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
师东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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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球般的太阳，驱散了东边天上那绚丽多彩的云霞，高高地悬挂在瓦蓝瓦蓝的天上。北京电报大楼的钟声，响了八下。
彭真匆匆走进办公室。他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就在座椅上坐下来，翻开桌子土一大摞待批的文件来。今天上午，他要集中时间处理全市工业方面的各种请示报告，这是昨晚他给秘书交待了的。连续几天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使他已经有些着急了。现在已是九月下旬，再有三个月，辉煌的一九六五年就要过去了。首都的工农业生产如果不出现好的局面，他这个当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的，怎么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待呢?
“彭真同志，我想找你淡件事。”
彭真一抬头，不禁打一了个怔。不知什么时候，副市长吴晗站到自己的对面，他的灰白的头发，在风扇的吹拂下微微颤抖着，眼皮有点臃肿，脸上显出困惑的神色。
“是不是另抽个时问，或者……”彭真的话刚出口，却又停住了。他看出吴晗这位学者和教授，表情非常痛苦，好像心事很重 ,便又决定跟他谈一下。彭真微笑着，指了指案头的文件，说:“谈话尽量短些，这些文件都是上午要处理的。”
“我知道您很忙，但这件事不找您是不行了。您大概对我不怀疑吧?”彭真哈哈笑道:“党怀疑你，怎么会让你当北京市的副市长呢?放心吧，党对你是信任的、了解的!”
“可是，我听到了一些风声，说有人要批判我，正在积极做准备呢。”吴晗的眼睛盯着彭真，叹了口气，坐到旁边的沙发里。
“奇怪，我怎么不知道？”彭真收敛了笑容，很严肃地说:“吴晗同志，你现在是共产党员，你应该相信组织，不要听信那些小道消息。在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时候，你是民主同盟的主要成员，曾经响应党的号召，在国民党统治区，积极参加斗争，赢得了国内外进步人士的一致称赞嘛。解放后，你对首都的文化教育事业，还有对少年科技馆、图书馆、天文馆的建立和设置，都花费过不少的心血。你的工作，总理、小平和我，都是清楚的嘛。放心吧，你要是有了问题，我这个市长就是总后台，一切责任我来担!放心了吧?老吴，回去好好休息休息，不要杞人忧天嘛。”
“可是，我听说这次搞我是有来头的……”
“什么来头不来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就是党中央的主席，也要讲真理嘛。”彭真有些激动，他从座椅上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踱了两步，又说:“现在我们党内有少数人，就喜欢踩着别人往上爬，想靠批名家出名、捞资本。你不要理他们，脚正不怕鞋歪嘛。”
彭真的这些话，使吴晗脸上的忧云一扫而光，他有些激动地说:“那今后就多靠你指点了。我也有好多工作要干哩，不打扰你了。”
送走了吴晗，彭真复又坐到办公桌旁，批阅那一大堆文件。不知怎的，吴晗那种焦虑、忧郁的脸孔，总是在他脑子里出现。他心里想:“吴晗作为一个对历史颇有研究的专家，怎能因为对他的一两句流言蜚语，就焦躁不安呢?莫非他果真听到什么风声了吗?想到这里，彭真又后悔自己刚才匆匆把他打发走了，没有详细地问问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他觉得屋子里有点闷，就站起来打开了全部窗户。他的目光停留在墙壁上的一张巨大的北京市地图上，这是他的管辖范围。北京虽然只是个直辖市，但它是中国的首都，全国人民的眼睛都注视着这里。所以，作为北京市长，他还挂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头衔，进入党和国家领导入的行列，国际上也很注意他。
彭真这时已是六十六岁的年纪，显得果敢善断，敢作敢为。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他一直在北京当市长。这几年，毛泽东不断发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他越来越感到难以驾驭北京的形势。中央在研究一些重大决策的时候，历来都是先告诉他，难道这一次会隐瞒着他么?他轻轻地摇了摇头。
处理完这一天的工作后，他给邓拓打了个电话，约他晚上到家来一趟。邓拓是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还是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负责北京市的宣传、文化和教育工作，他可能了解吴晗的思想情况。
彭真刚吃完晚饭，邓拓就到家里来了。他穿着件白的确良短袖衬衣，清瘦的脸上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手中的扇子不停地扇着，笑嘻嘻地向彭真说:“彭书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什么新的布置?”
“毛主席讲:‘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还不是老话重提?”
“这是不是有所指?”
“没有。”
邓拓心里打个沉，又问:“吴晗同志找你了吗?”
“我找你正是要谈这件事。吴晗今天上午找我，好像是有什么心事。对他的事，你清楚吗?’’
邓拓的神情忽然变得严肃起来，手里的扇子也不扇了。他关住房门，坐在客厅的沙发里，轻声对彭真说:“吴晗同志听到点风声，说有人要组织文革，批判他五年前写的剧本《海瑞罢官》。”
彭真若有所思地“哦”了一声，问:“是谁要批他?”
“江青!”邓拓压低声音说。
彭真的两只手，重重地拍了一下沙发扶手:“又是她!”
“她在北京找了几个同志，要他们写批判吴晗的文章，一些人没答应她。听说她到土海活动去了。”
彭真没有说话，从沙发上站起来，在客厅里转了个圈子，沉思了一会，才说:“《海瑞罢官》有什么批判头?吴晗有什么了不得的问题?他是一个脚踏实地、勤奋刻苦的学者，是个很好的同志。他写的那种刚直不阿的海瑞精神，也是毛主席所提倡的，这又错在哪里?我说的不知对不对，邓拓同志?”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邓拓听了彭真的话很激动，白净的脸胀得通红，站起来说:“吴晗这个人我了解，他在政治上很可靠，人也老实，批判他天理难容!”
彭真仰起头，盯着天花板，思考了片刻，又缓缓地坐在沙发里，说:“我要抽时间，和毛主席好好谈谈。最近几年，那个女人管事太宽了。我这个市长，如果连手下干部的正当权利都不能保护，还能搞什么工作。那我这个市里的第一把手，就当得太窝囊了!”
邓拓的眼睛一亮，顿时觉得浑身增添了力量。有这样敢于负责的领导干部在背后撑腰，那他就可以放开手脚工作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记得前两年，江青向北京市委提出要在北京搞“试验田”，进行京剧改革，让邓拓陪着她一块看戏、看电影。邓拓很快就对江青的指手划脚厌烦了，而且觉得她盛气凌人，信口开河。按照她的说法，解放十五六年来的文艺界简直是一团漆黑，坏透了，这不是胡说八道么?碍于情面，他没有公开顶撞她，只好借口自己有偏头疼病，拒绝再陪她看戏。江青发了怒，责问邓拓为什么躲着不见她，彭真板着面孔回答:“是我派他搞别的工作去了，他没有时间陪着你到处转圈子!”江青气得脸色发青，只是咬牙。市长为自己解了围，邓拓在心里非常尊敬他，感激他。他心想:如果中央领导人全像彭真这样关心和保护知识分子，那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能都发挥起来，新中国将会出现一种多么生动活泼的图景啊!
中南海的夜晚，静极了!
平如明镜的湖面和雄伟壮丽的建筑，在月光下显得格外神奇。穿过“菊香书屋”，有个临湖的大院门，门上雕刻着“静谷”两个大字。院里松柏苍翠欲滴，桃杏果实累累，榆梅、玉兰和紫丁香，发出沁人心脾的香味。离大门不远的连理柏下，站着一个人。他上身穿着白衬衣，下身穿着灰裤子，皎洁的月光照射在他的高大身躯，他那宽阔额头上的一双眼睛，更显得明亮。他在弯弯曲曲的碎石小径上踱着步，像欣赏一件件艺术品似的，观看着院里的景致。他的左手里拿着一本线装本的《唐诗集注》，还不时地翻开看一下。虽然夜已很深了，可是他却毫无倦意。
“主席，江青领着上海的两位同志看你来了。”秘书走到他眼前，小声说。
“让他们到这里来。”。毛泽东停住脚步，伸出胳臂看了看表，时针刚好指在十二点上。他刚转过身，就见江青急急忙忙走过来，她身后边跟着两个人。一个中等个子，脸庞俏瘦鼻梁上架着一副精致的珐琅架眼镜，穿着中山装，显得很有风度。毛泽东很快就认出他是张春桥，上海市委书记处主管宣传、文教的书记。在张春桥的后面，是个头戴蓝帽子，身穿浅蓝色中山装的中年人。他的身体有点胖，大概是头一次到这里来的缘故吧，显得拘谨很不自然。
“这位是春桥同志。”江青指了指瘦脸庞的人。她又指着那个身体发胖的人，向毛泽东介绍说:“他呀，主席，你绝对想不到，他便是大名鼎鼎的笔杆子姚文元哪!”
“哦，姚文元!”毛泽东轻声说了一句，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你的文章我读过几篇，写得很厉害哪，很有辣椒味。我以为你长得三头六臂，青面撩牙呢，原来也是位文质彬彬的秀才哟，是红秀才!”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警卫员搬来几把椅子，毛泽东很随便地招呼他们坐下，谈话就漫无边际地开始了。毛泽东随手折一了一枝玉兰花，饶有风趣地说:“写文章也和大自然的花草一样，必须有自己的风格。那些四平八稳、夸夸其谈的东西，我最不爱看。文元同志，你平时最喜欢读谁的文章啊?”
姚文元站起来，结结巴巴地说:“我最喜、喜欢读主席的，主席的，还有鲁迅。”
张春桥悄悄拉了一下他的衣角，示意他坐下，说:“你不要紧张，主席最喜欢轻松地和人谈话。”
毛泽东微笑着说:”鲁迅的文章，你们要多读，多研究，特别是晚年他写的那些杂文，很有战斗性和革命性，尖锐、泼辣，没有片面性。文元的文章有点像鲁迅，当然还要努力哟。”
江青插话说:“这次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就是文元同志执笔的，已经到了九稿了，还在修改。”
毛泽东的神情严肃起来，掏出一盒大中华香烟，给张春桥递过去一根。张春桥马上划着火柴，给毛泽东把烟点着，又给自己点着。
毛洋东深深吸了一口香烟，吐出一圈烟雾，说:“这个问题可是个大问题哟，你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撤了他的职，他很不服气哟。党内那些思想右倾的人也不服气，一直吵吵闹闹地要翻案。如果他们翻案，就是我们错了吗。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都该拔掉，那就让赫鲁晓夫上台，我们上山重新打游击去。所以说，这是个原则问题。《海瑞罢官》就是右倾翻案的产物，它的要害是罢官。彭德怀自称是今日的海瑞，敢于为民请命。二百多年前的海瑞敢骂皇帝，所以嘉靖罢了他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所以有人就借古讽今，替今日的海瑞招魂哪!”
江青掏出一把檀香扇，轻轻为毛泽东扇着风，说:“他们的这个鬼名堂，我早就看出来了，可北京市委把这个问题捂得挺严。在北京，我给希凡暗示过，就是那个敢批俞平伯的‘小人物’，他都不敢碰吴晗，因为吴晗身后有一堆人哩。”
张春桥马上表示说:“只要毛主席下令，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敢干!文元同志和我这次是下了决心了，生死都与主席在一起，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
“不过，我的这些话，你们不要向外传达，有些事还得等等看，还得和其他同志们通通气，不然就会走向反面。你们懂吗?”毛泽东站起来，伸出右臂，打了一个有力的手势，说:“不要以为，我们党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不，党内真正懂马列主义的并不多哟，真正的左派是少数，少数么。”
到了张春桥和姚文元从中南海出来时，已过了清晨三点。回到宾馆住地，他俩谁也睡不着了。毛泽东对他们说的话，虽然没有完全挑明，但他们都隐隐感到，一场急风暴雨似的运动就要来了。这场运动，比反击胡风集团，比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还会激烈。他俩都暗自庆幸，在这场即将来临的斗争中，他们已和毛泽东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彭真坐在会议室里，静静地听着毛泽东的讲话。中央工作会议自九月十八日开幕以来，到今天已经快一个月了。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一九六六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长远计划。毛泽东来参加会议的时候并不多，他今天亲自主持会议，使会议的气氛变得非常庄重。中央委员们差不多都来了。
毛泽东讲了一些与会议议题有关的话，古铜色的脸上，表情忽然严肃起来，突出的眉弓下，那双明亮的眼睛微微一眯，向大家道:“同志们，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他稍停顿了一下，又微微笑着说:“这是很可能出的，也是最危险的。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称帝搞复辟，蔡锷就在云南起义，造他的反。所以，如果中央有人搞修正主义，我就希望你们从底下起来造反，像孙大圣一样。”
彭真听了这些话，不由一愣。他的目光渐渐转到毛泽东身旁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的脸上，发现他们都像往常那徉，注意听着毛泽东的讲话，就像听讲故事一样，没露出什么异样的神色来。
“总书记，今天主席讲的许多话，叫人捉摸不透哟。”散会后，彭真跟进邓小平的住处，对他说。
邓小平爽朗地笑道:“有啥好捉摸的?心中无鬼事，不怕鬼叫门嘛。今天开了一天会，得换换脑筋了。你打个电话叫教授来，我们饭后好好打一次桥牌。”
彭真知道他说的“教授”，就是指吴晗，忙摇摇头:“不行，他来不了，他现在的压力很大，很大呀!”
“什么压力?”
“他听到风声，有人正准备批判他的《海瑞罢官》，所以这一段很苦闷。”
邓小平收敛了笑容，说:“那出戏是马连良主演的吧?我看过，没啥错误嘛。有些人总想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对人家一知半解，抓着一点辫子，就批半天，好自己出名。”他给彭真递过去一支中华牌香烟，很生气地说:“你告诉他，没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打牌!”
吴晗接到电话，很快赶来了。同他一起来的，还有北京市委第二书书记刘仁。
邓小平眼里泛着亮光，高兴地说:“咱们四个人，正好一桌呀!我这个人，打桥牌就是最好的休息。来，来!”
四个人说笑着，顺着左面铺着地毯的花岗石楼梯，拾级而上，到了一问素雅、宽畅的房间，就打起牌来。
吴晗有好几次出错了牌，彭真看出他心里不安，就故意拍了他一下肩膀，说:“教授，别紧张，总书记刚才还向我夸你的文才，说你是文化界的左派哩。”
“就是嘛。别说批判你的人还没有跳出来，就是跳出来，也没有啥。我们党内从来是有批评者的自由，也有被批评者的自由嘛。我从来欣赏彭真同志的那句话:‘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平等讨论，就发现不了真理！”身强力壮的刘仁说。他那方方的脸上，乌黑的眉毛紧紧压着眼窝，两眼射出了愤怒的光，又大声说:不管批评来自哪里，只要不对，就坚决顶住!”
邓小平捏着手中的牌，很不高兴地说“看来今天的娱乐，是搞不下去了，你们是想打政治牌呀!”
吴晗索性把手中的牌，全扔在了桌子上:“总书记，今天实在对不起了，我没有一点点打牌的心思，我……”
邓小平放缓了语气，说:“教授，别这么长吁短叹的，凡事都要乐观些。怕什么，天还能掉下来?即使天掉下来，还有他们这些大个子顶着嘛。我今年六十一岁了，从我参加革命到现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浪，经验无非两条，第一不怕，第二乐观，向远看，向前看，一切问题都好办了！”
彭真笑了，说:“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经常主持中央的工作，对大事心中有数。”
邓小平说:“彭真同志实际上是我们党的副总书记，很有能力嘛。有我们给你顶着，你可以放心了吧?”
这时，吴哈的心情才平静下来。他把扔到桌上的牌重新拿起，不好意思地冲着邓小平和彭真笑了笑，便又同他们打起来。
中央常委会议四点半结束了。争论很激烈，毛泽东最后作了总结发言后，大家才不再吱声了。
彭真列席了会议。毛泽东讲话的时候，他递上去一张纸条，要求和他单独谈谈话。毛泽东温善地朝他点了点头，打着手势，继续讲话。散会后，他朝彭真打了个招呼，和他一同进了一间休息室。
毛泽东疲倦地打了个哈欠，在沙发里换了个姿势，又坐直身子，亲切地问彭真:“意识形态的斗争，你打算怎么搞呀?北京是首都嘛。全国各省、市，都看着你们嘛。”
“解放十六年了，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彭真恭敬地坐在毛泽东对面，汇报完工作后，接着说:“我想，我们还是多保护一些文化界的朋友或历史学家好。有人把我们的史学界看得一团漆黑，这太影响情绪了。”
“你指的是谁?”
“还是不提名吧。”彭真笑了笑，说:“我这个人性情直爽，从来是对事不对人的。”
“你肯定指的是江青他们嘛!”毛泽东自己点燃一支烟，“很有滋味地吸了几口，刚才的疲倦神色不见了，他那宽大前额下面的两只眼睛，闪出亮光，变得神采奕奕。他弹弹烟灰说:“我也不同意她的一些看法。我们两个人，她是她，我是我，她并代表不了我嘛。你对她有什么意见，可以找她直截了当地提嘛。同志们之间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现象。你和洁清的意见，难道都一致吗?不一定嘛。”
看到毛泽东说话随便而又亲切的样子，彭真立刻清除了跟他谈话的思想顾虑，他把身子向前倾了倾，说:“主席说得对!北京的一些同志，对江青同志是有些反映。大家总觉得她有些观点，强加于人，比如‘样板戏’的提法，就不太科学嘛。京剧革命的成就，最好让我们的后代去评价。”
“她的问题，难道比一些人反党反社会土义还严重?”毛泽东把身一子往后一仰，说:“左派也要整风，不过得往后推。现在最要紧的，是要展开对修正主义的批判。”
彭真一时卡了“壳”。他把手中的笔记本打开，说:“市委正准备就这个问题开一次会，我们计划……”
“吴晗这个人怎么样?”毛泽东打断他的话，像谈心似地随口问他。
“表现不错。这几年来一直和我们党靠得很紧。”
“他的《海瑞罢官》，你看过吗?”
“看过。”
“有问题吗?”
“我没看出什么大问题。作为明史专家，他对海瑞倒是很有研究的。”
毛泽东哈哈笑起来，挺直身子说:“看来我也得保护几个历史学家，不然我们的学术界，真要一团漆黑了。不过对吴晗你还是再了解一下，我等着你的报告。”
“这事我和小平同志说过，他对吴教授也很了解。”毛泽东立刻注意起来:“你们议过这码事?找过少奇同志吗?”
“没有。”彭真站起来，说:“主席开了一天会，还是早点休息吧。”
“休息？”毛译东又把这俩个字重复了一遍，意味深长地笑了笑，作出了送客的样子。
轿车沿着笔直的长安大街行驶，穿过雄伟的天安门，穿过庄严的中华门，进入一条古老而又弯曲的街道。彭真很喜欢这个古老的城市。建国已经十六年了，它发展起来，一年比一年清洁，一年比一年美丽。他想，我要再干十年工作，北京定会建设成全世界第一流的城市。
到家啦!他在沙发上躺了十几分钟，回想着毛泽东对他说的每一句话。他觉得，主席讲得入情入理，没有什么火药味。
红色电话“嘟、嘟、嘟”地响起来，彭真连忙抓起话筒:“不错，是我。什么?今天的《文汇报》上发表了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是谁写的?姚文元?他是什么人?”
对方叽哩咕噜说了半天，彭真握听筒的手心都冒出汗来。他把话筒放下，叹了口气，又摇了摇头，一屁股坐到椅子里。半响，他才想起什么，重新拿起电话，接通了秘书办公室:“喂，小黄吗?给我找一张今天的《文汇报》，对，就是十一月十日的，马上送到我办公室!”
“发生什么事情了?”
不知什么时候，张洁清来到他的身旁。彭真抬起头，和她的目光相遇了。张洁清是个漂亮、贤慧而又通情达理的女人，穿着一身棕黄色的外衣。她关切地摸了摸彭真的额头，问:“不舒服吗?”
“不，我很好!”彭真从椅子里站起来，面带怒容说:“批判一个副市长，竟然不和市委打个招呼，他们想干什么?真是岂有此理!这不是对同志搞突然袭击，又是什么!”
“又批判谁一了?”
“批吴晗同志。”
“他有什么问题呀?”
“人家在战争年代，忠心耿耿地跟着我们党，做了大量工作，现在却要随便毁坏这个好同志的名誉。这件事，我一定要管!”彭真说话的时候，脖子里涨出了红筋，张洁清看出自己的丈夫非常激动。她倒了一杯开水，轻轻地放到他面前，忽然发现丈夫头上增添了不少白发。哦，他毕竟是六十六岁的人了，年龄不饶人哪!
彭真并不姓彭，他姓傅，本名叫傅懋功。一九O二年，他出生在山西省曲沃县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父亲傅维山，原是山东省新城县人。傅维山十多岁的时候，家乡遭受旱灾，就跟着父亲，带着弟弟，逃荒到了山西，靠扛长工、打短工维持生活。到了十八岁时，傅维山和侯马镇一个叫魏桂枝的姑娘相爱，
不久就结了婚。他们一共生养了三个儿子，五个女儿，傅愚功排行老大。
傅懋功长到七八岁时，父亲和母亲合计:“咱家祖辈目不识丁，地主把账本摔到眼皮底下，咱也看不懂。说啥一也不能让孩子们再跟着咱受苦了!”
他俩于是把傅懋功送进本家傅英海办的私塾，全家没明没黑地劳动着，供他上学。傅懋功十七岁那年，考入侯马第二高小读书。他天资聪明，学习用功，三年后，又考入太原的省城第一中学;在中学毕业后，受党的委派，到石家庄机器厂，组织工人进行罢工和请愿，国民党下令通缉他，他在工人们的掩护下，到了天津，担任了天津地下党第三区委书记。一九二九年六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天津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彭真撤出机关时被捕。
“你是共产党员吗?敌人审问他。
“不错，而且是我们党的领导干部!”
“交出你们党的机密文件!”
“对不起，通通都烧毁了，你们晚了一步。”
彭真对党的什么事情都不说，敌人无计可施，只得把他关进天津第三监狱。一九三一年四月，他又由天津监狱转入北京第二监狱。在狱中，他领导难友多次进行绝食斗争，抗议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迫害。为了挽救一个同志的生命，他们往往连续斗争十多个昼夜，不吃饭睡觉。
一九三六年春，在党的多方面营救下，彭真出了监狱，担任了党的北方局组织部长，和刘少奇在一起工作。一九三八年，他又到了晋察冀根据地，任根据地的书记处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受党中央的委派，到东北局任第一书记。在东北，他常常因为一些同志的职务和安全问题，同第四野战军司令林彪发生争论，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伤了和气。解放后，彭真担任了北京市的一把手，一九五四年，又当上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曾多次卷入人事和政治斗争的旋涡里，同康生、江青等人，经常发生争执。张洁清曾劝过他，让他“注意点工作方法”，他却摊开两手说:“能办得到吗?他们往往要把人往死里整呀，我要让了步，好多同志都得当牺牲品!”
这次，他又为吴晗的问题，同一些人顶上牛。天知道会有怎样的后果?张洁清向着丈夫叹了口气，进了内室。
彭真来到办公室，写字台上放着一张《文汇报》，正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这一天的。他连忙拿起报纸，翻开一看，“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个很显眼的题目，立刻跳入眼帘。他几乎是一口气看完了这篇文章。他的额头上沁出密集的汗珠。他把报纸摊在桌上，又将文章的最后一部分，看了一遍:
“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到了‘冤枉’，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杭，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
“砰!”彭真猛地一拍桌子，把桌上的墨水瓶震翻了，黑蓝色的墨水，把报纸染成一片蓝色。他擦都不擦，就推开窗户，高声骂道:“简直是胡说八道，是学阀的腔调!”
这时刘仁推门进来了，看到他那副气冲牛斗的样子，刘仁心里啥都明白了。他劝彭真说:“不要激动。这件事，现在整个北京市轰动了，我们一定要镇静。”
彭真这才冷静下来。他一边擦着桌上的墨迹，一边问:“文化界都有些什么反映?”
“说什么的都有。”刘仁说，“不过，好多人都在看市委的态度，尤其是你。”他把最后的“你”字说得很重。
他俩正在说话，电话又响了。刘仁接过电话，听了声音，立刻捂住话筒，说:“是《北京日报》范瑾打来的。”
“汇报什么事?”彭真问。
刘仁听了一会，又捂住话筒说:“他们请示，能不能发表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彭真大声说:“不行!你通知北京各报，一律不准转载这篇文章。凡是有关点名批评的。消息和报导，都要向市委请示。让他们拿出党性来!”
刘仁点点头，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把彭真的话，对着电话筒重复了一遍，并委托他们向其他报刊传达。
北长街有一座用青砖砌成的整整洁洁的四合院。这里清净、幽雅，没有汽车噪音的干扰，院内鲜花盛开，冬柏常青。
这就是吴晗的家。
吴晗一家四口人，儿子吴彰，才七岁多，在景山小学一年级读书，女儿吴小彦，刚满十二岁，在小学五年级上学。他的爱人袁震，一也是研究历史的，因身患多种疾病，一直在家休养，协助丈夫研究明史。她看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气得手脚都哆嗦起来。我的天哪，这哪里是学术评论?分明是政治定罪!抽出其中哪一条，也足够把人枪毙!她几乎吼叫起来:
“小彦，小彦，快给你爸爸单位打电话，叫他回来!”
吴小彦还没拨电话，就看爸爸气呼呼地回来了，他身后还跟着一个人。小彦认得是邓拓叔叔。
袁震见了丈夫，气得嘴唇还在打颤。她是一个漂亮女人，身材很苗条，虽然由于常年的疾病，面容呈黄白色，但在乌黑的眉毛下，那双眼睛异常明亮。吴晗常夸她是“贤妻良母”，这个评价并不过分。她望着邓拓，眼里不禁涌出泪花来:“邓书记，你看到这篇文章了吗?好厉害的批评家!这些缺乏根据的胡言乱语，你们怎么容许它发表呢?”
邓拓安慰地说:“别着急，是非自有公论。学术界的问题，放一故也好嘛，就像一九五七年我们反右派那样。”
吴晗苦笑了一声，摘下头上的鸭舌帽，坐到沙发上，说:“老兄，你别反右了，肯定人家早把我们当成右派喽！”
“那可怎么办?你们快给彭真打电话，让他说话呀!”袁震说着就拿起了电话筒。
“别!”吴晗拦住了她，“这些情况他都知道。你放心，他会采取措施的。”他转过身去对邓拓说，“老兄，幸亏我们有彭真、小平这样的好领导，要不，我可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
这时，门外的电铃响了。
吴小彦赶紧出去，来人是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
“嗬”，我们‘三家村’真是凑齐了，难得这么一次团圆哪!”廖沫沙一进屋，就把眼镜摘下来，跟人们开着玩笑说。他中等个子，四方形的脸，眼珠突出，使人一看就知是个乐天派人物。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大笑着说:“上海滩经常闹鬼，你们是不是有些怕?我可是见得多了，我不算钟馗，也算阎罗吧，所以是第一个不怕鬼的好汉!”
几句话，就把人们都逗乐了。屋子里的气氛变得轻松了，袁震这时才想起应该招待客人，连忙和小彦给他们倒茶，端水果。
邓拓一本正经地问:“老廖，你说这件事该怎么办?这篇文章的发表是不是有什么背景呢?”
“不就是江青指使的。三十年代他就和这个女人接触过，诈诈唬唬，成不了什么气候。”廖沫沙又对人们说:“我刚从彭真同志那里来，他正和少奇、小平等同志联系，看来问题不大。吴老兄不要成了惊弓之鸟嘛。”
吴晗挺直了腰杆，说:“我不是害怕，而是姚文元的文章太不讲道理了。如果真是要讨论对海瑞的评论，我可以奉陪，写文章参加争鸣。但他是在扣政治帽子，我只能保持沉默，以示抗议。你们大概知道吧，我早在彭德怀罢官之前，就准备写海瑞的戏，我既不知道他会罢官，又怎能未卜先知地影射一九六二年才出现的单干风和翻案风呢?真是神话!”
“不能沉默，要准备反击，驳斥姚文元这个王八蛋!”廖沫沙拍着沙发背说。
“我看还是看一看，听一听中央有什么反应再说吧。”邓拓双目微开，像在思考着什么重大决策。
屋里又静下来，偶尔出现一两声人们的吮茶声。袁震望着这三位文坛上的老战友，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在预感方面，也许女人通常要比男人敏锐。从今天的气氛里，她已经感觉到，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正悄悄地向这三个袭来。
几乎是同一时间，在中南海“福禄居”庭院，还有个人正聚精会神地读那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他还专门叫秘书找来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海瑞罢官”单行本，认真地翻阅了一遍，用铅笔在书上划了不少道道:他穿着一身灰色中山装，满头银发，瘦削的脸上布满鱼纹，鼻尖上挂着几颗汗珠。他偶而直腰，呷一口面前的清茶。
他的房间四周，全是书架，上面密密麻麻地摆满各种书籍。在写字台的旁边，有张宽大的沙发，窗户上挂着绿色的绒窗帘。不一会儿，他的妻子王光美，提着暖瓶走进来，给他往茶水杯里加了点开水，乘着丈夫抬起头来闭目思索的时候，她轻声告诉说:“彭真同志来了个电话，我接了。他想征求一下你对批评吴晗《海瑞罢官》的意见。”
“你怎么回答他的?”刘少奇睁开了眼睛，望着妻子说。
工光美说:“我说少奇还没看到这篇文章。再说，他对吴晗同志不大熟悉，很难发表什么意见。你看这样回答，可以吗?”
刘少奇站起来，在书房里踱了几步，轻声说：“现在只能这样回答。《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支持的，所以你对外讲话要格外谨慎。不过，让我说心里话，这篇文章写得不好，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只是倚势压人，我不赞成这样做。这是一场笔墨官司，我们都要慎重。”
“那要不要给他回个话呢?”
“不要。北京市委有什么意见，让他们按组织程序办，我们不要乱插手。有些事情，总理、小平他们会处理的。”
王光美点点头，提着暖瓶退出去了。刘少奇等她走后，把书房的门关严，拿起桌上红色电话机，拨了一串号码，说:“给我接主席办公室，请毛主席讲话。”
对方停了有三四分钟，才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主席已经
休息了，:你有什么话请讲，我们转告主席。”
刘少奇犹豫了一下，说:“等主席醒了以后，你告他一声，就说我给他来了一个电话。”说完，就把话筒放下了。
丰泽园毛泽东的书房里，只有毛泽东和江青两个人。毛泽东已告知秘书:任何人不得在此时干扰他和江青的谈话。此刻，他神情激动地坐在单人沙发上。茶几上，放着一张《文汇报》，还有几本《鲁迅全集》。他的身后是一排檀香木的大书架，上面摆满了各种线装书。
江青穿着一件驼绒线紧身毛衣，棕色呢裤，手里拿着一叠厚厚的材料，正侃侃而谈。她不时地往后理一下她的短发，整整她的衣服，用白嫩的手指，翻一下手中的文件。这些小动作，丝毫不影响她的谈话。她对毛泽东说:“我从上海回来后，一直没有露面。各地报上来的材料充分证明，他们封锁文元同志的文章，扣压左派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完全是有组织、有预谋、有步骤的。北京各报刊，几乎都接到了彭真的指令，不许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毛泽东终于按捺不住了，他双手拍了一下沙发扶手，腾地站起来:“我就不信，北京就成了他们的天下!他想搞独立王国，好吧，我们就较量一下嘛。你找过康生、伯达吗?”
“我把你的意见，都给他们传达了，他们正在准备文章。可是他们也感到，在北京的压力很大。”
“这个时候，才是出左派的时候。你告诉张春桥、姚文元，不要害怕。右派要跳，就让他们先表演表演嘛。北京的报纸不发文章，就让上海先出单行本，向全国征订。让上海的同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把火点燃起来。”
江青脸上容光焕发，显得非常高兴。她把材料顺手扔在茶几上，走到毛泽东身边，替他扣上了上衣领扣上的扣子，挽着他坐下，说:“我真没想到在北京搞点小事，竟这么难。我搞京剧革命，调一个演员他们都不给。没有彭真的话，他们谁都不敢动。你看还了得吗?北京市委，现在成了老虎屁股，没人敢摸!”
“我偏要摸!”毛泽东说。
“你犯不着跟这些小人们生气。你要保重身体。这几年要是没有你，我连一天都活不下去了。现在文化界已经是乌烟瘴气，全被一帮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我是提着脑袋跟他们斗啊!”江青说这些话的时候，略带哭腔，酸溜溜的，既使是再硬的汉子，也不会不动情。
毛洋东把她的手拉过来，轻轻地抚摩了一下她的手背，叹了口气，又坐回沙发里。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说:“苏联出了个赫鲁晓夫。把列宁、斯大林亲手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法西斯的修正主义，斯大林活着时，赫鲁晓夫吹捧他。他刚死掉，赫鲁晓夫就焚尸扬灰。我们身边就是有赫鲁晓
夫!我是准备他们把我打碎的，何况是你呢?与其将来他们闹事，不如现在革命?”
“怎么个革法呢?”
毛泽东对她微微一笑;“你现在不是己经开始了吗?”
江青感到一股暖流，从心间涌出来。她从二十三岁起跟毛泽东在一起生活，他很少用这样的语言，来和她谈心。现在，他向她交了底，告诉了她所最担心的和准备要干的事情。她感到了他的信任，扑到他的怀里，轻轻地抚摩着他，把脸颊紧紧地贴在他的胸膛上。
“润之，我不能在北京久呆，我要到上海去，让他们有些思想准备。”
“你去找林彪谈谈，注意，只谈文艺界的事，不要把我的这些话告诉他。你可以过问一下部队文化工作方面的事。我也准备到南方去，走前，我要和恩来谈一谈。”
毛泽东把她的手拉开，朝桌上的红色电话机走去。
邓拓急如星火地走进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办公室。
彭真坐在他那收拾得很整洁的办公桌后边，正在面带笑容和刘仁、胡绳等三四个人谈话。刘仁穿着一身蓝呢制服，看上去轻松自在，并不给人以紧张之感。
“上海新华书店出版了姚文元批判吴晗文章的单行本，急电北京市书店，问我们要订购多少。这是新华书店的请示报告。”
邓拓拿着一分文件，对彭真说。
彭真看了刘仁一眼，把脸沉下去，说:“告诉他们，我们一本也不订!”
“等等!”刘仁叫住转身要走的邓拓，站起身来从他手里夺过那张征订单，撕了个粉碎，说:“连电报都不需要回，干脆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邓拓心里很激动，他望了众人一眼，吞吞吐吐地说:“不过，上海接二连三地这样，肯定得到了重要人物的支持。所以，我觉得……”
“关键看真理在哪一边!”彭真说，“中央开了好久的会，没有一个决议让批判吴晗同志，为什么我们非要跟着上海跑?他们有他们的行动，我们有我们的计划。我彭真听的是中央的招呼，而不是什么人的眼色。”
刘仁说:“这不是什么人的眼色。”
刘仁说:“这不是彭真同志一个人的意见，而是市委的决定。出了任何事情，都有我们负责。”
邓拓走后，刘仁、胡绳等人又和彭真研究了些事情，也告辞出来。
一连好儿天，彭真都在注意着《文汇报》的动向。他发现文化界许多人士都表了态，不同意姚文元的观点，心里很高兴。他也曾就这个问题，同中央一些领导人交换过看法，他们也都赞成他的意见。对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评价，在北京的大专院校也争论很大。他一面让市里一些单位注意收集有关情况，一面布置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并把他的想法和工作情况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中央书记处对他的工作计划，很满意，没有人提出什么不同的意见来。
这天中午快下班的时间，机要秘书告诉他，周总理来了电话。彭真急忙拿起电话筒，让总机把线路接到他的办公室里来。
“喂，总理吗?我是彭真。你身体好吗?哦，是有这么回事。”
听筒里传来周恩来那熟悉的声音:“毛主席指示北京各报刊要立即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我们是不是开个会，研究一下?”
彭真一怔。他没想到毛泽东会出面，让周恩来直接插手转载一篇文章的事，他心中打了个沉，问:“总理，你的意思呢?”
“现在不是听我的，而是如何落实毛主席的这个决定。如果你同意的话，明天在人民大会堂古大厅，由你召集北京各报刊的领导同志和主管宣传的同志，商量转载的问题。”
彭真很佩服周恩来在处理各种关系中高超的技巧和斗争艺术，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同意你的安排，我马上让秘书通知有关人员。”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三点，彭真的轿车准时来到人民大会堂前的停车场。他钻出轿车，进了大会堂的前厅，刚要沿着绛红色的地毯上楼，楼梯上走出了一个人。她披着黑色披风，穿着灰色的女式制服，戴着一幅闪闪发光的金丝眼镜，短发刚好掩住耳根，正好面对着彭真走下来。
“你、你一也来参加会议?”彭真没料到在这种场合下会碰到江青，不知怎的，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来。
江青像不认识他似的，把彭真上下打量了一遍，说:“你开会从来是不通知我的，我还敢来参加市长大人的会呀?我是要到外地去，顺带看看总理，我们真不该在此相遇。”
“话不能这么说。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完全可以直截了当地提，用不着这么拐弯抹角。”
彭真说话声调平平常常，没有半点恼怒的意思，但很有力量。江青感到难以回答，呆住了。她随即又冷笑一声，盯着彭真说:“你还能听得见别人的意见？北京市几乎是你一手遮天，都快成了独立王国了!我劝你还是收敛一些吧，别走得太远了!”
“江青同志!”彭真的怒火直冲脑门，但强忍着，没有发作出来。他压低了声音，一字一顿地说:“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以什么身份和我讲话的。是同志，还是领导?是同志，你就把态度放平等些。如果是领导，我劝你还是先认识一下自己。北京市是人民的天下，只要我还当一天市长，我就不容许别人任意欺凌我们的同志。”
江青气得脸色变白，嘴角不停地抽动起来。但很快就恢复了常态，她用鄙视的目光看着他，咬着牙说:“我以什么身份和你说话，你将来会知道的!”说罢，将披风一拉，一阵风似地跑了出去。
彭真走进西大厅时，正好和周恩来打了个照面。
周恩来伸出胳臂看了看表，问他“你怎么来晚了。”
“我在楼下碰见那个女人了。”
周恩来一听“那个女人”，就立刻不说什么了。
参加会议的人们，早就坐在椭圆形的沙发圈里，等着开会。他们都听到些风声，意识到文化领域里，将出现一场自反右派以来还从未发生过的大运动。但这场斗争究竟谁胜谁负，大多数人都难以顶料。
彭真如同往常开会那样，透过弥漫在屋里的香烟烟雾，察看着众人的情绪。他看到周扬和许立群正小声交换意见，周扬下住地摇脑袋。邓拓和吴冷西凑在一起，在看什么文件。吴冷西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信息可能灵通，不知道他对眼前的这场斗争，采取什么态度。《北京日报》社长范瑾，只是默不作声地坐在那儿。其他的人，也都不说话。可以看出来，他们都在等着这次会议作出决定。
“同志们!”彭真慢慢地说道，“现在我们讨论一下明天各报刊转载姚文元评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文章的问题。这场学术讨论，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我们党，有责任把这场讨论，引向正确的轨道。”
彭真讲话后，大家就都讨论起姚文元的文章来。会议的气氛比较紧张，有的人说话也很刻薄，好几个人激动得站起来，痛骂姚文元。
周恩来一直在冷静地听着人们的发言。在关键的时刻，他能以特有的手势，使会议气氛陡然转变。这次他缓慢地举起了左臂，会场立刻安静下来。他的脸上挂着笑容，说:“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矛盾和斗争，不能谩骂和恐吓，鲁迅早就说过，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嘛。”
邓拓说:“姚文元的文章，就是这种谩骂和恐吓的典型。”
“是吗?”周恩来侧着身子，那双炯炯的目光转向邓拓，“那么你们为什么害怕他的文章，而不予转载呢?发表出来让大家鉴别嘛。赫鲁晓夫反华的报告和文章，我们毛主席指示全文照发，让人民评价。而正是赫鲁晓夫及其现在的新领导们，却对我们的文章怕得要死，拼命封锁。这能挽救了他们的失败命运吗?”
“对，发表他的文章，加上《编者按》，使读者增强免疫力。”周扬插话说，“关键是写好《编者按》。”
邓拓忧心肿肿地说:“如果北京各报都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吴晗同志的压力就更大了。”
“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周恩来问。
邓拓说:“很紧张。他很清楚姚文元文章的来头!”
“又是来头来头!”彭真把手中的茶杯“砰”地往桌子上一放，很不冷静地说，“为什么不讲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如果光靠来头过日子，那我们这些人还讨论什么?只听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好了!”
周恩来注意到会场后边，有几个飞快做记录的人，正交头接耳地嘀咕什么，不禁皱起眉头，赶紧说:“讨论就此结束。根据中央提示，明天各报刊都要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展开讨论，通过讨论来发展马克思主义。毛主席早就说过: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彭真同志，你看会议是不是就到此结束?”
彭真望了周恩来一眼，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就没有再说话，只是沉重地点了点头。会议结束后，彭真把《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社的领导人，叫到自己身边，郑重地说:“明天你们的报刊，都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了，你们必须赶写几句按语，要写出水平来。”说到这里，他缓慢地从座位上站起来，一边踱步，一边思索。他突然转过身去，又用坚定的语气说:“同志，这是分清敌我的大事。明白吗?”
“你放心，我们一定按你的意思办。”两位报刊负贵人同时说。彭真伸出手去，紧紧地拉住了他俩的手……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出版的《北京日报》、
《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像旋风似地飞到街头，飞到千家万户，飞到全国各地。公民们互相传看，知识界和文化界的人士更是竞相争阅。人们从各大报的《编者按语》，猜测和分析看中央对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所采取的态度。
从早晨到晚上，吴晗都杜门谢客，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翻阅着各个报刊上转载姚文元文章时的《编者按语》。他看到《解放军报》的按语，写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必须进行批判”时，鼻子一酸，两滴混浊的泪珠夺眶而出。跟着共产党二十多年，最后竟被作出如此的结论，怎不令人伤心呢?他摘下眼镜，掏出手帕，擦掉泪珠，又翻开另一张报纸。
这是一张《人民日报》。他看到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刊登在第五版的《学术讨论》栏。《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让人们就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进行讨论”，吴晗的情绪才稍稍稳定下来，他觉得，只要能进行讨论，他就可以用事实来说话，就能对姚文元文章中的观点，进行反驳。现在他才感觉到，“自由”和“平等”，对一个公民来说，是多么重要了。
电话铃响了，把精神高度紧张中的吴晗，吓了一跳。
“喂，你是谁?”
“你是吴晗同志吗?”对方不等他答话，就以很快的讲话速度说，“吴教授”，你的《海瑞罢官》写得太好了!人民需要刚直不阿的清官，无产阶级一也需要白己的《海瑞》。现在，人民恨透了形形色色的贪官污吏，你的《海瑞罢官》说出了人民的心里话!”
“喂，你贵姓?”对方没有回答，就放下了电话。吴晗擦了擦额上的汗珠，刚把电话放好，电话铃声又响起来。
“你就是吴晗吧?哈哈哈哈?”对方的笑声，把听筒震得嗡嗡作响。“想不到你这不可一世的人物，也有如此下场，你这个牛鬼蛇神，你得意忘形的日子，永远过去了!”吴晗听了这些骂人的话，愤怒地把听筒摔到桌案上。这时，他觉得自己的脑袋钻心地疼，一阵眩晕。妻子把他扶住了。
“怎么回事?”袁震问他。
“不要紧，我想躺一会，太疲倦了。”
月末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开得很紧张。这次会议没有记录，也没让秘书参加，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谈些什么。
“这会起连锁反应!”刘仁激动地说，“《解放军报》把性质定得那么高，别说吴晗受不了，恐怕许多文化界的人士，看了都会心惊肉跳。这比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还来势大嘛。”
“这样搞，根本没有必要!”邓拓搓着两手说。他的眼珠子有点发红，像害眼病似的。
“毛主席点起这把火，不知道想干什么?太令人纳闷了。”不知是谁小声自语，因为人们在争相发言，都没有看清是谁说了这句话。
彭真的脸上，冷若冰霜。他从总理那里获悉，毛泽东因为北京没及时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大动肝火。批评吴晗，已经成了当前牵动全局的大事。硬压着不批，看来是不行了。他为自己没能保护住这样一位好同志，感到难过，有一种负疚之感。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引导人们，从学术讨论上分析问题，而不要在政治上扣帽子，这是眼下能保护吴晗的唯一一条路子。
“大家别说废话了”彭真有些烦躁，他摸出一支香烟，自己点燃，吸了一口。“你们说姚文元的文章写得不好，我们能不能写出一篇好文章来呢?比如从理论上，也就是学术上，分析一下吴晗问志的戏剧观、历史观，用具体的材料，具体的事实，来回答一下人们关心的问题。像封建道德，究竟能不能继承?古代社会有没有清官?到底是清官好，还是贪官好，展开讨论嘛。把这些问题办清了，对大家的理论水平，不也是提高吗?”
刘仁、邓拓，还有参加会议的其他人，立刻把目光转向彭真。大家佩服这位第一书记的水平，脑子转得就是快，很快就从茫茫云雾中，开辟出一条新路来。
彭真呷了一口茶，继续说:“坏事能够变成好事，被动可以变成主动。我建议大家从现在起，不要消极观战，而要积极参战。邓拓同志很快组织文章，当然不一定要用真名，可以署笔名嘛。总之，北京市的理论工作，要走到各省、市的前面去!”
会议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
刘仁说:“邓拓同志，你代表市委去看看吴晗，把大家的意思转告他，让他安心学习和工作。”
彭真插话说:“他可以反批评嘛，不管谁发表文章，都不是最后的结论，结论要由组织上定。”
邓拓点点头，没有吭声。
“毛主席的指示，是不是要传达下去？”一个同志问道。
“将来连同少奇、小平、恩来等同志的指示一块传达，不要单独搞了。今后的会议要尽量少开!”彭真把手一挥，大声说道。
会上大家很快统一了认识，没有发生任何分歧。彭真很满意北京市委书记处，尽管大家都隐隐感到党内要出现分化或裂痕，但市委书记处却能保持一致这是难能可贵的呀!
散会时，彭真把邓拓拉到一边。
“你要很快去一趟北京市的高等院校，作紧急布置，让各校以《北京日报》按语为方针。来搞学术讨论。高等院校的思想比较活跃，我们动手晚了，他们就会受其他人利用。”彭真对他说。
“你看什么时候去?”邓拓何他。
“越快越好。”彭真思索片刻，果断地说，“如果今天就去，那更好，我们的工作，就抓住了主动权。”
邓拓越来越明显地感到，眼前的这场学术讨论，实际是一场激烈的党内斗争。他到高等院校去，带有一定的冒险性。只要自己稍有不慎，后果将不堪设想。但现在，他只能这样走下去，已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了。
毛泽东非常恼怒地把几张报纸摔到茶几上，朝着林彪说:“你看到了吧?除了军队的报纸，旗帜鲜明地点破了《海瑞罢官》的政治性外，其余的都是应付。在北京，我说话已经不管用喽。为什么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在北京不能发表?就是因为他们对我阳奉阴违，用列宁批判机会主义的一句话来说，这就叫‘跪着造反’哟。”
林彪不动声色地坐在沙发里，两道浓眉下的那双黑亮的眼睛，目不转睛地望着毛泽东。他那清瘦的脸上，尖削的下巴不住地活动，似乎在向毛泽东表示:我完全赞成你的意见。他的双手搭在胸前，那姿式就像小学生听老师讲课一样。刚才，江青给他打去电话，说毛泽东要见他，他立即坐车赶来。他从南方养病回到北京后，这是他头一次从住的地方出来。
“看来，《海瑞罢官》是替彭德怀鸣冤叫屈的。吴晗和他的支持者们，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要为我的那位老朋友翻案。过去，江青、康生他们跟我讲这事，我还有些不信。现在看来，果然是这么回事了。”毛泽东又说。
林彪那高高的鼻子动了两下，苍白的脸上出现了红晕。他把右手抬起来，气愤地说:“这是不能容忍的。谁如果胆敢为彭德怀翻案，我们就像当年整彭德怀那样，把他们坚决搞下去。主席，你放心。你指向哪里，我保证雷打不动地跟到哪里。我林彪只有在你的身边，才有前途，才有希望。要是没有你，我要在别人的手下，脑袋早就掉了。”
毛泽东的嘴角出现了笑容，这是近几天来，他第一次出现的微笑了。他关切地问林彪:“你身体怎么样?”
“还好。我自己觉得精神好多了。”
“如果身体吃得消，你还得多挑担子喽！”
林彪听了这话，喜形于色。在毛泽东身边四十年，他很清楚“多挑担子”意味着什么。他竭力压抑着自己的激动，作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说:“我时刻听从主席的调遣！我这个人，工作能力不高，但我懂得一条，就是要抓住两头。一条是向主席多请示，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是根本的;第二条，就是依靠群众。吃透这两头，整个工作就带动起来了。”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这几年，你的进步很大，学习马列主义，学得很好。你和我们这些人比较，你还是很年轻的。大概今年是五十八岁吧?”
“主席说得丝毫不差。我是一九零七年农历十一月初三生的。十七岁加入共青团，十八岁加入共产党。我中学一毕业，就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一开始就进入黄埔军校，是第四期学员。北伐开始后，我在叶挺的独立团任见习排长。”他正想接着往下说，突然发觉毛泽东并没有兴趣听这些，便马上停住，又概括了一句:“总之，没有毛主席，也就没有我林彪的今天。”
毛泽东微笑着问他:“抗战胜利后，你和彭真在东北工作了一段时间，这个人怎么样呀?”
林彪立刻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这时，他才弄清了毛泽东深夜把他叫来谈话的原因。他眯住眼睛，想了一会，斟酌了一下自己所要说的话。他已经从江青那里，知道了毛泽东最近对彭真的评价。于是就摇了摇头，说:“主席，你知道，在东北时，他把我当作眼中钉，处处排挤我的。他过去基本上是跟王明走的，热衷于搞王明那一套。在东北，他拒不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炮火连天的岁月，他幻想和平，幻想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没有战争打算，幻想在谈判桌上取得胜利。他没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味道，不搞阶级斗争。他不把重点放在农村，不把干部和主力派到农村去建立根据地，留恋大城市，不愿意离开大城市。撤出沈阳后，还赖在效区不走。他搬到本溪，搬到抚顺，又搬到梅河口，不肯在农村安家，不准备打，只准备和。他在干部中搞小圈子，和林枫、吕正操搞‘桃园三结义’。他这个人……”
毛泽东站起来，反剪着手，开始在书房里踱步。林彪赶紧把话停住，望着他说:“这个人，留在重要的岗位上，是很危险的!”
