（是否构成偷税漏税罪，可以查证）。至于单位财务主管背着他做手脚贪污公款，不能归罪于他。他的案子由名声在外的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检，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最后竟出笼了这样一份荒唐的判决书，我在大不以为然的同时，不由得心生疑窦。我向他表明我的意见后，单刀直入地问他：“是否有人在蓄意整你？”他说：“是。开始是举报我接受外商贿赂，数额高达美金60万。”
我的见解和直率使张军打开了话匣子。交谈之中，没想到他对我的故乡还怀有特殊的感情。张军是78级北京经济学院本科生，毕业后去化工局系统工作，出事前任一家国有公司的总经理，公司所在地在灯市口。他告诉我，他曾因职务之便遍历全国，有两个城市在他心中留下了最为温馨美好的印象。一个是珠海市，另一个就是我的家乡──常熟市。他给我描述的是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常熟老城区。那梧桐树荫下的恬静街道，那回荡空谷足音的幽长弄堂，那揳入城中的十里青山，那姜尚垂钓的粼粼西湖，还有那不昧时代却不失朴素的民风，那紧凑有序又很少自负浮躁的节律。有次在常熟开完会，同事都赶着去上海了，他却独自一人留下再住一个星期，为的是细细感味那一方土地上无处不在的、淡而不显的神韵。有天晚上十点多钟，他步出虞山饭店，在几乎空无一人的市井中转悠。未几，一馄饨挑子迎面而来。他抬手示意后，挑子停下来席地而支。挑子主人边热情地与他打招呼，边勤快麻利地下馄饨。他觉得夜色下的随聊舒心极了，手中端着的馄饨美味极了，他觉得要醉……我听完后心里也美滋滋的，但还是忍不住将了他一军，问他尝过常熟的炒饺面没有？他说没有。我说这绝对是一大憾事。如今在常熟，鲥鱼迹近于无，叫化鸡早成昔日黄花，唯有炒饺面独领风骚。我强调说，中国之大，恐怕再也找不到有比常熟炒饺面更为美味的面条了！
2000年8月20日，华岩获释，王克全当学习号。2000年9月16日，王克全去南大楼遣送处，张军遂为404室学习号（由于手续出了差错，王克全中午返回404室，但新主已然加冕）。张多年在国企里当头头，如今难免还端些架子，透些官气。如方便面让人泡好，洗脚水让人打好，有时还让人来个按摩等。他和我很少谈政治。他只和我说过，“6．4”事件后张健民率队慰问戒严部队，进门就咕咚跪下感谢救命之恩，太跌分了。我们对经济谈得不少。他说，在动机不纯的长官意志支配下，资源配置极不合理，所造成的惊人浪费，数不胜数，不可思议。他答应有机会狱外相遇，再告诉我第一手资料。
有一次看电视，正巧北京电视台“证券无限”节目在播出对方泉的访谈。张军没有做过股票，因而不认识方泉。我告诉他，方泉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现更名为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在北京经济学院任教多年。我没有告诉他的是，方泉曾经是我的难友，因方于1990～1991年间也被关押于秦城监狱。我于1991年2月7日出狱后，他还进了我曾呆过的 204监区的一个小监号，在监号中的卫生间木门内侧，我深深地刻下了一幅对联：
小住秦城暂做客，不妨随处一开颜。
方泉出狱不久来到我家，还专门提到了上述对联。电视中的方泉侃侃而谈，我听得出来，他在尽量说真话，尽量说实话，以便减少对股民的误导。不过，如今他当了《证券市场》杂志主编，有些话自然不便说，有些话则不能太直露了。我曾经在股市中略经风雨，依我切身之体会，我对迄今为止的中国股市评价甚低。撇开国有股、法人股不准流通的怪诞不说，公开、公平、公正肯定是中国股市十分稀缺的东西，散户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乃是不争的事实。尽管亦有少数堪与强庄共舞的冲浪好手，但总的来说，在悲苦和喜乐的变奏之中，小股民是喜乐甚少，苦涩多多。
张军在法定期限内递交上诉状后，迟迟不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有何动静。2001年1月，有一天张军出去见律师，回来一脸无奈地说，他的律师被高法叫去，让其提交要求高法延期审理张军案的申请报告，以便脱清法院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责难。比股民还苦涩的律师唯有照办，岂有他哉？直至3月30日我离开七处，高法还在拖，而张军的律师已经第二次按要求递交了“延期审理”申请书！（2001年10月下旬，我在二监16分监区遇见了从404室来的张小生。
他说，到他于9月 19日转往遣送处时，高法对张军的案子依然还没给一个说法。法院违法，且弄虚作假，踩司法公正与透明于地下：莫非是，在权力干预之下，法官们亦苦涩多多？）
七处的监号中，常常自然地形成按地域区分的小圈子。如在404室中，北京城区人是一个圈子，远郊区县的则附于这个圈子。此外还有东北人、维吾尔族人、河南人三个典型的圈子。河北人常有，但似乎无圈子。山西、陕西、湖北、四川、安徽、江西人属多见，但成不了圈子。山东、浙江、福建、两广、云贵、湖南、甘肃、宁夏、内蒙人比较少见。我从未见过藏人。
东北籍在押人员主要涉嫌劫钱劫物、杀人越货。象吉林梅河口市的侯广辉，结伙抢劫杀人，因犯案时未成年，被判无期徒刑；两个同案犯，一个被判死刑，一个被判死缓。象黑龙江人张兴南，入室抢劫，被判死缓。他与同伙往往以代人送鲜花为名赚开屋门，闯入翻抢。马自强，曾是本溪钢铁公司工人，几年前就下岗了。1999年入关作强盗，绑抢三陪小姐，被判无期徒刑。他听不得人家提邓小平，听到就骂邓批邓。他说1997年春邓小平归天时，本溪钢铁公司家属区内鞭炮齐鸣，以示庆贺，他自己也没少放。间或也有因贩毒进来的。如黑龙江人宫仁伟，一审被判有期徒刑九年，其妻被判处死刑。
维吾尔族人则全是因涉嫌贩毒而被抓。上了岁数的，每天净身做晨祷。斋月时，年纪较轻的肚子钉不住，白天照常进餐，只有一位60开外的老者，坚持在太阳下山后进食。维吾尔族人相互之间一般都用维语交谈，扎堆打牌，与汉族人甚少过从。
有个叫玉素甫．买买提的，能说比较流利的汉话，我专门问过他对汉人的看法。他措辞谨慎地对我说：“我们维族人祖祖辈辈生活在新疆，后来你们汉人来了，还领导我们，这都不去说了。汉人在新疆开工厂办实业，总该优先考虑维族人的就业问题吧？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招工是先想到汉族人，裁员是先想到维族人。这不是太不公平了吗？”有个叫热兹的，在俄罗斯呆过几年，他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中国不民主，我今后还要出国去生活。”
河南人常为人所诟病。有个改编了的董存瑞的故事在社会上和看守所内广为流传。说的是，董存瑞的战友（河南人）推说去找支架而一去不复返，董在拉响炸药包时怒吼一声：“河南人，我操你姥姥！”七处每个号里几乎都有河南人。
1999年5月19日我进了313室，有个叫陈军的河南人跟我说，头等大事是设法保住头颅。2001年7月20日，从电视新闻中得知，他与李亚平等人一起被执行了枪决。在404室，我遇到过河南人陈连民，他因抢劫罪于1999年12月8日被处死。后来又遇到河南固始县的好几个人，象李枝军、高学军、李学龙等，因偷、抢而被抓。
但是，河南人也分人。2000年夏来了一个20岁的宋建行，这个孩子就不错。他从农村老家到北京来看望叔叔宋喜武，后者在京郊开了一家蘑菇房。宋建行抵京当天，正好其叔叔在作坊中逼问一雇工是否偷了500元钱。宋被要求用橡皮带子和树枝抽打“小偷”。当然，其叔叔更是大打出手。第二天，“小偷”因大面积皮下出血而夭亡。宋喜武被判死缓，宋建行被判无期。这个孩子从未在社会上混过，没有劣迹恶习。官司尘埃落定后，一心想的是下狱学点东西。他不声不响地抄录了《英语世界》上好几篇中译文，还缠着我，非要我给他说说15年后农村的大概面貌。 先前提到过的梁军政，是河南杞县人，因寻衅滋事被判刑四年。他在看守所里就开始多读勤写。他文化程度初中毕业，但也把《读书》杂志借去看。有一次他对我说，《焦点访谈》不过就是“焦青天”而已。我颇觉惊诧，问他如何得到这个看法。他翻出《读书》上对《焦点访谈》的一段评述，并说他认为评得对。2000年10月，他拿出新购的练习本，要我给他写几段话以作纪念。
我写了三段话：
“民主国家不搞以言治罪，而中国还要搞，这是不是江泽民所说‘丰富多彩’中的一彩？法治国家不搞文字狱，而中国还在搞，这叫代表先进的文化还是代表落后的文化？”
“李鹏说‘主权高于人权’，这句话不经一驳。那些践踏人权的主权是应当被埋葬的，岂能高于人权？那些服务于人权的主权，又怎么会高于人权？”
“在人与人平等和国与国平等中间，有一个党与党平等。如果承认前两个平等，就没法不承认第三个平等。而如果承认第三个平等，共产党就不能有垄断执政的特权，就不能剥夺别的党派争取执政的权利，更不能迫使别的党派将其执政欲望自我阉割掉。”
梁军政读了几遍之后，激动地对我说，他完全看懂了我写的话，并且心服口服。
404室中还有一个湖北农民值得一提。他叫廖林，土家族，初中没读完，但明白事理，知悉世事。每天晚饭后，他总喜欢大声地发表自己对各种问题的看法，我们戏称为“土家族广播电台又开始播音了！”
他常说，“货比三家”是在论的，你这个“一党执政”是怎么回事？有时则将听来的民谣说一说，如中国“四大寒碜”：
江泽民的老婆李鹏的字，朱镕基的眉毛瑞环的脸。
号里人听完均点头称是，开怀大笑。廖林还有两个绝技。一是光用大拇指支着就能做俯卧撑。二是一口气能吃掉20个煮鸡蛋，连屁都不放。有一次他来了闲情逸致，让我将李煜的词《虞美人》写在白背心上，他用红线（将衣服拆了得线）一针针照着字样缝出来。2000年9 月，他因贩毒罪被一审判处死缓。没几天，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二分院的“抗诉书”来了，其中对其他人的判决认为是“量刑畸轻”，唯独对廖林的判决认定是“量刑畸重”。这是我在看守所近两年时间里唯一见到的一份就量刑过重提出意见的抗诉书。2001年10月，听张小生说，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再审，还是判了他死缓。
