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自传

防城僻处边陲，曾祖炳传公原籍广西省博白县，因该处地狭人稠，乃向外发展，四度搬迁，历尽艰辛，始定居广东防城河州上峒之大田村，胼手胝足，兴家立业，为本族之开基祖也。炳传公有四子，（采祥、采礼、采信、采儒）采信公则为余祖父，后由大田村分居望兴村，开辟耕地，辛勤稼穑，娶祖母河太夫人。采信公有五子（金芳、金益、金秀、金湘、金鸿）父居其次，以耕读传家，故余自幼，即习于农村生活，十四叔金湘公在村旁设馆教学，六岁母即送余入学启蒙，每日且携麻篮至馆，伴余就读。幼年余性尚聪慧，每日课业，可比侪辈早熟，提前在一二小时内完毕乃携余及早返家，举炊及饲喂牲口。

二、童年生活

光绪十一年，适法国侵略安南，清廷派冯子材率兵救援，广西提督苏元春亦率兵入越归冯子材指挥，清廷与法和议后，割让安南与法，苏元春回师驻屯于河州峒望兴村吾家附近，余见其威势甚盛，心窃慕之，径往求见，为卫士阻不得入，乃放声大哭，时苏元春适在室内洗足，闻余哭声询问究竟，乃饬卫兵引见，垂问姓名、父母、兄弟及读书诸事甚详，余一一作答，了无惧色，* **春宫保之嘉奖，而以宫保相期许，并赏给银元一枚，卫士亦赠猪肉一碗以示慰问，长辈为此莫不引为惊异。余返家卽将银元交由母亲收藏，余自幼及长，凡属长辈所赏赐莫不如此，从未私自积蓄，亦未私自浪费。

幼时好动，常喜与侪辈作兵战之戏，多以竹木棍作为兵器，番薯芋头生果乃为军粮，有时以饭焦作犒赏，率领侪辈以嬉戏相抟为乐。八岁失恃，母临终时农历二月卅日，知余骤失慈爱，必极痛楚，嘱余停学一年，以免增加痛苦。在此一年间，幼小心灵所受之创伤，实乃毕生所无法弥补者。常于每日下午三、四时后，卽至大门前席地而坐，盼望母亲魂返归来，亲戚乡人见之辄加抚慰，倍感悲恸。及后每周母忌辰，必素食以志哀思，并以未获报答母恩为生平最大憾事。十一岁，随父迁居于罗浮峒茅坡村高营社，至十二岁卽为大兄济华代馆并写字格出卖，每张出售铜钱三文。十四岁，听讲各种经书，十六岁，应考义课会（此为地方父老奖励读书青年而设者），忝列第三，颇以才名闻于乡井。十七岁，随胞兄维周入防城两等小学攻读，校在县城，距家百余里，寄宿校中，本邑地方偏僻，学校成立之迟不难想见。

三、投笔从戎

民元前五年（公元一九○七年）入钦县警察讲习所，六个月毕业，同年考入陆军小学校，次年春，由邓仲元（铿）先生介绍，与同班同学邓演达等秘密加入同盟会，从事革命运动。武昌起义后，邓仲元先生入淡水，余与邓演达等卽赴香港，正拟赴淡水随邓仲元先生进行革命，时张鸣歧任两广总督，本党同志函电交趋，迫其离粤以保其性命，总理在美国，亦电劝其离粤由胡汉民先生接任都督，民元前一年（公元一九一一年），乃兵不血刃而光复广东。民国元年武昌起义后四十余日内，闻风响应者达十余省，旋在广东成立陆军速成学校，并收容吾等为革命而逃亡之青年入校受训，俾资深造。

民国二年，讨袁失败后，余已毕业于陆军速成学校，继存革命意志，暂时依附琼崖督办陈荣廷任中尉差遣员，拟藉陈氏为掩护，候机革命，当时待遇颇优，但后因见督办公署职员吸食鸦片者颇不乏人，共有烟枪十余枝，认为腐败不足以言革命，乃辞职，复入苏汝森团任机枪连排长职务，常以剿匪为名而报销子弹，储备以为革命之用。后苏汝森为龙济光所杀害，乃将前储备之子弹推落井中而辞职他去。时值黄值生任琼崖督办，乃复返琼，拟藉黄氏以为掩护，潜伏从事革命工作，黄氏知余为革命青年，乃不敢信用，不得已离琼返广州，并改姓何，彼此认亲，潜伏子璧军舰大副丁守臣家中，盖其妻亦姓何，藉以掩护。余怂恿其任中区司令，自任副司令，并接受香港邹海滨（鲁）先生指导，而以黄质文担任联络。

民国四年，余介绍罗侃廷与邹海滨先生认识，共谋倒龙济光，邹氏派罗侃廷往汕头运动军队，因事机不密，被龙济光部潮梅镇守使马存发所杀害。民国五年春夏间，余在广州得知派往运动龙济光军队而被杀害之同事为数甚众，黄质文亦因从事联络工作不幸事泄被扣，因而决定由丁守臣率领海军宝璧舰及江大舰起义，余率陆军，约定时刻，以鸣炮为号，共同起事，惟因海潮退落关系，宝璧舰须由江大舰拖出始能行驶，然江大舰无法拖出宝璧舰，乃自行驶走，因所约时间已过，兵舰不发炮卽逃至香港，致牵累陆军无法起事。时魏邦平在港，适此两舰因革命到港，乃乘宝璧舰率江大舰返穗，与龙济光谈判，请释放革命同志，因此黄质文亦于此时获得释放。

此次起事失败后，讨袁之举乃风起云涌，未曾稍戢，但各地革命组织多被龙济光所破获，同情革命而被杀害者甚众，余迫不得已，乃赴香港嗣转肇庆，任护国军第六军林虎部第十六团少校团附，原来之护国第六军卽滇军李烈钧，亦出广西会同陈荣廷部进行攻广东之龙济光部，部队进攻将至石井兵工厂时，龙乃讲和，军事结束。林虎乃电荐其参谋长成晃任钦廉道尹，林氏自任高雷镇守使，余随返任道尹公署视察委员。阅数月，成晃复任北伐军司令，出南雄、始兴，余随任少校副官，因见副官又处长万某虐待夫役而呈辞，并将其虐待夫役情形报告成晃，卒将万某撤职，此后卽在广州闲住约半载，闭门读书。后林虎部之第二团营长陈德平邀余任连长，陈氏曾在第十六团任中校团附，与之有同事之谊，彼认为该连乃极不易统率。盖其内部曾有卅六人为土匪出身，野性难驯，指挥不易。余初到职之日，卽召集各班长训话，集合之后，其中有一人请求离席，乃知其心有不服，故藉他去，但亦故作包容，以和悦颜色向该班长曰：「汝未吃饭则可先去吃饭。」仍继续训话，余先用怀柔方式以教士兵读书写字，施以教化及恩惠。后有伙夫偷米出卖，经察觉后，乃严予惩处。其初，士兵们认为可欺，不善领导，自此之后，士兵心理改变，始一切听命。

五个月后，奉调阳江行洞剿匪，时阳江匪势甚炽，余剿抚兼施，卒以六个月时间，平定阳江西水一带匪患，旋接受阳江县长委托，协助地方兴办学校、启导民智、整顿警察、训练民团绥靖地方、开辟交通以利民行、改良洞市政，一时政风丕变，人民称道不已。翌年升为营长，调阳春剿匪，适值民国八年闽粤军回粤，余调所部出阳江，会合陈眞如（铭枢）营及李昆岩营，独立而自为统领，陈眞如任司令，李昆岩仍任营长，出西江会同魏邦平部，在莲塘径堵剿莫荣新残部迭有斩获，时邓仲元（铿）先生任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长，乃调余任第一师第四团第一营营长，驻四标营训练。邓先生原为陆军小学时之教官，除师生之谊外尚对余练兵认为有办法者，每周召见一次，垂询练兵方法，在精神上不啻成为邓先生之助手。当时练兵要点，着重于「思想」及「战术」之训练，使部队学校化。亲自指导班、排、连长，使之认识三民主义增强革命信念；一方面另拨小部份公费，使之从事生产，如编织草鞋、种菜、养猪等，并鼓励节约储蓄。定每晚九时前，必以半小时会商翌日训练之重点。其它二、三两营营长，亦为旧日同僚，且系同学，故每晚亦必会谈二十分钟研议训练事宜，由此第一师第四团之训练基础因而奠定。民国九年，粤军讨广西时，沈鸿英反攻，曾攻入连山县一带，粤军第二军之一部，在北江方面败衄，邓先生调第四团加入作战，余以区区一营之众，在阳山城北之高地，击败沈鸿英一旅之师，邓先生至为嘉许，后复用全团乘机追击，战果辉煌，邓先生认为此乃余训练之成功，犒赏第四团五仟银元，是为统兵以来又一次殊荣。

四、陈炯明叛变

民国十一年三月廿一日，邓仲明先生在广州为陈炯明所谋害，总理撤陈炯明职后，卽由桂林组织北伐部队，明令粤军第一师及第二军任前锋，出江西赣县，势如破竹，锐不可当，第四团攻赣县正面之王八岭，时值夏季，雨水连绵，攻赣州历时十一日始迫城而入。王八岭之役中，第四团第二营营长李时钦阵亡，此时陈炯明正急与北方吴佩孚等联合谋叛，六月十六日竟炮击观音山大帅府总理避赴永丰舰。胡汉民先生乃至赣州，请北伐军回师击陈炯明，第一师由三南入连平、和平，经老龙回粤。回老龙后，陈炯明卽派人前往运动，当时致送第一师每团团长五仟元，而第四团则由陈炯明特派秘书黄居素携亲笔函致团长陈眞如，并面洽。黄居素云：「奉陈炯明命来慰劳第一师各部队，每团致送慰劳金五仟元。」陈眞如则问余：「此款可否接受？」余答谓：「如接受，须听命陈炯明，否则须听总理之命令。」彼答谓：「此乃理所当然。」余谓：「不然，盖吾人从事革命，有吾人革命之见解与立场，绝不能见利则改变吾人之革命意志，而去接受陈炯明之命令，且陈是总理撤职之人，更绝不能接受其命令。」惟微察眞如之意，是欲接受陈炯明之命令，并欲升任旅长，故最后余则谓：「接受命令攻击第二军乃是反复之人，非革命军队干部之行为也，此钱不可接受。」真如反问，「接受钱后又将如何？」余谓：「接受钱，仅表示团长个人接受，而非全体官兵接受，可先将部队向第二军靠拢，将来如何在作打算。」之后，当部队开至翁源时，第二军团第一师第三团（陈修爵部）取道广州转北江、马坝，加入攻击后，已被陈炯明击败。第二军不得已，乃调往福建，陈眞如对于此次事件，事后认为自己革命立场不够坚定，引咎自动辞职，乃由余接任团长。余接任后，卽将部队移防肇庆，为表示革命气节，在任内期间，未与陈炯明晤面。

忆余驻防肇庆时，熊略与陈章甫赴梧州布防，顺道至肇庆访余，此二人皆余之老师，当时熊氏任前敌总指挥，陈氏任第三师师长，余于款待席中曾问彼等革命前途是否有望，彼等则反问余之意见。余谓：「如不责怪，方敢直言。」彼等答谓：「必不见怪。」余谓：「就军队干部言，革命前途可谓毫无希望，如八旗会馆内，有不少高级军官，穿着制服流连于嫖赌，实感不成事体。军队中风气如此，尚有何革命之可言？」熊氏谓：「汝有所不知，此乃普通之社交应酬而已。」余谓：「就革命立场言，何贵乎有此社交？」熊氏谓：「世间能有几人如汝者？」后又问同席之第一师工兵营长邓演达，对余之见解如何？邓氏表示深以为然，彼等认为此乃不经世之谈，因此余从来认为要革命必须创造环境始能成功，如不创造革命环境，树立革命新风气，则难有希望。此后不久，因纸币贬值，军费无法维持，陈炯明乃通令各军自筹伙食，一星期后余接获命令，乃召集营长开会云：「此谓自筹伙食，卽暗示要吾人开赌而已。余全体官兵，宁可食粥而不愿开赌，并建议全团官长，校官以上不要一个月薪水，尉官不要半个月薪水。」卒照案通过，并决定不开赌以维军誉。工兵营邓演达见余如此，亦照余之办法，不要一个月薪水，并食粥一星期以渡难关。

民国十一年底，适值滇桂军奉总理命入粤讨伐陈炯明，当时总理派余同学李仙根携港币三千元给余，嘱余至时响应滇桂军，余拒不接受，李氏谓：「不接受此款，是否听总理之命？余谓：「余必相机行事，请汝善为回复总理，且接款项容易泄漏机密，不必以余为虑。」其后，当滇军桂军行将东下之际，陈眞如忽自南京至广州。余托中校团附戴戟携款三百元转交眞如，嘱其速离穗，前往南京暂行隐居，并表示余已决心独立，响应滇桂军，本团由余负责一切，请其不必过问，候时机至时，当请其复出。其后，因卓仁机之第一旅，始终离革命军队之目的太远，卒将该旅解散，重新整编改组，请陈眞如出任旅长，以实践余过去之诺言。余半生来，无论对友人乃对社会重视信约者，举此一端卽可知其梗概矣。

当滇桂军逼近广西大浮江口时，余团卽奉命调至梧州增防，临行时曾向邓演达秘密表示，邓氏甚表赞同。时张发奎在第二团卓仁机处任营长，驻防德庆，余征得邓氏之同意后，乃余经过德庆时，将余之决心告张氏，张氏亦表赞同，并谓惟余之命是听。待至梧州时，前敌总指挥熊略及师长陈章甫召集军事会议，欲在梧州实行布防，余为实行原定之计划，表示反对守梧州，主张撤退至肇庆，再与滇桂军作战，在会议席上，陈章甫对余之意见甚表赞成，因此计划乃得顺利进行，待撤退至广东封川江口时，陈炯明卽电责陈、熊二人因何不守梧州，陈氏接电后极表忧急，曾语余将要跳水自杀，余劝其力持镇定，不必过分忧急，盖如此死法实属不智，越数日，时值民国十一年除夕，余以时机已至，乃于封川江口之豆腐坑口宣布独立，并将部队调至梧州火山，响应滇桂军东下。时张发奎在德庆，闻余独立，卽率第二团之一营宣布响应，卓仁机全团曁其余两营亦采取同一行动，邓演达在肇庆闻讯，乃将部队调至德庆，与张发奎联合行动，因此陈炯明叛逆最后崩溃之命运卽由此决定，革命之正义亦略见申张矣。民国十二年一月十日滇桂军顺利东下，直达三水，当卽调余团攻击三水河口，此地原有陈炯明之部队陆兰培一团防守，余派人嘱其投降，否则开炮击毁其所住房舍，陆氏遂遵命投降，其余与滇桂军接触之陈部亦稍战卽退，此后，与陈炯明部队卽无任何战鬪，旋与滇桂军直抵广州。