毛泽东“嗯”了一声，从茶几上的烟盆里抽出一支大中华，在手背上弹了几下，又转了话题，说:“从现在起，你要注意部队的动向，要抓突出政治，抓四个第一，这是你的创造。军队的指挥权，千万不能落到别人手里。要保证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正常进行，因为那实际上是一场政治斗争。林彪同志，你明白吧?”
“主席，请你放心。不过，我也有自己的难处。”
“说吧，我可以帮你解决。”
“罗瑞卿这个人，我……”林彪注意了一下毛泽东的表情，鼓足勇气说，“我不能保证这个人听话。他时刻想夺我的权，在军队里和我唱对台戏，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他。”
毛泽东吃惊地“噢”了一声，陷人思索之中。
“高干俱乐部”是一座四周有围墙环绕的富丽堂皇的建筑群，位于养蜂夹道的中心地区。这里既有体育活动的场所，又有下棋、打扑克、跳舞、看戏等供娱乐的设备。院里，喷池飞溅，假山幽雅，松柏环抱，花草茂盛。紧张地工作了一天后，到这里散散心，玩一玩，确实能振奋精神，舒心养性。
邓小平常到这里来打桥牌。有时，他一边娱乐，一边谈工作，批文件，就更提高了工作效率。
这天，他刚从轿车钻出来，就看见彭真和刘仁紧绷着脸迎过来。
邓小平幽默地说:“是不是教授忙着给海瑞罢官，来不了了?”
刘仁说:“吴晗同志怕牵连别人，不愿再出来活动了。”
邓小平说:“好吧，等他把官罢完了，咱们再在一起好好打牌。”
三人一块进一了娱乐室。邓小平说:“教授不来，咱们还缺一个人呀!”
彭真说:“等会万里同志就到，咱们先聊一会吧。”他把身子往小平那边靠了靠，说:“有人总在主席身边吹风，硬要把《海瑞罢官》和彭德怀联在一起，这就混淆了学术和政治的界限。”
“他们能拿出事实来吗?”邓小平问。
“不就是姚文元文章的推理嘛。”刘仁说。
“那不行!”邓小平双手放在桌案上，一只手用指头有节奏地敲着桌子说:“我们共产党一定要讲究实事求事。没有根据，怎么能随便给人下政治结论呢?我同意你的看法!”他把目光转向彭真，又用肯定的语气说:“政治和学术一定要分开，混在一起，将是最危险的，这将会堵塞言路，堵塞言路!”沉默。
一阵令人难以忍受的沉默。这时，他们几个人打桥牌的兴趣，早已跑得无踪无影了。
邓小平突然站起来，给彭真使了个眼色，说:“我们看看少奇同志去。他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比较成熟的想法的。”
“对，我也是这么考虑的。”彭真赞同地说。
三人健步走出大厅，奔向自己的轿车。那些年青、漂亮的服务员们，都怀着一种好奇心，尊敬地望着他们的身影，不知他们为何匆匆而来，又匆匆离去。
刘少奇穿着那身灰色的中山装，披着一件银灰色的呢大衣，在客厅里握住了邓小平和彭真的手。柔和的灯光照射在他那慈祥的脸上，他显得十分亲切，精神矍铄，浑身充满活力。
“你们是为当前开展的学术讨论而来的吧!”不等大家开口，刘少奇就笑着问。他招呼大家落了座，王光美又把冒着热气的茶水端上来。
彭真说:“文化界有相当多的同志，对姚文元的批判文章不理解;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搞。”
“毛主席没有和我谈过这个问题，说老实话，我也不晓得怎么搞才好。不过，这场讨论既然展开，我们就要勇敢地跟上形势，摸索出点经验来，慢慢地就会搞嘛。”刘少奇一边思索，一边慢慢地说。“不过有一条你们要注意，学术讨论中，一不要乱扣帽子，二不要乱打棍子，要摆事实、讲道理。我们今天干的事，要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后代，将来骂我们哟。”
邓小平说:“少奇同志强调的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党内，多次出现过王明、张国焘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再犯这类错误了。”
彭真和刘仁不住地点头，刘仁说:“我们回去后，一定要按刘主席、邓总书记的指示办。”
刘少奇微微闭着眼睛想了一会，轻轻拍着彭真的手背，说:“你回去后，可以直接找一下毛主席，听听他的意见。我可以向毛主席提议，先成立一个领导小组一类的组织，负责指导这次学术讨论。”
刘仁插话说:“听说毛主席现在不在北京，而在上海。”
刘少奇一征，说:“那我们对上海的反应，就不能太轻率喽，毛主席在上海，上海市委的大事，必定会请示他。你们要多商量，多碰头。彭真同志要和周扬、陆定一、康生同志多交换意见，尽量避免失误。”
彭真说:“请少奇同志放心，我们一定和这些同志们齐心协力，把工作搞好。”
邓小平伸出胳膊看看表，说:“时间不早了，我们不打扰少奇同志休息了”
三个人站起身来，再一次和刘少奇握手。刘少奇和彭真握手的时候，时间最长，也最有力，彭真感觉出他很激动。
陈伯达这几天很活跃。
他不停地约会朋友，让人们找资料、查文件，给他们布置任务。他诡秘地找人谈话，经常关门、挂窗帘，不准秘书干扰。这个经常泡病号的《红旗》总编的反常活动，使《红旗》杂志社的干部和群众，都感到一种恐惧和不安。
他很善于用眼睛给人以某种信息和暗示，在圆圆的眼镜片后边，他那双略微突出的大眼珠不住地转动。他中等个，长方型的脸，厚厚的嘴唇，有一种病态的面容。他戴上那顶灰呢帽，遮住早已谢顶的秃脑袋时，往往给人一种慈祥的老学者的印象，而当人们听懂了他那含混不清的福建语后，才知他妙语惊人，杀气腾腾。
偌大的中国，摇笔杆的秀才多如牛毛。但被陈伯达真正看中的，却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关锋，一个是戚本禹。他把这两个人看作是自己的得意门生，多次向毛泽东推荐。那两个人也把他看作自己的尊师，经常登他的门坎，以打听中央的“绝密消息”。
“你们看，批判《海瑞罢官》让上海打了头炮了吧?这回，姚文元可是大出风头喽”陈伯达晃着脑袋，冲着关锋和戚本禹说:“你们得赶快准备炮弹，火力要更猛一些，以引起上头的注意。”
他们两个都知道，“上头”指的是谁。
“我的那篇《为革命研究历史》的文章，这期《红旗》能发表吧?”长得膀大腰粗、壮得像头牛的戚本禹问。
“我已为你校对两遍了。我亲笔修改了两处。能突出的部分我都尽量作了发挥。这个月就见刊。”陈伯达意味深长地笑了笑，“等文章发表后，我马一上给毛主席送一本，让他知道知道，北京还有我们哩。”
关锋有些着急地说:“我和林杰也写好了批《海瑞罢官》的文章，你看什么时候发?”
“别急!”陈伯达说，“你们那篇文章还得改，要加新东西嘛。现在，我的眼睛已经不只是看着一个吴晗了，而己转向了比他更大的人物。”
“还有更大的?”两人睁大了眼睛。
陈伯达的眼睛微微一眯，含而不露地说:“江青同志给我漏过点底，很重要啊!”
“是谁?””
陈伯达没有回答，只是眯着眼睛笑了笑。
门外有人敲门，他们三个人立刻换了话题，陈伯达从桌上随便拣起篇稿子，指手划脚地议论起来。关锋过去拧开门。
进来的是王力。
王力是彭真和邓拓组织的秀才班子的主要成员，抗战时期写过小说《晴天》，现已四十七岁。他中等个子，胖胖的脸蛋，前额宽大，头顶秃了一大片，耳朵向两边支楞着，脸上总是挂着一副笑眯眯的表情。这种模样，任何领导人见了，也会产生好感。戚本禹对他印象并不好，他听说王力年轻时参加过国民党，后来又到蒋介石的五十七军担任过政工干部。直到一九三九年才加入了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他不过是渤海地委的一个宣传部副部长。近几年却直线上升，经常为彭真和其他中央领导起草文件和讲话稿，成了接触中央核心机密的重要人物。
关锋却对他很尊重。当年王力当渤海地委的干事时，关锋在一个学校当校长，两人经常来往。关锋当了《红旗》杂志编委后，王力又常来《红旗》杂志跟人们叙谈，免不了泄露一些内部消息。某种共同的利益和兴趣，使关锋和王力成了一对难解难分的兄弟。
“老兄，你那边有什么消息吗?”王力坐定后，关锋就问他说，他的眼珠子瞪得圆圆的，恨不得从王力嘴里一下子掏出他所需要的东西。
“老弟，我来你们这，也是想摸摸底的。”王力眨巴眼睛说。
陈伯达也问他说:“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发表后，彭真同志有什么反应呀?”
“没有发现”。
陈伯达哈哈笑道:“到底是吃黑饭，保黑主的，王力同志连我们都保密。”
“真的，我什么情况都不知道。”王力急得涨红了脖子，拍着大腿说，“我之所以来找你们，就是想听听伯达同志的指示。伯达同志当过主席的政治秘书，跟主席思想最紧，你一声令下，我保证跟到底。”
陈伯达得意地站起来，摇晃着脑袋说:“看来我们是为了一个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好，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围绕《海瑞罢宫》的讨论，不是学术之争，而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这场斗争的发展前途，我敢说，你们谁都想象不到。你们面前都摆着两条路，不是天堂，就是地狱。而想上天堂的，就得学会辨风向，插红旗。“说到这里，他挨个打量了一下三个人，目光又落在王力身上，说:“你很关键，存在一个站到哪一边的问题。”
“我是跟你的。”王力说。
“是吗?”陈伯达笑着说，“我这里可是清水衙门，没多大油水。”
王力说:“穷则思变嘛。”
一席话，引得三个人都笑了，
“彭真同志最近于什么呢?”陈伯达止住笑，两颗猫般的黄眼珠盯着王力。
“听说他最近见了几次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们一起研究了当前的学术讨论。”
陈伯达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问:“这是最重要的情况，他们研究的结果如何?”
“不清楚。”
陈伯达泄了气。他回到沙发上，拍打着额头想了一会，很认真地说:“王力同志，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情况搞清楚。它太重要了，太有价值了，上头很需要这方面的材料。”
王力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他:“上头?哪个上头?”
“这你就别问了，反正不是我陈伯达要!”
王力一怔，觉得这里边有文章，但他不敢再问下去了，只得点点头说:“好吧，我一定给你想法子弄清，报告你。”
随后，陈伯达就站起来，给上海挂上了电话……
江青接了电话，兴冲冲地对张春桥说:“老夫子领他的秀才们，也要行动了。这就叫做‘一马当先，万马奔腾’。老夫子还报告:彭真现在着急得很，又是找小平，又是找少奇，正在研究对策。”
张春桥、姚文元都知道，“老夫子”是陈伯达的外号。陈伯达虽然是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但多年来一直和陆定一、周扬等人合不来，很想寻找靠山，谋自己的出路。他是被江青看上的老笔杆子，毛泽东对他也颇有好感，素有“毛泽东思想理论家”之称。他的出马，能带动北京知识界一批人。但彭真的活动，又使张春桥和姚文元有些担心，万一刘少奇、邓小平发出对他们不利的指示，毛泽东如果沉默不语，他们岂不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张春桥试探性地问:“江青同志，我们是不是派人摸一下北京的底，看看少奇、小平对批评吴晗有什么意见?要不然，中央的口径不一致了，会不会……”
江青格格地笑道:“毛主席不正在上海吗?这场斗争的底，你应该摸到了嘛。”
“那是，那是。”张春桥连连点头。
“不管他是谁，就是天王老子，也休想阻挡住这次斗争!”江青收起了笑容，反剪着手在地毯上踱了几步，说:“我现在想学姜太公钓鱼，越大越好。主席的部署也是‘诱敌深人’，让各种牛鬼蛇神充分暴露一番。文元的文章发表后，意见很多，但均在地下，要引到上面来。必要的时候，我们先后退，要使我们对手感到你‘不堪一击’。这样，他就出场了。”
几句话，就把张春桥的劲头鼓起来，他脸上泛起红光，兴奋地说:“这比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还过瘾呀。”
“反右斗争，怎么能和这个比，这场运动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江青站在屋子的中央打着手势，俨然像一个军事指挥家。遗憾的是当时没有摄影师，要是把她这个架式拍成照片，那就太精彩了，这本身对她就是个绝妙的讽刺。“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北京市的报刊竟敢十九天不予转载，主席一发怒，他们不是乖乖地全部刊登了吗?我和林彪打过招呼，我最近准备到军队里搞个大行动，春桥可以帮我参谋参谋。总之，要调动敌人的兵力。现在采取‘围而不歼’的战术，环绕此周围，开辟新战场。”
张春桥噌地从沙发里站起来，激动地对江青表示说:“请江青同志放心，搞戏剧不在行，搞政治我完全能胜任。这场斗争，我保证不给主席去丢人!”
江青伸出一个指头晃了晃纠正说:“搞戏剧，实际上也是搞政治。”
“江青同志是从戏剧上打开突破口，给了修正主义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一直坐着没吭气的姚文元，突然插了话。
“好!讲得太好了!”江青得意地在屋子里踱着方步，朝姚文元投去一个笑容，扭动着她那细细的腰肢，洋洋得意地说:“样板戏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来。眼下……”
姚文元慌忙掏出笔记本，拧开钢笔，准备记录。张春桥靠近江青，也神情庄严地倾听着她的谈话。
江青不慌不忙地坐到沙发上。她闻起茶杯，下巴一翘，身子往后一仰，轻轻呷了，一口茶。她又抬起一条腿，放在另外一条腿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才说:“你们给老夫子通个气，约他手下的那几个秀才来趟上海，让他们准备准备。另外，一九六五年马上就要过去了，你们争取在年底，出面召开个史学界、文艺界的座谈会，让反面意见充分放一放。”
姚文元飞快地记录着，不时地抬起头来，朝江青这边望一眼。
江青不紧不慢地说:“主席昨天晚上又和我谈了一夜。他说，他对上海寄以很大的希望，很大的希望。这里面的含意，你们懂吗?”
江青说这些话的时候，她的眼神也作出了某种暗示。
张春桥看着姚文元那种虔诚的表情和认真记录的样子，暗暗地点头。他佩服这位秀才善于应变的政治才能和远见，也对他的直线上升泛起一股隐隐的醋意。姚文元是三十年代颇有点名气的才子姚蓬子的儿子。他的发迹，既有机遇上的偶然性，又有政治上的必然性。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接见全国一些代一表时发表讲话的新闻，《人民日报》等报，都以头版显著的地方报导了这一消息。但《文汇报》却占了很小的篇幅来刊登，安排得既不突出，又不显眼。这件事引起了姚文元的注意，他于六月十日在《文汇报》第三版发表了一篇短文《录以备考——读报偶感》，对某些报刊的“别有用心”，大加挖苦和讽刺。那时，毛泽东天天
看《文汇报》，正准备发动群众，批判它的“资产阶级方向。”所以，姚文元的文章，很快就被他发现了。
“这个姚文元是个什么人?”毛泽东很感兴趣地问上海市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
柯庆施慌忙派张春桥去打听。张春桥在市委分管文化和教育，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问明白了:姚文元不过是个年纪只有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在《解放日报》副刊当编辑。
毛泽东知道了姚文元的情况后，微微一笑，对身旁的人说:“这个年轻人要好好培养，是个左派苗苗。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理沦队伍不行哟。”于是，他一个指示，就把姚文元的短文连同自己写的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刊登在六月十四日的头版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日全文广播。在一瞬间，姚文元就成了全国引人注目的人了。
柯庆施和张春桥连夜接见姚文元。柯庆施拍着他的肩膀，赞不绝口:“啧，啧，才二十六岁呀!真是年轻有为!年轻有为哟!以后写什么文章，我让春桥告诉你。在报纸上，由你出面，这比我，比春桥出面都方便:很快，姚文元就可以文坛“新星”的姿态，一跃而为上海市作协党组成员，反右领导小组成员。以后，他凭着“内部消息的灵通”，接二连三发表文章，批流沙河，驳徐中玉，评刘绍棠，攻徐懋庸，论丁玲，打艾青，轰巴金，真可说打遍天下无敌手，成了文化界令人闻名而色变的人物。这回，他再一次以批判《海瑞罢官》而震动全国，得到了毛泽东和江青的赏识。
张春桥透过眼镜镜片，不断地观察着姚文元的表情，见他正对江青频频点头，这才发觉自己的思想走神了。他见江青正扭动着身躯问他什么，不由得脸涨红了，只得连声说“好”。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九日清晨，最新出版的《红旗》杂志，摆在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的案头。《红旗》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每月出两期，只登载政治、经济、理论方面的重要文章，对全国具有权威性的指导作用。
彭真一口气读完了这期《红旗》上刊登的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研究历史》，心里不住地打沉。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点名批评谁，但字里行间杀气腾腾，全是学阀的口气。他皱了一下眉头，就给戚本禹拨了电话，约他到家里来谈一谈。在去年搞四清的时候，彭真见过他。那个人在他的印象中，能言善辩，夸夸其谈，很会察颜观色。前两年戚本禹写了一篇《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认为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是叛徒，引起了学术界和历史学界的争论。正当人们纷纷批驳他的时候，毛泽东于一九六三年九月在他的文章上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肯定了他的观点。这时，戚本禹才在历史学界有了点名气。这两年，他的尾巴翘得很高，彭真很想提醒提醒他。
戚本禹满脸堆笑，走进彭真的家门口。他穿着件旧蓝布制服，身躯略微弯着，握住彭真迎过来的双手，很恭敬地说:“想不到彭书记这么忙，还抽空儿接见我，太使我感动了!”
彭真把他让到客厅的沙发上，点燃一支烟后，又递给他一支，说:“看了你的大作，很感不安。像你这样的提法，研究历史也只能为某些政治口号服务了。在过去，我们党可是从来没有这样提过。你那样写，是不是合适呀?”
戚本禹一怔，脸涨得通红，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摸着脖子说:“彭书记，我也觉得那种提法有问题。但是，但是，他们硬是要我那样写。而且我的文章，是陈伯达同志帮助改过的，我也实在是言不由衷了。”
“话不能那么说。文章是以你的名义发表的，当然责任也应由你来负呀!狼凭四腿活命，人靠大脑生存嘛。”彭真又放缓语气，笑眯眯地说:“我们有些同志总喜欢摆出一副教训人的架子来强加于人，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这不符合毛主席倡导的革命文风呀!我是晋南人，我们老家最讨厌那种油滑鬼，就是不讲真理，专凭拉大旗作虎皮来吓人的那种人。我希望你要注意这个问题。你说呢?”
“彭书记，你的批评太及时了，太重要了。我诚心诚意地接受你的批评和意见。”戚本禹不住地点头哈腰，用潮湿的眼睛望着彭真。
“不，不!”彭真连连摆着手说，“我的话不一定对，说错了也请你批评嘛。反正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心里有话，都应该讲在当面。你说对不对。”
“对，对着哩!”
“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你不计划写点文章吗?”
戚本禹想了片刻，吞吞吐吐地说:“陈伯达给我透露了点消息，说姚文元的那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受江青的指示写的，有来头，有背景。他们让我也写文章，我说我要听党中央的，听北京市委的。”
彭真哈哈笑着说:“你说的很正确。共产党人的一言一行，要按党的原则办事，按真理办事，而不是看来头，查背景，江青只是她个人的意见嘛。我曾经就江青同志的一些建议，去请示毛主席，他亲口对我说:要保护一些历史学家嘛。”
两人谈得很融洽，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张洁清以家庭主妇的身份招待他，摆好了各种下酒的菜，彭真招呼戚本禹一起吃饭。尽管彭真不停地给他夹菜，但戚本禹还是很拘束，不大自然。
第二天，彭真收到戚本禹托人捎来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最敬爱的彭真同志:
我在未和你谈话之前，心里很紧张。可是当你亲切地接见了我，并讨我进行了一个个多小时的谈话后，我的紧张感全部消失。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我渴望进一步得到您的帮助和指导。
威本禹敬呈
彭真看完信，就把它押在办公桌上的玻璃板底下。他心里想，这位年轻的理论工作者，如果能言行一致，还是大有希望的。但愿他能像他所写的那样做!
彭真正想给《北京日报》主编打电话，邓拓推门进来了。他手里拿着一篇文章的校样，彭真一看就是他亲笔修改过的那篇《从<海瑞罢官>谈道德继承论》。文章是邓原拓起草的，经过市委书记处同志们的传阅，才定稿。彭真很希望通过这篇文章，把这件事情引导到正确的学术讨论方面去。为此，他在修改这篇文章时，下了很大的功夫。
“彭真同志，明天文章将见报，你看，该写什么名字呢?”
彭真想了想，说:“就以‘向阳生’的笔名发表吧。从《海瑞罢官》来谈道德继承，这是一个很大的理论发展，起码摆脱了姚文元文章的政治框框。此外，明天的报刊发表这篇文章后。通知《人民日报》转载一下。另外，按照少奇同志的指示，我们马上召开一个市委工作会议，通知吴晗一也参加，研究一下我们下一步的打算。”
“那你看时间定在那一天呢?”
“明天不行，就后天吧!也就是十二月十四日。你通知办公室人员准备一下。”
邓拓很佩服彭真的办事果断和敢于负责的精神。一九五八年，他被调离《人民日报》后，彭真把他要到北京市委，安排为主管文教的书记。为了加强理论战线的工作，他让邓拓创办了《前线》杂志，并亲自写了创刊词。每当出现什么风浪时，彭真总是挺身而出，主动承担责任。在这样的领导手下工作，还有什么顾虑呢?所以邓拓对他是言听计从的，也很放心。
邓拓转身刚要出门，彭真又叫住他，嘱咐说:“这篇文章发表后，你再给有关方面布置一下，把《海瑞罢官》的讨论题目扩大，战线拉长，来个混战一场，不要只是把矛头对准吴晗同志。同时，你让《北京日报》多登全国各地报刊各种学术讨论的摘要，让读者看一看各方面的材料。”
邓拓很快理解了彭真的意思。他往桌子上看了一眼，看到戚本禹给彭真的那封信，忍不住笑道:“听说这个人正准备炮弹，向吴晗进攻呢!据说比姚文元的火力还猛烈。”
彭真不以为然地说:“对他们不必介意。只要引导得当，把稳舵，秀才们造不起反来。”
邓拓和彭真都笑了。
十四日上午八点，北京市委工作会议在小会议室举行。
吴晗来得比较晚。他在穿过门口时，人们都对他投来关切的目光。彭真在T形会议桌顶端的中央，正在沉思默想，吴晗已经坐下了。他对吴晗使了个眼色，招呼道:“吴老，请你到前面来坐嘛。”
吴晗不好意思地挪动身子，往前面移动了两个座位，心情抑郁地说:“我的问题还没有结论，我担心牵连同志们。”
“这是什么话!”彭真以他特有的高噪门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表现。怕什么牵连!你往前面坐，我就是要在同志们有难的时候，雪中送炭嘛。”
这时，谁也没有注意到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正以飞快的速度，在笔记本上记录着彭真的言论。她，体态苗条，面色白里透红，乌黑的眉毛，明亮的眼睛，牙齿洁白面又齐整。她叫程虹，是《红旗》杂志的记者。她名义上是采访会议的，实际上是来执行陈伯达交给她的特殊任务。
会议讨论的议题有两条，一是关于如何在学术界、文化界展开对《海瑞罢官》的讨论，二是总结一九六五年工农业各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安排明年的工作。参加会议的人们发言都很热烈，大家一致认为，吴晗本人和彭德怀毫无接触，没有任何关系。当有人提出吴晗的作品中宣扬帝王将相和封建道德时，也有许多人为他鸣不平，说要这样看待文艺作品，会有更多的人受批判和挨整。他们还批评了关锋、戚本禹等人文章中的观点。会议在总结一年的各项工作时，大家一致认为:市委的指导方针正确，成绩是主流，是党中央英明领导的结果，这与彭真同志敢于大胆地抓工作，也是分不开的。
彭真听到有人赞扬他，微笑着摆摆手说:“不要把成绩归在一个人的名下，应该归于集体领导嘛。我们有些同志看一个人像太阳，但太阳还有斑点呢?毛主席说，我的错误一火车也拉不完。那我的错误就更多了!”
众人“轰”的一声，大笑起来。
坐在一旁的程虹听到这些话，心里“咯”一下。好家伙，彭真竟敢说毛主席有错误，这还了得!她没等彭真把话说完，匆匆记录了几句，就悄悄退出会议室，走进一个小房间，拨通了一部红色电话机。
“喂，我要伯达同志接电话。”
“哦，我就是。有什么情况，说吧!”
“北京市委工作会议上的气氛，很不正常。彭真几次给吴晗打气，让他顶住压力。会上，他还几次攻击毛主席犯了错误，说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会议开得乌烟瘴气，参加会议的人，全是彭真的亲信。他们纷纷为彭真评功摆好，拼命反对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还有少数人直接攻击了姚文元和江青同志。”
“还有什么情况，你要继续观察。”听筒里传来陈伯达那浓重的福建话，“你不要急着马上汇报。等会议结束后，你写一份材料，直接给我，注意不要向任何人扩散。”说完，那边就把话筒放下了。
程虹重新回到会场后。若无其事地摆弄着手中的钢笔，谁也没有留意她。
北京市委的工作会议还没结束，毛泽东就在上海听到了会议的部分内容和一些反映，江青坐在他的身旁，默默地望着他，等着他说话。
毛泽东沉思良久，才说:“准确地说，彭真的说法并没有什么错误。我作为一个人，怎么会没有错误呢?”
“在此时此刻，在我们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时候，彭真那样讲，显然是别有用心嘛。”江青指着桌上的材料，很不高兴地说，“连老夫子都看出问题来了，你怎么还能沉得住气?我觉得，这并不是我们个人的恩恩怨怨，而是关系到中国的命运和前途的问题。如果一旦发生赫鲁晓夫式的政变，你、我后悔都来不及了。”
毛泽东想了一会，问她:“这么说，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搜集的?”
江青点点头:“是的。康生那边也得到了一些消息。”
“好吧!”毛泽东似乎下了决心，对江青说:“我马上去杭州，你可通知陈伯达和艾思奇这些人，让他们到杭州来找我。对了，我刚读完戚本禹的《为革命研究历史》，这位作者怎么样?”
“听说他是伯达培养的笔杆子，我对他还不大了解。反正他比张春桥、姚文元差多了。”江青站了起来，把她那个非常漂亮、款式考究的小白包拎在手里，扭着腰说。
“你顺带告诉陈伯达，让他把那个戚本禹也带来，我们可以交个朋友嘛。”毛泽东把手中的烟蒂拧熄在烟灰缸里，微皱着眉头说:“你这个人呀，很不注意团结同志，总是在小圈子里活动，这很一不好。你要注意改正你的毛病。不然的话，要跌跤子哟。”
江青把她那件暗红的毛衣披在身上，领子上的风帽搭在脑后，前襟敞开，露出非常漂亮的带花纹的蓝色绒线衫，不以为然地说:“什么团结，有的人纯粹是看势头地闹事!只要你公开表态，采取强硬的态度，观潮派们马上就站过来了。我在搞京剧革命时所受的罪，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国务院旗帜不鲜明。”
“这次林彪对你的态度怎样啊?”毛泽东问她。
“他让我到部队走一走，过问一下部队的文艺工作。他的态度很积极，可能是嗅到了什么气味。”
毛泽东也站起来，反剪着手说:“八号到十五号，中央在上海召开了个紧急会议，按照林彪的意见，专门解决了一下罗瑞卿的问题。”
江青“啊”了一声，怔住了，半响才问“罗瑞卿有什么问题?”
江青不由自主地把手中的小白包放在沙发上，说:“可刘亚楼已经死了呀，这到哪里对证呀!你同意林彪的意见了?”
“让他们把材料落实一下也好嘛。”毛泽东走到窗口，那里可以看到大上海的市容。他回过头来说:“林彪很同意你对彭真同志的意见，你们两个在许多问题上，是观点一致嘛。”
江青的脸上露出笑模样:“那我们确实得坐下来，好好交换一下意见哟。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如果没有枪杆子作保证，是很难成功的。”
江青说了半天，毛泽东最感兴趣的，似乎只有这几句话。
彭真从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出来，和陈伯达打了个照面。陈伯达脸上笑眯眯的，腮上的皱纹顺着黄白的面颊，像蚂蚁似地蠕动。他热情地迎上来，抓住彭真的手，摇晃着说:“久违了!刚才和总理谈了几篇文章的事。现在我的身体不大舒服，医生让我好好休养，可许多事缠着我转，不干又不行。”
彭真把他拉到楼下的湖南厅，想跟他聊一会。厅里的摆设很漂亮，四周摆着各种精美的工艺品。窗帘是透明的，窗台上放着花盆。陈伯达一进厅就欣赏壁上的油画，倒背着手，不停地“啧啧”赞美。
“主席最近对《海瑞罢官》有什么指示吗?”
陈伯达已经接到江青的通知，让他带上戚本禹和艾思奇到杭州去面见毛泽东。但他故作不知地说:“我没听到什么呀，你呢?”
彭真说:“少奇同志告诉我，毛主席最近要到杭州视察，他让我去杭州向毛主席汇报一下工作，并听取一下他的意见。”
陈伯达心里打了个沉，说:“其实，有什么意见，打个电话不就得了，哪里需要跑来跑去!”
彭真笑了笑，问:“《红旗》打算对吴晗的《海瑞罢官》，采取什么态度?”
陈伯达拍拍脑袋:“这一段每天吃安眠药，吃得脑袋都麻木了。最近报刊上的文章又都很长，我实在看不下去，许多情况都不了解。听说对吴晗的反映很多，我正想找你聊聊，听听你的看法呢。”
彭真很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的意见，并告诉了他北京市委工作会议上大多数同志的态度，说:“总而言之，围绕《海瑞罢官》的讨论是个学术问题。我不造成从政治上置人于死地，吴晗同志无论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对我们党始终是拥护的嘛。”他又向陈伯达介绍了吴晗的一些情况。
陈伯达点着头说:“嗯，嗯。我对吴晗呀，姚文元呀，都不甚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哟。但根据你所说的，你的意见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刘主席是什么意见呢?”
“我向少奇同志汇报过，他也赞成我的看法。”彭真诚恳地说。他很希望能和他把观点交流一下，以便共同采取措施对待这一严肃的问题。他觉得，只有坦诚地进行同志式的交流，许多麻烦和说不清的问题，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陈伯达似乎很同意彭真的意见，他站起来，拉住他的手说:“我建议你找一下毛主席，把观点摆出来，我们党是讲究民主的嘛。我见到了他，也谈谈我的看法。我觉得，事情并不复杂，都是党内的事嘛。对不对?”
彭真这次同陈伯达偶遇，改变了过去对他的一些印象。觉得他还注重感情，讲求实际，不是那种蛮横不讲理的人，跟康生不大一样。
这一天，彭真的精神较好。回到家里，和儿子傅洋谈了会儿天，讲了些学习中的问题，又陪妻子到街上散了散步。晚上，他和孩子们还看了一场戏，觉得心情很舒畅。
杭州的气候，比北京暖和得多。远处的山湖水色，就像色彩艳丽的摆放着的盆景。夕阳下的西湖碧波，如睡如醉，给人以恍恍惚惚的朦胧之感。彭真到了杭州，没顾上游西湖，就来参加会议。吃了早饭他才听说:陈伯达也到了这里，并且还带着戚本禹，更令他吃惊的是，一向不怎么露面的康生，也出现了!
康生素有“肃反专家”之称，个子很高，瘦瘦的，满脸皱纹，鬓毛灰白，带着一副金丝眼镜，脸上的表情，总是给人以严肃的感觉。散步的时候，他看见了彭真，就迎了过来。但彭真看得出，他对自己很警觉。
“喂，你们那位教授的问题，查得怎么样了?”康生扬着下巴问他。
彭真说:“查了半天，也没查出什么问题。教授就是那么个人，喜欢写文章，对古今中外的人物发表点什么研究性的评论。我们大多可以不必介意。否则就杯弓蛇影了。”
“不大那么简单吧？”康生拍了拍手中的黑皮包，说:“舆论工具不可小瞧哟。赫鲁晓夫搞政变，就是一边抓住了枪杆子，另一手抓住了笔杆子。罗瑞卿的问题，已经有了结论了，他处心积虑地反对林总，结果还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彭真没有再搭话。他和康生打过交道，这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要摆出一副老资格，喜欢居高临下地讲话。所以，和他共事，谁都会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压抑感。彭真听到罗瑞卿出事的消息后，心中像猛然被击了一锤。他和林彪也共过事，深知那个瘦小人物的为人。别看他平时沉默寡言，但肚子里的算盘打得非常精细，谁得罪了他，或稍微惹下他，十年八年他也记得清楚。一有机会，他就会出击，报复你一下子。彭真想到这里，叹了口气，回到他的住宿地。
刚进宾馆，秘书小李就拿着文件夹进来，对他说:“中央召开了一次揭发、批评罗瑞卿同志的会，这是《简报》，中央办公厅问你有没有需要揭发的东西。”
彭真没好气地说:“罗瑞卿抗战时和我在晋察冀边区搞了多年工作，除了成绩外，我没发现他有什么罪恶。解放后他处处保卫毛主席，每次中央领导视察，他都安排得好好的，我能揭发人家什么!”
小李没说什么，把文件放下就走。到了门口，他又转身问:“毛主席正在接见陈伯达他们，没通知你?”
彭真一愣:“没有呀!会不会是值班秘书忘记了呀?”他急忙打电话查问，回答说确实没接到通知，而且还说康生也没去。彭真这才觉得心里宽慰了些。
在此时此刻，离彭真住地不远的小楼宾馆里，毛泽东正满面春风，和陈伯达、艾思奇、戚本禹等人谈话。他仰躺在沙发上，眼睛盯着戚本禹，笑嘻嘻地说:“你的那篇《为革命研究历史》的文章写得不错嘛。我看了三遍还想看。但不是没有缺点，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写得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你们说《海瑞罢宫》的要害是什么?”
戚本禹随着毛泽东的话音，脸色不断变化，却没敢多说话。他竭力想在举国敬仰的领袖面前，留下一种质朴敦厚的印象。他小心谨慎地望了陈伯达一眼，才说:“伯达同志对《海瑞罢官》很愤怒，早就认为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毛泽东加重语气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嘛。彭德怀至今不服气，天天闹着要翻案。吴晗的剧本，就是配合着彭德怀的翻案而出笼的嘛。”
陈伯达很文雅地打了个手势说:“北京市委至今不承认这一点，彭真千方百计地掩盖这一点很发人深省。为此事，我和彭真斗得可厉害哪。前几天在人大会堂，还发生一场争论。他还迫不及待地对戚本禹同志施加压力，要本禹跟他走。”
“我当场就顶他:我戚本禹除了跟毛主席走，谁也不跟!”戚本禹黑眼睛骨碌碌地转着，插话说。“为了革命，先烈们不怕杀头坐牢，我怕什么呢?只要为了毛主席，我谁都敢斗!”
陈伯达接着说:“本禹同志这一点精神很好。此外，彭真同志还到处宣扬，他的做法得到了少奇同志的赞同。所以我不安，”他曾给毛泽东当过政治秘书，很了解毛泽东的脾气和性格，所以，又用一种试探的口气说:“如果少奇同志这样插手，是不是将会使事情复杂化?”
毛泽东直起身子，挥了一下手臂说:“复杂什么，无非是意见不一致罢了。其实，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一分为二是任何事物的普遍规律。经过批评、斗争，达到新的基础上的团结，这是符合党内生活的辩证法的。比如《清宫秘史》那部影片，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
戚本禹连忙问:“谁说的?我要批判他!”
毛泽东垂下眼睑，没有回答他，却把目光转向艾思奇，问:“最近研究什么呀?”
艾思奇说:“对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的讨论基本结束了，我正在忙着搞总结，准备从理论上深刻地驳倒那种错误的言论。”
“不是错误言论，而是反动言论!”陈伯达纠正说。
艾思奇连连点头称是。他的身体不大好，总是戴着一顶鸭舌帽，待人彬彬有礼，说话声音很轻，黑眼上长着长长的眉毛，给人以沉稳的印象。他很谨慎地说:“如果搞哲学，我比较内行。多年来一直负责中央党校的工作，还有些基础。我搞历史或戏剧，远远不如伯达同志。”
想溜?要吃现成饭吗?这个滑头鬼，陈伯达在心里悄然骂道。但他在嘴上却说:“哎呀，思奇同志，我在你面前，可是小小的学生呀!我应该好好向您学习。”
毛泽东皱了一下眉头，问：“你们还有什么要讲的吗?今天是十二月二十一日，明天我还准备和康生、彭真等同志谈一谈，打个招呼嘛。不然，他们的思想总是跟不上来。”
陈伯达听了，连忙给戚本禹使了个眼色。戚本禹就从书包里掏出一份早己写好的材料，递到毛泽东手里，说:“有时间的话，请主席过过目，作些参考。”
毛泽东很有兴趣地接过材料，放在他的床头上，准备在休息的时候看一看。睡觉前不看一会儿书，他是不能入眠的，这已成了他的习惯。但这天夜里毛泽东读完了戚本禹写的材料，却失眠了。
第二天，依然气候宜人，暖融融的。毛泽东在卫生间里用热毛巾擦了擦睡眼惺松的眼睛，觉得头有些沉。他简单地喝了半杯牛奶，吃了一块糕点，就算用了早餐。康生、彭真两人进屋的时候，他刚散完步，从外边回来。
“主席，杭州的生活条件适应吗?”康生问他说。
毛泽东给他们递上香烟，摇了摇头:“不行，我在这天堂之地适应不了。我准备明天回上海去，还是那里稍好些。”他等众人都坐下后，用柔和的目光扫了众人一遍，严肃地说:“我又一次看了吴晗的若干材料《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嘛。”
彭真摇摇头，马上插话:“主席，我们认真地进行了调查，吴晗与彭德怀没有任何组织联系或直接联系。”
康生沉下脸说:“但起码是政治问题。”
“不，不是政治!”彭真严肃地打断康生的话，说:“充其量不过是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嘛。”
康生正色道:“彭真同志，你别忘了你是在毛主席面前，态度还是放谦虚点吧!”
“正因为我是在伟大领袖面前，我才敢像在自己家里那样说心里话。”彭真非常激动地说，“我总不能眼睁睁地委屈一个同志，明明人家不是为了反党，硬给人家戴上反党的帽子吧!”
康生气得脸色铁青，站起来，把眼镜往上一推，大声说:“没有一个反党分子会承认他自己是反党的!彭德怀承认过吗?高岗承认过吗?陈独秀、王明承认过吗?统统没有!恰恰相反，他们的狐狸尾巴被捉住以后，都是装出可怜相，大喊委屈，我在苏联见得多了。吴晗也是这样，我敢打赌。”
彭真克制住内心的愤怒，放缓语气说:“不管怎么，给人定性的时候，总应该实事求是，讲点证据吧?”
“最大的证据就是吴晗白纸黑字，亲笔写下的那个反党剧本!”康生瞪着眼珠子说。
彭真过去听说过不少关于这位“肃反专家”的传说，今天才算领略到了他的手腕。他将目光转向毛泽东，诚恳地说:“主席，我要求单独和你谈谈。有许多问题，迫切需要解决。”
毛泽东始终没有吱声，只是在一旁察颜观色。等他们都停止说话以后，他才说:“我的话也不是圣旨，同志们完全可以平等地、自由地展开讨论嘛。只要不是搞阴谋诡计，你们当着我的面，说什么都可以。在《海瑞罢官》的问题上，也许彭真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但你必须要听听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嘛。你还没和春桥同志坐过吧!我建议你和他们坐一坐。我准备很快回上海，你这个市长陪我一块去怎么样?”
听到毛泽东这些亲一切、平和的话语，彭真的怨气和怒气立刻平息下去。他爽朗地说:“能和毛主席一块到上海，这对我是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我当然同意喽。”
彭真从毛泽东住处出来后，给北京挂了一个长途电话。接话人是邓拓，彭真说:“请你转告吴晗，请他写一篇自我批评，姿态可以高一点争取主动吧。主席这里，我再一次想法子说服他老人家。唉，有些事情一言难尽，不是一会半会能说清的，也许有一个检验真理的漫长岁月。”
邓拓听到这些话方知事情十分复杂，立刻就产生了一种不祥之感。
彭真整整等了一天，毛泽东也没来电话接见他。他看到军队系统的轿车，停在了毛泽东住地，知道这是毛泽东在接见部队干部。他本想游览一下西湖，又怕毛泽东突然来电话找他，就没动地方。
第二天一早，床头的电话机响了。彭真抓起电话，听出是毛泽东的声音。
“彭真同志吗？”毛泽东的声音很柔和，“让你久等了一天，实在抱歉。请你来一趟，我们好好交换一下意见。”
彭真来到毛泽东的卧室时，毛泽东正拿着一木线装的《警世通言》在看，他的脸上充满红光，眼睛又黑又亮、显得精神抖擞。看见彭真进来，毛汗东就把书本放在桌子上，说:“今天我是准一备好好听听你的苦谏喽。”
彭真坐一下来，首先谈了吴晗解放前后的表现，又说了他写一系列海瑞文章的动机，最后才表述了自己的意见。彭真从文件包里拿出一摞子材料，激动地说:“如果抓住吴哈的几句错话就定人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那么戚本禹、关锋、姚文元都有问题，他们写的一些杂文，上了纲都可以定反党。”
“是吗?”毛泽东饶有兴趣地翻了翻他带来的材料，说:“这些秀才们不好惹哟，一有情绪就写文章骂娘，指桑骂槐，声东击西，说黑话，叫读者猜哑谜，手段实在多嘛。他们不像我们，说话直来直去，有什么话，说到当面就完了。所以呀，知识分子不好斗哟。”说完，他自己哈哈笑了起来。
彭真弄不清毛泽东这些话有什么含义，只能认真地听。毛泽东又询问他找没找过刘少奇和邓小平，他点了点头如实地说:“我找过他们，也向他们汇报过我和市委其他同志们的意见。”
“那他们有了十么指示吗?”
“他们都认为定为反党反社会上义，对吴晗同志来说，有点不大合适。”
毛泽东“噢”了一声，身子躺在沙发上，眼睛望着天花板，陷入了深思:半响，他才对彭真说:“看来，有些问题不是能马上作结论的。至于这些秀才们的问题，两年以后再说。吴晗的问题嘛，最快也得两个月后，才能作政治结论。我回到北京后，再找少奇、恩来、小平他们议一议，你也可以多作些宣传工作，扩大些影响嘛;反正我们党有一条，就是让人说话，让大家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谁说的对，我们就听谁的，谁也不要强加于人。当然，我们还要讲民主集中制。党的这些好的传统，我们不能丢掉哟。你们市委工作会议开的怎么样?”
彭真把会议的记要拿出来，递给毛洋东。
毛泽东把材料放在桌上，又问道“听说有些同志还给中央提了不少意见?”
“不知道哇!”彭真感到有些奇怪，说:“我们的会议并没有这方面的议题呀!主席，你千万不要听有些人的谗言，我觉得我们党内有个别人总是想掀起风波，唯恐天下不乱呀!”
毛泽东站起来，笑嗬嗬地说:“相信大多数同志们嘛。我们这个党，是多灾多难的党，被人骂惯了的党。赫鲁晓夫骂我们，帝、修、反骂我们，国内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骂我们，并没有把我们骂倒嘛。所以，别人有什么议论，你不要介意。该怎么工作，还怎么工作，反正天不会塌下来。”
看到毛泽东有了送客的意思，彭真就站起来，问:“那你看吴晗同志的问题，该怎么办?”
“就先按你们议定的办。”毛泽东说，“晚上我要动身到上海了。你可以明、后天赶来。后天就是我的七十二岁的生日，为了躲避人们给我祝寿，只好到上海避避难了。不过，你的祝酒我是要喝的，彭真同志!”
“我一定准时赶到!”
毛泽东和彭真紧紧地握手，彭真很后悔没有带一名摄影师来，要不然，这张照片要是照出来，很有保存价值的。
张春桥今天显得特别兴奋，也特别忙。他不仅要接待七亿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而且还要再一次向他老人家汇报上海文艺界、历史界的动态。这是要担风险的一件事。尤其使他不安的是，他得知今天彭真也要来上海，而且要出席为毛泽东举办的接尘宴会。两军对垒，主帅将在战场上相见，这不能不好好准备准备:但他不论从那个方面看，也不能和彭真相比。彭真不仅是堂堂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而且担任着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在全国和全世界，位在国家领导人的行列。而他，则是上海市委一个小小的文教书记，在全国知之者甚少，更别说世界上了。
当他到飞机场去迎接彭真的时候，彭真走下飞机的舷梯，一见他的面，脸中积压的怒气一下子就涌了上来。彭真冷冷地问他:“你这个文教书记是怎么当的?你眼里还有没有党?有没有中央?”
张春桥变成了大红脸，他那只伸出去握手的手，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像泥塑似地僵在那里。那身刚穿上的灰色中山装，也觉得别别伍扭的，浑身都不自在。他下意识地立正，扶扶鼻梁上的眼镜，彭真挥了一下手臂，气冲冲地说:“你们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打招呼?你们的党性跑到哪里去了?还有，《文汇报》刊登首都各报刊的编者按语，偏偏把《北京日报》的放在最后，请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彭书记，我不是有意的，我也是……”
“我不听你的花言巧语，你记着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就是了。”彭真又大声说，“到时候，我们自有讲理的地方!”
“彭书记，你听我解释……”
彭真把张春桥推开，和迎上来的陈丕显、曹荻秋等负责人简单地握了握手，就钻进小轿车，驶向康平路去了。
彭真给张春桥弄了个大难堪，张春桥非常生气。等机场的人全走光后，他就走向道边的一辆上海牌轿车，对司机说:“到锦江饭店!”
江青住在锦江饭店三零一号房间，轻易不露面。张春桥轻轻敲了敲门，门很快就打开了。江青身上穿一件天蓝色的绒线毛衣，描过的眼睛显得眉毛很重，裸露的手腕上，带着一只漂亮的小金表，从屋里迎出来。她看见张春桥，微笑着说:“原来是你呀，我当是京剧团的哪位导演呢!”
“我有急事向你报告。”
“出什么事了?我看你面色很不好。”
“彭真同志来了。”
“他来能怎么样?”
“我们在机场干了一仗!”
张春桥和江青走进屋子，里面摆放着许多精致的工艺美术品和中外名著。张春桥没像往常那样赞扬她收集来的东西，一开始，就气愤地把彭真在机场上谈的话添油加醋地对她说了一遍。
“他真是狂妄到了极点!”江青听了，眉毛倒竖，把桌子重重地一拍，吼了起来:“他这是公开反对毛主席。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嘛!走，我们向毛主席报告去!”
“等等。”张春桥拦住江青，“今天是主席的生日，我们还是不要使他老人家生气。何况政治斗争。太匆忙了，往往会搞坏事。要紧的是做好准备。”他凑到她的耳边，悄声讲了一些当前要办的事。江青转怒为喜，说:“你还真行，果有将相之才。怪不得主席夸你是……”
“是什么呀?”张春桥连忙问他。
江青笑出声来:“现在不说，将来再告诉你。走，宴会快开始了，我们一块参加宴会去。”
丁香别墅的小客厅里，正在举行丰盛的宴会。毛泽东和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人，围坐在一个饭桌上，彭真和毛泽东之间只隔着曹荻秋，也同他们坐在一起。当各种菜肴端上来时，张春桥和江青一先一后地进了客厅。
众人纷纷起立，向他们打招呼。
毛泽东说:“大家都坐下吧，都是自己人嘛，客气什么。”
曹荻秋站起来，给江青让座，江青赶紧推让。毛泽东把张春桥拉过来，微笑着说:“让我们这位红秀才坐在我旁边。他是我们的理论家，批判《海瑞罢官》，就是他和姚文元研究、组织的，我很赞赏他的文章风格。”
张春桥脸上露出得意之色，眼睛朝着彭真那边瞟了一眼，算是对机场受辱争回来点面子。他在毛泽东身边正襟危坐，江青则到另一张桌子上去了。
彭真首先端着酒杯站起来，说:“今天恰逢主席的生日，我们大家敬主席一杯酒。”
毛泽东接过酒杯，一饮而尽，脸上立刻泛出红色。他又倒满一杯，递到彭真面前，说;“我也敬你一杯，希望你向上海的同志们学习，把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引深一步，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希望你过好这一关。”
糟糕!毛泽东又把话题引到这里来了。彭真只得接过酒杯，苦笑一声说:“对吴晗同志的错误，我早就准备批判了，我叫周扬、范瑾、邓拓写了文章，写得不好，没有上海的同志们写的好，应该向你们学习么。”他向毛泽东身边靠了靠，悄声说:“吴晗同志最近写了篇检查，马上准备发表，这对他确实是一次极好的教育。”
张春桥插了活:“可是，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后，北京好长时间，竟不转载。”
当着毛泽东的面，彭真不便急于顶他。只得说:“北京未转载，是想看看动态嘛。再说，对姚文元一也要一分为二，他的文章也不是没有错误嘛。”
张春桥话中有话地说:“你们那篇以向阳生名义发的文章也有问题，而且……”
“那是我让他们写的!”彭真坐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望了毛泽东一眼，说:“主席说了要放，我们就要放他一阵子嘛。政治问题，以后再说不迟嘛。我可以保证，刘仁邓拓是左派。”
“你们在北京不是已经放了好久了吗?”张春桥有恃无恐地说。“难道到现在还没放够吗?”
彭真也话中有话说:“计划再钓几条大鱼。你到北京来时，我请你吃烤鸭。”
毛泽东哈哈笑着说:“那是你们将来的事，现在咱们得赶忙吃饭喽。”
这时，宴会桌上的气氛才显得和缓了些。但是，人们都在担心着明年的政治风象。近几年来，中国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党的政策朝令夕改，中央的指示矛盾很多，确实叫底下的同志们无所适从。特别是最近杨尚昆撤销职务后，罗瑞卿也受到了内部点名批判，下个会是谁呢?大家对毛泽东想问什么，又不敢明说。彭真心里却很坦然。他想，既然我在这个岗位上，就要为同志们操心办事，否则，还要我这个市长干什么?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日报》以显著的位置，发表了吴晗的《关十<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康生马上就给《红旗》杂志社的编委关锋打电话，眉飞色舞地说:“资产阶级开始溃退了，你们要乘胜追击呀!你看了吴晗的检查材料了吗?”
