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刃毒剑—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批判
刘晓波著
作者题记：在和平时期，我从不认为“爱国主义”是个崇高的字眼。聚集在爱国主义大旗下的，不是卑鄙的政客，就是颠三倒四的疯子。
目录
一 大陆八十年代的民族主义
二 九十年代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
三 爱国主义的好战化流氓化—新世纪大陆爱国主义评析
一 如此爱国主义
二 狂热到精明的爱国主义
三 反美是“新左”的面具
四 不是“潜流” 而是“泡沫”—推荐《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一 世所罕见的政治化奥运
二 金牌政治对文明的污染
三 警惕金牌变成精神鸦片
四 神五升空后的虚拟和真实
一 “抹黑”中的民主启蒙
二 被遥控的排华思潮
三 中共喉舌怜惜暴君萨达姆
四 华尔街黑幕为中国遮丑
五 一个赵燕和107名华工的天平
六 美国飓风与中共无耻
一、美国形象的变化
二、中共政权对美国的分裂态度
三 民间对美国的分裂态度
四 最后意识形态王牌
一 大陆爱国者的忧患意识
二 怨妇、泼妇和暴民
三 那些吃狼奶长大的国人—为“哥伦比亚号”而鸣
四 赵燕：一棵抹黑美国的稻草
五 部分新浪网民对赖斯的种族歧视
六 核讹诈与走火入魔的大中国幻觉
一 反日爱国的流氓相
二 在姜文被诬陷的背后
三 日人挑战首相 国人围殴女子
四 反日爱国和畸形分裂
五 真由美的披肩发飘飞在中国
一 对日索赔游行为何被拒？
二 为反日降温的官方舆论攻势
三 召之即来而挥之即去的反日风潮
四 汤晔和上海当局，谁在违法？
五 中共操控反日风潮的政治目的
一 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遗传
二 中国人本身的窝里斗和自私懦弱
三 中共执政后对抗日历史的伪造
四 谁向日本出卖了中国和国人的利益？
五 美日同盟与中日较力
一 和平唯一选择 民主最佳前提
二 影射现实的康熙版图
三 阿扁不怕中共的武力恫吓
四 台湾民主只能日渐成熟
五 台湾民意对北京强权
一 为再燃野火的龙应台辩护
二 胡锦涛通吃的零和游戏
三 李熬的独裁大中华主义批判
一 大中国主义的双重傲慢
二 党权至上转化为主权至上
一 北京操控的实与虚
二 香港御用名流的丑陋
民族国家的兴起是人类现代史的一部分，民族主义也就必然是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谈起民族主义，通常有所谓的“善恶双刃剑”之说。象世俗化、理性化等现代性具有两面性一样，民族主义也是一柄双刃剑，它可以在各民族对大帝国霸权的挑战中，激励民族国家的独立，导致主权优先的国际关系；它也可以在民族扩张对世界秩序的挑战中，煽动起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各类宗教原教旨主义及其恐怖主义的泛滥，导致狭隘的主权主义对普世的人权原则的践踏。正是这种现代性的无限膨胀，使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成为极权主义的有效的政治工具。
然而，在我看来，民族主义并非在所有的历史阶段和国际环境下都是“双刃剑”。作为善恶双刃剑的民族主义，主要适用于民族主义发源的殖民时代，殖民地人民对殖民者霸权的反抗，既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更是争取人民自由的斗争。而当外部危机基本消失的和平时代来临，特别是在后殖民后冷战的和平环境下，当国际大势的走向以自由民主为主导潮流之时，民族主义的鼓噪往往要走向反面。特别是独裁政权煽动的民族主义，甚至连“双刃剑”都不是，而只是单刃毒剑——恶棍的最后避难所。独裁民族主义是政客们弄权的意识形态工具，也是一个心智不成熟的民族坠入蒙昧深渊的标志。
国家独立和人的解放是近代民族主义的两大支柱，为近现代世界留下了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政治遗产。或者说，抵抗外族的武力入侵和欺压的斗争，只有当争取民族独立（包括独立、自决、自治等权利）与争取人的自由（包括尊严、平等、民主等权利）相一致时，民族主义才具有道义正当性和积极意义。比如，18世纪美国的独立战争，19世纪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20世纪印度等殖民地的先后独立；在当今世界，独裁国家中的少数民族争取民族自决和高度自治的斗争，也带有殖民时代的特征，既是民族主义，也是普世主义，前者指向争取民族自治权利，后者指向争取民族平等和少数族群自由等基本人权（如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国的西藏、南斯拉夫的科族、东帝汶等）。
然而，反殖民的斗争一旦放弃了“人的解放”的自由主义目标，就将陷于“国家至上”的极端民族主义泥潭，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也将随之变成独裁的胜利，接下来的民族主义，很可能是独裁者鼓动起的帝国式狂妄，称霸世界的对外扩张也就不可避免。而为独裁者的帝国野心付出最大代价的只有人民。在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人民为独裁者的权力野心付出代价之大，几乎就是“人的毁灭”——不仅是生命和财产的代价，更是彻底丧失的尊严和自由的代价。
一 抛弃自由主义目标的民族主义灾难——美国独立革命的正徒和法国大革命的歧途
从长程的历史看，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联姻是短暂的。二者联姻的结果，自由主义主导民族主义并催生出独立的宪政民主国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而在更多的历史时期则是民族主义吞掉自由主义，催生出独裁化的扩张性民族主义。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就是两大典型。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是近、现代西方历史的产物，以建立民族国家、工业经济和殖民扩张为中心。西方史学界大都承认，民族主义形成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它的标志性事件是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它的理论宣言是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发表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美、法、德三国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只有美国达成了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平衡。《独立宣言》同时宣告了国家独立和自由立国的两大目标，独立战争结束英国殖民统治，完成了国家独立的目标；之后的费城立宪确立了自由宪政体制，南北战争废除了臭名昭著的奴隶制，二者共同完成了自由立国的目标，由此诞生了一个既主权独立又自由民主的伟大国家。
当欧洲各国为争夺殖民地而厮杀不已之时，独立后的自由美国奉行远离老欧洲纷争的“孤立主义”外交，直到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才逐渐走出“孤立主义”，逐渐担负起自由领袖的世界责任。
如果说，自由英国的崛起乃世界近代史上最重大也最具正面价值的事件，那么，自由美国的崛起乃世界现代史上最重大也最具正面价值的事件。如果没有英、美的相继崛起，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决不会变成当今世界的主导潮流。
另一民族主义崛起的标志性大事件是法国大革命，其结果却走向自由主义的反面——缔造“法兰西大民族”的理想。当年，诞生于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所宣示的“自由、民主、博爱”三原则，仅仅是停留在纸上的漂亮言辞，而现实政治中的大革命则是对三大自由主义原则的彻底背叛。先是血雨腥风的多数暴政，恐怖政治代替了自由原则；继而是民族优越感及扩民族沙文主义的勃兴，拿破仑的独裁化扩张主义代替了博爱原则——博爱原则曾在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的法国宪法第六条得到表述（1790年）：“法兰西民族放弃所有侵略战争，不使用她的军队去反对任何民族的自由。”
然而，那种为法兰西民族的统一而放弃各省自治的集权意识，那种为保卫法兰西祖国而贡献全部赤诚和鲜血的激情，把法国引上大国沙文主义之路。“祖国在危机中！”的口号，使整个法国陷于民族主义狂热之中，全国各地纷纷出现请战书，号召招募军队、提供捐献、制造武器，“全国好像一致站起来，迎接欧洲的进攻或进攻欧洲。”“整个法国只有一个愿望，只有一个呼声：抗战。”谁反对抗战，谁就是祖国的叛徒和法兰西民族的罪人。（见《民族主义》【英】埃里.凯杜里著，张明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P4）
正是这种狂热的民族主义，导致了法国的对内独裁和对外扩张。就在作出“放弃所有侵略战争”的宪法承诺的两年后，1792年4月26日，法国国民议会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对奥地利宣战的决议（只有七票反对）。1792年12月15日，国民议会又宣布把比利时并入法国；1793年2月1日，国民议会再次宣布对英国和荷兰同时宣战。在1793年3月，正是法国的扩张性民族主义，逼出了英国、普鲁士、荷兰、西班牙等国组成的反法联盟。
同时，保卫法兰西的民族战争，也为对内的恐怖政治提供了借口，国家权力由国民议会转入公安委员会手中，对奥地利战争的几次胜利提高了公安委员会的权威。几乎是一夜之间，狂热的民族主义就把法国变成了极权国家。
在经济上，实施战时国有化：法国领土上的所有产品都属于国有，所有私有财产必须由共和国处理。教会和富人的财产被充公，修道院中的金属被融化后用来制造武器；成千个工厂被接管，资本和劳工均被捐集，私人的武器、金属和其他日用品被征用，政府用强制的办法从富人那里榨取10亿法郎，外贸和价格由政府管制……这一切强制性经济榨取，全部被用于对外战争。
在政治上，继1789年8月的恐怖屠杀之后，又发生了1792年9月的第二次大屠杀；再接着是公安委员会领导的1793年第二次革命，恐怖政治从当年9月持续到1794年7月。在此期间，以“叛国罪”的名义进行的屠杀，象野火一样烧遍整个法国。革命法庭宣布每天起码要处决七人，从大革命的对象国王、王后、贵族、将军到大革命之子丹东、罗伯斯庇尔等人，统统被以“叛国罪”之类的罪名送上断头台。据统计，在大革命的政治恐怖中，大约有30万人被逮捕，2万－4万人被处死。
爱国主义使血腥恐怖具有了合法性，也让法国人失去了起码的人性之善。公安委员会派往旺代区镇压天主教叛乱的卡里尔发誓说：“我们将使法国成为一个坟场。”他在四个月内处决了四千人。但到1795年11月，他也被革命法庭送上了断头台。
如果说，大革命是盛大的节日，那么，围观公审、游街、砍头和示众就是节日中最喜庆的典礼，每个著名人物被处决后，血淋淋的头颅都要被挑起示众，围观者兴奋得尖叫、大笑、鼓掌，屠杀变成了最大众化的娱乐。
富有而美丽的朗巴勒公爵夫人被处决后，她的尸体被肢解，她的心脏被掏出，被一名共和党人吃掉。
大革命之子罗伯斯庇尔被砍头那天，街道两边挤满了看客，临街楼房的阳台和窗口，到处都是兴奋得发亮的眼睛；甚至，能够俯视广场上断头台的房间以高价出租；前来观看砍头的妇女们，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如同去参加晚宴或舞会。当罗伯斯庇尔的血淋淋头颅被高举示众时，看客们爆发出愉悦而满足的欢呼。
无怪乎，目睹了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暴政的圣•茹斯曾经大声疾呼：“神圣的爱国事业真有些可怕：它是那样令人投入，以致为了公众利益不惜牺牲一切，没有遗憾，没有畏惧，没有对人性的尊重……”（转引自《民族主义》P11）
法国大革命受到过美国独立革命的巨大影响，《人权宣言》就是《独立宣言》的法国版。但法国人认为：美国革命只局限于一国之内，而我们法国人要把自己的革命推向世界。然而，非常讽刺的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许多想逃命的法国人都把美国视为“自由的唯一避难所”。
自称是“大革命之子”的拿破仑，崛起于法兰西对欧洲的战争中，拿破仑之剑曾征服欧洲和非洲的大片土地，把扩张性、侵略性的民族沙文主义推向高峰，也把自己变成了法兰西的新救星和独裁者。1799年，只有31岁的拿破仑做了第一执政；1804年12月2日，在教皇庇护七世祝福下，拿破仑自我加冕为法兰西皇帝。当拿破仑说出那句“朕即国家”的狂言之时，在恐怖政治引导下的法国大革命，便完成了一个始于自由而终于独裁的循环，大革命开始时所争取的卢梭式“人民主权”，先变成“国家主权”，继而变成“公安委员会主权”，最后变成“拿破仑一个人的主权”。而促成这一逆转的关键民意，便是狂热的民族主义。
拿破仑之所以能登上皇帝宝座，一靠他擅于挥舞战争之剑，二靠他的扩张性爱国主义，三靠大革命后法国人对秩序的渴望。拿破仑的权力野心是统治世界，他勾画的帝国蓝图是以巴黎为“世界首都”，先统驭全欧洲，进而征服全世界。他最讨厌别人称他“科西嘉人”，一再表白自己要做个地地道道的法国人。法国人经常引用拿破仑的一些爱国主义名言：“世上最高贵的头衔乃生为法国人。”“我只钟情一人，我只有一位情人，那就是法兰西。她与我同床共寝，她对我忠心不二。她对我倾其所有，抛头颅、洒热血，毫不吝惜。我即使需要50万大军，她也能全数贡献。”（见《世界文明史》第十一卷《拿破仑时代》下册，【美】威尔.杜兰著，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P901）
虽然，拿破仑在英国、西班牙、德国、波兰和俄国的联合反对下，最终走向了自我毁灭；但独裁者拿破仑的武力扩张却强化了两大与自由主义价值为敌的政治倾向，在法国是波旁王朝的专制主义复辟，在欧洲是扩张性民族主义的勃兴。
美、法的两次革命留给近、现代西方的两大政治遗产——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逐渐变成左右世界历史走向的两大主导潮流，但就二战之前的西方历史而言，民族主义的影响远远超过自由主义。特别是在德国和意大利，不但产生了一系列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思想家和政治领袖（如，德国的俾斯麦、赫尔德、黑格尔，意大利的马志尼），而且在19世纪中叶。德国和意大利先后获得了国家统一，民族主义也变成了两个欧洲大国最具号召力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的民族主义，开始由政治层面扩展到种族文化层面，最后形成了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
二 独裁民族主义的灾难——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
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民族振兴之路一旦被畸形民族主义所主导，其振兴手段必然是军国主义扩张。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就是典型的例证。因为，民族主义本身的情绪化和狭隘性，最容易与暴力相结合，也最容易被独裁野心家所利用，变成独裁者实施对外的武力扩张的意识形态借口。欧洲在十九世纪刮起的民族主义“龙卷风”，终于在二十世纪造成整个人类的两次大灾难——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与此同时，西方各国的扩张性民族主义对亚洲的武力殖民，也激起东方的后起之秀日本的扩张性民族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对整个亚洲的武力殖民，正是极端民族主义战胜自由主义的结果。因为，从1912-1916年，日本有“大正民主化”时期，但最终被军人政治所取代。
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乃最极端的扩张性民族主义。
（一）纳粹独裁的种族主义
读过德国人英戈•穆勒所著的《恐怖的法官——纳粹时期的司法》（王勇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最深感触是：当一个民族在狂热的爱国主义和种族傲慢的绑架下，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于某一救世主并让他独揽全部国家权力之时，暴政的畅通无阻，靠极权者的无法无天，靠盲从于狂热民族主义的多数暴政，也靠恶法治国的国家性权力滥用。
德意志民族，向以理性、冷静、严谨和纪律而著称，与罗马帝国的军事较量，第一次彰显了日耳曼民族的骁勇善战；路德的宗教改革开启了西方历史的新时代，让欧洲第一次看到了德国人的信仰激情；接下来的西方历史，留下了一连串德国人的光辉名字，特别是在哲学上、文学上和科学上，德国人为西方提供的智慧、思想和想象，至今仍然是整个人类的极为重要的精神遗产。
然而，大哲人康德和大文豪歌德之后的德国人，再也没有了谦卑和敬畏：头上没有了曾经让康德敬畏的星空，心中没有了让康德保持谦卑的道德律令，思想上的狂妄主宰了德意志人的精神。这种精神狂妄确实为世所罕见，从黑格尔的精神顶峰论到马克思的完美乌托邦，从尼采的贵族式超人到海德格尔的俯视众生的本真存在，理性狂妄和道德狂妄相互激荡，先化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耻辱，最后化为希特勒的极端种族主义。
希特勒极权的成功，除了独揽大权之外，靠的就是与理性完全相反的非理性煽动，与人性完全相反的铁血政治，即，狂热的民族主义、傲慢的日耳曼主义和政治上的绝对独裁。在当时的德国，希特勒的极权主义借助于狂热而傲慢的民族主义，不仅裹胁了绝大多数普通德国人，也裹胁了太多的人文知识分子，使他们变成恶魔的帮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连最理性的法官们也在爱国主义的裹挟下走向疯狂，一个个变成恶法的炮制者。
如果说，海德格尔等大哲人变成希特勒的帮凶，已经证明了民族主义和种族傲慢对理性的巨大腐蚀作用，那么整个德国的法官们的疯狂，则最能说明民族主义作为精神鸦片的巨大麻醉作用。
首先，爱国主义使法官们赦免了希特勒的罪行，为他的日后崛起提供了机会。众所周知，希特勒及其信徒曾在慕尼黑发动过“啤酒屋暴动”。尽管整个暴动形同闹剧，没有对当时的政府造成实质性威胁，但以当时的德国法律来衡量，这是不折不扣的阴谋颠覆政府的叛国行动，决不会因暴动未遂而改变其颠覆和叛国的性质，所以，希特勒等暴动的策划者和参与者，理应受到严厉的司法制裁。当时的希特勒还是奥地利国民，依据当时的《保卫共和国法》，外国人在德国犯有颠覆罪，起码应该被判“驱逐出境，不服从者处以徒刑”。
然而，在1924年对“啤酒屋暴动案件”的审判中，仅仅对希特勒等人判处堡垒拘禁的最低刑。国民法院的法官们之所以如此轻判，其理由就是爱国主义：“被告的行为均是受着一种纯粹的爱国精神和最高尚的无私理想的指引”，“是以行动来挽救祖国”等等。法官们还认为：尽管希特勒是一个外国人，却是一个“具有德国人的思想感情的外国人”，所以不适于“驱逐出境”的法律。
爱国主义蒙蔽了法官们的眼睛，法官们为了保护希特勒的爱国热情，甚至不惜亵渎司法正义。正如走向极端的爱国主义毒化了哲人智慧，使大哲海德格尔变成“坐在讲台上的希特勒”一样。
其次，爱国主义使法官群体彻底泯灭了理性，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法治意识荡然无存，变成了盲从希特勒的整个德国的一部分。在纳粹刚刚掌权后的1933年10月，整个德国知识界发动一场效忠纳粹运动，司法系统完全陷于对希特勒的盲目崇拜之中，也掀起了狂热的司法效忠运动。在第一次德国法官全国代表大会上，站在最高法院门前的一万名法官高举手臂，在“嗨，希特勒！”的欢呼中行纳粹礼。在这些法官的心中，他们只是元首治下的各类法院的法官而起，如同日耳曼这台民族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而希特勒，不仅是国家元首，也是整个德国的法官，是设计和操纵德国这台大机器的总工程师；正如在德国知识分子的眼中，希特勒不仅是德国的救世主，而且是德意志的民族精神的最高象征。所以，法官们“以德国人民的精神起誓”，终生追随“德国法官”希特勒。
再次，这样的公众狂热，既可以制造出救世主神话，也能够制造出合法化杀人的神话，把一个国家变成合法的战争机器和屠杀机器。也就是说，爱国主义使侵略战争、种族灭绝和镇压异己得以合法化。在纳粹极权之下，正是效忠于希特勒的德国法官，运用丰富的法律知识和缜密的法律思维，经过富于逻辑性的法理论证，制定出一系列践踏人权和种族迫害的恶法：《民族与帝国紧急状态排除法》、《保护德国人民法》、《保卫人民与国家法令》、《保护德国血统和德国荣誉法》、《社会蠹虫法》、《遗传病预防法》、《军事法条例》、《反对背叛德国人民与一级颠覆活动法》……于是，反犹排犹的种族灭绝、对一切不同政见的暴力镇压和对外侵略，就在爱国主义的庇护下合法化了。
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国家的纳粹化导致了司法系统的纳粹化。二战后，盟军在清除占领区的纳粹分子时，法院系统中效忠纳粹者的比例之高，实在令人震惊，几乎接近百分之百。比如，希维恩伏特即决法庭的人员，百分之百是纳粹党员；在威斯特伐里亚司法系统中，纳粹党员和亲纳粹组织的成员占93％；在巴姆堡上诉法院辖区内，309名司法人员中纳粹党员占302名；在英国占领区内的美国辖区，只找到两名法官与纳粹无关。
为了弘扬“纯粹的爱国精神”和保证“德国种族的完美性”，残暴的极权意志上升为“国家法律”，一项项恶法的出台、实施和执行，几百万犹太人和成千上万的“社会渣滓”、“国家蠹虫”、“帝国叛徒”、“元首敌人”和“反战人士”……统统被押赴集中营和监狱，被吊死、被枪毙，被塞进毒气室。这些法律中的最野蛮部分还带有原始丛林的残忍，以国家利益和种族健康为理由，强制残疾人绝育，从肉体上消灭精神病患者和弱智者。
在基督教教义中，人的最大原罪是目无上帝的“狂妄”。证之于人类历史，凡是制造大灾难的恶魔，无一不是狂妄之徒。仅就二十世纪的历史而言，前所未有的极权制度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灾难——种族灭绝和阶级灭绝。因为，极权者身上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狂妄。
制造种族灭绝的纳粹政权宣称：人类各种族是依次分为不同的等级的。在优等的种族中，最优秀最高贵的种族是高个子、白皮肤、蓝眼睛的北欧日耳曼人，其次是西欧的其他民族，再次是南欧人；在劣等种族中，斯拉夫人居于第一，其次是亚洲人，最下等的是黑人。至于犹太人，连劣等种族都不属于，是魔鬼是疾病而不是人类。所以，作为世界上最优秀民族的日耳曼民族，必须用铁血之战和种族灭绝来肩负起先拯救欧洲、继而拯救世界的伟大使命。而纳粹党是日耳曼民族的代表，是优秀中的优秀；希特勒是纳粹党的领袖，是优秀的优秀中的优秀。希特勒肩负着领导纳粹党的大任，纳粹党肩负着通过消灭劣等种族来拯救日耳曼民族的大任，日耳曼民族肩负着拯救世界的大任。
没有人会想到，在虔诚的基督徒路德的故乡，在改变历史的新教改革运动的发源地，上帝的位置却被人间撒旦所僭越，爱的信仰被仇恨崇拜所代替，和平的福音被屠杀所淹没，德国人不再知道忏悔和赎罪，也不再有任何对虔诚和谦卑，而是变成了目中无人的杀人民族，变成了跟随着撒旦刀剑的刽子手。
（二）军人专权的日本军国主义
通过“明治维新”，日本为自身的崛起创造了内部条件，通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旅顺口战争”，日本基本完成了“脱亚入殴”的发展战略，崛起为世界列强之一。之后，日本便在扩张性的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道路上狂奔，直到被以美国为首的盟军所败，日本军国主义才被迫解除武装，走向了二战后的和平复兴之路。然而，日本军国主义的遗毒至今犹存，是威胁东亚稳定的潜在因素之一。日本政府之所以到现在仍不肯向中国表示真诚的悔罪，与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畸形民族主义高度相关——由生存危机感导致的自卑与自傲相混合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在国力强盛时会走向双重盲视：对自身优越性的盲目相信和对其他民族的野蛮歧视。
日本在打败了中国、占领了台湾和朝鲜之后，它就不再是被华夏文明笼罩的“倭寇”，而变成了意欲充当亚洲主人的大和民族，以为自己是亚洲最优秀的民族，而把亚洲其他民族视为劣等种族。所以，在日本国内，民族主义势力压倒了民主主义，军人代替文官主导国家事务，使1912-1916年的“大正民主化”进程被军人专权所葬送。日本人为扩张生存空间而发动侵略战争，也被畸形的民族优越感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日本人自以为肩负起拯救亚洲、领导所有黄种人向白种人争独立争尊严的神圣使命，沉浸在自我陶醉的傲慢之中，甚至也不把欧美列强在亚洲的势力放在眼里。
在理论上，1919年8月，军国主义理论的首创者北一辉写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试图为日本提供解决生存危机的终极方案：日本首先要完成称霸亚洲的使命，建立起大亚细亚共同体，之后向西方扩张，建立世界联邦。日本必须打败西方国家在亚洲的势力，建立一个北起西伯利亚南到大洋洲的大帝国。另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大川周明发展了北一辉的理论，明确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扩张战略。他认为，日本作为最优秀的亚洲人种，必须建立起一个适应扩张战略的独裁政权，以便能够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拯救亚细亚的重任”，将欧美列强的殖民势力赶出亚洲。
在政治上，日本军国主义也把法律作为对内独裁和对外扩张的工具，1928年制定了《治安维持法》，确立了万世一系、永不变化的“君主制国体”，规定了天皇统揽统治权，并大肆镇压共产党及其他政治异见，制造了臭名昭著的“3•15事件”。同年5月又发布了《紧急赦令》，7月，设立特别高等警察。与此同时，日本军队相继在中国制造了“济南事件”和“皇姑屯爆炸”，奉系军阀头领张作霖被炸死。1929年4月又进行了第二次对政治异见的大镇压。
在经济上，由于世界性经济危机和国内军费的连年直线上升，20世纪30年代日本面临着空前的经济危机。1931年日本军费支出占国家总支出的31．2％，1934年激增到44％，1936年又增至47．7％。日本政府为了弥补巨额赤字，大量发行公债和多印钞票，导致日元贬值、恶性通胀、失业激增、工资降低、米价跌落，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劳资纠纷层出不穷，国家经济和民众生活同时陷于泥沼。比如，1932年，每一农户平均负债2000日元。
经济危机加快了日本吞并中国的进程，从1931年的“9•18事变”占领东北到1937年的“7•7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节节胜利，扩张之剑也同时伸向整个亚洲。二战时期，日本皇军也真的把欧美诸强赶出菲律宾、新加坡、缅甸、印尼等亚洲诸国，迫使英国、俄国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剩下要对付唯一西方强国，就是坚持帮助中国抗日、对日本实施制裁的美国。“偷袭珍珠港”就是对美国的威慑性打击，意在阻止美国继续帮助中国。然而，狂妄必遭天责，偷袭珍珠港非但没有阻吓了美国，反而动员了整个美国，孤立主义随之结束，美国正式向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在太平洋上惨败于美国，最后在美国制造的蘑菇云的笼罩下，缴械投降。
现在，日本的新教科书在为其侵略亚洲各国的行为进行辩护时，还在企图诉诸“黄种人自傲”的种族理论。日本扶桑社出版的新教科书称：日本对亚洲各国的入侵，把长期以来对亚洲各国实施殖民统治的西欧国家的势力赶走,为一直认为无法战胜白人而心灰意冷的亚洲民族带来惊人的震动与自信，也给亚洲人民带来独立的理想，其客观效果是带来了亚洲诸国独立时间的提前。
由此可见，直到殖民主义早已成为历史的二十一世纪，日本右翼势力还坚持有悖历史事实的历史观和颠倒起码是非善恶的价值观，还沉浸在早已灰飞烟灭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殖民主义幻觉之中。
就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历史而言，如果说，靠选举上台的德国纳粹政权和中止了“大正民主化”日本军国主义政权，共同发动的第二世界大战，是狂热的民族主义绑架了民主的灾难，那么，二战后共产极权帝国的形成，就是反法西斯极权的胜利果实被新的共产极权所绑架的胜利。
三 共产极权的扩张性民族主义
如果说，法西斯极权的种族灭绝是种族狂妄和绝对独裁相结合的产物的话，那么，共产极权的阶级灭绝是阶级狂妄和绝对独裁相结合的产物，二者的共同点在于：独裁者狂妄到相信凡人可以扮演上帝，愚昧的民众盲目地相信找到了能够拯救人类的终极救主。于是，人类必将大难临头。
无论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拿破仑帝国，还是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凡是走上扩张性民族主义的国家，其国家形态的共同特征都是政治上的独裁，而独裁者又无一不患有权力狂妄症——头上无神圣、脚下无人民、脑中无法治、心中无道义。所以，制造阶级灭绝的共产政权与制造种族灭绝的法西斯极权具有相同的统治逻辑，也有相同的称霸世界的民族主义野心。共产极权宣称：无产阶级乃所有阶级中最先进的阶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先进中的先进；党魁（斯大林、毛泽东、金家父子、卡斯特罗、波尔不特等）是共产党的领袖，是先进的先进中的先进；党魁肩负着领导共产党的大任，共产党肩负着通过消灭一切劣等阶级来解放全人类的大任。
(一)斯大林的帝国野心
斯大林治下的苏联，无论在二战时期还是冷战时期，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帝国扩张。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英、法两国的绥靖外交，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议”是欧洲四大国合谋出卖东殴小国的卑鄙交易。讽刺的是，四大国中，英、法是自由国家，而德、意是法西斯国家。英法的妥协，不仅给希特勒提供了不战而胜地占领捷克的绝好机会，也给另一极权者斯大林提供了加入瓜分小国游戏的机会。在希特勒于1941年6月入侵苏联之前，斯大林一直是纳粹的帮凶和同谋，在对其他国家领土的野心和贪婪上，斯大林和希特勒并没有什么不同，两个极权者对世界霸权一样饥渴。
二战全面开始前，大国合谋瓜分小国的另一项交易，发生在斯大林和希特勒这两大暴君之间。1939年8月23日，两个极权国家签署了瓜分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夫条约》，有效期十年。该条约的“序言”居然声称：“基于加强和平事业的愿望，两国同意不使用武力或其它侵略行为进攻对方，两国同意通过友好协商调停事端。”条约的解释性条款规定：“一旦德国入侵波兰，苏联将占据在地图上划定的边界线以东地区。”斯大林还要求在划定边界时，将奥地利的切尔诺夫策给苏联。理由是：“乌克兰人要求这么做，那一带住的是乌克兰人”，“乌克兰人应该集中在一起居住！”希特勒同意了斯大林的要求。晚年的莫洛托夫回忆道：“从来不曾属于俄国的切尔诺夫策，就这样划归我们了，现在仍在我们的管辖之下。”（《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苏】费•丘耶夫著，新华出版社1992年10月版P19）
1939年9月1日，德军对波兰发动闪电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始；9月17日，苏军也长驱直入波兰；两天后，苏联人与德国人会师在波兰。德国占领波兰土地27000平方哩，占领区人口约2200万人口；苏联占领波兰领土77000平方哩，占领区人口约1300万。就这样，在东西夹击之下，东殴大国波兰被法西斯德国和共产苏联瓜分了。
同时，苏联向芬兰提出了割让卡累利阿地区的领土要求，被芬兰拒绝。于是，苏联公然在1939年11月向芬兰发动进攻。鉴于苏联的侵略行径，国际联盟开除了苏联。尽管，在芬兰军民的顽强抵抗下，苏联的领土要求没能全部得逞，但最后还是割出佩萨莫和维堡港口等地区。
1940年6月14日，德国人占领巴黎的当天，苏联向立陶宛下了最后通牒；1940年6月18日，法国遭到全面失败，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竟然把纳粹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请到他的办公室，“代表苏联政府对德国武装力量的伟大成就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然而，极权者之间的承诺是不可信的。两个签订友好条约的极权者，都在心里打着对方的算盘。希特勒一开始西线战事，斯大林就马上在苏德边境部署了大量军队，人数和装备都远远超过希特勒用于进攻苏联的军事力量。斯大林在等待希特勒陷入西线的法、英泥潭，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借机在东线大举进军，把希特勒的势力一举赶出东欧，甚至可以直捣德国本土。但希特勒对法国的闪电胜利，让斯大林推迟了向德国不宣而战的计划，又把希望寄托在英国对希特勒的抵抗上。
斯大林之所以对希特勒入侵苏联没有心理准备，源于他的判断失误。据斯大林判断，已经开始了西线作战的德国，不可能有能力实施两线作战。只要希特勒拿不下英国，就没有能力分兵进攻苏联。然而，斯大林万万没想到，希特勒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狂人，居然就在拿不下英国之同时，希特勒以同样的闪电战向苏联发起大规模进攻，斯大林和希特勒的蜜月也在1941年6月宣告结束。于是，曾经让斯大林幸灾乐祸且一心想从中渔利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狗咬狗战争”，变成了苏联反法西斯战争！（参见《二战秘密档案》，【俄】鲍里斯.瓦季莫维奇.索科洛夫著，张凤 贾梁豫译，网铭玉审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
同时，在苏德战争爆发前，斯大林又以出卖中国的利益而与另一个战争狂——日本军国主义者——相勾结。由于俄日之间在20世纪初的交恶，斯大林害怕遭到日本人的攻击。于是，在1941年4月13日，社会主义苏联与军国主义日本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把中国给无耻地出卖了：“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也正因为社会主义苏联出卖，蒙古永远脱离了中国。
作家威廉‧夏伊勒在1941年回忆道：“我目睹了欧洲民主国家如何先后一个个地动摇、瓦解了。它们的判断力受到了麻痹，信心和意志被摧毁，只好一步步撤退，丧失了立足之地，最后使纳粹的第三帝国成为欧洲大陆的军事主宰，将大陆上大部份不幸的人们变为它的奴隶。”
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在回顾世界民主化的发展时指出：“慕尼黑协议”标志着民主国家对极权暴政的妥协，它不仅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且牺牲了欧洲的自由小国，从而导致第一波民主化退潮，当时33个民主国家中的22个被置于独裁者的奴役之下。
随着苏联帝国的扩张，美、苏之间的根本分歧日益凸现且愈演愈烈，于是，热战废墟还未来得及清理，冷战的严冬便随之降临。二战胜利的东方效应，是极权的胜利和自由的失败，人类为共产极权付出的巨大代价，决不次于为法西斯极权付出的代价。如果说，人类为“慕尼黑协议”付出了不得不进行世界大战的巨大代价，那么，人类为“雅尔塔协议”付出了巨大的冷战代价，冷战的代价甚至远比二战的代价更为惨重。希特勒式奴役，尽管空前惨烈，但毕竟仅仅持续了几年，而斯大林式奴役，则维持了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
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使东欧摆脱了希特勒的奴役，也使极权者斯大林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声望，为他建立苏东共产帝国提供了方便的借口。随之而来的，不是苏联和东欧诸国的人的解放，而是更为残酷的人的奴役。所以，二战的结束，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是名副其实的解放，而对于被置于斯大林帝国统治下的东方国家来说，仅仅是刚被救出虎穴，又被抛进狼窝。波罗的海三国被斯大林极权一口吞并，东欧诸国变成了苏联的傀儡国，匈牙利、捷克、波兰等国的自发改革，先后被苏联的坦克所中止。而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同盟，却眼睁睁地看着苏联军队开进匈牙利首都，改革领袖纳吉被处死，也看着苏联的坦克开进捷克首都，“布拉格之春”被钢铁履带碾碎。
无怪乎，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鲍里斯.瓦季莫维奇.索科洛夫在其还原卫国战争真相的伟大著作《二战秘密档案》中祈祷说：“愿上帝保佑，我们永远不要再取得这样的胜利。”
(二)毛泽东称霸世界的野心
尽管，二战时期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邱吉尔都是伟大的政治家，两位战时领袖结成坚固同盟，是战胜法西斯的最关键因素。罗斯福把美国变成了盟国的中坚，参战前和参战后，美国都是反法西斯盟国的兵工厂，租借法案让盟国受益非浅，特别是对中国的抗战，美国的援助就是雪中送炭。在纳粹闪电战横扫欧洲之时，邱吉尔把英国变成了欧洲抗击纳粹的仅存堡垒，著名的“英德空战”使德国首都柏林第一次遭到了打击。
如果说，在反击德意轴心的战争中，美英联军和苏联红军的贡献可谓平分秋色，那么，在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中，美国则作出了决定性的作用，美国在太平洋上击溃不可一世的日本皇家海军，并全力支援中国的对日作战，最后，美国利用核弹让顽强的日本皇军无条件投降。
斯大林领导的红军类似毛泽东领导的共军，在需要的时刻耍滑头，为了避免重大损失而推延对日作战，而在战争的胜负已经完全明朗、无必要再出兵的情况下，斯大林却出兵中国东北，坐享下山摘桃子的利益。而且，在斯大林的帮助下，共军坐享美国和蒋介石联手打败日本的成果。
这种战后格局的形成，显然与美英向苏联的妥协高度相关。在反法西斯战争接近胜利之时，1945年2月，美、英、苏三巨头在雅尔塔聚首，筹划战后世界格局，基于现实利益和力量平衡的考虑，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签定了秘密的《雅尔塔协议》，稍后在德黑兰会议上变成法律文件。
这一协议是实用主义代替自由理想的产物，罗斯福和邱吉尔背叛了两人共同签署的《大西洋宪章》所确立的自由原则，向斯大林作出史无前例的妥协，不但把整个东欧让给了苏联，而且承诺确保苏联在远东（主要是中国）的利益。
美国在与苏联的竞争中失去了抗战时期的盟友中国，使亚洲最大的国家变成了斯大林极权帝国的一员。由于美国的错误决策和蒋介石政权的腐败无能，二战后的中国陷于空前惨烈的内战，中共的胜利，在使中国由美国的盟国变为敌国的同时，也变成毛泽东极权下的大监狱。之后，斯大林把毛泽东拖进韩战陷阱，中国变成了斯大林的亚洲扩张和金日成极权统治的炮灰，使中国完全隔绝于发达的西方社会，也从此失去了台湾。直到今天，大陆人仍然挣扎在一党独裁之下，台湾问题仍然折磨着两岸的中国人。如果说，二战后，失去了整个东欧的自由同盟，其胜利要因此而大打折扣；那么，失去了战时的盟友中国，无疑是美国在亚洲的最大失败。
对此，1949年3月3日－10日，吴礼卿先生前往溪口拜会下野的蒋介石，据蒋经国日记记载：3月5日，“父亲与礼卿先生继续检讨外交之经过，礼卿先生认为我国之失败，俄共之胜利，即为美国之根本失败，而今日美国尤未觉悟也……”（《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P176）
中国抗日战争为割据陕北的中共获得养精蓄锐的绝好机会，使毛泽东得以在抗日胜利后的内战中夺取政权，葬送了中国以民主宪政来重建战争废墟的大好机会；毛泽东又把百废待兴的中国拖进了朝鲜战争，用中国人的鲜血和财产为他人做嫁衣，侵吞战争果实的是金日成，坐收渔翁之利是斯大林，而中国，除了生命与财产的巨大消耗外，还付出了极为惨重的政治的和外交的代价，一是在政治上使中国跟着苏联在共产极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陷于反人性、反文明的极权主义深渊；二是在外交上与代表人类主流文明的自由西方社会长期隔绝，台湾问题的长期搁置就是中国参与韩战的巨大代价之一。之后，毛本人为了当上世界领袖，在国力根本不逮的情况下，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全力发展核武器，向第三世界输出“毛式革命”，天天高喊“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中国陷于准军事化的极权体制，全体国人既要勒紧裤带、过清贫的物质生活，又要在随时准备打仗的准动员状态中绷紧神经。
由此可见，苏联卫国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则两场民族主义胜利，付出几千万人牺牲的中苏两国人民，得到的却是失去自由和陷入贫困。
四 作为单刃毒剑的民族主义
从历史的角度讲，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主宰民族竞争的时代，在以力决胜负的殖民武力扩张的时代，弱势民族非常需要民族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也自然地与人类进步潮流相一致，可以促进人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也可能带来人权的改善和保障。而在人权高于主权的时代，在以义决胜负的后殖民后冷战的和平时期，各民族走向全球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的历史潮流。全球化，不仅是经济互惠的一体化，也是基本价值（人权至上）和社会制度（自由民主）的趋同。此时的民族主义，将淹没人类的共同价值和破坏国际正义，混淆自由与独裁、人性和反人性、战争与和平、正义之战和不义之战之间的实质性区别，使善与恶、真与假、公正与不公、文明与野蛮等基本道义原则失去意义。
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武力扩张，共产国家的全球一片红的理想，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及恐怖主义，无一不是极端民族主义结出的恶果。事实上，不仅是二战时期的种族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而且二战后发生于世界各地的大屠杀事件，除了共产极权的阶级灭绝之外，其他的屠杀大都与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相关。比如，卢旺达大屠杀、科索沃屠杀、萨达姆对库尔德人使用毒气。
正如英国著名社会学加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评论1848年的欧洲局势时所言：民族主义使人们无限夸大民族的权益，而对人类任何一部分的权利和利益却漠不关心，“除非与他们自己有同样的名称、讲同样的语言”；“民族情绪远远超过对自由的热爱，人们都愿怂恿统治者去粉碎那些非我族类、语言有异的任何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见《民族与民族主义》，【英】厄内斯特.盖尔纳著，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P19）
激进民族主义往往成为抗拒全球化的野蛮价值和邪恶制度的避难所，既会造成本民族的自戕，也将对普世人权与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所以，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最愿意高举民族主义旗子的政权，大都是政治独裁和经济落后的政权，如所剩无几的共产国家，朝鲜、古巴和中国，中东地区的那些政教合一的国家。
从某种意义上讲，和平时期的民族主义，特别是独裁国家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它既是一种自我膨胀的虚幻群体意识，也是一种为转移内部危机而夸大外部危险的统治策略。独裁民族主义在官民两个方面都是虚幻的，官方是故意制造虚幻的外部威胁，民间盲目地相信官方的爱国主义宣传。
独裁制度下的民族主义的极端化，国力弱小时，将导致封闭排外的夜郎自大和崇洋媚外的自卑自贱；国力强大时，将在独裁意志的主导下，导致盲目的本民族信仰至上的原教旨主义，导致民族精神的法西斯化及对外扩张的大国沙文主义。
德国和日本走上法西斯之路、苏联和中国走上共产帝国之路的教训表明：如果说，在战争时期，民族主义都可能变成一柄双刃剑，进而变成恶棍的最后一个避难所；那么，在和平时期，民族主义就只能变成单刃毒剑，任何政权、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只要在和平时期还煽动民族主义，无论喊出的爱国口号多么动听，都必然有其不可告人的邪恶目的，如果一任民族主义走向疯狂，先是害人，最后是害己。
英国人鲍曼所著《现代性与大屠杀》（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指出：单纯的反犹主义，即便达到“仇恨的顶峰”或“最猛烈的反犹”，也不足以解释高度组织化或国家化的大屠杀何以发生。唯有在反犹主义获得爱国主义的道德支持和独裁政权的权力支持之时，反犹主义才会由自发的民众行为转化为自觉的国家行为，从而使每个执行屠杀任务的个体，在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力的双重庇护下，不必承担任何任罪责：既没有个人的人性的道德愧疚，更没有对法律后果的畏惧。于是，具体执行屠杀的个人，心安理得地卸下了道德和法律的双重责任，把杀人视为践行“国家正义”和“民族正义”，进而把杀人视为一种工作、一项例行公事，如同屠宰场里的职业屠夫必须完成杀猪的指标一样。
极端民族主义和独裁主义的结合，之所以能够让普通人毫不顾忌人类文明的戒律而心安理得地变成刽子手，还在于它具有一种神话般的煽动性和迷醉力，而人们一旦沉迷于某种神话，灵魂就变成了一团狂热的烈焰，只能听懂煽动性的歧视性的仇恨语言，而听不进任何理性的语言、良知的警告和爱的福音；中魔的人们只想执行嗜血的命令，而决不会多问一句：“为什么大规模地屠杀手无寸铁的顺民？”比如，在一系列公开演讲中，希特勒不断地用诸如疾病、传染病、感染、瘟疫、细菌、害虫、腐烂、梅毒……来攻击犹太人，而德国人却对于这些恶毒的词汇如醉如痴，并报以狂热的欢呼。因为他们绝对相信：德国和世界的主要疾病都来自“犹太病毒”，只有彻底消灭犹太病毒，日耳曼种族才能再次健康。而日耳曼的健康也必将医治好整个世界的疾病。
众所周知，纳粹德国针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的大屠杀，军国日本针对“支那人”进行南京大屠杀，皆是二战时期的现实，但这些远远超出人类想象力的邪恶，居然能够畅通无阻地进行，也带有神话般的不可思议性。
民族主义和独裁主义是天生的孪生子，二者对人性的毒化作用，最容易在屈辱未消而国力渐强的时期发酵，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如此，现在的中国亦如此。耻辱未消煽动起源源不断的仇恨情感，国力渐强激发出报仇雪恨的攻击意识，二者的合流很容易鼓荡起极为危险的侵略性群体意识。这种爱国主义带有某种梦幻般的麻醉性和狂欢性，特别是当它以多数要求或国家利益的面貌出现时，一种有幸参与民族复兴的盛大庆典的集体幻想，对任何个体都是一种巨大的诱惑，也是一种无理的却强有力的要挟甚至敲诈。无论多么杰出的智慧，只要第一次吸食民族主义加种族狂妄的精神毒品，就会越陷越深地驯顺于这种梦幻般的要挟和敲诈，仿佛正在进入一个千年不遇的神话境界，先在思想上变成混淆是非善恶的弱智，接着在视野上变成惟我独尊的井底之蛙，最后变成瞪起血红眼睛的好战分子，投入到肆无忌惮地践踏人权和生命的圣战之中。
二十世纪末期，当共产帝国在整体上崩溃之后，共产意识形态的劝诱力已经失效，中国是仅存的几个共产国家中的最大国家，也已经抛弃共产主义而转向民族主义。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力的提升和大国外交的展开，复习百年耻辱的腔调也已经由防御性的诉苦转向进攻型的声讨，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进入虚构神话的阶段：庆典般的话语狂欢集中于对美、对日、对台的仇恨宣泄，而统一台湾、制服日本和超越美国就成为复兴中华帝国的幻觉。
从鸦片战争起，恢复和重建天朝大国的民族主义和实现这一民族主义目标的中央极权政府，一直主导着中国政治的演变及其现代化进程，甚至于，对民族主义的政治激情之强烈，已经彻底淹没了政治理性：无论是晚清的开明改良派，还是孙中山这样的激进革命派，无论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还是毛泽东的共产政权，对自由民主的新制度的政治诉求始终受到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压制，一代代对中央极权体制和政治救世主的渴望，远远大于数亿中国人的解放与自由；民族虚荣心也永远高于每个国人的基本权利。
所以，直到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仍然是“伪现代化”，因为它靠的是现代的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而这正是让法西斯主义或军国主义的暴政列车得以狂奔的双轨。现在，经历过共产极权大灾难的中国，也正在走上独裁爱国主义之路上狂奔，听听爱国愤青们的“砸烂台湾”、“血染台湾海峡”的叫嚣，听听中共智囊们发出的“中美之间必有一战”的预测，再听听中共将军朱成虎的“牺牲西安以东”换美国二百座城市的核威胁狂言，中国的独裁爱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只有一步之遥。
最后，让我们听听伟大的科学家、和平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爱因斯坦的声音吧：
“人类的福祉必须高于对自己国家的忠诚──事实上必须高于一切事物。”
“每一个国家的利益都必须服从更广泛的共同体的利益。”
“民族虚荣心和妒忌心是欧洲历史上邪恶的遗传病”；“民族的自负和妄自尊大妨碍了悔罪之心的产生”；“为盲目的仇恨所支持的夸大的民族主义是我们时代的致命的疾病”；“泛民族主义是一种幼稚病，它是人类的麻疹”；
“没有余地要把国家和阶级奉为神圣，更不要说把个人奉为神圣了。”“国家主义是对军国主义和侵略的理想主义诠释，却起了一个有感染力的、但却被误用了的名字──爱国主义。在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这种虚假的偶像产生了不幸的、极其有害的影响。”“尽管已是陈腐的东西，但仍然压倒了共同幸福和正义的基本要求”。
“倘若民族主义的愤怒情绪进一步将我们吞没，我们就注定要灭亡。”
一 大陆八十年代的民族主义
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无论是官方的意识形态说辞还是民间的流行思潮，无论是精英们的学理研究还是大众文化的商业炒作，最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话语霸权就是狂热而狭隘的民族主义。从《中国可以说‘不’》到“5•8”使馆被炸风波，大陆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走向非理性，以至于“爱国”成了进行政治要挟和道德敲诈的利器。及至21世纪初的中美撞机事件和美国的9•11恐怖惨案，民间的反美反西方的民族主义狂热，开始大范围溢出官方的外交定调，甚至走向丧失起码人性的下流，引起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高度警惕，也对近年来流行于西方的“中国威胁论”推波助澜。遂使机会主义的中共政权为了保持与美国的稳定关系，不得不采用行政手段进行打压。
九十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压倒性优势，主要的动力固然是中共为反对西方的和平演变而刻意煽动的，是对八十年代的西化和自由化思潮的反动，而认真反思八十年代的大陆思潮就会发现，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并不完全是“六•四”大屠杀后的变化，八十年代已经开始兴起并渗透到所有领域。特别表现为：“寻根热”在文化界的兴起，“气功热”在大众中的流行，“体育热”在青年大学生中植入了振兴中华的情结，都说明民族主义在大众文化崭露头角时就已经是时髦主题。更有说服力的例证是：爱国主义话语在道义合法性上的霸主地位，甚至在“反腐败、争民主”的八九运动中也初露峥嵘，使参与运动的各种政治力量都拿“爱国”来为我所用。只不过，八十年代的民族主义，还没有发展到具有绝对话语主宰权的霸道程度，与之相平行的还有自由化和西化的思潮。
（一）精英文化界的寻根热
文革结束后，继“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的火爆之后，八十年代的大陆文化界，最具影响力的思潮无疑是“寻根热”的兴起。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引发出文学寻根热的同时，《东方神秘主义与现代物理学》、《中国现代意识的危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西方理论译著的风行，也引发大陆文化界的理论寻根热。文学寻根和文化寻根，二者之间相互注释，形成了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文化保守主义，也间接地为政治上的新权威主义提供了宏观的文化背景。虽然，这类寻根中也有对传统的批判，但是以本土文化资源对抗西方话语霸权的倾向已经非常明显。
文学寻根肇始于阿城的小说“三王系列“，其中犹以《棋王》影响最大；接着就是寻根文学的泛滥，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莫言的《红高粱》、张炜的《古船》……皆是名噪一时的作品，最著名的电影《黄土地》和《红高粱》，也是寻根热的产物。寻根热甚至把当年的“今天派”诗人和现代派文人卷入其中，江河写出了系列组诗《太阳和他的反光》，杨炼创作了长诗《撒日朗》和《半坡》系列，高行健的《灵山》也动笔于寻根文学热时期，他的戏剧创作也开始由对西方现代派的模仿转向到传统中寻找灵感和表现手法。
在文学寻根热中，翻检从秦朝到清代的县志成了寻根文学的知识点缀，古老的意向和典故被置于久远、神秘、怪诞的故事之中，似乎只有在野性、甚至血腥的野合与杀戮之间，国人的生命力才能焕发出勃勃生机。
在激烈的反传统思潮走红之时，受韦伯的社会学影响的海外新儒家进入大陆，与国内的文化寻根热一拍即合，二者结合的最有影响力的成果，就是1985年在北京成立的“中国文化书院”。这一亦官亦民的学术机构，几乎囊括当时海内外所有著名的具有新儒家倾向的学者，成为八十年代最知名的学术重镇；该院举办了一系列文化讲座，也曾为寻根文化热中一道最靓丽的风景；大陆的李哲厚和海外的杜维明几乎成了那个时代的明星学者。据我有限的了解，在文化书院众多的社会名流之中，持反儒家传统观点的只有包遵信先生。
尽管，新儒家与激进反传统相对立，但二者皆为当时文化领域的显学。这是对文革时期砸烂一切传统的拨乱反正：既要引进西方文明的健康因素，又要继承自身文化传统的优秀遗产。
韦伯从新教伦理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的价值支撑，新儒家受到启发，不仅试图从儒教中寻找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精神资源，而且走得更远，李哲厚甚至声言用儒道伦理的天人合一为整个人类指引未来。长期落伍的耻辱和自卑再一次激发出盲目的自傲：当西方思潮的引进和出国热如火如荼之时，中国人居然虚构出“中西文化冲突论”，以显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世界上的平分秋色。而事实上，这仅仅是国人的民族虚荣心导致的幻觉而已。当时的中西交流几乎是一边倒的西方影响中国，而西方人除了猎奇之外，根本谈不上中国文化的对外输出及其影响。中国的文化人和大学生争相阅读和谈论存在主义哲学，潜意识心理学，象征派诗歌，印象派绘画，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剧，先锋派电影，嬉皮士摇滚……而我在八十年代在北欧和美国作访问学者时，发现西方人对中国所知甚少，比如在文学艺术领域，除了专攻汉学的学者和学生外，没有几个西方的人文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知道中国最著名的作家鲁迅。
在这股文化热中，除了被反复提起的四大发明之外，太多的人把《易经》称为无所不包之书，它的阴阳美学和八卦符号可以解释一切和象征一切，现代西方的系统论和控制论早就被中国人说破，西方现代艺术中的种种怪诞也不及《易经》的神秘之万一；有人论证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现代物理学起源于老庄哲学，有人说现代足球发源于中国的汉唐时期的“蹴踘”，甚至有人考证出意大利的比萨饼也起源于中国……最为煽情的说辞是“二十一世纪将成为中国人的世纪”，它不但是今天而且在八十年代就成为响亮的口号。记得八十年代末，我在纽约参加由《中国时报》举办的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座谈会，参加者有大陆的刘宾雁先生、王若水先生等，外海的余英时先生、杜维明先生、张灏先生等，杜维明先生在发言中提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观点，为此余英时先生和我还提出不同的看法，与杜先生发生了争论。
给予新儒家和寻根派以“振兴中华”的自信以经验例证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上的腾飞奇迹。亚洲的两个政客李光耀和马哈蒂尔全力提倡的“亚洲价值”，也成为新儒家的思想资源。当时，新儒家的头面人物，不仅是大陆文化界的宠儿，也成为新加坡政企要人的座上宾。如杜维明先生，就被称为“工业东亚企业巨子”的意识形态制造师。而现在，连李光耀都不再提所谓的“亚洲价值”了，如果杜先生仍然固守八十年代的新儒家立场，也就只能感叹这人世变化得太快。
由于基督教乃是西方文化的主流传统，现代化又发源和成型于西方，基督教与资本主义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乃顺理成章之事。但是，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从自身传统中自发生长出来的，乃“后发外力压迫型”或“移植型”的被迫现代化，故而学着韦伯的方法论，企图从儒道传统中寻找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撑，无异于西施效颦，盲目照抄。看看韦伯论述中国传统的《儒教与道教》一书，其结论与新儒家恰恰相反：韦伯通过对基督教和儒道教之间的根本差异的精当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儒道精神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先生，在其对中国大历史的系列论述中，运用了韦伯提出的“数目字管理”概念，从文化传统的遗传上阐述了中国无缘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原因。
在当时，文化寻根热中已经隐藏着一个荒谬的悖论：要想得到西方人的承认，必须向他们展示中国传统，特别是那类混杂着落后与荒凉、愚昧与神秘、野蛮与血腥的传统。一方面，刚刚对西方打开大门的中国，所有的文化人都急欲得到强势西方文化的承认；另一方面，得到强势文化承认的最好办法，就是向西方展示古老东方的神秘黄土地。这种启示，最早来自第五代电影《黄土地》获得西方人的青睐，接着是拉美作家马尔克斯及其《百年孤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激励，继而是电影《红高粱》在西方的走红并获奖，那种虚构的文化长城变成西方人接纳中国文化产品的标准。
这一切，让中国文化人意识到，并不是只有象“今天派”文学和先锋艺术的反传统才能得到西方的青睐，以本土传统为资源的创作才是走向世界的通道，甚至是比西化更有效的捷径。一时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的创作观念，取得了对西方现代派的模仿者的优势。西方人喜欢看荒凉黄土地上的场面开阔和气势如虹的西北腰鼓，喜欢听红高粱地里土匪和村姑野合的传奇故事，一句话，既然西方旅游者一定要登中国的长城，那么在文化上向西方标准献媚的最好产品，就是用文字、韵律、油彩、线条、蒙太奇建造的文化长城。而对于那些比较了解中国文化的汉学家们来说，似乎传说中的中国文化的创始人圣人孔子之身世，大汉帝国的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之身世，都与野合有关。刘邦的天子之身还是他妈与神龙野合的产物。
这种八十年的悖论在九十年代成为文化主流，几乎所有获得世界性大奖的中国文化产品，都是对本土的传统资源的利用；几乎所有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拒绝，又都要利用西方输入的理论武器（如东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和反对全球化理论）。用本土传统赢得西方承认的最高潮，要算200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了。虽然，他在六四后的流亡法国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但他本人刻意回避自己的创作与大陆的政治背景之间的关系，而着重强调文学的纯洁性。高行健得诺奖，使八十年代的寻根思潮得到了西方最具影响力的大奖的肯定。然而，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他获奖的主要作品《灵山》只是二流的寻根文学，不过是用生硬的西方现代手法，包装着拼凑起来的儒道佛的荒凉和神秘，以及具有野合情调的男女性事。就汉语写作来说，以寻根为特色的《灵山》，不会成为世界性的名著，大奖带来的轰动效应只能是过眼烟云。
（二）大众中的民族主义思潮
在大众文化领域，民族主义的复兴在八十年代也表现出决不次于九十年代的狂热。
1．大众民族主义在最早的商业文艺得到了弘扬, “雄狮猛醒”和“巨龙腾飞”成为大众文化萌芽时期的流行主题之一。电视剧《霍元甲》中的“沉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的主题歌，侯德健的《龙的传人》，张明敏在春节晚会上演唱的“我的中国心”，都曾风靡一时。中华武功天下无敌的神话，随着武打电视剧和金庸式的武侠小说大举北侵，年轻一代在武林高手中寻找新偶像。金庸的伪神功和瓊瑶的伪浪漫，代替了那些在改革之初红极一时的右派文人和知青作家，成为年轻人的主要读物。对武侠的狂热远远超过对言情的迷恋，对金庸武侠的熟悉程度甚至成为衡量年轻一代的文化品味的标志，在武功传承的神秘中陷于新的迷信，打打杀杀之中的武功论辩包容着天地万物和人文哲理，一时间变成了最为深邃的东方智慧。朋友见面一定要谈起《射雕英雄传》，熟悉书中每个主要人物和所有关键细节的人，自然成为聊天的主角。
2．大众民族主义情绪得以高涨的刺激还来自体育领域。对于曾被西方人蔑称为“东亚病夫”的国人来说，体育，在毛泽东时代就被高度政治化了，成为“中国人民站起来”的证明，当年的乒乓球就大长过中国人的志气，大灭过帝国主义的威风。在改革起步的八十年代，中国女排的骄人战绩代替了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小小银球，成为邓小平时代的体育图腾。为此，北京大学的学子们激动得走上街头，喊出“学习女排、勇于拼搏、振兴中华”的口号。紧接着，“敢于拼搏”的女排精神立刻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教材向全国推广，成为各行各业学习的典范。在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大陆代表团实现了金牌的“零突破”，也为“巨龙腾飞”提供了大造舆论的绝好素材。而1985年世界杯预选赛，大陆足球队在北京主场意外地败于香港，提前痛失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机会，体育掀起的民族主义热情被迎头泼了一盆冷水，由此产生的民族耻辱感酿成中共执政后少有的球迷骚乱，“5•19”成为一个倍受舆论界关注的日子。
3．八十年代的大众民族主义，更多地表现在气功热的风靡上。关于张宝胜的特异功能的神奇传说遍布大街小巷，严新神功的布道回荡中华大地，高等学府也未能幸免。有人说，亲眼见过张宝胜的飞檐走壁穿墙隐身；有人说，当年的兴安岭大火就是严新发功扑灭的。许多颇有声望的社会名流也卷入了对“气功热”的讨论，如钱学森肯定人体特异功能，而于光远则坚决反对。我清晰地记得，我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中，有一段时间，为了促销严新气功的书籍和磁带，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播放他讲解功法的录音。更可笑的是，大清早就能听见从操场那边传来的“啪啪啪”巨大声响，人们正在做健身除病有助于长寿的“拍屁股功”，满操场的人群在音乐的伴奏下，一起高举双手有节奏地重复着单调的拍屁股动作……悠久的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就在这拍屁股声中得到弘扬，真有点惊天动地之势。
气功，是在马列主义崩溃之际兴起的民间信仰，是国人为了身体健康和长寿而寻仙问道、求佛好玄的古老传统的当代复活。对此现象，中共在八十年代采取默认的态度，在九十年代则全力纵容。正是在这种民族主义狂热中，最终出现了信众庞大的民间气功团体“中功”和“F”。以至于，到了九十年代末，六四后全力煽动民族主义的中共，也开始把迅速扩张的民间气功团体视为严重威胁，对这种在民族主义合法性保护之下迅速壮大的民间信仰团体，江泽民政权居然动用残酷的专政手段进行全面镇压。非常讽刺的是，中共对民间信仰的残酷镇压是为了贯彻“稳定压倒一切”的既定国策，但中共确实低估了这种民间信仰的力量，致使形势突然逆转——这种本来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民间信仰组织，这种甚至可以成为弱势群体的精神麻醉剂的世俗化治疗，因中共的野蛮打压而迅速政治化国际化，反而成为最不利于中共政权稳定的民间反抗力量，成为中共继六四大屠杀之后的最大人权迫害运动（1988年我曾就大陆的“气功热”写过专文《在‘气功热’的底层》，发表于香港的《解放月报》88年10月号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
从这些八十年代的现象中，可以找到六四后的极端民族主义狂热的蛛丝马迹。
（三）西化浪潮对民族主义的平衡
虽然，八十年代的民族主义情结已经开始凸现，但是还有普遍的西方热、自由派的激进反传统和高涨的政治改革呼声相平衡，没有使之像八九之后的政治僵化时期那样，成为压倒一切的话语霸权。
当时的大陆，正处在改革开放最为有希望的时刻，也是中国从全面对抗的外交走向全面交往的外交的时代，邓小平在国内外的声望如日中天，并获得了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承认，两度成为《时代周刊》的年度封面人物，刚刚打开的国门让中国人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洋景中，看到了另一种生活的美妙，西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所以，当电影《苦恋》遭到意识形态部门的批判之时，无数电话、电报和上千封信自发地飞向作者白桦先生，表达着民间对他的自发同情和支持。《苦恋》中那句台词：“你们爱祖国，可是祖国爱你们吗？”也变成当时中国的最著名的流行语之一。
第一次出国潮涌时，能够出国去西方国家的人，特别是去美国的人，如同玩彩票中了大奖，会引来无数羡慕和嫉妒的目光；有海外关系的国人，终于可以走出毛时代的高压，迎来了扬眉吐气的黄金时代。英国的殖民文化培育出的香港，也曾为大陆人向往的地方，“港商”的身份变成闪亮的名片。
文化界也是各种西方思潮热一个接一个，“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等等。文学艺术的“准嬉皮”、“准意识流”、“准荒诞”、“准印象”，无不走红一时。当时影响最大的《走向未来》丛书，编译的几乎全部是西方作品，收入其中的国人著述也是以反传统为主，比如丛书中的《《兴盛与危机》（金观涛著），因提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而产生巨大影响。
特别是政论专题片《河殇》，尽管受到中共保守政治力量的压制，但是它在高层开明派的默许下，通过电视传媒的强大影响力，第一次把反传统呐喊和对蓝色海洋文明的呼唤，带出了知识分子的小圈子，普及到普通民众之中，既在舆论上为新任总书记赵紫阳造势，又成为八十年代后期文化导向上的最强音（最近，为了写作此文，又看了一遍《河殇》的录相，尽管仍然象八十年代一样，反感那种新闻联播的权威腔调，但是贯串全篇的忧患真情，仍然给我了莫名的感动）。
换言之，八十年代的民族主义热潮，基本上还是一种“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学习心态，新儒家也是为了实现所谓的“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强调的主要还是正面的对外开放，即便在寻根热中也没有反美国及拒绝西方文化霸权的煽情号召。
我也曾以激进的反传统姿态参与了八十年代的文化大论战。八八年，我在香港接受《解放》月刊（现为《开放》）的主编金钟先生采访时，曾经说过一句犯了众怒的话：香港这么小的地方，经过百年殖民化才达到现在的繁荣和自由，中国那么大，现代化的完成大概需要“三百年殖民化”。我不会用接受采访时的不假思索来为自己犯众怒的言论进行辩解。在今天的民族主义偏执狂占据话语制高点之时，我更不想收回这句话。平心而论，它只不过是中国需要经过长期的西化过程，方能实现现代化的极端表达而已。当时的西化热实际上是借谈文化来谈制度，借说历史来论现实，借反传统来批判中共的党文化传统。
在六四前，我的激进反传统姿态成为寻根派的众矢之的，但还只是思想文化上的争鸣而已，虽然也受到来自中共教委的压力，却并没有演变成禁言禁行的政治迫害。而六四后，对“三百年殖民化”这句话的指控，变成了中共对我进行政治迫害的典型论据。同时，文化寻根派中的一些人因参与八九也受到政治迫害，官方对他们进行口诛笔伐时所寻找的证据，居然也是断章取义的西化言论。
由此可见，在现行制度下，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最要紧不是相互之间的思想学术分歧，而是知识群体必须共同面的言论钳制和文字狱。F和中功也是在弘扬传统文化热中普及的，但现在也成为中共政权的迫害对象。这些气功群体的主体还不是知识分子，而只是其他的老百姓。所以，不准自由信仰和不准自由发言的制度环境是每个中国人必须面对的。
（四）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的霸主地位
虽然，在八十年代，民族主义还不具有绝对宰制权，传统与反传统的论争也大都局限于思想文化领域，但是，执政者对民族主义的利用已经相当普遍，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官方接过北大学生喊出的“振兴中华”的口号，利用行政权利强行向全社会灌输。作为民族主义最强音的爱国主义，在八九运动时期被各种政治力量所用，“爱国的”这个定语成为所有行为的合法性来源。无论哪一种政治力量，都赋予爱国主义以预设的真理性，没有任何人敢于或想到提出置疑。
平心而论，八九运动是一场以“反腐败、争民主”为主要政治诉求的民间自发的社会运动，其合法性的主要来源，首先应该是《宪法》明示的各项公民权利，其次是反腐败、要民主、要自由的政治诉求的道义正当性，而与爱国主义无关。如果根据宪法有关条款，民众上街游行请愿是合法的，反腐败、要民主也是正义的，即便不是出于爱国主义的动机和激情，也具有充分的合法性；相反，如果民众的行为违反了宪法的有关条款，如果要自由的运动演变为文革式的“无法无天”打砸抢，即便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也照样不具有合法性。八九运动的合法性和正义性，恰恰在于其符合宪法第35条和始终保持和平方式。
大学生游行请愿也好，绝食也罢，他们反抗政府之行为的合法性来源，绝不是为了祖国，而是为了捍卫公民的结社、言论、思想、信仰、游行、示威、请愿等自由权利，即宪法权利。但是，八九运动中，作为运动主体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及其社会各界的支持者，在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合法性辩护时，首先诉诸的不是公民的各项宪法权利或道义正当性，而是爱国主义情感。学生们用很多词汇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合法性辩护，诸如“为胡耀邦平反”、“反官倒”、“为民请命”、“深入改革“、“争取自由和民主”、“为真理”、“宪法第35条”等等，但“爱国无罪！”“爱国不是动乱！”，无疑是当时使用最频繁也最有力的辩护词。被广泛应用的类似语言，还有“祖国母亲，请你……”等祈求句式。运动最高潮的群体大绝食之时，年轻学子为国牺牲和向祖国母亲祈求保护的口号最多。直到现在，一谈起八九运动，最常用的定语仍然是“爱国民主运动”，爱国的价值和合法性仍然高于自由民主和宪法权利条款。
同样，在执政党一方，无论是同情和支持学生开明派，还是厌恶和反对学生的僵化派，也都以“爱国主义”作为最有力的道义合法性。赵紫阳、胡启立、阎明复等走向前台的开明派，在为学生运动、也为自己的态度进行辩护时，无一例外地强调学生们是“爱国的”，学生的行动主要出于单纯的爱国热情，即便有些过激之处也是可以谅解的，经过引导，完全能够把这种爱国激情引上民主与法制的轨道。而李鹏、陈希同、何东昌、袁木等僵化派，分别在不同的场合与学生代表进行过对话，轮流运用安抚和威胁。他们在每次对话中都要反复强调：大多数学生是爱国的，但是你们太年轻，你们的爱国热情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事实上已经被一小撮长胡子的幕后黑手所操纵所利用，再不与之划清界限，就很容易走到爱国的反面。他们肯定大多数学生是爱国的，表示他们才是真正关心青年学子的长者或父母官，完全是为了分化学生与知识分子的联盟，进而瓦解整个运动。
如果说，学生和他们的支持者以此为自己做辩护，是为了给自己的行为寻求合法性保护，那么把运动视为动乱的政客们，就是想借此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六四大屠杀之后，各种官方文件在谈到八九运动的思想根源时，无不列出三大思潮：方励之的全盘西化、《河殇》派的蓝色文明和刘晓波的民族虚无主义。显然，这三者都是反民族主义的，也可以从反面证明爱国主义的绝对霸权地位。
尽管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借用爱国主义的动机和目的有很大区别，但是三者对于爱国主义的依赖则是共同的。它们之所以都从爱国主义中汲取合法性，就在于长时间的民族耻辱感，使“爱国主义”在大陆具有的绝对道义合法性。自从中国蒙受鸦片战争之辱，爱国主义就一直是最具有社会动员力的道义资源之一，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成败，也一直取决于争夺这一道义合法性资源之斗争的结果。
孙中山起家于排满的大汉族主义，“外雪国耻、内惩国贼”是五四运动的最著名口号，张学良也是高举“抗日爱国”的大旗制造了“西安事变”，用兵谏逼迫他的顶头上司蒋介石接受抗日统一战线；蒋介石的个人威望的最高峰，不是在北伐胜利之时，而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刻。
中共的夺权成功，开始于高举全面抗日的爱国大旗，完成于打败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的内战，毛泽东政权的道义合法性，来自所谓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而第一座大山就是“帝国主义”。1949年10月，毛在天安门上宣示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正好说明了中共政权的最大道义合法性所在。邓小平死后被大肆宣扬的遗言也是爱国主义，他称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中共执政后，一直有意识地为民众塑造不同的外敌，把民众对积贫积弱的强烈不满引向国界之外，而且非常成功。从毛泽东时代的反帝反修到邓江时代的反霸权反和平演变，爱国主义在道义上被绝对化为中共政权立足之本，中共发布的所有道德训诫，第一条都是爱国主义。任何个人权利都不足以作为高于祖国利益的合法性来源，即便是宪法权利也不行。在此基础上，道义情感被完全政治化，民族等同于政权，国家等同于政党，政权与政党又等同于党魁个人，爱国被扭曲为爱政权爱执政党甚至爱领袖个人。虽然改革开放以后，民族主义及其爱国主义正在逐渐祛政治化祛政党化祛领袖化，在中美之间的一系列冲突上，民众的民族主义狂热经常超出官方定下的调子，江核心也常被骂为卖国贼。但是，作为一种道义合法性，爱国主义的绝对霸权地位没有根本的改变。
（五）民族主义向拒绝和平演变的发展
殖民时代已经成为历史，或者说，特别是二战以后的世界，和平演变的西化代替了强制性的武力殖民，不发达国家纷纷由被迫现代化转向自觉地追求现代化。东、西两种制度的竞争之胜负，在二十世纪末也已见出分晓之后，发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正在越来越成为整个人类的共识，人权高于主权的时代已经降临，全球化代替了殖民化。只要不抱偏见地面对二十世纪人类历史的发展事实，就会承认：全球化就是基本的经济、政治、科技之制度的西化。至于文化的多元化，也只能在自由秩序之中才有可能性。在不可阻挡的全球化潮流的感召下或挤压下，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极端化，不过是极少数专制主义国家和政教合一国家在临终前的回光返照而已。
和平演变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被某些政权视之为洪水猛兽？莫非这是发达国家为落伍国家设下的陷阱？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全世界都在和平地向现代化演变，而只有极少数国家拒绝和平演变？无论是那些全封闭的伊斯兰国家，还是中国这样在经济上有限开放而在政治上依然封闭的一党专制的国家，他们反对和平演变，说穿了，无非是专制者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特权利益。一要和平，二要演变，中国执政者不是也经常把“和平与发展”挂在嘴边，说这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吗？
在中国，六四大屠杀之后，极端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泛滥，与官方对自由化的镇压、对和平演变的拒绝、对西方国家的妖魔化相互激荡，形成了极端的政治保守主义。中共政权的道义合法性来源，也由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变成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爱国主义。
二 九十年代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
“六•四”屠杀之後，中共政权的正统意识形态迅速衰落，合法性危机空前加重；邓小平为挽救个人信誉和政权合法性的严重受损，以南巡的方式警告保守派和强调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于是，稳定第一和经济优先的官方政策出台，经济改革甚至比八十年代更为开放；与此同时，被六四枪声吓破了胆的精英们纷纷转向商海和所谓的“纯学术”，官方对精英们的高压政策也随之转向利益收买，中共权贵变成新一轮经济改革的最大受惠者。权贵们可以一夜暴富，平民阶层的利益受损加剧，贫富差距之日益悬殊和腐败迅速漫延，社会公正危机迅速加深，人们对现政权及其跛足改革的不满，转化为此起彼伏的草根维权行动。
在精神层面，人们在对政治改革的前景绝望之余，对面包的如饥似渴代替了八十年代的自由激情，压抑的中国大地被新一轮对金钱的疯狂追逐所冲破。利益至上和机会主义的贪婪左右着社会，吞食了人们心中仅存的良知和正义感，价值真空所造成的信仰危机，已经使中国人成为赤裸裸的短视的狭隘的功利主义庸人。
在此种背景下，1993年北京申办奥运的失败，对执政党的虚荣心的打击和对公众的民族自尊的伤害同时发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成为官方和民间共同发泄不满的对象。从官方到民间，中国大陆骤然掀起了铺天盖地的本土化和民族主义的狂潮。其速度之快，来势之猛，情绪之烈，持续时间之长，为一九四九年後官方所倡导的历次爱国主义运动之最。
无怪乎国际舆论惊呼“中国威胁”已露倪端。
（一）中共当局的全力倡导
一方面，中共官方出於凝聚民心的意识形态需要，希望以爱国主义化解合法性危机。执政者制定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动员一切媒体高倡民族自尊，回顾近百年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所经受的耻辱，不遗余力地举办以宏扬爱国主义精神为宗旨的各类晚会、报告会、读书会、音乐会、艺术节、画展、祭孔仪式，电视中每天播出一部爱国主义影片，出版社大搞爱国主义丛书工程，从天安门广场到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每天举行升国旗仪式。在一九九六年三月召开的人大会议上，李鹏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於精神文明建设的部分，已经把热爱祖国提升到“五热爱”之首，而正统的爱社会主义则沦落到“五热爱”之末。
另一方面，执政者以民族主义周旋於国际舞台，官方利用复关受挫和申奥失败，利用美国的最惠国待遇讨论和知识产权谈判，利用西方国家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和李登辉访美所导致的两岸危机，利用西方国家指责中国人权状况和支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在民众中煽动反西方和仇美的情绪。面对西方社会的制裁和压力，特别是西方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中共执政者以巨大的市场和经济利益的诱惑为底牌，以国情、传统的差异和主权不受外来干涉为理论依据，指责西方，特别是指责美国的霸权主义，替践踏人权的行为辩解。
一九九六年三月以来，中共更抓住两岸关系的危机和香港回归一周年倒计时的机会，对内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对外高扬民族主义旗帜。然而，奉行功利主义原则的中共高层，绝不会有超越功利之外的国际正义的追求。它也会用金钱收买第三世界国家，也会利用在联合国的地位拉拢第三世界诸国，甚至投弃权票默许萨达姆的侵略行径。特别是对中国的宿敌日本，其态度格外暧昧，从教科书事件到日本政坛高层参拜靖国神社至最近的钓鱼岛事件，中共对日本光说不练的软弱，对国内民间自发的保钓运动的压制，都证明了中共在外交上高扬民族主义的赤裸裸的功利准则。
对西方国家亦如此。中共传媒抓住一切机会丑化美国社会，而在暗中，中共高层人士都希望有机会正式访问美国。
（二）民间的伪民俗热
在民间，申办奥运的失败，复关申请的屡屡受挫，知识产权谈判的曲折艰难，两岸危机中西方国家对中共的指责和美国的武力威慑，英国在香港问题上的自作主张，特别是中共传媒对这一切的不公正的舆论引导（把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挫折全部归罪於西方霸权的干涉内政），都加深了中国民众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敌视。於是，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以及各类嫔妃，太监……纷纷在影视屏幕上尽显风流；易学、卦书、气功奥秘、兵法经营学、历史人物传记、国学丛书、诸子精华众书，中华文化精粹丛书遍布大小书摊；锦绣中华园，中华民俗村、炎皇纪念馆、古代蜡像馆、西游记宫、三国演义、水浒村寨、大观园等以传统文化为资源的游乐场所遍地开花；由北京示范，迅速遍及全国的飞檐式建筑，把中国的城市装点得不伦不类，不中不西，新建的北京西客站也因传统飞檐盖顶而变成了丑陋的建筑大杂烩。
漂泊海外的游子也不失时机地加入民族主义大合唱，以“洋插队”为题材的小说、记实文学、随感录、影视作品更是独领一时风骚，遍布北美、欧洲、澳洲、东洋、苏东的炎黄子孙，纷纷把自己的洋插队经历变成畅销品；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火爆创近几年电视剧收视率之最。
这些通俗作品大都表现了飘泊异乡的艰辛、积怨、乡愁和自立自强的民族自尊，用浅薄的、扭曲的中西文化对比来讽剌西方文明，宏扬中华传统。在通俗音乐中，红极一时的是《中华民谣》、《大中华》以及来自民族传统的爱情歌曲，甚至连电视台所插放的公益广告也以突出五星红旗、国徽、天安门为主题。
然而，一个缺乏价值支撑的民族，根本无法建立起民族主义的统一根基，功利主义的动机仍占主导地位。在这种表面的民族主义狂热中，几乎无人肯放弃去西方、特别是去美国的机会，非法移居西方国家的中国人仍然有增无减；青年人在消费上仍然以追逐西方名牌为时尚，商品广告，店铺招牌仍然想方设法沾上点洋味，甚至连过“圣诞节”也成为青年一代的时尚；曾引起一时轰动效应的《第三只眼看中国》的作者王山，也要冒充西方汉学家的名字来推销自己；以赢利为目的的大众文化也把民族主义作为促销手段，最近颇为流行的《中国人可以说不》即是成功的一例。
中国人追逐功利的堕落，已经到了除了比谁无耻之外，再没什么可比的地步了。如果说，“六•四”刚过的几年间，大众文化的大腕们在比谁平庸，“咱也是个俗人”成为一时的招牌，那么，到了1995年以後，无耻代替了平庸，专制主义加金钱诱惑、暴力镇压加利益收买，已经彻底瓦解了中国人作为人的仅存的善良。这种无灵魂的民族主义完全可以用利禄来收购，扔给这类民族主义者一叠美元，他们就会象面对权贵时一样，媚态可掬，频频应诺，出卖从灵魂到肉体、从祖宗到国宝的一切，直到再无可出卖的为止。
（三）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知识精英
在这种民族主义狂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知识精英们所表现的民族主义情绪，其强烈程度为一九四九年以来之最。表面上，他们提倡的学术本土化，既不象官方爱国主义那样，出於赤裸裸的政治功利目的，也不象大众文化的民俗热那样，出於浅薄的金钱功利目的，而是经过了一番精心的学术包装和道义修饰，因而更具有迷惑性。所以，我在此要着重谈谈知识界的民族主义。
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学术视野，拒绝西方的文化霸权和强势话语的本土化姿态，批判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病的正义立场，似乎都在显示着中国当代学人的渊博、新潮、良知和尊严。北京大学的一批中年教授高倡振兴国学，回到乾隆的考据时代，以抗拒追随西方新潮的轻浮学风；张颐武、王一川、王岳川等青年学人，从后现代、后殖民对西方文化的批判中找到了捍卫本土文化的学术立场，认为中国学人应该重新标举“中华性”，以振兴衰落的民族精神，重建中国人的灵魂支撑；邓正来、甘阳、李陀等人强调人文学的本土化乃中国当代学术的唯一出路；林毅夫等留学镀过金的经济学博士，坚信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学非中国的经济学家莫属，就象当年杜维明等海外新儒家坚信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一样；被舆论界称为经济学“四少”之一的盛洪，坚信只有中华文化能把人类从核威胁的灾难中拯救出来，就象当年的李泽厚等人用“天人合一”、“乐感文化”为世界指明路一样。
围绕着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和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所展开的学术讨论，几乎把目前中国人文学界的所有重要刊物和中坚人物卷入其中，《读书》、《东方》、《战略与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重头刊物，几乎每期都有关於民族主义的文章，并且不定期地发表成组的讨论民族主义的文章，前一、二年关於《人文精神》的讨论，所涉及到的主题之一就是民族主义。一九九六年初，影响日隆且被中宣部内部点名批评的《东方》和《战略与管理》，组织了围绕着盛洪提出的“什么是文明”为主题的讨论会，文明的抉择这一近百年来绐终困扰着中国知识界的重大问题再次成为热点。还有一些八十年代文化界名角，出国归来後大骂西方，似乎西方人出钱请他们出国镀金就是为了找骂。一些在八十年代以模仿西方现代派起步而走红文坛的先锋作家和新潮艺术家，大都回归黄土地和悠远的传统来寻找灵感和包装。最富有戏剧性和讽刺意味的是，捧回了“金狮”、“夏纳”等国际电影节大奖，为中国电影赢得了世界声誉，专以黄土地为素材拍电影的名导演陈凯歌和张艺谋，在坚信民族主义的学人眼中，却成了专向洋人献媚的“后殖民化电影”的典型：专以展示中华民族的愚昧和丑陋来博得洋人的欢心的洋奴心态。
这一切民族主义的学术化讨论，其锋芒所向直指西方中心论和白种人优越论以及西方文化的殖民主义霸权，直指八十年代中后期文化热中的西化思潮和民族虚无主义，由此确定了文明基本构架抉择中的民族主义立场。
然而，知识界的民族主义，无论是人文学本土化的学术定位，还是立足於中国传统的现代化模式的选择；无论是把西方作为崇尚物质和武力的“恶的文明”加以痛斥，还是以崇尚精神与和平的善的中华文明来拯救世界的幻想；无论是抗拒西方文化霸权的民族自尊，还是重新确立中国人的价值信仰的努力；无论是後现代主义的解构方法，还是绝对相对主义的价值立论；无论是经济学的新颖角度，还是生造概念和术语的文风；没人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和理论来开掘民族主义精神，反而大都是用从西方移植来的方法、理论和概念来哗众取宠，甚至就连所谓的后现代问题也是来自西方，而中国的方法和理论，中国的概念体系和问题意识，则一片空白。
这说明，目前中国语境中的知识界民族主义，表面上说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则是骨子里的自卑、焦虑、失落、排外、无所适从和对现存的专制秩序的认同。如果说，《中国人可以说不》是一种浅薄盲目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歇斯底里式的发泄，那么，知识界的民族主义则是经过学术修饰和道义伪装的歇斯底里。
其一，知识界的民族主义者把中国文明在近现代的失败和落伍，完全归罪於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压迫，而拒绝检讨自身文化的弊端，特别是拒绝反抗现存的专制主义秩序；他们把西方人对自身传统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作为中国人维护自身传统和本民族利益的方便口实。本来，西方人的现代相对主义是针对西方中心论所作的自我检讨，是针对西方的殖民主义扩张所作的自我批判，也是针对西方传统中形而上学的一元决定论所作的学术突破；本来，西方的後现代主义是对在文艺复兴的启蒙传统的统摄下的种种现代性弊端的全面批判和彻底消解，是在解构自身的传统。而西方人所作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以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平等的心态来面对其他文明与全球的未来，是为整个人类寻找相互融合的共同点。在不可阻挡的世俗现代化潮流面前，西方知识界反思现代化的精神努力，甚至带有一种“名字不可为而强为之”的悲怆情调。
而中国知识界的民族主义者们，却把这种严肃的自省和人类情怀理解为西方的没落和中国的复兴，完全无视自身传统的弱点和当前专制主义的严酷，放弃对自身的批判性反省和对既定秩序的抗争，一味沉缅於“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幼稚幻想中，使发源於西方的现代相对主义和後现代主义的激进批判，变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保守立场。
这种只对外批判而不对内反省，只虚构光明未来而回避当下黑暗的民族自尊，是一种阿Ｑ式的家奴自尊。我不相信，一个每天在家里对主子摇尾乞怜的奴隶，一跨出家门便会有人的尊严；我更不相信，一群每天都能目睹到一党专制残酷践踏人的权利和尊严的知识分子，却对身边的非人状态，要么熟视无睹，要么因恐惧而不敢公开主持正义，他们能够真心地关怀民族的未来和人类的未来，能够具有诚实而正直的良知。特别是在经历过“六•四”泣血悲剧的短短几年後，中国知识界在白色恐怖下的整体大逃亡、大退却、大沉默的氛围中，能够有几个人凭良知为死难者伸冤，为维持中国人最起码的生命权而抗争？
千万别再对大洋彼岸和遥远的文明摆出一付大义凛然的姿态，因为在中国知识界的身後，不要说作为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崩溃了，就连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人的道德底线也崩溃了。对於中国知识界来说，诚实、良知、独立和尊严，都是太高贵太奢侈的品质，他们根本不配！如果他们还想关怀人、关心中国的前途和人类的未来的话，他们首先要重新回到作为一个人的道德底线上，站稳後再说微言大义。
其二，知识界的民族主义者，以从西方搬来的术语、方法、理论体系来包装苍白的民族自尊和狂妄的夜郎自大。只要翻翻近几年的人文类刊物，内中充斥着故作高深、云里雾里、不忍卒读的洋术语、洋理论、洋大师，有人把此概括为“洋浜泾文风”。这些知识精英，甚至连现代文化还没有弄透彻，就忙不迭地去追赶后现代时尚，就为了赶时尚而频频引用连在西方学界都被视为阅读畏途的福柯、德里达等后现代大师。近几年颇为风光的青年经济学家盛洪，更以美国经济学家科斯的门徒自居，从西方制度经济学中移植方法、原理和概念来重新定义什么是文明，进而定义什么是西方文明和什么是中华文明，再进而作出对西方文明的否定和对中华文明的肯定，最後虚构出以中华文明来拯救世界的神话。
当年，我曾向新儒家们请教过这样的问题：中国文化完美到足以拯救世界的程度，您们作为它的捍卫者和宏扬者，怎么就不能从中提炼出一套方法和概念来捍卫和宏扬，而非要从洋人那里移植呢？一种连整理自身文化资源的方法、概念和理论体系都挖掘不出来的文化，其优越和完美何在？值得我们捍卫和宏扬吗？今天，我还要以此问题来请教九十年代的民族主义者，用西方舶来的主义来发现和肯定中华文化，岂不是自甘西化、滑天下之大稽吗？
盛洪曾经谈自已的读书体会，说他上大学时从亚当•斯密那里懂得了市场经济的理论，知道了“看不见的手”；後来他翻阅先秦诸子，才恍然大悟地发现，亚当•斯密经济学的精髓早在孔子的《论语》中就已经昭然於天下。这就象近百年来中国学人经历了无数次的先西後中的幡然醒悟一样。难怪崔之元在美国知道了“後福特主义”，就打起背包来回国寻根，如梦初醒般地在毛泽东主持制定的“鞍钢宪法”中找到了“後福特主义”的源头。如果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那么自信，相信西方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在中国传统中找到源头，那又何必留学西方呢，何必用亚当•斯密来肯定孔子，用“後福特主义”来肯定毛泽东主义呢？岂不是多此一举！
其三，中国知识界的民族主义者用绝对的相对主义和以无包万有的大而化之的定义与比较，来混淆不同层次的文化构成因素，进而否定文明的进步和制度的优劣之分，否定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的普世价值——发源於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系统及其制度安排。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们，可以从中餐与西餐无价值优劣之分，推论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私有制与公有制无优劣之分；从长袍与西服无好坏之分，推论出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无好坏之分；从京剧和芭蕾、水墨画与油画无高下之分，推论出个人本位主义与国家本位主义无高下之分；从古老的审美象征和道德象征至今魅力依旧，推论出工业文明并不比刀耕火种更进步；从不区分德国传统和英美传统及政体的根本差异，笼统地把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归罪於整体的西方文明。
他们不愿意正视历史事实：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恰恰是极端民族主义加政治专制的德国和日本，而不是以人的自由为优先目标加民主政体的英、美诸国；他们根本无视二战後连绵不断的局部战争大都发生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加专制主义国家之间的当代历史，无视西方的自由世界在近五十年来维护世界和平的努力，而只凭臆想天开或以古代今的方式，把战争的根源归罪於引导全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西方文明；他们更无视中国古代社会从未停止过的征伐夷族和频繁内战，无视古代帝制在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对人的残酷杀戮；他们从不提及二战结束後，大多数国家都开始致力於和平重建之时，中国的土地上却爆发了一场远比八年抗日战争更为惨烈的内战，被日本人砍杀过的中国人，还未来得及掩埋尸体、揩干血迹、医治创伤，就开始了更残酷的自相厮杀。中国人自相残杀的血腥历史，中国家天下独裁传统之邪恶，家天下变成党天下之后的更加邪恶，怎么可以用儒家传统中的一个“仁”字掩盖住呢？即便是这个“仁”字本身的历史，也是鲁迅所说的“吃人”的历史。