五、伐沉之役

滇桂军至广州后，强横跋扈不可一世，余认为革命事业至此，如非另找出路，卽无从挽救广东与国家。因此，卽主张将第一师之部队调至江门（此际第一师部队祇有两团一营）。时陈炯明残部之陈德春部，亦驻防四邑，响应独立，在江门包烟包赌无恶不作，余见当地环境如此恶劣，又将部队移至新会大泽、以免与陈部混杂。但求为地方清除军阀残余，乃决定驱除陈德春，旋以一团之众，于江门将陈部解决。自此以后，第一师始有基地，部队给养始有所出，因而得以从事整训。三个月后，并恢复第一师番号，由李济琛任师长，卓仁机任第一旅长，余任第二旅长。

忆当时恢复第一师番号时，总理原要余出任师长。但余则另举陈可钰、李济琛两人，请总理任选其一。盖余认为，余曾为陈炯明部下，陈旣叛变，余虽坚定余之革命立场，未与同流合污，假若以此升官，诚恐不易为后世谅解，故特举此二人请总理选任之，但陈可钰以胃病力辞，卒以李济琛出任。其后，总理谓余：「对此事如此主张，将必有后悔之一日，旣要革命，又不肯多负责，殊属不智。」此后证诸事实，总理确不失为先知先觉者也。盖后来李济琛引用伍观淇、张难先等于师部任参议，用吕一谔为鹤山县长，总理认为此辈均非革命者，何足以言革命？余乃将此情形告知李济琛，并往劝伍等入党，伍谓：「如总理不反对孔孟学说，则可入党，否则绝对不入。」余将伍之意见报告总理，总理谓：「三民主义，乃继承孔孟一贯道统者，如何会反对孔孟？」后余将总理之意转告伍等，乃同意入党。至鹤山县长吕一谔，总理认为是买办阶级，不能委以县长之职，旋李济琛亦将其更换。

时沈鸿英勾通北洋军阀吴佩孚，总理乃命令讨伐，滇桂军负责解决驻穗沉部，第一师则奉命围攻肇庆，攻击历时一周，仍不能下，蒋介石先生任大本营高级参谋，奉总理命，通知第一师谓：「吴佩孚之方本仁部已进至南雄附近，如肇庆再不能攻下，则大局危矣。」余向蒋先生表示：要求拨调工兵地雷队以便攻城，待地雷队到达后，余卽澈夜挖城，以步兵掩护，一夜之间，卽将城墙攻破，俘虏沉部旅长黄振邦。入城后一个月，方本仁部卽攻至英德附近。余卽奉命调往英德，协助滇军截击，旬日间，与滇军合战，将方部击败。是役，在东瓜岭附近，余指挥第四团及独立第一旅杨锦堂团，战线正激烈时，杨团士兵退却，余在东瓜岭之正面一牛路之小窝督战，促杨团士兵前进，杨团长在半山离余十余丈地，见状卽匍伏而至曰：「旅长，该士兵等俱是余团士兵，请旅长转赴半山余之位置，余在旅长之位置以便阻止士兵退却。」余依杨团长锦堂之意，与其互调位置，旋不及十分钟，杨团长卽在余之原位置阵亡，是役无异杨锦堂代余一死，殊可悼惜。嗣后，我军反攻，正拟进行追击之际，余手执地图，口授旅部参谋长陈培鎏下达追击命令，不幸陈氏亦中弹阵亡，更为悲悼！后由徐景唐介绍余汉谋接受参谋长，部队调回肇庆驻防。

余自返肇庆后，总理为打开革命局面，复派余与卓仁机部攻沈鸿英驻防梧州之部队，并谓：「谁先攻下，卽将梧州交谁。」结果余部祇在封川江口与沉部接触战鬪一次后，卽势如破竹而先达梧州。

入梧州后，余卽返穗晋见总理，报告攻取梧州经过，并表示余决不要梧州为防地，请不必下命令，并向总理建议云：「革命者不可有地盘思想，否则有碍革命之进展，以后请勿轻允谁先攻下某地卽给某地与谁驻防。但余因在豆腐坑口独立时，全团官兵行李均告损失殆尽，乃请求总理发给五千元，以为补偿」。经理云：「汝不要梧州为防地而要钱，余可照批，但款将由何人支出？」考虑再三，当时粤省一切税收均为滇桂军所把持，大帅府财政困难确为事实，时廖仲恺在外厅候见总理，闻此，乃入请总理照批，款可由渠筹交，并对总理云：「渠在江门、肇庆、梧州等地，不特不要钱，管理财政人员不轻易推荐，实应照批，但约定必须分三数个月，始能交清。」余亦唯唯应之。

当时，余虽在江西，但大帅府之警卫责任，实由余负责，先后曾派兵增至一团保卫大帅府，以防滇桂军作恶。盖第一师之战鬪力量颇强，滇桂军虽强横亦不能不有所顾虑也。据余守卫之部队长报告，有一次总理在元帅府召集滇桂军高级将领会议，总理曾云「我请诸位来到广东是为着革命，是为着救国救民，并不是请你们来蹂躏我家乡。」足见当时滇桂军之腐败及总理革命历程之艰苦也。

六、江西督办公署

自梧州收复后，由于余不要以之为防地，乃成立西江督办公署，由李济琛任督办，邀余兼任参谋长，时古应芬（湘勤）先生任大本营驻肇庆行营主任，冯祝万任财政专员，为期财政方面能得有力之支助，原拟请余以伯南别字，兼任黄岗税厂总办，或交余兄（维周）办理，余深以为不可，卒却之。

自兼任西江督办公署参谋长后，卽决定扶植广西军事力量，以安定革命局势。时黄绍竑曾率民兵七百余人前来投奔，乃将在西江历次战役中所获七百余杆枪枝与之，编成一独立旅，由黄氏任旅长，是为扶植广西军力之起点。自此，西江一切收入，一方面用以建设梧州，发展教育；一方面则用以扩充广西军事力量，逐步将黄旅扩充至五团之众。

五个月后，卽拨所有库存九万余元与黄旅为军费，攻下浔州，在革命军未设政治部之先，曾于梧州组织革命军人同乐会，由余与林翼中、李扬敬担任三民主义讲授，以加强官兵对于主义之认识，越三个月后，所有班长均能登台演讲，收效至大。

忆本党改组时，总理一方面感滇桂军之腐败，一方面容许共产党员之入党，曾秘密嘱余将第一旅编足五万人，枪枝由总理徐图设法补充，意卽以第一师为革命主干。然第一师卓仁机部素质甚差，所到之处，唯利是图，到处包烟庇赌，既不肯打仗，又无牺牲精神，当吾人攻下梧州时，卓卽以其旅部名义，将梧州所有财政机关标贴占据，并云：「余所占之财政机关，汝若需要时，均可让汝。」余谓：「总理将整个梧州与余为防地尚且不要，何需占据财政机关？」因此，卓卽分别荐人接办，余以督办公署参谋长地位，均未予批准，卓极不满，乃自请调返四邑驻防，以便为所欲为，不得已乃将之缴械解散，由余旅抽调干部，另行编组，成立两团，邀陈眞如任旅长，第一师至此已有七、八团之众，兵力至为雄厚。

时总理在上海说服共产党，认为中国国情不适宜行共产主义，祇能行三民主义，因而本党改组，收纳共产党员为国民党员，余亦首先主张赞同，廖仲恺因见余亦主张收编共产党员，拟于本党改组后，卽辞去省长职，而专任党的组织部长，余亦表赞同。时汪精卫、胡汉民两人均尚在上海，余问总理：「彼等何故不返来广州？」总理答：「彼等不主张收编共产党员，因而罢gong，故不返穗，可由其自便，暂时不必理会。」余则谓：「本党旣收容共产党员，对于本党旧日力量反形分化，实有害而无益。」总理对余之见解深以为然，乃亲笔书函，交邓泽如寄发邀汪、胡返穗，汪、胡南返后，廖氏卽辞省长职，专任组织部长。总理自本党改组后，为欲使段祺瑞合作，乃应邀取道日本而北上，民国十四年一月廿六日不幸因病危而入协和医院。

总理入医院后，余乃决心将广西局面展开，以分总理之忧，故决由梧州返广州，同行有黄绍竑，以便介绍其入党，另则向粤军总司令许汝为（崇智）以请假二周为名，再向广西方面展开攻击。时廖仲恺对余介绍黄氏入党颇持异议，曾云：「民国以来，革命至今，广西同志不变节者，除马君武一人外，大多夤缘时会，投机变节，均不可靠。」余则以为，值此动luan之际，应酌扶广西人员治理广西，后卒由廖氏监誓介绍黄氏入党。至于请假两周以攻击贺县之举，许汝为当时颇不为然，余乃请胡汉民、廖仲恺两先生帮同向许氏劝说，以余之请假全为革命着想，亦非个人之行动，应请予以照准，卒获许氏同意。于是，余卽由梧州率兵三团出发。至第八日攻至贺县、八步，交黄绍竑接防。当时黄绍竑所部亦由浔州、大河前进攻击，依期返梧州候命，时广西局势已定，李宗仁率民军数营人出而与黄绍竑、白健生等合作，彼等联共拥李氏为领袖，广西乃进入一新局面。

余此次广州之行，有两惊险事件颇足一述：一、为西江遇险余由梧州起程水路进发，将至德庆附近，入夜狂风天黑，航路难辨。火轮所拖之紫洞艇被礁石撞穿，突起变故。全船纷乱之际，余尚力持镇定。高呼同船之黄镇球、黄绍竑、陈杰夫诸人，先行攀登船边，余仍在舱内，遂致随船沉入水中，自念身经百战皆能幸免，此次除非祖德有灵，否则必死无疑矣！浮沉之间随喊救命！时第一师副官处长黄镇球徧找余不见，乃以竹竿向水间打捞，触及余手，因而得救。

另一为陈天太事件，迨至广州后，到粤军总部洽商请假打仗事毕，于深夜十二时与黄绍竑同返东亚酒店二○五号寓所休息。至午夜后一时，突闻外面枪声大作。余乃问故，黄绍竑答不知。后始悉为黄之卫队六人，在外与欲突击东亚之少数军队开火，斯时余之卫队，全在南园酒店未参与戒备，余不待穿衣，随卽携手枪出窗口，一望见后房有一铁闸，向后卽为一走廊，余乃偕黄氏越铁闸而过，沿走廊直走约一百公尺，卽见有一房间尚露出灯光，卽与黄氏入房间暂避，其内祇有一女人，见余等突如其来，乃大惊。余谓：「余乃东亚酒店客人，因闻外面枪声而逃避者。」嘱其不必惊慌，询之始知此乃东亚工人之住所。不久，见其丈夫高义安返，乃告知其所以，黄氏出二十元港币，向高氏买一件衣服一对布鞋与余暂时穿着，始由高氏带余等由后门逃出。街外遇见警察一班，询之乃属第七区署者，余乃表明身份，由其带往区署后，卽嘱七区署长下令全区戒严。并与公安局长吴铁城电话联络，吴氏卽派卫队及车辆，接余等至粤军总部休息。翌晨，廖仲恺先生与余等见面，卽哭谓：「以为汝遭遇不幸矣！今幸而无恙，不禁喜极而哭也。」当余初至广州时，原拟住南园酒店，后据黄绍竑之驻粤办事处主任陈雄云：「住东亚酒店较为适宜。」乃决定改住东亚酒店，如住南园，恐难免遭其毒手矣。

事后查悉，此事乃属陈天太所为。陈乃桂军第七军刘玉山之独立旅旅长，该旅全为收编粤北及怀集一带土匪所组成，军纪极坏，害民不浅，彼等奉命由粤北拟经广州、三水、梧州回广西，余曾建议，拟将之缴械，总理意思是：「旣准其收编成立在先，复令其回桂，碍难再下命令将之缴械。但如认为可行时卽行之，我作此默认可也。」因此，余乃返梧州，后会同黄绍竑，在梧州、火山及都城一带施以夹击，将之缴械，陈乃怀恨在心，遂有此变，故亦足见当时粤局势之复杂不易应付。至于带引余等逃出之高义安，余曾给以中尉职位，使领干薪，迨余任军长时，已升至上尉，亦所以表示报答高君之意也。（待续）

七、整萧滇桂军

刘震寰、杨希闵时代，军纪之坏已至天怒人怨，实不足再以为革命助力。民国十三年，总理希望扩军，并成立黄埔军校。时由蒋先生任校长，李济琛任副校长，共同负责军事干部之培育。所有干部多由本师抽调，如陈诚、钱大钧、邓演达、张君嵩等都是本师同志。当时优良干部，确属不少，如团长缪培坤、营长陈武恒、李时钦、陈培鎏等，确属干才，但不幸均先后阵亡，为国捐躯，对于革命事业大失臂助。

在总理北上之前决心整理滇桂军，某日，廖仲恺先生与余同往晋谒孙总理，总理谓：「在三天之内，将有一大事。」嘱吾等镇定应付。余问：「何事？」总理谓：「决定撤换杨希闵，藉以整饬滇军。」并谓：「此事祇汝二人及胡展堂（汉民）知之，切不可外泄。」余则谓：「此事似应慎重考虑，盖陈烔明事尚未平定，似不应再撤杨，以免动摇革命基本，且总理指示第一师宜扩充编足五万人，现今尚未达到此目标。」总理谓：「汝等意见与胡展堂昨日所言者均相同，此刻无须多费时间讨论，且展堂随余革命，统计有六成以上之成功。余约其今早九时再来讨论，假使渠理胜，余将赞同其意见。」余等乃告辞，欲找胡展堂先生。廖氏谓：「可在太平馆侯其车过截之晤谈，一方面可用早餐。」后胡先生至，余等乃共谈撤杨之利害，权衡得失，均不主张率尔轻举。后复由胡先生向总理面陈，卒取销撤杨之议。但总理仍谓：「撤杨卽使失败，而祇属汝等军事之失败，而余主义终必成功也」。

总理逝世后，廖仲恺先生以杨、刘叛迹日显，甚感焦虑，询余力足讨伐杨、刘否？余答：「第一师及黄埔教导团力量，力足应付，请及早行之。」回忆总理在时，曾拟整理滇军，以余等力谏而止，今滇军竟横行日甚，形同匪类，而须加以讨伐，总理先见之明，弥足景仰。时廖仲恺先生任黄埔军校党代表，余请其与蒋先生商洽，并建议由本师第一旅及其余粤军，联络黄埔各教导团攻东江杨部，本旅则负责解决驻西江之刘部桂军。后得蒋先生与许汝为先生之同意，乃卽以一旅之众向桂军攻击，在石井附近将之解决。滇军亦被友军击溃，会师广州。