“看到了!那是一篇假检查、真反扑的文章，我和戚本禹正准备写文章批驳。”关锋说。
“好，你们的文章要在罢宫上作文章，突出这一点。吴晗在他的自我批评中，说什么‘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你们要剥开他的这张画皮，还其反共老手的本来面目。”康生咬牙切齿地说，停顿了一下，他又改换了口气，低声说:“小关呀，当前是锻炼左派的极好机会，我对你抱着很大的希望，你明白吗?”
关锋用颤抖的声音回答:“康老，我明白，我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伯达今天和我讲了，我们要努把力，不要老是叫人觉得北京无人。”
“对了!我正是这个意思。”
康生放下电话后，妻子曹轶欧捧着一杯茶水，放在他面前，嗔怪地瞪了他一眼，那意思是很清楚的，她不愿让他亮出自己的态度。很长一段时间，中央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了些微妙的分歧，康生一直玩弄着两面派的手法。在江青面前，他慷概激昂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但在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在场时，他又沉默不语，观测风向。他很清楚，眼下，报刊就是决斗场。胜者王侯败者贼，一旦对方获胜，在全国受批判的就不是吴晗，而是他们这一类人了。所以，毛泽东召见他后，他除了发表些言论外，自己并不动手写文章，只是想掌握几个笔杆子，充当他的传声筒，关锋就是他看中的一个。
大约就在关锋放下电话的那个时刻，陈伯达迈着斯文的步子，走进他的办公室。他轻轻地拍了拍关锋的肩膀说:“今早和你简单地讲了几句，许多话没有说透。这次杭州会见没能叫你去，是个很大的损失。据张春桥透露，江青在上海又在组织火力更猛的文章了。所以，我决定把你和林杰的那篇文章，调子再加高，以引起上头的重视。”
关锋连连点头:“伯达同志，我坚决按照你的话去做。有什么好文章，我希望你交给我写。”这个过早就显得有些脱顶的红脸汉子，跃跃欲试地说:“这回我是看准了，跟着你走到底永远不回头!”
陈伯达意味深长地笑了笑，把身子往他身边挪了挪，拍打着他的手背说:“小关哪，只要你好好干，写点文章算什么?重要的是权力。我已经有了预感，下一步将是党和国家重要权力的大转移。将来，你的地位，将远远不是部长级干部的问题喽。”
关锋压抑不住心头的激动，说:“伯达同志，今后多靠您哪，多靠您哪!”
陈伯达又给他透露了些极为重要的党内机密，悄声说:“现在的任务，你还要注意物色一些可靠的笔杆子，组织好左派队伍。一旦需要你们上的时候，我们就能拿出自己的队伍来!”
关锋很快就明白了他二次找自己谈话的目的，不露声色地问:“你看我们下一步，应该写些什么文章?”
“你先摸摸情况再说。明天，你和戚木禹去一次上海，张春桥有事要和你们商量。我告诉你，在张春桥面前，你们不要小家子气，毕竟是从中央机关下去的嘛。一些事情，该你们抢先的时候，就不要拖延。他们无非是有毛泽东撑腰嘛，我们也要求得到这种支持!”
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和邓拓听说彭真回到北京后，马上赶到他的家里，和他商量下一步的工作，他想听一下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六十刚出头的彭真脸色红润，精力旺盛。他用简短的几句话，就传达了毛汗东跟自己淡话的主要内容，之后就说:“我的意见是，从吴晗的自我批评开始，对《海瑞罢官》的一讨论，就应该向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即以充分说理，和科学论证的方式，来澄清理论上和学术上若干混乱的问题。”
邓拓摇摇头，提醒他说:“我看这只能是我们的设想，毛主席似乎不是想得到这样的结果，他是从政治上看问题的。”
“可毛主席亲口对我说，吴晗的政治结论两个月后再作。”彭真从黑皮夹里取出笔记本，翻开看了看里面的记录，说:“你给周扬、林默涵等人打个招呼，跟陆定一也通一下气就说我说的:北京的学术讨论，就按我们原先商定的口径办吧。凡是要公开见报的文章，我们都要审查，不准其他人干扰。”
刘仁插话说:“十二月十九日的《人民日报》上，将要发表周扬、林默涵组织的《<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的文章，将对前一段的混乱，起个转向的作用。”
彭真点点头:“这我已经知道了，你们也要组织文章响应，以造成一种声势。”
邓拓又问:“毛主席的指示，是否要组织传达!”
彭真想了想，说:“暂时只在小范围内传达一下，等我向少奇、小平和总理详细汇报后，再决定吧。”
随着夕阳的西沉，天空中的红霞淡化了，如几抹鸡血，逐渐被吞进黑色云彩中。彭真对吴晗的问题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就披上银灰色的大衣，到长安街头去散步。
整洁、宽阔的东、西长安大街上，华灯初放。彩灯映衬着的天安门城楼，在夜空中显得更加雄伟、瑰丽。天弯深处，星星闪烁着，像数不清的眼睛，静静地俯视着地面，观察着这个神奇的世界。
彭真深深地吸了一口清凉的空气，又缓缓地吐出来。他感到胸中积压着一股难以忍受的闷气，知识界周围的一切事物，都在隐隐地动荡。他掐着指头算了算，还有两天，一九六五年就要结束了。在这最后两天里，人们都在想些什么呢?
突然，一辆上海牌轿车停在他的身旁，从里面钻出一个膀大腰粗的中年人，他的帽沿压得很低，捂着一个口罩，等他把口罩摘下来，彭真才认出是戚本禹。
“你好，彭市长!”戚本禹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穿着一身笔直的毛料裤，抖抖索索地朝他走过来。来到跟前，他的腰挺得很直，只是脖子略往前伸了一下，与半月前的他相比，已经明显不同了。他伸出来要握手的手，没有得到对方的响应，只好又缩回去。他略微笑了笑，问:“您还没有休息?”
“散散步。”彭真问他:“你在干什么呢?”
戚本禹告诉他说:“根据主席的指示，我正写批判吴晗反动要害的文章，题目是《<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等文章写好后，便送您审阅。”
彭真笑了笑:“你的觉捂，又高了一步哟!”
“人往高处走嘛!”戚本戚也学会拿腔拿调了，他似乎很随便地问:“毛主席的杭州指示后，不知市委下一步有何打算?”
彭真回答他:“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要老老实实地办事。这就是市委下一步工作计划的总方针。”
戚本禹不知趣地又问:“您对吴晗的自我批评，有何看法?”
“我的看法已经向毛主席、党中央讲过了，到时候，我会召集会议公开讲的。”说罢，彭真就转身往回走。
戚本禹上前追了两步，又停住脚，转身钻进轿车，一溜烟走了。
成都的冬季，气候不像北方那样干冷。邻近郊区，有一座红砖绿瓦的小院，院内有一些青松翠柏，高低相间，小院对外称作永兴巷七号，实际上则是内控住宅区。搬到这里的新主人，担任西南三线委的第三副主任，但街邻们并不知道他是谁。随着岁月的流逝，一个当年叱咤风云的人物，人们竟认不出来了，住在这个小院的，就是彭德怀元帅。
彭德怀有个习惯，不管工作怎样忙，当天的报纸必须看。即使因为偶然的原因，当天没看上报纸，第二天他一也要找来没看过的报纸看。到四川这一个多月来，他更是天天看报，有时还跑到图书馆，查阅全国各地的报刊。姚文元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不仅震动了全国，也使这个被贬职的原国防部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大为吃惊。怎么回事?这个时候还有人敢替我翻案?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仔细地看了姚文元的文章，又找来一本《海瑞罢官》的剧本，单行本，特别是一字一句地读了吴晗的自我批评后，他那颗惊颤不已的心，才稍稍安定下来。为我翻案?哪有的事呢，这纯粹是开了场天大的玩笑!”
“梅魁，姚文元是什么人?他在哪里工作?”当侄女彭梅魁专程来看望他时，彭德怀忍不住地问她。他没儿没女，庐山会议后，他的妻子要和他“划清界限”，不久就跟他办了离婚手续。此后，他就只和他的警卫员们在一起生活。他把他的侄儿、侄女们，看成是自己的亲生孩子，他疼爱他们，他们也关心着他，彭梅魁是他最喜欢的一个。
“什么姚文元，我没听说过这个人。”彭梅魁说。
“这一段你没看报纸呀?”彭德怀对她说:“你应该关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嘛。”
彭梅魁突然想起来了，她忽闪着眼睛问:“伯伯，你是不是问评《海瑞罢官》的那回事呀?”
“对!对!”彭德怀告诉她说:“姚文元就是写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那个人。”
彭梅魁摇摇头“我这是第一次听到这么个人，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我在机关倒是常听到有人议论吴晗，说他是北京市的副市长，这是替你闹翻案的人，最近中央正在批判他。”
天哪，这事情闹得复杂了!彭德怀叹了口气，站起来走到窗户前边。窗外云层低垂，远处的峨嵋山，隐隐约约的，像只孤零零的大鹰，伏在云中。近处是那东一片、西一片的建筑群，它们像才刚刚建成形。他想:眼下祖国需要的是扎扎实实的建设，而不是穷折腾，国家再不能闹这种毫无意义的大混战了!
他记得是今年九月份，哦，对了，是九月二十二日，他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的通知，中央领导同志要跟他集体谈话，让他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去。吃了早饭，他把挂甲屯吴家花园的周围打扫得干干净净，又对着窗台上的镜子刮了刮脸，等待着轿车来接:整整六年没见毛泽东了，他还真有点想他。所以，轿车一开到他住地，他就上了车。
毛泽东穿着一件白衬衣，手里捏着半截烟，正在屋里等着他。当他看到彭德怀迎面走来时，把半截烟往地上一扔，就大步跨过来，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好久也没松开。他上下打量着彭德怀，说:“你的身体很结实，很健康，真使人高兴。”
彭德怀像老战友重逢似地拍了拍毛泽东的手背，开玩笑似地说:“这还不是托你的福?”
毛泽东愣了一下，马上又恢复了常态。他和彭德怀并肩走进客厅里，一块坐在沙发上。毛泽东微微笑了笑，说:“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牛脾气，几年也不写信，一写就写八万字。”
“这就把心里话全写出来了嘛。”彭德怀对他说，“这儿年反复思考我的问题，总觉得有些冤枉。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结束时，你曾问我对我的那篇决议案如何看待，我向你说了三条保证。”
“哪三条保证?”毛泽东显然不记得了。
彭德怀说:“在任何情况下，我决不会做反革命;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还是可以的。”
毛泽东笑了:“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现在我们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彭德怀苦笑一声:“这几年是够我喝一壶的了。我倒好说，恐怕下去以后，会带来些麻烦。”
“谁不同意，让他来找我谈。”毛泽东拍拍自己的胸膛说，“你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我过去反你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你也是积极的，诚心诚意的。”
正说到这里，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也进来了，彭德怀忙站起身，和他们一一握手。当他和大家谈到庐山会议的情况时，毛泽东伸出一个指头，弹着茶几说:“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在立三路线时，三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老彭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在粉碎蒋介石的一、二、三次‘围剿’时，我们合作得很好。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了三封挑拨离间的假信，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三人。老彭立即派专人将此信送来，三军团前委会还开了会，发表了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这件事处理得很好。反对张国焘分裂斗争一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上的成绩也应该肯定，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样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要否定一切呢?”
彭德怀眼睛一热，两滴滚烫的泪花夺眶而出。好长时间，他没听到过这么入情入理的亲切话语了。他语不迭声地说:“谢谢主席，谢谢同志们，只要能对我彭德怀实事求是，我就死也瞑目了。”
毛泽东接着说:“战略后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区，它有各种资源，地理也适宜，大有作为。彭德怀同志也许会搞出一点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德怀为副，还有程子华。”
可是，时间才过去一个多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发表了。彭德怀捏着烟卷，陷人深思中。姚文元的笔锋所向，虽然明指吴晗，但在字里行间，却充满着对自己的仇恨，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伯伯，你在想什么?”
侄女的问话，打断了彭德怀的沉思。他掏出手帕，擦了擦发红的眼睛，勉强挤出笑容说:“没什么，没什么，你看，明天就是一九六六年的元旦了。伯伯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来，作为礼物送给你，实在觉得有些对不住你。”
“这是什么话，应该是我给伯伯来送贺年礼!”彭梅魁说着，从带来的提包里，取出一包又一包的水果糖、奶粉和罐头，摆在床头柜上。
彭德怀激动得泪花滚滚，他像是对侄女，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谁说我没有女儿?你就是我的女儿，你比我的亲女儿还要亲!”
中南海里湖水上面，结了一层薄冰。夕阳从云缝里射出一道桔红色的光，斜照在湖面上，像血一样。
刘少奇在外边散了一圈步，回到那古雅、幽静的小院。这里的取名“福禄居”，是清代同治皇帝居住的地方。王光美见他回来，忙走上前去，替他把身上的呢大衣脱下来，挂在衣帽勾上，说:“彭真同志今天来了两次电话，想来看看你。”
刘少奇说:“等毛主席回来后，我们一块儿过元旦，他就不必自己来了。现在，毛主席回来了吗?”
王光美说:“我给主席办公室打过电话，听秘书说，主席好象不回来了，说要在上海过。”
刘少奇“哦”了一声，就坐到卧室里的写字台前，翻开了这几天的报纸。他把刊登着吴晗自我批评的那张《北京日报》抽出来，将他在吴晗的文章中划着红道道的一些段落，又看了一遍，轻轻摇了摇头。随后又拿出文件夹，把毛泽东十二月二十一日与陈伯达谈话要点的记录稿，看了两遍。他缓缓地站了起来，走到挂在墙上的一张巨大的中国地图前，抽出烟卷，划着火柴，点燃一支香烟。王光美突然从他手里把香烟夺走，拧熄烟头，装作生气的样子说:“少奇，你曾答应过我的，说你保证不抽烟了。怎么现在又说话不算数了”
刘少奇闭着眼睛，坐到旁边的藤椅里，摇了摇头，过了一会儿才说:“我心里闷得慌，光美，你让我休息一会儿吧。”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高兴，是为了他!”王光美指了指那张《北京日报》说，“这有什么值得发愁的?以中央的名义发个通知，停止这场讨论不就行了!这些年来，文化艺术界弄得够紧张的了。这个戏不让演，那个戏有问题。哲学界搞批判，历史学界也闹地震，搞得人心惶惶，六神不安。这样长期下去怎么得了?我真担心……”说到这里，突然停住了。
“担心什么?”刘少奇睁开眼睛，转过身来问她。
王光美把下嘴唇咬紧，等了一会，才说:“担心你这个国家主席，空有其名，不起作用!”
刘少奇有些生气了，他站起来，从屋子的这头，走到那一头，又仰起脑袋，左手捏成拳头，轻轻地捶打着自己的太阳穴，说:“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的思想越来越跟不上主席的思想了。主席这些年来，天天讲阶级斗争，讲反修防修，难道阶级斗争就是无休止地在党内制造争端?”他凝视着中国地图，看着那地图上的汪洋大海。啊，历史也是一个大洋，一个充满巨大浪涛的大洋，决不能跟它开玩笑。如果不顺应历史潮流，就是再伟大的英雄人物，也会被它淹没。
这时，一位秘书从门外进来，走到刘少奇身边，低声说:“周总理来了。”
“快快请进来!”刘少奇精神一振，大步迎出门。周恩来披着一件蓝色的呢大衣，没戴帽子，脸冻得通红。他拉着刘少奇的手走进屋，轻声说:“刘主席，元旦好!”
“好，好!大家都好!”刘少奇把周恩来让进自己的书房。屋里既整洁，又安静，家里的人从不随便进他的这间工作室。中央领导人到他家里来，从来都是在这间书房内商量国家大事的。周恩来在沙发上坐定后，王光美给他端来一杯茶水，朝他微笑着点了点头，就走出去了。
周恩来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份《简报》，这是用钢笔抄的，对面上写着“绝密”两个大字。他打开头一页，递到刘少奇手里，说:“这是张春桥同志在上海召集《文汇报》内个别人的一个讲话，他说明年的作战计划是北京市委，是彭真同志。这个讲话，不知道根据是什么!”
刘少奇莫明其妙地看完那张简报后，生气地把手中的茶碗“砰”地往茶几上一摔，茶碗立刻摔成两半。他愤怒地说:“张春桥有什么权力在基层肆意攻击中央的领导同志?这个问题要追查，彻底地追查!”
“我们是否就这个问题请示一下毛主席?会不会是他在什么场合下说过这类话?我是担心彭真同志会像杨尚昆、罗瑞卿那样，遭到不必要的麻烦。”
刘少奇立刻不吭声了。他慢慢地坐回沙发里，叹息了一声说:“毛主席有什么话，应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嘛，怎么能在底下讲呢?我怀疑这绝不是出自毛主席的本意。弄不好，又是江青擅自在下面煽风点火，推波作浪。这个女人现在越来越不听劝了，我让光美同志跟她谈了几次话，本是好心好意嘛，结果她却发了大火。在适当的时候你可以跟主席侧面谈一谈。”
周恩来点了点头，换了话题:“毛主席几次提到《海瑞罢宫》的要害是罢官，而且明确地把吴晗的戏和彭德怀同志联系到了一起，这个问题，是否要在报刊上公开呢?”
“你的意见呢?”
“我看没有公开的必要。”
“我同意。”刘少奇说，“就目前看，找不出丝毫证据，能说明吴晗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嘛。这样捅出去，对彭德怀同志也不利嘛。他刚刚分配了工作，还没三个月就闹这事，让他怎么工作呀，!再说，庐山会议上的争论，并没有结束嘛。彭德怀同志几次向中央申诉，我们应该研究研究。我个人认为，彭德怀同志在庐山写给主席的信，不能认为是全部错的，他毕竟是向组织上写的嘛，这种做法合乎组织原则嘛。”
周恩来笑着摇摇头，说:“不管怎么说，我没听到毛主席给我讲过彭德怀同志的什么话，彭真同志向中央写了个报告，主张关于对《海瑞罢官》的讨论严格按照学术讨论的原则办事，我看我们还是听听主席的具体设想再决定吧。”
刘少奇想了想，说:“也好，我建议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务会议，讨论一下这些问题。”
送走周恩来后，刘少奇又在院内活动了一下筋骨，打了一段太极拳。这是他在苦闷时调解神经的一种办法，但这次他的精神怎么也集中不起来，眼前老是有许多影子在晃悠。彭德怀、吴晗、杨尚昆、罗瑞卿，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这套做法，不就是斯大林后期肃反扩大化错误的那种做法吗?还有，最近林彪似乎也异常活跃，公开把毛泽东思想称为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这种提法显然违背辩证法，这不是搞“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吗?他心里甚感不安。
一九六五年的最后一天，毛泽东过得并不愉快。上午他听了张春桥、江青的汇报，他俩把彭真对上海市委的批评还没说完，毛泽东就火了:“什么?他指责你们没向他打招呼?那他发表了那么多吴晗的反动文章，又向谁打招呼了?为什么他们写反共文章不需要打招呼，偏偏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要向他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
张春桥瞟了江青一眼，发现她很得意。她把落在额前的一络头发，用手一掠，头一晃，它们就回到头上原来的位置，这完全像个年轻人，是一个强者的动作。张春桥又看到毛泽东脸色铁青，余怒未息，就小声说:“其实，彭真完全清楚姚文元的文章是你指示让发表的，他之所以指桑骂槐，其目的是为了架空你。文元和我们分析了大半夜，得出了这个结论。”
毛泽东气愤地站起来，点燃一支香烟后，又坐下说:“好哇，他是想把北京市搞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呀!”
“还有比这更厉害的一招呢!”江青插了话，她从提包里抽出一份材料，丢到毛泽东面前，说:“这是陈伯达和康生给你送来的密件，简直触目惊心!”
毛泽东接过材料，上面写着“绝密”二字，里面写道:
主席:
据可靠的消息证实，彭真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间，指使邓拓、项子明、李琪等人跑到西郊公园畅观楼，检查中央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下发的所有指示文件，查找攻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所谓“问题”，联系到吴晗的《海瑞罢官》，联想杨尚昆、罗瑞卿一系列的反常活动，联想彭德怀近几年积极上书，迫不及待要翻案的表现，初步断言，他们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篡权步骤。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请主席深思、决断。
康生呈
张春桥发现毛泽东的鼻尖上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拿信的那只手微微颤抖了一下。显然，这份密件在他思想上已经引起强烈的震动。毛泽东靠在沙发后背上，闭上了眼睛。半晌，他才睁开眼睛问:“这封信，伯达同志看了吗?”
“看了，信就是他差人专程送来的。”江青说。
毛泽东掏出火柴，划着火，就把那份件烧了。他很严肃地说:“关于这个事，要严守机密，任何人不得外传。谁泄露了消息，严肃处理!”
张春桥打了个冷战，望了江青一眼。江青低着头，默默地抚弄着手指，又移开眼睛，看着窗台上那盆君子兰。她的面颊忽红忽白，叹了几口气终于站起来，对张春桥说:“我们走吧，让主席好好休息休息，他还有好多事情需要思索。”说罢，就拎起了她的那个小包。
张春桥双手捧着毛泽东的手，说:“请主席放心，我和文元同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坚决忠于你的。”
“谢谢同志们!”毛泽东小声说。
当毛泽东独自闭上眼睛的时候，他面前总是出现那个元帅形象:他，个子虽然不很高，却有很大的尊严;他目光敏锐，却从不察颜观色;他思想沉稳，从不动摇;他的嘴巴总是抿着，说起话来却很有力量;称颂他，他不喜;打击他，他不弯腰;总是有一种军事家的倔强的韧劲儿。
这个人，就是彭德怀!
彭德怀比毛泽东小五岁，于一八九八年阴历初十，出生于湖南的一个下中农家庭。在很长时期内，毛泽东总是以兄长的身份对待他。彭德怀指挥千军万马有方，英勇善战，得到了全党的公认。自一九二八年春，他发动平江起义后，就带领起义的人马奔往井岗山，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指挥部队打仗。从长征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他在历次的战争中，都为党和人民立下很大功劳，成了举世瞩目的人物。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决心“十五年超过英美”，要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在全国搞起“大跃进”。这时，各地飓起了共产风和浮夸风。毛泽东对这一点也有所察觉，看到党内一些人，为了显示自已的成绩，确实在搞虚假的东西。一九五九年七月，他在庐山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准备纠正左的错误。正在这个时候，性情耿直的彭德怀，在一些地方经过了一番调查研究之后，就在七月十四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一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建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一九五九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彭德怀在信中指出:党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浮夸风气普遍地滋长”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原因。
毛泽东看了这封信，非常愤怒，整整一个晚上，他都没有睡觉。他觉得，这是彭德怀自以为羽毛丰满了，想要推翻他，取而代之。他马上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商量此事，向人们指出说:“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纲领”，“是举起资产阶级旗帜，企图招兵买马，分裂党。这不是偶然的、个别的错误，而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准备的、有目的的，他乘我党处在内外夹攻的困难的时候向党进攻，企图篡党，成立他们机会主义的党。我们同彭德怀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原则的问题，而不是个别的问题。”
在政治局会议上批判彭德怀后，毛泽东又召开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继续批判、斗争彭德怀，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撤销了彭德怀国防部长的职务，让林彪取代了他。
毛泽东很难忘记，在庐山会议将要结束时，彭德怀的那双眼睛。当时他找彭德怀谈话，彭德怀坐在他的对面，一直沉默不语。
“你认识到你的错误了吗?毛泽东问他。
彭德怀抬起头来看着他，那是双充满血丝眼睛，好象内含着非常复杂的感情，还不断地眨巴，是不满?是怨恨?是痛苦?是后悔?或者兼而有之?他弄不清楚。看了他半天，彭德怀才开了口:“主席，我是为了党好，为了你好。时间会证明的，历史会证明的。”
到了一九六二年，彭德怀又向党中央写了一份洋洋八万言的为自己的错误辩护的材料。毛泽东看了他的翻案书，没有表示什么。二年以后，他才建议给彭备怀安排个工作。现在，党内出现了一些跟自己不同的政治观点，他们会不会还要为彭德怀翻案呢?要不，吴晗怎么会写<海瑞罢官》呢?
经过一番思考，毛泽东终于下了决心。他按了一下床头的电铃，秘书就很快走进来。他告诉秘书:“你给林彪、周恩来各自挂个电话，请他们明天，也就是一九六六年的元旦，到我这里来一趟!”
北京电报大楼的钟声，沉重地敲响了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六年的第一个黎明。
彭真走出书房，在院子里深深地吸呼了一口新鲜空气。尽管令人疲倦的紧张状态一直伴随着他，使他几乎没合一下眼，但他仍然精神饱满。刚才，他分别接到周恩来和刘少奇的两个电话。周恩来要他至迟在元月二日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的有关领导开会，迅速传达毛泽东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同陈伯达等人关于批判《海瑞罢官》的谈话。彭真心理“咯登”一下，犯起愁来。他知道，江青、张春桥及康生等人正欲抓住各种机会，置吴晗于死地。要是把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谈话公开了，无疑会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使本来已经复杂的问题更加复杂化。说心里话，他对毛泽东是十分尊敬的，但尊敬并不等于盲从呀。”
正在这时，他又接到了刘少奇的电话。刘少奇用谦和的语调询问了毛泽东和他谈话的详细内容后，特别嘱咐道:“你们写文章要慎重，要显示出高水平，写出高明的东西来，这是打笔墨官司，不要乱扣帽子，不要辱骂。”彭真听到这些，心里不禁一振。他觉得少奇对当前的讨论讲得合情合理，指导方针是正确的。吴晗的《海瑞罢官》说到底，是个学术问题，认识问题，绝不是什么“政治问题”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问题。”他认为把这个问题看得如此严重，势必会混淆敌我，犯王明那套“残酷打击”、“无情斗争”的左倾错误。
想到这里，他给邓拓打了个电话，约他来商量一下明天开会的问题。
邓拓是吴晗的老朋友，又是老同事，两人经常凑在一块研究写文章和什么事情，所以人们送了他俩一个绰号叫“难兄难弟”。这个开玩笑的话语，却说对了。吴晗被姚文元点名批判后，邓拓几乎比吴晗本人还要急。才一个来月，他那消瘦的脸庞明显地又缩了一圈，黑溜溜的眼睛更深了。他的苍白的手放在膝盖上，欠下身子问:“彭书记，明天的会是不是让吴晗本人也参加?”
“不用啦!”彭真在地毯上踱着步子说:“教授这一段心情不好，勉强参加，说不定会闹出什么事来，于我们都不好。这次会，主要是对宣传口、文化口一些领导同志打招呼，不能议他们离开党历来的方针政策去自行其是。”
“可毛主席关于罢官要害的那一段话太厉害，传出去更会使那些人乱打棍子。我的意见是那段话暂不传达，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邓拓鼓足勇气，提出了这个建议。
彭真停住踱步，眉头拧成一个疙瘩。他没有正面回答他，但邓拓还是明显地感觉到了第一书记的思想脉膊。他的情绪很紧张，似乎可以听得到心脏的跳动。浑身的火焰在燃烧，热血涌到全身。彭真缓缓坐在沙发里，轻声说:“为了使学术界的讨论正常进行，中央打算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让我负责。刚才少奇同志来了电话，提到了这件事。你的建议，我再考虑一下。不过，你今天可以顺便到吴教授家里看望一下，代我问个好。”
“合适吗?”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彭真说，“同志们需要的是雪中送炭，而不仅仅是锦上添花。要真正维护毛主席的威望，并不像某些人那样把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只要帮助党不犯错误和少犯错误，我看就是最大的维护。”
邓拓感到，自己思想上那条讨厌的、拉得极紧的绳扣已经解开一了。
第二天，邓拓早早赶到会场。不大一会儿，参加会议的人们陆续都来了。满头银丝的中宣部长陆定一沉着脸，夹着公文包进了会场，坐到自己的位置上，《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吴冷西和许立群、姚濠并肩走迸来，他们都没打什么招呼，只是彼此点点头，就算道了好。当彭真进入会场时，参加会议的几十名人员一齐鼓起掌来。
邓拓看得很清楚，彭真满面放光，精神焕发，没有显出任何犹豫和不安的表情来。他两手向下按，示意大家静下来，把身子稍稍向后一仰，说了声“现在开会”，接着就让胡绳传达毛泽东同陈伯达等人的谈话。
邓拓很敏感地发现，传达中没有提到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那段话。他心里一阵激动，彭真果真接受了他的建议。他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二十八九岁时，就担任了《晋察冀日报》社长，毛泽东经常到报社，也常请他到他的窑洞里谈天、说笑。他们一起分析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今后的前途，一起研究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战果的报道。有时，他俩为修改一篇通讯而发生争执，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但事后毛泽东依然是笑容满面，同他感情更加亲密。后来，毛泽东有时也严厉地批评他，但当发觉批评错了的时候，他会诚恳地向你赔情道歉。那时，毛泽东也担任着党中央的主席，可丝毫没有半点官架子。他讲话、处事，平易近人，通权达变，令人肃然起敬。毛泽东真不愧为中
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有他掌舵，中国革命一定会成功，他常常这样想，这样和同志们议论。
一晃眼二十多年过去了。邓拓再也难像过去那样和毛泽东谈笑争论。但他还是相信，总有那么一天，毛泽东会为他错误地批评了吴晗的《海瑞罢官》而后悔的。如果他知道是自己建议彭真不要传达那句错误的话，以避免伤害一位朋友时，说不定伟大领袖还会给自己记上一功哩。
想到这里，邓拓情不自禁地笑了，而且笑出了声。忽然，他发觉彭真的眼睛在向自己这边瞅。他的思绪才回到了现实中来。
彭真的音调显得很激动。他挥起手在空中一扬，大声说:“现在我主张放，全面地放，索性让大家把心理的话都倒出来，讲透讲够。然后再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我们的认识。在放的同时，各种问题扯得越宽越好。至于政治问题嘛，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
“我赞成这个意见!”始终板着冷峻面孔的陆定一插了话，他摘下鼻梁上架着的圆眼镜，边擦边说，“不管是文教单位还是宣传部门，部署学术讨论，主要谈理论，政治问题以后再说。”
“我讲两句好不好啊?”
突然，从后边冒出一句拖得很长的音调。邓拓一转身，心头猛然紧缩，不自主地打了个冷颤，会议开了快两个小时，他竟然没发现康生也来参加会议!
康生伸出左手，扶了扶眼镜，把手中的皮包打开，用矜持的目光几乎把来参加会议的人都扫了一遍，才慢腾腾地说:“刚才大家说的都很多了，我只是补充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刚才在传达毛主席指示时，遗漏了一句最重要的话，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这是毛主席整个谈话里尤其强调的重点。为什么这样说呢?”
彭真不耐烦地伸出胳臂看了看表，又给陆定一指了指，意思是嫌会议时间太长了。这个动作康生看到了，但他把脸一扭，装作没看见，继续一板一眼地说;“因为吴晗从本质上是极端仇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是拼命地为早已被党撤了职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张目的。”
“有何为证？彭真的目光剑一般地扫向康生，声音柔和，但语气非常严肃。
康生笑了笑，老练地打了个手势，说:“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毛主席亲自定的性，但是我同意。”
卑鄙!你们用阴险的手段蒙骗了毛泽东，然后又打上他的旗号压服真理，真是可恶到了极点!邓拓差点站起来，冲着康生怒目痛斥。但他咬了咬牙，没有发作，他知道这样做不仅与事无补，甚至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康生见这一招奏效，更加得意了。他把胳膊肘托在讲台上，续说:“吴晗最近抛出的自我批评，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教材。他文章的第一节，小标题叫作《我为什么研究海瑞?》，在这个标题下，他把自己写的关于海瑞的文章，按写作时间排了一个队。他排这个队，目的是为了‘证明’《海瑞罢官》写于一九六O年，跟‘单干风’无关。可是这样一来，他自己把他关于海瑞罢官的文章，同庐山会议联系了起来。真是欲盖弥彰嘛，手段也是弄巧成拙嘛。吴晗同志就像逃跑躲藏的贼一样，为了掩护手臂，却把屁股露出来了。”
会场里有人鼓掌和大笑，邓拓顺声望去，认得他们是关锋、林杰和戚本禹。他很清楚他们有来头，是毛泽东赏识的左派。并且威本禹也参加了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的接见。
康生把脸沉下来，又加重语气道:“众所周知，党的庐山会议是于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召开的。六七月间，正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我们的吴晗写了《海瑞罢官》，以配合这种进攻。八月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后，吴晗义于九月写了《论海瑞》，年底又开始写《海瑞罢官》，鼓吹“失败了再干”。请同志们想一想，这不是蓄谋已久，不是处心积虑的影射又是什么?”
陆定一冷冷地插话:“可惜，我们党的传统历来是:给一个人作政治结论要靠事实，凭证据，而不是凭想当然。罗织罪名编造得再圆，也毕竟是空的。迟早要破灭的!”
康生的脸刷地变红，他停顿了一下，索性把皮包合住，大声说:“林彪同志要求全党、全军把毛主席的话当作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我希望大家都听毛主席的话，把我们的学术一讨论搞得更好。完了!”
彭真几次看出关锋想讲话，但他没给他安排机会，关锋没能发言。
散会后，彭真叫住康生，面带愠色说:“康生同志，你是搞理论的，我倒很想请教你一下，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党内还有最低指示?再说，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请问这符合不符合辩证法，难道毛泽东思想就不需要发展了吗?”
“彭真同志，根据我的老经验看，你这样提问题本身就有问题，你是否要反毛主席?要反毛泽东思想?”康生摆出一付居高临下的架势，手指几乎顶住了彭真的胸脯。
彭真火了:“我从来不反毛主席，我是反那些企图把毛主席当作神的人!康生同志，我劝你少摆你那套老资格!没用，老资格有什么本事，一点本事也没有。老资格有点像唱戏中的老旦，老旦出来唱几句还可以，唱多了，别人就不喜欢听了!”
康生还想说什么，看见周围的人都怒目注视着他，心理有些发休。他怕弄得僵了更下不了台，就夹上皮包边走边说:“我说不过你们，咱们都各自另请高明吧!”说罢一头钻进红旗轿车内，飞驶而去。
邓拓高兴地向吴晗介绍了文教、报刊和宣传部门负责人会议上康生的狼狈情况，向他传达了彭真、陆定一等负贵人对他的问候，但一向乐观、健谈的吴晗，却对老朋友的拜访表现出少有的麻木。
邓拓说完后，吴晗苦笑一声说:“同志们对我的关心，我衷心的感激。但是，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再费心了。一切听其自然，我要说的都说完了。如果问我还有什么要求，就是想见见毛主席。”
邓拓不解地问:“老兄，你这是什么意思?”
“道理很明白。你们再过多的解释，只会连累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吴晗站起来，指着书房四壁书橱里的各种书籍说:“古往今来，拿文人开刀问罪，不过是暴政开始的预兆。帝王一声令，谁敢去求情?我……”
邓拓几乎要过去捂老朋友的嘴:“老兄，别瞎说，我们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要讲民主集中制的。更何况我们党内还有许多中央领导，像少奇、小平及彭真同志都在替你说话，避免左倾路线那一套重演嘛!你应该相信党，相信毛主席!”
吴晗的脸上滚下两颗大滴的泪珠。他伸出颤抖的手指了指在桌上、床上摆着的书，便咽地说:“掏心窝说话，我要是不相信我们的党，会这样明白无误地跟党走吗。解放十六年来，哪一条、哪一点不是党叫我干啥就干啥。我和彭德怀素不相识，连面都没见过，怎么会配合他反党?天地良心，我怎么越活越糊涂了哟!”
这时，邓拓站起来，发现吴晗的写字台上、床上，摆满了他几十年写下的一本本著作。他一本本拣起来看了看，又默默地放下。那些他早已熟悉的著作，像《朱元璋传》、《历史的镜子》、《史事与人物》、《灯下集》、《春天集》、《投枪集》等多种著作，都曾经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负责人的高度评价呀，正是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吴晗才没明没黑地日夜组织力量标点了《资治通鉴》，并编出了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地理小丛书》、《语文小丛书》等书。这样一位勤勤恳恳、孜孜不倦的学者、教授、共产党人，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呢，邓拓心里愤愤地说。
“廖抹沙同志最近来过吗？”邓拓问他。
“哈哈哈哈!’‘
随着一阵爽朗的笑声，一位身材不高，头戴鸭舌帽，鼻梁上架着高度近视镜的中年人走进来。邓拓定睛一看，来人却是负责学木评论工作的姚溱。只见他抱着几束精制的各具姿容的鲜花，有高洁的荷花，有清丽的梅花，还有孤傲的菊花。他把花束一晃，屋内立刻气味芬芳，气象大变，把那种沉闷的气氛驱散。
十二岁的关小彦刚放学回来了，叫了姚溱声“大伯”，就跑过来接过花束，啧啧地赞不绝口。她扭着脑袋问:“伯伯，这花是在哪里买的呀？真好看!”
姚溱又是一阵大笑:“这是伯伯亲手做的，怎么，你不相信。你瞧，伯伯手上的痕迹还没洗净呢!”
邓拓和吴晗都被姚溱带来的花束所吸引，一时忘记了刚才的烦恼，都围上来欣赏老朋友的手艺。姚溱捧着花束走进吴晗老伴袁震的卧室，俯下身子，把鲜花插进床桌的花瓶里，轻声对她说:“生活就像这花朵一样美丽，让我们都来珍惜她，热爱她，保护她。你放心，将来就像鲜花盛开一样。”
袁震心里明白他的话的含义，但她没说什么，只是默默也点了点头。姚溱又把八岁的小吴晗抱着亲了亲脸，和邓拓、吴晗重新走回主人的书房、
邓拓、吴晗、姚溱都是文人出身的领导干部，都喜爱写杂文、评论一类的文章。所以，他们三个人经常在一起谈论时弊，谈古论今，灵感来了就信笔写些文章。一九六一年，北京市委的《前线》杂志，也想仿照别的报刊“出现的马铁丁”、“司马牛”之类的笔名，经常性地发表些杂文，办个专拦。于是，编辑们找到吴晗、邓拓和廖沫沙，商量这件事。邓拓说:“我们恰好三人，这个专栏干脆叫《‘三家村’札记》吧。”廖沫沙拍着巴掌说:“行，就这么办，一言为定!”吴晗虽然没有表态，但写文章却是一篇又一篇，使“三家村”的文章斐声全国。吴晗的学识渊博，立论精深，在他们三个人中首屈一指。他不仅博得他们二人敬重，也使文化界的同仁们交相佩赞。现在，吴晗凭白无辜受到诬
陷，邓拓、廖沫沙怎能袖手旁观呢!
吴晗说:“听说陈伯达正组织关锋、戚本禹写什么‘重磅炮弹’似的文章呢。我估计，过几天，他们的调门还会再升八度!”
姚溱“呸”了一声:“他们的那几枝秃笔加在一起，也不值我一驳，他们除了扣帽子、打棍子外，还有什么高招?论历史，谁比得过吴晗教授?论文章的干练、精确，他们谁又能同你邓老兄相媲美?”
“可论后台，你们谁又能比得上人家?”邓拓悄声问姚溱。
姚溱眨巴儿下眼皮，说:“廖沫沙怎么没来?其实，他对江青的根底最清楚不过了。早在三十年代，他作为田汉的助手在艺华电影公司写剧本时，就认识了江青。那时候的江青，不过是拼命地想在电影视、戏剧界出人头地。她想投奔田汉和廖沫沙，但他们没人看得起她。这对那个自命清高而自尊心又极强的女人来说，无疑是种污辱。所以，当她拍完电影《王老五》，主演完《狼山喋血记》、《赛金花》、《大雷雨》等影剧，她的大幅剧照刊登在印制精美的《电通画报》的封面和封底，成为一个影坛新星后，就对廖沫沙等人，怒目而视了。”
“老姚，听说江青在跟毛主席之前已经结过婚，不知有没有这么回事?”吴晗问。
“这事对三十年代过来的文化人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闻，而是人人知道的旧题目。”姚溱站起来，关上屋门，悄声说:“江青的第一个男人叫唐纳，是一个三流作家或者也称为演员吧。唐纳当时在上海，长得很英俊，是个出了名的美男子，有一双柔和而又忧郁的眼睛。不但江青在追他，几个女子都在追他。当时江青也不过二十出头。经过儿次的波折，她终于和唐纳结婚了。他们的婚礼，举行的十分铺张和隆重，许多文化名人都参加了。他们与另外两对文艺界伉俪同时在杭州六合塔前合影，轰动了上海和杭州。”
“那为什么她又和唐纳离婚呢?”邓拓问。
“据说是唐纳跟别的女人乱搞，江青受不了这个打击，所以和他经常打架，闹得满城风雨。他们之间的吵闹、斗争，经常是当时报馆里抢夺的头号新闻。这话我是听廖沫沙说的，你们千万别传。”说完，他就摇摇头，只顾喝他的茶水去了。
吴晗若有所思地站起来，叹了口气说:“现在，这个女人可是鱼变龙身，不简单了。她当年那股泼劲，可能要用到今天来了吧?”
他们三人正说话的的时候，一个漂亮的女人出现在吴晗的书房。她彬彬有礼地向三个人问好。邓拓认得她是《红旗》杂志社的记者，名字叫程虹。她发现吴晗正用疑惑的眼光注视自己，忙解释说:“现在全国人民都很关心《海瑞罢官》的讨论。年前上海《文汇报》召开了一次史学界、文艺界的座谈会。会上许多知名人士都纷纷发表意见，支持吴晗同志，对姚文元的文章逐一驳斥。《文汇报》最近将要发表他们的部分谈话摘要。所以，我来采访一下吴晗同志，想听听他最近的情况。”
正在这时，门外传来几声轿车的“笛笛”声，吴晗一听这熟悉的声音，马上整整衣服迎了出去。当邓拓、姚溱跟着走出客厅时，门外走进一个高大身躯的人，那个女记者惊叫了一声:“啊!真想不到，在这里再一次见到了我们敬爱的彭真同志!”
揭发彭真的各种小报告，通过各种渠道，接二连三地送到了毛泽东的手里，弄得他整日愁眉不展，忧心仲仲。他把刚收到的一份材料看完后放到桌上，闭上眼睛思索着。这份材料是一个名叫程虹的记者写的，反映彭真和邓拓、吴晗等人经常密谋策划，反对中央，反对他本人。材料上有陈伯达的批示:“送主席阅，必须提高警惕。”
毛泽东就这样坐在藤椅里，把两只脚放在写字台上，仿佛睡着一般。卧室里很静，连他手表的响声都听得见。这时，桌上那部红色电话机的灯亮了，发出“嘟嘟”的声音。毛泽东依然纹丝不动。
秘书轻轻走进来，她看见他那微皱着眉头的脸，看见他的一侧脸颊和口角在轻轻抽动，不忍心惊动他，便自己抓起电话：“喂，你是哪里?哦，是康生同志吗?”
毛泽东的眼睛突然睁开了，他伸手从秘书手里接过电话，使了个眼色，示意她离开这里。等秘书走后，他才大声说:“对，我就是毛泽东!”
“主席，您好!”话筒里传来了康生的声音，“有件事向您报告，继一月二日我同彭真同志进行激烈的斗争后，陆定一又于四日召开了中宣部的会议。他和彭真继续对抗您的指示，竭力扭转批判的方向，要把批判《海瑞罢官》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变成纯学术的讨论，他们还想整戚本禹和关锋等同志，说什么，‘社会科学、文学方面的题目多得很，解决这些问题要一二百年。这是有计划地制造混乱啊!”
“还有什么吗?”毛泽东等他讲完话后又问。
“最近他们活动频繁，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你可以告诉他们，毛泽东管不了一二百年以后的事，但是要管现在。但是，我劝你不要着急，再看看形势后决定措施。他们要反我，就让他们反吧!”说完，毛泽东就放下了电话。他再也坐不住了，站起来走到书橱跟前，把那探厚厚的材料抽出来，那是彭德怀两年多前写的申诉书。从庐山会议到现在，整整六年半了，彭德怀没有丝毫认错的表示，倒是写了一大堆翻案的东西。它们像定时炸弹，毛泽东认为它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所以，他对吴晗的《海瑞罢官》，对彭真竭力保护吴晗的种种努力，都采取种种不能容忍的态度。
中南海那清澈如镜的湖面和雄伟壮丽的建筑，像一幅美丽的图画，吸引了多少好奇者的心灵。田家英和姚文元乘着红旗轿车，风驰电掣般地开进中南海东门，进了二门时，他们的心情格外激动。过去，中南海在他们的心目中是多么神秘，又多么向往啊!而现在，他们却进了中南海，成为伟大领袖的客人，不，准确点说，是助手，或者是战士。
姚文元还记得，刚解放的那年，他随父亲姚蓬子来到北京，寻一位故人。当父子俩路过中南海的红墙和中华门时，姚蓬子告诉他。这里原是皇帝、后妃居住地，“现在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住在这里。姚文元好奇地想往门里迈，但看见那威严的卫兵把在门口，他下意识地停住步，拐了回来。他偷偷地围着中南海的红墙绕了一遍，躺在那柔软的草池上，望着蓝天，幻想成为里边的主人。这个胖乎乎的小伙子，曾经用一种嫉妒的眼睛恭敬而又好奇地瞧着出进中南海的每一个人。那些人都是了不起的人啊。可是，十六年后，他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他自己也会成为这样了不起的人!
轿车快到丰泽园门口的时候停下来，姚文元和田家英钻出轿车。这里，姚文元已经不是头一次来了。田家英用带炫耀的口气向他介绍丰泽园的历史:“这个地方建于清朝康熙年间，即公元一六六二年至一七二二年。相传园前有禾田数亩，园后种桑树木十株，康熙、雍正、乾隆皇帝每年春季亲临此园春耕，至光绪时，此制尚存。其实这不过是万岁爷们摆摆样子而已，并没有实际意义。”
姚文元哼哼唧唧的，并没兴趣听他介绍。田家英很快看出这一点，知趣地停止了。但也引起了他对姚文元的一股无名火。哼，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写了篇打中要害的文章吗？看形势吧，用不了几个月，说不定就是挨整的对象!田家英这样想。
看到他俩进来，一位身着军装的中年人，很客气地把他们引进菊香书屋。这里便是毛泽东的居住地。他们进了大门，穿过“颐年堂”，眼前出现了一排普通的旧式房舍。他俩一进院子，就看见张春桥站在两株挺拔参天的柏树下，正跟江青说话。
“怎么才来!让主席久等了!”张春桥的话语里略带埋怨。
姚文元解释了几句，江青把他们顺着檐台引进了会客厅。会客厅比较宽敞，墙的下半截是板壁，两侧和板壁立着书架，上面杂乱地摆满了古今中外的书籍。书架前面排列着整洁而朴实的白罩沙发。江青招呼他们坐在了沙发上，然后用略带沙哑的声音说:“主席刚刚午休睡着，我们先讨论一下情况。是不是先让春桥同志介绍一下？”
张春桥不等别人点头，就扶正眼镜开了腔:“自从文元去年十一月十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后，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党内和社会上的各种力量充分地进行了暴露和表演。江青同志记了一笔帐，我们就是根据对这次批判《海瑞罢官》的态度来划分左、中、右，这是我们的内部政策。对外可不能宣传啊。”
张春桥朝江青笑了笑，继续说:“这次替吴晗摇羽毛扇、充当军师的，还有一个人。我们准备把他作为下一个战役的重点。”
“他就是邓拓!”江青咬着牙关说，“还有一个家伙叫廖沫沙，这个人我认识，很坏，坏透了。他们和吴晗加在一起，组成一个反革命小集团，美其名曰:‘三家村’。”
姚文元早就习惯了江青对他写文章的这种暗示和点题，马上表态:“攻打这个堡垒的文章，我来写，只要毛主席下令，我扛着炸药包上!”
“北京市委算老几!”江青把沙发背猛地一拍“天王老子挡道，也要把他踢开!”
张春桥从身上拿出两本书来，一本是《燕山夜话》，另一本是《三家村札记》，他把两本书摔到茶几上，说:“这两本书就是这个反革命小集团的罪证。他们从一九六一年开始，相继发表文章，指桑骂槐，借古讽今，疯狂攻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丑化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手段极其阴险。这笔帐，我们是要算的。今天先打个招呼，要你们先密切注意一下邓拓们的动向。”
“邓拓原先是干什么的?”姚文元问。
张春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打到书笺夹着的那一页，念道:“邓拓生于一九一二年，是福建闽侯人。他于一九三零年参加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加人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冬参加福建人民政府的反蒋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前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七年进入晋察冀边区，先后担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党报委员会书记、《晋察冀日报》社长、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组长等职务。解放后他又担任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宣传部长，一九五零年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
江青立即插话说:“毛主席对他的办报方向很不满意，批评他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将他撤了职。他写了一首极端反动的诗来发泄不满。这充分说明了此人的反动立场。”
“一九五八年是彭真把他调到北京市委书记处任书记，主管文教工作，同时负责主编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一九六零年起，他兼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张春桥一口气念完了关于邓拓的简历。
江青笑了笑说:“这个庞然大物怎么样?有打头吧!其实，这不过是个不大不小的中老虎罢了，还有大头呢。”
正在这时，毛泽东穿着一件细线毛衣，手里握着一卷报纸走出来，众人慌忙站起来向他问好。毛泽东握住姚文元的手说:“上海一别，才几天么，我就有隔世之感。我在北京说话，没有人听，连个吴晗都动不了。所以，请你这些孙悟空来，大闹天宫啊!”
姚文元马上说:“你的话我们听，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毛泽东招呼着众人重新坐下来，他接过江青递过来的毛巾，擦了擦脸说:“我看了中宣部的几个《简报》，很多人都在攻击姚文元同志，你们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呀?”
张春桥说:“好得很，我和文元不仅没感到压力，而且觉得光荣。”
毛泽东把手中的报纸铺到茶儿上，说:“这是一月八日的《北京日报》，李东石这篇《评吴哈同志的历史观》，一笔勾销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而把吴晗的问题说成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这是变着法子反对我的话嘛。如果吴晗的问题仅仅是对史人物的评价不妥，我们何必要如此兴师动众?他就是要替彭德怀翻案嘛。”
话音刚落，秘书走进来，把一叠文件递给毛泽东。他顺手接过来翻了翻，抽出其中的一份文件看起来。张春桥伸出左手扶了扶队镜，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骨碌碌地转动着，观察着毛泽东的表情。透过明亮的镜片，他看清楚了，那是一份《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的文件。但是毛汗东看着看着，脸色突然变了，红润的脸膛变成铁青色，两只手也微微抖动起来。他把那份文件“砰”地扔在茶儿上，大手猛拍几下茶几:“简直是岂有此理!”