2001年2月，四川内江人周吉彬接了无期徒刑大票来到404室。他身高 1.81米，从中央警卫团退伍后到亮马河大厦当了一阵子保安，不久辞职。2000年12月某一天，他戴上墨镜去亮马河大厦抢钱时，被堵在楼中遭擒。他说，他在设计行动方案时疏忽了某个细节，以致“失足”
而成千古恨。我问他，为什么会冒出抢劫的念头并铤而走险呢？他说，他的家乡太穷了，而他在北京又大开了眼界，达官显贵、商贾腕儿们的花天酒地强烈地刺激他、烧灼他，他想一夜致富，抢一把回家把新房盖起来以告慰父母。谁知劫富不成反坐大牢，导致父亲不得安生，母亲以泪洗面。他在号内郁郁寡欢，总觉得抢了一次就判无期是太重了。
如果说周吉彬是穷则思富、趋之无道的话，那么，丁岚则是富望更富、取之无道。丁岚原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劲松分理处副主任、天坛东路分理处主任，他的妻子亦是中行职员。可想而知，他家的物质生活水平，已远在小康之上。
然而，在中国社会“官银企”合伙自盗国有财富的浊流中，他结识了“名人垂钓俱乐部”的副主任傅榕。该俱乐部在北京饭店包房办公，在“联谊”、“休闲”的名目下充当权力寻租者的掮客。傅榕与官宦过从甚密，如此则既有声威又有实力与银行“合作”，通过高息揽存而支配大量资金以谋私。
这里的分肥者是傅榕背后的出租权力者、傅榕、银行的丁岚和企业中将巨款打入指定银行的决策者。不料东窗事发后，挨拳头的是傅榕和丁岚，一亿六千万的事，不能没有人扛着。
丁岚去泰国躲了一年，还是被抓回来了。他于1999年10月中旬调至404室；2000年10月，他才和我说起傅榕带他去杨尚昆家的事。他告诉我，见律师时遇到了傅榕，傅微笑着对他说“没大事”。丁岚说，可能傅榕心里有底，外面高官会给他铲事。我事后从曾与傅榕同号的人嘴里得知，一审开庭后，傅榕真急了，他很快就写了一份书面揭发材料，把包括杨尚昆儿子、女儿在内的人统统抖露了出来──不知是他想以此将功折罪呢，还是想借此唬住承办者，使此案不了了之？不过，恐怕不能说傅榕天真，或是犯傻，他是孤注一掷。当然，可以预料的是，有关方面将对他的揭发“不予采信”；而且我觉得，他的揭发还起了催命的作用：这样的活口不能留。2000年12月20日，星期三，傅、丁均被一审判处死刑。
2001年11
月，我在二监得知，二审“维持原判”的裁定书也已下达。好在经济犯有三审──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或许还能让傅、丁二位度过 2002年的春节？ 我是404室的老号，自1999年10月开始到离开七处，我一直睡二板，属于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之一。所谓二板，是指紧挨着学习号、有12块板左右宽度的铺位。以每块板宽8cm计，约96cm。
每月下旬，我负责统计全号需购之日用品，列出清单；收取来钱者应缴的公费；代一些人写要款信；完成一页下个月的月历，而平时则没活。自2000年9月开始，我夜间值班也给免了。那么，我与其他享有特权者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呢？我认为，不同之处是：我往往心中不安。因此，每当冲扫风圈时，我会抢着将清水端出去，将污水端回地茅房倒掉（404室风圈里没有下水道）；每星期五下午搞卫生时，我会不吭声地进地茅房给人供水，或是将地下的脏水舀进地茅房，或是抓块板布擦起板来；我决不早上放大茅，因为别人就在离你一米开外处刷着牙；我常常婉拒别人代为洗衣的动议；我尽量出面请看守破例打开电视；我还会让看守在放风时抛几颗香烟下来，或从其他渠道弄点烟来，以解烟民于倒悬（我本人自1968年插队前夕发誓决不抽烟后，一直信守承诺）─ ─上述做法可看成是原有素质对特权享受的一种抵制。但是，在特权的腐蚀下，我又能抗衡多久呢？2000年12月，当自来水变得冰凉，而内蒙人李杰又屡屡提议为我洗衣服时，我心动了，悄然接受了。
2001 年1月开始，打水的劳动号给404室多打了一桶热水，有五个人能用多余的热水洗澡，我又跻身其中！长此以往，谁又能保证我不会象别人那样，在大家冲风圈、搞卫生时袖手旁观、谈笑风生呢？谁又能保证我不会脸无窘态、心安理得地在别人刷牙时放个早茅呢？谁又能保证我不会让人泡好方便面、打好洗脚水、进而再接受按摩呢？“抓紧世界观的改造”似乎是好的，但很不够，还要变革制度。
好的制度是世界观未改造好的人难于做坏事的制度；坏的制度是世界观改造得不错的人也能轻易学坏的制度。权力的腐蚀、特权的诱惑要靠道德警觉和制度约束的双保险来抵御。死抱住等级特权制度来反（制度性）腐败，纵有壮士断臂之气概，也只是扬汤止沸，形同作秀。
在世界观方面，我真正自信能至死不改的，是我的无神论信仰。这并不是因为有神论已被证伪，已被驳倒：有神论其实不可证伪。我之所以倾向于、执著于无神论，恐怕多半是先入之见的比较优势使然，其次是我对人类的使命甚为看重，既不想怨鬼怪之捣乱，又不愿让神仙来代劳，除非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超自然物的存在，我觉得由人来面对整个宇宙的图像最为简明质朴，又最使人类的使命感熠熠生辉。
除我之外，404室中坚定的无神论者还有45岁的范久学，京郊平谷县一农民，因宅基地纠纷而致对方一死多伤，被定故意伤害罪，判了无期徒刑。号内多数人对鬼神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这些人都是在1949年以后出生的，何以反共产党宣扬的无神论之道而行之，个中原委耐人寻味。象家在小西天的郝卫军，不到30岁，平时与我很谈得来，却相信什么“蝶仙”，还会一套招仙术。我让他招来瞧瞧，他忙乎了一阵，没有办到。有些人愣跟我说有鬼。我说：“我有鬼子票（七处发的代币券），你把鬼叫来，我请客。”他们说，鬼不食人间烟火。我又说：“请来聊聊。”他们请不来。于是我说：“七处四区是关死囚的地方，不少人都说四区常常闹鬼，我在这儿呆了小两年，怎么就没见过一次呢？”我又说：“地球上的人都快60亿了，还把鬼弄来瞎挤、添乱，何必呢？”他们被逗乐了，但心中依然相信鬼是有的。
号内多数人还信算命那一套。用扑克牌算命是有些人每日必行的功课，明摆着是随机撞大运的小把戏，他们就是信，就是乐此不疲。对好些问题，他们要寻找答案，别的办法似乎不灵，就以为算命能揭示玄机，给出明谕。山东肥城人刘奎均在三区时学会了摇签算命和测字算命，他来到404室后，找他的人可真不少。没判的人要他算何时判，判几年；已判的人要他算二审有没有戏，戏多大。他给人算命还挺认真，表情虔诚专一，手指比比划划，口中念念有词，还不时翻看从《易经》上抄下来的东西。不过，有一点大家都看出来了，如果要他算何时接大票，他一定不会忘了扫一眼我画的月历。因为，有两个日子是一定要避开的，这就是星期六和星期天──法院的休息日。他的所谓接票日，究竟是从卦上看出来的，还是从月历上看出来的，除了他的良心知道外，真是只有天知道。
2000年11月上旬的一天晚上，我请刘奎均测字，算算我的官司怎样了。他说：“江老师，你可是真算？”我说：“是。”他要我任给一字，我给了“仪”字。但见他敛神蹙目，进入状态十多分钟。完事后，他极为认真地给我说道：“你的家人和朋友正在花钱为你使劲。”他一紧张就把套话用到了我的头上。我忍不住一笑，心想哪个穿官衣的人敢拿我家的钱为我铲事？他见状改口道：“不管花没花钱，反正没少为你使劲。”我点头认可。
我太清楚了：从我的妻儿到北京及外地的朋友，再到港澳台朋友、海外朋友、国际人权组织甚至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罗宾逊女士，他们是一定会关注这起以言治罪、践踏人权的个案，并且会为受害者鼓与呼的。他接着说：“你的官司正往越来越小的方向发展。”这话中听，我又笑了。“法院大票将在11月13日下来。”他说得明确肯定。我又追问一句：“不是13号左右？”他答道：“不是左右，算出来就是13号。”我扫了一眼月历，13号是下星期一，离1999年11月1日的开庭日已是一年另12天。看来，不管从理上看，从法上看，还是从卦上看，一审判决书都该下来了。第二天早上，刘奎均对我说：“若13 日没有动静，下一个日子是20日。”当时我表情平和，对他的话未予置评。
13日过去了，20日也过去了。他见了我不免脸红，但我并没有说他。我觉得假以时日，人们自会慢慢接受我的下述见解：摇签也罢，测字也罢，都是从极其有限的臆想地抽取出来的表面信息中去直接推知包罗万象的人生百态和林林总总的大千世界，从根本上说，是一件极不对称的、力不能逮的功课──从可怜巴巴的已知条件出发去求证无限多的确定性的断言，其结果只能是妄说了事。在我看来，据于面相和手相的算命，多少有一定的经验成分在起作用，虚妄的程度要小一些。而瞎子算命，也是经验积累在起作用，同时尽量用模棱两可或可作多种解释的语言来给出答复以逃避证伪。
应当说，信鬼神也好，算命也好，以及其它非科学的东西，还将长久存在。在看守所监号的斗室社会里，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相信“人的命，天注定”者与不信此说者还将长期共存。在外面的大社会中，难道不也是这样吗？
42、三遇法轮
自2000年元旦辽宁丹东人孙巍转去海淀区看守所之后，虽然报纸、电视中不时有关于法轮功人员的报导，但几个月来，号中未再进过法轮大法的信奉者。我当然不希望法轮功人员再被“专政”，再被关押。我与法轮大法信奉者有深刻的理念分歧，但是，他们与我一样，只是持有自己的信念，传播自己的观点而已。你可以不喜欢他们，不理会他们，也可以剖析他们，批驳他们，但不能镇压他们。镇压不仅是残忍，是践踏人权，而且也是无能，是违逆事理。先把人关进劳教所，把人投入大牢，然后再进行“关爱”，进行“帮教”，进行“感化”，使处于恐惧之中的非正常的人获得“新生”，这从程序、手段和目的来看都是反人性、反文明的。从结果看，也是非常可疑的：共产党在信仰领域搞“一统”，在思想领域搞“统一”，事实上从未真正成功过，这一次也将同样如此。