民国十四年八月二十日上午，廖仲恺先生于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出席例会时，为暴徒陈顺狙击身殒，考其原因概有下列数端：（1）廖先生赞成总理容共，并任党部组织部长，党人对于共党份子之不轨行为均归咎于廖先生。（2）间有本党同志，疑廖先生为共党份子者。（3）有时廖先生对军队拘捕共党嫌疑份子辄电以「无论为良为歹应先行释放。」因此更招人疑忌。事前，余曾建议廖先生邀请本党高级人员餐叙，藉以解释误会，廖不同意，并谓：「诚恐因此连你亦被误会，而我亦被人误会更深。」廖先生死后，包罗廷卽藉此挑拨，株连甚大，胡展堂先生自请出国，赴俄考察，许汝为亦被送出国。

八月二十五日，梁鸿楷、魏邦平等阴谋颠覆国民政府，为军校教导营所扣，粤军旋卽改编，本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琛任军长，陈可钰副之，并兼任本军党代表，陈铭枢任第十师师长，余任第十一师师长，张发奎任独立旅长。

时适值第一师军需处长陈劲节，因其家人所开之银号，将获得陈烔明汇款接济，驻北江之川军熊克武部（数千人）证据以告。余及李济琛乃同往谒汪、蒋报告，谈约一小时余，余力陈事机急迫，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分北江、南路同时进击。汪询余力量如何？余答：「陈烔明残部已成强弩之末，熊克武、邓本殷部均为乌合之众，相信我军力量足以应付有余。」并建议本师及独立旅，协同第一军向东江进击。第二、第六两军，向北江进击。第一师向南路进击，而广西之第七军，则以一部出北江，先助二、六军，并以一部出西江，协助第十师攻南路。汪曾驳余，用广西军岂非又有杨、刘再续之虞，余谓：「黄等已加入本党，相信不至遽怀二志，且其力量非大，卽使有变，亦足以制之，请毋虑。」后卒照行。

本（十一）师于东江新庵一战颇为激烈，（第一师亦占领惠州），当本师追击败敌至紫金时，余奉蒋总指挥（东征军总指挥）之令，开返四邑单水口，增援眞如师。而此时第一师之一部，适于罗经埧与敌战失利，余卽决心先援第一师，日行百二十里，卒与第一师取得联系，战局转危为安。当初抵战场时，曾因误会击伤本部参谋一人，士兵数名。然战役结束，蒋总指挥于劳军宴会席上，曾备极赞扬余本人果断专行，先急后援为至当，并犒赏三万元。

十月二十九日，单水口之危已解，南路方面战局稍有转机。余乃追敌至饶平，然后回师。南开期间，眞如已收复南路，当时邓本殷率残部负隅琼州。余卽与张发奎准备进攻。当行动时，由于船只缺乏，指挥困难。征用木船，于一夜之间埔前港登陆顺利成功，邓部望风披靡，相率投降，十二月二十日遂克复琼州。

八、赴苏考察

时蒋先生已决定北伐，因陈眞如与唐生智有同学关系，乃调该第十师，及由独立旅扩编之第十二师（陈可钰兼师长）出发。整个南路治安交由本师负责，乃一面在钦县收编八师邓本殷部之张瑞贵为补充团，一面进剿各属土匪，时以徐闻山匪最为猖獗，人数亦众，曾派两团围剿亦无功效，后以装甲车进攻，匪始溃散，但迄未能萧清，其余合浦、茂石、阳江各属土匪，则先后敉平，为患两阳最烈之匪首徐东海，亦于是役被我唐拔营击毙，民众称快。

民国十六年春，余以北伐之师既下武汉，南路剿匪工作亦将完成，而南路共党份子却常见越轨言行，乃扥陈眞如据实呈报蒋先生，拟请举行清党，惜未蒙采纳，为趁此履行以前余对邓演达等之诺言，因而呈请辞职以前往苏俄考察。终获畀以国府代表名义，带职率领政治部主任林翼中，暨空军及其它技术人员二十余人，前往苏俄交涉购买军火及训练飞行等事宜。

余赴苏俄时，上海尚是孙传芳部占据。苏俄顾问不主张余到上海候船，直接在广州以港币叁万元，雇一约千吨之轮船，由白鹅潭开赴海参崴。余任旅长时，曾患胃病。唯上船后晕浪卽戒烟，且空腹数日始到海参崴，下船后，不药而愈矣。或因得到充分休息所致。亦一收获也。

抵苏后，我北伐军已克复上海（民国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并渡过长江，此时，上海工人受共党利用，曾发生罢gong风潮，国内乃实行清党，于是，苏俄当局态度顿变，拒绝售卖军火，街上发现倒蒋标语。余等通讯已遭限制，函电发出均不得复。惟招待尚佳耳。

余等旣来，当作一了解。安排行程，先考察苏俄经济。时适实行新经济政策，全神注意增加国家资本，银行、交通、煤、铁及一切重工业，全由国家经营，对于国民极力提倡合作经济。余以此种统治经济，亦卽计划经济，与我民生主义经济宗旨若合符节，当可仿行。但其计划经济之本质是恨，且是极权。而我们民生主义之计划经济本质乃是以仁爱民生为出发点。后曾对胡展堂先生言，亦获赞同。

余出国前，对总理「迎头赶上去」一语不甚明白，及见苏俄大量利用德国及美国技术人员及机器，以发展本国工业，并以三百万美元购买美国飞机发展交通，乃恍然大悟。苏俄合作制度亦颇进步，生产、消费、信用及运销等合作事业均极发达。工人每日工作八小时，待遇尚优。农民则生活较苦，衣食不足，时出怨言。政府乃研究减低农村物价（低于都市），生活得稍为改善。

其次考察一般状况，发觉其对西伯利亚移民甚为积极，每日均有数百移民，每人发给七百卢布，拨车东运，所有娼妓及无家可归妇女，均配给移民。及参观博物馆，发觉苏俄对于彼得大帝遗物非常重视，各地对彼亦备极颂扬，八国联军时所掠我国古物，仍陈列于馆内。

余对苏俄侵略我国之野心早有警惕，极欲呼吁国人注意。时莫斯科尚存「中国城」，余问：「为何不拆除？」答以：「此乃为纪念中国之友谊。」余则认为：此乃因彼政府对我国尚存觊觎之心，欲藉此以煽动俄国人民敌视之情绪。且当时尚有俄军两旅驻扎蒙古，更足显示其侵略之野心。据调查所得，外蒙古驻兵两旅，且远东大学收无数之东北学生及湖南学生、韩国学生、印度学生等，训练无数之国际共产党人。当时，余与翼中每于晚间研究，卽证明苏俄仍承继彼得大帝侵略之本质，必将是成为赤色帝国主义者。

余到海参崴，该处住有七、八万中国人，夜间尚有中国旧戏唱演，余等亦往看戏。日间则考察工厂，发现工厂有工资三种，俄人每日工资六毫卢布，日本人五毫半卢布，中国人五毫卢布。如是则知苏俄以平等待我民族者是伪也。

学校教育：中小学采九年制，名为九年学校，目的在缩短教育时间，对于扫除文盲，责成学校担任一切，人员均尽义务。十数年间，卽已完成此一普及教育及扫除文盲办法，实值得仿效。孙逸仙大学、男女生社交公开，行为秽亵，简直不堪入目。曾拟夜间参观，但遭拒绝，盖此时乃学生满足性欲机会，往往在寝室或在自习室行之，不便给吾人参观也。至于公园郊野，则男女性行为更属司空见惯，余亦曾于戏院中被女人调笑，同行者常引为笑谈。

时邓演达曾介绍自称国民党左派之留俄湘人名欧治者，与余结交。所有言谈，无非共党理论及策略，据谓共党成功要素有些列数点：

（1）旧社会要整个推翻。

（2）旧伦理亦须推翻。

（3）改革文化。

（4）祇求成功，信义可以不顾。

（5）立功要杀人。

胡先生批评：「呃、吓、拆、杀」乃共党之伎俩，此种行动，实非三民主义所能容，今日思之，益觉可信而有征。

如是者，历四个月后，乃决定离俄前往西欧，考察西方国家，藉资借鉴，俄方非但不允余等前往西欧，且强制要求余等入党。余乃与林翼中约定，俄方旣不同意余等往西欧，拟提出返国或往日本，如仍不获同意，则由林氏加入共产党作质。后俄方卒同意余等返国。

余于民国十六夏，返抵南京，将清党后俄国所表示态度及考察情形等，向蒋先生面为报告，蒋先生嘱余在总理纪念周公开报告。当时，余本欲将考察所得及认定俄为赤色帝国主义情形印成小册子，公开宣传，后见余在纪念周所报告者，报章亦不予发表，遂乃作罢。余返国后曾与胡先生谈话。当时余以为国民党改组，苏联旣声言以平等待我们，而吾人却不派一代表团赴莫斯科视察，殊为错误，胡先生亦承认此批评之中肯也。

九、斡旋宁汉

民国十六年，汪精卫因不主张清党，乃形成宁汉分裂。余卽;向蒋先生建议，主张讨伐武汉，对其他军阀，不妨暂时妥协。如是，蒋先生拟要余赴徐州向李宗仁、白崇禧解释，使之明了。余要求给予考虑，待与胡展堂先生商量后，胡先生不主张余往徐州。因胡先生认为关键不在李、白，而在李济琛，故主张余返粤见李济琛，李、白用函解释即可。

余在俄时，曾闻共党有攻取广东之计划，特请蒋先生在浦口预备船只，以便支持广东。因此，蒋先生一方面同意余返广州，一方面嘱余去函，将在俄国所得，报告李宗仁、白崇禧。余返抵广州后，李济琛与各团长，均促余返十一师，但余则要求李济琛、黄绍竑先行通电讨伐武汉后，始允返任，否则卽去日本考察，盖余在俄时旣不能往西欧，极欲乘此到外国作考察，以资借鉴。后李、黄函电往返磋商，历时经旬，始决定通电讨伐武汉，余乃返任十一师长。

汪精卫见李、黄通电讨伐后，乃实行清党，张发奎（向华）率其第二方面军，取道江西回粤。但至南昌时，其所部叶挺、贺龙两师，却行叛变，并与第三军之朱德部合流，南窜粤东，蔡廷锴之第十师奉令追击，却乘机脱离张发奎部而入闽。旋于九月二十八日由黄旭初即率部前往截击。钱慕尹（大钧）亦率领两师，进驻会昌，但均为叶挺、贺龙所击败。钱部在会昌挫败，退至信丰。黄师在雩都不利，转守筠门岭，李济琛乃派「十一」、「十三」及新编第一师（薛岳任师长）往援。余兼程前进，拟予拦腰截击，乃由畬坑入丰顺。薛岳为前敌总指挥，率其所部及第十三师前往，十月抵汤坑，与叶、贺主力遭遇，发生战鬪，经苦战一夜后，适余亦到隍，乃赶速加入作战，战局遂转败为胜。

余师部队因素有政治训练，士气极高，全师官兵，均高叫：「打倒共产党」，「国民党万岁」，「中华民国万岁」等口号攻击前进。战鬪至下午三时，彼此短兵相接，火炮亦不敢发射，战况至为激烈，再苦战一夜后，叶、贺残部，卽向海丰、陆丰退却，翌日，追击至普宁之乌石，始将叶、贺残部三千余人缴械。

余自从戎以来，历经大小战役不少，而以此役为最惨烈，因战事紧急，伤创官兵亦无法救护，除十三师及新编第一师伤亡惨重外，余师追击至乌石时，原有五千余人，亦仅余一千七百余人，伤亡之惨重，于此可见。后余任第八路总指挥时，乃将在汤坑所有阵亡将士，就原地择地集体迁葬，建立阵亡将士纪念墓，以安忠魂。

十、绥靖粤西

民国十六年张发奎（向华）所部抵广州后，因其中有不少为共党份子（叶剑英团），意图不轨，十一月，突发动事变，任意烧杀，市民生命财产损失极大。忆张氏当时返穗之用心，其志在倒李济琛，攫取广东为地盘，以为返穗之准备。余乃联合陈眞如、黄季宽、钱大钧回师救广州，并将剿叶、贺时东路指挥。

十一、两广部队之编遣

时李济琛为中央参谋部长兼第八路总指挥，兼又粤省主席。余认为粤省已趋安定，为使符合民主政治，应卽实行军政分治，故极力主张李氏辞卸粤主席之职，而交陈眞如接任。至民国十八年春，李氏乃自动辞去，由陈眞如接替。

民国十八年三月十五日，中央召开三全大会。陈眞如、李济琛与余均为代表，乃欲共同赴京出席。陈氏至港，住皇后酒店，因遇火警由楼上跳下，折一腿，遂不能去，余因候余妻由高州返，故行稍迟，李氏则先行，抵达后，卽被留在南京，余到上海时，蒋先生卽发表余任广东编遣特派员，嘱卽返粤，不必入京。

李氏被留南京，黄绍竑（季宽）卽由梧州至穗与第八路总部参谋长邓世增（益能）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出师，由湖南北上，并议决共拥余任第八路总指挥。余第四军所部，大部分亦已调往北江，时余兄维周在穗，曾劝第四军各师，应请示军长以决定行止，不应未奉命卽擅自行动。于是，乃有黄质文等三团仍在河南不动。

蒋先生发表余任编遣特派员，乃系派李仙根携手令来沪交余者，当时余曾托李仙根转报蒋先生，如要余负此新任务，请其不必用兵，因北伐军事尚未完成，如革命军内部卽自相倾轧，对于革命前途自极为不利，且如此亦可免除彼此加深裂痕，余返粤亦可较易有所作为，蒋先生深以为然，促余速返粤，本此意旨做去，余乃衔命南返。时有副官处长林时清及财政厅长冯祝万等随行，江防司令陈策亦与余同船。返至香港，黄埔军校教育长李扬敬，受粤中各师长之托来港与余会晤，并报告各方面军事情形，时陈眞如在港，腿已折不能行动，以无法助余为憾，嗟叹不已余见此局势如此恶化，恐难挽回，乃于是晚九时电余所部三师长来港研商。盖余甚不欲贸然至穗，免为彼等所胁持，难以应付。后阅当日广东报纸，获悉各方面军队，均已纷纷调动，粤币已跌至四成五，人民损失惨重。风声鹤唳，大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至十时，因念半生革命，不知几历艰辛，目前局势如此恶劣，将何以收拾，不禁为之泪下。乃卽前往医院晤陈眞如，请其秘书代余拟接受中央命令发表就职通电。并请陈氏卽电其旧部各师长，接受余之命令。