“怎么回事?”江青惊讶地问。
毛泽东满脸怒容，指着那份文件说:“他们把我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那段话，一刀砍掉了。还加了几句保吴晗的话。”
“这是谁搞的?”口家英的脸红到耳根，显出一阵慌乱。
“肯定是彭真嘛!”张春桥把身子往后靠了靠，目光又瞅向了毛泽东。
电话的“嘟、嘟”声把彭真惊醒了，他睁开眼。窗户已经亮了，桔红色朝阳的曙光给院子里的枣树抹了一层铜色。他披上衣服，抓起来话筒。电话是中宣部的许立群打来的。他说今天上午要召开《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和《红旗》、《前线》、《新建设》的联席会议，统一布署学术评论的事宜，问彭真参加不参加。
彭真想起了这码事。他在三四天前把当前学术讨论的情况分别向刘少奇、邓小平及书记处的同志们汇报了一次，刘少奇指示:报刊上发表文章要严格审查，版面、点名都要有所讲究。彭真完全明白国家主席的意图。对，今天已经是一月十七号了。首都的报刊文章不仅影响着北京的舆论和生活，而且对全国报刊和人民的工作、学习，都起着指导作用，不能马虎。更何况《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本身就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喉舌，文章的把关更要严格。于是，他斟酌了几秒钟，说:“立群同志，今天的会很重要，但是我还有些事，暂时不去了。你可以代表我宣布一下，今后这三报三刊的批判文章、稿件、版面，都要审查。为了掌握将来的主动权，《红旗》杂志暂不要搞。”
“那陈伯达他们要不同意呢?”
“我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组长，你问问他还要不要党的纪律?还有没有党性。你应该明白，你是代表组织在讲话。”彭真放下电话后，立即去北京市委。那里，刘仁、万里、李琪等人还等着他决定几个工农业方面的重要问题呢。
北京的一月，天气干冷而又风大。出了市区，公路向东南伸展。风沙扑打着挡风玻璃，太阳像害羞姑娘的半张脸，时隐时现地透过轿车的玻璃，照在彭真和刘仁脸上。他俩决定趁着这个空儿到郊区农村看一看春季的施肥、打井及播种的准备情况。这一切，都需要在春节前抓到实处，否则，今年的农业势必受到影响。这关系到全市人民的生计，不可掉以径心!
道上、沟里、田地里到处都闪着霜雪的银光。黑油油的土地里，许多人忙着施肥，小平车如梭似地在田头奔跑着，年轻小伙子们用铁锹边扬肥，边和大姑娘们嘻戏。对近的高地土是静悄悄的村庄;山坡上有一些拖拉机在冒着白烟;清风抚弄着已经一人多高的田间白扬树，发出吱吱拉拉的响声，像唱歌一样。他们在临近水库的一座村里停下来，老远可以看见村庄的墙壁上写着“学大寨，争上游，夺丰收”的鲜红大字。
彭真作了一个深呼吸，刘仁也跟着作了同样的动作。田野的空气和水分外清凉，还是那样的香甜，像浓酒一般。彭真抖抖身上的热气，张开两手试了试温度。他很想躺在柔软的泥土里，望着天上缓缓移动着的白云，在地上打个滚，那多自在啊!
彭真的家乡侯马侄上村，是个山清水秀土肥的好地方。他童年的时候，常到侩河滩上捕鱼、捞虾、捉蟹、游泳，打完草后就在滩坡上打滚、捉迷藏。他在家里排行老大，父母亲发誓要供他上学。书堂供不起，只得求人把他送到教员是本家傅英海张罗起来的本家私塾里。他还记得老师傅英海的一句话:“民以食为天，百姓们能够安居乐业，吃饱穿暖，过上太平日子，就算到了大同境域了。”
彭真从老师的这句话里体会到了乡亲们的艰辛和追求。他参加革命以后，始终想着这句话。他觉得，一个共产党员不是处处为人民着想，建立一个安定宽松的社会环境，简直不配谈什么共产主义!
“刘仁同志，你想过没有?”彭真两臂大张，想让胸中容下更多的清洁空气，“如果让我啥事不管，专负责郊区的农业，我敢把这一块土地变成全国第一流的新型农田。”
“好家伙，你想当陈永贵了?”
“其实，大寨的那套干法并不是我追求的方向。我向往的是机械化、现代化的管理和操作，再加上现代化的技术，这就是我们现在应追求的:”彭真解开大衣的钮扣，舒展了一下身子，“现在这种紧张空气，连我们这些搞了大半辈子阶级斗争的职业革命家都受不了了，何况是知识分子呢?更别说我们的农民了!”
公社和大队没有人迎接他们，因为并没有接到他们要来的通知。彭真和刘仁从来不愿意搞那些兴师动众的欢迎场面。他们认为，领导人只有经常以普通工作人员的身份下来走走、看看，才能掌握第一手的材料，才能进行正确的指导。然而，轿车在公社门口刚刚停下，人马上就围了上来，公社主任和大队干部得到消息，马上也来了。
彭真和刘仁详细询问了冬播小麦、施肥的进度和春耕地、蔬菜的准备工作。大家也向他们询问了国家形势，彭真饶有兴趣地回答了他们的提问。他很希望跟人们进行这种开诚公布的谈话。这是不需多加思考，没有外交辞令的、直率的谈话，你说心里话，别人也跟你说心理话。
三天天后，彭真从郊区回到市委。他马不停蹄，立即赶到中宣部了解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情况。陆定一不在，许立群值班，许立群把近期收到的各地动态拿出来让彭真看。彭真刚翻了几页，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
“喂，你是谁。喂，是戚本禹同志。”许立群拿起电话望了彭真一眼，彭真点点头，“什么事啊?”
听筒里传来戚本禹那傲慢而又虚伪的声音:“你是许立群同志吧。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您。有件事想一请示一下，对吴晗要害问题的批判文章可否发表呀，我的那篇《<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的文章，怎么审查不完了。”
许立群捂住话筒和彭真简单地交换了一下意见后，对他说:“本禹同志，批判要害的文章很多，不止你一篇，现在都不能发表。”
“为什么不能发表啊?我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写的，你们没有理由不让发。”
“我们都是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但什么时候发什么样的文章，我们要听中央的统一安排。你是共产党员，这个道理我想你是明白的.”
对方不吭声了。彭真小声对着许立群的耳朵说了几句什么，许立群又对着话筒说:“本禹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可以找彭真同志谈谈，他也想和你交换一下意见。”
对方“砰”地把话筒放下了。
许立群说:“这个人现在变得越来越猖狂，越来越骄横无礼，《红旗》的许多干部和群众都反映了他不少问题。”
彭真沉吟了一会儿，轻声说:“我们再帮助他几次吧，实在不行再说。”
他听刘仁讲过这样一件事:一九六四年秋，戚本禹和关锋同刘仁一起到翟里大队搞四清，刘仁在大队干部大会上讲了一次话，戚本禹当场就指责刘仁是“贵族老爷式的态度”，弄得刘仁下不了台。他的那种骄傲自满、目中无人的态度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感。中央一些负责人也给他做过工作，但他总是强词夺理，很少作自我批评。背后有人给他送了个绰号叫作“自大狂”。
但是，与彭真的预计相反，当戚本禹晚上登上门来的时候，却很谦虚。他穿着深蓝色的呢大衣，戴一顶黑色呢前进帽，弯着腰向彭真问了声好，然后打量了一下客厅，感叹地说:“彭书记，我去过不少高干的家里，但只有您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你的谦虚、好客、平易近人，真使我终身难忘。上次，我和关锋看望你，你也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彭真淡淡一笑:“过誉了。其实我的错误是很多的，谁能没有错误呢，人，都是通过自己的实际来认识世界的，每个人都有他的片面性，你一个片面性，我一个片面性，许多片面性加起来就成了全面性。马克思写‘资本沦’就是这样，《资本论》中的注解最多，有的是批判别人的观点的，有的是接受别人的观点的，这几年，党内民主生活存在一些问题，我们有什么就吹什么，现在，我们应该提倡‘三不’政策。这不是现在才提倡的，毛主席在一九四三年就己提倡了。他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只要我们广开言路，事情就好办了。”
戚本禹连连点头，不断地说:“你讲得完全正确，也非常深刻，我很受启发，确实，我是非常敬重你的。我觉得，你完全有资格和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平起平坐。”
“这话极其错误。”彭真严肃地说:“伟大二字，在我们党内还只有称毛主席合适。少奇同志、小平同志，还有我们的周总理并没有用这两个字嘛。”他见戚本禹还想辩解什么，就伸出右手制止住他说：“今天我主要想和你谈谈你写的这篇文章的事，我记得我上次和你交换过意见。你是同意我的观点的。”
“是的，是的，我完全赞成你的说法。”
“那你这篇《<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的反动实质》的文章，怎么和你原来的观点不一致了呢?”
戚本禹摊开两手，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没办法呀，彭书记，伯达同志一次又一次地催我写，而且还拿出毛主席的指示，我实在是勉为其难呀!我不像你，有崇高的威望，可以和中央领导同志自由自在地谈论问题，我就不行，我有我的难处呀!”
彭真想了想，觉得他说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就说:“那你的这篇文章就暂时不发。关于给《海瑞罢官》和吴晗同志作结论的问题。我们还是以中央文件为准。我己经向党中央提过建议，以便统一认识。”
“我完全赞成你的意见。我听你的，那篇文章就按你的意见办吧。”戚本禹忽然话锋一转，问:“彭书记，你觉得邓拓这个人怎么样啊?他的政治立场和观点……”
“没问题!”彭真很直爽地说:”他对党忠心耿耿，从小参加革命，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是真正的左派嘛。书生气是有点，这正是他老实的性格决定的嘛。”
戚下禺的脸上，露出了不易察觉的笑容。
哦，对于那些两面三刀的政客呀，就是再聪明、再伟大的人物，也往往难以对付。这种人物，往往会钻同一营垒里不和的间隙或者矛盾错综复杂的空儿。你瞧，戚本禹刚才还在彭真家里作客，几个小时以后，又坐到了康生的客厅里的沙发上了。
康生不露声色地听完了戚本禹的汇报，然后说:“彭真的言行和毛主席截然相反，这你大概已经感受到了。我建议你马上把他和你的谈话整理一下，给毛主席报去。”
“这样合适吗?”
“怎么不合适?”康生站起来，背着手走到书柜前，抽出一份材料递给戚本禹:“这是《陕西日报》刊登的《西北地区讨论<海瑞罢官>的各种意见》，问题不在于别人的意见，而是整理者的企图，搞政治不冒点风险怎么成?越是成功者，他冒的风险也越大。我希望你把眼光放远些。”
“那是，那是。”戚本禹讨好地点着头，肩膀不住地晃动，“康老，只要和你在一起，再大的风浪我也不怕!我听你的!”
康生很有风度地点点头，拉着戚木禹走进他的内室，欣赏起他收藏的文物来。
康生紧紧地握着刘少奇的手，激动得连声音都发颤了:“刘主席，真没想到你这么忙，还有功夫和我商量问题。”
刘少奇拉着他，和他并肩坐在一条沙发上。王光美朝他微笑着点头，把一杯香喷喷的清茶端在他的面前。五岁的小小是刘少奇最小的孩子，他抓一把糖塞到康生手里，连声地说:“伯伯吃，伯伯吃!”康生顺手把小小抱起来，亲吻着他的脸说:“乖孩子，真是乖孩子!”
等王光美抱着小小走出客厅后，刘少奇把话转到了正题上:“康生同志，经请示毛主席，中央决定你担任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副组长，协助彭真同志抓好当前的学术讨论。”
“我非常感激中央对我的信任。不过，不过让我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恐怕有些不妥当吧!我的能力太小了，而且身体也不太好。是不是让更合适的同志担任呢?”康生强装出一副笑脸道。
刘少奇看出他是嫌安排的职务小，就拍拍他的手背说:“我也知道你的资格比较老，经历过党在各个时期的考验，但毕竟年纪大了些嘛。彭真同志还年轻，很能干。多少年来，他实际上是作为党的副总书记来使用的，你应该好好帮助他嘛。”
康生一怔，心里吃了一惊。刘少奇那胸有成竹的风度和亲切、稳健的话语，使他不得不掂掂份量，重新权衡一下自己的态度。他没有想到，就在他不断让人揭发彭真的情况下，连毛泽东都不得不同意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提议，让彭真继续领导当前开展的文化革命，这是一种力量的对比和较量。万一由于不慎，自己很可能作了政治上的牺牲品和替罪羊。想到这里，他转变了态度:“我很愿意和彭真同志在一起工作。我对他的评价，和您的感觉是一样的。虽然我们之间有些争论，那是难免的嘛。只要两位主席作出决定，我一定会无条件的执行。”“话不能这么说嘛。”刘少奇划着火柴，点燃一支香烟，慢慢地说:“这里联系到这样一个原则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向谁学习，是向党内和党外群
众中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不管他们的职位高低;不是向职位高的人学习。我在一九六四年给江渭清的信中表达了这个观点，现在我依然坚持这个观点。”
“哦，刘主席这个意见精癖地阐明了马列主义的原则观点。”康生以虔诚的口吻说，“我们党的生活中如果真正实行了民主集中制，谁手里有真理，我们就向谁学习，谁说的对，我们就听谁的，我们的党一定能防止修正主义的重演，一定能兴旺发达。”
刘少奇笑了，他话中有话地说:“和不能把马列主义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教导当成教条。现在，党内把毛泽东思想当成教条的人大有人在啊上!这同样是危险的，会使中国革命和建设造成不应有的损失。你多年来搞理论，我说的对不对呀!”
“完全正确!”康生说，“我们党内这方面的教训不少哟。”
刘少奇又和康生谈了一会历史问题，话题又很自然地回到了当前的《海瑞罢官》的讨论上。康生问:“毛主席已经肯定了吴晗的要害是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你说呢?”
“材料并不充份嘛。”刘少奇吸了一口烟，很有滋味地品尝着。“我看你们再查一下，看看他到底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如果有证据，那就好定性了嘛。更何况彭德怀本人现在仍然工作着嘛。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他现在担任西南三线副总指挥。一旦发生战争，还计划让他带兵打仗。所以，对这件事一定要慎重嘛。”
离开刘少奇的住地后，康生特意到颐和园玩了两天。他要冷静地考虑一下，想想今后该怎么办了。回到家里，他就对外称“病”了。除了躲在家里欣赏古玩和字画，他谁也不见。他的老婆曹轶欧猜不透他的心思，再三追问他什么地方不舒服，他火了:“我浑身上下不舒服，你们再催问我，非把我逼得真病了不可!”
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康生给曹轶欧使了个眼色，让她去接。曹轶欧抓起电话听了一句，赶忙捂住话筒问康生:“江青来的，怎么力?”
“她的也不接!你就说我病得厉害。”康生又急忙补充，“不过你要问清楚她现在干甚么，问问毛主席现在在什么地方。”
曹轶欧按照他的意思，对着话筒讲了一遍。
对方说:“那就让康老多多保重了。有时间的话，我或者让人去看望一下康老。主席很关心他，让我代他向你们问好。”
曹轶欧忙不迭声地冲着话筒点头:“谢谢主席，谢谢主席!”
康生立刻意识到什么，他轻轻地揪了一下老婆的衣角，悄声问:“她说什么?”
“她说毛泽东主席问你好。”曹轶欧有些冒火了，她很不满意这种耍皮影戏的角色。
康生忍不住抢过话筒，大声说:“江青同志，听说是您的电话，我是带病来和你通话的呀。您知道吗?据说毛主席已经同意彭真当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组长了!”
对方的声音立刻活跃起来:“是的，是有这么回事，这是毛主席经过慎思决定的。因为北京方面催得很紧，少奇和小平多次来电话转达意见，毛主席也想再看一看形势。”
康生的脸色像霜打的茄子似的，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这说明毛泽东并没有下了彻底弄掉彭真的决心，说明伟大领袖在重大问题上必须考虑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意见。他的声音立刻嘶哑了:“江青同志，主席是不是对我表示不大相信啊。我可是多年来一直忠心为革命操心啊!我没坐过牢，也没清查过，我起码不是叛徒、奸细的嫌疑吧!我的情况你是了解的。”
“康老，你是怎么了?是不是病得厉害?主席和我始终是相信你的呀!哎呀，时间太紧迫了。我马上还得见林彪同志去，是约好了的，这也是主席的安排。我们是不是再约个时间好好谈一谈?好，我走了。”随后便是一声“再见”。
一种失宠感立即涌上了康生的心头。他觉得自己的确已经老了，就像喝醉酒一样，两腿酥软无力，一屁股坐进了沙发里，就像走马灯似的，在眼前晃悠起来。
康生比毛泽东小五岁，于一八九八年出生在山东省诸城县大台乡村。他的父亲是有名的地主，家有良田八百徐亩，在青岛等地还有上等的房产。他在私塾度过幼年后，父亲就送他到青岛的礼贤中学读书。毕业后他回到诸城县，在一所小学当校长。就在这个期间里，他认识了江青。
江青比康生小十六岁，原名叫李云鹤，一九一四年出生在诸城县东关，和康生恰巧是同乡。她的父亲李德文，在诸城开旅店和木匠铺，娶了两个妻子。江青系小妻所生。江青的母亲受不过丈夫的虐待，一气之下背着幼小的江青离开李家，省吃俭用，发誓要让江青读书上学。于是，江青八岁就开始读书了。当她上学路过康生家门的时候，这个梳着小辫的毛丫头给二十四岁的康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知道，她就是那个手脚勤快的没有男人的女佣人的姑娘。
江青十九岁，在青岛经俞启威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她由组织派遣，来到上海文艺界，公开的身分是演员，暗地里干党的秘密工作。当她实在在上海待不下去的时候，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几经曲折来到延安。此时，早已和王明打得火热的康生，在苏联出尽风头后，又以“共产国际”派遣者的身份，同王明也到了延安，受到了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热烈欢迎。不久，中央批判王明的左、右倾错误路线开始，康生迅速转弯，摇身一变成了揭发、反对王明最积极的分子。他的表现，使毛泽东产生好感，成了中央信得过的理论家，同时负责中央机关的审干工作。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江青的干部表格，那熟悉的“山东诸城县”籍贯和“李云鹤”的曾用名，立刻吸引住他，同乡之情油然而生，他立即派人去找她。
江青骑着一匹高大白马飞驰而来，当她站在康生面前的时候，康生猛然吃了一惊，好眼熟呀!江青也发现康生眼熟，好像在那儿见过，他们聊了几句，便立刻想起来了。彼此互相称赞了一番。
康生端详着这位当年的毛丫头，一身自织自纺的土布军装，灰色军帽下的短发，十分合体地衬托出女性的妩媚;宽大的武装带，勾勒着均称的腰际，腰上还配着一支小手枪。她的那双黑亮的眼睛，无所顾忌地张望着。饱满的嘴唇，动人的微笑，高高的、富有弹性的胸脯，丰满的、富有刺激性的臀部，无处不在吸引着人。他们各自讲述了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和过程，都感叹不已。那年，江青才二十二岁，但她的许多见解，使康生感到惊奇。
康生把她介绍给毛泽东。
“江青出身很贫寒，她母亲为了把她培养成人，吃尽了苦，受尽了罪，当了一辈子佣人，那个惨劲十个见了十个都掉泪。江青参加革命是必然的。不简单啊，十九岁就加入了我们的党，而且从事了几年的地下斗争，政治上是可靠的。”康生拍着胸脯打了保票。
江青被调来帮毛泽东抄写手稿。那清秀、工整、利落的钢笔字，很快博得毛泽东的喜爱。
“你们应该结婚!”康生关切地对毛泽东说，因为他完全看透了这位当代伟人的心思。“江青同志聪明、能干，完全能成为你的贤内助，我和张闻天可以作为你们的证婚人。”
于是，江青名正言顺地成了毛泽东的夫人。这年，她还不到二十四岁。从此，她被人们另眼相看，党的高级干部们出于对毛泽东的敬重，免不了夸奖她几句，她便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江青没有忘记了康生，她在苦闷之中，首先想到的就是他。所以，康生对这个女人的心思、脾气了解得一清二楚。随着毛泽东在全党、全国人民中威望的提高和权力的集中，江青的地位也在一步步加强和升高。
一九六四年，江青出来搞京剧革命，她直言不讳地对康生说:“我是想以此打破个缺口，然后向纵深方向发展。”康生望着这个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女人，立即想到了她的当年。是啊，整整二十八年了，她的抱负没减，反而更加变本加厉。他立即想到自己应该把她的命运，和自己的进一步发展联系在一起。聪明的政治家，不应该放过半点能够发展自己的机会。于是，他又像当年那样，异常积极地帮助她搞起了《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戏剧。为此，他还把另一个山东老乡张春桥也拉了过来，一起为江青出谋划策，发展自己的势力。
“我正是从江青同志身上看到了延安时代的文艺传统。她跟那些对民主革命感到厌倦的旧文艺工作者毫无共同之处，那些人不是成天睡觉，就是游手好闲。”
“江青同志在毛主席身边，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江青的话，处处体现着毛主席的意图。谁要是到现在还看不清这个问题，谁就是十足的糊涂虫，就是政治上最不敏感的庸人!”
康生在各种场合吹捧江青，而江青最需要的就是这些。她感激地对康生说:“你是我最好的老师和顾问，我们得向你，尊敬的康老好好学习。”
康生没有辜负了江青的期望，仅仅几年的时间，就把神州大地折腾得动荡不安。但是，正是已见希望在彼岸的时候，为什么忽然来了个急转弯，变得两处茫茫皆不见了呢?
这回，康生可是真的病了。
彭真坐在他的市委第一书记办公室一张长桌子的一头，旁边坐着刘仁和中宣部一位同志。他们从上海得到消息，说张春桥、姚文元正在组织力量和四处活动，把下一个批判的矛头指向邓拓和廖沫沙。
彭真虽然没从正式渠道里得到任何消息，但凭他这一段的经验和政治上的敏感分析，相信这是真的。再不能让这些极左派们这样胡闹下去了，一定得想办法制止他们。彭真心理很着急。
“现在，只有用中央的名义来制止，或者把当前这种擅自点名批判的做法，引导到理论或者学术探索的轨道上来。”刘仁盯着彭真，诚恳地说，“现在中央决定你为五人小组的组长，只有你能这样做，我们只能看你了。如果邓拓、廖沫沙同志再遭到吴晗那样的命运，我们这个市委岂不成了黑市委了吗。如果我们自己连自己的好干部都保护不住，我们还能干甚么?”
“别说了，”彭真气愤地拍了一下桌子，呼地站起来。刘仁吃了一惊，和他共事这么多年，他还是第一次见彭真发这么大脾气。
彭真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抱歉地向刘仁解释:“我不是冲着你们来的。我是嫌他们欺人过甚!”“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还有陈伯达，他们现在简直成了学阀，动不动就以势压人!”刘仁说，“如果再不采取措施整整他们，他们的尾巴就要翘到天上了。”
“你说得好!”彭真像受到启发似的激动起来:“他们能整人，我们也可以整他们。你马上召集一次书记处会议，组织一些可靠的秀才们，搜集一下陈伯达、康生、戚本禹、关锋、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的材料，准备整风。对了，我可以以五人小组的名义，搞个《汇报提纲》一类的文件，请中央批示发下去，作为指导当前学术讨论的指针。”
刘仁和中宣部的人立刻叫起好来:“对，这个文件出来，一定能长我们的威风，灭极左派们的志气。”
彭真马上对中宣部的那个联络员下令:“你去起草一个通知，要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全体成员和部分负责宣传的同志在一月三日到钓鱼台宾馆报到，参加五人小组的扩大会议。刘仁同志，你去准备材料一定要赶在二月三日以前印出来，我要在会上用。”
说完之后，彭真才觉得身上轻松了些。他想抽个时间，把他的这个主意再向在京的政治局常委们汇报一下，听听他们的意见。决定这样的大事，不反覆几次，是很难收到好效果的，他有这方面的体会。
刚回到家，彭真还没端起饭碗，秘书就说王力来了，有要紧事情汇报。
彭真招呼王力进来，笑嘻嘻地说:“我可是肚子里闹开革命了，得先喂肚子。你吃饭了吗?要不要咱们一块吃。反正是家常便饭。”
王力是中共中央的笔杆子，从一九六零年起到现在，一直替中央起草文件。前年，即一九六四年，彭真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印度尼西亚时，他带的主要助手是王力，他在印尼的几次讲话，也是王力起草的。王力提拔为中联部副部长后，彭真又把他调到自己的秀才班子中工作。所以，他经常来彭真家里请示或汇报工作。王力见彭真是真诚请他吃饭，也不客气，大大咧咧地坐了下来。
张洁清起身给他端来一碗饭，彭真亲自挑了副筷子，摆在他面前，笑着说:“为了节省时间，咱们边吃饭边谈工作，好不好?”
“好啊!”王力喝了口稀饭，说:“我来主要是谈三件事。第一，上海市派人来图书馆和资料室，秘密搜集资料，不知要干什么。第二，江青最近又到了上海，估计可能与批判吴晗的调子升级有关。第三嘛……”
彭真一直注意听着他的汇报，见他突然停住，便催促:“往下说嘛。”
“我怕你生气。”
彭真哈哈大笑:“为党工作嘛。除了坚持真理，就是修正错误，我能生什么气呢?我彭真宰相肚里能撑船，听到什么事情，也不会生气。”
“好，那我告诉你，据准确的消息，市委有人在秘密整理你的材料。”
“你听谁说的?”
“新华社的同志。”
“这没什么了不起!我相信党中央、毛主席是了解我的。我问心无愧。”彭真索性放下碗来，神态安然地说，“我们晋南有句俗话:不作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一不反党，二不反社会主义，三不反对毛主席。他们能整我什么黑材料?你告诉他们，我彭真不怕!”
“那是，那是。”王力点着脑袋，不再吭声了，只顾一个劲地吃饭。
“王力同志，最近陈伯达、戚本禹他们有什么活动吗?”
“说老实话，中央决定你担任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以后，他们都蔫了。他们那么起劲地写文章呀，跟形势呀，美其名曰‘保卫党中央’，其实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现在的局势已经稳定下来了。不过，我要给你建议一下，你应缓和与关锋的矛盾，他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王力说。
彭真点点头，他很同意这种观点，只要党中央保持一致，底下的任何别有用心的人都很难钻空子。现在，最要紧的是中央内部的团结。团结，团结，这是共产党力量的源泉呀!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里，国防部部长林彪正同江青进行密谈。
二十多平方米的卧室里，三个窗户全部拉住了深绿色的窗帘，室内的壁灯全部开放。林彪坐在桌旁的皮椅里，穿着一身略微发黄的军装，缀着红五星的军帽放在桌子上，秃得只剩下几根头发的脑袋，在灯光下反着亮光。他的两道扫帚眉浓锁着，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江青说话。
坐在江青旁边的叶群虽然已经很疲倦了，但她强打着精神，恭恭敬敬地陪伴着，不敢有丝毫怠慢。等她讲完了，叶群抢先表态说:“真想不到文化界有这么多的问题，许多部门都被黑线占领了。江青同志这几年真是吃苦了，你为革命立下的丰功伟绩，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江青笑盈盈的，眼睛发出亮光。她今天也特意穿了一身军装，戴着一顶军帽，但她的动作扭扭捏捏，就像舞台上的演员似的，叫人看了很不舒服。她说:“主席让我过问一下部队的文化艺术工作，所以我就来找林副主席了。我想先召集部队的文艺工作者开个座谈会，共同研究一下有关问题，给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一个回击。”
“很好!”林彪两手一合，拉长声调说，“你这次去，就说是我委托你召开的。一月十八日我刚主持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你的这次座谈会，将比那个会还要重要。我早就指出: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就是把毛主席的书当作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就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不管什么事情，都要以毛主席指示为标准。不论在任何时候，对毛泽东思想，都要坚信不移。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完成。凡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
“有林副主席的这种支持，我们的文化革命就有了胜利的保证。”江青说。
林彪微微笑道:“枪杆子要保证你们的笔杆子打仗嘛。”他看了看表，对叶群使了个眼色说:“江青同志明天还要在上海主持座谈会，我们不要使她太累了。你拿出纸和笔来，替我记录一下我的意见，明天传达给所有与会的同志们。”
叶群马上领会了丈夫的意思，当着江青的面，铺开纸，拧开笔，准备记录。林彪站起来，背起手，在房子里边踱步边说:“各位同志: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要求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而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叶群记录完毕，冲着江青笑了笑:“我们今后还需要您多关照和帮助了。”
江青和叶群亲热地拥抱，激动地说:“我们今后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当然要互相帮助了。你们也要多支持我呀!”
这时，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从门外跑进来。他穿着身旧军装，蓝裤子，背着个挎包，长得很漂亮。见了江青，他不好意思地摸着后脑勺，一个劲地笑。
“这是你的大儿子吧!”江青侧着脑袋问。
“是啊!立果，快问江阿姨好!”叶群推了小伙子一把:“你看我们的立果，越来越不懂事了，见了阿姨连话都不会说了。”
“江阿姨好!”江青抓住林立果的手，仔细地端详了一会，扭头对林彪说:“长得很帅，将来一定有出息。他和你年轻时候一样，是个英俊的将军料。”
“不敢当!”林立果的脸色微微一红，显得很不好意思。
江青把手一挥:“应该有远大的志向嘛。我们将来的班，总需要你们接嘛。你叫什么名字来?”
“林立果!”
“好!这个名字好!办事就是应该果断些。”江青伸手和林立果握了握，又和叶群、林彪握手后，钻进了那辆崭新的红旗轿车里。
二月三日，在钓鱼台国宾馆的小会议室里举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扩大会议。
会议一开始，工作人员就向每一位与会者发了厚厚的一个文件袋。里面全装着刘仁等人刚整理出来的戚本禹、关锋、张春桥、姚文元等号称“左派”们的材料。这些材料，大部分都是从他们近几年来发表的文章或讲话中摘录出来的，也有一部分是整理者自己的观点。很明显，如果按照整人者的逻辑，这些材料比吴晗的所谓“罪证”要严重的多。五人小组的成员和扩大进来的十几个人，都各怀戒心，意识到眼前可能要发生一场空前激烈的交锋。
康生慢腾腾地打开他的材料袋，当他若无其事地抽出材料，混浊无光的眼睛落在材料的封面上时，脸色刷地变得苍白。他急忙把所有的材料草草翻了一遍，头上的汗珠子涔涔冒了出来。他如坐针毡似地移动了一下屁股，环视了一下周围的人。这些人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但人们谁也没搭理他，他感到自己像跳在深渊里的一头野牛，不知道该如何好了。
彭真如同往常那样透过冉冉升起的香烟烟雾，察看着康生和每一个人。他坐在长形桌子的正中。在他的左边依次坐着许立群、姚溱、王力等人。他们是负责会议的记录和文件的起草的。五人小组的其他成员挨着康生依次排下，再往下是扩大进来的各宣传、文教部门的负责人。
彭真见人们差不多把材料已经看完，就用手指轻轻地弹了弹桌子，示意会议正式开始。与会人员的眼睛齐刷刷地转向了他。
“同志们，”彭真说，“你们都已经看到了会议散发下去的各种材料。你们也都已经注意到了从姚文元同志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来的各种反映。当前开展的这场学术讨论，涉及到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确实需要很好地引导。这里，我觉得一个重要问题，是对我们那些左派们进行必要的整风，不要让他们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进行挑拨离间和破坏团结的活动，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
康生的脸色又腾地变得通红，他不住地掏出手帕，擦着脸上的汗珠。他把滑在鼻梁上的眼镜往上推了推，小心翼翼地插话:“这次文化革命主要是对着右派而来的嘛。现在左派不多，不要打击左派，要依靠他们，培养左派理论队伍嘛。”
彭真沉下脸，严肃地说:“难道这些材料上点名的是左派，像邓拓、李琪、许立群这些人就不是左派!他们也是左派嘛。邓拓同志在理论上有独特建树，他跟党干革命几十年，是坚定的左派嘛。我们不正是以他们为中心而发展理论队伍吗?”
康生气得脸色又变黄了，把头扭向许立群，问:“这里面怎么没有吴晗的材料?他是这场文化革命的对象呀!你，你、你怎么不收集吴晗的材料，却专门收集左派们的材料呢?”
彭真又顶他说:“左派也不是绝对的，也可以发展为右派嘛。如果谁背离中央的指示，谁搞阴谋活动，谁就可能发展为右派!”
康生浑身颤抖了一下，脸色铁青，继而冷笑几声，摆摆手说:“好，好，我们不争论了，不争论，让大家发表看法吧!”
与会的人员纷纷发言，讨论持续了一个小时。气氛是激烈的，言词是刻薄的，但大家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吴晗的《海瑞罢官》，提出了许多历史观点和文学观点以及一些学术问题，都可以展开讨论，但不应当轻易地下政治结论。定吴晗的剧本是为彭德怀翻案，缺乏必要的事实根据。所有的讨论，都应当贯彻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仅要在思想、政治上压倒资产阶级，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手。发言的人一致提出，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彻底解决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问题。
彭真打断他们的话，说:“在这场讨论和斗争中，我们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一要谨慎，二要层层把关。凡是点名，都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决不能自行其是。”
彭真讲完后被邀请列席会议的老教授、历史学家翦伯赞站起来，音宏字亮地说:“思想批评，要联系个人历史，要看他是什么人。吴晗早在抗日时期就参加了民主革命。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
元史研究专家翁健独气愤填膺地说:“姚文元的文章说《海瑞罢官》影射现实，这完全过了头，超过了学术范围。他们轻易地给吴晗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纯属莫须有的罪，和秦桧陷害岳飞时的理由一样。你姚文元把海瑞的平冤狱、退田地同现实类比，请问你是什么存心?你故意这样套，是不是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
会议结束后，彭真把许立群、姚溱、王力留下来，问:“你们感到今天的会开得怎么样?”
姚溱说:“今天大家谈的都是心理话。我原来以为康生一定又要和大家展开辩论，没想到后来竟沉默了，看来，他也感到众怒难犯一了。”
许立群和王力笑了笑，点头称是。
彭真接着说:“五人小组一致提议设立学术评论办公室，由许立群任主任。你们今天、明天抽两天的时间，写一个《汇报提纲》，最后再请示毛主席，经他批准发下去执行。”
钓鱼台十号楼通往许立群住地的那间小门紧闭着，只有空调的呼吸声打破了这间高级宾馆楼的沉寂。许立群、姚溱用了整整一晚上和一个上午的时间，就写好了全部《汇报提纲》，他们和王力又研究了一个小时，修改了部分条文。
王力说:“康生就在楼上住，是不是让他先看看!”
许立群说:“不用啦，直送彭真同志就可以，反正会议的内容他全知道。彭真同志已经来了两次电话催要《提纲》了。他说:明天他将要带上《提纲》向政治局常委汇报。”
二月五日清晨，许立群乘车直驶彭真家。一进门，彭真就拍打着他的肩膀说:“谢天谢地，总算出来了。下午三点，我们俩到中南海去，刘主席将亲自主持常委会，听取汇报。”
许立群问:“那这个《提纲》还要不要在五人小组会议上通一下了？”
彭真提起笔来，在《提纲》上批道:“此件由于时间仓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内传阅和商榷，要直送中央政治局讨论。”他把《提纲》放在提包里，说:“你快去准备一下，下午好好汇报。”
中南海内丰泽园的前面，那平阔的湖水，碧波涟涟，倒影微漾。刘少奇反剪着双手，沿着湖面来到毛泽东住的地方，他知道他的老战友不在北京，而正在南昌视察。几个月不见面，还怪想得慌。
湖中有一小岛，叫瀛台，是当年慈禧太后软禁光绪皇帝的所在。刘少奇慢悠悠地走过派桥到了瀛台，恰巧碰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微笑着迎过来，说:“离开会还有四十分钟，到这儿散散心，看看光绪皇帝关禁闭的地方。”
刘少奇说:“其实，这里在明朝称南台，又名耀台坡，现有的建筑是清顺治、康熙年间改建扩建的。自北面南的翔鸾阁、涵元殿、香展殿，还有南端的迎薰亭，都称瀛台啊。这里本是清皇室避暑游览之地，康熙乾隆还曾在此亭听政，赐过宴呢。去年，我和毛主席在这里聊天的时候，他说他打算在适当的时候搬出中南海，把这里改为向人民群众开放的公园或参观地。主席这个人，心里总是装着人民，处处给我们树立了表率呀。”
周恩来剑眉一扬，朝着瀛台东方的御花园点点头，感叹地说:“这正是我们胜利和封建皇帝光绪失败的原因所在啊!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的失败，主要的教训是没有人民的支持，结果他囚禁在这里，他最宠爱的珍妃也以‘怂恿变法’的罪名被幽禁在御花园东北隅的小屋子里，据《瀛台泣血记》里说，光绪经常在晚上偷偷乘船过岸去那里，隔窗探望珍妃，其悲苦痛绝的情景可想而知啊!”
刘少奇突然想起那部《清宫秘史》的电影来，他说:“毛主席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和陈伯达等人谈话时，曾说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其实是卖国主义的《清宫秘史》至今没受到批评，我不知道他说的那个人是谁?”
周恩来不禁心头一震，他没想到刘少奇竟对这件事毫无所知。他不愿把这件事继续向国家主席隐瞒。就试探地问:“你在看那部影片时，难道没发表过什么意见吗?”
刘少奇一怔:“我很少看电影发议论呀!莫非毛主席认为我说过那样的话?”
“没说过就算了，也可能是底下的同志们误传错了。我见到他的时候，也可以正面去说明。”周恩来并没把它当作什么大事，顺口说。
刘少奇却在心里翻起轩然大波，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来。几十年的革命经历，使他养成了一种宽容大度、忍辱负重的性格，即使遭天大的误解，他也能沉得住气，顾全大局，进行工作。说心里话，近几年来，他同老战友毛泽东确实在党内、党外乃至国际问题上，产生了一些分歧。他曾在一些会议上，当着老战友坦率地发表着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和毛泽东个别交心的时候，他更是真诚地希望毛泽东能接受他的一些意见。但他发现毛泽东不像过去那样谦虚、谨慎，办事民主，虚心听取同志们的意见了，而是喜欢奉承，遇事自己拿主意，自己说了算。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威望，刘少奇总是在他执意坚持一些意见时，采取了迁就的态度，保留自己的意见。
他和毛泽东在一起，随着历史的磨炼，随着实践的验证，从不同的方面总结了不同的经验。
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三年后，刘少奇已经从铁的事实中，感觉到了党在处理彭德怀的问题上，有过火的错误，认为他的意见书中有不少正确的地方。他在毛泽东面前指出了这一点。毛泽东虽然默默地纠正着自己的失误，但他不允许别人公开地提出和纠正这方面的错误，反认为刘少奇等人“太右倾”了。在老战友的固执和坚持下，刘少奇保留了自己的观点。可是，他已经隐隐感觉到，毛泽东和他的感情疏远了，甚至在许多方面对他表现出明显的戒备。一九六五年一月，毛泽东在主持制定二十三条时，对他在前一年主持制定的后十条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称之为“形左实右”，虽然他有自己的看法，但还是同意了毛泽东的观点。他觉得，只要能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搞好，什么样的办法不可以试一试呢?
现在，毛泽东离开北京好长时间了，中央的日常工作由他来主持。听取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并决定当前学术讨论的若干问题，这正是当前要抓的党的工作。他要多和同志们商量，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避免犯一些本来可以不犯的错误，慎重地进行决策。
不知不觉，他和周恩来已经走进他的客厅。那里，邓小平、朱德、李富春、陈云以及彭真和许立群，在等着他们开会。康生坐在李富春的右边，正小声跟他谈着什么。当刘少奇和周恩来进来的时候，众人都礼貌地站起来，身体魁梧的朱德将手杖勾在左手腕上，拉住刘少奇的手连声问好，又扭头对周恩来说:“少奇同志又比前一段瘦了!”
身材高大、结实的刘少奇，黑色眉毛上下移动着，下意识地摸了摸头上的斑白头发，眼睛里闪着快乐的火花，说:“有钱难买老来瘦，我的身体可是硬朗着哩。”
众人都笑了。
参加会议的人们围坐在一起，邓小平把《汇报提纲》递给刘少奇和周恩来，说:“彭真他们对当前的学术讨论，提出了几点建议，我看是可以的。”
刘少奇简单地翻阅了一下材料，对彭真说:“今天政治局常委的大多数都在，主席在外地巡视，还有林彪同志请了病假。你先把五人小组的意见和大家汇报一下吧。”
“许立群同志是五人小组学术评论办公室主任，让他先把大家的意见讲一下，完了我再补充。”说罢，彭真给许立群使个眼色，让他开始汇报。许立群的目光下意识地往康生那边扫了一眼，康生虎着脸，眼皮似闭非闭，坐在那儿纹丝不动，像座庙宇的泥胎。
许立群以前没和政治局的常委们一起接触过，只是和个别同志在有些会议上偶而见一下而，现在一下子让他向这么多德高望重的国家领导人汇报，不免有些紧张。
周恩来和蔼地向他笑了笑，示意他不要着急。陈云向他微微点点头，用亲切的目光注视着他。朱德摸了摸下巴，幽默地说:“不要感到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嘛。”众人都笑起来。
这一笑，把许立群身上的紧张感都笑掉了，他打开文件夹，按着次序，把二月三日会议上的内容以及从姚文元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以来，各地的反映，都有条不紊地汇报了一遍。彭真不时地插话解释，回答常委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吴晗是不是彭德怀手下的大将，或者是什么老部下？”朱德两手托着手杖，半闭着眼睛问，“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亲属关系!”
彭真笑了:“吴晗和彭德怀没有任何关系，组织上也没有任何联系，他们甚至没有丝毫的瓜葛嘛。”
朱德说:“如果真到了连素不相识的人都替他呜冤叫屈的地步，那对他来说可谓莫大的荣誉哟。我同德怀在一起工作多年，他就是心直口快，肚子里没点歪肠子哟，有啥子了不起!那些秀才们写点戏，也没啥子害怕嘛。海瑞的戏我就是爱看，老百姓都夸他是海青天嘛。不管怎么说，清官总比贪官好吧，你们说对不对哟!”
政治局的常委们都知道朱老总的脾气，心里咋想就咋说，肚子里面藏不住话。但这些话牵扯的问题太重要了，因此，大家都是冲着他笑，谁也没有答话，谁也没敢点头，谁也没有表态支持。
彭真眼圈一热，差点涌出泪来。他把头往旁一扭，好不容易才控制住了自已的感情，没有表现出来。他乘小解的空儿，走到刘少奇跟前，悄声说:“刘主席，一定要想法通过这个《提纲》，把当前的浪头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要不然发展下去，后患无穷哪。”
刘少奇不动声色地推了他一把，轻轻点了点头。等彭真坐回到原位后，他说:“我对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了。我觉得，这是当前学术评论中最好的一个文件了。吴晗的性质怎么定，根据现有的材料还很难下结论。我们不能听风就是雨，一定要注意划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文艺界的形势，十六年来总的形势是好的嘛。不要以为有一两个坏戏，就能把我们无产阶级政权颠覆掉，那除非我们的政权是纸做的、泥捏的。我还是主张多表扬、少批评，批评以鼓励性的批评为主。在一九六一年党的扩大会议上我就讲过，和彭德怀有相同观点的，只要不里通外国，就可以翻案。在党的会议上讲的，就不定罪，我还是这个观点，要不然，谁还敢讲心里话。同志们有不同意见，还可
以提。”
邓小平把手中的材料放在桌子上，接着说:“吴晗写了自我批评，我看了。看样子他与彭德怀没有什么关系，他的问题恐怕也就是那些，没有什么别的大问题了。彭真等同志的《汇报提纲》，我也没什么可补充的。就这样吧!”
陈云、李富春等人也赞同地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大家还有什么要讲的?”刘少奇问。
周恩来把目光转向彭真，亲切地说:“看样子这个《提纲》还没来得及在你们小组内传阅。是不是?对了，一定要让大家都看一遍，把文字、内容都搞得完备后，送给毛泽东主席审阅……”
“不，要向毛主席汇报去，五人小组的全体成员都去，”刘少奇说。
“对!我们要集体向毛主席汇报，征得他的意见后，才能作为中央的正式文件发下去。”周恩来强调说。
会议结束后，彭真的小轿车缓缓驶出中南海，来到天安门广场。彭真走出轿车，一步步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他凝望着披着新春灯光的天安门城搂，脑海中出现遐想联翩。这时，西长安街的电报大楼，正好敲响了午夜十二点。
啊，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就在那夜间最沉寂的时候，正是新、旧日子的交接点。
雪从傍晚就下，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就像银色地毯，铺在钓鱼台国宾馆四周。空气清冷透骨，但在宾馆等着开会的彭真心理却热得冒火。昨天晚上，邓拓找到他，向他汇报了当前学术评论的形势，并向他报告了一件令人非常吃惊的消息:
今年二月二日，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主持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座谈会上，江青宣布:“十六年来，我国文化战线上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的根子又粗，又大，又长，无产阶级再不能继续容忍下去了，是到反击的时候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冲锋号，将拉开向资产阶级进攻的序幕。”
消息是上海市委曹荻秋专程派人送来的，无疑绝对可靠。
邓拓优愁地对他说:“那个女人还点了许多人的名字，都定成黑线人物’了。这等于说，新中国成立十六七年来，文化战线简直是漆黑一团。这样的估价，包藏着极大的祸心哪!”
彭真的脸绷得紧紧的，觉得这口气实在难以忍受下去。“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多么耸人听闻!这岂不等于把党的文艺路线，把党从三十年代就建立起来的，以左翼联盟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艺队伍，全都否定了吗?党在文艺战线上的成绩，党在各条战线上的成绩，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哪里去了?彭真强压着怒火，听完了邓拓的汇报。
邓拓说:“如果这样折腾下去，恐怕周杨、陆定一也会受牵连了。”
彭真气得咬着牙，好久没作声。邓拓准备告辞的时候，他才嘱咐道:“就是你，也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回去和丁一岚同志交交底。要相信真理，相信我们的党。”他又把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讨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情况，向邓拓透了点风，说:“只要毛泽东同志最后点了头，这个《提纲》就一定会成为揭露假左派们的重要武器，遏制住他们的阴谋。”
彭真昨天整夜都思考这件事，没睡好觉。他走到台历跟前，翻着日历想:今天是二月六日，明天务必得把《汇报提纲》定下来，在八日的早晨，五人小组的全体成员都到武昌，向毛主席汇报。之后就让政治局常委通过，以中央文件的名义下达。
许立群推门进来了，告诉他说:“五人小组的成员都到了，开会吧。”
彭真点点头，跟着许立群走进会议室。
陆定一还像往常那样，嘴角衔着一根烟，在开会前闭目养神。周扬则和《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说笑话，逗得吴冷西“格格”地笑。康生板着面孔，小眼睛斜脱着周扬和吴冷西，目光阴冷，给人以芒刺在背之感。
彭真坐定后，就宣布开会。许立群以学术评论办公室主任的身份，对人们说了昨天下午在中南海向在京常委汇报的情况，然后就把《汇报提纲》宣读了一遍。
刚宣读完，陆定一就睁开眼睛，连喊“过瘾”，说:“这样的提法，才显示了党的光荣传统，它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论战风格。”接着又提出了几条补充意见。
周扬和吴冷西也对《汇报提纲》表示满意，并对进一步的修改提出一了意见。
彭真的目光转向康生，想听听他的见解。
康生连打几个哈欠，干笑了几声，说:“我看还是把它提交毛泽东同志，由他决定吧!”
“我们作为毛主席的助手，作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领导成员，应该向他提供很好的政策依据，以便让他正确地行使中央领导权。”彭真对他说。
“那好，那好。”康生不耐烦地摆了摆手，“既然是刘主席及其他常委们都表示没啥意见了，就这样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去吧!”
会后，许立群、姚溱和王力等人又在大家讨论的基础上，对《汇报提纲》修改了一个晚上和一个上午，才在二月七日下午正式定稿。
康生一回到家里，就冲着妻子喊叫:“快给我准备几件衣服，明天我要去武昌见毛主席!”
“就你一人?”曹轶欧迎过来，替他整了整衣服，又摸了摸他的手。他的手很凉，骨头好像都能摸得着，又细又长。
康生阴沉着脸，鼻子一哼说:“还有他们!”
曹轶欧知道，“他们”指的是五人小组的彭真、陆定一、周扬和吴冷西四人。在康生上了楼梯，到他的卧室里对着镜子刮脸的时候，曹轶欧就把已经准备好的一套灰色中山服，给他拿了过来。她告诉他:“刚才陈伯达同志来电话，问你回来了没有!还说有重要情况向你报告。”
康生侧过脑袋问:“江青呢?她没来过电话?”
“没有。”
“这个女人，真是难成大事，关键时候就不见踪影了，”康生嘟嚷说:“现在是两军交战，主帅对峙，她却光做表面文章，图虚荣，摆威风，不解决实际问题，”
“现在要解决什么问题呀?”曹轶欧问他。
“唉，一言半语也很难和你讲清楚。”康生忽然想起了什么，急忙走下楼去。他从公文包里取出《汇报提纲》的讨论稿，交给了老婆，说:“你无论如何要在电话里找到江青，把明天我们去武昌见主席的消息，报告给她，再把这份《汇报提纲》的内容，向她汇报，让她快做准备。”
“情况这么紧急!”
“太重要了，这个提纲要是生效，批判《海瑞罢官》以来出现的好形势，就被破坏了，我们也要完蛋。现在是有我无他、有他无我的时候。如果主席再不当机立断，这步棋就输定了!”
“政治局常委们的态度，究竟怎样?”
“全在材料里。”康生指了指交到老婆手里的那卷材料，“记着，除了江青同志，里面的内容，任何人都不让知道，电话你要亲自打，不要用秘书。一定要让江青同志亲自接电话。摸清她的住处后，告我一声!”
曹轶欧再没跟他说什么。她知道丈夫的脾气。他在兴奋或得意的时候，话很多，如果遇到麻烦或是赶上倒霉了，就变得沉默寡语，谁要在这时候和他罗嗦，他就会把怒气全都转到谁的身上，使你下不了台。妻子走后，康生就跌坐在沙发里，两只大姆指使劲按着太阳穴，思索起来。他现在很佩服彭真的政治才干和斗争手段。他居然能采取巧妙的办法，使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被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常委接受，尔后又逼你就范。
康生对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未来，历来都估计得很高。可是现在，彭真却把他弄得一筹莫展。他不知该怎样应付这种局面，只能暂时保持沉默。
第二天一早，康生在一位秘书的陪同下，钻进红旗车，直驶首都机场。彭真和五人小组的其他人员早已经到这里，在等着这位迟到的理论家。专机早在前一天就加了油，作好起飞的准备。等康生来后，彭真等人稍事休息，就同前来送行的人一一握手，登上飞机舷梯。
大约两个小时后，专机在武汉机场降落。彭真、康生、陆定一、周扬、吴冷西依次走下飞机。几辆拉着窗帘的黑色轿车，早就在机场等着他们。他们上车后，轿车穿过一扇侧门，飞速驶离机场，朝东奔毛泽东下榻的宾馆而去。
毛泽东在前一天接到了他们要来汇报的电报，早已作了安排。
毛泽东站在门口，同彭真紧紧握手。
彭真说:“湖北的气候就是比北方暖和，我这身衣服，几乎穿不住了。”
毛泽东笑着捶了他一拳:“要学会适时换衣哪!”