同时，这些民族主义者对席卷全球的以工业化、市场化和民主化为标志的现代化浪潮意味着什么，却不置一词。在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已经成为国际正义的公认准则的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们，居然以泯灭任何普世价值和正义标准的绝对相对主义、多元主义，来宏扬中国文化和否定西方文化，其灾难性的後果只能由中国人民来承担。他们的这种狭隘、傲慢而怯懦的民族主义，根本不知道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基本的共同价值何在。他们不仅模糊了中国现代化和文明抉择上的未来方向，而且使中国人陷於狭隘盲目的民族主义陷井，失去了人类所应共同遵守的正义准则，堵塞了与和其他民族相互交往的通道，卸下了与主流国际社会合作、共同制止恶势力的责任。
在中国目前的语境中，民族主义用相对主义、多元主义的诡辩所取消的价值，恰恰是我们最需要的、发源於西方的现代性价值及其制度安排；所保存的价值，又恰恰是我们最应该抛弃的专制主义文化及其制度安排。一言以蔽之，对自由主义价值及其民主政治的拒斥和对现行专制主义价值及其一党专政的默认，才是此种民族主义的真面目。
被打垮了脊梁的古代士大夫和当代知识精英，都有一腔“宁为家奴，不为外辱”的浩然正气与民族自尊，但这样的正气和尊严实在乖巧：甘愿当家奴，可以得到主子的宠爱，而怒斥蛮夷又能显示出大义凛然，何乐而不为呢？
其四，正因为有了以上的种种特征，知识精英的民族主义和官方的爱国主义，在拒绝西方文明的理由和说辞上，才能如此地一致：拒绝霸权主义，一为文化霸权，一为政治霸权。他们都把西方霸权地位的取得，简单化地归结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和对外扩张的尚武品质——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经济强大和军事优势以及称霸世界的野心。在他们眼中，西方人只是靠金钱加大棒，才能够征服世界并行使其霸权。所以，他们又回到了洋务运动时代，以“船坚炮利”来理解西方的强盛，似乎完全忘了梁启超、胡适等人曾经论述过的西方制度的优势——私有化、市场经济、个人自由和民主政治，忘记了曾经称雄世界的大英帝国和现在的世界超强美国，在各自崛起的时代里，两国的制度文明都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
历史的轮回竞如此神速，多少在“六•四”前和“六•四”中还高呼民主自由的西化论者，转眼之间就回到了百年前的士大夫情结而变成了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一些在八十年代提倡西化自由化的学者也被民族主义思潮裹胁而去，如甘阳、李陀等人，他们因“六•四”而流亡海外，但在九十年代他们却变成了新左派，加入到反省西化谬误、宏扬本土化的民族主义行列。
如果说，中共官方出於维持既得利益的政治功利主义策略而拒绝接受西方文明的话，大众文化出於发财的经济功利主义而用民族主义来推销其商品的话，那么，知识精英们也拒绝西方文明、特别是拒绝自由主义的价值，就太有辱於知识分子的良知了。尽管他们以超然的学术立场和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为标榜，但其中出於困惑的善意者置疑者是少数，大多数在骨子里是出於攀权附贵、向大众献媚的功利动机。因为，历经独裁政权蹂躏的中国知识界，大都清楚他们的人格、独立和尊严之所以被全部剥夺，皆源於一党专制的残暴及其对知识、知识分子的仇恨。
其五，最值的警惕的是，在官方的灌输和煽动之下，民间民族主义越来越变得狰狞化、下流化和好战化，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就是典型的代表。书中到处都是纳粹式的仇恨意识和独霸世界的豪言壮语，如“贱坯”、“报复”、“打仗”、“完蛋”、“不许放屁”等等。最有代表性的语言颇有嗜血的诗意：“如果和解变得极不可能，我号召中国人民记住仇恨！”“台湾海峡将筑成一堵无形的哭墙！”“我们郑重建议：华盛顿建造一座更大更宽的阵亡军人纪念墙，……那座墙将成为美国人心灵的坟墓”。而中华民族的“顶尖人物”将在这血染的风采中 “注定要崛起”，他们的使命就是“领导二十一世纪”。
这种好战而嗜血的民族主义野心，对于仍然专制而贫困的中国来说，既是虚幻的又是危险的。
（四） 鲁迅和哈耶克对民族主义的批判
在煽动民族主义的狂热上，既然大陆精英喜欢引用中国先贤和西方大师来壮色，我这个死不改悔的“西化论者”也来凑凑热闹，引用两位大师级思想者来为自己壮胆：东方文学大师鲁迅与西方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两人恰好都对民族主义持有相似的批判态度。在这两位各自民族的伟大良心的笔下，民族主义仅仅是懦夫的面具与独裁者的避难所。
鲁迅先生的话，国人大都熟悉：“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的宣战。......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
显然，鲁迅看得很清楚，爱国主义容易滋生专制性的狂妄和党同伐异，更容易成为群体性的懦弱和虚荣之面具，真正的爱国心没有，而只有爱国舌的巧舌如簧。
哈耶克对民族主义的评述，虽然在词语上没有鲁迅这样激烈，但是他那冷静的智慧更有更尖锐的穿透力。他在《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的自白中，陈述自己不是保守主义的理由之一，就是说自己不是民族主义者，因为民族主义者常常是保守的。
他指出，爱国主义起码有二个方面的特征，容易导致文明向野蛮的退化。
第一，制度建设上，爱国主义容易成为强制性的理由。他说：民族主义常常是通往集体主义的桥梁，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把所有资源置于政府的管制或命令之下，以多数的名义实施暴政，而这恰好与自由制度背道而驰。
第二，爱国主义在辩论中不尊重对手的自大和霸道，容易导致言论自由的丧失。爱国者常常不是以理服人，而是祭起国家、民族、群体等整体利益的大旗压迫别人服从和沉默。他说：那些经常以“某种理论出自某国”作为否定性论据或肯定性论据的论辩，根本不是真正的辩论；或者“仅仅因为一种错误的或邪恶的理想出自本国一位爱国者的构想，就将它说得比其他理想都好，当然也不是真正的辩论。”
这样的例证太多了，希特勒的歇斯底里的鼓噪之被德国人接受，就因为他的煽动起了狂热爱国主义激情，他被作为拯救日耳曼民族的救世主。萨达姆称霸海湾的野心和对抗世界主流文明的无赖行为，也声称是捍卫伊斯兰民族的圣战。
我想补充的只是，当共产主义极权已经不可挽救地颓败之时，爱国主义已经越来越沦为专制者们抗拒自由民主的普及化的最后借口和政客们的工具，中共拒绝政治改革的重要借口，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从另一个角度讲，爱国主义从来就不能、现在更不能作为自由秩序和普遍正义的伦理基础。而在后殖民时代的今天，爱国主义已经无助于人之自由的获得和扩展。
“六•四”前，我作为极端的民族虚无主义者和全盘西化论者，既暴得大名又颇受人非议。“六•四”後，我作为黑手之一被官方定性为卖国主义者而痛加讨伐。今天，仍有当年被我挑战的学术权威、著名作家批判我的激进主义。而对这一切，特别是面对当前的民族主义狂潮以及丧失了做人的起码诚实和良知的中国知识界，我只能说：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坚定的西化论者，因为我坚信尘世间最可宝贵的是人的自由、尊严和创造力，而西方文明的精华——自由主义——恰恰为维护人的自由、尊严和激发人的创造力提供了一整套价值观念和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发源於此的现代化已成为人类的共同追求。作为一个人，我渴望过一种有自由有尊严的创造性的真实生活；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渴望历经苦难的中华民族能够顺应人类主流文明，埋葬专制政治，在民主政治中获得新生，成为无愧於维护人的自由、尊严的人类成员。所以，除西化之外，我别无选择，中华民族亦如此。
（五）西方思想家如何批判相对主义
既然中国知识精英喜欢用西方后现代的相对主义来反西方文化霸权，那么就让我们看看西方杰出的思想家对相对主义的批判吧。
其实，在西方的思想界和学术界，不光是后现代相对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也存在着坚守普世价值的人对相对主义的批判，美国杰出的政治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 1899-1973）就是这种批判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政治哲学史》一书，集中批判了西方的相对主义思潮。他认为，西方陷于现代性危机的主要原因，不是来自东方共产主义的威胁——尽管共产极权成为覆盖半个世界、延续半个世纪的暴政，而是来自西方自身的内在的信仰危机，相对主义的盛行就是内在危机的症候之一。他说：“西方，在其最高知识权威影响下，不再相信自己、自己的目的、自己的优越之处。”具体到国际政治层面，西方知识界不再相信自由民主具有普世的价值，而代之以与邪恶国家和平共处的现实主义。
施特劳斯一反西方知识界的左倾主流思潮，对政治理论中的“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作出尖锐批评：相对主义的实际结果，不仅在于使西方容易受到外部攻击，更包括西方内部的自由民主向随意的或墨守成规的市侩作风的退化——不再相信自由主义及其制度安排具有引领人类历史发展的合理性。
从方法论的角度讲，相对主义道德观的最大特点，不是宽容而是无道德，即取消一切道德标准。相对主义是愚民的现代蒙昧主义，导致了道德上“新蒙昧主义”的盛行。
1,相对主义崇尚“价值中立”方法论，在社会科学中提出“事实与价值”分离的方法论原则。而在实际的社会科学研究中，“价值中立”象“形而上学”本体论一样，不过是方法论乌托邦，是思想史上的假问题。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群、社会、民族、国家、文化及其关系，特别是涉及到对价值取向、社会制度和历史趋向的研究，完全没有价值判断是不可能的。一个真正的政治学家能够在自由与奴役、民主与极权的优劣的问题上，在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上，在伦理的善与恶的问题上，保持 “中立”吗？如果“中立”，西方政治学中的“人权”、“言论自由”、“宪政民主”等正面概念，“暴政”、“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反面概念，就将在政治学、伦理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人文学科中失去理论意义。
事实上，西方的人文学者大都要使用这些具有明确价值指向的概念，恰恰说明他们在西方的人文学中、特别是政治学中已经被普遍接受，说明西方的人文学、政治学已经作出了明确的价值判断。相反，某些持有相对主义立场的著名左倾知识人对斯大林、毛泽东、霍梅尼的青睐，既说明他们的政治学是有价值指向的，也说明西方的左派知识界在价值选择上的迷失。
2，相对主义的主要思想资源，在哲学上是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在科学上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但“重估”并不等于“泯灭”，“相对”并不等于“无标准”或“怎么干都行”。如果相对主义将自身的原则贯彻到底，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使相对主义绝对化，不但泯灭了“事实与价值”之间的联系，而且否定了人类的共同价值和一个社会的基本公德，也就等于否定了人类在何为政治上的正义和非正义问题上形成基本共识的任何可能，甚至连“奴役邪恶”的制度常识都被相对掉了，人的行为和国家的行为便失去了共同的底线，机会主义和绥靖主义的大行其道的时代就将降临，其现实结果必将是纵容邪恶政权的为所欲为。
特别是在自由与奴役、民主与专制之间的价值选择上，西方的思想和学术的主流不可能采取相对主义立场，而只能坚持单一而完整的西方核心价值。事实上，当相对论的创造者爱因斯坦本人，由对自然的研究转向对社会的关注时，其价值选择恰恰不是相对的，而是明确反对一切奴役制度和极权主义。
3，随着现代科学的兴盛、政教分离和基督教权威的边缘化，科学主义崇拜逐渐成为西方精神的另一副毒药。在人文思想领域，社会科学研究过于依赖自然科学方法，甚至沦为“实证主义”的奴仆。虽然，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会有所补益，其经验观察、试验证实和量化标准，皆能增强社会科学的精确性和客观性。然而，由于二者的研究对象——无伦理无精神的自然和有伦理有精神的人类——的不同，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必然有其界限，也就是人类伦理的界限。换言之，无视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根本区别，也就必然忽略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现象和人的伦理行为的界限。同时，迷信自然科学方法，必然会贬低大量非科学的人文知识，使那些对人类的公共生活和价值选择具有关键性影响的人文遗产——神话、宗教、伦理、意识形态、甚至哲学——被排除在政治学之外，最终形成“自然科学方法论拜物教”。
人类在科学上的进步，并不能自动转化为伦理上社会上的进步，道德蒙昧主义会在每个时代复活，古代有神学迷信，启蒙时代有理性迷信，现当代有科学迷信，而当代世界中最极端的“唯科学主义”，莫过于共产极权的无神论政权。所有的共产极权国家，都是科学主义的最极端滥用者，把共产主义称为空前绝后的最科学的主义，也都大力提倡科学精神并用科学来反对宗教，所以，科学主义沦为实施“信仰垄断”和“精神迫害”的工具。苏联军事工业的发达和对东殴各国的奴役，加加林上校的升太空和著名科学家萨哈洛夫下地狱，核弹爆炸和文化大革命，就是科学进步和道德蒙昧主义之间的悖论性共存，是科学主义走向狂热迷信的典型例证。
三 爱国主义的好战化流氓化
——新世纪大陆爱国主义评析
到目前为止的中国百年现代化过程，由于无法摆脱民族主义恶魔的纠缠，往往陷于自卑与自大之间的恶性循环。
如果说，一百五十多年前的鸦片战争，使中国遭遇了“千年未有大变局”，那么，一百五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变革在屡次错过机会之后，也在经过了令人痛心和焦虑的曲折反复之后，赶上了“千年之未有的大机遇。”因为，直到1949年中共掌权的百年间，中国的变革所处的内外环境皆无法为我们提供明晰的方向：先是列强的炮舰政策使中国连连受辱，让国人看到了西方物质文明的发达，于是，国人选择了办洋务的“器物救国”；继而是“甲午之战”的溃败，先进铁甲舰武装起的北洋水师不足以救国，让国人省悟到制度的弊端，于是走上“立宪救国”之路；最后是“辛亥革命”后的乱相及其袁世凯的尊孔称帝，促使国人开始超越“器物”和“制度”的层次，而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儒教作为帝制意识形态的吃人本质才是误国之源，遂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与民主”，也就是打到孔家店的“文化救国”。
由“器具不如人”到“制度不如人”再到“文化不如人”，国人对自身弊端的反省确实在一步步深入。然而，支配着这种反省的深层意识，不是“人的解放”和“民的富足”，而是丧权辱国的国耻意识，一切改革均被限制在狭隘民族主义的目标之内，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代替了人的解放的自由主义。正如经历过“五四运动”的知识人所体验的那样：除了抵制日货、拒签和约、打倒卖国贼等爱国主义之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知道“五四运动”还有其他意义。（参见：《邓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内部限量发行版P161-168）而正是这种以民族主义目标优先的救亡图强运动，使国人在学习西方的强国之路的实践屡屡受挫之时，苏俄的“十月革命”获得了成功，遂使国人在现代化模式的选择上出现了模仿对象的两级化。
中共执政五十年里,即便毛泽东时代强调所谓“解放全人类”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仍然是中共政权道义合法性的主要支柱之一。只不过，中共治下的爱国主义在每个时期有所不同，从毛泽东时代的自傲好战型到邓小平时代的务实防守型再到江泽民时代的自傲好战型的重新抬头，也没有摆脱自卑与自大之间的恶性循环。
（一 ）毛泽东时代的好战式爱国主义
9•11后，很多大陆人表现出了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的好战、嗜血和不择手段，这种无人性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根子深植于毛泽东时代的战争叫嚣中。最近，有一篇贴在众多网站上的文章，看题目，似乎就是五十年代的《人民日报》社论：《埋葬美帝国主义独霸世界的狼子野心》。该文把美国称为“政治、军事、经济全面流氓化无赖化”的“真正的流氓无赖国家”，把美、英、日、以称为“真正的邪恶轴心”，号召“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丢掉幻想，坚持斗争。埋葬美帝国主义独霸世界的狼子野心，阻止其对全人类的巨大灾难发生。”为此，中国应该重点联合穆斯林世界和俄罗斯，向美国霸权主动出击。针对美国领导的反恐怖战争，该文居然得出如此荒谬绝伦而又耸人听闻的结论：“伊斯兰亡，则中俄危，世界危。中亡俄必亡，俄亡中必亡。”因此，中俄要借助穆斯林的仇美情绪，不惜动用一切手段打击美国，本•拉登式恐怖袭击无疑是目前最有效的手段。从中国外交战略的选择上看，首选的同盟甚至不是传统共产集团内的兄弟国家（如朝鲜、古巴、 越南），而是与美国为敌的伊斯兰国家（伊拉克、伊朗、巴勒斯坦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及其恐怖主义，非但不是世界文明之敌，反而是中国基于战胜美国的需要而必须联合的首要盟友，是中国国家安全的最佳屏障。江泽民在9•11后访问伊朗和叙利亚就是正确的外交选择。
该文跟贴中的大部分网文也颇为凶狠，什么“要把台海变成彻底葬送台独分子的火海血海”，什么“让美帝国主义的航母化为灰烬”等等，这些网络言论颇能代表了新世纪大陆爱国主义的好战倾向。
当下中国社会对毛泽东的怀念，不只是身处两极分化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对铁饭碗及平均主义时代的怀恋，更是民族主义狂热中的爱国者们对敢于同时向两个超级大国说“不”的毛时代的怀恋。进入新世纪，“纸老虎”和“东风压倒西风”等毛语录重新泛滥，恍如回到了打杀声不绝于耳的毛时代。所以，谈论当下大陆的好战爱国主义，有必要溯源到毛时代的“天下心态”。
在中国的传统中，帝制时代的帝王们没有民族、国家等主权观念，而只有“天下意识”，即中国作为世界的中心怀抱着俯视天下的自我中心和自恋自傲之意识。在清末之前的漫长帝制时代，中国的发展基本是封闭的，没有遭遇过强有力的外来挑战，元、清的异族统治最终也被华夏所同化。所以，国人很少主动向外看，即便看见周边的外在世界，也从来没有过“民族国家”的观念，而只有统领宇宙的“天下观念”。统治精英们相信：自己治理的不是一个边界明确的国家，而是包容一切疆土的“天下”，以自我中心的天下心态俯视周边国家。国人称自己是文明的“礼仪之邦”，而把其他国家及族裔贬为“蛮夷”；把自己作为万邦来朝的中心朝廷，而视其他国家为臣属。蛮夷诸小族与文明大汉族之间的关系，是下对上、边缘对中心的不平等之君臣关系，诸臣属“蛮夷”只有自下而上的“朝贡”义务，相应地，中心国也独享自上而下的“恩典”权威，而绝无平等的外交往来和利益交换。甚至在西方列强用现代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国人的天下心态仍然没有实质性改变。那时的满清贵族和士大夫阶层，很少用不带贬义的词汇称呼西方人，甚至真的认为洋人“其种半人而半兽”，或为“人鱼混体”、或为“人虫杂交”。保守的官员和愚昧的士绅为了维护天朝大国的虚荣，造出各种谬论和谣言来煽动民众的排外狂热，比如：那些为中国带来外辱和不平等条约的重大教案，大都来自士绅们制造的谣言，诸如，传教士食婴、挖心、挖眼、致幻、投毒、掘坟、诱奸妇女、拐骗孩童、私藏军火和教民为匪等等……直到甲午之战大败于被视为“弹丸之地”的日本，国人才不得不被迫收敛起君临天下的大国傲慢。但是，朝廷又利用“义和团”暴乱来宣泄对外仇恨和维护华夏中心的虚荣。直到今天，“洋鬼子”仍然是国人称呼非我族类的惯用词。
落伍挨打的百年耻辱并没有消除这种自我中心的民族傲慢，只不过暂时转化为另一极端——自卑自贱，而一旦自以为重新强大起来，自我中心和自恋自傲必然随之复活且膨胀。
中共在野期间，一直宣传中国革命的第一目标是“反帝”，其次才是“反封建”。中共在1949年掌权后，马上宣称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第一座就是“帝国主义”。毛泽东的反帝檄文《别了，司徒雷登》，成为中国告别半殖民统治的反美宣言。当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之时，国人的民族主义便由懦弱自卑转向了盲目自傲。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帝国主义的武力入侵和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而采取闭关锁国的愚民国策；另一方面是为了充当全球领袖和恢复天下帝国，而高喊解放全人类的国际主义；在这里，传统的天下心态全面复活，好战型爱国主义泛滥成灾于整个毛泽东时代。
毛时代的好战型爱国主义的产生背景，1，在国共内战中，由苏联支持的中共打败了由美国支持的国民党，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和闭关锁国。2，世界两大制度的力量对还处于冷战均势，苏联和中国一起对抗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打成了平手（却被宣传成打败了美帝），在越南战场上打败了美国，战争胜利被无限夸大，导致了盲目自信、军事化经济及其大跃进。3，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和援助第三世界的国际主义，成为称霸世界野心的意识形态包装。4，随时准备应付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备战意识。
毛泽东本人的狂妄野心和主观臆断充分利用了这一切。毛迷信主观意志和枪杆子，掌权后一直陷于自己终将成为世界革命中心的幻觉之中。故而，毛时代的经济建设，与其说是计划经济或赶超经济，不如说主要是服务于战争或战争准备的军事经济。从朝鲜战争开始，毛就把中国带入了战备经济的轨道，重工业优先、以钢为纲、放纵生育、三线计划和研制核武器等国策，皆是军事经济的产物。毛泽东在国力完全不具备的条件下，不顾人民死活而支持共产集团对美国的战争，发动赶英超美的大跃进和大炼钢铁；为了与前苏联争夺国际共运的霸主交椅，在反修防修的借口下，在人为制造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紧张中，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他还抛出第三世界论，对落后国家输出毛式革命，领导世界性的“农村包围城市”（落后的第三世界包围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鼓吹解放全人类的国际主义……这一切极富进攻性扩张性的好战言论和外交举动，说到底，只是在自我中心的天下心态之全面复活的纵容下，毛泽东想做全球帝王和人类救主之野心的极端膨胀。比如，毛泽东为了让苏联帮助发展核武器，使中国变成一个超级军事强国，全然不管大跃进饿死了4000万人左右，还要向苏联出口粮食。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完全是他本人称霸世界的野心使然。1958年8月19日，毛泽东曾得意地对一些省市领导人说：“未来我们将成立地球管理委员会，为全地球制定统一计划。”
毛泽东全凭手中的绝对权力贯彻个人意志，煽动起国人蔑视一切的狂妄。那时的毛泽东，真的具有“一句顶一万句”的权威；那时的国人，真的相信毛泽东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美帝和苏修也不例外；也真的相信世界的未来一定是“东风压倒西风”，中国人民一定能解放全人类。在这些冠冕堂皇理由背后，却是野蛮而原始的天下心态、霸主野心、仇恨教育、敌人意识、斗争哲学和暴力崇拜（对枪杆子的迷信）。这种意识不但是毛泽东本人的信念，也是全中国的信仰，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普遍信仰，并在文革中达到高潮。
1949年后成长起来的所谓“红旗下一代”，从小接受的就是报仇雪恨、暴力崇拜、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的灌输性教育，绝对相信毛泽东的信口雌黄。他们在红色爱国主义的鼓动下，陷于暴力革命的疯狂之中，而文革，正好为他们提供了践行暴力革命的舞台。在造反的红卫兵群体中，有人冲砸焚烧外国驻中国的使领馆，有人专门骚扰国际列车，还有狂热者不满足于国内的暴力造反，怀着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偷越边境，潜入越南、泰国、缅甸等国，投身于当地的毛式游击战争，甚至组成过“知青营”。
1966年9月1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在《打碎旧世界 创立新世界》一文中豪情万丈地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红卫兵是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死刑的执行者，是旧世界的掘墓人。我们将亲身参加埋葬美帝国主义的战斗”。1967年，由红卫兵集体创作（主创者中就有后来被称为蒙胧诗奠基者之一的食指）的叙事长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们》风靡一时。这首诗所表现的那种横扫世界的英雄主义豪情和解放全人类的扩张野心，其疯狂程度已经达到了毫无常识的荒谬绝伦。该诗讲述了一个红卫兵战士怎样投身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怎样驰骋欧洲，又是怎样把毛泽东的旗子插在美苏两强的首都最具象征性的建筑物上——克里姆林宫和白宫。诗中描述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中国英雄们，将饮马顿河和占领莫斯科，把五星红旗插在克里姆林宫的最高处；他们还将抽美洲的烤烟，喝非洲的清泉，最后登陆北美，攻克华盛顿，让五星红旗飘扬在白宫尖顶，如同解放军攻占南京一样。
很讽刺的是，最近有一部收视率颇高的描写贩毒的电视连续剧《黑冰》，剧中的最大毒枭，正是当年去缅甸献身于世界革命的老红卫兵。他已是中年，仍然穿着一身将校呢黄军装，戴毛泽东像章，对当年的造反岁月念念不忘（如同大多数不肯自省的老红卫兵一样）；他心狠手辣，满脑子阴暗的权力欲和统治世界的野心。他制毒贩毒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实现他年轻时的权力野心。当毛泽东时代的造反无法达到这一目的时，他就与时俱进地利用邓、江时代的金钱手段来达到。换言之，当年的红卫兵变成今天的大毒枭，跨国革命变成了跨国犯罪，准确地表现了两个时代之间的差别，也同样准确地勾画出国人的劣根性：统治天下的权力野心和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
（二）犬儒化爱国主义——韬光养晦
在邓小平时代，实用主义代替了乌托邦妄想，发展经济代替了阶级斗争，裁军代替了扩军，民生经济代替了军营经济，防守型爱国主义代替了好战型爱国主义。在对外关系上，邓小平抛弃毛时代的三个外交支点：以意识形态画线、做第三世界的领袖和随时准备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代之以超越意识形态的利益优先，重点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尽量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且裁军百万。
八十年代的民间，国人急切渴望摆脱了贫穷和恶斗，封闭的国门突然打开，政治改革成为热点，外面世界的富裕和多彩凸现了自身的落后和贫乏，民族耻辱、赶超欲望、对富足西方的嫉慕和坚守古老文化的自傲，同时并存。尽管爱国主义越来越成为官方的新意识形态的核心，尽管在“中西文化大冲撞大论战”中已经出现了“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的预言，但那时毕竟还有以自由化为标志的开放心态和西化思潮，可以制衡民族主义情绪的泛滥。现实落伍以及自卑情结所激发的主流情绪，还不是对外仇恨和扩张，而是向往和学习西方。
六四之后，西方国家一致制裁中共政权，世界舆论一致谴责大屠杀，使中国和西方的关系陷入低谷。为了稳定政局和转移目标，中共又祭起了寻找外部敌人的毛泽东策略。对内，把八九运动指控为海外反华势力插手甚至遥控的颠覆阴谋，是西方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霸权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最新证据，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成为意识形态的核心任务。在外交上，大屠杀使中共陷于新一轮的国际孤立，而中国的经济发展又离不开发达国家的市场、资金和技术，加之前苏联红色帝国的解体对中共政权的冲击，所以，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共政权的谴责和制裁，邓小平奉行现实低调的对外防守态度，使“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外交战略主宰了整个九十年代。
但是，一个独裁政权做出“决不当头”的外交承诺，在道义上是下流的，因为这种实用主义外交战略，没有任何道义诉求而只着眼于既得利益，仍然奉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无赖道德，骨子里的称霸心态或天下心态并没有改变，相信“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轮流坐庄乃霸权转移的必然规律。在实力不足时就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以图东山再起。而一旦中华之振兴成为现实，强大的中国将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重演“报仇雪恨”的吴越春秋，再次成为“天下中心”。
事实上，这种下流的“韬光养晦”之策，也并非邓小平的专利，毛泽东才是“韬光养晦”的鼻祖。
毛泽东非常狂妄，几乎看不起所有政治枭雄，但在更为强大的斯大林面前，他也只能韬光养晦，甚至不惜自我贬损。在抗日战争时期，割据陕北的中共基本靠苏共养活，所以，中共一面高调反对领导抗战的蒋介石政府，另一面却高举捍卫“红色苏维埃”的旗子；中共掌权后，无论在冷战时期还是在冷战结束之后，中俄之间从来没有过基于道义的盟友关系，即便50年代初的中苏蜜月，也不过是两个野心勃勃的极权者之间的相互利用而已。斯大林需要中国充当他称霸世界的东方炮灰，毛泽东需要苏联的帮助摆脱孤立、巩固权力和重建废墟。也就是说，苏中的盟友关系是共产极权秩序内部的“主奴关系”，斯大林是“老大哥”，毛泽东是“小老弟”，前者主宰和扶持后者似乎是天经地义。而斯大林一死，老大哥的位置出现空缺，处于“小老弟”地位的毛泽东，看不起斯大林的接班人，而自以为有资格充当“老大哥”，极权者之间的你死我活的冲突，也就必然爆发且不可调和。从六十年代开始，中苏冲突的剧烈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中美冲突。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斯大林每次接见中共要员时，都声称绝不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高岗等人，每一次面对斯大林的故作姿态，皆以谦卑的口吻请求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参见《斯大林与中国》）。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历史专题片中，我看见过这样一个片断：国人举行抗美援朝的盛大游行，抬着一副斯大林和毛泽东握手的巨幅画像，画像上的斯大林以高大魁梧的形象俯身倾顾着身材矮小向上仰视的毛泽东。而众所周知，现实中两人的身高恰恰相反，应该是身体高大的毛泽东俯视倾顾身材矮小的斯大林，而斯大林只能屈居向上仰视的窘境。
斯大林和毛泽东皆是狂妄的极权者，但当毛泽东自认实力不济时，为了换取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他就韬光养晦，竟不惜公然用画像上的颠倒黑白献媚于斯大林，以自我贬低凸出斯大林的高大，以小兄弟的仰视把“老大哥”捧上云霄。中苏决裂之前，在毛泽东治下的中国，反苏就是反革命。而当毛自以为羽翼丰满时，就公开觊觎共产领袖的地位，就强调自力更生，就由“决不当头”变成“争当霸主”，所以，中苏决裂，恶语相向，大骂苏修及其霸权主义，拥苏就是反革命，甚至不惜兵戎相见。而一旦前苏联的核物威胁近在眼前，中国内忧外困的孤立窘境顿时凸现，毛泽东不得不收敛起两面出击的外交锋芒和充当世界革命领袖的野心，放下身段联美抗苏。
所以，“韬光养晦”，不过是信奉实力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独裁者的缓兵之计，而绝非基于人类道义和长远利益的外交战略。韬光养晦与遍布网络的好战爱国主义的区别，只是表面的，即官方的外交辞令和民间的流氓俚语之间的区别，其内在的民族心理皆是下流而阴暗的。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民族主义的第一次大爆发，由1993年北京申奥失败引发。这一失败使中共的体育外交破产，也重挫了国人的民族自尊。而民族自尊的受挫，恰好为中共急需修补政权合法性提供了绝佳时机和民意资源，中共自然不会放过。如果国人不相信八九运动是西方反华势力全力介入的结果，不相信武力镇压是为保护国家利益而不得已采取的决策，那么现在西方反华势力对北京申奥的破坏就摆在眼前，不由人不信。于是，百年外辱的延续和反华势力的颠覆，又有了新的例证，国内掀起了改革以来的第一次激进民族主义思潮，它的主流情绪是怨妇式控诉式谴责式的：以歪曲甚至编造历史的方式，蓄意历数百年来西方人在中国土地上犯下的罪恶和对中华民族的侮辱。
但是，这种以诉苦指控为主的怨妇式民族主义，已经透露出在新世纪占据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好战化流氓化倾向，其大众化版本的代表就是《中国可以说“不”》。在该书中，极端的民族仇恨、大中国野心、嗜血的浪漫抒情和泼妇骂街的流氓腔调，一应俱全。历数美国霸权对中国对世界犯下的滔天罪行，大骂美国人及其亲美派全是“贱坯”，只能让其闭嘴：“不许放屁”。全力煽动仇恨和好战的民族主义：“如果和解变得极不可能，我号召中国人民记住仇恨！”和“进行报复！”使台湾海峡“筑成一堵无形的哭墙！”“我们郑重建议：华盛顿建造一座更大更宽的阵亡军人纪念墙，……那座墙将成为美国人心灵的坟墓”。而中华民族的“顶尖人物”将在这血染的风采中“注定要崛起”，他们的使命就是为实现“领导二十一世纪”的野心而奋斗，而美国霸权主义及其走狗注定“完蛋！”
由此可见，韬光养晦的低调孕育着大国外交的高调，怨妇式的民族仇恨喂养着报仇雪恨的种籽。
（三）流氓化好战化爱国主义的形成背景
在和平时代，培育攻击型扩张型的好战爱国主义，往往需要以下条件：1、曾有过傲视天下的强盛和君临天下的虚荣；2、遭受过长期外辱的历史和雪耻赶超的民族情结；3、巨大的人口和资源的匮乏所带来的生存压力；4、当下国力军力的不断增强；5、从未间断的仇恨教育和强制性的舆论误导；6、摇摆于极端自卑和极端自傲的恶性循环之间的民族心理； 7、能够使以上条件发挥综合作用的独裁政权。
好战爱国主义的形成和泛滥，第七项条件尤其重要，可以说是整合其他诸条件的核心。特别是在一个生活贫困和科技落后的大国，如果没有政治上的独裁而只靠其他几项条件，不但无法形成统一的国民心理，还会在自由社会的和平宽容环境中，在多元化观念的相互辩论中，逐渐淡化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换言之，独裁政权是这一切条件得以凝聚和发酵的核心，因为独裁体制既具有支配主要社会资源的垄断权力，也能够通过垄断媒体的单向灌输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所以，它可以不征询民众的同意而把主要资源集中在军力的提升上，把舆论导向集中于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上。1997年中共十七大，标志着中国从邓小平时代过渡到江泽民时代，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变化，正好满足了以上所有条件，所以，江泽民已经不满足于“决不当头”，急不可耐地提出“大国外交”；中国民族主义也不再满足于“韬光养晦”，急切地期望通过“中美决战”来称霸世界。
近年来，国人那种近于第二本能的不讲原则、随机应变的劣根，在邓小平式实用主义的鼓励下，在传统“厚黑学”的滋养下，在后现代的极端相对主义的辩护下，迅速泛滥，不但一穷脸就变，且一阔脸更变。这种毫无原则的实用主义，自然也会左右着中共的外交政策和大众化的民族主义。随着中国经济一支独秀的自傲膨胀和国力军力的提升，毛泽东的那种野蛮的思想遗产又在爱国主义的旗号下复活。以恢复民族尊严和民族血性为号召，用流氓腔调毫无顾忌地倾泻语言暴力、民族仇恨和好战情绪，已经成为大陆网络一大特色。在这些针对具体事件的仇恨大发泄的背后，是延续百年的畸形民族主义的大转向：由自卑、怨妇、控诉、谴责相混合的被动防御型爱国主义，转向了由盲目自信、虚幻自傲和仇恨宣泄构成的主动攻击型的爱国主义。
造成这种转变的首要条件，是在灌输民族仇恨的同时重建民族自信，恢复自我中心的“天下意识”。受过百年外辱的中国，自傲感是民族主义的内在核心，自卑感是自傲感的变态形式。进入新世纪，主要有四种刺激直接推动着国人向好战的爱国主义狂奔。
首先，进入江泽民时代，1997年的香港回归，变成对外雪耻和对内重建民族自信的绝好资源；1999年北约导弹误炸中共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激起了改革以来最大的反美反西方热潮，为好战爱国主义注入了仇恨的动力。随着国力军力的迅速增强，“韬光养晦”的低调外交逐渐被高调的“大国外交”所取代，“天下心态”也以“大国崛起”的形式重新复活。江核心，对内是“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对外是能够驾驭复杂多变的国际风云的大国领袖。
谁都看得出，江泽民非常渴望做大国领袖，跻身国际大政治家的行列。江政权全力提升军力，与欧洲的法德两国一起倡导“世界多极化”，积极经营“上海合作组织”，厚待被美国指控的“邪恶国家”……其目的不只是针对台湾，更是想取代俄罗斯而成为抗衡美国的领袖。即便江核心在现实上的低调亲美政策，也是服务于大国外交的韬晦之策。因为，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中，要想成为大国领袖，就是必须得到美国的认可。
第二，申奥、足球、入世的成功，这一诸喜齐临的新千年，把一个无限放大后的充满希望的新世纪端到国人的面前，似乎真的应验了“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预言，加强着也放大着国人的自信和自傲。虽然，申奥这类仪式性的成功，并不能给国人带来实质性的富强，反而会为权贵腐败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但筹办奥运，不但为官方的稳定第一、经济优先、挥霍浪费、劳民伤财和践踏人权提供了政治正确的借口，更可以做成一个无与伦比的民族振兴秀富强秀：中共第三代亲自参见庆典并临时决定登上天安门与民同庆，上百万人自发地走上北京街头，全国主要城市彻夜欢庆，向世界展示着一个日益强大和充满自信的中国。
第三，国内媒体不但关起门来自吹自擂，而且专门转发国际上关于中国正在崛起为世界性大国的舆论，甚至西方流行的“中国威胁论”也从反面印证着中国的强大，进而被作为最好的自傲资本加以利用；英国人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拿破仑关于“中国雄师猛醒”的预言，国际权威机构发布的每一项中国利好的消息，统统成为国人加强民族自傲的精神资源；西方诸国政要、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和各类西方精英，不断地重复中国经济的“一支独秀”、“一个强大的中国正在崛起”，中国经济总量可能在2015至2020年期间超过日本，……当这一切片面的摘发又被加上诸如“惊呼”、“不可思议”、“奇迹”等修饰后，媒体的误导就把国人引向一种极其危险的幻觉——以为昔日的“东亚病夫”正在变成“东方雄师”，中国真的已经崛起为唯一能够对抗美国的世界大国。
同时，国内精英也不断地制造大国幻象：连年经济高增长、迅速提高的外汇贮备、世界第一的高储蓄率、每一次中国企业的跨国战略的实施、每一宗中国企业的对外收购、每一次中国主办的国际会议……都会被夸张地大肆宣扬，做成标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秀（如海尔神话）。胡鞍钢在《中美日俄印有形战略资源比较》一文中计算出：如果按照人均购买力来评估，中国经济总量甚至能够在2020年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林毅夫先是声称21世纪将是中国经济学家引领国际经济学的潮流，继而认为：按GDP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50年超过美国；中心城市以及东部沿海富裕地区的政府，不断发布本地区已经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统计数字，北京、上海、广州三大中心城市发布的人均产值，还颇有相互攀比的色彩；国家信息中心也宣称：中国的中产阶级在几年内将达到2亿多人，还有许多人撰文指出：中国已经代替俄罗斯成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理应担负起反抗美国霸权的国际重任。
第四，一系列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国际大事，特别是中美冲突的加剧，通过中共媒体的歪曲报道，以加深民族仇恨的方式从反面刺激了好战情绪。
1，居于首要地位的显然是中美冲突。冷战结束后，中共政权成为独裁制度的最大堡垒，而自由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制度之争的最后决战将在中美之间展开。基于此，小布什政府上台之初，明确地把中国作为最大的潜在对手，制定了全面遏制中共政权的战略。在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小布什成为自中美恢复交往三十年以来最亲台的总统，不仅批准了对台军售的升级，更在所有公开的场合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毫不隐讳地表示将协防受到武力攻击的台湾，甚至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也丝毫不给中共面子，一再提及美国政府对“台湾关系法”的信守。美国又不顾中共警告，加强与台湾军方的联系，破格接待三十年来第一位台湾国防部长汤曜明。在如此紧张的中美关系中，又发生过“4•1”撞机事件，再一次加深了国人对美国的仇恨。
虽然，“9•11”事件暂时缓和了中美之间官方的紧张关系，但是除了在反恐领域的有限合作之外，在整体战略上，在人权、宗教自由、武器扩散、台湾问题等主要问题上，美国绝没有任何放松遏制中共政权之迹象。而在民间，拉登式恐怖袭击的成功，既宣泄着大陆爱国者积压已久的仇恨，又提供了不择手段的成功示范，两位中共军方校级军官所著的《超限战》再度流行。通过“9•11”，国人看到了美国脆弱的一面，增强了国人打败世界头号强国的信心。
2、台湾的挑战。2000年陈水扁及其民进党在台湾大选中上台执政，接着2001年的立法大选又是民进党获胜，不仅标志着台湾民主进入了政党轮替的新阶段，也标志着台湾本土化政治势力的崛起。阿扁执政后一系列“为台湾正名”和“去中国化”的决策，使台湾与大陆渐行渐远，加深了国人对陈水扁及民进党的仇恨，提高了武力统一的民意支持。“宁要台湾不长草，也要祖国的台湾岛”，“我们不惜把台湾打烂重建，也决不允许台湾独立”等战争叫嚣，凸现的正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好战倾向的迅速抬头。
3、其他国际因素。俄罗斯全面转向西方，美印关系的改善、美国向中亚西亚的渗透，中国与邻国的海权之争，朝鲜难民引发的外交纠纷，特别是日本小泉政府的重整军备和对华敌意的加强，……都使国人日益感到周围世界对中国的敌意，刺激着国人民族主义情绪的飙升。
第五、当一个极度自卑的民族面对实力落后的事实之时，保持民族自尊的策略之一，就是紧抓住任何一点点可以自傲的历史资源，甚至不惜恶性夸大本民族的每一点成就，制造世界第一的幻觉。物质不如人的事实不容否定，就要制造精神高人一等的幻觉；现在不如人，就要制造曾经最强大和将来必定再次最强大的神话。
近几年，“我们曾经阔过”的阿Q式言说随处可见，历数源远流长的历史和四大发明，断定中国曾占据世界第一强国的位置1500多年，汉、唐、宋被认定为同期的世界第一，明代太监郑和七下西洋被封为世界上最早的航海壮举，甚至纵马驰骋横跨欧亚两大陆的成吉思汗，扩大了中国版图的康熙乾隆，虽然不是汉族而是外来入侵者，但是，由于他们在位时期对外扩张的丰功伟绩，满足着民族虚荣，激发起称霸心态，从而与汉武帝并列，成为国人心中的民族英雄。
1949年以来的经济、科技、体育等方面的成就和国力军力提升，皆作为终将称霸世界的征兆。韩战与美国打成平手的结局，被夸大为志愿军一边倒的胜利；美国在越战泥潭越陷越深，最后不得不撤军，也被片面地渲染为中国的胜利；中印、中苏、中越的边境战争中，本来没有胜利者，中共却在掩盖解放军的惨烈代价的同时，对内宣称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似乎中共军队从未吃过败仗。
中国人在西方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被放大，在西方取得某些成就的美籍华人也被作为炫耀民族强大和人种优秀的例证，诸如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甚至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台湾科学家李远哲，都被作为华夏民族的骄傲而加以大肆宣扬。
更有甚者，为了满足民族虚荣而屡屡制造假新闻，被国内多家媒体转载、流传最广的著名的假新闻有：美国西点军校挂出雷锋的大照片，掀起学雷锋运动；参加海湾战争的美国兵人手一本《孙子兵法》，海湾战争就是按照《孙子兵法》的战略战术进行的；中国女孩吴杨留学牛津大学，刚读大二就成了状元，破格获得攻读博士学位资格，并获得六万英镑奖金，这在著名的牛津大学八百年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正如一群精英们的宣言所说：“中国一千多年来一直是世界第一超级大国，被人打败只不过150年以来的事”。（扬帆等）“工业革命之前的近两千年间，中国文化、文明确实是最发达的文化，不愧为全世界最高的成就。……全世界的人到中央帝国来朝拜 。”（林毅夫）
（四）好战化爱国主义的表现：从怨妇诉苦到暴力爱国
虚幻的自信自傲和盲目的仇恨好战，使大陆爱国者泯灭了一切普世价值，沉迷于一片咒骂喊杀之中。鼓吹武力攻台和向美国宣战的言论，成为从官方智囊、知识精英到爱国民众的一大时尚。
在知识精英的笔下，这种好战化的爱国主义，一方面表现为对西方霸权的“大拒绝”，另一反面表现为时刻准备着的“大出击”。前者以伪学术化和伪理性化的形式出现：政治上拒绝西方的“政治霸权”，反对和平演变；军事上准备与美国的“军事霸权”对峙，提倡国际秩序的多极化；经济上防止“资本霸权”对中国的控制，保护民族经济成为不证自明的绝对前提；文化上防止“文化殖民”和“拒绝西方话语霸权”，提倡学术的本土化。
有人还提出了所谓当代国际秩序的“制度霸权”：即全球化规则的制定和仲裁都由强者垄断，弱者只能接受而无权置疑，资本全球流动的结果，是赢利主要流入发达国家。具体到主要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奖项，其游戏规则和评价标准皆是由西方价值操纵的。政治上的联合国，经济上的WTO，军事上的北约，文化上的诺贝尔奖、欧洲三大电影奖、美国的奥斯卡、体育上的欧文斯奖、音乐上的格莱梅奖、绘画上的威尼斯双年展等等，到处都是西方的标准和规则。在中国知识精英们的眼中，之所以产生这种主导世界的制度霸权，绝非由于西方文化及其制度优于其他文化或具有普世性，而是因为西方在经济上科技上军事上的强大，是器物层面的实力使然，而非精神层面的价值使然。
另一方面，国内的爱国学者中唯恐天下不乱者也大有人在，他们重提毛泽东时代的“国际冲突”论、“你死我活”论、“战争不可避免论”，甚至有人宣称：台湾问题迟早要引发中美的全面交恶，中国需要一场新的“太平洋战争”，因为“争取世界领导权的斗争必须通过打一仗才能解决”。同时，他们借助于国际关系和外交战略的研究，把中国的国际处境描绘为背水一战，中美冲突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外交主轴，要求中共政权放弃韬光养晦，转而在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采取强硬态度。在外交上，不遗余力分化西方盟国，改善与印度等周边国家的关系，拉住俄罗斯、残余共产小国和阿拉伯世界，即联合世界上一切反美力量，明确执行与美国全面对抗的战略。
古代中国的回光返照是新世纪民族主义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帝王们的祭奠仪式全面复活，官方出面主持“祭黄帝陵”和“祭孔”，知识界的保守主义掀起“尊孔读经”运动，论证“王道政治”在当代中国的合法性；王小东、左大培、扬帆等人发表了“保卫社会主义宣言”中，他们宣称：“中国一千多年来一直是世界第一超级大国，被人打败只不过150年以来的事，最多追溯到300年。即使如此，目前在综合国力方面，仍旧是除美国以外的，第二流的超级大国。建国50年来的腾飞，民族文化的复兴，已经指日可待，凭什么要在腾飞和瓦解的关键时刻，选择自我瓦解?”换言之，他们认为，中共执政的50年来，国力和军力齐飞，民族文化和民族自信同兴，对内是千年未有之“盛世”，对外已经取代俄罗斯而成为抗衡美国的主要大国，中国取代美国也“已经指日可待！”
另一本表达民族自傲的书叫做《变乱中的文明》，该书受到王逸舟、胡鞍钢、阎学通、扬帆等新左派的强力推荐，书中表达的核心观点是：1949年执政的中共，已经带领中国人民建造了第二座长城，“我们用自己的手消灭了帝国主义奴役。我们正在摆脱贫困，重新崛起，重振民族之风。”为了保卫这座新长城，作者用了一大段极为做作的抒情文字，最后号召道：中国人必须“象我们的祖先那样，必要时我们也敢于诉诸武力付出碧血。”
有人专门论述：只有激发尚武精神，中国才能强大。一篇名为《尚武中国》的文章获得普遍的好评。该文开篇就是：“要国家强大，必要抛弃奢谈仁义道德、重文轻武之风。”接着从春秋战国一路论列下来，直到当下的台海战略。作者把是否尚武作为解释朝代兴衰的钥匙，结论是尚武者兴而轻武者亡。他推崇秦国在与赵国的长平一战中，秦国大将白起活埋赵国俘虏40万的野蛮，因为这是秦盛赵衰的决定性因素；他把汉朝为了一匹宝马而消灭一个国家作为千古美谈，因为这显示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霸气和自信，“那是何等的啸傲天下！”；而宋朝之所以饱受凌辱以至于亡国，就在于喜谈“理学”和“心学”，“酣嬉太平、尤厌言兵”。现在的中国，既受到美国霸权的围堵，又经常受到周边国家的挑衅，自身又承受着人口庞大和资源匮乏的压力，作者反问道：“难道中国就应该死守一块陆地，无所作为？”结论是：当下中国的扩军尚武势在必行，不必小心翼翼、偷偷摸摸，而应该大张旗鼓行尚武之道，被指责为“强横霸道”和“中国威胁”又如何？
对于“血浓于水”的台湾，中共政权屡屡进行武力威慑，御用学者辛旗甚至放言：如果陈水扁及民进党执迷不悟，我们不惜把台湾打烂重建。中共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所长许世诠也口出狂言：“美国最近一连串反中行动，严厉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不要忘记，中国曾因为同样理由出兵去朝鲜半岛和美国打了一战。”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也主张“武力遏制台独越早越好。”再看看大陆的互联网，陈水扁当政后，网上一直充斥着近于疯狂的喊杀声，爱国网民们称陈水扁是美国的傀儡，面对日益嚣张的台独势力，必须不惜一战，打沉台湾这艘美国反华的“航空母舰”。网上出现众多武力攻台的战略方案和两岸军力对比的帖子，认为“解放军打击台湾具有绝对优势”，所以“打比不打好，早打比晚打好”的言论非常普遍，还有主张导弹奇袭和经济封锁的双管齐下。民意调查也不断地放出好战的结果：95％以上的受访者坚决反对台独，80％以上主张“武力统一”。更有心理阴暗者说：最上策是坐享其成，等到阿富汗把美国拖垮之时，中国就出其不意地一举解放台湾。
对美国，政权和民间爱国者都把美国视为头号敌人，虽然中共政权基于实力对比的实用主义立场，也基于权贵集团的经济利益（权贵们的大量亲属移居美国，惊人资产转移到美国），一直对中美冲突保持现实低调，但是明里暗里都在加大军事开支和抓紧军备，意在对抗美国和威慑台湾：连年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增加福建沿海地区的导弹部署、从俄罗斯大举购买先进武器、并与那些与美国为敌的国家保持密切关系。而民间情绪的主流则开始抨击“韬光养晦”，转而支持“大国外交”，支持一切针对美国的强硬政策，即便在国内问题上对中共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在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问题上，也与中共政权完全一致，坚持一种与美国为敌的大中国主义。甚至直呼其名地批评江泽民和朱鎔基对美国太软弱。一篇署名周志宏的文章《合围》称：围堵中国是“小布什政府的狼子野心”，“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大声疾呼：“打起精神来吧！狮子！！！”
《环球时报》2002年6月10日发表文章，驳斥美国新近流行的“中国崩溃论”，顺便也驳斥了早已在西方流行的“中国威胁论”，认为无论是唱衰中国还是视中国为威胁，皆是霸权主义、冷战思维和阴谋政治的产物。《联合早报》6月12日报道，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办《美国的战略调整、新战略秩序与21世纪中国的国际安全》研讨会。与会的中国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美国把中国视为头号对手”，甚至认为布什实际上已经把中国列入“邪恶轴心”或“邪恶国”。南方网发表题为《美国新战略笼罩亚洲 欲建立包围中国的隐形长城》评论。该文分析了反恐战争以来美国的外交战略，结论是布什政府“正在认真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而这一秩序得以顺利建立的主要战略前提就是围堵正在崛起的中国。在此新战略的格局下，美国与亚洲的传统盟友之间的关系日益走向军事化，俄罗斯和中亚西亚也正在融入西方，中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和同盟国家正在美国的利诱下，一个个弃中国而去。甚至象缅甸这样的军政权，也通过释放昂山素季来寻求与美国改善关系。所以，中美正面冲突将不可避免。
网民们更不会放过任何宣泄仇恨的机会：撞机事件引来一片打杀声，9•11后是一片幸灾乐祸和对超限战的鼓吹。恐怖分子偷袭的成功，给国人带来了向美国挑战的自信，弱者也可以用生命向强者挑战，本•拉登成为爱国者心中的圣战英雄，世贸大厦瞬间的灰飞烟灭和几千平民的死亡，更证明了不可一世的美国是多么脆弱。到处是“阿富汗是又一个越南”、 “美国的噩梦刚刚开始”、“反恐联盟出现裂痕”、“本•拉登是受压迫民族的英雄”、“一个拉登倒下去，千万个拉登站起来”等标题……有人献言：中国一定要尽快发展可以直接打击美国本土的远程核武器，从现在就着手准备不择手段的超限战争。为了加强民族自信和激发好战意识，许多人重新翻检毛泽东时代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印战争、中苏珍宝岛之战以及邓小平时代的中越战争等当代历史，以此来证明我们曾打败过各种敌人，包括最强大的美国。
虽然，邓小平的发展经济为主的战略代替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敌人意识和火药味随着小康生活的来临而逐渐淡化。但是，一党独裁在本质上的权力恐惧症，不可能放弃“敌人意识”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革命论。只不过，敌人意识由普遍的阶级斗争转向针对极少数反华势力的代理人，由国内转向国外，仇恨理论由阶级仇恨转向民族仇恨，暴力崇拜由“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转向“枪杆子里面出统一和出民族尊严”。由仇恨心理、敌人意识和枪杆子崇拜构成的野蛮传统在爱国主义借口下的复活，在对内统治上，构成共产信仰崩溃后的新的意识形态；在对外关系上，构成对台湾和美国的武力讹诈。这些好战的狂热爱国者所依据的理由是：对于美国霸权以及台独分子来说，他们唯一能够听懂的语言只有“导弹的爆炸声”。爱国者们现在的毫无顾忌的好战言论，很可能就是将来的为所欲为之暴力行动的准备。
如果说，90年代中期，作为大众读物的《中国可以说‘不’》的民族主义煽情，还主要精明的书商基于商业利益的炒作的话，那么，新世纪里新左派学者们和网络爱国者的民族主义煽情，主要是出于盲目自傲和献媚于当今独裁者。但二者都表达了同一种嗜血的称霸世界的民族主义野心。
（五）两个个案——爱国主义的流氓腔调
进入新世纪之后，在网络上毫无顾忌地倾泻语言暴力、民族仇恨、民族血性和流氓腔调，已经成为大陆网络一大特色。当我把每一个个案联系起来，就发现在这些针对具体事件的大发泄的背后，是延续百年的畸形民族主义的大转向：由自卑、怨妇、控诉、谴责相混合的被动防御型爱国主义，转向了由盲目自信、虚幻自傲和仇恨宣泄构成的主动攻击型的爱国主义。
在当下大陆，做一个爱国者是幸福的，那些满口的暴力语言和流氓腔调的网上爱国者就尤其幸福。借助于网络的言论空间，发言的方便和匿名的安全使之可以肆无忌惮的逞口淫之快，爱国在道德上迅速堕落为嗜血的下流的蒙面的阴暗的流氓主义。
他们刚刚对女明星赵薇大耍完流氓爱国主义（请参阅我的《大陆爱国者的流氓相》一文），又有两个美国流氓为他们提供了绝好的口水对象，发动了一场用流氓腔调对美国流氓的语言诛杀。两件事的发生似乎还隐含着某种诡秘：它们发生在中国很有名的两个城市——改革开放的沿海橱窗深圳和中国的心脏北京，且凑巧的很，作案的时间都是下午，地点又都是在公共汽车上。
深圳，2002年3月9日下午，金发碧眼身材高大的美国人马克借酒壮胆，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当众扯开一名中国女子的胸扣往里看，且口出狂言：“我是美国人，我把你杀了，你们能把我怎么样！”洋酒鬼兼流氓激怒了车上所有的国人，大家一拥而上，将他扭送派出所，马克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警方处以500元人民币罚款，马克向受害人当面道歉并做了书面道歉。据警方介绍，马克是心理学硕士，曾任职深圳书城中的电子工业人才培训中心，一向下流疯狂，经常跑到酒吧喝得烂醉，到处惹是生非，无所顾忌地用手向女学生胸部指指点点，已被培训中心开除。警方还查实，马克入境后，没有按规定向公安机关申报住宿登记，违反了《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对此，警方对马克又处以罚款并缩短他在中国停留的期限。
北京，2002年4月19日下午，在359路公共汽车上，一个年近40岁的美国男子，身高1米8以上、黄色分头、穿短袖和牛仔裤。他突然对好言劝说不要把脚放在汽车引擎盖上的女司机孟秋生大打出手，鲜血直流的女司机被迫紧急停车。他还冲着上前劝阻的小伙子的额头狠击一拳，将其打得跌在座位上，头破血流，额头鼓起一个大包。他还用下流的语言和动作辱骂围观和劝解的群众，冲着人群傲慢地做着各种极其下流的动作，口里喊着：“Come on，Come on，I mate you……”他威胁并追打采访拍照的记者，大骂“Fuck！”。一位会英语的女士好心为他翻译并用英语示意他坐下，他非但不领情，还不停地骂脏话。后来他见围观群众越来越多且义愤填膺，还想跳车窗逃跑。最后被赶来的巡警带走，给予了行政处罚。
媒体报道美国人耍流氓、打人的事件时，还尽量注意分寸和中国特色的外事纪律，两个流氓也都受到了有关部门的相应处罚。其实，这只是两起普通的治安事件，与中国各地每天发生的无数治安事件没有根本的区别。但是，因为两人是外国人且又是外国人中的美国人，这就变成了有关民族尊严甚至国家主权的大事。相关报道上网后，顿时成为热点中的热点，三大网站的帖子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了上百页，几乎全是谩骂声打杀声。我随机下载了二百条网民的评论，只有两条是主张诉诸法律，其余的198条全是类似言论：什么“五马分尸”，“凌迟处死”，“腰斩”，“宫刑”，“操美国猪猡”，“先轮奸后示众再绞架”，“干死美国佬的女人”，“把美国佬鸡鸡割掉”，“把他阉了，再剁成肉酱祭王伟、朱颖、许杏虎、邵云环”，“我就恨美国人！！！用火箭筒导弹轰他！！！”，“美国的政府和杂种都是一个样，都是欠扁的！！！！！”，“组织中国光头党，专揍各种蛮夷”……
以极端民族主义成名的王小东先生，甚至小题大做，把个人违法行为上升到两个国家尖锐对立的可怕高度：如果中国人不用拳头而是只诉诸法律来教训这两个耍流氓的美国人，那就是民族精神的阳痿。在日益激烈的世界竞争中，在唯一霸权美国的欺负下，中华民族的未来存亡还将遭遇大的危机。他专门为此写了题为《中国人赵薇•美国人马克•歧视•爱国 》的文章，“美国流氓”的称谓不仅取代了调戏女人的马克之名，且由此引申出“美国本身就是当今世界的最大流氓”的咒骂。
王小东自称为学者，但对他来说，当事关民族尊严、特别是在面对美国流氓侮辱国人时，他只能抛开学者的一切矜持和顾忌，义无反顾地做一个有血性的爱国者。他说：“如果是我碰上这样的美国流氓，我一定出手，不管我打不打得过他，不管警察来了会怎么治我而不治他。”他之所以如此理直气壮，是因为这种暴力爱国主义被他提升到关乎民族精神的确立、民族的长远利益和伟大复兴的高度，他说：“揍美国流氓就是对于孩子们最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先从揍美国流氓做起，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这一点血性都没有，这一点精神都没有，谈什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谈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不愧是学者，要比其他爱国网民渊博，引经据典地论证暴力爱国的正当性。他说：“中国人的祖先曾经说过：‘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话放在现在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不要说你一个小小的美国流氓，就是你美国总统，如果冒犯了中国人，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们也要把你追上诛杀。”虽然“我们现在确实还弱，确实还做不到我们祖先做得到的事。但我想，二十年吧，二十年，我们肯定可以做得到。这个美国流氓深知现在这个软弱的中国，但他还是知道得太少，他不知道，中华祖先最高贵的血仍旧流淌在我和像我这样的中国人的血管中，所以，历史必定还会回到那么一天：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流氓爱国主义很阴险，善于利用媒体制造“汉奸”，即便完全不是理由的理由，也可以作为借口进行恶意陷害，因为国人的道德杀手锏是：爱国不需要理由。最近，又有一则演艺界的汉奸新闻轰动全国。一向爱国的著名演员姜文，被天津一家小报制造成准汉奸，理由是：他在拍摄抗战影片《鬼子来了》期间，曾经去过日本的靖国神社。制造者根本不管中国人可不可以去靖国神社，姜文去干什么（收集素材或看樱花），只要有去过，足矣！因为现在的中国，爱国主义是绝对的政治正确和道德权威，汉奸的恶名对一个人的抹黑，远比桃色绯闻更有效。如果一个社会名流沾上汉奸之嫌，必然是全国共讨之。
姜文受恶意诬陷的遭遇就是赵薇蒙辱的翻版。事件的制造者和愤怒声讨者，根本不管赵薇是否知情、穿这套服装干什么，更不会顾及赵薇的个人权利和名誉。只要穿了，就足以证明她是汉奸是卖国贼是小日本的艺妓，就应该被诅咒被打杀被强奸被挖祖坟……赵薇在全国性的大批判和大咒骂的压力下，最后不得不出面道歉。
可怕的是，对赵薇的大批判大诅咒并非官方授意，而完全是自发地来自民间，并大批社会精英参与其中。民间多数所形成舆论暴政把完全无罪者送上了道德法庭，逼迫受害者赵薇不得不“低头认罪”，向广大爱国者道歉——包括那些用屠夫语言砍杀她、用污言秽语强奸她的爱国者。而以爱国之名发动的舆论暴政，离肢体暴行只有一步之遥，甚至已经有人开始向赵薇泼粪了。同样，以爱国之名煽动起的好战民意，离真正的战争也并不遥远。
（六）好战爱国主义有违世界潮流
二战后，人权至上与和平主义逐渐成为人类的主流价值，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也为历史大势。德国和日本经历过二战大败的耻辱，但二者重新崛起靠的不是好战的民族主义，而是政治民主化和自由经济的成绩。台湾创造的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靠的也不是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而是放弃武力反攻的国策，促成社会制度的自由化民主化。改革以来的中国有了较大的发展，靠的也是经济的渐进自由化与和平的国内外环境，而限制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阻碍和可能使中国走向崩溃的危险，第一是独裁制度，第二是由独裁制度煽动起来的狂热爱国主义。
凡独裁者皆是口头上高唱和平，而实际的夺权及其统治经验却让他们在骨子里崇拜暴力。按照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和成王败寇的暴力逻辑，打败了蒋介石的毛泽东无疑是中国人的英雄，正如马背上挥舞砍刀的成吉思汗、企图武力征服世界的拿破仑和希特勒、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天皇……一样。但是，在人类经历过“人对人是狼”的野蛮厮杀的暴力关系之后，世界便走向“人对人是人”的互爱互助的契约关系。人类反抗不公正秩序的方式由暴力夺权转向非暴力反抗，民族矛盾的解决也由武力决胜负转向政治谈判或全民公决等和平方式。
在这样的时代，真正的英雄再不是炫耀武力者，更不是靠暴力维持专制制度的强权者，而是以柔克刚的圣雄甘地和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二人以生命为代价践行非暴力主义的伟大人格，成为和平主义的典范。还有那些得到最高荣誉诺贝尔和平奖的政治家，要么以和平方式结束武力对峙和平息暴力冲突的人，要么是一贯坚持对暴政的非暴力反抗的人（如昂山素季）。许多过去的暴力崇拜者也在主流文明的感召和压力之下，放弃暴力斗争而转向和平进程，南非的曼德拉和巴解主席阿拉法特最具代表性。
二战后，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民主制度自由社会热爱和平，专制制度奴役社会热衷战争。众所周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是法西斯的德国、意大利和军国主义的日本。二战后的大多数局部战争都是不把人当人的独裁者发动的。当全世界大都在新的和平中重建家园之时，极权者的称霸野心却挑起了诸多非正义的局部战争，国共两党展开了远比抗日战争更残酷更具破坏性的内战，金日成挑起的朝鲜战争，胡志明挑起了越战，苏联入侵阿富汗，萨达姆侵略科威特。
也许，国人感觉到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并非凭空猜测。因为当两大制度的对抗结束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仅存的独裁大国，在冷战遗留的制度对抗中，美中之间的制度冲突无疑是其关节点。美国的人权外交的主要监控对象无疑是中共政权，中共政权反对和平演变的主要目标也只能是美国。因此，解开台海僵局和摆脱国际孤立的最好办法，绝非独裁制度下的逞强好胜的战争叫嚣，而是放弃一党独裁制度。从两次世界大战和二战后的无数次局部战争的经验教训中，世界上的主流国家相信：一个人口众多且日益强大的独裁政权，一个可以在和平时期对手无寸铁的国民进行疯狂大屠杀的政府，将对未来的世界和平构成主要威胁。何况，还有随时可能爆发的台海危机！
台海危机之所以一直存在，就在于大陆的独裁制度一直存在。在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个独裁者当政的年代，一个决心武力解放台湾，一个决心武力反攻大陆，只是由于现实的力所不及和主流社会的干预，台海才没有变成由权力野心和暴力崇拜制造的血海。现在的两岸政权，一个仍然是一党独裁，自认为是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只是一个地方政权，所以依靠地大人多经济总量大并以武力威慑为后盾，企图逼迫台湾接受“一个中国”的谈判前提和“一国两制”的统一模式；一个是完成了政党轮替的自由制度，认为自己是民选的合法政府，是事实上的主权独立的国家，不屈从一个中国、一国两制和武力威慑，而主张无任何先决条件的对等谈判与民主的和平统一。换言之，当台湾成为自由社会之后，两岸冲突早已不是历史遗留的两个政权的对峙，而是当下的两种制度的较量，是二千三百万人民的自决权利和中共的专制强权之间的对峙。而独裁者不放弃武力并向民众灌输“仇恨理论”、“敌人意识”和“武力崇拜”的最方便的借口，就是把自由与独裁的制度冲突转化为统一和分裂的民族冲突。
有人说，台湾的和平姿态是由于现实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所致。但是我认为，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台湾已经是自由社会，即便实力与大陆相当或比大陆强大，也决不会主动进行武力威慑和挑衅。作为对比，蒋介石独裁时代的台湾，实力也远不如大陆，但是他从没有放弃武力反攻大陆的国策。再看南北韩，南韩的实力远远超过北韩，但主动伸出和平橄榄枝的和首先提出“阳光政策”的，总是民选总统金大中，而独裁者金正日则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以反美为借口而一味宣扬“军事立国”的主体思想，不断为南北韩的和平统一制造障碍。2000多万人口的小国竟养活了120万军队，这样的国家在当今世界上肯定是邪恶之最。
暴力崇拜是人类由文明向野蛮的倒退，这种返祖现象与制度的野蛮成正比，越是野蛮的独裁制度就越崇拜暴力。近代以来，暴力崇拜在每个大的历史时段中都会找到一种合理性借口：殖民主义时代的暴力崇拜被西方的扩张欲望合理化，二战时代的暴力崇拜被法西斯主义合理化，冷战时代的暴力崇拜被共产主义大同理想合理化，后冷战时代的暴力崇拜被极端民族主义合理化。在自由民主与和平发展成为主流趋势的新世纪，无论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主义圣战，还是专制制度对政治民主化的拒绝，民族主义皆成为暴力崇拜的堂皇借口。
尽管在世界局势变化的压力下，在实力的悬殊对比的现实面前，中共政权不得不用“和平与发展”来定义世界潮流，但是，只要中共仍然拒绝政治民主化，它就决不会放弃枪杆子崇拜的野蛮意识形态。何况，在帝制皇权和共产极权的暴政下生活了几千年的大陆人，身体里遗传着难以清除的暴力崇拜的毒素。只要独裁制度存在一天，这种毒素就一天不会被清除，爱国就一直是纵容全社会好战情绪的借口，随时可能爆发出一股野蛮的现实力量。当狭隘的民族主义价值超越了普世的自由主义价值而具有了压倒性的民意支持时，爱国就等于给强权暴政、炫耀武力和人性的残忍下流提供辩护。
尽管现在的中国还远不具有可以抗衡美国的实力，也谈不上二十年后发展成称霸世界的第一强国，但令人忧虑的是：在民族心理上，当下的中国，正在独裁制度的胁迫下向着好战化流氓化的爱国主义狂奔，被误导被纵容的民族主义已经陷于泯灭普世价值和丧失理智的盲目狂热之中，这就为将来的武力称霸准备好了可怕的天下意识和无赖心态。而无论在漫长的帝制时代还是在中共独裁的当代，虚幻而不义的“天下意识”和“无赖心态”带给中国的，从来不是和平、成功、荣誉和健全的人性及社会，而只有鲜血、失败、废墟、耻辱、人性荒芜和社会衰败！
一 如此爱国主义
今年春天，小剧场话剧《切•格瓦拉》轰动京城。五月中旬，我也去北京人艺小剧场凑了热闹。这是一部典型的观念剧，格瓦拉不是作为一个人而仅仅是作为“革命”或“造反”的代名词，格瓦拉的传奇经历变成了不断革命的宣言。全剧由不同形式的口号和辩论构成，给我的感觉，与其说是欣赏话剧艺术，不如说是去听一场煽动性极强的演讲。
让我吃惊的不是爆满的观众，更不是贯穿始终的那种 “革命”、“造反”的狂热，而是演出结束后，观众与编导及演职人员的现场对话。其中有不止一个大学生提到1999年5月8日，这个北约误炸中国驻南使馆一周年的日子。有一个大学生说：“我感到非常悲哀，因为今年的5月8日，校园里一片死寂；而一年前的5月8日，北京的各大学人声鼎沸。难道国耻日就这么容易被遗忘吗？……”他正说到动情处，主持人找了个借口打断了他的发言，大概是此问题过于敏感的缘故吧。
这些大学生对中共五十年执政史上的无数大灾难日没有多少记忆，却对1999年5月8日如此难以释怀，如此铭心刻骨。这种“宁为家奴，不受外辱”的民族主义，恰恰证明了中共的强制意识形态灌输的巨大功力。
中国政府对外发言人，动不动指责某国政府的行为“深深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从1993年的北京申奥运失败到北约误炸中国驻南大使馆，从香港的回归到台湾的大选，由政府主导的爱国主义情绪成为一箭双雕的工具：对内，作为中共“稳定压倒一切”的专制秩序的合法性辩护，也作为整合、动员民意的意识形态符号；对外，作为抗拒西方霸权与和平演变的说辞，也作为不放弃以武力统一台湾的根据。增强综合国力和民族凝聚力与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权安全之间，似乎有着不容怀疑不许辩驳的因果关系。爱国主义在中共意识形态的“五热爱”说辞中，排位第一，党、人民、社会主义皆等而下之，但关键是爱国和爱党的一体化。因为，“执政党就是国”是近、现代中国革命的正统，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创立了党国体制，国民党和共产党虽然打的你死我活，党国体制却是蒋介石和毛泽东共同继承的孙中山的政治遗产。
然而，中共现政权又是极端实用主义的，并不是在所有涉及主权和民族尊严的争端中都坚守爱国主义原则。在处理那些对政权的稳定构不成威胁的国际争端时，中共就显得格外冷静大方甚至给人以漫不经心或麻木不仁的印象，比如印尼的暴力排华事件、“钓鱼岛”事件、南沙群岛争端、中印和中俄的边界争端……
只要是在公开的场合，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老百姓，无论是大款还是文化名人，都表现出与中共政权完全一致的爱国立场，甚至连表达民族情感的词句都千篇一律。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写的《我的父亲》，封面上就有邓式爱国主义的深情表达：“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江泽民也经常在公开讲话的结尾时，以高亢的语调说：“伟大的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在记者招待会上，朱熔基谈到他青年时代听《义勇军进行曲》时的热泪盈眶、热血沸腾。最能说明此种表面一致的，无疑是电视中经常出现的对各类人的采访，有对观看每天早晨升国旗仪式的外地民工的采访，有对外企女强人吴士虹的采访，有对著名学者樊钢和著名导演陈凯歌的采访……这些具有不同的身份、职业和地位的不同的人，说出的爱国主义豪言壮语与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没什么区别。“增强民族凝聚力”、“增强国力”成了江泽民时代的人人皆知的关键用语，出现的频率决不低于“三讲”和“三个代表”。梁晓声、刘恒等知名作家，在使馆风波中，隔着遥远的太平洋愤怒地指责克林顿；在可以进退自如的香港，六四后曾经流亡美国的知名学者甘阳，除了大骂美国外，还把国内的极少数有理性的知识分子斥之为“卖国贼”。从这种话语中，确实能感到他们自以为其言行很有道义的勇气，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对中共肆意践踏人权的行为，表示过同样的愤怒和勇气。
中共爱国主义说教应用于国际关系时，总是奉行没有原则的极端犬儒哲学——遇强者就对话就妥协，遇弱者就对抗就强硬。面对实力强大的美国，中共就打“用对话代替对抗”的妥协牌。鉴于大陆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出谴责中共政权的议案。处于道义劣势的中共，一再呼吁用对话代替对抗，并且在暗中大打贸易市场牌，用利益收买来换取国际支持。而面对实力相对弱小的台湾，中共就打“不承诺放弃武力”的威胁牌。台湾说民主制度无法与专制制度统一，两岸统一的前提是中共放弃一党专制，实行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自由民主制度，中共就再不提“用对话代替对抗”了，反而用武力威胁代替对话，最近又加上经济威胁，明确宣布决不允许支持台独的商人进入大陆市场。其实，美国与台湾向中共政权提出的是同一个要求——放弃一党专制。中共为什么要和美国搞对话、不搞对抗，却不与台湾搞对话，而专搞对抗呢？中共口口声声说统一是基于民族大义和爱国主义，难道只因台湾太小太弱，就连面子上的道义底线都不要了吗？这种赤裸裸的犬儒主义怎么能赢得台湾的民心呢？怎么能取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呢？
大陆人这种表面强硬而骨子里懦弱的爱国主义，有时还就真能使国际社会找不到北。前几年，《中国可以说‘不’》的风靡，让美国人着实大吃一惊，对中国人了解的浅薄，使代表美国政府的驻北京大使馆出面，一本正经地约见几个深谙厚黑学的个体书商。在美国政府的眼中，似乎这本书就代表了中国的民意，而那几个其初始动机只是想挣钱的书商，也就在美国人严肃的谈话中上了爱国主义的台阶，并自称他们的民族主义不是代表政府，而是代表民间的呼声。中国的媒体把这次约见作为民族尊严的体现而争相炒作。
换言之，你美国人真拿我们当回事，我们就不能不拿自己当回事。去年的误炸使馆风波在大陆掀起的反美反西方浪潮，最怕学生和市民上街游行的中共政府，这次破例恩准了在北京等大城市举行声势浩大的反美示威游行，美国驻中国的大使馆、领事馆成了众矢之的。到了2000年的台湾大选，中共威胁性的文攻和积极谋求军事装备的升级，最近中俄元首发表共同声明反对美国的TMD、NMD。这一系列政府行为和貌似来自民间而实则由政府操控的对西方特别对是美国的对抗或仇恨的情绪，使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把中国作为具有最大威胁的假想敌，导致了美国国内对克林顿的中国政策的强烈不满，1998年中美的短暂蜜月时期确定的“战略合作关系”，变成了“战略对手关系”。在中国加入WTO和是否给予中国PNTR的问题上，美国国内进行了一场几乎是空前广泛的有关中美关系的大辩论，这大概是自尼克松访华以来，关于中国问题的参与程度最广的辩论。
虽然，中国的动员型体制所做出的种种表面强硬的动作，为“中国威胁论”在国际上的流行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但是以我个人对中国对外关系史的了解和在大陆生活的切身体验，我对“中国威胁论”却不以为然。
几千年的天朝大国的“天下”意识，造就了根深蒂固的夜郎自大的民族虚荣心，近百年的外辱造就了耻辱化的民族自卑感，惟我独尊的传统意识和处处不如人的现代经验的结合，构成了犬儒化的民族主义：面子上一定要保持文明古国的自尊、傲慢和强硬，骨子里却是难以摆脱的“东亚病夫”的自卑、媚外和懦弱。面对国内专制的残暴，坐稳了奴隶地位时是顺民，坐不稳奴隶地位时是暴民；当上了主子就目空一切，做了奴隶就毫无尊严。面对外来的殖民霸权，不讲道理而只讲实力，在没有切身利益的威胁时是盲目排外，视一切外来文化为野蛮；一旦感到对自己切身利益的威胁就集体变成洋奴或汉奸。在无外力的推动的情况下，无论是对内的反专制还是对外的反侵略，中国人很少有过仅靠自身的努力而获得成功的时刻。古代历史上的两次异族统治，都是儒生们眼中的小小蛮夷对泱泱文明大国的武力征服，而现在的国人却把成吉思汗和康熙大帝作为汉人的民族英雄。近代史上，几千洋兵就能踏破津京，火烧圆明园；被中国人瞧不起的只有弹丸之地的小日本，先是以劣势的舰队打败了大清国的北洋水师，继而又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过是盟国对轴心国的胜利的附属品。甚至现在的台湾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没有美国的支持、保护、压力和推动也是很难想象的；香港的自由繁荣没有英国的百年统治更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最有智慧和勇气的时刻，是为了争夺皇权和维持皇权而自相残杀的时刻，远的有历代王朝的暴力更迭，近的有春秋战国式的军阀混战。好不容易搭上二战战胜国的便车，国共又为争夺一党的绝对统治权而兵戎相见。国共内战在规模上远远超过了抗日战争，三大战役中，中共军队动辄歼敌几十万，而在对日作战中，中共最有名的“平型关”和“百团大战”的歼敌人数加在一起，也就不过几千人。
再看眼前的现实：
1990年发生中国驻南使馆被误炸风波，参加反美示威、游行的大学生们，今天还愤怒地向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举标语、喊口号、挥拳头、投掷砖块和装满尿水的朔料袋，过些天就去美国使馆办申请赴美留学签证。据说就在美国使馆内的遍地狼藉还未清理干净、还有呛鼻的尿骚味时，办签证的长队已经排起，使馆工作人员不住地说：“对不起。”
今年三月，北京举行去美国自费留学的教育展，其拥挤程度居然可以和每年春运期间的人贴人的火车站相媲美，京城的人们也顾不上天子脚下的斯文了，象进城的农民工一样争先恐后、你推我搡，致使展厅人满为患，主办者不得不中止展览，整顿秩序。北京电视台报道这条消息时，特别请出负责展览的老外劝中国人不要盲目地迷信美国教育，在做去美国留学的选择时应该冷静和理性，否则会得不偿失。
从北京、上海到乌鲁木齐，从广场到清华园，从待业青年到解放军士兵，从新新人类到半老徐娘，以“疯狂英语”而轰动全国的李阳，每到一处，都要在成千上万人狂热的叫喊和扭动中，声嘶力竭地宣布：“你们从小就说汉语，嘴部的肌肉已经固定成汉语肌肉。我的疯狂英语，不是为了让你们多记几个单词，而是为了训练你们发音系统的肌肉。但是，我既不是要把你们训练成美国肌肉，也不是英国肌肉，而是要把你们训练成国际肌肉。”为此，他还根据英语发音的口型和舌头的位置，自编了与之相配套的手臂动作。这样训练出的国际肌肉，就是跟着李阳狂喊一个个富于刺激性的英语单句，如“I am a Stupid ”、“I like crazy ”、“I am the shit”、“I like to losing my face”；在长城上，一群士兵跟着李阳高喊“PLA are Great Wall”……国际肌肉表达的爱国主义感情，也许就真成了新的长城。
最近，被中宣部禁止发行的《上海宝贝》，之所以能风靡一时，就在于它的“准嬉皮士”风格，人物的一切——从衣食住行到精神嗜好——都是仿西方的“COOL”，西式的名牌包装身体、西式的酒吧点缀夜生活、西式的音乐烘托情调、西式的颓废渲染灵魂沉沦，就连性交的方式、迷醉、高潮都是由洋鸡巴创造的，极端自恋的矫情也是由具有同性恋倾向的洋女人完成的，每一章的开篇前的引语全部来自西方的作家、诗人、哲学家、修女……读这部作品的感觉，有点象在大陆的某一酒吧里过圣诞之夜。
又是最近，58个来自福建的偷渡客惨死在由比利时到英国的冷冻车内。但是，无论死过多少人，大陆人仍然不惜化几万美圆、忍受蛇头的诈骗和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地走向海洋……多佛惨案发生后，中国政府的发言人先是否认死者的大陆人身份，在真相大白无法抵赖之后，又指责国际上的反华势力借偷渡事件搞政治阴谋，却从不反省中共政权对此应负的责任。
还是最近，在国内外炒得沸沸扬扬的三件圆明园国宝荣归故里，保利集团的有关人士和一百多名记者前往机场迎接，第二天这一消息便作为洗雪耻辱的爱国主义之举，挤满了首都各类传媒的显著位置，一致肯定保利集团的重民族大义而轻商业利益之举。但是，谁都清楚，这三件清朝乾隆年间的文物远算不上艺术珍品，一级国宝完全是政治鉴定。在这起政治效益第一的交易中，除了国家文物局在破例举行新闻发布会上的慷慨激昂之外，没有任何与此事有关的个人付出过什么。但结果却是双赢：小赢家是保利集团，化国家的钱为自己买了爱国主义美名和广告效应。2000万港币的天价使拍卖行成了最大赢家，因为拍卖底价才200万，甚至有人说最初估价只有10万。而在大陆的地下和地上，又有多少珍贵的文物需要投资来挖掘和保护。去年，用于发掘和修复西夏王陵的国家拨款才1000万元人民币。那里有面积达数十平方公里的古墓近300座，距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而在中国人看来，其价值远不如清代的三个铜头。
最可疑的是那些拿了绿卡和改变了国籍的“海外赤子”的爱国之心，他们中的一些人长期留在大陆，言行方式与大陆人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表面上的说辞大都是为了报效祖国而拒绝高薪和放弃优裕的生活，而在实际上，他们和看中了中国大市场的外商一样，无非是想趁局势还稳定时来大陆捞一把。他们既有外商的身份，又有大陆的人际关系并了解大陆的游戏规则，在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如火如荼的大陆，一夜暴富的机会远远超过制度健全的外国市场。打的赢就留下，打不赢就跑；局势稳定就爱国，局势危险就飞走。双保险的发财机会怎么能不叫人争当“海外赤子”，想不爱国，成吗？钱不答应。
能够说明大陆人犬儒爱国主义的最有力的事实，还是大陆的中共高干和大款们向西方移民和转移个人资产的浪潮，其狂热程度决不次于九死一生的偷渡客们，弄不好哪个倒霉鬼又会成为反腐败秀的胡长清第二。数以几千计的腐败官权潜逃到西方，中共省一级高干几乎每家都有子女或亲属在美国及西方，或读书或经商或游手好闲，最终的目的是移民，至少要混到绿卡。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一份一百五十六页报告指出，中国从1997年到1999年外汇流失988亿美元，大陆人在美国一掷万金购买豪宅、游艇、名车……已经不是什么新闻。
够了，如今大陆人的爱国丑态满目皆是，爱国主义象一切官方口号一样，只不过是牟取党派的、小集团的和个人的利益的工具而已。中共政权怎么能用这么犬儒化的爱国主义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民意基础？从这种爱国主义出发怎么能指望产生民族凝聚力？但是，大陆的现实就是如此，大陆人的灵魂就是如此，除了权力和钞票，什么也无法真正吸引他们；除了一己私利之外，什么也无法打动他们；除了专政强权，他们无所畏惧。官方意识形态的说教和灌输徒有虚名，民运的自由民主的道义感召也无济于事。大陆的改革能否继续向前走，几乎没有任何道义诉求可以提供动力，而完全取决于赤裸裸的利益驱动，即各个阶层对自身利益的成本和收益的计算，而且首先取决于执政集团和特殊获利集团对自身利益的权衡。
二 狂热到精明的爱国主义
日本游客在珠海集体买春事件，照中国目前的法律，至多是违法卖淫嫖娼，对买卖双方依法处罚就是了，决不应该因人数的多寡或国籍的不同而区别对待。如果还要往深里追究责任，那就不仅要追到酒店主管的失职，更要追究当地主管旅游业的官员和执法部门的渎职。
然而，由于此事发生在敏感的时间和群体反日狂热之中，继日本遗毒伤人事件后，再次引起国内舆论的大哗。不但惊动了几乎所有重要媒体和众多爱国民众，也惊动了广东当局乃至中央。中共外交部也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但是，像近年来的任何一次民族主义情绪大爆发一样，虽然官方经常利用民间的爱国主义，但在如何处理某件具体事件上，官民之间并不一致，常常是民间高调而官方低调。此次事件也不例外。比如，中共外交部言论低调温和，以强调中日友好为主。唯一有点严厉的地方是，要求日本政府加强对国民进行中日友好的教育。
民间的反应远比官方强烈得多，网民们的怒吼致使各大门户网站的BBS被“涨爆”，又一轮爱国反日思潮高涨。痛心疾首者恨不得马上阉了日本嫖客并取其人头，怒火中烧者兴奋得有点语无伦次，信口胡说。最为荒谬的是，他们不但大骂日本人，也殃及接待日本游客的妓女，有人甚至要她们也跟着日本游客滚出中国，去日本卖春或当二奶。这让我想起赵薇误穿日本军旗装的事件。当时，赵薇在网上受到的语言强暴，简直就是流氓爱国相。他们大骂赵薇本人是“志愿慰安妇”或“志愿军妓”还不过瘾，一定要上溯她家的三代，侮蔑赵薇家从其高外祖母开始，就给日本占领军提供性服务。这种骂法，用中国俗语说，就叫“操她八辈祖宗！”
从道德的角度讲，即便集体买春是人性堕落，那也是日本嫖客们的耻辱，而与中国妓女无关。妓女是卖春，提供性服务是她们的谋生之道。至于9•18这个日子，我相信许多妓女并不知道，如同当年女影星赵薇并不认识日本军旗一样。而且，中国的色情业又不是一天两天了，高档妓女出入高级酒店，专门接待外国嫖客，也曾是时尚之一，有些妓女还因此嫁给了老外，与黄土地拜拜了。另外，从港台商人包二奶到大陆权贵包二奶，“二奶热”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若非官方睁眼闭眼，中国也决不会发展出600万妓女的庞大卖淫业。何况，无论出身贫富，妓女都是靠自己的肉体挣钱，这与官员们靠权力牟取银两的腐败相比，不知要体面干净多少倍。
另一中国特色是：在涉及中国的对外关系时，大陆的民间和官方皆表现出内外有别的双重标准。比如，中共官方在处理中美冲突时，对外务实低调，力求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而对内则高举爱国主义旗帜，通过全力妖魔化美国来煽动民间的反美情绪。
再看爱国愤青的们的表现，无论对美对日，在向外喊话时，尽情倾泄仇恨愤怒和呼唤正义和平，也把同等份量的语言暴力加诸于中国的“一夜美国人”和“对日新思维”上，然而，当他们与中共政权打交道时，却显得低调克制和遵纪守法。反美反日的愤青们，都曾搞了声势浩大的网络签名，并得到了当局的默许。然而，他们准备在两国驻京使馆前举行规模极小的示威游行，却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理由取缔，他们便没有任何抗议地偃旗息鼓了。现在，愤青们又故伎重演，把充斥BBS的污言秽语同时泼向日本嫖客和中国妓女，惟独在呼吁中国政府出面警告日本时，肆无忌惮的语言几乎没有。
如此看来，说爱国愤青们将日本人在中国买春，上升到“爱国”、“国耻”、“民族自尊”加“历史反思”的高度，是“弱智、狂热”的表现，但他们的弱智中却透着精明，狂热中显出理智，他们太知道：对谁可以肆意漫骂、火药味十足，而对谁只能理性克制、绅士文雅。
可见，某些国人的流氓化爱国主义已经到了成精的化境了。
三 反美是“新左”的面具
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份《反对美国政府对伊拉克战争计划的声明》，签名的前几位都是中国的著名“新左派”。“声明”所陈述的反对武力倒萨的理由，初看上去，远比那些网络上的反美愤青的口无遮拦讲理得多。然而，细究起来，不过是貌似理性罢了。
他们的理性武器，无非是“民主”、“法治”与“和平”。但是，他们所高唱的民主，绝非人人可以享受的权利，而是专门用来指责美国霸道的“国际民主”。自然地，他们也成为了铁干的“国际民主派”，在涉及到美国的国际行为上，几乎总是要求美国遵守国际民主的规则。然而，联合国内的民主，大都是类似联合国人权大会上的苏丹当选而美国落选的民主，是独裁国家结成无赖多数的同盟来对抗自由国家的杀手锏。要不然，他们为什么不发表声明向独裁中共要民主？干吗从来不呼吁萨达姆政权让伊拉克的老百姓也享受民主？不问问那些伊拉克的政治反对派，为什么那么欢迎霸道美国的武力倒萨？
他们也惯以“国际法治派”自居，喜欢搬出“联合国宪章”来指责美国的“无法无天”，指责美国无视联合国的权威和尊严。而伊拉克发动侵略科威特的战争，落败后的12年来屡屡违反联合国决议，欺世盗名地玩弄国际法的行为，非但不是“无法无天”，反而成了独裁国家受难的证明。甚至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也成了伊拉克人民的苦难根源。难道联合国的制裁决议不具有国际法的效力？而且，在暴君加流氓的萨达姆眼中，联合国何曾有过尊严和权威？当四年前武检团被萨达姆赶出伊拉克之时，联合国的尊严和权威早已丧尽。如果不是美国的大兵压境，别说武检团回不了伊拉克，就是那些打着联合国招牌反对倒萨的各色人等，连与美国理论伊拉克问题的话题都不会有。其实，以新左派在面对国内问题上的表现，根本不必问他们为什么不指责萨达姆对联合国决议的肆无忌惮的违反，因为我从未见过他们对每天发生在身边的权力霸道置一词，也从来没有听到他们对自家政府的“无法无天”发出呐喊式的质问。
至于他们的“和平主义”高调，专制国家的子民也好，自由国家的左派也罢，甚至动不动抬着棺材上街的原教旨主义者……全世界的反美者都是一个调门：战争将会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的人道主义灾难。那么，萨达姆、金正日等邪恶暴君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呢？这样问题，和平主义者决不会去问伊拉克本国的政治反对派和异见人士，不会问大量逃出北韩的难民，更不会问被暴君杀戮的冤魂和监禁的良心犯及其亲人。就像他们不会问中共政权：凭什么进行六四大屠杀？凭什么镇压F？凭什么……一样。当邪恶、暴力镇压和践踏人权等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就发生在眼前的时候，那些转过脸去故意装作看不见的人，怎么就好意思以中国的名义，更以正义和平的爱好者和人权的关注者的名义，反对大洋彼岸的自由国家即将对邪恶政权发动的正义之战！
我不相信萨达姆：他能够诚实地遵守过联合国决议，与武检团诚实地合作，彻底销毁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经不对地区和世界的和平构成威胁。
我不相信这样的西方左派是真正人道主义者，如：支持过斯大林的罗曼•罗兰、为卡斯特罗站台的沙特、称赞胡志明的北越是最文明国家的乔姆斯基……
基于同样的理由，我更不相信：那些对中共迫害人权的累累罪行保持沉默的中国新左派，是“出于对正义的和平的爱好，出于对人的普遍权利的关注”而反对倒萨之战。
我只相信，那不过是犬儒们作秀的面具而已。
四 不是“潜流” 而是“泡沫”
——推荐《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在大陆中国，当民族主义思潮变得越来越“政治正确”、也越来越走向好战化流氓化无赖化之时，《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一书的出现，实在是恰逢其时。尽管，限于国内的龌龊语境，该书对民族主义的批判，还要冠以“潜流”和“狭隘”的定语，也做不到言说的直来直去，更无法在媒体上高调炒作，但在民族主义的癫狂之声充斥媒体和书市之时，这本批判民族主义的书，能够在学术类图书的排行榜上连续九周占据一席之地，多少说明了大陆人的价值取向的日趋多元化：在新左派对全球化的诅咒中，还有自由派对普世价值的珍惜；在国家主义者对主权的崇拜中，还有个人主义者对人权高于主权的选择；在当局把中西冲突歪曲为纯粹的民族之争、每日用“亡我之心不死”来吓唬愤青之时，还有正视自由与独裁之间的制度之争的睿智之士在不断发言；在愤青愤中们对义和团式排外的陶醉中，还有明辨是非之眼对反西方思潮的清醒透视；在半吊子军事专家对恐怖主义超限战的鼓噪中，还有学识扎实的国际问题专家对文明与野蛮之分野的明确意识。
当下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言词上依赖于对西方、对全球化、对自由价值的无赖式说“不”，在现实上依赖于信息封闭制度和官方的意识形态纵容，更依赖于对近在咫尺的一党霸权的沉默和献媚；而当下中国的自由主义，在言词上诉诸于对西方文明、对全球化、自由价值的肯定，在现实中依赖于对言论自由的追求、对文字狱的抗议和对底层维权的支持。也就是说，民族主义依赖于对美国的对外霸权说“不”，而自由主义依赖于对中共的对内霸权说“不”。
其实，用“狭隘”来描述中国民族主义，实在是对和平的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思潮的恭维。在我看来，除了在抵抗外来的侵略和欺压之时，民族主义还具有正当性之外，而在其他情况下，民族主义往往成为政客弄权的意识形态工具，何时不狭隘过？非但狭隘，而且癫狂，癫狂得日趋好战化、流氓化和无赖化：千万爱国愤青把爱国主义当作性虐待的皮鞭，在互联网上对女影星赵薇做意淫式强暴；把民族主义和反霸权当作声援恐怖主义的扩音器，奉恐怖大鳄拉登为圣战英雄，尊恐怖组织哈马斯的头目亚辛以及阿拉法特为自由战士。
一个曾自视为“天下中心”和习惯于接受“万邦来朝”的老大帝国，一个自以为唯一的“文明古国”而视其他民族为“夷狄”的家天下王国，突然被外来文明逼出连战连败的内在懦弱和诸事不如人的自身落伍，如何能不陷于时而自轻自贱、时而自傲自大的颠三倒四？
比如，有极端民族主义者居然提出“光荣孤立论”。这样的独辟蹊径，大概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其不着四六，甚至比同时对抗美苏两强的毛时代还要癫狂。毛尚且知道收买第三世界的无赖小国，在挺不住时也要联美抗苏，何况在极权主义已经日薄西山的全球化时代，就连死硬的金正日都要参加六方会谈，中国已加入WTO且中国经济的国际依赖度日益提高，中共党魁也巴不得被西方大国接纳，新左派们也要四处炫耀自己接受过西方大学的邀请，无数愤青更要依靠互联网来倾泻仇恨……如何“孤立”且“光荣”？
用“潜流”来描述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我以为并不准确。事实上，在曾经具有强大的“华夏中心”传统的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过程，始终伴随着强大的民族主义诉求：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维新派的“立宪救国”，孙中山的“驱逐鞑虏”，毛泽东的“反帝反修”，民族主义思潮从来不是什么“潜流”，而一直是由屈辱和自傲的口水煽起“浪峰”。20世纪初，“西化”和“反传统”的新文化启蒙运动的“五四”，其影响远不如“抵抗外辱”和“反帝”的爱国主义运动的“五四”。改革开放以来，八十年代的文化大论战中，《河殇》掀起的“蓝色”波澜，远不如女排五连冠掀起的“振兴中华”之巨浪。也就是说，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并不完全是六四后的变化，八十年代已经开始兴起并渗透到所有领域，比如：文化界的“寻根热”和大众中的“气功热”，还有“女排热”在大学生中煽起的民族复兴的激情。在初露峥嵘的大众文化领域，民族主义狂热的表现决不次于九十年代，“雄狮猛醒”和“巨龙腾飞”成为最流行大众文化的主题。甚至八九运动中的各派政治力量，也都用“爱国主义”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可以说，迄今为止的中国现代化过程有多长，爱国主义在公共道义上的霸权历史就有多长。