时粤江防司令部派海虎舰来港接陈策。余一方面通知该舰，载余返广州，一方面面嘱李扬敬（钦甫），率黄埔军校入伍生数千人至燕塘候命。午夜三时，余卽搭海虎舰返穗，卽日下午三时，抵白鹅潭附近，卽召集记者至舰，发表就职通电，宣布余已接受中央所派编遣特派员任务。

通电发表后，余乃通知邓世增来舰晤谈。请其通知由广西调来之三团部队，要其于翌日离穗。并通令余第四军所属驻在河南之黄质文、黄延桢、张之英等三团，与李钦甫所率之入伍生队联络候命。

待至翌晨九时，徐赓陶来舰会晤，言客军已遵限离境，其余部队，均经遵照命令行事。经查属实后，余乃离舰登陆。于原第八路总指挥部，设立特派员办公处，实则余仍在第四军司令部办公，邓世增乃于是时离穗。余卽将韶关、北江等地军队复员。时黄绍竑（季宽）派员来穗，与余等会晤，余曾与彼等约定，在三个月内，将两广部队整理完竣。使一切恢复常态后，余卽与彼同出国，以减其因此用兵而增加国家困难之罪戾。彼复函甚表赞同。但未及三个月，桂军卽调兵沿西江而下攻击广东，并策动东江第五军及少数海军以为内应。

当桂军前进攻至肇庆，中央卽发表余接任第八军总指挥，并派文官长古应芬（湘勤）来穗，面授机宜，粤省部队在余任编遣特派员后，卽已缩为九个团，编为三个旅，至任第八路总指挥时，编遣工作亦已完成。于古应芬文官长返京时，余以九千五百元之代价，购青翠玉石壹颗，请文官长交国府制印局，刻制国民政府玉玺一颗，国民党中央党部玉印一颗，表示余拥护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如玉之纯粹坚决，爱国爱党意志如玉之坚贞之意。并于此时整理第八路总部，知李济琛每月直接向总都支取家用，最少亦有八千元，多则达十二万元之巨。并常手令向财政厅提款数十万元，以供个人用途。余认为此种不良现象，必须革除。乃规定副官，将余每月薪水封送至家，不准家中直接向总部支取家用。

此次桂军攻粤，越过封川、江口余始获悉，不得已，乃采取内线作战。调集余所属部队，沿三水、清远布防。待桂军攻击至粤汉铁路之白坭站附近，此时广州风声鹤唳。加之东江第五军亦叛变，以为内应，余乃调蒋光鼐、蔡廷锴两旅前往堵截，并攻击惠州。桂军将攻至白坭附近，情势极为危急，余卽赴前线鼓舞士气。并密令黄质文团相机反攻。黄部卽乘夜出击，冲破桂军中部战线，追击数十里，使桂军一败不可收拾。时蒋旅及蔡旅亦已将五军击败，追击至江西、三南，余再派叶肇旅长率兵两团，至江西、信丰截击，将其全部缴械。

当东西两面战事激烈之时，广州江防司令部有一泊于沙面之舰叛变。余先通知沙面外国人，卽将该舰用飞机轰炸之，请勿误会。财政厅长冯祝万，在余将炸该舰时，苦劝余不可炸。余考虑再三，清除心腹之患，决心炸之。翌晨冯卽不告而去。足见其事前亦与谋也。

我军正面则追击至封川。桂军卽行撤退。时中央在武汉收编桂军残部，拨归李明瑞统率。适桂军攻粤，乃调其回桂助余。待战事平定后，乃奉令将蒋、蔡两旅改编为师。余所属三旅，亦同时改编为师。斯时，余所属部队计有五个师，两个独立旅。

此次桂军攻击广东，当为桂系对中央措施有所不满，故余任军长时，卽已决心消弭中央与桂系之裂痕。民国十八年，适值新疆督军杨增新逝世，杨氏并非吾革命党人，但余在俄时，查得俄对新疆怀有极大野心，而杨氏对俄所派往新疆之官员，拒绝其入境。此举实值得吾人赞佩。

杨氏死后。余曾向蒋先生建议，派白健生率领桂军入驻新疆。并请李任潮劝邀白氏。其后，蒋先生及白健生虽均接纳余之建议，但白索开拔费三百万元，中央以财政困乏无以应，卒不能实现，殊为可惜。但余认为，此全由白氏无赴新疆诚意。否则卽使中央不能一次拨给如许巨款，而陆续分期交付，似亦未为不可。

军队改编完竣仅三个月，余卽接获情报，知李明瑞正在计划赤化广西，当卽向蒋先生报告，蒋先生尚不置信。其后复接陈眞如及各方面报告始予重视。但云：「中央经费困难，广东如有办法，亦可行之。」后由陈眞如筹款五万元，送桂军旅长吕焕炎，请其为内应。余乃调兵向广西攻击，吕卽宣布独立，此后虽有战鬪，但伤亡甚少，中央命余暂兼桂省主席，余则向中央保荐吕焕炎出任。时李明瑞虽逃走，但因局面尚未开展，故未交接。

民国十九年，适值阎、冯事变，张发奎乃由宜昌率领一师之众，径由湖南遄返广西。据湘省主席何键迭次电报，每日均有截击缴械，统计其人数不过三数千人，但根据余所派参谋前往桂林秘密点查结果，枪枝逾万，人逾一万五千。

余根据情报判断，张部当不下五、六万人，以兵力关系，决心采纳内线作战，并决以攻势防御之战术，占领军田以迄三水之线。而是时，冯、阎事变尚未解决，蒋先生深恐该线有失，影响全局，不同意余之计划。余以兵力不足，非如此则难以应付，乃卽搜集船只，开梧州候命运兵。并迅卽调东江之蒋、蔡两师，先返内线构筑工事，余又请蒋先生在可能范围内，增加一两师兵力，于十日以前到达。蒋先生复电可增调三师，于五日以前到达。

旋第六路总指挥朱绍良，率其第六路三个师前来，何部长应钦（敬之）亦随到广州，故此除粤境部队已调抵该防御线外，复令驻梧州部队，分批开返三水，沿军田一带加紧构筑工事，此项工事相当坚强，何部长亦深为嘉许此项工事之构筑完善。

第六路部队到后。余将花县以东地区防务交其负责，孰料张发奎部正向该处进攻，仅经三小实战斗而朱部败退，仅有少数零星部队退至广州近郊，余因何部长收得敌方电报，知张部在花县以东地区。花县以西迄三水之线，均为桂军，余乃决心使用总预备队，并尽量抽调左翼部队，转用于花县方面，斯时，余所训练之空军，亦能发挥威力，形成极大优势，一举破敌，转危为安。是役，敌我伤亡万余，单祇受伤运返广州留医官兵，卽达八千人以上。战况之惨烈可以想见。

当使用预备队增援时，敬之、眞如诸人，均到司令部休息，且已准备登舰，余以此举影响士气民心甚大，乃告以前方战事有必胜把握。而蔡廷锴亦以预备队使用完了。恐指挥所受威胁（仅有卫士十余人），苦劝余先登车返新街，余因具必胜信心，未予接受，卒能于短时间将顽敌击溃。亦未始非余万分镇定，鼓励士气者有以致之也。

张桂军败退后，余卽派队追击入桂，而张竟又集结残部复出容县，欲图西江，余以若不彻底将之击溃，仍为吾粤大患，乃决心与之决战（时蒋先生不欲再与之在容县决战）。经三日搏鬪，卒将之击溃。

经此一役，张桂部卽变更策略，欲转而北向，图出长江夺武汉，而与冯、阎相策应。蒋先生得报，卽令余派第六路跟踪追击，并希望第八路另派两师，由船运长江，以备迎击。余以第六路距敌过远，难以追及。乃改派蒋、蔡、李三师，由梧州船运广州，再转粤汉车北出衡阳，截击敌人。余亦至荣昌指挥。

第六路则由船运武汉，尚未到达，而我追击部队，已与敌在衡阳接触，经激战后，敌卽溃不成军，向南回窜全州。是役将士奋勇，张世德旅长身先士卒，不幸中弹阵亡，殊堪痛惜！至论功绩，亦以该旅及黄质文旅为大。经此一役，西南大定，冯、阎亦为之气馁，可称为大局之转折点，其重要性可知。

时冯、阎尚未彻底解决，蒋先生询余意，可否抽调一部北上增援，余卽电复同意，并卽合蒋、蔡两师，由湘北开，嗣加入山东方面作战，一战而将阎部主力击溃，克复泰安、济南。旋再向陇海将冯部主力击败，自是冯、阎全部瓦解，大局从此底定。

中央论功行赏，以蒋、蔡两师合编为十九路军。复派古文官长应芬来粤，劝余兼任广东省主席而陈眞如则调至湖北。余以：（1）粤省迭经战役，亟待办理善后。（2）余素主张军民分治，广东应先实行，以作他省模范。（3）眞如欲以黄居素接广州市长，并谓古应芬有意主粤政，足见其本人不愿调主湖北。故余电复中央谓：「广州市长可不必换，候桂局解决，余卽偕林云陔市长赴欧考察，以实践余游俄后再游西欧，以资比较之诺言」，因此余婉拒不兼主粤政。

蒋先生以余旣不兼主粤政，卽电召余及黄绍竑入京，征询解决桂局意见。（蒋先生不欲再对桂用兵，而拟用政治方法解决。）余乘机提出请假数月，赴欧考察，因未得蒋先生之应允而暂作罢。时胡先生亦对余谓：「旣从事革命，而又坚要出国考察，究非所应为。」余谓：「吾国革命数十年，现在尚未开始训政，殊与总理遗教相违。」胡先生亦表示同感，乃卽拟成六年训政计划案，主军民分治，向中央全体会议提出，均获通过。

十二、胡汉民事件与粤局

民国二十年二月二十八日，胡先生因约法之事与蒋先生意见不合，三月二日移居汤山，古应芬先生事前请假返粤休养，旋辞文官长职，陈眞如及各军政要人乃开会交换意见，咸主实行分裂。

时余方病愈出院，睹此情形，欲入京偕胡先生出国，而诸人均反对余行。适此时蒋、蔡两师长自赣来电，反对分裂之举，眞如卽离职赴港，余虽不赴京，而力主与中央不应兵戎相见，政治问题应以政治方法解决，故余始终不允就任联军总司令职。

十月十四日胡先生离京乘车抵达上海，余又拟出国，虽有主张采纳众意者，余仍力持反对，并卽还乡葬父，决意事竣卽出国，遂抵广州。时中央派吴忠信、于右任等来粤调解，余卽表示，余在粤一日，所部军队决不与中央戎兵相见，并决心出国考察。但西南诸要人，则均反对余外行，余卽提出如欲余不出国，则以停止对中央作军事行动、建设广东、继续剿共为先决条件，诸人均愿接受，因此余出国之行遂中止。

民国十六年余自苏俄返国后，卽迭次将考察所得，与胡展堂先生交换意见，余以为此后中国，非经过法治、宪政，前途恐难成功，胡先生皆深以为然，遂决心就任立法院院长职。

当时，余奉中央命，兼广东省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接李君佩职），在此期间，余曾为党部方面节省经费五、六万元，所有各县党部之整理，均不另行派人，而由当地遴选优秀党员充任，卽余负责党务，亦祇带秘书黄麟书，黄氏亦祇带一干事而已。

一三、广东三年施政

民国二十一年秋，西南政务委员会奉准成立。余被推举为五常委之一，乃拟订「广东三年施政计划」，提经第卅六次政务会议通过，交广东省府付诸实施。该计划之立案基础，完全遵循「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三民主义」原则，并参酌地方实际情形拟订，用能进行顺利，三年有成，计划内容分整理与建设两大部：

（一）整理之部份为「吏治整理」与「财政整理」：

前者如甄别原有公务人员、考选公务人员、训练公务人员、尔后任用公务人员，以考试铨叙及训练及格者为限。实行考绩及人民弹刻制度。筹备人民直接选举县市长等。后者有整理一切税捐，增加收入。紧缩军政各费，减少支付、巩固省银行基金、整理货币、改良币制。推行营业税、取消苛细什捐、整理沙田、制定收支预算，从新分配政费。尽量增加教育建设经费。省及地方财政完全公开。改善税制，实行保护税率。发展省营企业，筹抵赌饷、烟税、实行禁赌禁烟。已清丈之土地改征地税等。

（二）建设之部份为「乡村建设」「城市建设」及「交通建设」三项：

乡村建设如肃清土匪、编练地方团队、实行地方自治、训练人民行使四权、测量土地、调查人口、编登户籍、试行二五减租、改良农业、渔业、蚕业、兴水利、防水患、发展省营矿业，推行农村合作事业等属之。

关于城市建设，如实行地方自治、训练人民行使四权、调查户口、测量土地、设立省营工厂、又奖励人民投资、创办大规模、建设大发电厂、推广市民合作事业、办理工人保险、广建平民宿舍及平民宫、增设学校（尤其职业学校）、发展社会教育、建立民众教育馆、设立平民医院、养老院、育幼院、残废平民教养院、规复义仓等属之。

至于交通建设，则分别次第完成省县乡道、整理水道、发展航运及民用航空、完成长途电话通讯、筹筑江（江内）钦（钦县）及广梅铁路、扩筑广三铁路至柳州等。

施政计划之成败与否，须以优良治安为先决条件。故在未实施前，曾指派六团兵力从事清剿全省土匪。当时省内土匪主要巢穴为东江之南山及琼崖五指山等地，为数达数万之众。南山方面由张瑞贵所部及第三军一部份清剿，采取步步为营的方法，极为收效。琼崖方面则由陈汉光率其所部三团之众负责清剿，余限其六个月完成，但仅及四个月卽告肃清。随卽实施编组保甲，安定地方秩序。以为实施之准备，因此三年施政计划乃不得不延迟半年，至廿二年元旦始在中山纪念堂宣布实施。兹将其荦荦大者分述于左：

（1）整饬吏治才面：

自扣留佛岗县长，及正法连山县长后，政风为之丕变。为求养成上下廉洁风气，通令各级人员，出巡或视察，绝对不得接受招待，更不得有任何需索。为求养成各级干部以配合施政之需要，乃举办地方自治人员训练所，及地政人员训练班，并招收大学毕业生，成立政治深造班，施以训练，总共受训毕业干部不下一万余人，教育经费提高至每年八百余万元，农林事业经费亦同时增加至八百万元以上。当时，为求改变政风，曾决定将省府及其它军事机关，分别迁往石牌及白云山沙河附近。使之隔离都市，地基均已整理好，并已分设有无线电tai，惜以时局改变，未能实现。