康生拉住毛泽东的手，久久不放。透过镜片可以看出，他那浓眉下两只微黄的眼睛，睁得很大。他舔了舔嘴唇，想对毛泽东说什么，却没说出来，只吐出了两个字:“您好!”
毛泽东点点头，算作回答。
除了从新闻照片和电影上外，毛泽东很久没见陆定一了，他那红润的脸色一点没变，身体还是那么结实，就是头发白了，也显得老了些。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听说中宣部很有点衙门味道，专门扣押左派的文章，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主席，你想我有那么大的权力吗?”
“噢，看来你也有难处哟。”
毛泽东又和周扬、吴冷西、许立群等人握手后，就进了宾馆的会议室，准备在那里听取他们的汇报。他坐下来，安闲地点燃一支香烟，幽默地说:“你们是掌管文化革命的五员大将，我今天是要听你们的了。听恩来讲，你们准备了个《汇报提纲》，已经在北京议了议，好，今天我也见识见识。”
彭真说:“今天主要是请示主席来了，当前的学术讨论正在向纵深方向发展，我们提了些意见，想请你指正指正。”说完，示意许立群开始汇报。
许立群拿出那份誊写完毕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照本宣科。当读到吴晗的《海瑞罢官》引起争论时，彭真插话说:“主席，我们都认为对海瑞的批判是学术之争，不能和政治扯到一起。我们不能把整个历史学界都看成一片黑暗，毫无是处。我们要保护历史学家们。”
“那吴晗是不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呀?”毛泽东闭着眼睛问。
“通过调查不是。”彭真回答。
“吴晗文章的要害是‘罢官’二字，也就是指我们罢彭德怀的官嘛。这是康生同志向我讲的，是他的‘发明权’哪。”毛泽东微微睁开眼睛，目光瞟向康生和彭真。
康生和彭真的脸同时红到耳根，前者是出于恐惧，后者则是出于对康生的愤怒。康生没想到毛泽东会突然把他端出来，这等于把他放在了五人小组中其他四个人的对立面。他急忙摇手，说:“不，不，不是我的发明权，是毛主席的发明权。”
毛泽东有些不高兴了，他那威严的目光盯在康生脸上，说:“明明是你的发明权嘛。早在一九六四年，你就和我说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和彭德怀有关系，同庐山会议有关系。难道你忘了?”
康生的脸一阵抽搐。头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立刻不吱声了。他发现彭真、陆定一、周扬、吴冷西都面带冷笑，用鄙视的目光看着他，就很不自然地掏出一支香烟，摇住身子，吸了起来。
“通过这次学术讨论，我们打算对学术界的左派们进行一次整风，帮助他们进一步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彭真对毛泽东说：“比如关锋、戚本禹、陈伯达这些同志，他们都写过一些有错误观点的文章，都需要通过讨论，改正他们自身的缺点。”
毛泽东的眼睛内闪闪发光，伸出手，打了个有力的手势，大声说:“不，这个问题三年以后再谈。现在的主要锋芒，是针对吴晗的，其他的左派要保护，不要打击左派。”
“那吴晗同志的问题，要不要下政治结论?”彭真问他。
“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出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完结的。”
彭真一怔，他捉摸不透毛泽东的这话是什么意思。既然吴晗暂时不能做结论，那他为甚么还要讲什么《海瑞罢官》的要害呢?可以发动广大学术界的有识之土，自由、平等地进行讨论嘛。
毛泽东从许立群手里接过那份《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饶有兴趣地看着，边看边一古劲地吸烟，烟灰掉下来，落到他的衣服上都不知道。直到彭真站起来，走到他身边，轻轻地给他拍去膝盖上的烟灰，毛泽东的注意力才转向他们。他淡淡地冲着彭真一笑，说:“这个《汇报提纲》我清楚了，你们都是这个意见吗?”除了康生坐在那里发怔外，彭真、陆定一等四个人，都点了点头。
毛泽东笑着说:“看来，你们五人小组的副组长还是陆定一当好。少奇同志建议康生同志当，我改成定一同志了，中宣部长就应该抓文化领域里的大事嘛。你们说对不对?”
康生的脸色顿时变灰，他握住自己的双手，无力地倒在沙发里。毛泽东今天对彭真、陆定一等人特别温和，没有对他们说一句斥责的话，而对姚文元、张春桥和他自己，却连一句支持话也没有，这太使他失望了，他觉得搞政治就像六月的天气，说变就变，毛泽东随时都有改变主意、收回成命的可能。自己一旦押错了宝，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他这时只能表示沉默了，这是最好的策略。想到这里，他索性闭上了眼睛。
“主席，你对我们的汇报，还有什么意见吗?”彭真问他。
“没有了!”毛泽东把剩下的半截烟头拧熄在景泰蓝烟灰缸里，站起身来说::“我建议你们五个人再议一议，争取统一思想。就这样吧!”说完，作了个送客的表示。
从毛泽东住地出来以后，彭真乘车来到康生住的地方，找他商量进一步修改《汇报提纲》的事情。康生拍拍额头说:“这几天不知怎么搞的，我已经失眠了。晚上睡不好，白天头疼，文件还是你们草拟吧，反正到时候我是会画圈的，对不对啊，彭真同志?”
彭真对他这种不阴不阳的回答，十分反感。他皱了皱眉头说:“那好，等提纲定稿后，再请你过目吧!”
送走彭真后，康生把灰色呢大衣往床上一扔，连忙问秘书:“轶欧同志来电话了吗?”
“来了。”
“她说什么?”
“她说江青同志现在在上海。电话号码是……”秘书还没打开笔记本，康生便急不可待地夺过去，就像一个即将被淹死的落了水的人，在抓救生圈一样。“好了，没你的事了。不准任何人到我的房间来，对外，就说我生了病。除了主席、轶欧的电话，我一律不接!”他告诉秘书。
江青接了康生的电话，非常吃惊。她没想到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们，会迅速地采取对策，更没想到彭真会马不停蹄地赶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常委们的意见。这些措施，就像洪水到来时修出的几道人工运河，把波涛汹涌的水患疏导开了。哼，还想叫老娘败在你们手里吗?没门儿!
江青顺手理理头发，哗地拉开窗户上那绿色的绒布窗帘，推开茶色玻璃窗。辽阔的天空，稀疏的白云飘荡着，金色的阳光普照着大上海，驱散了早春的寒气。从这里，可以看见市里鳞次栉比的楼房大厦，可以看到四通八达的街道上，那些行色匆匆的人们。她这时却想：历史多么地会和人们开玩笑，二十四年前，当她还是个二十刚出头的姑娘时，不是挤身在那些衣服褴褛的行人中，为糊口而奔波吗?而今天，她却成了能影响和干预七亿人口的思维和活动的女强人。她再不需要为争风头，而去看人们的眼色行事了，现在她是完全可以根据过去人们对她的恩怨，来决定他们的命运。
她在部队文艺工作者的座谈会上，滔滔不绝地讲了三十年代她在此地的文艺界，所受的凌辱。当她点名道姓地指出周扬、夏衍、田汉等人都不是好人时，参加会议的人们惊异得都睁大了眼睛。
在会上的那一阵儿，她很得意。她手里拿着一本《毛泽东选集》，左手推了推眼镜，右手的中指敲着桌子说:“对于那些黑帮黑线，我们就是要揭露，要批判，像什么《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京剧目初探》之类的毒草，都是伪造历史，抬高他们自己的，我们都要有计划地进行彻底地批判。不要怕有人骂我们是打棍子，我们一定要顶住!”
她在部队文艺工作者的座谈会上，赢得了人们的掌声。这不仅是因为她的语言富有煽动性，更重要的是，她手中有权。权，是能决定一切的。
康生来的电话，有如在她的头上浇了一盆冷水，感到事情并非像她想得那样简单，现在她才知道，她高兴得太早了，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
轻轻的敲门声，打断了她的思维。她没好气地喊了一声:“进来!”当她看见来人时，那满脸烦恼的神色，立刻就被笑盈盈的面容取代。
张春桥戴着珐琅架镜，背头梳得油光一亮，他身后跟着来的是姚文元。
“我正想找你们哪!”江青把他们让进客厅，一边沏茶一边说，“座谈会开得我精疲力竭，没想到突然又刮来了一股冷风。”
张春桥打开公文包，从里面抽出几份《简报》说:“无非是他们再多组织几篇文章，替《海瑞罢官》小骂大帮忙而已。我已经跟部队的同志们打了招呼，约他们反击了。瞧，这是座谈会上的《简报》，大家对你的讲话评价很高哩。”
“不!现在要紧的不是这些!”江青两手抱臂，一屁股坐进沙发里，压低声音说:“彭真那个五人小组搞了个《汇报提纲》，已经向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汇报过了，常委们认可了他那个东西。昨天，五人小组又向主席作了汇报。”
“主席的意见呢?”张春桥问她。
“唉，他那个人从来是有话不明讲的。他心里什么都清楚，就是在等待时机。”
张春桥很快就明白了江青这话的意思。他知道，不成熟的政治家，往往在困难面前惊慌失措!而老练的政治家，则能在风云变幻的时候随机应变，作出正确的判断来。他从沙发里站起来，走到窗户口站了一会，突然来了个急转身，用坚定的语气说:“江青同志，请您放心，我和文元同志早已下了决心，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思想，誓死如归，杀头坐牢也要走到底。凡是主席不便讲的话，我讲!凡是主席想干而不便干的事，我来干!只要您发令，我们一定冲上去，轻伤不下火线!”
姚文元鼓着金鱼般的大眼睛，望了望他俩，不解地问:“那主席下一步的打算是甚么?”“我不是在这里召开座谈会吗?我可以再一次地告诉你们，我来这里是请示过主席的，我讲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敢负责!”瞟了姚文元一眼，对着张春桥说，“这一点，您是知道的!”
“那当然。由于江青的特殊身分，她的话处处体现着主席的意图嘛。”张春桥说。
姚文元连忙解释:“这我丝毫不怀疑，我只是想更明确一下我们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当然是和他们斗到底嘛，这还有什么可说的?”江青把刚端起来的茶杯，又放在茶几上。
张春桥思索了片刻，走到江青跟前，轻声说:“斗是要斗的，关键是要看怎么斗争法，这里面要讲究点斗争艺术。我主张，咱们现在先积蓄力量，准备文章，先别公开出击。看看北京的反映再说。特别要注意观察彭真的动作。从他的言行里，可以看出那位主席的意思。”说罢，他用手指弹了弹半截烟的烟灰，冲着江青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
江青十分佩服这位军师的高见。她知道，张春桥曾阅读过大量的历史著作和理论著作。他通过研究历史事件，掌握了一套斗争策略。遇到重大问题，他能追根究源，抓住事物的关键。这一点，是她所依靠的那帮笔杆子们所不及的，她很满意地对他点了点头。
二月十日上午九点半，刘少奇在自己的书房里，接到彭真从武汉打来的电话，彭真详细地向他汇报了毛泽东接见五人小组时所作的指示，同时建议中央将《汇报提纲》批发下去。刘少奇的心情今天特别好，毛泽东这次跟五人小组谈话，只提出问题，听取意见，并没有过多地发号施令。而且，他的老朋友还把《海瑞罢官》的要害是所谓“罢官”的发明权，推到康生身上。这是不是意味着老战友已改变了工作方法，要改弦易辙呢?
“彭真同志，毛主席对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提出什么不同意见了吗?”刘少奇又在电话里问他。
“没有。毛主席在听取汇报时，情绪很正常，没有提出什么否定的意见。”彭真回答。
“那好，你可以以党中央的名义草拟一个批文，让大家传阅一下，特别是要征求一下康生同志的意见。然后，在二月十二日下午三时，就在我的家里开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一下批文，将《汇报提纲》批转下去。你看?”
“我完全同意刘主席的意见，现在到了当机立断的时候了，否则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王光美从门外走进书房。看见自己的丈夫满面红光，精神愉快，心里很高兴。这几个月来，他的脸上很少出现过笑模样。她轻轻走到他的身边，把一束腊梅花插到书案上的花瓶里，微笑着问:“有什么高兴的事吗?”
“毛主席终于听取了彭真他们的意见，这场学术讨论可以按着正常的气氛和方式进行了。光美啊，我们国家再也经不起这一场又一场的穷折腾了。再这么穷斗下去，国家的建设怎么才一能搞好呢?”刘少奇很兴趣地拿起花瓶，把那束腊梅转来转去看了几遍，又嗅了嗅它的香味，问:“哪来的？”
“邓大姐送的。”
“噢，恩来同志和颖超同志是很会生活的。他们不仅把日常工作搞得井井有条，而且在生活上也很会调节，弄得很有情趣。他们俩个都是我们党很难得的人才哟。”
“那我们的生活方式，你感到不太满意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觉得我的工作太吃力了。很多想干的事，干起来总是力不从心。看来，我得把权力多给下面的同志放一些，不能老把事务性的工作，集中到我这儿。”
工光美为他理了理头上的一络银发。她发现，丈夫这一段更加显瘦了。眼睛周围，出现了一圈黑色，这是疲劳过度的缘故。平时由于工作忙碌，她很少有这样的空间，仔细观察自己的丈夫。现在，看到他那消瘦的身体和面容，她又心疼，又惭愧。她觉得，作为一个妻子，没能关心、照顾好自己的丈夫，这是一种失职。刘少奇看到她的眼睛湿了，关切地问:“你怎么啦?身上不舒服吗?”
王光美摇摇头，伸出右手背擦了擦脸上的泪，却又笑着说:“不，我很好，看到你高兴，我也高兴。”
王光美长得身材苗条，有一双黑而明亮的眼睛，头发乌黑，使人很难看出她是个四十多岁的人，刘少奇深深地爱着她。
在二十年前，抗日战斗刚刚结束，解放战争的序幕即将拉开时，刘少奇认识了王光美。那时她才二十岁出头。头一次见到他，王光美就被他的伟大人格和领袖风度所折服。她虽然出身于民族资产阶级家庭，但非常信仰马列主义，很早就投身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洪流中。有一次，她上汽车时滑了一跤，刘少奇把她搀扶起来。打那以后，他俩就恋爱、结婚，朝夕相处了。刘少奇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对她的关怀无微不至;她尽了当妻子的职责，也给他的工作提供了不少方便。当王光美久经考验，成了党的领导干部后，还经常协助他做些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供他参考的建议。
“少奇，你觉得康生这个人怎么样?”王光美问他。
“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我听不少同志反映，这个人不大老实，总想踩着同志往上爬。”
刘少奇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说:“有些情况，只限你自己知道，绝对不能外传。康生在历史上是反我的，但现在又似乎是坚定地支持我的，对我很尊重。所以，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要过早地、轻易地下结论。”
“他是在一九三一年，当时共产国际发了一个文件，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康生也在《斗争》杂志上以谢康的名义攻击我，这些事情过去就算了。但是他在一九六一年，又要主编我的《选集》。去年一月他告诉我，我的《选集》已经定稿了，就等我的一句话，就可以付印了。当时我想到应该突出毛主席，不应再搞我的《选集》，所以没有同意他的意见。对这样的人，我们应该小心些为好。”
“你是不是应该提醒主席一下，不要上他的当?据说，《海瑞罢官》的这场风波，就是他一手掀起来的。”
刘少奇站起来，走到书架跟前，随便抽出了本书翻了几页，又把目光转向妻子，小声说:“这个问题，我会妥善考虑的。你不要再过问这方面的事了。”
王光美听了丈夫的话，给他沏好一杯茶，就退了出去。
刘少奇重新回到书桌旁，又考虑起彭真刚才的电话来。毛泽东当着五人小组的全体成员，抬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发明权是康生，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呢?
对康生的历史，刘少奇是比较清楚的。他在一九二五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过一九二五年的上海工人‘二月罢工’。五卅运动后，当了上海总工会的干事。一九二六年在上海大学任中共特委书记，十月二十四日曾组织上海大学学生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一九二七年初，他到浦东区任党的区委书记。此间，他曾根据中共江浙区委的决定，组织浦东区工人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二次和第三次武装起义。那时他已经二十七八岁了，第二年，他和在上海人学的同学曹轶欧结了婚，改名赵蓉，到江苏省委任组织部部长。
当时，中央的大权掌握在李立三手中，康生不遗余力地吹捧李立三，处处显示他对李立三的忠诚，很快于一九三0年被提拔到中央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当瞿秋白和周恩来受共产国际委托，召开了扩大的六界三中全会，传达了共产国际决议，批评了立三同志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夸大估计和组织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的错误做法后，康生义迅速转向，吹捧王明。
由于康生对王明跟得紧，很快就当上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还参予了中央某一机关的领导工作，兼任中央职工部部长。一九三三年，他离开上海到了苏联，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成了王明的副手。党的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后，他在苏联还多次活动，要求共产国际批准王明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在各种会议上，领头高呼:“王明同志万岁!”
一九三七年底，王明和康生从莫斯科回国，康生留延安工作，王明到国民党统治区做统战工作。康生见王明逐渐失去以往的权力，又立刻改换门庭，摇身一变，成了反对王明错误路线的英雄。刘少奇从康生的历史中，看出此人往上爬的秘诀，就是:党内谁有权就跟谁;谁的职务高就捧谁;谁说话顶用，就依靠谁。
现在，他又竭力在毛泽东面前散布《海瑞罢宫》的要害是罢官，硬把吴晗跟彭德怀联系在一起，他究竟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刘少奇反剪着双手，在书房里踱来踱去，苦苦地思考着这个问题。
彭真写了党中央转发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批文后，又看了两遍，觉得没什么问题了，才让秘书送去打印。他并告诉秘书:今晚务必送五人小组的全体成员传阅，因为明天他将乘专机回北京，参加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
秘书马土拿着批文打印去了。
彭真活动了一下筋骨，迈着悠闲的步子，走出他住的小院，来到东湖边。他在湖边散了一会步，天就黑了，湖面上泛出青光来。尽管这几天他觉得很累，但心里却很舒坦。他边散步边活动着，向陆定一住的小楼走过来。
彭真见了陆定一，可能是由于大功即将告成吧，陆定一显得很高兴。他的穿戴和其他人不同，穿着身黑色的马褂衣服，表现得老沉稳重，很像个学者。
“伙计，等中央将《汇报提纲》正式批发下去后，下一步就要看你的喽。”彭真在陆定一肩上拍了一下，笑嗬嗬地说:“向假左派们作战，我们得学会造武器哟。”
陆定一镜片后的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他把彭真拉到身边坐下，说:“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两下子。文件一下达，全国的风向就会马上改变。姚文元他们苦心经营的叫卖摊子，就该收场了。我发现在你身上，有一种非凡的、可贵的工作能力。相比之下，我们这些学问家，毕竟比不上你们政治家。”
“别夸了，下一步的斗争，还很难预料呢。”
“那除非他们推垮整个党中央，让国民党反动派再卷土重来。”
“唉，现在真正的危险，来自那些戴着马克思主义红帽子的政治骗子。他们动不动把革命领袖当成偶像来崇拜，一切听他的，人民都不用动脑筋了，这难道不危险吗?我和一些年轻同志经常讲，我们年纪大了，到老的不能工作时，请诸位帮忙提个醒，不要等到老朽糊涂时，还占着位置。”
“你讲得完全正确!不过，现在我觉得党内的事，有时也很难说清楚。”
“什么意思?”彭真问他:
陆定一把房间的门关住，小声说;“据说去年十月份，毛主席在彭德怀同志出任三线副总指挥前，和他谈了话。毛主席说:‘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分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应当为后代多想事、多出力。庐山会议己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一边。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彭真同志，不知到底有没有此事?”
彭真想了想，说:“那次谈话，我和少奇、恩来、小平等同志都参加了，毛上席是说过这种话。”
“那别说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不是为彭德怀翻案，退一万步讲，就是为彭德怀同志翻案，也不该遭此讨伐呀!”
“定一同志，我们讲话要注意分寸。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应该维护毛主席的威望嘛。我们考虑问题，要从大局出发，这点恩来强调了多次，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
陆定一愣了一下，端起茶杯喝了口茶，叹着气说:“文化战线上的工作难搞啊，弄不好就容易被人揪住小辫子。像林彪那样唱唱高调，喊喊口号，当然容易，可那些东西不是马列主义啊!我老婆对那一套东西烦透了，一听那些东西，神经都紧张。”
彭真不由得笑出声，说:“也不必那样。他唱他的高调，我干我的实事就行了，犯不着和他们大吵人闹。我想，《汇报提纲》转下去后，全国的形势会缓和的。”
两人又研究了一些如何在报刊上讨论《海瑞罢官》，话题就转到陆定一最近收藏的古玩、字画上。彭真没想到他对那些古董、文物，还颇有研究，立刻被他渊博的知识和独到的见解吸引住，听起他那滔滔不绝演讲来。
这当儿，在离他们不远的另一处豪华住所，康生正坐在客厅里，一手端着香茶，一手拍着拍子，嘴里跟着电影的音乐哼哼着，在看戏剧片《杨门女将》。
秘书推门进来，在他身后悄声说:“有一份重要文件，需你签字。”
康生正在兴头上，头一也不回地说:“明天再说!”
秘书没有说什么。他知道这个时候，如果催他签字，康生会大发脾气的。但是，刚收到的这个文件，明天就要递交中央政治局，事情又很急。他想了想，决定等电影放映完后，再来向他说这件事。他刚走出门口，康生又突然把他叫住。
“哪里发出的文件?”
“是中央批发《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批文。彭真同志要你今晚务必审阅一遍，因为明天他就要向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批准下发。”
“关掉放映机!”康生像被人打了一闷棍似地跳出来，屋里的灯光立时亮了。他从秘书手里接过批文的草稿，一字一句地连看了好几遍，脸上干瘦的的肌肉不由得哆嗦起来。他本想发作，但看了看秘书，却又把怒火压了下去。他从彭真草拟的批文中，已经看出了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常委们的态度。他不能把自己的情绪暴露给秘书。他在大厅里踱了几步，就对秘书下令:“拿笔来!”
秘书急忙把红蓝铅笔递给他。
康生飞快地在文件签名处划了个圈，然后签上了他的名字。
第二天下午二时，在中南海的福禄居四合院内，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李富春、陈云等人又见面了。他们说笑着进了会客厅，王光美以主人的身份，端来糕点、水果和茶水，热情地招待人们。今天，在京的政治局常委要研究并通过《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他们在等着彭真来汇报。
这座古雅、幽静的小院，曾是清末慈禧太后的寝宫，现在成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居住地。光彩夺目的鎏瓦金檐，在阳光下熠熠闪光，客厅里摆着古老而朴素的描金檀木家俱，挂着巨幅字画。刘少奇喜欢坐在他那张细竹编织的腾椅上，他正和邓小平议论什么，彭真喜气洋洋地进来了。
“就等你喽。”周恩来把他拉到自己身旁坐下。“怎么样?主席身体健康吧?”
“毛主席不但身体健康，而且情绪很高，看来他在南方精神很愉快、他让我转达他对在京常委们的问候，特别关切地问道了少奇和恩来同志。”彭真边说边把手中的批文复印件，分给了每个人。
大家接着就阅读彭真等人为中央起草的文件和批文。刘少奇草草看完后，温和地笑着对彭真说:“你先把毛泽东同志接见五人小组全体成员的指示内容，向大家传达一下吧。”
彭真点点头，从容不迫地打开记录本，把二月八日毛泽东和他们的谈话内容，原原本本地传达了一遍。末了，他补充道:“毛泽东至始自终都对当前的学术讨论，表现很大的关心，强调要加强领导，正确引导，一定拿出马克思主义水平较高和很高的理论文章来，保证这次学术讨论，取得圆满成功。”
刘少奇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至今，学术界很活跃，什么样的议论和观点都有。这是好现象，我们党就是提倡百家争鸣嘛。但是，也有少数人不好，他们什么道理都不讲，只是装腔作势，靠帽子和棍子吓唬人，我在一九六一年的中央扩大会上就提到，我们过去几年重复了党的历史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这次关于《海瑞罢官》而引起的学术评论，无论如何要避免这类错误。彭真等同志提出的这些意见，我认为很好，可以发给全党，遵照执行。”
邓小平把手中的文件合起来，说:“吴教授能有多少问题呢?我看不必要那么大动干戈了。这个《提纲》所讲的观点比较温和，能对姚文元的那些观点起一定的纠偏作用。我也同意发下去，让全党对照当前的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方案。”
“我同意少奇和小平的意见。”朱德两手拄着拐杖，态度很严肃地说:“我们对一切和我们合作的知识分子，都要尊重人家、爱护人家，不能动不动就大开杀戒嘛。据说那个姓吴的教授，过去表现很不错，给找们党办了不少事，这是大节和主流。至于写了个什么戏，那有什么了不起!《海瑞罢官》我没看过，你们谁看过?哦，除了彭真同志外，大家都没看过。看来，彭真同志当这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组长是胜任的。总之，我的倾向是多保护一些专家、教授，他们是革命的宝贵财富哟。”
周恩来仔细地推敲着《汇报提纲》中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这位历经风浪的传奇式的人物，从来不轻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作为一个稳健的政治家，他的成功之处，在于有先见之明，对形势能作出充分的估计，能经常地、牢牢地抓住主动权。
等李富春、陈云等人都发表完意见后，他才平静地问:“彭真同志，毛主席认真地阅读了这个提纲了吗?”
“不但阅读了，而且我们逐条逐句地向他作了认真的解释和汇报。”
“他没对里面的条文，提出反对或不同意见吧，比如‘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些观点?”
“没有。我们在汇报时，主席一直很高兴地听着，没有任何反驳的地方。”
“这么说，主席已经批准了这个文件?”
“是批准了。”
周恩来站起身，端起一杯茶水，喝了口水，微笑着对刘少奇说:“既然主席没什么意见，我也同意以中央的名义，把它发至全国县团以上的党委或党组。让他们制定具体执行方案。”
刘少奇很了解周恩来的为人和才华。他考虑工作，慎重而又周密，失败和挫折，能使他更加发愤和谨慎;成功和胜利，也不会使他陶醉与骄傲，所以他能经常立于不败之地。周恩来表态后，刘少奇作了最后总结:“五人小组的这个《汇报提纲》，就这么决定了。立即印发全党，成为指导全国开展学术评论的纲领性文件。北京的学术评论，你们五人小组要亲自抓，抓出经验来。然后，用典型经验来指导各省、市的学术一讨论。”
在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当天夜里，陈伯达就知道了这次会议的内容。他急忙在家里给关锋打了电话，要求他把那篇批判《海瑞罢官》要害的文章，快从中宣部要回来。
“怎么同事?文章已经打印若干份，发给有关部门了！”关锋告诉他。
“什么?”陈伯达的脸色刷地变白。他的那只握电话的手又不住地颤抖，说:“关锋同志，你在哪里?你能马上到我这里来一趟吗?不，别到家，到我办公室来!”
陈伯达曾以“政治秘书”的身份，跟毛泽东多年，是个在政治漩涡闯荡的老手。他知道一旦犯了路线错误，就身败名裂了。现在，他有一种被人推上祭坛，要当牺牲品的感觉。
关锋推门来了，陈伯达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急切地说:“事情要出岔子了，中央即将下达一个重要文件，要对左派们进行整风。据说毛主席已经同意了彭真他们的意见，我们再搞下去，会整到我们自己头上来的!”
关锋打了个寒颤，脸色变得苍白，结结巴巴地说:“怎、怎么搞的?难、难道他变、变卦了?”
“很难说。政治上的东西本来就无常性，何况文化上的结论呢。”
“那怎么办呢?”
赶快把发出去的文章收回来，没有发出去的，暂时扣住，别发了。另外，你和林杰的文章，千万别说让我看过，能做到吗?”
陈伯达很不自然地笑了笑，用不信任的目光看着他。关锋似乎对他的失态有所察觉，脸上掠过一丝嘲讽。
“伯达同志，你敢肯定眼前的反复会长久吗?”关锋不大相信政治局势会突然向着相反的方面转化，“我建议你在最近见一下毛主席，直接听听他的意见。”
陈伯达觉得关锋的想法，很不现实。毛泽东并不是说见就能见到的，除非他想马上见到你。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开了会，通过了一个对自己极为不利的文件。如果他要按照原来的方案，再继续干下去，他们恐怕就会被定为“反党分子”。
“伯达同志，我觉得你以前跟我讲过，搞政治就得冒些风险，才能取得最大的成功。”关锋又对他说:“我觉得北京总有那么一些人，在反对或抵制毛主席的决定和意见。”
“但是党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呀!”
“可真理有时偏偏在少数人手里。”
“不管怎么说，我的态度向你表明了，到一定的时候，你要给我作证。”
“不用担心，我作为你的学生和助手，懂得如何保护我的老师和首长的。”
陈伯达很喜爱对面这位助手的胆识和才气，但他实在不愿冒大的风险了。当他通过观察表情，确信关锋不会出卖自己后，他的心才稍微宽慰了些。
“伯达同志，你即使见不到主席，也应想法见江青同志或康老，他们或许能知道点实底”关锋又出了个主意。
这话提醒了陈伯达。他是应该跟江青或康生谈谈话，摸一摸底。凡事不能不留条后路，如果这里退下来，一旦风向发生变化，那又该怎么办呢?想到这里，他又拍拍关锋的肩膀说:“你到底是政治上成熟的坚定左派，有个很好的主心骨，这下我就好了。到时候，我会给你记功的。”
北京的二月，气候很冷，还经常刮风。有时风刮得很猛，带着黄尘和沙粒，从西部郊区吹过来，呜呜地叫，刮得行人难以睁眼，难以走路。
但这时南方的气候，却很温和。康生住在武汉，没有回去。他对外佯装有病，打算暂时按兵不动。当陈伯达把电话打到他的住地，要向他摸实底时，他正在屋里思谋下一步的斗争策略，来回踱步。他告诉秘书:给陈伯达回电话，就说他正在打针，处于昏迷之中，伯达有事，让他找江青去谈!
他料定他的北京的那帮秀才门，在这种时候会动摇，会惊慌失措的。在这次小小的风浪准备和对立面大干一场，虽然也作了两手准备，他是不大相信毛泽东会改变自己的决心的，特别是江青，她几时认过错呢?
突然，桌子上的那台电话响了，电话铃声的节奏和声音，与其他打来的电话不大一样。康生马上抓起了电话筒。电话里传过来很清脆的声音:“喂，喂，是康老吗？”
“江青同志请您马上来上海，有重要的事情，和您商量。”
康生那昏黄的眼珠，立刻闪出兴奋的光，他连忙回答:“知道了，我马上就动身!马上!”
这是彭真、刘仁、邓拓、吴晗等人几个月来高兴地一次会见。吴晗看完中央批发的《汇报提纲》，激动地紧紧拉住彭真的手，说:“彭真同志，这样的提法我赞成，我打心眼里服气。我不是完人，我有很多的缺点和错误，只要是事实求是给我指出来，即使批评过火点都没关系。只要不给人轻易地戴‘反党’帽子就行。”
彭真长长地吐了口气，说:“不容易呀!我觉得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科学上，发现真理不容易，坚持真理更不容易，好在我们的党中央是清醒的，是伟大的。吴晗同志，这回你可以减轻点负担了吧?”
吴晗苦笑了笑，没有吭声。
彭真看出了他的心思，扭头对胡绳说:“你今天就出发，立刻赶到上海，去见一下张春桥，明确地告诉他，就说讨论吴晗的问题不准谈要害，不准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告诉他，这是我彭真说的。”他把刚印出的几份中央文件，“啪”地甩在桌上，说:“你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如果是，就请他照党中央的指示办!”
胡绳点点头:“我明白了。”
“你收拾一下就走吧。今天是二月十三日，争取三四天之内赶回来。”
邓拓一直没有说话，那瘦长的脸上毫无表情，好像有病似的:等胡绳走后，他才苦笑一声，对彭真说:“你和张春桥打招呼，我看是对牛弹琴，他是不会把党中央的文件，放在眼里的。”
“为什么?”刘仁问他。
“他有后台，可以狗仗人势!”
刘仁冷笑了笑，“哼”了一声，说:“我就不相信党纪国法，对他们毫不起作用。我们国家从来没有超脱法律的特殊公民，我们党内也不应该有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特殊党员。如果我们党确实是有战斗力的，就应该有严肃党纪的措施!”
“讲得太棒了!”
众人一回头，不知什么时候，市委小会议室进来一个三十岁左右的漂亮女人。彭真认出她是《红旗》杂志的记者，叫程虹。这个女人在许多场合，都表现出对吴晗的同情和尊敬。她以记者的身份，曾多次出席北京市委的重要会议，所以许多人都认识他，并不把她当外人。
这个模样漂亮而又很自信的女人，有一种公主般的傲慢神气，算得上是个能人。当她进了屋，彭真立刻就想到什么，他给刘仁使了个眼色，两人就借故走出会议室。屋内只剩下了邓拓和吴晗，正在当着她的面谈论什么。
谁也没想到，仅仅两个小时后，他们的一些言论，就被这个女人整理成材料，通过几个渠道，转到江青手里。彭真和刘仁走下市委大楼后，就一先一后钻进一辆黑色红旗轿车里，彭真对司机说:“绕着市区转转，我要检查一下市容。”
轿车开到长安大街上，。中速沿着街道转起来。彭真说:“中央已经将《汇报提纲》转发下去，第二步就是解决执行中的问题了。我想过几天到成都去视察一下工作，和李井泉同志交换一下学术讨论方面的意见，让他们先带个头。彭德怀同志就在那里嘛。有些事情，我们也不得不想多些。北京市的工作，你就全面负起责来。”
刘仁一边透过玻璃，看着街道两旁的建筑和市容，一边注意听着彭真的谈话。他点着头，低声说:“我有一种预感，总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地结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不会善罢干休的。”
彭真说:“不管他们怎么样，我们还按我们的干。只要在全国造成一种势态，我看他们也没什么蹦达头。现在林彪他们在军内拚命地整罗瑞卿，小平和少奇就是不明确表态，我也稳坐钓鱼台。我们倒要看看他们手里，到底掌握着什么法宝。”
刘仁听了这话，大吃一惊。他简直不敢相信，党中央内部，在一些问题上竟有这么大分歧，都连林彪都杀气腾腾地出马，朝着功臣大动干戈了。
就在彭真和刘仁坐在红旗轿车里，秘密商量事情的时候，在广州临近郊区的一座豪华别墅里，林彪正穿着军装，光着脑袋，蜷缩在沙发里，聚精会神地听叶群给他念《简报》。这些《简报》里全都是报道的江青在上海的一些言行，是叶群从一大堆材料中选出来的。
叶群念完后，端起茶杯呷了口茶，但没有喝下去，只润了润干涩的嗓子。按照她的生活习惯，是绝不轻易喝林彪办公室的茶水的，她自己有固定的茶杯和暖瓶。今天不知怎的，秘书没及时把她的生活必备品带到这里来，并使她有些恼怒。
以往林彪在跟叶群谈话的时候，经常注意老婆的情绪变化。但在今天，他的思想却始终集中在江青在部队文艺座谈会几个讲话的提法上，一边听叶群念，一边捉摸。江青的讲话，跟整倒罗瑞卿有没有关系呢?罗瑞卿的问题，至今还没得出结论，中央和毛泽东都没明确表态，这是他最伤脑筋的一件事。
叶群见林彪很长时间不说话，就站起来说:“育蓉，江青在军队里折腾了这么长时间了，几乎把军队的文艺工作也否定光了，她到底是想整谁?你应该过问一下子!”
林彪两道浓黑的扫帚眉，皱成一个疙瘩，很不悦地说:“反正整不到你头上就行了，你管那么多干啥!现在我们还是闭目养神，照上面办，对他们之间的矛盾不置可否，采取了三不主义:这就是不干扰他的决心，免己负责，免争领导之嫌;不批评;不报坏消息。”
“可江青算什么上面的人，还不是拉大旗作虎皮，在我们面前装模作样?彭真他们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她在北京啥事也办不成！”
“所以我们才要支待她，这时候叫雪中送炭!你懂吗?”林彪从沙发里站起来，走到桌子旁边，轻轻转动了一下地球仪，说:“她就是把文艺界骂它个一塌糊涂、一无是处，对我们能有什么坏处?更何况她的许多提法，得到了毛土席的赞成。她的话，我们同样不能轻易反对，还要给她来个积极响应。让她随便讲，随便问，随她所为，我统统给她开绿灯。”
“可我已经连续收到三四封匿名信了，信里恶毒地骂我是什么‘不要脸的东西’，是‘特务’，是‘天下最坏的女人’，等等。我已经向公安部报过几次案，他们至今破不了!”
“所以你更应该全面地向江青同志靠拢。”
“她能帮我解决什么问题?”
“复仇!”林彪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这两个字。“她干的你支持，将来你干什么，她不支持能行吗?”
叶群这才知道了他的意图。她从沙发上站起来，帮着林彪整了整军装的衣领，说:“育蓉，我马上赶到上海，和江青谈一次话，以你的名义，对她表示坚决的支持。”
“很好!你完全理解了我的意思，而且想的办法，跟我不谋而合。”林彪显得很激动。他笑了，鼻孔涨得很大，嘴巴张开，露出一排又细又长的牙齿，“你最好在明天，不，在今天就动身。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评论的《汇报提纲》，你也带去，听听她的意见。另外，再打听一下毛主席最近有什么最新打算，这一点很重要，你转告江青，我对我现在的地位很满足，无意再
进取。我林彪一切听从主席的指挥和安排，有需要我办的，就请她放心地吩咐。”
一群微微一笑，点一了点头。
张春桥坐在藤椅里，两手交叉着放在胸前，在听彭真派来的代表胡绳说话，他的头梳得溜光，灰色的中山装，别着一枚漂亮徽章，那是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在访问上海时，赠送给他的纪念品。他好长时间一语不发，脸上毫无表情，像石雕一样，心里在想什么，叫胡绳难以捉摸。
“春桥同志，彭真同志很希望听听你们收到《汇报提纲》以后的打算和想法。”
“很报歉，我们还没有开会研究，还说不上什么打算。”张春桥这时才回答说。
“那你看了文件的想法呢?”
“我还没顾得上思索，这一段比较忙。”
“彭真让我转达的话，你们采取什么态度?”
“需要碰碰头。”张春桥这时的脸色黄了，说:“请你转告彭真同志，我会严肃、认真地对待他的意见的。”
“不过，我需要提醒你的是，现在《汇报提纲》的意见不仅是五人小组了，而是政治局的意见，也是党中央的意见。”
当说到这儿时，张春桥的眼睛睁大了，他思索了片刻，才说:“我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定，从来是无条件地服从的。至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如果事实证明是我们错了，我们愿意检讨。”
胡绳收拾起收集到的《简报》和一些材料，起身告辞。张春桥彬彬有礼地把他送到楼下，直到秘书陪他进了轿车，张春桥跟他招了招手，才返身上楼。
刚回到办公室，保密员就进来向他报告，说江青同志来电话，让他马上到她那里去。张春桥立刻猜想到，江青找他，是谈与彭真的《汇报提纲》有关的事情。他知道，今晚是不能回家过夜了，就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号码:“喂，是文静吗?我是春桥。”
“是的，我已经听出了你的声音。不用开口，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今晚又不能回家了，是不是?”妻子的话里含着埋怨。
张春桥苦笑一声:“文静，公事缠身，实在身不由己呀!”
“好，我理解你。不过，你得当心些，外面已经有了你的谣言了。”
“我不怕，身正岂怕影子歪!”
“你别吹牛，到人家抓住事实的时候，恐怕你有千张嘴，也不顶用了。”
张春桥一阵大笑，这是他在自己不便深讲意见时进行掩饰的习惯性动作。他笑了一阵后，对着话筒说了声“再见”，就放下电话。
当他赶到江青的住地，推门进去的时候，看见一个头发灰白的老头背对着他，坐在江青的对面，正悄声和她说话。等那人回头时，他才看清，原来是康生来了。
江青微笑着说:“康老，这一段我在上海，多亏了春桥、文元的帮助哪。”
康生面带忧伤，脸色发黄，那双陷进去的眼睛机械地眨巴了几下，就站起来，握住张春桥的手。用略带沙哑的声音说:“你们是在上海进攻，我是在敌后坚持哪。”
“康老，你们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有问题哪!中央发下来，等于给左派们狠狠浇了一瓢凉水嘛。”张春桥不满地说。
康生的眼睛扫了江青一眼，说:“春桥的眼光就是尖锐，一下子就把话说到点子上去了。你以为那个提纲，我知道哇?告诉你，我这个五人小组的成员纯属聋子的耳朵，是块摆设。彭真他们什么事也不跟我通气，完全背着我搞，弄得我毫无办法。”康生生气地站起来，拿起桌子上的一叠打印的材料递给张春桥说:“我不仅继续组织秀才们写批判《海瑞罢官》的要害的文章，而且还组织戚本禹他们写批判翦伯赞的文章。那个北大的历史权威，是公开跳出来的又一反面教员，攻击文元同志最恶毒。你们看看，你们好好看看!”
江青说:“我就知道康老是不会出卖我们的，他最先发现了《海瑞罢官》的要害，又最先报告了主席和我。如果他又在背后和彭真他们搞这些名堂，不成了典型的两面派了吗?”
康生的脸变得通红，连忙摇着头说:“不会的，不会的，我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对江青同志搞两面派的活动。”
这时，一位身材修长的女秘书走进来，对着江青的耳朵说了句什么，江青顿时兴奋得惊叫起来:“什么，她来了!好哇，现在果真是各路神仙都到齐了!”
“叶群!你们大概不认识她吧，她是国防部部长林彪同志的贤内助，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哇!”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到下边检查工作，途中接到省委办公厅的电话，说彭真和几个部长级干部，明天乘专机飞抵成都，要来视察西南三线建设工程。他分析，彭真此番来成都，定有重要的事情。他立即坐轿车往回赶。
李井泉早在一九四一年，就和彭真认识。那时，彭真是延安党校的副校长，李井泉是学员。彭真经常来李井泉所在的班，给他们讲课、作报告。彭真的知识很渊博，李井泉很佩服他。对李井泉印象最深，尤其使他最为起敬的是，彭真那种敢于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他亲眼看到彭真顶过林彪，顶过高岗，就是对周恩来等一些老同志，他也敢毫无保留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一九六五年十月，彭德怀要出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当他的副手时，李井泉怕给四川带来麻烦，不愿让彭德怀来，曾向中央提出了不同意见。彭真知道了这件事，把他叫去，劈头盖脸地批评了一顿:“谁能保证自己不犯错误?有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彭德怀有错误，中央难道没有责任吗?对同志要多操好心嘛。凡是对有缺
点的同志不热心帮助，反而冷嘲热讽的人，都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李井泉这才认识到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热情地把彭德怀迎到四川来。
《海瑞罢官》的讨论开展起来以后，李井泉心里很纳闷儿:毛泽东为什么要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为彭德怀翻案呢?彭德怀刚分配工作不久，怎么就又把他扯了出来?难道彭德怀果真在要求中央为他翻案吗?
一个晚上，李井泉乘轿车秘密来到成都永兴巷七号彭德怀的住处。这时，彭德怀刚从边远地区视察工厂和矿山回来，彭德怀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
“老彭，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宫>》，你看了吗？”李井泉开门见山地问他。
彭德怀一怔，想了想，诚恳地回答:“我看了，看了许多遍。”
“有什么感觉?”
“统统是放屁，连放屁都不如!”
“老彭，你要冷静点，中央有的领导同志认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为你鸣不平。我想是持反对态度的，你肯定不会闹翻案的。”
“恰恰相反!如果不是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为了维护毛主席的威信，我肯定是要闹翻案的!”彭德怀直言不讳。
“翻案？你能翻得了吗?”
“党只要能正视现实和事实，就会替我平反的。即使我生前不能翻庐山会议的案，死后也一定有我们的子孙后代，来为我翻案。你相信吗?”彭德怀笑了笑，他显得很自信:
“不，不，我不相信!不相信!”李井泉连忙错开话题，说起了别的。
中央内部关于对《海瑞罢官》的分岐意见，他已从不同渠道听到了些:但李井泉是个小心谨慎的人，他不听风就是雨，从来都是按党中央的正式文件从事的。这回，党中央加了批文，转发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评论的汇报提纲》，他认为就是对这场讨论定了性，作了结论。他正准备贯彻落实这一文件，彭真等人就到四川来了。
李井泉赶到机场时，一架波音大型客机，就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彭真第一个走出机舱。一看见他，彭真就微笑着向他招手。接着，机舱里又走出彭真的夫人张洁清和许立群、胡绳等人。
“你好，彭真同志!”李井泉赶忙迎上去。
“井泉同志，你辛苦了!”
彭真紧紧地握住李井泉的手。他凑到井泉耳旁悄声问:“抓学术评论的领导机构，成立了吗?”
“成立了!四川省专门成立了文化革命七人小组，抓这件事。”
“这件事你要亲自抓!”彭真对他说，“毛主席现在天天看各省的报，让人统计省报的批判文章，抓得很紧。所以你不能放松这件事。当然，关于批判《海瑞罢官》的调子，只能严格限制在学术范围里。这是我们和那些假左派的区别所在。”说罢，他把身后的陪同人员，一一向李井泉作了介绍。
张洁清关切地问:“井泉，萧理同志最近身体好吗?”
“好，不过她总想到北京休养一段时间，顺带看望看望你，受受教诲。”萧理是李并泉的夫人，李井泉提起她时，总免不了说她的几句不足，“这些年来，她也学懒了，信也给你们写得少了，你可不要见怪呀!”
当晚，他们同在金牛坝宾馆下榻，金牛坝临山傍水，远处群山叠嶂，近处是青松翠竹，风景优美。彭真想单独跟李井泉谈一些问题，就和他一同出屋散步。他俩走到花圃旁边，彭真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感慨地说:“到底是天府之国啊!北京现在依然飞雪飘飘，这里却有春意甚浓之感了。”
俩人在一块青石上坐下来，彭真问他:“省委的领导同志，
对中央解决罗瑞卿的问题，有什么反映?”
彭真笑了笑，很坦率地说:’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问题，中央计划委托总理、小平和我负责做一些调查，而实际工作是由我来做。我打算集中搞清楚几个问题，不准备多搞。看来，林彪是想置罗瑞卿同志于死地喽，你不计划说些话吗?”
“谁不知道罗总对毛主席忠心耿耿?凭什么要把他搞倒?我真不知道林彪到底安的什么心!”李井泉见彭真对他交出了实底，也露出自己的真心话。“彭真同志，看来罗总长这一难，是脱不过去了!”
彭真收敛了笑容，“按有些人的打算，决不是想整倒一两个人便罢休，他们想搞掉一大批党的好干部。既想在军内开刀，又想从文化艺术界下手。所以，我们才搞出那个《汇报提纲》。这是要粉碎某些人的阴谋，保护一些好同志。”
“你说的某些人，究竟是谁?”
“康生、江青，还有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都是这一类人。”
“为什么毛主席要支持他们这么干呢?”
彭真觉得很难回答这个问题，说:“现在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或者说，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另外，对一些老干部，比如程子华、吕正操等人，你还要多关照他们，尤其是在即使到来的运动中，你要经常提醒着他们点，千万不要出事。
“果然又要搞运动了!”彭真这么一说，李井泉神经一下子绷紧了。问:“这场运动，是怎么搞法?”
“可能主席还是《二十三条》的那种干法，是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李井泉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彭真转变了话题，问他说:“彭德怀最近怎么样?有什么异常表现吗?”
“他对三线建设很关心，短短的几个月，已经视察了许多工程。他特别重视有战备价值的地区、设施和物资，他已经向中央和毛主席写了几个报告，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他认为四川三线好，地形好，打起仗来好供应，比西北还好。”
“他对批判《海瑞罢官》的讨论，有什么意见没有?”彭真看出李井泉有些害怕，微笑着解释说:“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交谈，我没有向中央汇报的义务，希望你让我了解点真实情况。”
“我、我没听到他有什么议论。不过，我看出，他好像对报上一些文章的观点很反感。”
“哪些文章？”
“无非是姚文元那一类的东西。”
“我们见见他如何?”
“你想见他?”
彭真点了点头。
李井泉考虑了好半天，才说:“你见他可以。不过，我还是不陪你去为好。第一，我是三线建设总指挥，他作为我的副手，我可以随时见他，而别人无可指责;第二，我在这里，可以放风，说我正向你汇报工作，而别人不怀疑，一旦有人找你，还可以掩饰过去;第三，你可以坐我的车见他，而不走漏风声:一旦出现什一么意外情况，我们还能应付过去。”
彭真这才发现，李井泉警惕性很高，城府很深，已经有了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他在李井泉的背后，狠狠地捶了一拳，说:“你这个家伙，越来越鬼了！”
成都的二月，雾特别大。远远望去，峨眉山在茫茫云雾里若隐若现，真像传说中那峨眉双锁的含愁的美人一样。大雾被轻风吹拂，像一团团理不断、剪还乱的棉丝。彭真在李井泉的秘书老宋的陪同下，乘车来到彭德怀的住地。只见大铁门紧关着，门口连一个人影儿也没有。老宋刚要喊门，房侧走过来两名士兵，士兵检查了证件后，才放他俩进去。
屋子里的主人精神麻木，他的头发已经很长了，但没有去理。他弯曲着腰，坐在写字台前，左手托着前额，右手捏着红铅笔，正在看报，彭真和老宋推门进去，他丝毫没有发觉。
“老彭，你看谁看你来了……”老宋说。
彭德怀扭头一看，呆滞的眼睛立刻闪出兴奋的光，粗糙的脸上也泛起红晕。他猛地站起来，把身上披的那件军大衣也掉到地上。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迎过来，紧紧地把彭真拥抱住，发着颤声说:“你们到底来了!你们到底来了!”
老宋从地上拣起他那件退了色的军大衣，挂在衣架上，悄悄地退了出去。
彭德怀把彭真拉在椅子上，自己坐在床边，皱着眉头说:“党中央究竟下一步要干什么?我实在弄糊涂了，批判《海瑞罢宫》，怎么又把我给联系上了?我的问题没完没了，实在不行干脆把我关进大牢里去吧!”