2000年7月1日，星期日。午睡过后，号里人光着膀子，或聊天，或玩牌。忽然，监门开处投进一人，随身只带一个小塑料袋，内装牙刷、牙膏和手纸。一问，方知来人叫刘永旺，河北曲阳县人，28岁，天津大学自动化专业本科毕业，在首钢下属的一家公司上班。前些日子，他趁出差之机到上海去会了法轮功功友，被上海警方抓获后在上海市看守所呆了几天，昨天被北京警方带上火车，今天就被直接解到七处来了。官方对法轮功人员的态度在这几个月里有了明显变化。原来是免费给孙巍一套被褥，并关照安排在前头吃饭，每天管教还提孙一次。现在，刘永旺的被褥就不给解决了，管教也基本不提他。好在学习号对他还算照顾，刘自己也不把吃苦当回事，给他找了一条旧公褥后，他半垫半盖，侧身睡四块板，不露怨言。有馒头也有窝头时，他抢着吃窝头。安排他擦板，他擦完后又主动擦地。每星期五下午搞卫生时，他又抢着干。他是诚心诚意“做好人”，对此大家是公认的。
刘永旺家在农村。他练上法轮功后，父母也跟着练了，亲属也跟着练了。他说，他的收获是身体健了，心性高了，趣味深了，烦恼少了。号里人自然有不信他那套的，于是又爆发争论和争执。我告诫自己只听不说，来个“旁观者清”。王克全等人与他的争论几乎是与孙巍争论的重演，而刘永旺的说法也与孙巍的说法惊人的相似。与孙的微笑和慢条斯理不同的是，刘永旺是个急性子，除了防守还常常反击，因而很快就得到了一个新的称呼：“旺旺”。有四、五天光景，在号里人与“旺旺”的交锋中，我一句话也不插。接下来的一天晚上，大家都已躺下了，有人与“旺旺”又开始论战。当“旺旺”再次提到牛顿、爱因斯坦和“四维空间”时，我终于憋不住了，欠起身子大声告诉他，在对事实的把握上，他明显有误。然而“旺旺”法轮在身，并不怵我，很快与我辩个不亦乐乎，弄得我大半夜未能入睡。
第二天上午，我又和他“接火”。我问他对李洪志那一套说法为何如此笃信不疑？他说，他刚接触法轮功时，也抱怀疑态度。大约半年之后，他开始坚信起来。他的回答尤其是他的神态使我明白，眼下的争论已然无益，就提了两个问题请他想想。我说，这两个问题也是提给我自己和其他人的。两个问题是：
１、你经过反复思考因而信了一个人和他的学说后，能不能就此放弃对他的学说怀疑的权利？２、怎么让人把你的说法与胡说区别开来？ 我明白，现代科学已经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但在非科学领地中，这是两个颇具挑战性的问题。我认为，法轮大法的信奉者不应放弃对李洪志和他的经文怀疑的权利；我同样认为，马列主义的信徒不应放弃对马克思和他的学说（包括基本原理）怀疑的权利，任何别的主义的信徒也都应当珍视自己怀疑的权利。同时我认为，把自己的说法搞得不可证伪又动辄将别人的说法加以证伪的做法，不仅没有说服力，而且难免让人生烦、生厌。
我向“旺旺”提的两个问题以及我的上述看法，都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与我的预期相一致，“好斗”的“旺旺”
的确很难回应。我赞赏他诚实地选择了沉默，而不是非理性的诡辩。当然，他与别人的争论是一天也没有停息过的。
除了进行争论时比孙巍火爆，“旺旺”的胆子也比孙巍要大。他天天找机会打坐，得便还坐着练功。显然，牢狱之灾并不能使这样的“痴迷分子”回头是岸。
7月中旬，不知为什么，号里又断了报纸，停了电视。
7月21日晚餐后，刘永旺突然开始不喝水，但谁也没把这当回事。
7月22日，他不吃饭，不喝水，不说话，也不听劝。号里人包括我在内，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
7月23日，还是不吃不喝，但照样坐板，低着头。巡筒大夫主动招呼他就医，他不回应，只当没听见。这时有人想起，7月22日是法轮功组织被官方“取缔”一周年纪念日，大伙才明白：“旺旺”是以绝食绝水之举表示对取缔的抗议！
7月24日，他继续绝食绝水。他的嘴唇已有开裂处，嘴角已打泡，但他还硬撑着坐板；头已不能抬，身子无力地歪斜在前面被垛上。这天上午，管教提他出去，还给他借了英语书，但他回来照样拒食；下午，看守所管教科来人提他，他对复食要求还是说不。到7月24日晚，他已经双绝三天三夜了。别人用湿毛巾给他敷敷嘴唇，他竟不近情理地、执拗地推开。他已经根本坐不住了，只得静静地躺卧着。他已经明显消瘦，但脸上却几乎没有痛苦的表情。那几天，对刘永旺和大伙来说，都是人生中极不寻常的日子。刘永旺经受了难以想象的由自戕所带来的煎熬，而大家则见证了一个决心为自己的信仰而献身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意志力和过人的毅力。稍后，刘永旺被众多看守带离404室，再也没有回来。那几天，不仅是我，几乎所有号里人都在想，都在说：时近20世纪末，对这样一些根本不“邪”，最多是
“愚”的信仰者还要横加迫害，真是落后、黑暗和愚蠢到家了！
刘永旺走后半年又五天，是2001年1月29日，年初六。为庆贺蛇年春节，号里人用方便面口袋做成并于除夕那天粘挂在墙上的彩条，这时已开始脱落，但七天长假还没有完。大家没有想到，大过节的，随着
“哐当”的铁门启闭声，号中又来了一位法轮大法的信奉者──张大奎。
大奎27岁，武汉人，中专毕业。去年12月31日下午，他和父亲还有其他功友在天安门广场展开抗议横幅，很快警察就扑了过来，把他们塞进囚车，押入丰台看守所。初六上午刚出发时，看守没叫拿被褥，他误以为要被释放，却不想被“邮”到七处来了。
刚进号时，大奎茫然失语，加上脸色发黄，身体单薄，让人无法把他与前仆后继的法轮功抗议者相联系。我记起自己与孙巍、刘永旺之间于事无补的激烈争论，决定这一回要多听听他的言说，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尊重和宽容。大奎很快就清楚了：与别人的诘难和讥嘲明显不同，我的问话是真、善、忍的。他用带东北口音的普通话告诉我，父亲是武汉人，早年去辽源工作，在当地成了家，母亲是辽源人，他和妹妹在辽源出生和长大；几年前父亲退休后，举家南迁到江城定居。他读初中时，就对气功、人体功能开发这类东西感兴趣，自己常去书店买些书，回家自己练。他是接触到法轮功的书后开始练习法轮功的。
有好长一段时间，父母对他的练功持不闻不问态度。他母亲患有一种背部疾病，久治不愈，在他多次劝说下，母亲尝试着修炼法轮功，结果顽疾奇迹般地消失了。父亲担任一家粮食加工厂副厂长一职多年，本来对气功类东西不屑一顾也无暇顾及，由于惊喜母亲解除了病患，加上工作中受到了不公正对待，他拿起了法轮功的书读，并开始学着练功，结果心情好了，身体健了。就此一家四口，除妹妹外，都成了法轮大法的虔诚信徒。到武汉后，他们一直与世无争、与邻相安地继续练功。1999年4月25日中南海周围的静穆抗议，他们没有参加；以后也没有来京上访过；被“取缔”不让出门练功后，他们就在家练；被戴上“邪教”帽子后，他们还在家里练。如果不是武汉警方对家中的频繁电话骚扰和派员监控他们的日常活动，他们来京抗议的念头是不会冒出来的。他说，来京前他和父亲在家制作了一些小标语，去年12月31日下午，他们到达天安门广场后，本想打开自己的标语，但很快就遇到了别的地方来的功友，他们带着长长的大横幅，他和父亲见状就去帮着展开。几分钟后，连人带幅就被警方卷走了。他说，象他这种性格的人，到天安门广场去不是为了出风头，更不是无事生非、扰乱治安，完全只是争一个起码的信法的权利，争一个起码的练功的权利。
张大奎从我身上感受到的尊重、理解和宽容，在号中并不多见。他不得不面对此起彼伏的两类诘问。一类是关于他的信仰本身的，另一类是冲着他的抗议行为来的。前一类与发生在孙、刘二位身上的情形十分相似，这里略去不表。第二类争论在大奎身上变得甚为火爆，几乎天天发生。人们主要指责他两条。一条是“不让练就甭练呗，还不是照样能活？”另一条是“大老远跑北京天安门广场来，不知道要被抓？不知道这叫鸡蛋碰石头？“总的评语是：”不值“，”犯傻“。给他的”忠告“是：赶紧认个错，认个罪，再把李洪志骂一顿，争取”干起“，或者少判，”什么也比不上早点回家强！“我本能地、直觉地站在辩方这一边。
因为，完全可以对我提出同样的责难：“不让说就不说呗，还不是照样能活？”，“你不仅说，还不断地说，还说到国际上去，不知道要被抓？不知道这叫鸡蛋碰石头？”我认为，发生在404室、围绕张大奎的所作所为展开的争论，是一种亘古常新的价值观冲突在21世纪初的再现。控方把“得过且过”看得很有价值，只要能“且过”，尊严、权利、爱好、……一切为权势或习俗所不允许的东西都可以放在一旁，甚至一辈子活得象个奴隶，象个奴才也还是值当。时常还能听到他们用“胯下之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类表述枭雄策略性地暂屈待伸的典故、名句为自己祛脸红，壮行色。
而辩方的价值排位表中，“苟且偷生”显得轻如鸿毛；人的尊严很有价值，所谓“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之志不可夺也。”人的自由权利很有价值，最为极端的表述是“不自由，毋宁死”；按自己的意愿活着、凭自己的良心行事很有价值，对唯唯诺诺、奴气十足的活法不予采认。
不难看出，控方认为之“不值”，正是辩方心仪之“值”，控方认定之“值”，正是辩方轻鄙之“不值”。共同点是：双方都按自己觉得最值当或较为值当的方式生活。
张大奎上广场展标语，叫不叫“鸡蛋碰石头”？我看不叫。他不过是举着鸡蛋对石头说，别看鸡蛋是弱者，但她有存在的权利。他不是拿鸡蛋去碰石头，而是要石头不去砸鸡蛋。中国历史上，石头总是砸向鸡蛋，还一律诡称是弱者“以卵击石，自取灭亡”；而平时以“苟且”为首选，“墙倒众人推”时却争先恐后的人，也乐意将弱者的呼号和非暴力抗争视作“犯傻”，以便凸显臣民心态和臣民行为的天然合理性。然而，这一切是不是也该翻篇了？