疑。

（2）广州市政之改良：

各市场建冷藏库，并拆迁木屋，于沙河一带建平民住宅近十万户，市容为之一新。全省各县均已设立平民医院、救济院、养老院、育幼院、习艺所等，以经费不足，并曾捐募得数百万元，以资补助。广州地区之工业建设实施成效亦极卓著，如第一工业区之西村，建有肥田料厂（并可制毒气）、硝酸厂、苏打厂、水泥厂、酒精厂。第二工业区之河南，建有纺织、麻织、丝织、绒织、毛织等厂，产品除供给本省需要外，大部份销南洋各地。第三工业区之芳村（南石头），建有大规模造纸厂，每日可出产五十吨。足供长江以南各省之用。此外分在各地设有糖厂六个（新造、市桥、揭阳、顺德、东莞、惠阳），产量旣大。品质亦优，挽回利益不少。又于徐闻、钦廉、琼州、惠阳建军垦区四所，以容纳退役军人。

黄埔商埠，亦根据总理之实业计划而开辟，当时，派罗文干为建埠主任，下令严禁黄埔一带土地之买卖，以便统筹作有计划之建设。良以广州商业之繁盛，必有赖于黄埔建埠之成功，此实为繁荣广州之主要工作也。

（3）重工业方面：

建设潖江兵工厂，采用德国机器，并由六个厂合并组成，预定九年完成，约用六千余万元。初期建设费已用去二十余万元，完成后可与克虏伯、施柯达、士乃德等厂相比美。另建筑炼钢厂二个，其一为德商承建之军事炼钢厂，需费二千余万元，已交二百万镑。聘美人任总工程师，其余工程师均为英人。约定三年后卽训练完成我国工程人员自行开工。惜以环境变迁未能实现。

由于广东天时地利之合宜，当时决定大量发展糖业、纸业，以执中国糖纸业之牛耳。糖业方面之机器，系采用捷克与美国者，盖用其彼此互相竞争，以各取所长，南石头之纸厂，祇建筑地基，已用四百万元，其工程之浩大于此可见。

至引为憾者，厥为翁江发电厂未能完成，若能建设成功，则广东西至三水、中顺及北江一带，东至惠州之用电，均可解决，但其水坝之建筑极需审慎，否则一旦溃决，广州将成泽国，为害非小。故当时由瑞士与德国厂商接洽承办，先组织两工程队详细计划。一队负责设计建筑水坝以策安全。并安装西村士敏土厂第三副机器，制造士敏土以供翁江水电厂之需要。待工程完竣，再供敷设省道之用。另一队负责监工及与德国、瑞士两国厂商洽购机器，瑞士取价港币一千九百万元，德国取价二十二百万元，当时余已决定与瑞士签行合约，以局势遽变，余乃离粤赴欧，无法继续办理。

（4）经济建设方面：

当时邹海滨、林云陔诸人，均主张余公布经济计划。但余以为，余之经济计划乃总理实业计划之部份。简言之：目的在增加国家资本，一方面建设国家经济，同时建设国民经济。以合作经济为基础，以国家经济之力量，发展国民经济，沿社会主义途径以达实现民生主义之计划经济。当时，颇有人非议，余之经济措施为与民争利。但余认为，供应调节民生之需要，少数重要必需品之统制，乃属不可避免者。当时全省设义仓九十六所，用以调节糖食。并由政府设立大纺织厂，解决人民衣料问题。增加水泥产量，建筑材料不假外求。取消苛捐杂税七、八十种，月减捐税七百余万，因之物价平稳，人民称庆。为安定省内金融，余曾将当日所办之两军垦之糖厂，拨作省行基金，以加强经济建设之原动力，稳固广东省行币制之信用。至于广东省行货币之发行，则组织监发委员会，以十七人组织之，十五人是省参议会及商会，纯粹由人民组成，政府仅派财政厅长、省行长两人参与督导而已。军垦处亦协助发展国民经济，如农民需要农贷种籽等，亦酌予供应。总之，余之一切措施，莫不以改良人民生活为出发点，而以实现民生主义为鹄的。

余之经济计划，原拟使农村与都市平均发展，但因人才与资金缺乏关系，一时却不易实现。民国廿五年，余赴欧考察，始知非都市现代化，农村卽无法规循现代化而发展；非使都市工业化，农村亦无法机械化，故余原定之经济计划，其后乃不能不有所修正。

（5）交通建设方面：

广东全省公路，据民国二十一年度之调查，已完成者仅一万五千余公里。经三年次第兴筑，省、县、乡道几达四万余公里。不独全省地方四通八达，毗连赣、桂、湘、闽等省边境，亦复交通联贯运输无阻。农工商业固受其益，剿匪设防亦大有裨助。

为办理广东全省港务，积极发展航业，因设立广东全省港务管理局，以取代原有之粤海关理船厅。并成立航海讲习所，招收十八至二十五岁之初中毕业学生，予以专门训练，使之熟习航海技能。民国二十三年七月由技士余骥会同航海讲习所主任伍自立、李应濂，正式接管广南船厂，拟具营业规则、候理舰船简章、船坞船排租赁价目表等，备案施行。同年九月一日，由刘百畴负责于黄埔成立广东造船厂，厂内图则，由华益公司承办。

为利粤省政令推行，并与国际间互通消息起见，设立了广东无线电广播电tai一座，以英镑三万余元订购五十启罗华德机件，广播力倍增。此外，并完成长途电话线网，广汕、广江间之无线长途电话于民国二十二年底已完成通话，至于石惠干线、石虎干线等有线电话，计程约五百余里，于民国二十三年完工后方可与广州直接通话。

珠江两岸交通，原定建桥三座以为连系。一在石牌通河南，一在黄沙通石围塘，一在长堤通河南，但其后祇完成长堤通河南一座。至于黄沙通石围塘一座，仅完成部份桥趸，其余一座仅作绘测，尚未动工，预定此建桥计划完成，香港轮渡卽不准停泊北岸。而在河南方面加建码头，移泊南岸，藉以繁荣河南。如此则地价增加，收益亦属不少。

（6）军事方面：

当时广东军队，为数甚众，军费之负担，殊为浩繁。而其素质亦甚优良，因此中央在江西剿匪方面，畀余所负之责任亦至为重大。当时何应钦任北路军总司令。余任南路军总司令。民国廿一年，共匪五、六万之众倾巢而出，扑向广东，进攻南雄，其势甚猛。经数日之战鬪，互有进退。但由于我军获空军之协助，及装备之优良，军心之团结卒将共匪击败，歼匪几达三万人。

余之剿匪主张，以「经济剿共」及「政治剿共」为前提，「军事剿共」运用兵力犹在其次。经济剿共方面，当时余曾布告，要共匪自动缴械来归，余之幕僚认为此举颇觉可笑，但收效亦属不少。凡缴械投诚者，余均遣回原籍，资助其安家乐业。并注意农村之安定与经济之发展，务使人人生活问题获得解决。而逐渐达于富足，庶可免挺而走险，为共匪所利用。政治剿共方面，则尽力整肃贪污，澄清吏治，提高待遇，以安定其生活。务求一切施政，达到利民、便民，绝对禁止对人民苛扰，以免引起人民对政府之反感，杜绝给予共匪利用之机会。当时广东积极从事各项建设，发展经济，致使社会安定，物价平稳，民生富裕，对于锄共实助力不少。

时日本在东北侵华之势益烈。乃电省党部，发动各界进行救国捐款，所获捐款为数共达百万元，颇有可观。后卽用以购买大量高射炮及飞机，在抗战初期所用以对日本者，卽以此为主。

民国廿二年夏，因第三军长李扬敬请病假，余给以假期三个月，嘱其静养，所负职务由余暂行兼代，余乃出巡东江。

余出巡海丰、陆丰及惠来后，旋卽前往揭阳。当余到达揭阳码头时，该地驻军曾派部队至码头欢迎，揭阳县长谢鹤年亦率属至码头，迎候余登陆。第三军教导团队伍后背，突有一穿军服之班长持函交余。余接函后，渠卽以左手握手榴弹高举，右手执余衣领称「对不起」。余卽高声喝谓：「究所为何事？」此声一出，该凶手颇为震恐，面部变色。余卽用力紧握其持手榴弹之左手，同时揭阳县长谢鹤年等，亦将凶手紧抱。该凶手又欲以右手握尖刀，李（扬敬）军长之卫队排长则夺去其尖刀。时张瑞贵在余侧，筹思二、三秒钟，乃用腕将凶手尽力一推，将其摔出数丈之外。余亦因受力而向后离开原立位置约丈余，凶手所持之手榴弹亦卽随之爆炸。在场人员伤亡达数十人。凶手亦当场为士兵乱枪所击毙。时谢鹤年所率欢迎人员尚未散去。余随卽出席演讲，若无其事。此次变故究为何人所主使，因凶手已死，无法取得口供。但众信必为土匪所为无疑。

一四、反对闽变

民国二十二年十一月，陈眞如等在福建发动事变，组织人民政府，李济琛自任人民政府主席，并宣布「三项基本决议」，其重要内容有：

一、中国为中华全国生产的人民之民主共和国。

二、否认南京政府，打倒以南京为中心之国民党系统。

三、清除有关总理纪念事物及总理遗像。

四、取消青天白日旗。

余审度其所作所为，旣不遵奉总理，又不要党，实感无限惊异，故当事变发生后数日，余卽在西南政务委员会以提通过反对此次事变之议案。当会议进行之际，李宗仁曾持异议，谓不可遽而通过，主张暂时静观其变，余事先已接获情报，谓李与闽方已早有默契，今观此而益信，余遂决意及早表明余之态度，故不顾李之反对，力主通过，众亦赞同。十一月二十二日乃由西南执行部发出通电，对闽省政变表示绝不苟同。

事变发生后，中央立卽命余派兵入闽。余乃派黄任寰师入武平、上杭一带。第三军一部份推进至闽边境，与中央军遥相呼应。盖是时，余负责南路剿匪军事，实无力顾及闽变也。后李宗仁又谓：「如反对案必要通过，则主张召集号称抗日之六君子：沈钧儒、章乃器等，来粤会议。」余卽表示反对，李谓：「旣不赞成在粤召开。可否改在广西之梧州召开？」余谓：「如在梧州召开，余则不加闻问。」李见余之态度如此坚决，对于召集hui议之举遂亦中止。

时湘省主席何键，亦至乐昌城与余会晤，探听余对闽变之态度，虽则此次事变，不久卽为中央所平定，但由于余所持反对之坚决，湘桂各省均未敢异动，否则影响所及，尚难预料，亦足见余所持态度，对于当时局势关系之重要。

闽变平定后，江西共匪卽有立足不稳、向外窜扰之势，时余负责南路，防线为赣南一带。兵力计有第一军广西黄赞斌师及第三军黄质文师，防线长达数百里，兵力不及十师，当时匪势虽大，但时为北路大军所压迫，余始终争取主动。

民国廿三年冬，盘踞兴国、都等地共匪，经南北两路夹击，已无法立足，乃卽西窜，余派第二军军长张达率所属追击，广西亦派兵堵截，缴械数千杆，在梧州转交余之俘虏，亦达三、四千人。余乃拨款分别资遣回原籍，使之安居乐业，尚有项英残部，在安远、信丰一带，与第一军及第三军一部份接触。但无激烈之战鬪。

自福建事变后，余深感世道人心业已崩溃，乃决心重整道德以挽颓风。于是，在政务委员会提出通过尊孔案经恢复祀孔，提倡读经。并拟聘请国内国学大家，从新整理国学，加以研究，重加编订。当时余在政务委员会提案，每月拨款四万元以为编经经费。然因中山大学与教育厅为编经权，互争不让。中山大学认为：「中大为全省最高学府，故应为中大主办。」教育厅则以「经费为省府所拨，应由省府之教育厅办理。」彼此争持不决，遂致未能实施。

闽变后不久，日本之侵略变本加厉，不断向南伸展，长城一带要地均已失陷。此时，广东无论军民人等，均主张积极抗日，学生亦持举行罢课示wei游xing，要求出兵北上，抗日气氛日渐高张，大有风起云涌不能遏止之势。

斯时中央之政策，则以忍让为主，余一方面要奉行中央决策，一方面又要应付日渐高张的民气，深感进退两难。然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乃人民一致之要求，余亦不能强加压制也。

余一生所历惊险颇多为但均有惊无险，不可谓非幸运。犹忆闽变后数月，余赴穗郊罗岗洞观赏梅花。余与妻及子女数人共乘一车，另有一车载卫士随行。于回程时，番禹县政府民兵排长某，突率县兵十六人向余座车开枪截击，幸未被击中，余车随卽转道改赴增域。途中因速率过高，又失事撞落水中，余车均遭浸没，车之钢条亦多断折。但余妻及子女数人，幸均无恙，仅余胸部被压伤，调养一周亦获痊愈。此次变故，虽将肇事官兵缴械捕获，但侦讯结果士兵均不知情，排长某拘禁数月亦病死狱中。究为何人所指使，卒无法获知眞相。

一五、赴欧考察

自「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日人侵略中国之野心益显，广东民众抗日情绪达于高潮，大中学生罢课、工人罢gong、示wei游xing，风起云涌，中山大学学生竟有捣毁教育厅之行为，其激昂情绪可以想见。

民国廿五年初，港督郝德杰邀余访港，余以港方曾供给我方有关「日舰诡称访琼，而实则偷入大鹏湾窥测地形水道」之情报，又对治安方面亦能互助合作，盛情可感，乃答允往访。除表示谢意外，并提出若干抗日问题与之商谈，港督表示，愿助我购买武器装具，并供给抗日弹药。余亦自动提出，以教导师及警卫旅协防香港之口头保证。其后向英国定购大炮、飞机、高射炮、机关枪、通讯器材及医药、卫生材料大批，得港方便利不少，该批武器药材，在抗战初期，曾发挥最大效用。裨益战局不浅。

廿五年六月，余以抗日准备工作已将完成，抗日时机亦已成熟，乃决心派兵十师北上抗日。同时发表抗日主张通电，并饬由党部募捐款项逾数十万元，分别援助马占山之抗日军，及韩国革命志士，以增强抗日声势。而中央认为时机未到，制止余之行动。国人亦间有误解余之主张，诸多忖测。余以耿耿忠心旣不为中央及国人所谅，为表明心迹及避免分裂计，遂卽发表通电，自动luan案案邸Ｐ苫器胧楦熬肓旎ふ粘龉疾臁Ｋ艨站劣苫乒馊袼玖盥柿欤删┨虮嗯洹Ｂ骄蚪坏谝痪び嗪耗蓖诚礁谋唷？谷照秸跗冢辛己谜郊ū硐郑挡桓河唷刚谷铡怪踔荆钜晕俊９赜谧懿拷淮肮阒葜伟玻劣刹文背ぜ媸』峁簿殖ず诬和耆鹑巍?