“你沉住气，现在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牵扯到一大批人。以我为组长的五人小组，有个《汇报提纲》，那个文件你看了没有。”
“没有!现在我几乎什么文件也看不上，全凭我一个人瞎捉摸。”彭德怀发牢骚说:“既让我工作，又不信任我，什么消息都对我封锁，这简直是折磨我嘛。”
彭真从袋里掏出一份文件递给他，说:“你先看看，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对《汇报提纲》，彭德怀几乎是一口气看完的，他拍着桌子，连声说:“好!好!就应该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充分让人讲话。这才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呢。搞‘一言堂’，搞‘家长制’，总有一天是要碰壁的哟。彭真同志，你们那个吴晗，现在怎么样?”
“还好好的，只要有我彭真在，就要把他保护住，不能让他在人身安全上出任何差错。总理和我打算派他到农村搞一段四清工作，做些调查研究，体验体验生活。不能让他在城市里呆着，这会对他的思想，增加不少负担。”彭真告诉他说。
彭德怀站起来，将桌子上的半杯水，“咕噜咕噜”地扬脖子灌下，他用手背抹了抹嘴，喘着粗气说:“彭书记，掏心窝里的话说，我敬佩毛泽东同志。他是我一生中接触到的政治家中最伟大的一个，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是他领导和指挥我们，打了一个又一个的胜仗，度过了最危险的岁月，缔造了我们的党、军队和国家。没有他，也许我们现在还在黑暗中徘徊。所以，我确确实实不愿往他身上泼一点污水，抹半点黑。在我最难受、最痛苦的时候，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从中吸取了不少力量。我是准备忍辱负重的，也准备委曲求全，只要允许我工作，给点出路就可以。谁料到，我刚刚出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又来了个批判《海瑞罢官》，硬说我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海瑞，真是天大的笑话！”
“你果真不认识吴晗吗?”
“我要认识人家，我就是龟孙子!”彭德怀赌咒发誓地说:“我连他长得是高是矮，是胖还是瘦，都不知道，更谈不上授意他写什么为我翻案的戏。他实在佩服我们党内的某些理论家，造起谣来一套又一套，编得天衣无缝，神乎其神。说什么我一旦上台，劳动人民就又会回到半殖民地社会去。他娘的，老子提着脑袋干革命的时候，那些秀才们，还不知道钻在哪个窟窿里吃屎哩!”
这慷慨激昂的话语，立刻引起彭真的同感，他把拳头在桌子上猛地一击道:“所以，我主张对那些左派们整风，让他们懂得，新中国的天下，究竟是怎么来的!”
“算啦!他们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去吧，只要能允许我们搞建设就行。”
“问题就是他们干扰得你无法工作!”
两个人都沉默不语了，彭德怀坐下来，一个劲地吸烟，屋子里乌烟瘴气，云雾缭绕。他把桌子上的《汇报提纲》拍了拍，又说:“现在，我也实在想不出点好办法来，改变这种不正常的气氛，就看看你老兄的高招吧。”
“不过，我还需要你来配合我一下。”
“我?”彭德怀瞪大了眼睛。
“是的!”彭真点了点头，说:“是需要你来配合。”
“怎么个配合法?”
“第一，建议你辞去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从此埋头一些室内的研究工作，不再出头露面，这样可以减小目标，少引起人们对你的议论。”
“看来你还有二。”彭德怀说。
“第二，我劝你向毛主席再写封信，收回你的申诉信，把自己的功过是非，留待后人去评。你自己只服从党的决议得了。”
“有没有三呢?”
“第三，你向中央写封报告，实事求是地谈谈你和吴晗同志的关系，帮助我们解决你和他的牵连。”
“还有吗?”
“没了。”彭真说。
彭德怀在屋里踱起步来，他的食指和中指间夹着一根烟，烟着完了，烧着了他的手指头，他都不觉得。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他才停止步，对彭真说:“彭真同志，除了第三条我可以照办外，一、二条我坚持我的立场。我这个人，宁可让别人把我打倒，但我自己绝不倒下。”
窗外的夜空，黑沉沉的，屋子里很静。突然一道长长的流星，发出惨白的光，照亮了天空，随后又消失了。这时候，彭得怀才把彭真送出来。
彭真钻进轿车里，问他:“明天我视察一下三线工地，你陪同吗?”
“我不陪同了，你让他们陪着你看吧。”
彭真乘坐的轿车，很快就消失在黑沉沉的夜雾中。
这几天，毛泽东虽然住在武汉，但却注意着北京的动向。他住的这座宾馆楼，是新建起来的，半古半洋，挨着东湖。站在玻璃窗户前，就能看见碧波荡漾的湖面。楼里的温度很高，就是穿着衬衣，也不会觉得冷。
中央办公厅的联络员，进来向他报告:“主席，彭真同志现在不在北京，到成都去了。”
“到成都?他到成都干什么去了?”毛泽东不解地问。
“据说是视察三线建设工程。”联络员说。
“都是那几位大将陪了去啊?”毛泽东问。
联络员从文件包里取出笔记本，打开其中一页，汇报说:“除了彭真同志的夫人外，还有许立群、胡绳。”接着又念了一大串秘书、警卫和护士的名单。
“许和胡既不管工业，也不管农业，他们视察哪家子三线建设呀?你们派一些可靠的同志去，了解一下彭真同志在成都的活动及其言行，你们不要说是我要去的，就说是为掌握动态，要编发《简报》，才去调查的。”
前两天，中央办公厅给毛泽东送来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评论的汇报提纲》和中央的批文。他没有想到，北京的政治局常委们会如此迅速地讨论并通过了这个《汇报提纲》。他在北京说话，越来越不顶用了。现在，《汇报提纲》刚刚转发下去，彭真就匆匆忙忙带着人马去了四川，这不是去找彭德怀联系，真要把他的案翻过来吗?如果他们串联在一起，后果将不堪设想，他要给他们点颜色看一看!
床头旁边的白色电话机，发出了红色的信号。那是一台机密电话，专门供内部人员和他联系用的。毛泽东一拿起话筒，里边传来江青的声音:“主席，康生同志到我这里已经几天了，他有重要的情况，向你汇报。”
“哦，我也止想找他谈一谈呢。他是怎么搞的，竟让《汇报提纲》以中央文件的名义发下来了!这样一来，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不就夭折了吗?”
“主席，你错怪康生同志了。《汇报提纲》的出笼，康生根本不知道!是彭真背着他搞的，这里边的问题十分严重。”
毛泽东吃惊地问:“什么?康生不知道那个文件。”
“他们现在搞什么事，都防着他，看来他们是要搞阴谋活动呀!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肯定也是上了他们的当了!”
毛泽东说:“最好我和康生当面谈谈，请你把他带到我这里来。今天不行，今晚我要和南京部队领导同志交谈。……对，明天晚上吧。”
近些年，毛泽东一直和江青分居。他这是为了更广泛地接触党内的同志和群众，不被家属的意见所左右。他也很少与亲戚们往来，而他的家眷和亲戚，也很少跟他谈政治方面的问题，但江青例外。因为江青早就看出这一点，便利用她的几个追随者，充当她的传声筒，终于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康生，就是她的一个最得力的传声筒。
吃了午饭，毛泽东在浴室里洗了个澡。他用一件丝织浴衣裹住身子，闭着眼睛，躺在浴池边上。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一种思考问题的习惯，既可解除疲劳，又能提起精神。他想抽支烟，身边都没火柴。他按了一下浴池边上的一个微型电钮，一个二十出头小伙子就推门进来了。毛泽东微笑着作了个吸烟的手势，小伙子很快就拿了支点燃的香烟来，递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一边吸烟，一边思考着怎样消除掉《汇报提纲》的影响和作用。
彭真在李井泉、任自戈等四川党政领导人的陪同下，视察了大三线的一些单位，他们看了威基油井后，彭真兴致勃勃地说:“石油工人搞成军队编制好，随时可以调动。将来一旦发生战争，我们的后备部从说上就上去了，大西南的国防工业，还是井泉同志抓得好啊!”
视察完毕，随同人员领着彭真等人，到一所四周都是树林的宾馆里就餐。在这个宾馆里，他们品尝了四川的鳝鱼、糟鱼、糟蛋和麻麻蹲米、内江橘瓶、西昌石溜等名菜。
李井泉说:“小平同志是我们四川人，他最爱吃的就是这几种东西，我每次去北京开会，都要给他带这几种菜，让他尝尝。”
彭真说:“四川的小吃名扬全国，这回我们可是大饱口福了。”
李井泉说:“小平去年来重庆的时候，特意点名要吃麻麻蹲米。”
“人老不忘故乡水嘛。”彭真吃了一只辣椒，辣得直咬舌头，说:“怪不得毛主席说吃不了辣子干不了革命，这还真能锻炼人的意志哟。”
桌上的人们听了都笑了，大家争着吃了点四川辣子，一个个都喊辣。
彭真问李井泉:“你们那个文化革命七人小组，把开展学术评论的意见拿出来了吗?”
“拿出来了。他们完全是根据《汇报提纲》的精神，结合四川实际拿出的意见。”
“我来看看!”
“吃完饭再看吧。”
许立群在旁边插话说:“彭真同志对时间抓得很紧，从来在吃饭前后都要着点东西，他工作的效率是很高的。”
李井泉笑了笑，招呼了一下另一桌上宣传部的一位同志，那位同志立刻把一份打印材料递过来。彭真一看，标题是《四川省委文化革命七人小组关于四川省开展学术评沦的意见》。他很快地把文件看了一遍，点点头说:“总的印象不错。你们强调得很对，就是要‘加强领导，在学术文化领域内积极地、有计划地、有重点地把这场斗争开展起来。’你们再次重申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这都很好。”他把这份文件交给了许立群，拦着李井泉的手说：“希望大西南能带个好头!”
李井泉说:“你放心，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是听中央的号令的。”
“这就是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之所以会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真理的旗帜下，让我们紧紧地团结起来!”
周恩来放下电话，脸色铁青，重新回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的小会议室。他瞟了正在讲话的谭震林一眼，又看了下表，就默默地坐下了。
坐在旁边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富春，看出他非常不高兴，心里很纳闷儿:刚才他还满面笑容，兴致勃勃地讲话哩，强调政治工作的成果，必须从经济和业务上体现出来，怎么刚才出去接了个电话，脸色就变了呢?
“总理，谁来的电话?”李富春靠近他，小声问道。
“毛主席!”
“有什么指示?”
周恩来捂住嘴，凑到他耳边，悄声说:“毛主席很严厉地批评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评论的汇报提纲》，质问这个材料怎么会以中央文件的名义下达，还问是哪个皇帝决定的，看来问题弄复杂化了。”
李富春吃惊地“啊”了一声，问:“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把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的情况，向他简要地汇报一遍。我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又是国务院总理，我承担一切责任。”
“你没说是少奇同志主持的会议?”
“具体工作我应该抓，我不能把责任推给他。”周恩来皱了皱眉头，又轻声说:“这个消息先不要外漏，主席再三要我保密。但我们可以从下面扭转一下局面，以淡化《提纲》的影响。你马上把北京市委的主要领导叫来，我在江苏厅和他们谈一谈，处理一下这件事。”
这天傍晚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接到电话，也没回家吃晚饭，就立即坐轿车赶到人民大会堂，到江苏厅去见周恩来。
周恩来反剪着双手，在屋里看到挂在墙壁上的大型画像。他听见门响，忙回过头来，向刘仁招了招手，把他拉到屏风后边的沙发前，同他坐下来。
“彭真同志从成都回来了吗?”
“还没有。他视察西南的三线工程，预计还要一星期左右。总理，有事吗?”
“北京市的学术评论，现在谁抓?”
“面上的工作是彭真同志亲自抓，具体工作邓拓同志分管，他是负责文教的书记，从去年《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以后，学术评论一直是他负责抓的。”
周恩来剑眉一扬，又问:“吴晗同志的近况如何啊?”
刘仁猜不透周总理为什么要紧急接见他，但他却感觉出总理对吴晗很关心。于是就说:“吴晗同志在今年一月份感到压力很大，自从今年二月初党中央转发了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后，他思想上的压力小了。前两天我见到他时，他还说:‘从学术上讨论问题，批判我的观点，即使过火些都没关系。只要不从政治上罗织罪名就行。’这一段时间，他的精神还是愉快的，除了继续读书和研究明史以外，他还会会客，有时也到机关来。”
周恩来叹了口气，说:“他不应该继续留在市区了。前一段我还想给他调动一下工作，让他换换环境，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你马上给他想个去的地点，不要离市区太远。对了，就让他到昌平县大东流公社去参加农村社教运动吧，那里的条件好一些。你挑选一位可靠的同志，和他谈一谈:党是了解他的，让他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对党、对人民失去信心。现在，由于种种原因，党开展了学术界的文化革命，有些批判文章，可能会过火，也可能说的不是事实，劝他不必计较。是非曲直总会弄清的，问题是眼下不要急于澄清。让他到农村锻炼锻炼，接触一下实际问题。刘仁同志，这是我的一个重要决定，你耍保证贯彻好，绝对不能让吴晗同志出任何问题。”
周恩来说这些话的时候，神情激动，那双曾经在战争年代受过伤的左臂也在微微地颤抖。刘仁不忍心再跟他多说话，打扰总理的休息，就说:“我马上回去，和书记处书记万里同志安排一下。万里同志和吴晗同住一个大院，让他再给教授做点思想工作。”
周恩来微微闭上眼睛，点了点头。刘仁知道他没什么再盼咐的了，便起身说了声“再见”退出江苏厅。
正像刘仁汇报的那样，吴晗这几天确实挺愉快。他把中央批转的《汇报提纲》拿给他的老朋友、北京大学史学教授翦伯赞看了，他俩高兴得到北京烤鸭店去吃烤鸭，翦伯赞说:“我早就向彭真等中央领导人讲过，整你这样的知识分子，会使所有的高级知识分子伤心的。”吴晗指着中央文件说:“如果从学术上讨论问题，我完全可以奉陪到底。姚文元那两下子，我捂住半张嘴，就可以把他驳得体无完肤。翦老啊，我还有一发“秘密炮弹”没有公布哪。要把它公开了，那些左派们必会惊得目瞪口呆。”
“是吗？什么‘秘密炮弹’?”翦伯赞停止咀嚼烤鸭，看着他问道。
“我今天先给你漏点风。”吴晗告诉他说:“其实呀，我的《海瑞罢官》是毛主席看过，而且赞扬过的。”
“是吗?”翦伯赞吃惊得睁大了眼睛:“那姚文元他们，敢是吃了豹子胆了，这不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哎呀，不可能吧!吴晗，你这话是听谁说的?”
“听马连良说的呀!《海瑞罢官》是他主演的嘛。那个戏公演后，毛主席看了很高兴，特意在家里接见了马连良，还同他一起吃饭，请他唱了几段海瑞的戏。毛主席说：‘戏编的好，你演得也好，接近群众。’这怎么能会有假呢?”
“如果是这样，你瞧吧，这场笔墨官司可就要热闹了。怪不得五人小组会下达这样的文件呢。我看，现在左派们的帽子戴得有些早了，说不定啥时候，他们跌倒了，连哭都来不及呢。”
两人说说笑笑，一只烤鸭不大一会儿全报销了。吴晗抢着算了帐，俩人就坐轿车回去了。就在这天晚上，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吴晗的老朋友万里，郑重其事地向他宣布了调他到农村参加社教的决定。
这是一种不祥之兆，吴晗不解地问:“是不是最近又要发生什么事，或者说我的问题要升级?万里同志，请您放心，我是能够经受得住考验的。一九四七年，为了建立新中国，我努力为党工作而上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的黑名单，随时都有被暗杀的危险。我都不动摇。现在还能对党有二心吗?”他见万里只是摇头，就又问:“能不能告诉我，这项决定是哪里作出的?”
“是周总理!他很关心你，要我们务必保证你的安全”
吴晗一听是周总理决定的，就啥都明白了，心里非常感激他。他对周思来一直很佩服。他是在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引导和帮助下，才由一个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者的。
一九O九年八月十一日，吴晗出生在浙江省义乌县吴店苦竹塘村一个有学问的地主家庭。他七岁那年开始在乡村的学堂读书，十六岁中学毕业后，他曾想投考黄埔军校，受到父亲的反对，只好回家乡的小学教书。两年后，他考入杭州之江大学预科班上学，不料一年后学校停办，他就到了上海吴淞口，考入中国公学大学部预科班学习，当时中国公学的校长是胡适。
胡适是有名的治学权威，他的风度，他的学识，他的理论，使二十刚出头的吴晗崇拜之至。胡适也很欣赏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对他写的《西汉的经济状况》评价很高。经胡适推荐，吴晗到北平报考大学。因英文成绩不好，未考入燕京大学，但他却以优异的史学成绩，考人清华大学，成了史学系二年级的插班生。此后，他又在研究历史方面多次得教于胡适，成了胡适的得意门生，胡适希望他能成为一个“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
吴晗二十五岁那年，经人介绍认识了比他大三岁的女学生袁震。袁震是湖北光化县人，出生在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由于受大革命的影响，她和叔父、婶婶、堂妹，都先后加人共产党和共青团。大革命失败后，叔父、婶婶相继牺牲，袁震无法在武汉停留，多方辗转，于一九三O年转学到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她和吴晗认识后，很快发生深厚的感情。吴晗坦率地向袁震表示了爱慕之意，但袁震患有严重的骨结核等病，为了不拖累他，对他的求爱不肯答应。吴晗倾囊相助，为她治病。于一九三九年，俩人终于结了婚。
从此，他们开始和董必武、周恩来等共产党人来往，投身到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步洪流中去，并和郭沫若、闻一多等著名诗人交为朋友，曾多次掩护遭敌人逮捕的共产党员。解放战争初期，吴晗阅读了周恩来等人送给他的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为了追求真理，他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间，来到石家庄解放区。毛泽东、周恩来在平山县西柏坡党中央所在地接待了他，并同他彻夜长谈。这时，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决心把自己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在同年十二月，向毛泽东递了他要加入共产党的申请书。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发信给吴晗，表示同意他的入党耍求。“惟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详情恩来同志告。”两三天后，他又和周恩来彻夜畅谈，周恩来在谈话中表现出的那种宏伟气魄、远见卓识、宽大胸怀和爱国爱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精神，使吴晗佩服得连声叫好。这次他听从了周恩来的建议以“民主同盟”负责人的身份，帮助共产党搞统战工作。这年十一月，他应邀到苏联参加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纪念活动时，途中听到自己被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的消息。他觉得自己不适合从政当官，就立即打电报给周恩来，不要让他当副市长，要求从事史学研究或者教育工作。
回国后，周恩来找到他，又和他畅谈了一夜，周恩来从自己的亲身在经历谈起，讲述了中国革命漫长、曲折的斗争历程。他语重深长地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啊!人民政权是用中华民族千百万优秀儿女的鲜血换来的，胜利来之不易。人民政权刚刚建立，在巩固政权和进行经济建设方面，还有更多更困难在等着我们干。如果革命者都功成身退，不等于让革命事业半途而废吗?这怎么能对得起死去的先烈们呢?又怎么能对得起闻一多、李公朴等英雄志士们呢?你不是要求加入共产党吗?当好副市长，就是党对你的要求。”
吴晗和周恩来谈话后，觉得自己像攀登高峰的登山运动员，视野开阔了。研究历史，是为了开拓未来，如果只钻进书本里，而不和火热的现实斗争结合，不就成了清谈家、评书匠了吗?他回去和妻子商量后，就愉快地担起重任，当了分工主管文教工作的北京市副市长。
一九五七年三月，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心和过问下，经刘仁和张友渔介绍，吴晗加人了中国共产党。他更加勤奋地写作，更加勤奋为党工作。后来，他听说毛泽东高度赞扬了海瑞和海瑞那种刚直不阿的精神，就于一九五九年四月开始研究海瑞，六月份就写了《海瑞骂皇帝》的文章，接着又写了《论海瑞》和《海瑞罢官》的历史剧。他做梦也没想到，五六年后，他竟会遭到这么一场突如其来的打击，有人还要给他戴上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将他置于死地。
“吴教授，你下去以后，可以起个化名或笔名，我看就叫李明光吧，相信黎明的曙光嘛。你可以和袁震同志商量商量,她的病由市委负责照顾，你的秘书郭星华陪同你一道下乡。你看你还有什么要求?”万里很关心地对他说。
“组织上什么都想到了，我实在没什么可讲的了。请党相信我!我绝不会给周总理丢脸，我保证在任何时候，都和我们党在一起。”吴晗摘下眼镜，两行混浊的泪水，夺眶而出……
毛泽东认真地看完有关吴晗的全部档案材料。这些材料，是他让中央办公厅和组织部，专门为他送来的。档案里边，有对这位副市长各个历史阶段的证明和记载，还有他给胡适的所有信件。毛泽东合上这些材料后，点上支烟，慢慢地站起来，陷入沉思中。
这时康生进来了，他一看见桌子上放着的吴晗的档案材料，就猜出这位最高领袖在考虑什么。他知道，毛泽东并不是轻易就相信少数人意见的那种政治家，在采取重大决策之前，他总是要兼听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反面意见，进行反覆思索。康生接到毛泽东要找他淡话的通知后，对这位领袖说什么，怎么说，他早就事先想好一了。
“康生同志，你说吴晗反对我，反对党的决策。替彭德怀翻案，是偶然的原因，还是出于复杂的政治动机?”毛泽东问他。
康生点燃一支烟，不慌不忙地坐下来。他呷了一口茶，望着毛泽东说:“您早就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吴晗仇视我们的党，狂热地为彭德怀鸣冤叫屈既有历史上的根源，也有现实中的原因。”说到这里，康生停顿了一下，观察了一下毛泽东的表情。
毛泽东神情专注地在听他说话，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在左手掌上轻轻地敲着，这是他和别人谈话时，边听边分析的一个习惯动作。
康生继续说:“从历史上看，他是属于胡适的思想体系，他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丝毫没有受到触动。我们党多次批判胡适，他是不满的。至于从现实上看，远的不说，就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讲吧，那些右派的头面人物，像罗隆基呀，丁玲呀，都是他的莫逆之交。就连他的弟弟吴春曦，也是反共的大右派。您大规模在全国发动反右斗争，把他们统统打下去，吴晗能高兴吗?所以他在两年后，当彭德怀跳出来闹事的时候，他就那么紧锣密鼓地配合嘛。”
“这些情况，你难道没和彭真、陆定一他们仔细讲吗?”
“难呵!”康生叹了口气，摇摇头说，“起初我以为他们是认识问题，到后来，特别是彭真指示陆定一他们扣压左派们的文章和《汇报提纲》出笼以后，我才意识到他们是有意地包庇这类坏人。彭真有野心，他网罗这帮牛鬼蛇神，目的就是当时机成熟时，篡党夺权，搞复辟嘛!”
“你看问题很尖锐!”毛泽东听了，唰地变了脸色。他焦躁地在屋内转了个圈，又对康生说:“你的看法，也很准确!”
康生的脸上出现得意之色:“我在党内搞肃反多年嘛，什么样的阴谋家没见过？我在莫斯科的时候，就领教过王明、李立三这类人的阴谋，研究过这类人的鬼域伎俩。关锋、林杰和戚本禹他们的文章，是经我指点的，中宣部坏透了，竟全部扣住，不让发表!”
毛泽东面带怒容。挥着拳头说:“这就是彭真鼓吹的‘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他们对无产阶级，对革命左派，从来就没有平等过!他们从来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康生给他火上加油。
“你去告诉恩来，就说是我毛泽东亲自批准的，立即在报上、广播电台及各种杂志上，全文发表关锋、戚本禹等左派的文章。中宣部再敢扣压左派的文章，就让他们解散。”
“主席，让我通知不妥，我现在已经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如果让我出头露面太多了，彭真更会加害于我。还是由你亲自下令吧，这更能显示出你的威力。”
毛洋东打了个手势，说:“好吧，我就亲自出面，一定要打乱他们的一统天下!”
康生对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传达了毛泽东跟他谈话时的指示后，江青笑嘻嘻地对张春桥和姚文元说:“康老足智多谋，又为无产阶级立了一大功。我在上海召开的那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纪要也整理出来了，请康老过过目，然后请你们几位秀才文字加工后，送交主席审阅。我的《纪要》和彭真的《汇报提纲》针锋相对，我要让他们看看，到底谁能硬过谁!”
这类话，姚文元已经听过好几遍了，觉得这个女人说话非常絮叨。但他脸上却堆出微笑，讨好地说:“好是当然的喽，真理在我们这边么。康老积多年的斗争经验，还识不破他们的骗局?”
“不敢当，不敢当!”康生摇着头说，“我们的能力和水平，谁也比不上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高瞻远瞩，早已看到了这场斗争的实质和要害，我们不过是替主席做些具体工作而已。这场斗争的性质，是要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纯洁性，是要保卫毛主席。我和轶欧已经讲了，我是时刻准备扛上炸药包去炸碉堡的，你们一也都应该有所准备。”
张春桥颇有风度地点点头，说:“只要我们做好了准备，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都是不堪一击的。我现在正搜集资料，准备批判彭真的《汇报提纲》，那里面的许多观点，都是典型的修正主义论调。文元也在准备放另一颗厚子弹。”
“康老回去可要保密喽”江青向康生挤了挤眼睛，神秘地说，“你们的那个五人小组，还要让他们放一阶段，以检验一下各种人的政治态度，从中发现我们依靠的左派。我们来个里紧外松，对外保持沉默。对付彭真，只能让主席跟政治局常委们去讲喽，轻举妄动是不行的。”
康生站起来，说:“那我回去后，首先和伯达研究，先发批判吴晗要害的文章，然后组织批判翦伯赞的文章，全面准备反击。”
姚文元打着手势说:“翦伯赞最坏，是吴晗《海瑞罢官》的最大支持者，披着‘历史学家’的外衣，很唬人呀，让戚本禹他们，还他反共老手的真面目!”
看到姚文元指手划脚的样子，康生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你不就是写了几篇文章吗，有什么了不起?连说话都带着教训人的口气，像发什么指示似的，康生没有搭理他，却对江青笑了笑，说:“瞧吧，好戏即将开始，真正的高手，还在后头哩。”
北京的天气，晴朗而又寒冷，春天来得很慢。河里结着一层厚冰，白天的阳光把冰面晒出一层水来，到了晚间，冷到零下七度，又把冰面冻住。
沙滩松公府夹道十号大院的楼上是《红旗》杂志办公室的地方。主编室里，到深夜还是灯火通明。陈伯达和关锋正紧张地修改和校对他们写的那篇《<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是两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文章。
陈伯达在两天前接到了康生的绝密电话让他准备发表批要害的文章。康生在电话里暗示:《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已经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其实，陈伯达早在一月底，就将关锋、林杰、戚本禹的批判文章，秘密地交给印刷厂排了版，只等时机一到，立刻见报、见刊。他交给中宣部审阅的，只是文一章的副本。他知道风向马上要变，就把关锋叫了来，对文章连夜校对，并进行修改。
“伯达同志，彭真可是反对这样的提法的，《汇报提纲》己经中央认可，弄不好这步棋砸了锅，就没法收了。”关锋修改了一半，很担心地对陈伯达说。
“舍不得孩子逮不住狼。政治上要想成功，必须冒点风险。有毛泽东同志为我们掌舵，即使翻了船，也有办法再翻过来。”陈伯达拍了拍关锋的肩膀，又说:“你和林杰的这篇文章，要超过姚文元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百倍，逻辑性也比他的强。我敢说，这篇文章一定会在全国打响，其声势要压倒任何人。”
“可姚文元是江青的笔杆子哟。”
“你难道就不能成为毛泽东同志的笔杆子?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只要这篇文章打响了，我和康生将全力推荐你上!”
关锋听了，精神顿时倍增，两个大姆指按了按太阳穴，喝了口茶，又继续修改起来。
陈伯达咬着红蓝铅笔想了一会儿，对关锋说:“来，在第一段的后边，再加上这么几句话，我说，你写。”他边踱步边口授:“吴晗同志完全没有忘记‘古为今用’，没有‘脱离政治’;问题在于，他的‘政治’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他的‘今用’是资产阶级庐山会议前夕，吴晗同志写了《海瑞骂皇帝》;庐山会
议后，我们党罢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官，吴晗同志又‘破门而出’，也就是挺身而出也，写了《海瑞罢官》，都是资产阶级的复辟逆流，实质上都是配合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吴晗同志问题的要害就在这里、今天他之所以对为什么写《海瑞骂皇帝》一字不提，噤若寒蝉，所以一口咬定《海瑞罢官》没有‘一点点现实政治意义’，其秘密也就在这里。”
“好，这个‘噤若寒蝉’用得好，很恰当地刻画出了吴晗此刻的形象。”
陈伯达更得意了，他挽起袖子，走到关锋跟前，指点着说:“在末尾再加这么一段:“历史土，常常有些不自量力的英雄，妄图阻挡革命的洪流，或者向革命的洪流泼脏水、丢垃圾，企图搞混革命的清流，或者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企图混淆阵线。但是，一泻千里的革命怒涛，却把它们席卷而去，吞没了它们，最多只是溅起几点泡沫而己。”怎么样?这个线如何?”
关锋写完后，自我嘲解地说:“要是我们失败了，这句话就成了我们的自画相了。”
陈伯达听了很不悦，说:“失败是不属于无产阶级的，这是列宁的话!”
当他俩把那篇文章校对和修改完毕时，时间已过了凌晨四点。
太阳刚从地平线上升起来，在昌平县大东流公社的田野里，就出现了施肥和修渠的人们。这处的河流，被早晨的阳光映成金黄色、地头上的高音刺叭里，播放出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这时侯，从公社的会计房里，走出两个人来。前头的那个人有五十来岁年纪，中等个，肩上扛着一把铁揪，穿着一身粗布劳动服，戴着一副黑边眼镜，迈的步子很稳重，份个知识分子，跟在他后面的是个年轻人，也扛着铁揪。他俩来到地里，和社员们打个招呼，就同他们一起干起活来。
高声喇叭里忽然说要播放批判文章，就听到播音员说:“现在全文播送关锋、林杰的文章，题目是《<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是反党反社会土义的两株大毒草》”
农村经过“四清”后，社员们都很关心政冶，大家都围到高音喇叭前听广播。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海瑞骂皇帝》完完全全是歪曲历史、经过精心编制的一篇骂人文章。吴晗同志的‘苦思独运’之处在于，既用恶毒的语言骂了人，又使人觉得似乎是那位已经死了的好几百年的海瑞在骂皇帝……”
那个知识分子手里的铁锹，“咣”地一声掉到地上，他一下子跌坐在田埂上。他身后的年轻人急忙扶起他来:“吴市长，不，李、李明光同志，你怎么了?’’
“我，我头有些昏。”吴晗掩饰说。
社员们都围过来，问他的病情，劝他回去休息。
吴晗的秘书郭星华忙说:“没关系，没关系。李明光同志昨夜没休息好，他歇一会儿就好了。”
这时，广播里又说:“剥开《海瑞骂皇帝》的外衣，就露出了狰狞的面目，《海瑞骂皇帝》是通过海瑞之口来骂现在的人。……吴晗同志究竟骂谁呢?他骂的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骂的是我们敬爱的党中央……”
社员们听了广播，都很愤怒，纷纷议论:
“好狗日的，有人竟敢反党，反对我们的毛主席，枪毙了他!”
“姓吴的真是吃了豹子胆了，敢在九龙口里造反，莫非他活得不耐烦了?”
没等吴晗开口，旁边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抢先回答:“他不是美蒋特务，就是苏修间谍，除了那号人，谁反党哪”
团支部书记是位姑娘，穿着褪了色的黄军装，脸蛋儿红扑扑的。她听到这些议论，就告诉人们说:“吴晗既不是美蒋特务，也不是苏修间谍，他是北京市的副市长，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是一伙的，是地主、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总代表!”
“咦?是哪个坏蛋把他拉进我们党内的呢?应该把他们统统揪出来示众!”那个小青年挥着拳头说。
吴晗心里像刀扎般地难受，头上冒出了黄豆大的汗珠。他觉得眼前的天地颠倒了，仿佛整个世界旋转起来。郭星华见机不妙，急忙搀扶着他，回到他们住的地方。
村里的社员们、听说城里来的李同志病了，都提着鸡蛋、点心来看望，他们都夸奖他:李同志平易近人，对人和蔼，还经常领着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实在是个难得的好干部。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说 :“社教工作的同志，要是都像李同志这样就好了，那咱们村的粮食，就一定能增产。”
社员们走后，屋里就剩下吴晗和郭星华两个人了，吴晗觉得心里很憋闷。郭星华给他倒了杯开水，加了点糖。他拿起水杯，一口气喝了个净光。吴晗的心情稍微平静下来以后，郭星华悄声问他:“吴老，你当初为什么要写《海瑞罢官》呢?你看，他们硬是把你和彭德怀挂上了。”
吴晗叹了口气，说:“我也实在弄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彭德怀也是好人啊，即使为彭德怀说几句好话也不应该写成敌人吧!写海瑞是胡乔木同志约我写的，说毛主席提倡海瑞精神。我是研究明史的，应该写嘛。”
“你见过彭德怀吗?”
“彭德怀是打仗有功的将领，我很钦佩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过他。但是，我写这个海瑞，与他没有一点关系，更不是他授意的。”
“那你放心，相信党和群众是会把问题弄清的。”郭星华推开门，看了看外边没人，又把门关住，压低声音说:“即使您老真是为彭德怀翻案也没啥，在我们家乡的老百姓，都夸将彭德怀哩。彭总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不臭呀!”
吴晗听了，激动得抱住郭星华，放声痛哭起来。
“喂，喂，你是许立群同志吗?怎么搞的《汇报提纲》到底还算不算数?为什么关锋、林杰这些人的臭文章连篇累版地刊登?这哪里是展开学术讨论，纯粹是罗织罪名。像这样乱扣帽子，牵强附会，请问，谁还敢讲话?”
许立群不止一次地听到这样的电话了，也不知是谁打的。他对着话筒回答:“同志，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汇报提纲》是经过中央集体研究，批转全国执行的，是文化革命纲领性的文件，当然算数。”
“那关锋、戚本禹之流的文章，违背《提纲》精神，你们打算怎么办?”
这却把许立群问住了，他只好说:“这个问题，党中央自会有办法的。至于现在，就让他们充分放吧。问题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解决的。”
许立群以个人的名义，把群众的这些意见和反映，写在《学术评论动态》，发到全国各地。
此时，彭真等人仍在四川视察三线工程。彭真在成都看了许立群在《学术评论动态》上写的文章，很满意地说:“就是应该这样写。有人想和《汇报提纲》对着干，那我们就可以和他们比一比，看看究竟是谁得人心。”
可是，他也感觉到全国的气氛有点不对劲。在报纸上和广播里，批判吴晗的言辞越来越激烈，调子越来越高。不但批判了吴晗，还点了翦伯赞的名。怎么宣传部门，就允许这些乱扣帽子的文章发表呢?
李井泉也觉得情况很反常。他把彭真单独叫到一个房间里，问:“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公开把吴晗和彭德怀挂在一起攻击了，是不是北京出了问题?”
彭真看出他有些害怕，就说:“你先别着急，我给市委先挂个电话，摸摸情况再说。”
电话很快接通了，是刘仁接的电话。刘仁好像有些紧张，说:“彭书记，不得了呵!现在北京市里小道消息特别多，有人放风说《汇报提纲》是错误的，也是毒草。还有人说关锋、林杰、戚本禹等人的文章，是毛主席亲自批准广播和发表的。”
“喂，党中央有正式通知吗?少奇、恩来、小平他们有明确指示吗?”
“没有接到。”
“毛主席有正式指示吗?”
“也没有。”
彭真火了，他用坚定的语气说:“党中央和中央领导人没有明确指示，我们依然按中央的正式决定办!要把那些来自非正式渠道的消息，统统给我顶回去。”
“彭书记，请您早些回来吧。”
“好，我明天就动身，返回北京。”
一九六六年三月六日，彭真结束了在四川的十多天的视察，回到北京。他刚进市委办公室，就听到了吴晗下乡搞社教的消息，并且有人告诉他，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的。随后，他听取了刘仁、邓拓等人关于北京市委在近段时间的工作汇报，陆定一、周扬打了电话，了解了一下这十多天来文化革命小组的工作
情况，才知道情况非常复杂，他所面临的，是一场更大的风浪和考验。
他没有听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对《汇报提纲》有什么新的指示和消息，但他已经猜想到，贯彻“提纲精神”，遇到了来自上面的阻力。在中央没有宣传《汇报提纲》作废之前，他是决不会后退半步的。他心里非常烦躁，却又不能在同志们面前表现出来。他怕动摇军心。
“立群，给毛主席打电话，就说我有要事，向他请示。“彭真坐在藤椅上，对他说。
不大一会儿，许立群就打电话回来了。他的脸色，很难看，像得了伤寒病。他说:“毛主席的电话打不通，电话转到武汉后，一接到主席处，电话很快就断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彭真很纳闷儿。
林彪把江青等人整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草草地看了一遍，就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派人直接送毛泽东审阅。
军队的工作，表面上是由国防部长林彪抓，但实际上权力都集中在毛泽东手里。
毛泽东是党的主席，又兼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从六十年代开始，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都要向毛泽东汇报。高级军官的任免，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部队工作人员的晋升等问题，都由毛泽东亲自决定。林彪很清楚，毛泽东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不会放弃军权的。尽管林彪早就想取代他，但他的野心却不敢有丝毫的暴露，暴露出来，就等于自取灭亡。为了讨得毛泽东的欢心，他在许多会上经常说:“毛主席永远是我党、我军的最高领袖。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全军指战员要把毛主席著作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只要是以军委名义下达的文件，他都是以最快的速度，报送毛泽东批准。
叶群曾经问过他:“你什么工作都要请示主席，难道不怕别人说你只会传传送送，当个应声虫?”
林彪摸着下巴，神秘地笑着说:“这样好哇，彼此都放心。主席能睡着觉，我也能睡安稳。”
1960年林彪主持了军委工作后，罗瑞卿成了他的眼中钉。罗瑞卿和他资历相当，但精力充沛，比他年富力强。罗瑞卿担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还是国务院的副总理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军队的许多工作都由他直接抓。这样，罗瑞卿就成了林彪实现他个人野心的最大障碍，不能在军队里为所欲为。林彪知道，毛泽东是信任罗瑞卿的，不敢轻易动他。到了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泽东秘密会见林彪，与他商量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的时候，林彪觉得整罗瑞卿的机会到了，才开始在暗中对罗瑞卿进行词诽谤和攻击。
林彪对毛泽东说:“罗瑞卿一贯反对我的突出政治的主张。他极端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到处诽谤和攻击您。他公开抢我的班，夺我的权。”他又交给了毛泽东厚厚的一摞罗瑞卿的材料，建议中央停止罗瑞卿的工作，并开会对他进行揭发和批判。
毛泽东同意了他的建议，于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在上海召开党中央紧急会议，解决罗瑞卿的问题，罗瑞卿挨整后，林彪就进一步扩大了自己在军队的权力。
毛泽东把林彪派人送来的题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文件，连看了三遍，非常满意。他料到这个文件批转下去，会使党内多数人大吃一惊的。按照这个文件的提法，十七年来，中国的文艺战线，是被一条反艺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存在一个重新夺权的问题。这也是月前要开展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
他一根又一根地吸烟。他的中指和食指，都被烟薰黄了。他经常思索和分析问题，每天都要耗费很大精力，全靠吸烟来提精神。医生多次劝他戒烟，但他改不了这个习惯。他忽然想起了个问题，就从笔筒里抽出中华铅笔，在那份文件的第二部分第一大段的后边，加了如下一段话:
“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
写完这几段话，他又像老师给小学生批改作业似的，把文件的不当之处改动了几处，还把一些提到毛泽东名字的地方，改成了“党中央”。他觉得这样改，能体现出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来。
毛泽东办事情，历来都是很自信的。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他对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和前途，提出了一整套与众不同的见解。他和陈独秀、张国焘、李立三、瞿秋白、王明等人，多次斗争和较量，历史证明是他们错了。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他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后，革命面貌焕然一新。他像一个驾驶巨轮的舵手，使中国革命的航船避过暗礁，战胜一次又一次惊涛骇浪，终于度过艰难岁月，到达了胜利的彼岸。新中国是由他一手缔造起来的。他领导中国人民，把一个半封建、来殖民地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这充分显示出了他的卓越才能和智慧。他深受全国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人民说他是“救星”，一些在中央工作的战友也称他是:“导师”，他坚信自己办事情，是不会出错的。
“《座谈会纪要》你看完了？”秘书走了进来，问他说。
“看完了，帮他们改了三遍哟。”
“林彪同志来电话催过了，他说要急着批发给军委诸同志。江青也希望早一些由中央转发全党。”
“莫急，莫急。匆匆忙忙是会出错的。”毛泽东摆摆手说，“这个文件先放我这里压两天再说。我写东西从来不是写完就发出去的。自己写的东西放几天，等头脑冷下来后再处理，这样会更全面些。你说对不对?”
秘书不好意思地笑了，说:“我听主席的。”
毛泽东连忙摇头:“不妥，不妥嘛。怎么能光听我的呢?谁说得对，听谁的嘛。自古以来，都是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反而是高明哟。这个道理你懂吗?”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嘛。”
“这就对头喽。”毛泽东爽朗地大笑起来:“共产党比国民党高一筹的地方，是依靠群众。我们为什么腰杆子硬?因为给人民做的好事多嘛，人民拥护我们嘛。帝、修、反总想孤立我们，但总是孤立不了，我就从来没有感觉到孤立。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秘书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前年才从中央办公厅调到他身边。虽然经常能见到毛泽东，但很少能听到他的教导。往常他放下文件或取走材料便走了，因为毛泽东经常在思索问题，今天毛泽东还给他倒了一杯水，他觉得很拘束。
“你看过姚文元的文章吗?”毛泽东问。
秘书回答:“看过几篇。”
“感觉怎么样?”
秘书说:“我觉得他写文章的口气太大，好像他是代表国家讲话似的，这是不是文风问题呢?”
毛泽东哈哈大笑起来:“这你就不明白喽，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不狂妄还行吗?我年轻的时候写诗作文章，有些先生们也看不惯哟，说你毛润之怎么行事、讲话，总像个大人物呢?我回答他们:天下者天下人的天下，国家者全国人民的国家，我凭什么就不能作个大人物呢?实际上，许多事情都是小人物们做出来的。那些大人物，总想压制小人物，不压就显示不出他们的大嘛。其实，压到一定的程度，小人物反而作了大人物、大人物相比之下倒成了小人物。这里面有着大和小的辩证关系。”
秘书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虔诚地说:“能够经常听到主席的教导，是我终生的最大幸福，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主席的思想，永远跟着主席干革命。”
话没落音，桌子上那架电话机上的红灯就亮起来，毛泽东马上抓起电话筒。他听了几句，就笑出声来:“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了。”毛泽东放下电话，对秘书说，“姚文元同志来了，你去把他们接进来。另外安排五个人的晚饭，我和他们一块就餐。”
姚文元是和张春桥、江青一块来的。不知什么原因，毛泽东先让姚文元和他谈话，而让江青和张春桥在外边等候。当秘书把姚文元领进来的时候，他注意观察了一下这位赫赫有名的江南才子，他只有三十六七的年纪，中等的个子，胖胖的身体，戴着一顶蓝呢帽子，略显突出的大眼睛很激动地看着毛泽东，厚厚的大嘴想说什么，动了动却没有说出来。看上去，他身上并没什么傲气，倒显得很朴实，像个安守本分的庄户人。
毛泽东打了个手势，秘书退了出去。
毛泽东拍拍姚文元的肩膀，让他坐在对面的沙发上，自己则坐在椅子上。然后点燃一支香烟，轻声说:“邓拓、吴晗他们的文章，你又研究了两遍?听说你又准备放大炮了。哦，文化革命的主将嘛。今天主要是听听你的看法，我们的文化革命，究竟该怎么搞下去。”
姚文元眨巴着眼睛，搓着手，开始了他的汇报。他很佩服江青的判断，来之前她就估计到，毛泽东一定会单独见他一次，现在她的话果然应验了。她还料到毛泽东必会问他对当前运动的看法，也猜得丝毫不差。好在他们三个人对当前的形势和下一步的打算研究过，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起初，他讲话还有些口吃，但看到毛泽东那慈祥、温和的样子，他就不再紧张了。他有顺序地讲了彭真拚命保吴晗的种种原因，讲了吴晗、邓拓、廖沫沙如何从一九六一年起结成“三家村”，有组织、有计划地利用《北京晚报》和《前线》杂志进行反党活动，他特别强调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是当前运动的最大障碍，不首先批倒这个文件，就不能深人地批判吴晗，更触及不了邓拓半根毫毛。他说:“连批吴晗都这么困难，要是再牵扯邓拓，那一定要出更大的问题。现在，彭真同志正在千方百计地整我，要给我们戴上学阀的帽子。”
毛泽东一边听着，一边凝视着自己手中夹着的大号过滤嘴中华香烟，他嗅到的不仅是烟味，而且还有一种的火药味。当姚文元讲到彭真要整他时，毛泽东吃惊地抬起头来;“他公开讲了吗?”
姚文元说:“他在《汇报提纲》中已经提出来了。”他打开手中的黑色文件包，取出那份文件，念道:“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毛泽东用手指敲着桌子说:“你去个电话，问一问彭真，他所谓的‘学阀’究竟是何人，又是谁在以势压人?他们仗着什么‘势’，谁的‘势’?简直是岂有此理!”
姚文元更来了劲，又说:“恶毒的还在后头哩。你看，他们还说:‘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好像我们对吴晗等人是与人为恶了，你瞧他这一套，是多么的阴险!”
“文元同志，你放心，对《汇报提纲》一定要批判。不过，我要和政治局常委们研究一次，和他们打个招呼。”毛泽东极力压抑着自己胸中的怒火，说:“我们已别无选择的余地了。斗争是这些反共老手们挑起来的，我们只有应战了。在原则问题上，我从来是不准备让步的，如果妥协，就是机会主义。张春桥和江青，我不见他们了，请你把我的意见转告他们。文元同志，你是大有希望的。从中国革命的实践和我自己的经历来看，真正有希望的人，是善于思索而不出风头的人，那些大轰大鸣的人，只会变成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
“我明白，我明白!”姚文元鸡吃米似地连连点头。
姚文元从毛泽东书房出来，回到客厅时，张春桥和江青忙迎过来，问毛泽东跟他谈话的情况。姚文元忙不迭声地回答他们，越着急越说不出话来，好不容易才挤出一句:“主席让我们问一问彭真，他所谓的‘学阀’到底是指谁？”
张春桥听了一怔，忽又拍着大腿说:“好!主席让我们问得好。这对彭真来说，无疑等放当头捧。他要是回答我们，更有利于我们的反击!他要不回答，便是他们搞影射，形迹可疑不折不扣的阴谋活动。”
江青对张春桥的话并不感兴趣。她认为，问不问彭真，他们回答什么，都无关紧要，反正她是要向他们开火的。她撇了一下嘴，说:“既然主席让问，那你们就问一问吧。”
电话打到北京时，彭真正在中宣部召集陆定一、周扬、吴冷西开会，康生请病假，没有来，许立群接的电话，他问出电话是从上海打来的。
“哪来的电话?”彭真问。
“上海市委，对方不肯报他的名字，但我听出他是张春桥。”许立群回答。
“什么事?”
“他们问，《汇报提纲》上的‘学阀’是否有所指，请让我们给予答覆。”
彭真听了，手猛地一拍桌子，大声说:“你去回答他，就说是我彭真说的，‘学阀’没有指具体人，是鲁迅小说里的阿Q，谁头上有伤疤，就是谁!”
周恩来住的小院，在中南海里是最不起眼的，最朴素的一个院子。院内共六七个房间，有厨房、浴室、书房、起居室、会客厅、餐室和卧室。他和邓颖超分着屋住，但共同就餐，一起生活。房间里没有豪华的物品。有几名公务员，照料着他办公的文件和材料，并帮他处理一些日常事务。
这年他已是六十八岁的人了，但精神焕发，充满青春的活力。他那浓黑的剑眉下，一双明亮而锐利的眼睛，他是那么平易近人，待人总是那么热情。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在他的性格中，还包含着久经锻炼的钢铁般意志。
他的原籍在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十八岁那年留学日本，第二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了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他二十二岁时，组织一部分热血青年前往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列主义，发功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一九二二年，他在德国加人中国共产党，负责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工作。一九二四年八月回国后，先后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委员会常委兼军事部部长等职，同国民党各方面的高级领导人交往，从事党的统战工作。他英勇地领导了一九二七年八月的南昌起义，出席了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担任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央军委书记的职务。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进人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他和朱德等人紧密配合，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一九三五年，一月在党的遵义会议上，他全力支持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成为毛泽东的最忠诚战友，协助毛泽东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粉碎了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建立了新中国。周恩来最大的特点是，在党内的政治斗争中，他能团结各种人，协调各种紧张关系。较之其他政治家，他更加懂得发挥集体力量的重要性，他非常善于发挥各种人的作用，激发他们的革命信心和勇气。他从党的五大起，就当选为中央委员，以后始终在中央是重要的决策人物。有位心理学家在总结周恩来时说:“他的性格能够在任何复杂的风浪中保持平衡，他的智慧和才能与他的品质相统一，足能战胜一切逆境而立转不败之地。”
两天前，毛泽东单独和他进行一了五个多小时的谈话。毛泽东很激动，第一次在他的老战友面前落下眼泪，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毛泽东要求周恩来不得泄露谈话的内容。周恩来恪守诺言，准备为党的利益和毛泽东本人，牺牲自己的一切。跟毛泽东谈话后，他特意安排了一次和彭真的谈话。为了不表现出任何背景，使谈话的气氛轻松些，他把彭真叫到自己家里来。
彭真同周恩来共事几十年，对他很尊敬，出入他家也很随便。彭真一进周恩来家，没等他打招呼，就摘下帽子，脱下大衣，挂在衣钩上，然后又倒了两杯茶，一杯端在周恩来面前，一杯放在自己旁边的茶几上。他从邓颖超和周恩来的表情中已猜到，这次谈话很重要。邓颖超简单问候了彭真几句话，便退出
去。邓颖超组织观念极强，政治局的同志研究事情，她从来是不参加的。
周恩来坐了下来，一开始就问:“最近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吴晗及其他一些人的文章，你感觉如何?”
彭真很直率地说:“硬把一个对党忠心耿耿的老知识分子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想不通。杀了我的头，也不能同意他们的观点。”
“想不通可以保留看法，但从今天起，你的这种观点，不要再和任何人讲了。你现在需要沉默。”周恩来告诉他说。
彭真一征，问道:“这是为什么?”