然而，吊诡的是，不断煽起 “浪峰”的民族主义思潮，一遭遇真枪真刀的现实，马上露出口水泡沫的“小”来：传统家国一体和现代党国一体，使中国式民族主义最终皆要落实为爱政权。“爱皇帝及其家天下”和“爱领袖及其党天下”，就是最大的爱国。所以，无论成吉思汗的马踏中原还是清兵直破山海关，也无论是列强火烧圆明园还是日本人建立满洲国，越是遭遇外强入侵而需要同仇敌忾之时，国人的爱国就越犬儒化和阴谋化，口头上的爱国巨人转眼就变成小小“良民”。更关键的是，那些有野心的政客大都趁机挑起内乱并乱中夺权。所以，“攘外必先安内”也必然变成政权的一贯选择。看看中国爱国教育中列举的爱国名将，有被奸臣杀掉的抗金英雄岳飞，也有扣押抗日领袖的败将张学良。素有帝王之志的枭雄毛泽东，之所以从延安油灯变成普照中华的红太阳，就在于他很善于玩弄对外敌保存实力而对内敌穷追猛打的夺权策略，美国可以在二战中帮助中国赶走日寇，却无力在内战中帮助蒋介石战胜毛泽东。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国力军力的持续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以国家主义为导向的民族主义也随之日益高涨，已经由防御性的怨妇诉苦发展为进攻性的泼妇骂街，反美反日反台独成为民族主义的三大发泄口；大国外交、赶超美国和伟大复兴成为民族主义的三大目标。于是，境内外都有人不无担心地指出：当下的中国似乎具备了变成法西斯国家的全部因素：高速发展的经济、日益增强的国力军力、权贵资本主义、独裁政权……都在纵容着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正走向法西斯主义。
然而，我并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能够发展为行动上的法西斯。因为，在独裁制度之下，民族主义思潮发展为法西斯主义，需要硬实力和软魔力的双重支撑：硬实力是迅速攀升的国力军力和国际地位；软魔力不光是民族主义本身的致幻作用，还必须满足如下条件：1，绝大多数国民抛弃小集团的和个人的利益，而无条件地认同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的优先性。2，通过意识形态灌输来持续强化称霸世界的野心，使国民陷于终将成为世界霸主的神话之中。3，魅力型救世主的出现，他是具有足以左右人们大脑和行为的极权者，同时被塑造成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化身，最后变成全社会的图腾，对民众具有梦幻般的麻醉性，能够赢得全民族的狂热效忠。只有这样，他才能自上而下地煽动起极为危险和富于侵略性的群体意识。
同时，民众对以上三者的自发相信要达到中魔化的程度，中魔到把民族主义幻觉就当成现实来接受和认同。救世主为了民族复兴的每一次出场，皆能带来盛典般的狂热欢呼，营造出一种民族主义的集体幻想，使全民陷于中魔化癫狂，仿佛整个国家是在上帝化身的带领下，正在创造一个千年不遇的复兴神话。也只有在独裁救世主的蛊惑下，国家利益和民族复兴才能变成全体国民的神圣图腾，民族主义才能变成人人争相吸食的精神毒品；只有整个国家驯顺于魅力领袖的梦幻般的命令和指挥，在思想上变成弱智，在视野上变成井底之蛙，民众才能变成瞪起血红眼睛的好战分子，才有可能产生一种自愿为国捐躯的崇高感，完全抛开具体的个人利益而投身于抽象的国家利益，投入到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圣战之中。
虽然，当下中国的硬实力确实有较大的提升，但与外部世界的对比，中国的实力还无法支撑起一个法西斯主义，而且还差得很远。何况，中国经济发展的极端畸形，本身就包含着众多不确定的深层危机，政权及其官僚们又患上普遍腐败和全无诚信的精神癌症，非但无法赢得民众的自发效忠，反而其合法性正在民意中日渐流失。
更重要的是，中共政权在软魔力方面已经一塌糊涂，国人在价值选择上的泛滥成灾的偏好，既不是压倒性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更没有对希特勒式或毛泽东式救主的狂热崇拜，而只有已经膨胀到畸形的经纪人理性——个人利益至上。国家和个人的行为方式已经变得越来越机会主义。从最高决策层的大国外交，到精英层的国家主义、新左派的毛主义或保守派的儒教王道，再到底层愤青的仇恨心理，民族自尊和爱国狂热仅仅是国民意识的表层，而真正主导国人行动的利益权衡，决非为党为祖国为民族这类抽象的整体利益，而是个人私利最大化和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厚黑哲学。这种对世俗化个人利益的压倒性偏爱，必然导致国人对一切神圣价值的蔑视。在国人的心中，已经没有任何神圣之物了：宗教信仰不是，国家利益不是，政治领袖就更不是。无论是死的还是活的，中共历任党魁非但不再神圣，反而早已沦为“新民谣”和“政治笑话”中的丑角。
从中共决策层来说，权贵们关心的最大利益是维护独裁权力的稳定，维护稳定的核心利益是维护权贵们的既得利益，不仅要保住已经暴得的既得利益，也要为继续扩大既得利益而保驾护航。事实上，中共现政权鼓吹的爱国主义和纵容民间的民族主义狂热，更多是对内的宣传和灌输，即出于弥补合法性匮乏的需要，否则的话，便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共在对外关系上，始终保持着现实的克制和低调。为什么一当民间的民族主义狂热可能影响到政权稳定之时，当局就要坚决压制，而决不会任其泛滥。
无论如何，中共都不希望与美国闹僵，更不希望台海开战。即便假定美国不会武力介入，仅仅后院起火的巨大隐患和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也将造成对现政权稳定的致命威胁，威胁政权稳定必定威胁权贵利益。现行当权者也的确很怕台独，台独将把中共逼入“打也是死”和“不打也是死”的死胡同：打，在当下的国内外局势下，肯定打不起；不打，将在国内外信誉丧尽。所以，中共对台对美政策的核心，绝非一定要统一而是尽量“维持现状”。而少数整天喊打的鹰派，不过是“末班车”焦虑烧红了眼，生怕赶不上“最后的晚餐”，急不可耐地挤进分赃游戏，不择手段地多抢一些份额。攸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两岸统一，正好作为牟取小集团及其个人的私利的口实。
从精英层和大众层的角度看，公开发言与私下言行相分裂的犬儒化生存方式，也必然左右着大陆的民族主义。满口民族大义和一肚子个人计算的分裂，使国人的爱国更多地变成口惠而实不至的作秀。在不危及私人利益的前提下，尽可以高喊爱国口号和宣泄对美对日对台独的仇恨，尽可以在官方的默许下去日本、美国的驻北京使馆前喊几句口号，尽可以大骂陈水扁、布什、小泉，尽可以把语言暴力加诸于“一夜美国人”和“对日新思维”，尽可以对女影星赵薇实施网络意淫和语言强暴，尽可以发誓不惜血洗台湾，甚至尽可以弄一艘简陋的小船登登钓鱼岛……而一旦涉及到自身利益，爱国的精英和愤青就决不会考虑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不会为了爱国而向怕美媚美的现政权挑战。有太多的权贵家族早已把、正在把亲属和大量资产转移到美国，也有太多的爱国愤青早已登陆美国，正在准备赴美的愤青也不在少数，北京秀水东街美国使馆前排队申请赴美签证的队伍长龙依旧。当然，谁也不能阻止他们拿到绿卡或美国护照后再回来爱国，正如没人能够阻止自称三次拒绝美国护照而最终还是拿了美国护照的阮次山先生成天在凤凰卫视大谈他的“爱中国主义”一样，似乎他早就忘记了自己已经是宣誓效忠星条旗的美国公民。
对那些管不着中国愤青们的国家，愤青们的喧哗和骚动似乎足以搅动太平洋；而当爱国狂热涉及到与中南海之间的关系时，愤青们就显得低调克制和遵纪守法，狂热的狮子在瞬间变成温驯的羔羊。伊拉克战争期间，反美愤青们曾发起被当局默许的声势浩大的网络签名信，然而，他们准备在美国驻京使馆前举行上千人的示威游行，却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理由取缔，他们便没有任何抗议地偃旗息鼓了。在保钓运动中，七名登上过钓鱼岛的爱国者，曾经在出发前、航行中、登岛后、被日本警方带走时……一路高昂着视死如归的头颅，但当他们被从日本遣送回国时，一下飞机就被上海警方带走，他们那高昂了一路的头颅便无声地垂下。原来准备的再次登岛被取消，献给爱国英雄的盛大欢迎会也没举行，七位登岛勇士更是无声无息。
中国的民族主义狂热，在伸张神圣的民族大义时，也没有内在的自信和内心的明亮，反而尽透着阴暗的精明、理智和计算。一边爱国一边移民，一边反美一边转移资产，爱国已经爱到心口不一、言行背离的乖巧，也算是一种成精的爱国化境了！美国籍的凤凰卫视首席时事评论员阮次山，已经多次用自己的现身说法，为国内愤青树立了犬儒化爱国的榜样。
换言之，中国最容易走上法西斯道路的时期是毛泽东时代，尽管那时的国力很弱，但国人在精神上已经深度中魔；而非后毛泽东时代，尽管国力在逐渐增强，但国人大都变成精明的犬儒。何况，官方媒体对民族主义的纵容和对自由主义的封杀，与境外的“中国威胁论”一起，放大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所以，民族主义狂热在言辞上正在走向法西斯主义，固然值得警惕，但也要认清这种狂热的泡沫化对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误导。
一 世所罕见的政治化奥运
二战后，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城市申请奥运会的主办权，在政府主导、民意动员和资金投入等方面的操作上，可以与北京申奥相比；同样，任何国家的任何城市的申奥成功，也都不会象此次北京申奥成功这样，进行如此广泛的政治操作和全民动员，掀起如中国这样的罕见民族主义狂潮。即便是80年代的前苏联和南韩急需主办奥运来证明自己，也没有表现出今日中国的奥运民族主义癫狂。
北京申奥成功的那个夜晚，拥挤的人群、挥舞的国旗、激动的泪水、几乎把嗓子喊劈了的欢呼，中国似乎变成了沸腾的民族主义大锅，北京一百多万人上街欢庆，全国主要大城市彻夜狂欢；中共最高决策层的全体成员，不但出席中华世纪坛的庆祝大会，并在民众狂热的感召下，临时决定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民同乐。一时间，“实现百年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西方反华势力的破产”……等口号铺天盖地。而支撑着这种狂热情绪的，正是“百年耻辱”和“东亚病夫”的历史所固化的雪耻情结和自卑心理，更是大国崛起的的强国心态的和称霸野心。在其他方面的成就还不足以作为傲视天下的资本时，体育比赛中的胜负作为一个泛政治化民族化的象征性符号，负载了过于沉重的强国梦想。
自从中共执政以后，体育就变成了一党独裁的政治工具。在毛泽东时代，民族主义凝缩在“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这句口号中。中国乒乓球的崛起和原子弹的升空，一起作为这口号的最好例证，植入每个中国人的梦境。中国乒乓球队在六十年代的骄人战绩，是我们这代人摸不去的记忆。我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习打乒乓球，至今还能清晰的记得当年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大红标题“庄则栋大胜高桥浩 李莉勇克关正子”（高和关都是日本著名选手，曾获世乒赛冠军）。毛泽东想成为世界领袖的野心，靠“解放全人类”的病态乌托邦意识形态说教来支撑，他不顾国情和国际局势，对外盲目地同时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用输出革命的外交战略来收买和支持第三世界，特别是那些“有奶便是娘”的无赖小国；对内，只能是在全封闭的状态下没完没了地折腾本国人民。直到苏联在政治上军事上对中国的挤压使毛泽东无力承受之时，他才放弃解放全人类的乌托邦和称霸野心，以实用主义的态度与美国结盟。于是，在世界独占熬头的中国乒乓球，再次充当了毛泽东的外交工具。
在邓小平时代，民族主义凝缩在“振兴中华”的呐喊声中，中国女排的崛起以及五连冠，1984年洛山矶奥运会的金牌零突破，受到党中央的高度嘉奖和全国民众的热烈欢呼。北京大学等高校大学生在自发的为女排的胜利而欢呼的狂热中，率先喊出“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的口号，敢于拼搏的“女排精神”立刻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教材向全国推广，成为各行各业学习的典范。由于八十年代正是大陆的改革开放最为有希望的时刻，也是中国从全面对抗的外交走向全面交往的外交的时代，邓小平在国内外的声望如日中天，并获得了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的美国的承认。刚刚打开的国门让中国人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洋景中，看到了另一种美妙的生活，西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那时的大陆中国，虽然也有“振兴中华”的情结，但是基本上是一种“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学习心态，主要强调正面的对外开放，而很少有反对美国及西方霸权的号召。
六四大悲剧的发生，使人权问题成为中外关系中最为醒目的冲突焦点，特别是以对美关系为主轴的外交战略严重受挫。它不仅是中共在政治上思想上对内加强控制的转折点，也是对外交往的转折点：由走向全方位的改革和开放，收缩为只在经济领域继续改革开放，而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则以“反和平演变”和反霸权为主。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也由以支持为主转向以遏制为主，起码是经贸上的往来和政治上、军事上的遏制并行。正是由于六四之后中国在国际上面临着改革以来的空前困境，也由于邓小平本人的实用主义，所以邓小平制定的“决不当头”的韬晦之策，成为大陆对外关系的主导。在这种内忧外困之中，中共继毛泽东的“乒乓外交”之后，再一次打出了体育牌，对1990年亚运会的极力张扬和之后的申奥决策，都是体育外交的重头戏，以至于，为了申奥而释放了著名政治犯魏京生和徐文立。但是，由于距离六四大屠杀太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强力阻挠，导致1993年申奥的失败。于是，百年耻辱和反华势力的延续又有了新的例证，国内掀起了改革以来的第一次民族主义思潮，它的官方说辞是反对美国的单级霸权，它的大众化版本是风靡一时的《中国可以说“不”》，它的知识精英理论范本是以“拒绝西方话语霸权”为号召的学术本土化呼唤和东方主义热。
江泽民时代，随着元老集团的自然消失和江泽民的个人权力的上升及巩固，正如江核心不断提出新的理论来代替毛思想和邓理论一样，在民族主义不断高涨的鼓荡下，江核心也提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新口号，以代替毛时代“站起来”和邓时代“振兴中华”，江泽民屡屡在重要的公开讲话的结尾，以突然高亢声音喊出这句誓言。同时，中共的外交虽然基本上延续邓的韬晦方针，但是江泽民越来越想成为大国元首，逐步以大国外交取代了邓的“韬光养晦”，抓紧参与国际事务和提升军力。96年的大规模对台军事演习、97年的香港回归和出访美国、98年克林顿的访华以及与俄罗斯的结盟……成为江核心主政后的展示大国外交的重头戏。
但是，江核心除了在全世界留下众多笑柄的作秀之外，并没有给大陆的外交困境带来实质性的改善。由于苏东旧体制的全面崩溃及亚洲国家自由化民主化进程的加快，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的加速普及，在全球推行人道主义的经济制裁及军事干预的成功，台湾第一次全民大选以及后来的政党轮替的成功……使大陆的一党独裁政权日益陷于道义上和实力上的双重劣势之中。
基于此，中共越来越以民族主义为意识形态的核心，不放过每一个可以提升爱国主义情绪的机会，全力宣扬和纵容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民族主义思潮，使之愈演愈烈。而在外部，对美的大国外交不断受挫，1999年使馆被炸变成新的国耻，反美反西方情绪再一次掀起高潮；同时，由于江核心在此涉及国家主权的严重事件中，除了对内的煽动之外，对美国并没有表现出大国所应具有的强硬姿态，使民族自尊备受打击的民众对江核心的外交政策的不满日益加深。接着就是布什新政府的上台，一改克林顿政府的对华外交方针，把“战略伙伴”变成“战略对手”，把全球战略重点移向亚洲，对中共政权形成围堵之势。恰在此时，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尽管江核心遵照国际惯例对撞机事件的低调处理在外交上是明知之举，却使大陆本来已经非常狂热的反美情绪再一次受到压抑，进一步加深了因使馆风波而凝结的国耻。于是，大陆的官方和民间都把对外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申奥上。
象中共执政以后一直把体育作为政治统治工具一样，申奥又一次作为对外的政治王牌被打出，中共政权想以申奥来达到提升威望和巩固政权的政治目的，民众以申奥来宣泄由93年申奥失败开始越积越深的民族耻辱。所以，此次申奥，中共全力出击，不但采取了一贯的以经贸牌应对政治压力的策略，首次聘请世界著名的公关公司进行策划和包装，甚至对国际社会作了改善人权和言论自由的承诺。而志在必得的背后，是再也输不起的恐惧。
因此，申奥的成功同时满足的官方与民间的急切期待，使最需要国际社会肯定的江核心和大陆民众，得到了一份来自国际奥委会的丰厚奖赏。如果这份高度政治化的体育奖赏，真正如主流国际社会所希望的那样，能够促进中共政权在政治上的改革，使之逐步接受“人权高于主权”的世界新秩序，加快融入人类主流文明的步伐；能够校正大陆民众的自卑和自傲、媚外和仇外相混合的病态民族主义，使之逐步走向健康的民族自尊，以平等和宽容的不卑不亢的心态面对世界，那么，这次世所罕见的政治奥运就将创造一个政治奇迹。
然而，大陆目前的现实并没有给人以如此乐观的信心。就在申奥成功的狂热还未完全冷却之时，中共就在北京举办旨在加强打击F的大型“反邪教展览”，媒体中充斥着歌功颂德和民族主义的高音，中共也并没有作出多大改善人权的姿态（释放李少民与申奥无关），即便中共因此释放几个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知名政治犯，只要中共政权依然不能善待最广大的普通民众，不能有效地约束政府的极度挥霍和执法者借奥运来滥用权力，不放松对媒体、言论、民间结社和公民上访请愿的压制，不通过修宪使私有化真正合法化，不切实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不放弃陈旧的户籍制度来改善广大农民的受歧视境遇……政治奥运为世界带来的就是极度的失望和沮丧，中共借申奥获得了新的政绩资本，有利于巩固一党独裁；中共权贵们借此大发奥运横财，民众的病态民族主义也因此而愈益膨胀，使政治奥运变成劳民伤财、扰民害民的腐败奥运。
换言之，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可谓世所罕见的政治奥运，同时满足的官方与民间的急切期待，官方似乎创造了巨大政绩，民众的病态民族主义得到了自卑转向自傲、媚外转向仇外的宣泄。
二 金牌政治对文明的污染
大陆媒体的奥运报道，一向大肆宣传金牌爱国主义。对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报道也不例外，中国代表队连续几天金牌数第一，变成了歌功颂德和民族振兴的花腔高音，也变成了为2008年北京奥运的造势大会。
竞技体育具有古老的历史，向来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它不仅有助于人类的身体健康，更典型地体现了两种普世精神：1，它是和平的自由竞争，体现公平竞赛和优胜劣汰的普世精神，金牌就是对这一普世精神的最高奖赏；2，大型国际体育比赛，有助于人类之间的交流和友谊，特别是奥运会就是全球一家的最好象征。
同时，国际体育竞赛还具有正面的民族主义功能，它能够向世界展示一国的综合国力、文明水平，展示一国国民的精神面貌，也能够激发民族自豪感和增强民族凝聚力。所以，在大型国际比赛中，希望本国运动员多得金牌，为本国运动员夺金叫好、甚至在国旗升起的瞬间流泪、或在感情上出现某些狂热的瞬间，乃天经地义之事。
然而，在商业化和民族主义并行的现代世界，金牌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体育精神，金牌多也并不能完全代表某一国家的文明水平。首先，体育精神常受到政治的污染，在某些政治制度和民族精神都不健全的国家，普世的体育精神往往被阴暗而狭隘的政治民族主义所利用，金牌的耀眼闪光变成了独裁者们煽动自傲性、仇恨性的民族主义狂热的工具。比如，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和前苏联及东德，都曾经是世界体育强国，但其极权制度却远离人类文明，现在的中国亦如此。其次，在世界的范围内，体育精神不断受到过分商业化的污染，兴奋剂丑闻就是这种污染的典型。
毫无疑问，与商业化对体育文明的伤害相比，政治民族主义化对体育文明的伤害更大，特别是在世界性体育盛会变成独裁者进行自我宣传的工具之时。被希特勒利用的1936年柏林奥运会，是纳粹德国崛起的标志，三年之后，德国公然入侵波兰和捷克，接着是二战的血腥和种族大屠杀接连发生1980莫斯科奥运会。当时，正值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半个世界抵制了莫斯科奥运，使那次世界体坛盛会变成了另类冷战战场，也变成了共产帝国的自家竞赛，极大地损害了奥运精神。
（一）奢侈的金牌体育
中共执政后，体育就是中共政权的垄断行业，各级体委都是政府部门，所有的教练员和运动员都靠国家来包养，即便今天的大陆体育免不了金钱的诱惑和商业的侵蚀，但是执政党主导体育管理部门和重大体育活动的传统，并没有实质性改变。
中共政权为了在奥运上争金夺银而投入大量资金，出台了“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建立一支人数高达17000名专职运动员、4900名专职教练员的庞大奥运兵团。之后，中共体委又推出“119工程”，为了在田径、游泳、水上等金牌弱项中尽快赶上。所谓“119工程”，即在奥运的亮点项目上争取119枚金牌。
由此，中国备战奥运的资金投入也不断翻番。1988年汉城奥运投入每年10亿元，四年共40亿元；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每年30亿元，四年120亿元；2000年悉尼奥运每年50亿元，四年200亿元；雅典奥运会资金投入也超过200亿元，以30块金牌计算，平均每块金牌的投资7亿元人民币。如此奢侈的金牌，无人统计过是不是世界之最，但作为对比，体育大国俄罗斯备战雅典奥运的投入，每年只有33亿卢布，相当于4亿人民币。中国比俄罗斯整整高出50倍。
中国将于2008年举办奥运会，据称预算高达350亿美元，肯定是奥运史上破纪录的投资。2000年悉尼奥运，澳洲政府仅投入3.2亿美元；今年的雅典奥运，希腊政府投入70亿美元，其中还包括欧盟给的补贴，但希腊百姓仍然抱怨政府花钱太多。
中国的“奢侈金牌奥运”，不仅在第三世界绝无仅有，即便与发达国家相比，也堪称“豪华体育”。然而，亿万普通国人根本享受不到这样奢侈的国家体育。因为,体育在中国是用高墙封起来的国家化贵族化的特权，而基本上与提升百姓身体健康无关。体育腐败的愈演愈烈和90％金牌运动员的一夜暴富，也使体育资源分配上的两级分化日益拉大。仅就国人人均占有体育资源的两极分化而论，国家对奥运的巨额投入超过当今世界上的任何国家，而目前中国的人均占有体育用地仅为0.006平方米，而且，数量超过60万个的各类体育场馆，67%归教育部门所有，25%归体委等系统所有，真正的公共体育场馆不足7%。城镇百姓大都只能在公园里和马路边锻炼身体，广大农民几乎就与公共体育设施无缘。
在依然贫困和两极分化日益拉大的中国，中共政权之所以巨额投入奥运金牌，显然是源于金牌政治的需要。“金牌崇拜”的背后是官方的政绩需要，也是煽动狂热的民族主义需要。
（二）金牌政治的龌龊
中共之所以巨额投入奥运金牌乃源于金牌政治的需要，1949年后的中国体育史，就是体育变成独裁政治工具的历史。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改革开放以来，体育与狂热的民族主义结盟，从来都是中共政权实施统治的工具，而非国家文明水平的展示。体育被用于洗刷“东亚病夫”耻辱和重振“天朝大国”霸权的民族主义目的。
在毛泽东时代，体育的政治化象征是所谓的“乒乓外交”，60年代靠小小银球来扬国威、壮民气，70年代靠中美乒乓球友谊赛来恢复中美外交。在邓小平统治的80年代，靠中国女排的五连冠来“振兴中华”，主攻手郎平被国人誉为可以砸烂世界上任何对手的“铁榔头”，以擅于拦网著称的周晓兰被国人誉为能够抵御任何对手攻击的“网上长城。”北京大学学生走上街头，率先喊出“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的口号，“女排精神”立刻变成官方爱国主义意识形态向全国推广，成为各行各业学习的典范。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不但实现了金牌的零突破，且获得15枚金牌，位列第四，国人的民族主义狂热遽然高涨，兴奋地高呼：“许海峰捅破了一层叫做‘东亚病夫’的纸，……一个积弱百年的大国，经历生死涅槃之后，这个东方巨人在1984年的洛杉矶宣布克自己的醒来。” 当时还有国人高呼：“中国准星瞄准世界超强！”
奥运及其金牌在中国就变成了政治民族主义，以金牌为核心的爱国主义宣传，金牌的多寡象征着国力的强弱和民族精神的优劣。
历史如此，现实亦如此。
前不久结束的足球亚锦赛，再次凸现了政治民族主义对中国体育和民族精神的双重伤害。中共默许下的民族情绪不断强化，先是亚足联主席维拉潘批评开幕式上中国观众的不文明，引发中国球迷的强烈反弹，致使维拉潘不得不出面道歉；接着是在重庆赛区演出民族主义丑剧，引来日本政府的不满；再接着是中国队队员和亿万球迷的仇日狂热，把中日决赛引向了政治民族主义的歧途。在中日决赛前的公开采访中，中国国家队守门员毫不顾及地使用“小日本”的污蔑性言词，刺激着中国球迷本来已经狂热的仇日情绪，致使赛前气氛陷于剑拔弩张的紧张。所以，等到中日对决之时，官方出动大批警力以防骚乱，近五万名武警和公安戒备着七万个座位的北京工人体育场，远远超出任何国家在此类赛事中的警戒水准。然而，即便如此，中国队的失利仍然导致上万狂热球迷的骚乱，对日本球员大泼暴力语言，焚烧日本国旗，围堵日本球员所乘大巴，打碎日本使馆小轿车的后车窗……足球赛最后演变为政治化的外交风波。北京市公安局还不得不致电日本驻中国大使馆表示道歉，中国驻日本大使武大伟也向日本外相川口顺子表示“遗憾”。以至于，国际社会不断出现对中国举办奥运的前景表示质疑。政治民族主义这柄越来越寒光四溅的双刃剑，在不断对外闪亮的同时，也越来越回刺向中共自身。
如果中国的独裁体制不发生实质性变化，中国的民族主义不能逐步走向不卑不亢的民族自尊，不能以平等和宽容的心态面对世界，那么，那么，2008年的北京奥运不能不令人忧虑。政权借奥运提高声誉，权贵大发奥运横财（前不久公开的审计报告指出：国家体育总局将1.32亿奥运专项资金挪用于职工福利），病态民族主义被奥运泡沫鼓胀得愈加畸形，北京奥运就很可能变成政治民族主义奥运，既劳民伤财又扰民害民。
在高度政治化和奢侈化的奥运上，即便金牌数不断再创新高，但中国也只能止步于“金牌大国”，而不可能成为“文明大国”。
三 警惕金牌变成精神鸦片
奥运时期的中国媒体，看不见运动，看不见奥运精神，看不见人的价值，甚至看不到民族尊严，满眼是金牌，除了金牌，还是金牌！
回国的中国奥运代表团走下飞机时，似乎不是一个个活人，而是一块块金牌；先是中国媒体上满眼金牌以及金牌的昂贵价格：金牌兑换来“民族英雄”之名，金牌兑换成大把奖金，金牌兑换成政治荣誉——男的变成“五一奖章”，女的变成“三八红旗手”，还要获得胡、温等党政高官亲自接见，这可是救主施舍给臣民的政治金牌。
32枚金牌的历史性突破，与其说是中华民族赢得了民族荣誉的金牌，不如说是中共政权又赢得一枚政绩金牌。正是这种奥运金牌被塑造成政权金牌的感觉，使我多少了解了自己看奥运直播时的感觉。
110米栏的12秒91，刘翔跨出破奥运记录、平世界纪录的好成绩的瞬间，正看电视直播的我，从座椅上跳了起来。
万米金牌争夺战中，赛前不被看好的中国姑娘邢惠娜，在最后的冲刺时刻，她突然加速，力压埃塞俄比亚的集团战略而一举夺金，更令我激动不已，甚至眼睛有些湿润。
然而，央视直播员那近于失声的叫喊，刘翔在领奖时的举动，却让我感到恶心：一步跳上金牌领奖台，将准备好的国旗高举过头顶展开，那种夸张做作的表情，似乎他一个人带领着中国，把整个世界甩在身后：“亚洲有我，中国有我”。之后，央视的画面上几乎全是刘翔的面孔,而只有很少对邢惠娜的采访。
看中、俄女排决赛，中国队在2：0落后的困境中，连赢三局获得金牌，电视机前的我和妻子，再次被女排姑娘在逆境中的顽强所感动，也为俄罗斯主攻手、那个占据世界女排的第一高度的年轻姑娘的泪流满面而惋惜。比赛结束后，我和妻子还评点了一会儿这场扣人心弦的金牌争夺战。
这样的决赛，体现了“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为观众带来了紧张中的惊奇和愉悦。
然而，今晚央视的新闻联播以大篇幅宣传女排夺冠，紧接着《焦点访谈》又做了女排夺冠专辑，回顾女排的昔日辉煌，重提八十年代的“老女排”精神，高调赞美“新女排精神”。整个节目极尽煽情之能事，地域横跨中国的东西南北以及港澳，职业涉及方方面面，年龄纵跨白发老人、青年学子到红领巾少年，女排训练基地的人，女排队员的家人和家乡人，观看这场比赛的人，大街上面对央视记者的人……人们跟着记者和主持人的引导，大都表情夸张、声音颤抖，也有人面对镜头发誓学习女排精神的语调，透出一股恶狠狠的劲头。
央视报道女排金牌，自然不会放过北京大学的学生，因为正是他们在八十年代最早喊出“学习女排，振兴中华”口号。所以，央视特别突出了北大学生的激动反应。镜头中的北大人，显然是事前有所准备，一律穿着印有红色“北京大学”字样的白色体恤，个个激动地赞美和发誓。当年，北大学生提出敢于拼搏的“女排精神”，立刻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教材向全国推广，成为各行各业学习的典范。今天，中共宣传又在重演昔日的一幕。看来，老北大精神早已荡然无存，北大的诸多教授、研究生和本科生，越来越堕落为“帮闲工具”。
央视报道以高亢的语调煽动说：女排赢得的，不仅是一枚金牌，更是民族精神！这种不遗余力的民族主义煽动，让我顿感吃了一只苍蝇，扫尽了我昨天看比赛时的兴奋、紧张和愉悦。
中共体育，不但是挥霍民脂民膏的奢侈的金牌体育，而且金牌被用于洗刷“东亚病夫”耻辱和重振“天朝大国”霸权的民族主义目的。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每一个受到世界著名的中国体育明星，无一不被作为中国崛起的象征：
“马家军”培养出的中长跑运动员王军霞，获得过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双料连续冠军，创造了万米的世界记录，还获得象征田径最高成就的“欧文斯奖”。国内媒体高呼：“东方神鹿的速度和耐力正在征服世界！”
篮球运动员姚明进入美国NBA且成为火箭队首发中锋，被大陆媒体誉为“中国高度征服了美国。”
此次百米栏选手刘祥在2004年雅典奥运上获得110米栏金牌，实现了中国田径在短跑项目上零突破，国内媒体一致惊叫：“中国速度征服了世界！”
毛泽东时代的“乒乓精神”、邓小平时代的“女排精神”，江泽民时代的“奥运精神”，如今统统变成金牌精神，如同“小康精神”统统变成“金钱拜物教”一样，中国的奥运金牌也是“金钱拜物教”的产物。官方对奥运的投入越来越多，体育腐败也就愈演愈烈，靠纳税人的钱堆出来金牌运动员中，大都能一夜暴富，象其他领域的两极分化一样，体育资源分配上的两级分化也日益拉大。
总之，体育是中共独裁统治的工具，而非国家文明水平的展示；当金牌变成国人的精神图腾之时，金牌也变成了国人的精神鸦片。
四 神五升空后的虚拟和真实
“神五”升空，吸引了所有中国媒体，电视上的特别节目，报刊上的头版、通栏、专版、特刊，广播中的新闻专题，都在报道胡锦涛和温家宝对太空人的鼓励、关怀、感激，说宇航员的选拔和训练及其成长过程，说航天技术及载人进入太空的历史，说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飞天梦，说中共几代领导人如何关心航天事业，说中国航天界如何奋发图强，说此次飞行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说世界舆论如何关注“神五”升空……加上新闻播音员和主持人的话剧腔调和激动表情，毛泽东时代的新闻大抒情传统全面复活，早已准备好的全国各地的欢庆，各阶层人士的表态化喜悦，以至于，此前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居然在大陆媒体上被完全边缘化。
媒体关注“神五”理所当然，但为了“政治正确”而关注到大幅度失真的程度，就会适得其反。虽说大多数国人会为“神五”成功高兴，但决不会兴奋到媒体渲染的狂热程度，因为中国早已远离了全民狂热的时代，甚至已经患上了“时事冷淡症”。人们大都不关心宏大的事物和主题，不关心国家利益和党中央号召，他们更在乎那些与切身利益相关的事物。然而，如果只看这两天的大陆媒体，会以为中国回到了毛泽东时代，原子弹爆炸和东方红卫星升天，那种全民欢腾和举国同庆的场面，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人记忆犹新。那种狂热，既有解放全人类的共产革命理想，又有中国人站起来的扩张型天下主义情结。
离开电视、放下报纸、关上广播，走进现实生活的人群中，那种亲历到的感觉与媒体上的报道就完全不同。我在15日和16日这两天，碰到过几十个人，除非我开口问及，几乎无一人向我主动谈起“神五”升空。坐在家中看电视新闻的，没有激动；街头报摊前的，没有惊叹；饭局上胡吹山侃的，讲的仍然是黄色笑话和生意经；开着出租车的，依然辛苦地挣钱。当我问司机对“神五”的感受，他回答：它升它的空，我开我的车，那都是当官的事儿，与我们平头百姓有啥好处？又不能少交‘份钱’。
所以，无论新闻播音员和主持人的声音多么激动，也无论报刊版面做的多么煽情，也无法使普通国人激动起来，或声音颤动或热泪盈眶。
再看网络，虽然民族主义情绪弥漫bbs，甚至偏激、极端、狂热的言词也不在少数，但是对“神五”升空有所保留、有所置疑、有所反思的网民，也绝非凤毛麟角。这类反省性言论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1，昂贵的载人航天技术与整体国力的弱小、普通民众的贫困、大量职工的失业、广大农村的凋敝、教育投资的不足……完全不相称。中国最需要的是雪中送炭，为什么专干这类花24亿美元的锦上添花，还不是为了当政者的面子！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就如此提问：“为什么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可以资助20亿美元的航天项目的时候还需要国际援助？”
2，“神五”激发不出真正的爱国主义：一来前苏联和美国早就完成了载人航天，中国落后三、四十年，在技术上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二来政府对真正来自民间的爱国运动，如对日索赔、保钓等行动，向来漠不关心甚至压制？说穿了，爱国主义只是中共统治的工具，即“为了政权而非为了国家和人民的爱国主义”。
3，在国力不足的情况下，中国投入与俄、美的航天竞赛，弄不好就要重蹈毛泽东时代的赶英超美大跃进的覆辙，重蹈前苏联被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拖垮的覆辙。
4，独裁体制为集中资源提供方便，可以在尖端技术的某些领域追赶发达国家，但在善待人性的制度文明上却毫无进步，这样下去，“原子弹升空”和“地上文革”的悖论悲剧还将重演。
一方面，这是极端分裂的当下中国：媒体在天上，是响彻主旋律的虚拟舞台；生活在脚下，是多元化利益的竞争和日益分化的个人趣味的真实舞台。
另一方面，这也是有希望的中国：虚拟舞台的表演，宏大华丽却艳俗空洞，基座在不堪重负中一点点下沉，很可能等不到谢幕就已经坍塌。而国人在脚下的大地上行走，从关心自己的正当权益起步，终将在跬步的不停顿积累中，踏出一条通向个人幸福的自由之路。
一 “抹黑”中的民主启蒙
（一）2000年美国大选的抹黑
美国“出事了！”“出丑了！”
一片幸灾乐祸声中，2000年美国第四十五届总统的难产，使中共当局以为能够作为反面教材来教育一下中国人，所以，中共第一次有限地放开了媒体对美国大选的报道。与大陆媒体对台湾世纪大选的全面沉默相比，中共对美国大选真的是手下留情了：大选前的竞选辩论、特别是大选期间的种种波澜，在大陆媒体上都有空前详细的跟踪报道。
我不否认，大陆媒体对美国大选的报道被海外的许多人看成“抹黑术”的泛滥，因为中共控制下的媒体对自由国家进行颠倒黑白、歪曲事实的抹黑是必然的，这是由中共反自由反民主的本质决定的。特别是对美国，又特别是在中共驻南大使馆被误炸以后，大陆媒体几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素材来抹黑美国。比如，在对古巴男孩埃连事件的每日报道中，大陆媒体就完全站在独裁者卡斯特罗一边，指责美国干涉别国内政，不讲最起码的人道。这一次美国大选的曲折，更为中共提供了抹黑的绝好素材。只要看看一些媒体的标题就一目了然，如“美国出事了！”“越民主越乱”、“总统难产，丑态百出”、“自家大乱，还有脸指手画脚”、“小布什玩弄了世界”等等。而且，还转载了大量世界各国对美国制度的批判、嘲讽和恶作剧式的评论，有些电视台还选播了一些国外媒体上讽刺美国大选的节目，如木偶剧、脱口秀等。
但是，以现在大陆人的素质和中共政权合法性的急遽流失来看，这种抹黑也会起到另一种适得其反的效果——民主启蒙。因为在中共严加控制的大众媒体中，从未有过对美国政治制度如此大面积、如此长时间和如此详细的介绍、报道和评论，而借助于此次美国大选，美国的建国之父是怎样设计宪政制度和选举制度，以及这一制度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为什么要如此设计，为什么选举制度要保护少数，三权分立和联邦与各洲的权利关系；普选中的选举人团和选票的计算方法，法院与选举的关系；两党制的特点，两党候选人的竞选纲领，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政治倾向以及交替执政的简史；为什么会出现误传小布什获胜，美国历史上的几次选举危机以及克服危机的办法；美国制度与欧洲诸国的政治制度的区别等等——只要细心地读一下这些报道和评论，就能读出美国宪政体制和选举制度的真义。
前两天，北京电视台一套的“世界，你好”栏目，邀请专家谈美国大选，虽然标题“都是民主惹的祸”令人反感，但其内容却是在普及民主政治常识。那位专家讲的很细，连美国历史上就选举制度进行过多少次修宪辩论都有量化的数字介绍，他还说这样的选举危机如果能够达成修宪，那一定会在基本制度和技术操作两方面的更加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自由民主制度特别是美国式自由制度，在大陆也有很多正面的介绍和研究，如商务印书馆出版过几十册的《美国丛书》，社科出版社也出版了大型的《美国学丛书》，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办了专业刊物《美国研究》和通俗杂志《美国大观》），但这些大都局限于专业知识界、专业刊物和学术著作,很少与民众相关。比较通俗的关于美国政治制度的丛书是林达等人写的《近距离看美国》，通过具体个案的介绍和分析来普及民主常识，但读者群也主要局限于关心时事的知识界和少量工商领域的白领阶层。
在此次大选前，大陆民众对美国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和通俗读物，也主要局限于经济、影视、流行歌曲、NBA、先进武器等大众化名牌方面。中国大众眼中的美国，就是可口可乐、麦当劳、卡迪拉克、F-16、第七舰队、麦当娜、乔丹、泰森、盖茨、李察基尔、纽约、拉斯维加斯，就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繁荣和富得流油的生活。他们对于美国政治的了解，也就限于一些总统的名字和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行动。在中共的反美宣传中，美国曾经有过的种族歧视制度得到了最有力的传播。
所以，经济上的高度发达和政治上的超级霸权，构成了中国大众心中的美国形象。
但是，此次美国大选的难产给了大陆的媒体和普通百姓一个机会，透过抹黑的表面文章和详尽的个案报道，大量介绍民主政治的常识，使大众可以了解美国的经济神话背后的政治制度及其价值观的支撑，了解美国的政治制度怎样使世界上最自由的大国保持了社会稳定，了解总统难产的大选为什么还秩序井然。
这些天，北京人议论的主要话题之一就是美国的大选。我在餐馆里听到过几个外地口音的生意人，边喝酒边辩论美国选举制度的利弊，其热烈程度用面红耳赤来描述一点也不过分。在此之前，不要说一般民众，就是知识界也没有多少人知道“选举人团”制度和计票程序。而现在，当包括大量坚持自由主义价值观念的知识分子在内的民众，第一次通过大陆媒体知道了“选举人团”制度，知道了得票少的候选人可以当选时，美国式民主终于在大陆走出了学者的书斋和学术专著，通过传媒走向民众。这无疑是一次普及性的民主启蒙，其影响的广泛是教授们的授课和学者们的专著等传播方式无法比拟的。
看来，大陆还有许多善于利用机会的有心的“民主布道士”，因为他们知道台下也有许多有心的“民主教徒”。两者在抹黑民主的圣旨下，进行了一次普及民主常识的合作，而且合作得天衣无缝。
（二）2004年：更全面更客观更详细地报道
在伊拉克局势仍然不稳定的情况下，也在挺克里而贬布什的世界性舆论浪潮中，美国历史上动员最广的、投票人数最多的2004年大选终于落幕，布什赢了！且以较大的优势连任成功，创下自里根当选以来共和党赢得大选的最高得票率——不仅在选举人票上获得较大的优势、而且普选票上多出近四百万张。同时，共和党也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选举中获胜，以多数席位控制了两院。
就美国大选对大陆中国的意义而言，不仅在于哪个候选人入主白宫对国际局势和中美关系的影响，更在于大陆媒体对美国大选的强烈关注和大面积跟踪报道——无论是恨美国还是爱美国，无论是挺布什还是挺克里——无疑都是覆盖面极广的一次民主启蒙.仍然处在独裁制度下的国人，可以通过媒体的全方位报道来了解和学习美国民主，即便是那些仇恨美国和反对布什的爱国愤青，也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近年来，在互联网和凤凰卫视的竞争压力之下（凤凰卫视的性质如同香港的《文汇报》和《大公报》，虽办在香港，实则是大陆媒体，经常在重大时政新闻的报道上误导大陆人，特别是其首席新闻评论员阮次山，不仅竭尽能事地讨好北京，而且常常摆出言行不一的犬儒式爱国姿态。但相对于办在大陆的媒体，它们的新闻开放度毕竟要高一些），大陆媒体在时政新闻和社会新闻的报道上有所进步，比如，过去很少即时报道的各类天灾人祸，现在则大都能见诸于媒体；对某些部门和地方大员的丑闻也敢于爆光……等等。但仍然采取内外有别的政策，对国内重大时政新闻实行严格控制，而对国际时政新闻则相对开放，特别是9•11事件，大陆媒体的沉默给了凤凰卫视以绝好的机会，联线直播式的跟踪报道一下子赢得了大陆观众的青睐。
竞争的压力让大陆媒体幡然醒悟。从伊拉克战争开始，中央电视台和一些比较开放的地方台也开始采用联线直播的报道方式。对于今年举世瞩目的美国大选，尽管央视没有像凤凰卫视那样进行全程的联线直播，但也拿出不少时段来直播大选进程的关键时刻，比如，中央电视台和上海卫视都做了多小时的直播报道。
值得肯定的是，大陆媒体对刚刚结束的2004年美国大选的报道，不仅在报道的持续时间、覆盖面、深度、详尽度等方面，皆远远超过2000年的报道，而且远比四年前的报道来得现实、客观、中立，那些出现在各大电视台的学者专家，也大都能比较客观、现实地看待布什连任之后的中美关系。这些报道都配以选情的预测、选举进程的图示和专家的评论和分析；在最便捷的互联网中，新华网、人民网、中新网三大官方网站，新浪、网易、搜狐三大门户网站，也都设立了2004年美国大选专题，进行细节化的全程跟踪报道，并配以大量的照片和美国的选举地图，采取世界通用的红、蓝两色来标示布什和克里的选举战果，并列出两人选票分配的表格，使国人对选票的分布一目了然。
虽然，无论是大选前还是大选后，大陆媒体仍然忘不了抹黑，但抹黑的主要对象却与2000年有巨大差异：不再是美国的民主制度而是谋求连任的布什个人。大选前的大陆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挺克里而贬布什，布什被称为“魔头”、“凶手”、“战争贩子”、“霸权代表”、“大资本代理人”、“弱智牛仔”、“布什让美国深陷战争泥潭”、“布什让世界呻吟 让美国流血”、“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发动新的十字军东征”、“布什和拉登都是恐怖分子”、“布什是比拉登更可怕的恐怖分子”……等。在大选即将开始之前，《中国日报》发表钱其琛的文章《新世纪的国际关系》（此文最早刊登在十月十八日出刊的中共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上，《中国日报》翻译转载），乃挺克贬布的高潮：以强烈措辞对先发制人的“布什主义”提出批评，指责伊拉克战争破坏了全球反恐联盟，把美国在全世界挥之不去的种种问题归咎于“德州牛仔”的自大。由于钱本人在中共外交上的重要角色，境外舆论皆把钱的发言看过中共高层挺克贬布，以至于，在美国政府要求中共做出说明的压力下，中共新闻发言人不得出面澄清：钱本人并未授权《中国日报》发表此文。言外之意，钱的观点并不能代表中国政府。
大选之后的主流舆论，也是对布什的胜出表示失望。但大众舆论和专家解读却有明显得不同：网络舆论的主流是失望、甚至愤怒，而专家们的解读却理智而现实，特别是涉及到大选后的中美关系，大都能以现实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对布什连任后的中国政策给予乐观的估计。可以说，在美国大选期间，大陆知识界中最受媒体青睐、也是最为忙碌的学者，无疑那些中美问题专家和国际问题专家。就我知道的这类专家而言，几乎是倾巢出动，现身于各类媒体，或是电视台请来的嘉宾，或是纸媒体上的专栏作者。
绝大多数媒体对此次大选的公正性给予客观的评价；对布什获胜的内外原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包括9•11的影响、保守主义的崛起、共和党的政见、基督教的价值观和布什家族的政治遗传。即便是媒体上最极端的抹黑标题，也是采用了国际上左派媒体的通行说法：“单边主义的胜利”、“美国式傲慢的胜利”、“福音派基督教的胜利”、“世界将更加不安全”、“让老欧洲失望的选举”、“欧洲和美国将更将分裂”、“布什获胜将更加激起穆斯林愤怒”、“分裂了美国的大选”、“一半美国选民的心碎了”等。
更重要的是，大陆媒体对此次大选的报道，不仅是全方位的、跟踪式的，而且能够比较客观地介绍美国的政治制度和选举文化。也以各自的方式全面介绍了美国独特的选举制度和竞选历史。新华网在专题主页上，不但详细介绍了此次大选的每位参与者，两位候选人的政见，大选结果对世界局势、中美关系的影响，而且特别设立了两个专栏，一个是详细介绍了从1901年到2000年的百年间美国的历届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总统，另一个是详细介绍了美国独特的选举制度，小标题分别是“美国总统届、任、位的区分”、“总统最终产生的日程”、“美国共和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美国民主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民众怎样选出总统？”、“美国总统如何产生”、“美国大选知识”、“ 美国总统预选”、“美国的中期选举”、“美国选总统36轮定胜负”、“美国的总统选举团制度”、“美国宪法与美国总统的选举”。新华网上的这两个专栏的内容，也被各大网站所采用。
同时，中国派出迄今为止人数最多的赴美观选团，也成为各大媒体报道的热点之一，甚至连很少关注国际新闻的《老年文摘报》，也在11月4日转载了关于中国赴美观选团的报道。11月4日的《南方周末》用三大版的篇幅报道美国大选，其中两个整版给了中国赴美观选团事件，而且是头版头条。
由此可见，这次大面积跟踪报道美国大选，为大陆百姓更全面地了解、更深地认识和更有针对性地学习美国民主制度提供了绝佳的机会：竞选中的舆论造势、拜票过程、电视辩论，区别于其他民主国家的独特选举制度，两党政治的特点以及两党政治理念的区别，美国人对大选的态度，美国对儿童的选举教育——模拟投票，败选者的君子风度，胜选者对失败者的尊重……等等。
由此可见，无论是出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对媒体的压力，还是出于借机传播民主的动机，在“权力在官府而道义在民间“的社会格局下，大陆的媒体都要尽量在看“老板”脸色的前提下，也为争取更多的“买单者”而讨好受众，在重大时政新闻的报道和评论上寻求更大的空间。因为，靠娱乐节目开拓市场的空间越来越少，几近饱和。最有潜力的巨大市场无疑是时政节目，在新闻管制和灰色空间并存的局面，媒体即便仅仅为了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也要尽量在扩展时政新闻的报道空间上下大力气。何况，大陆媒体人的新闻良知决不甘于做“党的喉舌”。所以，在急需进行政治改革以突破跛足改革瓶颈的大陆，也像2000年报道美国大选一样，在此次美国大选期间，仍然有许多善于利用机会的“民主布道士”，台下也有许多有心的“民主信徒”，两者抓住可以公开谈论美国大选的时机来谈论民主。
尽管中共现政权仍然坚持一党独裁，不断重申不走西方式民主之路，但全球化的大势所趋和国内的民心所向，绝非后极权时代中共政权所能阻止的。现在，对于中国的转型来说，不是中国政治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过程的长短和代价的大小的问题。
因为，在权利意识觉醒的民间自发推动下，中国民主化进程已经自下而上地发生，民间财富的增长，此起彼伏且规模越来越大的底层维权反抗，六四难属的抗争，F和地下基督教对信仰自由的争取，不同政见者运动和知识分子的言论维权，互联网上的民间议政及其网络维权，传统媒体追求新闻自由的努力、民间道义英雄的不断出现……在在展示着中国社会中最具正面意义的活力，也是中国和平转型为民主国家的最大资源。所以，民主化进程的时间长短和代价大小，关键取决于中共政权能否顺应民意和大势，抓住和平的国际环境、国内的经济高增长和宏观稳定的时机，启动政治改革。
二 被遥控的排华思潮
最近，由于中美撞机事件以及中美两国政府间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冲突，从政府到民间，美国对中国的敌意陡然上升，一股视中国为最具威胁性敌人的舆论造势，通过布什总统的协助台湾自卫的强硬表态，通过新政府批准的自1992年来最大宗的对台军售案，更通过美国的主流媒体以中国威胁论的基调大面积报道和评论中国的爱国主义狂热，而传遍了全世界。在美国国内，流风所致不仅裹胁了大陆的民众，而且已经殃及到在美的华裔。这种远远超出两种制度冲突的仇华排华思潮，对美籍华人来说，其种族歧视的色彩，在造成对华裔的心理伤害的同时，也促使在美华人重新审视自己与主流社会的关系，调整自己在美国的生存方式，这对华裔在美国的将来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而对大陆和对美国却决不是什么好事。
2001年4月22日的《纽约时报》，刊载了资深记者兼中国问题专家纪思道的周末评论《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评论认为，这种民族主义之强烈和广泛，已经远远超出执政党有意煽动的范围，而成为民众自发的激进民族主义，许多大陆民众把美国视为“恶棍”，支持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主张如有必要连达赖喇嘛都该抓来下狱，以至于作者推测说：“如果中国政治更民主，那么撞机事件恐怕更难解决。”
我不知道纪思道先生的这种近于耸人听闻的推论，所依据的经验事实为何，如果主要依据大陆的媒体报道和互联网上的帖子，那就实在是低估了大陆现实的复杂性，太不了解大陆人的表达方式的曲折性，反而给人以主要根据大陆媒体提供的舆论而妄下断语之嫌。而在这种耸人听闻的推论背后，则是中共媒体宣传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事实上，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评价以及由此引发的排华情绪，虽然也有种族主义的阴影在徘徊，但是也不能排除受到大陆媒体影响的可能。
众所周知，大陆媒体完全在中共政权的严格操控之下，特别是涉及爱国主义的主题时，无论纯官方的、半官方的、民营的，还是保守的、开明的、中间的，所采取的表述方式基本一致，即都以全民代表的身份发言。官方新闻发言人说：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中国人民绝对不答应；大陆的国际问题专家说：布什政府不要低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决心和勇气；即便像《南方周末》这样以开明和敢言著称的报纸，也会在第一版最醒目的地方打出大红字体的标题——十三亿人民呼唤着同一个名字：王伟。而也是众所周知，在事实上，这些自称为“祖国”、“民族”和“人民”的代表，其发言甚至连他自己及最亲近的人都无法代表。这些抽象而空洞的口号只不过是习惯性的表面说辞，根本无法反映每天都生活在口号下的中国人的复杂性。
因为，恐怖政治使人活得过于聪明，以至于心甘情愿地活在谎言和奴役之中。
以我在大陆生活的经验，中国人生活在一种习惯性的人格分裂之中，言行不一是普遍的生存方式，私下议论和公开发言可以毫无关系，即便没有什么人事先指令和安排，一面对记者就必然下意识地进行掩饰和表演。就撞机事件来说，我曾有意识地在餐馆、在商场、在出租车上与陌生人聊天，他们对此的实际看法极为多样化，大多数人提出对王伟归宿的置疑，表示政府应该让老百姓了解真相，包括美国人的解释。而在我的熟人和朋友之中，几乎听不到民族主义的狂热叫喊。一个朋友还在大学生中进行了匿名的私下访谈，当被问道他们如果想出去留学的首选国家时，大多数人的回答是：美国。
我的这种经验，也被一位CNN驻北京的记者所证实。她说：撞机事件使那些对中国抱有敌意的美国人由反共扩展为排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并不了解中国。他们对中国的印象全部来自媒体，美国媒体又受到中共媒体的影响，大陆媒体上的言论不是老百姓的真实声音，网上言论也是经过过滤的，以至于有些人，私下聊天的看法与他贴在网上的言论之间也有很大的距离。在她采访过的人中，只有被官方定为异见分子的极少数人，才敢于表达与政府不同的看法，而其他人大都按照官方的口径表态。即便表达不同于公开舆论的看法，也不会直来直去，而是采取很委婉的说法。包括那些总在电视上露面的学者和官员，私下的看法也完全不同于公开的言论。
中国文化一直教导的做人策略，就是私下和公开的两套规则，中共五十年统治又把这种分裂的人格推向了极端。因为，大陆人长期的恐怖政治和谎言灌输之中，导致两套语言，一套用于公开表态，一套用于私下交流。而这种活生生的人格分裂才是中国人的有血有肉的生活。没有长时间地置身于其中的外国人是无法体验到的，也就只能把媒体上的空洞口号和一致表态当作中国人的真实态度，把官方媒体所构造的虚拟中国当作真实中国。
我不敢代表十几亿发言，但就我接触的人而言，包括中共党员和官员们在内，起码可以得出两点有限的结论：1、他们眼中的美国不是恶棍。2、一个民主化的中国决不会与美国为敌。
最讽刺的是，中共不仅操控着大陆的媒体和公开舆论，而且这种操控也一直在走向世界。毛泽东时代关起门来造反，也通过中共操控的媒体影响了西方的学生运动。现在，借助于撞机事件，它既制造了大陆民族主义的狂热假相，又煽动起美国的对华敌意。虽然这种敌意的表达是诚实的，但是诚实并不等于真实，因为这诚实敌意的依据是虚假的。因而，美国媒体的诚实表达和大陆媒体的虚伪表达，就变成了相互的“妖魔化”，不仅是两个政府且是两国民众的相互“妖魔化”。如果这种相互“妖魔化”最终导致的，不只是两种制度的对抗，而且还有两个民族及其民众之间的持久敌视，那么对中国、对美国、对世界的和平与自由，的确将是一种的威胁。
三 中共喉舌怜惜暴君萨达姆
萨达姆被捕，世界大多数国家为之欢呼，领导倒萨之战的美英及其同盟自然兴奋，就连一向最坚决反对倒萨的德国和法国，也于第一时间对此表示欢迎，德国总理施罗德还给布什总统写了亲笔信。亚洲和中东的大部分国家也普遍欢迎。
然而，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再兴奋，也比不上伊拉克人民的欣喜，当蓬头垢面的萨达姆出现在电视画面上，当人们目睹了昔日枭雄象木头人一样听凭美军军医的摆布之时，伊拉克人民终于可以肯定：不可一世的暴君已经毫无抵抗意志，其惶惶不可终日的狼狈相，与地洞中的“老鼠”没有太大区别。这标志着萨达姆时代已经过去，暴君所留下的恐怖阴影也随之彻底消散，伊拉克人民再也不会被战争狂拖进没完没了的战火之中，再也不用仰望暴君的豪华宫殿，更不必害怕被施以酷刑和投入“万人坑”。从电视画面上看，伊拉克人民上街欢呼的场面，甚至超过美军进入巴格达时的喜悦，画面上出现了少见的遮天红色，不断响起祝贺的密集枪声。
这是萨达姆上台35年以来、也是海湾战争以来伊拉克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天，标志着以美英为代表的自由力量所发动的倒萨之战，已经彻底铲除了独裁暴政及其象征性人物，正在把一个自由伊拉克的基础交还给伊拉克人民，他们当家作主的时代真正到来了。伊拉克临管会甚至提出：将萨达姆被捕的这一天确定为“国庆日”。所以，萨达姆的落网，与其说是美军献给美英两国最好的圣诞礼物，不如说是献给伊拉克人民的最好礼物。凡是热爱自由的人们，最应该向伊拉克人民表示祝贺并分享其喜悦。
然而，中共政权的反应却缓慢迟疑，新华社在14日18点左右报道了萨达姆被捕的消息，但新华社直到15日凌晨2点半才报道了中共政权的表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就萨达姆被捕发表谈话说：“萨达姆当政期间，伊拉克人民蒙受数次战争灾难和多年制裁之苦。中方希望伊拉克这一最新事态发展有利于伊拉克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早日实现伊拉克的和平稳定。”
这样的低调谨慎的表态，既没有欣喜也没有反对或遗憾，而是一种复杂心态的反应：首先，只提对外战争苦难而不提伊拉克国内的人权灾难，显然是怕中国人对中共政权的联想，有意回避了萨达姆作为独裁暴君对本国人民的残忍统治。事实上，萨达姆的众叛亲离，既在于对外的穷兵黩武，更在于对内的野蛮暴政。其次，尽管在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问题上，中共采取的是务实低调的态度，不充当反美的先锋，而是跟在法、德、俄后面敲边鼓，但中共在骨子里是反对美国打击萨达姆的，只是碍于得罪美国而造成外交困境，才没有采取强硬的外交路线。再次，中共在对内宣传上一贯采取鲜明的反美态度，从伊拉克战争打响的第一刻起，中共喉舌关于倒萨之战的报道和评论，其舆论导向一直是对萨达姆的怜惜和对布什的妖魔化。此次关于萨达姆被活捉的报道再一次提供了明证。
对萨达姆被美军活捉，中央电视台的反应足够迅速，消息一经证实，新闻频道和国际频道（4频道）同时作了现场的直播和评论，我在家里来回切换着看两个频道，真的领略了央视主持人及其嘉宾的爱憎倾向和专业水平。说句重话，仅从专业水平的角度讲，央视两个直播室中的六个专家加在一起，也抵不过香港军事专家马鼎盛先生一人。我相信，任何看过央视直播的观众，只要不抱偏见，肯定会有这样的强烈感受：央视两个频道的直播室中，自始至终被一股浓郁的惋惜气氛所笼罩，著名主持人的表情很凝重，作为特约嘉宾的军事专家和国际问题专家也个个口吻严肃。他们的脸上没有一丝笑意，还常常借助网民发来的提问来强化其怜惜萨达姆和妖魔化布什的舆论导向：
1，他们对萨达姆被活捉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即便各种渠道的信息已经证明了萨达姆被捕是确定无疑的。同时，他们也对法国和德国表示疑惑：干吗那么迫不及待地向美国表示祝贺？法、德不是坚决反对倒萨之战吗？如此快地转向，只能说明在国际政治中的机会主义多么盛行，说明施罗德和希拉克不过是随机应变的政客。
2，他们对萨达姆没有自杀而被活捉感到遗憾，希望老萨能够成为“反美烈士”，以激励所有追随者的士气，给美英联军和伊拉克临管会造成更大的麻烦。特别是当他们看到萨达姆的蓬头垢面、意志消沉，强烈地刺激了他们的神经，那种恨铁不成钢的失落感难以控制地流露出来。中国外交学院副院长曲星为暴君萨达姆被活捉而抱恨，已经到了荒唐的程度，他恨恨地说：萨达姆如自杀就等于战死沙场，将成为民族英雄，而被美军活捉太有损形象。
3，恨铁不成钢之余，他们又替萨达姆辩护说：萨达姆为什么有充裕时间而不自杀？从萨达姆被俘获时的镇定表情看，说明他就想活下来，继续与美国人斗，在法庭上斗，没准老萨还要反诉美国，利用公开审判的机会揭露布什父子的真面目。那位曲星副院长居然猜测说：“如果让萨达姆公开说话，作为‘政治家’的萨达姆肯定会对布什说：别高兴得太早，咱们走着瞧！”也许，只有中国的专家们才会在尘埃落定之时，还把举世公认的暴君尊称为“政治家”。
4，他们不相信伊拉克老百姓的喜悦是发自内心。他们说：测试伊拉克百姓的态度，必须回答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伊拉克人民对萨达姆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 要讨论这个问题，就要通过公开的表决看看萨达姆到底能有多大支持率？而决不能根据电视上那些伊拉克人欢呼的画面来判断。看来，只有中国的央视主持人和专家们还真的相信：萨达姆曾经在所谓的全民公投中获得过的100％的支持率。
5，他们认为伊拉克局势不会因此而好转，甚至预言可能会更糟。挺萨的名嘴张昭忠说：“……可能、可能萨达姆被俘，局面适得其反，可能反对美军的事情将更严重！……因为，那些大小军阀都反对美军，只是萨达姆在的时候时候，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如此荒谬的推理，大概只有央视请来的嘉宾才会做出。怪不得有的网友在看了直播后调侃道：“张召忠教授啊，你怎么不象萨达姆那样躲一躲呢？怎么还好意思出来当专家？如果你躲起来了，又一天，我们看到你如同萨达姆被逮捕时的那个模样，我们一定会同情你，起码我们知道你是又羞耻感的人。”
15日零点之后，新闻频道的直播结束，国际频道仍然继续。凌晨1点之后，刚刚直播了布什总统的电视讲话，巴格达市中心就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似乎验证了他们的预言，直播室里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从主持人到特约评论员，他们看到电视画面上的闪光和硝烟，脸上马上有了笑容，似乎在压抑了几个小时之后，终于听到了一个好消息。此时此刻，在央视直播室内的所有人，他们再说些什么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表情变化。因为，语言可以撒谎，可以巧舌如簧地装饰假相，但面部肌肉的蠕动则很难撒谎，他们的嘴角露出的微笑，眼睛放出的亮光，庆贺般的手势交流，已经把哀悼暴君萨达姆的心态袒露无遗。正因为这种怜惜萨达姆的真实心态，他们才会把歪理说成正道，把猜测当作事实，把暴君尊为政治家，把反美硬汉的希望寄托于未来的审判。
中共喉舌毫不掩饰地让观众们看到这样的鲜明对比，清楚地向国人传递着独裁政权及其帮凶帮闲者的心理：一个独裁暴君垮台，每一个暴君的覆灭都是其他仍然掌权的独裁者的噩耗，惺惺相惜且坐卧不安，也就在所难免；他们马上会警觉而沮丧地联想到：下一个是谁？如何把这一噩耗对自己统治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所以，独裁政权的喉舌也自然要扮演哀悼者的角色，而暴君的覆灭对伊拉克人民获得彻底解放的伟大意义，对于国际反恐战争、世界和平与全球民主化进程的积极作用，自然不会在他们视野之内。
纵观整个直播和网上愤青的挺萨言论，最令中共喉舌的名嘴们和反美的专家们愤青们憋闷的是：他们无法否认萨达姆是遭人痛恨的暴君，而只能从“反美反霸权英雄”的角度替萨达姆辩护，但是，现在的萨达姆太不争气，被捕时非但没有自杀以殉道，反而意志消沉、蓬头垢面、表情委琐，他们心中的“硬汉”形象变成了令人鄙视的懦夫，用以支撑他们反美信念的英雄主义圣殿，如同昔日金壁辉煌的暴政一样地彻底坍塌了。所以，他们也只能抱有一线微茫的希望：但愿萨达姆在未来的审判中能够表现出一点“英雄气概”。
就我这些天从各类媒体上获得的资讯看，对萨达姆的被捕表达惋惜、哀伤甚至愤怒的人，大概只有四类：一是萨达姆的亲属。不管怎样，由于血缘亲情，亲属的愤怒，尽管不合理却也合情。二是萨达姆政权时期的既得利益者，随着萨达姆的总结，他们心怀的复辟旧政权的希望必将彻底破灭，树倒猴孙散的悲凉也属正常。三是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如哈马斯等，因为萨达姆当政期间曾经大力资助哈马斯等反以反美武装，为失去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最大的钱袋而愤怒，也在意料中。四就是中共喉舌的名嘴们、御用专家们和反美愤青们。他们实在拿不出摆在桌面上的明确理由，他们想为独裁暴政辩护却又不能理直气壮地明说，想降低暴君覆灭的负面影响又不能太露骨，所以造成了名嘴们的暧昧、专家们的混乱和愤青们的糊涂。而在这种暧昧而混沌的态度背后，是支配他们的中共政权的机会主义统治策略——对外的实用主义外交和对内的意识形态灌输之间的分裂：在现实外交上，强调全球化，不断向美国妥协和示好，还不时地来几句自由民主人权的说辞；而在对内宣传上，全力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和妖魔化美国，把反自由化和拒绝西方式民主作为意识形态灌输的主旋律。
在骨子里，毋宁说，独裁者及其御用喉舌们，太愿意听到美英联军遭遇挫折和失败，愿意听到巴格达不断传来恐怖袭击的爆炸声，甚至对下台的暴君还抱有奢望，希望他能够强硬到底且长寿。而太不愿意看到自由领袖美英的胜利，也不愿意看到伊拉克人民心向自由的欢呼，更不愿意看到越来越多受奴役的人民得以摆脱暴政。一句话，任何有利于世界走向民主化的国际大事，他们都不愿意看到——从米洛舍维奇受审到萨达姆被活捉，从缅甸军政府受到制裁到金正日遭遇美日韩的合围。
即便伊拉克的当下局势还不稳定，但其未来发展也决不会令暴君萨达姆的支持者和同情者满意，历史的发展还将让他们继续失望，因为自由了的伊拉克人民决不允许再回到暴君的宫殿和“万人坑”相并立的时代。换言之，任何独裁者及其帮凶帮闲们，不管你们是否愿意改变仇视自由的面孔，也不管你们对覆灭的暴君多么心有不甘，当今世界的人心所向已经注定了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心向自由出自人的天性，所以自由是不可战胜的，也是不怕诋毁的。在自由力量向世界扩张的进程中，齐奥塞斯库、米洛舍维奇等独裁者的昨天就是暴君萨达姆的今天，萨达姆的今天就是所有顽固独裁者的明天。
萨达姆的可耻下场是对所有暴君和独裁者的又一警告——自由人也决不会容忍奴役畅通无住！
四 华尔街黑幕为中国遮丑
美国经济乃世界第一，其市场以自由、公平、透明、充满活力而著称于世，华尔街作为公认的世界金融中心也举世瞩目。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如此举足轻重的国家、市场和金融中心，居然接二连三地爆出大公司财务巨额作假丑闻，不仅令全美国目瞪口呆，也牵动着整个世界的神经，无疑给所有国家敲响了警钟。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市场经济刚刚起步且畸形化严重，金融系统漏洞百出且黑幕重重，更应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减少行政权力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加快政企分离和法治化的改革，制定公正透明的市场规则，加大市场监管和整顿秩序的力度。
自然地，美国的安然、环球电讯、世界通信等大公司的财务作假丑闻所导致的金融市场的信誉危机，在中国媒体上也成为热点之一。极具中国特色的是，虽然也有人以此来反思中国经济制度的弊端，但有关评论的主流倾向则是一致对外，更有甚者就是一种无赖式的下流态度。国人几乎是本能地抓住这一丑闻并将其上纲上线，一面借此全力抹黑美国及发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面把华尔街丑闻当作自我弊端的遮羞布，其说辞还充满爱国激情，真可谓理由充足且底气充沛。但，只要耐心浏览一下国人的说辞，透过表面的义正词严而深入到内里，那些先入为主的偏见、幸灾乐祸的下流、故步自封的傲慢、顽暝不化的蒙昧、自欺欺人的掩盖，便一目了然。
综合起来，大致有四种相互关联的反应。
一、延续9•11之后的幸灾乐祸。仿佛老天有眼，继9•11灾难之后又赐予国人一次得以幸灾乐祸的良机，理由之充足远远超过恐怖袭击，因为这是美国人自己造成的金融危机，所以我们的幸灾乐祸就可以理直气壮：呵呵！美国佬再不能把灾难全部推给恐怖主义了吧！原来美国佬也如此不讲诚信，号称世界金融中心的华尔街竟也如此流氓，美国经济也如此脆弱。世贸双子星座的瞬间坍塌还是外力的攻击，而财务作假大丑闻则是华尔街的内在腐烂。外在的恐怖攻击防不胜防，内在信誉腐烂更难以根除，真可谓内外交困。美国人所谓9•11后的经济复苏象其国家安全一样，不过也是泡沫。安全泡沫和经济泡沫一起破碎，证明了美国第一的强大只是外强中干，超强帝国在骨子里的衰落已经不可避免。还有人写出了颇得辩证法精髓的警句：“谁唱衰中国谁就必定先于中国而衰败！”
二、西方人总是指责中国商场无信誉无法治，这回让他们看看自己的欺诈丑闻！所谓成熟健全的资本主义不过尔尔，其商业信誉也大都是自我吹嘘，其法治经济也是漏洞百出，华尔街黑幕肯定不止这几家大公司，只不过还没有爆光而已。因为资本主义的第一原则是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赢利，资本家为了赢利最大化就会不择手段，在赢利和诚信之间的抉择中，全世界的资本家、政客都一样，皆是见利忘义之徒，所谓天下乌鸦一般黑是也。丑闻爆光后，小布什出来唱高调：没有良知就没有资本主义，没有信誉就没有市场经济，纯属政客的马后炮或扯淡，道德高调掩盖的实质恰恰经济以及政治利益优先。此次丑闻，又一次验证了马克思对肮脏的资本主义的道义批判：每个毛孔都浸满了血腥和罪恶。
三、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反问：既然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中国的一系列市场弊端就不值得大惊小怪，美国人再也没有资格指责中国的腐败横行、商业无信誉、统计数字作假、金融黑幕（银行坏账、股市欺诈和贪污受贿）深不可测、隐形债务黑洞大得惊人……至多是“乌鸦落在猪身上”，半斤八两，彼此彼此。美国佬连自己的商业诚信问题都没有解决，所以首先应该放下动不动就对其他国家说三道四的霸主姿态，老老实实地检讨和解决自己的问题。所谓正人先正己，才是美国佬本份。
四、基于以上理由，中国下一步的经济改革决不能盲从所谓的西方国家的成熟经验（特别是美国经验），而是必须郑重呼吁入世后的中国及其执政者，应该极为慎重地对待所谓国际大公司的“先进经验”，重新考虑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如何对待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和管理经验”，重新确定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位置。事实证明，西方式的市场化之于后发国家，并非振兴经济的灵丹妙药，惨痛的教训举不胜举：前有俄罗斯采取的西方式“休克疗法”的失败，后有南美和亚洲的金融危机，最近又接连出现阿根廷金融危机和美国大公司作假丑闻……这一系列教训，更应该坚定我们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念，甚至应该重新考虑是不是非走市场化的改革之路。
在我看来，正在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走向市场化的中国，从美国大公司财务作假丑闻中汲取教训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但是，这决不意味着用个别公司的作假来全盘否定成熟的市场经济，进而为阻碍或延缓中国走向健全市场经济的步伐而寻找借口。更不能在根本上怀疑商业信誉乃市场经济的主要品质之一，从而为不讲信誉的商业欺诈大开后门——特别在诚信近于全面崩溃的当下中国
平心而论，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信誉经济且对商业信誉的严格要求已经法治化，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对商业欺诈等违规行为既有事前防范也有事后严惩，信誉的丧失就意味着生意的受损甚至破产。同时，西方人从来没有否定过市场经济的不完善，正如从来没有否定过民主制度的缺陷一样。在西方，对市场弊端的揭露和批判，伴随着从资本主义诞生到现在的全过程，通过不断的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来弥补市场失灵。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所以日益成为世界文明的主流，绝非因为其完美无缺，乃是因迄今的历史经验告诉人类：在试验过的各类制度的对比中——无论是从效益的角度还是从价值的角度——自由市场和宪政民主的结合是所有制度中最不坏的制度，可以把制度之恶减到最小，也能把人性弱点的发作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尽最大的可能为人的善良和创造力的发挥提供制度性激励。它在防止弊端、监督机制、发现后及时纠正、弥补制度失灵和自我调节完善等方面，的确是人类到现在所能创制的最善待人性且最有效制度。
事实上，市场制度正是在不断地纠正弊端和自我完善中走到了二十一世纪。正如《纽约时报》在评论这次丑闻时所说：“问题是：这些短视近利的资本家能否摧毁资本主义？答案是：资本主义制度似有一套内建的自我导正系统，而这套系统在违规过度时会自行启动——投资人信心受损，市场也跟着受损，连带影响企业成长及获利所需的资金募集。最终，是资本家那股想唤回投资人信心的欲望让资本主义屹立不摇。”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此次美国大公司财务作假丑闻，又一次为人类积累了严肃教训，正好说明建立完善的监管制度和改造人性劣根的艰巨性长期性，资本主义将利用这一反面资源，进行更有效的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
反观国人对华尔街丑闻的反应，尽管荒谬且下流，但也同样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中共媒体的颠倒黑白、歪曲造谣、隐瞒真相等无赖行为，乃为中共政权的制度性毒瘤，不仅应用于国内的意识形态灌输，更应用于抹黑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制度，应用于借资本主义阴暗面来凸现自己的所谓“制度优势”。平时的无中生有和指鹿为马已经是中共媒体的一贯做法，也是被不断洗脑的国人的习惯性思维方式，何况美国最近爆出的作假丑闻乃不可否认的事实！这种下流反应最典型的例证，在官方有中共针对美国的《国别人权报告》发布的“人权白皮书”，在民间有对4•1撞机事件的愤怒和对9•11事件的幸灾乐祸。
更为典型的表演，无疑是朱鎔基那种自以为高明的反问逻辑。全世界的媒体都不会忘记，中共两会压轴戏是总理记者会，除了朱鎔基就任的那界记者会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外，接下来的三届记者会实在是一届不如一届。记忆尤深的不再是当年的豪言壮语，而是蛮横的反问。当外国记者提到中国的腐败、金融坏账、中国银行腐败案等问题时，一向被誉为实话实说的朱鎔基，此刻的看家本领不是谦逊和自省，而是霸道地反问提问的老外：你们德国不是照样也有腐败吗？你们美国不是也有安然丑闻吗？言外之意就是：既然腐败全世界都有，既然你们西方也有总理黑金也有安然丑闻，我们的腐败丑闻也是不可避免的，何必大惊小怪！大家都是黑乌鸦，你们甚至比我们还要黑，所以你们没有资格向我提这样的问题，更没有资格对中国说三道四。 类似的反问，也频频出现在江泽民、李鹏及中共新闻发言人的答记者问中。特别是涉及到敏感的人权问题时，李鹏等人都理直气壮地反问：你们美国的种族歧视难道不是践踏人权？！洛杉矶暴乱难道不是比我们更糟的人权灾难？！
朱鎔基式的反问，为国人的蛮横逻辑提供了来自执政者的示范，使之泛滥于一切对西方批评的应对中。此次国人对美国华尔街丑闻的民间反应与朱鎔基对外国记者的反问之间，其内在逻辑完全一致。这样的质问实际上是无赖式的自我狡辩，表征着目前国人对美国的仇视乃为官民共识，经济高增长和综合国力提高使国人产生的盲目自傲，以及文化遗传和制度癌症等因素的合力，是怎样毒化着国人的基本人性，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这种国人劣根性，非但没有任何改变，反而越发普遍化——上至总书记总理下至百姓。从道德上讲，这也是小人对付君子的一贯策略。
同时，国人既然已经认定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失败、亚洲和南美的金融危机，其罪魁祸首皆是西方式资本主义，那么国人当然就要摆出一副真理在握的傲慢，只谈中国式改革的成功和俄罗斯改革的失败，只谈中国如何成功地避免了席卷东亚和南美的金融危机，而根本不提70年独裁遗产对俄罗斯经济改革所起到的巨大负面作用，也无法客观评价“休克疗法”在俄罗斯以及东欧诸国的功与过；国人无视亚洲及南美的金融危机，恰恰来自这些国家本身的劣根性对健全市场规则的践踏，来自难以根除的权贵腐败以及家族裙带关系。而在中国，这些导致危机的制度缺陷及文化弊端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东亚诸国和苏东等转型国家。
对中国而言，即便抛开中国特色的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所造成的普遍腐败和诚信匮乏，仅仅是由于起步晚、经验不足和产权模糊，中国的市场经济和金融改革也是极为肤浅的稚嫩的，甚至还没有走上正确的轨道，其制度建设的严重滞后和人文环境的急遽恶化，与有着几百年经验的发达国家根本不具有真正的可比性，二者的商业诚信之水平更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国人被剥夺了知情权和监督权，无法了解经济及金融黑幕，也不可能真正行使民间监督的权力，但是每个中国人仅凭有限的日常经验就能确定：作假遍布全中国的所有领域，每一项工程招标都有内幕交易，政府羽翼下的上市公司几乎没有不做假帐的，中国的银行更是金融腐败重灾区，就连被视为净土的高校和学术机构也未能幸免，被权力和知识的私下交易所腐蚀……只不过由于中共政权的压制和权钱勾结所形成的关系网，使足以引起经济危机的丑闻无法爆光而已。
全面对照中美之间的市场制度之优劣和商业诚信之高低，实在非我力所能及，留待感兴趣的专业人士全面开掘。但是，仅从对待经济丑闻的不同态度上，中美两国制度的根本差异和优劣高下便昭然若揭：在美国，财务作假丑闻发生后，从政府到国会，从媒体到学界，从法律界到商界，从平民到社会名流再到总统……几乎是全国性的批评声浪和对制度改革的呼吁，司法已经介入丑闻的调查，，布什总统发表公开讲话，强调商业的良知和诚信并提出改革措施，立法机构也已经通过了相关法案。美国三大电视网以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等主流媒体皆指出：资本家的不守诚信和审计及监管制度的失职，直接导致经济复苏乏力和恶性循环，而长远的负面影响——如果得不到及时矫正——则是致命的，使美国金融市场信誉扫地，投资者对美国金融制度进而对整个美国式资本主义失去信心。
反观中国，银行和上市公司的作假比比皆是，却很难得到充分的揭露和爆光，集资欺诈的李鹏之子李小鹏在众怒之下仍然逍遥国外，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自杀至今一片混沌，赖昌兴走私案涉及到的高官仍然安然无恙，揭露希望工程腐败案的《南方周末》被迫开天窗。最近，由行长王雪冰参与的中国银行的巨大腐败丑闻，还是由于在美国率先爆光之后，国内才不得不就此做简单的通报和表态，但是媒体只能按新华社通稿和有关部门的口径发布消息，至今也没有见到有效整改措施的出台，实际上就是为了敷衍民众。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何时就中国银行的腐败丑闻向全国民众公开呼吁过良知和诚信，并拿出有效的改革措施！有关司法部门何时定期向社会公布案件调查进程！《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何时公开揭露过客观报道过严厉谴责过这一涉及到几十亿的金融丑闻。
再如，海尔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楷模，甚至被媒体制造成“海尔神话”。近年来，社会上对“海尔神话”、特别是对其年营业额连续以50％的速度增长的表示置疑，但是大都语焉不详。最近，终于有《南风窗》杂志发表长篇报道，用详尽的资料置疑“海尔神话”：置疑海尔公布的2001年全球营业额从2000年的300多亿增长到602亿，置疑代码为600690的青岛海尔股票的利润增长始终保持20％至30％的高速度。以海尔在中国企业中的地位和声誉，如果这种置疑属实，那无疑就是中国的“安然事件”。虽然此报道引起了民间的强烈关注，但是主流媒体和政府有关部门却一致沉默，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深层弊端在权贵们的层层封锁之下，无法得到及时的揭露，也就谈不上及时的遏制和改革，而只能造成弊端的持续积累，越积累越难以有效地消化，也就等于无限期地把防止经济灾难的责任推卸给未来。而这种推卸责任之所以能够通行无阻，主要在于执政党的自私和短视，其次在于没有独立的舆论空间，其三在于国人的普遍麻木，无法形成足以令政权动真格的民间压力。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共政权是幸运的，因为中国百姓忍辱负重的能力和对权力的驯顺实在举世罕见，所以才使作恶无数的独裁制度得以长寿，甚至就是世界上最长寿的独裁制度。然而，即便中国人的忍耐力远远超出其他民族，可以一再延缓危机的爆发，社会承受弊端的能力也不可能是无限的。总有一天，国人的当下承受力达到极限，在忍无可忍之中的爆发必将引发中国经济的大地震。中国社会数千年的恶性治乱循环，早已无数次地提供了这样的教训。
换言之，只要承认人不是神，人性也并不完美无缺，那么就必须承认人肯定会犯错误，人所创造的制度也会有漏洞也会失灵。关键在于：是正视弱点及其错误并致力于改善，还是采取鸵鸟政策来掩盖弱点、迁就错误和逃避责任。人类的自我完善是一个无限的渐进过程，而不是一劳永逸的重铸新人式的乌托邦计划。所以，将伴随着人类发展始终的自我完善，是致力于将人性劣根和制度弊端减少到最小程度。
因而，不能得意于别人的丑陋可以凸现自己的俊美，也不能用别人的丑陋来为自己的丑陋开脱，并以此作为故步自封的理由，进而否认发达国家的制度及管理经验是先进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更不能借此为自己的一系列更为严重的制度弊端和人性堕落寻找免责的借口。
只有被堕落的制度所操控和被堕落的人性所腐蚀的社会，才会乐此不疲地玩弄这样下流的游戏：把别人的丑闻作为自己的遮羞布。特别是把天使的局部污点当作魔鬼的一团漆黑，进而昧于自身的魔鬼，就尤其下流。
一句话：借他人之丑遮掩自己之丑的人，尤其丑陋。
五 一个赵燕和170名华工的天平
2004年7月21日，中国女商人赵燕被美国警察殴打，立马引发中国官民的同仇敌忾和持续关注，官方外交部发言人、甚至外长李肇星都出面谈论此案，媒体一边倒地支持赵燕和谴责美国，网络舆论的主流更是被仇美情绪所充斥，赵燕那张坐着轮椅的照片反复出现在媒体上。
赵燕本人为了打赢官司和获得巨额赔偿，也利用国内的反美爱国情绪，在媒体上大肆表演悲情爱国主义，她说：“为了我自己的尊严，为了我们民族的尊严，要将官司打到底，直至打我的凶手被绳之以法。”如此把个人遭遇上升为民族尊严，表面是爱国，实质是谋私，即便不是权钱交易的违法腐败，起码是道德腐败——利用公共资源来个人牟取私利。
今年8月29日，赵燕案在美国水牛城重新开庭；9月8日，法庭宣判被告美国海关边防人员罗兹无罪，当庭释放。判决后，赵燕表示：对美国法律感到非常失望。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在9月8日发表声明称：对此判决感到震惊和遗憾，希望美方切实维护赵女士的合法权益，慰藉其受伤的身心。总领馆对向赵女士施暴的人员及其行为予以强烈谴责。新华网也报道说，消息传到中国，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反应，众口一词地认为判决不公。
然而，据美国之音记者东方2005年9月11日报导，中国大多数媒体在报道和评论“赵燕案”时，甚至连原告是谁都没有搞清，大都把认为赵燕是原告，而事实上，原告不是赵燕而是美国联邦政府，赵燕仅仅是原告方的关键证人。联邦政府起诉国土安全部警官罗兹涉嫌过份使用警力，侵犯了赵燕的公民权利。代表控方出庭的是美国联邦助理检察官里特费尔德。
同时，中国媒体也很少报道：控方败诉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作为关键证人的赵燕的个人诚信具有严重瑕疵，1，她违反赴美签证规定的时限，签证只有七天时间，而案发时她在美国已经呆了九天；2，当庭出示的医检报告和医生证词都证明，赵燕伤情并没有严重到需要坐轮椅的程度，她坐轮椅面对媒体是夸大伤情的表演。赵燕的女朋友在急诊室里拍的两张赵燕受伤的照片作为呈堂证据，照片上显示出的日期完全对不上。证人的诚信瑕疵必然影响证词的可信度，进而影响到陪审团及法官的判决。
中国的官民对赵燕案的强烈关注，让我想起另一起中国人在国外被警察殴打的案件，以及中国官民的反应。
2005年5月11日，在俄罗斯远东伊尔库茨克州，来自中国北方的数百名建筑工人，同俄国警察爆发冲突，鸣枪恐吓，大打出手，170名华工遭到殴打，至少造成20人重伤。俄警察还在制高点架起机关枪对准手无寸铁的华工，并借机抢劫华工的现金，甚至连一名工人的随身听也被抢走。
但中国官民的反应都很低调，中国外交部只是表示极大的关注，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都提出交涉，要求俄方立即认真调查，严惩肇事者，全力救治受伤中国公民，同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但遭到殴打的华工并没有向俄罗斯法院控告施暴的俄国警察。
关于“华工案”的处理，中国媒体提供的消息是矛盾的：
一方面是有利于俄国警察的消息：介入调查的俄地方检察院认为，1，当事华工使用暴力抗法伤警，触犯了俄国刑事法律；2、有中国公民抢夺武器，已构成犯罪；3、当事华工违犯俄国劳动法，检方依椐警方提供的证据，称发现华工住处藏有非法假商标服装厂和违法无线电台等。
另一方面是有利于华工的信息：1，伊尔库茨克市特警头目被撤职；2，俄检察院已经对涉嫌殴打华工的俄警察进行立案并将提起公诉。
至于是否真的起诉了？是否开庭？结果如何？重伤华工伤势如何？是否获得赔偿？中国媒体上再无其他信息，国人自然不甚了了，官方不再关注，民间也不再追问。
为了比较，我专门浏览了国内的几大搜索网站，令我吃惊的是，没想到网民对赵燕案和华工案的关注程度的反差竟然那么巨大。在“腾讯网”，赵燕案留言45页1115条，华工案留言10页231条，两者相差四倍；在“百度网”，赵燕案11000多篇，华工案61篇，二者相差180多倍；在“爱问”，赵燕案更是高达11万篇，华工案只有可怜的76篇，二者相差1447倍。
一个中国人与上百中国人同样在外国遭到警察的殴打，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中国官民的反应却是如此厚此薄彼，以至于，赵燕一个人掀起的舆论潮，完全淹没了舆论对170名华工的关注。国人在媒体上可以轻易找到赵燕坐在轮椅上哭诉的照片，却很难找到重伤华工的照片。
两相比较，说明今日中国的官民，对于中国人在外国受辱、被抢、被殴、甚至被奸、被杀的关注，在乎的并非同胞的生命和尊严，而只在乎这类欺辱华人的事件发生在哪个国家，背后是畸形的反美情绪作祟。所以，俄罗斯警察殴打再多的中国人，造成的人身伤害再严重，也不是大问题；而美国警察打了一个中国人，就变成了天大的问题。
更可悲的是，这么多关于赵燕案的报道和评论，几乎都是出自中国记者之手的一面之词，而很少介绍美国媒体对该案的报道和评论。激烈的仇美爱国情绪扭曲了中国媒体，使它们把一桩普通的刑事案上纲到美国的种族歧视，进而又唯恐天下不乱地上纲到中美冲突。比如，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南开大学教授李剑鸣对新华社说：“赵燕被打事件虽是警察的个体行为，但表明美国社会仍然存在种族和文化的歧视倾向。”
由此可见，中共政权和爱国愤青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是多么“爱憎分明”！但在这种“爱憎分明”的背后，是中共利用垄断媒体进行长期的愚民灌输的结果。
类似的亲苏反美之举，早在中共还未夺取政权的国共内战前夕，中共就亲自操练过且卓有成效。
1945年8月9日，在日本人败局已经注定的情况下，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一百万俄国大兵占领了东北后，曾对中国人犯下过令人发指的罪行。俄国兵把日本留在东北的最有价值的物资，盗贼般地偷运回苏联，许多重要的工厂被拆卸一空。俄军还对平民进行大肆奸淫抢掠，他们随意闯进百姓家中，用卡车搬走老百姓的东西，再怎么喊叫、呼救都没有用，有时还会被俄军一脚踢倒在地上，撞得头破血流；在大街上，一些俄国兵就公然追逐中国妇女和抢劫路人财物，许多年轻的妇女们遭到俄国兵的奸淫。在东北各大城市里，一入黄昏，便人人自危，男人上街不敢戴手表、穿皮大衣，女人更不敢上街；即便留在家中的女人，也害怕得女扮男装，把头剃光，把胸部紧束起来，穿男人的衣服。就连1948年到过东北的俄国著名汉学家杰柳辛(DELUKHIN)也承认：“在满州地区的居民中存在着许多怨恨和委屈，因为苏联军方从日本在东北的工厂中将很多机械设备作为战利品运回国内。另外也发生过苏军士兵抢劫和强奸妇女的情况。”
以至于，东北人对俄国人的厌恶甚至超过日本人。
对于苏军的累累暴行，国民党政府鉴于尽快赶走日本侵略者的愿望，只有轻微抗议；已经进入东北的共军，急需苏军的帮助，就更是假装什么也没看见。
然而，1946年12月24日圣诞夜，发生了两名美国大兵强奸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一案（此案真相，至今仍然扑朔迷离）。中共马上抓住机会，发动反美的学生运动。为此，194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特别给董必武、吴玉章、张暑时、叶剑英、方方、林平等人发出《中央关于在各大城市组织群众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指示》，要求他们尽快着手组织，发动平、津、京、沪、渝、昆、港、蓉、杭等大城市的大学生和海外华侨进行游行示威，并要将运动坚持下去。游行示威的主要诉求是：1，要求中国法庭按中国法律公开审判美国兵罪犯；2，要求美军全部撤离中国。游行示威的口号包括：反对美国干涉内政，反对美国出卖军火,进行借款，助长内战，废除中美商约，抵制美货等。中共设立在北大、清华等高校的地下组织立即行动，发动起南北呼应的全国性反美浪潮。
再看1998年5月发生在印尼的暴力排华事件。印尼雅加达发生骚乱，华侨遭到有组织的抢劫、虐待和杀害，华人的公司、超市、工厂被砸毁、被抢劫，1000多名妇女（多数为华人）遭到暴徒的群奸，其中许多华裔妇女，或在遭强暴后被活活烧死，或因下体伤势过重而去世，或因羞辱难当而自杀身亡。
这次暴力排华惨剧发生后，台湾政府向印尼政府提出抗议，迅速派遣客机前往营救；新加坡政府动用唯一的一个机场，二十四小时昼夜不停地营救难民；美国政府认定该事件为种族歧视，批准了部分华人的避难请求，使这部分印尼华人能够以难民身分进入美国；联合国也认定此事件为种族骚乱，组成联合调查委员会前往印尼调查。
然而，中国政府的反应，只是表示了口头上的“严厉谴责、强烈抗议”，再没有其他实质性的外交动作。而且，官方自己不行动，也不允许民间的自发行动。印尼暴力排华事件发生后，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学生准备组织抗议游行，还有部分民众准备去印尼使馆前静坐示威，但这些民间自发的抗议活动，全部被中共政权强行制止。
时隔仅仅一年的1999年5月8日，中共驻南斯拉夫使馆遭到北约战机的误炸，造成3人死亡，20多人受伤。北京政权不仅向美国政府发出最强烈的抗议，当时的政治局常委接见使馆人员和死者家属，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慰问、表彰大会；与此同时，官方破例批准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沈阳等城市的大学生上街游行抗议，3000名大学生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外游行示威，向使馆内投掷杂物，致使美国使馆院内一片狼藉，散发出阵阵尿骚味；上海有数万学生群众在美领事馆前示威，广州有超过一万名大专院校学生和各界人士在美国领事馆前示威，示威者向领事馆抛石头和其他物件，一名副领事出来接受中山大学学生会主席张杰递交的请愿信时，被一只飞来的黑皮鞋打中了脸；美国驻成都领事馆被纵火；
中共之所以如此，根子是中美之间的制度之争使然，也就是维护一党独裁的私利使然。因为，无论在国共内战时期，还是在苏东帝国解体之后，俄罗斯都是支持中共实行独裁的最大外部力量，而美国都是反对中共独裁的最大外部力量。所以，即便现在的俄罗斯发生再大的排华事件，中共政权非但不会借此在国内煽动反俄的民族主义，反而将全力压制民间自发的街头抗议活动；而只要是发生在美国华人受辱事件，不管多么小，中共也要借此在国内煽动反美的民族主义，通过垄断媒体来舆论灌输，通过抹黑宣传来误导民众，致使民间的反美情绪不断高涨。
中国古代的帝王有生前修建坟墓的传统，民国以来被废弃了；中共执政后误导出的整个民族的仇恨意识和反美情结，近年来越来越趋向流氓化，这是比有形的肉体坟墓更巨大的灵魂坟墓，最终埋葬的，不仅是愚民，更是拒绝现代文明的统治者本身。
六 美国飓风与中共无耻
美国遭遇空前的飓风灾难，美国的媒体掀起对布什政府的一片问责之声；关于政府救灾表现的民调也显示出，不满的比例高于满意的比例；美国国会也要成立调查委员会，就灾难的政府责任进行独立调查；克林顿、鲍威尔等社会名流，也纷纷批评布什政府；由此可见，飓风灾难确实给布什政府带来严重的信任危机，需要布什本人认真反省。
我以为，在自由美国，这样的媒体反应、民意倾向和国会动议，是完全正常的。即便政府反应及时和救灾得力，美国舆论也决不会只有赞美而没有批评，想想9•11灾难，布什政府的应对获得空前的肯定，支持率高达70％左右，美国国内的批评之声仍然不绝于耳；即便灾情的空前严重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并不能仅仅归罪于政府的失职和无能，但已经惯于挑剔政府作为的美国人，也决不会轻易放过政府及高官。何况，在此次大灾难中，美国政府的反应的确迟缓，布什变成众矢之的，也在情理之中。
再看中国人对美国飓风灾难的反应，象美国遭遇9•11灾难一样，仍然是对外慷慨而对内抹黑的双面。一面是飓风灾难后党魁胡锦涛在第一时间致函布什总统表达慰问，中共政权还破天荒地向美国提供了高达510万美元的资金和物质援助；另一面是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抹黑。从电视、广播、报刊到网络，几乎是一边倒地负面的报道和评论，兴奋得高呼者有之，幸灾乐祸者有之，大骂布什政府无能冷酷者有之，骂美国白人歧视黑人者有之，抨击美国贫富分化者有之，批评民主制度效率低下者有之，……而如果有报纸发表一篇不同调子的评论，就会遭到激烈的唾骂。
比如，9月6日的《南方都市报》发表了旅美专栏作家林达先生的短文《飓风为何让新奥尔良损失惨重》，该文指出：“从自然灾害应对的角度来说，联合国专家的评论认为，这次美国基本上是应对成功的”，“而造成死亡和后面救助困难的局面，基本原因是一部分人不听从撤离命令，也不去政府指定的避难处，执意留在家中，因此牵连了没有决策能力的儿童和老人。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在遇到紧急状况时，要求政府人员在十几小时内一家家搜索，强行赶离，几乎是不可能的。假如这些人服从撤离命令，伤亡和救助困难会大大减轻。”文章进而指出“黑人表现不佳”，但“几乎没有人谈这个最基本的常识性教训，这是美国媒体长期以来习惯的自我约束，就是不指责弱者。在这样的时候，这些人在吞食苦果，还怎么能责备他们？可是，从对将来负责的角度来说，这实在是这次灾难留下的一个最重要教训。”
此文一出，新左派李宪源马上开骂：关于飓风灾难的评论，“我看到的最恶心人的文章，政府沒错，全是黑人的问题！”“‘颂美专家’林达昧着良心、世所罕见地把灾难归罪于难民自身……不知作者是否有那个胆量，用英文投给美国媒体发表？连‘共和党最亲、小布什最红’的FOX电视频道，最近也见风使舵激烈抨击联邦政府失职了；真不知道美国会有那家媒体，敢于发表这类公然信口雌黄、专门欺骗中国大陆读者的文章！”
因为，在中共政权及愤青的眼中，种族歧视是美国无法根除的顽疾，甚至就是美国劣根的标志性品牌，大凡知道可口可乐的中国人，也大都知道种族歧视。近年来，中美之间的人权交锋，中共也用每年推出“美国人权白皮书”方式来应对美国政府的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中共对美国人权状况的指责，每一次都有“美国的种族歧视依然严重”的专门章节。而此次遭受飓风灾难的地区，正好是美国的贫困地区，其居民的大多数又是有色人种，所以，飓风再次凸现了美国最黑暗的一面，饱受飓风之灾的大都是穷人和黑人。
然而，美国再贫富不均，再种族歧视，媒体可以发布灾区的悲惨状况，各色人等都可以宣泄不满，穷人可以公开骂政府，有色人种可以公开反对种族歧视。而在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目前中国，富贵攀比已经变成了人人追逐的时尚，穷人们不但是物质贫困，更是权利贫困；他们缺少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更缺乏发泄不满的权利。
尽管美国确实存在种族问题，白人警察对黑人的虐待引起的种族骚乱时有发生。但是，必须承认，作为一个以白种人为主的移民国家，自由主义的立国原则，使美国逐步进化为一个成功的民族大熔炉，在平等对待和处理族裔冲突上，已经做得比大多数国家都要好，与英国、印度、俄罗斯、中国等国相比，甚至可以堪称楷模了。对于过多地照顾少数族裔、特别是黑人的“政治正确”，许多美国白人认为，这是后代在为父辈们当年的种族歧视还历史的欠帐，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毫无疑问，对于在美国的大陆中国人来说，在美国生活比在其他西方大国都更少感觉到种族上的差异。
说到种族歧视，实质上中国人对有色人种的蔑视比白种人更深，今年三月，美国国务卿赖斯访华时，愤青们在网上对赖斯的肆意漫骂和人身攻击，已经充分证明了爱国愤青对有色人种的恶毒。所以，中国愤青对灾区有色人种作出一副悲天悯人的表情，不过是他们反美的面具而已。
浏览中国的传统媒体和各大网站，关于飓风灾难，美国的大媒体和社会名流对布什政府的批评，全部要放在最醒目的位置（如前总统克林顿、前国务卿鲍威尔、参议院希拉里等，三大电视网、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相关的电视影像和新闻照片，几乎全是从美国和西方的媒体上转载的惨不忍睹的画面，有色人种的妇女、老人和孩子的照片尤为醒目。
但中共统治时期里中国的历次大灾难，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在我们的媒体，只要是名流出来说话，决不会是批评政府而只能是赞美政府；相关的电视画面和新闻图片，领导人和救灾官兵是绝对主角，显示救灾成效的被救助被安置的灾民是配角，而真正的成灾原因、灾区惨状则是被剔除的下脚料，灾民的不满和呼号更要被打入黑箱中。