忆余为建设广东，曾挪用军费七、八百万元。而当离去前夕，军队欠饷完全清发，并另发伙食费半月，所存公积金三百余万元亦分文移交。余对广东建设不遗余力，成就亦尚可观，急流涌退、临财不苟，亦无憾矣！

八月卅日，余领得护照后，卽偕同林翼中、区芳浦、黄麟书三厅长，及温泰华、梁植槐夫妇等赴欧。余前后两次出国，亡妻莫漱英均力赞余行，并以前途光明远大相勖。至今思之，犹不能忘怀。成行之日，亦深以能偿赴欧考察风愿为慰。

船抵意大利之威尼斯港后，卽登陆赴瑞士考察，该国政治民主，且人民行使直接民权，议会权利亦大，民主风气可与英法并驾齐驱，实足为吾人借鉴。人民丰衣足食，低收入者之财产，每人亦有瑞币七百元之身家。地方建设极现代化，风景亦佳，无怪瑞士有「世界花园」之称。一日在某旅馆午饭后，有该国记者访余，对余谓：「前陈将军建设广东，敝国得与合作，甚感敬佩，惟报章有载杀麻疯病人之事，是否属实？」余答谓：「疯人旣为病人，而非罪人，何至以罪人相待而予以杀害？君当知石龙设有麻疯病院，收容治疗麻疯病人，焉有杀害之理？如有，则非余主政之时，当不能负其责。」彼乃冰释。

在瑞士作一个月之休养及考察后，乃转赴意大利。该国政治领袖墨索里尼，在米兰地方，将退伍军人组成六团，以反共为号召，卒能获得政权，以前该国人民懒惰颓靡不守时间，地方污秽，政治败坏，盗窃之风甚炽，墨氏执政后，一扫以往积弊，建设国防军备，对空军建设、交通发展、政治改革均甚成功，工厂及博物馆亦颇共规模。鸿图大略，殊堪敬佩。外长齐亚诺，为墨氏女婿，年少精干，且有强硬外交手腕。余曾与刘大使文岛往访，晤谈二十分钟。罗马帝国时代之暴虐政治，迄今尚有不少遗迹可寻。如罗马现尚有不少地窖，为当日囚禁囚徒之所。闻常纵放猛虎进入地窖，使之残害囚徒，其不顾人道有如此者。

考察二十余日后赴法。抵港曾参观议会两次，均遇见议员在议席上互相闹殴，由议长摇铃停止开会。该国政潮迭起，实非偶然。参观空军时受到隆重军礼欢迎。其空军多种设备，均相当可观。至于教育，则中学生受教甚严，绝非如我国学校之散漫。士乃德兵工厂，规模甚大，乘车参观亦达数小时之久。南部香水厂林立（有七十余厂），数十里之内，香花与香水之香气相混，到处皆是。在法国参观世界展览会，达十七日之久。展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英中以英国纺织品为之冠，而西北欧各国之物质文明，亦有优良表现。巴黎游客众多，言语复杂，足见各国士女游巴黎者之众。法人好享乐，工作并不勤劳，且时有罢gong风潮，其国势日趋削弱以此为主因。而该国完善之下水道建设，则值得吾人所仿效。余因风湿骨痛，到艾斯里崩之温泉沐浴治疗，经二十余日始愈。

在法逗留四阅月，旋赴英伦。先考察牛津、剑桥两大学，该两校自成立以来，改革甚少，一切均采保守作风，但教授素质甚高，教学认眞，故英国各级干部，多由该校出身。图书馆内，陈列中国书籍不少，足见对吾国文化之重视。

该国政治，在十八世纪时，甚为腐败，抢劫之风亦盛，伦敦市内，尚有匪巢遗留。供人凭吊，但经工业革命后贪污绝迹，治安转佳。于此足证余之工业计划如获成功，则不特经济问题可以解决，卽政治文化方可随之而进步，实非空谈。至于该国政治进步原因，第一：考试。第二：为考绩。第三：为改良待遇。第四：为保障职位。举贤任能，人人安心工作。政治日趋修明，而其它部门亦随之而发达。惟该国粮食不足，每年仰赖印度、丹麦输入农产品不少。

伦敦冬季雾大，行车甚为危险。余参观工厂及博物馆时，曾被煤屑飞入眼内，医治兼旬始愈。当地华侨非多，仅办有小学一所，余曾捐助款项。华人街道污秽，与他区迥然不同。

嗣赴德国。政府招待，执礼甚恭。参观其联合炼钢厂，克虏伯兵工厂，及各大工厂，机器新颖，管理得法，规模宏大，为他国所不及。

市政方面，房屋均尚方形，绝无圆形，整齐划一。市街及地道交通，各车站整洁，为世界冠。柏林近郊有一小河，水道交通不便，而以空中吊车俨若铁路为补助交通，足知其科学之发达。该国运河亦发达，分段设置水闸，因水面不平。以起重机将船吊过他段，工程甚大。

纳粹党党务活动，均在夜间，利用业余时间，不影响个人职业。故其干部，均尽义务，不支薪津。余曾到数处参观，亦系夜间前往。其全国各种实验室，虽星期日亦不休息，照常指导学生，从事实验工作。其民族之精神于此可见。尝见德人与意大利人在戏院共同举行电单车及单车竞赛，德人奋勇争先、不避艰险之精神，均为他国所不及。卽此可知，日耳曼民族之优秀及其奋鬪，绝无灭亡之理。

其小学毕业之青年男女，如要结婚，仍须入结婚训练所，受训六个月，方准举行结婚。军人在公共场所、车站及街上不吸姻。舞场亦无军人足迹，其军纪之严肃可知矣。当时，余部判断德国必将复兴，且不久卽可能有军事行动，卽以上述所见为根据。惟其粮食不足，当时粤之石井兵工厂及潖江兵工厂之建设，及粤省所定德国一切机器，均可以农产品之豆类议定价格，分期交付。

在德国勾留约五周，卽赴捷克。先是捷克政府曾派员到伦敦欢迎余往。及抵境，以友邦上将礼接待，参谋总长亲到迎接。军营站岗戒备，并空出最新建成之华贵旅馆全间，为余等住所。

余于抵达之次日，卽往回拜参谋总长。每当余等前往各处参观，必派护卫车，并派扫雪车先行开道。至斯可达兵工厂参观，见其规模之大，足与克虏伯厂相媲美，引导参观人员，曾将第一次大战后复兴情形，为余等详述，谓：「全国体育会，有基本会员数万人，每人月纳会费十元，如有建设体育一切设备之需要，并尽力捐献，政府年中方有补助。该国于第一次大战后，卽赖该体育团体革命成功，卽以此为复兴基础」云云。余因目视德国整军经武情形，曾对其参谋总长提供意见，谓：「贵国应对德国提高警惕。」总长表示同感并致谢意。

随即往保加利亚，该国地小民贫，无甚可述。旋赴土耳其，见其民族性与一切建设，均与远东无大异，但在凯末尔实行革命后，一切均有改革进度。人民禁用包头巾，违者拘禁，可见其政令之严。惟工业仍不发达，失业者甚多，到处可见乞丐。参观其皇宫博物馆，尚存老太监一名，与之摄影留念。该国人团结性甚强，强邻虎视眈眈，而卒能屹立，未始无因。

时余恶性疟疾复发，请美国医师诊治，亦不知为何病，嗣温太华将其在国内时，曾患恶性疟疾情形相告后，以恶性疟疾医治获痊愈。热退后，欲食瘦猪肉粥，嘱人购买猪肉不到，始知全土耳其是回教国家，全国不宰猪，故无猪肉可购。

疟疾愈后，即赴希腊，抵京城雅典，该国为文明古国，文化政治相当发达。欧洲文化发源于此，继之者即为罗马帝国。该国与英国有传统友谊，且迭结泰晋之好。建设方面颇多，但不伟大。祇有美国工程师所建之自来水塘，至为宏伟，他无可述。不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十二月二十六日蒋先生平安返抵南京。余拟再赴北欧考察。于是，复往瑞士留住旬余，当时曾邀集留学生叙晤，报告广东建设实况，彼等均感满意。时美洲华侨来电，欢迎游美，余拟考察北欧（瑞典、丹麦、挪威等国）完竣，再行赴美。不料卢沟桥（七七）事变发生，抗战开始，事遂终止。

时中央已决心抗日，余乃即赴巴黎，协助顾维钧大使，雇请法人演讲，控诉日本罪行，并向法商催促，迅速交付余前所订购之军需品。

于此次来欧，所到各国，均蒙我国公使及大使热烈欢迎及招待，照料一切，综括游览欧洲所见各国，科学均达相当水准。而苏俄至少落后五十年，人民生活亦然。经此次考察，检讨余之三年建设计划，深感过去重视政治训练而忽略经济建设之失当，并因现代经济人才太少，致合作事业等迄无成就，而都市与农村平衡发展亦为不可能，盖必都市机械化成功，然后农村机械化始有成功之可期也。至于工商管理方法、成本会计制度之实施，及该项人才之罗致与养成，尤应予以重视，他日光复大陆，重建国家，当本此一得之见，贡其棉薄。

余以国难方殷，决即归国，经意大利时，曾请刘文岛大使向义洽购飞机七百万港元，刘氏电报中央，蒋先生来电嘉奖，并促余返国，电中提及购机权应属中央，余当接受，后卒向美国洽购。归程中接获上海发生战事消息。余即电李钦甫，拨港币十五万元，为接济在沪之粤籍同乡返港或回粤之船票费用。钦甫即将款交上海慈善团体办理。船经新加坡，当地华侨多人（内有老侨胞十余人）到码头欢迎。余当即登岸与之晤谈，并至旅馆休息三日。目睹侨胞爱国热情，深感佩慰。

一六、全面抗日

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初返抵香港，抵境之日，吾粤文武当局，派代表李大超、香翰屏二氏，欢迎余返广州，中央亦来电，促余入京共商抗战大计。及抵广州，余主张多调兵到上海作战，适余汉谋总司令患病，祇简单表示，如中央再需调兵参战，令下当即遵办，余亦嘱加强广州近郊工事，以应事变。

余旋即赴港小住数日，乃偕翼中、芳浦、麟书、公卓、钦甫诸人，搭机经汉口入京，当即往谒蒋先生，表示共赴国难之诚意。时在沪参战之昔日同袍（六十六军八十三军共四师一旅），来电欢迎赴沪。余覆电答允，并及报告蒋先生，蒋先生亦同意，嘱余先视察工事，三日后再往沪。

余偕白崇禧（健生）及军政部高级人员数人，同往视察二日及竣事。余呈报蒋先生以京郊工事不合时代需要，如为德顾问所为，应请查究。蒋先生并询余：「南京是否可守？」余谓：「现为立体战争时代。敌人海空军及炮兵均处优势。长江与城垣不特不能成为优越之防御条件，长江反易为敌海军利用。且就敌人进攻方面而言，长江适在我后。背水而战亦为兵家所忌，故余不同意守南京。」嗣开军事会议，余复申前说。何、白诸人亦赞成余说。无奈唐生智自告奋勇，愿负责死守，结果中道弃守，消耗吾粤健儿二万余人，将官伤亡亦达数人殊觉痛心。唐生智虽未受中央处分，亦应自杀以谢国人，乃竟恬不知耻，忍辱偷生，其后投匪求荣，身败名裂，又何足为怪！

蒋先生既决以唐负责守京之后，上海战事急转直下。乃嘱敬之告余：「沪将不守，勿再赴沪，应趁未有任务以前，先行离京赴湘，或赴赣候命。」次晨，余即向蒋先生辞行，经赣赴湘之衡阳暂住，抵达后，住于衡山福严寺，不数日，戴季陶先生亦寓是处，于晤谈间，曾建议先生改良佛教，余谓：「外国教徒，入教即入世，我国教徒，入教即出世，对于社会人群毫无裨益，可否由先生提倡改良？」当蒙赞同，乃各出五百元，宴请和尚阐释前说，结果佛教徒亦组担架兵一队，赴前方服务。

嗣国府迁汉，余亦前往，在南京时，曾向先生建议，加强对美、英、法、苏外交关系，并主张孙哲生赴苏，宋子文赴美，王宠惠赴英，附带对法联络，斡旋各国外交，以与我有利为目的，后来政府亦大致如此实行。余并谓：「美向无领土野心。日、俄战争后，美国政治家，均保持我国领土主权之完整，由应与之亲善，从事经济合作、技术合作，欢迎其大量投资开发工矿实业，以完成总理实业计划。」抵汉后，复向蒋先生建议两事：（一）、所有全国各沦陷区之学生，凡失学者，均由政府收容教育，以为后期抗战及复国建国之准备。（二）、流亡儿童，亦由政府提倡，号召社会，尽量收容，余当即捐二万元，协助此一工作之进行，蒋先生均采纳实施。

蒋先生曾二次促余复统出兵，余以过去实行三年计划后，对军事甚少研究，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甚感兴趣。近来致力于此，不愿再掌军事，婉辞推却，嗣候陈诚（辞修）又于某夜九时，衔蒋先生命访余，谓：「蒋先生决以一个战区职务畀汝。」余以吾粤精锐部队，在南京保卫战损耗惨重，决不再掌军事，并重申对蒋先生所提前说。且谓：「如非自动请缨，而必强余为之，则惟自有裁。」事乃寝息。但以李钦甫有志于军事，乃向蒋先生推荐。后派赴珞珈山训练团负责教育工作。

蒋先生以余不愿带兵，询余欲任何职？余答：「祇求对国家有所贡献，即参资议亦所乐为。」后被任为国府委员。二十六年十一月国府迁渝。汉口祇设军事指挥机构。适值余妻莫漱英留居香港肾病复发。热久不退。余内心深觉不安，拟复赴渝就职后，请假赴港料理。因余半生戎马，奔走不遑，对于妻子甚少机会照料。拟乘此职务教轻，稍尽夫道，乃向蒋先生面陈。蒙慨予允许，于是赴渝就职。随即返汉面谒蒋先生后转赴香港。抵港后。藉刘瑞桓之介。或识协和医院外科主任谢元甫（中山人，加拿大出生）。为余妻施手术一次，将输尿管结石取出。手术情形良好，健康日有进步。据该医生谓：「右边尚有一石，如无发作，可无须施割」，余心甚慰。