“因为那些人的文章，毛主席看过了，他同意他们的看法，而且是毛主席亲自批准发表的。你、我，还有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都应该尊重毛主席的意见，我们党不能再出现任何裂痕了，道理就这么简单。”
“我对毛主席打心眼里热爱，也拥护他的一系列主张。可是，可是我怎么能违心地伤害一个并无错误的好同志呢?我一点也不明白，吴晗同志究竟什么地方得罪他老人家了，为什么硬要置他于敌人那一边?为什么不能认真地听取一下他本人的申诉?”
“彭真同志，我可以告诉你，有些问题并不是一两年的时间能够看清楚、弄明白的。你越想辩解，反而越会把问题弄复杂化。你的出发点本来是好的，但当大多数同志没认识到你的动机之前，你越是积极、主动地说明什么，结果是什么也说明不了，反而被一些兴风作浪的人所利用。我们党内这样的教训还少吗?党的民主，国家的民主，需要一个历史过程，认识真理，也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强调了共产党人的忍辱负重精神，我完全赞同他的看法。请你仔细想想党的历史，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彭真不吱声了，因为这些道理他全明白。多少年来，他也是这样对身旁的同志们讲的。但是现在，周恩来为什么要对我讲这些话呢?他疑惑地抬起头，望着周恩来。他突然发现，周恩来的脸色发白，神色有些痛苦，嘴唇也在微微地哆嗦。尽管他极力掩饰自己的表情变化，可细心的彭真还是看了出来。
“好吧，我可以对他们批判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暂时采取沉默的态度。”彭真叹了口气，拍打着前额说。
“岂是一个吴晗，还有其他人。”周恩来又说。
“还有谁?”彭真睁大了眼睛。
周恩来没有正面回答，却问他:“你对邓拓同志，还有廖沫沙，了解吗?”
“当然了解，他们都是从小参加革命的好同志，多少年来为党、为国家做了大量的工作啊!邓拓是市委书记处书记，廖沫沙是市委的统战部长，他们对革命、对党的忠诚，我可以用党性来担保。”
“他们和吴晗写的《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你都看过吗?”
“这倒没有都看过。但我相信，他们不会有政治问题的。”
“这你就得承认自己犯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了。”周恩来话中有话地说:“你就说你不知道，不就得了嘛。现在文责自负，你怎么硬要把自己往里塞呢，难道非要集体献身，才是英雄?”
“好我的总理哟，我领导下的北京市委的核心成员都成了坏人，我这个第一书记，成了什么呢?”彭真激动得脸色通红，拍着两手说:“如果他们真正犯了错误，认打认罚，我心甘情愿。可是我明明知道人家冤枉哟，我怎么能昧着良心，硬把白的说成黑的呢?”
“你难道甘愿戴‘包庇坏人’的罪名吗?”
“我相信党中央，是不会这样看待我的。”彭真喝了一口茶水说。
周恩来使劲地搔了搔自己的头皮，站起来环抱着双臂踱开了大步。凭良心说，他完全同意彭真的这些看法，也深为他这种坚持真理的态度所感动，但他知道彭真这样坚持下去，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他不愿让彭真作出这种不必要的牺牲来，他希望他能够理解自己话的意思，保存住自己。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搂着彭真的肩头，和他一起坐到沙发上。
“彭真同志，你对党孜孜不倦的奋斗精神，我和同志们都承认。但你应该更严格地要求自己，虚心地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什么缺点、错误，比如自满情绪啦，尊重主席不够啦，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倾向啦，等等。坚持真理固然是好的，但也应讲究点方法呀。应该想办法，让多数同志都能接受你的意见。”
周恩来的这些话既含蓄，又真诚，都是为自己考虑的。彭真体会到他的一片良苦之心，也意识到在党的最高领导层里，出现了不同意见，他问周恩来:“总理，请您告诉我，下一步我该怎么办?”
“最好你在五人小组会议上宣布，你主张收回你们的那个《汇报提纲》。”
“什么?连《汇报提纲》都错了?”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不过，这是我们之间的个别谈话，我不代表组织，具体怎么办，你可以仔细考虑后，自己决定。”
“不过，《汇报提纲》可是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讨论通过的呀!”
“政治局还可以经过讨论，再否决自己的意见嘛。”
“这关键要看中央究竟有没有错误，总理，允许我再考虑考虑吧。”
周恩来站起身来，表示谈话到此结束。最后他又告诉彭真说:“还有件事，对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要提防。回去以后，你的任何表态，都要高度注意，一定要和毛主席保持一致。邓拓、廖沫沙等人的文章，你再抽空看看，如果有错误的话，让他们作些自我批评嘛，总之要主动些，让别人无懈可击。”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学术评论办公室的笔杆子王力，一直在观察着政治风向，近些天的政治气候，使他有些烦恼和不安。
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被中央批文下发，康生、陈伯达、关锋等人一度沉默时，王力暗自庆幸自己没有卷入他们批判《海瑞罢官》的政治漩涡。现在，关锋、戚本禹的文章报纸刊登、电台广播，他们的名字已家喻户晓，几乎和姚文元齐名时，他又后悔自己没有跟着他们一块行动。他过去以自己能进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学术评论办公室为荣耀，现在却又厌恶这个小组了。他是政治上非常敏感的人，已经觉察出，彭真等人正在中央失势，而康生、陈伯达等人，则越来越成为政治上的宠儿。
设在钓鱼台宾馆里的学术评论办公室，陈设华丽，十分宽敞。办公桌上摆着五架电话机。其中那架红色话机，可以直接同中南海里的政治局常委通话。其余的电话机，能用专线与北京中央各部门的任何单位联系，还能与各省、市的党委通话。王力早就考虑到，一旦五人小组的挂帅人物出事，那些紧跟着干事的，也必然要受牵连。狡兔三窟，现在应该给自己留条退路。
他必须找到关锋，通过关锋先了解一下中央的情况。康生深居简出，行动诡秘，很不容易找到，即使找到他，他也不会推心置腹地向自己交底。他只是用得着你时找你，用完了，就把你晒黄花鱼。王力一连拨了好几次电话，接电话的人都说关锋不在。如今的关锋可和当初不一样了。他现在是政治上的大红人，有什么事，是直接到一些决策人物那里面授机宜，忙得很哪。想到这里，王力心里酸溜溜的。
这回很好，电话打通了，那边接电话的正是关锋。王力刚说了两句，那边就说:“最好当面谈。现在谈不行，在机关里谈也不行。今晚在我家里谈吧，请你到我家里来，我准时等你。”
临近傍晚的时候，天上下起了小雨，密密麻麻的雨丝，像一面用水线组成的大网，罩住了整个北京城。
关锋穿了一身黑色的对襟夹袄，站在家门口张望，在等候他的老朋友。当轿车的灯柱射过来时，他就走出门，把披着雨衣的王力迎了进来。俩人只一个多月没见面，却像久别重逢似的，长时间地握了一会儿手。
“老兄，现在情况如何呀?”王力一开口就问他。“您老兄现在已经红得发紫了，举国都在议论你，你可别忘了咱们呀!”
“看你说到哪里去了!”关锋对他说了:“我现在是提着脑袋干革命哩，比起你是还差得多呢。现在咱们是各保其主，我们对此都是心中有数的。”
“去你的，我保什么主?我和你一样!”王力一听这话急了，大声说:“我这一辈子敬仰过什么人?我只敬仰伯达和康老，我是跟他们的。至于彭真、陆定一，我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我要说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
“别发誓了，算了，马列主义者可不兴哪一套。”
“我不过是表表态度罢了，我又不是牛鬼蛇神，还能搞迷信?”
关锋把椅子往他跟前拉了拉，压低声音说:“如果你想杀出来的话，我结你出个主意。以你的名义赶快揭发彭真，批他的那个《汇报提纲》。”
“天哪，那可是五人小组集体研究，并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的呀。况且，康老也在文件上画了圈呀。”工力听了，非常吃惊。
“你害怕了，是不是?”关锋拍了一下大腿:“实话跟你说，《汇报提纲》完全是彭真他们背着康老搞的，康老根本不同意!《提纲》中的观点，完全是修正主义观点的大杂烩。上海的张春桥止准备批它哩。如果你能早些站出来，这头功就让你夺走了。老弟呀，我们实在是不愿让上海把好事都占全了，所以不得不关照你。就是你不给我来电话，我也会找你的。再给你透露点消息，毛主席已经找总理、少奇等人谈了话，严肃地批评了《汇报提纲》，用不了多久，中央就会撤销这个文件。”
“此话当真?”
“绝对可靠!”
“哈哈哈哈!”王力仰脖大笑，站起来狠狠捶了关锋一拳，说，“不是老弟自夸，我早就看出了彭真炮制这个材料是有意对抗毛主席的指示的。所以我从参与五人小组活动的那天起，就写日记。我的日记里准确地记载着彭真等人的言行，只要端出去，就是一颗重磅炸弹。
“嘿，真有你的!”关锋非常高兴。“康老要是知道你还有这么两下子，准会大大地夸奖你。现在，我们就是一条战壕的战友了，我们要好好干。只要伯达、康老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那决不会亏待我们的，起码当个部长，不成问题。”
王力的野心，这时就像近火的干柴，腾地燃烧起来。他又向关锋说:“老兄，有这种可能没有?”
“不是可能，而是近在咫尺，很快就要变成现实了。文化战线上的这场革命，说穿了就是夺权。最近，中央还要发出一个文件，是毛主席亲自修改了的座谈纪要。这个文件里有一条最重要的话，就是要彻底铲除一条文艺黑线。解放十七年来，这条黑线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这不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吗?”
王力听得目瞪口呆。这一段时间，他待在那间学术评论办公室，每天和各种材料打交道，哪能听到这么多重要的消息?现在，消息灵通，可以平步升天。，要是得不到重要消息，往往倒了大霉，还蒙在鼓里。他连忙问道:“老兄，康老在家吗?”
“在!他刚从外地回来，正在准备材料。”
“走，我们到他家去，我马上揭发彭真，这回我是跟你们干到底，杀头也不翻悔了!”
俩人冒着细雨，乘上王力带来的上海轿车，来到康生的住地。关锋很快和门卫办理了会客手续，并同康生先通了两、三分钟的话。等他们在客厅里坐定以后，康生便从内室走出来。
这时己是晚上十点来钟了。康生鼻子下的小胡子修剪得很整齐，面带着笑容，拉住了王力的手。关锋向他介绍了王力最近的情况，康生故作惊讶地说:“想不到王力同志的路线斗争觉悟这么高，竟能看穿《汇报提纲》的反动实质，真不简单呀。你们年轻人的思想就是敏捷，相比之下，倒是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不中用了。”
王力表现得很谦虚，对康生说:“今后全凭康老帮助呢。我刚才和关锋说了，我们都愿作你帐下的一兵，时刻听从你的调遣。”
康生坐在沙发里，把只景泰蓝小瓷瓶，在手里玩过来玩过去。这种廉价的表态，他见得多了。那些表态最坚决的人，一旦风向发生变化，往往转得也最快。他现在不是需要他们表忠心的漂亮言辞，而是需要他们密切配合的实际行动。他瞅了瞅王力说话时那种慷慨激昂的样子，叹了口气，说:“我也有难言之苦呀。
我在五人小组纯粹是聋子的耳朵，中看不中用。彭真炮制《汇报提纲》竟对我保密。这些事不知你清楚不清楚?”
王力马上点头，说:“知道，我全清楚。康老始终是受他们欺负的。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作证。”
康生笑了，露出一排发黑的牙齿:“《汇报提纲》是许立群和姚溱秉承彭真的旨意，在钓鱼台关起门来搞的。他们那个房间，谁也不准进去，谁也不准知道。连对同住一个楼里的我，都严密封锁，不透一点消息。你说气不气人?这一点，我想王力同志也了解吧?”
“是这么回事。”王力附和着说。其实，他心理很清楚，当时，彭真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许立群和姚溱后，他也参加了文件的起草工作。写东西的人都愿找个安静的地方，这几乎是人人皆知的事。他没料到此事经康生一点，竟成了十分神秘的阴谋活动，他不由得对这位理论家增添了几分恐惧。
康生见这次谈话已达到他要达到的效果，便打了个哈欠，站起来说:“你回去很快把上述情况写个材料，交给关锋同志，由他直接报毛主席。这是你对文化革命的一大贡献啊!怎么样!”
“坚决照办!”王力大声回答。
刘少奇听到毛泽东回到北京的消息，心里很高兴。北京和全国各省、市的请示，汇报材料堆积如山，都需要中央给予明确的答覆和指示。有些问题，他很难决定，既担心由于疏忽，出了偏差，又怕毛泽东与他的意见不一致，造成中央内部的分歧。但事事请示毛泽东，又会延误工作。自从中央分为一、二线后，他和邓小平出面多了些，因为决定有些事情没有及时向毛泽东透气，他的老战友就发了几次脾气。这使得他不得不在处理国家的事情时更加谨慎。
他让秘书和毛泽东办公室联系，准备去老战友那里看望一下，顺带汇报一下近来中央的工作。秘书很快就回来了，向他报告:“毛主席说了，他刚回来，身体疲乏了，请少奇同志不必来了。过两天召开包括六区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请少奇同志作些准备，通知已由中央办公厅发下去了。”
刘少奇不由得一愣。他没想到毛泽东一回来就要开会，而且跟政治局的常委，谁也没有打招呼。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是异乎寻常的，因为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会议议程，只是收到了个开会的通知。那些从外地匆匆赶到北京的大区书记们，都猜想中央有什么重大决策公布，因为只有出了紧要的事情，才会把他们都召集到中南海怀仁堂的小会议室里来。
李井泉提前一天到达北京，他赶忙去见邓小平，想摸摸会议的底。邓小平也不知道要开什么会，幽默地说:“没有任何议程啊，只要带上耳朵来，就行了嘛。反正我的耳朵聋，能听多少算多少，负起责任来，我挨板子少啊!”这些话，一下子把李井泉的紧张感冲散了。
第二天在中南海开会的时候，毛泽东带着严峻的神色走进会议室。他在T字会议桌首席的中央，在他常坐的那张椅子上就了座。坐他左边的是神态安祥的刘少奇，右边是还在批阅文件的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挨着他们坐在另一边，康生等列席会议的所有成员，则坐在会议桌伸出去的两侧。毛泽东亲自核对了人数。他不时地向一些大区书记们点首示意，打招呼，这就大大地缓和了会议的紧张气氛。参加会议的人除林彪请假外，其他人都来了。出乎刘少奇和周恩来的预料，毛泽东在讲话时，却并没提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事。他说古论今，谈笑风生，最后才把话说到正题上:“当前在文化学术界开展的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教育人
嘛。以前我们对知识分子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许多文化部门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着实权。你们可以看看我们印发的那些材料真是触目惊心啊!现在，我们每一个地区，每一个省市的领导同志，都应该问问，那许多文化部门的领导权，到底掌握在哪些人手中?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者啊!”
李井泉悄声对坐在身旁的陶铸说:“乖乖，叫主席这么一说，咱们的文化部门都烂掉了，都得彻底大换班哪。”
陶铸笑了笑，说:“执行的时候，咱们实事求是嘛。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哪能一勺烩呀。”
毛泽东的声音提高了，目光朝着人们扫了一遍，又说:“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这场文化革命的号角。像吴晗、翦伯赞这些人，名义上是共产党员，却跳出来反共，和赫鲁晓夫们前呼后应，攻击党中央，攻击我，实际上他们是国民党。对这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不批判能行吗?不行!一定要进行切实地批判。前一段，我们一些省、市的报刊，不登姚文元的文章，不批判这些反共分子，相反，倒发表了他们大量的反动东西。你们这些地区和省、市的领导同志，难道不应该反省一下!你们的屁股，究竟坐到哪里去了?你们的政治警觉性，又在哪里呢?”
这时候，所有参加会议的人们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会议的气氛紧张起来。彭真和一些管文化工作的中央委员们，对毛泽东的讲话都感到不理解:怎么毛泽东突然把文艺部门全都否定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又用手轻轻敲着桌子，不紧不慢地说:“你们各级党委，还有一个问题要特别注意，即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有的人连批判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要害的文章都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一扣几个月不准见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值得研究，值得讨论。”
说到这里，毛泽东从桌上拿起几份材料，看了看身旁的老战友们，说:“你们几位，还有什么要讲的尽管讲，没讲的话，可以组织大家学习一下这些文件，讨论一下文化战线上严重的阶级斗争，回去后立即把文化革命抓起来。这个会议，算个打招呼的会，再不听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你们考虑，是不是啊!”
这时，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发言，他们都承认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文化革命不理解，没有及时地正确领导这场运动，并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意见，迅速改变学术评论冷冷清清的局面。会议接连开了四天，其他参加和列席会议的人，也都表了态，拥护毛泽东的决定。但大家也提出了制定这场运动的具体政策的建议，用充分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分清学术上、理论上的是非。
分组讨论的时候，康生和朱德分在一个组。康生向小组的人们讲吴晗的《海瑞罢官》，如何为彭德怀翻案，如何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甚至还说吴晗是想同反党集团搞政变。有好几次，他的眼里都流出了愤怒的眼泪。可是，朱德和小组里的其他人脸上冷若冰霜，谁也不搭理他。他们还对他很不礼貌地小声议论起别的问题来，这使康生很恼火，他问朱德:“老总，你难道对文化战线上出现的修正主义大泛滥，不感到寒心吗?”
朱德眯着眼睛，指了指脑袋，笑嘻嘻地说:“我神经不衰弱，所以不怕那些秀才们的舞文弄墨。当年打天下的时候，枪林弹雨都经历过了，唱几次戏，写几篇文章，有啥了不起?我就稳坐在这里，看哪个秀才，能把我搬倒!”
人们哄地一声笑了，康生感到非常尴尬。
政治局常委开会的时候，张春桥和姚文元秘密来到北京。他们白天不出头露面，只在晚上会客和见人。他们正在暗中研究《汇报提纲》，搜集邓拓、吴晗、廖沫沙的“罪证”。他们虽然没有资格参加中央的会议，但会议上的情况却了如指掌。各大区书记的发言以及每个常委的表态记录，全都到了他们手里。
这天，张春桥和姚文元接到秘密通知，来到京西宾馆，和戚本禹、关锋会面，讨论下一步写什么批判文章。张春桥扶正眼镜，对其他人说：“我们的舆论工作跟不上去，我们有说服力的东西太少了!现在需要公布吴晗、翦伯赞大批的历史材料，这样才能证明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这一个战役打不响，就不能扩大战果。”
戚本禹拍着沙发背骂道:“他妈的，可惜《人民日报》不在我们的手里。如果我分管这几家舆论工具，早闹他个天翻地覆了!”
姚文元的目光始终没离开手中的那些材料，他们几个人议论事情的时候，他也没听他们说话。突然，他像发现新大陆似地叫起来:“这是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什么新动向?”其他三个人的目光，一齐向他射过来。
姚文元说:“整个常委扩大会议，除了毛主席的报告外，其他人的发言和表态，都没任何新东西。所以，我看依靠大区书记们把文化革命深入地搞下去，是不可能的。这场运动，主要还得靠我们这班笔杆子。”
戚本禹激动地站起来，晃动着他那粗大的身子，拍着胸膛说:“别看我们是秀才出身，领兵打仗我照样能行!只要把权给我，当国务院总理都没问题!”他发现其他人都惊讶地看着他，知道自己的话出了格，忙又补充说:“不过这话，我只是随便说一说，真让我干，我也干不了呵!”
张春桥狡黠地一笑，很老练地圆场说:“其实本禹同志没有必要回避这个问题。毛主席早就说过，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当然也存在一个政权问题呵。当然，如果按现在的顺序论资排辈，不管总理的位置，还是部长的职务，都是轮不上我们的。但是，在革命的岁月里，那就例外了。在战争年代里，我们那些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军长、司令，有的是!毛主席主持全党工作的时候，不是三四十岁的年纪吗?为什么我们要小看自己呢?我们应该有本禹同志的雄心壮志!拿破仑曾对他的士兵们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兵。’毛主席也对我说过:将来中国革命的重任，就是要由你们担起来!”
这些话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一下子把几个人的积极性都鼓动起来。他们都意识到，中央一部分身居高位的人，是要在这场革命中丢掉官职或者卸任离位的，他们都盼望着自己能取而代之。当他们对下一步搞什么批判文章，争论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江青身披斗蓬，头戴军帽，一阵风似地走进来。她突然站住，用金丝镜后边的眼睛把四员大将扫了一遍，左手一挥，微笑着大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四个人都连忙站起来，向她迎过去。当他们想听下文时，江青即只是笑，不说话了。
张春桥跟她一块搞过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知道她这是把戏剧里英雄人物出场亮相的动作，拿了出来，想加重自己这个“亮相”的艺术效果。他颇有风度地背着手，对江青说:“不用猜，肯定是毛主席已下了决心，解决五人小组的问题和《汇报提纲》的错误了!”
“春桥同志不愧是江南小诸葛，”江青大大咧咧地往沙发上一坐，对毕恭毕敬站在身旁的四个人招招手，说:“都是自己人，何必要这么客气呢?都坐下，都坐下!王力同志给主席的信和其他同志给主席的材料，主席都看过了。他向同志们问好，并让我转达他对你们的问候。毛主席对我说，这次政治局常务会是一个打招呼的会，会后才要真正解决问题。这次会上他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实际上交了底，让大家对下一步的措施有个承受力。不然大家会说，这像搞突然袭击似的。”
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四个人听了，就像马上要奔赴战场似的，都既紧张，又兴奋……
盼望着的春天，终放来了。
田野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山青了，水绿了，和煦的阳光照到人身上，温烘烘的。但在北京郊区昌平县大东流村搞“四清”的吴晗，披着棉袄，还觉得冷。这可能是他在城里待惯了，不大适应农村气候的缘故吧，他在村里，每天都要组织社员读报纸、听广播，这是社教工作队必须要抓的一项工作。
社员们发觉，每当“李明光”读批判吴晗反觉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文章时，总是嘴唇发紫，眼睛发红，两手哆嗦，并且总是读错。这时候，他的助手郭星华，就接过报纸来读。不学习这类文章是不行的。因为社教工作团有明确指示: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社教工作，必须围绕着文化界的这场大革命来进行。有时“李明光”身体不适，也必须来参加学习。有一天，公社抓住了一个盗窃犯，就组织全公社的贫下中农进行批判。“李明光”和四清工作队的成员们，都坐到主席台上，参加了批判大会。当发言的代表们轮流批判这个小偷时，有人问他:“你为什么好逸恶劳，走上了这条犯罪道?”
小偷回答:“我上了反党份子吴晗的当，受了他的影响，才犯的错误。”
“住口!”化名李明光的吴晗，实在憋不住了，他大衣一抖，从主席台上站起来，指着小偷厉声问道:“吴晗哪一句话，哪一本书，让你进行偷盗活动来?”
小偷却振振有词:“他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不就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吗?我就是中了《海瑞罢官》的毒，才犯错误的。我现在坚决和他一刀两断，肃清他的流毒，回到社会主义这一边来。”
“你、你，你这些话是哪儿学来的?”
“是报纸上讲的!”
吴晗再不敢说什么了，只好又坐下来。他用两只手支住脑袋，全身不住地擅抖，眼镜“啪”的一声落到地上。郭星华替他拣起眼镜，要送他回去休息，但吴晗却不走，倔强地说:“我非得把这个会听完不可，我能坚持。”
当公社的大会主持人宣布那个小偷检查深刻，挖到犯错误的根子，给予宽大处理时，吴晗却笑了起来。这使那些坐在主席台上的人们，都大惑不解。吴晗认为，可笑的岁月既然已经开始，那就应该以笑来对待它。
彭真打开秘书刚刚送来的文件夹，一行醒目的大字跳入他的眼帘: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他心里一震。早就听说江青上个月在上海大放厥词，召开了连续十八九天的座谈会，但他一直没接到正式材料，今天却看到这份文件，他很想欣赏欣赏这个纪要，看看它究竟是甚么货色。翻开头一页，却是林彪给军委常委的一封信，他不由轻轻地读了起来:
常委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六年来，文艺战线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将这一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
林彪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彭真看了林彪的信，气坏了。这种颠倒黑白的肉麻吹捧和露骨的表态，在他心灵深处激起了风暴。他意识到文化界的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人士，将面临着吴晗一样的厄运，他也很痛心，好像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读完整个《纪要》，他更是忧心仲仲，愁肠百结。林彪究竟想要干什么?他发现，这份《纪要》虽然打印，但不是正式文件。林彪为了达到他的个人目的，这是先入为主，率先表态，然后再征求意见，实际上是强迫军委常委同意，以盗用中央军委的名义下达。彭真随即按了一下电铃，秘书走了进来。
“这个文件，是谁转来的?”彭真问。
秘书说:“是杨司令员派人送来的。他说你兼军区政委，应该让你知道军队文化工作中发生的大事。”
彭真眼睛一热，泪水差点涌出来。多好的同志啊，他们这是也看出了《纪要》的问题，为了使自己了解这一情况，冒着风险给自己送消息的。但自己能顶住这般祸水吗?他苦笑一了一声，摇了摇头。
这时，邓拓轻轻地推开门，走了进来。从他那面目表情上看，显然是也得到了什么消息。他咬着下嘴唇，露出了一排发黄的牙齿，那深陷的双腮和痛苦的模样，活像一个得了重病的老人。他的头上出了冷汗，脸上的肌肉在不住地颤动。
彭真仍跟往常一样，招呼他坐下以后，就微笑着和他搭话。但邓拓看出，老首长的笑容很不自然，是强挤出来的。
“我听说毛主席在常委扩大会上，也把我的名点了，说我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人。”邓拓一字一顿地问道。
彭真没法回答他，他不能不遵守党的纪律，而把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开会的情况告诉他，现在还不到告诉他的时候。但他又不能不给他透点消息，以便让他在受到批判时，不感到突然。他沉吟片刻后，用低沉的声音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希望你都不要紧张。一定要相信党，正确对待误会，严格要求自己，注意健康，不要把身体搞垮。将来你还是会做很多工作的。”
邓拓听了这些话，啥都明自了。他从彭真痛苦的表情中，证实了最近从上海传出的一些消息是真实的。他的呼吸加快了，脸色更加苍白。
彭真拉住他的手，诚恳地说:“邓拓同志，事情并没有最后下结论。我还要再向毛主席解释，希望他能调查研究，改变他的看法。”
邓拓的嘴唇哆嗦着，硬咽着说:“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共写了一百七十一篇文章，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针对着不同的问题写的，请党能全面地审查我。”
“放心吧，将来是会有正确结论的。”
彭真将邓拓送走后，转身对秘书说:“把我和邓拓同志的说话，如实记下来，以便备查。”
秘书不以为然地问他:“事情会有那么严重吗?”
彭真指指桌子上的那些文件，说:“火药味越来越浓了，杀气腾腾，危言耸听，这难道是好兆头吗?我这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组长，恐怕也难当下去喽。”
张春桥翻开了三月二十八日的台历，在空白处写道:“今天，主席接见，汇报工作。”
张春桥虽然和毛泽东接触的次数不是多，但他，已经发现，毛泽东为了证实一个观点，总是要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在谈话时，他会突然提出你意想不到的各种问题来。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就会因破绽百出，而失掉他的信任。按照事先和江青、康生研究的计划，他给毛泽东汇报的主要内容，是邓拓的问题和《汇报提纲》的理论错误，彭真的其他错误由康生汇报，江青只是负责联络工作。
毛泽东在自己的书房里，接待了张春桥。
书房里的书案上，零乱地摆着十几本打开的书;沙发和地毯上，也放着一些书;在四壁的书橱上，排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毛泽东的书屋是个书的世界。他和张春桥握过手后，就指着四周的书问:“有你的多吗?”
张春桥的脸红了，慌忙说:“主席看过的书，比我要多得多，我读的书，怎么能和主席比呢?”
“你是江南大秀才么，读的书当然多喽。不过，书读的太多也没用，太多了，不就成了书呆子了吗?读书要精读，要理解，要会用。这点你比我强些，比如邓拓写了那么多文章，我就没多看，偶然看过一两篇，也没看出什么问题。听说你和文元研究了邓拓同志的大作?”毛泽东把身子往后一仰，眯缝着眼睛问。
张春桥脸上紧张的肌肉，渐渐松弛了些，他一本正经地说:“主席高瞻远瞩，看问题比我们要深得多。邓拓的文章，是小姚发现的早啊，他看出不少问题。我拿来一看，也是不得了啊。”
“不要说的那么玄乎，你举例看看。”
“一九六一年是我国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一年，也是国内外反动派猖狂反华最凶的一年。就在这种关键时刻，吴晗、邓拓、廖沫沙结成‘三家村’，配合帝、修、反，恶毒地进行反党活动。邓拓作为《前线》的主编，跳得最高，是个挂帅人物。他在这年四月十三日发表的《堵塞不如开导》一文中，隐射党中央不民主，是‘堵塞事物运动发展的道路’，‘注定会失败’。又于，四月三十日抛出《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一文，赤裸裸地攻击我党不‘爱护劳动力’，要我们放弃大跃进。”
毛泽东不由得“啊”了一声，脑海里突然想起一九六O年六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情景来。赫鲁晓夫曾拍着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肩膀，以教训的口吻说:“毛泽东现在想学斯大林，压制民主，搞独裁啊!中国的大跃进，实际上是劳民伤财嘛。”莫非邓拓也同意赫鲁晓夫的观点!他不由地在心中打了个问号，神色逐渐严峻起来。
张春桥继续煽风:“邓拓在《交友待客之道》一文中，鼓吹要‘学习’、‘团结’比自己强的国家。《从三到万》一文里，又骂什么‘如果自命不凡，看到入门很容易，就把老师踢开，那么，他就什么也学不成。’还是恶毒攻击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要求把修正主义请进门，引狼入室啊!”
毛泽东这时又想起四年前，中国共产党开始同赫鲁晓夫展开论战的时候，赫鲁晓夫诬蔑他“过河折桥”、“忘恩负义”的那些话语，心中的怒火，不由得燃烧起来。
“一九六一年六月七日，吴晗在一篇纪念于谦为名的阴暗文章里，又提出了一个‘诬告’的案件，大大把被‘罢官’的于谦吹捧了一通。说他‘性格刚直’，‘生性朴素’，‘永垂不朽’，特别提出于谦‘名誉恢复了’，‘于谦的政敌都先后失败’，并另外注明他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国防部长。这难道不是别有用心，又是什么?”
毛泽东站起身，迈着细碎的步子，在书房里来回走动起来。他解开灰色衣领上的钮扣，像对张春桥，又像自言自语地说:“吴晗赞扬于谦的话和赞扬海瑞的语言如出一辙，也和赫鲁晓夫们称赞彭德怀的话一模一样，这是偶然的吗?’’他转过身来，发现张春桥停止了汇报，便说:“你继续讲，我听着哩。”
张春桥也站起来异常气愤地说:“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五日，‘三家村’抛出了最为恶毒的反共文章《专治‘健忘症’》。它诬蔑党中央领导人患了‘健忘症’，‘见过的东西很快就忘了，说过的话很快也忘了’，‘自食其言，言而无信’，‘喜怒无常’，‘要用一根特制的棍棒’，打击病人的头部，使之‘休克’。这不但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仇恨党中央的语言一模一样，而且它还要把革命者一棍子打死。”
“他们的话简直是放屁!”毛泽东终于暴怒了。他额上的青筋都显示出来，由于过度激动，嘴唇也变成紫色。但他很快又恢复了平静，重新坐回到沙发里。他从茶几上抽出两支大中华，一支递给张春桥，一支衔在自己嘴上。没等张春桥划着火柴递上来，他便点燃了自己的这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他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说:“邓拓，吴晗一定要彻底批判，要把他们反共的嘴脸，彻底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
张春桥笑了一下，说:“我和文元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跟着你革命到底，永不变心。问题是彭真的干扰太大了，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他接二连三地指责我们没和他打招呼，弄得我们很被动。这次，文元和我写批判《三家村》的文章，是不是还要和他打个招呼?”
“打什么招呼?不打!”毛泽东还在火头上，张春桥这几句话，就如火上泼油，使他又不冷静了。“邓拓、吴晗发表了那么多反动文章，跟我们打招呼了吗?中宣部批准了吗?没有。他们反共从不要批准，从不要打招呼，一点气都不透，为什么你们反击右派，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他们打招呼，要经过中宣部批准?他们的老虎屁股，果真摸不得?老子偏要摸!”
张春桥脸上露出欣喜的神色，表示说:“只要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什么都不怕!”
毛泽东站起来，大声说:“你马上通知康生来，我要和他当面谈，一定要撤销那个什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张春桥和毛泽东谈话后，把谈话内容整理了一份材料分送给江青和姚文元，又连夜把康生请到他住的地方，向他传达了毛泽东和他谈话时的指示，并且正式通知康生:明天毛泽东要和他谈话。康生对毛泽东让张春桥通知他的做法，很不满意。张春桥充其量不过是个上海市小小的书记处书记，而他则是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论资格，他比张春桥老得多，张春桥凭什么在他头上发号施令?
张春桥看出了康生的不悦，连忙陪笑解释:“康老，主席和我谈话后，本想立即到你那里去汇报。但考虑到我、文元这次来京，本来就很机密，如果再公开到你家里，让彭真他们知道了，会干扰主席的伟大部署，考虑来考虑去，还是你来我这里方便。”
康生的脸色变得温和了些，他问:“小姚呢?”
“他和江青正修改一篇文章。”
“什么文章?”
“原来只是批判邓拓一个人的。后来经主席提示，江青同志改为《评三家村》，这是继《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后，讨伐修正主义的又一战役。”
“也可以让戚本禹同志写点东西嘛，他的文笔并不亚于文元嘛。”
“那是，那是。”张春桥微微一笑说:“我们已经给他透过风，他完全可以配合。您是我们最敬爱的反修主将，我们当然听你的哟。”
康生不再说什么了，明天毛泽东要和他见面，他得回到家里，和王力再赶写份材料，没等到姚文元回来，他就告辞回去了。
丁一岚拖着疲惫的身子，推开自己的家门。屋子里冷清清的，听不见丈夫的声音，也没看见孩子们，莫非丈夫出差了?这些天，她在电话局里搞四清，每天都是很晚才回家。一推开门，邓拓总是系着围裙，笑盈盈地迎上来，两手打个饭店服务员的手势:“夫人请用晚餐!”说罢就哈哈大笑。唉，也难为他了，身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他每天还得忙家务。可是今天，他到哪里去了呢?丁一岚走进丈夫的书房，摸黑拉着电灯，突然发现桌前边坐着一个人，吓得她大叫一声，头发都几乎竖起来。
“你怎么啦?”听到这熟悉的声音，非常恐惧的丁一岚，心情才平静下来。原来是丈夫，正默默地在写字台前坐着，邓拓看见了妻子，才从椅子里站了起来。
“死鬼，你早回来了，怎么连灯也不拉，吓了我一跳!”丁一岚责怪他说。
邓拓像刚从梦中惊醒似的，问她:“怎么，天已黑了?”
丁一岚“扑哧”一笑:“你呀，简直快成书呆子了，连白天、黑夜，都分不清了。”
邓拓的脸色铁青，指了指写字台前的另一把椅子，低声说:“一岚，你坐下，我跟你商量件事。”
“什么事，你还这么严肃?又不是在机关。”丁一岚笑着，把手中的提包放在桌旁，坐在了他的对面。
“你知道么?再过几天，我很可能也和吴晗同志一样，被定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遭受批判了。”
“啊!你与吴晗一起写《海瑞罢官》啦?”
“没有。但是我和吴晗、廖沫沙一起，合写过杂文，出过《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小册子，他们要从这两本书开刀问罪。唉，现在一搞运动，非要抛出一批人来不可，这是大势所趋，我是在劫难逃啊。”
“这是什么人在搞鬼?我要控告他们!”丁一岚气愤地大声说。
“你小点声，这是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讲的。”
“听说是毛主席讲的，丁一岚吓得捂住了嘴巴。过了好一会儿，她才严肃地问道:“老邓，你要实事求是地告诉我:你和吴晗到底是什么关系?你们是不是策划过反党?”《‘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究竟有没有问题?”
“一岚，你难道不相信我吗?我从小参加革命，两次被捕坐牢，对国民党反动派有刻骨的仇恨，我怎么会反党呢?”邓拓痛苦地说:“我写这些杂文的时候，正是党在困难时期，报刊上提倡读书，总结经脸，我应《北京晚报》的要求，每周给他们写两篇杂文。为了体现出北京地区和晚报的特点，就把这个专栏定名为《燕山夜话》。一九六一年秋天，《前线》也想搞个专拦，我因工作繁忙，就建议编辑部请副市长吴晗同志，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同志，跟我一块儿搞这个专栏。”
“你，你们是怎么在一起研究的?快点讲啊，你告诉我，我也有点底!这么不明不白地背上黑锅，我可受不了!”
邓拓点燃一支烟，猛吸了几口，边回忆边说:“我记得是一九六一年九月中旬，《前线》编辑部通知我们仨到四川饭店聚餐吃午饭，在座的还有三四个编辑。我把搞专栏的打算一说，他们都赞成。吃饭中间，我们东拉西扯，从生活、学习、思想，谈到古今中外历史，凡是杂文应写的范围都谈到了。吴晗问:“这杂文专栏叫什么名称?”我随口就答:‘三人写，就叫《三家村札记》吧’。于是，这个题目就定下来。”
丁一岚听不出什么名堂，着急地说:“这和反党有什么联系?在党的报刊上开办个专栏，这是常有的事，还值得大惊小怪吗?你说说，你们三个人，是不是搞了个‘桃园三结拜’呀!”
“没有的事!”邓拓又想了想，说:“只是在署名的问题上，我们研究了个共同的笔名，叫‘吴南星’。”
“为什么叫‘吴南星’呢?”
“当时廖沫沙主张三个人各署各人的笔名，因为仨人的风格不一样。我主张用个统一的笔名。一个笔名下几种风格，这也算是一种创新吧。我提议我们三个人，一人取一个字。吴晗出‘吴’字。我的笔名是‘马南郁’，出个‘南’字，廖沫沙的笔名是‘繁星’出了个‘星’字。他俩同意了我的意见，这就是‘吴南星’的来历。当时我们约定三个轮流着，每半个月给《前线》供稿一篇，每篇千字，写了许多文章。有什么错误，你找吧。”
丁一岚翻了翻他们三人写的文章汇集，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她不相信地问丈夫:“就凭这些文章，就能定你‘反党’吗?”
“好我的一岚同志哩，吴晗写一出戏，都可以是‘反党’，何况我写了一百多篇文章哩?现在，他们可以随意抓辫子，无限上纲。我就是混身上下长满嘴，也跟他们说不清了。
“天哪!”丁一岚惊叫了一声，就把头埋在两只胳膊里，抽抽噎噎地哭起来。
毛泽东一连三天，都在连续找人谈话。除了和军队的有关人员谈话，张春桥不参加外，毛泽东和其他人谈话，都让他陪着，这无疑是对张春桥的一种莫大信任。
三月三十日的晚土，康生带着整理的彭真等人的材料，向毛泽东汇报了五人小组起草《汇报提纲》和历次开会的经过，但却回避了他同意并在这个文件上画圈的事实。他用非常气愤的口气说:“彭真在炮制《汇报提纲》的过程中，对我是严密封锁的。文件出笼后，又对我搞突然袭击，这一点，王力同志可以证明，后来他也告诉了春桥和江青同志。”
坐在毛泽东左边的张春桥频频点头，连忙说:“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王力同志亲口对我说过这码事。”
江青打着沙发扶手说:“彭真把持下的北京市委可厉害哪，真是针插不进，水泼不通。彭真当了五人小组的组长后，又同陆定一、周扬他们互相勾结，阴一套，阳一套，软一套，硬一套，抗拒毛主席的指示，千方百计地包庇吴晗、邓拓这些坏人。”
康生见两人都给自己帮腔，兴奋得小胡子一翘一翘的，脸涨得像猪肝。他提高了嗓门说:“二月八日到十一日，彭真拟出了《汇报提纲》，拿到常委会上，叫许立群念了一遍，还造谣说主席己经看了，同意了，常委们这才也都跟着同意了。彭真有意欺骗大家，我们都是上当者。”
毛泽东的怒火，难以遏止地在胸中燃烧起来。彭真等人竟然瞒天过海，敢拿党和国家的命运当儿戏，也太无法无天了。他，作为党中央的主席，怎能允许他们这样胡作非为呢?他气愤得几乎是吼起来:“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再包庇坏人，就把他们统统解散!关锋、戚本禹的文章他们扣压了那么久不发，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难道我的话就一钱不值?《汇报提纲》口口声声攻击别人是学阀，其实，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才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我就是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如果他们不改，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张春桥马上表态:“主席的指示和决断，完全正确，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宏伟气魄和革命到底的钢铁意志。这个指示太重要了，也太及时了。”
江青也连忙插话:“建议康生立即找到彭真同志，当面向他传达主席的重要指示，看他下一步怎样表演。此外，我还要报告主席，也告诉大家，三月三十日，也就是今天，中央军委批准了我在上海搞的《文艺座谈会纪要》，命令部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这将对彭真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你们要密切注意他们的动向。”
“江青，你不要乱发指示，康生和春桥是懂得怎样办的。”毛泽东瞪了江青一眼，不高兴地说:“彭真同志还是要帮的嘛。康生同志先找彭真谈谈是对的，劝他立即停止包庇吴晗、邓拓等人，否则，后果是危险的。”
彭真没有料到，林彪很快就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把江青等人搞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转发下去，并且他还听说，这个文件是由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全国大批判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这几天，他几乎天天失眠，心理焦躁不安。但他却硬顶着不开北京市委会，不批判吴晗和邓拓等人的活动。除非党中央作出决定，又否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那个《汇报提纲》，否则，他是决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的。
今天是三月三十一日，彭真听说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康生等人。为什么毛主席就不接见我，了解一下我的想法!为什么他老人家不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对关于大批判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决定!彭真感到很不理解。
这天，康生突然到北京市委来找他。
康生那瘦长的脸上露出得意之色，昏花的眼睛也闪闪发光，像是注射了强心剂。彭真知道这是个不择手段往上爬的小人，心里把他看得一钱不值。碍于情面，还是很客气地接待了他。
“彭真同志，毛主席于昨天和前天两次接见了我，和我进行了长达七个多小时的谈话，还共进了午餐两次，晚餐一次。”康生一开始就炫耀的说。
彭真淡淡地说:“消息我已知道了。”
“主席要我向你传达一下他的意见和指示，并希望你能照办。”康生故意把最后两个字，说得很重很长。接着，他从文件包里取出一个保密记录本，几乎是一字一句地向彭真传达和毛泽东的谈话记录。这些记录，是他和张春桥在晚上用了很大工夫的杰作。他一页一页地翻着本子，讲得很认真，还不断地加些“嗯”字、“啊”字，样子很傲慢。这是他第一次在这个老北京市长面前，表现得这么放肆。
彭真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被动的境地，大火终于烧到了自己头上。他的头脑却更加清醒了。这些刽子手们骗取了毛主席的信任，现在已经赤膊上阵，完全暴露出他们的丑恶灵魂和狰狞面目。他们眼看就要胜利了。自己大不了是被罢官，这有什么可怕的呢?他非常鄙视这些跳梁小丑，他对康生那种洋洋得意的样子非常厌恶，干脆闭上了眼睛。待到康生把毛泽东讲的话传达完了，他才像睡醒似地睁开眼睛。
“彭真同志，我想听听你的态度，这是主席要我问你的。”康生两眼盯着他说。
“我会向毛主席亲自汇报。”
康生碰了个软钉子，并不恼火。他叹了口气，又讨好似地对彭真说:“你早听我的话就好了。早听我的，哪能会出现这种事?其实，小小的吴晗和邓拓，有什么了不起，抛出来不就得了嘛。”
“他是人，不是东西。”彭真反驳他说，“这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抛出去的。”
“可他们是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份子呀。特别是邓拓的那些《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里边黑货多的很，毛主席看了很生气。”
彭真微微笑着说:“奇怪，我怎么看不出来?而且这些年来，我也没听你对我说过嘛。”
康生的脸红得像猴腚，彭真的两道目光像钳子，马上夹住了他。“你怎么不讲了?五人小组开会的时候，我并没有听你讲过《汇报提纲》有什么不对嘛，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时，你也没有说出反对意见。《汇报提纲》报送中央批准时，你还在文件上画了圈。现在你怎么能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呢?”
“彭真同志，我没说出反对意见，并不等放我心里就赞成啊。”康生为自己辩解说。
彭真的脸气得像块白布:“当面不说，背后捣鬼。你康生的这种做法，像个共产党员吗?”
康生显得很委屈:“你冤枉死我了，我也是听到毛主席的指示以后，才转的弯子嘛。这一点春桥、江青都可以作证。你以为《汇报提纲》出了问题，我心理就好受吗?我也同样难过。身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成员，我同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掏出了手帕擦了擦眼睛，又擦了擦眼镜片，说:“彭真同志，现在说什么都无济放事，得赶快布置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这三个人，力争主动。不然，上海的同志再赶到前头，事情就不好说了。”
彭真弄不清楚他葫芦里装着什么药，也无心和他再纠缠下去，就说;“你可以转告毛主席，我彭真几十年来都是坚决站在党的立场上办事的。对主席的指示，我坚决执行。我马上和刘仁同志研究，准一备召开市委全委会，讨论主席的指示，布置批评他们三个人的工作。”
康生走了以后，彭真马上就给毛泽东挂了电话，想跟他直接谈一谈。接电话的人却说:“主席已经离开北京，到外地去了。”怎么找毛主席这么难找?他这才意识到，问题比自己想的更要复杂。
刘少奇在一天之内，同时收到了三份文件:一份是中央军委批准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一份是张春桥于四月一日写的《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还有一份是毛择东对康生等人的谈话要点记录材料。他很谨慎地在三份文件上划上了圈，没有写批语。
“又有了不愉快的事情了?”王光美走进书房，看出他的脸色很阴沉。她随手翻阅了一下桌上的文件，看到了毛泽东批评彭真的几段话，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她问刘少奇说:“这是要拿彭真同志兴师问罪了？”
刘少奇把桌子上的文件收起来，锁进抽屉里，对她说:“这个问题要经中央讨论，在组织没作出结论之前，千万不要乱说。”
王光美知道，凡属一些不应让她知道的一些党中央的事情，丈夫是不让她随便打听的。她给他倒了杯茶水，就出去了。
她刚走出书房，就看见周恩来匆匆忙忙走进院子。他的神色很严峻，肯定是来找丈夫商量重要事情。周恩来问她:
“少奇同志休息了?”
“没有。他正在书房里工作。”
周恩来径直走进书房，刘少奇见他进来，忙给他让座，倒茶。他又把那三份文件取出来。问他:“这些文件，你都看到了吗?”
“我正是来和你商量这些事情的。主席指示中央书记处应立即开会，讨论彭真同志的错误。此外，还要求政治局传阅江青同志的《座谈纪要》，准备以中央的名义，把它批转全国执行。”
刘少奇指了指张春桥写的那几条意见，问:“彭真同志的错误，就是姓张的所说的这几条吗?”
“主席说，让书记处的同志们先揭发讨论，有什么问题，讨论什么问题。我看主席的决心很大，更何况中央军委已经表态，我们再不解决这场文化革命中的失误现象是不行了。我同意主席的意见，先开个会吧。”
“彭真同志知道这些决定了吗?”
“还没有。”
“应该通知他本人，让他思想上有个准备。我们总不能对自己的同志，搞突然袭击嘛。”刘少奇的眼睛望着周恩来，很忧伤地说:“我想让你亲自去和他再谈一次话，让他认个错，赶紧了结这件事。否则拖下去，会更麻烦的。已经出了个罗瑞卿的案子，再出个彭真的案子，就会弄得人心惶惶，这样于党于国都不利。恩来，你说对不对？”
周恩来完全理解国家主席的心情，他很想帮彭真的忙，但已感到无能为力了。他沉重地点了点头，说了声:“我力争把问题解决好。”说完就站起身来和刘少奇握了握手，告辞回去了。
毛择东批评了彭真和《汇报提纲》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北京市委及所属一些单位。人们的思想很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彭真很难再领导北京市的工作。但他毕竟是久经风浪的政治家，他立即给市里一些重要部门和单位打电话:“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是共产党人的纪律。任何人，任何单位，都不得进行违背组织原则的活动!”一连几个电话，就使人心安定下来，把局面控制住了。
这天他觉得很累，回到家里，就在床上躺下了。
突然，电话的信号灯亮起来，一闪一闪的，像是发警报。彭真知道这是来自中央的电话，忙抓起话筒:“噢，是总理……什么?最近就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是针对我的?我有什么错?我要申诉……怎么?你让我严格要求自己，姿态高一点?唉!”
那边“啪嚓”一声，把电话放下了。他感到自己像进了死胡同，再无其他路可走了。
严重，情况非常严重!解放十七年来，他还从没遇到过这种事情。现在祸水殃及的，不仅是他一个人，而是整个北京市委，整个北京市政府。他决不能让那些无辜的好同志们，跟着他一起受连累。
四月五日上午，彭真把《北京日报》社长范瑾、市委书记处书记李琪和刘仁等十几个人召到家里来，在客厅里开会，研究对策。他们谁也对这场来势凶猛的文化革命不理解，不知道当前的学术评论究竟解决什么问题，对北京市委的处境和面临的问题，想不出用什么办法解决，尽管他们提出了各种方案和设想，都不能解决燃眉之急。
彭真对人们拱了拱手，无可奈何地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我今天是请大家来帮忙的。干了几十年的革命，轮到这场文化革命，怎么也跟不上主席了。主席批评我们《汇报提纲》是包庇坏人，我已没法子再说什么了。现在不仅要批吴晗，面且要批邓拓、廖沫沙，硬保是保不住了。我们只能不受任何束缚，大火烧着谁就是谁。《北京日报》只好打头炮了。不过，点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党的历来政策，总不能胡来呀!”
这话说得非常酸楚痛心，在座的人们心里都觉得沉甸甸的，不知该说什么好。
“这么说，《汇报提纲》要停止执行了!”范瑾问他。
“停止执行!”彭真狠了狠心，从牙缝里挤出这四个字。停了好大一会儿，他又补充说:“凡是市委的决定有和中央，毛主席抵触的，一律以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为准。”
范瑾又问:“那么批判吴晗、邓拓，怎么个批法呀!”
彭真回答说:“参考一下兄弟省市的报刊嘛。不过要实事求是，不能无限上纲，也不能乱扣帽子。”说出这些话来，他忽然又后悔了。这还不是那个《汇报提纲》的意思?岂不又要束缚大家的手脚呢?唉，一个正直的政治家，最痛苦的就是讲那些违心的话，他讲不出来。
许立群和吴冷西坐在墙角，正在小声地嘀咕。姚溱抬起头来，冲着他俩说:“喂，大声说，让大家都听见嘛。当初通过《汇报提纲》时，大家都举了手，现在有责任，总不能往、一个人身上推吧!”