最为荒诞是中共第一纸喉舌《人民日报》对美国飓风灾难的报道和评论，一面极力批评布什政府、揭露灾区的打家劫舍：“尽管美国是个大国﹐但在这次罕见的自然灾害面前﹐美国也是疲于应付﹐救灾工作捉襟见肘。”“在飓风面前﹐美国政府没能实时救灾。这是美国的耻辱，新奥尔良已经变成了巴格达。”一面极力表扬中国政府的慷慨援助，在罗列了中国政府的一系列援助数字之后评论道：“危难之际见真情。……美方官员‘异口同声’对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胡业顺说﹕‘感谢中国雪中送炭﹗’空军基地内各处设立的电子告示牌上也专门打出了‘欢迎﹐我们的中国朋友﹐感谢你们的支持﹗’的字样。”“新华社引用小石城空军基地司令雷海泽少将的话称﹐‘这的确是一次不同寻常的空运。我不是历史学家﹐但我想不起以前何时中国曾向美国空运过救灾物资。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我们对此深表感激﹗’”
向受灾国伸出国际援手，确实值得表扬，但把贬低受灾国政府和自我表扬相并列，显然是为了凸现布什政府的无能和中国政府的高效，进而是凸现美国制度的低效和中国制度的高效。
国人几乎是本能地抓住美国的某一丑闻来进行上纲上线的讨伐，一面借此全力抹黑美国及发源于西方的民主制度，一面把美国丑闻当作自我弊端的遮羞布，其说辞还充满爱国激情，真可谓理由充足且底气充沛。极具中国特色的是，国人对美国飓风的主流反应中，最流行的是一种无赖式的下流态度。只要耐心浏览一下国人的说辞，透过表面的义正词严而深入到内里，那些先入为主的偏见、幸灾乐祸的下流、故步自封的傲慢、顽暝不化的蒙昧、自欺欺人的掩盖，便一目了然。
中国人对飓风灾难的主流反应，延续9•11之后的幸灾乐祸。比如：“真希望再来多几次台风阿……哈哈……”“老美被上帝包庇惯了，没想到这次上帝放一屁，正好打翻了老美吃饭的盘子！呵呵！”“哈哈，美国佬你也有今天啊，这脸丢大了吧！”“美国带头砸阿拉伯兄弟的窗户，他们的真主显灵了……”“小丫,你也有今天?”“一句话,活该！”“天灾+人祸 连天都不帮它 人民民主专政万岁！”“大块人心，哈哈哈！”“美国是应该挨起了！！！！！在来点地震！龙卷风！雷暴！暴雨洪水！山体滑坡！泥石流！！全向美国人砸去吧！！！！！”
在仇美的中国愤青和左派看来，仿佛老天有眼，继9•11灾难之后，再一次降大灾给美国人，也等于赐予国人又一次得以幸灾乐祸的良机，而且理由之充足远远超过恐怖袭击。因为，这是老天的震怒，也是美国政府造成的人祸！所以，我们的幸灾乐祸可以理直气壮：呵呵！美国佬再不能把灾难全部推给恐怖主义了吧！原来号称超强的美国，竟然也如此不堪一击！打遍世界无敌手的布什政府，居然也是如此无能！美国佬也如此道德败坏，居然趁火打劫！外在的恐怖攻击防不胜防，内在政府无能和国民道德腐烂却难以根除，真可谓内外交困。
与此同时，美国飓风还让愤青们普遍陶醉于中国正在崛起而美国正在衰落的幻觉中：此次飓风显示，美国政府承诺的安全保障，在天灾人祸的交迫中，不也变成泡沫了吗！美国世界第一的强大，只不过是外强中干，超强帝国的衰落已经不可避免。旅游卫视的谈话节目以“随风而去的美国梦”为标题，《人民日报》的评论甚至高呼：“新奥尔良已经变成了巴格达！”
面对空前的飓风灾难，中国媒体几乎一边倒地大批布什政府在救灾上的“无能”和“失职”，而表扬北京政权提供国际援助的慷慨和高效。
但面对123位矿工被困井下的“8•7大兴矿难”，官方的搜救工作历时23天，在只找到六具遇难矿工尸体的情况下，官方居然就在8月29日宣布放弃搜救。这意味着117位遇难矿工的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在大陆媒体上，看不到官方对停止搜救的详细交代，听不到遇难矿工家人的心声，也没有任何对停止搜救的置疑，更听不到指责政府无能的声音，而只有对政府救援和善后工作的歌功颂德，比如，抢救经费已过2000万政府财政负担巨大，遇难矿工家属每户领取到政府的20万补偿金，政府将为无法找到的遇难矿工立碑，……
如此无能、不负责任和缺乏自省意识的中共政权及其御用媒体，怎么还好意思舔着脸用飓风灾难抹黑布什政府！
一、美国形象的变化
在八十年代，尽管在大众化的“霍元甲热”、“女排热”和“气功热”、精英化的“寻根热”、官方化的“振兴中华热”……已经标志着民族主义思潮崛起，但毕竟有强劲的对外开放以及西化的浪潮相平衡，并没有引发排外和反美的情绪。倒退12年，美国在国人眼中的形象主要是正面的，并在八九运动前后达到高潮。六四大屠杀刚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纷纷宣布对中共政权的制裁，那时的大陆百姓，特别是大学生、知识分子和亲历过大屠杀的市民，显然把这种“干涉内政”或“多管闲事”视为主持正义，甚至希望制裁得越重越好，让刽子手在国际上陷于完全孤立的困境。
然而，12年后的9•11恐怖大屠杀，大陆民间的主流倾向则相反，幸灾乐祸的声音遍布网络。那些高声叫好的民众，“后八九一代”的青年人居多。他们认为美国遭此劫难“活该”的理由之一，就是美国太傲慢，“喜欢多管闲事”、“动不动就教训和制裁别人”。仅仅12年，中共就一步步地把民众由亲美操控到仇美，大陆民间的民族主义也由“振兴中华”走向“反霸反美”。
六四后，中共反制美国制裁的拿手绝活，就是强权恐怖、舆论灌输和利益收买的三管齐下。当暴力镇压和人人过关的恐怖恢复了基本秩序之后，小康承诺的收买紧紧跟上，邓小平南巡所鼓动的发财之梦，一下子扭转了人们的主要注意力。与恐怖和收买同时奏效的，是意识形态灌输的巨大作用。美国十几年来坚持人权外交，大陆的人权状况又持续恶化，使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对立极为尖锐，中共政权必然把美国视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政治上的敌人。中共抓紧反对和平演变的宣传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其重中之重就是针对六四后入校的大学生，重新启动弃置多年的新生入学军训。对内反对自由化和对外防止和平演变，把爱国主义教育列为“五热爱”之首，把台独、藏独等分裂主义和美国的支持紧紧捆在一起，成为六四后中共政权的主导意识形态，而中共确定的自由化与和平演变的主要外部根源只有一个——美国，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对美国进行妖魔化。
到1993年，中共的洗脑便显示出强劲的效果，北京申奥失败成为狂热民族主义滥觞的转折点。这时，已经不用官方声嘶力竭地提倡了，六四大屠杀的血腥记忆被申奥失败的耻辱所代替，美国制裁中共的仗义之举被单级强权的四处伸手所取代，西方国家基于六四记忆而联手支持悉尼战胜北京，被置换成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中共的强制性灌输演变成自发性的民间情绪和知识界的主流，整个大陆加速了向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方向的狂奔：强化中共政权的权威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息息相关，增强国力军力和反美反霸互为表里，学术的本土化、大众文化的伪民俗化和抗拒西方文化霸权一脉相承；1997年的香港回归和2001年的申奥、入世、足球冲进世界杯的成功，作为民族复兴的伟大象征，得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一致狂欢；而“银河号事件”、特别是1999年5月8日北京驻南使馆被炸和2001年4月中美撞机事件，则作为新国耻铭刻在被洗得接近历史空白的民族记忆中，显得格外醒目刺眼，再一次激起了强烈的雪耻复仇情结，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
中国古代的帝王有生前修建坟墓的传统，民国以后被废弃了。但是，中共执政后所造就的整个民族的受辱情结和仇恨意识，是比有形的肉体坟墓更为巨大的灵魂坟墓，所埋葬的不仅是愚民，更是统治者本身。
二、中共政权对美国的分裂态度
由于中美之间的历史恩怨和当下冲突，更由于中共的意识形态灌输和传统文化的浸泡，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大多数爱国国人心中的美国形象，呈现出日益分裂的特征。具体到中共政权的外交政策和国人的个体选择，就是一种更具中国特色的分裂。
（一）分裂的独裁爱国主义
这种分裂，首先是由于政权、集团和个人之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背离。事件的复杂在于，尽管有《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所宣示的普世道义，但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一个民选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大致上与民众利益是一致的，因为政府的合法性必须以民意为基础。而一个非民选的独裁政权所声言的国家利益，大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常常与民意南辕北辙，因为政府权威是建立在暴力恐惧和意识形态谎言之上的。一旦独裁政府通过强制灌输和谎言误导，将国内危机转化为外部威胁，就能加强独裁政府对民众的精神控制，就很可能在国际问题上赢得民意的支持。换言之，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中共政权利益是背道而驰的，中共利用反美反霸的民意所维护的，表面上是国家利益，实质上是一党独裁的利益。
在大陆，国家利益的意识形态表达就是“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凡是涉及爱国主义的主题时，无论纯官方的、半官方的、民营的，还是保守的、开明的、中间的，所采取的公开表述方式基本一致，即都以全民代表的身份发言。官方新闻发言人说：“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中国人民绝对不答应”；大陆的国际问题专家说：“布什政府不要低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决心和勇气”；反对倒萨战争的知识分子说：“中国人的声音决不能缺席”；即便像《南方周末》这样以开明和敢言著称的报纸，也很少区分政权利益、国家利益和个人选择之间的区别，更不具有媒体理应保持的新闻专业态度，而是以全民代言人自居，进行毫无事实根据的煽情报道。比如它对中美撞机事件的头版头条报道，在第一版最醒目的地方打出大红字体的标题“十三亿人民呼唤着同一个名字：王伟”。而在事实上，十三亿，谁有资格代表如此庞大的人群？那些不知到“王伟”名字的国人，如何呼喊他的名字？一张地方报纸，即便是发行量极大的报纸，怎么就如此大言不惭地宣称代表十三亿人！这种自封的代表资格和绝对发言权，恰恰中共式的伟光正宣传手段滥用几十年的结果。
中共执政后，一直有意识地为民众塑造不同的外来强敌，把民众对积贫积弱的强烈不满引向国界之外，而且非常成功。从毛泽东时代的反帝反修到邓江时代的反霸权反和平演变，爱国主义在道义上被绝对化，作为中共政权立足之本和国人的道德之本。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发布的所有道德训诫，第一条都是爱国主义。任何个人权利都不足以作为高于祖国利益的合法性来源，即便是宪法权利也不行。在此基础上，道义情感被完全政治化，爱国主义被扭曲为爱政权爱执政党甚至爱领袖个人，民族主义被扭曲为国家主义。于是，民族等同于国家，国家等同于政权，政权等同于政党，政党又等同于党魁个人及其权贵。虽然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民间社会的崛起和价值多元化的发展，民族主义及其爱国主义正在逐渐祛政治化祛政党化祛领袖化，在中美之间的一系列冲突上，民众的民族主义狂热经常超出官方的外交定调，江核心也常被骂为卖国贼。但是，作为一种道义合法性，爱国主义的绝对霸权没有根本的改变。
这些自称是“祖国”、“民族”和“人民”的代表，这种煽情的大话式言说，实际上连他自己及最亲近的人都无法代表，甚至连执笔者本人都不会真的相信这些大话。抽象空洞的口号和宏大高调的表演，类似于节日中的话语狂欢，只不过是习惯性的表面说辞而已，根本无法反映每天都生活在口号下的国人的复杂心态。恐怖统治下的“政治正确”，使人活得过于聪明，以至于心甘情愿地活在自欺欺人的谎言中，活在“大话”传统的奴役下，活在盛大化妆舞会的话语作秀里。
（二） 对美外交的低调务实
中共政权的对美态度，呈现出外交政策和国内宣传之间的分裂。
在外交政策上，一方面，从制度对立及台湾问题的角度看，中共把美国作为最具威胁的外来颠覆者，决不会放弃确保一党独裁体制的防御性的主权外交：用支持“世界多极化”和“地区霸权”来制衡美国的全球霸权，用加大军费开支和尽快提升军力来提高威慑力，用收买无赖国家来抗拒世界主流文明，用对内宣传上的妖魔化美国进行意识形态洗脑。
另一方面，国际格局的巨大变化和美国超强地位的确立，国内的政权合法性的脆弱和社会危机的持续积累，使中共的政权利益又离不开美国，所以只能尊奉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实用主义外交策略，以低调务实的灵活应对处理中美之间的棘手问题。布什刚刚上台的2000年，一改克林顿政府对中共的绥靖态度，而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一时间使江泽民政权的黄黄不安。但9•11后，美国必须全力投入反恐且需要中共合作，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化，正是中共求之不得的。所以，在一系列涉及到美国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上，比如倒萨战争和北韩核危机，尽管西方同盟内部出现裂痕是中共所乐见的，也从内心深处希望美国陷于日益孤立的窘境，但中共从以往的挫折中汲取了教训，决不充当反美急先锋，而是采取“以夷制夷”的传统策略，跟在法德俄的后面，扮演敲边鼓的角色。虽然，中共一直提倡多边主义和联合国权威，但对美英的倒萨的具体决策，其态度模糊而圆滑，很有点坐收渔翁之利的超然姿态。
虽然中美之间的官方关系可以时而紧张时而缓解，但是根本冲突的最后底线则不会变化。就目前而言，谈论中美关系，必须着眼于两个层面：制度之争和利益合作。9•11带来中美关系的上升，其动力主要来自相互的利益需要，而并没有改变实质性的两国之间的制度歧途。换言之，美国眼中的中国形象是矛盾的：在当今世界上，中国既是最大的独裁恶魔又是最大的经贸市场，既是威胁性的竞争对手又是建设性的合作伙伴。
在中美关系成为中共外交主轴的前提下，尽量维持中美关系的稳定，乃中共坚定不移的外交方针。对布什政府刚刚上台时的咄咄逼人的强硬态度，中共高层顿时陷于不知所措的惶恐之中，毫无应对之策。而对9•11后中美关系的回暖，中共高层大有起死回生之叹，他们在见到美国政要时，最为媚态的表达就是：中美之间现在的稳定关系，实在是来之不易。而中共之所以在外交上如此“媚美亲美”，最根本的目标是维护政权利益。所以，一方面，只要中共仍然坚持一党独裁制度，美国决不会放弃推行全球自由化民主化的主动出击的人权外交，一定会继续把中国作为主要的竞争对手加以防范和施压。另一方面，只要中共政权继续进行改革和对外开放，美国也决不会放弃与中国的经贸交往和国际合作，不仅在经济上、更在政治上，推动中国融入国际主流社会。
1，正统意识形态衰落之后，中共政权得以维持的最大王牌只剩下政绩合法性——保持经济的高增长，而由于体制所形成的瓶颈，使支撑高增长的国内的动力和需求严重不足，在经济上只能加大对外来动力的寻求，导致了中共对国际的市场、资金和技术的日益加深的依赖。所以，中共在外交上致力于谋求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而美国正是中共急需的，因为美国的市场是最大的、资金是最多的、技术是最先进的。因此，仅仅从经贸利益的角度讲，中共就不可能得罪每年都有巨大顺差的贸易伙伴。而与美国翻脸将对中国经济造成极大的伤害，而国内经济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中共赖以维系民意的政绩合法性——对中共政权来说，促进高增长的经济资源只有转化为保持政权稳定的政治资源，才是最关键的利益之所在。
2，从政治上讲，美国在国际政治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巨大影响力，只要美国愿意，就足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共的国际环境，得罪了美国就等于放弃了中共政权一直谋求的安全国际环境。所以，在人权问题上，即便中共对美国的做法满心不高兴，也不能不适当地给美国人面子，因为这涉及到中美之间政治关系的维持，如果中共在人权问题上一味强硬，不但政权的国际形象将遭到难以弥补的程度，更重要的是将损害中美关系，其外部的安全系数也就会随之降低。所以，一方面，中共以主权、内政、国情为借口，拒绝人权标准的普世化，把中国人的人权强行规定为“生存权”，在联合国的人权大会上，中共收买无赖小国来阻止美国的谴责性提案；在所有的国际场合围堵台湾和达赖喇嘛，倾尽全力阻止其国际影响的扩大。另一方面，中共又不得不承认人权，号称该党的宗旨之一就是为了改善中国的人权，标榜目前中国的人权状态乃是历史上的最佳时期。同时，中共也要与美国、欧盟进行人权对话，用“人质外交”来应对“人权外交”。
3，即便在中共最不能忍受的台湾问题上，制度和实力的双重劣势，也使中共不会一味强硬，因为激怒美国的结果只能使之更亲近台湾，极有可能使台独真的坐大。只要台湾获得美国的真正支持，即便宣布独立，中共也无法打赢台海之战。如此一来，既是国际形象上的巨大耻辱，更无法对国内民意交代。在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当下中国，中共如果对付不了台独，那么它全力维系的爱国政权的道义合法性，也将顷刻坍塌。所以，一方面，中共利用文攻武吓、统战分化、外交围堵和经济诱惑的四管齐下来打压台独实力，反复向美国强调“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问题的严肃性；另一方面，中共又不断微调对台政策，并对美国接待台湾政要和提升对台军售，采取雷声大雨点小的策略，意在保持中美之间的稳定关系。
4，中共高层不仅惧美且媚美，中共党魁把美国政要的邀请和尊敬视为最大的外交胜利。特别是江泽民提出“大国外交”战略，实际上服务于他个人谋求充当大国领袖的野心。而要成为被国际认可的大国领袖，没有世界超强美国的点头是不可能的。由此也能理解，江泽民为什么高度重视中美元首的互访，为什么频繁会见美国来华访问的各类名流——无论是现政府高官、国会议员或前朝政要，还是工商界巨头或著名学者——表现出明显的媚美倾向。
5，在中美关系中，中共的韬光养晦之策，尽管多少还具有点国家利益的外观，但实质上仍然是政权利益起着关键作用，中共全力维持中美关系稳定的最关键因素则是权贵利益，因为中共的中高层权贵家族的既得利益，大都与美国息息相关。鉴于表面繁荣稳定之下的危机四伏，发了大财的权贵家族早就为自己留好退路，权贵家族的子女及亲属大量移民美国，其不义之财大量转移到美国。那些在美国拥有毫宅、名车和存款的国人，大都是跛足改革的最大受益阶层。所以，仅仅基于权贵家族及其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也决不允许中共政权与美国政府翻脸。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共外交策略，不要说与国家利益无关，甚至连政权利益也仅仅是权贵阶层利益的包装。
6，中共的爱国主义说教应用于国际关系时，总是奉行没有原则的极端犬儒哲学——遇强者就对话就妥协，遇弱者就对抗就强硬。面对实力强大的美国，中共就打“用对话代替对抗”的妥协牌。鉴于大陆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连续十年提出谴责中共政权的议案。处于道义劣势的中共，一再呼吁用对话代替对抗，并且在暗中大打贸易市场牌，用利益收买来换取国际支持。而面对实力相对弱小的台湾，中共就打“不承诺放弃武力”的威胁牌。台湾说民主制度无法与专制制度统一，两岸统一的前提是中共放弃一党专制，实行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自由民主制度，中共就再不提“用对话代替对抗”了，反而用武力威胁代替对话，近些年又加上经济威胁，明确宣布决不允许支持台独的商人进入大陆市场。其实，美国与台湾向中共政权提出的是同一个要求——放弃一党独裁。中共为什么要和美国搞对话而不搞对抗，却不与台湾搞对话而专搞对抗呢？这种赤裸裸的犬儒主义怎么能赢得台湾的民心呢？怎么能取信于国际社会呢？
由此可见，中共对美国奉行的双面性的韬光养晦策略，不仅是巨大的经贸利益使然，更是政权的安全利益、政客的个人利益和权贵的家族利益使然。由于制度的尖锐对立和实力相差悬殊，美国无疑是最令中共生畏的外力，得罪了美国就等于放弃了安全的国际环境。以目前的国际格局和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而言，无论是经贸利益还是人权、台湾、武器扩散等问题，与美国对抗都将严重损害中共的政权利益，选择与美国对抗就等于选择愚蠢的自杀。所以，中共现政权决不会以强硬的姿态与美国对抗，更不会试图充当“多极化”的火车头，而是要继续韬光养晦，以维持中美关系的稳定为外交主轴。
（三）对内宣传的妖魔化美国
尽管出于对美国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考虑，出于在国际关系中实现政权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在现实外交上，中共不敢真正与美国翻脸，但在对内宣传上，中共主流媒体却依靠垄断的言论权力，几乎是一边倒地妖魔化美国，极尽丑化美国之能事。中共控制的媒体，一直向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灌输对美国的仇恨，甚至不惜歪曲和捏造历史，上溯到列强瓜分中国的时期，美国就是而且一直是世界上唯一亡我之心不死的超级霸权。对当下国际关系中的美国，更是极尽妖魔化之能事。美国在国内外的每一点失误（包括中共的编造和歪曲），都被无限放大为整个制度的缺陷，夸张为全部对外政策的恶果。
科索沃战争期间，中共控制的媒体灌输给民众的完全是一边倒的片面之词：只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主权国家的侵略，对他国内政的无理干涉，对弱小民族的欺凌、对平民的狂轰乱炸，而对米洛舍维奇的独裁统治，对其制造的种族清洗和人道灾难，对北约选择军事干涉的外交背景——美国及欧盟用尽了政治外交努力而无效，給予米洛舍维奇以政治解决的机会被拒绝——几乎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
1999年的5•8使馆风波，尽管美国向中国做了多次道歉并給予了赔偿，中共政权在外交上也接受了北约的解释，但是在国内，科索沃问题上的反美宣传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中共官方以最高规格悼念三位误炸中殉难的记者，并加封为烈士；被垄断舆论所操控的民间反美情绪也随之变得歇斯底里，各大城市举行声势浩大的反美示威游行。老百姓当然不知道，美国也在两伊战争期间遭到过误炸，1987年5月17日，伊拉克的导弹在公海上，误炸过美军的为科威特油轮护航的护卫舰斯塔克号，造成37名士兵死亡。美国政府和美国人并没有激烈反应，只是要求伊拉克赔偿了事。
在仇恨和耻辱的种子已经有了沃土和劲肥之后，2001年4月又发生了撞机事件，中共又故伎重演，一方面在外交上低调处理，另一方面在国内疯狂煽动。事故中沉入海底的王伟，一下子成了民族英雄，照样是加封烈士和最高规格的葬礼，照样是对遗属的厚待和全社会争相拥抱烈士的孩子，并破格铸造了王伟的雕像。民众再次成为垄断舆论的牺牲品，大多数民众毫不怀疑中共的宣传：美机是入侵，故意制造机毁人亡的惨剧，而对国际惯例和撞机真相一无所知。
美国出现的任何丑闻，洛杉矶的黑人骚乱，美国总统选举的难产，安然、环球电讯、世界通信等大公司的财务作假丑闻，美军在伊拉克的虐俘行为，最近的飓风大灾难，……都会变成中国媒体上的热点。中共政权和爱国愤青们，几乎是本能地抓住每一丑闻，并将其上纲上线，一面借此全力抹黑美国政府及自由主义价值，一面把美国丑闻当作自己的遮羞布。
特别是在倒萨问题上，中共的主流意识形态及其御用学者们从来没有停止过抹黑。他们把伊拉克的人权灾难及其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完全归罪于海湾战争及十多年的制裁，把萨达姆的战争机器疯狂运转和国内暴政归罪于美国的支持；而很少提及萨达姆发动的两伊战争和入侵科威特，在撤离时如何炸毁科威特的油井；也很少提及萨达姆对内实施的暴政所造成的惊人的人权灾难，用化学武器屠杀库尔德人，任意处决、羁押、酷刑、宗教迫害、被迫迁移，打烙印、电击、拷打、强奸、割舌、砍掉四肢和斩首等酷刑，在有50万伊拉克儿童死于饥饿、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萨达姆家族聚敛的私人财产估计达到300亿美元，并用石油换食品的经费为自己建立多达几十处的豪华宫殿。一个只有2200万人口的石油大国，1300万什叶派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受到严重限制，星期五的集体祈祷遭到禁止，连清真寺图书馆的书籍也不允许传阅。正是在萨达姆的暴政之下，才会有700多万伊拉克人流亡国外……
中共主流媒体之所以如此为萨达姆遮丑，主要是为了向国人灌输如下观念：
1，美国以9•11为借口并自恃超强国力，意欲推行“单边主义”和“新帝国主义”，这种建立美国帝国的努力，从冷战一结束就已经开始，从巴拿马到海蒂，从科索沃到阿富汗，从伊拉克到北朝鲜，无论美国进行军事干涉的表面借口多么堂皇，但在实质上皆是侵略和颠覆。“人权高于主权”的新秩序，不过是新帝国主义的包装而已。
2，倒萨战争，绝非为了推翻独裁者、解放伊拉克人民，更不是为了反恐和世界和平，而是为了赤裸裸的石油利益，因为布什家族与美国的石油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过去，美国为了对付伊朗，在两伊战争中支持过萨达姆；现在，美国为了要控制中东的石油就翻脸不人。控制了中东的石油，就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住了世界经济的咽喉。而控制中东石油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中东建立一个强大的傀儡政权，进而控制整个中东地区。
3，反美的国人反对倒萨之战的最具震撼性的理由，是通过这样一个提问表达的：“伊拉克之后，下一个是谁？”接着的推论是：倒萨完成之后，美国的表面目标是朝鲜，实际是利用朝鲜核危机而把军力再次转向亚洲，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围堵中国，并最终确立美国在亚洲的霸权。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天然能源匮乏国家，中东乃是中国所需石油的主要供应者，美国仅凭控制了中东石油的优势，就足以让中国臣服。
4，当今世界，欧洲是美国的传统盟友，俄罗斯的外交主轴也是融入西方，现在，西方盟友因伊战而分裂，只是暂时的，不可能导致根本的决裂。美洲是美国的后院，非洲又太弱小，不可能挑战美国。只有中东的阿拉伯世界和迅速崛起的亚洲，才会在未来对美国霸权构成挑战。所以，在中东，通过控制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个最反美的国家，再通过与以色列一起制服巴勒斯坦，美国已经接近对中东的基本控制。之后，再通过颠覆亚洲最反美的金正日政权，加上美日韩澳的亚太同盟，唯一可以对抗美国的中国就将陷于美国势力的包围之中。如此，当两个最难“西化”的地区被基本控制之后，美国的全球霸权也就得以确立。
以上种种灌输，建立在对民众知情权的野蛮剥夺之上，对事实的故意隐瞒和肆意歪曲之上，对受辱情结和仇恨意识的放纵之上，使大陆人自以为对美国的仇恨具有充足的理由，却不知道自己一直可怜地生活在谎言和偏见之中。所以，他们对国际大事件的反应，象白痴一样愚蠢，象无赖一样下流。只要耐心浏览一下国人的反美说辞，透过表面的义正词严而深入到内里，那些先入为主的偏见、幸灾乐祸的下流、故步自封的傲慢、顽暝不化的蒙昧、自欺欺人的掩盖，便一目了然。
三 民间对美国的分裂态度
如果说，中共政权对美国的分裂态度，在根本上源于维护政权利益和权贵利益的自私考虑，那么，大陆民间对美国的分裂态度，就源于意识形态灌输、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犬儒化的生存策略。
（一）羡慕美国的自由、富足和强大
在中国大陆主流民意中，美国形象也存在着国内制度和国际行为的分裂。仅就美国的国内制度而言，大陆人认为美国是经济强大和政治民主的典范，是个人自由、个人成功和生活富足的国度，所以，美国是大陆人留学和移民的首选国，甚至因为被拒签而在美国驻北京使馆前举行小规模的示威。可口可乐是中国最著名的品牌，汉堡包是大陆孩子最衷爱的洋快餐，好莱坞电影是民众最爱享受的视觉快感，比尔•盖茨是大陆青年人心中的最受崇拜的偶像，除了诺贝尔奖之外，美国的格莱梅音乐奖、奥斯卡金像奖、艾美奖和欧文斯体育奖，是大陆人心中最高的荣誉……这种对美国制度及其文化的正面评价，即便是中共的抹黑术宣传也不能减损；中共所要防止的“和平演变”，在大多数民众心目中却是个正面的进程，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要“和平”，二要“演变”。从网友在美国大选难产期间发表的言论和国内媒体的大量报道中，足以看出大多数国人对美国式民主的肯定，对中共抹黑术的清醒透视。这种压倒性的正面评价，甚至可以从江泽民动不动就引用林肯、杰弗逊的名言中看到。而反对中国融入国际主流社会的新左派，并不能代表中国的主流民意。
同样，在外国人对中国评价的价值排序中，美国人对中国的评价无疑排在首位。在中国，从中共高层到各界精英，都希望得到来自美国的肯定性评价。中共高官希望访问美国和得到美国政要的青睐，经济界人士需要得到美国经济学家、世界银行的肯定，知识界人士也非常受到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邀请及正面评价，甚至那些反美的新左派也把在美国大学作过访问学者或演讲作为自我炫耀的资本。其他如，出国留学的人是否进入美国名牌大学，中国文化产品是否风靡美国，汉语作家是否得过美国的文学奖，中国电影是否入围奥斯卡，中国企业及其产品是否在美国市场成为名牌，中国运动员是否得到美国体育界的承认，在美中国人是否取得了成功，甚至中国的英雄人物是否影响过美国人……皆是国人评价一个人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于是，在江泽民访美的频频作秀的带领下，中国的各类精英也纷纷上演“征服美国”的爱国主义壮举，国人在美国的任何一点成就都是值得炫耀的资本，甚至美籍华人的所有成就也无一例外地成为中国的成就。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在国内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央视评选的十位“2002感动中国人物”中，海尔总裁张效瑞和姚明作为民族英雄而双双入选，而两位入选者皆与在美国的成功故事有关：海尔集团不顾成本高昂而在美国的设厂，成为民族品牌征服世界的象征；姚明在火箭队获得首发中锋的位置，成为“中国高度”征服NBA的象征。
这种以“美国标准”来评价中国的“民族英雄”的怪诞，甚至发展为大陆媒体和某些名人的公开造假。比如，美国宇航员在太空中看到的唯一地球建筑就是中国的长城，美国西点军校自发掀起“学习雷锋”的热潮，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大兵人手一本《孙子兵法》等等，曾经见诸于中国的各大媒体。再比如，许多回国“创业”的“海外赤子”伪造在美国的高学历和成功资历，最著名的影视作品是《北京人在纽约》，最著名的现实人物当数吴征杨澜夫妇。而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如此成功的夫妻，甚至要用美国的“野鸡大学”的莫须有的博士头衔来镀金。
对于国人来说，得到美国的正面评价会产生双重效益：一来可以成为在国内炫耀的资本，二来可以作为在国际上表现民族的自尊和活力的资本。国人的自尊与自卑相混合的民族虚荣，使其评价标准在逻辑上变得极为怪诞：因为美国是世界的超强，所以在美国的成功就是对世界超强的征服，而对世界超强的征服也就是对世界的征服。
（二）嫉恨美国的全球超强及霸权
然而，就美国的国际行为而言，中国民族主义者眼中的美国就是魔鬼撒旦：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霸权的象征，是不遵守国际法和不尊重弱国主权的蛮横的国际警察，依靠强大的国力、先进的武器和主流文明话语而四处干预和挑衅。
如果说，在海湾战争时期，大多数中国人还沉浸在美国制裁中共屠夫的感激中，所以民间对美国领导的海湾战争的态度与中共政权相反，认为对付萨达姆这样的国内暴君和国际流氓，就需要美国这样的富有国际道义感的警察出面管制。那么，93年申奥失败和银河号事件之后，特别是在科索沃空袭期间中国使馆被炸和中美撞机之后，美国就由捍卫国际正义规则的秉公执法的警察，变成了地地道道的肆意破坏国际法的恶吏。
在大陆民族主义者的眼中，美国奉行的是单边主义的霸权逻辑，完全按照弱肉强食的野蛮的丛林规则行事，是不尊重别国的主权和尊严的侵略者，也是不尊重其他大国的意见和联合国权威的国际霸主。
所以，当美国发生震惊世界的“9•11”恐怖惨案之时，正好为雪耻和仇恨、自尊和自卑相纠缠的畸形民族主义，提供了绝好的宣泄素材。许多国人对9•11悲剧表示出难以抑止的幸灾乐祸，啊哈，象征着最大财富的世贸大厦和最强军力的五角大楼，就这么轻易地变成了废墟！原来号称世界超强的霸权，竟是如此不堪一击！原来总是在别人国家中耀武扬威的美国人，也会在本土遭到致命的打击！原来弱小如阿拉伯民族的超限圣战，竟是如此的英勇、智慧、有效……“一瞬间，全部搞定，太牛逼了！” “如果美国支持台独，我们就要把台海变成火海血海”，“让美帝国主义的航母化为灰烬”……一些匿名网民如是说。“美国本身就是当今世界的最大流氓”、“揍美国流氓就是对于孩子们最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先从揍美国流氓做起，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这一点血性都没有，这一点精神都没有，谈什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谈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称为学者王小东如是说。如此反美仇美的幸灾乐祸，甚至延伸到美国发生的一切灾难——不管这灾难的性质如何——比如“哥伦比亚号”的解体，引来许多网民的欢呼（参见我的短文《那些吃狼奶长大的国人》）。
当美国发动反恐战争之后，中国民族主义者先是希望阿富汗成为第二个越南，继而用文革式的暴力语言反对美国的倒萨之战，自然也盼望从此导致西方联盟的内在分裂，更希望伊拉克成为第二个越南。他们认为，倒萨之战的后果不是美国霸权的加强，而是孤家寡人的处境和遭到更激烈的恐怖袭击。
然而，谎言的强制灌输所导致的仇恨及冷血教育的成功，受毒害的不仅是只能被动接受灌输的民众，更是灌输者和教育者本身，以及一个民族在道义底线上的毁灭。一个把自愿充当人肉炸弹的恐怖分子当作为信仰而殉难之“圣徒”来崇拜的庞大群体，一代视本•拉登、萨达姆、米洛舍维奇为民族英雄的年轻人，一个让“超限战”这类高科技的流氓战争观念广泛流行的社会，一旦再发生大规模的群体运动，执政者面对的就不再是八九运动式的理性、和平的非暴力群体，而是类似文革造反式的非理性的仇恨发泄和暴力扫荡。
近年来的大陆知识界，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本土化思潮非常流行，其特征之一，就是把现代与传统、自由民主与独裁专制之间的冲突，转变为中华民族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之间的冲突；把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普及化发展，转化为世界的单极化对文化多元化的软性殖民；用价值相对主义来消解自由主义价值的普适性，用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提供的理论启示，制造出美国对中国进行“妖魔化”的民族仇恨；他们把在世界上具有权威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组织称之为西方的制度性霸权。如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八国会议是经济制度霸权；北约、美日韩的军事联盟以及美国对台军售是军事霸权；欧洲三大电影节、、诺贝尔奖、美国的奥斯卡电影奖、格莱梅音乐奖、伊文思体育奖、威尼斯双年展是文化霸权等等。但是，我认为，由西方确定世界的主要游戏规则这一现实，在根本上不是由于单纯的经济优势，而是因为道义优势。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作为被全球公认的准国际法，其基本原则无疑是西方各国宪法的国际化，早已证明了西方文明的道义优势。否则的话，冷战时期的联合国宪章应该是苏联宪法的翻版，阿拉伯的富翁们才应该是国际规则的制订者。
这样，美国在中国人眼中成了善恶分裂的两面神：一面是自由的旗帜，另一面是霸权的撒旦。在国内政治中堪称民主典范的宽容政府，却在国际政治中变成了盛气凌人的霸道强盗。这种负面评价正是中共藉以抗衡美国的广泛民意支持所在。
四“中国威胁论”的最大受益者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力军力的提升及大国外交的展开，中共高官出访时的大订单风行西方，中国廉价商品无所不在，中国游客满世界撒钱，中国权贵资本开始收购西方公司，…… “中国崛起论”风靡于西方，中国民族主义进入虚构神话的阶段，国人越来越陶醉于中华帝国复兴的幻觉和庆典般的话语狂欢之中：中共高官、御用精英和爱国愤青们复习百年耻辱的腔调，也已经由防御性的诉苦转向进攻型的声讨，既是对美、对日、对台的仇恨宣泄，又是统一台湾、超越欧洲和制服日本，先变成唯一可以抗衡美国的世界性大国，最后变成超越美国的世界霸主。
于是，姚明进入美国NBA打球并成为“火箭队”主力中锋，中国媒体便高呼“中国高度征服美国！”刘翔获得2004雅典奥运的110米栏金牌，被中国媒体誉为“中国速度超越世界！”
国际上的“中国崛起论”和“中国威胁论”，也从正反两个方面强化着中国人即将再次称霸天下的幻觉。
所以，许多精英呼吁放弃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外交，比如，中评社香港评论员钟维平在《崛起的中国能否韬光养晦下去？》一文中（见凤凰网05－07－30），开篇就说：“中国正在崛起，这是全世界都看得见的事实，无须躲藏，无须隐瞒，无须害怕，无需解释。因为中国的崛起是光明磊落的、是和平的，过来的路程是这样走的，未来的道路也将这样走下去。邓小平曾经告诫中国，要韬光养晦。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能继续韬光养晦下去吗？”该文结尾是高调大抒情：“中华民族之崛起，是百年之梦，现在越来越接近这个梦想，中国不可能退缩。和平发展，是实现梦想的大道，中国一直走下去吧，不要停步！韬光养晦，不是要躲藏起来，不是要停止发展。韬光养晦，是要用和平的、发展的、对人类社会有积极贡献的方式，推动中国的进步！”
实际上，“中国崛起论”和“中国威胁论”之风行世界，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西方舆论的制造，不论是有心还是无意，反正西方人的夸奖和警惕，都在无形中变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精神鸦片”，让那些狂热的爱国者们进入飘飘然的仙境。御用学家声称：“中国将在20年内赶超美国”；军事专家危言：“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外交专家表示：“是放弃‘韬光养晦’的时候了。” 胡锦涛上台不到三年，授权战争的“反分裂法”高调出笼，官方操控的改革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日风潮，中俄将举行的大型军演，喊杀喊打的声音变成了爱国主义的最强音。
最近，美国和西方的一些大媒体开始不约而同地聚焦中国，从各个方面评价中国之崛起以及西方的应对，更有西方舆论干脆就以“中国热”来谈论西方对中国的反应。不久前，美国最有影响的杂志《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都出专刊，来谈论中国的崛起。前者的主题是“中国的新革命”（CHINA'S NEW REVOLUTION），相关文章超过二十多个版面，从各个方面向世人介绍正在崛起的中国。后者是以大陆影星章子怡作为封面，暗示着“中国热”不可抗拒的魅力。英国大媒体BBC 深入中国内地进行“中国周”的直播报道，有史以来第一次对中国作多层次、全方位的集中报道。中国的众多媒体曾转载德国之声2005年9月7日的文章，标题居然是：“UPenn著名教授语出惊人：中国是西方的唯一希望。”
与此同时，早已出现的“中国威胁论”也再次流行。特别是中共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在7月14日向西方媒体发表对美国首先使用核攻击的言论，不仅在引起世界舆论的巨大负面反响，即便在黑箱中国封锁此言论的情况下，网络上还是有比较强烈的讨论，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照例叫好，而另一些网友则批判这种疯狂而冷血的叫嚣。朱成虎甚至威胁说：一旦中美开展，中国“准备让西安以东的所有城市被摧毁。当然，美国人将必须准备好数以百计，或两百个，甚至更多的城市被中国人夷为平地。”
如此冷血的公开叫嚣，只能以“战争狂”名之。
在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上，西方各国并不一致，美国政府基本上采取交往与遏制并行的政策，而欧洲的法、德两大国却为了经贸利益而竞相对中共政权献媚，特别是法国总统希拉克成为引领西方各国向独裁中共献媚的领袖人物。
在冷战后的世界上，希拉克高举“戴高乐主义”的旗子，宁可与独裁中共眉来眼去，也不愿与英美同盟站在一起。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他热衷于建立反美联盟，在欧洲拉住德国和俄国，在亚洲拉紧中国，形成了法德俄中的反美联盟。
希拉克用出卖政治支持来换取经贸利益，在涉及到中共利益的重大政治问题上，中共的大额订单使他几乎无条件地支持中共——从人权问题到对华军售再到台湾问题。中共现党魁胡锦涛访法时，希拉克把欢迎的红地毯从飞机场、总统府、私人城堡一直铺到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和埃菲尔铁塔，再从铁塔的底座一直铺到塔顶，最后以浑身红彤彤的铁塔为背景合影留念。
希拉克对中共的献媚，让我想起曾经风靡西方的“斯大林热”和“毛泽东热”，引领潮流的头面人物都少不了法国名流。在政界，有二战后的戴高乐政府，一边与红色中国眉来眼去并在外交上承认毛泽东政权，一边与美国主导的西方同盟闹别扭，他与美国较劲，与英国强辩。1966年，戴高乐一面宣布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并将北约总部赶出巴黎，一面提出对共产阵营的“缓和、谅解和合作”三原则，戴高乐正式访问苏联，苏联舆论兴奋异常，西方舆论则视之为西方联盟的“窝里反”。
在知识界，二战前，罗曼.罗兰等知识名流曾为苏联的大饥荒和斯大林的大清洗进行辩护；二战后，诸多参加法共的知识名流变成了苏共的应声虫；七十年代，萨特等知识名流对中国的文革和古巴的共产实验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被毛泽东和卡斯特罗当作贵宾来接待；著名法国哲学家福科先是支持法国毛派，继而又对霍梅尼原教旨主义革命充满热情。
另一股向中共献媚的主要力量是西方的大资本，惟利是图的本性使它们只看重在中国的发财机会，比如，进入中国的美国大网络公司——从雅虎、思科到微软——大都为了商业利益而屈从于中共的压力，成为中共管制网络的帮凶。结果是，这些美国大公司对中共的技术帮助，一面提升了中共的封网水平，提升了对民众的知情权的限制，加强了意识形态灌输的效力，另一面强化着以反美为标志的狂热民族主义，因为中国越来越畸形的民族主义思潮，显然与知情权匮乏和强制灌输高度相关。
最典型的献媚当属美国商人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这位拥有亿万家财的金融家，也在大把赚钱的闲暇里客串一把传记作家，一出手就不同凡响，为中共第三代独裁者江泽民作传，还起了个很煽情的书名：《他改变了中国》，尽显这位洋人的高超的献媚技巧。此书一出版就在中国变成畅销书。这让我想起当年的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让毛泽东及其中共由陕北小山沟走向了世界大舞台。区别只在于，主人公由暴君毛泽东变成了独裁戏子江泽民，背景由陕北的穷山沟变成了繁华的大上海。
一些西方评论家谈起中国的崛起，他们的思路和口气，既有资本家们那种惟利是图的劲头，也有类似中共跛足改革的逻辑，庸俗的经济决定论使他们可以不顾事实、不要理性和摒弃良知，而只要经济指标和中美贸易的数量。
比如，今年的5月9日，美国的《新闻周刊》发表国际问题专家法里德•扎卡里亚长文《未来属于中国吗?》，该文在谈到中国的崛起时，口气很象中国的御用智囊们，通篇只谈中国的经济成就，而对中国的政治及其内在危机不置一词；只对中共领导人发出赞誉之词，而闭口不谈六四大屠杀和F大灾难；只谈中国的崛起不同于当年的德国和日本，而对西方流行的“中国威胁论”轻蔑地一笑；似乎中国正在以历史上任何大国从未没有的“完美方式”崛起，如同该周刊封面上靓丽的中国女影星章子怡一样。
然而，以我在大陆生活的经验，国人大都生活在一种习惯性的人格分裂之中，言行不一是普遍的生存方式，私下议论和公开发言可以毫无关系，即便没有什么事先的指令和安排，面对公众和记者的发言，也必然会进行下意识的表演，掩饰内在的利益动机。所以，无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能延续多久，无论中心城市多么像现代化的国际都市，无论中国的权贵、精英、白领等先富起来的阶层享受着多么奢侈而现代的生活，只要中国仍然是个一党专制的国家，中国人就无法崛起为成熟的文明民族。
这种不成熟最醒目的表现，就是一种“狼羊—主奴人格”：遇强者是羊，遇弱者是狼；落魄了便极端自卑，甘作奴隶且以坐稳了奴隶地位而得意，发达了便目中无人，随时拿着君临天下的主子派头。而一个弱智民族，必然迷信统治者编造的谎言，对独裁者的恩惠感激涕零，在恐怖政治面前唯唯诺诺。那些已经开上好车、住进豪宅、吃尽大餐的国人，他们所能期望的最好生活，仍然不是自立自尊的现代人生活而是坐稳了奴隶地位就心满意足的生活。
主人仍然象父母或牧羊人那样，教育着、规定着、恐吓着、连哄带骗地看管着孩子或放牧着羊群，至多是孩子的摇篮日新月异，羊群的牧场日益丰盛，但孩子们永远没有自己的头脑、尊严和人格，无法独立行走和独立思考。父母用糖果和玩具贿赂着孩子，牧羊人用皮鞭和宰杀恐吓着羊群，虚幻的歌舞升平娱乐着、也毒化着国人的灵魂，用希图“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一党独裁，用丝毫不肯让他人分享的绝对权力，也用“离开我就将天下大乱”的虚构前景，绑架了全体人民和整个国家。过多的人质，使国人的绝大多数不得不依赖于政权的施恩，使国际主流社会不得不温柔地与中南海打交道。
事实上，现在的中国还远不具有可以抗衡自由国家的实力，更谈不上二十年后成为称霸世界的第一强国。如果说，西方人热炒“中国威胁论”，尽管基于危机意识，但有点儿危言耸听；那么，中国人陶醉“中国崛起论”，就是过于盲目而轻浮的自恋。现在，被独裁政权误导的民族主义，正在走向丧失理智和泯灭普世价值的盲目狂热，已经为将来的称霸准备好了可怕的天下心态，却是不争的事实。更为危险的是，一旦中国人狂热得失去起码的理智，就会把独裁政权臆造的幻觉当真，“和平崛起”的许诺也就很容易变成“战争崛起”。
反美反和平演变和在政治上拒绝西化全球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无论在那些全封闭的伊斯兰国家，还是在中国这种经济上有限开放而政治上依然封闭的一党独裁的国家，说穿了无非是独裁者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特权利益。所以，美国在中国人眼中的分裂形象，既不是一个文化问题，也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赤裸裸的制度和利益的问题。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只能越来越边缘化，反美反西方对于第三世界的任何国家都是弊大于利的选择。特别是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民众来说，极端的民族主义只能使之在没有任何自由选择的被强制状态中，成为独裁者维护其暴虐统治的方便说辞。而中国人的分裂而犬儒的反美姿态，既不利于使中国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社会转型，更不可能让“21世纪成为中国的世纪”。
五 最后意识形态王牌
中美对抗在实质上并不是民族之间的冲突，而是制度之间的冲突；不是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种族歧视，而是自由人与准奴隶之间的差异。所以，面对弥漫于中国的强烈反美情绪，美国人并没有把他们对中共政权的不满，发泄到在美国的中国人身上，反而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中美冲突的主要根源是中共的独裁，希望中共政权首先善待本国人民，中国政府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善待。然而，中共政权仍然是一个在道义上不能善待自己人民的政权，在骨子里也不会平等地善待任何人。中共政权之所以把西方的政要和大资本家奉为座上宾，不是由于道义上的认同，而是由于维持政权这一根本利益上的认同——政治上不谴责中共治下的人权劣迹和对台湾的武力威慑，经济上给予中共优惠的待遇和投资。
我从来不认为中国与美国乃至广义的西方之间的冲突，只是单纯的民族的或文化的冲突。即便在民族冲突激烈的清末民初，美国也是侵入中国的诸列强中对中国最友善的西方大国，其他列强纷纷提出割地赔款的强盗要求，特别是俄国和日本最为贪婪，前者侵占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后者割走台湾和胶东半岛，而只有美国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提出确保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的“门户开放”政策，把“庚子赔款”返还中国，资助中国的教育事业。二战中，中美是坚固的盟友，共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二战后的中美决裂，完全是由于中共取得了内战胜利之后，一边倒地投入共产苏联的怀抱，并出兵帮助极权者斯大林和金日成对抗自由美国。
所以，二战后的中美冲突，民族主义性质越来越弱，而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制度冲突则越来越强。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美冲突的加剧在根本上与殖民主义时代的民族冲突无关，而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制度冲突，一句话，就是自由制度和独裁制度之间的冲突。
在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了风靡一时的“文明冲突论”，即东西方的对抗，由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冲突转向了后冷战时代的民族文化冲突。我不知道这种理论用之于伊斯兰国家是否真实，但是起码用于我生活了40多年的中国来说则是不真实的，是一个假问题。
美国，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自由国家；中国，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专制国家；二者之间对抗的意识形态色彩，尽管因为经济全球化、中美之间越来越深的经济交往而有所淡化，然而，二者之间在意识形态上、制度上的对抗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特别是“六四”大屠杀震惊了全世界之后，这种制度之间的政治对抗一下子再次变得醒目起来。每年联合国的人权大会上中美之间的对抗，就是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相互角力的缩影。中共每年都是依靠一些在不同程度上践踏人权的小国，使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国家的针对中国的人权提案连续十年失败。这足以证明了自由制度与专制制度的对抗，并没有因冷战的结束而烟消云散。中共1996年在台海进行威慑性军事演习，向俄罗斯大量购买先进武器，向一些无赖国家输出核技术，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都证明了西方世界流行的愈演愈烈的“中国威胁论”，决不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虚构敌人和制造围堵中国的口实。
中美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上中国对美贸易的巨大顺差；政治上的人权问题；军事上的台湾问题以及中国向无赖国家输出核技术问题；而军事上的问题实质上是政治问题，美国支持台湾不过是自由制度防止独裁制度的武力扩张而已。
后殖民时代的新兴国家的许多独裁统治者，为了秩序的建立和维持，也为了替治国的野蛮和无能进行辩护，最好最简单也最具欺骗性的合法性借口，就是把自己治下的所有灾难都归罪于殖民者的遗产。他们在谈到自己的落后时，最通行的说法就是列强的剥夺与凌辱，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榨取，从而把内在的疾病归罪于外来的病源。同时，这些国家大都走一条外力推动性的现代化之路，一方面是已经现代化的国家的竞争性挑战所造成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国门打开之后的内在欲望觉醒的压力，使他们陷于一种怪异的窘境之中，既要全力追求现代化又对现代化充满道德上的愤怒，类似于群体性的精神错乱。特别是后殖民时代的专制国家，其统治者最惯用的伎俩是把所有国际冲突，特别是把政治的和外交的冲突转化为民族冲突，把制度之争转化为民族之争。
战争狂人兼独裁者萨达姆把侵略战争叫做收复领土，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军事干预称为基督教西方的霸权主义，把与自由世界的对抗称为保卫伊斯兰教的圣战；独裁者兼种族主义者的米洛舍维奇把对阿族的种族歧视叫做防止国家分裂，把北约的军事干预侮蔑为对南斯拉夫主权、内政的侵略和干预，把对抗北约的军事打击提升为捍卫主权和民族尊严。但是，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民族矛盾并不是靠战争和歧视来解决的，而是通过谈判或全民公决的和平方式，比如加拿大、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一般说来，只要是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地方，民族矛盾的解决大都采取和平的方式，而在实行独裁制度的地方，民族矛盾的解决大都靠强制性的暴力。
具体到中国，特别是江泽民时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就越来越成为一党独裁制度的最后护身符了。所以，无论在什么问题上，只要中美之间产生冲突，中共应对的策略不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王牌，而是煽动民族主义。特别是在中美之间分歧最大的人权问题和台湾问题上，听听从江泽民到外交部发言人至高级智囊的发言，对外的用词一律是：用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代替社会主义制度，用民族尊严和人民感情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用国际霸权和反华势力代替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用孤立中国和世界单极化代替反对共产主义，用世界多极化代替全球一片红；而对内的语调一律是：百年耻辱、振兴中华、加强国力、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民从来不怕美国人、弱国无外交、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等等。而出现频率最高的腔调就是“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如果说，在东方的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前，特别是在共产体制还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具有一定的道义劝诱力之时（比如在苏东和西方的20年代到50年代，在中国的40年代到70年代），极权体制还可以名正言顺的祭起共产主义的旗帜与自由资本主义抗衡，以向全世界输出共产革命为王牌和己任的话，那么在自由制度取得决定性胜利和共产独裁制度全面崩溃的当今世界，道义上的劣势和实力上的弱势，使所剩无几的独裁制度已经无力再向外输出革命，而只能退居自己的制度硬壳之中，以“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来求得自保。他们维持政权和抗衡自由制度的最后意识形态王牌，不再是过时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和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而是用民族强盛和国力增长来抵御外辱和西方霸权了，是把政治性的制度冲突转化为文化性的民族冲突。
在这样的国家中，民族主义是最后的意识形态堡垒，曾经被殖民过的独裁国家之于民族主义，犹如瘾君子之于毒品，一朝吸食，终身中毒。现代与传统、自由与独裁、世界化与本土化之争，统统被融汇进狂热的民族主义浮躁之中。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由毛泽东时代的国际主义转向邓小平时代的本土化认同，就是已经退向最后的堡垒。
一 大陆爱国者的忧患意识
美国的反恐怖主义之战已经开始了一个月，虽然，大陆的爱国者们因美国仍然没有抓住本•拉登和摧毁塔利班政权，而延续着9•11后的幸灾乐祸，官方的《参考消息》连续几大版几大版地摘发世界各大媒体、特别是欧美主流媒体对阿富汗之战的悲观评论，网络上也充斥着“阿富汗是又一个越南”、“美国把本•拉登变成偶像英雄”、“美国的噩梦刚刚开始”、“反恐联盟出现裂痕”、“一个拉登倒下去，千万个拉登站起来”等标题，但是他们中也有一些理智者，把关注的中心转向中国的国家安全，表现出沉重的忧国意识。
一方面，在地缘政治上与中国最近的两个大国竭力向美国靠拢的举动，令爱国者们忧心重重。9•11后，普京第一个给布什打电话表示慰问和支持，布什则在上海的APEC峰会上称普京为“患难中值得信赖的朋友”，这种投桃报李的私人关系标志着美俄关系进入了蜜月期。普京借美国寻求反恐怖盟友之机，迅速向美国及其西方盟国靠拢，无论是普京的西欧之行，还是他的上海之行和美国之行，他都发出了一个明确而强烈的信息：希望俄国成为西方盟国一员。如果说，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因结束独裁体制、开创民主社会而成为名垂青史的政治家，那么，普京就意欲成为彻底清除冷战遗迹、带领俄国进入真正主流文明的政治家。普京对反恐怖战争的积极介入和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主动外交，使江泽民引以为傲的“上海合作组织”成为国际笑谈。
同时，在日本，正当小泉内阁的强硬姿态招致越来越沉重的来自亚洲各国的压力时，9•11恐怖袭击发生，一直急欲提升军力的日本，像十年前的海湾战争时期一样，抓住美国开战反恐怖主义之战的契机，迅速制定了“反恐怖主义法案”，为争取成为世界性军事大国打下合法的基础。而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对抗和美国围堵中共的战略显然不同，由于中日之间的历史恩怨至今没有根本化解，民族冲突的成分远远大于制度冲突的成分，所以爱国者们对日本重整军备的战略和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之焦虑，并非空穴来风。
另一方面，大陆的爱国者们对美国将来在中亚和西亚所欲扮演的角色，更是忧心如焚。他们认为，虽然中国政府支持美国的反恐怖之战，布什政府也因此而宣称改变了围堵中国的强硬外交政策，但是，这一切仅仅是美国政府在无奈之中的权宜之计。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不仅是抓拿恐怖枭雄和推翻塔利班政权，而且要在战后主宰中亚的局势。现在，一向亲中共的传统盟友巴基斯坦已经攀上了美国这条豪华战舰，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中亚几国也随俄罗斯而转向美国，一旦美国在战争结束后建立起亲美的阿富汗政权，中共政权在中亚的传统优势将丧失殆尽。正如署名“绝地西风”的网上文章《阿富汗局势与中国对策》所言：“美国借打击恐怖主义之名，十八万大军三面合围阿富汗，其项庄之意昭然若揭。”那就是围堵中国。他们甚至危言耸听：“假如美国在中亚驻了军，我们轰轰烈烈搞的西部开发战略腹地将变成战争前沿，为其策划疆独、藏独提供前沿基地，国际资金再投资西部肯定受到影响，我们的中亚油源也将受到影响，我们辛辛苦苦搞的‘上海合作组织’也可能会分崩离析，从中亚各国提供基地，及俄罗斯有条件帮忙并声称要加入北约，可以看得出我国对中亚影响实在与需要相差太远。”
尽管有如此深切的上述焦虑，爱国们并没有提出什么好的办法来化解危机。他们非但不敦促中共政权进行政治改革、放弃与人类主流文明背道而驰的一党专制，反而推动中共政权沿着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甚至军国主义的方向发展。因为在这些爱国者眼中，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任何道义而只有永恒的利益”。所以他们认为：最上策是坐享其成——让阿富汗把美国拖垮。表面上，他们谴责美国的炸弹误伤平民——中央电视台不放过每一个阿富汗平民控诉美国轰炸的镜头，不放过任何对阿富汗难民、特别是儿童和妇女在战争中的悲惨处境的报道，不放过国际上反战的游行和抗议，不放过美国的盟国发出的任何不协调声音——实际上他们希望看到更多的平民伤亡，因为平民的伤亡越多，美国就在道义劣势的泥潭中陷得越深。
其次，他们认为，如果美国完成战争且在阿富汗驻军，中国也一定要保证自己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借助联合国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的力量制衡美国；同时，全力提升中国的军力，在东南和西北两个方向多多聚集军队，以备不测；甚至有人提出：如果阿富汗变成又一个越南，成为美国的噩梦，恐怖分子借机向美国发动更具毁灭性的恐怖袭击，中国完全可以趁美国深陷泥潭而无力他顾之机，一举拿下台湾，使中国变成亚洲的军事霸主，进而成为国际上反美力量的领袖，成为继前苏联之后可以抗衡美国的超级大国。
在中共政权维持一党独裁制度的现状下，以上爱国者们的担心绝非杞人忧天。因为，虽然中共政权与美国政府之间在反恐怖问题上有一定的共识，但是两者之间的制度上的根本对立，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改变，台湾问题、核扩散问题、人权问题等方面的分歧，仍然难以化解。换言之，除非中共放弃现行制度，否则的话，再高速增长的经济和再强大的国力，包括办奥运和入世，都无法真正化解中共政权与人类主流文明之间的冲突，更无法使中国真正地融入世界。
二 怨妇、泼妇和暴民
9•11事件之后，幸灾乐祸的有两类群体，一类是生活在贫困国家的原教旨主义者，另一类是生活在专制国家的无神论者。前者主要是阿拉伯人，后者主要是中国大陆人、朝鲜人和古巴人。如果说，前者因极端信仰和身在其中而仇视美国，还有一点似是而非的道义色彩的话，那么，后者只是隔岸观火的旁观者，他们对美国的仇恨就完全是极为世俗的劣根性所致：谁让你那么富足强大、不可一世，总对别国指手画脚？谁让你喜欢当国际警察且执法不公？谁让我们贫困软弱、始终抬不起头？谁让我们即便满腔仇恨也不能把你怎么样？中国人似乎受尽了美国的傲慢霸权的欺负和剥夺，罗列出种种历史上的恩怨来支持自己的幸灾乐祸。因此，中国人对恐怖分子的赞美和对阿拉伯人的支持，绝非他们发自内心的感情，而是借此了宣泄自己对美国的仇恨。
如果仅以弱小民族在历史上的受迫害为由替恐怖主义进行道义辩护，那么在人类历史上，最应该进行恐怖主义复仇的民族应该是犹太人，他们从“出埃及”失去家园之后，一直是受迫害的无家可归的流浪民族，犹太圣城耶路撒冷数次被毁，到二战期间达到种族灭绝的高潮。如果把怨妇情结的发泄和复仇作为正义，那么犹太人完全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整个世界欠犹太民族的血债太多了。而伊斯兰教的命运只是在近代才开始衰落，当年的古波斯帝国，曾经代替罗马帝国的奥斯曼帝国，都有过不可一世的称霸历史。到了现代，自从世界离不开石油之后，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富得流油，只不过那些天赐的财富没有落到百姓手中，而是被少数王公贵族所垄断，大把的金钱用于战争、挥霍、教派纷争和恐怖活动，却很少投入到改善国计民生的有效率产业之中。
所有现代落伍的民族国家，大多是专制政权，都有种解不开的“怨妇情结”。越是落后的专制国家，就越要寻找和塑造一个外来的敌人，越不厌其烦地通过垄断舆论的权力，向国民灌输被歪曲的历史和现实，把国际关系中的西方国家塑造成忘我之心不死的妖魔，使怨妇情结和仇恨意识成为国民素质的基本要素，以此转嫁国内危机和民众对内政的不满。
美国之所以成为这些国家怨恨的主要目标，一是因为美国在世界上，是自由制度的象征、推广民主的中坚和维护人权的先锋，因而必然是所有践踏人权的专制国家的头号敌人。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当然对此非常不满，便通过把制度之争转变为民族之争，竭尽全力对美国进行妖魔化；二是美国的富足和强大，对于贫困落伍者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压抑，人性本身的嫉恨弱点，又为独裁者播种仇恨的种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三是因为民众在长期的奴役中，既积累了太多的冤屈又养成驯顺的奴性，既对独裁政权不满又相信官方的宣传（因为他们的知情权被剥夺）。
中国人对美国的仇恨，还有一层传统的天下意识的狂妄自负，因近代的落伍挨打而变为畸形的民族虚荣和自卑自傲，变成鲁迅所说的“合群的自大”，动不动就用“五千年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来贬低只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美国，说美国浅薄得“没有历史、没有文化”；动不动就拿“汉唐盛世”和“大清国版图”来证明自己的不可一世，天下第一，把任何华人个人在国际上取得的成就，皆要放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征兆，甚至海外华人的个人成就也要寻根到民族历史的源头。
所以，一遇到国际冲突，民众就把所有的仇恨以怨妇诉苦和泼妇骂街的方式对外发泄，似乎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对得起他们，特别是那些自由富足的国家。他们很少提及美国帮助中国保住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战胜了日本军国主义；基本不提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美国为了避免中国的内战全力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不提中国与前苏联对抗之时，也是中国在外交上处于最孤立的60年代，美国坚决反对前苏联企图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并在70年代初主动向中国伸出和解的双手。美国这样做的主要动力，固然基于联中抗苏的国家利益，但在客观上帮助中国摆脱了国际孤立，并为后来的开放奠定了外交基础；不提在中国走上改革之路以后，美国对中国的每一个进步的支持（资金、技术、思想文化、新闻舆论等等），一直鼓励和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六四之后，美国尽力帮助独裁下的大陆人争取人权，敦促中共善待自己的人民，成为遏制中共独裁政权的最重要的外部压力。
就是这样的美国，居然成了很多自称爱国的大陆人发泄怨恨的主要目标：中国贫困落后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罪恶造成的，申奥不成功是美国人在捣乱，得不到诺贝尔奖是西方文化霸权，关注中国人权是居心不良，保护台湾免受中国武力攻击、支持西藏的自治要求是要分裂中国，还有国共内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误炸使馆、撞机……从现实到历史，从历史到现实，喋喋不休的诉苦、抱怨和控诉是他们所向无敌的法宝。而怨妇，一被调拨，最容易转化为泼妇,满肚子的怨恨似乎就是她们撒泼耍混、破口大骂的充足理由，而如今的网络又使怨妇们可以变成蒙面的言论恐怖分子，怯懦而不负责任地让词语炸弹遍地开花。而这怨和骂的内在动力，无非是在对外宣泄仇恨的同时，以要挟和敲诈的方式祈求一点可怜的恩赐：“你们让我们吃那么多苦，总该让我们骂骂街宣泄一下，总该拿出点实惠补偿一下吧。”
更危险的是，泼妇们在以爱国斗士的姿态向本国的统治者献媚的同时，一旦有了机遇就自动变成暴民。正如毛泽东时代，对一切被钦定的敌人进行斗争的诉苦大会和批斗大会一样。诉苦大会是怨妇诉苦，不惜编造和歪曲；批斗大会是泼妇骂街，决不吝惜恶毒和仇恨；最后必然发展为暴力。而当发财致富代替阶级斗争，实用主义的利益至上代替解放全人类的乌托邦理想，犬儒化的精确计算代替了愚昧者的盲目战斗……之时，美国也由帝国主义变成了霸权主义，对美国的仇恨也由发誓消灭帝国主义变成了对财富和强大的既羡慕又嫉恨，变成了一边大骂美国，鼓吹超限战对付美国，一边想去美国镀金，挖空心思搞绿卡弄护照，利用国际大资本发财并把财产转移到西方。
“怨妇”们得内心里层层淤积起仇恨，塑造出一种变态而懦弱的人格：不是基于正义而是基于个人的恩怨，不是来自爱而是来自恨，不是寻求平等对待而是想做人上人，不是凭自己的能力加入竞争而是嫉妒他人的成就，不是敢于反抗每天发生身边的邪恶而是对遥远的国家进行疯狂的诅咒。如今，这类怨妇和泼妇在利益至上的毒化下，不再具有毛时代的愚忠式的朴素和发自内心的仇恨，而是逐利时代的小人式的狡猾和作秀式的撒泼耍赖。
中共执政后很少有善待自己人民的时候，遭受独裁政权的野蛮压迫的民众，选择摆脱贫困和弱小的首要出路，不是甘愿接受独裁者和恐怖枭雄的妖魔化灌输，把一切责任归罪于虚构的外部敌人，把仇恨发泄到别人头上，而是奋起推翻本国的独裁者。而当民众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而认同和服从独裁者时，那么，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无家可归的悲惨处境，被杀戮、被奴役、被歧视、被剥夺的非人生活，便永远没有尽头。主要的罪责固然要由独裁暴君来负，但民众的愚忠、软弱和无奈的驯顺就一点责任也没有吗？
三 那些吃狼奶长大的国人
——为“哥伦比亚号”而鸣
今天，“哥伦比亚号”陨落，不仅是美国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悲剧。七名宇航员为人类的航天事业献身，美国第三次为航天科学付出惨重的代价。我想，无论属于怎样的民族或国家，也无论持有怎样的信仰或价值观，只要是人——具有理性、同情心和认同常识的人，即便不悲痛，对遇难的宇航员不表敬意，起码也决不会幸灾乐祸。而只有那些极端的偏见、冷血和愚昧，才会对如此单纯的悲剧幸灾乐祸。可叹的是，我在中国的几大网站看到的，恰恰就有这种幸灾乐祸的失态。
虽然面对此次悲剧，某些国人的幸灾乐祸，远没有对9•11那样普遍，但在“新浪”和“网易”的网民评论中，幸灾乐祸的言论起码占有50％左右。比如：有人感谢真主保佑伊拉克，有人认为这是上天对美国人企图称霸世界的惩罚，有人预言美国即将衰落而中国终将崛起并打败美国，有人建议中国联合德国“将美国从世界地图上抹去！！！”，有人把此悲剧归罪于布什政府的穷兵黩武，也有人借此诋毁以色列……更多的人表现出一种近于疯狂的幸灾乐祸：
羊年春节最美丽的烟火！！！ 好！！！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今天玩的真愉快，……感谢给我们快乐的USA,感谢伟大的sina.com。如果那碎片掉到白宫就最好了。掉到布什的头上还要好！！！！！！！！！！放鞭炮去了！！新年大礼啊！！抄你妈的，摔死七名科学工作者可惜，摔死七个美国政府可喜！春节不能放火炮,这下好了,美国放个大的.辞旧迎新嘛。…… …… ……《好了歌》：“世人都说美国好,唯有拉登不明了；世贸中心被撞倒,气急败坏的美国佬,满世界的把人找；塔利班，被赶跑。回头又把老萨搞，战争尚未准备好。谁知小金翻脸了，挥舞核弹到处吵。布什总统吓坏了，又是撒欢又是跑。打仗的钞票刚凑好，航天飞机又完了。奉劝一句美国佬。不要指手又画脚，你他妈的算个屌。”（摘自“新浪”和“网易”的BBS）
这些极端的反美仇美的情绪宣泄，正是被狭隘而狂热的民族主义毒化的结果。这种民族主义，淹没了人类共同价值，泯灭了起码的正义感和同情心，混淆自由与独裁、人性和反人性、善与恶、真与假、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实质性区别。它的唯一情感是冷血仇恨，唯一的表达是漫骂宣泄，唯一的表情是猥亵下流……
当年，鲁迅不愿以恶意猜测国人，但“三•一八”惨案的血，令先生窒息，使他写下了不朽的檄文《纪念刘和珍君》，痛斥北洋政府的残忍野蛮和国人的丑陋、冷酷和麻木。而在先生逝世已经近70年的今天中国，时间的流驶，街市的繁花，航天时代的国人，其冷血、丑恶和对生命的漠视依旧。而且，如此冷血者，绝非遗老遗少，而是从小就吃狼奶长大的青年！
五 赵燕：一棵抹黑美国的稻草
继美国的“虐囚案”之后，中国女商人赵燕被美国警察殴打一案，再次为国人妖魔化美国提供了素材，民族主义也有了又一次泛滥的机会。警察打人，在任何国家、任何制度下都有可能发生，同情被打的平民和谴责施暴的警察，实乃理所当然。何况，在民族主义日渐高涨的中国，赵燕在超强的自由美国被警察殴打，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和爱国者的义愤，也属正常现象。
然而，在美国官方多次表示向受害者道歉和对此案进行严肃的司法调查的情况下，这一个案应该循司法途径解决，该赔偿就赔偿，该惩罚就惩罚，而决不应该无限上纲地放大为泛政治化的中美冲突，进而上升为对美国的国家信誉和整个制度的妖魔化。事实上，赵燕已经开始享受美国制度的保护，她的医疗费和诉讼费全部由美国联邦政府负担，而且没有上限。她因打官司而无法工作的收入损失，每周最高赔偿为600美元，一年最高为三万美元。美国名律师帮助她进行民事诉讼，诉讼赔偿可高达五百万美元。她还可以请最好的眼科医生、牙医和心理医生。换言之，赵燕被打仅仅是一个个案，与中美冲突和美国制度没有多大关系，更与美国的超强地位和中国的民族尊严无关。
而在中国，从外交部到御用喉舌，从爱国愤青到赵燕家人，似乎抓住了一棵抹黑美国的稻草，利用赵燕的哭诉对美国的制度和人权进行妖魔化，已经变成了大陆的官方、媒体和爱国愤青的合谋，非理性情绪不再只是爱国愤青对美国的仇恨宣泄，而且变成了国家化的外交决策。《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说：“历史的经验已经反覆证明，奉行强权和霸道的超级大国历来追求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总是把自己国家和公民的利益置于他国和他人之上。”“美国警察和执法人员隶属国家机器，他们之所以敢藐视法理、藐视人权，显然是受国家的帝国思想、强权政治、霸权意识和种族歧视的综合余孽的影响和驱使。从法律意义上说，美国当局对赵燕事件负有不可推卸和无可争议的责任。”
《新华社》借采访赵燕亲属的机会指控美国仇视中国人虐待中国人。赵燕一家更把事件无限上纲，什么美国说尊重人权是”“挂著羊头卖狗肉。”什么这件事“不仅是赵燕一个人的事，也不仅是赵家一家的事，而关系到整个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尊严。”赵燕本人也跟着上境界，在纽约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赵燕说：“为了我自己的尊严，为了我们民族的尊严，一定把这场官司打到底，把打我的凶手绳之以法，严惩他们。感谢全国人民、同胞们、我的国家、中国驻美使领馆对我的关心，感谢媒体对我的支援和声援。如果没有大家的支援，就不会有伸张正义的日子”。
互联网上的爱国愤青更是一片叫骂声，什么美国“充满暴力”、“极度没有人性”，“美国是全球的邪恶轴心，美国人是披著人皮的恐怖分子。”所以要坚决“打倒美帝国主义！”
然而，在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的当下中国，并不是所有的国人都如此看待赵燕事件，除了那个《赵燕，飘到美国的一根幸运草》的著名帖子外，另一则在网上广为流传的帖子《被中国警察打和被美国警察打的不同结果》，也对赵燕事件所凸现的中美制度之优劣对比，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现引用如下：
“1，被中国警察打，不是新闻。被美国警察打，是新闻，而且是大新闻。2，被中国警察打，不会见报，报纸不敢登，敢登的会被清算。被美国警察打，会见报，而且是连篇累牍，最重要的是，报纸可以自由报道。3，被中国警察打，打了白打，警察会威胁你不准把事情说出去，律师不敢接你的诉讼，法院会跟警察一起来整你。总之，如果你执意要“找个说法”，那么最终你的下场很可能比被打一顿还要惨。相反，被美国警察打，会有媒体的揭露、群众的示威抗议，律师会主动联系你要帮你打官司，法院会独立审判。4，被中国警察打，中国政府不会关心你，相反还会在面对国外记者的质疑时声称“没听说这回事”或者“这是中国内政”。被美国警察打，中国政府会“严重关切”。5，被中国警察打，没有人会认为这说明中国的“人权”很差，至少政府不会这么认为，新闻媒体也不会这样认为，总之，被中国警察打，这与“人权”无关。而被美国警察打，所有人一致认为这说明美国的“人权”很差，至少政府和新闻媒体会大力宣扬“美国没有人权”，并且把这件事情写入明年的《美国人权状况》里去（如果美国胆敢发表《中国人权状况》的话）。6、被中国的警察打，你不敢去告；被美国的警察打，你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被中国的警察打，你即使去告了，没钱也不行，不要说红包，单是诉讼费也拖死你；被美国的警察打，不用担心诉讼费，人家把你的费用全免了！（纳税人的钱原来还可以这么花！）7、被中国的警察打，那证明你是坏人，不是也是，就该打；被美国的警察打，你可能是坏人，但也可能是好人。”
六 部分新浪网民对赖斯的种族歧视
美国国务卿赖斯的亚洲六国行，最后一站是北京，自然引发大陆网民的关注。此前，赖斯对媒体表示说：中国的“反分裂法”不受欢迎，她访问日本时又表示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她的言论，着实惹恼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愤青，就我浏览的网站而言，反美反日的言论再次火爆，不欢迎赖斯来访的、希望中共以硬对硬的，确实是网民言论的主流。当然，污言秽语的咒骂也少不了。
一涉及到美国，愤青们的暴力化流氓化语言，已经见怪不怪。但在暴力和流氓之外，加入丑陋的“种族歧视”，我还是初次见到。
以前，曾在网上看到过一篇名为《中国人的种族歧视》的网文，作者不详。该文列举了国人种族歧视的五大表现：1，“一白遮百丑”的审美观； 2、恐黑症；3、歧视深肤色人种，两岸三地都一样；4、在亚洲中华文化最文明；5、内宾小便五角，外宾小便一元；
五种表现却隐含着内在悖论，国人既崇拜白种人，又仇恨白种人；既歧视有色人种，又为黄肤色自傲。这样的内在悖论与百年来的畸形民族主义完全一致：对西方文化的既自卑又自傲，既仇恨又羡慕，既软弱又强硬。
我浏览了三大门户网站关于赖斯亚洲六国之行的帖子，种族歧视的语言不在少数。仅以“新浪网”为例。我查看了从16日开始截止到20日17时30分的八百多个帖子，除去重复，大概有六百多条。其中，带有种族歧视的帖子近70条，占十分之一左右，而反对种族歧视的跟贴仅有五条。
语气还算温和的帖子只有两条：“不受欢迎的黑女人！！！”、“这个黑脸女人太自以为是了. ”其余的都是极为恶劣的帖子。
许多人诬蔑赖斯长得“真丑”、“太丑”、“世界上最丑”。“长的那么丑，不嫌丢人显眼。” 丑得“连女人的名字她都不配．”、“连极度变态的日本人，外相町村信都不愿看赖斯一眼，太丑了，一个雌性能长到这个份上，能有勇气活下去太不容易了。”“我真的想不明白，人类怎么会生出赖斯这么个女人，长的奇丑，思想奇坏。嗨！生他的人可真是作孽呀。”所以，他们“看那鸟样子就恶心!!!”就大“吐!!!!”，“吐了一盆”、“连隔夜饭都差点呕出来!”
一些人直呼赖斯为“黑鬼”、“黑猪”、“黑女人”、“黑娘们”、“母黑鬼”、“黑母狗”、“看长得鬼样.呸”、甚至“你连黑鬼都不如,真正的贱命一条”、“她的脑子比她的肤色还黑”、“人好黑金正日都敢搞！”
一些人大骂赖斯是“巫婆”、“女鬼”、“女疯子”、“狗务卿”、“垃圾”、“人杂”、“烂人”、“屄人”、“纯野狼”、“女癞子”。有人感叹：美国人智商低，怎么让只“黑母狗”当上了国务卿。
一些人当然也忘不了用动物来诬蔑赖斯，“猩猩”、“母猩猩”、“鸟样”、“鳄鱼”、“老赖皮狗！”“烂肉一块，老鼠屎，喂狗都嫌难吃。”甚至有人说，把赖斯比作动物，“那太委屈……动物了！”所以，有人建议：“中国把‘赖斯’的面部图片收编入幼儿动物看图教育里面，”让中国孩子从小就知道“动物性（应该说兽性）的美国人！”
这些年，国人喜欢编写“顺口溜”来发泄不满，也有网民编了类似三字经的顺口溜来诬蔑赖斯：“美赖斯 黑是黑，有性格 瘦是瘦，有肌肉 怪就怪，有人爱 丑就丑，有人搂 矮是矮，会转拐 肥就肥，有腰围 美不美，看大腿 骚不骚，看眉毛”。还有人用故作幽默的口气说：“长得象个猩猩，说话蛮不讲理，还是换个美女来。”“赖斯长得确实有些难看,要是一个漂亮美眉,肯定谁都愿意和霉国套近乎.”
还有一位自称是反对种族歧视的网民，居然自打嘴巴地说：“本人不赞成种族歧视。但是这个黑鬼的确让人讨厌，纯粹小黑人得志的样子哦”。
即便是领教过太多“愤青式仇恨”的我，对以上言论的种族歧视之露骨，其语言之恶毒，其心态之下流，还混在着性别歧视的猥亵，仍然感到震惊和悲哀。
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再强烈，可以理解，也可以辩论，偶尔骂骂街，也无关大局。但在今日世界，“种族歧视”早已臭名昭著，即便是专制政府，也不敢公开宣扬“种族歧视”。换言之，在二十世纪，人类经历过法西斯的种族灭绝灾难，经历过美国反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经历过世界性的反对南非种族歧视制度的斗争，经历过反对米洛舍维奇的种族清洗，种族平等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准之一。个别的政客或社会名流，如果偶尔流露出种族歧视情绪，就会立刻遭到世界性的谴责。而赖斯是美国首任非白人女国务卿，正好说明了美国作为多民族大熔炉的伟大。
七 核讹诈的爱国主义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报道，7月14日，中国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在回答驻香港的外国记者“如果美国介入台海战争，中国将如何反应？”这一问题时，以流利的英语回答：“如果美国用导弹和制导武器攻击中国领土，我想我们只能用核武器来反击”；“所谓中国领土，包含使用中国解放军所属战舰及战机”；“如果美国有心干预”，“我们也有决心做出反应，中国人已做好西安以东城市全数遭到摧毁的准备”；“当然，美国也必须做好准备，美国西岸一百多个或二百多个、甚至更多的城市可能被中国摧毁。”
朱的核威慑言论一出，不仅引起世界舆论的巨大负面反应，即便在黑箱中国封锁此言论的情况下，网络上仍然有比较热烈的讨论，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照例叫好，而另一些网友则批判这种疯狂而冷血的叫嚣。对朱成虎的以下言论尤为反感：“准备让西安以东的所有城市被摧毁。当然，美国人将必须准备好数以百计，或两百个，甚至更多的城市被中国人夷为平地。”
有网友马上计算出，如果中国真的准备牺牲“西安以东”与美国打核战，那么中国将遭遇灭顶之灾，西安以东的地域与人口，包括东北、华北、华东和华南的21个省、市、自治区，人口10亿，占全中国13亿人的四分之三。还不算整个台湾及二千三百万台湾人的生命。
据西方媒体报道，发自中共军方的这类威胁性言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它是中共鹰派的一贯观点。中共军事科学院教授、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第二研究室主任罗援大校，早就有过此类表示；更高军衔的有中共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他在1995年曾对当时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表示，美国人应当“关心洛杉矶，胜过关心台北”，言外之意，美国如果过于关心台北，那么美国本土很可能遭到我们的核打击。
人们当然也记得，1998年，两名解放军的校级军官合写了一本《超限战》，书中的主题就是不择手段地对付美国，包括破坏银行体系与股市的经济战、以非法毒品打击社会稳定的药物战、操弄舆情来瘫痪敌人意志的心理与媒体战、运用国际组织来遏阻敌人的国际法战、以及控制重要天然资源的能源战等。9•11后，鼓吹对美国的“超限战”，再次风靡于大陆的网络。
好在，中共官员并非个个都是朱成虎，文官的看法与军人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即便同为将军级军人，刘亚洲的放言与朱成虎的狂言也有很大的区别。
比如，据中新社报道，就在朱成虎的狂言引发国内外的激烈反弹之际，曾任中共驻法国大使、现任中共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7月24日在受邀为全国青联全委会的委员会们作国际形势报告时表示，看到有的媒体宣扬“中国外交韬光养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感到十分担心：他认为，一个国家在和平崛起的时候容易产生狭隘的民族主义。所以他告诫说：“这时候理智很重要”，在和平时代，必须坚定地奉行“共赢、睦邻、安邻、富邻”的国际主义精神。
也就是说，现在的中共政权，尽管还不具有善待百姓的为政之德，但起码还具有计算成本和收益的理智，即便是基于保住政权和权贵们自身利益的考虑，中共现政权也决不会因台湾问题而与美国摊派。毋宁说，中共现政权的对美外交，仍然处在对内言辞和对外现实的分裂之中，奉行对内灌输仇美意识而对外力保稳定的中美关系。君不见，反分裂法之后，胡温政权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下，反而迅速安排了国共领袖的北京会面；朱成虎狂言之后，中共外交部也公开强调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方针不会改变；胡锦涛访美之前，又是调整外汇政策，又是花五十亿美元的巨资购买40架波音。
朱的核恫吓言论，主要是针对美国而发，用不惜打核大战来显示统一的决心，来阻吓美国协防台湾。但我以为，他的言论不仅是针对台湾问题，也不仅是代表了中共“鹰派”的立场，而且是中共的一贯狂妄思维，其鼻祖就是毛泽东。再往深里追溯，这是所有极权者的共同狂妄逻辑。
回顾冷战时期的历史，无论是前苏联还是红色中国，所有极权者都有一种穷横本性，无一不对世界进行核讹诈和战争恫吓。是共产极权挑起了韩战和越战，是赫鲁晓夫与卡斯特罗一起挑起了古巴导弹危机。赫鲁晓夫曾声言：过不了多久，我们苏联就能像生产香肠一样地制造火箭。他还不分场合地进行核讹诈，比如，他在英国首相艾登家中作客，当宾主在暖烘烘的壁炉前入座后，赫鲁晓夫突然对艾登说：“你知道摧毁你们这几个小岛需要几个核弹头吗？三个。只要三个。” 还是冷战时期，前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也曾对意大利进行核恫吓，他访问罗马时故意向意大利政要提起古城庞贝毁于火山喷发，暗示罗马城也可能毁于新的火山喷发——核爆炸。
现在，长期陷于经济危机且在国际上极为孤立的北韩，屡屡冒天下之大不韪，用穷横的核讹诈威胁国际社会，以便在与美国的较力中开出更高的要价。就在7月26日重开六方会谈的前不久，朝鲜高官也声言：“我们可以打倒美国的任何地方。”
再看中共的穷横逻辑。毛泽东声称：中国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意味着极权者也是彻底的狂妄主义，头上无星空，心中无神圣，周围无法律，一向无所畏惧。用毛的话说就是：共产党人连死都不怕，害怕困难吗！文革时期，全国沉浸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狂热之中。
毛泽东似乎从来不怕打仗，更不怕核大战，尤其不怕与美国人打核大战。不怕与美国打核大战的理由很简单：我们中国人多而美国人少，我们中国人不怕死而美国人怕死。这背后的潜台词是，中国人命贱，美国人命贵，我们不怕用上百条中国人的命换一条美国人的命，而美国人却怕用一条人命换中国的上百条人命。所以，只要向美国人明确表示中国可以不惜任何代价，甚至不惜首先动用核武器和美国拚命，美国就会退缩。
这种论调，与二战时希特勒的论调何其相似，希特勒在进攻英国前曾对德国百姓大声宣布：英国人不过是一群店主，我们一轰炸，他们就不行了。而结果是，英国变成了欧洲抵抗纳粹德国的最后堡垒。
当年，毛泽东以蔑视的态度把美国贬为“纸老虎”，最爱以“不怕死人”来要挟国际社会，多次声言中国人不怕打核大战。1957年在苏联。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等前苏联政要说：“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毛泽东如此露骨地蔑视生命，就连赫鲁晓夫听后都大吃一惊，认为毛泽东是“疯子”。
1958年，毛泽东谈到大陆可能因台湾与美国打仗时说：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与台湾开战，美国最好插手进来，在福建什么地方放一颗原子弹，炸死一两千万人。最多整个福建打光了，死他个三千万，换来全国人民认清美帝国主义的纸老虎面目，值得。
毛泽东为了与美苏两强争霸，在一穷二白的国情下，不顾百姓生活，大搞核工程。1964年中国有了核弹之后，毛动不动就提出准备打核大战，显然是想通过核讹诈和战争恐吓来压倒对手，也就等于把全中国人作为他抗衡美苏的人质。
然而，独裁者们大都只讲实力而不讲道义，所以，在战争问题上，独裁者们不怕自由国家，却都害怕另一个更强大的独裁国家。当年，毛泽东惧怕斯大林，怕到让中国人为苏联帝国及金日成政权卖命的程度。毛泽东太知道，斯大林象他一样心狠手辣，得罪不起。斯大林死后，老毛觉得出头之日到了，在国力悬殊的情况下，非要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他动不动就声言“不怕与美国打核大战”，但他却不敢冲着苏联叫嚣核大战，他知道俄国人与他一样无法无天。珍宝岛冲突过后，勃列日诺夫真要对中国下手，甚至密谋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正是极权苏联对极权中国的步步进逼，让毛泽东感到了大祸将临的恐惧，他怕与俄国人打核大战。所以，他才不得不接受世界头号“纸老虎”美帝国主义的橄榄枝，握住尼克松伸过太平洋的联中抗苏之手。
原来，一向目中无人的毛泽东也有甘当鸵鸟的时刻。
毛泽东这套“不拿人当人”的恐吓逻辑，也不光是中共政权及其高官的逻辑，甚至不光是大陆愤青的逻辑，就连从未在大陆生活过的台湾“老愤青”李敖，也学会了毛泽东式的残忍，他在凤凰卫视的专题节目中表现出的那种“不怕死人”、不拿人命当回事的口气，即便比之于毛泽东，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李敖有话说》第15集《漏油漏下来才能雨露均沾》中，李敖在表达了他对毛泽东的崇拜之情后说：为什么在一穷二白的中国毛泽东还要搞核弹？就是“为了一个国家的强盛，为了一个国家在世界上能够抬头，为了国家能够进入太空，这个钱非花不可。有的人不懂事说，你把人送到太空，这个钱为什么不来救农民？怎么救农民？一双袜子，我告诉你一块美金，十三亿人口多少美金？怎么办？光着脚造核子跟潜艇，免得被帝国主义欺负，中国要的是这个。袜子，对不起，没有。真正了解中国的问题的就是这样子。有人讲为什么要这样子？我告诉你，政治人物的判断，尤其第一流政治家的判断跟人民是不一样的，人民的要求跟政治家是不一样的。”
李熬大概没有推算过，按着当时的国际价格，中国制造第一颗原子弹要挥霍掉411亿美元。如果在大饥荒时期用这些钱进口粮食，起码会让全国人在两年内吃饱，也就不会发生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在此意义上，毛泽东为造原子弹而饿死的国人，超过死于两颗核弹下的日本人的100多倍。
中共号称：原子弹是自力更生的结果。但实际上，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国在1964年就成功试爆核弹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共核工业才于1955年起步，苏联帮助中共制定出1956－1967年12年核工业的计划大纲；中苏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议”：苏联将给中国一个原子弹模型以及一系列技术设备，首先提供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并命令苏联各部“提供中方一切东西使他们能够自己造原子弹”，一批批中国顶尖的科学家赴苏受训。就连中国的核弹试验场也是苏联专家帮助圈定的。
李敖说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话，可能连凤凰卫视也觉得过分，所以在网上发布的文字稿时删掉了，我只能根据记忆来复述。李敖的大意是说：为了抵御美帝国主义，宁可穷也要造原子弹。别看我们穷，只能造一颗核弹，美国富，能造几千颗核弹，但就是这一颗也足够吓住美国。中国不怕跟美国开战，哪怕是打核大战，我们也不怕。即便我们只有一颗核弹，只能毁掉美国的一座城市，而美国有几千枚核弹，能毁掉我们二百座城市，我们也不怕！我告诉你，他们美国人怕死人，而我们中国人不怕；他美国只有两亿人，而我们有十三亿人。只要有一颗核弹能打到洛杉矶或夏威夷，贪生怕死的美国人先就吓死了，就不敢对中国轻举妄动。
斯大林当年说“死一个人是生命，死一百万只是个数字。”毛泽东声言用世界一半的人口换来社会主义的胜利；朱成虎声言用“西安以东”来换取美国的百个城市；李敖声言用中国二百座城市的毁灭换美国一座城市的毁灭，用十三亿中国人的血肉换二亿美国人的血肉。
这是多么一脉相承而又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逻辑！
这种“以人命为刍狗”的强国逻辑，是典型的暴君逻辑，毛泽东如此，萨达姆如此，金家父子如此，他们的追随者亦如此。
狂妄得目中无人的老毛，亏他当政时中国的实力太弱，再想通过核大战称霸世界，也只能快快嘴皮子而已；崇拜老毛的李敖，亏他只是个狂傲的文人，只能说大话惑众；放言对美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朱成虎，亏他只是个不掌兵权的少将，口出狂言发飙，还不会变成中共现政权的决策；
狂妄的纳粹和日本败于二战，狂妄的前苏联败于冷战，这样的教训已经在告诫所有国家，越是实力处于上升过程的国家﹐就越要以温和谦虚的姿态面对世界，而越是狂妄就越容易导致对外政策的失误，也越容易招致世界的反感。而任何对外政策上的失误，哪怕仅仅过过嘴瘾的口头失误，都将支付更多外交成本。
当独裁政权用“万物为刍狗”的冷血对待生命之时，它不仅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全国人民，而且可以集中全国资源用于独裁者决策的实施，即可以拿本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作赌注来恐吓世界；同时，独裁权力特有的狂妄，也会使它不断高估自己的实力和别人的恐惧，从而将本国和世界拖入残酷的战争。
极权者之所以个个如此穷横，最大的资本是被他们劫持的整个国家和全体人们。极权者在本性上的好战和视生命如草芥的残忍，根本不在乎人命，饥荒饿死或迫害致死也好，在战争中充当炮灰也罢，在极权者的眼中，最宝贵的生命不过是供其驱使的群羊而已。只要独裁制度不变，随着国力军力的提升，患有权力狂妄综合症的疯子就会越来越多，越是疯狂也就越是冷血；越是冷血，也就越容易把本国人民投入战争，越容易对世界和平构成巨大威胁。
如果中共真的狂妄到率先向美国投核弹，那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人肉炸弹”，最疯狂的“自杀性攻击”，因为中国将遭到美国数百核弹的反击。国家恐怖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的区别只在于：恐怖分子的自杀性攻击所利用的人肉炸弹，是自愿献身的狂热分子；而国家恐怖主义的核弹自杀性攻击所利用的人肉炸弹，则是数以亿计的被绑架的无辜生命。
第三部分 极端反日的民族主义
一 反日爱国的流氓相
当民族主义在中共政权的纵容下成为绝对道德霸权时，全社会的不讲道德，也在爱国话语的包装下，越来越露出流氓的本来面目，成为邪恶对人性的讨伐，而与大是大非完全无关。
（一）大陆爱国者对赵薇的口淫强暴
赵薇做服装广告事件，激起了全社会的爱国热情。某些网民一旦身怀了爱国的利器，便在攻击赵薇的言辞中为所欲为，除了声讨和大骂，除了要求检讨、道歉、和封杀之外，更有一些人在互联网上大逞口淫强暴之快。《强国论坛》上，几个网民讨论了很长时间怎样对赵薇进行肉体侮辱——是先割她的乳房、还是先割她的鼻子或耳朵——以示对她的军妓卖国行为的惩罚。《新浪》、《网易》、《搜狐》等网站论坛上，一些人在研究用什么样的雄性动物强奸赵薇才最过瘾。
摘录这些污言秽语是对读者的不敬。但是，为了保持本来面目，只能敬请读之犯恶心的读者原谅了。 摘要如下:
◆不要称呼她为慰安妇了。对于被强迫的亚洲国家慰安妇来讲与这种志愿慰安妇一样是一种侮辱；对自愿的日本慰安妇来讲她只是下等的慰安妇，同样是侮辱。所以，建议称呼她为“志愿慰安妇”或“志愿军妓”。
◆如果不封杀赵薇的话，就让中国的爷们儿轮奸她。
◆先轮奸他妈谁第一个啊
◆赵薇家传系母系，猪上原来本姓“韦”，为杭州“丽春院”韦春花 后裔。赵薇的高外猪母在小日本占领杭州后，主动为小日本的猪狗服务，得赵薇外猪母，由于赵薇高外猪母对小日本的猪狗服务态度好，小日本赏赵薇高外猪母姓“操”，但由于赵薇高外猪母是文盲，将“操”误写成“赵”，所以赵薇从其外猪母时起就姓“赵”了，赵薇外猪母具有二分之一的日本猪狗血统。
赵薇外猪母从三岁起，就从赵薇高外猪母一起为小日本的猪狗作性服务，后产下赵薇母，故赵薇母具有四分之三的日本猪狗血统。
当小日本投降后，赵薇猪上三代就无法为小日本的猪狗服务了，只得祖孙三代共侍小日本留下的一只母猪，祖孙三代，用尽各种办法都无法使得赵薇母怀孕，正当失望之季，中日建交，小日本送给赵薇家所在公社一只种猪，祖孙三人用身体行贿种猪管理员一年之久后，终于得到种猪管理员的同意，让赵薇母让日本种猪操一天。
谁知道赵薇母的能力极强，整整二十四小时不歇气，种猪竟脱阳而死，为此赵薇猪上三人被公社处罚为全公社的畜生作性服务一年，就在赵薇母与公社的一只种牛肛交的时候，产下赵薇，所以赵薇具有八分之七的日本猪血统。
得知上述考证后，对于赵薇的这次行为，我想大家也能理解了吧！
◆轮奸她，让小日本海军！
◆那能轮到日本人呢
◆号外号外：赵薇不仅没文化没大脑，而且她还没有Ｂ毛。她的Ｂ毛都让小鬼子扯光了，tnnd，也不给我留一根扯，这是听我邻居的二大爷的侄媳妇的表哥说的。
你们信不信啊? 我自已都不信!