民国二十七年，汪精卫因主和，与蒋先生意见不合，乃于十二月二十一日经云南逃至越南。某日，路透社记者访余。谓：「本社得到消息，汪与陈将军均主张与日媾和。如果仅汪一人主和，影响不大，倘将军亦主和，则情势当不同矣，究竟将军之主张为何？请有以见告。」余答谓：「余素主张抗日。君等如非健忘，当可复按。今日人着着进攻，岂有主和之理？明日余当至于所创办之德明中学发表演说，阐明主张彻底抗日立场。」记者乃兴辞而去。当余在德明中学发表演说后，汪妻陈璧君，曾数次访余，余均避不见面。

不久，蒋先生派翼中来港，促余返京。廿八年九月，乃偕翼中、芳浦、麟书等，经越南、云南入渝，顺道考察西贡、海防、河内等地，及抵云南，得知石井兵工厂，及韶关飞机制造厂，已迁抵该处，江兵工厂亦迁抵重庆，多年经营之抗日准备之军事机构，得以保全，且可借机发挥效用，时感快慰。嗣蒋先生派其座机来接，遂搭机赴渝。至渝后，军事委员会及指定同园为吾人住宿之所，并派定厨师，专司吾人膳食，及汽车一部以利出入，招待至为周到。在此居住约一月。度过双十节后，余乃赴成都、新城、灌县、峨嵋山等地旅行。民国廿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本党五届六中全体会议在重庆召开，蒋先生命林翼中向余征询，嘱在农林、社会、海外等三部，择一负责，并在三日内回报。余因感自己是农村生长，深知农民生活之苦况。且感农业为我立国之本，况在战期间，关系军粮民食至大。乃决定选任农林部长。同时，蒋先生复提名余任中央常务委员，及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

一七、出长农林

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中央正式发表余任农林部长，农林部乃新设之部，一且均须从新着手，绝无成规可循。时经济部原设有农林司，但以经费缺乏，且无人才，徒具虚名，因此，今后之农林事业，应如何力求发展，以配合抗战需要，乃为当时急切之图，故筹备工作，千头万绪，极为费时。

余用人一本至公，故决定罗致全国农林人才，集中力量，开辟中国农林事业新历史。因此，乃电请中山大学农学院长邓植仪，来渝协助筹备，并计划一切。同时，选定农林专门人才张远峰、钱天鹤、赵葆全、李顺卿、皮作琼，等二十余人，拟定中国农林施政计划，及广东三年农业计划。而各方面推荐之农林人才亦达四百余人，均由林翼中、区芳浦审慎遴选。并召集各人谈话，征询关于农林方面之意见。

时因筹备工作尚未就绪，久未就职，蒋先生对此极为关怀，催余迅行就职，并谓之余对于农林事业必有新的计划，嘱尽量发挥，采取各国之所长，不必有所顾虑。当曾向蒋先生提出下列各点意见：（一）中国幅员广大，荒地甚多，必须设法开垦。（二）滇缅路业已开通，西南方面必将随之繁荣。嗣应开辟一南方走廊，以为移民之准备。（三）新疆之天山南北路尤须迅速从事开发、移民，以为对苏准备。（四）余对苏联所行之各种农林制度，或有取资参可之处，但祇取其名称，而不采取其精神，如国营农林事业必须举办，但办理完成后，即交由各省接管经营，与苏联一切由中央垄断者不同。（五）实行总理扶植农林目的，积极办理土地银行，实行耕者有其田。并报告余目前虽未就职，但已有不少人员积极办理筹备工作，一俟稍有就绪，及当遵命就职视事，蒋先生对此均表同意，并表嘉慰。计自三月十五日发表余为农林部长，至七月，历时四月，始筹备完成，二十二日余乃正式就职，并派林翼中为政务次长，钱天鹤为常务次长，张远峰为农事司长，赵葆全任农村经济司长，李顺卿任林业司长，邓植仪技监，皮作琼任简任技正，兼粮食增产委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由徐自兼），区芳浦任顾问，兼总务司长，垦务总局长余自兼任，派唐启宇任局务协办，代余负责。余之农林政策，乃将两次赴欧考察各国所得，综合研究，采长去短而决定者。故仿照法国，将农林部不设于都市，而设于离重庆三十余里之新发乡，利用当地庙宇，并搭盖少数茅草房屋，以为办公之用。

以彼等多属军人，不适于任此工作，均给予旅费遣返，而专用农林专门人才，即余戚莫以桢，虽曾任团长，经区芳浦派任专员，余亦认为不可，改派为办事员，随余办理什务。

因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之失败，系由于粮食之缺乏，组织粮食增产委员会，从事粮食增产工作，以应抗战之需要。当时，调集有关人员，动员全国农学院及农业专门学校二年级以上之学生，下乡协办增产工作者，即四川一省，为数几达千人。收效颇大，川省尤着。故在抗战期间，对于粮食之供应，实不无裨益。

民国卅年四月一日，召开全国农林会议。决定全国农林施政计划，举凡有关农林、渔牧、水利、垦殖等，均经详细研讨，拟就实施方案，呈请拨足经费实施。计由本部直接办理者，有淡水鱼繁殖场。由香港用飞机运鱼苗入川，推广并奖励农家开设鱼塘养殖，以促进抗战后方鱼量之增产。又开办大规模之耕牛繁殖场，从事耕牛选种改良及繁殖工作。西北各省，为羊类出产地区，故于甘肃开办大规模之牧羊场，从事繁殖及病疫预防，以为示范。又于陕西、甘肃、河南、四川，分别设立黄龙山、黎坪、优牛山、河西，及东西山五个垦区。收容难民几达二万人，使之从事开垦。其中尤以黄龙山垦区规模最大，垦民约有八千人，次为黎坪垦区，垦民约有四干人，均属河南方面之难民。彼等因获得收容，不致铤而走险。对于安定抗战后方，裨益至大。

时余妻右边肾石加大，而变为慢性肾炎，长期发烧，病势日益加重。菲律宾及香港医生，均主张再行开刀割治。余乃复请协和医院外科主任谢元甫医师赴港，再行割治，但彼以战事影响，不愿南行。后由外交部长王亮畴，及美国驻华大使詹顺协同敦请，始允至港。但开刀后，因结石过大，而流血不止，遂决定将右肾全都割去。据谢医师专函云：…「祇剩下一肾亦有再活二十年者。但必须对病人严守秘密，以免影响其心理始可。后因赴戏院看戏，左肾受冷，遂致复病，且势更严重。七月十九日余接医师签字电告，乃决定请假返港。二十一日专函陈布雷先生，代余呈请准假二十天，二十三日乘机飞抵香港，与中西医生会面。皆云：「人事药物俱已用尽，无法挽回。」端赖病人本身力量以为抵抗而已，直至假期已满，病状仍无进步，后以余妻病势过重，极须料理，乃电中央辞职，未能获准，祇准随时来往港、渝，料理妻病。

余已决定于十二月十四日返渝，不料，日军于八日即进攻香港。余深知如在港为日军所获，必将被迫与汪伪政权合流，而为其所利用。因此，即电请中央，派机来接。已蒙中央复电派机，但因九龙机场已失守，飞机无法看陆。且当日军进入九龙攻至铜锣环时，情势已急迫万分。不得已乃化装离家，遂与中央失去连络，余遂决意冒险逃出香港。至于脱险经过情形，已另有「香港脱险记」（详见「传记文学」杂志第十四卷第三期）详纪其事。兹不再赘。

余脱险返渝后，中央极欲余继缤掌持农林部，但余力辞，而专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及中央常务委员，因此，对中央常务委员会事务，颇能多加注意。根据北方各省向中常会之报告获悉，共产党在长江以北，杀害本党同志，已达四百余人，故凡属各省因公来渝将领，与余会晤时，余均主张向共产党施行攻击，绝不能再加宽恕。时适广西捕获共产党八十余人，余即以常务委员资格去电，嘱将其集中感化后，再提会追认。嗣接复电，业已释放。余再函粤南路各专员公署，务须防范此辈前往活动，以免地方为其祸害。

由此可知，余对共产党之奋斗，不因时地之变移而稍有妥协之余地。即如广东之东江，曾生辈在抗战时，在惠州等地，藉组织游击队之名，大行土共在乡横行之实。边区司令香翰屏到重庆时，余曾面嘱，设法清除曾生共匪，以慰剿共阵亡将士之灵，惟香翰屏返防后不慎，与民军司令辂凤翔商讨解决办法。后为辂凤翔姑息而放之，以致再为广东东江之患，殊为可惜。

民国三十三年五月二十日，中央召开中全会，余因病未能出席，蒋先生原欲来寓探余，嗣因见余寓所在生生花园，狭隘且路崎岖难行，乃改派其公子蒋经国代表前来慰问。在抗战八年间，凡开中全会，余与何应钦将军同为党中军事组召集人，因适逢一次余不能出席，所有南北各省来渝出席人员，均至余寓晤谈，获悉军队待遇微薄，士兵营养缺乏，时有晕厥者，且军风纪极坏，到处骚扰人民，军队所到乡间，食民之粮，取民之物，诚恐影响抗战前途非小。余病愈后，即将此情形向中常会报告，并痛责政治部长张治中，不将军队生活情形同将先生报告，实为对党国不忠，全场为之鼓掌不绝，甚且有呼「中华民国万岁」者。会后，余亲赴张氏寓所表示歉意。说明会中所言，完全为公绝无任何私见，请其原谅。翌日，蒋先生约余吃晚饭，问及此事，余谓：「政治部之责任：括有（1）引导军队与民众接近，（2）帮助维持军风纪，（3）在战场上鼓舞士气，（4）加强军队政治训练，（5）注意士兵生活及向长官报告。余所指出者乃军中生活实际情形。为抗战前途着想，实不得不言者，对于政治部，绝无任何私见」。后蒋先生乃与余面谈，关于增加军队主食问题，卒决定每人每日增加食米五两，如食不完，可以将余米作有计划之处置，或变买油菜。增加士兵营养，而免扰及人民。

一八、战后琐忆

民国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美、英于开罗举行会议。蒋先生于出席前，曾征询国防委员会，关于战后处理朝鲜、越南、香港等地意见。余当时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建议，朝鲜必须完全独立。越南原为吾国属国，可在十年至十五年内，给予独立，吾人可极力助其军事、经济、政治及一切，亦约于十五年间，由安南向我请求作为联邦，并入吾国版图，不意开罗会议时。罗斯福主张越南留待战后再谈，台湾及东北则归还我国，韩国则短时期内，暂由国联托管，将来许其独立。

当时，我国防委员会亦建议，请罗斯福设法，战后交还香港。罗氏返华盛顿后，复电蒋先生，提议将香港改为自由港。蒋先生交国防委员会研究。余认为不可。因香港是吾国领土，可作南方军港，如改自由港，则政治，军事均非吾国所能设置。余极力主张应为吾国之属地，但可作为无税港，对于外国原有产业，一切照旧保全。孙科亦极支持我的建议。惟后罗斯福对此意见不复。胜利后，吾国对英国外交，关于香港问题仍持保留态度。

关于国币回笼问题，当时，余曾提议发行金公债，以收回国币。孙科赞同余之意见。但孔祥熙则力表反对，致不获通过。

时因鉴于重庆警察之腐败，会中曾提议，招收高中毕业学生万余人，施以警察训练，将来用飞机运往各重要城市，负责接收，俾期易于恢复秩序，亦为孔祥熙所反对而不获通过。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一日，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中央乃派余与李文范为两广及台湾宣慰使。临行前，蒋先生约余晤谈，问余对共产党之看法如何？余谓：「就余在苏俄观察所得，绝对不能言和，所谓『和亦不过为其鬪争之策略』，谈谈而已，其心目中，绝无所谓中国，祇知有共产国际，苏俄社会民族党。卽因与共产党谈和，而卒被消灭，实足为吾人殷鉴。如吾人有充足力量，必须迅行剿共，目前抗战能如此迅速胜利，使吾人获有充足力量清剿共党。实乃国家之福。

时毛泽东来渝，欲与余会晤，托政治部长张治中约余。经考虑结果，决定拒绝会见，盖其曾于大公报发表谈话，攻击国民党保甲制度。殊不知保甲制度乃对付共产党最有效方法。彼之见解既如此，会见殊觉无何意义。且余自莫斯科返国后，深知共产党之所为，索性以其攻击国民党之保甲制度，而拒绝会见。

余于十二月十三日离渝后，卽往广西之桂林、柳州。梧州等地工作。指挥当地政府从事复员，并视察党务，获悉中央所欠该省党务经费，达二千余万元，乃电请中央予以照数补发，并请拨补给车辆，以助其复员。嗣回至广东视察，知中央所欠粤省党务经费尤钜，竟达四干余万元，当电请中央照数补发，并协助其解决有关复员之困难。时余妻病势日趋严重，极须料理，遂与李文范分道，请其前往台湾，余往海南。

民国三十五年一月十八日下午一时，余搭机飞抵海口。第四十六军韩军长，率领当地各机关首长及仪队在机场迎迓。旋卽前往军长官邸休息及午膳。七日行程中，除与当地各军政首长举行多次会谈外，并前往各地作实际参观、视察。发觉该岛于日人占领期间，确实兴建不少工厂。但战后接收情形弊病甚多，公家损失极大。余乃建议中央将该岛划为特别区。派要员负责治理，并派专门人员统接统收，妥为利用。否则半年后，则日本所建设之各种工厂，必遭散失。后卽兴李文范会报中央，结束宣慰事宜。余乃于一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时搭机飞往湛江转茂名，探望余妻。时余深知马歇尔使华，乃是与共产党言和者，余之剿共政策，必无法施行。更因余妻病缠，须待料理，故决心不再回京。

余既决心留茂名料理妻病，乃将实情电报蒋主席。旧历年关过后，卽携带余妻莫漱英，及在茂名读书之子女赴广州，聘请名医杨子韬等，研究治疗方法。初用「盘尼西林」无效。后改用「斯塔杜米仙」（Step Tromy Cin），以反应不良，因此日趋沉重，卒至不起，痛哉！据医谓：「尊夫人之肾脏缓性炎症，本非严重，竟至不起，实因间药反应之所致」。因当时所请之医生，对此药尚少经验，致有此失，悔恨无穷。

民国三十七年二月（阴历正月二十七日）余妻逝世。子女幼小，中年丧妻，痛苦何似！得区芳浦兄婉劝云：「听吾公哭诉，均是文言」且吾公又识作诗，何不吟诗留作纪念。」余从之，卽吟诗以悼之，余子女未成年者多，照理诸感麻烦，更增对亡妻哀思，在此一年中，吟成悼亡诗千数百首，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曾一度晕倒达数分钟之久，幸为树桓发现，卽呼人抬余上床，并以电话约医生数名来家会诊，始能脱险，旬余乃愈。