如果说，面对整个制度和文化，个人显得微不足道，并深感无可奈何的话，检视、反思和逐步矫正自己的心态和行为是不是有点现实性、可能性？再退一步，如果自己改变自己也还启动不了的话，那么，在言说、评述别人行为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尝试换换角度，可以来点新的思维，带有公民色彩的思维？
在号中，除我之外，张大奎的湖北老乡廖林，也对大奎的抗议行为表示了理解和肯定。东北的盖兆虎等人也没对大奎的做法进行嘲讽和责难。尽管还是少数，但已经使大奎感到欣慰，感到“踏实多了”。
大奎进号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官方在“新闻联播”中公告了一条爆炸性旧闻：1月23日下午，龙年岁末，有数名法轮功信奉者在天安门广场自焚。报导说，那些人在李洪志的挑唆下，痴迷到以自焚来升入天堂、求得“圆满”。当时，号里的空气一下子凝重固化了。廖林一开始认为是官方造假，给法轮功加罪。多数人惊讶语失，感叹连连。大奎睁大了眼睛，表示实在不能相信。在同样经历了巨大的冲击波之后，我仔细、反复地看了经官方精心编定的东西。我对站在身边的大奎说，事情应该是真的，但不会是什么升天，而是以自焚这一极端的自戕方式来表示抗议。大奎马上说，“李老师明确说过，自杀是一种罪过。练功的人是不会自杀的。”我解释说，把这件事说成是由李洪志挑唆所致，是荒唐可笑的。
但是，处于极为困顿、悲愤之中的人做出以死相抗之举，虽属罕见，但亦可能。再说，官方也还不至于卑劣到、无能到要泡制“国会纵火案”的地步。在我的印象中，播出录相的当晚，他并没有接受我的看法。
那天晚上，大奎不厌其烦地跟我说，法轮大法反对自杀，更反对杀人。其实，这个事实我清楚：中国每年的自杀人数有20多万，自杀未遂者则高达200万。而这些年来，所谓法轮功习练者中的自杀人数（姑且认为官方没有造假）仅数百人，占万分之四，远远低于练功者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由此足见李洪志反对自杀的态度。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李洪志并非等闲之辈，说他一呼万应可能过了，一呼百应、一呼千应他是做得到的。若他真要信徒“升天”或“以死相抗”，这么多年来怎么会只有数百人从命，而这一次又只有区区数人响应呢？果真如此，李洪志何足惧哉？法轮功何足惧哉？记得1994年暮春时节，经北京的几位朋友再三相劝，我随他们一起前往长春，并自5月1日开始，在吉林大学呜放宫礼堂听李洪志“授课”。绝大多数人是上午听一遍，晚上再听一遍。我不知道晚上溜号的除我之外还有谁，反正白天总是席无虚座。
授课结束那天，当李洪志回答了底下递上去的数十张条子之后，整个礼堂开始沸腾，受众们几乎全都站立起来，欢呼雀跃，不能自持。事情十分明朗，李的东西虽然根本不能打动我、说服我，但他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实实在在的。我想，如果他在新发布的经文中要信徒们赴死，听命而行的恐怕起码要数以百计。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那几个人的自焚，应属个人行为无疑。那么，千里迢迢从河南跑到北京，是升天还是抗争？我倾向于后者。处于被打压、围剿之中的开封信徒，还有什么胃口和心境出远门去升天？
2001年2月15日，湖南的一名法轮功信奉者在北京永定路南端自焚身亡，留下的亲笔遗书说得明明白白，他是忍无可忍以死相抗。我相信，在他之前的自焚者亦怀有同样的心迹（2月20日，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由积水潭医院转到北京公安医院。他被放在我对门的一间病房中，也是独处一室。可惜的是，我始终未能找到机会当面问问他）。
利用自焚事件，当局对法轮功的镇压明显加大了力度。2月5日左右，张大奎被叫出去填了捕票。他自己明白，号里人也都明白，他剩下要做的，就是如何在法庭上为自己作辩护一事。大奎找我求助，我要他自己先考虑三天，再来与我讨论。
三天后，他谈了自己的辩护要点。一是邪教帽子扣得阴险狠毒，必须如实戳穿。二是四项罪名完全是莫须有的，必须据理反驳。他刚说完，我就乐了，还乐得他直犯蒙。我赶紧告诉他，我之所以乐，一是高兴他把要害抓住了，二是官方将四项罪名悄悄改为三项了，辩护任务要比他想的轻一些了。他忙不迭地问，哪一项罪名给拿掉了？我说，列在第一条的“反政府”给拿掉了，后面三条“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还在用。
大奎说，前年定法轮功为邪教时，最大的棍子不就是“反政府”吗？怎么给拿掉了呢？你会不会弄错了？我找出报纸给他看，四反成了三反，白纸黑字，不信不行。
接着我告诉他，当初官方声色俱厉地抛出四项罪名，并将“反政府”赫然列于首位时，我就认为，这既是现行政治制度的本质体现，也是官方情急迷乱、举措失常之反映。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民主社会，“反政府”是公民的权利，公民反对政府的某些决策直至要求政府下台，都不是罪过，而是权利。在那样的社会中，绝对不可能将“反政府”列为公民或社团的一条罪名，只有在中国或类似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才会将“反政府”抬出来吓唬人、处理人、关押人。
然而，与曾经屡试不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不同，新帽子“反政府”越来越成为双刃剑：既尚能镇住老百姓，又给官方造成不小的伤害。你们看，给法轮功扣上“反政府”的罪名，至少不打自招地表明了两个事实，一是中国实行的不是民主制度；二是对法轮功进行政治迫害。
因此，如果不是情急迷乱，当时的官方想必是不会选用这一罪名的。在“反政府”帽子抛出后不到一年，当局权衡利弊，终于粘不溜地收起了这顶帽子。听到这儿，大奎乐了，旁边还有几个人也乐了。我说，还有可乐的在后头呢。
我继续说，“反科学”算不算罪名？我认为不算。法轮功有没有反科学是另外一回事，我这里说的是，科学是好东西，但科学没有不受反对的特权，人们要是对科学不感冒，是可以反对的；反科学或许显得愚昧可笑，但无罪。
“反社会”算不算罪名？我只知道有“反社会情绪”、“反社会倾向”和“反社会行为”，还没有听说过有“反社会罪”。
“三反”中间，我能确认构成罪名的只有“反人类”。纳粹德国战犯所犯下的，就是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
于是剩下最后一个问题，李洪志是否犯了“反人类”这一滔天大罪？中国官方照例是“有罪推定”，希望象办胡风那样一手遮天就给钦定了。然而，时代不同了。如今，李洪志在国外合法地留居着，法轮功组织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合法地存在着。你说李洪志反人类他就是反人类？别人长没长眼？你说法轮功是邪教它就是邪教？别人心中就没有杆秤？
我一口气说到这儿，大奎和其他几个人就更乐了。四反也好，三反也好，敢情官方对法轮功的指控还真是纸老虎哩。
那天之后，大奎一直比较平静。坐板之余，他也玩牌、下棋，还做俯卧撑。他还数次提出晚饭后要练功，但学习号不敢答应。我后来知道，他还是找到了办法：自愿替人值夜班，在大伙熟睡的凌晨时分，他就虔诚练功，贯通周天。
我自2月16日到2月26日离开看守所十天，被安排到公安医院“治眼疾”。回来后听人说，大奎一直在念道我。我问大奎，他说是真的，我不在，他心里很不好受。
大奎进号后，给武汉家中去了二、三封信，要些钱买被褥和日用品，但不知何故，一直未见汇款。当然，物质的清贫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他与孙巍、刘永旺一样，安贫乐道的种子植根于心田，对身外之物看得很轻很轻。
3月30日，我离开看守所去遣送处。大奎依然与别人挤着睡，后半夜则替人值班。临行前，我特意将军大衣留给了他。虽说已经春暧花开，但身体单薄的他，还是很需要东西去抵御黎明前那料峭的风寒。
43、官司见底
秋去冬来，风圈外的那棵掐顶杨树上，已经发僵的叶子随风飘落，所剩无几。2000年还有一个多月就将逝去，20世纪还有一个多月行将结束，我自己的官司却为何老不见底呢？从1999年5月18日刑拘我，到 6月26日逮捕我，再到10月21日下起诉，最后是11月1日开庭审理，都是按程序走的。开完庭之后，程序失灵了：已经一年多了，判决书还下不来。不用说，问题显然不在法院，而是法院之上的决策者举棋不定，致使我滞留七处，在空气污浊的斗室中打发时光。
11月中旬，在看守所拒绝我直接给律师发信后〔１〕，我提笔给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王燕法官去信〔２〕，要她转告莫少平律师来七处见我，就当局严重违反《刑诉法》之规定、对我的案子迟迟不予审结一事进行商讨。
几天后，莫律师就来了。他再次告诉我，他早就向法院提交过要求变更对我的强制措施的申请报告，而法院当然无法作答。这一次他与王燕通电话时，法院那头也没有明确信息，只说争取年内解决。我对莫律师说，有权拍板的人在我的案子上肯定有为难，但我不会幻想他们在新世纪降临之际突发善念，立地成佛：良心犯是一定还要继续制造出来的。我只是想早日离开看守所的弹丸之地；而且，到了监狱就能与家人见面了。不过，莫律师和同行的一位女律师还是说了更能暧人心肠的话：不期待会无罪释放，但判个羁押期说不定还是有可能的。
回号后，号里人也是挑吉利的话说。最典型的是，能判你早就判了，拖这么久就是不好判么！江老师，等着回家过年吧！说心里话，我何尝不希望如此？就渴望自由这一点来说，我比谁都不差。只不过，我的直觉和理智都告诉我，回家过年的概率如果不是零，也是无穷小。
一个半月又过去了，日子直逼年关。