◆不知道鬼子是不是当年把她奶奶或她外婆带去当了慰安妇，一不小心生了个野种，怎么赵家出了这么一个野种，你他妈的是不是想去当慰安妇，丢中国人的脸。就你那样，妈的，脱光衣服给日本人干，小日本都不要，那去慰安慰安日本大狼狗估计差不多，本来就很配，不过当心不要在生个杂种，不过生下来也好，毕竟是在日本。欠操！
◆这种女人你还操？连中国公狗都嫌骚。
◆强奸赵薇行动现以开始招募志愿者，要去的来报名，车肥（费），伙食肥（费）本人出，还有奖金，凡是搞赵薇最厉害的人，奖金 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美圆!不管什么家畜，猪啊，牛啊，羊啊，都可以。
◆我硬不起来呀！我带根木棍去行吗？
◆可以的
◆不知道赵微的阴道够粗不，我家的驴鸡吧很大啊!!!!!!!!!!!!!
◆试试看吧，
◆你好下流!!!!!!!!!!!!!!!!!!
◆我家的猪的鸡八好大的，不知道赵薇的B有好大，我们重庆动物园 的大象也想去啊。
以上淫秽之语，仅仅是基于流氓爱国的逻辑：1，赵薇穿用日本皇军军旗图案设计的服装，就是为日本军国主义张目，为军国主义张目就是卖国；2，作为一个知名戏子，这样的卖国就可以定义为日本皇军的“军鸡（妓）”或“慰安妇”。3，这样不要脸的军妓或慰安妇，小日本皇军干得，我们爱国者为什么干不得？！4，骂了赵薇本人还不过瘾，一定要上溯她家的三代，用中国俗语说，这叫“操她八辈祖宗！”爱国者是高尚的道德身分，网络匿名是高科技，二者的完美结合，赋予了他们能够肆无忌惮、且理直气壮、而又可以不负任何责任。爱国主义就这样成了流氓们的合法性保护。
（二）大陆爱国者对顾准的精神杀戮
爱国主义者们对赵薇的肉体实施言语施暴，已经足以令人震惊。而另一些人居然用言辞对被迫害至死的启蒙先驱和精神楷模——顾准——进行灵魂施暴，实在令人愤怒。
下面是引自《世纪沙龙》上的一些帖子。
◆题目：《向推崇顾准的网友请教三个小问题》，署名：小桃红。
１、顾准的思想倾向，文革中被打倒，到底冤不冤？ ２、论雄才伟略和人格魅力，包括待人处世的艺术及对社会人生的洞察力，顾准能否与毛主席相比肩？３、现在顾准之流的知识份子又得势了，与此同时，社会风气也明显恶化，丑恶现象大量出现，工人下岗，性病流行，贫富两极分化严重，这之间有没有它的内在联系，本人愚昧，望众网友有以教我。谢谢！
◆评论者：谭远文。主题：我不知顾准是谁，也来答一下。回复日期：2001-12-4 19:20:35
１、不冤，别说顾准之类到处散布谣言的臭老九了，就是那些不小心稍为冒犯了我们毛爷爷被教育得异常服帖的农民工人们现在都不曾说冤，他顾准敢说冤？２、顾准他又算哪颗葱，敢和我们毛爷爷比雄才伟略？比个人魅力？想当年我们毛爷爷登高一呼，几百万英雄儿女就走南闯北，天下无人敢当。什么军队什么警察都要靠边站！他顾准能有这气魄？俺不说多了，他顾准要说能叫出个百十号人能死心塌地地跟他干，我，我，我就从这窗外跳下去（小生住在一楼）。３、第三条吧，太复杂，俺一个刚完成九年制义务的初中生，回答不了。
◆评论者：醉禅。主题：拿顾准的一些思想念头来压毛泽东、毛泽东时代。回复日期：2001-12-4 19:48:54
这正是—些小人“势力”的一面。其实往往是可笑的。所谓工农常常称呼其中一些“知识份子”为“臭老九”，正是臭在这一点上。常犯的毛病是常常在一些“小知识”上自鸣得意，却在大知识结构中无法自圆其说、自相矛盾。我们今天社会中的文化、政治、经济，被这些自以为得计的“小知识”鼓惑，走入思想混乱、社会动荡就是明证！
◆评论者：沙子。主题：我的回答： 回复日期：2001-12-4 22:44:47
“１、凭顾准的思想倾向，文革中被打倒，到底冤不冤？答：大多数老百姓认为不冤，某些人认为冤。特别是现在的既得利益集团和中特集团以及其走狗文人。２、论雄才伟略和人格魅力，包括待人处世的艺术及对社会人生的洞察力，顾准能否与毛主席相比肩？答：论雄才伟略和人格魅力，包括待人处世的艺术，顾是个shit。对社会人生的洞察力，对顾要打负分。３、现在顾准之流的知识份子又得势了，与此同时，社会风气也明显恶化，丑恶现象大量出现，工人下岗，性病流行，贫富两极分化严重，这之间有没有它的内在联系。本人愚昧，望众网友有以教我。答：是同一个事物的不同表现。现在除了军阀还没有之外，社会结构和解放前没有什么区别。可能贫富差距比解放前还大。现在的顾准之流的知识份子以及买办文人。总而言之，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西方传统思想以及顾准的走狗思想！尤其是不能有见洋人就想要钱的的旅游景点的小反或者现在的上层精英见了老外就赶紧说英语的狗屁热乎劲。要有独立的人格，不能象顾准之流的知识份子没有骨气。”
用文革时期的“臭老九”来攻击顾准及知识份子的人，还在奢谈民主、科学和骨气，亏这些人说得出！
我曾经在震撼和钦佩、悲伤和愤怒、惋惜和敬意的感情交替之中，读完顾准的遗著和两本关于顾准的书。我震撼于他那超前的锐利思想，钦佩他那探索真理的百折不回的韧性，敬畏他那坚持个人见解的独立人格，惋惜他的思想、精神和人格被多年埋没，愤怒于那个残酷斗争的时代，悲伤于他全家的悲惨命运：先是妻离子散，继而是妻子自杀，最后是他本人悒郁而亡。在恐怖深入骨髓和血缘的暴政下，他临终前想见一眼自己孩子的渺小愿望，都因这种恐惧而不得实现。
稍具常识的人都知道，即便对顾准的思想持有不同看法，也决不会对其崇高的人格不表敬意；即便对其思想和人格都不以为然，也决不会对其遭遇不表同情，因为这是生而为人的本能；即便对顾准的悲剧没有同情，仅就一个被政治迫害至死的个人而言，也不该受到这样的人格侮辱和言语施暴。因为，当一个人堕落为这样的施暴者，就只能是人面兽心。
但是，在我摘录的关于顾准的网上讨论中，由对顾准思想的异议延伸到对其人格的攻击，再发展为对其悲剧的幸灾乐祸，使用的基本上是文革时期的暴力语言和市井无赖的小痞子腔调。这些人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因为他们断定顾准是“汉奸文人，富人的哈巴狗文人，出卖色相和肉体的文人，出卖自己人格的文人……要做会摇尾巴撒娇的哈巴狗。……是所谓西方的泛走狗。”而他们自己则是痛批汉奸文人买办文人的爱国者，是痛打向西方摇尾巴撒娇的哈巴狗和泛走狗的斗士。
（三）爱国主义：恶棍的避难所与大棒
虽然赵薇和顾准是完全不同的人，但是我相信对他们进行下流攻击的人，是相同的精神流氓，而把对两个天壤之别的人物放在一起加以下流的攻击，更能见出大陆社会的道德堕落的惊人深度。
看到这些对赵薇进行口淫强暴的人和这些对顾准进行灵魂杀戮的网上言论，大陆人对“9．11”悲剧的幸灾乐祸，就一点也不会令人吃惊了。这样的下流攻击，也被用之于大陆对“9．11”悲剧抱同情心的人，用之于台湾的李登辉、陈水扁、吕秀莲，用之于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用之于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用之于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和日本首相，甚至用之于主张与美国改善关系的江泽民。
目前的大陆，爱国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精神流氓从事语言杀戮和人格猥亵的道义合法性来源。他们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以匿名的方式进行野蛮的人身攻击、人格侮蔑、兽欲宣泄和道德审判的利器。爱国主义不止是恶棍们的最后避难所，而且已经沦为恶棍们手中挥舞的大棒。
二 在姜文被诬陷的背后
最近，又一则演艺界名人的“汉奸新闻”轰动大陆。被影视圈公认为一向爱国的姜文，却被天津一家报纸的记者制造成“准汉奸”，理由是：姜文在拍摄抗战影片《鬼子来了》期间，曾经多次去过日本的靖国神社（姜文本人并不否定）。
制造者根本不管中国人可不可以去靖国神社，姜文去干什么（是收集素材或看樱花或仅仅出于好奇），也不管姜文的身份是什么（导演而非政府官员），只要去过，足矣！
有题为《名人的社会责任感》评论，把姜文走进靖国神社的脚与赵薇穿过日本军旗装的身体联系起来，批评演艺界的无知者无畏，伤害了国人的民族感情，无怪乎有人幸灾乐祸地说：“这次围绕着姜文的不再是光芒，……他壮汉般的英雄形象开始缩水。”
对于中国人来说，日本的靖国神社供奉着侵略者的牌位，是国恨家仇的象征；日本政客不顾中国和亚洲舆论的反对，屡屡参拜“战犯”亡灵，每一次参拜都证明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且亡我之心不死，都要在中国的官民中引起一阵愤怒抗议；由此，对国人的畸形爱国主义来说，靖国神社是类似瘟疫一样的禁忌，绝对不能碰，谁碰谁就染上了汉奸毒菌；它还是类似花柳巷的藏污纳垢之地，无论去干什么，只要去了，就与嫖娼脱不了干系。又因为，现在的中国，爱国主义是绝对的政治正确和道德权威，要想抹黑一个人，汉奸的恶名远比桃色绯闻更有效。爱国与否绝非为人小节和私德问题，而是关乎民族气节的公德和大是大非之辩，如果一个社会名流沾上汉奸腥臭，必然全国共讨之。
姜文拍的《鬼子来了》，尽管于1999年1月在唐山喜峰口长城脚下已经封镜，尽管获得了2000年第55届法国嘠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尽管从2002年3月起《鬼子来了》的盗版光碟火爆大陆，但至今这部抗战题材的影片在大陆仍然被禁映。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影片的真实力量，它同时揭穿中共和日本右翼的双重谎言。
姜文是个很较真的人，对电影艺术和对历史事实皆如此。他拍抗战题材的原则之一，就是要尽量还原历史真实，而对一个靠谎言支撑的制度来说，对于一个仍然在掩盖和歪曲抗日历史的政权来说，骨子里惧怕任何真实，哪怕是出于爱党爱国的动机而说出的真实，也会被视为颠覆性危险，必欲置于死地或禁宫才有安全感。正是独裁者的权力恐惧症扼杀了一切真实，包括无数出于绝对信任而向党向领袖交心的人。
就我看过的大陆影片而言，《鬼子来了》是1949年后大陆出现的第一部诚实反思抗日战争的力作，其开掘之深和艺术品味之高，在改革二十多年以来的大陆电影中，实属罕见。首先，影片揭示了中共并不是领导抗战的政党，反而是类似不遵守诺言的见死不救的土匪无赖。在影片中，类似中共抗日游击队的人，只在开场的短暂片断里出现过，游击队以蒙面人的身份用枪顶着农民马大三脑门，把装在麻袋里的两个日本俘虏交给他，要求他保管且不能让这两个俘虏死了，过几天蒙面人会回来向他要人，如果两个俘虏死了，唯马大三是问。影片的故事以及全村被日本人屠杀的结局便由此展开。之后，两小时四十分钟的影片中，游击队就再没有露过面，没有兑现自己取走日本俘虏的承诺，更没有在平民百姓遭到日本兵屠戮时挺身而出。
其次，影片继承了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的伟大传统，深刻、辛辣、幽默，直入国民劣根性的底层，揭示了日本人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势如破竹的深层原因——中国人的虚荣、欺骗、自私、懦弱、不负责任，每每在关键时刻出卖和背叛同胞的阴险无耻，也就是当惯了家奴的国人，一旦面对强大的外敌，就将自动地转化为汉奸。影片中的众多角色，唯一表现出人性之善良和血性且具有责任感的男主角马大三，为了报日本兵的屠村之仇，单枪匹马冲向日本人，最后却死在了作为接收大员的国军手中，而且国军是让日本俘虏来充当屠戮马大三的刽子手！而且还是采取枭首示众的方式！刑场周围，依然挤满了麻木不仁且幸灾乐祸的看客。这种对国民劣根性的尖锐揭示，甚至远远超过刺激年轻的鲁迅弃医从文的看客们。
仅凭以上两点，这部影片对中共死死抓住的最后意识形态王牌——极端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就是釜底抽薪的颠覆。而电影又具有巨大的公众影响力，名导演名演员的影片的影响尤大。如果这部影片公映，以姜文的公众号召力，以此片对历史还原的深度和视觉魅力，必将在普通的百姓中颠覆中共伪造的抗日历史，有损于中共经过多年伪造而塑造出的伟光正形象。
所以，中共非封杀不可。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关于《鬼子来了》的审查意见”，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谎言制度对艺术真实的肆意践踏。该审查意见认为：
“影片没有严格按照电影局《关于合拍片<鬼子来了>立项的批复》（电字[1998]第302号）中的意见修改剧本，并在没有报送备案剧本的情况下擅自拍摄，同时又擅自增加多处台词和情节，致使影片一方面不仅没有表现出在抗日战争大背景下，中国百姓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唯一一个敢于痛骂和反抗日军的还是个招村民讨嫌的疯子），反而突出展示和集中夸大了其愚昧、麻木、奴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不仅没有充分暴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反而突出渲染了日本侵略者耀武扬威的猖獗气势，由此导致影片的基本立意出现严重偏差。影片多处出现污言秽语，并从日本兵口中多次辱骂“支那猪”，另外还有女性的裸露镜头，整体上格调低俗，不符合《电影审查规定》的标准。”
中共不喜欢姜文的影片，日本右翼分子也不喜欢该片，因为姜文真实地再现了日本侵略者是怎样对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大开杀戒。而现在的日本右翼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他们不承认当年在南京被屠杀的中国人是平民。他们坚持说：日本军人从未有意识地屠杀过非武装的平民，而杀的都是参战人员，或正规军或游击队或游击队的同谋，这在战争状态下是正常的，绝非反人类罪。
但是，日本毕竟是个民主国家，政府及任何团体无权禁止一部电影的公映。于是，荒谬的反讽又一次让中共政权出丑：日本的现政府和右翼都讨厌的《鬼子来了》能在整个日本公映，日本观众可以通过该片了解中国导演如何看待中日战争；而该片在中国却不能公映，使中国人失去了了解真实抗战史和获得审美享受的权利。
在阻止这部影片公映上，中共电影局与日本右翼居然是同一战壕！
在此意义上，中共封杀了这部片子，海内外都不准发行，正中了日本右翼分子的下怀。
在姜文的《鬼子来了》还在被封杀的情况下，爱国记者还要制造姜文数次去靖国神社的新闻，等于是在落井下石：“姜文的脚就像赵薇的身体一样，因为无知就能无畏吗？”这样恶毒的反问，不能不让人怀疑其背后的动机。
靖国神社事件爆光后，尽管姜文为了洗刷自己脚上的“汉奸”气，出面澄清了自己去靖国神社的目的；尽管姜文的遭遇比此前的赵薇好多了，一些影视名流公开为姜文辩护，另一些名流出面否认了报道中自己说过的话，指责那个记者缺少起码的职业道德，为了炒作新闻而任意编造，非常不严肃不负责任。但是，怪圈就在这里，为姜文辩护的理由，不是姜文本人作为公民的权利和作为导演的创作自由，而也要高举爱国主义大旗，无非是说姜文多么爱国，他去靖国神社进行实地体验和收集资料，恰恰表现了一个爱国艺术家的严肃负责的创作态度，而无人敢于从个人权利的角度来为之辩护。
在当下大陆，具有绝对话语权威的“政治正确”，不是“三个代表”，而是爱国主义。人们在网上对“三个代表”提出置疑甚至冷嘲热讽，不会引来一片叫骂，更不会被指控某种罪名，反而会来赢来附和叫好。而那些有伤民族感情的言行，一旦爆光，肯定要招致爱国者的围攻，汉奸、卖国贼、洋走狗、一夜美国人等罪名就会纷至沓来。以爱国之名的言行能够肆无忌惮，无论多么过分都会赢得社会主流情绪的掌声。爱国愤青可以指责江泽民朱鎔基对美国日本台湾的软弱，甚至可以指控江朱是亲美亲日的卖国；也可以制造莫须有的汉奸罪名，为所欲为地使用暴力加淫秽的语言，大耍流氓爱国主义。如果有谁一不小心刺激了爱国者的神经，就算踏入了雷区，将在道德上被炸得体无完肤，且有口莫辩。
现在大陆的流氓爱国主义，很好战也很阴险，借助爱国主义灵光的照耀，每天瞪大眼睛在同胞中寻找爱国的敌人和汉奸，也是为了寻找任何可以大逞口淫之快的借口。对这些爱国者来说，不小心触到爱国雷区的人，最好是个社会名流，其行为最好还具有暧昧的性质。因为，名流可以在媒体上造成轰动效应，暧昧可以提供近乎无限的搬弄是非的空间。他们最善于利用互联网上匿名发言的便利来制造“汉奸”，来对“卖国贼”进行口诛笔伐穷追猛打，即便完全不是理由的理由，也可以作为借口进行恶意陷害。如此下流的行径，仅仅在于他们手握着道德尚方宝剑：爱国不需要理由。
显然，姜文受到恶意诬陷的遭遇，就是前些日子赵薇蒙辱的翻版，而赵薇受到的几乎是全国性的愤怒声讨。只因为出于商业目的，赵薇穿了类似日本军旗图案的服装，便引起全国性的持续声讨。事件的制造者和愤怒声讨者，根本不管赵薇是否知情，穿这套服装干什么，更不会顾及赵薇的个人权利和社会名誉。只要穿了，就足以证明她是汉奸是卖国贼是小日本的艺妓，就该被诅咒被打杀被强奸被挖祖坟……赵薇在全国性的大批判和大诅咒的压力下，最后不得不出面道歉。
狂热爱国主义的可怕在于，对赵薇的大批判大诅咒大耍流氓并非官方授意，而完全是民间的自发情绪，并有大批社会精英参与其中。由此形成的主流民意，不仅仅是流氓爱国主义对受害者的人格和名誉的侮辱，更是多数的舆论暴政对个人权利的野蛮剥夺。他们把完全无罪者送上了道德法庭，逼迫受害者不得不“低头认罪”，向被深深伤害的广大爱国者道歉——包括那些用屠夫语言砍杀她、用污言秽语调戏猥亵强奸她的爱国者。而以爱国之名发动的舆论暴政，离多数的肢体暴行只有一步之遥，不是已经有人向赵薇身上泼粪了吗！
当下大陆，激进爱国主义在绝对的政治正确和道德权威的纵容下，泯灭人类的共同价值，使自由与独裁、人性和反人性、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基本区别失去意义，已经走上好战化和流氓化的歧途。
三 日人挑战首相 国人围殴女子
近两年，中国的反日民族主义呈愈演愈烈之势，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大陆的民间保钓活动，使中日关系跌入近年来的低谷。
恰在此时，2004年4月7日，从日本国内传来令中国爱国者兴奋的消息：福冈地方法院判决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违宪。因为，日本宪法明确规定了政教分立，而小泉参拜并非以普通国民的身份，而是作为日本首相前往参拜，也就等于日本的最高公职人员从事宗教活动，显然违背宪法中有关政教分离的条款。类似的司法质疑在1992年也出现过，大阪高等法院质疑原首相中曾根在1985年的参拜“有违宪的嫌疑”。
尽管，这次判决对小泉不具有实质约束力，而且，众所周知，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小泉的态度一向强硬，但他对这次判决的态度却是先硬后软，居然在几个小时候就改变了第一时间的强硬反应，首次表明他将“以私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
这就是法治国家对执政者的制约力量。
如果小泉不改变态度，而坚持对此项判决的蔑视，就意味着是国家首相蔑视国家宪法。而一个宪政法治国家的首相蔑视宪法，不仅对小泉政府的权威且对日本的国际形象，都将是一种伤害。无怪乎日本的一些媒体和法律人士，将此次判决称之为“划时代的判决”、“具有惊人力量的判决”。
日本地方法院可以向本国首相挑战，小泉非但奈何不得，还要做出让步，确实显示了日本作为宪政法治国的成熟。
反观中国，法院非但从来不敢挑战政治权力，反而一向受制于政治权力，即便在最理直气壮的爱国问题上也不例外。
中国的爱国者，既够不着日本，又不敢惹自己的政府，所以，他们就只能来点下作而变态的宣泄，把对日仇恨倾注到自己的同胞身上。
就在日本地方法院作出小泉涉嫌违宪的判决的前三天，也就是4月4日，一个春暖花开、阳光明媚的周日，却发生了流氓爱国者围殴两位年轻女子的丑剧。
该日，北京玉渊潭公园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樱花节”，自然引来众多游客。两个年轻女子也来赏樱花，大概是一时兴起，就穿上和服，站在樱花树下拍照留念。然而，她俩万万没想到，盛开樱花下的美丽却惹怒了一群“爱国者”，两人遭到某些爱国者的围殴。而围观的人群中，非但无人出面阻止，反而不断发出叫好声，似乎围殴是替天行道之举：“放着好好的中国人不当，去当日本人，活该。”
前几天，众多爱国网民大骂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张越，只因她戴的条围巾上，似乎印有日本“太阳旗”图案，惹得愤青们老大不高兴。为此，中央电视台有关人士专门出来澄清：张越的围巾是著名的意大利品牌，与日本毫无关系。
再往前，更有一连串以“反日爱国”之名侮辱自己同胞的事件：政论家马立诚提出“对日新思维”，遭到网上爱国者的口诛笔伐，还传出马先生在深圳遭到人身攻击；
日人在珠海集体嫖娼，引起巨大愤怒和中日外交麻烦，中国妓女更遭到全国性讨伐；
姜文为拍《鬼子来了》而去过靖国神社，一经媒体爆光，也引来爱国者的质疑和漫骂；
最倒霉当数女明星赵薇，毫不知情地穿了日本军旗装，激起全国性的谴责和漫骂，甚至还被极端爱国者泼粪；
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在官方灌输和纵容下的民族主义，开始由怨妇防卫型转向愤青攻击型，鼓动打杀复仇和武力统一的声音日渐高涨，歇斯底里的极端者也不乏其人。
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上，无论中国爱国者们多想超过和压倒日本，一群只敢对自己的同胞发狠而不敢公开质疑本国政府的国人，纵然爱国爱得颠三倒四，其骨子里的懦弱和精明，根本不配对其他国家说“不”。一个断不敢引进日本地方法院挑战国家元首的法治、而只敢大胆引进日本的“女体宴”的国家，也根本无法发展为真正的世界强国，更无法超过那些已经强大的宪政法治国。
四 反日爱国和畸形分裂
当下中国是个高度分裂的社会，除了改革上的政经分裂、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发展上的东西部不平衡，全社会性的言行背离，官权太强而民权太弱……之外，在一系列重大时政问题上，官与民之间的对立也极为明显，以至于，民间众多正当诉求及自发维权运动，都要遭到官方的严格限制和残酷镇压。
畸形制度下的中国爱国主义运动，最大的特征就是其犬儒化的内在分裂，既是官方对民间爱国运动之态度的分裂，又是民间爱国者慑于政治恐惧而谨守自律的分裂。
（一）官方对民间反日风潮的左右为难
在爱国问题上，特别是通过“反日反美反台独”来表达的爱国主义，官民之间似乎保持着高度一致。最近一段时间，大陆掀起反日狂潮，再次凸现了这一点。
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官方网站和门户网站，与海外数个华人团体一起，发起了自中国有互联网以来最为声势浩大的反日签名活动，到截止日期，号称签名人数高达二千八百万之众。如此巨大规模的网络群众运动，远远超过当年江泽民发动“校园拒绝邪教”运动时的“百万人签名”。无怪乎，官方新闻发言人一再强调：希望国际社会重视这一强烈而广泛的“自发民意”。
看看近一周的大陆媒体，电视、报刊、互联网……满眼满耳都是“反日”的言论和影像，无论是正在印度访问的总理温家宝，还是外交部官员、新闻发言人，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一般民众，所有的发言，几乎是清一色的反日言论。只有所剩不多的民间网站上，偶尔还会见到质疑这股反日狂潮的言论，但马上会被咒骂的跟贴淹没掉。
由沈阳开始，继而波及全国多个城市的“抵制日货”，甚至发展为打砸行为，但对日本政府提出的严重交涉，中共官方的回答，只是玩弄外交辞令的模棱两可。
最激烈的反日行为是官方允许的游行示威：4月2日和3日，湖南长沙、四川成都、河南洛阳、广西桂林、重庆，福建厦门、辽宁沈阳，都发生了小规模示威游行；4 月9日和10日，北京、深圳和广州，又接连爆发上万人的反日游行示威。与此同时，上海、江苏苏州、江西南昌、浙江宁波、海南海口，山西太原，也发生了规模不等的反日游行示威。全国各地的示威者们，高举标语，高呼口号，反对日本“入常”，抗议新版教科书，保卫钓鱼岛、要求日本道歉、号召抵制日货，焚烧日本国旗；激进者还向日本大使馆及大使官邸投掷石块、砸毁窗户，在沿路上以石块攻击日本车辆、日本餐厅、日资企业广告招牌等。半月来的反日行动，已波及全国超过20个省区近40座城市。有媒体称：中国的反日大风暴，将发生在5月4日的五四青年节，目前已有上海、杭州、郑州等地民众开始网上串联。
最激烈的反日行为发生在最繁华的大上海，两名日本大学生在一个餐厅里被人用啤酒杯和烟灰缸击中头部。这是上个星期中国爆发反日抗议活动以来，第一个袭击日本人的事件。
对日本政府抗议中国人的暴力反日，中共政权却回答说：主要责任在日本。
许多境外媒体评论说：中国持续一周的反日游行，是继1985年以来北京大学生上街抗议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二十年后的首次，也是1999年的反美游行以来的最大一次。
本来，反日爱国是官民的共同诉求，不仅应该得到官方的恩准、默许、支持、纵容，而且对这些规模不等的游行示威，更应该加以广泛报道和大肆宣传，如同中共政权恩准的所有重大的民间活动一样。然而，任何浏览过境外媒体和中国媒体的人都会吃惊地发现一种怪异的对比：
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多个中心城市出现如此规模的游行示威，肯定是罕见的大新闻。所以，世界各大媒体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中国的反日游行，并配以大量的图片、访谈和评论。而中共官方却同步发出指令，为反日风潮降温，致使中国媒体一片沉默，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除了新华社在4月9日下午发出一条80多字的短讯之外：“ 4月9日上午，北京数千人在中关村一带集会、游行，抗议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反对日本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呼吁抵制日货。警方出动警力在现场维持秩序，附近道路一度交通堵塞。”其他的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则是一片空白。不仅官方新华社、中新社、人民日报、央视及其网站、千龙新闻网……皆不屑一顾这罕见的大新闻，而且新浪、网易、搜狐三大商业网站也只字未提。甚至，连被官方网开一面的凤凰卫视，也鲜有相关的新闻报道；连一些著名的民间BBS如“关天茶社”、“世纪中国”、“文化先锋”等，也没有多少相关帖子。
这就是中国新闻的常态：大凡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中国大新闻，独独是中国媒体“置身事外”和“无动于衷”，非不为也，而不能也！这实在是中国媒体及其新闻人的巨大悲哀，国内发生的越是具有新闻价值的轰动性事件，中国新闻人就越要被迫缺席，如何能办出高质量媒体和练就优秀新闻人？但，这悲哀绝不仅仅是政权所为，也是各媒体及其新闻人的驯顺所致，谁让他们甘愿充当“喉舌”、或主动或无奈地与垄断体制合作呢！假如有几十家媒体同一天对游行加以报道，中宣部又能如何？
只要是独裁制度，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独裁，其统治在根本上是垄断性的，因而在骨子里是敌视民意的，它蔑视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最怕民众的权利意识和独立意识的觉醒，把任何来自民间的自发维权言行视为洪水猛兽。50多年的中共独裁，已经习惯于垄断一切，不可能允许民间维权运动的发展壮大，不要说不同于官方定调的民间诉求，将被专政机器残酷镇压，就是那些官民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中共寡头可以说，而民间却不可以说。高官们可以大讲反腐败，但最先揭露沈阳“慕马案”的老人周伟、最先举报河北“程维高案”的郭光允却被双双劳教；高官们可以大讲“修宪”，而民间讨论修宪就是“别有用心”或“添乱”，必须以禁令和监控来禁止之恫吓之；高官可以在前台的最明亮处大演“爱国秀”，民间的爱国赤诚却被遮蔽在黑幕后。
中共独裁的霸道，不仅在于自我授权的代表一切和压制一切异见，更在于垄断一切善政，在于救主的大包大揽和俯身倾顾的“亲民”姿态，进而把所有进步纳入中共的成绩单中，大到包产到户、私营经济飞跃、抗灾抗炎、废除收容遣送，小到拾金不昧、见义勇为、奥运金牌、科技发明都是中共伟光正的证明，是最高独裁者的“思想”化作强大物质力量的结果。
现代政治文明说：我反对你的意见，但我以生命捍卫你表达意见的权利。而中共政权说：即便我同意你的意见，但我也要剥夺你表达意见的权利。
所以，中共对民意，也象对待其他一切问题一样，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有利时用之，不利时镇压之。使馆被炸，批准几大城市的大学生上街；而伊拉克战争和对日索赔，几十人的集会游行都不批准。
在中共治下的中国，一有自发的民间群体运动，人们就能经常能听到“爱国无罪！”这一口号。显然，人们在走上街头时高呼这一口号，必定有着极为明确的所指，那就是针对认为“爱国有罪”的政权。因为，1949年中共掌权后，这一政权在本质上敌视任何自发的民间诉求及运动，除非是由政权发动或操控的群众运动，否则的话，官方决不允许任何的独立民间组织和自发民间运动，对民间的爱国主义也不例外。所以，在当下中国，严格的讲，凡是真正自发的民间运动，从来就没有过“爱国无罪”时候；凡是可以“爱国无罪”的民间运动，又都不是真正的自发民间运动，至多是官方恩准的“准官方”群体运动。而那些得不到官方恩准的民间自发爱国运动，肯定都是“爱国有罪”的“动乱”或“暴乱”，比如八九运动和F请愿。
在此次反日风潮中，一向最忌讳自发的民间街头政治的中共政权，却破例恩准、起码是默许多个城市的反日游行示威、甚至对一些过激的暴力行动不闻不问。官方虽然出动了大量警车和大批警察，但并未像对待其他民间的游行示威那样，或扼杀在萌芽状态，或加以强行阻拦、驱赶和抓人，而是在牢牢控制局势的情况下加以默许。
现在，官方已经发出为民间反日游行降温的明确信号。针对日本外相4月17日访华，大陆民间正在组织更大规模的反日游行，但北京市公安局已经发出通告，重申游行必须经过批准。北京高层也责令有关机构调查此次反日游行的民间组织者。同时，官方也对类似我这样的敏感人士严加防范，多个境外媒体打来电话，要就反日风潮进行采访，但记者的问题还未提完，电话就被掐断。
六四后大陆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官方的煽动和操控高度相关。官方为了政权稳定及权贵们的私利最大化，既要利用民间的爱国情绪来达到其国内外的政治目的，又要防止民间爱国这把双刃剑伤及现行制度及秩序。对内，中共既要利用爱国主义来重建政权的道义合法性和转移民间不满，又要严守稳定第一的底线，谨防民间的爱国运动转变为反政权运动,严格防范运动中可能出现的任何向政权挑战的行为。对外，中共既要利用民间爱国情绪来制衡美日联盟，又要谨守机会主义的低调外交。
（二）民间反日爱国的分裂
就民间的分裂而言，参与此类爱国行动的大多数，都处在“表面勇敢”和“内在懦弱”、“义正辞严”和“是非混淆”的悖论中。
那些振振有词地质疑和谴责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学者专家们，却从来不敢质疑和谴责中共对抗日历史的更为无耻的篡改。他们对日本侵华期间的“南京大屠杀”刨根问底，却对中共掌权五十多年来和平年代的种种屠杀本国人民的暴行不闻不问。而且，有太多的所谓专家学者们，过去和现在都在积极参与中共篡改历史的谎言工程。看看大陆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吧，那里的谎言比之于日本新版教科书里的谎言，其数量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其性质不知要恶劣多少倍！对中国的近代、现代、当代历史的编写，几乎在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上都撒谎！
那些敢于隔海臭骂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愤青们，却对中共党魁们参拜暴君毛泽东亡灵的举动不置一词。
那些天天谴责美国和全球化的新左们，不但对加于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字狱视若罔闻，而且对加于“高举毛泽东旗帜”的同道们的文字狱也假装不知道。
那些参加反日游行、高呼反日口号的人们，却很少有人敢于抗议官方媒体的普遍沉默，要知道，媒体对他们的反日游行的沉默，是对其爱国热情的无视和亵渎，其总根源是中共政权的封杀令。
那些发狠要抵制日货的人们，抵制的都是别人拥有的日货，而对自己家里的日货则精心保护；砸别人的“广本”轿车时底气十足且兴高采烈，而自己的日本品牌的轿车要毫发无损。
反过来，在政治恐怖的恫吓下，在利益收买的勾引下，在谎言灌输的愚民下，愤青们最擅长的是精明而又盲目的无耻，得到最大发挥的是“被恩准的勇气”：一方面是用爱国名义来掩盖其犬儒化的懦弱，另一方面是用爱国名义一逞流氓化勇敢，什么赃话都敢大声叫骂。比如，在美国新任国务卿莱斯女士访华期间，三大门户网站的BBS上出现了大量针对莱斯的种族歧视，其用词之恶毒之流氓让人不忍复述（请参见我的文章《部分新浪网民对赖斯的种族歧视》）；他们还敢于泼粪，敢袭击使馆、日资公司和日本餐厅，投掷石块、瓶罐和鸡蛋等杂物，砸玻璃，砸车，砸广告牌，甚至殴打日本人。
更为懦弱的是，爱国愤青们的勇气，常常被用来诅咒那些质疑官方的和畸形的爱国主义的人，甚至用流氓化暴力化的语言攻击自己的无辜同胞。(请参阅《日人挑战首相 国人围殴女子》)
（三）独裁谎言与盲目爱国的可怕结合
近百年来，国人常用“内忧外患”来表述中国的危机，而这样表述早已过时。现在的事实是，在殖民主义早已变成历史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的最大危机不是“外患”而是“内忧”。但中共政权却狡猾地利用了国人的这一思维惯性来误导国人，总是将危机的最大根源由“内忧”转变为“外患”，把自身的“独裁制度腐败”偷换成美国霸权的“亡我之心不死”。于是，“反日反美反台独的爱国”，就变成目前中国最最正确的政治诉求。
可惜且可怕的是，集合在这种“政治正确”旗帜下的，不是尊重民意的诚信政府，也不是勇敢的分得清是非善恶的民众，而是敌视民意、撒谎成性的独裁政府，是懦弱而盲目的民众，二者的结合所掀起的民族主义狂潮，已经很类似文革时期由毛泽东一手操纵的反帝反修狂潮。区别仅仅在于，毛时代的红卫兵是集合在“解放全人类”的旗帜下，现在的愤青是集合在“民族复兴”的旗帜下。但，二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被独裁者所利用的多数暴政。
近百年的人类历史证明，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落后国家的民族振兴之路，一旦由独裁政权煽动起的民族主义所主导，整个国家在道德上必然被极端的爱国主义所绑架，其振兴手段也很容易走向只问爱国而不问是非的军国主义扩张。这种独裁与爱国的畸形联姻，无论对本国还是对世界，都是极为危险的征兆。当年的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早已为人类提供了典型的例证。
现在，独裁政权主导的跛足改革，正在把中国引向这条危险的道路。随着国力军力的不断增强，在官方灌输和纵容下的中国民族主义，开始由怨妇防卫型转向愤青攻击型，鼓动打杀复仇和武力统一的声音日渐高涨，歇斯底里的极端者也大有人在。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上，无论中国爱国者们多想超过和压倒日本，一群只敢对外国政府和自己同胞发狠、而不敢公开质疑独裁加谎言的本国政府的国人，纵然爱国爱得颠三倒四，其骨子里的懦弱和精明，根本不配对其他国家说“不”，也根本无法缔造出真正受到国际尊重的负责任的世界强国，更无法超过那些已经强大的自由国家。
故而，“反日爱国”这一当下中国的最强音，与其说是民间自发形成的“政治正确”，不如说是由独裁政权主导的道德绑架！与其说是全中国的同仇敌忾，不如说是国格人格的畸形分裂。
作者题记：现代政治文明说：我反对你的意见，但我以生命捍卫你表达意见的权利。而独裁中共政权则说：即便我同意你的意见，但我也要剥夺你表达意见的权利。
一 对日索赔游行为何被拒？
近半年来，著名记者马立诚等人提出对日新思维，民间第一次自发出海保钓被日本军舰围堵，对日的民间索赔屡屡受挫，德、日两国争夺京沪高速线，更有日本侵略军遗留毒气泄漏事件，这一系列事件引发出一浪高过一浪的民间反日潮。“9•18纪念日”前，民间的七家网站发起了“对日索偿网络签名活动”，据称签名者高达110万人。签名活动的组织者事前公告：将于“9•18”当天派代表将签名信送交日本驻华使馆，同时举行30－50人的小型集会示威。
能够收集到百万签名的组织者，之所以只向当局申请这么小规模的集会示威（与百万签名者相比，50人简直少得可怜），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国情，也很为现政权着想了。即便政府批准了这次集会示威，参加的人也不会有过火行为，更不会带来社会治安问题；组织者对记者谈话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的目标和政府的目标是一致的，都希望中国富强。
然而，如此顾忌政权的反应、如此“政治正确”且参与者如此之少的集会游行，却仍然被北京市公安局拒绝，岂不是拿爱国民意当儿戏？中共政权难道如此脆弱，连这么小规模的爱国行动都心怀戒惧吗？
自90年代以来，现政权就把爱国主义作为道义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将“爱祖国”置于“五热爱”之首，每天都在高喊致力于“伟大的民族复兴”，如此爱国的政权难道连民间小小爱国行动都不能高抬贵手吗？
有人说，中共不允许民间自发的集会示威，是基于维持稳定的中日关系，也是为了国家长远利益，现在的韬光养晦是为了未来的主动出击。而事实上，这样的辩护掩盖了中共对民意的恐惧，因为仇视民间的独立性乃独裁制度的本质。
在对日索赔、反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要求日本政府就二战罪责正式道歉……等问题上，世界上所有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之苦的国家，民间自发运动从来没有受到过本国政府的压制。而唯独在受日本侵略之害最为深重的中国，民间针对日本政府的自发抗议维权运动，一直受着中共政权的冷遇和压制。
只要是独裁制度，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独裁，其统治在根本上是垄断性的，因而在骨子里都是敌视民意的。它蔑视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最怕民众的权利意识和独立意识的觉醒，把任何来自民间的自发维权言行视为洪水猛兽。而且，50多年的中共独裁，已经习惯于垄断一切，不可能允许民间维权运动的发展壮大，不要说不同于官方定调的民间诉求，将被专政机器残酷镇压，就是那些官民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中共寡头可以说而民间却不可以说。比如，高官们可以大讲反腐败，但最先揭露沈阳“慕马案”的老人周伟，最先举报河北“程维高案”的郭光允，二人却被双双劳教；高官们可以大讲“修宪”，而民间讨论修宪就是“别有用心”或“添乱”，必须以禁令来禁止之，以严密监控来恫吓之；高官可以在前台的最明亮处大演“爱国秀”，民间爱国运动却被遮蔽在黑幕后。
中共的独裁霸道，不仅在于自我授权的代表一切和压制一切异见，更在于垄断一切善政，在于救主的大包大揽和俯身倾顾的“亲民”姿态，进而把所有进步纳入中共的成绩单中，都是中共伟光正的证明，是最高独裁者的“思想”化作强大物质力量的结果。中共对民意，也象对待其他一切问题一样，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政治需要时就不惜发动群众来利用民意，不需要时就不惜抛弃群众、甚至进行残暴的镇压。毛时代的文革，对青年人的先利用（红卫兵运动）、后抛弃（知青上山下乡），就是典型的机会主义。邓小平时代，同样的自发性民间运动，有利于邓小平复出和掌权的“四五运动”就被平反，而不利于邓小平独裁的“八九运动”就遭到血腥镇压；在爱国问题上，中共驻南使馆被炸，就批准几大城市的大学生上街反美，而民间的反伊拉克战争和自发的对日索赔，几十人的集会游行申请也得不到批准。
所以，在中共治下的爱国问题的实质，绝非爱国问题而是人权问题。不许百姓举行反日的示威游行，绝非百姓是否具有爱国的权利，而是百姓是否具有用和平方式来表达政治诉求的基本人权；在中共不许自发爱国的背后，是对独立表达权的剥夺，特别是对言论、结社、集会游行等权利的剥夺，即便这些权利已经写进了中国宪法，高于一切的党权也可以公开违宪。
在此意义上，民间自发的对日索赔运动，不仅是爱国主义的言行，更是民间争取基本人权的自发行动。
二 为反日降温的舆论攻势
看了央视黄金时段的新闻联播最近两天的报道，马上就知道了胡温政权已经开始为反日风潮降温。23日报道的主题是如何爱国，大学生再次变成主角，他们响应党中央号召，争做维护稳定和遵纪守法的表率，以刻苦学习的成绩来报效祖国，以理性的态度和踏实的精神来爱国。24日报道的主题是抵制日货，主要是对一些市民的采访，每个被采访者都说：中日加强经贸合作有利于两国发展和百姓，用游行示威和抵制日货来反日，非但不可取，还可能危及来之不易的安定生活。
（一）全国性的全面降温
早就想到中共必为反日风潮降温，但看了央视的报道，忽然来了兴致，想看看官方喉舌靠什么来说服爱国青年。上网一查，我顿觉自己又低估官方，其机会主义统治居然被演绎的如此大言不惭：当反日风潮变成世界性的大新闻时，官方可以让大陆媒体全都失语；而当官方需要压制游行示威、冷却社会的反日情绪时，就发动所有大喉舌出来造势。
如此召之即来而挥之即去地利用民意，还要美其名曰“尊重民众的爱国感情”！
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在北京政权最需要的时刻访华，迎接他的是4月16日、17日的街头反日风潮。大陆媒体对中日两外长会谈的报道，与境外各大媒体的报道完全不同：在境外媒体上，双方相互要求对方道歉，可谓唇枪舌剑、互不让步，而在中共各媒体转载的新华社新闻稿中，却只有李肇星的强硬和町村信孝的服软，町村简直就像专门来聆听驯话的乖学生，既认真聆听李大人的训诫，又不断道歉赔罪。末了，町村还要表示中日关系的良好现状和着眼于中日关系的美好未来。
只有如此歪曲事实的报道才能向大陆民众显示：中方的道义在握和日方的理屈词穷之间的鲜明对比。
町村于18日离开北京的当天，中共头号纸媒喉舌《人民日报》就发表署名文章《第一要务是发展》，发出降温的信号。接着，当局为反日风潮降温的舆论攻势在全国依次展开。
19日
人民日报：从构建和谐社会看法治
人民日报记者作客强国论坛谈中日关系
青年参考：开放时代的爱国主义需要现代理性
新华社：外交部长李肇星作中日关系形势报告
20日
环球时报：不稳定，什么也干不成
环球时报：如何表达爱国热情专访吴敬琏吴建民
环球时报：中日两国连日磋商
经济日报：切实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
光明日报：刻苦学习报效祖国
光明日报 促进社会和谐：法的基本价值
新华网：日中友协理事长说日中友好将对地区和世界和平起促进作用
新华网：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绝不是所谓反日教育
新华网：中日关系形势宣讲团在津沪穗等城市举行报告会
新华网：中国和日本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
新华网：我国领导人一贯倡导中日友好
新华网：学者谈盲目抵制日货的三大危害
新华网：社科院日本所所长蒋立峰谈中日关系
新华网：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国和平友好条
新华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
中新网：日中友协理事长称日中友好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21日
新华社评：珍惜战略机遇 谋求更大发展
新华社评：自觉依法行事 维护稳定大局
人民日报：从构建和谐社会看发展
人民日报：我们能够通过理性而赢得尊重
经济日报：积极推动中日经贸关系互惠互利向前发展
光明日报：倍加珍惜大好时光——二谈刻苦学习报效祖国。
大公报（香港）：不能因为中日矛盾而干扰破坏和平崛起
文汇报（上海）：抵制日货不如调整中日贸易结构
新华社：公安部新闻发言人就近期一些地方发生涉日游行示威活动发表谈话
新华社：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专务理事表示日中文化交流对两国关系发展意义重大
新华社：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路甬祥访日与旅日专家座谈
22日
人民日报：齐心协力抓发展
人民日报：构建和谐社会人人有责
经济日报：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
光明日报：牢固树立远大理想——三谈刻苦学习报效祖国
光明日报：创造性学习是大学生报国之路（专访）
环球时报：中日专家强调应把日右翼与普通民众区别开来
新闻晚报（上海）：中日友好存在四大理由
新华网：国际社会和舆论企盼中日关系走向缓和
新华网：中日关系背景复杂 要以智慧化解遏制
新华社评：党员要做促进发展维护稳定表率
新华社专访：前东京分社社长谈如何看待中日关系
央视：第一要务 公安部谈话 有关爱国
央视：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理事长表示日中贸易合作给两国带来实惠
央视：中日连日磋商 小泉政府对华态度出现新动向
央视：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就中日经贸关系答记者问
23日
人民日报：积极做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事情
人民日报：构建和谐社会人人有责
经济日报：“抵制日货”的说法不妥
光明日报：为和谐稳定尽责出力——四谈刻苦学习报效祖国
解放日报（上海）：读者来信：过激行为不是爱国
青年时报：中日关系形势报告团在杭州举行报告会
新华网：胡锦涛会见小泉 强调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害
新华网：陕西公安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对日问题作说明
新华社评：共产党员要做促进发展维护稳定的表率
央视：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抵制日货不是爱国行为
央视高校学生表示：遵纪守法维护稳定是大学生的责任和义务
央视：中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南京大学用榜样的力量激励学生发奋学习
央视：日中协会理事长认为建立稳定健康的中日关系意义重大
24日
人民日报：构建和谐社会人人有责
人民日报：努力形成人人遵纪守法的社会氛围
人民日报：不应用过激方式表达爱国主义——专访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教授，
人民日报：我们应该如何表达爱国热情——专访吴敬琏和吴建民
人民日报：“抵制”不如实干发展才是关键情———访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研究员唐志敏
经济日报：构建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
解放日报（上海）：中日关系治病须找到病根
北京青年报：北京网民表示表达爱国热情要冷静理智合法有序
北京晚报：北京网民表示要冷静理智合法地表达爱国热情
新华网：外电关注胡锦涛小泉会晤 称中日将争取结束争端
新华网：中日关系形势宣讲团在京浙川等地举行报告会
中国新闻网：外交部表示共识落实到行动 中日领导会晤才算成功
央视：各界群众：中日加强经贸合作惠及两国发展和百姓
央视：维护稳定局面 构建和谐社会是爱国主义内涵
央视：胡锦涛会见中外记者 阐述关于中日关系的立场
央视：首都师生和群众：爱国首先应该遵守国家法律
央视：新闻分析：如何表达爱国热情专访我们怎样表达爱国热情
25日
扬子晚报（南京）：江苏公安厅就少数人鼓动举行涉日游行发表谈话
解放日报（上海）：认清本质 违法严究
公安部门的三令五申、官方各大报的评论和新华社时评，全部成为央视“新闻联播”的内容。李肇星的报告在央视多次播放，一些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也出来熄火和引导。这是软硬兼施，软的是那些评论和专访，用于劝诱；硬的是公安部门的公告，用于阻止和威慑：不会再批准反日游行示威；如果硬来，警察侍候。而在私下里，官方已经关闭了多个反日网站。
舆论造势的重点完全围绕着中共的核心利益及其现行统治策略：
一是强调政治稳定，害怕街头政治的诉求转向国内问题，也就是抗议的矛头转而指向官方。所以，从来不尊重法治的官方，却反复要求大学生和百姓要依法爱国、理性爱国和以本职工作的实绩爱国。
二是强调经济发展。即便不会出现稳定的危机，但只要损害了中日贸易，也会影响的政权利益。所以，大讲中日贸易的重要性，呼吁不要非理性地抵制日货，甚至指责抵制日货是祸国殃民。
三是凸现现政权的外交政绩，所以，小泉首相在亚洲峰会上的道歉，被作为此次反日风潮的胜利成果而加以突出报道。
最让我感慨的是，大学生在参与反日风潮时，几乎是用千篇一律的语言来表达对日本的愤怒情绪，而在充当降温的舆论工具时，仍然说着更整齐划一的语言。什么“增强法制观念、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去做”，什么“不信谣，不传谣，不参加未经批准的游行”，什么“立足本职，努力学习，为我们现在构建一个和谐社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什么“（我们）要以更加成熟、理智的心态去看待各种形势，不信谣、不传谣，同时牢固树立大局观念，合法有序的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
我真的可怜这些正值梦幻年华的大学生，青春的梦还不曾做过，已经“成熟”为典型的市侩，不但放弃了做梦的权利，甚至，我都怀疑，他们是否还有做梦的能力。否则的话，他们怎么可能如此乖巧，比老辣喉舌还要喉舌：官方需要他们表达爱国热血时，沸腾得一脸愤怒，甚至以暴力爱国；官方需要他们维护稳定大局时，沉静得满面真诚，甚至像入党宣誓。愤怒投掷石块时，他们是被暗中操纵的“木偶”；帮助党为反日降温时，他们就甘当明晃晃的“木偶”。
（二）上海当局的降温最为恶劣
在为反日游行降温的问题上，官方也采取软硬两手，以舆论轰炸、宣讲团巡游和专家访谈来进行“思想引导”，以严控校园和反日游行的组织者来严防死守，大学生如继续号召、组织和参与游行，将被开除学籍；一些想通过互联网组织“五一”或“五四”反日游行的人士，大都被警方传讯或软禁。针对社会的硬威慑是警方的警告。公安部和北京、上海、陕西、广东、江苏等地的警方，先后对市民发布“禁止非法游行”的公告，但为了降低爱国者们的反弹，公安部和大多数省市的公告种都有一段文字对民众的爱国热情给予肯定，而只有上海当局的舆论降温杀气腾腾。
为了对比，现按时间秩序摘录官方公告如下：
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焦扬说：“由于日本在对其侵略历史等一系列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和做法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上海部分学生和群众在市内部分路段自发举行对日抗议示威活动,表达了对日本右翼势力破坏中日友好关系的不满态度。我们希望日方认真对待中国人民的关切,妥善处理历史等涉及中国人民感情的敏感问题。”（见《解放日报》4月17日）
公安部新闻发言人表示：“近期在北京、上海等地先后发生了部分群众和学生自发举行的涉日游行示威活动。这是由于日方在历史等一系列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并不断采取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错误行为引发的。对于广大群众和学生的这种爱国热情，我们是充分理解的。我们希望日方认真对待中国人民的关切，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不要再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广大群众和学生是理智的，但也有极少数社会闲杂人员借机进行打砸公私财物、扰乱社会秩序等违法活动，损害了我国形象，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新华社4月21日）
江苏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说：“近期在北京、上海等地先后发生了部分群众和学生自发举行的涉日游行示威活动。这是由于日方在历史等一系列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并不断采取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错误行为引发的。对于广大群众和学生的这种爱国热情，我们是充分理解的。我省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坚决支持、拥护中央关于处理中日关系的决策和部署，以大局为重，冷静理智、合法有序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自觉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但也有少数人利用互联网和手机短信，散布谣言和虚假信息，鼓动举行游行示威活动。”（见《扬子晚报》4月25日）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马振川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近期，北京发生了部分群众和学生自发举行的涉日游行示威活动，这是由于日方在历史等一系列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并不断采取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错误行为引发的。对于广大群众和学生的这种爱国热情，我们是充分理解的。但是从4月9日游行本身来说，在没有经过批准的前提下，这是违法的。”（见4月29日《北京晚报》）
广州市公安局负责人也对记者说：“这些活动反映了广大群众和学生的爱国热情；但应该冷静处理，合法有序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情感。……4月10日部分群众和学生未经批准，在我市自发举行涉日游行示威活动，有极少数社会闲杂人员混迹其中，毁坏公共财物，严重扰乱了广州的社会秩序。”（见4月30日《信息时报》）
相比较而言，上海当局的舆论轰炸和司法追究的凶狠程度，远远超出北京等其他城市的降温措施。我查阅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及隶属的《新闻晨报》和《新闻晚报》，从4月17日到30日，上海官方的这三大喉舌发出了一系列文攻法吓，不但数量和动员面为全国之最，而且言辞的激烈严厉程度也为全国之最。另外，除了上海市府新闻发言人焦扬在4月17日的表态中对市民的“爱国热情”有所肯定之外，上海市公安局在其后发布的公告和答记者问中，再无对“爱国热情”的宽容态度，而只有对“维护社会稳定”和“严惩违法游行”的宣示。
就降温的动员面而言，上海当局也是全国之最。比如，我也查阅了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及所属《北京晚报》、《北京晨报》三份报纸，从4月17日－30日，涉及降温的报道和评论不超过20篇，降温的力度也远较上海来得温和。而上海当局几乎调动了全社会各界层，除了上海警方的多次公开降温之外，还有市府、人大、政协分别出面召开的座谈会，有专家学者教授的呼吁，有大学生们的公开表态，有各阶层市民的自觉发言，甚至还请被打砸商店的业主出面控诉。对中央的所有降温言论和措施，一律转载不漏。
可以说，上海当局的态度用“气势汹汹”来形容，一点也不过份。
我个人统计上海降温的舆论造势的结果如下：
涉及司法警告及其处罚的新闻和报道共23篇。
谈如何恢复中日关系的文章23篇。
评论类文章13篇。
各界市民谈8篇。
座谈会报道5篇。
大学生表态5篇。
专家谈3篇。
总计80篇。
在降温的力度方面，已经传遍全国《解放日报》评论员文章《认清本质 违法严究》，乃此次降温中最为臭名昭著的文本。那种文革式文风，再次祭出“阴谋论”的破旗，不能不让人想起十六年前《人民日报》的同样臭名昭著的“4.26社论”！巧合的是，这篇文章的发表日期是十六年后的4月25日，无怪乎，一些网民怀疑此文是在有意模仿十六年前的“4.26社论”。
该文开篇就为反日游行定性：“大量事实证明，最近发生的非法游行，不是什么爱国举动，而是违法行为；不是什么群众自发的举动，而是有着幕后的图谋。”“事实已经证明，在一些地方发生的非法游行示威，背后有着不良图谋和阴暗策划，企图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要揭露别有用心者的图谋。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人民群众要明确认清这场斗争的实质，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肃性和严重性，自觉地与违法行为划清界限，进行坚决斗争。”“当前，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认清斗争实质，揭露事情本质，坚决维护法律尊严，坚决制止违法行为！”“对于非法游行活动，全市人民都要旗帜鲜明，坚决制止；对于违反法律的一切行为，都要决不姑息，坚决追究；对于其中的犯罪行为，都要毫不手软，依法严惩。”
这样的凶狠定性及其严惩警告，甚至与中共中央对反日游行的态度唱反调。在上面摘引的外交部和公安部的新闻发言人的言论中，首先肯定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及行动，其次才表示反对游行中的“过激行为”，警告未经批准的游行是违法的，公安机关对于打砸等违法行为将坚决依法查处，同时呼吁民众冷静理智，合法有序地表达自己的态度。而既没有提到对和平游行者的事后司法追究，更没有提到游行的幕后图谋。
于是，上海警方宣布："4•16"打砸行为依法受到惩罚，16人已被批准逮捕，26人被治安拘留，汤晔被从快从重地判处五年徒刑。截至目前为止，在发生大规模街头反日游行的多个城市中，上海不仅是抓捕游行者最多的城市，也是对被捕者进行起诉、判决的唯一城市。
上海经济上霓虹灯的耀眼闪光，并不能掩饰住其在政治上的黑暗。
官方之所以在反日风潮持续半个月后出面为之降温，显然是因为官方认为：1，反日风潮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基本实现；2，反日风潮中的打砸等暴力行为，已经在国际上造成负面影响；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有损于中共政权的国际形象；3，中日之间的高额经贸关系，对保持经济高增长很重要，而作为反日风潮一部分的“抵制日货”运动，将对中日关系经贸关系造成难以预料的巨大损害。4，在民怨沸腾的国情下，如果听任反日风潮发展下去，民间不满很可能由对外转向对内，形成对现政权及其政治稳定的巨大挑战。
三 召之即来而挥之即去的反日风潮
——看中共官方如何操控的反日风潮
（一）不许游行的政权却纵容大规模反日游行
众所周知，尽管中共宪法列举了公民的游行、示威、集会、请愿等自由，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制定了有关游行示威的地方法规，但在有宪法而无宪政的现实中，也在稳定第一的统治策略下，自发游行示威却遭到严格限制，八九运动遭到的血腥镇压，就是最惨痛的例证。正如著名法学家江平先生所言：中国的游行示威法，实质上是禁止游行示威法。
特别是三大中心城市的北京、上海、广州，一直是中共力保政治稳定的重中之重，最怕这几大城市发生大规模街头政治，定要严防死守。因为，大规模街头政治一旦出现在三大城市，其示范效应就会迅速波及全国，很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所以，六四后，官方对三大中心城市的控制之严，连一个人、几个人的示威都不允许，何况发生上万人的游行示威！
然而，最近，在游行示威遭到严格限制的中国，却发生了波及到20多个省区的近四十个城市的反日游行示威，确实罕见。更为醒目的是，三大中心城市北京、广州、上海，一向是中共要力保政治稳定的重中之重，最怕在这几大城市出现大规模的街头政治，定要严防死守。平时，就连一个人、几个人的示威也绝不允许。而现在，三大城市，不但都有游行示威，且规模都在万人以上。
尽管外界怀疑反日风潮由官方操控，但中共官员在回答这样的提问和指责时，铁嘴钢牙，一律否定。
大陆发生反日风潮，在引起日本的强烈抗议的同时，也受到境外媒体的高度关注，跟踪报道和热点评论不断，英国《卫报》形容为“火山大爆发”，还出现“反日浪潮如火如荼蔓延全华”这样耸人听闻新闻标题。同时，担心失控的舆论也不在少数，在我接受国的境外媒体采访中，几乎每个记者都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你觉得反日风潮是否会失控？”
然而，在我看来，这类反日风潮，既不是“火山大爆发”，更不会发展到“如火如荼”的失控程度，因为中共现政权牢牢掌控着反日风潮的节奏、过程、力度和规模。否则的话，官方面对波及范围如此之广的街头政治，何以能保持着进退自如的“潇洒”，使反日风潮召之来而挥之去。不要说参与游行示威的个体是木偶，整个反日风潮也是个“大木偶”。
当然，在黑箱中国，外界很难拿出铁的证据，但仔细分析这次反日风潮的一些现象，还是能发现些蛛丝马迹。
（二）官方操控反日游行的规模和过程
1，操控反日风潮的中心和顺序
迄今为止，中国的反日风潮有两次高峰，皆是南北呼应的两大城市扮演中心角色，每次高峰持续两天，之后是官方的警告。
第一波风潮由南北两大中心城市完成：4 月9日是政治中心北京，10日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心广州及深圳。
风潮过后，针对网上贴出的第二波反日风潮的号召，北京市公安局于14日发出警告：游行示威必须依法向相关机构申请并得到批准，而“对没有得到相关机关许可的示威，将依法追究责任。”果然，北京没有再出现游行示威。
第二波风潮也由南北几大城市来完成：日本外相访华前的4月16日，在长江三角洲经济中心的上海和北方大城市天津等地，同时出现游行示威。17日，北方的辽宁省省会沈阳和南方的四川省省会成都等地出现游行示威。
风潮过后，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焦扬马上发出警告：“凡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活动的，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的规定，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不要参加未经批准的游行活动。”上海市公安局同时宣布：“抓捕了极少数混迹其中的违法人员”，“并将依法惩处。”
与此同时，中共最大的纸媒喉舌《人民日报》在4月17日发表题为《从构建和谐社会看稳定》的评论，再次重谈邓小平的老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对游行示威活动完全沉默的三大门户网站，却都把该评论置于新闻首页的醒目位置。19日，中日两国60家民间友好团体的代表日前在东京联合发表了中日《和平与睦邻友好呼吁书》。20日中共派出以外长李肇星为首的宣讲团，为反日风潮降温，主要喉舌都刊登了李肇星所作《中日关系形势报告》，特别强调：“不要参加未经核准的示威游行和其他活动，不要作出危害社会稳定的行为，务必以冷静、理性、有秩序的方式来表达意见。”
最为吊诡的是官方公告的发布时间。北京和上海的当局都是在游行完成后才发布公告进行警告，而号召两波反日游行的信息，早在网上广为流传，可以说是事先张扬的“游行示威”，官方不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官方不在游行前发布警告，而要在游行后发布？显然是既要一定规模的街头反日，又要控制在一定的规模上和时间内。
另据香港明报18日报道，中共党魁胡锦涛亲自喝停了一场有可能刺激日本的军方研讨会。
北京和上海的地方当局发出的警告，党魁的亲自喝停，外长出面宣讲，发出的信息非常明确：街头反日到此为止，不会再有第三波高潮。
2，控制风潮的规模和力度
三大中心城市的反日风潮，在参与人数、反日方式和行为力度等方面，基本雷同。
首先，承担反日风潮中心的大城市，其参与人数大都被控制在1-2万之间，如北京、上海和广州。其他类型城市控制在几千人以内。
街头反日之前的网络反日，也可以作为透视反日风潮规模的参考数字。网络反日活动，签名者高达二千八百万，可谓名山名海，群情激昂。而各城市参加游行的人数最多只有2万多人。两种活动的参与人数简直不成比例，前者高出后者1400倍。如此巨大的差异，不能不让人充满疑窦。
其次，各城市游行示威口号和标语基本雷同，诸如：爱我中华、反对日本“入常”，抗议新版教科书，保卫钓鱼岛、要求日本道歉、号召抵制日货。
再次，各城市反日风潮的力度也基本雷同，除了焚烧日本国旗和小泉画像之外，抗议行动中大都有少量暴力行为，如，投掷石块、瓶子等杂物，砸毁日本使馆等建筑的窗户，沿路攻击日本车辆、日本餐厅、日资企业广告招牌等。最严重的暴力发生在游行之外，两名日本大学生在一个餐厅里被人用啤酒杯和烟灰缸击中头部。
以上暴力行为，除了打人事件之外，其他行为都发生在游行示威的过程中。
《纽约时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周看先生的报道，证实了“官方操控”的存在。一名参加了北京示威的学生，在接受周看采访时描述说：警察把示威者围成一组一组的，让他们轮流抛石头，然后对他们说：“你们已经发泄完愤怒了，够了。”就把他们用大轿车运回校园。这名学生对记者说：“这一半是示威，一半是政治秀。”他感到自己就象一个木偶。
这名大学生的感受发自内心，周看先生确实捕捉到了反日风潮中颇具代表性的场景之一：被政权恩准的反日示威就是“政治秀”。
同时，中共政权也表现出一贯的权力恐惧，在允许反日示威蔓延之时，同步加强对异议人士以及反日活动人士的控制。除了严控每到敏感时期都要加以严控的“敏感人士”之外，还把一些反日爱国民间组织的负责分批请到郊外“度假”，比如，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爱国者同盟网、抵制日货联盟等传统反日团体的负责人，分批送到北京郊外，把他们安排在一家会议中心内，只让他们打球、游泳，而不准他们外出。
3，被恩准的话题和勇气
在民众的公共参与被严格控制的环境下，中国的国家大事也被严格分为“可谈论的”和“不可谈论的”。关心时政大事的人们，大都只能就“可谈论的话题”和“可做之事”来表达“忧国忧民”之情。而反美反日反台独的爱国主义，目前已经变成了官民共同认可的唯一“政治正确”，也是唯一可以大肆谈论且可有限制地行动的“重大国事”。所以，被垄断喉舌误导的、也被恐怖政治压制的爱国者们，只有通过关注这一绝对“政治正确”的国家大事，来表达忧国忧民之“社会责任感”，最高调抵制日货的年轻一代及中产白领们，也能借此把“被恩准的勇气”发挥到极致。
然而，被操控的民意再强烈，到头来还是伪民意；在充满政治恐怖的舞台上操办的爱国团体操，不能不被“真诚”的虚情假意所导演；只能向大海那边发出的呐喊，不过是精心计算过的勇气而已。特别是那些用石块反日的国人，懦弱得近于下流。
（三）官方如何操控内外有别的宣传模式
最明显的操控发生在媒体报道方面。当然，在黑箱中国，外界很难拿出铁的证据来证明：反日风潮到底是自发性还是操控下，但从官方严控反日风潮的媒体报道上，就能看出官方是如何利用民族主义来达到其政治目的。
例证一：内外有别的封锁和热炒
中国多个中心城市出现如此规模的游行示威，肯定是罕见的大新闻。世界各大媒体都在显著位置加以报道，并配以大量的图片、访谈和评论。特别是在香港，反日风潮经常成媒体的头条。但国内媒体却基本沉默，似乎极为罕见的街头反日不是新闻。除了新华社发出了几条短讯之外（4月9日对北京游行做了80多字的短讯，14日发了北京市公安局的通告，18日发了上海当局的相关发言，新闻发言人回答记者问），其他媒体则是一片空白，就连无联网也保持沉默，官方网站和门户网站无报道，一些著名的民间BBS也没有多少相关帖子。甚至开放度高于国内媒体的凤凰卫视，也鲜有相关的新闻报道，只在“时事开讲”等非新闻类节目中提及。
然而，新华社提供给外国媒体的英文通稿，却比较积极且详细地介绍游行示威的情况，并有夸大参与人数和反日情绪之嫌。比如，新华社16日英文通稿报道说：上海示威人数达到10万人。而几大外国驻中国的媒体，如美联社、法新社、BBC以及日本媒体报道的人数，少则几千人，最多也只有2万人左右。
这是中国新闻界的最大悲哀：大凡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中国大新闻，独独是中国媒体“置身事外”和“无动于衷”，国内发生的越是具有新闻价值的轰动性事件，中国新闻人就越要被迫缺席。但，这悲哀绝不仅仅是政权所为，也是各媒体及其新闻人的驯顺所致，谁让他们甘愿充当“喉舌”、或主动或无奈地与垄断体制合作呢！既然官方已经恩准了这些街头抗日活动，媒体为什么不敢报？假如有几十家媒体同时加以报道，中宣部又能如何？
例证二：对中日外长会谈的取舍性报道
在中日关系陷入自1972年以来的最大危机之时，日本外相町村信孝来到北京，先后与中共外长李肇星、国务委员唐家璇举行会谈。对此次全球瞩目的会谈的报道，中美外媒体也形成巨大的反差。
对比中外媒体的报道，就会发现明显的区别。在新华社发出的几篇新闻稿中（如，《外交部长李肇星与日本外务大臣町村信孝会谈》，《唐家璇会见日本外务大相町村信孝》，以及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和新闻发言人秦刚的谈话）中，境外媒体报道的以下内容统统不见了：
1，町村表示：即使游行示威是针对日本，日本政府也并不反对中国的这些活动，因为，日方向来赞赏并欣赏对于言论以及集会自由的保护，但前提是示威活动必须和平进行。不幸的是，最近中国数个城市发生的游行示威活动中都有暴力事件发生。对日本驻中国使领馆机构乃至日本国民所遭受的损失和伤害,日方感到极度遗憾。
2，日方认为，造成暴力反日的原因是中国当局没有采取必要及足够的安全保护措施，所以，日方要求中方正式道歉、就伤害及损失提供赔偿。根据国际法准则，一个国家有责任保障在其领土上的外国机构，尤其是使领馆与外国公民的安全。中国政府应该依据国际准则真诚地采取立即行动，加强对外国机构及外国公民的保护，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3，町村向中方解释了历史教科书问题，希望中方理解：日本的教科书并非由国家制定，政府不能规定特定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认识和历史观，也难以就具体的历史教科书发表评论。教科书的历史认识和历史观，与日本政府的现行观点并不一定一致。这次的历史教科书审定，是根据“近邻诸国条款”等标准，严格进行的。
再看新华社的新闻稿的内容：
1，中方认为，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在包括人权等一些国际问题上，特别是在对待过去的历史问题上，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要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首先要正确认识历史。希望日方将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的承诺落实到具体行动上。
中方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和十三亿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强烈要求日方信守承诺，不要再做有损中国主权和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
而日本政府的一系列行为，如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审定通过歪曲历史的教科书、把台海纳入美日安保范围等，都是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
所以，造成反日风潮的责任在日本而不在中国，应该道歉是日方而非中方。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做过必须向日本人民道歉的事情，因此没有理由道歉。自然也没有提到赔偿问题。
2，町村表示：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没有任何变化，依然坚持一九九五年“村山谈话”，以及一九九八年《日中联合宣言》的立场：日本进行的殖民统治和侵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和伤害，日本政府将继续谦虚地对待侵略事实，深刻地进行反省，并由衷地表示道歉。日方愿意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
同时，关于台湾问题，町村重申，日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独”。
町村还认为，没有什么理由需要改变对华政策。日中两国关系良好，日中的贸易额已经超过日美的贸易量。如果总的形势保持良好，两国的经济关系还可以扩大和加强。
3，双方一致认为中日关系对双方都十分重要。双方同意从长远战略高度认识和把握两国关系，共同致力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互不威胁，通过对话解决分歧，积极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继续加强各个层次和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两相比较，在境外媒体的报道中，中日双方的态度都比较强硬，相互要求对方道歉，可谓唇枪舌剑、互不让步。而中共各媒体上转载的几篇新华社新闻稿中，却只有中方对日方的强硬态度，町村信孝像专门来聆听驯话的乖学生，既认真聆听李大人的训诫，又不断道歉赔罪，末了，町村还要表示中日关系的良好现状和着眼于中日关系的美好未来。新华社还突出报道了小泉希望与胡锦涛尽快举行高峰会的急迫意愿，而中方的回答则是要视日本的态度而定。也是为了突出中方的道义在握且牢牢把握着中日关系的主动权，只等理屈词穷的日本政府完全低头就范。
同时，日本国内对小泉的负面的报道和评论，也被中共媒体大量转载，而对日本人不满中国反日风潮中暴力行为的信息，却一条也没有转载。
例证三：对日本教科书的选择性宣传
正当中国的反日风潮如火如荼之时，2005年4月5日，日本文部省又审定通过了八本历史教科书，其中有极右势力编纂的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
该教科书确有篡改和歪曲中日战争历史之嫌，为日本侵略亚洲和中国的历史进行辩解。特别是该教科书把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描述成“南京事件”，而对被日本军人杀害的30多万中国人却只字未提，并为屠杀辩解说：“没有一个国家在战争中没有任何杀害和虐待非武装人员的事情，日本也不例外。”还在注释中写道：“在后来的东京审判中，认定这时日本军杀害多数中国民众(南京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实际情况在资料上也出现了疑点，有各种各样的见解。”
对于大陆眼下如火如荼的反日风潮，这样的教科书自然火上浇油，从官方到民间一片声讨之声。但最具中国特色的是，此次日本文部省审定通过了八本教科书，而在中国的各类媒体上，对其他基本教科书基本不提，而是一再突出日本右翼编纂的扶桑社教科书，好像日本右翼已经独霸了日本政坛，右翼教科书已经占领了日本的所有中小学课堂一样。
那么，如此激烈地反对日本篡改历史的中国人，究竟知道多少日本教科书的“篡改”呢？
香港《苹果日报》发表了廖建明先生的文章《中国梁木对日本小刺》，为我们提供了中国政府及其媒体的卑劣的宣传手法：通过不遗余力地“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的方式，来丑化整个日本和煽动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
廖先生从日本驻港总领事馆找来日本文部省审定的八本历史教科书的中文译本，特别摘录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段落：
东京书籍：战火由华北扩大至华中，同一年的年尾日军占领南京。在占领过程中，大量杀害了中国人，当中包括女性和小孩（南京事件）。（附注）这件事件称为1南京大屠杀受到国际批评，但当时国民并未获悉。
大阪书籍：日军虽在各地遭到激烈反抗但不断扩大战线，十二月占领了首都南京，在此除了俘虏之外，还杀害了包括妇孺在内的许多市民（南京事件）。（附注）在日本，人民并不知道南京事件的事实，直至战后的远东国际军事裁判中，才首次明确了事件的规模和牺牲者的实际情况。但是，经过各种调查和研究，对于受害者人数仍未能确定。
教育出版：日军逐渐扩大战线，同一年十二月，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南京。当时，日军在混乱当中，杀害了许多俘虏和市民，受到国际批评（南京事件）。（附注）这件事件当时国民并未获悉，到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民才知道。
帝国书院：在南京，日军除了兵士以外，还杀害了包括妇孺在内的许多中国人，对此，各国批判称「日军的野蛮」2（南京大屠杀）。但是，当时日本国民并未获悉。
日本书籍：日军占领了首都南京，当时被杀害的俘虏和平民据称有二十万人，暴行和抢掠其后仍继续，遭受国际社会严厉批评（南京事件）。（附注）被杀害的中国人人数众说纷纭。
清水书院：抢掠物资、放火、屠杀等行为不时发生，尤其是在占领南京的时候，俘虏、弃械投降的士兵、老弱妇孺等市民毫无区别地遭到杀害。加上战死的士兵，估计死亡人数甚多。各国均对南京大屠杀提出强烈批评，但当时的日本人几乎无人知道这件事实。
日本文教出版：日军占领南京的时候杀害大量中国民众（南京大屠杀），虽然遭受国际社会批评，但日本国民并未获悉。
扶桑社：日军认为攻陷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蒋介石就会投降，于十二月占领了南京（附注），其时，遭日军攻击，中国军民死伤者众多（南京事件）。此外，有关该事件的牺牲者人数，有众多见解，至今争论未休。
从廖建明先生提供的资料看：
第一，日本是民主法治国家，保障国民的基本自由，尊重言论自由和多元观点，政府无权禁止国民的言论和观点，哪怕某些言论有明显的错误，哪怕某些观念是反对现政府，政府也只能给予尊重和容忍。所以，日本政府既无权禁止“扶桑社教科书”，也无权鼓励不同于“扶桑社”的其他教科书，而只能给予平等对待。
第二，八本教科书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叙述和评价，只有“扶桑社”的叙述有明显的歪曲，评价也充满暧昧。而其他七本教科书则基本尊重历史事实。其中，四本明确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称谓，一本提出了杀害20万中国人的数字，另外二本虽用“南京事件”的称谓，但都提到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暴行和抢掠，不仅屠杀军人及其俘虏，还屠杀包括老弱妇孺妇女在内的平民。同时，其他几本教科书还指出：1，在整个中日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向本国国民隐瞒了“南京大屠杀”。直到战后日本国民才逐渐有所了解。2，“南京大屠杀”被国际社会视为“日军的野蛮”，受到了普遍谴责。
在独裁中国，官方的操控和民间的狂热，使反日风潮掩盖了太多事实，扭曲了太多价值。更可怕的是，指控日本右翼歪曲历史，本来是光明正大且理直气壮的，但中国人的指责本身，却充满了比日本右翼更多的掩盖和歪曲。无怪乎廖建明先生感叹到：“活在不自由国度的人，无法明白言论、思想自由的真谛。受长期奴役的人，深受党八股洗脑，以为东京可以像北京一样任意篡改历史。谁不知在民主自由之地，没有人可以独霸解释历史的权利，在百家争鸣下，历史反而才较接近真相。”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目前的中国制度还是谎言制度，中共政权还是不允许言论自由的政权，中国民众还是生活在谎言中的民众，所以，就掩盖和歪曲历史而言，只有大约20万人的日本右翼所编纂的只被不到1％的学校采用的教科书，纵使把历史写得面目全非（何况写得还没有如此不堪），也只能算谎言中“小刺”。而中共、中国人自己编纂的历史谎言，简直就是谎言中“梁木”。所以，廖建明先生才在文章结尾说：“中国共产党教训人要尊重历史，太好了！请先处理自己眼中梁木的吧。”
(四)中共操控反日风潮的政治目的
既然当局一般不允许自发的示威游行，且有能力制止事前张扬的游行示威，那么，当局之所以默许、甚至鼓励发生在数十个城市的反日示威游行，显然是为了达到其内政外交上的政治目的，所以，中共当局才会纵容反日风潮发展的大规模街头反日。当蔓延多个城市的反日风潮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时，在中共外交部的多次例行记者会，两位新闻发言人非但没有指责反日行为的违法，反而都在外国记者面前为民间反日风潮辩护。以下是摘录：
新闻发言人刘建超先生主要回答了针对网络签名和抵制朝日啤酒的提问，他先后回答说：
“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反日情绪，相反是要求日方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负责任的态度。”（3月24日）
“我们注意到众多网民在网上签名，对日本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持反对态度。这再次说明，日方应对历史问题持负责任的态度，以取信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3月29日）
“之所以中国的公众对日方的一些态度表示不满，主要原因是日方在历史问题上没有采取正确的态度，没有正确、客观、负责任地对待历史。一些中国民众对这个问题有不满，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不是针对日本人民，而是针对日方的错误态度。”（3月31日）
另一位新闻发言人秦刚的回答主要是针对反日游行及其暴力事件的提问，他曾先后回答说：
“日方不断在涉华问题上采取损害中国利益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行动，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我们希望日方认真对待中国人民的关切，妥善处理历史等涉及中国人民感情的敏感问题。”（4月5日）
“日方不断在历史等问题上采取损害中国利益、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行动，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我们希望日方认真对待中国人民的关切，妥善处理历史等涉及中国人民感情的问题。”“中国民众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对日本在历史等问题上采取错误立场的强烈不满。我们希望民众能够以理性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感情和意愿。”（4月7日）
“这次抗议示威活动是部分群众由于不满日方在对其侵略历史等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和做法而自发举行的。中国政府一直要求示威群众冷静理智、合法有序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在示威过程中出现的个别过激行为我们是不赞成的。”“这次抗议示威活动是北京市部分群众由于不满日方近来在对其侵略历史等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和做法自发举行的。中国政府一直要求民众能以冷静理智、合法有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在前两次记者会上，我也表示，希望民众以理性的态度来表达他们的愿望和意见。我要重申，对在示威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个别过激行为，我们是不赞成的。”（4月12日）
“近来，中国民众通过不同方式表达了他们对中日关系及目前两国间一些问题的看法。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国际社会也很清楚。中国政府会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高度和发展中日关系大局出发，本着对国家和民族认真负责的态度妥善处理有关问题。”“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民众对日本表示强烈不满，是针对日方在历史、台湾等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和做法，而不是针对日本人民。……我们希望日方能多做增进两国人民了解与友谊、有利于中日友好关系的事，而不是混淆视听，误导公众。”（4月19日）
中共操控反日风潮是为了达到其内政外交上的政治目的。
对内，中共既要利用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来赢得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又要严守稳定第一的底线，谨防民间爱国运动转变为反政权运动,严密监控可能出现的任何向政权挑战的行为。
对外，中共既要利用民间爱国情绪来制衡美日联盟，又要谨守机会主义的低调外交。
就此次中日冲突而言，中共操控反日风潮，显然是为了达到多种政治目的：
1，在国内媒体上封锁反日风潮，是为了防止风潮由对外转向对内，从而危及政权的稳定。
2，向境外媒体推销反日风潮，是为了使之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既能显示中共政权的开明：尊重民意的亲民和允许游行示威的宽容；又能显示现政权的对外政策有着深厚的民意支持，政府与民间在反日上的高度一致。
3，纵容反日风潮，是为了借助所谓的强大民意向联合国和日本政府施压，即便无法阻止日本“入常”，也要逼迫日本向中国妥协，以“低头认罪”来换取“入常”。
4，最重要的是向国内爱国者们展示现政府的大国外交风范，和凸现现政权的“外交政绩”，塑造一个敢于和善于抗拒外敌的政权形象，以加强现政权的道义凝聚力。正是政府恩准的反日风潮和政府对日方的强硬立场，才迫使日本外相来北京道歉求和，迫使小泉急欲与胡主席会面，以缓和两国关系。
5，反日风潮正好可以利用把民间对“内忧”的关注转向对“外患”的关注，特别是，以此转移人们对频繁发生的群体性官民冲突的注意力。
就中共统治及跛足改革所面临的危机而言，由于两极分化的日趋扩大和社会公正的日渐荒芜，更由于改革的效益越来越向极少数权贵集中，而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感受到的大都是利益受损，即便跛足改革仍然能够支撑经济高增长，也无法支撑“经济政绩”合法性，现在，对跛足改革的民意支持已经大大下降。所以，中共现政权就要在如何赢得“政治政绩”上大做文章。胡温提出的“亲民路线”、“以人为本”、“新三民主义”与“和谐社会”等口号，在局部制度改革上，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实现了“人权入宪”和修改“上访条例”等措施，都是为了赢得民间的政治认同。
然而，在独裁体制及跛足改革不变的情况下，现政权想在国内创造出被民间认可的“政治政绩”，只靠几个动听的口号和做点小修小补的制度改革，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从江朱到胡温，都想靠加大反腐败力度来赢得民意的政治认同，但官场腐败却愈反愈烈，使官方反腐早就在民间沦为“反腐秀”。
于是，从江泽民开始的中共高层，就把赢得“政治政绩”的重心转向争取“外交政绩”上，大国外交之策的提出就是基于这一考虑。克林顿和江泽民的元首互访，游说美国把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加入WTO、北京申奥、上海申博的成功，争办各类国际性会议。9.11之后，在提倡多极世界的口号下，对美国，既支持美国反恐又反对单边主义，拉住俄罗斯操办“上海合作组织”，外交触角也伸向美国的后院拉美诸国；在欧洲，抓住法、德与美国在伊战中的分歧，全力以经贸利益拉拢欧洲两大国，以分化西方同盟，不惜代价地争取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运；在亚洲，为了与日本争夺亚洲老大，高调斡旋朝核六方会谈，越来越频繁地介入东盟事务，尽量与印度等国家缓和关系，独独在对日外交上日趋强硬……这一切，在在显示出中共政权意欲变成区域大国的外交事态。
用外交政绩来赢得民意的政治认同的另一极在国内。六四之后，由于西方各国的普遍制裁，中共的敌人意识再次主导了官方的对外政策，境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论调又被频繁地用于对内宣传，防止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也成为意识形态管制的重中之重。而对外的防止和平演变与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的不断高涨，恰好具有大面积的重合之处。于是，六四后的中共政权，必然要把爱国主义提升为意识形态合法性之首。通过谎言灌输的误导和国人那种“内忧外患”的思维惯性，也通过在“内忧”问题上设置重重禁区而在“外患”问题上的相对开放，官方很容易把国人对“内忧”的关注引向对“外患”的关注。在大多数重大国事皆是政治禁区的中国，反美反日反台独的爱国，已经变成了唯一可以大肆谈论的“重大国事”，也是官民共同认可的唯一“政治正确”。所以，借助国际事件来释放被误导被扭曲的“民意”，已经变成中共利用爱国主义来重建政权的道义合法性的惯用手法。今天的反日风潮，不过是1999年反美风潮、2003年的反伊战风潮的重演而已。
于是，发生在中国本土的爱国主义，却随着每一次中美、中日、两岸的冲突而飘飞起来，且越飞越高，在似乎纵览全球“亡我之心”的每一跳动的同时，也离中国的现实越来越远，改革以来的正反两方面现实都被爱国狂潮所淹没：
一方面，曾经被国人视为最大“外患”的西方国家，恰恰是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国人的观念更新的最大外在力量，发达的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世界，不仅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所需的资金、技术、市场，也为国人提供了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的理念。中国与西方之间关系，之所以主要停留在经贸上的互利而缺乏政治上的信任、道义上的共识，就在于双方在价值观及制度上的格格不入。无论中国经济发展还能保持多少年的高速度，只要中国的制度文明仍然停留在中世纪，中国就无法获得国际社会的真正尊重。
另一方面，不只是百年以来、甚至就是千年以来，困扰着的“内忧”，时至今日仍然不见明显的改善。即便中国的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国际地位也有大幅度提升，但导致中国诸种深层危机的顽疾——政治制度的僵化腐败和跛足改革的难以为继——仍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权贵们的肆意滥用独裁权力和民间百姓的好恶权利之间的尖锐对立，巨大的金融危机隐患和两极分化的迅速扩大，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相互激荡的极度恶化，特别是来自底层民间的反抗和遍布官场的腐败，还有那么多没有清算的历史罪恶造成巨额欠账……无不与现行政治制度的顽疾高度相关。
仅以近两年的中国现实为例，一面是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底层维权，导致了一系列层出不穷的大规模官民冲突，从公正奇缺的社会危机的角度凸现了内忧的广度。尽管，依靠暴力镇压、小恩小惠和封锁信息，中共现政权可以暂时平息民怨的大爆发，但烈火干柴之态已经令世界瞩目。另一面是权贵私有化导致的一系列上亿元的金融腐败大案、官员挥霍巨额公款赌博案的曝光，特别是发生在黑龙江绥化市的巨型卖官鬻爵案，10个县市半数以上的处级以上干部卷入此案，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数十人，从官场的糜烂的角度凸现了内忧的深度。尽管胡温不断地高调反腐，但谁都清楚，只要不改革现行的政治制度，本该服务于全社会的公权力必然无法限制地被用于谋取小集团的和个人的私利。
由此可见，困扰中国改革的未来前景的关键，不是外患而是内忧，如果中共政权仍然不能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历史，也就不能放弃一党独裁和畸形民族主义煽情，无法通过政治改革使中国走出道义上的弱势困境，也就无法获得国际主流社会的真正的信任和尊重。
换言之，解决不了“内忧”，也就化解不了“外患”，长期困扰中美日关系的瓶颈便无法突破。即便可以在短期内提升物质意义的国力和军力，但有违国内民意和国际潮流的道义劣势却不会因此得到改善，也决不会达成长治久安的局面。昔日的德国、日本和苏联就是最好的例证。
四 汤晔和上海当局，谁在违法？
——上海当局对反日风潮的司法操控
（一）上海当局操控的“司法磁悬浮”
在胡温政权发出为反日风潮全面降温的信号之后，上海当局表现得尤为卖力，甚至卖得凶相毕露且丑态百出，与中央的态度和北京等地的降温基调颇不协调。
4月27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报道：“本市居民汤晔被批准逮捕”的消息。仅仅五天后的5月2日，东方网就爆出汤晔先生被起诉、被判刑五年的消息。法律根据是：“编造虚假信息，酝酿组织非法游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曾经默许“4.16反日游行”的上海司法当局，居然会在4月17日变脸之后，如此神速地完成了对汤晔的逮捕、侦察、审讯、起诉和判决的全过程，堪称“司法磁悬浮”，不免让我想起文革时期从上海高升到北京的一个个“火箭干部”。
从观念上讲，我不赞成和平时期的民族主义，无论这民族主义发生在哪个国家。在无外敌入侵的情况下，膨胀的民族主义连双刃剑的功效都没有，而只能沦为单刃毒剑，不但是恶棍的最后避难所和国民的精神鸦片，而且是对世界和平的大威胁。最近，东亚三大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相互激荡，很可能导致了东亚局势的不稳定，如果不加以反省、抑制、引导而任其发展下去，那么，对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亚洲和世界，绝对是恶兆。所以，在此前的相关文章中，我对发生在中国的反日风潮多有批评。
尽管如此，我尊重任何人自发地表达爱国主义的权利——只要其表达是和平的而非暴力的——无论是个人发言、网络签名，还是走上街头的游行示威。人与人之间的不同观点，可以争论得面红耳赤，也可以通过其他的和平方式来加以表达，但切不可强制对方闭嘴，更不能强行剥夺每个人和平表达的权利，个人不能，社会组织不能，政府就更不能。正所谓：“我可以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要坚决捍卫你自由表达我所反对的观点的权利。”
严格的讲，言论、游行、示威、集会等自由的有无多寡，与是否爱国、爱国的程度完全无关，而只与基本公民权利生死攸关，是必须加以保障的公民权利。在理念上爱不爱国的选择，在行动上参不参与反日游行的选择，都不应该是强加的，而应该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即便在中国这样的独裁国家，这些权利也被明确地写入了宪法，不仅每个成年人和每个组织应该尊重，作为最大公权力行使者的政府就更应该尊重，任何对这些宪法明载的公民权利的干涉和剥夺，都是必须加以事前制止和事后追究违宪的行为。
我反对街头政治中的暴力行为，赞成以司法手段来管制和处罚打砸等暴力行为，但我尊重爱国者们自发走上街头的权利，坚决为公民的和平游行示威等权利作辩护。
所以，在理念上，我个人反对当下中国的任何民族主义思潮，但在事关公民权利的街头反日风潮问题上，我抗议上海市司法当局以“扰乱社会秩序罪”逮捕和审判25岁的汤晔先生。鉴于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我的抗议也不能不是政治的，因为上海当局的野蛮行为，粗暴地践踏了汤晔先生的基本人权。同时，现在呈现出来的事实已经非常清楚地显示：发生在4月的民间反日风潮，完全在官方政治需要的全方位操控之下，民意不过是官方手中“玩物”，需要时拿来把玩一番，不需要时就弃之如蹩履。在党权至上的体制下，党权的政治需要操控司法来熄灭民间的反日火焰，司法也就必然沦为党权压制民意的工具。
（二）为汤晔先生的权利辩护
即便抛开中共制定的相关法律是否涉嫌违宪的论辩，而是在承认“恶法也是法”的前提下审视“汤晔案”，上海司法机关也无理由逮捕和审判汤晔先生。也就是说，上海司法机关对汤晔的审判，完全是政治审判而非司法审判，正如中共司法机关根据党权的政治需要制造的其他冤案一样。
1，在上海“4.16反日游行”中，无论是通过互联网和手机发布《上海地区抗议日本右翼活动的详细说明书》，还是他本人参与游行，汤晔先生的行为都是和平的而非暴力的，并没有逾越法律界限。对此，汤先生在事前发出的《说明书》和上海警方的调查结果都可以作证。
汤先生《说明书》的“六项最重要提示”中的三项，都是关于游行要遵纪守法和防止过激或暴力的提示：“1、此次活动不针对任何在华日本友人、仅仅针对日本右翼势力和其支持者，所以在活动中请不要过激地针对友人；2、警察是人民的公仆，在游行过程中，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爱国的，只是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任务——保证活动的安全性，所以大家配合警察叔叔，特别是在使馆门口，如果警察叔叔看着你，就不要乱丢东西，如果没有人看着你，就丢一个鸡蛋或者一个番茄，万一丢完了被警察叔叔发现，就朝他笑笑；3、沿途经过日本人投资的商店、公司等，不要给予破坏性打击，因为破坏了以后，日本人会向中国政府索要赔偿的，所以大家届时理智一点；”
另据东方网5月2日消息称：经警方调查，在4月16日上海部分学生、市民举行的涉日游行示威活动中，“本市某公司员工汤晔根据网上零星传言，炮制出包括游行线路、时间、注意事项等的所谓《上海地区抗议日本右翼活动的详细说明书》，群发后广泛传播，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也就是说，汤晔仅仅有酝酿组织和平游行的行为，而没有任何煽动暴力反日和打砸之类的暴力行为。
2，逮捕和审判汤先生的主要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及相关法规：“凡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必须依法向公安机关申请，并在获得公安机关依法许可后，依法举行。未经公安机关批准或未按照公安机关许可的目的、方式、标语、口号、起止时间、地点、路线等进行的，在进行中出现危害公共安全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情况的，均是违法行为。未经公安机关批准，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发起组织游行示威的，也是违法行为。”
所以，司法机关认定：在“4.16游行”中，汤先生的事前酝酿组织行为，即自行发布《上海地区抗议日本右翼活动的详细说明书》，“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构成“扰乱社会秩序罪”。但是，汤先生通过互联网和手机发布号召游行的《说明书》，是公民应该享有的宪法权利，一没有造谣，二没有攻击政府，三没有煽动暴力，警方的指控也没有拿出过硬的证据，以证明汤晔的和平行为造成了那些具体的“十分严重的后果”，更不能证明他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扰乱社会秩序”。
既没有煽动暴力也没有暴力行为的汤晔，不应该为“4.16游行”中其他人的暴力行为及其后果负责。
3.最为吊诡的是，官方发布“禁止非法游行”公告的时间错位。
无论是上海当局还是北京等地方当局，都是在反日游行完成后才发布“禁止非法游行”公告。北京游行是4月9号，北京市公安局14号才发出公告；上海游行是4月16号，上海市政府17日才发出公告；中共公安部的公告22日才发出。但号召反日游行的信息，早在网上广为流传，可以说是事先张扬的“游行示威”，官方不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官方不在游行前发布警告而要在游行后发布？
另外，既然“4.16游行”违法，那么，违法者就不止是那些实施暴力参与者和组织策划者，而是所有参与者全部违法了。根据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为什么不全抓起来？
具体到上海的“4.16“游行，事前，以上海当局对民间自发游行示威的严防死守而言，汤晔通过互联网和手机来发布《说明书》，上海市公安局不可能不知道，但当局并没有发布任何公开信息告诫社会：“未经公安机关批准或未按照公安机关许可……均是违法行为。未经公安机关批准，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发起组织游行示威的，也是违法行为。”