余妻逝世，蒋主席来电慰唁，并促余赴京任职，国府派余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及战略顾问职，余以子女众多，而多未成年，须自料理家务，且平时不惯理家，今处此境，实感困扰，无法抽身赴京供职，电复婉辞。

一九、南海风云

民国卅八年初，中央以海南地位重要，划为特别行政区。先后委派张向华、李伯豪为行政长官，均辞不就。邹海滨等诸元老，以大局如此严重，应遴选革命性强而富于经验与服务热情者担任，并认为余最适合。先未征求余同意，即向孙哲生院长提出。孙先生深表同意，发表后乃约余晤谈，余以见危受命，义不容辞，慨然接受。当提请组军三旅，以资清剿海南冯白驹匪股，奉准照办后遂部开始准备工作。

是年三月廿九日，飞赴海南，四月一日，接任视事后，大陆局势急转直下，共匪不费一枪一弹，即直渡长江，进迫南京。国府乃不得不南迁广州。斯时，以对共匪主战主和意见纷歧，争论不休，日益加深当时局势之危机。而李代总统宗仁则由京径返返桂林，曾致函敬之院长，促蒋先生出国，敬之报蒋先生，蒋先生以李代总统是党中同志，竟亦有此举动，殊感痛愤。嗣敬之复以函示余，余卒读后亦不觉慨然泪下。曾拟请阎锡山（百川）、朱家骅（鞠先）、吴忠信（礼卿）及余等四人为使，赴桂林劝李氏来粤。余请敬之先电白健生至桂林相候，如白氏答允，余等即成行。抵桂后，劝李氏以党国为重，来粤共撑危局，李氏虽抵粤，然发表谈话。仍一面主张抗共匪。一面主张和谈。余以与初衷相背，大感失望，曾向孙哲生建议：「蒋先生为主战者，应请复出领导。」孙氏谓：「汝既赴台（衔李氏命促辞修来粤）可乘便面谒蒋先生征求意见。」及抵台，与辞修谈及拟谒蒋先生事，渠谓：「此时无可能，因蒋先生此时住兵舰上。」先是敬之院长以李氏到广州后，已有倦勤之意，辞修曾劝余出任行政院。余以时局如此复杂，难期有所建树，未予考虑。嗣李氏提名居觉生，因立法院不能通过，李氏又折返桂林，余劝李氏可另择他人，不应因此置国事于不顾。李氏嘱余及于（右任）院长，征询阎锡山或朱家骅意见。后阎氏允就，事乃能决。余以斡旋大局，奔走各方。今幸不辱使命，私心稍慰。能以离所已久，诸事亟待处理，遂即飞返海南，继续进行治理工作。

当余飞赴海南时，余幔奇劝余：「先选调步兵一团至海口始可前住。余答：「不必要。」三月廿九日，即飞赴海南。到海口之日，欢迎之群众三万余人，沿机场至长官官舍，列队盈路，足见民众望治之殷，盼余到海南之切也。冯白驹聚匪众，迫近海口，闻余到时则退避六十里。足见余当时尚有治粤之余威，共匪固不敢放肆，粤民信赖之心亦切也。忆余奉命参加斡旋工作，费时几达二月。至六月初。始能尊心致力于海南军政之部署。

就军事方面言，大陆已岌岌可危。海南军事之措施最急切者，厥为肃清内部土共，以免将来防守海南背面受敌。故当时曾两次作严密之部署，进剿以五指山为巢穴之冯匪白驹，限期肃清，惜均以大陆之军事紧急，围剿部队临时奉命他调，致两次圈剿计划均未成功，留胎心腹之患。否则以当时兵力及士气防卫海南，必可坚守相当时日而不致沦陷匪手。盖海南撤退不及两个月，南北韩战争即行爆发，共匪须抽调兵力北上赴援，即削弱其进兵海南之力量。如此海南必能防御，当无可疑。而对于目前反攻复国之形势，必将大不相同矣。

海南于抗战时，被日本占领期间，对于水电、工厂及交通事业，开发与建设不少。如东方水电厂、石禄与田独铁矿、士敏土厂、砖瓦厂、制冰厂、酒精厂、豉油厂、火力发电厂、锯木厂以及冷藏库等，为数甚多。惜于胜利接收时，流弊百出。且接收后，又不加以保护及利用，任由废弃，言之痛心。犹忆胜利后，余至海南宣慰时，曾建议中央将海南划为特别区，派要员治理，并派专门技术人员负责接受利用，对于战后海南经济实不无裨益。待余接任时，能维持原状者，仅田独铁矿而已，其余均已变成废墟。余当时即请准中央，将该铁矿交由长官公署接办，俾得就近从事整理，增加生产，以为建设海南之基础。斯时，海南之国民经济，因抗战时受日本之摧残，战后又因土共扰乱，未能休养生息，民生雕敝已达极点。故余未接任之前，即与诸儿谈话谓：「余此次出长海南军政，非为做官，乃为救国救民，及为汝曹看想，盖国家民族已如此危急，救亡图存贫人人有责。如不能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则汝曹日后世世代代即将为人奴隶。但若耍救国救民，必须不惜牺牲个人资产。届时如为父者需要变卖多少家产，以供军政费之需时，汝曹不可怀怨。」待接事后，因中央迁播不定，军政各费时虞不继，乃不得不将私人产业向中央银行押款应急，奉当时行政院何敬之院长批准，押借港币三十万元，后祇借到十五万元。其余在港澳两方向私人挪借者，为数尚多，未能尽列。

余当时治理海南，曾提四个口号，即「军事新生」、「政治新生」、「社会新生」及「经济新生」，以为共同努力之目标。为求经济之复兴，必须先安定金融，当即呈奉中央核准，成立海南银行，发行银元券，信用极着，并呈奉核准将中央管辖之价值银元百余万元之敌伪产业，拨入该行为基金，用以巩固币信。为求发展合作事业，促进农村经济之繁荣，特发起组织合作银行。各界认股极为踊跃，预定股本额为银元贰百万元，筹足壹百万元，即行开幕。惜以奉命撤退，未能实现。

亦曾收集残破机器，建设一小规模之纺织厂于府城。曾有多种民生日用品、所需之衣料出品，供应市场。余半生来，如遇有治理之机会，即注意民生问题，所以虽在纷乱之中，仍看重建设者，即是此故也。

为求配合政治之改革及巩固政治基层组织，乃成立海南干部训练团。招收高初中毕业学生，施以训练，以养成各级干部，经受训毕业，派往各乡镇任乡镇长者，均能克尽厥职，极着成效。

此外并成立军事干部训练团。在广东南路各县，招收高、初中毕业学生，授以军事训练，共有学生八、九百人。在海南撤退后，拨归中央直接管训。

至于社会救济事业，规定每县由公署一次拨给五千元，各成立恢复原有之救济院及育幼院（广东三年施政计划时已设立），负责办理各该县救济事宜。又在愉林成立热带病之治疗及研究工作。在府城成立省辖之卫生病院，聘请美国教会在海口市服务医院院长陈大业，充任公署卫生设计顾问，积极计划卫生医院，设计兴建或补充及扩充计划。均经分别拟订详细实施方案，开始实施。海口市政府之兴建，尚系余将私人之黄金百余两，向银行作按揭借贰万余元建成。海口市政之改良，每月均有长足之进步。借以军事局势演变，奉命撤退，未能达成整个计划耳。

二○、由琼来台

广州于民国卅八年十月十三日沦陷后，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广东省政府主席薛岳，皆相继到达海南，余竭诚相见，推心置腹，邀约此后共同患难，共同生死，共挽危局，曾再三表示：琼州府城有五公祠之历史，我们三人应矢志共患难、同生死，如必要时，矢志牺牲，不成功则成仁，而成为八公祠。当时，得余、薛允诺后，余即决心将军权让与薛岳。并派李扬敬携亲笔函赴重庆，一致蒋总裁，一致阎锡山行政院长，完成公事手续。据李扬敬回报称：总裁对余将军权让予薛岳以促进团结之表现，甚为嘉许。阎院长亦曾面云：「伯南先生真是可佩，时至今日，犹将军权让人，真是令人五体投地。敬佩不已。」至于余主任，则自行到台湾行政院，完成公事手续，如此，广东三领袖，能在海南团结支持大局者，无他，是余半生来在壮年时所持「忍让为国」四字之座右铭，及五十岁时所持「胸犹万谷存天地」「心似三光济物人」两座右铭之养成，而达成此人和之目的，亦是余自生来，不争名利之先天禀赋有以致之也。

广州沦陷，顾参谋总长祝同飞到海南后，余即建议调云南三师余程万军，空运海南增防。顾氏犹豫不决。经过二十天后，余再提。并问：「汝有权调云南兵到海南否？如无权，则请到台湾请示总裁。」渠始云：「无权」余即促其赴台，渠亦觉四川、云南半壁均属无望，始允赴台请示总裁。嗣得总裁决定许可后，帅拟由空运余程万军到海南，惟因时机已迟，开始运军眷及宪兵一团到愉林，云南飞机场即为匪所占据，假使当日余程万军能依我愿早日到达，海南则决不如是容易被攻陷也。又余以私人款项在香港购买各种兵器，因在菲律宾受阻；而在云南兵工厂所购之轻机枪数百挺，祇能装运来一百挺。即宋子文答应助余之武器，结果亦是空言。另广州绥靖公署自迁到海南后，即办理结束。其参谋长梁世骥，因绥署结束即往香港，返港后部往广州投共。因此，共匪得悉海南实际情形，急行进攻海南。上项诸因素，均是海南不能久守之原因也。

卅八年底，中央由重庆播迁来台后。代总统李宗仁竟于时局万分危急之秋卸责出国，致使中枢无人。当时，适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及广东省主席薛岳均到海南。余即主张由余领衔联电请蒋总统复职。电云：「台北总裁蒋，密，党国飘摇而中枢久悬无主，军民惶恐万分，钧座身系天下安危，苍生望切，伏恳当机立断，早复大位。领导反共抗俄之战，争取胜利。职等谨率粤海军民，无限拥戴翘企之至。」至卅九年三月一日蒋总裁终允复职。

元首有人。且雾季已过，余即赴榆林，计划建设榆林港。不意共匪侦知余赴榆林，即乘机进攻海口，旋为我军聚歼，缴械数千。原来。匪于雾季时间，连月派匪军袭我边境，不下十数次之多。惟于四月某日林匪彪部万余人，由临高登陆，与我军作战数日，敌我双方损失颇重。余电tai湾中枢请援，均无以应。乃决心电请蒋总统，准许来台面报一切。四月二十三日。蒙蒋总统复电批准。翌日，即偕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同来台湾，当晚八时蒋总统约晚餐。晚餐后，余即报告海南军事紧急情形，并面请增陆军一军，以及飞机、兵舰等等。最后，得悉台湾实防情形，无法增拨。余即主张派兵舰护送船只到海南，接载所有员兵，迅速撤退来台，徐图复国，蒙蒋总统采纳。翌晨决定后，即派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及海军顾门柯克（Cooke）上将，与余一齐飞返海南，布置撤退。余临行向总统辞行时，总统瞩余曰：「伯南兄，汝千祈要来台湾，我有任务给汝。」余不考虑即率直回答曰：「总统，济棠革命的人生见解，在二十五年以前早已决定，时至今日，国事既如此，济棠决不私往海外作偷生，苟活于人世。但济棠此数月来。万分辛苦，数月失眠，体重已减轻十余磅，来台后，贱躯必须休养。」云云。总统闻余言后，即微笑连连「好」「好」！当即辞出，飞返海南。

原来，余继室冯锡如，于十日前即奉蒋总统夫人电，来台开反共抗俄妇女联合会，并带海南妇女二人同来开会。因既决定撤海南兵来台，余决心嘱继室冯锡如不必返海南，祇带其同来两位妇女同机返海南。接回员兵舰只，原拟四月廿八日即到海南，不意竟有一部船只延至五月二日始到，所以，因船迟到，损失多达二、三万兵员，到台兵员仅六万余人耳。

二一、兴学概述

余前离京（陪都）南下宣慰时，曾对一般老同志表示：「济棠今日抗日目的既达，今后当注重社会文化事业」。因以前建设中山大学未达理想目的，故拟创办珠海大学或德明大学。同时，建设热带病院，培养热带病人才，解决中国热带病症

首将香港德明中学扩充为德明学院。一方面提升侨胞智识水准，一方面作为纪念总理，所以将余在广州梅花村之房屋一部，拨办德明中学。时教育部以香港及茂名均有德明纪念中学，不必再设。余谓：「纪念国父之建设，多多益善，不应予以限制」，后卒获开办。抗战期间，广州青年数百人，拟赴香港德明中学就学，余以彼等远道求学，志殊堪嘉，为使彼等便利省费计，即在茂名设立德明中学，予以收容。于抗战期间，南路各中学办理成绩，以该校为最优，于此足征予对社会文化事业之重视，已不自今始。

筹办珠海大学，暂以广州市农林路杜益谦住宅为校舍，后选定北较场为校址，土地由余及幄奇、钦甫、翰屏、翼中、芳浦、麟书诸人捐赠，校舍已成两大座，建筑费已达二十余万港币。该校教授极受尊重与优，。学生亦能守纪勤学。尊师重道。朱家骅部长莅校视察，认为师资、设备与校风之优良，在全国私立大学中，实不可多得。

至于热带病院，亦于同期间，在茂名建立，并预定增设热带病医学院，以资配合，经拨惠州军垦区田地，作为该院基金，并捐募得田租百余石。院舍已建筑完成，因设备未周，先与茂名卫生院合作，开始普通疾病治疗工作。惜值大陆沦陷，未竟全功，深引为憾。忆余在渝时，曾与美国教会费神父商洽，合作建设热带病院事。费神父答允尽可能范圈内，供给药物及臀疗人才，祇由我方供应食宿。我方亦可选送医学人才，赴美受热带病理学深造教育，并可由教会资助一部份费用。当时，曾派马元瑛以分界医院院长名义赴美深造，惜不久费神父病逝，事遂未成。

在民国三十八年秋，广州未沦陷前，余曾计划将中山大学搬迁海南。曾令海南大学抽出一半校舍给中大，而中大亦曾派员视察及接洽。惜因故，未能实现，殊为可惜！余仅将自己创办之珠海大学则依计划搬到香港，广州德明中学则搬迁至澳门，均能依照计划实现。至今犹能保存此两个文化机构，藉以作育海外青年，服务华侨社会，凡属该二校毕业学生，多能勤谨将事，力争上游，贷践「礼义廉耻」校训，亦足慰也。

（原刊于台北《传记文学》总148期，197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