12月20日，星期三，法院终于进行年终清账了。上午9点左右，丁岚被叫出号去，旋即看守折回404 室，悄声告诉学习号：给他收拾东西！这是丁岚要接死票的信号。近中午，确知傅榕和丁岚被一审判处死刑；以李亚平为首的19人抢劫团伙案，其中十人被判处死刑；另有几起死刑案也都在上午做出宣判。刚被判处死刑的囚犯都要被砸上脚镣，带上前揣，解往四区。一时间，筒道里纷纷扰扰，镣链拖地的叮铛声，铁门启闭的哐铛声，此起彼伏，难以消停。当天，丁岚被关入405号。第二天清晨，从405号水房部位的墙体上，传来三下沉重的敲击声，这肯定是已成死囚的丁岚向404室发出的最后的声音。
12月27日，星期三，2000年倒数第三个工作日，也是20世纪倒数第三个工作日。晨起，我破例用凉水洗了头。9点多，看守呼我出号，悄悄告诉我：去接票。一中法来一辆车，就拉三个人，其中二人是去换票（原发的判决书打印有误），只有我是出庭听宣。到了法院，我们被关入“笼子”坐等，中午每人给了个馒头。我对判决结果略一思索，无非是：轻则三年，重则四年，该坐的牢就得坐。呆着没事干，竟打起了瞌睡。
下午1点30分左右，法警唤我上堂。我脱下军大衣，里面穿的是我所喜欢的酱红色冬令茄克衫，为常熟谢桥福圩村制衣公司所制。不到一分钟，我跨入法庭，见旁听席上仅章虹一人，我朝她点头。律师席上坐着莫少平、王刚律师，我以目示意。三位法官和一位书记员均已入席。检察官席空缺。当我站定后，审判长王燕宣布“全体起立”，她开始宣读判决书。应当说，她的语气是平淡的，例行公事式的，而不是满怀义愤的，无产阶级专政式的。但是，判决书的内容令我不快，更令我轻鄙。我的脸上很快就浮起了不恭的嘲讽式微笑：非要让言者坐班房，这我能承受。但时近21世纪，那些加害者还要搞文字狱，是多么无理、无趣和可悲呵！
王燕读毕，问了我一句“听清楚没有？”，我答“听清楚了。”随后，她连程序规定的“是否上诉？”
都不问，就急着宣布退堂。刹那间，我的胸中陡然升起一股怒火，我高呼：“以言治罪可以休矣！”堂上堂下，门里门外，一片静寂，无人出声。我突然悟到，众人中多数恐怕听不懂文言文，就又怒吼一声：“埋葬文字狱！”这时，两旁法警始缓过神来，上来推搡我。我步出法庭，见门外聚了一大堆法警，大厅里搞装修的民工也都停了手中话计，朝这头张望。我想，多年来，恐怕还没有什么人敢这样“咆哮公堂”的，人们全都愣了。
回到“笼子”所在的筒道，让我呆在法警的值班桌子旁。不一会儿，书记员黄璇拿了判决书副本来找我签收，并问我是否上诉。我提笔不假思索地写下了下面几句话：
我早就奉劝你们不要学雍正，不要搞文字狱，但你们非要搞，非要迫害中国知识分子。我当然要上诉，要把这个官司打到底。 在我签名时，我记得王燕也过来了。我不想把气往她身上撒，就平静地和她聊了几句。明摆着，法官是奉命行事，自己是作不了主的。主政者要制造良心犯，他们是遵命不甘，违命不敢。
接了大票的第二天，12月28日上午，莫律师和他的夫人冯律师就来到七处见我，问我是否上诉。当时我仍有三种选择。一是不上诉。不是服判而不诉，而是不屑一诉而不诉。二是上诉，但不请律师。三是上诉，且继续请律师。我决定上诉且请律师。上诉，是为了好好写下一份上诉状，对官司作一个了结。
不过，我的上诉状是写给世界、写给历史的。对这种政治迫害案，二审法院也不过是听喝的，能指望他们为你申冤理枉吗？延请莫少平先生继续当我的辩护律师，是因为我对他的工作心存感激。我们商定，元旦过后，莫律师再来看守所，取我写的上诉状，并代为转递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在名副其实的世纪末的最后三天里，我在号中琢磨我的上诉状。在特定的氛围下，我觉得时光似乎倒退到了上个世纪的末端──就所论的题目“埋葬文字狱”而言，我很象清廷刑部大牢里等候来年秋决的死囚。为了给世界和历史留下一份象样的东西，为了使号中初中文化程度的人都能看懂读懂、口耳相传，我用功到了食不甘味、寝不安顿的程度。
2001年1月1日，新世纪的第一天，我将上诉状正式定稿。 法院方面动作也不慢。我在12月27日明确签下上诉意见后，一中法在年内就将卷宗送呈高级人民法院。1月3日下午，年关刚过，高法的书记员们就来到看守所进行“面提”──就上诉事与当事人面对面地敲定一下。当天的“面提”在六区和七区之间的西边筒道里进行，被
“面提”的上诉人约有20多名。一向以来，“面提”都极顺当。不把上诉人当人的法警和自己不怎么把自己当人的上诉人“相互配合”，法警象赶猪那样把上诉人驱往“面提”处，上诉人一路两手抱头，目光低垂。到了那儿，则象一具具弯曲的活尸，一律面墙蹲下，继续抱头。书记员们站在数个窗台边，点到谁的名，就由法警将谁带过去，双膝弯着，蹲在书记员侧旁，仰面回话。一、二分钟之内，问答完毕，摁上手印，再去墙边蹲下，双手抱头。所有上诉人被一一过完堂后，再由法警分头赶往各区筒道口，由看守领回，送至号中。
1月3号下午的“面提”，法警碰上了一个把自己当人的上诉人，从而激起了一场百年不遇的轩然大波。当时，从四区提出来的上诉人共有七、八名，法警将我们从楼下往楼上带时，我就听到他嚷嚷：“那人怎么不抱头？”其实，不抱头是我的规矩，并不是我故意较劲。我装没听见，继续走。楼梯三下二下就走完了，他也懒得挤过来把我揪出来。到了楼上筒道里，大伙一律面墙蹲下时，我也委屈自己蹲了下来，只不过别人都低头、抱头，显得一致而顺眼，惟独我双手扶膝、背直头正，明显高了一截而刺眼。很快，法警吼开了：“抱头！”我不予理睬。法警上来用膝盖顶着我的背，怒道：“叫你抱头！”我依然不予理睬。如果那时法警稍有一点思忖，觉得眼前的事不太对劲，然后稍稍收敛一下傲侮之心，知趣地不再做声，那就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然而，一向不把上诉人当人的法警继续按惯性行事，他口出粗话，用膝盖又重重地顶了一下我的背部，这无疑是引爆了一颗本不想爆炸的炸弹！我腾地一下站起，转身，双目圆睁，大声斥道：“你凭什么要我们抱头？《在押人员行为规范》上哪一条规定我们要抱头？倒是《看守所条例》明文禁止警察打人骂人！”我看清楚那法警年近 40，这时惊愕有加，张口结舌，竟说不出话来！在他本能地往后退一步时，旁边冲过来一个年约30、象是个小头目的法警，他对我说：“你嚷嚷什么？谁打你了？”我手指他身后的那名法警，说：“就是他！”或许是万万意想不到，或许是我嗓门极大，声振楼板，那位用膝盖顶我的法警依然说不出话来。筒道里早已肃然，若干书记员，多名法警和20多名上诉人，无一出声。
我继续大声说：“上诉人也是人，你们为什么不把人当人？”
这时，一名书记员来到我跟前，问：“你是江棋生？”
我答：“是。”
他说：“你过来面提吧。”
我随他走到窗台前，站定。
书记员展开询问笔录纸正待发问，不料那个小头目走了过来，冲着我说：“蹲下！”真是欺负人惯了！这一次，焉能不自取其辱？我怒而回击：“凭什么蹲下？！我失去的是人身自由，并没有失去站直的自由！”书记员见状，赶紧说：“江棋生，你可以站着。”那个小头目恨恨走离。问话开始前，书记员自我介绍叫李琨，接下去的问话是平和的，是按既定套路的。我也压住怒气，挑紧要的话说上几句。事毕后，我就站在离李琨一、二米处，与那个小头目继续对峙。李琨看来是个心细的人，他很快暂停对另一个人的问话，单独送我下楼交给四区的看守。有意思的是，小头目居然不请自随，紧跟着我们下楼，到了四区，还恶狠狠地对看守说：“要好好收拾他！”
我在四区筒道口一直呆到“面提”全部结束，其他人都回号以后。这时，分管死囚的戴管教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进去一看，里面还有三、四个四区的看守，我想，穿官衣的本是一家人，且看他们怎么收拾我吧。没想到，戴管教的头一句话是，火气别那么大，身上伤着了吗？有一看守接着说，要不要检查一下身体？我突然明白，法警惹下的事，看守是不愿意兜着的。若我真的被打伤了，这个责任是要分清的。我据实回答说，身体没伤着，不过法警的行为太不象话，我之所以发火是他们招我惹我了。我又说，其实，犯罪嫌疑人也好，上诉人也好，只是失去了人身自由，他们的人格必须得到尊重。听我这么说，戴管教赶紧叉开了话题，聊起我的刑期，聊起看守所刚刚开始经营的小炒盒饭，劝我踏实呆几天，等着下圈吧。
回到404室，号内所有人都知道了一介书生的“震怒”。先我回号的上诉人、平谷县的范久学早就把刚才的一幕说给大伙听了。可以想见，对我来说是事出有因、防守反击的即席发挥，对当时在场的书记员、法警和上诉人，却不啻是一场罕见的暴风雨；对看守所来说，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突发事件。
事情过后，我很快平静如初，只是盼着律师来拿走我的上诉状。
1月 9号上午，雪后晴天，我终于等来了律师。看守打开铁门，我跨出 404室。突然，从西边筒道口传来一声命令：“搜他身上！把带字的都给留下！“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在见律师前突遇搜身。”我的上诉状“被无端扣压，一直贴身藏着的《看守所杂记》中的一节
──”血洒铺板“亦被搜出没收。这时，跟翻了脸的看守讲道理根本无济于事，他们拿到了手就不再松开。我只是怪恼自己：怎么一点警觉都没有，白白让他们把劳动成果给劫走了呢？到了律师楼，见到王刚律师和一位女律师，我心中仍是懊恼不已，脸上也是一副遮掩不住的懊恼之情。十来分钟后，我平静下来，慢慢口述上诉状全文，由王刚律师记录；最后并商定，我走另一条“正常渠道”，将上诉状交给看守所，由他们转交法院，律师再从法院取得复印件。
1月11日，我将一式两份“我的上诉状”交给宋管教，期待他们能按规定“走程序”。宋管教说，你在3号那天大撒把，人家还会不盯上你？我这才知道，看守所的搜身，原来是要阻止我将控告法警打人的状子通过律师递出去。不料歪打正着，把我真正当回事的上诉状给无理抄走了！
至此，我的官司还剩最后两个环节：法庭询问和下裁定书。就结果而言，官司已然见底，毫无悬念。不过，由于春节长假将至，3月初又有“两会”，在何时询问和下票这一点上，还存有少许未定之处罢了。
１、2000年9月29日晚上，代号为“9315”的昌平人士线春满“干起”回家，我托其给我家中挂一电话，要我妻子写封信寄来。