既然如此，对于“4.16”游行的发生、游行中出现的暴力行为和扰乱社会秩序行为，以及造成的“十分严重的后果”，作为执法部门的上海市公安局，起码应该负有如下主要责任：
1，有关当局没有预先告知游行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他们这种事前张扬的游行示威是非法的；在得知非法游行即将发生的情况下，也没有预先禁止，反而在游行当天派出大批执法人员维护秩序。
这种明知非法行为即将发生而警察部门却不加禁止且为非法游行维持秩序，这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是难以想象。
2，境外驻中国的各大电视媒体全都播放这样的画面：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前，众多的示威者向日领馆大楼投掷石块、砖头、玻璃瓶，涂料弹和烂水果等，大楼外墙被漆弹涂得面目全非，窗户玻璃被砸碎，地板上全是示威者扔进来的垃圾，曾经瑟瑟生辉的领事馆顷刻间满目疮痍。然而，上海政府派出的防暴警员却全都袖手旁观。
对游行中发生的违法暴力行为和扰乱社会秩序行为，负责维护公共秩序的执法者，既没有当场劝阻和制止，也没有当场逮捕不听劝诫的施暴者。
作为对比，我们大都在电视上看到过西方国家的游行示威场面。即便在这些街头政治如同家常便饭的成熟法治国家，民众自发的游行示威中，也时有过激行动和火爆场面，也会造成某种程度上的财产损坏、甚至人身伤害。但负责维持秩序的警察们，只要在现场碰到暴力行为，为了防止酿成更大的暴力事件和造成更大的损坏，他们总会当场制止，强行带走那些不听劝阻的激进者。
3，在“4.16反日游行”的整个过程中，上海当局出动了大量警力，一些警察还负责引导游行的参与者，但面对近在眼前的暴力行为，在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却袖手旁观（境外媒体上有大量现场照片和图像为证），而事后却以此为由大量抓人。这说明，是上海警方放弃职守在先，而以法律的名义算“政治帐”于后，无异于陷人入罪。
游行初起时，上海公安局的以上行为显然是在默许、甚至纵容违法行为，均属于严重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行为；面对游行中暴力违法行为，身在现场的执法者居然不闻不问，起码是犯有不作为的渎职之过。所以，应该被追究司法责任的不是汤晔，而是失职渎职的上海市公安局。
更令人不齿的是上海当局的政治无耻，事前默许和放纵，而事后又根据政治需要搞“秋后算帐”，不能不让人想起毛泽东在1957年玩弄的引蛇出洞的“阳谋”。
（三）司法是党权政治的工具
鉴于中国特定的国情，讨论上海当局对汤晔的审判，就不能不涉及法律层次之外的政治层面。换言之，上海当局对“4.16游行”的先默许、后追究的处理方式，不仅负有失职渎职和违法审判的责任，更负有深层的政治罪错的责任。
众所周知，1949年中共掌权后，这一政权在本质上敌视任何自发的民间诉求及运动，除非是由政权发动或操控的群众运动，否则的话，官方决不允许任何独立的民间组织存在，也不允许任何自发的民间街头运动，对民间的爱国行动也不例外。所以，在忍无可忍之下走上街头的人们，经常高呼“爱国无罪！”的口号。显然，上街的人们之所以要高呼“爱国无罪”，就在于中共治下的中国，民间自发的爱国游行常常被政权视为“爱国有罪”。甚至于，凡是真正自发的民间爱国运动，在中共政权的统治里，从来就没有过“爱国无罪”时候；而凡是可以“爱国无罪”的民间运动，又都不是真正的自发民间运动，而是被官方操控的运动，至多是官方恩准的“准官方”群体运动。而那些得不到官方恩准或跃出官方操控的民间自发爱国运动，肯定都是“爱国有罪”的“动乱”，16年前，被民间定义为“爱国民主运动”的八九运动，就被邓小平政权作为“动乱”和“暴乱”加以血腥镇压。
中共现政权仍然不允许自发的游行示威，也有足够的能力制止任何事先张扬的游行示威，对北京、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的控制就更为严格，甚至连几个人、甚至一个人的和平示威都不允许。比如，在北京，去年清明节，胡佳先生只想一个人去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前为胡耀邦先生献上一束鲜花，但被北京警方轻易制止。来北京的上访者也曾申请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示威，也没有得到警方批准，组织者也被迅速逮捕。紫阳先生去世后，在网上号召举行哀悼紫阳大游行的赵昕先生被警方逮捕多日，直到前些天才被释放。
在上海，曾经有名叫“愚文”的上海市民，数次向上海市公安局申请个人的示威活动，但从来没有被批准过。
所以，4月份风靡全国的街头反日风潮，没有中共当局的默许是不可能的。同样，没有上海当局的默许甚至纵容，“4.16”反日游行也是不可能的。
再强调一遍：如果“4.16反日游行”是违法的，那么，上海警方不在违法行为发生前告知组织者和参与者，又不在暴力事件发生时当场予以制止和逮捕，所以，1，所造成的损失和其它严重后果，警方应该负有“纵容打砸等暴力行为”之责。2，事后对汤晔等人进行司法追究，更是官府故意陷市民于违法犯罪，其为政之德是何其龌龊而下流。按照孔老夫子在两千多年前的说法：“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上海当局对汤晔的审判，就是典型的“虐”、“暴”、“贼”。
这种丧失起码政治责任及道德的政府行为，实在是太不义、也太危险的游戏，只有独裁政权才敢玩、也才能玩，然而，被强压的民怨一旦爆发失控，其结果只能是“玩火者自焚”。
在反日风潮被打压下去之后，大陆的民族主义热潮却没有丝毫减弱，因为中共现政权又为爱国者们找到了新的目标——“连宋大陆行”。特别是得到诸多政策优惠的大上海，先后迎来了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爱国者们的热情也大都在转瞬间由“反日”转向“两岸一家亲”。
最后，面对上海当局处理“4.16反日游行”问题上的政治邪恶，我也想对那些曾积极参与“4.16反日游行”的爱国者们提出建议：不要把你们的爱国热情全部转向连续上演的“连宋大陆行”的爱国秀，即便你们热切关注“连宋”的理由有一百个，也希望你们能想想为“4.16”作出过贡献且付出惨痛个人代价的汤晔先生，哪怕每个参与者只拿出百分之一的关注分给汤晔，他的命运也许会因你们的关注而有所改变。
五 真由美的披肩发飘飞在中国
1972年，毛泽东分别握住了“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伸过来的手，使中国走出了苏联帝国的威慑阴影，也走出了孤立于世界主流文明之外的自闭。中共政权以损害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方式——放弃对日索赔——换取来日本的外交承认，日本以对中共的外交承认换取实质性的巨大利益——不需要再赔偿和道歉。
1979年，复出后的邓小平，他也只访问过两个国家——美国和日本。访美，是为了赢得最强大的西方国家对其政策的政治支持——中美建交、改革开放、对越战争和台湾问题；访日，是为了获得复兴经济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所以，邓也延续了毛泽东的机会主义外交，以搁置中日之间的历史恩怨和钓鱼岛之争来换取日本对邓氏改革的经济支持。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一次演讲中曾说：日本人靠军国主义的武力殖民没有完成的，现在正以和平的“经济殖民”方式来完成。但这种殖民与武力殖民全然不同，它不是单方面强加的，而是一种机会主义的互利互惠。就中日经济交往的客观效果而言，对中国的帮助尤其巨大。
在我的记忆中，我这种“经济殖民有益于中国”的言论，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少质疑，反而赢得听众的掌声。大概因为，那时的国人，一方面，刚刚睁眼看世界，急于摆脱贫困的物质生活，也对外界充满了新奇感和求知欲，想努力创造出文明而富足的生活；另一方面，经历了极为惨烈的政治和极为贫困的经济的国人，痛感自身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还有那么一点点来自切夫之痛的谦卑。八十年代，国人对日本的“经济殖民”，确实是张开双臂、热情拥抱，正如对西方的“文化殖民”，当时的知识界热烈欢呼一样。
在独裁制度下，国家是虚幻的而政权才是实在的，政权对人民的愚弄和践踏才是活生生的。而一个肆意践踏个体生命的政权，纵然以国家的民族的名义，也不值得热爱。
1988年，我路过香港时接受金钟先生采访，说出了那句惹众怒的“三百年殖民地”。现在回想起来，如此脱口而出的“大逆不道”之言，大概就是那次演讲在脑子里发酵的结果。然而，六四后，这句话却成了官方指控我是“卖国主义”的主要根据。
（一）细节的记忆
在我这代人的细节记忆中，尼克松访华和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尽管中国还处在文革中，但一些美国的和日本的电影开始进入中国。当时，这类电影都是不公开的内部放映。以我个人的经验，相对而言，日本电影的放映范围远远大于美国电影。七十年代中期，我就看过日本电影，但从未看过美国电影。而我的一个朋友，却看了不少美国电影，她记忆最深的是《美人计》。现在想起来，我还有些不理解，为什么还在文革时期的中国，进口的日本片大都充满军国主义气味，如《啊，海军》、《三本五十六》等。如果是做反面教材，为什么又不全国公映，然后来一场全民共讨之？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是日本产品大量进入中国的开始。除了港台的歌曲和商人之外，大陆人对资本主义文明最切近的感受，大都来自日本。那时，最早公映的外国资本主义电影和电视剧来自日本，国人最崇拜的电影明星是日本的高仓健、真由美、栗原小卷、中野良子等人，青春偶像是山口百惠与三浦友和；最早享受到的优质资本主义商品也来自日本，各类国际知名的电器和汽车，几乎全部是日本品牌。那时，谁家拥有一台日本原装的彩电，谁能开上一台日本轿车，谁就会令人刮目相看；北京最早的出租车公司几乎清一色的日本车；我熟悉的当时中国最响亮的民营高科技公司“四通”，公司高层坐的轿车也大都是“丰田”或“尼桑”；最早接触到的资本主义式的现代管理，最早得到的大量外资，也大都来自日本；
那时的文化大论战，也时常用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来对比中国“戊戌维新”的失败，用日本现代化的巨大成就来对比中国现代化的一次次惨痛失败。
八十年代，那个国人如有日货，也算是地位、财富的象征。我的一个好朋友，她家在七十年代末就有了一台日本原装彩电。她回忆说，那时，每到晚上七点电视节目开始时，她家变成了小型电影院，同院的许多大人孩子带着小马扎来她家看电视。
日本援华的化肥尿素，尼龙包装袋在中国极为罕见，“一人一条尼龙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腰里掖着百分数。”是当时耳熟能详的民谣。民间传言甚至将日本尿素的制作过程传奇化：日本援华货轮开往中国时，船上没有尿素，只有制作尿素的机器，边航行边提取海水造化肥，等到了中国港口，就有一船满满的尿素。外国商品在中国推销的最著名广告语是：“有山就有路，有路就有丰田车”，连小孩子都能朗朗上口。
七十年代末，也是邓丽君歌风靡大陆之时，她用气嗓唱出的情歌，征服了大陆的年轻一代，唱垮了我们用钢铁旋律铸造的革命意志，唱软了我们用残酷斗争锤炼出的冷酷心肠，也唤醒了我们身上被挤压到生命黑暗处的情欲，人性中久被压抑的柔软和温情得到了释放。尽管，官方禁止牛仔裤和披肩发，更禁止这类“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不可能在广播里听到，第一个学着邓丽君气嗓的李谷一，被多次开会批判。但在私下里，大家都围着一台收录机反复听，在寝室里、走廊里、饭堂里一遍遍地唱。偷听邓丽君歌曲所用的，正是索尼牌录放机，俗称“砖头”。那时，谁拥有那块“砖头”，谁就会得到众星捧月般的簇拥。
令我钦佩的是，曾经在大陆拥有最多歌迷的邓丽君，却能经得住巨大市场的诱惑，至死不来大陆面对她的无数听众，非不能也，而不为也。她坚守着自己的承诺：大陆一天不改变现行制度，她就一天不会来大陆开演唱会。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我这代人经历了外来的影片、文学、音乐和绘画的审美洗礼，最早接受的当然是日本影片。《追捕》、《生死恋》、《望乡》、《金环蚀》、《人证》、《远山的呼唤》、《幸福的黄手帕》等影片，《姿三四郎》、《铁臂阿童木》、《血疑》、《排球女将》、《阿信》、《聪明的一休》等电视剧，都是当时的国人非常喜欢的影视作品。《追捕》主题曲“杜丘之歌”和《人证》主题歌《草帽》，也随之风靡一时。著名导演黑泽明、沟口健二和小津安二郎的影片，对八十年代中国先锋导演很有影响。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雪国》、《古都》和《伊豆的舞女》，山岛由纪夫的《金阁寺》的小说，也在大陆文学界热销；还有东山魁夷的绘画，那种纯洁到一尘不染的静谧，让国人看到了日本人审美的透明和精致。日本美的核心“物之哀”，是我们那代人共同的审美记忆。而山岛由纪夫是铁杆极右分子，他曾发誓要以行动来“爱国忠君”，也真的于1970年11月25日策划绑架自卫队长官。他对自卫队发表演说，号召发动军事政变修改和平宪法，行动失败后，他按照“武士道”精神切腹自杀。
这一切文学艺术中的日本人形象，与我们这代人在大陆作品中看到过的日本人形象完全不同（如电影《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等），似乎印证了日本文化的双面：“菊与刀”。
我是七七届，读大二时，《追捕》在中国各城市放映，我们班的同学大都是在母校吉林大学礼堂看的。《追捕》的拷贝一天二十四小时连轴转。班里同学拿到的电影票分布在一天的各个时段，但无论是什么时段，大家都不会错过。
那时，学校还专门组织我们看过一部日本纪录片，名字忘了，但内容记得清晰，是专门介绍日本某大公司（丰田？）的现代化企业管理。管理之严格和计算之精细，令人乍舌。比如，员工从一处走到另一处，先测量整个距离的长度，再测量每步的尺度和所用速度，最后算出走完某段距离的时间，根据这些数据作出相应的规定。解说词中我记得最清晰的一段是：一笔资金，在中国周转一次，在日本却能周转十三次。这就是日本式资本主义的高效率。
耐人寻味的是，1985年，时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宏在战后首次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而且选择了极具象征意义的8月15日，中曾根是日本历任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次数最多的首相，任内共参拜过10次。但除了85年北大学生小规模的上街抗议之外，再也没有像样的民间抗议，也丝毫没有影响日货在国人心中的珍贵价值，反而85年的大学生上街抗日，变成了“八六学潮”和“八九运动”的预演。
在今天，波及全国的反日风潮，已经变成官方招之来而挥之去的木偶，白领们充当起抵制日货的先锋，一些自由派也拜倒在“畸形民族主义”的“民意”之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依附性命运又开始重演：入仕途，明主是上帝；处江湖，人民是上帝。
而在我看来，“民气可用”的策略，不过是古老的无原则的纵横术的拙劣翻版而已；在和平时代，想利用“畸形民族主义”来推进宪政民主，大概只能是“与狼共舞”。
（二）宏观的事实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国力军力的提高，曾被鲁迅痛批的国民性“一阔脸就变”骤然复发且膨胀。九十年代以来，欧美的资金、企业和产品的大量涌入，使中国人找到了日本的替代，政府不再仅仅指望日元贷款，国人也忘记了八十年代对日本货（包括文化、电器、汽车等产品）的青睐；美国大片代替了当年的日本影片，南韩电视剧代替了日本电视剧，“哈韩”代替了“哈日”；奔驰、宝马、林肯、陆虎等欧美高档车代替了日本轿车；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等欧美电器代替了日本电器。现在的中国已经不需要过于依靠日本，甚至觉得即便没有中日贸易，中国经济也能够保持高增长，所以，抗日风潮中的“抵制日货”的声浪不断高涨。
然而，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
日本是中国吸收外资、技术引进的主要来源国之一，也是向中国提供政府贷款和无偿援助最多的国家。从1979年至2004年，中国利用的日元贷款累计金额达3万亿日元，占外国政府向中国承诺贷款额的50％，居首位；涉及能源、环保、交通、教育、医疗、农业等项目165个。日本技术的先进也是举世公认，对中国经济的技术升级起到了其他发达国家难以比拟的作用。
毫无疑问，日本连续多年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三十多年来，双边贸易额增长了160倍。中日两国已互为最大的进口来源地，日本是中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中国是日本第二大出口市场。时至反日风潮强劲的今日，据日本财务省2005年1月26日公布，日中贸易（包括香港）总额达到22兆2005亿日元（约2146亿美元），这是自1947年有日中贸易的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2004年中日贸易占日本国际贸易总额的20.1%，这一数据显示，中国已经取代美国而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即便仅就大陆中国与日本贸易而言，2004年的双边贸易额也高达168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6.9%，连续第6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预计2005年将达到1900亿美元。
从两国贸易的具体产品上看，中日经济有着很明显的互补性，日本出口到中国的产品中，一半是高科技的电器、机械、半导体等电子产品；中国出口到日本的产品中，纺织品第一（30％）、机械类产品第二（26％）、食品第三（11％）。中国出口到日本的纤维服装类和蔬菜类的产品，分别占日本进口同类产品总量的70％和50％。中共商业部长薄熙来在2005年4月22日指出：2004年，中国进口日本机电产品651亿美元，占从日本进口总额的69%；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298亿美元，占32%。
然而，中日关系的悖论却愈演愈烈——20多年紧密而良好的经济关系却丝毫无助于两国政治互信的提升——确实值得两国的反省和深思。
（三）国家机会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毒药
必须承认，纵观近代、现代和当代的中日关系，从来没有建立在政治互信和道义共识的基础上，而一向是基于单纯的实力对比之机会主义外交，对方强大时就韬光养晦、甚至忍辱负重，自身强大时就蔑视对方、甚至凶相毕露。日本不会为了谴责中共独裁的不义而牺牲经贸利益，中共也不会为了讨还历史正义而牺牲中日经贸。
所以，中日建交以来的三十多年间，即便在中日关系蜜月期的八十年代，无论日本对中国的巨大资金帮助，还是中日贸易的快速增长，对消除双方的政治敌意来说，其作用实在是微乎其微。2004年，中国（包括香港）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对象国，但丝毫无助于缓解中国人的反日情绪，也无助于日本人对中国的敌视情绪的增长，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现在，小泉首相在亚非首脑会议上再次道歉，北京政权也同步为反日风潮降温，绝非出于双方的政治互信，而仍然是权宜性的利益交换压倒政治原则，在没有达成任何政治原则共识的情况下的机会主义妥协。
而在这背后，是中日双方的病态民族主义。日本的民主和中国的专制，丝毫没有减弱中日争夺亚洲老大的民族主义情结。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民族傲慢由隐而现、由弱而强。1885年，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1901）提出“脱亚入欧论”以来，日本人认定自身崛起之路，应该是摆脱贫困愚昧衰弱的亚洲而加入文明富足强悍的西方。当日本取得了中日、日俄之战的两次大胜之后，日本人自认为已经基本完成了“脱亚入欧”，而一跃上升为可以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的大国。于是，日本人眼中的亚洲便成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目标。在“解放亚洲”的“大东亚圣战”中，尽管日本失败了，但日本人并不认为自己败给了亚洲的任何国家而是败给美国，日本天皇在1945年发布的《终战诏书》，根本没有提及中国抗战。所以，时至今日，日本认同美国在亚洲的存在，但对东亚的另外两个大国中国与南韩，日本至今保持着一种高傲的优越感。特别是与主要的竞争对手中国相比，战后日本创造了经济崛起和政治民主的双重奇迹，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日本效率完成了第二次“脱亚入欧”，政治上的美日同盟，经济上的第二强国，使日本牢牢占据了世界七强之一的位置。而人多地广的中国，仍然停留在经济和政治的双重落后状态，在国际关系中也仍然是欠发达国家的一员，其现代化程度与日本相距甚远。即便近些年中国经济有长足发展而日本经济停滞不前，但在日本人眼中，政治上独裁的中国，仍然远远落后于早已融入主流政治文明的日本。
中国人对日本的民族主义混合着自大和自卑的双重病态。在国人说不完的古代骄傲中，日本一直是中国的学生，是“倭寇”；而在近代以来的较量中，中国是日本的手下败将，也先后两次变成了日本的学生，“戊戌维新”是学习“明治维新”，改革开放之处也主要是向日本学习资本主义经济。但在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深处，无论日本的经济多么发达，日本的政治制度多么文明，日本仍然是“蕞尔小国”或“小日本”，日本人仍然是“鬼子”。而中国，凭着曾经灿烂的历史和正在崛起的当下国力，仍然是亚洲老大。
现在，日本在经济上是亚洲第一，但中国在政治上是亚洲第一（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且，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日本经济的停滞不前，又让国人看到了在经济上超越日本的希望，一阔脸就变的民族根性再次复活并飞速膨胀。所以，对中共政权及爱国愤青而言，决不能让日本通过“入常”来分享中国在亚洲的政治大国地位，历史恩怨不过是阻止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借口而已。否则的话，便无法解释，为什么对当代中国影响最大的两个独裁者——毛泽东和邓小平，一个放弃对日索赔并多次感谢“皇军”，一个搁置历史恩怨而强调“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也很难解释，照理说，从代际区别的角度讲，八十年代的中国人对日本侵华史应该有着更多的直接体验和间接了解，但那时的国人对日货的极端青睐，对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漠然？也没有多少人不断地提起“南京大屠杀”？更无法解释，号称“史学最发达”的中华民族和“最具历史意识”的中国人，为什么对张献忠“屠川”，满清的“扬州屠城”，对国共内战的自相残杀，特别是对1949年后中共政权制造的举世无双的人权大灾难……就那么无动于衷？
连自家的历史恩怨都不想清算的政权和民众，就真的那么在乎与他国的历史恩怨吗？
一个人也好，一个民族也罢，其正义感要具有内外的一致性，不能只把正义感指向外来不义，而一旦面对自身的更为令人震惊的不义，就变成毫无原则的犬儒。我当然希望：在对外关系上，即便日本给予中国再大的经济好处，只要日本人一天不向中国人表示真诚道歉，中国人就决不会屈从于日本的利益收买，甚至做到宁可牺牲经济利益也要讨还历史公正。但我决不相信，在国内问题上，完全屈从于独裁政权的利益收买的国人，能够真正保持“为义舍利”的正义感。在当下中国，对外正义感的饱满和对内正义感的干瘪之分裂，凸现的恰恰是国人做人逻辑的内在一致——见利忘义的机会主义：对着大海那边的政府呐喊，喊劈了嗓子，也没有后顾之忧，还有爱国英雄的美名；而向不义的身边政权挑战，即便理性而委婉，也可能招致既得利益的损失。最为无耻的是，如此机会主义和精打细算的正义感，居然让许多人产生道德上的“自我感动”！
在经济上，日本是世界第二强国，自然在亚洲经济的发展上负有重大责任，而中国，即便近年来经济高速发展，但要达到日本经济的规模和现代化水平，特别是人均GDP和经济质量的水平，还有太长的路要走。更重要是，在政治上，日本也是亚洲最成熟的民主大国，理应在亚洲的社会转型中成为政治民主化的最大推手。而日本的表现却与其民主大国的身份不相匹配，甚至非常令人失望。日本所奉行的“经热政冷”的跛足外交，如同中国的“政经分裂”跛足改革一样，绝非一个负责任的民主大国所为。
日本现在所担心的最大威胁是独裁中国和极权北韩，全世界也都知道，没有中共政权对金家暴政的支持，北韩政权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猖狂。如果中国变成民主国家，北韩也就失去最大的“盟友”，就将在亚洲、在国际上变成孤家寡人，真的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即便没有马上垮台，其对地区安全的威胁也将大大降低。民主的中、日、韩，再加上自由国家的领袖美国，共同向北韩施压，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必然大大增加。
已经给予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巨大帮助的日本，要消除中国威胁的最佳办法，不是继续维持“政冷经热”的跛足外交，也不是强化国内的民族主义势力，而是从现在开始改变其传统的跛足外交，除了深刻反省历史和真诚道歉之外，也要为亚洲的民主化承担相应的责任。与其利用美日同盟在军事上遏制中国，远不如在政治上帮助中国变成一个民主国家。日本若能与美国与亚洲的其他民主国家一起，高举自由、人权、民主的普世旗帜，致力于在外交上推动中国的人权改善和政治民主，既是在帮助中国人民，也是在帮助日本自己。甚至可以说，中国变成民主国家之日，就是一个自由、和平、共荣的新亚洲的诞生之时。
但我不知道，在中国的现行体制和日本右翼日趋强势的情况下，以现在的中日关系及其国民心态，何时才能消除双方的国家机会主义以及偏执民族主义情绪，使中日之间拥有真正的政治互信和道义共识。
直到现在，我依然清晰地记得《追捕》中一个画面，高仓健饰演的铁面男子汉杜丘骑在一匹骏马上，真由美饰演的女主角坐在高仓健的身后，双手抱着他的腰，头贴在他结实宽大的脊背上。当骏马的四蹄腾空、冲过一条河流时，他们的头上是高远而透明的蓝天，脚下是湍急而清澈的波浪，骏马的奔腾，在银幕上画出上下起伏的曲线，真由美的披肩长发在起伏中随风飘飞，美得令人迷离。影片的主题音乐，是那首没有歌词的“杜丘之歌”，在当时被国人唱遍大街小巷。
看过电影后才知道，这部影片的日文名字译成中文，不是“追捕”这一毫无诗意的篡改，而是颇为浪漫的“君啊，你渡过愤怒的河！”
对于以前只看过有限的几部革命影片的我们这代人来说，似乎第一次知道了银幕上的英雄美女式的浪漫，真由美的披肩发给我的视觉冲击，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怀恋曾经飘飞在中国的真由美的披肩长发，正如日本“大化革新”时代的贵族能将《长恨歌》倒背如流一样。
没有仇恨、没有诅咒、没有打砸，而只有两情相许的爱之美。
一 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遗传
联合国改革方案一出，日本争取成为常任理事国的步伐突然加快：世界第二大经济国的实力、亚洲最成熟的民主国家、七国俱乐部成员国、联合国第二大资助国、大把的对外援助（为了此次“入常”，日本承诺向非洲十六个国家提供经济援助），这一切条件使日本朝野信心十足。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的美、英、法、俄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表示支持日本。
在亚洲，日本“入常”成为东亚三大国较力的焦点，日本侵略亚洲国家的历史问题，再次成为中国和韩国反对日本“入常”的主要理由：战争遗留下的领土之争（钓鱼岛和独岛），不向亚洲各受害国真诚道歉，不承认强迫亚洲妇女做慰安妇，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和平宪法以重整军备，文部省通过篡改历史的新教科书，歪曲二战历史，美化侵略行为……似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之势，已经不再是日本民间的极右势力，也日益明显地变成日本政府的选择。
东亚两个反日“入常”最激烈的主要国家，韩国是朝野共同发力，民间的街头抗议持续不断，激进者甚至以自残的断指行为来表达抗议，韩国总统卢武铉也明确表态，要求日本改变对待历史的错误态度；韩国政府已经在联合国内展开阻止日本“入常”的拉票活动，让世界看到了韩国举国上下阻止日本的决心。
中国的反日是民间热而政府冷，中共政权除了对大规模反日网络签名活动和一边倒的媒体舆论表示支持之外，时至今日，北京并没有就日本“入常”问题明确表态，中共对民间自发的抵制日货行动，也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对民众的街头政治更是警惕有加和有所节制。据香港《明报》报导，中国民间保钓人士尹冬明等十多人筹办反日活动在浙江遭公安围殴。中宣部要求媒体为反日风潮降温，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和专家学者也出面呼吁民间要“理性爱国”。直到日本文部科学省4月5号审定通过了刻意粉饰侵略战争、淡化战争罪行的新版历史教科书，中共外交部官员才奉命紧急召见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就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新版教科书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驻日本大使王毅也在东京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阐述了对历史教科书问题的严正立场。与此同时，中共驻联合国大使王光亚对联合国改革方案进行杯葛，间接地表达反对日本“入常”。
其实，在当前日本，持极右立场的日本人绝非民间舆论的主流，极右翼立场的新版教科书的采用率也仅占1%，但在言论管制依然严厉的中国，官方喉舌对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和日本文部省通过了新教科书的刻意渲染，误导了大陆民众，使之很容易把日本极右翼势力误读为日本舆论的主流，进而误读为日本政府的态度。也就是说，中国民间反日情绪的高涨，与近年来中共官方对民族主义刻意纵容相关，也与大陆民众无法获得多元而完整的新闻信息相关。
现在的中国，不再是东亚病夫，甚至在军事上已经属于亚洲强国，但日本极右势力仍然歪曲侵华历史，日本政府也不向中国人真诚道歉。特别是在德国人的对比之下，中国人对日本人就更感到愤怒。
二战后，德国几十年如一日地反省自己的战争罪恶，德国总理可以向受害者下跪来表达悔罪和道歉，甚至德国的悔罪道歉已经延伸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屠杀平民。在战后赔偿的问题上，德国也做得很彻底，在战后的五十年来一直都在赔，赔完受害国家，又在1999年赔偿劳工。
为什么同样在战争期间对中国人犯下过深重的历史罪恶——从甲午海战的旅顺大屠杀到二战时期的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至今不肯像德国人那样真心悔罪和道歉呢？为什么日本人不给受害者以适当的赔偿呢？
除了现实政治的原因之外，德、日之间的差异源于东西方文化观念的巨大差异——西方的基督教罪感文化和东方的面子文化，从而导致了中西方不同的战争观念、民族观念和历史观念。
（一）日本野蛮的战争观念
在战争观念上，日本人仍然坚守东方文化的劣根——只要面子而不要是非。这种战争观念以武士道精神为主导，只论战争的胜负结果而不论战争正义与否的道义性质，也就是“成王败寇”的战争观。或者说，日本人仅仅以成功为是为善，其荣誉感也只来自成功，而以失败为非为恶，其耻辱感也只来自失败，却从来不管是什么样的成功和失败。所以，日本人并不认为侵略战争是犯罪是耻辱，甚至不认为在战争中杀害大量平民是犯罪是耻辱，而是认为战争的失败是莫大的耻辱，被追究战争罪责是更大的耻辱。日本军人在战败后喜欢选择剖腹自杀的方式来了断或洗刷耻辱，就是“成王败寇”之价值观的典型表现。
当一个民族或国家并不认为自己发动侵略战争和屠杀平民是罪错之时，也就顺理成章地认为无需承认罪错。日本人认为，二战中的失败，已经使整个大和民族倍感耻辱；战争受害国还逼着发动战争的日本必须进行反省、忏悔、道歉、谢罪、赔偿，无疑是更大的耻辱，也就越发抵制道歉和赔偿。正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所说：“和西方比起来，信仰基督教的民族有原罪感，他做错了，知道自己有罪就会承认，就会忏悔。日本的耻感文化就是做什么事都没有好坏之分，只有羞耻之别。他作了恶，犯了罪，只要这个事情没有被发现，没有被揭穿，没有让他感觉到羞辱，他就不会认错。他只要感觉到羞耻，他又会选择包括自杀、切腹这些激烈的行为自裁。”
在这种战争观念的主导下，日本人认为：二战期间，从单纯的军事上讲，日本人在亚洲并没有遭到过真正的挑战，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太阳旗插遍亚洲诸国，日本皇军几乎所向无敌，不但亚洲其他国家的黄种人是日本的手下败将，就连曾经在亚洲不可一世的白种殖民者也不是日本的对。换言之，日本在二战中的失败，不是败给了亚洲的任何一个国家，不是败给朝鲜、菲律宾、缅甸、印尼……等小国，更不是败给中国这样有美国帮助的所谓大国，而是败在太平洋战争，败在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一句话，是败在美国人的手中。
历史事实亦是如此。
尽管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庐山先后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蒋的“ 焦土抗战”和汪的“灰烬抗战”的宣言，标志着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尽管在1940年之前，中国人对日本人进行了顽强的抗击，但不要说共军的小打小闹的游击战赶不走日本人，就是国军在正面战场上的浴血奋战也赶不走日本人。随着上海保卫战的惨败和南京大屠杀的惨烈，军事失败把蒋介石政府逼入绝境。所以，1938年6月9日，为了阻止日本军队的大踏步推进，国民党政府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企图用突然炸开黄河大堤来阻止日本人，但泛滥的黄河水并没有淹死一个日军及其吞并中国的脚步，却淹死十多万中国老百姓，二百多万中国人变成无家可归、一贫如洗的难民。不久，国军又在预定撤退的长沙放火焚城，实行蒋介石的所谓“焦土抗战”，结果烧死平民数万，却没有几个日本军人死于大火。国军的正面抵抗、决堤洪水和大火焦土所付出的生命和财产的巨大代价，都没有能够阻挡住日本人长驱直入的脚步。
中国对日战争的胜利，不过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对轴心国的胜利的附属结果而已。没有美国的援助，中国无法完成“以空间换时间”的抗日战略；没有盟国的胜利，中国也许到现在还是大东亚共荣圈中的臣属国。而且，回顾历史，中国人大都是对外战争的懦夫和窝里斗的英雄。所以，成吉思汗的马蹄才能踏破中原，满人的八旗军才能冲破山海关，几千名八国联军才能占领北京，使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汉民族多次被地少人稀的外族人统治。
在亚洲，今天的日本人仍然抱有不可一世的傲慢的原因是：二战的失败并没有导致大和民族的一蹶不振，反而再一次激发了日本的畸形民族自尊，把战败的耻辱化为振兴的动力。在政治上，日本在美军占领当局的主宰下完成了政治制度的成功转型，是亚洲第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在经济上，日本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和平时代的经济奇迹，不仅是亚洲第一大国，也是世界第二大国。换言之，一百多年前，明治维新后之日本，迅速崛起为世界强国，成为亚洲国家中可以与西方列强的唯一国家；二战后，战败的日本迅速再次在战争的废墟上崛起，仍然是西方七强俱乐部中的唯一亚洲成员。如此迅速地实现了由军国主义国家到现代民主国家的转型的日本，似乎有足够的实力和资本来支撑它的野蛮的战争观念。
在“成王败寇”的战争观的作用下，现在的日本右翼势力还利用所谓相对主义历史观来加强其自我辩护的力量。日本右翼分子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期，在价值判断上殖民主义并非邪恶，也没有违背当时的国际公义，几乎所有强国都在进行殖民主义扩张，为什么偏偏揪住我们日本不放？殖民主义被宣判为有违人类公义及其相关的国际法，是二战结束之后的事情，以此来要求我们日本为二战前的殖民行为谢罪和赔偿，是时空错乱和强人所难。
然而，日本的辩护完全是强词夺理。事实上，1928年已经有了《巴黎非战公约》，规定在缔约国之间的关系上废弃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日本也是签约国之一。
何况，日本人认为他们对受害国已经做出了道歉和赔偿。比如，1951年签订了《日韩条约》，日本政府在条约中向韩国表示了道歉。日本还对印尼、菲律宾、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支付了赔偿金。日本也通过秘密协议对亚洲殖民地的一些西方宗主国居民给予了赔偿，比如，日本与荷兰达成过一个私下协议，太平洋战争时期在印尼群岛上被没收财产、被关入集中营的荷兰国民，得到了日本的赔偿。而遭受日本之害的其他国家的道歉和赔偿问题，之所以会不了了之，也有正式的条约为依据。比如，日本会拿出《旧金山条约》为自己辩护。实际上，在美国对日政策于1948年转变之后，日本对同盟国的赔偿到1949年春天已经基本停止。在美国的主导下，1951年9月8日签署了《旧金山合约》，美国基于战后的国际局势和亚洲局势的考虑，该条约第三款规定：其他同盟国放弃任何赔偿要求。同时规定了日本用归还受害国的领土来换取道歉和赔偿。
在对中国的赔偿问题上，之所以，中国吃了大亏而日本占了大便宜，表面原因是美国对日本的袒护，实质原因是中国本身的分裂。当国共内战使中国事实上分裂为两个政权之时，日本就能利用北京政权来制衡台北政权，再利用台北政权来制衡北京政权。日本人对蜗居台湾的蒋介石说：台北如果不放弃赔偿，日本就承认北京政权。于是，蒋介石政权就乖乖地与日本政府签订了《日台条约》，放弃赔偿要求。同样，台湾问题也给北京政权带来巨大的外交压力，中共政权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主动放弃了赔偿要求。同时，对于大陆中国人的赔偿要求，日本还会自我辩护说：虽然我们日本没有给中国战争赔偿，但我们已经用长期的援华贷款的形式对中国作了变相补偿。
所以，中国和韩国不应该再纠缠于历史问题不放。
（二）日本人的畸形民族优越感
日本政府之所以到现在仍不肯向中国表示悔罪，与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畸形民族主义高度相关——由生存危机感导致的自卑与自傲相混合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在国力强盛之时就会走向双重盲视：对自身优越性的盲目相信和对其他民族的野蛮歧视。
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与中国为邻的岛国日本，皆有“不如人”的生存危机感。在世界文明史上，东方古代文明的灿烂也好，西方近现代文明的辉煌也罢，日本在古代和近代都是后进者，古代不如中国，近代不如西方。在生存空间上，狭小岛国在空间上的窘迫和隔绝，使日本民族具有强烈的生存危机感和孤独感，二者必然催生出向外扩张的强烈冲动，一旦内外环境提供了这样的契机，就会把扩张冲动变成国家决策和武力征服的行动。所以，日本的畸形民族优越感，也像现在中国人的优越感一样，混杂着落伍的自卑感和耻辱感。日本对中国就更是如此。
中日两国隔海相望，现在同为亚洲大国。但两国不同的历史地位，使二者在对外的态度上却截然不同。在古代，中国曾经独步亚洲历史，也没有遭遇过强有力的外来文明的挑战，所以，中国人养成了夜郎自大的天下意识。国人没有“民族国家”的观念，而只有统领宇宙的“天下”观念。统治精英们相信：自己治理的不是一个边界明确的国家，而是包容一切疆土的“天下”。即便意识到或遭遇到其他国家及民族，国人也以自我中心的态度俯视周边国家的存在。国人称自己是“文明”，把自己作为万邦来朝的中心朝廷，而把其他国家及族裔贬为“蛮夷”，视其他国家为臣属国。蛮夷诸小族与文明大汉族之间的关系，只有不平等的君臣关系——诸臣属国对上的“朝贡”义务和中心国向下的“恩典”权威。甚至在西方人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国人的天下心态仍无实质性改变，直到大败于被贬为“弹丸之地”的日本，国人才被迫收敛了君临天下的大国傲慢。
而日本没有辉煌的古代文明作为自傲的资本，却具有极为认真务实而不耻下问的民族传统。在亚洲诸国中，为了国家的兴盛而最肯于虚心向强大对手学习的民族，非日本莫属。早在东汉时期，光武帝授予日本 “汉倭奴国王印”，从此开始了中日交往的理事，也说明日本象中国周边国家一样，被中国皇帝视为藩属国——中华朝贡体系。虽然中间经历过663年白村江口海战和1592－1598年中日朝鲜战争，但双边关系的主导者一直是中国。日本历史上的两次重大改革也皆是虚心学习强敌的结果，古代的“大化革新”是向中国学习，近代的“明治维新”是向西方学习。可以说，肯于和善于向强敌学习，是日本得以在近代战争中崛起为世界大国、在二战失败的耻辱中迅速崛起为经济强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古代，日本学习的主要对象是中国。日文书面语和人文文化都与中国高度相关。特别是作为中日关系的文化纽带的佛教，日本佛教来自中国，钦明天皇十三年（梁元帝承圣元年，即公元552年），在高市郡初建向院寺；至敏达天皇十三年（陈后主至德元年，即583年），在大野邱始建塔。从此之后，日本学问僧来中国学法求法者和学习中国的人文经典，代不乏人。李唐王朝对外邻、特别是对日本奉行“亲仁善邻”的政策。日本自舒明天皇二年（唐太宗贞观四年，即630年）就派出由留学生和学问僧组成的第一批遣唐使。有唐一代，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多达十九批。大诗人王维有诗《送祕书晁监还日本国》，诗仙李白也有诗《哭晁卿衡》（据说晁衡回日本途中，葬身于鲸波）。武则天主政时，鉴于中日友好，遂把“倭国”改为“日本国”。唐代的鉴真大师赴日传教，日本的弘法大师来唐求法，留下过经典文论《文镜秘府论》。再翻翻日本最著名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日本贵族在文化品位上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对唐代诗歌的熟悉程度，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等唐朝大诗人的经典诗句，不仅用于日本贵族之间的相互唱和，也常常用于男女之间的调情和幽会。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大化革新”（645-654年）的一切措施，都是在遣唐归国的留学生参与下完成的。这一革新使日本的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也把日本佛教推向全新阶段——天皇、皇太子及大臣们都深信来自中国的佛法而轻视日本本土的神道。平安朝时代的辉煌是虚心学习唐朝的结果，故而，史称“仿唐制”时代。
只是到江户时代（相当于中国的宋代），日本人才试图摆脱中国的影响而致力于民族精神及国学的复兴，通过追朔日本古代的神道观念和挖掘古典来恢复日本民族精神。即便如此，当时的日本思想界研究的重心仍然中国宋代的朱熹理学和王阳明心学，国学仅仅是思想流派之一。
在近代，当亚洲各国遭遇西方强国的挑战且开始衰落之时，一向擅于学习强国的日本选择了与中国的“中体西用”完全不同的应对战略，而是再一次忍辱负重地向西方强敌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就是以“全盘西化”的策略来实现“脱亚入欧”的崛起战略。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民族傲慢由隐而现、由弱而强。1885年，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1901）提出“脱亚入欧论”以来，日本人认定自身崛起之路，应该是摆脱贫困愚昧衰弱的亚洲而加入文明富足强悍的西方。
日本人认为，日本之所以优于中国和朝鲜，乃在于日本有能力“摆脱亚洲之陋习”和“引进西洋之文明”。正如福泽谕吉所言：“今日如欲成事，则我国不应该犹豫不决地等待邻国文明开化，共兴亚洲；而应该脱离其行列，与西洋之文明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之方式，亦不必因邻国之故而特别和善，应该按西洋人对待之法予以处理。”
接着，日本在与两大帝国的交战中初试锋芒，就打败了大清国、俄帝国，挤占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把大清国的势力逐出朝鲜半岛，并让大清国割让了台湾及膨湖列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又取代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势力，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是可以和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唯一亚洲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其“脱亚入欧”的战略目标。
也就是说，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在亚洲的地位发生了颠倒，古代强国变成了近代弱国，古代弱国却变成了近代强国。一个在历史上不如人、在生存空间上极为狭窄、在生存危机的压迫下倍感自卑和屈辱的小国，居然只用了半个多世纪就崛起为世界强国，其民族优越感和对外扩张的野心的迅速膨胀，也就成为必然。
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民族振兴之路一旦被畸形民族主义所主导，其振兴手段必然是军国主义扩张。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就是典型的例证。在打败了中国、占领了台湾和朝鲜之后，日本就不再是被华夏文明笼罩的“倭寇”，而变成了意欲充当亚洲主人的大和民族，日本人真的就以为大和民族相对于其他亚洲民族具有先天的优越性。在当时的日本人眼中，支那人和高丽人都是劣等种族，起码不是可以与日本人平起平坐的人。所以，在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压倒了政治开明派，军界代替文官开始主导国家事务，1912-1916年的“大正民主化”进程被军人独裁所葬送。日本人为扩张生存空间而发动侵略战争，也被畸形的民族优越感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日本人自以为肩负起拯救亚洲、领导所有黄种人向白种人争独立争尊严的神圣使命，沉浸在自我陶醉的傲慢之中。正如纳粹德国把人类各种族依次分为不同的等级，在优等的种族中，最优秀最高贵的种族是高个子、白皮肤、蓝眼睛的北欧日耳曼人，其次是西欧的其他民族，再次是南欧人；在劣等种族中，斯拉夫人居于第一，其次是亚洲人，最下等的是黑人。至于犹太人，连劣等种族都不属于，是魔鬼是疾病而不是人类。所以，日尔曼民族要用铁血之战和种族灭绝来肩负起先拯救欧洲、继而拯救世界的伟大使命。
正是畸形民族主义导致了军国主义的扩张兴国之策，初试锋芒的成功又鼓励了日本的野心，使其逐渐膨胀到意欲独霸亚洲的狂妄程度，甚至在自认为“脱亚入欧”的战略目标完成之后，日本人也不把欧美列强在亚洲的势力放在眼里。因为，要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就必须将欧美列强的殖民势力赶出亚洲。1919年8月，军国主义理论家北一辉和大川周明，先后论证了日本的未来使命：首先要称霸亚洲，建立起“大东亚共荣圈”，一个北起西伯利亚南到大洋洲的大帝国。之后向西方扩张，建立世界联邦。
所以，日本在加紧吞并中国的同时，也真的把欧美诸强赶出菲律宾、新加坡、缅甸、印尼等亚洲诸国，迫使英国、俄国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剩下要对付唯一西方强国，就是坚持帮助中国抗日、对日本实施制裁的美国，“偷袭珍珠港”这样的威慑性打击，就是日本为了达到阻止美国继续帮助中国的目的。然而，狂妄必遭天责，偷袭珍珠港动员了美国正式对日本宣战，引爆太平洋战争，日本先是在太平洋上惨败于美国，最后又在美国制造的蘑菇云的笼罩下，缴械投降。
日本人的不甘于失败、在心里上难以接受失败的傲慢，即便在不得不承认已经失败的情况下，仍然要靠玩弄文字游戏来自称虚幻的民族自尊。
首先，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其文告的措辞经过日本内阁的激烈辩论和反复修改，最后发布的文本不叫“战败诏书”而叫“终战昭示”，似乎是日本主动结束战争，而不是被盟军打败。《终战诏书》把战争的日期限定在1941年－1945年，只提对美国和英国的终战，而不提对中国和苏联的终战。不提苏联，还有理由，因为签署于1941年的《苏日中立条约》直到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时才正式废除。而不提对中国的终战就是故意推卸战争责任。因为，中日战争开始于1931年的“9•18事变”，打了整整十四年。而且，在1941年到1945年的二战时期，中国还是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亚洲主战场！
其次，《终战诏书》仍然像《开战诏书》一样，把“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战争说成“解放”，并对战死的日本军人表达了由衷的痛惜，而对深受日本侵略之害的国家及人民却只字不提，仿佛日本才是二战的唯一受害者。请看《终战诏书》的这段：“对始终偕帝国戳力同心致力于东亚解放之各盟邦，朕只得深表遗憾之意；对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之帝国臣民及其遗族，每当虑及，常五内俱焚。至若负伤、受灾祸、失家业者之福祗，乃朕深切轸念之所。惟帝国所受苦难本非寻常，尔等臣民之衷情朕亦悉数知晓。然，大势所趋，朕堪难堪之事，忍难忍之物，欲以之为万世开拓太平。”
由此可见，日本人不肯向中国及亚洲国家真诚道歉，恰恰来自被日本人视为“神”的天皇本身。所以，二战结束以来，亚洲邻国仍然能够不时地感到来自日本的这种“不必特别和善”的敌意，中国人在日本眼中仍然是“支那人”或“东亚病夫”。时至今日，日本的新教科书在为其侵略亚洲各国的行为进行辩护时，还在企图诉诸“黄种人自傲”的种族理论。日本扶桑社出版的新教科书称：日本对亚洲各国的入侵，把长期以来对亚洲各国实施殖民统治的西欧国家的势力赶走,为一直认为无法战胜白人而心灰意冷的亚洲民族带来惊人的震动与自信，也给亚洲人民带来独立的理想，其客观效果是带来了亚洲诸国独立时间的提前。
换言之，在殖民主义早已成为历史的二十一世纪，日本右翼势力还坚持有悖历史事实的历史观和颠倒起码是非善恶的价值观，还沉浸在早已灰飞烟灭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殖民主义幻觉之中。
二 中国人本身的窝里斗和自私懦弱
中国一向是亚洲大国，日本对中国的关系，经历了一个虚心学习到强力征服的过程。从甲午海战到二战，中国人皆是日本人手下的败将。所以，近、现代日本人一直看不起中国人，无论是满清时期的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还是抗战中的国军和共军，中国人在中日战争中的表现，也确实为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蔑视提供了充足的证据。换言之，日本从华夏文化圈辐射内的小国，一跃而变成亚洲最强大的国家，不仅依赖于日本本身的迅速强大，也依赖昔日强国中国的迅速衰落，依赖于中国人本身的民族劣根性。
泱泱满清帝国之败于蕞尔小国的日本，论者已多，兹不赘述。同样，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的表现也给日本人留下的轻蔑中国人的口实——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中国人却因窝里斗而四分五裂：日本人可以得意于东北和山东的轻易到手，张学良的东北军居然不战而让出东北；日本人可以利用满清退位皇帝恢复帝制的梦想而建立傀儡满洲国，可以利用国民党的内部分裂而在华中扶植汪精卫伪政权；日本人还会惊愕于张学良以兵谏的方式逼迫中国的最高统帅进行抗战，幸灾乐祸于国共两党的血腥内斗。一个日本兵可以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扛着挑在刺刀尖上的太阳旗，遇不到丝毫抵抗地占领一个村庄；三个日本兵可以征服一个乡镇甚至一个县城；接着就是伪政权的建立，征召汉奸伪军来维持占领下的秩序。特别是中国当时的两大政治力量国共之间的勾心斗角，为日本实现全面占领中国提供了最佳的帮助。
1940 年以后，对日作战的一系列惨重失败，割据一方中共势力不断壮大所带来的内部威胁，使抗日主力即蒋介石的国军基本停止了与日本人的正面对抗。特别是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国军的抗战除了湖南的被动防御性会战和滇缅地区的战斗还有一定的规模之外，蒋介石已经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遏制中共的扩张和坐大上。而中共在国军腹背受敌的窘境中，抓紧时机在西北割据地尽量扩充地盘和发展军队，特别是在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的内部整肃而执掌了中共的最高决策权之后，中共的抗日基本遵循着毛泽东的保存和发展为主的方针，决不与日军正面对抗，只是在日军进行大扫荡的威逼下，为了自我保存而不得不被动自卫的小打小闹，很少有主动出击的战斗。西安事变促成德国共统一战线仅仅是表面的，实质上却是双方对将来中国领导权各有自私盘算，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准备坐享同盟国对轴心国的胜利，都希望借助于日本人的力量削弱对方、保存实力，以图将来称霸中国。中国所贡献给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是依靠美国的援助，以辽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拖住日本人，也就是蒋介石的“以空间换时间”拖延战略。
这种懦弱而自私的心态，汪精卫在发表慷慨激昂的“灰烬抗战” 的救亡演说时，已经委婉地点到了。他说：“历史上的元灭宋、清灭明，这两次被外族侵略而亡，不是侵略者能使我们四万万人被杀尽，能将我们的土地毁尽，而是我们死了几个有血性的人之后，大多数没有血性的人，将自己的身体连同所有的土地，都进贡给侵略者，以为富贵之地……所以我们必定要强制我们的同胞一齐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无论是通都大镇，无论是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我们如不牺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而在内心深处，他清楚地知道：别看国共乃至全国都表面上一致高喊“抗战到底，牺牲到底”的口号，实际上真的准备为国家牺牲的人实在寥寥。大部分人希望别人去牺牲，而并不牺牲自己；大部分人不肯象汪精卫那样老实地承认不愿牺牲自己，就在于害怕承担卖国的罪名和亡国的责任。
中国后来抗战，的确验证了汪精卫对国民劣根性的悲观分析，也使这位曾经刺杀满清大员的血性汉子，变成了侵略者的傀儡。无论是国共两党还是全体中国人，大多数人的首要目标是保全身家性命，国共两党是保全小集团利益，其最高领袖是保存称王称霸的资本，而真正勇于为国流血牺牲的人的确少之又少。
然而，日本一投降，抗日的懦夫却变成了内战的勇士。
在世界各国都致力于医治战争创伤和战后重建之时，惟有在中国大地上，中日战争的废墟还来不及清理，国共之间就为争夺中国统治权展开了惨烈的内战，中国人之间的相互厮杀极为凶狠，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消极态度与在内战中的全力以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1946年到1949年，国共双方累计投入兵力超过一千五百万，仅军人的伤亡就高达三百多万（平民的死伤无法统计），内战的整体规模和破坏性远远超过了八年抗日战争。中共一直引以为自豪的三大战役的规模和质量，每一次战役都远远超过中国军队的任何一次对日作战。直到现在，中共喉舌还一次次地以自豪的口吻向世人炫耀这种胜利，中央电视台在中共执政五十年庆典播出的专题片中，还特意把“淮海战役”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做比较，称“淮海战役”为人类战争史上歼敌人数最多的战役。央视的解说词说：苏德战争中，苏军的最大胜利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使希特勒损失了50万军队，而中国内战中的“淮海战役”却使蒋介石损失了55万军队（大意如此），当然，央视解说员并没有提及中共军队以及平民的死伤人数。但是，中共从未反省过：“淮海战役”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战争，苏联人是在进行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卫国之战，而中国人却是在为争夺统治权而自相残杀。经过血腥战火的世界各国都在祈求和平之时，中国人对中国人的仇恨和残忍，又一次让世人目瞪口呆。内战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而且葬送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现代社会的大好时机。
平心而论，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由二十世纪初开始的现代化进程，终于有了一个走向自由民主宪政和融入人类文明主流的时机，特别是，这一进程又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的全力支持和推动。只要国共两党皆能抛开历史恩怨、一党私利和领袖个人的权力野心，以民众和国家的长远利益为重，现在的中国也许早已是文明的自由世界的一员了，不仅内战的悲剧和今日的台海危机可以避免，而且1949年后所有的人权大灾难也不会发生。
顺便说一句，今天让中共及其爱国者们最为仇恨的台独势力，其源头也来自中国人对中国人的凶残。蒋介石从日本人手中接收台湾后，其统治让台湾人感到比日本的殖民统治还要野蛮和严酷，所以才会因一个小贩与国民党管治者的冲突而引爆出“二二八事件”，由此才出现以反对外省人的独裁统治为诉求的本土草根运动。而当年的中共，可是全力支持这种台湾本土的草根运动反抗外省来的统治者蒋介石。
总之，中国对日作战之败，在根本上不是败给了外敌，而是败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几年前，一位日本网民与中国网民对话在大陆互联网上颇为流行：“不管你们怎样破口大骂，我很高兴没有骂我们大和民族懒惰，没有骂我们不认真，没有骂我们贫穷，没有骂我们官员贪污。没有骂我们忘记以前为国家利益献身的你们所谓的「战犯」，没有骂我们的女人没有女人味，没有骂我们窝里斗，这就好像在变相地夸我们啊！看到你们无力的咒骂，我感到很欣慰，因为我们没有上面的缺点啊。”“我们大和民族不是因为骂人而崛起，我们是靠我们的勤劳，靠我们的认真，靠我们整个民族的团队精神。”
如果抛开情绪化激愤，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位日本网民所言，的确不无道理。
三 中共执政后对抗日历史的伪造
当年，刚刚入主中南海的毛泽东第一次访苏见到斯大林时，毛泽东刚开口向斯大林诉苦，就被斯大林一句话给摆平了。苏共暴君对中共暴君的安慰是：“胜利者是不应该受到指责的。”
谈到战争观念和民族观念，中国人并不比日本人好到哪去，“成王败寇”是中国人从古至今的战争观念，“天下主义”的大汉族傲慢也是至今犹存的民族观念。特别是，中共掌权后的谎言治国及其伪造历史，远甚于日本右翼势力对其侵略历史的篡改；中共对其独裁统治的自我美化，也远甚于日本右翼势力对军国主义的美化。中共的谎言治国，为日本篡改历史提供了欺骗本国年轻一代的口实。
1949年后执政的中共，一直在歪曲中日战争的历史。日本人败给美国而不是败给中国已如前述。在国共抗战的历史上，中共简直就是在撒弥天大谎。当时的日本人太知道，他们的主要敌人是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对抗他们的主力是国军而不是共军，日本在盟军的打击下被迫投降，是向国民政府而不是向中共，如若没有日本人的压力让蒋介石无暇他顾，凭着蒋介石当时的实力和决心，中共是断断不能在中国掌权的。对此，掌权之后的毛泽东并不否认，甚至在见日本人时会主动谈起。
在白纸黑字的文献记载中，1949年后的毛泽东起码三次对来访的日本人说过类似的话：如果不是日本人让蒋介石穷于应对而无暇他顾，我毛泽东大概就不是中南海的主人了。
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会见日本左派文学家野间宏等人时就说过感谢日本皇军的话：“中国地方大，打了十年内战。以后同日本军阀打仗，又和蒋介石合作。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讲过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
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０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社会党人时，该党领袖佐佐木说：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了中国。毛泽东回答说：“没有什什抱歉，我曾和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共?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没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 佐佐木再说：今天听到了毛主席宽宏大量的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非常抱歉。毛泽东再回答说：“我们为什么要感谢日本皇军呢？就是日本皇军来了，我们才又和国民党合作，二万五千军队，打了八年，我们发展到一百二十万军队，你们说要不要感谢呀！”
1972年，毛泽东会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又一次道出了心里话：要感谢日本人救了中共。没有抗日战争，中共很难那么快就夺去全国政权。
（以上引文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然而，掌权后的中共，在感谢日本人的同时却极力歪曲中国人的抗日历史。在中共的历史教科书中，中国八年抗日的历史完全变成了以中共为主、在中共领导下的反侵略战争，抗日的胜利是中共英明领导的胜利。
其实，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在庐山展开紧急会议，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焦土抗战”的讲话，汪精卫发表了“灰烬抗战”的讲话，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国民党的“庐山会议”之后，中共也于1937年8月22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在此次讨论如何应对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会议上，会议基调由张闻天和毛泽东所主导，中共高层已经决定了“不抗日”的方针。
时任总书记的张闻天作了主题报告，一方面是对蒋介石仇视共党、背信弃义、围剿红军的指责，另一方面是提出中共抗日的方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列宁与德国签订了合约，取得一箭双雕的效果，使侵略者与统治者两败俱伤。现在，中共面对日本侵略和南京政府敌视的局面，与当年苏共的处境类似。所以，中共应该学习当年的列宁，坐看蒋介石与日本军国主义厮杀，最后胜利归人民。
毛泽东发言支持张闻天见解，强调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毛提出了具体的实际的策略，就是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这样的策略有利于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在敌人后方建立抗日根据地。对南京政府一再催促八路军开赴前线的命令，既不能完全不理，又要坚持绝对独立自主。在南京政府和中共中央之间，八路军必须完全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行事，而南京政府的任何命令，必须先报告延安等候指示。凡是有利于八路军的就执行，凡是不利的就以各种借口拖延、推托。
在对日作战的战场上，国军在全部正面战场上展开了对日本人的抗击。国军与日军大小会战二十余次、较大战斗近五万次、付出近500万将士的鲜血、毙伤俘日军近200万；正是国军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才换来了中国成为世界四强之一的地位与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才出现抗战胜利后万人空巷欢迎作为民族英雄的蒋委员长的感人场面……然而，这一切在中共伪造的历史中全部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中共军队的“平型关”、“百团大战”和游击战，似乎拥有现代化的装备和训练的日军是被挖地道、埋地雷、扒铁路、割电线、伏击战、、、、、、这些打了就跑的游击战赶走的。而且，主持“平型关战役”的林彪被毛泽东斥为“不懂政治”，帮助林彪策划此次战役的周恩来回延安后被毛整肃，最后被迫检讨。指挥“百团大战”的彭德怀被召回延安后也受到整肃，用彭德怀的话说：在延安“被骂了四十天的娘”。
这让我回想起我们这代人在毛泽东时代通过电影接受的抗日教育。我们对抗日战争的了解，真的就可怜到只能看《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等拙劣的宣传品的程度，影片中出现的国民党军队全部是反面的角色，要么是汉奸，要么是逃兵，要么是伪军。
实际上，中共的战争观念与日本右翼是一样的，也是成王败寇的实用主义的战争观和历史观。中共如此歪曲历史恰恰给了日本人以窜改历史的口实。日本的右翼势力向年轻一代灌输被歪曲的历史和军国主义观念的最大借口之一，正是中共政权的谎言治国提供的，他们以中共伪造历史为口实，让二战后出生的日本人不相信现在中国人所陈述的历史。他们会对年轻一代如本人说：中国政府连本国的历史都能加以肆意篡改、编造，怎么可能不篡改中日关系的历史。所以，不是我们日本人窜改和歪曲历史，中日战争的历史首先是被中国政府任意窜改和歪曲的。在要求我们日本修改教科书的同时，中国为什么不修改自己的教科书，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看看中国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2年审查通过，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对抗日历史的记述，省略了太多由国民政府主导的事关抗日全局的重大史实，却极力突出中共抗日的那点极为可怜的“贡献”。比如，在“卢沟桥事变”的1937年7月17日，国民党两巨头在庐山分别发表了著名的抗日宣言，蒋介石的讲话被称为“焦土抗战”，汪精卫的讲话被称为“灰烬抗战”。而在中国的高中近现代史教科书中，这两大中国抗日的最著名的文献却只字未提，反而详细的记载中共的抗日言论，极力突出中共发表的抗日宣言。
愤怒质疑和驳斥日本新版教科书的诸多中国历史学家，为什么不对中共编造的历史谎言表示愤怒、进行公开驳斥？更有甚者，参与驳斥日本谎言的中国历史学家中，大都参与过中共意识形态部门制造历史谎言的庞大工程。
在此情况下，即便假定，中共只是对内用谎言愚民，而对外讲述中日战争史是尊重历史事实，但其一贯撒谎的本性，根本无法赢得别人的信任。谁能相信一个每天都在对自己的国民撒谎的政权及其御用史学家会对外诚实呢！
四 谁向日本出卖了中国和国人的利益？
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苏两个共产大国彻底决裂之后，毛泽东同时对抗两大超强的狂妄，使中国的国际处境迅速恶化，毛发明的自作多情的第三世界理论，对改变中国的恶劣的国际处境，并无多少实质性帮助。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中苏关系因边境军事冲突而恶化到极点，苏联人甚至准备对中国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如果没有美国的坚决反对，中国说不定将成为第二个被蘑菇云笼罩的国度。
在前苏联共产帝国的高强挤压下，1972年，毛泽东终于放下了解放全人类的狂妄，握住了“纸老虎”美帝国主义伸过太平洋的手。美中联手抗衡前苏联，使两大超强之间的力量对比向美国倾斜，也使中国走出了孤立于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的危险处境，特别是得以在外交上取得对台湾政权的优势。
同一年，毛泽东也握住了“军国主义”日本的手，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对日本来说，是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促使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跟着到访北京。对中共而言，本来就对日本皇军心存功利性感激的毛泽东，接待田中角荣主要是为了台湾问题。
１９７２年９月２９日，毛泽东以放弃对日索赔换取日本的如下承诺：1，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2、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
这样的邦交正常化，不能不让人想起当年的蒋介石政权，为了获得日本的外交承认来抗衡大陆的中共政权，于1952年４月２８日签署了《台日和约》，以放弃赔偿换取日本对“中华民国”外交承认。
当年，在韩战的硝烟弥漫朝鲜半岛之时，抗衡苏中共产同盟便成为美国外交第一要务，美国对日政策也因此而大变，由惩治日本变成扶植日本。为了振兴日本，美国加快了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恢复其主权，复兴其经济，尽快建立美日同盟。作为这一政策转变的重要一步，就是先签署其他盟国与日本的和约。于是，美国提议召开旧金山会议。
在会议筹备期间，美苏对中国合法政府归属的看法截然相反，因为中国已经分裂为台湾政权和大陆政权，在邀请哪一方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上发生争执。美国不承认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力主由台湾的中华国民参加会议，但遭到了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美国在无法说服苏联的情况下，只能把国民党政权排除在和约之外，转而让蒋介石政府与日本进行单独谈判，商讨日本对中国的赔偿问题。
对此，国共双方的最初反应都是愤怒和谴责。７月１６日，蒋介石在台湾发表谈话指出：“中国被拒绝参加对日和约签字，乃破坏国际信义之举，政府决不容忍。”８月１５日，周恩来提出了抗议，指责旧金山会议背弃了国际义务，中国不予承认。
而当《旧金山和约》在1951年9月8日签订之后，日本政府却极为欣慰。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也有充足的理由感到欣慰。因为日本可以充分中国分裂为两个政权的机会，来谋取在战争赔偿问题上的最大利益。正如当时的首相吉田茂对内阁说：“日本现在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对于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以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言下之意，蒋介石和毛泽东，谁放弃赔偿就承认谁。
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日本用外交承认换取中国放弃赔偿的权谋，在相隔20年的时间里，居然分别玩了两次，且不费吹灰之力。国、共这两个独裁党，各自为了独占中国统治权而发动比八年间抗战更为惨烈的内战，不但让国家和过人付出了难以估量的代价，且把中国分裂成两个政权。这还不够，两个政权还要为各自的权力而再出卖中国一次，先后与日本签订放弃赔偿的条约。
现在看这两个条约，真佩服两党政权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国、共放弃赔偿的措辞几乎雷同：
《台日和约》第一条乙项：“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也就是自愿放弃赔偿要求）
《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作为生死对头的蒋介石与毛泽东，其基于权力自私的极端机会主义，两个独裁者真如双胞胎一样。只要对一己政权有利，八年抗战的废墟，可以不重建，却一定要打内战；国人在抗战中付出的惨烈牺牲和巨大代价，也可以置之脑后，却一定要为各自的政权争个国际合法性。
放弃战争赔偿，只对两个互为死敌的独裁政权有利，而对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而言，无异于出卖。
五 美日同盟与中日较力
在民族主义情绪日趋畸形的中国，更在中共的信息封锁、篡改历史和舆论灌输之下，中美之间的历史恩怨被误导为美帝国主义企图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中美之间的制度冲突被误导为民族之争，致使国人近年来的反美情绪不断高涨。根据零点调查公司4月12日发布的中国民意调查数据，2004年美国仍然名列“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的榜首，日本第二。而位列“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的三甲者，依次为俄罗斯、朝鲜和新加坡三国。
所以，在当下中国的反日狂潮中，大多数反日的国人也都反美。他们认为，二战后的日本是美国在亚洲的走狗，日本右翼之所以在历史问题上持强硬态度，外在原因主要是美国的支持和纵容，美日同盟就是为遏制中国而建立的。
（一）西方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冷淡
不可否认，日本现在的咄咄逼人之态，除了日本国内原因之外，也与战后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日本的态度高度相关。
相对而言，西方各国及公共舆论对纳粹德国战争的和种族灭绝的罪行的清算，是毫不留情的彻底的，对纳粹主义重新兴起的任何苗头都保持高度的警惕。来自民间的纳粹思潮将遭到舆论的强烈谴责，甚至会遭到政府的强制取缔；持有纳粹主义立场的极右翼政客，不但要受到整个西方的抨击，也等于政治上的自杀行为。
然而，日本的极右势力经常为日本侵略亚洲各国的历史进行强辞夺理的公开辩护，二战时与中国结成为反法西斯同盟的西方国家及其各大媒体，却大都沉默不语。大概，西方国家和日本一样，也曾有过不光彩的殖民亚洲各国的历史，内心深处怀有某种“同病相怜”的感受。所以，日本右翼似乎有理由认为，在日本殖民亚洲之前，西方诸列强早已捷足先登、对亚洲进行殖民掠夺。但没见哪个西方大国向被殖民的国家和人民道歉。至于德国的道歉，是因为“种族灭绝”而非因为殖民主义。日本并没有在亚洲任何国家进行“种族灭绝”，“南京大屠杀”仅仅是战争行为，与“种族灭绝”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日本就必须道歉？
关于如何评价殖民主义，在西方也是毁誉参半，既谴责殖民者对殖民地人民的侵略、掠夺和奴役，又认为殖民主义的客观效应并非全然负面。殖民者帮助被殖民国家打开了封闭的愚昧世界，为落后国家带来先进的现代文明，推动着落后的国家走向开放的现代化之路。特别是从长程的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没有昔日的殖民化，也就没有今日的全球化。让左派们寒心的是，社会主义理论的鼻祖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持类似的历史观。
这种殖民主义有功论，也是日本新版教科书的基调：日本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意愿是真诚的，效果也是巨大的。日本对亚洲诸国的占领，为被占领国引入了重工业和现代的科学、教育、军事，带来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推动了各国的现代化进程。比如，中国的满洲及台湾的现代经济和城市现代化，甚至台湾的法治传统，都是日本殖民者之功。更让日本右派自以为居功至伟的是，日本对亚洲的殖民还有另一层大于西方殖民的积极意义，即正是日本人把一向欺负黄种人的白种殖民者赶出了亚洲，为备受西方欺辱的黄种人赢得了战胜白种人的信心和尊严，唤醒了亚洲各国人民的独立意识，在客观上加快了亚洲各国的独立。
同样不可否认，在西方诸国对日本极右势力的纵容中，美日同盟起到了关键作用；二战后的东亚历史，也的确是美日合作遏制中国的历史。
（二）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
为什么二战时期是美中同盟对付日本，二战后却转变为美日同盟对付中国？促成这种转变的深层原因，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也就是说，论及美日同盟的形成和纵容日本极右势力的事实，必须顾及更为复杂的国际因素，特别是国共内战、中共掌权后完全转向苏联的因素。
二战后，美国独家主导的日本战后重建，其政策发生过先严后宽的巨大变化。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不是美日关系的变化，而是苏联的中国政策的变化和中国内部的变化。正是这种变化，左右了美国的日本政策。
日本投降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始于1945年9月2日，盟军最高统帅部于9月17日前往东京，被授予处理日本重建的全权。到1952年4月28日占领结束，历时六年零八个月，其政策分为两个阶段。占领之初的45年-47年，美国的日本政策以杜鲁门总统于1945年7月26日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得到了斯大林、丘吉尔和蒋介石的批准）为指导原则，可以说是极为严厉的。公告主要宣示了破坏性、建设性和务实性的三大原则：
1，破的方面：彻底铲除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势力，必须解除日本的武装和严惩所有战犯，以摧毁日本发动战争的所有力量；必须对战争受害国给予赔偿。为此，美国要求战争罪犯必须全部列名受审，取缔恐怖主义团体和民族主义团体，下令没收起财产，被列入取缔名单的组织高达147个。发布“解除公职令”：所有在战时日本社会中担任过要职的人，包括那些被认为在观念上倾向于军国主义、扩张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人，都应从负责岗位上清除下去；为此，针对众议院选举而实行的“甄别”措施，废除所有基于种族、民族、信仰和政见而制定的歧视性的法律及规定；美国还准备解散全部财阀，以根除军国主义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同时，以实物支付各项战争赔偿
2，立的方面：必须建立起保障基本人权（言论、宗教、思想等自由）的制度，把日本引上民主重建、和平发展的方向。为此，美国占领当局首先在保障言论自由上采取行动，盟军最高统帅部迁入东京仅仅十天后的1945年9月27日，就颁布命令取消一切对通信自由的限制，废除那些授权政府控制媒体的法律。10月4日，美国占领当局发布了被称为“日本人权法案”的命令。接下来是制定新宪法、土地改革、劳工改革、公务员制度改革和教育民主化等一系列民主制度建设。1946年4月举行多党派自由的普选，众议院的四分之三以上议员都是具有民主倾向的人，第一个民主政府——新任的吉田茂内阁宣誓就职。
3，务实方面：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既有移植美国民主的强制性的一面，也有尊重日本传统的怀柔的一面，最大的怀柔就是天皇制得保留。因为，日本的重建不能违背其人民的意愿。鉴于日本的传统、国情和民意，强行取消天皇制将为和平重建带来难以克服的困难。所以，建立日本民主制度的最合适的选择，就是保留天皇的君主立宪制。同时，在清理极端分子和对行政机构进行大幅度改革的前提下，允许原有政府架构的保留；在清理军国主义工业的前提下，允许保留非军事工业，以维持其经济，条件具备后允许日本参与国际贸易。
然而，到了1948年，外部环境的变化使美国改变了对日政策。在战后短短的三年内，中苏、美苏、美中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换言之，二战后，苏联和美国逐渐由昔日的反法西斯盟友变成了冷战时期的敌手。在世界秩序的重组中，苏美之间的渐行渐远表现在多个地区，在被占领的德国、在东欧、在中东、在亚洲，苏美两大国为确立各自的主导权而展开锱铢必较的争夺，中国自然也无法置身事外。
（三）促使美国变化的关键原因
1，在中国问题上苏联的背信弃义
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曾答应罗斯福尽快出兵中国东北的请求，但日军的顽强和善战是著名的，所以，基于避免苏军的惨重损失的考虑，斯大林迟迟不愿出兵东北。直到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日本投降已成定局之后，斯大林才于1945年8月8日向日本正式宣战。也就是说，美国急切希望苏联出兵东北时，苏联却按兵不动；而在苏联出兵东北已无必要之时，斯大林却决定迅速出兵。
在日本宣布投降的1945年8月14日，斯大林在命令出兵满洲全境和北朝鲜的同时，也与国民政府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介石以巨大的妥协换取了斯大林对民国政府的支持。在协议中，斯大林明确承诺支持国民政府，不向民国政府的任何国内敌手提供援助和方便。占领东北的苏军只向民国政府移交接收权力，占领时间为三个月，苏军要在1945年11月15日撤离东北，之后又两次延长到1946年1月。
但后来的事实是，斯大林完全背叛了对蒋介石和美国人的承诺，苏军从1946年下半年才开始逐渐从东北撤军。在东北移交的问题上，当林彪等人率领的共军已经先行进入东北并占领了一些城市和港口的情况下，斯大林却阻止国军进入东北，在私下里让共军接管了苏军撤离后的地盘，把一些大中城市让给了共军，比如，1946年4月19日共军占领了长春。为了尽快从苏军手中接管东北，蒋介石宣布从海上和空中向东北调兵，但苏方拒绝国军经由大连港和长春铁路进入东北。那时，共军已先行占领了葫芦岛和营口，载运国军的美国运输舰就只能在秦皇岛登陆，然后再冒着被共军阻击的危险经由山海关一路打入东北。
更重要的是，斯大林向中共提供了大量武器，包括苏联本身提供的至少30万枝以上的步枪和移交了七十万投降日军留下的大量武器，共有步枪70多万枝，机枪15000多挺，各类野战炮4000多门，汽车约2000多辆，坦克约600多辆。中共取得内战的胜利后，苏联人曾质问中共：你们怎么能说是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蒋介石？毛泽东笑而答曰：这样宣传有利于鼓士气、壮军威和凝聚民心，并让全世界知道，美国给蒋介石的武器最终武装的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苏联违背了与民国政府签署的这些协议，也就等于违背了与美国的协议。因为斯大林曾向美国公开承诺，为了中国的战后重建，绝对遵守“中苏条约”，不支持中共的武装割据，也不支持中共与国民政府争夺地盘。
更为流氓的是苏联军队在东北的掠夺。1946年1月21日，苏联政府在给民国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中宣称：所有原来为日本军队服务的中国东北各省的日班企业都是苏联的合法战利品。而民国政府于3月5日发出照会，拒绝承认苏联的这一无理要求，因为这些要求已经远远超出了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所许可的战后接受的做法。苏联既为了拆走日本留下的所有最现代化的设备，也为了方便中共在东北的立足，以技术困难为借口违背协议、拖延撤军。于是，中国国内的重庆、上海等地爆发了反苏示威游行。中共也遭到普遍谴责，国内舆论指责中共充当了苏联的代理人，阴谋把东北从中国分割出去。由此，斯大林与蒋介石关系的恶化到极点。
2，中共的胜利决定了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
日本之所以向美国宣战，关键的因素是美国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不满。可以说，在英国和苏联先后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的国际环境中，如果没有美国坚持对日本说“不”，中国的处境将极为悲惨：一个被公然侵略的弱国，在国际上却得不到任何大国的支持。
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外租借法案，中国首次被列入租借法案借贷国。同时，美国还在就中国问题与日本谈判，日本对美国的核心要求：1，要求美国承认日本对中国领土行使权力；2，建议美国停止对华援助。时任国务卿的赫尔不但一口回绝了日本的要求，而且强硬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赫尔还宣布：这是美日谈判的基础。日本当然拒绝了美国的要求。也就是说，在中国问题上，美日的尖锐对立达到双方都忍无可忍的程度，正如时任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所言：“我们对日本一切可能忍让已到了尽头。对它，除了坚定的政策和武力以外，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于是，7月22日，美国政府终止美日之间的全部谈判；26日，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资产；8月2日，对日实施全面的石油禁运；在美国的压力下，英国和荷兰也禁止向日本输出铜、黄麻、生铁、镍、钴等物资，并冻结日本资产。美国对日本的这些严厉措施，特别是石油的禁运，让日本忍无可忍，不得不于8月9日作出决定：放弃在1941年进攻苏联的企图。
在放弃北进苏联的同时，日本开始准备西进的战略。1941年9月6日，日本天皇亲自参与军方会议，确定了“不辞对美（英荷）作战的决心”；美国获知日本决心西进的战略后，一方面决定加强对华援，在不派正规美军援华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发挥美国义勇军的援华作用；另一方面，11月26日，赫尔国务卿在致日本政府的备忘录发出最后通牒：1，再次强硬地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2，要求日本与其他国家放弃在中国的一切权利和治外法权。
对美国的最后通牒，日本再也无法忍受。1941年12月1日，裕仁天皇主持“御前会议”，决定对美国发动进攻。其决议说：“美国的态度彻头彻尾说的都是蒋介石要说的话，一直唱高调，空谈理论，唯我独尊，顽固无礼，令人遗憾。”“若容忍之，不但要抛弃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成果，‘九一八’事变的结果也必须放弃，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即使在攻击珍珠港的“作字第一号机密命令”中，也强调：“帝国对美国始终维持友好的态度，但美国对我国维护东亚权益、进行自卫所采取的措施加以干涉。最近，该国援助蒋介石政权，阻止我方迅速处理日华事变，最后断然实行经济绝交。”“英国援助蒋介石政权，和它结盟的各国及美国共同合作，妨碍我们的东亚建设计划。”“中国靠美英的援助，抗战救国的恶梦未醒，用全国焦土抗战企图对日本全面抵抗。”“如果我们打算取得决定性胜利，必须击败中国背后的美英等国。”
于是，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了珍珠港，使美国最终全力以赴地肩负起领导反法西斯主义的重任。是美国对中国的坚定支持，更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狂妄，造就了这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日子——不仅对美国、对日本、同时也对中国。
二战期间,美国支持民国政府对抗军国主义日本，不仅是为了彻底打败“轴心国”的战争利益，也是为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美国要确保其在亚洲的战后利益，最好途径就是在亚洲扩大民主力量。所以，美国想通过与蒋介石政权结盟和提供军事援助拉住中国，以便在战时牵制日本，在战后把中国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自由联盟。所以，日本投降后，美国不遗余力地周旋于国共之间，希望防止中国走向内战，敦促国共两党携手共建一个民主宪政的中国。
在二战局势基本明朗的情况下，也在国共对立日益尖锐的情况下，美国也在争取把中共纳入战后和平重建的过程。美国政府之所以不顾蒋介石的反对而向延安派出军事观察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也亲赴延安与中共谈判，一是为促成国共携手抗日，以减轻美国的远东战场上压力和减少美军的伤亡；二是为了促成国共的真正和谈，为中国的战后重建打下合作的基础；三是为近距离了解中共的真实政治意图，争取中共在战后不全面倒向苏联；四是为了给蒋介石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承认中共为合法在野党的地位，以便在战后中国建立多党制的宪政体制。
然而，毛泽东只对美国的军援、金钱和政治承认感兴趣，而对国共合作毫无性质。鉴于摸不清斯大林对国共双方的真正意图，毛泽东想借美国牌来敲打斯大林。所以，毛以罕见的热情为美国大使的到来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主要目的有三：1，利用美国管住蒋介石，不让蒋武力剿共；2，使中共在政治上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承认；3，获得美国的军事和资金的支持，这一点尤为重要。
在谈判中，毛向美国要武器要经援，也拿苏联牌来要挟美国，要美国承认他的“第二政府”的设想：即以延安为中心，把中共控制的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江苏、河南、湖南、广东等省的敌后根据地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政府。毛泽东号称“第二政府”控制的地区已经有将近一亿人口了。美国人最初的反应是有保留地赞同这一计划，还建议这个政府的名字叫“中国解放区民主联合委员会”。朱德向美国将军魏迈特直接提出借款二千万美元的要求，并希望不要让赫尔利知道。但魏迈特拒绝参与这类中国式的政治阴谋，把朱德的要求告诉了赫尔利，赫尔利自然反对，朱德的要求毫无结果。
最后，赫尔利与毛泽东达成了协议，主要内容是：1，一切抗日的党派和政治团体联合起来。2，国民党政府保证中共以及其他一切爱国的政治力量能够合法存在。3，将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改组为联合委员会，所有主要的抗日武装集团均应在联合委员会中派驻代表。委员会对盟国提供的武器援助的分配，必须严格遵守按比例分配给各抗日武装集团的原则。4，由两党代表组成联合政府，其最高目标是团结全国爱国力量（主要是武装力量）来打赢反侵略战争。5，战后按照孙中山的宪政原则建设国家。一切抗日的武装力量必须绝对服从联合政府的指挥。
尽管达成了协议，但美国考察延安的真正结论是不相信毛泽东，也没有满足中共的军事、资金和政治的要求。中共得不到美国的武器、金钱和政治承认，也就对美国失去了兴趣。于是，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共的《新华日报》等喉舌也不再高调称赞美国，转而公开发表反美宣言，在大城市策划青年学生的反美游行。与此同时，中共加紧了与国民政府争夺地盘的军事行动，共军大量出现在华北和东北，为了阻止国军的北进接收，中共破坏平汉和津浦两条铁路。
即便如此，美国并没有完全放弃努力，而是还在全力斡旋。赫尔利与斯大林一起促成了“重庆谈判”，但在毛泽东离开重庆后，“双十协议”就变成了一纸空文，由于中共拒绝停止破坏华中和华北之间的铁路线，双方不断发生军事冲突，致使赫尔利的调节失败。但美国仍然没有放弃努力，派出马歇尔将军代替了赫尔利出任驻华大使。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还就中国政策发表原则性声明：“我们认为蒋介石委员长所领导的政府为建设一个发展中的民主国家提供了至为满意的基础。但是我们也认为，这个政府必须扩大，以便容纳那些成员众多、组织良好的党派团体的代表，这些党派团体现在在中国政府中还没有发言权。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成功取决于我们施加这种影响的能力，来鼓励中央政府与所谓共产党以及其他党派都作出让步，从而改变局势。”马歇尔赴华就任之后就指出：为了把整个中国归还给中国人进行有效的治理，不仅要立即撤走全部日军，更必须结束国内的军事冲突。为了找到早日结束内乱的方法，必须召开一个由各主要党派代表参加的全国性会议。马歇尔特别强调：“诸如共产党部队那样的独立军队的存在，不符合在中国实现政治统一的目的，而且实际上也使得这一目的无法实现。随着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的建立，这个独立的军队应予解散，中国的一切武装力量均应切实地统一为中国国民军。”苏联政府也发表声明，保证决不支持中共从事武装颠覆国民政府的任何活动。
是的，欲建立和平、统一、民主的中国，首要前提是结束军事割据及武装冲突，建立统一的军队。所以，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必须放弃武力击溃中共的企图，而愿意接纳中共及其它党派分享国家权力；中共也必须放弃军事对抗，愿意充当一个立宪政党的角色，而不是继续扮演企图强行推翻现政权的武装集团的角色。
在马歇尔的积极周旋下，1946年1月10日，国民政府与中共签署的停战协议，并成立了一个三人小组来协商和监督停战协议的执行，国共双方各有一人参与，调停者美国人担任主席。协议规定：停止一切军事冲突和军队调动。但国军可以为收复失地而向东北继续调动，政府为了军事整编也可以在长江以南调动军队。还规定了具体的裁军整编计划：在十八月内完成国共双方军队的裁减和重新部署，国军保留五十个师，共军保持十个师，每师兵力不超过一万四千人。具体部署是：东北，国军十四个师，共军一个师；西北，国军九个师；华北，国军十一个师，共军七个师；华中，国军十个师，共军二个师；华南，国军六个师。
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也于1月0日召开。在开幕式上，蒋介石宣布：国民政府将允许言论、出版和集会等自由，允许各党派拥有平等的合法地位，推行地方自治，释放除卖国贼和犯有危害民国罪的所有政治犯。两天后，周恩来代表中共宣布：中共承认蒋介石对全国的领导和国民党作为主要政党的地位，中共没有建立一个独立于民国政府之外的政权的意图。1月31日会议结束，宣布已就所有主要问题达成协议，并公布了这些协议。会议还决定于5月5日召开国民大会。但是，国民大会召开时，中共却拒绝参加。蒋介石坚持会议的合法性，通过了一部民主宪法，自然会得到美国的支持。
同时，签订了整编军队协议的中共却一杆枪也不准备交出，更不会遵守重新部署的兵力分配，比如在东北，协议规定共军只驻一个师，不超过一万四千人，但由林彪统帅的进入东北的共军主力至少有十万人以上。加上斯大林违背中苏、苏美的协议，美国极力避免的灾难终于发生：国共内战不可逆转地全面爆发。在和平建国的希望彻底消失之后，美国才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
在内战中，当蒋介石节节败退而毛泽东取得了明显优势之后，美国出于遏制亚洲共产主义的大战略需要，其对日政策在1948年发生巨大的变化，１９４８年１月６日，美国陆军部长亚罗尔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宣布："今后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起到可以防御今后在远东方面发生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作用。"这标志着美国的日本政策由清理战争罪责为主转向复兴日本为主，比较宽容地处理日本的战争罪责问题和赔偿问题，停止了解散财阀，在政治上开始遏制日本国内的共产党及其左派势力，也就等于为日本的极右势力留下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特别是韩战爆发之后，美国更加快了振兴日本、解除军管，恢复其主权的过程，使日本尽快成为美国反共的亚洲盟友。
关于战争赔偿问题，中国没有得到任何赔偿，关键因素也是内战造成的分裂，给了日本以要挟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契机。
１９４５年２月，英美苏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制定了战争赔偿的原则。会议决定，德国的赔偿总额为２００亿美元，苏联１００亿，英美８０亿，其他国家２０亿归。战后，英、美、法、苏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成立盟国管制委员会，德国的赔偿以拆迁工业设施抵偿。追随德国的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也同样要付出赔偿。１９４７年２月１０日，盟国与五国签订的和约中规定，意、罗、保、匈、芬分别向苏联、南斯拉夫、埃塞俄比亚、希腊四国赔偿２．５５亿、３亿、０．７亿、４亿和３亿美元。
日本投降后，以美英苏中为首的盟国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专门协商日本赔偿问题。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５日，该委员会一致认为，为了剥夺日本进行战争的产业能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决定加重日本的战争赔偿，即把日本工业设备的一大半拆迁给战争受害国作为赔偿。各国也分别提供了具体的赔偿方案。
当时，中国要求日本赔偿的政策与盟国战后对战败国的政策是一致的。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后，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２５日，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的索赔总额为５４０亿美元，中国也在其中。但是在如何分配赔偿问题上，各国意见不一，英国要求２５％，美国要求３４％，苏联要求１４％，法国要占１２％，澳大利亚要占２８％，仅这几个国家，还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国的要求，分配比例总和已超过了１００％。