“谁往一个人身上推了?”许立群冲着他说:“我们正研究需要不需要向党中央、华北局写一份《关于邓拓同志所犯错误的报告》，这个责任由谁来负责。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同志搞落井下石呀!”
屋了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参加会议的人们，有的闭着眼睛在思考什么，谁也没有说话。大家不时地看彭真一眼，显然是在等着他拿主意。彭真思考了一会，就说:“毛主席和康生、江青他们谈话时说，他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如果我彭真有缺点、有错误，我很欢迎同志们批评。对其他人，也是同样，我已告诉邓拓，让他检查，建议今晚召开市委书记处会议，对邓拓同志进行批评和帮助。但有一条不能让步，邓拓同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希望同志们能认识到这一点。”
参加会议的十七名高级于部，都同意彭真的这一意见。
当晚，北京市委就在市委的会议室里，召开了书记处会议。邓拓毫无表情地朝着西边墙角最后一排沙发走去，那张沙发，是他开会时常坐的地方。他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坐在这里了。
彭真坐在沙发上，面带痛苦的表情看着他。邓拓知道，这位市委书记对自己是非常同情的。他主持和召开这次会，要对自己给予批评和帮助，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不知怎的，他忽然担心起市委第一书记的安危来，觉得他比自己更应受到保护。刘仁和其他同志在会上说了些什么，他一概都没听进去。当彭真同志温和的目光向他示意，让他表态时，邓拓的思想才集中起来，对人们说:“古人常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虽是秀才，但却并不想造反，我是诚心诚意地拥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我自一九六一年以来，先后写了一百七十余篇文章，本意是针砭时弊，想搞好我们党的作风，绝无影射、攻击之意。而且那些文章，都是我有感而发，完全没有他人授意，写出来后，就连彭真同志都没有看过。所以，文章中如果有什么错误，我愿负全部责任。”
不知是谁喊了一句:“邓拓，交待你的问题，不是让你表功!”
邓拓连瞅也没瞅那个人一眼，就又慢条斯理地说:“我到现在还认识不到我的文章中有什么反党的错误，如有哪位同志能帮我实事求是地指出来，我真要感激涕零了。至于错误嘛，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愿意检讨我文章当中的诸如片面性、不准确、不精练、容易引起误解等类的错误，并欢迎同志们多多批
评。”
邓拓表态后，只有少数人发言提出批评，多数人都以沉默的方式表示了自己的意见。最后由彭真作了总结。他说:“邓拓这几年来，虽然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但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他同样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没有很好地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没有宣传好毛泽东思想，这是明显的错误吧?我希望邓拓同志能在这方面好好检查，向中央交一份高姿态的自我批评。”
会后，彭真把秘书叫到自己身边，说:“你和办公室的同志连夜写份报告，说明一下邓拓同志的错误和市委书记处对他的批评意见。注意，一定不要往政治上拉，绝不要有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这类话。”
当彭真走出市委的会议室，正要上车回家的时候，忽听背后有人喊了声“彭书记”。他回头一看，说话的人是戚本禹。戚本禹的脸上挂着令人难以捉摸的笑容，大摇大摆地向他走过来。
“想不到市委书记处，也开会批判起邓拓来了?怎么样，他的态度好吗?”戚本禹带着嘲讽的表情，问他说。
看到他那满脸得意之色，听到他那居高临下的口气，把彭真气坏了。一个小小的戚本禹，凭什么敢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面前，摆出这种架势，这是要落井下石，还是在讥笑我，说我彭真费力不讨好呢?
“这是市委在帮助邓拓同志认识错误，你有意见吗?他的态度，我会向中央汇报的。你代表谁?你有什么资格向我来问这方而的问题?”彭真板着面孔问他。
戚本禹听了这些颇有刺激性的话，并不脸红。他淡淡地一笑，说:“彭书记，我并不是那个意思。我找你，是想告诉你个消息。”
彭真气呼呼地说:“我还没到了靠你的消息过日子的地步!”说完就快步走下楼梯，钻进红旗轿车，“砰”地关住车门，开走了。
江青这几天异常活跃，接二连三地召集会议，把张春桥、姚文元、关锋、王力、戚本禹等人指挥得团团转。她还直接控制着几名记者，让他们收集情报，整理材料，并把材料分送给毛泽东、林彪及政治局的常委们。从二月她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以后，凡是有关学术讨论和文化革命的动态，她都让她掌握的那几个记者，把材料报送林彪。她对关锋说:“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党的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是我最先向主席建议的。我很注意他的讲话和行动，发现他跟毛主席最紧，主席著作学得最好，贯彻主席指示最得力、最迅速。你们都应该以他为榜样，把这场文化革命进行到底。搞好了，你们都是功臣;搞得不好，你们都得掉脑袋。”
关锋听了她的话，吓了一大跳，但还是点着头说:“请江青同志放心，我保证毛主席指向哪里，就跟到哪里，绝不半途而废。”
这天，关锋和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戚本禹，正在一个密室里研究下一步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的具体计划，江青和康生一前一后地走了进来。他们连忙站起来，向他俩打招乎。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江青一边说着，一边坐进沙发里。“毛主席已经着手解决彭真的问题了。主席决定，从四月九日起，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先内部批判彭真，撤销他那个五人小组和《汇报提纲》，并在春桥同志那个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中央的通知，告知全党。现在，我和康老与你们研究一下，如何开好这个会。”
关锋、王力、戚本禹听了，都感到很吃惊:中央书记处开会，怎么还要和我们商量?我们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呀!
只有张春桥和姚文元，从江青的话里，看到了自己的前途上，这不仅意味着毛泽东要让他们管全国的学术界和文化界，而且还意味着要让他们在将来取代中央书记处，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候，已经到了。
江青笑眯眯地说:“待一会，我们的理论家陈伯达也要来和大家见面。你们共同为康老和伯达出出主意，如何在这个会议上放几颗重型炮弹，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毛主席决定，周总理代表中央政治局参加会议，邓小平主持会议，但真正充当主力军的是康老和伯达啊!”
“万一书记处的大多数同志不赞成我们的意见呢?”关锋问她。
“有毛主席嘛。”江青很不喜欢别人在她讲话时插话，她的眉头微微蹙起，说:“至于会议的安排，毛主席已经向总理、小平作了部署，现在是帮助他俩起草一下发言稿，商量一下具体的斗争艺术。我给大家介绍一个人，她很了解彭真的过去，对他最近的活动做了周密的调查。她是我们《红旗》杂志的记者，名字叫程虹。”说罢，她向门口使了个眼色。
这时，门口走进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她很恭敬地向在座的每一个人点了点头，很客气地坐在江青给她指定的沙发上。她打开笔记本说:“最近伯达同志让我到外地查阅了一些资料，调查了彭真同志的一些历史问题，现已查明:他早就是个老右倾，是王明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早在一九三八年春，他就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提出‘在国民革命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国防军队，统一作战、计划和军事指挥’，企图把领导权拱手让给国民党，断送抗日战争。一九三九年，他吹捧蒋介石是‘最有政治眼光的人’，是‘继续抗战的坚固中心’，吹捧‘国民党是第一大党’，‘站在领导地位’，鼓吹‘国共两党之间，要互助、互爱、互让’。他还说‘反对利用困难与政府为难’。他还引狠入室，让国民党在晋察冀边区各县建立国民党反动组织。”
康生转动着眼珠子，一本正经地说:“这就明白了，这就理解了。这就是彭真十七年来，为什么处处和毛主席对着干，在文化大革命中拼命保护邓拓、吴晗这些人的原因。”他摸着下巴，突然又用右手拍了一下茶几说;“我想起来了，彭真在天津被捕过，在北京第二监狱关过，我怀疑他是个叛徒。不，他很像叛徒，我敢肯定他有自首问题，”
康生说出最后一句话来以后，发现人们都用不解的目光看着他，他也觉得自己这样下结论，太武断了，马上更补充说:“不过这个问题，需要调查。这件事，应该严加保密。”
江青立刻插话:“谁透漏了消息，就枪毙他，就凭这一条，就可定他死罪!”
这对爱传播小道消息的关锋和戚本禹来说，无疑是个警告，他们都把头低了下去。
程虹接着说:“彭真在东北时，还反对林彪同志。在炮火连天的时候，他把希望寄托在对国民党的谈判上，他与林枫、吕正操‘桃园三结义’，组成反林彪小集团。毛主席及时发现他的严重错误，撤了他在东北局的领导职务，由林彪同志担任书记，所以彭真同志至今怀恨在心，蓄谋反扑。”
江青朝着人们点点头，拉长声调说:“这下你们明白了吧，就是彭真多年来迫害我，破坏我领导的京剧革命，包庇吴晗、邓拓这些人的历史原因。我建议书记处会议上，由伯达同志讲这个问题，康老则专讲文化革命中他的错误。”
“很好，这个主意很好!”康生双手合掌，高兴地说。
张春桥吐了圈烟雾，问江青说:“听说彭真最近连续召开市委会议，又提拔了他的亲信，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江青的脸色变得铁青，说:“你们知道吗，他这是要在将来推行没有彭真的彭真主义。”
程虹又说:“彭真现在一面让邓拓假检讨，欺骗中央和毛主席，一面‘提拔新生力量，加强领导核心’，阴谋提拔自己的心腹李琪、范瑾、项子明为市委书记处书记，还要再提王汉斌、张大中等人为书记。三月三十一日，刘仁把彭真的小舅子张文松从四清的地方调回，说是要加强市委的阵线。”
康生叫了起来:“这是新动向，应该立即报告毛主席。要不然，这会起连锁反应，他们会从组织上部署力量，来反对我们江青同志，这可麻痹不得啊!”
江青呼地从沙发里站起来，冲着姚文元下令:“你马上以我和康老的名义，给主席写信，把这个情况向他报告。请他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对彭真和北京市委的篡党夺权，严加防范。”
关锋听了她的这些话，觉得很纳闷:江青在党内，究竟是什么地位!现在的党中央，到底是谁说了算呢?
人民大会堂北京厅的摆设，庄严而又古朴。厅内一溜浅色棕色沙发，围成了个弧形的会议图。今天的会议，与往日的会议气氛明显不同。服务员们都拉上了厚厚的窗帘，封闭了通往这里的房间和通道，并且除了指定的人员外，任何人不得在这里走动。
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谭震林、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等人依次坐在一边，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则坐在另一边，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其徐的候补书记和负责记录的人。彭真坐的地方，正好和邓小平对着。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几乎是同时到的，所以开会时间一到，就马上开会了。
这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而召开的一次批判彭真的会议。彭真不说话，只是听着每个人的发言。他从邓小平的开场话里，体会到了党的高级领导人，对自己的真诚关心和帮助。康生的发言，却充满浓烈的火药味，使他非常恼火。康生晃动着又瘦又长的脑袋，批判他说:“彭真同志之所以在文化革命兴起的时候竭力对抗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网罗和包庇邓拓、吴晗这一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其罪恶目的是要复辟资本主义，让彭德怀一伙上台么。彭真你不要不服气，毛主席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吴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样的重要指示，光我就听了七次，你半次也不听。你一手包办，搞了那个《汇报提纲》，矛头分明是指向左派的嘛。”
彭真在笔记本上，一条一条地记下了这位“肃反专家”批判自己的话。他没曾想到，康生对他这么仇恨，竟用对待敌人的语言，恶毒地攻击他。他这才知道，康生是条狼，总觉得康生那身精装的毛料衣服，就像黑色的狠皮一样。
周恩来一直在观察着会场上的气氛和与会者的表情。听了康生的批判发言，除少数人高兴外，多数人都表现出了惊讶和不安。他和颜悦色地说:“彭真同志也可以表示一下态度嘛。你可以申辩，也可以解释。现在是党的会议，有什么话，都可以畅所欲言。他们有批评你的自由，你也有答辩的自由。”
邓小平说:“彭真同志的《汇报提纲》不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我们都有责任嘛。”
没等他说完，彭真就站了起来，他的脸色由于激动，而变得通红，大声说:“首先我要表示，我拥护毛主席对我的批评，我需要认真地反省自己，直到从思想上完全接受了同志们的意见。但我要申明，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也没有反对过毛主席。至于《汇报提纲》的问题，应该由我来承担责任。上面和下面都没有责任。我只是想突出一下毛主席多年来强调的‘放’的方针，让大家多了解各方面的意见嘛，不存在着反党的问题。”
彭真的发言，使会议“卡了壳”、人们谁都不说话了，会场上出现了令人难堪的沉默。与会的多数人，是抱着善良的愿望来参加这次会议的，都有个共同点:非常尊敬毛泽东主席。既然他老人家说《汇报提纲》错了，这个文件就一定有问题!既然毛择东早就指示批判吴晗、邓拓等人，彭真却要包庇他们，这肯定就是彭真同志有问题了。因此，大家不能不批评他几句。谁也不知道这次会议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的结局。人们都觉得康生的那个发言无限上纲，小题大作，彭真对他反驳得也很有力。大家都希望周恩来等党的最高领导人，裁决一下，做出个正确结论来。
这时候，陈伯达站起来了。这位《红旗》杂志的主编很有风度地摘下帽子，把它放在桌子上，从黑色皮包里取出了一叠讲稿。他很系统地报告了彭真在民主革命的各个时期的“错误”，以说明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开展的今天，彭真跟不上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的必然性。他还谈了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时，并提醒大家:党的最大威胁，来自混进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来自邓拓、吴晗、廖沫沙一类的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他们是为国际上帝、修、反推波助澜的最危险分子。
听了陈伯达的发言，人们都惊得目瞪口呆，他们还从来没有听过这种提法。党内竟有那么多修正主义分子?这还了得!大家都交头接耳，纷纷议论起来。
陆定一使劲用手敲了敲自己的脑袋，小声自语道:“天哪，昨日的功臣，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祸首，有了点错误，就想一棍子把人打死。这是党的作风吗?”
周恩来看出了参加会议的书记们的情绪，马上和邓小平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把会议需要讨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草案发下去，宣布今天的会到此结束，明天再继续开。等其他同志都离开会议厅时，他把彭真叫到自己身边，亲切地问:“会议上大家对你的批评，能想通吗?”
彭真一阵大笑，他也想不到自己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竟笑起来，他说:“总理，说老实话，找到现在也弄不清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我既没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也没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更没有反对毛主席的罪行，不过，我保留我的意见。在许多问题上，我尊重大家的批评，坚决执行党的决议。”
周恩来沉下脸，严肃地说:“中央通知的草案是陈伯达、康生等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起草的，你再不能掉以轻心。为了更好地保护一大批同志，你必须立即批判邓拓、吴晗这些人，我给你点时间，至迟在明天晚上，你要召开市委会议，在《北京日报》上公布所谓‘三家村’的材料，掀起批判他们的高潮，这是争取主动的关键一步。”
彭真立刻明白了周恩来的一片良苦之心。这位铁汉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激动的泪水顺着腮流了下来。
“你能这样做吗!请你回答我!”
“总理，能，我能听你的。”彭真大声回答。
“好!只要你这样做了，我可以请示毛主席，再不追究北京市委的责任。”
第二天，彭真向中央书记处请了半天假，召开北京市委常委紧急会，把中央的通知草案让各个常委看了一遍。他说:“现在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只能抢在其他报刊的前面，首先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同志的错误。中央的通知一旦发下去，各地都会批判《汇报提纲》，我们的损失就会更大了。我建议大家先把他们三个人的那些文章都找来，整理一份供大家批评的材料，先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结读者们定下个批判的调子。然后，你们再起草一个很科学的编者按语，最后由我审定。”
刘仁仔细地推敲了两遍中央通知草案，掏出手帕擦了擦头上的汗珠，问:“这份文件，什么时候发下去?”
彭真说:“等书记处会议讨论修改后，再报请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我想用不了半个月，就可以定稿了。毛主席把这场大批判当作了全党的头等大事，每天都了解各地的大批判动态，我们再不积极行动，就会有更多的同志被卷进去。”
刘仁长叹一声:“唉，这是何苦呢?如果把这种精力用在抓生产上，那该有多好啊!”
市委的其他常委，也纷纷点头称是:
彭真在内心理也同意他们的观点，但为了大局，他并没表示什么意见，只是问:“邓拓同志的检查，写好了没有?”
“没有!我问了邓拓儿次，他都说没什么好写的。”刘仁说。
彭真既是反驳，又是劝他说:“你大概记错了，邓拓明明对自己的错误，还是有深刻认识的嘛。我劝大家不要再糊涂了。我们主动批评他们，只是为了帮助他们。为了帮助，必须批评。这是我的决定，也是周总理的决定!”
这天，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在继续开着。
当参加会议的人轮流表完态后，康生突然发现会议室里不见彭真了。他那黑眼睛转动着，下巴往前一扬，问:“请问小平同志，彭真为什么不来参加会议?”
周恩来替他答道:“我让他写检讨去了。看来他听了同志们的批评后，思想上还是受到了很大的触动，愿意重新认识问题，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搞好工作。对此，我们应该给予欢迎。”
康生板着面孔说:“解决他的问题的会议，他不参加合适吗?”
正在这时，彭真在腋下夹着文件，迈着大步走进来。他很抱歉地朝周恩来和邓小平点了点头:“让大家久等了，我参加了一会北京市委常委会，研究了一下在报刊上批评邓拓同志错误的问题。”
康生右食指弹着沙发扶手说:“你先管你自己吧，现在是讨论你的问题和《汇报提纲》的错误，你又操别的闲心十什么?”
彭真正色道:“我现在依然还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我开会落实和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怎么能是操的闲心?难道毛主席的指示是闲事吗?”
“你，你想扣大帽子吗?”康生说。
彭真哈哈笑道:“扣帽子、打棍子，这历来是假左派们的拿手好戏，可惜我彭真还没学会!”
陈伯达气呼呼地从沙发里站起来，大声吼道，“你这样态度，是冲着中央来的，是冲着毛泽东同志来的，你首先要端正你的态度!”
“请你记住。谁要把自己的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他自己也就站在敌人立场上去了。”
“纯粹放屁!”陈伯达骂道。
彭真火了，他拍着桌子站起来，厉声说:“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你们今天如此放肆，究竟攻击的是谁?”
屋子里的空气，紧张得快要爆炸了。直到周恩来站起来严肃地制止，这场激烈的舌战才平息下去。
书记处会议连续开了四天，最后通过如下决定:起草一个中共中央《通知》的文件，批判《汇报提纲》的观点;正式撤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汇报提纲》;成立以陈伯达、康生为首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
四月十三日上午，彭真在北京市委常委会议上正式传达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的上述决定后，人们都感到惊讶，会场上出现了哭泣声。彭真默默地举起了手，叫大家镇静，以议会议开展正常的讨论。
刘仁拍案而起气愤地说:“陈伯达、康生他们，是什么东西?代最近找了他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前几年的几篇文章和件话，他们才是地地道道的王明路线的应声虫，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吹鼓手!他们那些东西，比起邓拓、吴晗、廖沫沙等同志的文章来，不知要黑多少倍，那些东西才是大毒草哩!”
“把它们整理出来，报中央政治局常委!”立刻有人建议。
“对，向中央揭发!”人们纷纷响应。
彭真再一次举起了手，叫大家冷静。他用低沉的声音说:“同志们不要激动，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这次会议的议题。康生、陈伯达他们的问题，我相信将来会有人和他们清算的。现在当务之急的事，是保存我们的力量。舍车马保将帅，这是下象棋时不得不实行的战术，现在我们只得如此了。但康生这伙人的材料可以整，什么时候报中央，则需要选择时机。这时，《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把已经整理好的《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材料》交给彭真。彭真看了以后，郑重地说:“材料差不多了，关键要写个很好的《编者按》。你写时，对邓拓同志的责任要写得含糊一些。写好以后，我要亲自审定。”
“您看这批材料什么时候报上发表?”
彭真想了想说:“四月十六日毛主席主持政治局常委会，我看《北京日报》和《前线》就在这一天发表这些材料吧，也给他老人家一个安慰。”
“那您什么时审查《编者按》?”
彭真用目光和刘仁等人交换了一下意见，说:“最迟十五日，不，明天就把《编者按》的草稿结我送来!”
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除林彪请了病假外，其徐都到了会。毛泽东讲完对彭真的处理意见后，就静静地观察起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邓小平的表情来。
这时的杭州气候是很温和的，不冷也不热。习习微风从窗户外边吹进来，把毛泽东那略显灰白的头发，吹得微微抖动。房间里鸦雀无声。尽管在座的其他人都料到会处分彭真，但当这位参加革命几十年的战友，突然要从自己的位置上跌落下来时，他们都觉得悲哀和惋惜。
见人们都没发言，毛泽东有些不高兴了。他把身子往后一躺，说:“现在开始表决，凡同意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即撤销所谓《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起文化革命小组的，请举手。”
周恩来稍一思索举起了手，朱德、陈云叹了口气，也举起了一手。会场上出现了几秒钟的停顿，邓小平也举起了手。这时电话铃声响了，刘少奇去接电话，听完电话之后，便把话筒放下了。
“主席，请允许我稍停片刻表态。”刘少奇说:“刚才北京发来传真文件，是四月十六日的《北京日报》。这天的报纸上，全文刊登了供读者和群众批判的材料，这是彭真同志最近的表现，我们是否研究一下报纸后，再表决?”
“需要这样。”邓小平立即表示赞同。
朱德会心地笑了笑，对毛泽东说:“我看再给彭真同志一个机会，也是好的，这是我们党的历来政策嘛。”
毛泽东沉默了片刻，说:“立即把《北京日报》送来。”
刘少奇又挂了电话。几分钟后，秘书就把七份《北京日报》复印件拿进来，分送给每个常委。在茶几上空放着一份，那是该发给林彪的一份。参加会议的人们，立刻就都看起来。
毛泽东飞快把报纸的三个版面看了一遍，大声说:“这是假批判!你们听，‘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这是错误的。其原因是我们没有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头脑中又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他们把持着这两块阵地，发表了那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难道只是个什么‘丧失警惕’、‘没有及时批判’的问题吗?彭真同志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玩弄了这么一个假批判，真包庇小计谋。我看，中央办公厅应该发个通知，各地报刊都不能转载。”
刘少奇缓缓地抬起头，诚恳地望着毛泽东说:“主席，北京市委最早开始批判邓拓、吴晗等人的错误，总是进步吧!现在给他们定为‘假批判’，是否有些……”
毛泽东哈哈大笑了一阵，从茶几上的皮包里取出一大摞材料，说:“你们看看康生、张春桥等人整理的材料，和彭真等人搞的这份材料对照一下，是非就能分清了。现在，你们基本上通过了我的提议。从明天起，我们这个会改为政治局的扩大会议，陈伯达、康生这些人扩进来了，将大局的书记们也扩进来了，有些政治局委员也都请来。我们共同讨论这些问题，集中解决彭真同志的错误。”
昌平县大东流村的田地理静悄悄的，一头牛正在田垄跟前打盹，忽然听见轿车的笛笛声，打了个寒战。但它不肯离开那绿油油的麦田，是微微抬起了脑袋，朝轿车那边的方向摇摇头。它的旁边，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人。脸色白里透黄，日光严峻，服装朴素，脚上穿着白底黑布鞋。为了不让目光晒着，他的一顶宽边草帽拉得很低，把脸全都遮住了。
他就是化名为李明光的吴晗。
社员们都到大队麦场里开大会去了。他请了假，在地头给人们看管工具。他看了这几天的《北京日报》，心里又掀起轩然大波，他没料到，连邓拓、廖沫沙也被点名批判，成了“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主将”，“大量地宣传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卫道士”。而他则成了“一而再、再而三地为被撤了职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明目张胆的反党分子。”连《北京日报》、《前线》杂志也这样批他们，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李明光，你看谁来了?”
吴晗转过身来，见秘书陪着一个人，从轿车那边向着自己走来。那人戴着一顶草帽，也是压得很低，遮住犷他的半张脸。他穿着一件宽大的蓝色上衣和一条用同样布料做的裤子，这套服装与他那清瘦的身子很相称，直到那人走到跟前时，吴晗才看清了他是邓拓。
“天哪，你怎么来了?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把你也抛出来啦?”吴晗迎过来，用沾满泥巴的大手，紧紧拉住邓拓的手。
“唉，老吴，一言难尽!”邓拓回过头看了看，身后没有人。秘书郭星华回到轿车跟前，和司机聊天去了。邓拓把吴晗拉到一边，低声说:“坏了，别说我们，连彭真同志也保不住了。现在，需要我们千方百计地保护彭真同志。”
“啊?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吴晗吃惊地看着他，眼神里充满了焦虑和不安。
邓拓小声告诉了他这一段听来的消息:“毛主席最近在杭州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和常委扩大会，对彭真同志展开猛烈地批判。现在，市委内部也很紧张，有人乘机落井下石，揭发彭真，说他是我们的后台，估计很快就有人来向你索取材料，以诬陷彭真同志。”
吴晗气得脸色通红:“我宁可粉身碎骨，也绝不会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我决不给他们写半个字，去诬陷彭真及其他市委同志!”
“好。这次我来，我是和你商量一下此事。”
“是你自己决定来的，还是别人派你来的？”吴晗问他。
“是我自己来的。”
吴晗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说:“老邓，你们把责任都往我一个人身上推吧，我能担起来。现在，只能牺牲我一人，来保全大家了。”
邓拓苦笑了一声，说:“你以为康生他们这样搞，仅仅是为了把矛头对准你吗?你想错了!批你只是一个突破口，把我们揪出来，也只是他们的一个小战役。他们真正的目标是，对准整个北京市委的。毛主席最近指示:五人小组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就说明了他们的用意。老吴啊，我们千万不能让彭真同志垮了。如果他也像我们这样，那我们可就真的完了。”
“这我就明白了。”吴晗从旁边揪起一把小草，说:“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公布我们的那些材料，供人们批判，实际上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呵!我们不能怪市委了。”
邓拓的眼里涌出了泪花来:“就这样也过不了关哪。四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首都各单位:《北京日报》十六日的编者按语和公布的材料，首都各报都不要转载;各高等学校、各机关、各基层单位，一律停止执行北京市委发的有关大批判的各种文件，说北京市委对我们是假批判、真包庇。”
“那么我们可怎么办呢?”吴晗痛苦地问道。
“我想烧掉自己，照出一些人的嘴脸，用我的心来向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表白，我是无罪的!”邓拓使劲揪着自己的头发，硬咽着说。
吴晗没有听出邓拓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干脆坐在地上，拍拍田垄，招呼邓拓也坐下来。俩人忧心忡忡地在地边坐了一会，谁也没有说话。
突然，旁边传来人们赶牲口的吃喝声，开完会的社员们，陆陆续续地回来了，又开始在地里干起活来。邓拓把草帽往下拉了拉，拍拍吴晗的肩膀说:“我走了，记住我的话:不要连累任何人!”
毛泽东让人拿来这两天所有省、市的报刊，一口气看完了报刊，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所有文章。他发现，各报刊上的批判文章大同小异，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没有一点新东西。他有些不高兴了，站起身来，把一大堆报刊卷起，全扔到墙角里。
桌子上的那台红色电话机，信号灯亮了。
毛泽东抓起了电话筒。他明自，这是来自北京的电话:“报告主席。有重要情况向你汇报。”
“说吧，我就是毛泽东。”
“四月十六日晚上，刘仁召开了市委会，听取各界对《北京日报》《编者按》的反映。会上，第二书记刘仁让张文松、范瑾、李琪等人组织力量，搜集左派材料，把矛头指向康生、陈伯达、江青等同志。会上还决定，凡是群众揭发北京市委书记处的材料，都不登市委《简报》，只复写两份送书记处传阅，以对党中央隐瞒，掩盖他们的问题。”
毛泽东微微一笑，问:“军队有什么动向吗？我指的是北京军区。”
“党中央于4月10日批转了经中央军委批准上报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后，军队正式组织学习。军区的领导人都很重视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掀起了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的高潮，形势很好。”
“很好。”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对着话筒说，“你们转告军委，让《解放军报》根据《纪要》精神写文章。”
“我把主席的指示转告军委，让他们立即执行。还有什么指示吗?”听到毛泽东说“没有了”之后，对方才放下了电话。
毛泽东活动了一下筋骨，理了理头发，推开了窗户。中午的阳光明晃晃的，照耀着位放杭州西郊的湖畔和山川，景色如画，空气新鲜。但毛泽东却没心思来欣赏这里的美丽风景，他有许多事情要做。这两天，他没像往常那样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而把会议的主持人换成了周恩来和邓小平，他只是通过会议的召集人来了解会议情况。因为他还要找许多人谈话，亲自摸摸他们对这次会议的态度。现在，他想听一听康生和陈伯达的意见。
不大一会儿，两个人就进来了。他让他俩坐在了自己的对面。
陈伯达头戴一顶灰色呢帽，穿着一身灰色中山装，戴看一副近视镜，打扮得像个老学究。他一边透过镜片观察毛泽东的表情，一边想着怎样回答他的提问，他扭过脸去看了康生一眼，不由吃了一惊，康生竟闭着眼睛，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这可能是他连夜加班搞材料太累了的缘故吧，陈伯达轻轻拉了他的衣角，他才一醒过来。
“北京市委有什么消息呀?”毛泽东问。
康生大声回答:“刘仁他们到处打探杭州消息，准备和无产阶级较量。我们发了这么多文章，北京依然我行我素，不予理睬。”
毛泽东又问:“政治局常委会的内容，向他们传达了吗?”
“早就传达了，他们没有丝毫动静。”康生说，“北京市委旱就和彭真如胶似漆地粘在一起了，手榴弹也炸不开!”
毛泽东鼻子“哼”了一声，说:“你们把所有揭发彭真的材料，立即给我找来，我要亲自批给北京市委，让他们和彭真划清界限，揭发他的背后活动。”
康生笑眯眯地从皮包里取出七份材料，说:“我也是这么想的，这就叫‘甩石头’。这几份材料，是以说明彭真在各个时期反对主席路线的罪行。这些材料批下去，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毛泽东接过那几份材料，粗略地看了看，又问:“扩大会议上，还有什么揭发出来的问题?”
陈伯达说:“多数人只是重复一下主席讲过的话，并不敢站出来揭发问题。还有人至今捂盖子，想掩盖他们的阴谋活动。”
“谁?”毛泽东脸上立刻出现怒容。
“陆定一、周扬他们!”陈伯达说。
毛泽东火了:“连他们一块搞!北京变成针一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是与他们密切相关的。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但事物总是要朝他们相反的方向发展。他们这样搞，就为他们的垮台创造了条件。”毛泽东站了起来，像当年指挥战争那样，把手一挥说:“这是必然的事情，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一步一步深入的，这是阶级斗争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们都是孙悟空，我支持你们起来，造他们的反。”
陈伯达非常激动，脸上的肌肉跳动着，麻点几乎都快要掉下来:“主席，我保证你指向哪里，我们打向哪里!”
康生老练地笑了笑，说:“关键是要像江青同志、林彪同志那样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样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辨别修正主义。”
“对!”毛泽东拉着他俩坐到一条沙发上。“我赞成鲁迅的意见，经书不可不读，不可多读。不读人家会欺骗你哟。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比如彭真的本质，隐蔽了三十年啊。”
“可党内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看不透他们的真面目，还对彭真寄以幻想，这次常委扩大会上对他没有多少检举、揭发，就是证明啊!”康生说。
毛泽东说:“这个会结束后，紧接着召开政治局扩大会，继续让斗争向纵深方而发展。”
四天后，即四月二十一日上午，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接到毛泽东亲自批来的揭发彭真反党问题的七份材料。毛泽东在批语中要北京市委联系实际，深入揭发彭真的罪行。刘仁看完这些材料和批语后，脸色顿时变得苍白，一场特大的政治风暴正在逼近，想躲也躲不了了。他把文件收起来，装到自己的文件包里，又锁上了锁。随后就给秘书打了个电话，把他叫进自己的办公室，吩咐道:“你通知全体市委委员，明天上午到北京饭店开会。注意，这是一个绝密的会，对任何人不得泄密!”
第二天上午，北京市委委员就全都到北京饭店来了。
刘仁用低沉而又悲哀的声调，向全体市委委员传达了毛泽东批来的材料和按语。他记得他曾交待秘书，不要通知邓拓来，但刘仁在一个墙角里，却看到了他。邓拓还像往常那样，两只眼睛看着主席台，只是神情木然，像是犯了傻。其实，邓拓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坐在主席台前，因为他的职务并没有免。
会议室里没有速记员和工作人员，也没有记录人们发言的磁带录音机。连看门放哨的，都是市委的高级干部。刘仁只带来了个忠诚可靠的秘书王汉斌，让他在会上分发分发文件。他记得，一九四九年他担任地下组织的负责人，正当他被国民党特务追捕的时候，在北平的清华园里，他秘密召开2次北平市委会。在那次会议上，研究了如何策动傅作义先生反蒋起义的事。这是他第二次秘密地召集会议。没想到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他开会也得采取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那种做法，历史真会跟人开玩笑啊!
刘仁念完文件后，人们积压在心中的怒火，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
“毛主席被陈伯达、康生、江青这伙王八蛋糊弄了，解放十七年了，北京人民谁不知道彭真同志对毛主席忠心耿耿，任劳任怨!”
“林彪是个什么东西，在东北时和他意见不一致的人多着哩，难道都是反革命?我不知道整彭真材料的人，安着什么心!”
“我们不知道彭真有什么罪，我们也揭发不出人家任何东西!”
刘仁这个一九二七年入党的老党员，这是第一次看到在党的会议上，人们对党中央的决议如此气愤。他要求人们安静，不要激动，费了好大劲，才让他们的怒火平息下去。
“市委今后怎么办?”郑天翔问。
“我们可以继续整理陈伯达、康生这些人的材料报送主席和各常委。”刘仁心平气和地说，“那些搞阴谋的人，总会被揭露出来的。不管他们是谁，也是逃不掉的。到时候，是非曲直一定能分清。”
“我们现在怎么办呢?”张又松问。
“我们现在必须坚守工作岗位，牢固地团结在一起，严守机密。”刘仁又接着说:“有关彭真同志受到批判的消息，绝不容许传到下面或社会上。”
“你说得很对，刘仁同志。”万里插话说。“这样的消息传到社会上或国外去，会给首都和国家造成很坏影响，很大损失。我认为，彭真同志功大于过，没有什么可否定的东西。至于《汇报提纲》，我现在还认为站得很高，写得很精练，没有多大错误。”
这时，参加会议的人们又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大家都表示同意刘仁的意见。他们都知道，维护彭真的威信与巩固北京市委的团结密切相关。一旦北京市委这个战斗堡垒解体，他们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可想而知的。
当人们在会议室里讨论得正热烈的时候，却不知道在帘帷里正藏着个人，那个人在用一双亮晶晶的眼睛，偷偷地看着他们，听着他们的发言和讲话。
会议连续开了五天。这几天，刘仁都是在痛苦和不安中度过的。他曾七次给杭州挂电话，要与在那里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的彭真通话。每次汀过电话去，接电话的人一语不发就放下了。这说明，彭真在那里的处境，非常不妙!刘仁忧心如焚，简直不知该怎么办好?
当秘书把印有“绝密”字样的文件夹放到刘仁面前，他把文件夹打开以后，头脑才清醒了。他们讨论维护彭真的威信，还有什么用呢?用不着了。这些中央的内部文件里面，全是彭真的所谓“罪行”，除了说他“反党”外，还给他扣上了“大搞独立王国”,“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等一大堆帽子，并且把他同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联系在一起，定为“四家店”。
刘仁原先还想通过整理康生、陈伯达等人的材料，向中央反映情况，把彭真的案翻过来，现在这个希望完全破灭了。他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再这样干下去，不仅不会对彭真有什么帮助，反而会给他帮倒忙。他立刻来了个急刹车，把负责整理材料的人全部召集了来，告诉他们:“你们立即停止整理材料，把所有写的材料全部销毁，谁也不准往外透漏这件事!”
“为什么?”人家都不理解。
“别问了!”刘仁把手一扬，烦躁地说:“你们立即执行这项决定。否则……”后边的话，他没有说出来。
其实，就在刘仁组织人马销毁那批材料的时候，毛泽东早就通过传真通讯，掌握了北京市委开会的详细情况，包括每个细节。
彭真一个人待在杭州市的一问空空荡荡的屋子里，没有任何人陪伴着他。他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清闲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结束时，他被告知:“停职反省。”他只是苦笑了一下，没说什么。其实，这一天的到来，他在一个月前就有所预料。他提出回北京与家里人见面的请求，负责警卫的战士答应去请示。他这才意识到，他已被软禁起来。就这样，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一个公民，不。一个堂堂的北京市市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就失去了人身自由。
再过两天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往常，他都要亲自布置首都人民庆祝五一的节日活动。现在，桌子上只有纸和笔，除了写检查交待问题外，不准再干别的。这种生活，他曾经历过。一九二九年六月，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坐了近八年的牢房。那时，他面对敌人的屠刀和铁窗，视死如归，毫不惧怕。可现在，把他软禁起来的，却是自己的同志、战友和首长，怎能由于在党内有分歧意见，就这样对待他呢?屋门突然被推开了，一个小战士说了句:“首长来看你了!”就不见了。彭真以为是毛泽东或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来了，急忙从床上坐起来迎了上去。
彭真朝来人一看，不由得愣住，心中立刻涌起一股巨大的愤怒来。
进来的人竟是康生!
康生脸像晒干的黄梨一样皱皱巴巴，上嘴唇那修剪得很整齐的小胡子撅撅着，透明的眼镜片后面，两眼射出阴冷的光。他的两手插在风雪衣里，冲着彭真阴险地一笑，没同他握手。当发现彭真已坐到沙发里时，康生的脸上浮现出得意的笑容，问道:“这几天在干什么呀?”
“想问题。”彭真不冷不热地回答。
康生一阵狂笑:“你是想回北京上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吧?你是想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吧?可惜啊，你去不了了。你可以想像，当五月一日的报纸上不见了你的名字时，首都人民，不，全国、全世界，就都会预料到你已完了，垮了，那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形啊?在全国人民声讨“三家村”的时候，不见了北京市市长，你这位第一书记，这不等于宣告了你就是这个黑帮的总后台吗?”
彭真压住了怒火，静观着他那得意忘形的表演，纹丝不动。等康生停止了演说，他才冷冷地说:“你的表演结束了吧?可以走了!”
这话比打他一巴掌还厉害，康生并不感到难堪。他发现他的对手脸上没有半点痛苦的表情，表现得沉稳而又自信。他又后悔刚才的话说得太早了，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他问:“你难道不欢迎我留下来，和你谈谈什么?”
“没有什么可谈的。要谈，我会和中央直接对话的，用不着找你!”
“放肆!”康生这回可是真的被触怒了，他顿时变了脸，说:“我可以提前告诉你:我是新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组长是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是江青，张春桥也是副组长，组员中有你整过的姚文元、关锋、王力、戚本禹这些人，全是你政治上的死敌。你最后的结果与归宿，你能预见到吗?”
彭真带着轻蔑的神色闭上了眼睛，任凭康生在那里大发议论。在康生讲累了，呷茶润嗓子的时候，彭真睁开眼，斜视了他一眼，问他说:“顾问先生，你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临终之时讲过的话吗?你还记得哥白尼在烧死之前，对神父们的回答吗?如果你想起了这些，那你就懂得我该怎样回答你!”
康生把茶杯“砰”地摔在茶几上，吼道:“住口!我不准你继续污辱我们伟大的党，污辱我们敬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
“你错了，”彭真一字一顿地说:“你这个不久前还口口声声尊称我为‘中央领导’的康生先生，现在却反目为仇，给我扣上了‘反党’的帽子。好吧，我可以实话告诉你，真正污辱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正是你们这样的人。尽管你不承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但真理却是要平等地对待任何人的。谁发现了真理，不能靠自封和自夸，而要靠历史去验证。谁是谁非，让历史来回答吧。”
“你顽固不化!”康生咬牙切齿地说，“我要把你这种恶劣的态度向党中央、向毛主席汇报，你这样下去，只能自绝于人民。”
“我将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
“你懂得什么叫政治吗?政治就是阶级斗争，说白了，政治就是你死我活，就是你下我上，我相信党是不会再让你重新上台的。”
“可是你忘记了一条，历史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切愚蠢的政治家，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我劝你还是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吧!”
这些颇有刺激性的话，康生再也听不下去了。他这时才意识到，自己单枪匹马来见他，本身就是一大错误。政治家从来不把一时的得失，看作最终的结局，何况彭真还没有最后定性，要把他完全整倒，自己还要做许多工作呢?现在都把时间耗费在和他的舌战上，岂不是大大的失策，想到这里，康生就站了起来，狠狠地盯了彭真一眼，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五月一日的晚上，天安门广场上礼花腾飞，一片欢声笑语。几十束光彩夺目的灯光照射着天安门城楼，呈现出一派节日的欢乐气氛。但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的一些部门的领导人，心情却并不愉快。他们中有的人在寻找自己熟悉的领导者，想跟他们谈话;有的在悄声说话，打探消息。这天晚上，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客人们和外国驻中国使节，也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欢度节日。
毛泽东身穿灰色呢子中山装，满面春风地站在天安门城楼正中央，不停地和身旁的外国客人说话。当刘少奇跟外宾打过招呼，走到他身边时，毛泽东就说:“五月四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你全面负责主持，我不参加了。”
“为什么?”刘少奇问他。
“我要到外地巡视，处理一些地方上的事情。这次会议大概得开二十多天吧，不管开多久，一定要彻底解决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扬尚昆的反党问题。在会议即将结束时，通过一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个文件我又改了几遍，可以通过了。”
刘少奇的脸上现出为难的表情，说:“主席，这个会议十分重要，我看还是由你主持比较合适。”
“这你就欠妥当了。”毛泽东往他这边靠了靠，侧过脑袋，小声说:“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你主持常委会讨论通过的，让我再主持政治局扩大会撤销那个文件，对你的威信也不利嘛。再说，这次会议的所有决定和文件都已拟定了，并不会发生什么大的偏差，你就放心吧。”
刘少奇不好再说什么。他知道毛泽东的性格:自信而倔强。他决定了的事情，一般很难再推翻，何况是这么重大的事情?他问:“主席什么时候动身?”
毛泽东笑了笑:“就在这两天吧!”
第二天，刘少奇刚吃完早餐，就收到了毛泽东办公室送来的全部文件和会议议程。他看了一下会议的文件和毛泽东对这次会议的安排，眉宇间不禁拧起了个疙瘩。参加会议的共七十六人，其中还包括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人。他们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怎么能参加政治局的会呢?而会议的头一天，竟是听取康生关于《中共中央通知》起草情况的汇报和对彭真揭发批判，他觉得这些安排很不合适，便站起来给毛泽东的住处拨电话。
“请毛主席和我讲话。”刘少奇对着电话筒说。
“你是谁?”电话里传过来的声音清脆悦耳。“我是刘少奇。”
“哦，对不起。毛主席昨天晚上已经乘专机上南方去了。主席说，你有事可直接和总理、小平等同志商量。”
刘少奇慢慢地把电话放下了。显然，如果他仍然要找毛泽东，坚待自己的意见，无疑会给党内的团结造成不应有的损失。何况会议的某些决定，已经得到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的认可，他终于放弃了自己修改会议议程的想法。
五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按照毛泽东的安排，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会议的头一天，康生以《中共中央通知》起草人的身分，坐在会议桌中央，发了一通长篇大论。他说:“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果断地揪出了彭真这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从而保证了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毛主席在《通知》这个伟大文献里，特意加了这么一段:“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同志们，毛主席所说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究意是指谁呢?我看就是指彭真这类人及其他的支持者们。”
康生讲话后，会议转人了讨论和揭发彭真的问题。
这时，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人上下呼应，发言揭发，批判论证，成了会议上最活跃的人物。
与此同时，陈伯达、康生指挥新闻舆论界与他们紧锣密鼓地配合，在全国掀起了一片对“三家村”的声讨声。
五月八日，江青化名高炬，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文章，不点名地批判了彭真的“错误”。关锋则化名何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擦亮眼睛，辨别真伪”一文。
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文章。第二天，又在全国各报刊转载。
五月十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七期又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材料、发言稿、报刊批判文章，连篇累牍地出现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参加者面前，他们只得按照毛泽东的事先布置，按照会议的预定程序一步一步地走下去。五月十一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华北局派宣传部长黄志刚带领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委，接替了市委的领导工作。
五月十六日，参加会议的人员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这时，另一个关键人物粉墨登场了。
他就是林彪。
五月八日上午，身穿草绿色军装的国防部长林彪，在江青的陪同下，眉飞色舞地来到会议室。林彪走到满头银发的刘少奇跟前，伸出长而瘦的手，和他握了握手，很恭敬地说:“你好，刘主席!祝你健康长寿!”
刘少奇有好长时候不见林彪了，几乎每次开会，他都以身体不适为由请假。这次会议并没安排他亮相，因为陈伯达转达了毛泽东的电话，说今天要让林彪讲话，所以他就到会上来了。
林彪稍加谦让，便在主席台前中央席位上就座。他抬起尖削有力的下巴，用浓眉下的那双眼睛，缓慢地扫着参加会议的人们，并向他认识的熟人点首致意，或举手招呼。他的突然出现，使与会的人们都感觉到，这是一位颇有心计的强有力的人物，不可小视。
当刘少奇宣布请林彪讲话时，会场上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
林彪咳嗽一声，清了清嗓子，然后就从口袋里取出讲稿，摆在桌子上，开始了演讲:“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次毛主席召开的常委扩大会，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这次继续解决这个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原来已经解决了，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是查地下活动揭出来的，酝酿了好久，现在一起来解决。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们几个人的问题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这是使我国前进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断的决策。”
人们都用吃惊的、不解的目光看着他，会场上静极了。
林彪一口气讲了古今中外许多政变事例和故事，告诉人们当前的中国正面临着修正主义篡权的危脸，勾划出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图景，以证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刘少奇不断地和邓小平、周恩来交换目光，似乎想提醒林彪注意讲话的分寸。但这已不可能了。林彪越讲越激动，已离开了他的讲稿。他那略带嘶哑的声音，在会议堂里不断回响:“谁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就坚决地把他们打垮……”
邓拓脸色苍白，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里。他把最小的孩子岩岩叫到跟前，一条腿跪在地上，把孩子抱到怀里，说:“爸爸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们，你们不要再受爸的连累了。”
他的孩子们，都用不理解的目光看着他，他们都弄不清楚:敬爱的爸爸一直是领导干部呀，怎么忽然间就成了反革命?
邓拓突然将孩子推开，站起身来，走进他的书房内。他回过头，对孩子们说了句:“你们谁也不准进来!”就把屋门紧紧关住，抽抽噎噎地哭起来。
昨天，他怀着极为痛苦的心情上了班，工作组的负责人找他谈话，让他交待后台，并且指名让他揭发彭真，他以沉默回答了他。今天，又有几个口气很大的人轮番找他谈话，说:“只有你彻底揭发彭真的反革命罪行，才能得到宽大处理。否则，便是死路一条!”他否认“三家村”有什么后台，并表示愿意与彭真当面去对质。
那位工作组的头头冷笑着说:“哼，彭真?他现在还不如你哩!你还有点自由，可以回家，他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了!”
即使一个霹雷打到头顶，也不会比他听到这个消息更感到惊诧。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人家整他们几个人，乃是为了整彭真。现在他们还想从自己口里掏“子弹”，来向他最尊敬的彭真同志发射。卑鄙，真是卑鄙啊!
这时，丁一岚推门进来了。她一见孩子们，就急忙地问:“你们的爸爸呢?”
岩岩战战兢兢地向书房指了指。
丁一岚冲了进去，看见丈夫正俯案疾书。
“你，你还有心思写?”
“我在给市委领导写信。”
“你知道吗?戚本禹的文章里说‘现已查明，邓拓是一个叛徒。’你怎么不辩护?你为什么不辩护?他们说你写文章如何如何，我不在乎，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他们说你是‘叛徒’。”丁一岚哭了起来。“他们的诬陷，我能辩护得了吗?现在，什么字眼最肮脏，他们就会把什么样的字眼往我头上栽，这你还不明白吗?”邓拓愤愤地说。“我两次被捕的情况，抗战初期就在太原向黄敬同志讲了。被捕以后，我的组织联系人和我领导的支部都没有受到牵连和破坏。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的事!这是组织上早就调查清楚，做了结论，写在档案上的嘛?”
丁一岚了解自己的丈夫，知道他是清白的。她看到他的嘴唇在轻轻翕动，隐隐约约地听他说了句什么。他的眼光里含着竭力控制着的愤怒，忧郁的脸上掠过一丝安慰她的笑容。“一岚，”突然邓拓紧紧抓住妻子的手，眼眶里闪出异样的光来:“我想了好久，你和孩子们还是同我先分开一段时间好。家里有姐姐照顾我，不要紧。这样对大家都好。”
丁一岚擦了擦润湿的眼睛，带着满脸痛苦的表情答应了丈夫的请求。她知道，丈夫这完全是为了孩子，为了自己啊!
这天晚上，丁一岚怎么也睡不着觉。有好几次，她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走出卧室，往丈夫在的书房那边瞅。书房里的灯亮着，这一定是丈夫还在给市委写信，写自己的申诉。唉，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祸不知怎的就跑到自己家里来了。到半夜的时候，她才睡着。她做了个恶梦，突然从梦中惊醒，这时候，一种可怕的想法出现在脑际。她披上衣服，就往书房跑。
书房里的灯依然亮着。丁一岚看见丈夫趴在写字台上，眼睛半睁半闭，好像睡着了。她一连喊了好几声，他都没有答应。她不由一愣，赶忙上前去拉他的手。他的手冰冷而僵硬，她仔细一看，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邓拓已经死了，是他的妻子丁一岚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凌晨才发现的。
北京市委派人来整理邓拓的遗物时，看见了他临终前留下的两份厚厚的遗书。其中一份遗书的最后写道: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病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邓拓死了以后，昌平县大流村的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才听到了来自上边的消息:那个自称叫“李明光”的社教工作队干部，原来就是被报纸上点名批判的吴晗，这个应该狠狠批斗的“三家村”黑干将，就住在村里，他们岂能饶了他!人们终于组织起来，狂呼着口号，挥舞着拳头，像咆哮的怒涛，向着吴晗的
住地冲了去……
在一次批斗的时候，彭真从人们的批判发言中，才知道邓拓死了。他的头不由一阵眩晕，两行大粒大粒的泪珠，顺着面颊滚落下来。
天上乌云翻滚，电闪雷鸣，狂风大作。一场撼天震地的暴风雨，就要来了……
(完)