10月16日，我读到了章虹写于10月10日、寄于10月11日的信。这是近一年半来她写的第一封信（主要是以为写了信我收不到），且顺利通过管教的审查而来到我手中。接信第二天，10月17日， 我给莫少平律师写了封信。以下是我给莫律师之信的全文。
莫律师：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8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从受理到审结一件案子，其法定期限不得超过两个半月。如今我这件案子，审而不结已经拖了整整12个月！我琢磨，应当再次正式知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醒他们应当对有关现行法律怀有起码的尊重，对被告人的正当权利怀有起码的尊重。为此，望您能于近期 来趟看守所，以便就此事进行磋商，作出定夺。
祝 秋安！ 江棋生 （2002-10-17）
２、10月19日，给莫律师的信被管教打回，说是“不能直接给律师去信，只能写给法院，让法院转告”。10月23日，我给审判长王燕写了一封信，并交给了管教。以下是信的全文。
审判长女士：
烦请通知我的辩护律师莫少平先生，请他于近期来看守所见我，我想就《刑事诉讼法》第168条之规定向他请教几个问题，同时就是否对法院违法一事提出控告作出决定。
此致 敬礼 江棋生 （2000-10-23）
44、走向监狱
龙、蛇二年更替之际的1月19日，颇有敬业精神的莫律师和王刚律师又特意来到看守所，告知二审法院承办法官已向他们催要书面辩护意见，并向我拜个早年。我问高法是否已收到我的上诉状，莫律师说并未提及。而按理说，走看守所到法院的内部通道，一、二天之内我的上诉状就能到达二审法官的案头。
现在八天过去了，这件事似乎还未办妥。我隐隐觉得，看守所在执意违法扣压我的状子。
过年之事不必再表，转眼间已是元宵佳节。看守所里历来卖煮熟的元宵，今年则新增了汤圆，均为20元一份。我这个南方人自然喜食汤圆，并特地多买了几份，让号内无钱者都能尝一尝。
元宵之夜，是春节长假后最后一个有节日气氛的夜晚，按约定俗成的规矩，元宵节一过，司法程序又将启动。
果不其然，第二天（2月8日）高法就来提人了，被提者中就有我。我早就将一审判决书随身揣着，在判决书背面，是“我的上诉状”底稿。我觉得，将上诉状带出看守所，这几乎是惟一的机会。与中级人民法院给被告人上前铐不同，高级人民法院给上诉人戴背铐。那个法警小头目绷着脸过来给我上铐，我略略瞪了他一眼。步出楼门后，在外面等候从五区提出的女上诉人时，正逢承包小炒买卖的胖队长（姓何）带一队劳动号走过。胖队长大声对我说：“不要再发脾气了！”
我笑着说：“一般不会。”
高法与一中法在同一个院子里，关押被告人、上诉人的“笼子”是两家共用的。与中法还有一点不同，那就是上法庭前，高法还要对上诉人进行搜身检查。搜身时，上诉人又得抱头。那个小头目来到我身边，他不敢让我抱头，但搜得很细，把我的一审判决书给搜出来了。不过，他并没说什么，只是把判决书往长条凳上一放（如果说什么，我自然有话等着他）。就在他转身去搜另一人时，我一把抓起判决书放在上衣兜里。后来押解我上法庭的，还是那个小头目和另一个法警。小头目自然不敢开口要我在路途中象别人一样双手抱头，他清楚，如果开口，将会引发什么样的情势。而其他可怜可哀的上诉人，出了“笼子”便一路抱头窃行，直至法庭门口才让把手放下；而这时若他想抱头进庭，也将决然不被允许，因为这将把法院的不文明暴露于竹幕之外。
进入法庭站定后，见法官席上自左至右是：几乎满头白发的中年法官、戴眼镜的30多岁的审判长、年轻女法官和书记员李琨。堂下，在我左侧靠前，是一位配有文印机的录入员；在我背后，站着两名法警。整个法庭内共有八人，无检察官，无律师，无旁听者，是谓“法庭询问”，而不是“开庭审理”。
看来，案子的承办人是那位白头法官，因为所有问题都是由他发问。当然，他首先让我坐下，然后问了一些鸡毛蒜皮之事。当问到我的上诉意见时，我开口道：我的上诉状你们收到没有？那位法官在卷宗中翻找一番，然后答道：是不是你在一审判决后写下的那几句话？我说不是，有2,000多字呢。他又翻出了卷宗中夹着的“我的自我辩护” （由章虹寄给一中法王燕法官的），让我指认，我说不是。于是他说那就没有了。至此可确证，北京市看守所于1月11日拿到我的上诉状后，并没有依法转递法院！我为此感到愤怒，但也为自己终于多了一个心眼而感到庆幸。
我告诉法官，我随身带来了上诉状，并要求以宣读上诉状来表达我的上诉意见。他们很快同意了。
我从上衣兜里掏出上诉状，清了清嗓子，开始大声朗读。当读到“更不能象邓小平那样承认错误，永不翻案”时，审判长不悦地予以打断；往下读到官方编造的关于抗日战争和朝鲜战争的谎言时，审判长再次加以打断。不过，法官们还是容我大体顺当地、抑扬顿挫地读毕了全文。然而，我自己并不满意。我其实应该作即席申述和辩护，那样既更为简明有力，又能看清法官们的表情和姿态。
法官们要我将上诉状留下。我说可以，不过请法院保留复印件，把原件还给我。之后又发生了一些小小的争执，这一幕“法庭询问”就半真半假地结束了──对二审法官而言是限于程序之约束而应付；我自己呢，也远不象一审上堂时那样，非要以正压邪，让对方无地自容。我也有些调侃，有些应付，有些走过场就得了的心态。
2月9日下午，李琨一人来到看守所，在四区筒道口先是依约还给我
“上诉状”底稿，之后交给我一份由那位录入员打印的“法庭询问记录”，要我过目后签字。那是一份丢三落四的、严重失真的记录稿，我以极大的耐心尽可能地作了修订和补正，末了我对李琨说，你拿回去重新打印后我再签字。他一脸无奈地说，也就是你的案子，我才专门挤时间跑过来让你阅后签字，别的案子哪有这事？要我再来一趟，就太为难我了，反正你增改的地方肯定会在重新打印时得到兑现，这点我可以担保。我觉得此人说话可信，同时我又习惯成自然地愿意体谅别人的难处，于是我对他说，出于对你的信任，我可以签字，但希望你帮我办两件事：一是约请我的律师到法院去取上诉状复印件。二是当二审结果出来后，通知一中法尽快下执行票，以便我早日离开看守所去监狱。他听完二话没说当即表态，两件事均合理合法，完全能办。我于是在记录稿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写下了长长一段话，大意是规劝当局不要一意孤行，非要恃权弄法加罪于我，遂使我以一个文字狱受害者之身青史留名云云，并签了字。
李琨走后，我回到号中。大伙都说，你什么事都没有了，踏实等着下圈吧。谁都没有料到，即将终结的我的看守所生活还会迸发出异样的浪花。
2月16日，星期五，天气晴朗。上午8点半左右，所内大夫在作例行巡筒诊疗时，竟破天荒地将我叫到号门口，说，你叫江棋生吧？你的眼睛怎么样了？我说右眼一直不好，发胀发涩。他说，待会带你出去诊治。号里人都恭喜我说，天上掉馅饼的事让你给赶上了！自2000年 9月开始，我曾多次向管教、大夫提出检查右眼的要求，但没有一次是答应了的。近二个多月来，我就未再提及此事。如今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们人道起来了呢？高兴之余，我有一分疑虑。几分钟后，宋管教出现在404室门口，呼我出号。我将作为屁股垫的军大衣推给旁边的郝卫军（大衣兜里装着上诉状底稿），就下板走出监室。我以为是门诊检查，中午是肯定要回来的。
出了楼门，上了警车，车中有管教、大夫，还有二个执行科的警察。我被按规定带上脚镣、手铐。在驶出看守所大门时，值岗武警除了查验出门手续是否齐全外，还将头探入车内核对人数。警车经过天安门广场，取道南池子，最后到了北京公安医院大门口。解了脚镣、留着手铐，我下了车，并被带到急诊室，随后他们用电话与眼科主任取得了联系。在等候主任前来检查时，我意外地听到，他们已给我办妥了住院手续！至此，这事就有三分蹊跷了：未经诊断，怎么就做出了需要住院治疗的决定呢？不过，尽管闪过了这个想法，我还是没太往心里去，权当他们是积德行善，好事好办吧。半个多小时后，眼科主任和另一位大夫来到急诊室，用随身携带的仪器对我的眼睛进行了检查，最后由看守所大夫出面告诉我，医院认为你应当住院作进一步检查。我微微一乐，点头接受。不管怎么说，这事不赖，我想。
他们随后将我带向特设的地下住院部。记得是坐电梯到了地下一层，再来到一座没有任何标志的大铁门前，他们摁电铃后，只见大铁门徐徐开启，又见里面的警察打开另一道铁门，我们于是进入警察值班室，然后穿过值班室另一头的铁门，进入设有病犯科办公室的住院区。到了住院区，按程序解开手铐，给我理发，让我冲澡，换上病号服，穿上拖鞋。身上穿去的衣、裤、鞋、袜等，则一律装入一个黑色塑料袋，被拎到值班室去了。宋管教在临分手时，象是不经意地问了我一句，你号里的东西放在哪里？我一个激灵，回答说，都在一个红色塑料桶里，学习号张军知道。这一问一答后，我觉得此事就有六分异常了。
我被安排进一间空无一人的病室，里面有编号为25至28的四张病床。警察让我上了门后的25号床，并随即用脚镣将我的左腿锁定在铁床架上。我清楚这是规矩。但当时那个警察欺生，竟还把我的右手马上铐在另一头床架上！（这就是个人责任问题了）吃中午饭时，我的右手解了铐，坐在床上用餐。此后，白天就再没有将我的右手上过铐。
下午3点左右，眼科主任和另一位大夫来到地下室住院部，为我再作检查。尽管跟着进来了二名警察，但我的脚镣依然戴着。查毕，并未告诉我患的是什么眼疾，只是开了些据护士说是扩张血管的药。当天晚饭后，病犯科副科长进屋和我聊天，我提了两条要求。一是每天晚上延至10点（一般是每晚8点）给我右手上铐。二是用两副手铐串着铐我右手。他倒是痛快地答应了，说是“对你照顾”。其实，我提的是最起码的要求。试想，在灯火通明的屋里，一个人的左腿和右手被固定了，身子侧不得更翻不得，如果不熬到困意浓浓，如何能睡着？晚上8点就给锁定，让人动不得又睡不着，岂不是活受罪么？此外，若用一副手铐将右手与床架紧紧相连，睡着了稍一动弹，就将勒醒，不是太不人道了么？再说，半夜小便，先得伸右脚踮地，再探出左手去够便壶，若右手一点松动余地都不给，要完成“方便”任务就十分不方便了。