中国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额的４０％，但各国仅同意３０％，此后各方争执不休，问题一拖再拖，久而未决。后来，尽管国民党高官张群在１９４７年９月９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所作的外交报告中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但由于中国陷于内战，国民党政府对日本赔偿的分配问题已经无暇顾及了。
接着是1949年中共在内战中的胜利，再接着1950年韩战爆发，美国的日本政策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力主尽快与日本缔结和约，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恢复其主权，对日本向受害国的赔偿问题也尽量淡化，以便使日本尽快加入反共的行列。为此，美国在1951年提议召开旧金山会议。
在会议筹备期间，美苏对中国合法政府归属问题的看法截然相反，因为中国已经分裂为台湾政府和大陆政权，在邀请哪一方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上发生争执。美国不承认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力主由台湾国民政府参加和会，但遭到了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于是，国民党政权被排除在签约之外，国共双方的最初反应都是愤怒和谴责。７月１６日，蒋介石在台湾发表谈话指出：“中国被拒绝参加对日和约签字，乃破坏国际信义之举，政府决不容忍。”８月１５日，周恩来代表新政权提出了抗议，指责“旧金山和约”会议背弃了国际义务，中国不予承认。美国在无法说服苏联的情况下，美国只好让蒋介石政府与日本进行单独谈判，商讨日本对中国的赔偿问题。
但蒋介石后来基于美日台联合反共的共同利益，于1951年9月由当时的台湾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台湾当局愿意以旧金山和约为蓝本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
本来就内心不服的日本人自然认为，就连打败了我们并主宰战后重建的西方领袖美国都不记前嫌，宽恕了天皇，保留了天皇制，放弃了赔偿要求，那些坐享盟国胜利的亚洲诸国凭什么揪住日本不放？我们日本人又凭什么向自己的手下败将——如中国——认罪呢？
以上史实表明，在美中日三者的关系上，截至1947年之前，只要还有一线希望，美国都在尽力挽救美中同盟；即便在中共掌权之后，美国仍然不想与中国彻底决裂，希望中国不要彻底倒向斯大林。1949年后，如果打败了蒋介石的中共新政权不是全面倒向苏联，美国已经准备放弃蒋介石政权而承认毛泽东政权。甚至，在金日成谋求主宰整个朝鲜的独裁权力、斯大林谋求共产帝国扩张的残酷游戏中，如果毛泽东不听从斯大林的调遣，美中关系还有改善的空间。但在朝鲜战场上的美苏较力中，毛泽东完全站在苏联一边，不顾中共高层其他人的反对，独断地作出解放军赴朝与美军作战的决策。于是，朝鲜战场上的主要军事对抗，实际上变成了中美对抗，美国就不能不封锁了台湾海峡，中美之间才有了二十多年的僵局。
中美关系的彻底决裂是美国决心扶植日本的关键因素。战后的日本，一方面作为韩战时期的美军基地获得了“准盟国”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已经被美国成功地改造为君主立宪制的民主国家，自然是美国在亚洲遏制共产极权的最重要盟友。而在亚洲遏制共产势力，核心就是遏制极权中国的扩张。所以，保卫台湾和签署“美日韩安保条约”，也就成为必然。
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中美日三者的关系，二战时期也好，冷战时期也罢，美中日关系的主线都是美国争取中国和日本的政治民主化而遏制两国的独裁化。二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之所以赦免了日本天皇的战争罪责，源于美国的整体战略的考虑：在东西对立的冷战中，不但在欧洲，也要在亚洲，尽力扩大民主势力和遏制独裁势力。美国在政治上建立民主日本的同时，又在军事上严格限制日本军力的恢复和提升，以美日安保条约和驻日美军来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及其重新武装。
3，美国重建日本的大战略颇为成功
尽管中国早在八十年代就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美之间也在1979年恢复了正式外交关系。但中共政权仍然固守一党独裁体制，并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六四大屠杀，所以，中国便成为苏东共产帝国解体之后的最大共产独裁政权，美国在冷战时期奉行的以美日韩同盟遏制独裁中国扩张的东亚战略，自然也就延伸到后冷战时期。从里根到克林顿，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历届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具体策略，会随着局势的变化而进行微调，但其推进世界的民主化和遏制以至彻底埋葬独裁的大战略却不会变化。
就冷战后的东亚局势、特别是9.11以来美国东亚政策而论，日本对美国反恐战争的全力支持、美日同盟关系的加强，也是必然的。小布什政府已经明确宣示了其外交政策的正反两个方面：共产极权破产后，世界之所以仍然“火光四射”，就在于独裁暴政及其“宣扬仇恨和为屠杀寻找借口的意识形态”的存在。正是“邪恶轴心”孳生着仇恨、暴力、国内的恐怖政治和国际的恐怖主义，如若不对“邪恶轴心”坚定地说“不”，毁灭的威胁就将随时变成毁灭的现实。所以，自由国家应该记取如下教训和常识：“自由是否能在我们的土地上存在,正日益依赖于自由在别国的胜利。对和平的热切期望只能源于自由在世界上的扩展。” 因为，近百年的世界历史也在警告人类，一个拥有了强大的国力军力的独裁政权是极为危险的，不仅将强加其对本国人民的恐怖统治，对地区安全构成巨大威胁，而且将对整个世界的人权改善与和平维持构成巨大挑战。
美国为了保证自己在东亚推进民主和瓦解独裁的战略利益，就必须同时达到两大目标：一是遏制极权朝鲜的核武战略，二是阻止台海爆发战争，也就必然要遏制独裁中国的军事崛起打破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所以，美国的东亚政策必然向日本倾斜，把日本作为其东亚战略的最亲密的盟友。前不久，美日在华盛顿发表的二加二新宣言，其安全战略的覆盖范围，已经明确地把台海包括在内，也就是为了携手制衡中国的军事崛起。
尽管，美日同盟是为遏制朝鲜和中国的军事扩张和维护东亚安全而建，但美中冲突和日中冲突的性质则大相径庭。前者是自由与独裁的制度之争，美国是当今世界遏制中共独裁、推行人权外交和支持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最大外部力量。后者是两个亚洲大国基于历史恩怨的民族之争，也可以视为“亚洲老大”之争。即便在两国关系的最好时期，也主要是经贸互惠而毫无政治合作。日本作为亚洲最大、也最成熟的民主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从不关心中国的政治改革和人权状态，而只关心中日经贸、中国军力的提升、两岸关系、钓鱼岛之争和历史恩怨。六四之后，在其他民主国家仍然对杀人政权实施经济制裁的时候，日本也是第一个解除对华经济制裁的民主国家。这是以出卖普世正义而向刽子手献媚，只为了从中获取超额经贸利益。
可以说，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中日之间的制度差异，并不影响中共政权和小泉政府所遵守的原则基本一致：只讲利益而不讲道义，即以经济交往代替道义共识，以经济收买换取政治利益。中共在处理两岸关系甚至处理港澳问题上，中共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在要求欧盟解除武器禁运上，在处理与有奶便是娘的无赖国家的关系上，甚至在处理中美关系上……都以巨大市场、大把订单和无偿援助为最大的王牌，但就是不想在政治进步上有所作为。再看日本，在介入国际政治和地区冲突的问题上、在处理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上、在联合国争取常任理事国地位上……也基本上把四处撒钱作为最大王牌。对中日的历史恩怨，日本不想靠政治表态来化解冲突，而只想想靠日元贷款来抚平恩怨。
其实，无论是中共还是日本的小泉政府，确立本国值得尊敬的国际地位的阳光大道就在眼前，关键是愿不愿意踏上去、走到底。
中共政权要想瓦解美日同盟、解决台湾问题和消除国际社会的不信任、乃至敌意的最好办法，不是在国际上出面杯葛联合国的改革方案，而是在国际关系上抛弃与极权的朝鲜、古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朗等国的眉来眼去，在政治上尽快融入国际主流社会；也不是在国内煽动反日浪潮，而是在国内改革上做出符合主流文明的重大决策，改变现行的“跛足改革”，启动政经平衡的健康改革，逐渐将中国引上自由民主之路。那样的话，台独势力再无阻止统一的道义理由，美日联盟也将不攻自破，美日也没有道义理由再支持台湾来对抗大陆。
日本要想获得与其经济强国地位相称的政治大国地位，顺利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彻底化解与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历史恩怨，根本用不着满世界撒钱和歪曲历史。而是在政治上道义上做出言行一致的悔过自新，向亚洲各受害国人民致以“德国式”的忏悔和道歉，给予那些提出补偿要求的战争受害者、特别是那些慰安妇以赔偿。这样的政治的道义的姿态一出，日本现在所遭遇的国际困境就会轻易化解。
也就是说，中日两国政府化解各自困境的阳光大道就在眼前，非不能也，而不为也！军国主义的阴魂不散和独裁主义的负隅顽抗，两国统治者也就只能在昏暗的崎岖的羊肠小路上踉跄而行，即便勉强坚持住，不让自己中途跌倒再无力爬起，但走到头也是死路一条。
为了保证亚洲与世界的未来和平，国际主流社会必须向亚洲两大国施加足够的压力，逼迫两国在政治上迷途知返。必须让日本政府真正承认战争罪责，向亚洲各受害国真诚道歉，并给予那些提出要求的受害个体以适当的补偿；更必须让中共政权放弃独裁制度和对台湾的军事威胁。
中国在应对日本极右势力上应该向两个方向着力：一方面，中共政权首先要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历史，放弃一党独裁和畸形民族主义煽情，通过政治改革使中国走出道义上的弱势困境，使西方世界没有在道义上姑息日本而孤立中国的理由，让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像纳粹主义残余一样，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千夫所指的人类公敌，逼迫日本在道义上放弃军国主义、武士道和民族偏见。另一方面，中国应该与韩国结成反日联盟，并联合其他亚洲受害国家，建立一个以道义和实力为基础的各国联盟，并征得国际上的广泛的道义支持，一起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使之在道义上陷于孤家寡人的困境之中。
这样，中华民族才会成为令文明世界尊重的民族，也才尽到对自己、对亚洲、对世界的正义与安全所承担的责任，中国人现在的口头禅是“落后就要挨打”，主流舆论主张加快经济发展和军事升级，但是，世界历史发展到今天的经验已经反复证明，只靠物质力量的强大是不足以服人的，单纯的物质主义也无法带来真正的人民幸福何国家强盛，即便可以在短期内强大起来，也不会有长远的前途，昔日的德国、日本和苏联就是最好的例证。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Toynbee）对世界历史有着深刻的了解，他谈到自己研究世界历史的心得时说：“所有的历史，当其外壳被出去之后，都使属灵的历史。”前不久去世的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在瓦解苏东共产极权体制上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也见证了汤因比的见解，而暴君斯大林曾嘲弄说：“教宗，他有几个军团？”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教宗访问故土的道义激励下，波兰人民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民间改革运动。前苏联独裁者也企图按照斯大林的暴力逻辑来阻止波兰的变革，将十七个师的兵力部署在波兰边境，逼迫其代理人波共总书记雅鲁泽尔斯基实施全国戒严，取缔团结工会，逮捕瓦文萨等200多名团结工会的领导人，企图让波兰再次屈从于红色恐怖。保罗二世又于1983和1987年两次去波兰。在83年的访问中，教宗一到波兰就向监狱中的瓦文萨等人致敬，并坚持会见了被关押的瓦文萨；在87年的访问中，教宗绝不妥协地指出，必须结束戒严，恢复团结工会和人民权利。在波兰民众普遍消沉的情况下，教宗却对波兰的前途充满乐观的信心，他表示波兰人一定会胜利。教宗的到访及其坚定的反独裁姿态，无论对于身陷囹圄的反对派领导人来说，还是对于全体波兰人民来说，无疑都是英明的引导和巨大的激励，成千上万的波兰人因此而恢复了勇气和信心。（参见：曹长青《高擎道德火炬的圣人——教宗保罗二世》，载于《观察》2005年4月7日）两年后的1989年六月四日，波兰的共产极权体制全面崩溃；接着是阻隔东西德的柏林墙在11月9日轰然坍塌，苏东帝国也随之发生雪崩式的解体。而中国的六月四日却变成了中华民族的巨大伤痛，时至今日仍然是独裁政权的最大禁忌。
整个东亚能否汇入主流文明，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中国能否和平转型为一个自由国家。所以，中国的民主化能否完成，不仅涉及到十几亿中国人的人权和福祉，也将影响到世界民主化进程与人类和平；所以，中国民主化的实现，既要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也取决于自由国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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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和平唯一选择 民主最佳前提
1996年台湾举行第一次全民大选，中共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结果成全了李登辉以高票当选；2000年台湾举行第二次全民大选，大陆发表《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的对台白皮书，提出“三个如果”作为动武的条件，其中尤以第三个“如果台湾当局无限期拖延关於统一的谈判……”来提升大陆在失去耐心时不惜一战的强硬立场。朱熔基在人大三次会议闭幕时的答记者问，对台湾摆出一种罕见的强硬而情绪化的姿态。朱的话音刚落，中南海智囊、中国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辛旗以比政府总理更强硬的态度：“台湾民众，可以说得重一点，应该说是面临灾难性後果，这一点绝对不是危言耸听。”他甚至发狠地说：一旦台独势力上台，我们不惜把台湾打烂重建。这一系列蛮横的威吓所导致的，就是大陆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以39.30%的高票当选。大陆当局之所以屡屡想影响台湾的大选而又屡屡失败，就在於他们的武力恫吓是逆世界潮流而动，有违於民意。
但我以为，文攻还是比武吓要温和些，而且大陆当局的表态中也为自己留有回旋的余地，不承诺放弃武力或不允许无限期拖延，并不等於一定要动武，更多只是想让台湾尽早地坐在谈判桌前。大选之後，大陆当局的态度并不象舆论所预期的那样强硬，反而显得有些无可奈何，适得其反的尴尬使其只能选择“听其言，观其行”的低调。
（一）学会妥协
象1996年的导弹引起世界大哗一样，今年的白皮书特别是其中的第三个“如果”和朱熔基的答记者问，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数日来，英国的《泰晤士报》，爱尔兰的《爱尔兰时报》，加拿大的《环球邮报》，德国的《德意志时报》与《世界日报》，法国的《世界报》与《费加罗报》，日本的主要报纸，纷纷以社论或专文评论的严肃方式，谴责大陆白皮书以武力相威胁的强硬立场。美国的反应尤为激烈：《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洛杉矶时报》等主流报纸一致反对武力，呼吁和平。众议院以高票通过《台湾安全加强法》，把大陆作为主要的遏止对象的呼声骤然响亮，一向对大陆奉行接触政策的克林顿总统也第一次表示：在两岸的关系问题上，任何解决方式都要得到台湾人民的同意。最近，美国政府又计划提升对台军售的水平。许多国会议员和知名人士呼吁不给中国PNTR，阻止中国加入WTO，把贸易重新作为敦促大陆改善人权和免於台湾受武力威胁的外交牌来打。三月十一日，三十位美国联邦众议员联名提出第二七二号共同决议案(包括十四位共和党，十六位民主党，显示了两党的共同态度)，促请美国政府支持台湾的大选与民选总统，免受中共干扰；期待与下一任台湾民选总统合作；坚持台湾最终地位的确定必须具有台湾人民明确的共识，且必须以和平方式实现。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布莱尔宣布：一旦台湾受到大陆的武力攻击，根据《台湾关系法》美国有义务协防台湾；国防部长科恩明确表态：既不支持“台独”，也反对动武。这也是美国的一贯立场。陈水扁当选後，克林顿总统立刻表示祝贺，对陈水扁在两岸关系上所表现出的大度和善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尽管国际舆论的反应非常强烈，尽管朱熔基答记者问时的态度极其情绪化和强硬，但是我认为这不过是大陆想在陈水扁突然坚挺和大选的最後时刻影响选情，打压阿扁的策略而已。实际上，海峡两岸的当事者还是相对平静的。选战正酣的台湾和人大会议期间的大陆都在软化强烈敌对的立场，选举後大陆并没有激烈的反弹，这也许是切身利益使然。在台湾，1996年的大选，应对大陆的导弹演习的，是候选人们争相强硬的攀比；而这次大选，面对大陆的强硬，虽然有要求美国政府批准《台湾安全加强法》和增加对台军售的呼声，但是三位热门的总统候选人都争相向中共发出了善意的信息，没有人再提“台独”、“公投”，甚至连李登辉的“两国论”也变成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这种软化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刚刚当选的、一向以“台独”著称的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他在竞选期间就发出两岸最高领导人直接见面的呼吁,并把他儿子放入竞选广告，为了让选民相信选阿扁是安全的；见过邓小平的诺贝尔奖得主、现任台湾中研院院长李远哲公开支持陈水扁，既提高了阿扁对其他候选人的竞争力，又减弱了他无法被中共所接受的传统的激进形象。三月十八日晚，当选的陈水扁仍然保持着对大陆的“善意的对话、积极的沟通、永远的和平”的态度。并且表示在正式就职之前来大陆进行善意沟通的诚意。台湾的两次大选面对大陆的两种威慑，候选人的态度一硬一软，这种鲜明对比恰恰是台湾民意变化所致。
在大陆，尽管军方的态度一直强硬（朱的表态也有屈从於党内强硬派压力的成分），但大陆当局的基本态度是在软硬兼施之间维持平衡。白皮书强硬，之後，是江泽民的怀柔“没有烽火连三月的感觉”，并表示希望访问台湾来软化白皮书的强硬立场；朱熔基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对台政策的部分中，没有“三个如果”的字样。政协闭幕式上，李瑞环的反响强烈的讲话淡化了台湾问题，突出了改革的紧迫感、政治民主化和民意向背的重要性。大陆的最高决策层一再宣称对台方针“从来没有变”。即便朱熔基在人大结束後的记者会上，对台湾态度极为强硬和煽情，但主要是针对“台独”势力的，想打压竞选风头正劲的陈水扁，他说，没有李登辉的“两国论”就没有大陆的白皮书；“三个如果”是邓小平的思想，也是“江八点”的核心原则，大陆对台湾的态度从来没有变过，第三个“如果”也没有什么新东西。陈水扁当选之後，大陆的基本态度是静观其变。
两相比较，台湾民众拥有言论自由，可以通过各种媒体，了解大陆当局所有公开的甚至半公开的对台政策，可以在股市里收看朱熔基答记者问的实况转播；而大陆民众却很难知道台湾当局和人民对大陆的态度，听不到三月十八日陈水扁的当选感言，只能看到经过严格筛选的消息。而在这些经过官方精心剪裁的消息中，似乎没有和平意愿和妥协态度，只有“台独”“两国论”等危险征兆。这种两岸民众在信息获得上的不对等，凸显的正是大陆的封闭性和台湾的开放性，也凸显了在两岸关系问题上，大陆当局的道义劣势与不自信和台湾当局的道义优势及其自信。与此相对应，台湾候选人的态度更具建设性，而大陆决策者的态度就显得狭隘和霸道。大陆的白皮书公开发表之前，台湾的三位候选人已经力图淡化“台独”的色彩；白皮书发表之後，他们也没有因此而改变其竞选纲领中的大陆政策；对朱熔基发出的威胁仍然态度平和，没有以强硬对强硬。在此种差别的背後，两种制度的优劣便一目了然。台湾绝大多数人不认同“一国两制”式的统一，而要求民主式的统一，其理由正当而充足。
所以，在两岸关系问题上，学会妥协——特别是在力量对比不均衡和还有恩怨的情况下——就是以超越各自的狭隘立场的高瞻远瞩寻求善意，寻求一种既有道义合法性又有现实合理性的和平方式。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末美苏对抗的严酷的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的元首都能相互握手，在“和平共处”的原则下，解决古巴的导弹危机、签署核不扩散条约；七十年代初，在中国受到苏联的核威胁的时刻，美国总统能够踏上被它封锁和孤立了二十多年的中国大陆，使两个制度、文化完全不同的敌对国家握手言和。那么，现在已经是新世纪了，全球一体化的前提就是一种人类视野的宽容、相互尊重和利益共享，更何况同根同种的台湾和大陆，有什么恩怨无法在谈判桌前化解，非要兵戎相见、鱼死网破不可呢？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一再呼吁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用对话代替对抗，两岸关系的民族特殊性和历史渊源，更应该提倡以建设性的对话代替破坏性的对抗。正如克林顿总统最近在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讲中所说：在两岸关系上“变威胁为对话”。朱熔基虽然把克林顿的“海峡两岸”改为“太平洋两岸”，但是他没有改变“用对话代替威胁”。
在今天的自由主义制度成为人类文明主流的世界格局中，大陆当局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不能总是奉行极端的犬儒哲学——遇强者就对话就妥协，遇弱者就对抗就强硬。面对实力强大的美国，中共就打“用对话代替对抗”的妥协牌。鉴於大陆的人权状况的持续恶化，美国在世界人权大会上提出谴责中共政权的议案，道义劣势使中共一再呼吁用对话代替对抗，并且在暗中大打贸易市场牌，用利益收买来换取国际支持。而面对实力相对弱小的台湾，中共就打“不承诺放弃武力”的威胁牌。台湾提出民主制度无法与专制制度相统一，统一的前提是中共放弃不尊重人权的一党专制，实行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自由民主制度，中共就再不提“用对话代替对抗”了，反而用武力威胁代替对话，最近又加上经济威胁，明确宣布决不允许支持台独的商人进入大陆市场。其实，美国与台湾向大陆政权提出的是同一个要求——放弃一党专制。中共为什么要和美国搞对话、不搞对抗，却不与台湾搞对话，而专搞对抗呢？中共口口声声尊重台湾民意，难道只因为台湾太小太弱，就连面子上的道义底线都不要了吗？这种赤裸裸的犬儒主义怎么能赢得台湾的民心呢？
朱熔基在记者会上反复强调，只要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可以让步——让步给中国人。四月十二日，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关於“一个中国原则”的解说，已经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但愿这是一种基於道义和利益均衡的妥协态度，而不是哄小孩的话语阴谋和犬儒主义。陈水扁也说他如果当选，和大陆的领导人什么都可以谈，甚至包括把“一个中国作为议题”也可以谈。但愿陈的态度是他就职後处理两岸关系的真实的政策底线，而不是谋求执政的竞选策略。最近，陈水扁也保证，他的就职纲领一定是以最大的善意和诚意来定位两岸关系，决不会引起新的紧张。既然两岸都表示了可以谈“一个中国问题”的态度，区别只在於“前提”和“议题”，那么还有什么必要以武力相威胁呢？既然白皮书说“台湾在国际上与其身份相适应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对外活动空间，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等等，都可以在这个框架内，通过政治谈判，最终在和平统一的过程中得到解决。”为什么还要摆出逼人就范的姿态、招致台湾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反感呢？为什么不能通过谈判和妥协，在“和平统一”的前面加上“民主的”定语呢？其实，加上这一定语，对中共和大陆人民谈不上什么妥协，而是大陆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台湾提出“民主的和平统一”，等於为大陆提供了一个进行政治改革的绝好契机和堵住强硬保守派的嘴巴的方便借口，为了祖国统一的千秋大业就必须进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这样做的结果，最大受益者恰恰不是台湾、而是大陆本身。
（二）道义的力量
尽管在短期内，两岸关系不明朗，存在着容易引起紧张局势的种种不确定性，但是从长远的目光看，两岸关系的未来前途除了民主的和平统一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这种唯一性首先是由民意、其次是由现实决定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要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朱熔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说“寄希望於台湾当局，更寄希望於台湾人民”。在记者会上，朱熔基看重的也是在台湾大选投票前对民意的影响，寄希望於民意向背在最後投票时刻的关键作用。他说中国的统一是台湾的民意、大陆的民意、全世界华人的民意，他一方面用怀柔的口气，声称相信台湾人民的政治智慧，能够做出符合大陆期望的明智选择；另一方面又用威胁的口吻让台湾人民“要警惕啊”，不要拿自己的切身利益作“台独”分子的政治祭品，“否则将後悔莫及”。陈水扁当选後，大陆政府要求台湾新政府回到“一个中国的原则”上来，再一次诉诸於渴望安全的台湾民意。由此可见，无论是怀柔还是恫吓，无论是大陆当局想用威胁来影响台湾选情，还是用一个中国的原则作为与陈水扁的新政府打交道的前提，都要诉诸於台湾的民意，至少要在表面上打“民意”牌。
大陆政府可以通过舆论控制和党的喉舌误导民众，煽动起狂热的民族主义，作为对台湾动武的道义根据；但是，大陆政府对自身道义合法性的危机也不可能视而不见，它没有足够的信心在战火燃起之後还能把握住民意的向背。道义上的劣势使中共不仅害怕国际社会的干预，更害怕国内不满的全面爆发。在十六大的筹备期，甚至中共党内都有人发出这样的质问：十六大能开成，十七大还能吗？只要稍有理智，明知道玩火者必自焚，谁还会偏要玩火呢？现在，大选的结果已经揭晓，恫吓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帮助大陆最不能接受的人赢得了选举的胜利。两次威胁之结果的适得其反，应该使大陆当局认真反省自己的强权政治，从现在开始学习怎样与民主体制下的政府和民众打交道了。
其实，大陆根本不必太看重谁当选，在没有看到新总统的施政纲领和具体政策的情况下，不必急於显示自己的强硬，否则的话就会反应过敏，做出错误而危险的决策。台湾现在已经是自由民主的社会，民意乃是执政者权力的唯一来源，无论是在大选期间，还是在选举之後，没有一个候选人和当选者敢於逆民意而动，民意的向背将最後决定候选人和执政者的命运。大陆的执政者的升降虽然不取决於民意，但是两岸的民意、国际舆论、两种制度之间的优劣对比和现实的实力对比所形成的综合压力，也会起到类似於民意向背的道义作用，特别是美国及其北约成员国和联合国的态度至关重要。克林顿总统顶着美国国内巨大的反华压力，全力游说国会给予大陆PNTR，支持大陆加入WTO，重伸一个中国的原则，这种态度也会对因大陆的强硬和陈水扁的当选所造成的紧张气氛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同样，在一个民主体制下，不论是哪个党的候选人上台都必须接受民意的监督，奉行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高於党派利益的宪政原则。台湾的民意（87%）是两岸的和平与大陆的民主，台湾新总统搞“台独”有违於民意，大陆执政者想在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下，以武力和强权征服台湾也有违於民意，越以武力强加，所招致的反感和离心力就越大。如果大陆政府敢於开放言论自由和公正的民意调查，我想，大陆的民意也肯定是和平与民主。两岸的民众都清楚，一旦开战，最无辜最倒霉不是政府，而是平民百姓。回顾历史，国共的对抗为中华民族带来的只有灾难和资源的巨大浪费（战争所造成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军备竞赛所消耗的大量经费，为了加强各自的国际地位而空耗钱财去收买那些没有任何原则的无赖国家……）。而美国在抗战中和抗战後，都一直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停和斡旋，其主旨始终是促成国共合作、避免战争，在和平的环境下，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富裕的中国。如果不是毛泽东一意孤行，把百废待兴的中国错误地拖入由金日成和斯大林挑起的朝鲜战争，大陆中国就不会与世界主流文明隔绝那么久，台湾问题也许早就解决了。
美国的这种热心既是基於自身的利益，也是基於日益被全人类所认同的普适性价值——人的自由、尊严、权利与世界和平。现在，“人权高於主权”所表述的人类正义越来越成为解决国际冲突的准则之一，在相对正义的国家主权之上，还有《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绝对正义的人权，为了人类的基本权利，各国在必要时应该出让一部分主权，这是每一主权国家应尽的道义责任，也是新世纪的国际秩序得以建立和维持的道义基础。自由、和平和发展才是世界文明的主流与前途所在，而决不仅仅是大陆当局反复强调的“和平与发展”。 正是依靠种道义优势，西方开放的自由社会才战胜了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方封闭的极权社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才赢得了二十世纪最後十年的三次区域性人道主义的军事干预的胜利（出兵海湾，遏止了独裁者加战争狂的萨达姆的企图独霸海湾的野心；军事干预波黑和科索沃，阻止了种族战争和种族灭绝）；也正是这种道义要求，才使东欧、亚洲、非洲、拉美的独裁者在下台之後，必须接受道义和法律的审判。因为，如果没有自由，和平就得不到保证，也不会有真正的发展（发展是以人的生存状态的综合质量为标准的，而决不仅仅是多吃几片面包、多储存几颗核弹头）。换言之，两岸的民意、全世界爱好自由、民主与和平的所有人的民意，就是道义之所在。武力强权也许可以得逞於一时，但决不会当道於永远。
我认为，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之所以节节胜利、成为世界文明的主流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与其说是受惠於物质或科技的进步，不如说是得益於人类对道义的追求和坚守。如果没有这种对自由与和平的持久而坚定的道义立场，人类也许早已毁灭於自己的科技进步了。从古至今，国与国之间的竞赛，与其说是科技的竞争，不如说是制度的竞争，制度创新可以包容并激励技术创新，但是技术创新绝不能涵盖制度创新，决定胜负的最终因素是制度而非科技。而制度竞争的说到底则是道义的竞争，谁拥有道义的优势，谁就是最後的赢家。当今世界，宪政民主制度相对於其他制度的优势，就在於这种制度的道义立场——实现并保障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为人的创造力的最大限度发挥提供最有效的制度激励。
因此，如果囿於狭隘的主权、内政的原则而罔顾国际正义、人类的共同价值和人的自由；如果仅仅把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应用於两岸关系问题，作为一味敌对、进而作为武力解决两岸关系的理由，那么再强大的武力也会因缺少最起码的道义合法性而成为孤家寡人，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最终的失败是注定的。不错，台湾人是中国人，但是台湾人首先是大写的“人”——一个个具有天赋的自由和尊严的人。而人的自由和尊严是超越地域、国界、种族、文化、阶层……的界限的。每一个人都有免於他人（特别是暴力）的侵犯和强制的权利，有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居住地的自由。台湾人作为人类的个体，其自由、尊严和权利不仅受到台湾宪法的保护，而且受到《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的保护。在没有征得两岸人民、特别是台湾人民的同意（就等於没有得到人民授权）的情况下，就强制性地以武力解决两岸统一问题，不仅有违民意和侵犯人权，而且有违人类正义、联合国宪章和历史潮流。今天的国际社会决不会忘记二十世纪的狂热民族主义演变成法西斯主义的惨痛教训，坐视任何可能出现的对人权与世界和平的威胁。同时，拥有了自由和尊严的人民，也决不会屈从於武力强权的威胁，因为反抗强权是世界公认的基本人权，而世界公理就是人心之所向和道义之所在。
现在，一个与中共没有历史积怨的新政党上台，为一种没有敌意的两岸关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如果两个执政党都能以民意和道义为重，民进党的上台未尝不是两岸人民的福音。一方面，陈水扁及其民进党的执政，使其角色发生了变化，由台湾社会最大的在野党和政府的批评者、监督者，变成了被批评、被监督的执政者。在野时的批评者和监督者的角色，使之可以采取相对激进的高调立场，而执政後的被批评者和被监督者的新角色，就要求它必须保持相对保守的低调立场。这大概是成熟的民主社会的常规。何况，陈水扁尽管以接近40%的得票率当选，但他所统领的仍然是个弱势政府，60%的拒扁的民众和国会中的劣势，使陈水扁的新政府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制於多方面的、特别是国会和民意的制衡，陈水扁必须保持低调，弱化他本人的“台独”色彩；超党派的国家意识和全民利益对执政党和新总统的要求，也将抑制民进党本身的“台独”诉求，迫使陈水扁与民进党拉开距离，推动他全力寻求缓和两岸紧张关系与维护海峡安全的可行性的大陆政策。同时，和平统一也是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要求。为了在国际上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为了获得美国的实质性支持和国际舆论的道义声援，执政了的陈水扁及民进党也要弱化甚至放弃激进的“台独”纲领。
事实上，陈水扁本人在竞选中和当选後，都以高姿态反复强调与大陆的善意对话和建设性沟通，一再重申国家和民众的利益高於党派的利益，他宣布就任後辞去中常委的职务，不再参加民进党的活动。在请李远哲出面组阁失败後，陈水扁力邀国民党籍的唐飞组阁，赢得众多赞扬，说明了他对自己的新角色已经有了清醒的意识。陈的当选也带来了这样的可能：由於“台独”在很大程度上是民进党争取执政的策略，陈的当选为民进党带来的执政地位，使其政治视野更为开阔，不再囿於岛屿意识，从而为修改以台湾独立为政治诉求的党纲提供可能。最近，台湾岛内不断有要求民进党修改“台独”党纲的呼声，民进党中常委陈昭南已经向民进党中执会提出「台独党纲修正案」，意欲将党纲中「建立台湾共和国、制宪」等字眼删除，改为由公投来决定是否改变两岸关系的现状。如果“台独党纲修正案”获得通过，那就为台湾新政府与大陆打交道拓展让两岸都有回旋余地的积极空间。
另外，民进党是建立在自由宪政基础上的多党制式的政党，完全不同於建立在苏联式独裁政党模式基础上的国民党和中共，所以，陈的当选使大陆政权必须面对一个完全民选的新政府和一个新的执政党，不得不接受与最不喜欢的对手打交道的现实，听一听来自代表台湾“草根”民众利益的政党的声音。对民进党而言，过去它直接面对的是执政的国民党，它在两岸关系上的政治诉求只能通过国民党才能变成政府决策。现在，民进党作为执政党必须接受直接面对中共政权的挑战，面对面地了解这个以前只闻其声的威权政党。换言之，新的台湾政府和现任大陆政府在两岸关系上都失去了老对手，而新的对手可以突破老对手的僵化格局，开辟新格局，从而创造这样一种可能：使大陆政权换一种有别於强权和武力威胁的全新的思路，使民进党也换一种不同於“台独”的新策略，在这个新世纪里，把两岸关系带入新天地——用对话代替威胁和对抗。
台湾的执政党和在野党通过全民大选，完成了权力和平转移的现实，对大陆的道义影响是巨大而多方面：首先，台湾的一人一票的公正大选，对大陆民众具有示范式的道义激励作用，连出租车司机都认为大陆当局应该学习台湾。现在，民间出现了强烈要求中共向国民党学习、进行政治改革、开放“报禁”“党禁”的呼声。其次，对大陆知识界，台湾经验已经不是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奇迹了，而是民主政治奇迹下的持续繁荣和社会稳定，这一事实有力地批驳了“中国人不适於搞民主”的国情特殊论，批驳了以社会稳定为借口拒绝政治改革的“先面包、後自由”的犬儒理论，为自由主义理论提供了与政治保守主义进行论战的最具说服力的实证经验。再次，对大陆的持不同政见者来说，民进党由被打压的弱小的不合法的民间政治力量，到合法的最大在野党，再到今天的执政党的奋斗历程，为日渐沉寂的民间反对派运动提供巨大的鼓舞和最具亲和力的榜样，既增强了他们面对强权的道义信心，又有了可资借鉴的进行内部整合的操作性资源。
最後，对於至今仍然崇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式强权的大陆执政者来说，陈水扁的当选既是一剂道义良药、又是一种道义压力，使大陆政府从强权的自恋中、从传统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崇拜中清醒过来，面对民主台湾的真正民意和全世界的要求和平与支持民主制度的道义立场，面对台湾的执政党和在野党成功地完成了权力和平交替的现实，面对来自大陆民间的质问：国民党能，共产党为什么就不能？！当大陆政权意识到武力威胁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而真正的武力征服又没有现实的可行性之时，当中共从这种武力威胁的失败中，感到自由民主在道义上的力量和优势与一党独裁在道义上的虚弱和劣势之时，就会寻求和平的方式，坐下来进行真正对等的对话和谈判。陈当选後，大陆方面的低调、平静的反应与此前的声嘶力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更凸显了党内拒绝进行政治改革和主张对台动武的死硬派的极其尴尬的被动处境；也为党内主张进行政治改革的健康力量提供一张推进“民主的和平统一”的道义王牌。可以说，台湾的成功是中国实现全民族的由民主理想的最大道义资源。维护台海和平，民主制度和自由灵魂所具有的道义力量，比任何先进武器都强大都长久，因为靠专制强权和野蛮暴力统治世界的时代早已过去。
我相信道义的力量，相信在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秩序中，拥有道义的人，即便手无寸铁，最终也不会败在武装到牙齿的强盗脚下。不是一海之隔天时地利，而是人人心向自由民主的道义凝聚力，才是台湾人民免受战争之灾的最坚固的安全保障。否则的话，人类正义与野兽的丛林法则的区别何在？二十一世纪与茹毛饮血的时代又有什么区别？
（三）无法回避的现实
从现实的实力对比的角度看，尽管大陆地广人多、武力比台湾强大且拥有核武器，尽管大陆正在急迫地从俄罗斯进口先进武器，尽管中共可以利用不受约束的执政权力集中大陆的所有资源，进行军备升级和战争动员，但是，大陆要想以武力征服台湾就必须具有相对优势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才能跨越一海之隔的天然屏障。还要有强大的後勤保障能力，才能维持第一次登陆成功後的後续占领。但是就目前而言，大多数军事专家认为，大陆对台湾没有多少制空权和制海权的优势，也没有能够适应现代战争的後勤保障能力，跨海作战的胜率极低，哪怕大陆有60%登陆成功的把握也不敢贸然行事。同时，大陆想用武力征服台湾，必须在美国及国际社会不进行人道主义的军事干涉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如果国际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存在（几乎可以肯定，如果大陆武力攻台，国际社会就要进行人道主义的军事干预），大陆绝无可能用武力征服台湾。
退一步讲，假设在没有国际社会进行人道主义的军事干预、大陆对台湾具有军事上的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即便大陆能够以强大武力粉碎岛内一切有组织的抵抗，从地理上征服了台湾，也绝对征服不了二千三百万已经自由了的灵魂，各种形式的反抗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占领者身心俱惫。如果慑於占领的代价太大，而只进行密集的导弹奇袭并配以电子战，瓦解台湾的机场和战情指挥中心，进而逼迫台湾坐到谈判桌前。但是我认为，在目前的国际环境和台湾现有的军事力量以及民众的道义凝聚力之下，这样的目的是根本无法达到的。或者说，以台湾现有的实力和民心，除非与海岛一起毁灭，否则决不会停止抵抗。更何况，大陆一旦动武，世界的支持和同情肯定在台湾一边。由於道义和现实利益所在，即便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不进行武力干涉，大陆也必然要受到全面性的严厉的国际制裁和道义谴责，这是国际社会在两岸处於战争状态之中，能够向大陆做出让步的最後底线。联合国也极有可能置大陆作为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於不顾，接纳台湾进入联合国，台湾的流亡政府也会以此为契机，宣布独立。而一旦独立就再无重新统一的希望。
所以，理想和道义也罢，现实和利益也好，走和平民主之路，统一就有希望，中国人也会因此而得到全世界的赞誉和尊重；而凭武力进行征服，台湾只能别无选择地独立，大陆中国不但在道义成为孤家寡人，而且对国际贸易和外资依赖日深的国内经济也将陷於困境。战争不仅吓走了外资、外商和招致严厉的国际制裁，而且高昂的战争经费必将耗尽改革二十年所积累起来的经济资源。也许，战争之初，长期被控制被同化的民众会陷於或真心或假意的爱国主义迷狂（象北约误炸使馆事件时的狂热），但是，在中共的正统意识形态早已失去说服力的今天，民众的最初大宣泄过後，战争所带来的破坏、伤亡、萧条和国际孤立等一切灾难，就会把民众的积怨和愤怒转向他们本来就极为不满的腐败权力，那时的大陆真的就是内忧外患了。
现在的大陆，尽管还有着表面上的稳定，然而，实际上，由於执政者一直拒绝政治改革，体制的陈旧、僵化和腐败所积累起来的矛盾和仇恨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高危机程度，旧冤未平，新冤累累；仅举出其中有目共睹的几项就足以见证。
1、公开的和半公开的反体制力量： “六•四”事件和“六•四”之後，民间的反体制力量已经公开化（以各种形式反抗着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六四难属群体等），并且得到民众的各种方式的支持和同情，虽然屡被政府以强权打压，却仍然持续不断，成为压不灭的火种，打不垮的脊梁。这种力量不仅来自体制外而且在体制内也有不可小视的潜力，有些老共产党员已经走上反体制的前台（如李慎之、李锐、鲍彤、胡绩伟、杜润生、于光远、吴江、王元化、王若水、许良英、朱厚泽、被软禁的赵紫阳等），他们的资历、学识、智慧和良知在知识界和工商界都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就连执政者也不敢小视这种道义力量。。从民主墙到“清污”“反自由化”再到“六四”，以及“六四”之後对民运的镇压，直到今年四月，中共发动的对李慎之、刘军宁、樊钢的打压，恰恰证明了自由主义群体的力量。虽然受到政府各种形式的压制（监狱、黑名单、窃听、跟踪、开除公职、点名或不点名的意识形态大批判……等等），但是自由主义的经济知识和政治理念在中、青年的文化界和民营企业家中已经扎根，形成了相当可观自由主义群体。民主观念在城市的关心时事的居民中也已经广为普及。这些相信自由主义价值的社会群体，已经与一党垄断国家权力的体制形成了行动上和观念上的难以调和的对立。在强权高压下沉默的大多数决不会永远沉默。
2、民众中的不满：被打压的F、中功以及各种民间的自发的准宗教组织，这些组织的几千万或上亿的信徒前赴後继的抗争，在抗争中觉醒到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的可贵，以及强迫的意识形态统一的反人性；几千万失业者（据估计国有企业共有一亿四千万职工，最终失业者将占35%）、被剥夺得最严重的亿万农民的集体上访和请愿，在争取基本人权的行动中，意识到了垄断权力之下的分配的极端不公正（农村的失业或半失业人口多达二亿左右。）；流动在各大城市底层的饱受屈辱的上亿民工的团伙性破坏性的行为，用“夜晚政治”变相地反抗着政府在城乡之间人为制造的歧视性政策……现在，这种种不满已经演变成持续不断的小规模的冲突甚至暴力对抗（最近，东北的杨家庄子矿区因关闭矿场发放资遣金引发不满而造成二万多人的大规模暴动，最後动员了大批军警才镇压下来；广东省四会市前发生警民冲突，二千人围市府；镇江各个地点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集会，抗议政府擅自停还地方债券的本金，京沪线已被切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民众与政府的对抗性冲突每天都在发生。
3、民族矛盾：西藏、新疆与现政权的冲突由来以久，中共的双管齐下的怀柔和镇压也难以摆平，少数民族要求完全自治或独立的民族诉求与现政权的冲突愈演愈烈。新千年伊始，西藏的第三号宗教领袖、白教噶玛巴活佛出走印度，前全国政协委员、新疆「第一富婆」热比娅，被中共以「非法向境外提供情报罪」判刑八年，更凸现了民族冲突的尖锐。而这些民族问题与台湾问题有共同之处，即不接受没有民意授权的强制性的统一——文化同化和制度同化。
4、全社会对渗透到执政党每个细胞的无可救药的政治腐败的不满，越来越悬殊的贫富两极分化所埋下的怨恨（据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中心显示，目前中国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远远超过欧美国家，已经达到了就要突破社会承受能力的0.457的水平），动则几亿、几十亿、上百亿的集团性腐败案，成为老百姓和官员们都公开谈论的话题，最高决策层也把腐败作为重大议题，提升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高度逢会必讲，但是政府的反腐败却毫无成效，最多也就是拿某个人开刀，作作秀而已（胡长清案）。体制的弊端只能使反腐败变成权力斗争的工具（陈希同案），而普遍的腐败却越反越烈……最保守的估计，改革开放二十年以来，权力的市场化和资本化给极少数权贵带来的利益至少有三十万亿人民币之巨。这种制度性的腐败，使政权的道义合法性所剩无几，政府权威的维持越来越依靠强制力和利益收买（政府性贿赂不仅是对国内，更是对国外，大陆的巨大市场成为中共面对国际谴责时最有力的王牌，对港台及其他海外华人亦如此）。这种腐败不仅蚕食着中共政权的道义合法性，而且把战争年代靠革命信念凝聚的中共，变成了只靠利益交换维系的犬儒党。积压已久的危机将因战争所造成的经济萧条和政治恐慌而全面爆发。
5、经济危机。邓小平式的单项经济改革的正面能量早已释放完了，负面效应在八十年代末就已经极为明显，“八九运动”的发生就是针对改革的负面效应的。“六四”之前经济改革只不过是收拾毛泽东留下的烂摊子，还历史的欠账；1992年的“南巡”所掀起新一轮经济改革浪潮，也只不过是为了收拾他自己造成的“六四”烂摊子。两次经济改革的成就感和对民众的说服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改革的背景太黑暗太荒芜太绝望，晚期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已经没有一丝光亮，邓小平的改革仅仅是来自边缘的微光。“六四”大屠杀是邓小平亲手扼死了大陆仅有希望之火，他想用“南巡”再一次点燃。但是，单项的经济改革已经无法重燃希望之火了。现在，大陆经济的高增长期已经过去，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经济体制改革停滞，制度性的死结（权力的市场化）紧紧扼住经济的咽喉，表面上的繁荣已经掩饰不住骨子里的危机四伏。1998年和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实际上远远低於官方公布的数字（实际上是为了政治目的而做出来的数字。四月十一日新华社播发一篇反形式主义的文章，主要是针对各级官僚为了政绩而虚报产值的现象）。国内外诚实的经济学家估计增长率最多达到5%。积重难返的国有企业改革毫无起色，股份制改造（债转股）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大多是走形式，包装空壳企业上市（国有企业的负债率高达83%，是名副其实的空壳经济），套取社会闲散资金，加强国家的垄断，以行政权力为支撑的黑箱操作和信贷倾斜，造成了大量的公共资产流失和极不公平的竞争。
结果，国有企业的改造变成了用全民的公共资产去填一党私产（国有企业）的无底洞。对国有企业的资金支持主要来自国家财政和垄断金融的贷款，而国家财政靠的是税收，1999年，非国有企业上缴的税收额已经占国家全部税收的76%。银行贷款主要靠老百姓近七万亿的储蓄，为了挽救国有企业，朱熔基连续降低信贷利率和存款利率，老百姓在存款利率上的巨大损失，恰好是通过信贷政策的全面倾斜使国有企业获得的大量低息贷款。企业的兼并和破产，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向社会转嫁危机；剥离不良资产的灾难承担者是大量的失业职工。於是，在朱熔基保证“国企三年脱困”的政绩要求的行政压迫下，在朱熔基一贯奉行的集权式改革的操作下，国有企业得到了虚假的扭亏增盈，而作为大陆经济高速增长支柱的非国有经济却出现大面积滑坡，亏损、倒闭、破产的不再只是国有企业，市场经济的宠儿——民营和私营的企业也处在亏损、破产的困境之中。
在金融领域，一方面是国有银行居高不下的不良资产（最保守的估计为60%），主要靠民间的储蓄来维持。国有企业欠金融机构的债，金融机构欠老百姓债，两种债务的不对称趋势愈演愈烈，金融系统的对内支付能力随时可能瓦解。另一方面，刚刚萌生的民间金融行业也在朱熔基的全面围剿下一蹶不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渠道被全面封杀。大陆之所以能逃过亚洲的金融危机，决不是因为大陆的金融制度有多么健全，而是因为它对世界金融市场的封闭，加入WTO之後才是对大陆金融业的真正考验。事实上，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所有隐患在大陆全部存在，甚至更为严重，它的维持全靠政府强制性地对全社会公共资产的剥夺。可以说，大陆的经济改革最大的受益者既不是国家，也不是老百姓，而是权贵们所组成的利益集团，通过权力市场化达到资本权贵化。
6、执政党的危机。去年，政协主席李瑞环在陕西发表讲话，提出目前大陆所存在的五大危机的根子全在党内。春节前，江泽民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上关於从严治党的讲话，经过删节後於2000年4月2日公开发表。全篇只有一个主题：中共党内所存在的危机，已经威胁到党的生存和执政地位，再不从严整治，用不了多久就将亡党。江泽民指出，中共党内的自由化倾向、信仰真空、道德堕落、意志薄弱、官僚主义、腐败盛行、组织涣散、政令不畅、唯利是从、勾心斗角、任人唯亲唯钱、跑官卖官买官……甚至在权力斗争中出现多起副职雇佣杀手谋杀正职的恶性事件。可以说，这是中共执政以来，公开发表的党魁对党内问题的最激烈的批评。虽然江泽民仍然坚持一党独裁的立场，认为只有中共才能治理大陆，从严治党是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和党的自我腐烂，但是他所指责的党的现状却是真实的（相信讲话的完整原文更为激烈）。一向只自夸而不检讨、只炫耀成绩而不承认失败的中共，一向自恃“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共，在严格控制舆论导向的大陆，公开发表党魁如此讲话实属罕见，充分证明了中共自身危机的深重。何况，现在中共的强人时代已经过去，再也没有一言九鼎的核心权威，高层的权力斗争将更为激烈和公开，带有更明显的没有主义而只有利益交换的犬儒色彩。围绕着十六大的权力角逐愈演愈烈，反对江泽民连任的党内争斗已经半公开化（在刚结束的两会上，李瑞环的讲话提出的“新三讲”，非常明显是针对江泽民的“老三讲”而发的），正如李瑞环指出的，大陆的最根本危机恰恰在执政党内。这样的末世执政党，一旦对台战争受挫，党内危机也会象社会危机一样全面爆发。党内危机爆发的危险还在於，目前，由於中共当局全力打压一切组织化、学术化、宗教性或准宗教性的民间整合力量，致使民间的自组织能力几乎等於零，大陆社会的整合资源只有丧失了道义合法性的、依靠硬性强制权力和软性利益收买的执政党，执政党的危机一旦爆发，必然导致群龙无首的社会雪崩式的瓦解。
7、全社会的道德崩溃。更可怕的是，在政权的道义合法性日益瓦解的同时，大陆人在价值选择上的无所适从和全无底线，唯眼前利益是从。由长期的政治的道德无耻，已经差不多毁灭了大陆人仅存的人性。从政治运动中的大小阴谋到经商大潮中的各个层次上的暗箱操作，背信弃义和唯利是从的犬儒化，已经成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行为方式与思考方式的常态。即便是爱国主义这种最原始的群体感情也日益犬儒化了。去年的使馆被误炸风波，参加反美的示威游行的大学生们，今天还愤怒地向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举拳头、喊口号、投掷砖块和装满尿的朔料袋，过些天就去美国使馆办签证。今年三月，北京举行去美国自费留学的教育展，其拥挤程度象每年春运期间的人贴着人的火车站，京城的人们也顾不上斯文了，象进城的农民工一样你推我搡，致使展厅人满为患，主办者不得不中止展览。另外，据美国方面透露，大陆的省部级干部几乎每一家都有子女在美国或西方。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参加一个私人聚会，在回答记者关於两岸关系的提问时说：我们手中有一张中共最害怕的王牌，那就是让大陆的高干子女在美国的巨额财产曝光，向公众展示他们的豪宅、游艇、名车……（大意如此）。由此可见，爱国主义象一切官方口号一样，只不过是牟取党派的和个人的利益的工具而已。现在的大陆人除了权力和钞票，除了一己私利之外，什么也无法真正打动他们。就凭这样犬儒化的爱国主义，怎么可能靠战争来化解危机和加强民族的凝聚力？在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如此深重的情况下，除了中共之外，民间社会还没有一种兼具道义的感召力、合法性和广泛的动员能力的有组织的健康政治力量，可以成为凝聚民意和稳定社会的核心。这样一个处在道德品质完全腐烂之中的社会，既无力经受对外战争的严酷考验，也无法提供新体制创建所需要的人性基础，所以，危机一旦爆发，就可能玉石俱焚、片瓦无存。那可真就是上帝假自相残杀的战争之手来毁灭我们这个民族了。
（四）明智的选择
从台湾的角度看，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努力在台湾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使中国人居住的一个岛屿成为举世瞩目的自由、民主、富裕的社会而得到世人的惊叹和尊敬，台湾经验为欠发达国家、特别是为大陆中国提供了怎样走向现代化的示范，有力地驳斥了中国人不适於民主制度的“国情特殊论”和“文化决定论”。现在，台湾的民主政治又结束了一党独大的不健康局面，开始了政党轮替的新阶段，中国人终於可以期盼自己的第一个多党政治时代的到来，标志着民主政治健全的常规也将随之建立。在有着几千年帝制传统的中国，在一党统治半个多世纪的党国体制的台湾，在大陆的十三亿人仍然屈从於威权体制的悲剧下，台湾的成就实在是来之不易，值得所有的中国人珍惜；但是，就现实而论，“台独”决不是台湾人自我珍惜的最佳选择。如果民进党的执政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就是把过去的“国共之争”转化为未来的"统独之争”，那无疑是陈水扁的最大失败。既然大陆政权承诺“在一个中国的原则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台湾政府就可以用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来交换大陆放弃“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而接受“民主统一的原则”。两岸统一的时间表就是大陆的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时间表。也就是说，只有大陆庄严地承诺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台湾才承诺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的统一。民主统一是台湾的最後底线。如果一个只有二千三百万人口的岛屿，能够利用统一的契机促成有十三亿人口的大陆社会的民主转型，那不仅是对中华民族的、也是对人类文明的史无前例的伟大贡献。
从大陆的角度讲，历尽内忧外患（主要是内忧）的大陆中国人，好不容易进入改革开放的时代，所处的国际环境也是一百多年来最好的，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遇的最优选择，不是追求以武力为手段，在短期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於台湾，而是以台湾经验为中国人的骄傲和典范，集中全部精力从事本身的经济及政治改革。既然对台湾的任何让步都是“让步给中国人”，既然台湾的民意是民主式的和平统一，那么，放弃“一国两制”的邓小平模式，接受台湾提出的“民主统一”模式，恰恰证明了中共的第三代不同於第二代的高瞻远瞩之处。大陆当局应该认清：“一国两制”适用於香港、澳门，只是因为那是收回殖民地而已，没有太多可以还价的余地；但是把“一国两制”应用於台湾这个国共内战的遗留问题，就有些文不对题、强人所难了。国民党退居台湾後，中国分裂成两个政权是已然的客观事实。台湾几乎是在与大陆完全隔绝的环境下，自主地生存、发展了五十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如今又进入了政党轮替的民主政治的新时期。台湾人太知道生活在没有自由的专制制度之下的痛苦，太珍惜靠着几十年的流血牺牲所争取到的自由和富足，他们怎么可能接受一个专制政权的统治——哪怕仅仅是形式上的统治！邓小平本以为是宽大为怀的“一国两制”，香港人和澳门人的接受已经实属无奈（因为这种统一并没有征求港澳的民意，只是中英、中葡政府之间的决定），更何况已经自主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台湾人了。
实际上，“一国两制”是邓小平面对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失败的事实，而不得不做出的无奈选择，等於他已经承认社会主义失去了吸引力，大陆的统治模式无法强加於港、澳，只能在实质上放弃制度性的政治强求，以换取在面子上的民族统一。这种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让步和妥协，本身就是制度失败的结果。那么，面对东欧聚变、冷战结束的社会主义全面失败的国际大趋势，面对自主地完成了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成功转型的台湾，江泽民核心为什么就不能尊重现实、顺应民意和历史潮流，放弃“一国两制”呢？如果大陆政府不想让台湾无限期地拖延和平统一的谈判，那么大陆政府也不能无限期地拖延大陆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所以，大陆当局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放弃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接受台湾提出的“民主统一”的对等谈判，把“两制”删除，只留下“一国”， “一个中国”是大陆的唯一前提。换言之，台湾的陈水扁政府放弃“台独”，接受大陆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大陆的江泽民核心放弃“一国两制”，接受台湾的“民主统一的原则”， 以和平统一的诚意来感召对方，以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双重成就来吸引对方。如果这样，我相信用不了五十年，统一大业就会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如果这样，大陆的现行执政者就既在两岸民众和国际社会之中赢得了道义上的合法性，又完成了中国的民主化和统一大业，江、朱等人就是超越中共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名副其实的第三代，成为开创中国历史新纪元的功德无量且名垂青史的伟人。何乐而不为呢！
道义的责任和现实的要求都指向一个目标——两岸问题的最终解决：和平是唯一的选择，民主是最佳的前提。
对此，两岸都应该怀有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耐心与善意。有坚定的信心才会有从容的耐心和善意。无论现在的中共第三代能否完成民主统一的事业，历史的潮流所预示的中华民族的最佳未来只能是：今日的台湾就是明日的大陆。
二 影射现实的康熙版图
近几年，大陆电视剧对帝王丰功伟绩的歌功颂德火暴异常，《雍正王朝》在1999年创下的收视率新高，旋即就被刚刚热播的《康熙王朝》超过。长期在帝制传统和中共专制新传统的双重奴役下的大陆人，特别热衷于争权夺利的宫廷阴谋、仁慈和铁血并用的天子及绝对驯顺和冒死进谏的忠诚奴才，而御用文人们又特别懂得：怎样通过对历史的肆意阉割向当今专制者和奴性大众献媚，再通过这种双重献媚牟取巨大的商业利益。
《雍正王朝》塑造的是锐意改革的帝王，《康熙王朝》塑造的是完成统一大业的帝王，此剧的编导公开承认，全剧的主线是康熙东征西讨的统一大业：剿平吴三桂、收复台湾和征服格尔丹。纵观全剧，康熙喊出的最响亮的口号就是针对台湾的“剃发、称臣、登岸”。只要郑经答应了这三个条件，他就会得到大清朝廷恩赐的一切，就可以成为台岛上的自治之王。否则的话，只有死路一条——在大清的铁蹄下覆灭。
众多历史学家指出，《康熙王朝》中收复台湾的情节中，起码有三处严重的史实错误，这三处硬伤绝非无关紧要的历史小细节，而是事关历史真相的关键史实。而我的理解是，之所以出现这样严重的史实硬伤，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因为只要稍稍留意，这类错误就可以避免。换言之，这样的硬伤，绝非该剧主创人员的弱智或疏忽，而是他们有意为之，以便迎合当权者的对台方针和大陆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观众的眼中，康熙收复台湾的决心和行动就是现行统治者的写照，而一心想分裂国土企图在岛上称王的郑经，也就自然是顽固的台独分子。
无怪乎此剧的热播之后，御用评论家们大谈此剧的现实意义，一是强调康熙的反腐败，到了大义灭亲的坚决程度；二是强调台湾自古为中国领土，是大陆政权治下的一个省，台湾的出路只有以地方政权的名份，接受大陆的“一个中国”原则，坐下来谈判，才有和平保全的希望。否则的话，现在台湾的统治者如同历史上的郑家一样，将在大陆强大的军事实力的攻击下自取灭亡。
近期《新民周刊》对《康熙王朝》编剧朱苏进做了专访，称“朱苏进先生带着藐视天下的傲气，纵论康熙，豪气冲天”，似乎他本人在编帝王戏的过程中已经成了帝王。而他的自述更明确地透露出用历史向现实献媚的创作动机，他说：“写帝王还要写出他的天道精神和帝王情怀，那种君临天下的浩然正气。”
满族入主中原和异族帝王的东征西讨，实际上是异族对汉族及其他民族的武力征服和统治，而大陆人至今仍然陷于“成王败寇“的陈旧历史观中，把此作为“天道精神和帝王情怀”、“君临天下的浩然正气”来加以歌颂。铁骑踏破中原的成吉思汗和满族统治者，尽管实行严格的种族歧视，但是大陆人仍然把他们作为民族英雄来崇拜。这样热衷于主奴人格的精英和民众，也就只配生活在主人和奴隶的恶性循环之中，要么成为君临天下的专制帝王，要么变成三拜九叩的驯顺奴才。
在现实层面的两岸关系上，自从上个世纪末台湾第一次大选前夕中共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之后，两岸关系的紧张一直没有缓解，并因1999年李登辉提出“两国论”而加剧。而在新世纪伊始，台湾举行第二次大选前夕中共的文攻武吓，把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送上总统宝座，从反面帮助台湾和平完成第一次政党轮替，之后的两岸关系每况愈下。中共坚持“一个中国”和“一国两制”，而台湾坚持“事实上的主权国家”和“民主统一”。
中共政权对岛内台独势力的打压四管齐下，而台湾陈水扁政权则针锋相对。中共的优势在于实力（地大、人多、经济总量大），而台湾的优势在于道义（自由社会和民选政府），所以，双方的较量互有胜负。
一是抓住岛内经济不景气的时机，在经济上加以利诱，宁可忍受对台贸易的巨大逆差，也要把台湾资本引向大陆，意在使台湾经济空心化；而对此，尽管陈水扁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在奉行自由经济制度的台湾，政府对经济实施管制的权力极为有限，所以实际效果不大。要遏制台资流向大陆，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岛内经济起来。因为，资本的本性就是赢利，只要能得到高额利润，商人们才不会为了爱国而放弃发财。
二是武力威慑，大力提高军费和购买先进武器，在福建等沿海地区加快对台布防，积极备战，特别是在对台导弹的布防上，数量和质量的提高都很迅速；而在台湾，由于新上台的小布什政府奉行遏制中共的战略，而遏制战略的另一面必然是“亲台抑中”的两岸方针，小布什不但公开声言信守“台湾关系法“的承诺和必要时协防台湾，还大力提升对台军售的水平，使台湾的防御能力大大提升。有了美国的军事支持，两岸的武力对峙基本上打了个平手。
三是加大在国际上挤压台湾生存空间的力度，千方百计阻止台湾政界的高层人物的外交出访，反对台湾加入一切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甚至连台湾申请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员的要求也横加阻挠。在上海APEC峰会上，中共不但拒绝台湾总统陈水扁派出的代表与会，而且在记者会上公开羞辱台湾的其他代表。而台湾则想尽一切办法开拓国际空间，台湾政界高层以各种理由出访美国和西方国家，尽量争取参加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持之以恒地争取联合国的承认，目前台湾申请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员的要求，已经得到了欧盟和美国的议会的支持。陈水扁过境美国受到高规格接待，国防部长23年来第一次访问美国并与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举行会谈，吕秀莲副总统最近又应邀去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出席国际自由联盟第51届年会，并过境意大利。可以说，自民进党执政以来，陈水扁政府在突破中共的打压、拓展国际空间方面的成绩，远远超过李登辉执政时期。
四是利用打一派拉一派的传统统战策略，意图分化岛内的有影响的政治势力。一方面，中共在大陆全面抹黑和封杀陈水扁、李登辉、吕秀莲及民进党，把他们作为分裂的罪魁祸首，拒绝陈水扁不断发出的善意呼吁；另一方面，对岛内的在野党（国民党、亲民党和新党）采取全面统战，意在彻底孤立民进党，影响台湾在去年11月份举行的立法院和县市长选举。但是，这一策略显然没有奏效，随着民进党在立法院选举中的大获全胜和国民党的惨败，中共也只能承认现实，不得不对其统战策略做出调整，对民进党本身采取分化政策：把民进党的大多数普通党员和陈水扁、吕秀莲等人区分开来。而台湾政府则针锋相对，全力争取岛内对“为台湾正名”的共识，护照上加印“TAIWAN”字样，把驻外机构的名称一律由“台北”或“中华民国”改为“台湾”，最近召开的“世界台湾人同盟大会”，陈水扁出席大会并发表主旨“为台湾正名”的讲话。
而我相信，民主化的台湾已经跳出这种恶性循环，决不会接受这样的主奴哲学。
三 阿扁不怕中共的武力恫吓
最近，陈水扁总统给世台会的致辞，之所以提出“走台湾自己的路”、“一边一国”、“公投”等主张，外在动力来自于中共政权的僵硬和打压，内在动力来自阿扁的自信。众所周知，自台湾完成政党轮替的和平大选以来，阿扁频频对北京释放善意，却没有得到对等地回应，两岸关系一直陷入僵局。另一方面，中共既不放弃武力威慑，又加紧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最近以1.4亿美圆买来了小国瑙鲁的建交，很伤阿扁政府和台湾人的自尊。所以，作为台湾民选总统，对此做出比以前更强硬的回应，也就在情理之中。
一味单方面释放善意，不仅无助于打破两岸僵局，而且很有些屈从于武力恫吓之嫌。中共表面上很要面子，但内在本质的虚弱和无赖，必须有强刺激才能窥其真面目，否则的话，台湾人永远不会知道北京的真正底线！
阿扁明确宣示“走台湾自己的路”，因为他知道“台湾的民主之路、自由之路、人权之路、和平之路”，也是全世界各国的必由之路，更是大陆人民向往之路。阿扁要分清“一边一国”，因为他只是尊重历史的既成事实：中共从执政的那一刻起，一天也没有统治过台湾；台湾人一直以管理主权国家的方式建设着台湾。这一既成事实也为世界主流国家所默认，实际上中共决策层的心中也非常清楚。
阿扁不怕最引起争议的公投呼吁，因为他相信：第一，自由制度之下的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未来归属，这一权利是神圣的，任何力量也不能强制剥夺；他相信2300万台湾人的辨别能力和责任能力，面对台湾的未来选择——独立、统一和维持现状——他们不仅能够明智地权衡利弊，做出有利于台湾根本利益的选择，而且能够对自己所选择的未来负责；而且，在事关全体人民未来福祗和国家根本利益的未来归属问题上，公投肯定是最公正最和平的解决办法。台湾对大陆的最大优势是道义上制度上的优势，而公投在道义上和制度上的理由之充足，几乎无懈可击，符合台湾的自由制度、普世人权价值和国际的规则与惯例：不管将来两岸关系以何种方式解决，都必须征得全体台湾人民的同意。
第二、阿扁心中有数，自从美国从五十年代初介入台海事务以来，台湾问题就超出了内战遗留下来的两岸对峙，也超出了中国内政，而进入日益全球化的大国战略的范围，牵涉到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性的大国之间的较力及其战略利益，是极为复杂的多变角逐。所以，两岸关系的最终定位及其解决，不是两岸自身所能决定的，双方的任何单独政策调整都必须符合大国的全球战略。中共的武力威慑也好，岛内的台独趋势也罢，皆无法决定两岸关系。如果两岸开战，其性质也不再是内战，可能引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环反应。
在这种大国之争的全球战略格局中，中共对台湾，尽管在表面上处于优势（实力以及合法的国际地位），但实际上，由于台湾被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战略同盟之中，现在地西方同盟又在实力上和道义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冷战结束后的中共政权，已经变成了共产集团崩溃后的遗孤，在实力上、在道义上、因而也在战略上，明显处于穷于防守的绝对弱势。何况，目前又是美台美俄日美印之关系全面提升的时期！
由于目前世界局势的演变还没有达到最后摊派的地步，也由于中共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同盟，一方面，形成对中国的柔性战略遏制（包括经济上的和平演变在内），另一方面要求两岸维持现状，静观中国的未来变化。中国如果满足了西方的正面期待，向着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演变，两岸问题就会自然解决，西方联盟也就赢得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佳战略利益，自然乐观其成。如果中国向相反的方向倒退，进而挑起台海战火，西方同盟就只能退而求其次，柔性战略遏制将变成刚性战略围堵，用强硬的实力向中国说“不”，并可能借此终结中共的一党独裁。在目前的情况下，任何一方的激进行为——中共动武或台湾独立——都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因为那将在时机还不成熟之时提前摊牌，美国也就被提前逼入了成本高昂的背水一战。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台海危机提前引爆，所以不会支持极可能破坏其全球战略时间表的台独公投，更不会允许中共的武力犯台。
第三，对中共政权的内外处境，阿扁显然心中有底：北京不会有过于激烈的反应。因为，1，以大陆目前的真正实力和真实的军心民心，中共高层对武力攻台没有必胜的把握；即便当前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大陆人对解决两岸关系方式的内心所想，肯定与中共一贯宣传相距甚远，加之现在的大陆人都很犬儒，心口不一的分裂人格普遍存在，越是高喊打烂台湾的匿名爱国者，可能就越是行动上的矮子。所以，即便提出对未来公投的呼吁，大陆的主流民意也未必就是真心赞成武力攻台。2，中共已经变得非常机会主义，维护政权稳定乃最大利益和核心目标。所谓“民族大义”，不过是实现一党利益的工具，有利则用之，有损则弃之，至多是动口而不动手的犬儒主义。现在，对阿扁挑战的过激反应，必然引起国内外的强烈震动，显然不利于稳定第一的执政方针。3，中共本身的权力交接正处于关键时刻，在未来的权力布局没有稳定之前，不可能对台做出过激反应；4，很想去小布什的德州农场做客的江泽民，已经得到了美国方面的承诺，而且很可能是江泽民享受美国总统如此厚待的最后机会，江不可能在此之前做出有损中美关系的举动。5，在当今世界上，中共的野蛮残暴和毫无信誉，不可能结交真正的盟友。如果中共因此而真的武力犯台，必将为国际社会所唾弃，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当武力攻台的第一枪打响，中共就会发现自己的身边没有一个盟友，甚至连金正日和卡斯特罗也不会为江泽民站台。5，中共害怕台湾公投，实际上是害怕民心所向，尽管中共自我宣称：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心声，但是中共心中非常明白台湾的主流民意是讨厌独裁的大陆，起码不想在独裁社会没有民主化之前谈统一。如果中共真如其口头所言，也有阿扁政权那样对民意的尊重和对人民的信心，何必害怕公投呢？
基于对台湾主流民意的信心，对国际局势的评估，对中共本性的了解，阿扁断定，这是正面表达台湾主流民意的最佳时机，因为心虚的中共面对来自民主台湾的正面挑战，最激烈的反应，也就是象李登辉时代的大规模军演而已。
四 台湾民主只能日渐成熟
此次台湾大选，冲突激烈和群情激愤，绿、蓝之间的对立和争执的激烈程度、民众动员的广度和街头政治的持续时间、甚至出现局部肢体冲突，皆前所未有，真可谓一波三折，曲折跌出。
不可否认，台湾民主的某些先天不成熟和后天弊端，特别是此次大选暴露出的深层问题，确实为那些对民主怀有敌视的人提供了攻击民主的口实，也为“华人不适于民主论”提供了论据，海内外的中文媒体上，不仅充斥着对台湾民主的批评、挖苦和嘲讽，而且大有对新加坡式或中国式的威权体制的肯定、赞美、甚至敬意。这一切，皆对大陆和香港的民主化改革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然而，现在看来，人们都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此次选战的激烈程度和可疑之处，无论有多少不成熟乃至荒谬之处，但基本上是在和平有序的轨道发生，并没有酿成大规模暴力冲突和社会动乱，所以，这次大选仍然是一次地地道道的民主选举。所以，台湾民主是成功的，华人社会是能够经营好民主。正是台湾的民主成就，不仅已经为其他华人社会提供了示范，而且是台湾得以在国际逆境中傲然而立，赢得了世界主流社会的道义尊重。由此，大陆要想在道义合法性上立足于世界，并真正赢得国际主流社会的尊重，只有学习台湾。
此次选举的大起大落和大开大阖，对于已经进行过三次大选和完成过政党轮替的台湾来说，未必就是坏事，与其说是走向劣质民主和扩大族群分裂的糟糕起点，不如说是走向优质民主和弥合分裂的全新起点。起码就目前而言，台湾，这个只有十七年的亚洲新兴民主社会，在对岸庞大的专制政权的挤压下，也在国际孤立的逆境中，经受住了尖锐的朝野对立、族群分裂和浩大的街头政治的考验，正在回归到法治化民主的轨道上，随著验票和调查的结果的出炉，大选争议和民怨洪流也将逐渐平息，说明了台湾的民主法治日渐成熟。同时，此次大选的“乱相”也为全方位的自省提供了契机，如此丰富的经验正好用来总结教训、调整政策、平复创伤，如果做的好，反而会使台湾社会的民主品质和台湾人的民主素养得到大的提升。
不可否认，台湾政治的最大内部问题是族群分裂，很容易诱使政客们以民族主义诉求来动员民众和获取支持，使民主变成狭隘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工具，而非包容的自由主义的工具。然而，必须根据台湾本身的发展轨迹来看待台湾的族群问题，具体地而非抽象地看待本土化和民主化之间的关系。事实上，造成族群矛盾的首要原因，绝非草根的本土化运动，而是国民党权贵对本土平民长期歧视的结果。台湾的南北对立，正是外省权贵与本省平民之间的对立：谁才是最有资格代表台湾的群体？是怀有反攻大陆的大中华情结的外省国民党权贵，还是希望放弃反攻大陆而只想立足于本土的本土民众？所以，来自草根阶层的越来越强烈的本土化诉求，从一开始就不仅是反歧视、争平等的民间运动，是台湾民主化的最强劲的推动力，而且是放弃大中华幻想而立足于本土的自强自立自治运动。
在台湾，民主化和本土化之间的合二为一，不但在两蒋时代如此，即便在民主化之后已然如此。换言之，源于“二二八悲情”的本体化思潮，对内一直是自由民主的最强大催化剂，正是民间本土化思潮催生出台湾第一个在野党，也正是本土化的巨大压力，在推动着以国民党政府放弃反攻大陆的虚幻梦想，立足于台湾本身进行高层的本土化换代的同时，也加快了蒋经国启动自上而下的解禁进程、开启了政治民主化大门。
显然，蒋经国决定开启民主化的重要动力之一，也是基于立足台湾的本土化考虑。因为，当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台、美、中的三角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台湾对大陆失去了国际法上的主权优势，打开国门的中共政权对蒋经国政权展开全方位的统战攻势，“第三次国共合作”成为两岸关系的醒目话题。失去了主权合法性的台湾，要想继续在国际孤立中独立地生存下去而不被独裁大陆收编，就必须寻找在国际上得以立足的新的道义合法性，用符合普世道义的政权合法性来赢得对具有主权合法性的大陆政权的优势，否则的话，在一个具有主权合性和另一个不具有主权合法性的两个独裁政权之间，国际社会凭什么同情和支持不具有主权合法性的台湾？而建立这种道义优势的唯一途径就是民主化。所以，在官民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台湾民主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对外抗拒中共独裁和减缓国际孤立的双重压力的长远战略意义。
也就是说，台湾说服国际主流社会的最具劝诱力的王牌是民主而非独立。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短短的十七年的民主进程中，台湾已经举行三次和平而理性的大选并完成了政党轮替，实在是政治奇迹，不能不令国际主流社会刮目相看。台湾人太知道，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民主台湾对独裁大陆的最大优势是政治道义，为台湾带来这种优势的，不是独立诉求而是民主成就。所以，独裁中共所施加的压力越大，台湾人就越要把民主建设好，其内在动力起码有以下几项：
首先，一个在事实上独立治理和发展五十多年的新兴自由民主社会，必须为国共内战遗留的历史恩怨负责，而且必须面对一个具有主权合法性的独裁政权——既傲慢又对台部署几百枚导弹的政权。这在民主价值成为普世潮流的今天，如果台湾屈从了大陆的一国两制，无疑是专制对民主、独裁对自由的侮辱。所以，对北京的一国两制，台湾的朝野两党都拒绝接受。
其次，一个被岛内主流民意自我认同为事实上的主权独立的国家，却无法在国际上获得合法的主权国家身份，不仅被排除在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与的主要国际组织之外，而且其主权身份也不被绝大多数国家所承认。在住民自决权原则得到国际公认的今天，台湾人却要面对四面楚歌的国际环境，其屈辱感之深重，绝非局外人所能体验。如果台湾主流民意屈从这样的国际现实，也就等于接受了永远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的屈辱。现在，台湾人在无法赢得主权尊严的情况下，就越发需要以自己的民主成就来赢得道义尊严。
再次，在两岸关系上的另一重要角色美国，从冷战开始，一直负有维持台湾安全的责任，即便在与北京建交而与台北断交之后，仍然如此。近些年来，美国历届政府的台海政策的支柱，不仅是维护台海和平，而且是支持和保护台湾的民主制度。美国既不认同台湾要求独立的诉求，更不认同独裁大陆以武力统一民主台湾。所以，即便仅仅从维护台美关系和争取国际同情出发，台湾人非但不会让自己的民主发生倒退，反而只能不断完善民主。
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认为：美国是个现实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一直是国家利益而非自由民主的理想，所以，美国不放弃台湾，决非是为了保卫台湾的民主成果，而基于抗衡中国崛起的地缘政治利益。然而，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走出“孤立主义”的美国外交，其核心战略之一就是遏制乃至瓦解共产独裁制度及其联盟，而这一战略的成功实施端赖向世界推广自由民主，所以，领导自由联盟向世界普及自由民主，已经成为美国的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就是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最大国家利益之所在。美国在经济上推广自由市场，在政治上遏制共产帝国和扶植民主力量，在军事上与独裁国家作战，在文化上输出基督教和自由主义价值，这种全方位的外交攻势，无论在处理每一个具体个案时的利益考虑如何，但其长远战略显然是为了在世界上瓦解各种形式的独裁和推动自由化民主化。简言之，致力于一个自由民主世界的建设，不仅是美国外交战略中的最大国家利益，而且也符合全人类的利益。否则的话，当年由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完全可以制定出最符合强国利益的把弱肉强食合法化的规则，而绝非以自由主义价值观为道义基础的《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
当前，无论从台、美、中关系以及国际局势上看，还是从两岸各自的内部情况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台海现状是毫无问题的。所以，在中共武力威胁之下且得不到国际承认的台湾悲情，主要不是基于安全受到威胁的焦虑，而是来自台湾人的尊严得不到应有尊重的屈辱。正如已经回归大陆的香港人，之所以激烈地反对23条立法和由北京钦定政制改革时间表，之所以在屡屡受挫于北京的蛮横干涉的强大压力下和在北京大把恩惠的利益收买中，还要满怀悲情地不屈不饶地为争取政治民主而奋斗，就在于港人要确立真正的做人尊严，即实现名副其实的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使港人的主流民意和自治权利得到中央政府的真正尊重。
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人，作为属灵的生物，对尊严的看重甚至超过对温饱的追求，何况早已过上了温饱生活且享有了自由的港台人民，在无任何理由不更在乎自身尊严的确立。自由民主制度之所以具有普适性，在根本上来自渴望得到平等对待的人性尊严。现在的台湾已经是自由民主社会，在岛内，台湾人已经是拥有平等尊严的自由人，而在国际上，台湾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却没有这样的平等尊严，也就等于台湾人的民族尊严得不到世界的尊重，如何能不全力以赴地去争取！
所以，只要北京政权不把台湾当作平等的政治实体加以对待，正视并尊重台湾的主流民意，无论北京怎样说怎样做，也无法赢得台湾人发自内心的合作，更无法遏制台独意识的自发扩张，即便诉诸于武力，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要北京仍然奉行在外交上全面围堵台湾的政策，国际社会又不得不与北京合作，不给台湾以主权尊严，台湾扩展合法国际生存空间的努力就不会停止。换言之，在两种制度截然对立的现实下，如果说“台独意味着战争”，是台湾主流民意放弃公投的无奈；那么“战争意味着台独”，就是中共政权不敢轻言动武的无奈。
黑金政治和民粹政治、族群裂痕和省籍对立、劣质口水和局部暴力、国民党老朽和民进党稚嫩……皆是台湾朝野必须加以不断克服的弊端，而且，唯有台湾朝野的通力合作，不断提升台湾的民主品质，同时也在推动大陆民主化方面有所贡献，才是台湾走出悲情困境之正途。对于当此之时的两岸关系问题，全世界热爱自由民主的华人，都应该支持而不是反对、同情而不是冷淡、善意批评而不是恶意诋毁……台湾的民主。正如龙应台女士在《为台湾民主辩护》一文的结尾所作的呼吁那样：“华人世界，请你拍拍台湾人的肩膀，给他一点默默的温暖，同时，深思你自己的处境，让我们彼此扶持吧。”
这种呼吁之于大陆人而言，对台湾人最大的支持就是致力于自身的政治民主化改革，当大陆人也具有了与台湾人一样的人性尊严之时，也就是台湾人和全球华人赢得真正的国际尊严之时。
五 台湾民意对北京强权
任何国家的民主制度的发展，皆要经历曲折甚至危机，老牌民主国家如此，新兴民主国家亦如此。民主国家的政治危机，既是对其民主制度的考验，更是完善民主的催化剂。
值得庆幸的是，经过之后，台湾民主经受住了前所未有的民众动员、街头政治、族群对立的考验，使台湾的民主法治更趋成熟。换言之，只有十七年民主实践的台湾，这个亚洲新兴的民主社会，在庞大的专制政权的挤压下，也在国际孤立的逆境中，经受住了尖锐的朝野对立和浩大的街头政治的考验，最终回归到法治轨道解决争议，随著验票和调查的结果的出炉，大选争议和民怨洪流便逐渐平息。即便在争执最高潮时期，台湾人的民主素质也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总统府前的五十万人的集会抗争，以理性有序的方式进行且得以和平落幕，台湾警方的“清场净空”也不见一滴血，不能不让人想起十五年前中共制造的六四屠杀，尽显民主台湾的良治与专制大陆的暴政之间的天壤之别。
如此落幕的台湾大选，让声言决不能坐视台湾乱局的北京失去了可乘之机。也就是说，台湾民主的成熟和阿扁连任成功，再次凸现了北京对台政策的失败，未来的四年中，如何与阿扁政府打交道，确实是对“不能坐视台独”北京的两岸政策的新考验，需要胡温体制做出较大的政策调整，而固守“一国两制”的老套及其打压、围堵、统战和利诱等传统策略，显然已经毫无出路。除非北京继续拒绝与阿扁政府打交道，让台湾在独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的话，北京就只能别无选择地洗心革面。
前两次大选中，北京对台的直接打压基本以失败告终，李登辉和陈水扁的当选就是明证；从李登辉过境美国只能在飞机上过夜，到陈水扁过境美国受到礼遇，也标志着北京在国际上围堵台湾的策略的失败。而对此次台湾大选，北京的态度比前两次聪明一点，不是试射导弹的武吓，也不是重量级政客如朱鎔基的严辞威慑，而是采取曲线外交，利用国际主流社会的压力来打压泛绿和遏制台独，比如，在法国总统希拉克高调反对公投之后，中方又邀请法国海军在台湾大选前举行联合海上演习。特别是在温家宝访美期间，劝说美国政府出面反对公投，总统布什和国务卿鲍威尔等一系列美国政要的相继表态，对遏制台独势力的继续发酵，确实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此次大选中公投的无效，与其说主要是台湾主流民意真心反对公投，不如说是美国政府明确的反公投立场使然，让当初发出“宁要公投而不要选举”的誓言的陈水扁颇为尴尬。
因为，台湾人心中都清楚，在两岸的实力悬殊和制度对立的情况下，如果因为形式大于内容的公投而得罪了美国，导致台美互信的恶化，那么台海局势的天平就将向北京倾斜，而台湾就将在国际上更为孤立。
曲线压台的另一证据是大选结束后，北京并没有马上对台湾的朝野僵局直接表态，而是通过美国来传达北京的态度，中共外长李肇星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通电话讨论台湾局势。尽管，双方都没有透露通话的详情，但美国显然会把相关信息通知台湾。
然而，中共对台策略的这些微调仅仅是权宜之计，无法真正为两岸关系带来和谐的新局面。从北京目前对台湾大选的态度看，时至今日，北京仍然没有学会如何争取一个民主社会的主流民意，大陆媒体上充斥着幸灾乐祸的语调，继续大造“挺一派打一派”的舆论，还要趁火打劫地抹黑台湾的民主。甚至，在台湾朝野对立僵局无法打破的情况下，中共国台办还以中央政府的傲慢姿态发出恫吓：“如果台湾局势失控，造成社会动荡，危及台湾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损害台海地区的稳定，我们将不会坐视不管”。与其同时，中共人大就香港政争表态，否定港人争取双普选的民主要求，以强权为香港政制改革定调。
通过竞争选票来争夺执政权的民主政治是人心政治，任何政客都必须尊重民心所向。现在的台湾已经是民主社会，岛内的任何政治势力都必须在乎民意主流，而本土化大潮越来越成为台湾的主流民意。阿扁推动“去中国化运动”也好，与连宋的竞争执政权也罢，民进党靠的就是民意这张民主社会中的王牌。否则的话，便无法解释：四年来政绩乏善可陈的阿扁政府，其支持率为什么还能成长了十个百分点，并在大选中以微弱多数胜出？为什么泛蓝要在大选临近前改变选举策略，由反对公投转向有条件地支持公投？
面对这样的台湾现实——民主社会及其主流民意，罔顾民意者必将被民意所抛弃。这一现代民主政治常识，不仅对岛内各派政治势力有效，对隔海的独裁政权同样有效。自从台湾变成民主社会之后，两岸政权之间的较量的经验证明：李登辉和陈水扁逐渐赢得主流民意的过程，正是北京政权的长期罔顾岛内民意的过程，1996年试射导弹的结果，是把民意推向李登辉一边，所以才有“两国论”的出现；2000年朱鎔基的严辞恫吓的结果，是让陈水扁赢得大选；扁政府执政的四年里，北京奉行的拉连宋而打扁吕的统战策略的结果，是连宋支持度的大幅度下降和扁吕支持率的大幅度上升；北京在国际上对台湾的围堵，只能刺激台湾人争取国际尊严的努力；所以，陈水扁才敢于提出“一边一国”和大打公投派。也就是说，除非使用武力征服的极端手段（如前苏联对东欧诸国的武力干预），否则的话，一个独裁政权试图把强权意志强加给民主社会的任何作为，必定以失败告终。
阿扁执政四年来两岸的较力经验已经充分证明：维持现状派占据岛内民意主流，对台湾而言，使统派无法主导台湾局势，也使独派不能走得太远，连任成功的阿扁在接受《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中已经透露：他既不会向北京的高压妥协，在未来四年内也不会宣布独立，520就职演说还将提出两岸关系的新主张。
对大陆而言，北京的“一国两制”的统一模式在台湾没有任何市场。而在无法赢得岛内主流民意的情况下，北京对台一贯坚持的中央心态和奉行的四大策略——文攻武吓的威慑、拉一派打一派的统战、经济收买和国际围堵——不仅绝难奏效，反而会适得其反，越发刺激台湾民意对岛内的亲北京势力的反感（正如北京不尊重自由香港的主流民意，才导致了港人民意的巨大反弹）。所以，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对立，与其说是台北总统府与北京中南海之间的冲突，不如说是台湾主流民意与中共独裁强权之间的龌龊。
虽然，在目前的国际关系中，没有政治道义合法性的北京政权却具有国际法上的主权合法性，而具有充分政治道义合法性的台湾政权却没有国际法上的主权合法性，这种现状，看上去似乎有利于中共政权的统一战略，但在事实上，正是这一悖论，既构成台湾独立的瓶颈，也构成北京统一的瓶颈。
台湾在国际法上的尴尬地位，造就了民主台湾的欲独立而不能的悲情姿态；北京在政治道义上的劣势和在主权上实力上的强势，非但没有为北京带来对台湾的绝对优势，反而使趾高气扬的大中国陷于远胜过台湾的尴尬之中。而且，北京的尴尬，没有台湾悲情的动人力量，而只有专制政权的无奈硬撑。即便相对于台湾而言，中共政权拥有再广袤的领土、再庞大的人口、再优势的武力、再高速的经济发展、再有利的国际地位，只要大陆的一党独裁制度没有根本改变，美国的台海政策及其台海格局就不会有根本改变。所以，北京也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台湾朝野的离心倾向愈演愈烈，却苦于无计可施。除了无效的文攻武吓之外，再也拿不出更柔性的办法来吸引台湾。要破除这一瓶颈，消除这种尴尬，就必须打破上述悖论，使台湾失去对大陆的政治道义优势。
对北京而言，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只要有意愿，打破瓶颈僵局的主动权就在大陆政权手中。也就是说，北京对台政策之主线必须加以大幅度调整，与其死盯着谁入主台北总统府和美国的对台政策，远不如把主要精力用在争取台湾民心和塑造自身开明形象上，用大陆政治民主化的时间表作为两岸和谈的时间表。
就眼下局势而言，北京政府的态度应该是：首先呼吁岛内的朝野双方尽快和解；其次呼吁台湾民众的理性克制而谴责暴力事件；再次呼吁遵循法治途径解决大选危机；最后，如果上述表态皆非中共所愿，起码应该保持静观其变的不介入态度。
就长远的台海局势而言，北京必须为统一提供一种被国际主流社会接受的政治道义合法性及其政体框架，具体而言，在承认两岸是两个分治的独立政治实体的前提下，无非是完成几大转变：1，由中央政权的霸道姿态转向尊重对手的平等姿态。2，由单纯的经济收买转向政治改革的感召。3，由分化瓦解为主的统战转向争取台湾主流民意认同的尊民。4，由文攻武吓的实力打压转变为和解对话的道义诱导。5，由僵硬的国际围堵转变为灵活的外交宽容。
在短期内，指望北京对台政策发生如上转变是极为困难的，因为上述转变必须以大陆政治改革的启动为前提，首先要尊重自己国内的民意，才有可能尊重台湾的民意。然而，除非北京放弃统一或压根不想真的统一，否则的话，就必须完成上述转变。因为，没有上述转变的完成，台湾只能渐行渐远，即便无法达成独立，起码决不会与大陆谈统一。
一 为再燃野火的龙应台辩护
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曾以一本《野火集》烧遍两岸三地，成为华人世界中颇有人望的作家。她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期间，由于角色的转换和职业的要求，作家的龙应台沉默了，很多喜欢她的读者都感到惋惜。而当她再次回归作家身份之后，似乎失去了往日的犀利和锋芒，她对文化大中国的呼吁和对台湾人的“岛国心态”的批评，对陈水扁政府的尖刻和对大陆现实的发言时的谨慎低调，特别是那篇《被绑架的人民》，开篇就指责阿扁政府借民主绑架了人民：“独裁者去了，平庸政客戴上民主的面具，嚣张上台。因为有民主之名，他们做的任何事情都有我们的自动背书，我们的背书使他们理直气壮。在九零年代里，我们已经成了被政客绑架的人民。”
所以，她一直被视为台湾统派文人的代表之一，在大陆和海外华人圈影响很大，赢得了海内外“统派”们的一片喝采。而在我眼中，龙女士多年前点燃的那把烧遍华人世界的野火，近些年已经有逐渐熄灭之势，内心深处很为龙应台惋惜，也赞成余杰在香港听龙女士演讲时，向她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不批评北京政权？” 然而，现在看来，龙应台还是龙应台，野火再次燃烧，最近就两岸关系发表的文章《为台湾民主辩护——与华人世界对话》，不止是烧过台湾人和陈水扁政府的头发，而且烧向了庞大的中共政权的头发。
尽管，龙女士的倾向统一和反对台独的观点没有多少变化，但在此次大选的激烈冲突还未平息、重重疑窦还未解开之时，也在许多统派人士纷纷诋毁台湾的民主、高唱华人不适于民主的调子之时，龙应台却一反过去对阿扁的尖刻批评、转而为台湾民主辩护的言论，不能不令统派们大失所望。在怀有强烈的大中华主义情结的华人们看来，龙应台在此时刻出面为台湾民主辩护，无异于为阿扁政府背书，也是对统一事业的背叛，所以，爱国者们纷纷质疑甚至漫骂龙应台，有人指责她的文人思维过于情绪化和混乱，有人批评她混淆了民族大义和政治体制合法性的区别，有人更指责她是前后不一的变色龙，因为她以前曾撰文批评过台湾人的“小岛心态”和“受辱情结”，现在却以此心态来为台湾民主辩护。在众多的批评声中，尤以台湾资深新闻人皮介行先生的《民主！民主！多少罪恶假汝名以行之！》最为激烈。
据说，皮先生极爱国，常来往于两岸之间；皮先生推崇传统儒家的心性道学，其言行也具儒者风范，著文必引儒家圣贤的箴言。在他批判龙应台的长文中，也确实大谈了一番心性道学之宏论。然而，我从此文中读到的，不仅是皮先生爱国已经爱到了颠三倒四的程度，而且其文风颇有毛泽东式大批判的蛮横，某些段落已经沦落为街头吵架般的漫骂。
皮文的开篇就是义愤填膺的质问：“当此正义蒙尘，法律噤声，媒体说谎，人民悲愤之时。龙应台这样的社会名人，清流学者，难道还应该再跑出来，践踏人性的尊严，践踏尚未死尽的人心？难道还应该再跑出来，为大盗鼓掌，替权诈抹奶油？”
中间部分，除了拉出些传统“良知道心”和“正心诚意”等道德高调，来批判龙应台的“邪心歪意”和“恶德恶缘”之外，还把龙应台当年写出的洛阳纸贵的《野火集》，轻蔑地称之为“小女孩心态”，进而指责已经名利双收的龙应台：“失去了当年的童心，失去了求真求是的真诚。对一个更为傲慢无耻的权势集团，这个当年清流的龙应台，却赶快凑到权贵身旁，急匆匆想扮演一个‘辩护’的角色。”
结尾更是问号、惊叹号和漫骂混合体：什么“邪灵的魔咒”、什么“就是撒旦也颤抖了！” 什么“吁！如此恶毒，此人还有心肝没有？”用了这一连串的质问句、惊叹号和诅咒词的皮先生，居然还好意思在文中大谈儒家风范和心性道学，不说是自取其辱，起码也是自我讽刺。
事实上，就我所能见到的资料而言，龙女士对陈水扁政府及台湾民主不成熟的批评，其火力从来不比皮先生弱多少，即便龙女士在为台湾民主辩护时，仍然延续着《被绑架的人民》一文中对阿扁的激烈批评，比如她说：“当时并没有想到，有了民主之后，我仍然是个‘被绑架的人民’。四年来，陈水扁以巩固政权的手段来治理国家，以对抗中国的操弄来巩固政权，以族群对立的情绪来凝聚选票，件件都违背我这个公民对民主原则的认知，但是他，对全世界代表了我。”她也坦承台湾民主“先天不足不成熟”，有太多弱点和缺陷：“台湾国会里相互嘶吼、打耳光、扯头发”、“譬如粗暴多数牺牲弱势少数，譬如短程利益否定长程利益，譬如民粹好恶凌驾专业判断”。她还特别批评这次大选“像拙劣的警匪片：莫名的枪响、离谱的公安、诡异的医疗；像三流的肥皂剧：控诉不公又提不出证据、要求正义又提不出主张、召唤了群众又不知如何向群众负责；像不忍看的闹剧：总统的肚皮公开展示，仿佛肉摊上等待卫生检查的一堆肉。”
龙应台的这些文字，难道与皮文对阿扁的批判有什么实质区别吗？没有。既然如此，为什么皮先生还要指责龙女士“赶快凑到权贵身旁，急匆匆想扮演一个‘辩护’的角色”呢？
其实，龙女士激怒大陆爱国者的原因很简单：1，她为台湾民主辩护，既不是粉饰遮丑，也不是攀权附贵，而仅仅是客观地指出：只有十七年经验的台湾民主，确实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决不会因某个政客的丑陋和某些不成熟而被抹煞。而且，这些成就是在严酷的外在环境的压力下、也在不成熟的公民社会的羁绊中取得的，证明台湾人已经做得不错了。2，龙女士一改论及两岸关系中的大陆因素时的暧昧低调，而是直截了当地揭示了大陆的制度现实，诚实地道出了一个在大陆难以公开言说的常识：台湾之所以离大陆渐行渐远，根本原因在于中共当局不肯放弃独裁体制，并在两岸关系上摆出一副霸道姿态，不断用文攻武吓来压制台湾，用国际围堵来羞辱台湾。
正是龙女士的这种客观、诚实的态度，让那些借机抹黑台湾民主的爱国者们不爽。所以，与龙应台敢于向不允许批评的中共独裁说“不”的良知勇气相比，只敢在自由台湾诅咒可以批评的阿扁政府的皮介行先生，即便不是十足的懦弱，起码也有爱国爱到愚昧之嫌，更有欺软怕硬的精明之嫌。同时，与龙应台对中共政权的两岸政策的尖锐直率的批评相比，皮先生对台湾政府和龙应台的指责，就显得既夸张煽情又霸道蛮横，既歪曲了台湾的政治现实本身，也侮辱了已经拥有了做人的尊严和权利的台湾人。
依我看，如果皮先生所指出的“正义蒙尘，法律噤声，媒体说谎，人民悲愤”，针对的是当下大陆而非今日台湾，倒是有的放矢之论。
因为，众所周知，与当下大陆相比，今日台湾起码已经有了旨在维护正义和保障自由的基本制度：有自由开放的竞选、有独立的法律和媒体，人民也有受到制度保障的言论、结社、游行、示威、集会的自由权利……此次大选的整个过程就是明证。
而在大陆，至今没有台湾人已经享受到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正义非但蒙尘，而且是在泣血中蒙耻，六四亡灵、天安门母亲、F学员、众多良心犯、广大农民和失业工人，每个群体都在长期压制下有冤难伸、有理难求；法律非但噤声，而且充当着独裁政权制造文字狱、打压媒体和民间维权的罪恶工具；在大陆，媒体作为独裁政权的喉舌，几乎就是以说谎愚民为专职；在恐怖政治的威慑下，大陆人民的悲愤，不但使受歧视受剥夺受欺骗的悲愤，而且是受压制的悲愤——有悲不能哭之悲、有愤不能泄之愤，实乃最大的悲愤。
所以，我几乎赞同龙应台为台湾民主所作的全部辩护，也对她那种爱憎分明的文人化表达方式报以掌声。她通过纵横比较的方法，指出了只有十七年经验的台湾民主的优秀之处，：
1，在民主台湾，“十七年中没有军事政变、没有流血暴动、没有强人独裁……”即便“在历史悲情、族群撕裂、中共威胁之下，50万人上广场，心中怒火狂烧，可行为理性温和，秩序井然，对于民主真相的要求，却又坚定不移。另外可能也有50万人，对广场上的认知完全相反，但是忍耐地留在家中，不冲上街去叫嚣对抗。3月27日可以说是台湾‘新公民运动’的开启。更何况，选举的争议翻天覆地，人们血脉贲张，但是最终还是诉诸司法；我们没有看见暴民，没有坦克，没有街头的火焰冲天。”
2，民主使台湾由威权独裁变成了尊重民意的社会。“政府机构、军事单位从长期霸占的都市核心撤走；庶民历史重要，因此历史街区得到保存；族群意识高涨，弱势的权力——不论是语言文字还是宗教信仰，得到平等保障；市民参与政府决策……政府必须停下脚步来听人民说话……你是想要一个肯花时间来听你说话的政府呢，还是一个招呼都不打就可以从你身上快速碾过的政府呢？”
3，民主让台湾人获得了免于恐惧的自由，不怕政府刁难，不需要有特权，凭个人本事谋生；无论身分地位如何，每个人的尊严是平等的，不必效忠任何党和讨好任何人，堂堂正正地过日子；没有禁书，没有新闻管制，没有合法化的谎言，发表任何异见没有被秋后算账之忧，权利被侵犯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讨回。最重要的是，“民主就是享受各种自由而且知道那自由不会突然被拿走，因为它不是赐予的。”
4，台湾人受强权羞辱的历史长达一百多年，先后经历了荷兰殖民者、日本殖民者、蒋家独裁统治，现在又面对着庞大的中共独裁政权的国际封锁和飞弹威胁；而台湾的民主则是年轻的，仅有十七年的经验，面对尴尬的国际地位和中共政权的文攻武吓，台湾人做得已经足够优秀，正如龙应台所言：“在40年的军事戒严下生活，在500枚飞弹的瞄准下思想，面对新的强人上台，……台湾人在民主的进程上从无到有，从有到深沉，没有勇气，没有毅力，是做不到的。”
5，最值得为龙应台击掌的段落，是她向所有华人世界发出警告：反民主的人会利用台湾大选风波来抹黑民主和台湾。“这是亲痛仇快的一幕：对民主本来就敌视的人，用台湾民主的走调来证明民主的不可行。北京的高官以盛气凌人的天朝姿态指着香港人说香港人‘不够成熟’，不能实施民主普选。对民主抱着憧憬而希望以台湾民主的成功来做他山之石的人，陷入焦虑。”
感谢龙应台，她从一个台湾人的视角，说出了两岸的“经验事实”和“道义常识”：关于台湾历史及其现状，关于新兴民主国家发展，关于大陆政权的性质和打压台湾，关于在恶劣外部环境中的民主台湾……由龙应台，我想到了正在“凤凰卫视”做专题演讲的李敖。
龙应台和李敖都是在大陆颇有影响的台湾文人，但两人对两岸政权的态度却形成鲜明的对照。自台湾进入民主社会之后，获得了言论自由的李敖，除了声嘶力竭的叫骂和作秀之外，在写作上日呈江郎才尽之态。特别是从2000年台湾大选开始，高举统一大旗的李敖却在言行上一步步地堕落，旗帜举的越高堕落的就越快，他已经完全失去了独立的知识分子立场和起码的是非观念，而沦为“成王败寇”的信徒和强权者的帮凶，由当年的自由文人变成统派的御用枪手，由当年的良心犯变成了大陆御用媒体的宠儿，他把暴君毛泽东称为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他公开为六四大屠杀的刽子手辩护，为现行中共政权对台湾的打压辩护。最近，他借“凤凰卫视”向大陆布道时的说辞，专门抹黑民主台湾和替独裁大陆辩护。他甚至学着当年毛泽东的腔调说：为了统一，我们中国不怕跟美国开战，哪怕是打核大战，我们也不怕。即便我们只有一颗核弹，只能毁掉美国的一座城市，而美国有几千枚核弹，毁掉我们二百座城市，我们也不怕！因为他们美国人怕死人，而我们中国人不怕；美国只有两亿人，而我们有十三亿人。
作为对比，龙应台在《为台湾民主辩护》中对华人世界的呼吁，那种充满了人性温暖和全球华人一家的情怀，就显得更为难能可贵： “华人世界，请你拍拍台湾人的肩膀，给他一点默默的温暖，同时，深思你自己的处境，让我们彼此扶持吧。”
作为仍然生活在恐怖政治之中、并对台湾民主寄以厚望的的大陆人，我以为，对台湾人最大的支持就是致力于自身的政治改革。只有当大陆也变成一个善待人性尊严的社会之后，包括台湾在内全球华人才能在世界上拥有真正的民族尊严。
二 胡锦涛通吃的零和游戏
（一）连宋“朝圣之旅”的媚态
反日爱国的大戏还未演完，舞台监督却强制落幕；紧接着，另一台爱国大戏盛装上演，六十年之后的“国共握手”，煽起了新一轮爱国热潮。
过去，北京主要以“反台独”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李登辉和陈水扁成为主要的攻击目标；现在，中共为了弥补“反分裂法”造成的负面影响，突然不再以打压台湾的方式来宣示爱国，而是充分利用岛内的政治分裂，以优待“蓝营”而孤立“绿营”的统战手法，把民族主义情绪由反日引向两岸关系。
虽然，已经对立了半个多世纪的两岸的直接对话，总比继续对立、隔绝要好。但纵观连宋整个大陆行，完全以中共的恩准为主导，半个世纪的相互对立，似乎于瞬间消失了，两岸政治制度的根本差异，也好像完全不存在，两岸真如失散多年的兄弟突然相见，全不见任何历史恩怨、现实隔膜和制度对立，而只有相见恨晚的痛惜，同根同源的亲切，寻根拜祖的怀乡，两岸党魁握手的激动，回乡游子对故土的感念和赞美。
半个月的时间里，连宋在大陆的表演，虽有两人风格的小异，却无大节上不同，二人所到之处，都是最高规格的接待和欢迎；二人的所言所行，都是离别的感伤、还乡的心悦、手足的深情和良好的会谈。而最重要的雷同是：二人首次登陆，全拜中共现政权的恩准，二人都迈着“朝圣”的步子，基本按胡锦涛导演的剧本演出：让说的就大肆渲染，不让说的就谨小慎微，稍有出格，主人就给客人脸色看，客人也就只好自我收敛。
只要按照剧本演出，客人做得越过分，主人越欣然。
连宋风格不同，但在夸胡总，夸跛足改革，夸中共培养高级奴才的翰林院，夸大陆的山山水水和人土风情……上则高度一致。连战的拙于辞令，并不影响献媚的男高音；宋楚瑜那花拳秀腿的乡音，不知道别人如何感想，反正让我作呕。在清华演讲时动不动来几句英语，很像大陆的“海龟”或“高级白领”。用他到北京后最爱用的“忒……”句式来形容，真的就是“忒肉麻，忒甜腻”。
老朽的国民党和势利的亲民党，两个为了赢得岛内党争优势的政客，向北京独裁者做了无原则的妥协和毫无边际的献媚。所以，连战的“和平之旅”，并没有拆除一枚导弹，也未能对“反分裂法”表示出哪怕是温和的置疑；宋楚瑜的“搭桥之旅”，并没有为阿扁“捎话”，更无法为“扁胡会”铺路。恰恰相反，当连宋二人与胡总握手照相之时，当二人在北大和清华高唱两岸中国人团结曲时，岛内政坛却被搅得的狼烟四起，北京的和谐会以台北的口水战作陪衬。
民主台湾的两大在野党党魁，居然借助独裁中共的力量，将现任台湾总统逼入困境。如此“借外力打内敌”手法，即便可以暂时缓解了两岸的紧张，却加剧台湾内部的政治生态的恶化。从国亲两党的短期利益看，未必就能使之压过民进党；从整个台湾的长远利益看，未必就能为台湾带来利益最大化。刚刚结束的“国代”选举，民进党及泛绿再次成为赢家，就是最好的当下证明。
二 胡锦涛的大赢
在连宋来大陆之前，中共对台政策是屡屡失败，正所谓“文攻不足以收其心，武吓不足以降其志”，所以才有阿扁的一系列走向台独的举动。而当胡锦涛突然明白了这道理之后，他作出了前所未有的柔软身段，一下把台湾三大政客全玩了：连宋的朝圣姿态衬托出胡锦涛的主导，阿扁在岛内的多变和骂遍各派势力，致使一向团结的民进党及泛绿内部对阿扁的批评声不断。
同时，胡锦涛以“直接对话”代替“隔岸喊话”，标志着北京的对台政策，开始由传统的“文攻武吓”转向收买民心的新方式。连宋大陆行的高规格接待和全程直播，既是作给大陆人看的，更是作给台湾人看的，以便使北京的对台政策“入岛”和“入心”。
所以，这是一次严重失衡之旅，甚至就是北京通吃的零和游戏，胡锦涛赢得大蛋糕，既得到了最想要得的反台独和九二共识的政治承诺，又不必为几百枚导弹和反分裂法作出妥协。而连宋二人得到“被恩准的”高规格款待，带回台湾的全是经济上的糕点渣。至于二人在岛内的得分，也不是来自他俩在大陆的表现，而是来自阿扁的一日三变和进退失据。
遥想台湾进入新世纪后的两次大选，中共为了阻击阿扁上台，曾拿出强硬的文攻武吓，但皆以惨败告终。自从阿扁上台以来，两岸关系是阿扁主动出击，台独脚步越迈越急促，不断考验着中共的底线，而中共只能被动应对，且进退失据，拿不出像样的应对方案。
对于阿扁来说，制约“台独”的现实瓶颈，主要不是北京的武吓，而是美国不希望改变台海现状；他当然知道，中共现政权的底线，绝非急于统一而是“维持现状”。事实上，北京最怕台独势力的频频出招，将其逼入无路可退的“死角”：打与不打，都要承担“自掘坟墓”的巨大风险。所以，阿扁的一系列看似“急独”措施，不过是为了台湾在两岸未来谈判中增加身价。
直到阿扁的急独脚步也踩痛了美国的脚，中共的态度也转向强硬之后，阿扁才放缓了急独的脚步。所以，在美国政要的不断敲打下，才有“春节包机”和“扁宋会谈”，使两岸关系出现回暖征兆。特别是，陈水扁执政以来第一次公开提出：只有在两岸政治制度趋同的前提下，才能就统一问题展开谈判。
然而，胡锦涛中了阿扁的激将法，非但不向好的方向努力，反而节外生枝地自我搅局，“反分裂法”的制定，无论主观意愿如何，但在客观效果上，纯属无事生非，极其愚蠢地制造敌意，招致台湾民意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使北京的国际环境突然恶化。
对两岸而言，既改变不了两岸现状，又引发岛内朝野的一致不满，致使台湾民意离大陆越来越远，也就等于为台独势力拉选票。
对国际社会而言，既引起美国的警惕，使美日同盟加强并涵盖台海，致使中美、特别是中日关系陡然紧张；又令欧盟难以接受，已经过漫长的游说和付出大把银两，几乎到手的鸭子不翼而飞——已经到了解禁关口的欧盟对华军售禁令，现在也变得遥遥无期，不但弄得北京当局进退维谷，而且把推销解禁最卖力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和德国总理施罗德置于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
好在，胡锦涛还具有灵活性，在强硬威吓四处碰壁之后，突然作出前所未有的柔性姿态，邀请台湾两大在野党访问北京，导演了1949年后最大的统战秀，由此弥补“反分裂法”的负面效应，跳出了自掘的外交陷阱，既缓解美国和欧盟的压力，也要安抚台湾朝野，为他赢回一盘大棋。
其实，早在美国国务卿赖斯访华期间，北京已向美国作出承诺，想办法弥补“反分裂法“造成的负面影响。赖斯女士回国之后曾谈到这个问题。现在看来，赖斯所说的“北京将尽快弥补”，大概就是现在的“胡连会”和“胡宋会”。
在此意义上，反分裂法造成了如此恶劣的国际效应，北京不能不考虑如何弥补，客观造成了阿扁播种，连宋收获。
虽然，连宋大陆行的最大赢家是胡锦涛，但也不能说台湾就毫无收获，起码“胡连会”和“胡宋会”的公报，再无传统的“一国两制”，而代之以“两岸一中”和“九二共识”。这就为两岸关系提供了更灵活的回旋空间。
虽然，细究起来，北京被迫放弃“一国两制”，主要功劳还应该算在李登辉和阿扁头上。早在江泽民与李登辉通过密使在香港接触之时，中共内部已经作出了准备放弃“一国两制”的决定，否则哪来“92共识”！及至阿扁在北京的打压“助选”中上台，“一国两制”就更是阻塞两岸缓和的死路。但此次会谈结果，毕竟把中共早已决定的内部底线变成公开的文字，也就等于堵死了“一国两制”之路。而在一党独裁体制不变的情况下，放弃“一国两制”就等于安于“维持现状”。
（三）外交政绩弥补负面影响
就中共统治及跛足改革所面临的危机而言，由于两极分化的日趋扩大和社会公正的日渐荒芜，更由于改革的效益越来越向极少数权贵集中，而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感受到的大都是利益受损，即便跛足改革仍然能够支撑经济高增长，也无法支撑“经济政绩”合法性，现在，对跛足改革的民意支持已经大大下降。所以，中共现政权就要在如何赢得“政治政绩”上大做文章。胡温提出的“亲民路线”、“以人为本”、“新三民主义”与“和谐社会”等口号，在局部制度改革上，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实现了“人权入宪”和修改“上访条例”等措施，都是为了赢得民间的政治认同。
然而，在独裁体制及跛足改革不变的情况下，现政权想在国内创造出被民间认可的“政治政绩”，只靠几个动听的口号和做点小修小补的制度改革，几乎是不可能的。腐败的愈演愈烈和底层群体反抗的此起彼伏，就是明证。
于是，从江泽民开始的中共高层，就把赢得“政治政绩”的重心转向争取“外交政绩”上，大国外交之策的提出就是基于这一考虑。克林顿和江泽民的元首互访，游说美国把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加入WTO、北京申奥、上海申博的成功，争办各类国际性会议。9.11之后，在提倡多极世界的口号下，对美国，既支持美国反恐又反对单边主义，拉住俄罗斯操办“上海合作组织”，外交触角也伸向美国的后院拉美诸国；在欧洲，抓住法、德与美国在伊战中的分歧，全力以经贸利益拉拢欧洲两大国，以分化西方同盟，不惜代价地争取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运；在亚洲，为了与日本争夺亚洲老大，高调斡旋朝核六方会谈，越来越频繁地介入东盟事务，尽量与印度等国家缓和关系……在在显示出中共政权意欲变成区域大国的外交姿态。
用外交政绩来赢得民意的政治认同的另一极在国内。六四之后，由于西方各国的普遍制裁，中共的敌人意识再次主导了官方的对外政策，“境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论调又被频繁地用于对内宣传，防止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也成为意识形态管制的重中之重。而对外的防止和平演变与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的不断高涨，恰好具有大面积重合之处。中共政权也就必然要把爱国主义提升为意识形态合法性之首。通过谎言灌输的误导和国人那种“内忧外患”的思维惯性，也通过在“内忧”问题上设置重重禁区而在“外患”问题上的相对开放，官方很容易把国人对“内忧”的关注引向对“外患”的关注。在大多数重大国事皆是政治禁区的中国，反美反日反台独的爱国，已经变成了唯一可以大肆谈论的“重大国事”，也是官民共同认可的唯一“政治正确”。所以，借助国际事件来释放被误导被扭曲的“民意”，已经变成中共利用爱国主义来重建政权的道义合法性的惯用手法。
这就是中共尽量与其他亚洲国家修好而独独对日本强硬的原因，今年四月份的反日风潮，不过是1999年反美风潮、2003年的反伊战风潮的重演而已。
于是，发生在中国本土的爱国主义，随着每一次中美、中日、两岸的冲突而飘飞起来，且越飞越高，在似乎纵览全球“亡我之心”的每一跳动的同时，也离中国的现实越来越远，改革以来的正反两方面现实都被爱国狂潮所淹没：
一方面，曾经被国人视为最大“外患”的西方国家，恰恰是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国人的观念更新的最大外在力量，发达的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世界，不仅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所需的资金、技术、市场，也为国人提供了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的理念。中国与西方之间关系，之所以主要停留在经贸上的互利而缺乏政治上的信任、道义上的共识，就在于双方在价值观及制度上的格格不入。无论中国经济发展还能保持多少年的高速度，只要中国的制度文明仍然停留在中世纪，中国就无法获得国际社会的真正尊重。
另一方面，不只是百年以来、甚至就是千年以来，束缚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忧”，时至今日仍然不见明显的改善。即便中国的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国际地位也有大幅度提升，但导致中国诸种深层危机的顽疾——政治制度的僵化腐败和跛足改革的难以为继——仍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权贵们的肆意滥用独裁权力和民间百姓的毫无权利之间的尖锐对立，巨大的金融危机隐患和两极分化的迅速扩大，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相互激荡的极度恶化，特别是来自底层民间的反抗和遍布官场的腐败，还有那么多没有清算的历史罪恶造成的巨额欠账……无不与现行政治制度的顽疾高度相关。
具体到胡锦涛，连宋大陆行对其形象的正面意义在于：用外交上的政绩来弥补其对内左转的负面效应。众所周知，从2004年开始，中共现政权对内统治急遽左转，胡锦涛甚至讲出在政治上“学习朝鲜、古巴“的昏话。对媒体及互联网的严控，对新自由主义及自由知识界的批判，对政治异见和民间维权的一系列严厉打压，导致人们对“胡温新政”的极度失望，甚至“胡不如江”的评价迅速传播。
于是，胡锦涛为了转移国内外对其左转的不满，接连导演了两场民族主义大戏。但官方对反日风潮的先抬后压，无论在国际舆论中，还是在国内爱国愤青里，并不能为他的形象加分。只是随后登场的连宋大陆行，才赢得了褒多于贬的评价，让国内外看到了他的灵活性甚至开明的一面，多少弥补了其左转的负面影响。
然而，如果没有内政外交上的进一步实质性动作，连宋大陆行的正面效应将会很快便会消失。因为，坚持自外于人类主流文明的一党独裁制度，既是大陆内部危机的主要根源，也是两岸沟通和赢得国际信任的主要瓶颈。对大陆而言，只要尖锐的制度对立现状得不到渐进的改变，中共就不会放弃在国际上围堵台湾，不放弃武力统一，不撤出导弹，就是再高规格的礼遇、再珍贵的熊猫和再大经贸利益，也不足以改变台湾的主流民意。对台湾而言，只要朝野无法在大陆政策上达成共识，不利用台湾对大陆的最大优势，共同向北京打“民主牌”，“连宋大陆行”的花拳秀腿玩的再高超，也改变不了两岸之间的实质性对立。
三 李熬的独裁大中华主义批判
一 狂妄成精的李熬
继国民党、亲民党、新党的政客陆续来大陆开拓政治市场之后，台湾的“政客式文人”李熬也来大陆开拓言论市场了，政客进人民大会堂朝拜中共权贵，“政客式文人”登大陆最著名的“高级奴才培训基地”的讲台。
尽管，李熬自称：我要让大陆民众知道，李敖比连战、宋楚瑜更会演讲。但在我看来，李熬的“文化之旅”，象连战的“和平之旅”和宋楚瑜的“搭桥之旅”一样，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朝圣之旅。”
谁都清楚，大陆对李熬的青睐，源于反台独的统战需要。浏览大陆的各大网站，李熬的形迹“既红又黄”：一面是政治上“狂傲的反‘台独’斗士李熬”，这符合大陆的绝对政治正确，为政府和愤青所爱，所以，李熬反台独的言论遍布大陆媒体；另一面是私生活上“李熬放荡不羁的精彩恋爱”，这符合才子佳人的经典娱乐模式，为喜欢窥探名人花边的大众所爱，李熬私生活的照片在几大网站上都能见到。所以，华裔法籍作家高行建获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在大陆媒体上遭到全面封杀，而李熬的小说《北京法源寺》仅仅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却被大陆媒体热炒了一阵。
另据东森新闻报道：李敖到北京的第一刻，大陆官方就祭出大排场，机场保安工作管制之严，不输给台湾政党领导人，迎接李敖一个人相当于一个政党访问团，超级保镖加迎接车队，中央警卫局出动十几位保镖，个个人高马大，身上黑墨镜、黑西装、身高起码180公分，看上去都是狠角色。大批媒体记者被赶出了大火气，保镳和记者爆发冲突。
（一）骂谁夸谁 一清二楚
最善于自吹自擂的李敖，兼具才子的博学、尖刻和文人的狂躁和粗野，曾以良心犯的资历和大胆的文字，先在台湾变成“明星文人”，继而在八十年代的大陆变成反独裁反传统的斗士。然而，自从台湾进入民主社会以来，享受着言论自由的李敖，反而在写作上露出江郎才尽之态，在台湾言论市场的份额急遽萎缩。于是，精明的李熬转向大陆，以煽情的“大中华民族主义”拓展大陆的言论市场。
所以，他上飞机前对媒体说：他曾公开赞成“一国两制”，大陆应对他有“基本信任关系”，而且早年国民党执政时期，他多次被人向台湾警备总部检举是“匪谍”，既然曾被当做是“共产党的间谍”，他这次去北京会“向党中央报到”。(他到北京机场的感言是：“今天我终于活着回来了。”“（我）不是以客人的身份，而是以自己人的身份访问大陆”。
据凤凰卫视报道，李敖诳天安门，解说员请他留言。他写下“休戚与共”四字，并解释说：“休”代表快乐，“戚”代表难过，“共”就代表共产党。在天安门城楼上，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向李敖介绍，这个位置就是当年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地方。李敖听说，赶紧在此留影，又对着广场上呼喊他名字的热情观众和记者挥手致意，但只挥了一下，就机警的反应过来说：“我可不能乱挥手”。
近年来，从李熬关于两岸关系的言论看，他已经陷入大中华民族主义高于自由主义的魔术之中，反台独反得颠三倒四、满嘴流油，动不动就以外省人的傲慢贬低台湾本省人。特别是从2000年台湾大选开始，高声赞美“一国两制“的李敖，开始了新一轮的堕落，爱国大旗举的越高，堕落得就越快。
被大陆民间称为“中央电视台香港频道”的凤凰卫视，自然会对赞成“一国两制”的李敖情有独钟，专门开辟《李敖有话说》节目，也使李熬再次进入大陆人的视野。看李敖在电视上的表演，表面上还是骂人骂得百无禁忌，而实际上是用叫骂台湾政客来向中共政权献媚。我必须承认，李熬献媚的技巧确实高于中共的御用智囊。
李敖是很狂妄，自称五百年来中文写作第一，但他并非癫狂得目无一切，面对不同的对象，他表现出一种政客式的精明，拿捏分寸和把玩辞藻的技巧，可谓炉火纯青：对台湾政权，无论是两蒋时代还是李登辉、陈水扁的时代，他骂遍了台湾的政客和名流，且骂得百无忌惮、心花怒放、脏话跌出；而一旦面对大陆政权及其高官，他马上变得温柔敦厚、语带媚腔，偶有批评，也是避重就轻，很礼貌很分寸。
比如在《李熬有话说》中，他骂李登辉是叛徒、骗子、认贼作父，骂陈水扁是“给奴才做奴才的奴才”，甚至把陈水扁贬为“卖牙签的希特勒”。他说：“我讲到这里先向希特勒抱歉。因为希特勒他是能干的人，几乎统治了这个世界，可是这个陈水扁在台湾像个瘪三一样，什么都不能做。”他说陈水扁上台证明台湾是假民主，靠的不是皇权时代的继承、不是战功、不是为民服务、也不是民主选举，而是靠骗：“整个台湾的领导人……他们就靠了一个字就是骗。……从陈水扁以下这批人，他们得到政权是靠一个骗字。”（第一集《我终于有一个机会在这里抛头露面》2004年3月8日）
但他却不解释：为什么在假民主的台湾，他李敖可以胡说八道而无后顾之忧？他还可以在2000年作为总统候选人参选，在2004年以无党籍参选并当选第六届台湾“立委”？也不解释为什么绝大多数民主国家都承认台湾已经是民主社会？难道只因李敖没选上总统或看不上当选总统，台湾选举就是假民主，就是“骗”！
然而，谈到中共政权及其权贵，他却屡屡为独裁政权打压台湾背书，公开为毛泽东时代的荒谬辩护，把暴君毛泽东奉为第一流政治家；他还为六四大屠杀的刽子手辩护，声言“佩服那个三起三落的邓小平”。在《李熬有话说》第14集《由“弃”字识破风凉话》中（2004年3月25日），他说前美国总统卡特是伪君子，因为当年卡特在北京和邓小平见面时，曾批评中国不民主不自由，批评中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没有迁移自由等；他却夸邓小平近乎无赖的回答：“你要多少人我送给你，你要一百万两百万，一千万两千万我送给你，你要不要？”
显然，卡特说的迁移自由和移民美国完全是两码事，邓小平自知理亏又要面子，也就只能胡搅蛮缠。李敖的评论比邓小平的回答更无赖：“他妈的你一个都不接，一个都不要，你讲风凉话叫我们来承受，我们怎么受的了呀？”
李敖也会谈到言论自由，特别爱谈他当年在台湾争取言论自由的壮举，他曾坐了十年蒋家政权的大牢，他的书曾被查封近百本等等；但一涉及大陆的言论自由问题，他就谈得分外精明。他从不提及大陆的50多年的言论管制、频繁的禁书案和文字狱；他宽容地对待大陆的言论不自由，就连凤凰卫视删节他的电视讲话，也能报以理解的态度。这与他斥责蒋家政权禁书时的尖刻和愤怒，恰成鲜明的对比。
当别人问李熬：你为什么只敢骂台湾而不敢骂大陆？只敢反对国民党独裁而不敢反对更残暴的共产党独裁？如果你生在大陆、遭遇文革，你敢讲这些话吗？
他的回答很技巧，也很狡猾，一反总是自称英雄的习惯，转而公开承认自己懦弱：“人难免有变得无赖的时候，……我今天回想到当年我坐牛棚的时代，我记得我会用一种玩世的方法，逃世的方法，狡猾的方法，技巧的方法来躲过那一劫。所以大家不要假设，我李敖如果留在大陆我做什么，我可能做出一些很卑微的事情来，也能做一些小小的惊天动地的事情来，谁知道呢，这种假设的问题永远没有答案。”（第31集《假如问题永远没有答案》2004年4月19日）
其实，不是“假如问题永远没有答案”，而是“李敖有话说”已经给出了答案：在个人名利驱动下，李大师“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如若李大师反共，别说他来大陆拓展言论市场，“凤凰卫视”也绝不会有他的立锥之地。
（二）拿“王八蛋”来自我炫耀
李敖最能骂人，据凤凰卫视2004年3月10日介绍：“经他抨击骂过的形形色色的人超过3000余人，在古今中外‘骂史’上，大概无人能望其项背！”由此，五百年来的中文第一写手，又创下了“天下第一骂”的吉尼斯记录。
李敖自称凡骂人必有证据，但其证据不光是用来骂人的，也是用来炫耀自己的才学、人格和名望的，而且时时处处都在炫耀，几乎每骂必自我炫耀。换言之，如果说，李敖的强项是“以证据骂人”，那么，他最为精通的是以骂人来自我炫耀：看，我李敖骂人骂得象无所不知的神。
2000年台湾大选时，李敖明知自己毫无希望，还偏要出来作秀，他的竞选言论，除了一国两制的统一旗子之外，余下的大抵是骂人。为了竞选秀的完美，诺贝尔文学奖也被拉来造势。2000年2月，台湾媒体爆出李敖正式获诺贝尔文学奖审核小组通知，提名为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据说，李敖作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台湾作家，轰动海峡两岸。
他上了凤凰卫视，自然不会放弃这个向大陆人炫耀的好机会。《李敖有话说》的第一集题目就是“我终于有一个机会在这里抛头露面”，李敖对观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各位终于看到我了。我在台湾藏了五十五年。”
这样的开场白，似乎他肃然是被大陆长期封杀的作家，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如果是影视传媒，大概还是事实；如果是纸媒体，显然不是事实。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作为作家的李敖在大陆可谓大名鼎鼎，甚至超过柏杨在大陆的影响，且其大名从来没有消失过，他的各类著作遍布大陆的书店书摊。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当反台独成为中共台海政策的核心之后，李敖公开支持“一国两制”的言论，也屡屡出现在大陆媒体上。
李敖话说当年，炫耀自己在蒋家时代如何带头争取言论自由，是两次坐牢的大英雄，其他人都是小兄弟；他写的书如何又多又好，他的被禁之书如何天下第一，他的预言如何准确；在台湾民主化之后，他如何先揭露李登辉、后揭陈水扁，如何成为2000年的总统候选人之一，他的竞选助手的身份如何显赫……，他给自己的定义是：“我又是绝顶聪明的人，好学不倦的人，手不释卷的人，坐过两次牢的人。”
颇为讽刺的是，现在的李敖把陈水扁骂得一钱不值，但他当年曾经支持过陈水扁。为了把今非昔比的变化说圆，他又拿出颇有喜剧色彩的骂人本领：当年我支持陈水扁时，就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我有言在先：“支持王八蛋”。不过，这个李敖眼中的“王八蛋”，曾与他有过“兄弟般”的情谊，却可以作为自我炫耀的绝妙证据。想当年，我李敖是陈水扁等小兄弟的大哥，陈水扁称我“李大哥”，而自称“小老弟”，我是他们的带队的，我出钱让他们办刊物，带领他们“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李敖向观众展示陈水扁早年给他的信，突出的是信中那种毕恭毕敬的语气；陈水扁当选总统之后，还把自传《台湾之子》送给他，上面有阿扁的亲笔：“敖之吾兄雅正。生日快乐，弟陈水扁。”他接着说：在4月25日我李敖65岁生日这一天，他还要送书、送水果、送花，祝我生日快乐。“虽然这个时候我都写了陈水扁的真面目，揭穿他的真面目，把他骂得狗血淋头，可是他还这样子，跟李大哥表示友好。”（第二集《台湾人说他想独立，全中国人民都笑了》2004年3月9日）
那意思，无非是想告诉世人，看我李敖多牛气，即便把陈总统骂个“狗血淋头”，总统仍然要来巴结“李大哥”，你们说他是不是个“王八蛋”！于是，别人对故旧之谊的尊重，就在李敖的冷嘲热讽中，变成了他的自我标榜。
我想，在李敖骂过的三千多人中，被他骂为“王八蛋”的不在少数，而他独独挑出陈水扁这个“王八蛋”炫耀，无非是因为这个“王八蛋”是总统。
这个被凤凰卫视称之为“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李敖，骂人却骂得这般市侩！如果说李敖是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那么在我看来，他的“不可救药的理想”就是达到“骂人即炫耀”的境界。
李敖收集各类资料的勤奋和韧性，固然令人敬佩和羡慕，但他收集资料的目的，似乎专门是为了“骂人”和炫耀渊博，用于贬低别人和抬高自己，轻浮得近于猥琐。
不知道李熬在北大、清华和复旦三处的演讲，是否还要开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决不会把满口脏话丢向中南海。
（二）李熬在北大如何摸老虎屁股？
1949年后，昔日的“自由摇篮”的北大，被中共改造成今日的“自由坟墓”。
以骄狂著称的李熬走进了“自由坟墓”，想给坟墓吹进点儿活的气息，却要借一连串著名的死人和活人来支撑其话语权，蔡元培、胡适、马寅初等知识名流，毛泽东、周恩来等亡灵，都成为他传播言论自由的道具。他打着红旗反红旗，用毛语录来戏说“言论自由”，进而来预言中共注定灭亡；他用性开放的好处多多来论证言论开放的无害有益，用北洋军阀政府的宽容来凸现当今中共的不宽容；他用老北大的独立精神来抨击新北大的“孬种”，用一系列外国政府屠杀民众的实例来暗示六四大屠杀，以此证明“所有的政府在这样的时候都是王八蛋”；整个演讲的点睛之笔，是他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作中介，引出胡适的思想：争取你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因为，一个真正的开明进步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造成的，是要有独立个性，有自由思考的人造成的。
我以为，一位男学生的提问和李熬的回答，是整个演讲最出彩的地方。其精彩之处就在于：与其说是向李熬提问，不如说是质问坐在台上的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
那位学生问：“……在今年的早些时候，闵维方书记曾经提出一个观点，大概意思是说对于有反动言论的老师应该清出课堂，我想您对这样的观点有什么评价？”
李熬答：“我觉得作为大学一个特色，什么言论都敢接受，怎么可以叫反动言论呢，怎么可以有言论课堂呢，……所以我认为，在大学里面，没有什么说是可以害怕的，不能讲的，是不正确的。”
在此，我不能不向真正摸了老虎屁股的这位北大学子致意！也顺便向李熬的上述言论表达敬意。
但也必须看到，从凤凰卫视走上北大讲台的李熬，一心想扮演“自由斗士”，却已经丧失了昔日的锋芒。再联系他在清华鼓噪的独裁爱国主义，今日李熬非昔日李熬，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撇开他本人的刁钻习性不谈，仅就他必须面对的压力而论，即便他不怕调戏中共，他也怕驳了老板刘长乐的面子。
曾几何时，面对蒋家威权统治，李熬具有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他的一针见血的文风和不怕坐牢的勇气，堪称威权台湾的自由斗士。然而，台湾民主时代的到来，使李熬失去了对手，尽管骄狂依旧，叫骂更凶，但听众见怪不怪、言论市场萎缩。于是，李熬由自由斗士变成文化刁民，他为反对而反对，他的叫骂不断变味，少了锐气而多了痞气，少了正气而多了邪气。多亏编外央视频道的凤凰卫视的“慧眼识金”，为李熬重新找到了贩卖叫骂的言论大市场。
李熬仍然敢恨敢骂，骂两蒋、骂国民党、骂连战、骂马英九，更骂台独，骂民进党、骂李登辉，骂陈水扁，顺便也骂美国、骂日本，但就是不骂中共，不骂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非但不骂，反而爆夸，从凤凰一直夸道北大。即便在北大戏说言论自由，他也大耍滑头，把自由国家的官民冲突等同于独裁国家的官民冲突，开出如何争自由的犬儒化药方：自由的获得，一要巧妙地与独裁政府周旋，二要与独裁政府合作。否则的话，还会遭到六四式的屠杀。
所以，他用外国政府开枪对付平民来暗示六四，那意思是说：我不赞成政府向民众开枪，也不赞成民众逼着政府开枪。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评论，看似公允，实则混淆了起码的是非。六四的是非善恶一目了然，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拿什么逼政府？难道和平表达政治异见也叫逼？事实上，六四屠杀绝非民众逼出来的，而是一贯敌视民意的中共政权的野蛮本性使然。特别是当独裁政权面对高涨的民意之时，暴力镇压便是这个残忍政权的必然选择。而按照李熬的逻辑，只要民众坚持大规模的和平示威，就构成政府开枪的条件。
李熬在接受香港《亚洲周刊》记者童清峰的专访时，一边教导大陆人要“超越六四和回归宪法”，一面为刽子手辩护（转自多维新闻网05－09－23）他说：“六四不能谈，你看邓小平的文集，里面有一篇是对解放军的战士讲话的，他说动乱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坦克车不开出来，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死了好多解放军，所以才有那个画面出来，穿着白衬衫的那个人挡住坦克车，坦克车有没有压过去？没有。坦克车停下来，不是吗？该为谁平反？要不要为这些被干掉的解放军平反？”
多么会混淆是非的李熬！居然把邓小平为大屠杀作辩护的话当作“圣旨”，把刽子手与被屠杀的无辜民众混为一谈！那么请问李熬：在台湾进入民主社会之前，台湾人能象李熬说得那样潇洒，超越蒋介石政府制造的“二•二八血案”吗？他李熬本人能超越十年大牢吗？而在依然独裁的大陆，六四亡灵还未得到公正的祭奠，天安们母亲还无法公开悼念亲人，许多因六四而入狱的人士仍在大牢里煎熬，赵紫阳的亡灵依然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你李熬凭什么让大陆人超越六四？
必须承认，对比连战和李熬二人在同一讲台上的表演，连战是被中共操控的木偶，李熬是戏耍主人的戏子，戏子的嘻笑怒骂，当然比木偶的一本正经更讨观众的欢心。但李熬之所以敢摸老虎屁股，就在于他比连战更聪明：1，他在威权时代的台湾就摸过两蒋的屁股，为此坐过十年大牢，并坐成了著名的“自由斗士”，他在大陆还多少具有自由斗士的人望，这是政客连战难以比拟的；2，对中共现政权的两岸政策，他的把握远比连战准确：如果说，蒋介石政权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那么，中共现政权就是“武力统一无胆，民主统一无量”，而只能采取硬性的武吓和软性的统战来维持现状。而且，胡锦涛加大了对台统战的力度。
所以，骄狂成精的李熬，早就摸清了中共这只老虎的秉性：中共的恐怖统治，对大陆人是血口大张的“真老虎”，而对外人大都是收起牙齿的“纸老虎”。为了统战的需要，中共对台湾的各界名流，甚至要装成憨态可鞠的“熊猫”。别说现在的连战、宋楚瑜和李熬等台湾名流，就是当年的“大战犯”李宗仁，只要肯于接受统战，毛泽东也会赐予“荣归故里”的待遇。何况，今天的中共政权，毛式霸气少了，邓式精明多了，对外政策的国家机会主义，已经到了“左右逢源”的圆滑程度。
李熬一到大陆，宣称他是值得信任的“自己人”，不断叨念多少人劝他收敛锋芒，否则可能惹麻烦；他在机场表示，想以政治犯的身份去秦城看看，他在北大又说：“我讲这一点很多人提心吊胆，包括我在内，人家说，你到大陆来要不要看长城，我说我可能没上长城先进了秦城。”似乎他在北大摸了老虎的屁股，很可能遭受文字狱的惩罚。
但李熬心里清楚，自己是“外人”，而中共的老虎屁股，一贯是“外人摸得，自家人摸不得”。
比如，仅就这两年而言，大陆的网络异见作家张林、郑贻春和师涛等人摸了，分别被判入狱五年、七年、十年；维权人士李柏光和朱久虎等人摸了，分别遭到九个月、四个月的拘押，才得以取保候审。最近，郭飞雄摸了，再次被送进拘留所。
至于大陆的著名知识分子，他们没有统战对象的身份，自然享受不到李熬的特权，即便他们有心在北大讲台上摸老虎屁股，中共也决不会为他们提供机会。君不见，北大的焦国标在台下摸了，被砸了饭碗，远走美国；青年女教师卢雪松在讲台上讲林昭，至多是轻摸一下，却先遭停课、后遭取保候审的惩罚。
而台湾的李熬被赐予上北大讲台特权，所以，他摸老虎屁股，非但全身而退、无惊无险，反而温柔一摸，名利双收！
三 李熬在清华为“盛世”高歌
李熬在北大摸了老虎屁股，一炮打响之后，他已经完成了事前设计，“自由斗士”的凌空，把政客连战的大陆行踏在脚下。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弥补北大放言对主人的“大不敬”。
(一)中共对李熬的不同待遇
中共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李维一声言：官方没有对李熬施加任何压力；凤凰卫视老板刘长乐也说：官方对李敖“登陆”所表现出的“雅量”，体现了社会的开明和进步。但非常明显的是，与北大的接待规格相比，清华对李熬的接待已明显降格，没有国台办人员出面，校级官僚也缺席，只派出二级学院的院长李强，演讲主持人也变成凤凰卫视的曾子墨女士；在定位上，也不再是清华校方邀请李熬来演讲，而是凤凰卫视请李熬来作专题节目《世纪大讲堂》，只不过本期节目安排在清华而已，如同以往的《世纪大讲堂》都安排在大陆的不同高校一样。后来到复旦也如法炮制，出面主持演讲的是人文学院院长姜义华。
李熬在北大戏说“言论自由”，直播之后就从凤凰卫视上消失，中共媒体全面封杀北大演讲；而李熬在清华宣讲“独裁爱国主义”，录像在凤凰卫视上不断重播，大陆媒体跟着热炒清华演讲。
受到压力而有所收敛是一回事，讲什么内容是另一回事。李熬如若不想主动献媚，他在清华完全可以讲选择其他内容，而不必专挑独裁爱国主义、实质上是爱党主义来声嘶力竭。清华演讲并不完全是压力下的变脸，因为，四百集《李熬有话说》已经证明：李熬的大中华情结和力捧中共都是一贯的，基本与政治压力无关。所以，仅仅时隔一天，北大的自由主义课堂变成了清华的独裁爱国主义课堂，嘻笑怒骂的批判变成了忸怩作态的媚眼，精明的骄狂变成撒娇的痞气。
（二）李熬的盛世与大陆异见人士的文字狱
李熬在清华表演不再摸老虎屁股，而是温柔地按摩虎头，再唱《李熬有话说》的独裁爱国主义媚曲：结束中国近百年来挨打挨饿历史的唯一功臣是中共。只有中共才能使中国真正地富强起来。他大声感慨：“现在是中国自汉唐以来所没有的一个盛世。”是史学家钱穆所期盼而没能看到的“汉唐以来所未有也”的盛世，“今天告诉各位，我李敖亲眼看到了。”
他谈起中国人没有裤子穿的穷，1949年前的穷，要怪万恶的旧社会；1949年后的穷，不怪国共内战，也不怪中共，而只怪蒋介石。因为蒋介石逃往台湾时，炸毁了大多数基础设施，搬空了国库里的金条，还留下300万反动分子捣乱，能不穷吗？李敖在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作嘉宾时也说：“中国曾经经过那么穷苦的日子，现在虽然还是会穷苦，但比起以前真是程度不同了，感谢中国共产党！”
那么，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那是中国历史上饿死最多的人祸，大概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而老毛还要向出口粮食，以换取苏联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支持。我想，自称熟悉历史的李熬不会不知道，但他就是一字不提。
李熬的这套说辞，与大陆影视剧中以古颂今的古代盛世，与春节晚会的盛世主旋律完全合拍。比如，2005年春节晚会，开埸歌舞名曰：《盛世大联欢》；收场节目名曰：《盛世钟声》，首尾呼应地突出当下中国已步入“太平盛世”的主题。
李熬向清华大学生灌输的独裁爱国主义，也是每年七•一、十•一等中共庆典期间官方宣传的爱国主义——爱国等于爱政权，爱政权等于爱党。近些年七•一庆典，官方的舆论造势的重点之一，是强调年轻人积极要求入党的人数大幅度上升，特别要突出在校大学生入党人数的增长。官方媒体报道说，在校大学生要求入党的比例已高达百分之六十，这一数据又恰好与另一调查数据相当：年轻人拥护中共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六十五。至于入党和拥护党的理由，报道的侧重点也有理想转为务实：既不谈中共的宗旨，也不谈远大的共产理想，更不谈党的斗争精神，而是绕了一个很大的弯，著重谈论中共的丰功伟绩，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富起来了”，江泽民领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胡锦涛领导大中国的和平崛起。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共，创造了国力增强、国威提高、国家崛起和国民富足的醒目政绩，对年轻学子越来越具有感召力。
在复旦的演讲，最信口雌黄的献媚，是他大夸中共的政治开明:“为什么我说这次回来要看秦城监狱呢？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至少我在秦城监狱里面看不到政治犯，我觉得这是中国最大的进步。”
六四后的秦城监狱，曾关过一大群政治犯，我是其中之一。现在的秦城监狱里是否还有政治犯，我无从考察。但仅就北京二监关押的政治犯而言，我知道起码就有：“自由民主党案”中的胡石根，“新青年学会案”的杨子立、徐伟、靳海科，民主党案的何德普、查建国、高洪明等人，他们的刑期，少则八年，多则二十年。
同时，就在李熬高歌中共盛世的前一天，即2005年9月22日，大陆异见作家郑贻春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七年徒刑。其他的还有，优秀新闻人俞华峰和李英民，分别被判八年和六年徒刑；程益中先生也被关押了四个月；异见作家张林和师涛，分别被判入狱五年和十年。中共监狱关押的网络作家和记者为当今世界之最。
近两年，中共政治迫害的黑爪越伸越长，帮助底层人士维权知识分子和律师也屡遭关押。律师郑恩宠被判三年徒刑，法学博士李柏光和律师朱久虎，分别遭到九个月、四个月的拘押，才得以取保候审。最近，郭飞雄因参与太石村维权，被送进番禺区公安局的拘留所，还有二十几位村民也身陷囹圄。山东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在北京被绑架，押回山东后，至今仍然遭到软禁。
（四）李熬对国共的双重标准
按照李熬的标准，主权独立了，经济腾飞了，百姓温饱了，就是“汉唐之未有之盛世”。那么，在李熬本人遭受政治迫害时期，蒋家父子领导下的台湾也应该是盛世了。
李熬的书，在1966年第一次被禁，从此他的书就不断地遭禁，先后被禁过96本；他的人也不断遭到人身迫害，1971年和1982年，他先后两次入狱，加起来蹲了十年大牢。而李熬受迫害的这段时间，正是台湾经济起飞、民众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阶段。从1965年到1972年，台湾工业的平均增长率高达19.5%，工业产品出口年均增长率超过25％，由蒋经国主持的“十大建设”，也开始于1973年，标志着台湾经济的辉煌成就。
国民党政府领导下的经济腾飞，改变了台湾的实力和台湾人的生活。从1951年至1989年的38年间，台湾国民生产总值从24.6亿美元增至1283亿美元，增长52倍；人均国民收入从137美元增至7518美元，增长53倍；外贸总额从1.97亿美元增至1184亿美元，增长601倍；1989年台湾外汇储备达774亿美元，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由此，台湾迈入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行列，与南朝鲜、香港、新加坡并列，被称为亚洲“四小龙”和“经济奇迹”。
可以说，李熬遭受政治迫害时期的台湾，与现在的大陆非常相似：经济高速、收入猛增、生活改善和政治独裁、权力高压、政治迫害并存，但国民党政府的独裁力度远不及现在的大陆，而现代化水平却远远超过现在的大陆。何况，老蒋死后，小蒋便开始了一系列渐进的政治改良。到1983年李熬第二次出狱时，离台湾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和报禁的1987年，只有四年了。
按照李熬在大陆宣讲的盛世标准，这个时期的国民党政府，更有理由被称为创造盛世的执政党，因为它不但创造了经济奇迹，而且创造了政治奇迹，应该被李熬称为双重盛世才对。
但李熬非但从未把这一时期的台湾称为“盛世”，反而依然是用最激烈的叫骂抨击两蒋。如果从李熬在这段时间里备受文字狱之苦的角度，可以对他的叫骂给以同情的理解、甚至认同，但同样是威权政府，且中共独裁远比国民党独裁厉害，而李熬却高调赞美中共而刻毒贬低国民党。
这样的双重标准，既是旁观的冷漠，也是没心没肺的献媚。
如果真像李熬自称的那样，他真是自己人而不是观光客，他应该一直生活在大陆，且因发表异见而进过他向往的秦城监狱；他也应该参加过八九运动，且亲历过六四屠杀；那么，李熬还会在清华的讲台上大谈什么“汉唐以来所未有也的盛世”，而无视大陆仍然频发的文字狱吗？
他不是自己人而是外来的观光客，是中共优待的重量级统战对象，是摆给台湾人看的政治花瓶，与每年坐在大会堂里的政协委员的花瓶功能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他的大陆行，与大陆民众没有多大关系，而与中共的统战策略密切相关，也与他扩展自己的言论市场息息相关。
这些被李熬忽略的大陆政治犯，都是李熬标准的盛世的祭品——向政治冤狱的制造者中共献媚的祭品！
四 李熬的献媚和自媚
（一）李熬向中共权贵献媚
李熬是个患有畸形自恋狂的戏子文人，无论走到哪，也无论讲什么，他都忘不了贬低别人和太高自己，那种自我炫耀的无耻劲头，真是世所罕见。
然而，骂遍天下李熬，独独对中共及其领袖不骂反夸，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胡锦涛，从第一代夸到第四代。在凤凰卫视上夸还不算，来到大陆也要继续夸。
李熬在三所高校的演讲，主题之一是高调赞美中共的各代领导人，频频引用毛泽东的语录和诗词，周恩来和邓小平的话。在北大，他高调赞美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顺便向胡锦涛献媚，拿出京片子的“自来熟”做派，称胡锦涛为“小老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当胡锦涛请我做北大校长的时候我就来了。”
如此献媚于当今中共党魁，已经近于顽童向大家长撒娇了。
在清华，每当李熬讲到煽情的爱国主义，都能得到台下最热烈掌声。与他对北大的尖锐批评相反，他对清华的态度却是百媚千捧。李熬在北大演讲时贬低唯物主义而抬高唯心主义，但他在清华却变成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反复强调只有务实才能强国，清华的传统是务实；他礼赞清华“务实爱国”之校风，他说他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人开始务实了，看到从清华走出了务实的国家领导人。
在复旦，李熬继续清华演讲的主题，夸盛世，夸邓小平，夸现在中共领导人“务实”，希望“我的小老弟胡锦涛真的风流一点。”
即便面对台湾媒体的采访，李熬照样赞美现任中共党魁和总理。他接受在2005年09月27日接受台湾《联合报》采访时说：“国民党说暴政必亡，没有这回事，中共严密的不得了，不会亡，只有承认现实，大陆高层做坏事的人几乎没有，胡锦涛规规矩矩，要承认。”“温家宝走了一千五百个县市，十分规矩的一个人。”
因为，他还舍不得凤凰卫视的言论市场。
（二）李熬的自我炫耀
李敖自称要与同在北大、清华演讲的连战、宋楚瑜作“演讲比赛”，要让连和宋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演讲”。
所以，他在北大的演讲，再现了他用骂人来自我炫耀的小聪明，一开场就拿在同一场合演讲过的连战开涮，让连战在女厕所例露怯。可怜的连战，先是自愿充当胡锦涛的统战工具，继而又被迫充当李熬的垫脚石，为了把连战踩在脚下，李熬只能“以怨报德”，不理会中共对他的万千优惠，而要安全地摸一下老虎屁股。
李熬当然最想夸的是他自己，而且专找名人来当垫脚石，早已作古的史学家钱穆先生，在台湾、在凤凰卫视，已经多次被李熬当作垫脚石，大陆行也两次当了李熬的垫脚石：“我在中学时候写文章批评一个教授，他后来写信，他很谦虚地给我回信，”这段佳话已经成了李熬生命词典中的“典故”，动不动就拿出来用于自我炫耀。时隔仅一天的北大和清华的两场演讲，他就给听众讲了两次这个典故。
他捐款给北大为胡适塑像，1500倍还胡适当年给过他1000美元的人情债，他在北大、清华和复旦三次演讲中，三次提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多次提及。比如，他对《亚洲周刊》的记者童清峰说：“当年胡适在我穷困的时候送了一千元给我，这次我捐了一百五十万台币给胡适立铜像，相当于三十五万人民币，一百五十万比当年的一千元，物价指数是一千五百倍，我还你的情，这个情还得之高明，还到北京大学去了，在共产党这么多年打击胡适、冷落胡适，北京大学这几年有蔡元培铜像、有李大钊、毛泽东、马寅初、西班牙赛万提斯，有这些像的时候，没有胡适的像，我李敖捐了这笔钱要给胡适立铜像，你想想看这涵盖多少意思，我跟胡适四、五十年结这个缘，他借我的钱一千五百倍反射在这个铜像上。”
清华学生也很知趣，提问时个个投其所好，几乎所有人的提问都以“大师”之称开始，先用肉麻的献媚开场，再奉上拍马屁的问题，直到最后向李熬赠送礼品，都离不开吹捧“李大师”的拳拳爱国之心。有几个学生的提问，已经不是问题而是在大师面前撒娇。
一个女生说：“我觉得我们是以清华最热烈的双臂来拥抱您，欢迎您回到我们祖国的组织，欢迎您回来。……通过刚刚短短几十分钟的讲演，我们非常深刻领略了您的语言风格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可能我们更加喜爱您的是您对我们祖国的认同和您的爱国之情，我们真的感觉到您的拳拳之心。”
一个男生说：“……非常喜欢看您的《李敖有话说》节目，在这个节目里面，我经常看到您穿一件红色的外衣，因为今天您为什么没有穿，这件外衣对您来说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唯一尖锐点的问题是一个女生要求李熬向北大道歉，因为李熬用“孬”贬低北大，而“‘孬’在北京话中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贬义词，我觉得对主人不够礼貌，……”李熬也只好委托这位提问人向北大致歉。
于是，李熬在台上向中南海的新旧权贵撒娇，清华学生在台下向李大师撒娇，李熬的表演就在台上台下的互媚中结束，堪称“超级圆满”。
清华人用提问献媚，并不令人吃惊。“谄媚于上”是中共文化的最大特色之一，大陆电视主持人最拿手的技巧，就是用提问来向嘉宾献媚，每个问题都是一次献媚，随着问题的不断提出，献媚的力度也节节攀升，直到夸得嘉宾笑成一朵花。所以，向权势者和名流献媚早已变成中国人的第二本能了。在一向极左、培养众多高级奴仆和官僚的清华，学生们学不到真正的人文精神，而只能学到奴才的处世之道，毫不奇怪。
靠叫骂起家的李熬夸清华，直接夸到毕业于清华的中共党魁胡锦涛等政治局高官，如此献媚也不令我吃惊。从几百集《李熬有话说》的节目中，我早已领教了李熬献媚中共的高超献媚，夸起毛泽东和邓小平来，技巧之高超令他的叫骂黯然失色。
更令我作呕的是他近于无赖式的精明，为了让肆无忌惮的媚相不太难看，他又在独裁爱国主义的煽情中撒上点自由主义的味精。比如，他再次讲到自由主义，讲宪法上的公民权利清单，还修改了富兰克林名言：“富兰克林讲了一句话，非常动人，他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这句话要被我李敖改写，怎么说，这里是我的国家，我要使它自由。”“……自由不在外面，自由在我们眼前，经过我们的努力自由会实现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跑？”
如果说，李熬在清华和复旦讲台上的献媚表情，是为了继续他的拓展大陆言论市场之旅；那么，他在北大的“摸老虎屁股”，绝非出于他的公共知识分子良知，而是出于他的政客式文人的精明！他知道，在大陆政权的眼中，他是铁干的反独派和拥共派，所以才有此次大陆行。或者说，此前的一年多时间，他在凤凰卫视上的极端媚态，早已为他来大陆摸老虎屁股积累了足够的免罪资源：
一方面，他是台湾唯一赞成“一国两制”和“反分裂法”的名流，他把毛泽东捧为最伟大的全球战略家，甚至高喊毛主席万岁；他自称最佩服三起三落的邓小平，甚至为邓一手制造的六四大屠杀辩护；他说胡锦涛的对台新策略很高明，硬的更硬，软的更软，让阿扁及其幕后老板美国，双双手足无措。
另一方面，他痛骂台独分子，把陈水扁贬为“卖牙签的希特勒”；他痛骂美国和日本，把布什政府比作魔鬼撒旦，把恐怖分子称为舍身成仁的英雄。
有了这种符合大陆“政治正确”的立场，有了这些“媚态”表演垫底，李熬自然有充分的安全感。而如果中共对“李狂人”摸屁股之举，愤怒得失去理智，那就正中了李熬的下怀。在台湾蹲大牢蹲出“一世英名”的李熬，巴不得中共对他下点狠手。在李熬与中共的博弈中，对于“坐牢也成精”的李熬而言，进秦城是最高圆满，中断大陆行次之，取消余下两场演讲再次之。三种惩罚中的任何一种，就将成倍地放大李熬大陆行的收益。
然而，中共现政权计算统治的成本和收益的狡猾，决不次于李熬筹划个人名利最大化的精明。出于统战台湾名流的政治需要，明星文人兼立法委员的李熬，即便讲的再放言无忌，甚至直接骂到当今权贵的头上，中共的应对至多是比现在更严厉的言论封杀，让李熬大陆行在媒体上变成新华社的简短通稿，而决不会再有更严厉的措施。所以，不要说送李熬进秦城或中断他的大陆行，不在中共的考虑之中，甚至取消他在清华和复旦的演讲，也不会在考虑之列，反而是让“李大师”继续前呼后拥的“神州文化之旅”。
如果说，此前的连、宋都踏了北京红地毯，付出的代价是忍受“胡锦涛通吃”的零和游戏；那么，现在的李熬没能享受红地毯的尊贵，他就让中南海付出容忍他摸屁股的代价，用培养高级奴才的翰林院的讲台，来复活早已淡出公共视野的“自由斗士”形象。如此一来，没有红地毯的待遇，反而变成名利最大化的资源。
李熬大陆行，与其说是“文化之旅”，不如说是“利益交易”之旅，李熬借此来拓展大陆言论市场，中共借此来拓展台湾统战市场。所以，中共不得不容忍李熬在北大表演的“言论自由秀”，就是中共为获得统战政治利益而必付的代价。
清华学生大肆吹捧李熬的“拳拳爱国之心”，并献上象征着架起两岸统一的礼物：一座桥的设计模型。但我看，李熬来大陆，无心为两岸统一架桥，却用心拓展自己的言论市场。
五 李熬不过是统战玩具
李熬在北大演讲，一面竖起胡适的自由主义旗子：“一个真正的开明进步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造成的，是要有独立个性，有自由思考的人造成的。”一面又教大陆人必须与中共合作，如何聪明地活在独裁之下。他说：“你要照顾他，我们希望共产党活一千年，我们在它背上贴着它，哄着它，耐着它，让它为我们服务，有什么不好，我们不服气要打，……用这种不健康的情绪在家里生闷气。拍桌子摔板凳是错误的，我们要和共产党合作，……”
之后，李熬收起胡适的旗子，从清华到复旦再到香港的演讲和记者会，一路高歌中共治下的“盛世”和独裁爱国主义，也一路表演现身说法的犬儒活法。
李熬自称在大陆的三场演讲是“三温暖”。离开大陆到了香港，他继续让中共感到温暖。在香港的记者会上，他再次拿出无赖腔，学着北京高官阻止香港民主进程的口气，对港人争取民主冷嘲热讽，质问港人为何在港英时期不争民主、而回归大陆后却偏要争民主？他说：“香港人争取民主（是）错误的。香港一部分人受台湾的影响，政治上有种反抗的情绪，对此感兴趣，并开始膨胀，（搞）所谓台湾民主政治，以香港人的智慧早已超越此。”
他用“猪哲学”来开导港人，教香港人先搞好经济，自强起来，民主自然就会到来。这与中共政权的跛足治港政策毫无区别：香港是商业城市，“振兴经济”才是关键；至于政治民主，要“循序渐进”，实质上是遥远的未来。为此，北京给予了香港一系列优惠政策。
但李熬难道不知道，正是在港英政府时期，源自英国的自由和法治，才是香港繁荣的制度保证。港人早就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繁荣，所以，弹丸之地的香港得以与台湾、新加坡、南韩并列，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对于百般阻止香港民主进程的中共政权，他认为中共太强大，作对没有好下场。他又拿出“大师”的派头，像在大陆教导年轻人那样教训香港民主派，教港人用聪明的方法利用中共，象追女人一样，用“骗它、哄它”的方法争取想要的东西。他说：“不是说民主不好，而是对聪明的香港人来说，民主对香港人太抽象”。“共产党亦有为善及向好的一面”，民主派应该好好利用中共。他甚至警告港人，“不要与北京作对，要与北京和谐共处，香港的力量没那么大，不要像台湾人一样蠢蛋”。
其实，民主对于香港人来说，非常具体，一点也抽象，不过是要求一人一票的自由选举。而且，在港人争民主的过程中，港人自发上街行使民主权利的斗争，已经取得过具体的成果。正是港人的主动抗争，发起反23条的五十万大游行，中共强加于港人的“23条立法”才被迫搁置。如果港人遵循李熬的教导，慑于中共的强大而只顾埋头赚钱，不再关心香港的政治改革进程，那么，中共强加于港人的“恶法”——“23条立法”——早就获得通过，港人的自由就将受到极大的伤害。
实际上，李熬是在信口雌黄。他的这套说辞，北京高官早已对港人多次说过，不过是要港人学他李熬的犬儒化智慧，或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或翻云覆雨，两面三道，或干脆作缩头乌龟，向中共陪笑脸。李熬自以为聪明，觉得他可以玩中共，而事实上，看他清华和复旦的演讲，动不动就回头看他的老板刘长乐脸色，嬉皮笑脸地调侃两句，就会明白究竟是李熬玩中共、还是中共玩李熬。
李熬在大陆的现身说法，为世人树立起与中共合作的“样板”：他一踏上大陆，便自入中共股掌，尽管他在中共掌中蹦蹦跳跳，却翻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对于中共的对台统战来说，李熬大陆行与连宋大陆行的区别仅仅在于：连宋是中共骗人的大花瓶，李熬是中共哄人的大玩具。
犬儒化的玩具对年轻人毒害，远甚于一本正经的花瓶。
一 大中国主义的双重傲慢
虽然同为华人地区，但香港和大陆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天地，由于两地之间各方面的巨大差异，特别是制度上的差异，在涉及到社会公益和公民权利等重大公共问题时，两地民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几乎毫无共同之处。我不知道港人在回归前后对大陆人的看法有何不同，但我知道九七分界线划开了两重天地：大陆人对港人看法的巨大变化，无论是政府还是百姓，皆由九七前的自卑转向九七后的自傲，以至于形成了霸道的中央心态。
（一）大陆对香港的自卑
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结束了以海外关系划分敌友的毛泽东时代，随之而来的是大陆人艳幕富裕西方的热潮，生活在港英殖民制度中的港人，也自然成为大陆人最切近的艳幕对象，港商、港币、港货、港亲，成为大陆人争相追逐的目标。就连一向目中无人的中共政权，也知道大陆制度的落后无法吸引港人，才有“一国两制”模式的提出，等于就是变相承认了大陆制度的失败，起码是经济制度的失败。
那时，大陆人唯一可以向香港摆阔的阿Q项目，就是文化上的傲慢，与清末士大夫们以“天下心态”应对西方挑战的态度相一致。尽管自身的全面落伍是不争的事实，但国人还要在节节衰败的自卑中，一退再退地坚守虚妄的自尊：从物质不如人退向制度不如人，但仍然坚守道德精神世界第一。只不过，当年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变成了香港的经济发达和生活富裕，当年的维新变法变成了今日的改革开放，而无论如何也决不放弃的中国精神道德第一，变成了大陆知识人把香港视为文化沙漠的精神傲慢。大陆知识人在面对自由而繁荣的香港时，事事不如人的自卑，也只能靠以“文化沙漠”来壮胆。
而在我看来，港人对大陆人的优位，主要不是富人对穷亲戚的傲慢，而是穷亲戚的愚昧和自卑对富人的嫉慕。即便港人也有嫌贫爱富的人性弱点，也确实看不起大陆人，但这一切的根本原因，不在港人而在大陆本身，更多的是大陆制度的封闭落后所致。否则的话，便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八十年代的大陆，“港商”得到中共高官和大陆百姓的普遍追捧，有香港这一“海外关系”的大陆人，也随之被同胞们高看一眼。
（二）大陆对香港的双重傲慢
九七回归之后，北京政权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对香港行使主权，也能够对特区政府大摆中央政府的权威，独裁制度养成的权力霸道和大国傲慢，更通过软硬两幅面孔君临香港——发号施令的硬权力和恩人赐福的软权力。硬权力要求的是被治者的绝对服从，软权力要求的是受惠者的感恩戴德和知恩图报。
中共政权将自己的权力意志强加于香港的典型案例，就是利用中央权威的硬权力逼迫港府就23条立法。同时，为平息港人对23条的愤怒，便让温家宝送给香港CEPA的经济大礼。这是中共政权将自己的权力意志通过恩人式的软权力对港人的收买。
如此权力傲慢表现在中共高官身上，是昏聩独裁者的高高在上的狂妄霸道，也是明智独裁者的俯身倾顾的平易亲民。前者表现为诸多中共官员对港人的训斥式侮辱，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江泽民对香港记者的呵斥；后者表现为另一些中共高官对港人的言行抚摸，最典型的代表是温家宝首次访港的尽显亲民姿态。
在本文的后面读者将看到，相当数量的大陆网民，也持有与中共当局相同的双重傲慢。
（三）大陆对香港的暴发户心态
这种有恩于港人的救世主姿态，又以两种方式表现出来：
1，中共自以为成功收回香港，洗刷百年被殖民的民族耻辱，将港人从英国殖民者的二等公民的屈辱地位中拯救出来，可以挺直腰板、当家作主了。所以，从主持回归庆典的江泽民、李鹏到访问香港的朱鎔基，再到最近访问香港的温家宝，大陆政要们对港人喊话时，每一次都要大声疾呼：“港人要珍视摆脱殖民统治和当家做主的新尊严”。这一激情呼喊，似乎就能让对回归之事毫无发言权的港人感恩戴德，相信自己之尊严完全来自北京政府的恩赐。而在实际上，这只是独裁寡头们的硬性强加和一厢情愿，港人并不买帐，不仅毫无内在认同，而且屡屡通过公开言行挑战“恩人”。
2，大陆政权自以为香港的经济繁荣，主要来自大陆的恩赐，特别是九七之后，隨着香港经济的低迷黯淡和大陆经济的高亢亮丽，大陆人逐渐有了蔑视港人的资本和自信，而且理由充足得很，大有囊括过去、现在、未来之势。在许多大陆人看来：
回顾过去，香港的繁荣绝非港英政府之功，也主要不是港人的勤奋所致，而大都来自赚大陆的钱（转口贸易之赐），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但大陆通过香港的转口贸易量大增，而且对港资进入大陆给予了诸多优惠，让港商们赚得钵满盘涨。甚至，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之一的资本——发达的银行业和证券业——也来自老上海。
关注现在：日益开放的大陆已经加入了WTO，完全可以扔掉香港拐棍而直接面对世界，于是，占不到大陆便宜的香港便开始衰落，而不让香港占便宜的大陆则迅速发达。于是，大陆精英们（包括官员、商人、知识人）开始热烈讨论这样的问题：以广州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或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经济区，将很快取代香港而成为大中华区的经济中心。同时，中央政府又在香港遭遇SARS危机和经济不景气的双重打击之时，给香港送来经济大礼，更显大陆暴发户对破落富豪的优势。
展望未来，香港的经济前途只有一条路可走，即背靠大陆并与大陆加强经贸合作，才可能避免衰落的命运。而这还要看大陆是否愿意带着香港一起玩。
实际上，说现在大陆人看不起香港，绝非完全符合事实的描述，而是中央权威、经济增长、国力日强和民族复兴的多重作用，夸大了极少数富人的暴发户心态和权贵们式傲慢，以极少数人对香港的傲慢与偏见取代了绝大多数人对香港的羡慕。那些能够自由出入香港、一掷千金、在香港存有大笔资产、在香港拥有上市公司、且动不动就号称为香港经济作出巨大贡献的大陆人，显然是少数中的少数。而如果问一问被“两制”隔离在大陆的普通百姓怎么想，那么大陆人对港人的感观就会完全相反。正如外国人对中国的繁荣富裕之印象，主要来自对大城市的走马观花一样。否则的话，便无法解释，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大陆人希望变成香港人，那些非法潜入香港的大陆打工仔为什么拼死争取居港权。
公平地讲，两地的经济交往是互惠互利，而且大陆得到的更多。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1949年中共掌权后，保留香港作为大陆的转口贸易平台，特别是随着大陆经济改革的开始，确实让港人得到了诸多实惠，由此，在大陆人心中，似乎港人在经济上占尽了大陆便宜。然而，香港也使大陆有了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不仅使其对外贸易逐渐与国际接轨，成就了邓小平规划的“特区经济试验”，更吸收了香港先进的经济制度、经营理念和国际规则。与港人得到的经济实惠相比，即便不算港人在大陆的巨额投资，一直在外资中独占熬头，对大陆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仅就大陆人从香港得到的观念启蒙和制度引进的实惠，就足以抵消港人从大陆赚取的经济实惠。甚至说港人是大陆人学习怎样做生意的启蒙者，也一点都不过分。
二 党权至上转化为主权至上
（一）主权至上就是党权至上
无论对大陆还是对香港，硬权力逼迫和软利益收买，一直是独裁政府之权力傲慢这枚硬币的两面，目的皆是为了一党独裁政权的利益。而行使霸道权力的法理理由，是将一党政权的私利转化为“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党国一体的大陆制度，在对外关系上，必然将“党权至上”化装为“主权至上”。虽然，香港作为特殊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有“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的承诺在先，但是一旦香港的回归完成，中共政权为了党权至上的根本利益，必然将“中央利益”高于“地方利益”、“国家安全”高于“个人自由”的大陆统治原则强加于香港。
现在，反对23条的人们，大都把制定此恶法的罪责归咎于江泽民和他钦定的特首董建华，然而，真正的根源在于独裁制度的体制逻辑，把这一根本的独裁逻辑贯彻到香港的大人物，正是发明了“一国两制”和钦定了江核心的邓小平。他在谈到“基本法”的起草原则时说：“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大家可以冷静地想想，香港有时候会不会出现非北京出头就不能解决的问题呢？过去香港遇到问题，总还有个英国出头嘛！总有一些事情，没有中央出头，你们是难以解决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损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呢？所以请诸位考虑，基本法要照顾到这些方面。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预嘛！”
邓的这段话，就是为回归而钦定23条手令，是中国最后一个强势独裁者的遗训。江泽民的权力来自邓小平的钦定，其治港原则也就必然秉承邓独裁的遗训。
正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包装，既给了中共政权以法理根据，也给了其不惜冒险的胆量：违背“一国两制”的承诺，罔顾香港的特殊地位和港人的个人自由，逼迫港府就23条立法。而且，中共如此作为，也符合中共以爱国主义添补其正统意识形态衰落的现行策略，并迎合了目前大陆日益强势的民族主义情绪。北京政府说：维护国家安全是港人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23条有利于国家利益和香港社会的稳定。特首董建华说：港府有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香港的未来离不开祖国大陆，23条可以将大陆和香港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大陆网民说：“为国家安全立法是一定必须的，无论什么人和事都无法改变的。”（见新浪网7月7日网民对押后二读的评论）
于是，表面上的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之辩，实质上是独裁权力与个人自由之争，国家利益成为独裁者以恶法限制个人自由的杀手锏。如果23条立法完成，国家利益包装下的独裁利益安全了，而香港的自由制度及港人的个人自由便岌岌可危了。
（二）信息的封锁和误导所造成的恶果
封锁和误导，无法为大陆民众提供基本事实、多元化的信息和观点，必然造成大陆人在信息上的无知、观念上的偏见，理解上的跛足和判断上的错误。
本来，既然是同一个国家，两地之间理该有充分的信息交流，有利于建立互谅互信互助的良性关系，无论对港人还是对大陆人，乃至对整个大华人区，皆是莫大的福祗。然而，由于人为的独裁黑幕，使同一国家的两地处在“两种制度”的隔绝下，彼此之间缺乏最低限度的了解和沟通，必然导致互信的空白和彼此的误读。特别是没有知情权的大陆人对港人的偏见，甚至达到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
7月7日深夜，我不甘心听不到大陆网民的声音，就在零点以后浏览了几个门户网站，还是有了意外的惊喜，在新浪网上看到了关于23条的帖子，共有11页200多条，剔除重复的帖子，大致剩下189个（由于深夜，我不敢保证自己的统计完全准确），其中，支持23条立法的帖子100个，支持押后二读的帖子58个，中性帖子28个，还有3个港人帖子。
就没有被删的帖子看，支持立法的大陆网民的比例远远高于支持押后二读的比例，前者几乎是后者的一倍。但我以为，这并不能准确反应大陆网民的真实态度。因为，门户网站向来是网警审查和版主自律最严的地方，局外人无法确切判断被删帖子的倾向性如何。但就凭官方对港人大游行信息的完全封锁，起码可以断定支持港人民意的帖子是被删除的主要对象。我做出如此判断，还因为有一个可资对比的参照系——大陆民间的个人网站，除了自律性较强的“世纪沙龙”和“关天茶舍”很少关于23条危机的帖子之外，在其他个人网站里，如“不寐思想论坛”、“宪政论衡”、“春蕾行动”、“递进民主”、“民主与自由”、“学而思”、“文化先锋网”等网站，支持港人民意的帖子占有压倒性比例。
鉴于本文的主题，我对网络言论的分析，着重于支持23条立法的帖子，从中可以透露出相当数量的网民陷于和中共当局相一致的迷思：极端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敌人意识、恩人心态、经济利益至上……所造成的对港人的误读误判。
支持23条立法的理由如下：
1，国家的利益和安全高于一切，不能以自由的名义损害国家安全。在支持23条立法的100个帖子中，此类帖子占有压倒性的比例，共64条，由于此类帖子数量过大，文字和观点又大同小异，从许多帖子的空洞议论上看，一望而知发贴的网民对23条本身并不了解，对港人围绕23条的争论更是所知不多，所以就不一一引证了，而只是概括地介绍一下他们所强调的理由：
或强调国家的利益和安全高于一切，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借口损害国家利益；或强调“一国两制”的要义，首先在于“一国”，其次才是“两制”，“两制”的实施要服从于“一国”的需要，而不是“两制”高于“一国”；或认为港人作为中国人，必须为国家安全尽义务，哪怕牺牲个人自由。正如一个帖子所言：“为国家安全立法是一定必须的，无论什么人和事都无法改变的。”
2，部分网民表现出与官方相同的敌人意识，仍然以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港人捍卫自由的行为，更对香港的民主派横加指责，呼吁港人不要上国际反华势力的当，不要被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蒙骗。这类帖子的数量位居第二。
有人反复强调不允许国际反华势力利用香港来威胁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安全，如“不要被反华势力利用；” “国际反华势利恰是利用了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关爱态度，唆使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不明就里的群众走上街头，抗议立法，实际严重危害了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同是中国人，却被国外反华势力利用，难道是中华民族的劣根性？那就太可悲了。同胞兄弟，‘相煎何急’？”
有人把矛头直接指向香港的民主派，与《中国日报》指控的对象完全一致，将港人反对23条的广泛民意理解为受到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挑拨，其思路及手法与中共对八九运动的指控，何其相似乃尔！。如：“这是香港那些号称‘民主’的人的胜利，是那些‘逢中必反’的人的胜利。……在某些人的刻意混淆之下，被偷换概念变成了该不该立法的争论。但是那些所谓‘民主派’起了主导的作用，他们推波助澜，搅浑了这趟水。”“李柱铭不就是那个跑到美国国会要美国制裁大陆的人吗????”“我讨厌那个李拄民fbi分子，他竟然全部反二十三条。他是中国人吗？……希望爱国的香港人提高警惕，不要被李柱铭之流混水摸鱼，搞乱香港。” “要注意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恶毒用心，先搞乱香港，实现他们的所谓民主用心，然后再来反中央，搞乱中国。” “香港的同胞要认清事实，不要被有些组织给利用了！”
更有人使用大陆人耳详能熟的暴力语言，主张对港人捍卫自由的行为进行坚决镇压。如“鼓吹港人不必为叛国行为承担罪责的理由吗？ 而鼓吹煽动港人拒绝为国家安全尽到起码责任的人，又捐了多少钱？ 钱是叛国罪的免罪符吗？” “国际反华势力养的狗毕竟是极少数。”“他们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将来必付出沉重代价。”“……坚决反对乘乱打劫之徒！！！！！！”“不支持国家安全的就滚出中国领土！” “我建议：立即解放香港，是实行‘一国一制’的时候了。”
3，与中共的救世主姿态相一致，许多网民也以恩人的姿态教训港人，认为香港欠大陆的，应该知恩图报。此类帖子的数量排在第三位。
有人认为港人极端自私，只知索取而不知回报。如“透过这次事件，觉得香港人比较自私。”“真的，某些港人拼命想要国家照顾，还一转脸就瞧不起这群‘不懂民主’的内地人了，只知索取，不知奉献！真为某些香港人感到耻辱！！！！” “香港只会无休止的从内地拿钱，从来不想自己应付出什么，这个包袱我们还要背多久啊！”“香港是只想获得，不想付出。只享受权利，不履行义务。”
有人用屡试不爽的孝道传统来解释大陆与香港的关系，大陆是恩重如山的母亲，而香港是受恩无限的孩子。如，“香港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在一国两制中，大陆人是做出了非常大的牺牲的，……只是因为香港人是从前送人扶养的孩子，作母亲的觉得对不起她，所以格外照顾。今天这个孩子长大，母亲不要回报，只要孝顺！香港人要自爱！！要感受祖国母亲用心良苦的心。”“说一个小故事，一个穷困户的孩子上大学，省吃俭用供他上学的父母想他念他，千里迢迢来看他时，他竟然不认还告诉同学是老乡来了。”
可悲的是，这样的指责全然不顾历史事实：把香港割让给英国人的、1949年之后不收回香港的、收回后就想剥夺港人自由的……皆是自称“母亲”的不同时期的大陆政权；相反，为大陆提供对外窗口的、向大陆投入最多外资的、给大陆捐助钱物最多的，却是被贬为不知孝道的“港人孩子”。
4，认为香港与内地严重不平等，进而指责港人的特权意识。而事实上，指责不平等的矛头最应该针对中共政权，因为造成此种不平等的，恰恰不是对回归毫无发言权的港人，而是握有垄断强权的中央政府。
有人指责港人的殖民劣根性：“别耍大英帝国的二等公民威风；”“香港人，终究是中国人，100年的英统历史，不要成为你目空一切的资本。”
有人指责“一国两制”中港人享有特权：“香港人凭什么既受宪法的保护，还享受基本法的保护，同是中国人，为什么待遇会不一样，……” “难道就因为他是特区，就要处处特殊。国家照顾抢着要，还要成为国中之国，不公平啊”“香港人，应该是中国香港人，他们不应该有任何特权！！！”“香港人不要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自我感觉良好！应该支持中央的决定。”“……香港，是时候放下特权思想了!”
5，把港人反对23条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经济不景气，是借反对23条发泄个人利益受损的怨气，认为目前香港最主要的任务是振兴经济和维持稳定，而香港的经济振兴和长远发展，没有大陆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完全与中共当局对港人的误读相一致。如下面的帖子：
“稳定压倒一切。”
“关于二十三条立法，香港同胞应该认识到当务之际是香港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只有在保证香港政治稳定，香港的政治稳定离不开二十三条立法！……香港的一时不景气与‘一国两制’没有关系，相反经过经济的调整，相信香港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但以为自己经济多繁荣有多了不起，没有大陆的支持，就没有香港的今天。”
“现得香港要的是什么！稳定与发展经济。……现在香港有一些问题，不是回归造成的，而是全球的经济形势，香港人应该自己努力。没有了大陆的依托，香港的长久发展是不可能的，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公识。”
“香港民主派在混淆视听，他们利用市民对经济状况的不满以及对一些问责高官工作能力与表现的不满，巧妙地将其引导为对23条立法的不满。”
“香港人把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上的意见用对23条的政治反对来发泄，是在错误的时间，采取错误的形式，走了一条完全错误的路。”
“香港经济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香港人民应当面对这个事实，他们被过分高估的劳动力和房产，迟早会价值回归，现在把经济问题政治化，居心不善啊。”
以上所引网络言论证明：在23条问题上，这些帖子所传达的民意基本与中共当局相一致，而且除了有一个帖子提到特区政府的处理不当之外，其余的都是对董建华及其港府的支持，对中共当局应对危机的态度的赞许。也许，正是依据这类网民言论，凤凰卫视在谈及七•一大游行的负面影响时，才把引发大陆人对港人的强烈不满，列入三大负面影响之中。这更说明，中共通过垄断舆论来误导大陆民众，使香港在大陆人心中遭到严重歪曲，而“祖国”的中央政府对自己主权范围内的唯一一个自由特区的单向信息封锁，恰恰是对港人利益的大伤害，怎么还有脸一遍遍地对港人重复说：“中央政府珍爱香港”。
而与大陆网民的激愤言论相比，仅有的三条港人帖子则显得理性、文明、重证据。不信请看：
“我是香港人，请大家不知道细节不要骂。大家可能搞错了，现在争议的不是23条本身。而是，对23条的内容里面的细节进行重新的立法而引起的争议。”
“很多人对我们香港人有些误解，我们不是要反对23条之原则，而是反对部分条例不清澈，要求把法立得好，立得文明一点，明白吗?”
“说的是前不久的‘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吧……这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事。其实零关税对香港的帮助并不大，如今制造业在香港GNP所占比例不过5%，零关税不过每年为香港节省7亿港币的税款，可说是不值一提！而大陆的外资来源，香港资金占到一半还多，港资企业雇用的大陆工人已超过900万之多……到底是谁拿谁的钱啊？”
最近，有关香港政制改革的激烈争论，再次凸现了北京并没有真正汲取七一大游行的教训，仍然罔顾民意港情，其治港方式仍然积习难改：以强权推行其独裁意志，交替运用经济上收买和政治上打压。遂使“一国两制”下的港人治港，仅限于贯彻北京的独裁意志和维持香港的现行政制——在有自由而无民主的体制下，北京希望逐渐蚕食港人的自治和自由的空间，特别要维持现行的钦定特首制度的长期存在，而对港人的任何政制改革的诉求和行动，北京政权皆要强行干预。
一 北京操控的实与虚
北京本想靠23条立法一劳永逸，但去年的七一大游行，导致23条被搁置。之后，港人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一直持续，为了2007年实行特首普选、2008年全面直选立法局议员，加之台湾大选前夕“公投”问题的发酵，使北京政权既紧张又无奈。于是，北京只能基于现行制度架构，玩弄一实一虚的双管齐下，对香港民主派发动声势浩大的舆论围剿。
（一）实的是牢牢握住最终决策权
实的是牢牢握住最终决策权：在政制改革上，北京利用主权原则，一再强调“一国”优于“两制”，中央政府的管辖权优于港人自治权。最近北京又通过各种途径高调宣示：香港政制改革的最终决策权，在北京而不在港府港人。
在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上，面对港人要求政治改革的强大压力，北京一改回归初期的不干预政策，而采取主动出击的做法，提出“不干预但有所为”新政策，实质上是以强硬态度干预香港的政制改革。北京利用主权原则，反复强调“一国”优于“两制”，中央政府的管辖权优于港人自治权，其治港逻辑是“一国在先而两制在后”，“爱国优先而爱港次之”，实际上是“爱党优先而其他次之”。
最近一段时间，北京通过各种途径高调宣示：香港政制改革的最终决策权在北京而不在港府港人，中央有权对香港的政改一管到底。比如，先是中共的四大护法专家对香港的民意和民主派发出严厉警告，继而北京在召见香港政务司长时明确表示：“香港政改要中央说了算”。现在，又通过媒体放出狠话：新华社和英文《中国日报》都发表署名文章，列举了民主派人士的“四宗罪”（反动组织、分裂、挾洋自重和阻扰23条）；中共在港喉舌《文汇报》还点了民主党李柱铭、张文光，港支联司徒华，职工盟李卓人和前召集人刘慧卿……等人的名字；又有亲北京的香港议员提出要成立监察委员会，检查议员是否爱国。言外之意，如果发现某些议员违反了钦定的“爱国者”标准，中央有权取消其议员资格。中国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张同新甚至提出，中央不但有权解除某些议员的资格，也有权解散“对抗中央的立法会”。
这种以爱国划线的蛮横，很有点“反右”或“文革”的肃杀之气。
更有甚者，据香港媒体报道，北京有关部门早于2003年3月，已启动机制物色2007年的第三届特首人选的工作，其人选的定案最迟要在明年确定。北京如此急不可待，当然是希望经过党中央的长期的观察和考验，找到一个既听话又有能力的新特首。显然，公开申明中央拥有最终决策权，列举香港民主人士的四宗罪，发出在必要时解散立法会的威胁，提前物色下届特首人选……凡此种种，只有一个核心：决不能让香港的多数民意和民主派主导政制改革。因为，如果香港的民主进程在2007年走到直选特首这一步，对于内地的一党专制无疑是巨大的挑战。所以，北京希望通过这一连串的严辞恫吓和舆论围剿，使民主派人物在今年九月立法会选举中落败，最好是全部落选，而让所有亲北京的左派控制立法会，最好是全部当选，最终达到“党奴”治港的圆满。换言之，北京不遗余力地吓阻港人争民主的自发运动，其背后的最大利益驱动，绝非为了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而是为了维护一党独裁政权的稳定。
因为，无论是争民主，的街头政治还是普选特首的立法会，皆是自由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非但不是动乱的苗头，反而恰是尊重民意和良性秩序的标志。君不见，民众经常举行示威游行的西方自由国家，由于公民权利得到制度化保障，恰恰是最能达致长治久安的目标。
（二）虚的是高唱爱国主义
虚的是高唱爱国主义：北京拿出惯用的偷换概念、转移视线的手法，把政制之争偷换爱国与不爱国之争，打出模糊而蛮横的爱国主义旗帜，强调“一国”是“两制”的绝对前提，“爱国者”治港不容商量。
六四后，“爱国”已经成为中共现政权的绝对政治正确，只要声言爱国，似乎就正义凛然，哪怕爱到连“人权和尊严”、“民主和法治”都成为政治禁区的程度，哪怕爱到公开实施歧视的程度：用是否爱国为标准来划分“治人者”和“被治者”。凡是涉及到民主与专制之争的问题，北京定要拿出惯用的偷换概念、转移视线的手法，把政制之争偷换爱国与不爱国之争。现在，打出。在香港的政治改革问题上，北京再次祭出模糊而蛮横的爱国主义旗帜，强调“一国”是“两制”的绝对前提，“爱国者治港”不容商量。
自2月10日政务司长曾荫权率政制发展专责小组访京后，北京便发动舆论攻势，故意挑起何谓“爱国爱港”之争。港府中的多位问责高官争先发表自己的爱国论，包括被视为有力问鼎第三届特首大热人选的财政司司长唐英年及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接着，亲北京的香港名流纷纷也为“爱国优先”背书，高调指责李柱铭、司徒华、张文光、刘慧卿等民主派“不爱国”，政治花瓶曾宪梓甚至将“反23条”等同于“不爱国”。越来越糊涂的另一政治花瓶徐四民就更过分，不仅指责“成天讲六四”的司徒华不爱国，指责民主派发动七•一大游行是不爱国，甚至骂街般地把李柱铭和刘慧卿指控为“秦桧”。
如果不忘六四、争取民主和反23条是不爱国，是汉奸，那么，什么叫爱国？什么人是爱国者？难道六四大屠杀是爱国？屠戮青年学生的刽子手是爱国者？难道独裁政权将其专断意志强加于自由港人是爱国？难道唯独裁意志是从的董特首和御用富豪才是爱国者？谁都知道，围绕着23条立法，北京及其港府与港人民意之间的冲突，表层是傀儡港府与自主自治的冲突，说到底是独裁意志与自由意志的较量。
（三）对邓小平遗训的歪曲解释
“一国两制”来自邓小平，邓当然就是解释“一国两制”的权威。当年，“一国两制”之所以勉强被港人和英国政府接受，就在于这一制度设计的重点在于“两制”和“高度自治”：能否在政制选择上尊重多数港人的意愿，乃是考验“两制”能否落到实处的关键。民主派全力推动政治民主化，就是希望以港人治港的实绩来落实“两制。”民主派指出：北京及其亲共的香港名流们，动不动就挥舞“不爱国”的大棒，是不讲基本法而只讲强权的蛮横，甚至有违于邓小平在1984年留下的遗训：“1997年以后，……可以骂共产党，我们不怕他们骂，因为共产党是骂不倒的。……我们相信他们都是中国人，会站在我们民族一边，维护我们的民族的大局，民族的尊严。”
然而，仍然独裁的北京害怕政制改革，必然对香港政改进行不遗余力地打压。但现政权的爱国说辞显然缺乏权威性，根本无法说服大多数港人。所以，为了回应香港民主派对邓遗训中的“两制”的强调，北京也就只能抬出邓的亡灵并对邓遗训做出单方面的解释：强调邓遗训中的“一国”原则。于是，重新发表邓关于“爱国者治港”的讲话，并通过大陆和香港的御用媒体对何谓“爱国者”作出蛮横的解释：一切听命于北京的港人就是爱国者，也就具有治港的资格和权力；而所有在政制改革上与北京有分歧的港人就被污蔑为“不爱国”，也就丧失了治港的资格和权力。于是，那些为了香港人的民主权利和作人尊严、也为了香港社会的长治久安的“民主爱国者”们，统统被北京划入“不爱国”的行列，甚至给扣上“卖国者”和“港奸”的大帽子。
邓小平已经死了7年，江泽民之后的胡温体制也已经掌权一年，然而，对中共政权来说，只要其政制不便，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代政治强人的遗产，仍然具有道统的合法性及其实用价值。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被邓小平废了，但毛钦定的独裁传统仍然强大。邓小平生前，不仅在权力交接的人事安排上，可以废除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胡耀邦和赵紫阳，钦定第三代江泽民和第四代胡锦涛，而且在治国指导思想上，可以把“邓理论”自我钦定为“一百年不动摇”的道统。
现在，在政制改革的问题上，当港人的主流民意及民主派与北京及傀儡港府之间的冲突表面化之后，现政权又祭出邓的亡灵，为治理香港钦定大政方针：爱国者才有治港的资格和权力，爱国者的标准就是对北京俯首帖耳。北京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张同新接受香港有线电视访问时表示：中共官方传媒近期提出的爱国爱港标准，代表了中央对香港问题的政治底线。
二 香港御用名流的丑陋
（一）御用名流为强权爱国主义背书
香港政治改革的论争令中共紧张，因为香港民主派的势头正健，区议会选举中民主派获胜就是明证，如果任其扩张，很可能导致将来的港府不再对北京“惟命是从”。无奈的是，囿于政制差异、“一国两制”的承诺和国际社会的压力，北京还不敢对要求政改的强大民意和民主派动粗，只能搬出所谓的护法专家和香港的御用名流来打压民主派。
中共的四大护法专家对香港政改发出严厉警告，北京也在召见香港政务司长时明确表示“香港政改要中央说了算”，其治港逻辑是“一国在先而两制在后”，“爱国优先而爱港次之”。
亲北京的香港名流纷纷为“爱国优先”背书，高调指责李柱铭、司徒华、张文光、刘慧卿等民主派“不爱国”，曾宪梓甚至将“反23条”等同于“不爱国”。徐四民更过分，不仅指责“成天讲六四”的司徒华不爱国，民主派发动七一大游行是不爱国，甚至骂街般地把李柱铭和刘慧卿指控为“秦桧”。
如果不忘六四、争取民主和反23条是不爱国，是汉奸，那么，什么叫爱国？什么人是爱国者？难道六四大屠杀是爱国？屠戮青年学生的刽子手是爱国者？难道独裁政权将其专断意志强加于自由人民是爱国？唯独裁意志是从的董特首才是爱国者？
谁都知道，围绕着23条立法，北京及其港府与港人民意之间的冲突，表层是俯首傀儡与自主自治的冲突，说到底是独裁意志与自由意志的较量。在此冲突下，以“爱国”棒打民主派的道义策略，与以经济大礼收买港人的利益策略一样，实质上都是一种威慑性要挟，逼迫港人放弃是非之争，而完全听命于北京。
在长期落后的屈辱之下，更在中共独裁的灌输之下，“爱国主义”早已扭曲成愚民洗脑术，把专制和民主的制度之争偷换为爱国和卖国的民族之争，爱国主义早就变成了维护党国独裁体制的意识形态说辞：把政权等同于国家，“听北京”就是“爱国”，“爱党”的人就是“爱国者”。
国家由生活于其中的人民组成，爱国首先是爱人爱民，而非爱政府爱政党。而中共宣扬的爱国主义，说白了，无非是“爱党高于一切”，不仅高于民主、高于港人的意愿和福趾，而且高于基本法、高于港人治港，一句话，党的利益高于人民、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种不讲基本法而只讲爱国的蛮横，甚至违背了邓小平在1984年留下的遗训：“一九九七年以后，……可以骂共产党，我们不怕他们骂，因为共产党是骂不倒的。……我们相信他们都是中国人，会站在我们民族一边，维护我们的民族的大局，民族的尊严。”
（二）霍英东的“铜臭爱国论”
更荒谬的是，傀儡爱国标准之外，香港的爱国大款霍英东又将邓的爱国标准金钱化，发明了“铜臭爱国论”。在爱国与港人的民主权利和做人尊严无关，而只关乎港人的经济利益和在大陆的投资，谁能让港人钱包鼓起来，谁在大陆投钱多，谁满足于北京给予的物质优惠，谁就最爱国。
比如，港人发动七•一大游行时，御用大款霍英东出来指点江山，以一己的“铜臭之心”玷污港人“爱民主”之志，声称港人应该多关注经济民生，而不应该搞泛政治化的街头政治。这次，御用大款曾宪梓一马当先，以炫耀自己在大陆的投资来宣示“铜臭爱国主义”，并叫板般地质问民主派：爱国要靠实绩，实绩只能用金钱来衡量。我曾某大把向内地撒钱，你们民主派哪个能比！但这位大资本家却没说：他的起家是靠香港的自由资本主义，他在大陆的投资获得的丰厚回报远高于他给大陆的善款。实质上，他对大陆的主要投资，与其说是金钱，不如说是政治，以甘当政治花瓶和帮助北京打压港人的民主诉求来换取名利双收。
曾大款以“金钱爱国主义”作为棒打民主派的道义策略，与中共以经济大礼收买港人的利益策略一样，都是软硬兼施的威慑性要挟，诱逼港人为了既得利益而放弃是非，进而完全听命于独裁政权的钦定。
如果按照曾大资本家自我发明的“金钱爱国标准”来衡量，发达国家中那些有良知的大富豪满世界撒钱的举动，岂不就是“卖国行为”？比如在美国，传统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向全世界提供多方面资助，成为美国富豪致力于慈善事业的象征。近些年，美国的独强地位令某些国家咋舌，美国大富豪中的新一代慈善家之大方出手，更令世界为之惊叹。他们中的某些人甚至做出有辱政府尊严的捐助。比如，美国政府由于不满联合国的作为，近年来累积拖欠联合国会费高达十几亿美元。而在1997年9月，有线新闻网（ＣＮＮ）的开山鼻祖、美国新一代慈善大家的领军人物泰德•特纳却向联合国捐款10亿美元，用以应付其财政危机及其他发展性援助项目。要知道，10亿美元捐款几乎要占特纳个人资产的三分之一。而且，这分明是给美国政府难堪，如果按照香港曾大款的爱国标准，特纳之举颇有不爱国之嫌。
正如美国各方面的创新人物居世界之罪一样，美国的慈善大家也是新人辈出。特纳的慷慨只维持了两年，就在1999年被大幅度超越。多年稳居世界首富宝座的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宣布，他将拿出创记录的165亿美元，以他和妻子梅琳达的名义，建立全球最大规模的基金会，致力于为非洲和印度贫困儿童提供疫苗以及完成卡内基当年未竟的事业——为美国每一个村镇建立一个图书馆。此后，盖茨不断为这个基金会“输血”，迄今总共捐款256亿美元，占盖茨当时的个人资产的60％。另外，致力于“开放社会”的金融大亨乔治•索罗斯，在最近５年的时间里，也向社会各界捐款5.36亿美元，主要用于推动世界上的封闭国家向开放社会的转型。
另据美国《商业周刊》2003年初的美国慈善家排名，在过去五年里，美国50位最慷慨的慈善家总共向社会捐款410亿美元，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善款用于美国之外。
两相对比，香港的御用富豪的作为，不仅是在美化独裁者所钦定的爱国标准，而且是用铜臭来装饰坟墓的腐朽。
在长期落后的屈辱之下，更在中共强制性灌输之下，“爱国主义”早已扭曲成愚民洗脑术，把专制和民主的制度之争偷换为爱国和卖国的民族之争，爱国主义早就变成了维护党国独裁体制的意识形态说辞。当中共把一党政权等同于民族国家之时，“爱国”就是“听北京”， “爱国者”就是“爱党的人”。从大陆到香港再到其他地区的华人，许多人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再次凸现了中共洗脑术的功效。比如，大陆的BBS封杀支持香港政改的网民言论，却让赤裸裸的毛式语言在各论坛大行其道，一个网名叫做“不平则鸣”的爱国愤青在《写给丑陋的香港人》的帖子里写道：“不管外面怎幺说，我们就是要专制，就是要一党执政，它虽然不一定是最先进的，但它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我要正告那些丑陋的香港人，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颠覆的，是不可战胜的，任何妄图与中央政府叫板的地方组织，不仅不是爱国的，而且有叛国的嫌疑。”（摘自《世纪沙龙》2004年2月26日）
这类被中共洗脑术所毒化的爱国愤青们决不会理解：国家由生活于其中的人民组成，人民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爱国首先是爱人爱民，而非爱政党爱政府。而中共在香港宣扬的爱国主义，说白了，无非是“爱党高于一切”，不仅高于民主、高于港人的意愿和福趾，而且高于基本法、高于港人治港，一句话，党的利益高于人民、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香港名流都像霍英东那样庸俗，比如，司徒华老先生的傲骨所表现出的高贵人格，已经为香港的名流们做出了榜样：不用仰视强权来乞讨权利，而是以平等的尊严来争取权利；拒绝被“特许”的秘密的北上朝拜，而要求堂堂正正地公开“回乡”。在我这个大陆的晚辈看来，尽管在金钱上，司徒华无法望曾宪梓、霍英东的向背；在权势上，他也无法象某些香港名流那样经常受到中南海的召见，但司徒华先生在精神上却远比曾、霍富有，在人格上也远比以被召见为荣耀的名流们高贵，因为他秉持的是自由人的尊严和港人的合法权利。
北京对港的统战策略，一贯玩弄公开力挺和私下安抚的两手策略，邀请港名流秘密上京，已经成为其应对治港危机的惯例。以往，一些香港精英，大都把受邀北上视为资本，走进中南海的受宠若惊之态，回到香港后就很容易变成“口衔天钦”炫耀，与大陆精英们对权势者的媚态并无二致。
由于香港民意的巨大压力，北京最近邀请香港民主派重量级人物司徒华先生秘密上京讨论政改问题。独裁寡头们却没想到，司徒华非但不领情，反而婉言拒绝，并在立法会上公开了自己的拒绝。
专制政治，必然是黑箱和强权的结合，而司徒华先生的拒绝，乃出于维护民主政治的公开性和个人的尊严，司徒华先生不愿意受邀秘密北上，正是以公开对黑箱、以人的尊严对专制强权。
民主政治不是少数人的黑箱政治，而是大众化的公开政治，司徒华先生要求“公开商谈”而不接受“秘密交易”，既是基于对港人的尊重，也是信守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的正派作风。正如司徒华先生所言：“……我向来不喜欢做事鬼鬼祟祟，为什么要秘密呢？公开商谈，不论结果如何，至少缓和的矛盾，营造了祥和的气氛，为最终达成共识创造了条件。”
一方面，公开化把北京政权与港人民意之争摊在阳光下，来考验北京是否具有听取港人民意的诚意；而黑箱化，即便说得再好听，也很难摆脱幕后交易之嫌。另一方面，既可以让人们了解双方争论的是非曲直，接受全中国和全世界的评判，不仅是香港民主化进程的健康发展的保证，也是对抗恐怖统治和黑箱政治及其厚黑道德的最有力方式。港人争取民主权利，不是违法缺德的勾当，不是权利盗贼，而是光明正大的事业，是港人早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为什么要“鬼鬼祟祟”？而独裁政权对港人争取民主权利的压制，才是见不得人的勾当，才需要秘密交易。
自由社会和民主制度对人性的最大恩惠，就在于使人得以摆脱强权的强制，人性的天赋尊严得以确立。同时，民主事业能否成功并维系，也赖于每个人对人性尊严的珍惜。特别是向一个强大的专制政权争取民主之时，更需要以公开化的勇气来确立民间的尊严，来表示对恐怖镇压的蔑视，来克服内在恐惧的自戕和地下心态的阴暗。而北京政权，不仅在大陆对异见人士进行政治歧视，也将这种歧视延伸到自由港，非法剥夺某些港人的“回乡证”，就是强权的野蛮歧视，企图通过剥夺民主派中坚人士的基本权利来阻吓港人追求民主。所以，司徒华先生说：“首先，他要发给我‘回乡证’。而且，不应该光是我一个人。因为，当前香港政改问题，是整个民主派的问题，全香港人的问题。”
司徒华先生的拒绝，不是传统士大夫的傲骨，而是现代人的尊严，意在告诉惯于用强权压人的中共政权：争取民主的港人，不是权利乞丐，不需要用仰视强权来乞讨权利，而是拥有平等的权利和尊严的国民，要北上就堂堂正正地公开“回乡”，而不是被“特许”的秘密朝拜！
作为对比，那些惯于以出卖尊严与北京做黑箱交易的香港名流，他们仿佛不是活在善待人性尊严的自由港，而是活在压得人奴性十足的独裁大陆。要不然，他们何须用独裁北京的重视来提高身价？他们丧失尊严的关键原因就是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为既得利益而出卖尊严的人，谁给他利益他就卖给谁。在香港卖给董特首，北上卖给董特首的后台——北京的独裁者。他们一味随着北京的“经济决定论”起舞，不仅是把自己贬为无尊严的“经济动物”，也是在侮辱港人的尊严。
人的尊严先于国的尊严，没有人的尊严，国的尊严便是空洞的魔咒。何况，当国的尊严变成党权的面具之时，已经享有多年做人尊严的港人，没有理由不拒绝人治强权下的爱国要挟！
司徒华先生对黑箱和强权的拒绝，固然使他在短期内无法“回乡”，但他让一向傲慢北京领教了港人尊严之不可辱不可买，也让大陆民间看到了维护人的尊严和政治公开性的巨大力量，正如那些坚持有尊严地公开回国的大陆流亡人士一样。如果香港的精英们在与北京政权打交道时，都能象司徒华先生一样，以港人的权利和尊严为重，坚守公开协商的原则，发起“有尊严地回乡”的民间维权运动，那么，不仅香港的政治前途将会更加光明，也会激发大陆民间维权的尊严和公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