在极端不自由的境况下，我迷迷糊糊睡了大半夜，也算为“没有人吃不了的苦”这一古训作了新注。然而，这才刚刚开始。一天24小时都被牢牢圈定在床上的日子，对于一个仅患眼疾又生性好动的人来说，着实是一项挑战、一种“修炼”。不过头三天，我得到了一些补偿：能读到看守所里读不到的多种报纸。湖南株洲的法轮功信奉者来京自焚并留下遗书，我的朋友、北京电影学院的郝建就电视连续剧《大雪无痕》所发表的看法，就是从新鲜的《晨报》上读到的。我注意到，不仅病犯科有公费订阅的报纸，护士、护工自己购买的报纸也能在住院区流转。
2月19日，不知为什么，突然不让报纸进我的病室了！我让常常笑容满面的护士长给我搞点报纸，她反常地躲着不给回音。而其他护士进屋，总是戴着大口罩，或发药，或量体温，或量血压，不苟言笑，事毕走人。保洁女工进屋，更是一言不发，擦完地就撤。警察很少进我的屋；进来后，我问他们要报纸，总是支支唔唔推说“没有”。
我的日子更严峻了。现在，我生活在“四无”空间中：无人可聊、无音可听、无屏可看、无报可读。每天除了放大茅能解开脚镣去厕所，剩下的时间就被定死在床上。幸亏脚镣留有少许松动余地，我得以做做仰卧起坐，做做俯卧撑，有时用右脚踩地来个金鸡独立等。但漫漫长日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我只能作打坐状，闭上双目神游冥想，进行意念漂流。
很自然地，在思维领域出现了一个吸引子，那就是Ｔ变换到底是什么变换这一久悬心中的疑团。作为时间坐标反射变换的Ｔ变换（ｔ→ｔ，＝??ｔ）历来被认作是时间反演或运动反向变换，我对此早已质疑过，也确信自己的看法是站得住脚的。如今，在这个家徒四壁、孤寂宁静的地下室里，我重新开始一步步审视这个问题，认为有一个前提是必须确保的，即任何变换──坐标变换或非坐标变换，连续变换或离散变换，都不应导致物理量定义的改变或破坏。物理学界对Ｔ变换之功能得出的结论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在于他们在实施Ｔ变换时盲然未察地破坏了相关物理量的定义，从而破坏了讨论问题的基础，并引出了不当的见解。那么，在不改变物理量定义的前提下实施的Ｔ变换，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变换呢？
真是冥冥之中如有神助，顿悟出现了：莫不是变正计时为倒计时？这些年倒计时方式还挺时髦，迎接香港回归搞倒计时，申奥一事搞倒计时，这个Ｔ变换不是别的，正是计时方式之变换：变正计时为倒计时！我琢磨再三，予以确认。
当时，如同体内经历了一场激变，我全身的每个细胞、每个基本粒子都兴奋和欢乐起来了。我挥拳重重击打床铺，脸上绽开了花，忘情地出声喊道，太幸运了！太幸福了！现在，该是透过屋角的监控器盯着我一举一动的警察发蒙的时候了：这个终日与脚镣手铐为伴、象动物一样被牢牢拴死的“病犯”，为何乐成这样？
地下室里的顿悟是一件意料之外的大收获。在我住院的日子里，两位护工与我的交往，则构成了一种温馨的记忆而长留心中。一位护工姓石，40出头；另一位姓刘，年届花甲。他俩都是从公安系统外招聘来的，专门负责“病犯”的吃、喝、拉、撒、睡，还要被护士支着当跑腿、打杂差等。我在那里见到的所有人中，除护士长外，老石是另一个脸上常常浮现笑容的人。
2月16日中午，他将炒菜和馒头送到我的床上，当时我轻声嘀咕一句：要是米饭就好了。他马上接着说，我去给你办，叫他们每顿给你订米饭。随后他又出去拿些报纸来，垫在我的被子上，要我慢慢吃，吃完他来收拾。短短几分钟，我从他身上感受到了质朴而可贵的同情心，而这种感受，将帮助我去抗衡脚镣和手铐的冰凉与无情。下午和晚上，我小完便，唤一声“老石”，他就进来取走便壶去冲洗，回来顺手给我的纸杯中倒上开水。临睡前，他为我倒上刷牙水和洗脸水，我在床上洗漱完毕，他拿去倒掉。第二天早上，他最先进屋，为我倒上刷牙、洗脸水，带走便壶。早饭后，他又找来新报纸……2月18日下午，我冒昧提出借用他的剃须刀，他二话没说就拿过来了，还带来一面小镜子。
近两年来，我一直拔胡子，那天，用久违了的剃须刀刮胡子，心情还真是不错，谁知得意忘形，拿着镜子左看右看，刮了又刮，却没有背对监控器，很快警察就把老石叫去训了一顿，告诫他“下不为例”。
几天后，老石告了假，出去再找一份工作以便养家糊口，接替他的是一位叫老刘的护工，来自内蒙农村。老刘的弟弟在北京崇文区文化馆工作，因车祸曾长年住院，亏得他辞家前来悉心照料。弟弟出院回家疗养后，他被雇来了。60岁的老刘耳聪目明，腿脚灵便，集脏、乱、差于一身的护工活，他干起来似乎得心应手。他说，当护工的这份收入比在家乡挣的钱多多了。老刘脸上不显笑容，但一样有同情心，还有一种识别人的直觉和本能（这种直觉和本能，我在1966年秋冬之交，在常熟县吴市公社六大队14生产队的农民身上见到过；1967年秋收秋种中，在常熟县王庄公社尤巷大队前介庄生产队的农民身上见到过；1968年十月插队以后，在常熟县练塘公社路北大队季家塘生产队的农民身上见到过）。他几乎不用我叫唤，从门上的监视孔中瞧见便壶有货了，他就推门进来清倒，再给我的杯子倒上水。
每次进屋，他都故意停留几分钟，和我闲聊。当他知道我的案由后，连连长叹，大呼可惜。接着就把我的名字要去，口中念念有词，不一会对我说，虽说遭点罪，但你这辈子不缺钱花。而他自己则是穷怕了，他说他之所以练香功，是因为“得了病怎么住得起院啊！”法轮大法信奉者王进东住进我对门病房后，他又跟我说，香功与法轮功不同，香功不讲得道成佛。他每天得便照练不误。
作为几乎被彻底剥夺照料自己的权利的人，我们是须臾离不开护工的。我还好，还能自己去厕所放大茅。有些卧床不起的烧伤、烫伤
“病犯”，护工就得为他们接屎尿，擦屁股，洗屁眼，王进东则还要护工给喂食。此情此景使我不由得想起“人不为已，天诛地灭”这句常常引发争议的古训来。在1980年代前，这句话是臭不可闻的；1980 年代后，又似乎成了香饽饽。到底该怎么看呢？
首先我想说，人要为已是天经地义的：那些不想为己的高官，其实是由别人去伺候的；我们这些不能为己的囚徒，则只能麻烦别人来为之。一句话，你自己不为，事情并不见少，而是转嫁他人去为了。既如此，何不自为之？
其次，为己而不损人害人，这是一条底线要求，决不是为己就可以不择手段。
第三，如为己而又益人利人，则皆大欢喜，颇有道德。由是观之，只要摒除损人利己和害人利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相当合情合理，不必挑剔苛评了。
在地下室中，尽管有对Ｔ变换真相的识破，有护工的同情与体谅，有中、晚餐每顿两个炒菜的待遇，我的离去之心还是与日俱增，以至于竟怀念起半步桥44号旁门内的看守所来了！在那里，至少有人聊，有报读，有电视看，还能蹦，还能跳，还能吟和唱。而这里，非人化到让人痛苦莫名、甚至感到窒息！从23号开始，我天天催护士长给办出院手续。26号下午，突然发给我一张大、小便化验单，我一看日期，是大夫于16号开具的！这一方面更证实让我住院并不是为了给我治病，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他们修补窟窿准备让我走人。事实也真是这样：27号早饭后，看守所就来人了。我被告知赤条条穿一身医院给的绒衣绒裤，光脚穿医院的拖鞋回去。很快，我被戴上手铐从地下升至地上，到了车上再给戴上脚镣。不过，许是老天有眼，挂在空中的是一轮早春丽日，暖暖的，一路未染风寒，我顺利回到七处。
到了号中，一切皆明。我留下的所有东西（除军大衣漏网外），都被当局拿出去彻底翻查过，被、褥竟被一寸一寸地拿捏，凡是带字的东西全都收走了。有人告诉我：“老师，你写的东西在美国发表了！”
学习号对我说，管教下了令，不能让你再碰圆珠笔！我清楚，已发表的东西应当是我在一审法庭上所作的“我的自我辩护”和“我的最后陈述”以及我指控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的控告信。
所幸《看守所杂记》早已托人带出，因此，当局这次安排我“住院”然后进行大搜查，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斩获。
“两会”刚刚结束后的3月16日，我就去高法接“刑事裁定书”了。
那天，章虹在场，莫律师亦到庭，法院方面则由白头法官和书记员李琨出面。法官说，“裁定书”就不必读了，意思就是维持原判。接着他说，你如果不服，还可以向本院提出申诉。我笑着说，就是向你们这家法院申诉？他说是的。我说，我要申诉的话，将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向你们提出何用之有？这时，但见李琨手持“裁定书”副本，欲走下堂来交我签收。
岂料我身后的那个小头目法警却轻侮地不加理会，张嘴催促我离去；当我面向章虹准备说几句话时，小头目又粗暴地加以阻断。我只得大声说：好在很快就能见面了！回到“笼子”里后，李琨过来，我在签收单上写下了“推倒‘6．4’冤案埋葬以言治罪”12个字，再署上名，然后李琨将“裁定书”交给我。我接过来一看日期，原来它在2月16日就被炮制出来了，为了避开所谓的 “两会”敏感期，拖了整整一个月才让见我这个“公婆”。
而“裁定书”中最令我光火和轻鄙的是，它竟然拙劣到伪称上诉人只是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这真是星外奇谈，无稽之至。我相信，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人，读了“我的上诉状”，都能明白那是大气凛然的声讨，那是直击云天的控诉！而到了二审法官的笔下，却被偷换成苍白无力的呻吟，示哀乞怜的表白！那些个身披法袍、正襟危坐的法官们，即便你们是慑于权势实出无奈而下违心之笔，也不能这么离谱、这么缺德、这么不象话啊！这里又要顺便说到个人责任问题。我不相信那句话是出自决策者的授意；写下它应当是起草法官的个人行为，是个人素质低下的标志。只要将“裁定书”与一中法炮制的“判决书”比照一下，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不管我对“判决书”
有多大意见，它至少还说了一句实话：我的辩护依据是“言论自由”，这是贴谱的。 怀揣狗屁“裁定书”归来，我在看守所的日子就进入倒计时了。
14天后的3月30日早晨，看守点我的名，叫收拾东西。几分钟后，我与号里人一一握手作别，要他们“各自珍重”。最后我来到号门口，与学习号张军告别。我一字一顿地对他说：“你的二审结果一定是大幅度减刑！”他笑着答道：“但愿如此。”（2001年秋，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他的案子下了“判决书”，将一审的结果“合并执行有期徒刑
19年”改为“有期徒刑三年零六月”，当场票下人回家。这是后来被解送二监的服刑人员告诉我的。）
让我始料未及的是，我出了404室来到筒道，又突然遭到搜身！结果将劫后余生的上诉状底稿又给拿走了──他们跟“我的上诉状”就是执意过不去！算上1月9日拿走的一份和1月11日我交的两份，这家看守所一共非法吞掉我四份上诉状。当我最后一个出了楼门来到押解车前，执行科的人匆匆将1999年5月19日扣押之物品交还于我，计有钱包、驾驶本、钥匙串、皮鞋和皮带。我大致扫了一眼就签了字：一是时间太紧，二是没想到还会出什么岔子。然而，让人气不打一处来的是，上得车后，才发觉我的崭新的3A牌皮带被掉了包，牛皮纸袋里装着的，是一条早已用旧变色的破腰带！我不禁叹服：权力对人的腐蚀作用是如此惊人，以至警察们竟连这类草芥之物都要加以染指！
尽管出了两档闹心事，那天，我的心情依旧向好。同车的已决犯虽然被二人一组、三人一组铐在一起，但脸上亦毫无戚意。离开看守所前往遣送处，被普遍看作是一件好事，是从最苦的苦海中的胜利逃脱。春日的阳光洒进车内，轻轻接谈之声时有所闻，一种终于熬过来的感觉在传递，在引起共鸣。两辆囚车一前一后，在因为修路而格外拥挤的车道上时不时拉响警笛合法抢行，直趋地处大兴县天堂河地区的北京市外地罪犯遣送处。
遣送处是下辖于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的一座特殊监狱。认真说来，“外地”二字是不该有的，因为北京籍的已决犯，也都由各看守所汇往那儿，再从那儿发往北京市监狱管理局主管的各监狱：地处北京市行政区划内的北京市监狱、北京市第二监狱、良乡监狱、延庆监狱、女子监狱和未成年犯管教所，以及坐落在天津市行政区划内的清北监狱、柳林监狱、前进监狱、金钟监狱、茶西监狱、东升监狱、潮白监狱、桥北监狱、清园监狱。此外，称“罪犯”遣送处亦属不当，因为已决犯中包括“罪犯”和政治犯、信仰犯等良心犯，“罪犯”之中也保不齐有无罪的人被错判、误判了的。
若科学地加以命名，应称“北京市服刑人员遣送处”，因为不管是罪有应得的，被冤枉的，还是受迫害的，共同之处是都要被强制执行刑罚。
约摸10点左右，囚车驶抵遣送处。从车窗望出去，这座交付使用才四个半月的特殊建筑占地不少，它那由钢骨铁架搭建成的高大厚重、城楼似的大门区，令人印象深刻。十分钟后，第一道电动铁门徐徐开启，囚车在荷枪实弹的武警眼皮底下缓缓驶入并停在门区；然后头道大门关闭，第二道大门开启，囚车方得以进入遣送处院区。
在车中放眼，但见院内场地平整开阔，人工草坪如茵；大院四周分布着六、七幢楼房；除停车坪处有一些人在略略走动外，春光下的一切都显得静谧、明畅、平和。我怎么也想不到，恐怕所有刚来这里的服刑人员都不会想到，这个与美妙动听的天宫村相毗邻的所在，这个给人留下似乎远比看守所强的第一印象的所在，竟是一座地地道道的人间地狱！而我，作为一个跨世纪的良心犯和历史的见证人，将在这里度过53个终生不能忘怀的日日夜夜。
从1999年5月19日到2001年3月30日，我在北京市看守所──宣武区半步桥44号旁门──内的313室和404室度过了681个日日夜夜，写下了 44节看守所生活的杂记，其中第40～44节是到了二监以后才得以最终完成的。所写下来的这些东西，自然是在我所选取的视角下呈现出来的羁押生活的真实写照，是不可替代的个体生命的独特感受。然而，如果不是权利意识和责任伦理的双重驱策，我也是不会选择命笔的。试想，在常年被关押在七处的几千人中，在这么多年来曾被关押过七处的十余万人中，会有几人想到要写？又有几人真的动了笔？而又有几人写下的东西问了世？很多人不清楚他们有权写，因而连写的念头都没有。意识到有权写的人又往往弃权了事。最后，有人写成了，却又稿投无门，尘封箱底。幸而得以面世的大墙内情之披露，仍属罕见。
作为20世纪末中国文字狱的一名受害者，我清楚自己有权写，且责无旁贷，不能弃权。此外，我寻求发表不难。最后我确认，有可能在号中即思即写，现场实录。这首先是因为，号中存有纸笔。警方的本意是让在押人员代劳完成各种本应由他们完成的书面作业，从人员登记造册，要款条填写……到警察的入党申请书和党校函授部警察学员的毕业论文等。二是犯罪嫌疑人中扎针的少。因为扎针对减轻官司不起作用，又易招人轻辱。
我从2000年3月开始动笔，到2001年2月因“我的自我辩护”之发表而止笔，中间无一人向官方告密。当然，麻烦还是有的。第一是要对付不定期的清监。每次清监，号里总被翻个底朝天，还常常对我重点搜身。而每次，我都得找到警察意想不到的地方，在一、二分钟之内将文稿藏匿。其次是要设法将文稿送出大墙。如果倾注心血、伏膝写就的东西被最后吞噬，岂非功败垂成、殊为可惜？那些自2000年8月开始为我带出文稿的人有大恩于我，除了感念系之，日后定当涌泉相报。
历时一年多，我写成并送出了《看守所杂记》。这期间，我的体质明显下降，右眼视力急剧恶化。不经意地，会有几分痛楚爬出来，使我心情不好。然而，我从没有自怜自哀。
我明白，我所吃的苦和遭的罪，在血泪斑斑的以言治罪史上，是算不上什么的。我清楚，我绝无砍头之虞，我将从看守所平安地走向监狱。而31年前，年仅27岁的遇罗克却从同一家看守所走上刑场，为自己的思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深知，正是林昭、李九莲、遇罗克、张志新、史云峰、王申酉
……等众多先驱者的慷慨就义，才为后人堵死了通往地狱之路，鼓舞了更多的思想者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理念和见解。
今天的中国，当权者已经不能对言者重罪加身，更不能施以杀手。作为一名幸运的后来者，我能不为此而永远铭记那些无畏的勇者、那些凛凛犹生的志士仁人吗？
我的朋友徐晓女士、丁东先生与徐友渔先生联手，于1999年1月推出了《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为我们这个不爱忏悔也并不见得长于反思的民族做了一件好事。遇罗克在说出真话与保全生命之间选择了前者，既表达了他“不自由毋宁死”的价值追求，体现了他人格的伟岸和魂魄的壮丽，也集中暴露了中国社会文化与制度的落后。试想，一个需要言者进行生死抉择的社会，一个能够对言者大事张扬地横加杀戮的社会，不是远远落后于言者能够免于恐惧地自主表达、能够用整个生命去说出真话拥抱真实的社会吗？
为最终在中华大地上确认言者的权利、异端的权利并确立对言者免于加罪的制度，需要有人不断地冲击言禁，挑战恶法，以自己的牢狱之灾去窄化并堵死以言获罪之路。在我被抓之前，浙江的傅国涌、山西的陈平、大连的刘晓波、湖南的张善光、安徽的刘庆梅、甘肃的岳天祥、江苏的郭少坤以言获罪，身陷囹圄。在我之后，河南的安均、北京的孙名、徐伟和杨子立等人又祸起笔端，锒铛入狱。无庸讳言，为了说出真话而不惜坐牢的人，永远只是少数。但是，这个少数是不可或缺的。偌大一个中国，13亿中国人，如果没有几条刚烈汉子直言不讳开罪朝廷，那又成何体统？而更有意义的是，言者蒙难的事实将不断地警示世界和国人：大陆中国社会，还是一个需要言者就说真话和坐班房作出抉择的社会，还是一个言论自由权遭到官方践踏的社会，因而也是一个亟需变革的社会。
我深信，在这片土地上，即便是驯服的草民，识时务的俊杰和笃信东方文化的传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又何尝没有人性的萌动，又何尝不希望有朝一日，说真话就和逛公园、下馆子、看大片一样，不再是少数英雄的专利，而是任何一个普通公民只要愿意就可为、能为之事呢？
有些文人在为官方的言禁辩护时，常常抛出一种似是而非的开脱之辞：以言治罪在中国太悠久了，因而要慢慢求变。殊不知这一 “慢”，那历史就更“久”，因而拖着不变就“更有理由”了。君不见，20世纪就这么给拖过去了！可爱的先生们，是否还要再拖上50 年、100年呢？中国的港澳早已不存在言禁。中国的台湾解禁也已十多年了。中国的大陆，又何苦要死守言禁？依我之见，废除言禁已然是一件能够果敢立决、一朝定夺之事，如同1895年的大清废止凌迟，如同中华民国之废小脚、绝太监，哪里还有半点拖的理由？
我不是一个生性很乐观的人。但我总觉得，眼下的言禁已是强弩之末，不及行远。试问，对于吴祖光、许良英、胡绩伟、王若水、丁子霖、蒋培坤、林牧、鲍彤等先生不事伪饰、直击要害的冲击，它还能支撑多久？对于李锐、李慎之、韦君宜、戴煌、邵燕祥、张思之、牧惠、吴敬琏、茅于轼、袁伟时、秦晖、徐友渔、肖雪慧、王富仁、崔卫平、刘军宁等先生略施曲笔、言尽及义的进逼，它还能挠阻几许？对于鄢烈山、张祖桦、余杰、刘洪波等先生烛照世事、鞭辟入里的论析，它还能逞威几分？对于开放的、自由的、参与的因特网，它还能防火几道？
延续数千年的言禁一旦溃决，将是中华民族认同主流、融入世界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伟大进步，将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真正盛大的节日。自那之后，中国将迎来一个变小聪明为大聪明，变小智慧为大智慧的崭新时代，将步入一个国人的尊严得到充分尊重，国人的创造力得以井喷的奇迹时代。这个时代的到来，不以一切专制社会遗老遗少的意志为转移，也是任何皇帝、执政、总统、主席和核心所阻挡不了的。
（2001-12-10 于北京市第二监狱六监区十六分监区十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